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是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1924年所生。1932年娜杰日达“自杀”身亡，幼小的瓦西里失去母亲，平常由负责斯大林警卫工作的尼古拉·弗拉希克将军及下属代为照顾。

众所周知，斯大林溺爱独生女斯韦特兰娜胜过其他孩子。但当小女孩渐渐长大，不堪忍受父亲的专制作风，从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斯大林和两个儿子的关系则更加复杂，尤其是自幼顽劣的瓦西里。这个男孩精力旺盛，成天跟一群没什么道德品质和自制力的男人（警卫员）厮混，早早学会了抽烟喝酒，让斯大林身边工作人员和学校老师深感头痛。他喜欢爬墙、爱搞恶作剧，坚信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受惩罚，这无疑对他的人格形成极其有害。

目前能见到的历史档案中，斯大林曾多次要求下属管教幼子。例如1933年9月致信祖巴洛沃别墅警卫队长叶菲莫夫，让他“好好看着瓦夏，别让他胡闹，不要放纵瓦夏，对他一定要严格要求。如果瓦夏不听保姆的话，或者惹她生气，你们就给我罚他。”

当然，瓦西里的行为、心态与缺乏纠正直接相关，毕竟哪个苏联人敢真正责罚斯大林儿子？他从“风气不好”的学校转入莫斯科第25模范学校，大多数老师对其劣迹视选择而不见，甚至在“自家孩子”跟前表现谄媚——这样做等于火上浇油。终于他们最后一丝耐心耗尽，不得不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最高领袖约束闹腾的儿子。

斯大林对此类“告状信”一向抱着理解和宽容。做父亲的心里很清楚，瓦西里的成长环境把他惯坏了，令他本就不易相处的个性更加难缠。所以斯大林不仅阅读老师的信，还亲自回信，其中一封1938年6月写给“马尔特申同志”的保存至今：

致马尔特申老师：
您的关于瓦西里·斯大林的不良行为的信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您的来信。
由于工作耽误了给您回信，请原谅。
瓦西里，一个被惯坏的且天分一般的少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粗野型的），往往偷奸耍滑，喜欢恫吓软弱的“师长”，经常厚颜无耻，意志薄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组织性。
各种各样的“干爸”和“干妈”有时过分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从而把他宠坏了。
我很高兴，在您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有自尊心的老师，对待瓦夏能像对待所有学生那样并要求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遵守学校全部规定。瓦西里是被校长们惯坏了，就像您提到的那位。这些弱骨头的人，学校不是他们呆的地方。而如果说瓦夏这厚颜无耻的家伙还没有来得及毁掉自己，那么这恰恰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还有这样一些不放纵纨绔子弟的老师。
我的建议是对瓦夏要更加严格地要求，不要害怕这任性的家伙以“自杀”来进行虚张声势的讹诈性的威胁。在这方面我将支持您。
很遗憾，我不可能亲自管教瓦西里。但是，我保证会时常过问他的情况。

当斯大林终于有时间亲自管教，瓦西里就遭殃了。虽然他家没有哪个工作人员敢透露严父责打儿子，但瓦西里定期受训斥的情况人人皆知。甚至传出一则故事：某次又挨训时，瓦西里顶撞父亲说自己也姓“斯大林”——意即爸爸你位高权重，干嘛抡起破拖鞋打“皇子”的屁股呢？

斯大林闻言神情自若——他总能沉得住气——回答：“你，不是斯大林。连我自己也不是斯大林”。然后指着墙上悬挂的画像说：“斯大林他在这儿”。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光环或名耀都来自国家元首的官方形象。家门之内，你我之间，父子关系而已。

不知顽劣儿子是否理解了父亲的训教，但他一生始终活在斯大林阴影之下。1953年3月瓦西里·约瑟夫维奇被撵出空军，逮捕，指控其“贪污”、“诽谤政府”等罪名，判刑8年。狱中患多种疾病半残，刑满流放喀山市，每月领退休金。1962年3月逝世——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报告赫鲁晓夫称死因是“过量饮酒”，建议就地安葬。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导致巨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电厂主任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对此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被法院判处10年监禁。虽然他自己也遭受了核辐射，却幸运地活了下来。

说实话，布留哈诺夫是个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他1935年生于塔什干，1959年塔什干工学院毕业，进入安格连火电站工作，从普通操作员逐渐晋升为涡轮车间主任。1966年受邀到顿涅茨克州斯拉维扬斯克火电站上班，一路做到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

1969年末他被组织任命为正在施工的切尔诺贝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主任，次年初带领队伍开始建设普里皮亚季市。核电站运行投产后，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领导岗位上屡获政府奖章，多次当选为地区党代表或主席团成员，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

1986年事故发生，苏共中央政治局解除了布留哈诺夫的职务。8月份他赶回塔什干老家奔丧，原来母亲闻听儿子受处分的消息，心脏病发作亡故了。我们现在知道，对布留哈诺夫等六名被告的庭审就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本地文化宫内，包括：核电站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值班主任鲍里斯·罗戈日金、反应堆车间主任亚历山大·科瓦连科和国家能源监察委员会检查员尤里·劳什金。他们被指控触犯《刑法》第220条：非法处理核材料或放射性物质。

尽管布留哈诺夫曾表示自己“不知道”爆炸发生当晚进行的任何测试，但许多人相信这纯属推卸责任，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责任问题值得商榷。总之，1988年7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决布留哈诺夫10年监禁。

布留哈诺夫进入卢甘斯克州的劳改营服刑，在那里继续从事“老本行”——烧锅炉。1991年9月提前释放。之后曾短暂担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技术部门负责人，1992年8月移居基辅，到乌克兰外贸部工作。由于他参与了核事故后果清理，虽然受辐射剂量相对较低，但随着年纪增长，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辞职回家。前后经历了中风、失明，沦为二级残疾，几乎不离开基辅的住宅。

布留哈诺夫老伴瓦莲京娜·米哈伊洛芙娜以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高级工程师，早已退休。儿子奥列格是基辅第六火电站工程师，女儿莉莉娅在赫尔松当儿科医生。

2021年10月13日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基辅逝世。

“白色运动”高级将领之中，1983年4月在耶路撒冷辞世的米哈伊尔·赫利普诺夫（原顿河军少将）是死的最晚的一位。与他们不同，许多白军的中低级军官和普通战士活着见证了自己曾经的奋斗目标——苏维埃政权终结。

我们在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夫著《北美的俄罗斯人》和历史学家谢尔盖·沃尔科夫编纂的《白色运动参加者》资料库中，发现了许多相当长寿的“白军分子”。比如：

原帝国陆军上校、胸甲骑兵团团长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布拉佐利，1993年死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享寿100岁。此人出身波尔塔瓦省贵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加入俄国南部的“志愿军”，头部负伤。1920年从克里木半岛疏散到君士坦丁堡，辗转赴巴黎，为生计陆续做过汽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仓库经理、制图员、骑马教练等。葬于纽约。《军官集合》杂志讣告称：“1992年7月4日布拉佐利最后一次同家人庆祝团纪念日，因为认识的战友都已故去了。他生前热心参加各个军官组织，也是俄罗斯中等军事学校军官学员协会的成员，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出席节假日活动及见面会。”

1991年去世的原帝国军上校、白军上校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莱因哈特同样活了100岁。他参加过“一战”和俄国南部的内战，流亡法国、美国期间从事银行业。1981年退休养老，在新泽西州“托尔斯泰”农场住了十年。

至于下级军官，活到1991年之后的就更多，例如：

1918年参加第一次库班战役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伊万诺夫大尉，后来担任“俄罗斯全军联盟”主席，1993年夏天死于底特律。

原弗兰格尔军马拉炮兵少尉、《俄罗斯南部白色运动》一书的作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塔索夫1999年去世，曾在南斯拉夫、奥地利和美国居住。

还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白军军官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斯维热夫斯基（谢拉菲姆修士）。1899年生于乌克兰普罗斯库罗夫（赫梅利尼茨基），1917年谢尔吉耶夫炮兵学校毕业，“一战”期间在罗马尼亚前线杀敌。内战时曾进军官学校深造，参加过北塔夫里战役。1919年撤往君士坦丁堡，在保加利亚、比利时、德国生活。“二战”结束后在慕尼黑出家，1957年荣任俄罗斯境外东正教会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大主教，在此神职上工作了27年。晚年定居曼哈顿以北30公里的新迪维耶夫斯基修道院，1996年9月逝世。

他生前表示：“侨居国外对每个人都意味着恐惧和苦涩，我几乎经历了全过程：君士坦丁堡、加泰罗尼亚、利姆诺斯岛、保加利亚、比利时、美国。我属于第一批出来的俄罗斯人，我们先是失去了家园——俄国，又把残兵败将葬在别人的土地上，最后纷纷含着泪水和伤痛希望早日回家”。

当他94岁时被问及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局势，老主教回答：“诚然，俄罗斯目前很艰难，一切都需要时间和耐心。以及爱，这才是最重要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74年后，其他老迈的白军官兵怎样看待苏联解散，我们不得而知。但从1992年初新闻报道可以看出，俄侨群体的普遍心境大致是复杂而矛盾的，既怀着俄罗斯民主转型的期望，又为大片土地丢失而伤感。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俄国内战的参加者们显然都辞世了。但究竟谁才是“最后的白军”呢？根据一些消息来源，很可能是原顿河军的尼古拉·费奥多罗夫（1901-2003）。但也有说法称是2010年死于阿根廷的弗拉基米尔·肖斯塔克（105岁），他1920年在波兰战斗的时候只是个中学生。

延伸阅读：

白军何以败给红军

内战后侨居日本的“白俄”移民大多生活在东京、神户等大城市，也有少数人选择长崎、广岛这样的“偏僻地方”，他们无法预知1945年8月份从天而降的可怕命运。

帕维尔·博尔任斯基

二战结束之际，身在广岛的俄国侨民共计14名，相比当地30万人口不啻沧海一粟，但其他国家的侨民其实更少。迄今已知有5名俄裔死于“小男孩”原子弹，即商人洛巴诺夫一家四口，和前上校帕维尔·博尔任斯基。后者1945年10月去世，曾对另一位俄国侨民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博尔任斯基跟广岛的多数俄国人一样以零售为生。核爆炸令他失去全部财产，只剩半条命苟延残喘。他和其他难民暂时栖身广岛郊外某佛寺，一段时间后转移至神户，在那里得到了人数更多的俄裔侨民社区的救助。死亡原因推测是他内战时期的旧伤口因辐射恶化、发炎，最终发展成坏疽，日本医生无力医治。

帕利奇科夫家

说来讽刺，轰炸后最早进入广岛的美军士兵之一：尼古拉·帕利奇科夫是俄罗斯移民的后代。他父母于内战结束后侨居广岛，他本人在这座小城出生、长大，16岁离家赴美留学。由于熟悉日本社会，1945年8月尼古拉和战友被司令部派往广岛，监督投降执行情况。毫无疑问，他最关心的是父母能否从核爆中幸存。谢天谢地，悲剧发生三周后他得知家人还活着。

2001年，77岁高龄的尼古拉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岛核爆前几天他的家人幸运地搬到了远离爆心的一座房子，所以活了下来。当他们劫后重聚，短暂的快乐很快被战争的惨痛淹没。家人告诉他：爆炸后人们奔向水边，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死了，还有些人皮肤脱落，全都绝望地四处找水。

尼古拉走在遍地废墟的广岛市内，被“原子阴影”吓坏了——这些阴影系原子弹强烈的光辐射形成，已死之人的剪影留在残垣断壁上。尼古拉·帕利奇科夫起初相信投放原子弹是杜鲁门总统结束战争的必要之举，但战后多年他彻底转变了立场，认为任何核武器都是不人道的。

帕拉舒京夫妇

费奥多尔·帕拉舒京出身乌拉尔农村，1917年入伍俄帝国军队时已有一儿一女。后来跟着高尔察克打仗，溃败逃亡哈尔滨俄裔社区做小生意，二婚。1926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移居日本，开个欧洲服装店，生活渐渐富裕起来。

1945年8月6日早晨，两口子勉强从倒塌的房屋中逃出，四周漆黑如夜，尘土飞扬，一时辨不清方向。直到被人领到河边，用浸水的蒲席覆盖全身，靠着救济粥活了一星期。而附近的难友们就没这么幸运，每天都有人痛苦死去。

再后来，两口子和博尔任斯基一样转移到神户，承蒙同胞及热心人帮助，重新做起小生意勉强度日。核辐射损害了费奥多尔的健康，使他罹患喉癌，手术后丧失说话能力。1980年代中期逝世，葬于神户。

谢尔吉耶夫和伊万诺夫

关于长崎俄罗斯侨民受核爆影响的情况历来少有人知，曾有报道说爆炸部分损坏了一处俄人公墓。

“胖子”原子弹爆炸后一周，苏联外交官戈尔曼·谢尔吉耶夫和米哈伊尔·伊万诺夫试图访问长崎。日本人劝阻他俩不要参观被摧毁的市区，说正有一种神秘疾病杀死废墟间的幸存者。但谢尔吉耶夫和伊万诺夫仍然进入了现场，甚至帮助日本人扒开灰烬，收敛烧焦的尸体。几星期后谢尔吉耶夫逝世，成为已知的唯一“俄罗斯遇难者”。伊万诺夫活到95岁，坚称那次出差时喝的酒救了他一命。

苏联有马特维·沙波什尼科夫，中国有徐勤先。

沙波什尼科夫1994年6月25日逝世，徐勤先2021年1月8日逝世。

沙波什尼科夫1988年平反、恢复党籍，徐勤先（ ）

苏联时代，“背叛祖国”之人落网后多数被政府枪决，其家属的命运各有不同。一些人被迫忍气吞声低调生活，因为从未料到家人会做出“这种事”，另一些人受不了压力选择自杀。

许多影视作品（尤其西方国家电影、电视剧）喜欢描写苏联变节者亲属甚至上司、同事受牵连被枪杀，这种情况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基本只存在于斯大林/贝利亚时期。

维克多·别连科1976年驾驶米格-25P截击机叛逃日本。塔斯社消息称：日本强行扣留苏军飞行员，此人因迷航进入外国领空，非自愿降落函馆机场。
别连科的母亲和妻子柳德米拉被迫出席“新闻发布会”，哭着表示她们不相信维克多故意叛国。现场禁止记者提问。之后多家西方媒体刊登了叛逃飞行员家属抹眼泪的照片。美国评论家约翰·巴伦写过一本关于别连科的书，声称别连科长大后极少跟母亲联系，妻子曾提出离婚。柳德米拉本人在罕见地接受采访时说，丈夫逃跑后他们家没怎么被国安部门骚扰，而她始终想不通别连科为什么出逃。

1978年，前ГРУ（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军官维克多·苏沃洛夫（弗拉基米尔·列尊）携妻子和两个孩子从日内瓦叛逃英国。1999年他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说，留在苏联的亲属“必须为他的罪孽负责”（具体如何没讲）。
另一方面，据说列尊在切尔卡瑟帮哥哥买了一套房子，并两次邀请父母、岳父岳母赴英国探亲。其他消息来源无法证实或否定上述说法。鉴于此人在国外成了作家，经常在军事历史著作中提出争议性观点（例如“1941年春夏之交红军正准备入侵德国”），似乎不能排除弗拉基米尔·列尊对家人也喜欢“耍手段”。

原克格勃第一总局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向英国政府提供大量情报。国外称他是潘科夫斯基之后最重要的苏联内鬼，国内缺席判处他死刑。此人后来接受BBC主持人塞瓦·诺夫戈罗兹夫采访时透露，1989年苏联政府打算没收他妻子莱拉（同样出身克格勃家庭）和两个女儿在莫斯科的全部财产，但未实施。
1991年莱拉带着女儿去伦敦投奔丈夫，二人长时间分居，之后莱拉提出离婚，带孩子返回老家。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外表示离婚是克格勃的要求，说莱拉的家人一直被国安部门监视，早年的第一任妻子也经常被传唤审讯。

前面提到的ГРУ上校奥列格·潘科夫斯基1960-1962年向美、英情报部门提供绝密信息，包括击落U-2侦查机细节、“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战略计划、核试验等。根据《论据与事实》的报道，国安部门详细调查了潘科夫斯基妻子维拉和大女儿玛丽亚（小女儿年幼），确信她俩对丈夫和父亲的叛国行为一无所知，因而未加迫害。维拉和玛丽亚改姓“加波维奇”，搬家继续生活，玛丽亚后来甚至在一个克格勃分部工作。

苏联解体后大量揭秘克格勃内幕的前上校奥列格·卡卢金曾透露：“苏联最有钱间谍”阿道夫·托尔卡切夫（电子工程师，1979-1985年向CIA出卖54项绝密情报，获酬78万卢布及200万美元海外存款）的妻子娜塔莉亚曾和他（卡卢金）在克格勃共事，丈夫被抓后她也被判叛国罪。1986年托尔卡切夫执行死刑，1990年代娜塔莉亚出狱。至于那笔海外存款的下落，各种传言满天飞，CIA发言人拒绝证实是否已给付托尔卡切夫遗孀。

文章最后介绍一下阿尔卡季·舍甫琴科，1973-1978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是冷战时期苏联最高级别的叛逃外交官，全家跟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关系密切。1978年4月舍甫琴科滞留美国拒绝返苏，一个月后其妻列昂金娜自缢身亡。儿子根纳季后来回忆：母亲连日音讯全无，他去寻找，不料在衣柜发现尸体。
再后来他家莫斯科寓所内全部财产被没收。1979年根纳季被迫从外交部辞职，改名换姓一直到90年代。葛罗米柯为了避嫌只能保持距离，但仍然尽可能施以援手，包括安排列昂金娜下葬昆采沃公墓。

时至今日，我们仍听闻斯大林孝子贤孙们哀叹：“唉，斯大林同志除恶未尽，杀人太少！就该把‘人民公敌’的九族十八代用热烙铁弄死！”

然而这些又蠢又坏的红色法西斯们或许没想到，偶像斯大林当年正是这样干的。在斯大林时代苏联，逮捕被镇压者亲属乃政府部门通行的习惯做法。最常见的是妻子被捕，有时株连兄弟姐妹，甚至年迈父母——如果还活着。

例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坏了事”之后，下列亲属被捕：母亲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死于流放）、妻子妮娜·叶甫根耶芙娜（流放，1942年枪毙）、女儿斯韦特兰娜（1922年生，遣送“特殊孤儿院”，后流放）、兄弟尼古拉（枪毙）、尼古拉之妻（劳改）、兄弟亚历山大（枪毙）、亚历山大之妻（劳改）、姊妹伊丽莎白（劳改）、伊丽莎白丈夫尤里（枪毙）、姊妹奥莉嘉（劳改）、奥莉嘉丈夫（劳改）、姊妹玛丽亚（劳改）、玛丽亚丈夫（枪毙）、玛丽亚女儿（流放）、姊妹索菲亚（流放）。只有一个姊妹娜塔莉亚逃过劫难，改姓生活。元帅的情妇（事实妻子）尤利娅·库兹明娜也被判处8年劳改。上述几位亲属熬过多年监禁、流放和强迫劳动，终于1957年获释、平反。

历史档案甚至连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母亲玛芙拉·彼得洛芙娜准确的娘家姓都没记录下来，一些资料称“米洛霍娃”，另一些称“米列霍娃”。根据平反文件，玛芙拉·彼得洛芙娜1870年生于斯摩棱斯克省（也有说生于1869年的）。家庭赤贫，姊妹五个，父亲彼得·普罗霍罗维奇送玛芙拉到世袭贵族图哈切夫斯基家当佣人。据说这五姐妹个个貌美，但玛芙拉的身材、气质尤其出众，于是贵族少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与她相爱，此人是图拉省总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图哈切夫斯基遗孀索菲亚·瓦连京诺芙娜的儿子。玛芙拉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接连生了四个孩子后得以正式结婚，其中就包括未来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如前所述，元帅共有2兄弟5姊妹，除娜塔莉亚外都被打成“人民公敌”亲属镇压，母亲同然。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本人1937年5月22日被捕，6月11日深夜或12日凌晨枪毙。早在6月9日（也就是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即宣布了流放玛芙拉·彼得洛芙娜的决定。年近七十的老太太起初在阿斯特拉罕煎熬四年，1941年秋天又改变流放地押赴哈萨克斯坦，但她似乎未能抵达，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下落成谜。

1989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姊妹奥莉嘉·尼古拉耶芙娜上诉检察机关，要求为母亲平反昭雪。但当时缺乏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死亡的任何信息，工作无法进行。

之后一年，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州检察院努力寻找该人踪迹。他们向有可能知晓其下落的政府部门发函询问，但总是返回相似的答案：不知道、没见过、未记录……且公函上的名字常常错讹，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也被混淆，更增加了查询难度。

最终找到了流放途中一直照顾玛芙拉·彼得洛芙娜的“难友”哈娜·佩洛娃。得知：所有从阿斯特拉罕出发的流放者都挤在一艘驳船上，没吃没喝，条件恶劣，临时靠岸才能买一点点面包块。他们花两星期经伏尔加河进入里海，在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下船。随后流放者被塞进有炉子的取暖客车驶向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州，12月抵达切尔卡尔市。但这并非旅程终点，他们又冒着严寒、暴雪骑骆驼在白茫茫的哈萨克草原上艰难跋涉9个小时。

好不容易走到阿克托别州切尔卡尔区集体农庄，玛芙拉·彼得洛芙娜和索菲亚·拉杰克、哈娜·佩洛娃等几名流放者住进一处窑洞，这时候老太太已经快站不住了。大家试图照顾她，可没人受过医护训练。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母亲很快咽气，挖个坑埋在窑洞外。官方文件指出这一天是1941年12月23日，但在场者回忆不同，所以玛芙拉·彼得洛芙娜·图哈切夫斯卡娅的真实死亡日期无法确定。

法院迟至1990年10月才正式认定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死亡的事实。之后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方面遗失许多材料，包括玛芙拉·彼得洛芙娜的监管档案、各种公文、剪报和目击证人笔录。

必须指出的是，阿克纠宾斯克师范学院的同学在寻找过程中做了突出贡献。根纳季·马卡列维奇和年轻同志们研读档案文件、采访村民，一点一滴还原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最后的人生，而且在坟墓上立起一块小小的纪念碑。检察院正是在同学们工作的基础上整合、固定了全部证据。

今人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评价两极分化。事实是：他忠于红军，甚至残酷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1930年代建议改革武装部队、重视航空兵、坦克兵、航空母舰的作用，推动研制多管火箭炮、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雷达等。后来这个人连同几百名苏军将领被贴上“阴谋家”或“间谍”的标签处死，过了二十年又都平反恢复名誉。可家属呢？母亲呢？他们做了什么呢？又遭遇了什么呢？卑鄙的政策难道不是出自扭曲年代的“斯大林主义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