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支持

红军的社会基础一开始就比白军更牢固。依靠工人和贫农阶级，布尔什维克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货币供给。虽然中农阶级和白军、红军都有仇恨，但也被迫抛家舍业去往外省，跟着部队从一个营地奔向另一个营地。

而当群众动员成为白军征兵的基本原则后，他们的部队明显衰弱了，缺乏广泛民众支持导致战斗力严重受损。

另外，内战之初布尔什维克已经编织起恐怖网络，吸收了以前的刑事犯、强盗和匪首。这批人在白军控制地区进行破坏活动，造成很大困扰。

教育程度

如果你多看几部苏联时期的内战电影，就会发现影片中白军军官都是出身显贵的文化人。他们爱听浪漫歌曲，信奉动口不动手，怀念有皇帝的旧俄罗斯。

这种描写无疑太夸张了。

绝大多数白军军官来自平民知识分子家庭，也并非人人识文断字。今天我们可以查阅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接收委员会的档案，仔细看看便知。当年对前白军军官的审查意见指出，他们“历史和地理知识薄弱”、“思路不清晰、头脑欠开发”，出现的错误低级可笑。并且这些人不是普通军官，而是有资格报考学院的最优秀者。我们固然不能说白军军官个个文盲，却也绝非人人“蓝血”。

逃兵问题

今人议论白军最终溃败的原因，往往提到成群结伙的临阵脱逃。这一点无可否认，白军确有逃兵，但规模和动机在战争双方阵营中各有不同。

除个别人铁了心坚决脱离白军外，引起大规模脱逃的原因其实很多。其一，尽管邓尼金军队占据大片国土，但辖民数量并无实质增长（儿按：能种地何必卖命）。其二，白军后方一直有“绿军”（译注：农民武装）和“黑军”活动，都是反白军的，其中部分成员正是白军逃兵。

尽管如此，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红军逃兵其实多得多。1919~1920年，工农红军“自行脱离队伍”者至少260万人，数目远超白军。

盟友援助

协约国干预对白军的援助作用也被显著夸大了。外国干涉武装实际上未跟红军正面对抗，除北方地区的轻微战斗外，在西伯利亚的协约国军队几乎可说是跟布尔什维克默契合作。

那么对白军的所谓支援就仅限于军火。但来自“盟友”的此项供应并非无偿赠送，高尔察克不得不用黄金储备和粮食来交换，所以首先遭殃的还是农民。

从结果看，这场轰轰烈烈旨在恢复“旧”俄罗斯的运动，真正提供的援助微乎其微。举例来说，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装备了千辆坦克，却只拨付邓尼金军几十辆而已。

虽然最后一支干涉武装1925年才被逐出苏联（译注：萨哈林北部），事实上在凡尔赛和约签署之后，外国军队就已经形同虚设了。

被俘者众

不少人相信，白军军官思想十分坚定，宁死不降布尔什维克——可惜这也是无稽之谈。1920年3月仅新罗西斯克一地，红军就俘虏了一万名邓尼金军官，9660名高尔察克军官。

大多数战俘都被红军吸收留用，结果导致红军中充斥大量“前白军”。布尔什维克军事领导层甚至专门规定工农红军各级指挥机构里“前白军”军官人数不得超过25%。“多余部分”或被调派后方，或进军校教书。

俄罗斯全军联盟

1924年8月31日，“维持者”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国外自称全俄皇帝基里尔一世。理论上军队服从皇帝，所以自动归他指挥。

但第二天军队就没了——被彼得·弗兰格尔将军解散，随即成立弗兰格尔本人领导的“俄罗斯全军联盟”（译注：白色阵线海外侨民组织）。说来你可能不信，该组织至今仍存在，纲领基本不变，有自己的网站。

弗兰格尔和布柳姆金

弗兰格尔的人马令苏联最高指挥部深感不安，对他实施过几次暗杀。其中一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923年秋，亚科夫·布柳姆金——杀害德国大使弥尔巴赫的刺客——带人敲响弗兰格尔将军的大门。此人是“契卡”官员，伪装成法国电影摄影师，事先跟弗兰格尔约好上门拍摄。他的设备箱塞满武器，三脚架布包里藏着一挺“刘易斯”机枪。但是这些刺客出现严重失误：敲了几下门。这不是塞尔维亚当地习惯，而且法国早就流行摁门铃了。所以警卫员判断敲门的必是苏俄来客，出于谨慎并未开门。于是刺杀失败。

国家政策

“国家问题”上的失误是白军又一大败笔。邓尼金坚称“俄罗斯的完整和统一”绝无商量余地，甚至不准讨论俄罗斯固有的民族区域自决问题。

后来邓尼金攻克基辅，否认乌克兰独立性的他自然不会跟“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高层及“加利奇军”谈判。于是武装冲突爆发，虽然邓尼金战胜，但他赢的不彻底。白色运动失去了少数民族的支持，其中很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

将军的许诺

白军历史上也遭遇过“犹大”，那就是法国将军莫里斯·雅南——法国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捷克军团司令。他曾许诺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高尔察克安全转移。高尔察克误信雅南之言，抵达伊尔库斯克即被捷克军团扣押。起先引渡给孟什维克的政治中心，随后转交布尔什维克，1920年2月7日被枪杀。雅南背信弃义，人送外号“无名誉将军”。

安年科夫

正如前文所言，白军队伍里并不都是重视荣誉的贵族。某些人纯属无法无天之辈，鲍里斯·安年科夫少将就是其中“佼佼者”。此人之暴虐臭名远扬，例如1918年在西伯利亚镇压起义时残酷屠杀斯拉夫哥罗德、巴甫洛达尔两县的布尔什维克。他搜捕农民代表，砍死87人，许多与起义无关者受刑冤死。村中男子挨刀，女子先奸后杀。而且安年科夫麾下兵员构成十分复杂，包括哥萨克、俄罗斯农民、吉尔吉斯人，以及阿富汗人、维吾尔人、中国人雇佣军——后者隶属满洲独立团，名声最恶，甚至同袍战友都畏惧他们。

高尔察克败后，安年科夫撤往七河地区，越境进入中国。1921年他被逮捕，关押在乌鲁木齐监狱。1924年获释，1926年4月被冯玉祥设计抓获，送交苏联政府，次年枪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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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一架军机坠入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市的学前教育机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然而直到1990年代这桩惨案才广为人知，发生地点早已被掩盖。

致命飞行

1972年5月16日上午12:15分，波罗的海舰队263独立运输航空团的安-24T运输机从加里宁格勒州赫拉布罗沃机场起飞。此次飞行是3天前计划好的，主要任务是检测、校准岸防无线电设备。预定航线：泽列诺格拉茨克市、塔兰岬，科萨市机场降落起飞、契卡洛夫斯克市机场降落起飞，最后返回赫拉布罗沃机场。期间将飞越海面。

起飞约十五分钟后，这架安-24T本应爬升到500米高度，实际一直在50米高度飞行。当飞机越过泽列诺格拉茨克附近海岸线前往塔兰岬时，雷达屏幕信号消失了。

触地坠毁

地面上，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幼儿园的生活一如既往。能安排小孩进入这所幼儿园本身就是身份的象征，家长包括警察局长、交警局长、市委第一书记、法院员工等。12:30分，老师孩子散步回来准备开饭。他们不知道就在那一刻，附近的安-24已经失去高度，飞机在浓雾中碰撞松树顶部，致部分机翼断裂。机长试图拉升未果，继续飞行200米后直接坠入幼儿园。

机身当即四分五裂，燃油泄漏起火，铝片像纸一样燃烧，幼儿园建筑被熊熊烈焰包围。楼内24名3~7岁幼童和3名成人全部遇难，2人幸存，楼外2名路人烧伤。6名机组成员和2名乘客无一逃脱。

事故原因

事发后，莫斯科迅速成立特别委员会紧急赶赴现场调查这起悲剧。委员会称，坠机主要原因是仪表失灵，机组误判飞行高度——黑匣子记录高度表显示海拔150米，但撞树时实际高度低于85米。另外5月16的天气条件不佳，海面浓雾弥漫。

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坠机事故从未进行刑事立案。但有传言：“机组成员中五人的血液检出酒精，因为头天副驾驶过生日，大家整夜饮酒庆祝。军医也是好酒之人，收了一瓶酒，签字同意他们执行任务。”

掩盖痕迹

当晚21:00，飞机碎片和遇难者遗体清理完毕，建筑残骸拆除。5月17日一早，市民们惊讶地发现幼儿园旧址已经变成巨型花坛，土壤被更换，重新铺了草皮和红砖，似乎一切都未曾发生过，只有空气中的煤油味儿经久不散。当局怕部分家属想不开投水自尽，派警察和士兵沿着海岸巡逻。

为避免外界过多关注，幼儿园遇难者葬礼期间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火车被取消，电话线被切断。武装士兵在街面驻守，居民禁止外出。即便如此，仍有近千人赶来送别死者。葬礼现场克格勃禁止摄影摄像，但亲属悄悄拍下了几张照片。另外，德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及时发布了事故消息。

1994年，悲剧现场建起一座小教堂纪念事故遇难者，名单中不包括机上8人。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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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教会史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性时刻，乃是一段斗争和共存的历史。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获胜的第一天起，东正教主教们就面临着一项艰难抉择：或者率领宗教界公开反对无神论国家，或者尝试与新生政权友好相处——尽管其心怀敌意。选择后者当然有利自身，但这并不意味着百依百顺。国内战争（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期间俄罗斯东正教会曾多次愤怒声讨政府的某些行径，例如公开谴责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以及枪杀皇帝全家。

1918年1月19日，经地方神职人员会议批准，吉洪大牧首（Патриарх Тихон）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声明，诅咒制造“血腥镇压”的“狂人们”，尽管他并未直接挑明谁是凶手。

然而吉洪也同样说过：“教会尊重并支持苏维埃政权，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吉洪大牧首文书》，М. 1994，296页）。

国内战争期间大批神职人员成为红色恐怖的牺牲品。

1921年发起了一场没收俄罗斯东正教会财产的战役。

1922年1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通过《关于清算教会财产的决议》。2月23日ВЦИК主席团颁布命令，指示地方苏维埃政权“……没收教会财物，转交各宗教信众使用。将全部金、银、宝石材质的珍贵物品登记造册，挑选其中对祭礼仪式无实质影响的，报送财政人民委员部以赈饥民”。

法庭判处10人死刑，包括彼得格勒和格多夫都主教韦尼阿明（Митрополит Вениамин）、修士大司祭谢尔吉（Сергий (Шеин)）、律师И. М.科夫沙洛夫和Ю.П.诺维茨基教授。他们被指控”传播抵抗苏联政府关于没收教会财产法令的思想，企图煽动内乱以配合国际资产阶级反对苏联政府“。ВЦИК批准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剩余六人改枪毙为监禁。其它被告分获刑期不等的徒刑（从1个月到5年），另有26人宣告无罪。1922年8月12日夜间~13日四名死囚遭处决。

虽然到1920年代末才开始大规模查封教堂，但在这十年间仍有不少因苏联的需要而被迫“改变用途”。

1929年左右，反教会运动进入最悲惨的时期，众多教堂被封，继而被大规模拆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反钟鸣”运动。从1930年钟声被正式取缔开始，几乎全苏联的钟楼都被推倒，大钟被送进熔炉以”支援工业化“。

1929年左右，反教会运动进入最悲惨的时期，众多教堂被封，继而被大规模拆除。

根据非公开的施工计划，每个城市的教堂至少要拆除半数，其余的大部分被“斩首”并改为世俗场所。

1935~1938年是拆教堂狂欢的最高潮，因为正赶上“大恐怖”时期（译注：即肃反运动），数万神职人员被镇压或送往劳改营。

战争前夕的苏联境内教堂几乎消失殆尽，许多大城市里仅剩一座正常运行的教堂。

伟大卫国战争最初几个月的惨败令苏联领导层对待教会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变，意识到其对于保持民众和军队士气必不可缺。于是短时间内重新开放了上千座教堂，神职人员也开始参与公共生活，协助募集资金用于军事装备建设。部分神父甚至拿起武器保卫祖国。

1943年9月8日苏联首次选举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

从战争结束到斯大林逝世的数年内，教会的稳固地位得到保障，作为回报教会也对苏联政府忠心耿耿，并积极参与其各项宣传活动，包括外交。

信徒们被号召为领袖的健康不断祈祷，尤其在他患病到逝世期间。

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教会的最后一轮迫害，这位狂热的无神论者声称：“我们不能把教会带进共产主义”。1960年代初上千座教堂再次被关闭，数百座被拆毁，甚至连杰出的文物古迹也未幸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这时候的教会其实是一种在克格勃严密监视下的“社会保留地”。

(儿按：附录1922~1923年俄罗斯遇难神父不完全统计）

 “……大批俄罗斯神父在1922~1923年间被枪杀或监禁。许多蒙难者姓名已不可考，但还是有部分数字流传下来：

阿尔汉格尔斯克99人罹难

阿斯特拉罕84人罹难

巴尔瑙尔41人罹难

博布鲁伊斯克29人罹难

弗拉季高加索72人罹难

沃洛格达的27人罹难

顿斯科伊97人罹难

叶卡捷琳堡29人罹难

叶卡捷琳诺达尔69人罹难（译注：即克拉斯诺达尔市）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92人罹难（译注：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54人罹难（译注：即伊万诺沃市）

喀山24人罹难

科斯特罗马72人罹难

克雷姆斯克44人罹难

库尔斯克68人罹难

明斯克49人罹难

莫吉廖夫61人罹难

莫斯科36人罹难

下诺夫哥罗德68人罹难

诺夫哥罗德68人罹难

敖德萨191人罹难

鄂木斯克人罹难

奥尔洛夫78人罹难

彼尔姆42人罹难

彼得格勒36人罹难

波尔塔瓦124人罹难

普斯科夫31人罹难

萨马拉61人罹难

萨拉托夫52人罹难

塞米巴拉金斯克12人罹难

辛比尔斯克47人罹难（译注：即乌里扬诺夫斯克市）

斯摩棱斯克62人罹难

斯塔夫罗波尔139人罹难

塔甘罗格36人罹难

坦波夫41人罹难

特维尔94人罹难

图拉61人罹难

乌拉尔斯克49人罹难

乌法28人罹难

哈尔科夫98人罹难

车里雅宾斯克20人罹难

切尔尼戈夫78人罹难

黑海镇37人罹难

仅1922年就有超过8000名神父、修士与修女被枪杀……”——三倍于“911”袭击事件遇难人数。

附录内容摘自纽约出版的《俄罗斯教会史》百科全书，弗拉基米尔·鲁萨克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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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存在期间，总共颁发了12000多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人们通常认为这项国家最高奖是伴随终身的，其实并非一概如此。苏联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获“金星奖章”者被剥夺“苏联英雄”称号的例子，导致这种极端情况的原因通常如下：

变节投敌

背叛国家利益是剥夺“苏联英雄”称号的常见理由。伟大卫国战争中屡有获奖士兵和军官被德军俘虏后变节投敌者，当然，这类人如果再被苏联俘获，都会丧失所有荣誉并处决。我们举众所周知的飞行员谢苗·贝奇科夫为例，他曾摧毁15架德军飞机，荣获两次“红旗”勋章、“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金星”奖章。然而，当他遭高射炮击落、受伤被俘后，却自愿加入弗拉索夫将军的“俄罗斯解放军”对抗苏联。贝奇科夫后来被剥夺全部荣誉并枪决。其他变节者也大都是类似下场。
（儿按：谢苗·贝奇科夫1942年7月曾因飞机失事被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处以五年强制劳动，实际未执行，改为发配前线。同年10月1日军事委员会考虑到战争需要，撤销了贝奇科夫的罪名。这段经历是否促使他日后做出变节决定？不得而知。）

刑事犯罪

后人喜欢把走下伟大卫国战争战场的军人们描述为无所畏惧、无怨无悔的群体。或许绝大部分人确实如此吧，但也有少数特例：饱受战火洗礼的军人获得各种荣誉，甚至包括“苏联英雄”称号，返乡后却久久无法适应和平生活。其中一些人选择加入犯罪组织，继续“战斗生涯”。如果他们被执法部门抓获，就会被剥夺全部荣誉并判刑。

比如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宁，1941年二十九岁的他奔赴前线，经历了整场卫国战争，多次获勋，包括“金星”奖章。复员后，瓦宁显然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先在面包房工作一阵，可能是已经习惯了枪林弹雨冒险生活，遂辞职，多次实施盗窃、强奸和武装抢劫。1947年瓦宁被捕，次年被判十年劳改，1949年剥夺全部荣誉。此后命运不详。
（儿按：现在我们熟悉所谓”PTSD”的概念。另外，瓦西里·瓦宁入伍前曾被指控“流氓行为”和盗窃，在斯大林格勒州做过面包师。）

有黑历史

对于勋章获得者而言，最难接受的情况大概是：他们昔日军旅生涯中已掩盖的某段过错被重新提起，甚而抵消了他们挣得的荣誉。这种事儿就发生在鲍里斯·卢金身上，他曾在白俄罗斯指挥游击队作战，针对德军成功实施了若干次敌后破坏行动。最终，卢金荣获“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但战争结束后，调查显示卢金是个独断专横的人，且对待百姓十分残酷——仅仅因为怀疑某人同德军合作，就无凭无据枪毙人家。随着这段黑历史曝光，卢金于1957年被捕，剥夺全部荣誉并判处七年监禁。

贪污腐败

最后一类被剥夺苏联最高荣誉的人，是那些掌握财政大权的退伍军人们。很难讲这些收入不低的干部贪腐动机究竟何在，反正社会主义财产确实经由非法途径流进了个人腰包。所以当贪腐分子被执法人员查获后，自动丧失卫国战争中获得的各种荣誉也就毫不奇怪了。例如曾经的苏联英雄伊万·马特维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战后在莫斯科市彼得罗夫斯基商场任部门主管，1952年因贪污被捕，剥夺全部荣誉，押送劳改营服刑十五年。

延伸阅读：

潘菲洛夫28烈士之一的遭遇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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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外国来苏游客和苏联出国人员都可能夹带走私商品。但还有许多更加隐秘的跨境运货路线。

远东线

该地区的非法货物主要来自中国。只关心销路的外国大型生产者并不在乎谁贩卖他们的产品。

其中最受欢迎的走私品包括棉纺、丝绸、毛织品和小百货，华北出产的廉价酒也很畅销。反方向上，走私者喜欢往中国贩运皮货与黄金。

滨海边疆区交界的虎林县走私活动一度十分猖獗。当地邻近苏联的达利涅列琴斯克市，且有茂密深林和曲折的乌苏里江，便于躲避边境巡逻。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和内卫管理部门的报告档案显示，1930年代后期边境线村庄农民经常靠着越境贩运非法商品赚钱。由于远东地区居民点的物资供应匮乏，走私者往往提价100%~400%，部分利润分给充当助手的农民。“行情”好的话，一户人家能够在一“季”中获利几千卢布，走私者的交易额亦高出10~20倍。

卫国战争胜利后，远东走私线迎来了繁荣期。究其原因，首先，国内消费品普遍短缺；其次，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同苏联的关系日渐升温。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边境形势陡然恶化，军队布防严密，走私变得极其困难。

（儿按：可参看《虎头宪兵分遣队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刘汉升情况的报告》，黑龙江档案馆）

从阿富汗到中亚

中亚走私线始于昆都士，跨越喷赤河，进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崎岖险峻的地形令走私者占尽优势，高山、深谷和其它天然屏障便于他们设置临时营地，躲避边防军搜查。

苏联成立头几年，边境形势十分紧张。所以仅1927年就发生了一百多起针对阿富汗大走私团伙的战斗，这些团伙的成员可达50~70人。

从该地区非法入境的主要是麻醉品。若干年后阿富汗战争爆发，又开始从周边邻国走私军火。

伊朗-土库曼线

从伊朗进入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走私品基本是烟草。其中主要一部分始于伊朗的萨拉赫斯，大大小小的路线不可胜数，全年都有活动。

此外，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前是君主制国家，整体亲西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服装、配饰和日用品等大量涌入伊朗，这些商品会同烟草一起被走私者带入苏联的土库曼。

1979年革命后，西方商品走私量显著下降。不过，据第46阿什哈巴德边防队的军人介绍，国境两侧个别走私者每月仍可赚数千卢布。

外高加索

外高加索的走私路线主要分布在纳希切万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北部，当地与伊朗和土耳其接壤。通常情况下走私者使用牲畜驮载贩运，多为邻国大量出产的廉价日用品、化妆品、香水和服装之类。

走私主线穿过阿拉斯河，这条河是苏联-土耳其、苏联-伊朗的界河，全长1072千米。阿尔塔沙特和沙鲁尔边防部队负责保卫该地区，沿曲折河道追踪移动本就十分困难，高山、盆地、峡谷和密林更令缉私工作雪上加霜。

芬兰

苏芬走私线基本上依靠托尔菲亚诺夫卡-瓦利马跨国公路进行。这条线虽然风险高但距离短。芬兰境内的瓦利马附近有大型交通枢纽，转车去赫尔辛基很方便。苏联的托尔菲亚诺夫卡离大城市维堡不远。

这里的走私品主要是盐、酒、鱼、皮革、亚麻、贵金属等。来自芬兰的服装、音乐唱片、香烟等西方货也经此流入。

大多数走私者会结成紧密的团伙作案，利润可达100%~500%。边境两侧的老百姓亦参与不法活动，他们收取商品价值的10%~25%作为“中介服务费”。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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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西里·耶列明

文章开头，笔者要真诚鸣谢那些公开苏联档案（哪怕一鳞半爪）的人们，这使我们今天研究苏联问题时有了可靠依据。也要特别感谢那些将档案发布到互联网的人们。

此外令我深感惊讶的一件事是：看似平平无奇的苏联集体农庄事务统计报表居然曾经属于涉密文件。且不仅仅是“秘密级”，而是打上了“绝密级”的戳子…… 天知道他们怎么想的！难道不应该反着来吗——广泛公开集体农庄幸福生活的各类文件，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那么苏联领导人的顾虑究竟何在？下面我们试着做有条理地分析（引用档案原文以粗体字表示）。

先看看档案序言：

绝密。发文号№2396，1951年6月23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П.К.波诺马连科，按照您的委托提交关于发放集体农庄庄员劳动日谷物和现金，以及1940、1948、1949和1950年度关于集体农庄公积金扣款的资料。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В.斯塔罗夫斯基

接着就是包含众多数据的大表格。前四行最有意思，乃全国平均数——战争前后加入苏联的西部地区除外（那些地方的剥夺富农工作和集体化工作时间不长）。请看：

1个劳动日发放的谷物数量（千克）

1940 – 1.64

1948 – 1.05

1949 – 1.14

1950 – 1.51

根据另一份题为《1950年集体农庄年终简报》（“绝密级”）的资料，我们得知农民在1940~1950年期间平均每年有250个劳动日。也就是全国农民平均每年能收到300千克谷物。但集体农庄庄员怎样使用这些谷物呢？当然是饲养家禽家畜。喂一只母鸡每年约需50千克谷物，那么“全国平均”每年六只。不多，总比没有强。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再往后的数据就令人遗憾了：有多少集体农庄完全未发放谷物或只发放极少量（每劳动日低于300克）。为提高文章可读性，避免大量数字堆砌，我们将其归总如下。

全国集体农庄：

1940年劳动日完全未发放谷物的 – 4.8%

1948年劳动日完全未发放的和少于300克的 – 26.7%

1949年劳动日完全未发放的和少于300克的 – 18.5%

1950年劳动日完全未发放的和少于300克的 – 13.5%

坦率地说，结果真叫人沮丧。靠这种收入，一个人养一只鸡都难。让我们继续探究集体农庄庄员能到手几个卢布！

全国劳动日现金平均支付数（卢布）：

1940 – 0.92

1948 – 0.90

1949 – 1.13

1950 – 1.50

就是说，1950年苏联集体农庄庄员年收入大约375卢布，月工资31.2卢布。真糟糕，因为1950年工业界平均工资是726卢布。（来源：1956年苏联中央统计局报表。儿按：该表显示1950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月工资386卢布，是否包括了农业管理人员？或数据造假?）

当然也要看看完全发不出工资和日工资少于40戈比的情况：

1940 – 12.1%的集体农庄未支付劳动日工资

1948 – 61.4%的集体农庄未支付劳动日工资或少于40戈比……（超半数啊，我滴天哪！）

1949 – 59.8%的集体农庄未支付劳动日工资或少于40戈比……

1950 – 53.5%的集体农庄未支付劳动日工资或少于40戈比……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这些档案资料保密的原因了，不是吗？可以说那段时期的苏联农民半数穷苦、半数赤贫——有政府公文为证。

的确，理论上集体农庄庄员也可以获得蔬菜、干草或其他物品作为劳动日报酬，但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可以发，但不能发。因为按规定集体农庄必须先满足下列条件才能支付劳动日报酬：

1.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和价格完成全部交售任务；

2.完成农机站的劳务结算；

3.为种子、饲料、应急储备和集体农庄公积金拨付产品和资金；

4.拨付为集体农庄利益在市场销售的产品；

5.为残疾者、年老者、托儿所和其他“社会事务”拨付资金；

——在此之后，集体农庄才有权发放庄员劳动报酬，如果还剩下些什么……

所以，集体农庄庄员唯一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在城市市场上销售个人自留地的产品，只要他纳税并从市场管理处取得执照就行。但必须考虑到，农民把产品从家运往城市，两者间距离多远？马车早已在集体化的时候被征收。难办了，对吧？那年头又不像现在可以打手机雇车。

不出意料的话，一堆斯大林主义者此刻该跳出来了，尖叫着：“资料都是伪造哒”、“战斗机和坦克都是农民购买哒”之类废话。务必提醒他们：收入微薄的集体农庄庄员仍有义务缴纳农业税，根据其自留地产出物来计算。每丛灌木每棵树，甚至草地都算。比如特洛伊茨科-伯朝拉斯基区“马连科夫集体农庄”女庄员Е.М.谢姆亚什金娜1950年缴纳了金额539.04卢布的农业税。此项税来自：1头牛、390平方米菜园、20平方米菜垄、1.5公顷割草等……

现金税之外，集体农庄庄员还要向国家缴纳“实物税”，比如1948年每户强制低价交售40~60千克肉、150枚鸡蛋。一头牛的每年牛奶强制交售量达300升（此处举科米共和国为例，不同地区情况各异）。

1940~1956年，人们不太会特别关心付费教育，毕竟有能力为子女提供高等教育的农户寥寥无几。想来正是那些在战争期间买飞机买坦克支援前线的人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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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军上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儿按：建议默念此人全名五遍）的血统问题，要从他祖宗谈起。据历史资料，这位俄帝国末期军政大员、海洋学家、极地考察者及海军将领是俄罗斯化土耳其人后裔（或曰塞尔维亚穆斯林）。高尔察克家族在俄罗斯的始祖（海军上将之天祖）叫伊利阿斯·高尔察克-帕夏，十八世纪俄土战争时曾任霍京要塞司令。

手套为姓

《内战：白与红》一书作者德米特里·米丘凌称：土耳其语“高尔察克”是“手套”的意思。按他的说法，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的天祖伊利阿斯帕夏原本是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皈依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官至维齐尔。

1739年俄军围攻霍京要塞，伊利阿斯·高尔察克-帕夏是当地军政长官，战败投降，和两个儿子同被押解至彼得堡，听凭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亲自发落。

值得注意的是，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曾记载夺取霍京要塞之役。他以诗体描述了女皇对土耳其战俘表现出的宽厚仁慈：汝高尔察克既已俯首归降，今后自当诚心实意效忠俄罗斯帝国。

从哥萨克到海军统帅

另据尼古拉·科瓦廖夫斯基的研究，塞尔维亚穆斯林高尔察克-帕夏投降后改变信仰，进入俄军服役。不过德米特里·米丘凌认为，此人其实一直被监禁到两国签署停战协议。获释后他和儿子们要求返回土耳其，此时听说苏丹马哈茂德一世准备以“叛国罪”杀他们爷仨，于是改变主意滞留波兰。伊利阿斯帕夏在波兰继续当官，1743年逝世。其子穆罕默德-别伊（译注：即“穆罕默德老爷”之意）离开波兰，宣誓效忠俄罗斯——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才是俄罗斯高尔察克家族的起源。

穆罕默德-别伊皈依东正教，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的朝廷任职。其子卢基扬是家族第一个取俄罗斯名字的人，曾在南布格一带的哥萨克军中当兵，并在与土耳其的另一场战争中立功。亚历山大一世皇帝赐他贵族头衔，并封赏赫尔松省土地。卢基扬·高尔察克三个儿子之一的伊万，一辈子做文官，乃高尔察克上将祖父。伊万的三个儿子：瓦西里（高尔察克上将父亲）、彼得和亚历山大都选择投身海军。军史学家尼古拉·科瓦廖夫斯基考证：上将之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高尔察克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荣获乔治十字勋章，还曾受伤被法国人俘虏。战后，海军军官瓦西里从矿业学校毕业，逐渐成长为当时军工制造业最重要的专家之一，少将军衔退役。

高尔察克受洗

1873年，赫尔松省世袭贵族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高尔察克迎娶同样出身世袭贵族的奥莉加·伊利尼奇娜·波索霍娃。第二年诞下长子，在圣彼得堡县亚历山德罗夫村三一教堂施以东正教洗礼，取名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需要指出的是，苏维埃政权成立前俄罗斯人身份证件上没有“民族”一栏，只注明“宗教信仰”。

所以，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本人尽管与塞尔维亚（或土耳其）有着久远的血缘关系，但无论在自传还是信件中，他始终自称是俄罗斯东正教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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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9日，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切多米尔·“柳博”·楚皮奇微笑面对自己的死亡，时年29岁。

楚皮奇生于美国，父母是黑山移民、工人阶级。1930年，他随家人返回故乡南斯拉夫，高中毕业后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院。1940年楚皮奇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次年成为游击队员。

1942年春，在黑山城市尼克希奇附近，南共盟领导者之一：杜若·达科维奇指挥的游击队殊死激战意大利法西斯和另一支国内武装：“南斯拉夫祖国军”。一次战斗结束后，叛徒供出29岁的大学生政委切多米尔·楚皮奇和年轻的游击队战士约卡·巴列季奇，他们被南斯拉夫祖国军俘虏了。

经过几天的酷刑拷问，两位游击队员被判处5月9日分别执行枪决。约卡·巴列季奇被带到特雷布杰萨山，切多米尔·楚皮奇押往“塞尔维亚救国政府”控制区的彼得罗夫-格拉维茨。

死刑开始前，楚皮奇面朝行刑者露出微笑。他的笑容被意大利占领军的卡洛·拉文奇少校用私人照相机拍摄下来。卡洛·拉文奇内心深处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意大利投降后他并未放下武器，转而参加了反纳粹的“加里波第”师，同游击队并肩作战，直到南斯拉夫全境解放。

被枪杀前几分钟，切多米尔向围观者高呼：“光荣的共产党万岁！”他的遗照迅速成为南斯拉夫自由战士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象征。1953年7月19日，政府追授切多米尔·楚皮奇“人民英雄”勋章，波德里查市的一条街道以他之名命名。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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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酒官首先为我们端上克里特酒，这是一种味道极佳的红酒，之后又端上樱桃汁和各种蜜酒……”——这段描述来自副主教、旅行者帕维尔·阿勒普斯基，17世纪时他随安提阿正教会大牧首到访俄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宫殿。

他们同其他外国宾客一样，对俄皇宴席上丰富多样的佳肴和酒饮深感惊奇。

不难猜想红色的“克里特酒”是什么——就像大多数葡萄酒，也是从遥远异乡运来的，因其甜美口感备受青睐。伏特加大概算最著名的俄罗斯酒了，其实从16世纪才开始逐渐流行。至于所谓“各种蜜酒”和“樱桃汁”，如今要查资料才能知道究竟。

蜜酒

蜜酒可以说是俄罗斯最古老、最大众化的酒精饮料，一直风行到18世纪左右。酿造蜜酒有各种方法，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将原料蜂蜜煮沸。

煮沸法出酒更快，否则就要用橡木桶储存蜂蜜5~40年等待发酵。蜜酒的普及程度相当广泛，以至伊凡雷帝的精神导师：西尔韦斯特尔大司祭在其著作《治家格言》中花了整章篇幅来描写。

克瓦斯和“奥尔”

克瓦斯是另一种更平民化的俄罗斯名酒，通常是低度酒，用面包、水果或浆果为原料制成。不过12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劲儿更大的”克瓦斯变种，即所谓“酩酊克瓦斯”，据推测度数跟葡萄酒相当。

俄罗斯古人把啤酒叫做“奥尔”（或许是”ale/麦酒”的近音），但酿造配方与我们现代啤酒并不相同。这种酒的流行要归功于彼得一世及其近臣，虽然人家更喜欢产自欧洲的啤酒。

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宫廷饮酒习惯出现重大变化。除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嗜饮的啤酒外，欧洲葡萄酒、香槟酒和白兰地也开始受到贵族阶层的认可。

跟彼得大帝一样，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热爱啤酒之人，甚至自夸说能像男臣们似的大口海饮。正是在她统治时期，俄罗斯和彼得堡的啤酒酿造业蓬勃发展，这种泡沫饮料的进口量也大大提高了。英国人威廉·考克斯1784年访问圣彼得堡时坦言，他从未尝过比当地啤酒口感更爽冽更丰富的英国啤酒。

葡萄酒

19世纪初，尤其1812年战争结束后，俄罗斯皇帝更加偏爱葡萄酒了。香槟酒、法国和德国甜白葡萄酒，以及后来的勃艮第、波尔多红葡萄酒在贵族中广受追捧。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是卓越的法国酒鉴赏家，但在他治理下，本国葡萄酒酿造业开始逐渐复兴。然而统治者周围的人认为，俄罗斯葡萄酒品质欠佳，跟“淡克瓦斯”差不多，所以长时间未能登上皇家餐桌。

这种印象直到1880年代“阿布劳久尔索”品牌的问世才有所改变——它是新罗西斯克附近小庄园的名字，因当地优秀的酿酒师傅闻名于世。贴着该商标的葡萄酒很快在皇家酒窖内长据一席之地。

按照亲密近臣的说法，亚历山大三世特别爱喝马德拉酒、国产香槟酒，但也能“略进”些甜酒和伏特加，而且饮酒十分克制，从不醉倒。

尼古拉二世受父亲影响也爱喝马德拉酒。此外克里米亚和意大利葡萄酒亦常出现在皇室餐桌上，但香槟酒少见——除了特殊场合，或是“阿布劳久尔索”牌香槟酒。关于这一点，俄罗斯军队和海军大神甫格奥尔基·沙维尔斯基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提及，此人1915~1916年有幸列席皇家宴会。

无醇饮料

说起软饮料，品类也不少：有果汁、果羹（黑麦粉、小麦粉或燕麦粉加浆果熬制），也有糖煮干果和糖煮鲜果，喝时加蜂蜜与香料调味。当然，还有传奇的热蜜水——它是用蜂蜜和草药（鼠尾草、生姜、胡椒、金丝桃）熬煮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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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种顽固的传言称，英王乔治五世拒绝收留自己的表亲：末代俄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及其家庭，放任他们死于布尔什维克枪下。

但一份公文证明，当年英国王室其实已经提出为尼古拉二世全家在英国提供容身之所，后来却被帕维尔·米留科夫回绝。（译注：米留科夫是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外交部长）

公文系英文打字件，共两页，内容如下：

彼得格勒
1917年3月10/23日（译注：儒略历/格里历）
部长阁下，
关于我有幸于上星期一同阁下进行的晤谈，现荣幸地通知您，（英国）国王陛下及其政府乐于向退位皇帝和皇后提供庇护，并且相信退位陛下愿在战争期间接受庇护。
如果事成，俄罗斯政府将有必要为皇室家庭居留英国期间的生活提供相应物质保障。
希望上述内容能得到阁下首肯，敬请您接受我最郑重之保证。
（签名）：乔治·W·布坎南
（译注：乔治·布坎南爵士，时任英国驻俄罗斯大使）


（第2页）：
米留科夫部长阁下
3月19日，国王通过约翰·汉伯里·威廉斯将军向退位皇帝传达以下信息：
（译注：约翰·威廉斯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驻俄罗斯最高统帅部军事代表团团长）
“上星期发生的事件令我深感忧虑。我的关切与您同在。如您所知，我将一如既往地是您忠实可靠的朋友。”
由于这条信息送抵最高统帅部的时间太迟，如能将其准确传达，乔治·布坎南爵士将非常感激。
彼得格勒
1917年3月11/24日
（铅笔手写俄文标注：我们请求布坎南撤销此议。П.米留科夫）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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