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伏尔加格勒，商店货架上食品非常紧俏——尽管仓库里香肠、牛奶和黄油堆成小山。怨气冲冲的群众纷纷致信党中央反映情况，检举企业不把食品投放市场，大部分都直接装车运走了。然而这些检举信统统被内务局首长康斯坦丁·伊万诺夫截留，或者丢进废纸篓，或者回信称：“情况无法证实”。

关于此人，让我们从头说起。1942年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十七岁青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以工人分遣队的身份参加保卫战。1943年他入伍成为坦克兵，在布拉格迎来德国投降。服役期间康斯坦丁屡受嘉奖，1950年复员回家，直接分配到警察部门。后来毕业于苏联首批成立的警校之一：伏尔加格勒高级警察学校。

斯大林死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大规模清退老干部、启用年轻有为的新人。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借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1960年出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1969年掌管伏尔加格勒州内务局，官拜警察少将。

自从1960年升官开始，康斯坦丁就逐渐在“黑白两道”平行发展。伏尔加格勒警察学校经常举办先锋模范讲习班，热衷出席的不仅有内务部大员、州党委领导，甚至还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原因很简单：公事结束后一定有盛大招待会，美酒佳肴摆满餐桌，由企业负责人直接配送。

所以自从1970年代初，伏尔加格勒国营商店的货架就开始空了。虽然本市有肉联厂、甜酒厂和糖果点心厂，但此类产品普通人几乎买不到。后来就连基本必需品也从商店消失，但在“某些市场”却十分充足。

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于，所谓“偷拿公物者”数量惊人，他们依靠工作上的便利，蚂蚁搬家似的从工厂往外偷运食品。客观地讲，苏联时代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企业职工零星私占、倒卖公物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在伏尔加格勒，内务局头子包庇下形成的“食品黑帮”分工明确，每个人在盗窃犯罪行动中都有固定角色安排。

早在担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期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就已明示、暗示企业负责人建立一种“互惠关系”。他保证属下警察不追究挪用社会主义财产的罪行，并持续收受稀缺物资作为回报。当他升任内务局首长后，“食物贡品”之外又增加了现金孝敬，“上贡”的人把钱塞进信封，藏到硕大的食品篮里送给他。

这一完整犯罪链条包含数百人：警局长官、企业领导、车间主任、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以及党委干部。本来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及同伙相信官官相护必然万无一失，却未料1986年东窗事发，这桩史无前例的巨大丑闻被揭发出来。

此前苏联从未公开审理将官级别的疑犯，他们会被逮捕、刑讯、处决，全程秘密进行。随着1985年秋天企业领导侵占公物时被抓获，克格勃逐渐查清了整个犯罪链条。之后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舒米林上校和内务局管理科基里洛夫上校相继落网，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的总后台是谁已经一目了然。

警察少将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受到严密监视。他身为内务局局长，竟对危险全无察觉，甚至不知下属被捕，以为他们去度假了、出差了、培训了。1986年5月底伊万诺夫在家中被克格勃逮捕。

六个月后庭审，康斯坦丁因受贿罪、盗窃罪判处十年监禁、没收个人财产。其余同伙分别获得刑期不等的惩罚。审判过程在报纸和电视广泛报道，因为新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消灭苏联的腐败”。

1996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写了一本书，叫《迫害》，讲述他自己对这件大案的说法。2008年3月逝世。

尽管苏联政府坚决否认国内存在有组织犯罪，然而现实生活有力驳斥了这种粉饰言论。苏联境内匪徒大盗层出不穷，造成民众恐惧、国库流失，执法人员焦头烂额。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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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富人点油烛和蜡烛照明，穷人和农家也有几根蜡烛以备红白喜事及重要节日，少女们则不分贫富都会拿蜡烛占卜。此外，蜡烛和蜂蜡还有各种其他用途。

计时

在烛体表面划刻等距离刻度，点燃后可以当“香钟”用。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中有一幕场景提到蜡烛计时：借一名游方修士之口讲述喀山是如何被攻占的。

1552年6月~10月喀山围困战期间，伊凡四世军队采取隧道爆破战术破坏守军城墙。当时一根蜡烛置于导火索上，另一根相同长度的蜡烛放在伊凡四世的帐篷，因为雷帝需要准确掌握爆炸的时间。

当帐篷内蜡烛燃尽，爆炸声却未响起，急脾气雷帝果然大怒，下令惩治责任人。群臣七嘴八舌编各种理由，说什么“蜡烛在风中烧得更快”，紧接着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城墙轰然塌陷，雷帝之怒方才平息。

在这个故事里，蜡烛起到两种计时作用：将摧毁城墙的爆炸延迟至预定时间，并几乎精确地通知雷帝挥军发动冲锋。

封印

俄罗斯人从17世纪末开始使用火漆加印章密封信件，某些火漆棒的样子就像一根带芯蜡烛。与需要专门工具融化的火漆棒不同，“火漆烛”很容易直接点燃，把它凑近信件，滴落封口并戳盖印章。

有趣的是第三种颗粒状火漆，使用时舀一小勺加热融化，蜡烛在此充当热源。

辟邪

燃烧蜡烛或蜂蜡举行仪式的做法在俄罗斯十分普遍。米哈伊尔·扎贝林著作《俄罗斯人民》曾提到一种迷信：每年的“伊凡·库帕拉之夜”人们为防止游荡女巫祸害牲畜，会往畜栏的门上钉几根奉献节蜡烛

年轻人新婚燕尔，亲友希望他们婚后第一年幸福美满，就在夫妻床头搁一桶小麦，中间刨个坑，插上婚礼蜡烛。

至于那些被“邪魔恶鬼”侵害的病人，民间巫医会让他们挖出“彼得罗夫十架草”（译注：齿鳞草属植物）的根，晒干碾碎，取粉末混入蜂蜡制成蜡烛。当下一次在基督救世主和圣母圣像前祷告的时候，点燃这种蜡烛以驱鬼。

仪礼

俄罗斯南部和西部地区一年一度的收割后聚餐前夜，蜡烛是必不可少之物。糊抹这根蜡烛的蜂蜡取自各家各户蜂箱，所以每年都会增重，一些被唤作“大兄弟”的蜡烛重达80~90千克。

从今年节日结束到明年节日开始，蜡烛寄放在本村最老实正派的人家里。保管蜡烛的人家倍感光荣，并相信这段时间内不会遭遇任何烦心事。而那些屡屡被拒绝委以保管重任的人视此为奇耻大辱。

村社男女老少齐齐参与筹备节日，大家酿啤酒、烤面包、摇蜂蜜，某些地方——比如斯摩棱斯克省——的欢乐往往持续数日之久。当然各地风俗各有特点，例如卡卢加地区民众擎着蜡烛列队站立通往教堂的路边迎候哭灵人，借此缅怀先祖。斯摩棱斯克省的乡村，本村主保圣人之圣像被前任保管者和女人们手持蜡烛送入下一任保管者家中，新任保管者承担了供奉圣像的责任，获得面包和啤酒作为“酬劳”。

洁齿

古代俄罗斯人用各种办法清洁牙齿，诸如椴木炭、白垩、蛋壳粉等，其中最普及、最有效的当属蜂蜡或蜡屑（译注：蜂巢的蜡盖）。这两种养蜂副产品的优点是容易获得，即使自家没蜂箱，花钱买也不贵。咀嚼蜂蜡不仅可以巩固牙龈、洁白牙齿，还能改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僵硬、稳定新陈代谢。当然了，17~18世纪的人不懂这些术语，但咀嚼蜂蜡的效果显然是广受肯定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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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游手好闲者）登记卡，1972年

1.姓名 ______

2.出生日期和地址 _______

3.现居地址 _______

4.从何时起不工作 _______

5.第1次警告（日期）_______

6.第2次警告（日期）_______

7.安置就业（日期）_______

8.呈交市/区执委会 _______

9.安置于（地点、单位） _______

10.离职（日期、原因）________

11.提交法院 _______

12.法院判决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7 年_______（填写日期）__________（工作人员职务及签字，满行填写）____________（市-区内务局首长签字）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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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日复生，又见光明。
愿上帝，令这战争继续进行。
—— 坦波夫军嫂，1916年。

1877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创立俄罗斯最早的士兵家属补助金计划。他此前主导的兵役改革将“税民兵役制”变为普遍义务兵制。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动员预备役时遇到了问题——当养家男人为信仰、皇帝和祖国浴血奋战，他们家眷何以度日？于是，乡村和城市的地方自治组织承担起战时军人家属保障任务。

此项措施无疑十分重要，使军人家属能够熬过战争，迎接丈夫/父亲回家，或在他们伤残/死亡后领取抚恤金。不过在俄土战争和后来的俄日战争中，这一措施的种种弊端也逐渐体现出来。

首先，补贴按规定只发给“没有足够生活资料的”困难家庭，但谁属于困难家庭似无客观标准，由地方当局斟酌决定。有时一名军嫂会被拒发补贴，只因她“有亲属接济”或“有营生”。其次，补贴的发放依赖地方自治组织财政状况，即使有资格的家庭也可能遭遇迟发或停发补贴，理由是“地方上没钱了”。

鉴于发现的各种问题，帝国政府制订了补助下层军官及其家庭的新法案并提交国家杜马审议。1912年6月25日，在亚历山大二世首创此种制度35年之后，尼古拉二世皇帝签署了该法案。

新法案规定国家承担对军职人员及其眷属的抚恤金、补助金支出。所有被征召军人的家庭皆可获得补贴（口粮），不再需要自证资格。

口粮以现金形式发放，额度为军属生活地区规定食品的价格。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可获得相当于：
面粉：1普特28俄磅（27.8千克）
谷物：10俄磅（4.1千克）
食盐：4俄磅（1.6千克）
素油：1俄磅（0.4千克）
……之现金。

国家宣战后，各地自行确定口粮金额并根据食品价格重大变化随时调整，不准晚于每年9月1日。5岁以下儿童享受半额。城市每月支付一次；乡村每年支付四次（3月、6月、9月、12月），每次付满三个月金额。

补贴发给军人妻子和17岁以下子女，包括17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子女。另外，受军人供养的父母、祖父母、兄弟或姐妹也可获得补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属补贴（口粮）成为民政部门最大支出项目。1914年国库该项拨款1.906亿卢布、1915年6.237亿卢布、1916年11.068亿卢布。整场战争全国被征入伍军人家庭共获得57.15亿卢布补贴。作为对照：战前俄罗斯财政支出预算为33.829亿卢布，1914~1917年间非战争支出总额145.719亿卢布，亦即社会开支的约40%用于发放军属补贴。

战争爆发后各地粮价高涨，补贴金额约在每人每月1卢布64戈比~4卢布90戈比之间。1914年补贴（口粮）平均3卢布，1917年3月1日涨至4.08卢布，1917年9月1日6.84卢布。1914年共一千万军属领取补贴，到1917年3月1日增至两千六百七十万人，1917年9月1日三千六百六十万人——平均每征召100人发放256份补贴。

军人家庭仅靠官方补贴能活下去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表明，这严重取决于居住地和家庭构成。对于无子女军嫂和需要付房租的城市家庭来说，仅靠补贴往往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因此某些富裕城市自战争之初就牺牲地方预算增发军属租房费、取暖费和服装费。公共委员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军人家庭，向有需要者提供食品、住房和取暖，筹办托儿所、庇护所和工坊，协助完成家务劳动，并提供医疗、法律等服务。仅在战争头几个月（截至1915年4月1日），城市、地方自治会和社会组织就贡献了150万卢布的额外援助，约等于国家补贴的5.6%。由于此种援助并非面向全部军属、而只针对有需要的人，因此对后者无异雪中送炭。

然而那些一直仰赖丈夫薪水生活的城市女人仍不得不自谋工作。如果说战前俄罗斯农村人口过多，虽经征召仍有足够劳力，那么城市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就很显著了。于是各行各业充斥妇人，她们成功接替丈夫从事售货员、服务员、各机构职员甚至门卫、售票员或有轨电车司机。这方面应当指出的是，正因为城市劳力短缺，直到二月革命之前雇工薪酬涨幅都是超过物价涨幅的。所以女人出门工作完全符合实际，尽管战时东西贵，但薪资购买力却高于战前。

与此同时在农村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国家补贴起着重要作用。战前的乡村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大部分供应市场的商品出自大型农场。小农户种植、养殖的东西基本自产自销，仅售卖少部分，现金收入相对较低。开战后情况起了变化，农民现金收入显著增加，而支出因酒类停售减少。按照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战争第一年全国农民额外收入12亿卢布、第二年13.65亿卢布、第三年20.76亿卢布——高于战前农产品销售额（18.63亿卢布）。对高级面粉、糖、甜食、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的需求也增长了，村镇零售额相应增加。流向农村的相当一部分“现金”就是国家军属补贴。

如果说战前家庭男人管钱，那么战争时期的军嫂其实是第一次获得自行支配的大额资金（按农村标准衡量）。坦波夫市杜马主席就说：“目前大多数有资格获取补助的女人，除年迈无力者外，每月到手15卢布甚至更多，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弗拉基米尔·格鲁科（著名将军之兄）也讲过类似意见。

某些多子女军人家庭一旦获得补助金，往往自己停止劳动转而雇工。倘若军嫂住在公婆大家庭里，定期领取国家补贴会明显改善她的地位和周围人对她的态度。常有农民一听说要去援助军嫂就拒绝的情况，因为村里人觉得她们拿钱够多，无须救济。

总体而言，正如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家庭保障工作井井有条，国家拨付的补贴和地方资金足够支撑军属日常生活。符合规定的人群多数情况下都能准时足额领取补助金。

再来比较一下帝制时期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军属补助情况，结果很有趣。

革命后向红军战士家庭支付补助金的制度屡经变更，1935年彻底取消，理由是“广大劳动人民物质福祉广泛增长”。（对于这种理由，各位不要忘记：1930年代四分之三的苏联人口居住在农村。1935年国内安定无事，机械化/集体化村庄谷物收获量为每公顷7.3公担，二十年前的1915年是每公顷8.6公担）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第五天，政府开始向入伍军人家庭发放每月现金补贴。

对于无劳动力的城市家庭，第一家庭成员每月补助100卢布，第二、第三家庭成员50卢布，第四成员及之后的无补助。如果家庭中有1个劳动力，比如军人妻子，外加1名无劳动能力者（儿童、老人、残疾人），无资格享受补贴；如果有两名16岁以下儿童，每月100卢布。如果两个无劳动能力的孩子“变成”一个，补贴取消。最后，如果一名劳动力有3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的亲戚，每月再补助100卢布，注意不是按人头发，是总额！才不管你要扶养10个亲戚还是20个亲戚。

上述补贴金额仅在城市执行，农村地区一律减半。

1942年7月城市最高补贴金涨到250卢布（农村125卢布）——仅针对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组成的家庭。有1个劳动力+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的家庭每月200（农村100）。其他家庭待遇不变，虽然物价又上涨了。

仅就有资格领取补贴的家庭构成而言，苏联体制比皇权体制更苛刻。革命前所有军属都能领补贴，而苏联呢，限定无劳动能力者起初最多3人、后来5人，至于那些“仅”1或2名无劳动能力者的“不幸”家庭，没有补贴。

苏联补贴的购买力又怎样？如前所述，帝国补贴的金额是根据自由贸易中某几类商品的价格制定的。战争年代苏联补贴是按照理论上饿不死人的最低标准物价制定的。

商品	帝国补贴数量（千克）	苏联政府规定每千克价格（卢布）	前项理论总价（卢布）	市场实际每千克最低价格（卢布）	前项实际总价（卢布）
面粉	27.8	2.40	66.72	45	1251
谷物	4.1	4.30	17.63	150	615
食盐	1.6	0.48	0.77	50	80
素油	0.4	13.50	5.40	250	100
合计			90.52		2046

如果在苏联真实市场环境中按照“皇帝标准”制定军属补贴，每人最少2000卢布，是苏联实际城市补贴的10~20倍、农村补贴的20~40倍。

帝国补贴尽管有种种缺陷，却足以在战时养活大部分军属。许多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比上前线的一家之主的军饷还高，一些士兵甚至因为补贴不愿返家工作生活。苏联给军人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导致他们挣扎在生死边缘。

1941年6月26日苏联政府决定给入伍军人家庭发放补助金的时候，无人能未卜先知今后的战事会多么艰难。因此这微薄的苏联军属补贴，实乃斯大林主义苏联比俄罗斯帝国更贫穷、革命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诸多例证之一。

延伸阅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法、英、德军人伙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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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2日，新切尔卡斯克街头发生枪击惨案。虽然当代人认为“布琼尼厂”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那句轻佻的“吃下水馅饼嘛”直接引燃了群众怒火，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探究。

迟到的改革

多年来，各种书籍、出版物详细描述了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厂大罢工的前后过程，称该厂工人对60年代初普遍存在的食品供给严重不足和各种社会问题早已感到厌倦。

据说耗尽人们最后一丝耐性的事件是，工厂计件工资降低三分之一、全国范围基本食品（肉、肉类制品、食用油等）价格上涨。事实上从1962年1月1日起，除铸钢工人外全厂工人薪酬水平都被重新调整，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时工厂承担着新型交流电力机车”VL80″的生产任务，旧型号VL60（绰号“熨斗”）也在制造中。按照计划，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应当制造完成457台机车，其中VL60型413台、VL8型42台、VL80型2台。

前一年工厂制造了384台机车，全部是VL60型。为完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新生产指令，厂方增购了机床，但一直未能安装到位，连包装都没拆的新设备放在角落睡大觉。

VL80

我们无法指责工厂管理层懈怠懒散，他们其实无力应对繁杂的组织管理任务，因为当时全部精力都投入解决新技术难关了。VL80电力机车相比VL60有着质的飞跃，采用双节重联结构，小时牵引功率6520千瓦，而VL60是4000千瓦。
当时全世界都没有比它功率更高的机车头。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每天向莫斯科汇报工作进度。新型电力机车的投产能够显著提高苏联的铁路货运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会给厂长施加很大压力。

恶性循环

据身边人描述，库罗奇金是一位干练的专家、严厉的管理者，经常发表直率生硬且令人不快的言论。他很清楚型号更新计划会降低生产进度，因为不可避免的需要拆除旧设备、安装调试新设备并培训工人。所以他决定增加劳动强度，简单地说，就是挑选最优秀的工人制造零部件，管理者在旁持秒表监督。短期来看，措施有效。

工作环境

“布琼尼厂”工人的构成比较复杂，甚至有曾因盗窃、流氓行为入狱服刑的人。酗酒现象普遍，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些有知识的工人和工程师曾被借调到莫斯科上班，领略过首都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无须讳言，赫鲁晓夫解冻政策对他们的三观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这几种人最后却因为住房问题携起手来统一战线，就像布尔加科夫说的：“被莫斯科人带坏了”。在新切尔卡斯克，住房问题确实叫人火大，工人工资100卢布，却要掏20~35卢布付房租。而且最糟糕的是，该市并未广泛建设多层公寓。站在工人居住区放眼看，一边是连片临时板房，一边是斯大林楼（管理者专享）。

下水馅饼

1962年6月1日，电台广播关于食品价格上涨的消息，政府在声明中称此项措施是“临时性的”。随即钢铁车间出现自发集会。铸造工被认为是工人中最有特权、收入最高的群体，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工资五月份才降，预计六月还得再降。而现在食品又贵了。愤愤议论声中，厂长库罗奇金步入车间，他光滑的皮肤、突出的双眼使工人们感到一副地主老爷派头。对话调门骤然升高！据在场者回忆，库罗奇金带着优越感挖苦道：“没钱买肉，可以吃下水馅饼嘛。”（译注：有人听到的是“啃”而非“吃”。另有目击者称，厂长接着补充了一句“咱们一起吃”）

第一滴血

无论准确不准确，总之这句话直接令工人们爆发了。压缩机车间紧跟钢铁车间举行罢工，其他车间纷纷效仿。一万四千人聚集在工厂管理处外的广场。铁道线被迅速切断，火车滞留新切尔卡斯克，“萨拉托夫-罗斯托夫”客运线随之瘫痪。起初罢工者提出口号“我们要住房”，接着出现攻击性标语，说什么“杀赫鲁晓夫吃肉”。苏联政府调动坦克和步兵进城，更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次日游行队伍陆续前往市中心包围市委，此时流血牺牲已不可避免。市委大楼内一名叫列普金的士兵被闯入者夺走武器，战友阿齐莫夫遂开枪射击，游行队伍中迅速响起密集枪声……

流血之后

罢工示威期间共26名平民死亡（“克格勃”主席报告赫鲁晓夫称打死23人）、包括35名内务部队士兵在内的87人负伤。七位“新切尔卡斯克暴乱组织者”：亚历山大·扎伊采夫、安德烈·科尔卡齐、米哈伊尔·库兹涅佐夫、鲍里斯·莫克罗乌索夫、谢尔盖·索特尼科夫、弗拉基米尔·切列帕诺夫、弗拉基米尔·舒瓦耶夫被判处死刑，105名参与者被判10~15年徒刑。6月3日事件尚未彻底平息，新切尔卡斯克的商店柜台就摆满了丰富食品，之后建立起较为满意的供应链；大规模住房建设工程亦迅速启动。

鉴于发生大规模骚乱，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罗斯托夫、沙赫特和塔甘罗格等城市派去了140名刑侦人员和领导人员。为了发现和防止无线电爱好者向国外播发不合适的消息，向新切尔卡斯克和沙赫特派去5辆装有无线电接收机和测向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反侦察勤务车。

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重组，库罗奇金被开除党籍、免职，鲍里斯·邦达连科从1963年开始担任新厂长；厂党委书记别列鲁舍夫因玩忽职守被撤职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记入档案。

州党委追究新切尔卡斯克市委书记和市执委主席党的严重责任：市委第一书记洛吉诺夫因对基层党组织，特别是电力机车制造厂党组织领导不力，对干部要求不严，决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并记入档案。第二书记扎哈罗夫和书记奥西片科给予警告处分并记入档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VL80及其改型后来成为苏联和其他国家最受欢迎的电力机车。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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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求上帝大发慈悲，别让世人看到这种毫无意义而又残酷无情的俄罗斯式暴动！”
— А.С.普希金

俄罗斯千年历史中屡屡爆发动乱，本文对其中七次事件做简略介绍。

盐税之乱，1648年

起因
其时俄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连襟鲍里斯·莫洛佐夫（波雅尔）当政，对当时最重要的商品——保存食物的盐——课以重税。此外各级官僚腐败和专横也催生了民变。

过程
1648年6月1日，心怀不满的民众派遣代表团觐见皇帝，遭射击军驱散，16人被捕。次日形势恶化，莫斯科“一片混乱”，许多射击军倒戈帮助市民。

镇压
政府通过向射击军支付双倍薪水，成功分化了反对者队伍，得以对民变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采取报复行动。至7月3日，大部分人被处决。

后果
暴动者焚烧了白城和“基泰格罗德”区域，摧毁了他们最憎恨的大贵族、御前侍臣、书记官和富商的宅院，苛税政策倡导者：莫斯科地方长官列昂季·普列谢耶夫和杜马书记官纳扎里·奇斯特遇害。鲍里斯·莫洛佐夫被皇帝解职，流放到基里洛-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四个月后召回）；御前侍臣彼得·特拉哈尼奥托夫被处死。暴动余波一直持续到1649年2月，皇帝终于做出让步：停止追缴欠税、召开全俄缙绅会议通过新的《会议法典》。

铜币之乱，1662年

起因
铜币发行量过大导致贬值，征税却收银币。假币铸造遍地开花。以及对某些统治阶级成员的普遍憎恨（许多人被指控在盐税之乱中有滥权行为）。

过程
民众捣毁了客商绍林的住宅，此人正在全国范围内“敛钱”。数千人启程前往科罗缅斯科耶村寻找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将后者团团包围，其中一位更用手敲打皇帝，迫使他同意展开调查。随后群情激愤的民众进一步要求“惩治叛国贼”。

镇压
皇帝设法脱困后，命令射击军和兵士突袭请愿民众，将部分人逼入河中杀死，余者逮捕。

后果
数百人当场遇害，一些人溺毙。被捕民众有150人处绞刑，剩下的或被鞭打、或砍手脚，打上烙印押送边远地区永久流放。1663年皇帝下令关闭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铜币厂，并在莫斯科恢复银币铸造。

射击军暴动，1698年

起因
射击军对调防边境城市及拖欠军饷不满，加之长途远征精疲力竭、外籍长官压迫太甚，于是部分逃兵勾结莫斯科工商业者谋反。

过程
造反的射击军驱逐了自己的长官，每团推选四人为代表去莫斯科“请愿”。

镇压
当年6月18日，造反队伍在莫斯科以西四十俄里的地方被忠于彼得一世的政府军优势兵力击溃。

后果
6月22日~28日，舍因元帅下令绞死56名造反“主谋”，7月2日74名“逃亡者”押赴莫斯科。随后140人被鞭打和流放，1965人分别送往监狱和修道院看管。1698年8月25日彼得一世回国，立即重启侦查（“大索”），这次共处决约2000名射击军，彼得一世亲自斩首其中五人，悬三尸于索菲亚公主牢房窗外；另鞭打、烙印、流放601名（多系未成年人）。莫斯科射击军的宅院被分配或出售。侦查和处刑一直持续到1707年。最终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未参与造反的十六个射击军团被解散，官兵及家眷撵出莫斯科到其他城市从事工商业。

瘟疫之乱，1771年

起因
1771年瘟疫流行时期，大批信徒和朝圣者试图到“基泰格罗德瓦尔瓦拉城门”的显灵圣母像前祷告，遭莫斯科大主教阿姆夫罗西拦阻。大主教命令封闭捐赠箱、隐藏圣像，遂激起民变。

过程
随着警钟敲响，乱民首先洗劫了克里姆林宫的楚铎夫修道院，次日冲向顿河修道院，杀死躲藏其中的阿姆夫罗西大主教。检疫哨卡和大批显贵人士宅邸被破坏。

镇压
经过三日战斗，骚乱被政府军平息。

后果
逾300名参与者送交法庭，4人判处绞刑，173人鞭打并流放服苦役。斯帕斯基塔楼警钟的钟舌被当局拆除，以防再有人聚众闹事。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遏制瘟疫。

血腥星期日，1905年

起因
1905年1月3日开始的普季洛夫工厂和彼得堡其它工厂罢工行动失败。

过程
彼得堡工人队伍走向冬宫，希望向尼古拉二世皇帝递交关于工人困苦状况的集体请愿书，包括经济、政治方面的要求。此次行动倡议者是自信满满的工会领袖格奥尔基·加邦神甫。

镇压
士兵和哥萨克残忍驱散了工人队伍，过程中使用枪支杀伤示威者。

后果
根据官方统计，事件造成130人死亡、299人负伤（包括多名警察和士兵），其他资料称人数不止于此（高达几千）。皇帝和皇后拨出五万卢布体己钱资助“1月9日圣彼得堡混乱中的死伤人员”。尽管如此，“血腥星期日”之后罢工行动愈演愈烈，自由派反对者和革命组织变得更加活跃——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了。

喀琅施塔得兵变，1921年

起因
1921年2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针对罢工和工人大会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进行武力镇压，并拘捕工人积极分子。

过程
1921年3月1日，喀琅施塔得铁锚广场举行一万五千人（译注：或称一万六千人）大会，提出口号“权力归苏维埃，不归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出席会议，希望安抚人心，但水手们阻止他继续发言。随后加里宁顺利离开要塞，舰队政委库兹明和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被扣押入狱，兵变正式开始。

镇压
布尔什维克当局认为兵变队伍“不受法律保护”，拒绝谈判，甚至捉拿兵变“领导人”的亲属。彼得格勒市、彼得格勒省同时戒严。在无情的炮击和步兵强攻下，喀琅施塔得要塞最终沦陷。

后果
据苏联文献记载，强攻造成527人阵亡、3285人负伤（实际数字可能更多）。一千名兵变参与者被杀，两千多“因伤被俘”，两千多弃械投降，另有约八千人逃往芬兰。事后2103人被处以极刑，6459人（含平民）被判程度不等的刑罚。1922年春喀琅施塔得岛大批居民被强制迁出。

新切尔卡斯克惨案，1962年

起因
由于苏联政府政策失误，国内供给减少，食品价格上涨、工资下降。兼之管理者领导能力不足（厂长库罗奇金对罢工者表示：“没钱买肉，可以吃下水馅饼嘛”）。（译注：即用牲畜肝、心、肾等内脏做的馅饼。另有目击者称，厂长接着补充了一句“咱们一起吃”）

过程
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罢工工人和其他市民1962年6月1日、2日两天在新切尔卡斯克街头集会示威，逐渐演变为打砸骚乱。

镇压
包括坦克师在内的部队进城，向人群开火。

后果
共有45人进入城市医院治疗枪伤，尽管实际伤者更多（官方数据：87人）。6月2日傍晚24人被打死，2人死因不详（官方说法）。虽然当局做出一些让步，但随即展开大规模拘捕和审判。7名“主谋”被处决，其余105人判处10~15年监禁，在重刑犯监狱服刑。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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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年夏季，反常的灾难天气袭击俄罗斯，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历史进程的负面事件。鲁斯兰·斯科雷尼科夫教授在其著作《恐慌岁月编年史》中收集引述了那段时期的文献资料。

三年饥馑

1601~1603年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大饥之年”。1601年整个夏季全国阴雨连绵，天空数月不晴。当降雨终于停歇后，九月份又出现秋寒和暴雪，导致越冬作物死绝， 库存 干草饲料几乎烂光，牲畜饥寒交迫。

次年春，苦熬一冬的农民开始播种，指望有所收成供养垂死家人。然而灾情再次重现，连续三年绝收使俄罗斯人民到了濒危境地。“艾蒿藜草农家饭”这句悲惨的俗语就是那时候出现的。当朝的鲍里斯·戈东诺夫毅然采取非常措施——开皇仓放粮赈济。这种慷慨姿态迅速吸引全国灾民涌向莫斯科，许多人在途中甚至抛弃幼子和微薄家当，只为早日领取一口面包。

可惜皇仓储备不够喂养所有人。城市和村庄的一切活物，包括家猫、野狗甚至老鼠都被吃光。当最后一点食物耗尽，“人相食”就开始了。时有农妇色诱行人回家，将其杀死，置尸体于“阴冷干燥处”以免腐烂。

“天罚”

不仅受骗的行人，就连自己家庭成员——比如老人小孩——也会成为食物。一些忍无可忍的庄稼汉跑进森林落草为寇。更雪上加霜的是，霍乱伴着饥荒爆发了。

仅莫斯科就死亡十二万人，粗略统计全国损失了三分之一人口。民情沸腾，愤怒难抑。各地骚乱频仍，道路劫匪横行。国内局势变得极其紧张。

有人公开宣称，三年饥荒和瘟疫是上帝对头戴皇冠的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惩罚。此人统治“不蒙天主喜悦”，所以接连不幸降在俄罗斯土地。受此类言论推波助澜，又发生多次大规模农奴暴动。

其中声势最盛者当属“赫洛普卡”指挥的队伍，1602~1603年席卷俄罗斯南部到中部二十个县。这些横行无忌的家伙虽只六百余人，但各地农民都拥护他们。

一位在莫斯科做买卖的荷兰客商后来写道，民众广泛传言贵族家地窖堆满粮食，宁可放烂了也不卖，而成千上万人正死于同类相食。

积重难返

1604年终于成为“最后一棵稻草”，精疲力竭的百姓已然撑不住了。那年夏季是俄罗斯史上最冷的夏季，抵达莫斯科的外国人对“七月天”深感震惊。街头遍布积雪，深达成年男子膝盖。农民靠雪橇出行，飞鸟从空中冻毙坠落。粮食收成就更别提了。绝望的人们心里明白：真正的天启还在后头哪！

果然不出所料，连续三年大饥和1604年寒夏之后，史称的“混乱时期”降临。这段时期持续了10~14年，国民饱受暴动、自然灾害、波兰入侵和对瑞典作战多重折磨。种种苦难加在一块儿，引起了严重经济、政治危机。

尘埃落定

1613年之前，俄罗斯就像个疟疾病人似得颤抖不停。先是戈东诺夫死因可疑，然后多个“伪德米特里”轮流登场。人口日日减少，国土步步沦丧。

历史学家列昂尼德·米罗夫表示：即使伊凡雷帝统治时期也没死过如此多人。两场对外战争中，芬兰湾沿岸的大片土地一度丢失（被瑞典占领，日后又被彼得大帝夺回）。

总之，这个辽阔国家的经济彻底陷入衰退。耕地面积缩小二十倍，大量村庄空无人烟，都外出逃难了。全国75%的农民在战乱中丧生或失踪，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基本不会稼穑农桑。“混乱时期”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一直持续了很久很久。

（儿按：1600年2月，秘鲁“于埃纳普蒂纳火山”爆发，导致太阳光照射减少、地表变冷）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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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听过一些关于苏联的“现代神话”，充满了陈词滥调和顽固偏见。苏联人当然有七情六欲和肉体关系，也有安全措施，就是避孕套。而且很多人大概知道这种成人用品在苏联叫“2号产品”。那为什么是“二”呢？

苏联直到1950年代才开始批量生产避孕套。避孕用具在药房销售，称作“产品”。何故？这就有好几种说法。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橡胶制品名称的数字代表材料密度。另一种同样流行的猜测则说，苏联的“1号产品”是防毒面具。

后一种解释看起来十分滑稽讽刺，毕竟防毒面具和避孕套都属于个人防护用品。不过，虽然言之凿凿，此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只有一家工厂制造该“产品”，即“巴科夫斯基橡胶制品厂”（他们也出产防毒面具！）。

重点来了，（正如大家所猜测）苏联的避孕套并非通用款，有多种型号。外包装的数字显然代表大小粗细，所以“2号”就是中等尺寸：长18厘米、宽5.4厘米。至于“3号”和“1号”，适用者较少，也就少人问津。所以社会上渐渐形成了“2号橡胶产品”即避孕套的概念。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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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漫长历史中，战争、衰退和粮食歉收都曾严重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然而，只要吃饱穿暖、略有余财，就足可称为小康人家了。

很难确定农奴制废除前的俄罗斯人生活水准，因为大小权贵和劳苦民众是在不同阶层上共生共存的。此外，19世纪中期全国34%以上人口是农奴，本质上并不存在所谓“中产阶级”。

但我们可以通过外国人的客观意见来了解俄罗斯人何时生活在繁荣之中。例如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帝时期的克罗地亚人尤里·科里扎尼奇（1618~1683），他认为较之诸位近邻——立陶宛、波兰或瑞典，17世纪莫斯科人的财富更多、生活更佳。

科里扎尼奇认为，虽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权贵阶级比俄罗斯的财力更强，但俄罗斯农民和市民“生活得更轻松舒适，胜过其他富国”。据他讲，就连俄罗斯的农民和奴仆都能穿金线、珍珠装饰的衬衫，吃黑麦面包、鱼和肉。

彼得大帝制度改革后，普通人的生活变差了，但根据同时代人观察，俄罗斯人生活水平仍然高于其他西欧国家。1780年代穿越西伯利亚旅行的法国人查尔斯-吉尔伯特·罗姆记述道：西伯利亚农民的日子比他们法国农民的更好。这话并不夸张。

1813~1814年俄军远征外国期间，俄国军官对法国农民的穷困深感诧异。另外，了解俄罗斯农村情况的普希金曾说：“在欧洲各地，拥有一头母牛是富裕的象征；而在我们国家，没有母牛是赤贫的象征。”（译注：这句话出自亚历山大·普希金《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旅行》，1833~1835年）

再来听听英国海军舰长约翰·科克伦的观点，他1824年访问俄罗斯，说：“当地农民的生存状态比爱尔兰农民更好”。这位英国人注意到，普通村庄里“物美价廉”的商品丰富多样，而且“畜群遍地”。

19~20世纪俄罗斯进入工业繁荣期，但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899年俄罗斯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曾说：“如果比较我们和欧洲的消费，那么俄罗斯人均消费仅是其他国家认为维持基本生活之必须消费水准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不过，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重要思想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对这段岁月有不同看法，他说：“上帝啊！那真是一段好时光！俄罗斯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一千年来第一次迅速成为繁荣的国家。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学校，食品和消费品充塞市场。”

但秉公而论，也只有俄罗斯精英阶层和城市富裕阶层（约占总人口10~15%）有条件过高标准生活。这些人锦衣玉食，享受各种服务，住宅是西欧式样的精致房舍。

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显示，20世纪初俄罗斯平均月工资10~25卢布。作为对照，美国同时期平均月工资为71卢布。不过美国的数据仅部分正确，实际上俄罗斯工人每月收入20~30卢布，仆役可挣5~10卢布。此外不乏高收入职业群体。

例如：专业车工、钳工和工长月工资50~80卢布，普通中学高年级教师80~100卢布，邮政、铁路、船运站的主管150~300卢布。国家杜马代表350卢布，高级官员甚至能超过1000卢布每月。

最后简略介绍一下物价。在莫斯科市中心租住带全套家具的新装修套房，每月租金100~150卢布。若在市郊租一个小房间就便宜多了，5~7卢布而已。一条重约400克的黑面包卖3戈比，一千克最普通的通心粉20戈比，一升牛奶14戈比，一千克牛肉45戈比。一套西装8卢布，钢琴200卢布，不带额外配件的汽车20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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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西里·耶列明

文章开头，笔者要真诚鸣谢那些公开苏联档案（哪怕一鳞半爪）的人们，这使我们今天研究苏联问题时有了可靠依据。也要特别感谢那些将档案发布到互联网的人们。

此外令我深感惊讶的一件事是：看似平平无奇的苏联集体农庄事务统计报表居然曾经属于涉密文件。且不仅仅是“秘密级”，而是打上了“绝密级”的戳子…… 天知道他们怎么想的！难道不应该反着来吗——广泛公开集体农庄幸福生活的各类文件，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那么苏联领导人的顾虑究竟何在？下面我们试着做有条理地分析（引用档案原文以粗体字表示）。

先看看档案序言：

绝密。发文号№2396，1951年6月23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П.К.波诺马连科，按照您的委托提交关于发放集体农庄庄员劳动日谷物和现金，以及1940、1948、1949和1950年度关于集体农庄公积金扣款的资料。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В.斯塔罗夫斯基

接着就是包含众多数据的大表格。前四行最有意思，乃全国平均数——战争前后加入苏联的西部地区除外（那些地方的剥夺富农工作和集体化工作时间不长）。请看：

1个劳动日发放的谷物数量（千克）

1940 – 1.64

1948 – 1.05

1949 – 1.14

1950 – 1.51

根据另一份题为《1950年集体农庄年终简报》（“绝密级”）的资料，我们得知农民在1940~1950年期间平均每年有250个劳动日。也就是全国农民平均每年能收到300千克谷物。但集体农庄庄员怎样使用这些谷物呢？当然是饲养家禽家畜。喂一只母鸡每年约需50千克谷物，那么“全国平均”每年六只。不多，总比没有强。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再往后的数据就令人遗憾了：有多少集体农庄完全未发放谷物或只发放极少量（每劳动日低于300克）。为提高文章可读性，避免大量数字堆砌，我们将其归总如下。

全国集体农庄：

1940年劳动日完全未发放谷物的 – 4.8%

1948年劳动日完全未发放的和少于300克的 – 26.7%

1949年劳动日完全未发放的和少于300克的 – 18.5%

1950年劳动日完全未发放的和少于300克的 – 13.5%

坦率地说，结果真叫人沮丧。靠这种收入，一个人养一只鸡都难。让我们继续探究集体农庄庄员能到手几个卢布！

全国劳动日现金平均支付数（卢布）：

1940 – 0.92

1948 – 0.90

1949 – 1.13

1950 – 1.50

就是说，1950年苏联集体农庄庄员年收入大约375卢布，月工资31.2卢布。真糟糕，因为1950年工业界平均工资是726卢布。（来源：1956年苏联中央统计局报表。儿按：该表显示1950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月工资386卢布，是否包括了农业管理人员？或数据造假?）

当然也要看看完全发不出工资和日工资少于40戈比的情况：

1940 – 12.1%的集体农庄未支付劳动日工资

1948 – 61.4%的集体农庄未支付劳动日工资或少于40戈比……（超半数啊，我滴天哪！）

1949 – 59.8%的集体农庄未支付劳动日工资或少于40戈比……

1950 – 53.5%的集体农庄未支付劳动日工资或少于40戈比……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这些档案资料保密的原因了，不是吗？可以说那段时期的苏联农民半数穷苦、半数赤贫——有政府公文为证。

的确，理论上集体农庄庄员也可以获得蔬菜、干草或其他物品作为劳动日报酬，但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可以发，但不能发。因为按规定集体农庄必须先满足下列条件才能支付劳动日报酬：

1.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和价格完成全部交售任务；

2.完成农机站的劳务结算；

3.为种子、饲料、应急储备和集体农庄公积金拨付产品和资金；

4.拨付为集体农庄利益在市场销售的产品；

5.为残疾者、年老者、托儿所和其他“社会事务”拨付资金；

——在此之后，集体农庄才有权发放庄员劳动报酬，如果还剩下些什么……

所以，集体农庄庄员唯一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在城市市场上销售个人自留地的产品，只要他纳税并从市场管理处取得执照就行。但必须考虑到，农民把产品从家运往城市，两者间距离多远？马车早已在集体化的时候被征收。难办了，对吧？那年头又不像现在可以打手机雇车。

不出意料的话，一堆斯大林主义者此刻该跳出来了，尖叫着：“资料都是伪造哒”、“战斗机和坦克都是农民购买哒”之类废话。务必提醒他们：收入微薄的集体农庄庄员仍有义务缴纳农业税，根据其自留地产出物来计算。每丛灌木每棵树，甚至草地都算。比如特洛伊茨科-伯朝拉斯基区“马连科夫集体农庄”女庄员Е.М.谢姆亚什金娜1950年缴纳了金额539.04卢布的农业税。此项税来自：1头牛、390平方米菜园、20平方米菜垄、1.5公顷割草等……

现金税之外，集体农庄庄员还要向国家缴纳“实物税”，比如1948年每户强制低价交售40~60千克肉、150枚鸡蛋。一头牛的每年牛奶强制交售量达300升（此处举科米共和国为例，不同地区情况各异）。

1940~1956年，人们不太会特别关心付费教育，毕竟有能力为子女提供高等教育的农户寥寥无几。想来正是那些在战争期间买飞机买坦克支援前线的人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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