1959年铁米尔套建筑工人骚乱

(这是本站发布的第100篇文章)

20世纪初,帝国总理斯托雷平在卡拉干达地区建立了一座小小的居民点。后来随着人口增长,尤其战争期间流民涌入,逐渐变成叫做“铁米尔套”的城市,哈萨克语意为“铁山”。1950年代政府决定在该市投产大型冶金厂,为此需要大量劳动力。

于是苏联的青年杂志开始刊登当地风光照片和浪漫主义文章,吸引年轻人投身哈萨克斯坦建设新工厂、改造自然环境。结果全苏联(甚至保加利亚)几千名共青团员踊跃到来,他们多数不为挣大钱,而是寻求理想和冒险。

但并非只有热血青年相应号召。前往铁米尔套的还包括国家招工的众多集体农庄农民,以及有前科人员。比如敖德萨就往哈萨克斯坦发送了数百名罪犯和“游手好闲者”,多数是出发前几天刚刚抓捕的。

总之,1959年1月万名工人抵达铁米尔套,直接安置在草原上四面透风的木屋或帐篷内居住。食物匮乏、商品稀缺、医疗不足,就连日用水都是罐车大老远运来的。

建筑工地本身组织管理不善,动辄连续停工数星期,工资也经常被克扣、挪用。无所事事的年轻工人开始酗酒作乐、赌博斗殴,不满情绪快速滋长。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工人居然舒舒服服住着集体宿舍!

虽然上级说应当优待外国人,并保证集体宿舍已经满员,但无法平息苏联工人对不公正待遇的愤恨。帐篷区气氛越来越紧张,终于在1959年8月1日爆发骚乱。

当天傍晚,下班返回的工人又一次遭遇营地饮水不足。众人吵吵嚷嚷走向食堂,却发现食堂也关了。一桶克瓦斯放在屋外,被直接踹翻。激动的人群捣毁食堂门窗,冲进去搜罗食物。警察闻讯赶至破坏现场,工人们一哄而散,几个动作慢的被拘捕。

逃走的人回到帐篷区奔走呼号,召集人手解救被捕兄弟。招工来的集体农庄农民纷纷响应,许多共青团员和前科犯也加入进来。约500人的队伍杀向警察局掀翻警车,但再次被对方合力驱散。

8月2日下午骚乱再起。水罐车终于开进营区,可工人们并不买账,原来前晚被捕的人仍未释放。一时间警察局砖石乱飞,士兵设立的封锁线也被突破。

当天夜里,铁米尔套周边帐篷区的人几乎全体出动。前科犯建筑工带领勇敢的共青团员和农民工占领商店,抢夺店内衣服、食品和杂货。当地卫戍部队尝试夺回商店,双方爆发冲突,工人用仓库警卫的猎枪射击,交火中出现伤员。

一些骚乱工人大喊“当兵的杀人啦~~”,急忙呼叫增援,并在增援掩护下撤出商店,进入已砸烂的集市固守。多名警察、民间纠察队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被骚乱者暴揍。

市领导命令卫戍部队军人射杀无武装骚乱者,但被拒绝,遂决定调动劳改营警卫、边防军校学员和警校学员进行镇压。8月3日傍晚总计一千多人的队伍开进城市,他们再次被要求进行致命射击。

士兵和学员发动进攻后骚乱渐渐平息,许多工人东躲西藏。8月4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执法机关展开大搜捕,一些人驾车遁入草原。官方资料称:镇压骚乱期间11名工人被杀、32人重伤,约190人被捕(包括75名共青团员),经短暂审讯大多释放,仅对42人提起指控,部分判处死刑,后改判15年监禁。警察和军人109名负伤,其中32人受枪伤。

1959年8月5日,曾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飞抵铁米尔套指导工作,开除了多名警察和党员干部。10月22日卡拉干达区委第一书记帕维尔·伊萨耶夫被免职、开除党籍;1960年1月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古拉·别利亚耶夫被莫斯科降职,很快退休。

参与骚乱的工人一星期后重新工作,他们修复了被破坏的街道和房屋,新建了正常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保加利亚籍工人全体离开铁米尔套。

苏联1953-1984年部分社会骚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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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打倒斯大林及其党羽”檄文

1946年9月6日张贴在沃洛格达州基里洛夫区锡济马村的一份檄文

“俄罗斯人民!
我们想要讲述你们生活的真相。无论你是集体农庄庄员,还是林业基干工人,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听好了。各位的兄弟、子女和丈夫,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千百万同胞,他们的牺牲换回什么?你以为是幸福未来吗?不!是腐烂的土豆、是一磅面包半磅糠、是可望不可及的肉和糖、是一勺不见油星的粥糊糊、是从早到晚苦役般的劳作。我们心里清楚,这样讲可能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甚至托洛茨基分子之类。

俄罗斯人民啊!不要相信这种话。真正的人民公敌乃是斯大林及其党羽。正是他杀害了数百万人,正是他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进入森林和泥炭挖掘场、进入作坊和工厂。他要绞碎人民的血肉,只因他的目标是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别指望斯大林改善你的生活,肯定事与愿违!所以你何苦继续忍受这地狱般的折磨?缺吃少睡、衣衫褴褛,不敢讲真话,不敢随意旅行。对啦,兴许这混蛋很快就要禁止我们无证上厕所呢?!

俄罗斯人民啊!如今你们已被割裂了。人人互相监视,争先恐后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走狗告发各种“不法行为”。切不可如此,应当团结,要求合乎人道的工作休息条件,要求落在实处的、而非纸面上的自由。

一切敢于斗争斯大林及其党羽的人——团结起来吧!坚持不懈进行宣讲工作,破除浮言粉饰,教那些被驱赶得心惊胆颤的人们看清生活真相,告诉他们日子何以如此,罪魁祸首是谁。

俄罗斯人民啊!我们目标是:将斯大林及其党羽驱离克里姆林宫宝座,解散集体农庄,分配土地、牲畜和生产工具给农民个人使用,作坊和工厂转交工人,令大众享有选择居住地和工作种类的充分自由。之后我们沉默,直到下一次怒吼。

打倒斯大林和他的匪帮!

自由的俄罗斯人民万岁!”

(资料来源:沃洛格达州联邦安全局档案室。В.П.库兹涅佐夫案卷宗,第2卷362页)


附:农民诗

“哎呀感谢斯大林: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既是女人又是男。”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你一头母牛也不给我们留。
可加里宁说: “羊挤奶更多”。

延伸阅读:

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苏联人发表“不当言论”获罪实录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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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首例艾滋病患者是谁?

中央流行病学研究所 格洛索娃教授展示预防艾滋病宣传单,1987

1981年美国首次报道了新发现的绝症:艾滋病。迟至1987年苏联才确认一名病人感染艾滋病,但遗憾的是,此人很可能并非境内首例患者。

起初苏联认为艾滋病是一种“西方病”,流行于卖淫、吸毒高发地区。基于这种认识,苏联官方认为本国同胞无需担心。尽管专家们信誓旦旦保证平安,1988年苏联已经记录了三十余例艾滋病患。

随后几年患者数字稳步增长。据统计:1995年203例、1996年1500余例、1997~1998年约8000例、1999年约20000例。

通常认为苏联首例确诊的艾滋病患者出现在1987年。但根据《内科文献》杂志描述的治疗过程来看,此人1982年就入院求医了。患者名叫弗拉基米尔·克拉西奇科夫,32岁,曾在坦桑尼亚当翻译(儿按:一说当工程师,可能是男同性恋),与当地人有过亲密接触。弗拉基米尔身体出现不适后被迫回国,主诉肌肉无力、大便稀薄、失眠及高烧。他最先被诊断为痢疾,然后是伤寒,最后结论为克罗恩病。治疗一段时间症状减轻,1983年4月患者出院。

四年后弗拉基米尔再次入院,情况明显恶化,腹痛剧烈,而且满身红疹。1987年2月26日对他进行了苏联首次艾滋病毒测试,结果令医生们深感震惊:阳性。此时他早已传染不知多少人了。1991年弗拉基米尔因卡波西氏肉瘤死亡。

由于艾滋病较长的潜伏期,部分专家认为首位患者其实是另一名女病人奥莉加。1978年她从马加丹到列宁格勒求学,考试未通过。但奥莉加没回家,1979年开始频繁跟“莫斯科”酒店的外国客人性交,警察局有她被拘留和淫秽行为的案卷。

随着身体出现各种症状,1985年奥莉加四处求医。1988年8月病情恶化,体重骤减12千克,同年死于肺炎。尸检发现奥莉加的淋巴结几乎彻底坏死,肺、肾、肝脏组织受损及严重衰竭。对尸体验血确认,她感染了艾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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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匪勾结20年的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大案

1970年代伏尔加格勒,商店货架上食品非常紧俏——尽管仓库里香肠、牛奶和黄油堆成小山。怨气冲冲的群众纷纷致信党中央反映情况,检举企业不把食品投放市场,大部分都直接装车运走了。然而这些检举信统统被内务局首长康斯坦丁·伊万诺夫截留,或者丢进废纸篓,或者回信称:“情况无法证实”。

关于此人,让我们从头说起。1942年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十七岁青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以工人分遣队的身份参加保卫战。1943年他入伍成为坦克兵,在布拉格迎来德国投降。服役期间康斯坦丁屡受嘉奖,1950年复员回家,直接分配到警察部门。后来毕业于苏联首批成立的警校之一:伏尔加格勒高级警察学校。

斯大林死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大规模清退老干部、启用年轻有为的新人。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借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1960年出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1969年掌管伏尔加格勒州内务局,官拜警察少将。

自从1960年升官开始,康斯坦丁就逐渐在“黑白两道”平行发展。伏尔加格勒警察学校经常举办先锋模范讲习班,热衷出席的不仅有内务部大员、州党委领导,甚至还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原因很简单:公事结束后一定有盛大招待会,美酒佳肴摆满餐桌,由企业负责人直接配送。

所以自从1970年代初,伏尔加格勒国营商店的货架就开始空了。虽然本市有肉联厂、甜酒厂和糖果点心厂,但此类产品普通人几乎买不到。后来就连基本必需品也从商店消失,但在“某些市场”却十分充足。

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于,所谓“偷拿公物者”数量惊人,他们依靠工作上的便利,蚂蚁搬家似的从工厂往外偷运食品。客观地讲,苏联时代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企业职工零星私占、倒卖公物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在伏尔加格勒,内务局头子包庇下形成的“食品黑帮”分工明确,每个人在盗窃犯罪行动中都有固定角色安排。

早在担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期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就已明示、暗示企业负责人建立一种“互惠关系”。他保证属下警察不追究挪用社会主义财产的罪行,并持续收受稀缺物资作为回报。当他升任内务局首长后,“食物贡品”之外又增加了现金孝敬,“上贡”的人把钱塞进信封,藏到硕大的食品篮里送给他。

这一完整犯罪链条包含数百人:警局长官、企业领导、车间主任、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以及党委干部。本来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及同伙相信官官相护必然万无一失,却未料1986年东窗事发,这桩史无前例的巨大丑闻被揭发出来。

此前苏联从未公开审理将官级别的疑犯,他们会被逮捕、刑讯、处决,全程秘密进行。随着1985年秋天企业领导侵占公物时被抓获,克格勃逐渐查清了整个犯罪链条。之后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舒米林上校和内务局管理科基里洛夫上校相继落网,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的总后台是谁已经一目了然。

警察少将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受到严密监视。他身为内务局局长,竟对危险全无察觉,甚至不知下属被捕,以为他们去度假了、出差了、培训了。1986年5月底伊万诺夫在家中被克格勃逮捕。

六个月后庭审,康斯坦丁因受贿罪、盗窃罪判处十年监禁、没收个人财产。其余同伙分别获得刑期不等的惩罚。审判过程在报纸和电视广泛报道,因为新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消灭苏联的腐败”。

1996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写了一本书,叫《迫害》,讲述他自己对这件大案的说法。2008年3月逝世。

尽管苏联政府坚决否认国内存在有组织犯罪,然而现实生活有力驳斥了这种粉饰言论。苏联境内匪徒大盗层出不穷,造成民众恐惧、国库流失,执法人员焦头烂额。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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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酗酒问题

1930年代苏联国内酒精消费水平低于帝制时期,总体来说社会还比较“清醒”。伟大卫国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这一趋势,斯大林要求伏特加作为前线部队必需品每日供应,各类档案也记载了后方官僚和宪兵警察胡吃海喝的问题。

《罗斯之乐·二十世纪》这本书运用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俄帝国和苏联酗酒问题的许多材料。该书作者认为,1939~1945年是苏联酿酒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如前所述,1930年代酒精生产、消费量皆低于帝制时期。1936年国民人均消费伏特加(白酒)3.6升,1913年为8.1升;1935年苏联伏特加总产量3.2亿升,1913年总产量4.32亿升。而且斯大林1936年研究决定提高葡萄酒酿造量、逐渐削减伏特加产量,计划到1941年葡萄酒产量将比1913年提高四倍,而伏特加产量减少1.5倍。其结果:1940年苏联加工了30万吨葡萄,产出1.35亿升葡萄酒,提前完成计划。

在1939~1940年苏芬战争中,情况起了变化。后来鼎鼎有名的所谓“人民委员100克”其实就出现于这段时期而非伟大卫国战争(其时已成为普遍做法了)。缺乏训练、士气低下的军队不仅被政工干部和督战队(从1942年开始)驱使前进,而且被烈酒烧坏了脑筋。

1939年12月,苏联当局决定“由于卡累利阿和极圈内地区的低温造成部分红军战士冻伤”,从1940年1月1日起为前线指战员额外配发每天100克伏特加、50克油脂,坦克兵配发双倍量,飞行员用白兰地代替伏特加。

这样就很容易计算出,整个作战期间士兵额定饮用36.5升伏特加(73瓶)。

1941年7月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请求斯大林恢复向前线部队供酒。决定自1941年9月1日开始为红军指战员每人每日配发100克伏特加,逢节庆日配发200克。这些节庆日除传统“红色节日”(5·1、11·7)之外,还包括全苏体育节(7·19)、全苏航空节(8·16)、隶属部队组建纪念日等。米高扬甚至想把国际青年节(9·6)也加进名单,被斯大林否决。

后方部队、前线工程部队和伤员(经医生许可)每人每天50克伏特加。即使严格执行此项“低标准”,一年下来也要饮用18升之多。

1943年4月底又决定停止向部队每日配发伏特加,改为特许供应。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和铁道兵开始享受每天100克伏特加。

1942年红军每月消耗45个铁路槽罐车的伏特加。举前线部队为例,1942年11月25日~12月31日卡累利阿前线共消耗36.4万升伏特加、斯大林格勒前线40.7万升伏特加、外高加索前线(当地供应葡萄酒)120万升。

饮酒的部队事实上变得更勇猛。《罗斯之乐》记载了1943年除夕发生在惩戒部队的一件事:战士们钻进掩体喝酒,感觉意犹未尽。其中某个大胆的家伙匍匐爬近德军壕沟,打入一根拴绳木棍。之后战友把一块写着“我给你们毡靴,你们给我烧酒”的牌牌系在绳端,拽至德军壕沟。德国人果然拿酒来换,很快全连的鞋都不见了。

第二天军官下连队贺新年,却见一群跣足醉汉躺卧掩体地上。军官叫醒全连,命令次日天亮前寻回毡靴。战士们别无选择,趁夜色高呼“乌拉”冲入德军壕沟,只肉搏不开枪,凭着刺刀、拳头占领敌方阵地,随后带着毡靴和几箱酒返回。

部队普遍饮酒同样给政府制造了新麻烦——无政府混乱和反苏行为。每个月都会涌现数十甚至数百名不服管束的士兵。1944年7月2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贝利亚提交斯大林、莫洛托夫、谢尔巴科夫(中央委员会)和安东诺夫(总参谋部)的公函描述了一起(典型)案例:“敖德萨兹纳缅卡火车站。15名喝醉的红海军战士在集市斗殴,其中一人——名叫舍洛赫沃斯特——被警察逮捕关押。一段时间后,一群红海军战士闯入警察局,殴打民警并缴械,释放了13名在押人员,包括根据第58条逮捕的15岁犯人普罗霍洛夫。”(译注:苏联刑法第58条即“反革命罪”)

类似情况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以下是贝利亚的部分报告:

“1944年7月7日西南铁路局达尔尼察站,42759号军列。从列车下来的一群醉酒军官袭击了正押送投机倒卖小贩的民警,解散在押人员。一段时间后,醉酒军官团伙再次痛打一名站岗警察并缴械,闯入警局,殴打缴械,甚至企图向局长米古诺夫头部开枪。列车长科列斯尼琴科中校赶赴现场调解无果。在内务部队的支援下,闹事者被全部消灭。”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斯拉维扬斯克站。民警押送投机倒卖小贩过程中,突遭十三名醉酒红海军战士持枪威胁、殴打,并将查没物品归还给小贩。其中一名红海军战士——梅利尼克——用手枪射击重伤一名民警头部,又击伤另一名内务部队中士。该梅利尼克暴力拒捕,当场击毙。其余红海军战士被拘留。”

(儿按:上面两个案例中,“闹事者”或许是出于对所谓“投机小贩”艰难讨生活的同情而动手,未必单纯酒后寻衅。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径直揍警察却不打平民)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红军’站。一列载有二百名投机倒卖小贩和红海军战士的列车进站,停稳后即被特遣队工作人员包围。投机小贩和红海军战士悍然反抗,殴打两名工作人员。内务部队战士被迫使用武器,导致小贩3人死亡、1人受伤。暴行煽动者红海军战士柯西诺夫、科尔舒诺夫等人被捕。事后查明,红海军战士在途中敲诈勒索,从小贩处获取食品和自酿酒,并承诺保护他们免遭警察抓获。”

与前线相反,战时后方酒类匮乏。烈酒只发给政治积极分子,比如“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每月可领到:几米粗布、一块洗衣皂、一千克盐、一升煤油、两瓶伏特加。

当然,即使在战事艰难的饥饿岁月,藏身后方的官僚们也不会亏待自己。例如34岁的武器人民委员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有资格享用烈酒美食,所以:“1942年6月6日向人民委员的别墅交付3瓶伏特加、8瓶精选红酒及香槟酒、1箱啤酒、黑鱼子、香肠、鲟鱼、甜瓜干、柠檬和成套巧克力”。

1942年9月,车里雅宾斯克女居民罗戈夫斯卡娅致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罗扎利娅·捷姆利亚奇卡,信中称:“我在市中央食堂工作两个月期间,亲眼目睹了建设人民委员部、联共(布)州委、州执委举办的各种宴会。如今每一克粮食都贵如黄金,车里雅宾斯克市的领导们身处大后方,不愿共同承受战争之苦。前线血流漂杵,而我们这里,流的却是伏特加。”

于是党中央派员调查车里雅宾斯克干部队伍究竟胡吃海塞了多少好东西。结果发现,在1942年6月1日~10月7日举办的四次宴会中,共吃:680千克面包、616千克肉、122千克干酪、102千克酸奶油、84千克奶油、77千克红鱼子,喝:535升伏特加、133升红酒,外加甜食:135千克大蛋糕、108千克冰激凌、1514个小点心。

读者朋友,你认为该怎样惩罚车里雅宾斯克的蝗虫们?宴会组织者、车里雅宾斯克市执委会代理主席В.Д.巴甫洛夫因“丧失党员警惕性”被宣布严重警告处分,罚款3000卢布(估计这厮今后不会在人前暴饮暴食了)。其他同僚?没事儿!

随着战事顺利,胜利临近,当局开始向后方慷慨供酒,但基本限于干部和专家队伍的中、高级成员。根据人民委员部统计,1945年1、2月份的伏特加配发情况如下:交通运输部门2.5万升、航空部门1.3万升、煤炭部门1.8万升、有色金属部门1.4万升……

1942~1944年苏联新建26(!)座酿酒厂,超过1920~1930年代的新建总数。卷烟厂同样发展迅速,1945年比1940年增加了22%(与之相比,糖厂减少79%、面粉厂减少49%、肥皂厂减少67%)(译注:即毁于战火)。

在零售商品结构中,1940年“伏特加”一项仅占11.8%,1943年已占25.1%,1945年占35.1%。

研究者总结道:“伏特加对战时和战后社会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负面后果,最重要的是大批原本不饮酒者开始贪杯,包括几百万女性和青少年。1920~1930年代上层人士中的清教徒主义被新生贵族的官阶特权体系所取代……”

另外,伟大卫国战争后伏特加的绝对价格(相比平均工资)大幅上涨,当局开始从嗜酒者口袋里榨取钱财。有研究者指出,1939年平均工资331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卢布15戈比;1947年平均工资500~1000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0卢布。也就是说,1939年的收入能买50瓶伏特加,而1947年即便最高水平(1000卢布)也仅能买16、17瓶而已。

醉酒狂热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成为常态,即使战后也未彻底清醒。今天的俄罗斯仍在承受其后果。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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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罗斯军属补贴

我们今日复生,又见光明。
愿上帝,令这战争继续进行。
—— 坦波夫军嫂,1916年。

1877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创立俄罗斯最早的士兵家属补助金计划。他此前主导的兵役改革将“税民兵役制”变为普遍义务兵制。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动员预备役时遇到了问题——当养家男人为信仰、皇帝和祖国浴血奋战,他们家眷何以度日?于是,乡村和城市的地方自治组织承担起战时军人家属保障任务。

此项措施无疑十分重要,使军人家属能够熬过战争,迎接丈夫/父亲回家,或在他们伤残/死亡后领取抚恤金。不过在俄土战争和后来的俄日战争中,这一措施的种种弊端也逐渐体现出来。

首先,补贴按规定只发给“没有足够生活资料的”困难家庭,但谁属于困难家庭似无客观标准,由地方当局斟酌决定。有时一名军嫂会被拒发补贴,只因她“有亲属接济”或“有营生”。其次,补贴的发放依赖地方自治组织财政状况,即使有资格的家庭也可能遭遇迟发或停发补贴,理由是“地方上没钱了”。

鉴于发现的各种问题,帝国政府制订了补助下层军官及其家庭的新法案并提交国家杜马审议。1912年6月25日,在亚历山大二世首创此种制度35年之后,尼古拉二世皇帝签署了该法案。

新法案规定国家承担对军职人员及其眷属的抚恤金、补助金支出。所有被征召军人的家庭皆可获得补贴(口粮),不再需要自证资格。

口粮以现金形式发放,额度为军属生活地区规定食品的价格。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可获得相当于:
面粉:1普特28俄磅(27.8千克)
谷物:10俄磅(4.1千克)
食盐:4俄磅(1.6千克)
素油:1俄磅(0.4千克)
……之现金。

国家宣战后,各地自行确定口粮金额并根据食品价格重大变化随时调整,不准晚于每年9月1日。5岁以下儿童享受半额。城市每月支付一次;乡村每年支付四次(3月、6月、9月、12月),每次付满三个月金额。

补贴发给军人妻子和17岁以下子女,包括17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子女。另外,受军人供养的父母、祖父母、兄弟或姐妹也可获得补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属补贴(口粮)成为民政部门最大支出项目。1914年国库该项拨款1.906亿卢布、1915年6.237亿卢布、1916年11.068亿卢布。整场战争全国被征入伍军人家庭共获得57.15亿卢布补贴。作为对照:战前俄罗斯财政支出预算为33.829亿卢布,1914~1917年间非战争支出总额145.719亿卢布,亦即社会开支的约40%用于发放军属补贴。

战争爆发后各地粮价高涨,补贴金额约在每人每月1卢布64戈比~4卢布90戈比之间。1914年补贴(口粮)平均3卢布,1917年3月1日涨至4.08卢布,1917年9月1日6.84卢布。1914年共一千万军属领取补贴,到1917年3月1日增至两千六百七十万人,1917年9月1日三千六百六十万人——平均每征召100人发放256份补贴。

军人家庭仅靠官方补贴能活下去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表明,这严重取决于居住地和家庭构成。对于无子女军嫂和需要付房租的城市家庭来说,仅靠补贴往往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因此某些富裕城市自战争之初就牺牲地方预算增发军属租房费、取暖费和服装费。公共委员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军人家庭,向有需要者提供食品、住房和取暖,筹办托儿所、庇护所和工坊,协助完成家务劳动,并提供医疗、法律等服务。仅在战争头几个月(截至1915年4月1日),城市、地方自治会和社会组织就贡献了150万卢布的额外援助,约等于国家补贴的5.6%。由于此种援助并非面向全部军属、而只针对有需要的人,因此对后者无异雪中送炭。

然而那些一直仰赖丈夫薪水生活的城市女人仍不得不自谋工作。如果说战前俄罗斯农村人口过多,虽经征召仍有足够劳力,那么城市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就很显著了。于是各行各业充斥妇人,她们成功接替丈夫从事售货员、服务员、各机构职员甚至门卫、售票员或有轨电车司机。这方面应当指出的是,正因为城市劳力短缺,直到二月革命之前雇工薪酬涨幅都是超过物价涨幅的。所以女人出门工作完全符合实际,尽管战时东西贵,但薪资购买力却高于战前。

与此同时在农村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国家补贴起着重要作用。战前的乡村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大部分供应市场的商品出自大型农场。小农户种植、养殖的东西基本自产自销,仅售卖少部分,现金收入相对较低。开战后情况起了变化,农民现金收入显著增加,而支出因酒类停售减少。按照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战争第一年全国农民额外收入12亿卢布、第二年13.65亿卢布、第三年20.76亿卢布——高于战前农产品销售额(18.63亿卢布)。对高级面粉、糖、甜食、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的需求也增长了,村镇零售额相应增加。流向农村的相当一部分“现金”就是国家军属补贴。

如果说战前家庭男人管钱,那么战争时期的军嫂其实是第一次获得自行支配的大额资金(按农村标准衡量)。坦波夫市杜马主席就说:“目前大多数有资格获取补助的女人,除年迈无力者外,每月到手15卢布甚至更多,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弗拉基米尔·格鲁科(著名将军之兄)也讲过类似意见。

某些多子女军人家庭一旦获得补助金,往往自己停止劳动转而雇工。倘若军嫂住在公婆大家庭里,定期领取国家补贴会明显改善她的地位和周围人对她的态度。常有农民一听说要去援助军嫂就拒绝的情况,因为村里人觉得她们拿钱够多,无须救济。

总体而言,正如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家庭保障工作井井有条,国家拨付的补贴和地方资金足够支撑军属日常生活。符合规定的人群多数情况下都能准时足额领取补助金。

再来比较一下帝制时期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军属补助情况,结果很有趣。

革命后向红军战士家庭支付补助金的制度屡经变更,1935年彻底取消,理由是“广大劳动人民物质福祉广泛增长”。(对于这种理由,各位不要忘记:1930年代四分之三的苏联人口居住在农村。1935年国内安定无事,机械化/集体化村庄谷物收获量为每公顷7.3公担,二十年前的1915年是每公顷8.6公担)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第五天,政府开始向入伍军人家庭发放每月现金补贴。

对于无劳动力的城市家庭,第一家庭成员每月补助100卢布,第二、第三家庭成员50卢布,第四成员及之后的无补助。如果家庭中有1个劳动力,比如军人妻子,外加1名无劳动能力者(儿童、老人、残疾人),无资格享受补贴;如果有两名16岁以下儿童,每月100卢布。如果两个无劳动能力的孩子“变成”一个,补贴取消。最后,如果一名劳动力有3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的亲戚,每月再补助100卢布,注意不是按人头发,是总额!才不管你要扶养10个亲戚还是20个亲戚。

上述补贴金额仅在城市执行,农村地区一律减半。

1942年7月城市最高补贴金涨到250卢布(农村125卢布)——仅针对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组成的家庭。有1个劳动力+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的家庭每月200(农村100)。其他家庭待遇不变,虽然物价又上涨了。

仅就有资格领取补贴的家庭构成而言,苏联体制比皇权体制更苛刻。革命前所有军属都能领补贴,而苏联呢,限定无劳动能力者起初最多3人、后来5人,至于那些“仅”1或2名无劳动能力者的“不幸”家庭,没有补贴。

苏联补贴的购买力又怎样?如前所述,帝国补贴的金额是根据自由贸易中某几类商品的价格制定的。战争年代苏联补贴是按照理论上饿不死人的最低标准物价制定的。

商品帝国补贴数量(千克)苏联政府规定每千克价格(卢布)前项理论总价(卢布)市场实际每千克最低价格(卢布)前项实际总价(卢布)
面粉27.82.4066.72451251
谷物4.14.3017.63150615
食盐1.60.480.775080
素油0.413.505.40250100
合计90.522046

如果在苏联真实市场环境中按照“皇帝标准”制定军属补贴,每人最少2000卢布,是苏联实际城市补贴的10~20倍、农村补贴的20~40倍。

帝国补贴尽管有种种缺陷,却足以在战时养活大部分军属。许多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比上前线的一家之主的军饷还高,一些士兵甚至因为补贴不愿返家工作生活。苏联给军人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导致他们挣扎在生死边缘。

1941年6月26日苏联政府决定给入伍军人家庭发放补助金的时候,无人能未卜先知今后的战事会多么艰难。因此这微薄的苏联军属补贴,实乃斯大林主义苏联比俄罗斯帝国更贫穷、革命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诸多例证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法、英、德军人伙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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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姓氏

“朱加什维利”和“采列捷利”来自哪里?亚美尼亚人姓氏和土耳其语有何联系?为什么阿塞拜疆人废除了该国姓氏的“俄式”后缀?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译注:斯大林原名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伊拉克利·采列捷利是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

格鲁吉亚姓氏

民族学家认为格鲁吉亚人姓氏起源于公元7~8世纪,多数取自居住地,少数取自职业、本人名、父名或氏族称号(例如“阿米拉赫瓦利”、“埃里斯塔维”)。

格鲁吉亚姓氏通常由词根+后缀组成,观察后缀往往可知此人祖籍哪个地区或属于哪个族群。譬如格鲁吉亚西部米戈列尔人姓氏多以”-уа”结尾(“托杜阿”、“戈古阿”)或”-ия”结尾(“加姆萨胡尔季亚”、“贝里亚”);拉兹人则以”-ши”结尾(“哈尔瓦希”、“图古希”)。

语言学家辨别出13种常见的后缀变体。在格鲁吉亚大部分地区,包括伊梅列季、古里亚、阿扎里和列齐呼米,姓氏多以”-дзе”结尾,其含义为“儿子”(“贡加泽”、“舍瓦尔纳泽”、“杜姆巴泽”)。1997年统计约有164万人使用这类姓氏。

第二常见的后缀是”-швили”,含义很接近前一种,是“孩子”、“子女”的意思,表示“某人后裔”。1997年统计约有130万人姓某某什维利(“库鲁拉什维利”、“伊列尔达什维利”、“萨卡什维利”),多在卡赫季、卡特利地区。

带”-иани”的姓氏在格鲁吉亚也很普遍,这种“斯万人后缀”颇具格鲁吉亚西部特色。一般认为此后缀代表高贵血统,如“达捷什科利阿尼”、“达季阿尼”和“格洛瓦尼”均系古代王族姓氏。

至于其他格鲁吉亚姓氏来源,部分源于洗礼名:“尼古拉泽”、“格奥尔加泽”、“达维塔什维利”;部分源于伊斯兰教名:如“贾拉果尼亚”就是穆斯林男子名“贾拉尔”(有“伟大”、“统治”意)+格鲁吉亚名词“果尼”(“智慧”、“谈论”)。还有一些姓氏跟动物有关:“罗米纳泽”(狮子)、“朱加什维利”(羊群)。

而跟地名相关的格鲁吉亚姓氏,其最早使用者往往是某个贵戚世家的始祖。比如“采列捷利”姓,其实源于北方同名村庄和堡垒“采列季”。

亚美尼亚姓氏

亚美尼亚姓氏出现相对较晚,起码在19世纪才广泛见于政府文书,因为当时的人口普查必然要登记造册。不过贵族世家早在9世纪就开始用姓了——“马米科尼扬”、“阿尔茨鲁尼”、“阿玛图尼”、“勒什图尼”等。习惯上还会在著名姓氏前加”азг”(“世系”)或”тун”(家族),于是就有了“马米科尼扬世家”或“阿尔茨鲁尼家族”的说法。

平民阶层使用姓氏之前,为区分两个同名的人,可以称呼“阿诺之孙哈伊克”和“加尔尼克之孙哈伊克”,也可根据其特点称呼绰号,如“瘸腿阿玛亚克”或“十二子之父阿纳伊特”。随着社会发展及人口流动,使用姓氏势在必行。

大部分亚美尼亚姓氏源自祖先,外加表明归属的后缀。这种后缀明显经过演化改造,古亚美尼亚语使用”-эанц”,后改用”-енц”。现代亚美尼亚语则用”-янц”,后来又减一个字母,变成”-ян”。

如果早年间某人为表明出身世系,自称“达维杰尼茨”,那么今天就要说“达维德扬”。当然并非全部亚美尼亚姓氏都舍弃了尾音”茨”,19世纪移居俄罗斯的部分亚美尼亚裔就保留着这种后缀。但即使亚美尼亚境内,尤其赞格祖尔地区,还是能遇见“阿多尼茨”、“巴库尼茨”、“卡尔瓦列尼茨”。

虽然最常见的亚美尼亚姓氏多数出自人名,却也不乏“职业名”和“手艺名”,例如“阿茨图赫扬”(面包师)、“沃斯科尔奇扬”(珠宝匠)、“埃基米扬”(医生)、“卡尔塔什扬”(泥水匠),以及关乎个性特征的姓氏——“恰哈特扬”(“奸猾”)、“卡尔奇克扬”(“矮子”)。

亚美尼亚西部居民的姓氏有其独特之处。这部分国土曾属于奥斯曼帝国,所以当地许多姓氏有土耳其根源。例如“杰米尔奇扬”姓源自土耳其语“杰米尔奇”(铁匠)。民族学家列翁·阿布拉米扬指出,字母”ч”在亚美尼亚语中通常表示行当,那么借用土耳其语行当名就会以“奇”结尾,例如“巴尔达科奇”(陶匠),变成亚美尼亚姓氏就叫“巴尔达科奇扬”。

另有少数亚美尼亚姓氏冠以“梅利克”,表明出身显贵,如“梅利克-阿科皮扬”。或冠以“捷尔”,常被宗教人士使用,表示“神甫”或“大主教”,如“捷尔-彼得罗相”。

阿塞拜疆姓氏

阿塞拜疆姓氏约在20世纪初——也就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头几年——才出现。19世纪之前的阿塞拜疆人名由“本名”+“父名”组成,男性加”оглу”或“заде”(均为“儿子”意),例如萨塔尔·奥格鲁;女性加”кызы”(“女儿”意),例如莱涵·古尔邦·克济。

然而,此类名字实际是特权阶层象征,他们同样是在苏联阿塞拜疆成立后率先取得姓氏的人。有一段时期平民使用“两节式名称”,即绰号+本名,比如科恰尔·马梅德(“秃头马梅德”)或乌尊·哈桑(“高个哈桑”)。

阿塞拜疆第一批姓氏基本是以父名或祖父名做基础的。没啥大变化,但合并了表示儿子或女儿的词汇,例如“阿里阿加·瑟利姆兹阿德”。此类姓氏今天仍能见到:扎法尔奥格鲁、萨法尔奥格鲁、拉玛赞兹阿德…… 另外,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少阿塞拜疆人选择俄罗斯化的姓氏:阿利耶夫、萨梅多夫、维兹洛娃、曼苏罗夫……

尽管绝大多数阿塞拜疆姓氏来自父系,偶尔也会见到跟行当相关的,比如“维济罗夫”姓源于“维济尔”(“辩护人”、“维护者”)。

带”хан”的姓氏:塔利什哈诺夫、谷巴哈诺夫、舍济哈诺夫,表明家世尊贵。比如“巴济哈诺夫”姓,即祖上做过“巴库的可汗”。

阿塞拜疆姓氏在国外也有广泛使用者。据格鲁吉亚司法部民事登记局称,2011年格鲁吉亚最常见的五个姓中就有两个阿塞拜疆姓:马梅多夫(25968人)、阿利耶夫(17605人)。

2013年3月阿塞拜疆司法部决定恢复该国姓氏的传统发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某某兹阿德”、“某某奥格鲁”和“某某克济”。司法部解释这项决定时表示,阿塞拜疆姓氏的土耳其语、伊朗语、阿拉伯语词根无法搭配俄语后缀“奥夫”、“耶夫”。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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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切尔卡斯克惨案

1962年6月2日,新切尔卡斯克街头发生枪击惨案。虽然当代人认为“布琼尼厂”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那句轻佻的“吃下水馅饼嘛”直接引燃了群众怒火,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探究。

迟到的改革

多年来,各种书籍、出版物详细描述了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厂大罢工的前后过程,称该厂工人对60年代初普遍存在的食品供给严重不足和各种社会问题早已感到厌倦。

据说耗尽人们最后一丝耐性的事件是,工厂计件工资降低三分之一、全国范围基本食品(肉、肉类制品、食用油等)价格上涨。事实上从1962年1月1日起,除铸钢工人外全厂工人薪酬水平都被重新调整,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时工厂承担着新型交流电力机车”VL80″的生产任务,旧型号VL60(绰号“熨斗”)也在制造中。按照计划,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应当制造完成457台机车,其中VL60型413台、VL8型42台、VL80型2台。

前一年工厂制造了384台机车,全部是VL60型。为完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新生产指令,厂方增购了机床,但一直未能安装到位,连包装都没拆的新设备放在角落睡大觉。

VL80

我们无法指责工厂管理层懈怠懒散,他们其实无力应对繁杂的组织管理任务,因为当时全部精力都投入解决新技术难关了。VL80电力机车相比VL60有着质的飞跃,采用双节重联结构,小时牵引功率6520千瓦,而VL60是4000千瓦。
当时全世界都没有比它功率更高的机车头。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每天向莫斯科汇报工作进度。新型电力机车的投产能够显著提高苏联的铁路货运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会给厂长施加很大压力。

恶性循环

据身边人描述,库罗奇金是一位干练的专家、严厉的管理者,经常发表直率生硬且令人不快的言论。他很清楚型号更新计划会降低生产进度,因为不可避免的需要拆除旧设备、安装调试新设备并培训工人。所以他决定增加劳动强度,简单地说,就是挑选最优秀的工人制造零部件,管理者在旁持秒表监督。短期来看,措施有效。

工作环境


“布琼尼厂”工人的构成比较复杂,甚至有曾因盗窃、流氓行为入狱服刑的人。酗酒现象普遍,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些有知识的工人和工程师曾被借调到莫斯科上班,领略过首都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无须讳言,赫鲁晓夫解冻政策对他们的三观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这几种人最后却因为住房问题携起手来统一战线,就像布尔加科夫说的:“被莫斯科人带坏了”。在新切尔卡斯克,住房问题确实叫人火大,工人工资100卢布,却要掏20~35卢布付房租。而且最糟糕的是,该市并未广泛建设多层公寓。站在工人居住区放眼看,一边是连片临时板房,一边是斯大林楼(管理者专享)。

下水馅饼

1962年6月1日,电台广播关于食品价格上涨的消息,政府在声明中称此项措施是“临时性的”。随即钢铁车间出现自发集会。铸造工被认为是工人中最有特权、收入最高的群体,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工资五月份才降,预计六月还得再降。而现在食品又贵了。愤愤议论声中,厂长库罗奇金步入车间,他光滑的皮肤、突出的双眼使工人们感到一副地主老爷派头。对话调门骤然升高!据在场者回忆,库罗奇金带着优越感挖苦道:“没钱买肉,可以吃下水馅饼嘛。”(译注:有人听到的是“啃”而非“吃”。另有目击者称,厂长接着补充了一句“咱们一起吃”)

第一滴血

无论准确不准确,总之这句话直接令工人们爆发了。压缩机车间紧跟钢铁车间举行罢工,其他车间纷纷效仿。一万四千人聚集在工厂管理处外的广场。铁道线被迅速切断,火车滞留新切尔卡斯克,“萨拉托夫-罗斯托夫”客运线随之瘫痪。起初罢工者提出口号“我们要住房”,接着出现攻击性标语,说什么“杀赫鲁晓夫吃肉”。苏联政府调动坦克和步兵进城,更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次日游行队伍陆续前往市中心包围市委,此时流血牺牲已不可避免。市委大楼内一名叫列普金的士兵被闯入者夺走武器,战友阿齐莫夫遂开枪射击,游行队伍中迅速响起密集枪声……

流血之后

罢工示威期间共26名平民死亡(“克格勃”主席报告赫鲁晓夫称打死23人)、包括35名内务部队士兵在内的87人负伤。七位“新切尔卡斯克暴乱组织者”:亚历山大·扎伊采夫、安德烈·科尔卡齐、米哈伊尔·库兹涅佐夫、鲍里斯·莫克罗乌索夫、谢尔盖·索特尼科夫、弗拉基米尔·切列帕诺夫、弗拉基米尔·舒瓦耶夫被判处死刑,105名参与者被判10~15年徒刑。6月3日事件尚未彻底平息,新切尔卡斯克的商店柜台就摆满了丰富食品,之后建立起较为满意的供应链;大规模住房建设工程亦迅速启动。

鉴于发生大规模骚乱,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罗斯托夫、沙赫特和塔甘罗格等城市派去了140名刑侦人员和领导人员。为了发现和防止无线电爱好者向国外播发不合适的消息,向新切尔卡斯克和沙赫特派去5辆装有无线电接收机和测向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反侦察勤务车。

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重组,库罗奇金被开除党籍、免职,鲍里斯·邦达连科从1963年开始担任新厂长;厂党委书记别列鲁舍夫因玩忽职守被撤职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记入档案。

州党委追究新切尔卡斯克市委书记和市执委主席党的严重责任:市委第一书记洛吉诺夫因对基层党组织,特别是电力机车制造厂党组织领导不力,对干部要求不严,决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并记入档案。第二书记扎哈罗夫和书记奥西片科给予警告处分并记入档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VL80及其改型后来成为苏联和其他国家最受欢迎的电力机车。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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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历史上的7次暴动

“但求上帝大发慈悲,别让世人看到这种毫无意义而又残酷无情的俄罗斯式暴动!”
— А.С.普希金


俄罗斯千年历史中屡屡爆发动乱,本文对其中七次事件做简略介绍。

盐税之乱,1648年

起因
其时俄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连襟鲍里斯·莫洛佐夫(波雅尔)当政,对当时最重要的商品——保存食物的盐——课以重税。此外各级官僚腐败和专横也催生了民变。

过程
1648年6月1日,心怀不满的民众派遣代表团觐见皇帝,遭射击军驱散,16人被捕。次日形势恶化,莫斯科“一片混乱”,许多射击军倒戈帮助市民。

镇压
政府通过向射击军支付双倍薪水,成功分化了反对者队伍,得以对民变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采取报复行动。至7月3日,大部分人被处决。

后果
暴动者焚烧了白城和“基泰格罗德”区域,摧毁了他们最憎恨的大贵族、御前侍臣、书记官和富商的宅院,苛税政策倡导者:莫斯科地方长官列昂季·普列谢耶夫和杜马书记官纳扎里·奇斯特遇害。鲍里斯·莫洛佐夫被皇帝解职,流放到基里洛-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四个月后召回);御前侍臣彼得·特拉哈尼奥托夫被处死。暴动余波一直持续到1649年2月,皇帝终于做出让步:停止追缴欠税、召开全俄缙绅会议通过新的《会议法典》。

铜币之乱,1662年

起因
铜币发行量过大导致贬值,征税却收银币。假币铸造遍地开花。以及对某些统治阶级成员的普遍憎恨(许多人被指控在盐税之乱中有滥权行为)。

过程
民众捣毁了客商绍林的住宅,此人正在全国范围内“敛钱”。数千人启程前往科罗缅斯科耶村寻找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将后者团团包围,其中一位更用手敲打皇帝,迫使他同意展开调查。随后群情激愤的民众进一步要求“惩治叛国贼”。

镇压
皇帝设法脱困后,命令射击军和兵士突袭请愿民众,将部分人逼入河中杀死,余者逮捕。

后果
数百人当场遇害,一些人溺毙。被捕民众有150人处绞刑,剩下的或被鞭打、或砍手脚,打上烙印押送边远地区永久流放。1663年皇帝下令关闭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铜币厂,并在莫斯科恢复银币铸造。

射击军暴动,1698年

起因
射击军对调防边境城市及拖欠军饷不满,加之长途远征精疲力竭、外籍长官压迫太甚,于是部分逃兵勾结莫斯科工商业者谋反。

过程
造反的射击军驱逐了自己的长官,每团推选四人为代表去莫斯科“请愿”。

镇压
当年6月18日,造反队伍在莫斯科以西四十俄里的地方被忠于彼得一世的政府军优势兵力击溃。

后果
6月22日~28日,舍因元帅下令绞死56名造反“主谋”,7月2日74名“逃亡者”押赴莫斯科。随后140人被鞭打和流放,1965人分别送往监狱和修道院看管。1698年8月25日彼得一世回国,立即重启侦查(“大索”),这次共处决约2000名射击军,彼得一世亲自斩首其中五人,悬三尸于索菲亚公主牢房窗外;另鞭打、烙印、流放601名(多系未成年人)。莫斯科射击军的宅院被分配或出售。侦查和处刑一直持续到1707年。最终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未参与造反的十六个射击军团被解散,官兵及家眷撵出莫斯科到其他城市从事工商业。

瘟疫之乱,1771年

起因
1771年瘟疫流行时期,大批信徒和朝圣者试图到“基泰格罗德瓦尔瓦拉城门”的显灵圣母像前祷告,遭莫斯科大主教阿姆夫罗西拦阻。大主教命令封闭捐赠箱、隐藏圣像,遂激起民变。

过程
随着警钟敲响,乱民首先洗劫了克里姆林宫的楚铎夫修道院,次日冲向顿河修道院,杀死躲藏其中的阿姆夫罗西大主教。检疫哨卡和大批显贵人士宅邸被破坏。

镇压
经过三日战斗,骚乱被政府军平息。

后果
逾300名参与者送交法庭,4人判处绞刑,173人鞭打并流放服苦役。斯帕斯基塔楼警钟的钟舌被当局拆除,以防再有人聚众闹事。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遏制瘟疫。

血腥星期日,1905年

起因
1905年1月3日开始的普季洛夫工厂和彼得堡其它工厂罢工行动失败。

过程
彼得堡工人队伍走向冬宫,希望向尼古拉二世皇帝递交关于工人困苦状况的集体请愿书,包括经济、政治方面的要求。此次行动倡议者是自信满满的工会领袖格奥尔基·加邦神甫。

镇压
士兵和哥萨克残忍驱散了工人队伍,过程中使用枪支杀伤示威者。

后果
根据官方统计,事件造成130人死亡、299人负伤(包括多名警察和士兵),其他资料称人数不止于此(高达几千)。皇帝和皇后拨出五万卢布体己钱资助“1月9日圣彼得堡混乱中的死伤人员”。尽管如此,“血腥星期日”之后罢工行动愈演愈烈,自由派反对者和革命组织变得更加活跃——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了。

喀琅施塔得兵变,1921年

起因
1921年2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针对罢工和工人大会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进行武力镇压,并拘捕工人积极分子。

过程
1921年3月1日,喀琅施塔得铁锚广场举行一万五千人(译注:或称一万六千人)大会,提出口号“权力归苏维埃,不归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出席会议,希望安抚人心,但水手们阻止他继续发言。随后加里宁顺利离开要塞,舰队政委库兹明和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被扣押入狱,兵变正式开始。

镇压
布尔什维克当局认为兵变队伍“不受法律保护”,拒绝谈判,甚至捉拿兵变“领导人”的亲属。彼得格勒市、彼得格勒省同时戒严。在无情的炮击和步兵强攻下,喀琅施塔得要塞最终沦陷。

后果
据苏联文献记载,强攻造成527人阵亡、3285人负伤(实际数字可能更多)。一千名兵变参与者被杀,两千多“因伤被俘”,两千多弃械投降,另有约八千人逃往芬兰。事后2103人被处以极刑,6459人(含平民)被判程度不等的刑罚。1922年春喀琅施塔得岛大批居民被强制迁出。

新切尔卡斯克惨案,1962年

起因
由于苏联政府政策失误,国内供给减少,食品价格上涨、工资下降。兼之管理者领导能力不足(厂长库罗奇金对罢工者表示:“没钱买肉,可以吃下水馅饼嘛”)。(译注:即用牲畜肝、心、肾等内脏做的馅饼。另有目击者称,厂长接着补充了一句“咱们一起吃”)

过程
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罢工工人和其他市民1962年6月1日、2日两天在新切尔卡斯克街头集会示威,逐渐演变为打砸骚乱。

镇压
包括坦克师在内的部队进城,向人群开火。

后果
共有45人进入城市医院治疗枪伤,尽管实际伤者更多(官方数据:87人)。6月2日傍晚24人被打死,2人死因不详(官方说法)。虽然当局做出一些让步,但随即展开大规模拘捕和审判。7名“主谋”被处决,其余105人判处10~15年监禁,在重刑犯监狱服刑。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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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都市传说

1.格瓦斯大桶

装格瓦斯的大桶发生事故翻覆,人们在桶底发现巨大的蛆虫(或:绦虫,或:死尸)。

2.外国害虫

外国游客送给苏联儿童糖果(或口香糖),其中含有结核菌或梅毒(或曰:塞了针头或剃须刀片,更邪乎的说塞了鲸须)。

3.外国人把梅毒污染的牛仔裤卖给苏联倒爷。

倒爷再把这些牛仔裤卖给毫无防备的同胞。后来又不说梅毒了,而是一纸包跳蚤或虱子。

4.身染梅毒的黑人深更半夜上街,拿汽水贩售机的公用玻璃杯洗刷患肢或漱口。

5.少先队员红场游行的故事

听说少先队员们正排队齐步向前,忽有外国人往他们脚下吐口香糖,企图打乱队形。

6.老鼠和幼儿园

死老鼠(生病或吃了耗子药)掉进大锅,这口锅正好是幼儿园煮碎米粥的。

7.某男孩玩剪刀刺破双眼。他妈妈慌忙抱着瞎男孩往医院跑,小妹妹在家淹死浴缸中。妈妈回家发现尸体,从十楼跳窗身亡。

爸爸闻讯赶回,看见断气的妈妈躺在沥青路上,闺女没了,儿子瞎了。于是开枪打死男孩,并自杀。

绝户了。

8.生产伪劣食品的故事

往香肠里加卫生纸(增重);伏特加(或黄油)用石油提炼(或锯末发酵)而成。往军人喝的茶里加溴化剂,防止他们思想不稳定擅离职守;往伏特加(或啤酒)加苯海拉明,这样喝得少戒得快。

以及市售的啤酒放洗衣粉——当然是为泡沫更多啦。

9.捡到恐怖香肠(或小馅饼),结果吃出人手指、人牙齿、老鼠腿或老鼠尾。

10.在押犯用电锯造了架直升机逃出监狱。

11.不和谐定位仪——在马路上就能识别你家录像机内有无违禁磁带。

12.传说有人在家观看意识形态有害的《兰博》和《爱你九周半》。该户供电被迅速掐断,没电的话就没法退出录像带了。此外,莫斯科人俗话管录像机叫“维达克”,外省人则叫“维迪克”。

13.苏联有数量庞大的地下工厂,生产各种不可思议的秘密装备。以及所谓坦克在海底行驶的传说(译注:冷战疑案之一),和大西洋水下原子弹仓库的传说。

14.某交警跳到车队前方,车内坐着政治局成员(甚至总书记本人),结果交警被卫士击毙。

更“温和”的版本则说:某酒鬼朝一辆车撒尿,没想到竟是运钞车,人家以为他想抢钱,遂开枪。

15.克格勃机关的“海鸥”轿车装备了火箭弹和大口径机枪,前保险杠覆盖着“獠牙”。

16.“红胶片”

据说有一种特殊的”红外“胶片,可以透过表象看本质、忽略衣服拍裸体。

17.鄂木斯克有一所英语专科学校,师生们身穿纳粹党卫军制服,在法西斯旗帜下游行。结果查明整个学校实际是纳粹组织的地下支部,所有人立刻被捕。老师蹲监狱,学生进少管所。

18.范妮·卡普兰1918年并未枪决,按照“列宁的要求”秘密囚禁,好让她有机会亲眼目睹苏联政府领导下人民的幸福生活。此人以这种方式一直活到约1960年代末。

19.药房收购干燥蚊子,每千克一百卢布。

(儿按:曾有好事者测试发现,一火柴盒蚊子尸体重约570毫克)

20.超级吸血蚊子——在贝阿铁路工地发现被吸干血的尸体。

21.水银天线

这种天线能接收所有频道,但也正是水银让克格勃有所警觉。话说某无线电爱好者花十年时间收集水银(积少成多,将近一公升),制成奇迹天线,可以收听收看全部电视和电台信号。但该天线干扰压制了飞行员和地面调度的通话,爱好者遂被捕,水银天线被毁。

22.每座苏联城市都有被砌死在大厦墙壁中的建筑工人(或基建工程营官兵)。

23.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其实都发去铀矿劳动了,其中某些人的朋友后来见过他们,已经牙齿落尽、重病缠身。

24.某男子买回一千克小鲱鱼罐头。饭桌上打开一看,居然是红鱼子酱!又跑去买十听同样罐头,全是红鱼子酱。此乃安德罗波夫年间很出名的一件轶事。有人说这种罐头是搞所谓“公关”用的。

25.阿拉·鲍里索夫娜·普加乔娃不慎压死自己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克里斯蒂娜·奥尔巴凯特,悲恸难当上吊了。

(译注:各国从来不乏名人死亡的假消息。歌手克里斯蒂娜·奥尔巴凯特生于1971年,至今活着。她妈妈仍健在。)

26.中国毛泽东纪念堂的地毯用一种特殊含磷丝线编织,夜晚发幽光,白天看不见。

27.国内长期盛传,电视主持人瓦莲京娜·列昂季耶娃是中情局特务。

(儿按:以前听说有个叫方静的……)

28·马斯利亚科夫也有类似传言。电视智力测验节目七十年代停播后,社会上开始流传,主持人亚历山大·马斯利亚科夫被判了十五年,因为他和节目团队卷入一桩外汇与黄金诈骗案。

29.“宇宙牌”香烟包装盒上有些小方块和数字。如果把这些数字按照正确方式排列组合,可以换一辆“卡马牌”自行车。

(儿按:不许笑,真有宇宙牌香烟)

30.八十年代初震惊全国的事件

当时大家都在议论一篇报道,说某个在别墅度夏的医生偷偷绑架邻家女孩,切下她的手脚,关进地下室。因为邻居曾这般对待他的狗,所以实行报复。此文章一度引发巨大反响。

31.恶棍去看电影,座位被别人占了。于是坐在后面一排,趁着电影播放时的黑暗,用锥子扎进那名倒霉观众的心脏,一击毙命。

32.莫斯科人坚信,如果你拨打某个特定号码(比如777-13-13),就能开启团体通话模式,大家可以透过持续的短促峰鸣音互相交谈。

33.儿童杂志《穆尔吉尔卡》(或曰:《趣味插画》杂志)收回事件:

某个臭流氓(或曰:一帮在杂志社实习的大学生)夜晚悄悄篡改排版,添加谜语。例如:“哪个棒小伙每天早晨湿滴滴?”(水龙头),“前、后、前、后,咱俩好爽!”(荡秋干),“握持之,挤捏之,它就硬的像芜菁”(扔雪球)等滑稽内容。反正肯定是内部人作案。

34.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之间的某个地方,两名拖拉机手正在田间劳作。忽然拖拉机陷入土坑!下坑一看,原来是战争期间德国人挖的窖洞啊,“皮薄馅大”——有武器、军装和食品。

俩小子头脑发热,决定搞个恶作剧。戴上钢盔、穿上军装,扛着冲锋枪回了村。走进俱乐部,集体农庄正开会呢。他俩仰着下巴大叫:”Hande hoch!”(译注:“举起手来!”)让大家靠墙站好,又喊:“共产党员和政委,出来!”

众人呆立不说话。他俩重复一遍,又拉几下枪栓。不知集体农庄主席还是地方党委书记走了出来,挨个指点老乡:“这个党员,这个也是……”

然后二人押着队伍离开俱乐部走向田野。到了拖拉机跟前,挥手差遣他们往外推。大家一看拖拉机,马上认出俩“假鬼子”是谁了。

警察和国安人员赶至,以“叛徒”的名义逮捕拖拉机手和那位领导。后来给小青年定了“流氓罪”,没关几天就从轻发落放回农庄。至于领导呢,“叛国罪”成立,承担全部后果。

35.某技术学院的几位同学造了一台能印钱的小机器。时值七十年代末,他们决定靠这玩意儿挣外快,推销给格鲁吉亚人吧。

买主来了,当然得验货啊。拿张一百卢布大小的白纸,塞进机器,吱嘎乱响,另一头吐出钞票。买主很满意——是真的耶!

学生们警告说,一次只能印十张,不可贪多,否则机器过热会坏的。最后一万卢布成交。格鲁吉亚人喜滋滋抱着机器回家开始印钞,塞进十张纸,出来九张钱就不工作了。拆开机器,发现里面有个暗匣——只能装十张一百卢布钞票的暗匣!

后来发明家和买主都被抓了。学生们判缓刑(情节不构成犯罪),但格鲁吉亚人无疑属于制造假币,恐怕会吃枪子儿。

36.传说著名体育评论员尼古拉·奥泽罗夫在全国直播节目中厉声狂呼:“进攻,再进攻!射~~~门!!嗨,踢门柱上啦!”

瓦西里·乌特金证实,以上纯属虚构,但流言蜚语传到今。

(儿按:以前听说有个叫黄健翔的……)

37.市井传言,六十年代中期甲壳虫乐队曾以普通游客身份造访彼得堡,他们在火车站(或某个后院)举办秘密音乐会。据说那首著名的“Back in the USSR”就是打这儿来的。这个故事被人反复提起,甚至还有“目击者”。

38.富商叶利谢耶夫家的后人生活在美国,他们联系苏联政府,说当年祖上逃离俄罗斯的时候,在彼得格勒老店藏了一笔财宝。当然,物归原主绝无可能,但此后不久,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叶利谢耶夫商店旧址长时间关门“翻修”。

当局里里外外找个遍,地板都掀了,却一无所获。

后来,年轻的叶利谢耶夫后人再次联络苏联,表示愿意透露财宝位置,并按比例分成。没办法,只好请人家亲自走一趟。继承人抵达后,瞧瞧乱七八糟的老店,指着吊灯微笑说:“摘”。

巨大的枝形吊灯被取下,发现表面覆盖着薄薄一层铜壳,吊灯本身却是用高纯度黄金铸造的。商店很快重新开门营业,却无人再见过那盏大吊灯。

39.美国摇滚乐队“Kiss”的名称其实是“Kinder SS”缩写,或者说“党卫军之子”。

40.日本人在他们的磁带录音机上装了微型发火管,如果企图拆卸后盖,就会爆燃。据说这是为防山寨。而在列宁格勒的故事版本中,日本音响设备都装有特种微型电路,如果你想拆下后盖进行研究仿造,电路就会起火。

41.“迪米斯·卢索斯死啦,Boney M.被枪杀啦!”

这两条流言总是同时出现,形成某种串联。说是Boney M.乐队在南非旅行演出期间,大巴车被种族主义分子拦截,所有人都拖出车外毙了。

而那些年最顽固的流言则是:迪米斯·卢索斯已死。就说死了,仅此而已。

42.苏芬边界被一种特殊雷达时刻监视,任何移动的生物都能探测到。为了欺骗这种雷达,必须在路面上铺满金属箔。那些从芬兰往回背连裤袜的走私者对此深信不疑。

43.1980年代兴建奥运场馆的时候,苏联为芬兰建筑工和游客提供了简化签证制度,所以列宁格勒街头涌现许多芬兰人。

因为当时芬兰有“禁酒令”(这本身就是一条都市传说),芬兰人肯定会在苏联文化之都喝得酩酊大醉。市中心有个所谓三角地:“啤酒店”—“小饭店”—“散酒店”(译注:按杯卖酒的店),可算是芬兰游客专属百慕大。

从芬兰开来的大客车早晨驶抵“啤酒店”,傍晚司机同志到“散酒店”捡回酒气冲天的芬兰“死尸”。

曾经有个芬兰酒鬼和本地酒鬼开怀共饮,一高兴就送出自己的旅游鞋和西装上衣,然后拿走对方的皮鞋、夹克。客车司机来捡尸,其实他也认不全,但芬兰人的鞋子跟苏联款式明显不同。等我们的列宁格勒醉汉朦胧眼一睁,赫然发现同车人都不说俄语!几瓶酒就让他离别了苏联母亲。

估计那芬兰佬也有类似惊喜。

难以想象在边检站交换我国酒鬼和芬兰酒鬼的场面,可以参考一下交换西方间谍的老电影吧。

44.传言说,某位少女或少妇通过熟人花高价买了件进口游泳衣(或曰:是偷偷使坏的外国损友送给她的)。该女穿上泳衣,确实很好看,沙滩上的人们目送她走进海中。

一沾水,坏啦,泳衣竟然变透明了,美丽胴体一览无余,对她而言真是奇耻大辱啊。所以呀,别眼馋什么进口烂抹布,苏联女孩就该穿苏联货!

45.苏联领导人通常不张扬个人生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带着老婆到处炫耀,大概是他黯然下台的原因之一。

但有一次,八十年代初的“时代”节目惊现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两口子的画面。因为当时国内疯传:列昂尼德·“我们的路线”·伊里奇要跟妻子离婚,另娶女歌手柳德米拉·季金娜。

(儿按:以前听说有个叫宋祖英的……)

46.握紧一盒火柴,能够增强出拳的打击力度。

47.自动扶梯坏了,人掉进裂隙,被巨型齿轮磨碎。

48.奥斯坦金诺电视塔内部发现推土机。

居楼不拆楼?所以就留那儿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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