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所知道的关于这种酷刑的最可怕案例出现在1933年。

一位普普通通的50岁女人被领到我面前，她的状态令我吃惊：眼神充满恐惧，脸上毫无表情。

后来我俩单独相处，她才开口说话，语速缓慢，没有声调，仿佛呓语：“我没疯。我以前是党员，现在不想做党员了！”她接着谈起最近经历的事情：原来她是某女子拘留所的看守，偷听到两名侦查员闲聊，其中一人吹嘘称能让任何囚犯按他的心意说任何话、做任何事。为了证实所言不虚，他描述了自己打赢的一个“赌”——迫使一位母亲掰断自己1岁幼儿的手指。

此中秘密在于，他先掰断母亲另一个10岁小孩的手指，接着表示如果母亲肯亲手掰断1岁幼儿的小拇指，他就停止这种折磨。那母亲被栓在墙壁的钩子上，当10岁孩子哭号着：“啊，妈妈，我不行了”，她彻底精神崩溃。随后发了疯，杀死幼儿，拎着腿把头往石墙上撞……

女看守讲完，接着说：“我听了这话，五雷轰顶……因为我也是当娘的，也有孩子，一个10岁一个1岁”……

（И.С.教授：《从精神病理学角度看布尔什维主义》，《文艺复兴》杂志“文学政治”分册，编辑：谢尔盖·梅利古诺夫。巴黎“文艺复兴”出版社，第六期，1949年11-12月）

（儿按：本文未提供“女看守”和“教授”的具体姓名，所述事件发生时间亦不详，真实性存疑。谢尔盖·梅利古诺夫系1920年代流亡法国的历史学家、政论家，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是《俄罗斯的红色恐怖》。但此人客观性和专业程度一直以来都有争议）

附：苏共党内对“红色恐怖”的批评：

……红色恐怖的受害者越来越多，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行动缺乏正当性及合法性，这不能不引起布尔什维克阵营内一些党务活动家的阻力，1918年10-12月发生的几场论战就是明证。尤其10月25日中央委员会开始讨论关于“契卡”的新地位问题，部分党员斥责“该组织权力无边，不仅把自己置于苏维埃之上，更置于党之上”。布哈林、奥里明斯基和内务人民委员(РСФСР)格里戈利·彼得罗夫斯基要求采取措施遏制这个“充满罪犯、虐待狂和流氓无产阶级腐化分子的横行霸道的组织”，政治控制委员会（译注：后来叫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列夫·加米涅夫直接要求废除全俄肃反委员会。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仇恨和涤荡之歌》）

斯大林进行“大镇压”期间，涌现出不少“积极杀人”的行刑者。本文简单介绍其中几位。

公认的行刑数字最高纪录保持者是НКВД刽子手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布洛欣，各种文学作品说他处决了几千甚至一万五千人。

瓦西里·布洛欣1895年生于弗拉基米尔省农民家庭，放过羊，做过泥瓦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中做上士，1918年投奔红军，1921年入党，在内务部队任排长。

之后他继续留在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不仅领导行刑队，也亲手消灭斯大林的敌人。据统计他的枪下冤魂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中央委员伊瓦尔·斯米尔加、外交官列夫·卡拉汉、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埃马努伊尔·克维林、政治局委员弗拉斯·丘巴尔、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作家伊萨克·巴贝尔、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等许多名人。叶若夫也是被布洛欣击毙。

政治犯行刑队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各部门官员组成，他们履行职务的时候称作“特殊任务委员”，白天保卫一批党政高官，夜晚杀死另一批党政高官。

瓦西里·布洛欣很享受处决别人的过程。总穿一件深棕色皮夹克，戴手套，再系一条长长的皮围裙，免得血溅满身。他爱使“瓦尔特”手枪，长时间连续射击耐用可靠，不会耽误他一天杀两百多。1940年到特维尔州出差期间，布洛欣亲手枪毙了600人。

据说布洛欣工作前不饮酒，禁止下属沾伏特加，但行刑后往往大醉酩酊，留下一箱空酒瓶。

由于“业务”突出，布洛欣先后荣获列宁勋章、2次红旗勋章、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红星勋章等国家奖励，赠送个人武器和金表，又两次获得“荣誉国家安全官员”奖章。

1953年斯大林逝世，布洛欣少将立即“因健康原因”退休，实际是贝利亚说的：“在这个地方工作太久了。”1954年11月被剥夺军衔，1955年2月去世。

另一位НКВД“高效”刽子手是拉脱维亚人彼得·伊万诺维奇·马格，据说九年杀了约10000人。他1879年生于农村，1917年入党，1920年起担任“契卡”内部监狱典狱长。1931年开始亲自处决囚犯。

这个人行刑时情绪不稳定。时而兴奋狂躁，某次连杀二十多人之后差点儿打死到场监刑的特别处领导波波夫；时而又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听见求饶会微笑，还会礼貌要求妇女脱光衣服再受死。通常他每次杀3-15人，每周工作7天，喜欢用枪射击囚犯后脑勺，同时脚踢屁股以免沾血。下了班就大吃大喝，丝毫不受血腥味儿影响。

彼得·马格先后获列宁勋章、红星勋章、红旗勋章和荣誉国家安全官员”奖章。1940年因写信给斯大林告状，被贝利亚解职，从此酗酒无度，1941年死于肝硬化（或称自杀）。

格鲁吉亚人萨尔基翁·尼古拉耶维奇·纳达拉亚1926年进入国安机关工作，1937年成为格鲁吉亚国家安全总局局长，1953年调入苏联内政部，同时担任贝利亚的个人警卫队长。

在“大镇压”年代，他的最高杀人记录是一天枪决500人，属于名副其实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但他也是唯一被逮捕判刑的刽子手，贝利亚倒台后法庭指控他为贝利亚“提供女人”，1955年以《刑法》58条罪名坐牢10年。1965年出狱后回莫斯科居住，1982年2月死于急性心衰。

发明毒气杀人车的伊赛·贝格亦无善终，1962年获平反恢复名誉。

除上述几人之外，瓦西里·希加列夫和伊万·希加列夫兄弟、伊万·弗兰采维奇·尤西斯、费尔迪南·伊万诺维奇·索特尼科夫、伊万·伊万诺维奇·费尔德曼等人皆是当年大名鼎鼎的行刑者，各以其处决数量载入史册。而且他们都体面地葬在城市公墓，跟各路社会名流、贤达“为邻”。只不过民间传言其中几人的墓碑经常被红油漆涂写“刽子手”，之后又被悄悄擦干净。

关于”Незнакомка”（《无名女郎肖像》）画中人的原型究竟是谁，艺术界、史学界莫衷一是。但我们至少知道，充当模特儿的是画家伊万·克拉姆斯基之女索菲娅，甚至有人猜测画家刻意修改了女郎面部特征使其更像女儿。“无名女郎”经由教科书变得家喻户晓，索菲娅复杂曲折的命运却罕有人知。

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生于1866或1867年，是家中独女，深得父亲宠爱。在一所普通中学读书，因受家庭环境浓厚的创作氛围熏陶，很早就对绘画产生兴趣。克拉姆斯基也从小培养闺女的艺术才能，亲自做她第一位老师。索菲娅幼年有过一段丑小鸭时期，熟人普遍认为她不漂亮。但女大十八变，随着年龄增长确实越变越好看了。对父亲而言，索菲娅一直是他最喜欢的模特，甚至一度因生病把头发剪得参差不齐，却仍在父亲画布上光彩照人、眸如秋水。

索菲娅与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之女维拉（嫁给济洛季）和亚历山德拉是同龄人，关系友善。维拉·济洛季后来回忆道：“索菲娅小时候相貌平平，但有一张聪明、充满活力的脸。她活泼、开朗，于绘画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 16、17岁的索菲娅越来越美丽，头发也长长了，身材变得高挑纤细。她擅长舞蹈，外向、机智、魅力无穷，引来不少仰慕者。”

事实的确如此。克拉姆斯基的学生伊利亚·列宾就很欣赏她的身材。30岁画家阿尔伯特·伯努瓦诚心诚意上门求婚，但对16岁的索菲娅来说，这人似乎“太老了”。美女自己相中的未婚夫是青年医生谢尔盖·谢尔吉耶维奇·博特金，出身名医世家。亲戚们纷纷庆贺她俩订婚，克拉姆斯基尤其高兴，为新郎、新娘绘制精美的双人肖像……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眼看一桩好姻缘即将缔结，谢尔盖·博特金忽然移情别恋未婚妻的闺蜜亚历山德拉·特列季亚科娃。于是婚约解除，没多久谢尔盖和亚历山德拉喜结连理。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设法维持了与亚历山德拉的朋友关系，但这场打击令她陷入长期忧郁。16岁少女在丹青世界求得慰藉，开始全身心投入绘画，渐渐展现出真正的职业成功。
（儿按：谢尔盖·博特金日后做了医学教授，1910年突发中风逝世，享年50岁。兄弟叶夫根尼·博特金是宫廷御医，1918年死于布尔什维克之手）

济洛季曾言：“索菲娅跟父亲有种少见的友谊，近乎相互崇拜”。1884年伊万·克拉姆斯基为转移女儿失恋后的注意力，带她一起出国旅游（同时也为了缓解自己已经很严重的心脏问题）。游览法国期间索菲娅迷上了露天写生。旅行一年后，克拉姆斯基写道：“我的女儿，就像某种……风向标，让我看到真正的希望，即她的绘画才能”。克拉姆斯基清楚自己命不久矣，只担心女儿还没在世间找准自己的位置。去世前不久，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忧虑地说：“我这闺女性格刚强，似乎很能拿主意。可我有时候想，有主见会不会害了她，个人生活会不会以悲剧收场”。果然，索菲娅没从失恋打击中真正走出来，不恋爱不结婚。直到1901年父亲去世很久，她才跟圣彼得堡一位芬兰裔（或曰德国裔）律师乔治·容克成家。

伊万·克拉姆斯基虽然出身底层（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市文员之子），却凭着本事在皇宫挣得一席之地，多次为皇室成员画像（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平易近人。相比罗曼诺夫家族其他成员，他更喜欢接触有才干的平民），还为女大公们上过绘画课。所以他的画家女儿也得以出入宫廷，为皇帝、皇后、大公夫人及其子女等皇亲国戚绘制肖像。可惜索菲娅的众多作品如今所剩无几，一部分在民间藏家手中，革命时丢失或损毁；另一部分被她连同父亲画作赠与祖籍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博物馆，1942年博物馆起火，大量藏品化为灰烬。

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顶级画展。她还是优秀的书籍插图画家，曾为普希金纪念日出版物画过插图。而且她的风俗画也很出色。婚后索菲娅协助丈夫搜集了许多十二月党人资料，准备编纂成书，很遗憾从未付梓……

乔治·容克1916年死亡，各种苦难接踵而至：革命、内战、1919年母亲逝世…… 年过半百的索菲娅努力适应新生活，从1918年就在政府开设的艺术品修复工作室上班。身为一名虔诚信徒，宗教画巨匠、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穹顶画作者克拉姆斯基之女，却不得不担任冬宫反宗教博物馆的组织者，为“无神论者”出版社的《宗教史》画插图。索菲娅从不隐瞒自己信仰，也从未停止帮助邻人。她的许多“旧社会”熟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学生、宫廷女官甚至仅仅是贵族出身者——在列宁格勒饱受折磨，被剥夺了住房、财产、工作和收入，饥寒交迫。索菲娅想方设法替他们找活儿干，哪怕薪水微薄，比如翻译、家教、机器翻印之类，只要有口饭吃就行。这些举动后来都成了她的“罪”：信主有“罪”、助人有“罪”……

1930年12月25日索菲娅·容克-克拉姆斯卡娅被捕，依据《刑法》第58-2条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情节包括“建立旧贵族反革命组织，意图安插自己人进入苏联各机关、单位搜集关于社会情绪的情报……”每个卷入此案的人都谈到了索菲娅的虔诚信仰，使她的处境愈发复杂化。顺便一提，案卷材料显示索菲娅生于1867年8月21日，而她父亲信件曾提及生于1866年。我们当然认为亲爹比政府探员更了解女儿的生日。

总之，容克-克拉姆斯卡娅作为“异己分子”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3年，但由于神经受强烈刺激突发中风、严重瘫痪住进拘留所医院。四个月治疗康复后押送伊尔库茨克，刚抵达三星期又转移到坎斯克，一个月后病情再度恶化，送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931年10月15日，索菲娅给帮助政治犯改善处境的叶卡捷琳娜·巴甫洛芙娜·佩什科娃（译注：马克西姆·高尔基正妻）写信，讲述自己身患重病、流放期间两次手术。她努力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尽管健康不佳但一直工作：在伊尔库茨克为教科书和集体农庄杂志画插图，在坎斯克当地报社当摄影员和修版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她第二次中风，左半身彻底瘫痪。索菲娅请求改善待遇：如果不能返回列宁格勒，至少允许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直到恢复健康，并且一定要给一份工作，因为右臂是正常的，未受中风影响。“我既画肖像，也画挂图、标语、海报、招牌和插图，会摄影修版、会照片涂色。一句话：我能工作，爱工作…… 关于我的工作生活情况，您可以向叶莲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斯塔索娃求证，我的亡夫和她父亲是密友。她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还可以提供克拉姆斯基博物馆的相关资料……”

这封求助信以绝望的语句结束：“我可能判断出错、估计失误，对事态的发展做了错误对待，但我没有犯罪——在我丈夫（他是芬兰人）死后我自觉热爱祖国，把国籍改回俄罗斯，并签署文件放弃一切财产要求。如果我不爱国的话这么做就太荒谬了。帮帮我吧！我已经给М.И.加里宁写了信请求赦免。我恳求您的援助。如果可以宽恕我，我绝不辜负，您尽可相信这一点。我诚实工作了40年，在最后的，也许是很短暂的日子里感觉加于我的惩罚太沉重了…… 我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给您写下这些……”

1932年2月28日，鉴于索菲娅·容克-克拉姆斯卡娅身患重病，并考虑到该流放犯“不具社会危害性”，提出重新审查其案件。同年3月25日索菲娅返回列宁格勒，7月31日她给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写感谢信，表示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工作。1933年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因奇怪的原因去世，据兄弟阿纳托利说，她收拾鲱鱼的时候划破了手，“死于全身感染”。

1989年，因缺乏犯罪事实，索菲娅终于获得平反、恢复名誉。

附：俄联邦档案馆藏索菲娅致佩什科娃感谢信：

亲爱的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请允许我给您写几句话。我被释放了！但愿您能知晓我心中满怀的深深谢意。我不知道，请原谅，不知道有没有权力表达我的感谢，但我的良知要求我这样做…… 您别怪我，倘若这不恰当的话，我不知道，但违背良心不写这封信是不行的！我又回到列宁格勒——我工作了许多年的地方，大概现在还能再做一点事，哪怕很微小，只要体力允许，没准我会就此好起来呢！我甚至不知该向谁诉说自己的思绪和有多么感激。但我想，所有这些好事都是经由最高当局实现的，而您是其代表，所以就写给您吧。哪怕下面的话对您或任何人都是多余的、不想听的，但我还是要说：我谢谢您信任我的诚挚悔意和我作为一名老社会工作者的正直，以及通过工作去弥补任何错误与无心过失的热切期望。当然，我仍然病得很重，身体也很弱，但我愿利用不可避免的结束降临之前所剩的日子，在能力范围内，恢复我本人、以及我作为克拉姆斯基女儿的自食其力的名誉。就像前面所言，万一我有任何不妥，请原谅。

怀着最高的敬意，
女画家С. И.容克-克拉姆斯卡娅

延伸阅读：

油画《三套车》背后的故事

斯大林时代的一个标志性做法是对所谓“人民公敌”进行大规模镇压。其中许多人遭枪决，亲属往往被通知此人“剥夺十年通信权”，其实早已弃尸乱葬岗。行刑的地方和掩埋的地方长期属于绝密信息，近十几年才见公开报道。

科穆纳尔卡刑场

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郊外列宁地区建立了多个隶属国安部门的国营农场和设施，其中之一位于科穆纳尔卡村（公社村），革命前是地主庄园，后来曾作为亨利希·亚戈达的夏季别墅。

该特殊设施占地20公顷，带刺铁丝网和铁栅栏严密包围。自1937年起，那些在卢比扬卡、莱福尔托沃、布提尔卡和苏哈诺夫卡监狱处决的人的尸体夜间运至此地。甚至有传言说：苏哈诺夫卡特别监狱和科穆纳尔卡村之间挖了条隧道，以便秘密运送尸体。另有说法称，科穆纳尔卡设施原本的用途是掩埋被镇压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内部人”——巧的是亚戈达最后也躺在这儿——但渐渐的也用于埋葬在莫斯科各监狱被“三人小组”决定处死的其他“人民公敌”。

据俄联邦安全局公开资料，此地当年埋了约10000-140000人，大部分身份不详，仅能确定约5000人的姓名，包括政治家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谢·李可夫、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阿尔乔姆·韦肖雷、布鲁诺·亚申斯基、蒙古国政治家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奥勒扎·巴德拉克、共产国际领导人等……

布托沃射击场

与主要埋葬“精英分子”的科穆纳尔卡不同，莫斯科郊外布托沃村附近的布托沃射击场最初就是为普通人准备的，1935年建成运行，革命前也是一处地主庄园。在此地被杀被埋的人包括蒙受荒谬罪名的农民（有时甚至全家灭门）、工人、职员和劳改营囚犯（约占总数三分之一，如科学家、神甫、教派分子、惯偷等）。另一部分死者是残疾人——由于盲人、聋人和肢残者难以从事体力劳动，长期关押等于“浪费粮食”，于是经过正式医学检查后处极刑。

根据文献资料研究，1937年8月8日-1938年10月19日布托沃射击场处决了20765人，确定姓名者3000余位，如作家谢尔盖·奥斯伦德、所罗门·布罗伊德、神甫弗拉基米尔·阿姆巴尔楚莫夫、女演员玛丽亚·莱科等。

列瓦索沃

今天的列瓦索沃是圣彼得堡郊外一处纪念公墓。1937-1954年的列瓦索沃则是个恐怖之地，来自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公民，甚至外国人：波兰人、德国人、瑞典人、挪威人和意大利人被大批拉到这里集体处决、埋葬，总数约4.5万。包括原列宁格勒地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原国家安全部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历史学家谢尔盖·杜宾斯基等。

如果你现在去列瓦索沃参观，不仅能见到各国、各民族大镇压遇难者纪念碑，还有为不同宗教信仰遇难者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者设立的纪念碑。比较著名的是一口“纪念钟”与“十二拉比纪念碑”。

桑达莫赫

这片林地距离卡累利阿半岛波韦涅茨镇约20公里。1934-1939年许多人在此被处决后抛入深坑，目前已发现了236个埋尸坑。研究者统计，国安部门在桑达莫赫枪杀了5130名“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囚徒、卡累利阿居民和“特殊定居者”，以及1111名索洛维茨基特别劳动营囚徒和众多社会名流，包括古画修复家亚历山大·阿尼西莫夫、诗人瓦连京·瓦尔塔诺夫、外交官格里戈里·什克洛夫斯基等，总数至少6241人。自1997年以来，桑达莫赫纪念公墓陆续树立了“索洛维茨基巨石”、穆斯林纪念碑、犹太人纪念碑、哥萨克十字架、波兰人纪念碑、芬兰人纪念碑等十多个大型纪念碑和不计其数的个人小型纪念物。

皮沃瓦里哈

20世纪30年代，在伊尔库茨克州皮沃瓦里哈镇天然林区建立了隶属本州内务局的“五一”国营农场，附近有内务局员工夏季别墅和子女夏令营。1937年在国营农场内开辟特殊区域，掩埋那些被“三人小组”处死的伊尔库茨克市及周边居民。判决和行刑通常在伊尔库茨克市利特维诺夫街13号内务局地下室和巴里卡德街63号内务局监狱执行，夜晚运送尸体到皮沃瓦里哈埋葬。

至今当地人挖土时仍能发现人骨、鞋履和纽扣。据统计，大恐怖时期约17000人长眠于此。

亚古诺夫卡

1937-1938年，今克麦罗沃州境内亚古诺夫斯基村有一个所谓的“处决营”，掩埋大恐怖受害者。目击者描述，被杀者尸体扔进沟壑，衣服集中烧毁，周围居民成天听到枪响，看见烧焦的布料残片在营地外随风飞舞。

如今在营地原址建起一座小型纪念教堂。

延伸阅读：

“斯达汉诺夫式”刽子手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1局第9处致尼古拉·叶若夫《关于农村恐怖分子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第5号报告，1938年8月27日

根据8月1日-27日的报告，农村地区发生多宗反苏活动：纵火焚烧庄稼和集体农庄财产（12宗）、杀人（1宗）、杀人未遂（3宗）、企图投毒杀害集体农庄庄员（1宗）、破坏收割机（3宗）、大规模毒害集体农庄牲畜（1宗）、号召停缴公粮（1宗）。

伊万诺沃州，戈罗霍韦茨地区米舒科沃村，集体农庄主席瓦西里·卡扎诺夫和庄员谢尔盖·卡扎诺夫因阶级仇恨被杀。凶手是另一庄员К.С.基塔耶夫，持猎枪向两位受害者头部射击，其本人也在过程中受重伤，第二天死亡。侦查进行中。

乌克兰共和国，切尔尼戈夫州切尔尼戈夫地区“新乌克兰”集体农庄，前马赫诺匪帮分子希利缅科及同伙图谋杀害集体农庄主席捷尔切夫。这些人已被逮捕，侦查进行中。

斯大林州，克列缅丘格地区“加里宁”集体农庄的一台联合收割机在作业时受损，撞上了蓄意插入地面的铁棍。斯大林州戈尔洛夫地区“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一台联合收割机撞上蓄意抛弃的铁丝卷受损。尼古拉耶夫州“舍甫琴科”国营农场联合收割机操作员卡普里亚（富农之子）在越冬小麦根部放火，烧毁32公顷，已逮捕。

格鲁吉亚共和国，苏卡里村被逐出集体农庄的扎格尼泽出于阶级仇恨持刀重伤集体农庄组长扎里什维利。扎格尼泽被捕，侦查进行中。
巴格达德地区集体农庄庄员罗米泽1937年因伤害庄员被捕，他出于阶级报复持刀重伤农庄主席哈扎拉则。罗米泽本人及敌视集体农庄建设的同伙戈洛泽米泽、莫纳里什维利已抓获。

亚美尼亚共和国，红村地区陶朱尔村集体农庄庄员安巴尔楚姆·巴尔塔尼扬是反革命叛乱-恐怖青年组织成员，出于阶级仇恨蓄谋毒害其他庄员，在饮用水源投放砷球。庄员们及时发现砷球，阻止了投毒行为。巴尔塔尼扬和其他同伙被捕。

列宁格勒州，佩斯托沃地区萨米提诺村62岁富农朱拉弗列娃为实施阶级报复，纵火焚烧集体农庄仓库和干草棚，造成84公担干草损失。朱拉弗列娃已被捕。
赤卫队地区大扎莫斯季耶村斯捷潘·基里亚宁无固定职业的儿子因反苏活动被镇压，于是纵火焚烧揭发者：赤卫队区农机站拖拉机手佩尼奥宁家，烧毁房屋两间。斯捷潘·基里亚宁已抓获。

奥廖尔州，韦尔霍维耶地区戈德科夫斯基村苏维埃辖区内一片25公顷的森林被烧。纵火者是前富农伊利亚·波尼亚季赫，作案目的是破坏集体农庄森林及毗连的15公顷黑麦田。伊利亚·波尼亚季赫已被捕。
茹科夫区“社会主义黎明”集体农庄一座亚麻仓库被烧，经济损失2千卢布。纵火者是15岁集体农庄少年热鲁杰夫，受其父亲和另一庄员库利科夫指使实施犯罪。此二人已逮捕。
卡拉切夫地区霍波夫卡村生产合作社主席、勋章获得者卡尔塔舍夫家被烧。纵火嫌疑人是集体农庄庄员、前中农安德烈·卡卢任、米哈伊尔·卡卢任和德米特里·提塔索夫，因卡尔塔舍夫揭发了他们在集体农庄的罪行，曾威胁要杀死他。此三人全部被捕。
阿廖什科夫地区日利诺村的一场火灾焚毁了新收割的粮食，包括：66公顷黑麦、48公顷燕麦、19公顷大麦和15公顷三叶草。此外，一个脱粒棚、一台内燃机、两部脱粒机、两部簸谷机和一部亚麻收割机也受损。纵火嫌犯：住在被镇压亲戚家的司机恰佩利尼科夫、前富农科斯特里奇金和集体农庄庄员、反苏者卢卡申已被捕。侦查进行中。

斯大林格勒州，今年8月13日阿列克谢耶夫地区“伏龙芝”集体农庄牧场的45头奶牛突然同时发病，症状为体温下降、躁动不安、抽搐、呻吟和流涎。这些病牛中一头死亡，其余的在现场采用传统手段：灌喂牛奶得以救活。后对放牧区进行彻底检查，拾获一个包含不明粉末的报纸卷。现已查明，奶牛大规模发病系阿列克谢耶夫地区颠覆-破坏组织成员、兽医士维克多·索洛马京所为，他在放牧区抛撒砷酸钠粉末，导致畜群中毒。侦查进行中，索洛马京已被捕。

内务人民委员部第1局第9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少校加托夫

时至今日，我们仍听闻斯大林孝子贤孙们哀叹：“唉，斯大林同志除恶未尽，杀人太少！就该把‘人民公敌’的九族十八代用热烙铁弄死！”

然而这些又蠢又坏的红色法西斯们或许没想到，偶像斯大林当年正是这样干的。在斯大林时代苏联，逮捕被镇压者亲属乃政府部门通行的习惯做法。最常见的是妻子被捕，有时株连兄弟姐妹，甚至年迈父母——如果还活着。

例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坏了事”之后，下列亲属被捕：母亲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死于流放）、妻子妮娜·叶甫根耶芙娜（流放，1942年枪毙）、女儿斯韦特兰娜（1922年生，遣送“特殊孤儿院”，后流放）、兄弟尼古拉（枪毙）、尼古拉之妻（劳改）、兄弟亚历山大（枪毙）、亚历山大之妻（劳改）、姊妹伊丽莎白（劳改）、伊丽莎白丈夫尤里（枪毙）、姊妹奥莉嘉（劳改）、奥莉嘉丈夫（劳改）、姊妹玛丽亚（劳改）、玛丽亚丈夫（枪毙）、玛丽亚女儿（流放）、姊妹索菲亚（流放）。只有一个姊妹娜塔莉亚逃过劫难，改姓生活。元帅的情妇（事实妻子）尤利娅·库兹明娜也被判处8年劳改。上述几位亲属熬过多年监禁、流放和强迫劳动，终于1957年获释、平反。

历史档案甚至连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母亲玛芙拉·彼得洛芙娜准确的娘家姓都没记录下来，一些资料称“米洛霍娃”，另一些称“米列霍娃”。根据平反文件，玛芙拉·彼得洛芙娜1870年生于斯摩棱斯克省（也有说生于1869年的）。家庭赤贫，姊妹五个，父亲彼得·普罗霍罗维奇送玛芙拉到世袭贵族图哈切夫斯基家当佣人。据说这五姐妹个个貌美，但玛芙拉的身材、气质尤其出众，于是贵族少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与她相爱，此人是图拉省总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图哈切夫斯基遗孀索菲亚·瓦连京诺芙娜的儿子。玛芙拉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接连生了四个孩子后得以正式结婚，其中就包括未来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如前所述，元帅共有2兄弟5姊妹，除娜塔莉亚外都被打成“人民公敌”亲属镇压，母亲同然。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本人1937年5月22日被捕，6月11日深夜或12日凌晨枪毙。早在6月9日（也就是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即宣布了流放玛芙拉·彼得洛芙娜的决定。年近七十的老太太起初在阿斯特拉罕煎熬四年，1941年秋天又改变流放地押赴哈萨克斯坦，但她似乎未能抵达，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下落成谜。

1989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姊妹奥莉嘉·尼古拉耶芙娜上诉检察机关，要求为母亲平反昭雪。但当时缺乏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死亡的任何信息，工作无法进行。

之后一年，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州检察院努力寻找该人踪迹。他们向有可能知晓其下落的政府部门发函询问，但总是返回相似的答案：不知道、没见过、未记录……且公函上的名字常常错讹，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也被混淆，更增加了查询难度。

最终找到了流放途中一直照顾玛芙拉·彼得洛芙娜的“难友”哈娜·佩洛娃。得知：所有从阿斯特拉罕出发的流放者都挤在一艘驳船上，没吃没喝，条件恶劣，临时靠岸才能买一点点面包块。他们花两星期经伏尔加河进入里海，在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下船。随后流放者被塞进有炉子的取暖客车驶向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州，12月抵达切尔卡尔市。但这并非旅程终点，他们又冒着严寒、暴雪骑骆驼在白茫茫的哈萨克草原上艰难跋涉9个小时。

好不容易走到阿克托别州切尔卡尔区集体农庄，玛芙拉·彼得洛芙娜和索菲亚·拉杰克、哈娜·佩洛娃等几名流放者住进一处窑洞，这时候老太太已经快站不住了。大家试图照顾她，可没人受过医护训练。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母亲很快咽气，挖个坑埋在窑洞外。官方文件指出这一天是1941年12月23日，但在场者回忆不同，所以玛芙拉·彼得洛芙娜·图哈切夫斯卡娅的真实死亡日期无法确定。

法院迟至1990年10月才正式认定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死亡的事实。之后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方面遗失许多材料，包括玛芙拉·彼得洛芙娜的监管档案、各种公文、剪报和目击证人笔录。

必须指出的是，阿克纠宾斯克师范学院的同学在寻找过程中做了突出贡献。根纳季·马卡列维奇和年轻同志们研读档案文件、采访村民，一点一滴还原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最后的人生，而且在坟墓上立起一块小小的纪念碑。检察院正是在同学们工作的基础上整合、固定了全部证据。

今人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评价两极分化。事实是：他忠于红军，甚至残酷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1930年代建议改革武装部队、重视航空兵、坦克兵、航空母舰的作用，推动研制多管火箭炮、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雷达等。后来这个人连同几百名苏军将领被贴上“阴谋家”或“间谍”的标签处死，过了二十年又都平反恢复名誉。可家属呢？母亲呢？他们做了什么呢？又遭遇了什么呢？卑鄙的政策难道不是出自扭曲年代的“斯大林主义者”吗？

袷袢战争（或称袷袢起义，1919年3-4月）是俄国内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布尔什维克暴动。范围包括辛比尔斯克省塞兹兰、森吉列耶夫、卡尔孙三个县和萨马拉省斯塔夫罗波尔、梅列克斯县。“袷袢”是当地农民普遍穿着的一种冬季束腰外衣，熟羊皮或厚呢料制成。

起因

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当局的粗暴行为：政治和粮食专政、余粮征集制、劫掠村庄等。1919年初在辛比尔斯克省农村有3500名“粮食支队”工人和1700名征粮军人，他们从中心城市下乡征购粮食，到2月份已经从农民手中夺取三百多万普特谷物。与此同时，政府自1918年12月开始征收“特别税”。农民们纷纷议论：这回注定要饿死了。

过程

1919年3月3日征税特派员进入森吉列耶夫县新杰维奇耶村（约1000户8500人），要求向国家供应粮食和牲畜。因态度粗鲁、蛮横，激起农民强烈不满，逃进教堂敲钟示警，标志着起义正式开始。村民们逮捕了乡执委会成员、共产党员和征税特派员，缴获一部电报机，并解除了一个红军分队（50人）的武装。

3月4日乡执委会改选大会召开。县肃反委员会主任卡济米洛夫和红军指挥员巴甫洛夫带兵进入新杰维奇耶村解救被捕共产党员。然而红军战士纷纷倒戈站到农民一边，卡济米洛夫和巴甫洛夫反成俘虏。结果，卡济米洛夫与副手、巴甫洛夫和前一天被捕的县粮食委员会指导员一并枪决，尸体丢入伏尔加河冰窟窿。卡济米洛夫死前曾遭拳头、铲子、皮鞭等狠狠暴打，原因是他平日行径十分恶劣，喝醉酒动辄勒索肉和奶制品，吃拿卡要毫无顾忌，夜晚喜欢朝天放枪等……群众民愤极大。

农民随即组织自己的指挥部和委员会领导起义。附近不远的乌索利耶村、乌辛斯科耶村和亚戈德诺耶村也于当天加入进来。1919年3月5日前往亚戈德诺耶村平叛的红军分队遭包围缴械，指挥员格林贝格被毙，战士们就地加入农民军。

当辛比尔斯克省和萨马拉省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农民战争之火迅速蔓延。庄稼汉虽然武器不多，只有自制梭镖、草叉、斧头、棍棒之类，以及身上穿的袷袢，却能凭借简陋装备推翻地方布尔什维克政权，挨个村驱逐贫农委员会，消灭契卡分子和共产党员。

起义者从亚戈德诺耶村出发，经过波茨捷普基村、尼科尔斯科耶村、波尔科夫卡村等地，开始进攻斯塔夫罗波尔（今陶里亚蒂市），于3月7日兵不血刃将其占领。他们在这里把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城市指挥官——亚戈德诺耶村民、退役中尉阿列克谢·多里宁和两位助手：贝罗乌索夫、巴斯特留科夫。斯塔夫罗波尔执委会通过自己的《消息报》呼吁全体市民：“公民同志们，快来支持人民政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苏维埃万岁！众人的意志万岁！”起义队伍打算进一步夺取塞兹兰和萨马拉，加入从东面推进的高尔察克军。此时参加袷袢战争的人数已达10-15万。

3月7日在萨马拉，省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和东方面军第4军指挥员伏龙芝倡议成立革命战地指挥部，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们制定了袭击起义中心地区的计划，避免同农民军主力陷入混战，直捣斯塔夫罗波尔，一举消灭起义领导层。

辛比尔斯克指挥部派出了镇压起义部队，主要由“粮食支队”、预备役军人和契卡分子组成。但这些人的力量不足以遏制农民军，反而被击退了几支分队。比如3月8日在乌辛斯科耶村，一支包括110名红军战士和“粮食支队”组成的镇压部队被伏击歼灭。辛比尔斯克指挥部只得调来红军正规部队和马扎尔人、奥地利人组成的“特种任务部队” (ЧОН)。

3月9日在萨马拉，一个红军预备役团杀死政委发动起义。省契卡大队、红军指挥学校学员、工人粮食团、2个炮兵连、1个机枪连前往镇压。起义者没有武器，错失了夺取市内军火库的时机，结果被包围消灭。3月10日“袷袢起义”达到最高峰，遍及整个伏尔加中部地区。同一天，装备机枪、大炮的红军正规部队开始猛攻农民军，起义中心斯塔夫罗波尔受到来自塞兹兰和萨马拉的两路攻击。

农民军组织松散、武器简陋，尽管在每个村庄同红军殊死搏斗，仍挡不住正规军冲击。3月13日红军攻入斯塔夫罗波尔，经过一昼夜巷战，于14日早晨占领全城。除多里宁和残余守军突围逃脱外，起义领导层全部战死。多里宁的助手贝罗乌索夫和巴斯特留科夫被俘枪毙。同一天新杰维奇耶村也被攻破。最后一次大战斗发生在3月17日，一支2000人的农民军试图夺取卡尔孙县城，被辛比尔斯克派出的红军击溃。

结果

随着农民军主力被击败，布尔什维克对起义者村镇的住户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农民被赶进集中营，被枪毙、绞死、淹死，村庄也遭焚毁。斯塔夫罗波尔和新杰维奇耶失守后，农民军残部各自为战，从1919年3月底顽抗到4月初。

米哈伊尔·伏龙芝向列宁汇报自己反农民起义“成果”的报告中写道：“当运动被镇压时，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毙敌1000人。此外，逮捕处决了600余名头目和富农。运动初期消灭我们110人分队的乌辛斯科耶村已经焚为白地。”

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3月21日给列宁和斯大林发电报，指出：“辛比尔斯克省和相邻几个省发生暴乱的原因之一是乡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工作极其糟糕。参加暴乱的大部分人对中央政权是尊重和信任的。必须派苏维埃突击检查团来这里。最好从莫斯科来一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授以全权的权威人士。要对付反革命和利用不满情绪兴风作浪的阴谋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重要代表必须坐镇东方面军特别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主要地点。”

1919年4月6日，当“袷袢战争”基本平息，托洛茨基在萨马拉发表讲话，强调：“伏尔加河地区农民起义是对我们的严厉警告”。

1919年4月契卡工作人员提交捷尔任斯基的报告称：“从财产状况看，暴动村庄里面中农占绝大多数，每个村富农人数平均不超过5-10名”。

1919年5月13日萨马拉市执委会向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指出暴动的两个基本原因是：无视农民的需求进行征收和动员，以及公职人员胡作非为。当地滥权现象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镇压起义期间萨马拉市执委会被迫公开表态，承诺“滥用手中权力的公职人员一律立即送交革命军事法庭”。

尾声

阿列克谢·多里宁逃离斯塔夫罗波尔后，在朋友的庇护下东躲西藏，最终返回老家。他在村里遇见老朋友、红军战士阿列克谢·沙巴诺夫，此人休满假不想归队。于是多里宁就以沙巴诺夫的身份进入红军服役，曾跟邓尼金部队交战。苏波战争时负伤，住院期间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声明，解释了自己是谁、参加“袷袢起义”的原因，并要求赦免。

1920年4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阿列克谢·多里宁进行特赦。有报道称他甚至升任33骑兵师第2旅旅长。内战结束，多里宁归乡，1951年11月5日逝世。1988年6月萨马拉州检察机关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延伸阅读：

1920-1921伊尔库茨克省农民起义

绝密
联共（布）中央秘书处
斯大林同志

由于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日渐增多，近来我们针对此类人员进行了效果显著的沉重打击。

1937年8月-11月，逮捕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共计31359人，其中：
都主教和主教……….166
教士……….9116
修道士……….2173
富农阶级教派积极分子……….19904

上述人员判处死刑者……….13671
其中：
主教……….81
教士……….4629
修道士……….934
富农阶级教派积极分子……….7004

特别针对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反苏积极分子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进行了打击。我们的行动措施造成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几乎被彻底消灭，大大削弱了教会的力量，使之出现混乱。

至于残余的个别主教，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我们防止任何人培养、提拔新的主教或都主教。教士和传教士的数量减少了二分之一，应该足以促使教会和教派分子今后分裂瓦解。

然而，并不是所有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和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都采取了恰当的行动镇压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这些措施不力的内务人民委员局包括：加里宁州、奥廖尔州、库尔斯克州、列宁格勒州、伊万诺沃州、莫斯科州等17个州，其境内仍有许多教士、传教士，以及相当数量的教堂在活动。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联盟共有6990座合法教堂、9570名教士和超过2000名传教士。

被捕主教、教士、修士、传教士、富农积极分子和教派分子构成的大型反苏组织和团体，已经被我们大部分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安全机关揭露并肃清。通过分析这些案件的侦查与审讯材料，证明各教派反革命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反苏阵线。

吉洪诺夫派、革新派和格里戈利耶夫派（译注：东正教主要派别）为了恢复教会的统一，招徕人手、建立团伙。对此查明，这些不同派别间原有的界限实际已不复存在，教会领袖和教派分子领袖只是基于策略考虑才在表面上予以支持。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会同西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了“托尔斯泰主义派”、“星期六派”等宗教法西斯反苏组织。组织领导人：著名托尔斯泰主义者霍洛什和布雷金在审讯中供述，他们的主要使命是成立“信徒联盟”，即囊括所有教派团体在内的统一反苏阵线。
托尔斯泰主义组织大肆宣扬失败主义思想，吸收青年成员、唆使他们拒绝到工农红军服役。

古比雪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也肃清了相似性质的反苏组织，系各教派主教和传教士基于共同的反苏事业合谋形成。调查得知，该组织领导者是古比雪夫州革新派都主教维诺格拉多夫和西伯利亚州吉洪诺夫派都主教布利诺夫（日本特务），在古比雪夫、伊尔库斯克、普斯科夫、雅罗斯拉夫尔、奔萨、乌里扬诺夫斯克、塞兹兰等城市设有分支机构。教派分子方面，屡次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刑的传教士列文丹托也是领导人之一。

肃清上述案件的材料指出，神职人员及教派分子反革命活动的滋生，是建立在叛乱、特务破坏和恐怖组织的基础之上。应当注意，大部分被肃清的组织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特征。

巴什基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肃清了一个宗教叛乱组织，为首者是科兹洛夫主教。该科兹洛夫主教身为吉洪诺夫派分子，以成立法西斯主义暴乱组织为基础，招徕、容纳革新派教士和信众。在科兹洛夫的授意下，教士杰格佳廖夫、维泽尔斯基、博戈柳博夫等人成立了500多人的白匪军叛乱队伍。此案共逮捕341人，缴获步枪152支、手枪16支。

奥伦堡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了一个由教士和教派分子构成的叛乱组织，逮捕213人，其中包括4名主教、38名原军队神甫、4名旧军官。搜查缴获步枪、手枪、2千克炸药及诸多君主制书籍。该组织头目瑟乔夫供称，他早在1910年就跟日本情报机关建立联系，受其指示组建叛乱队伍。据瑟乔夫和其他参与者的口供显示，远东、西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流域存在一个教士组成的大型叛乱组织网络。

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九月肃清了以所谓“乌克兰教区长”季亚科夫都主教（德国、波兰特务）为首的吉洪诺夫派教士法西斯组织。按照季亚科夫的指令，组织参与者——神甫林切夫斯基和杰利耶夫在乌克兰的教区成立了法西斯分部，准备在战争爆发时纠集叛乱队伍，并在适龄入伍者中间开展腐化宣传。

乌兹别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揭露并肃清了一个教士-修道士间谍组织，系英国特务、伊朗驻阿什哈巴德领馆员工波塔图耶夫于1936年7月创建。此人将吉洪诺夫派主教希普林和神甫巴格良斯基招入英国情报机关麾下，委派他俩找人从事间谍活动，在大型工业企业培植破坏分子，并在教会中建立反革命小组。

西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由教派分子、福音会成员和浸信会成员构成的法西斯间谍破坏组织。其头目：传教士库赫曼在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各工业部门成立了19个恐怖和叛乱小组。库赫曼与其他传教士计划，当德国进攻苏联之际，以爆炸手段同时摧毁库兹巴斯的全部矿井、冶金厂基础设备及斯大林斯克市和克麦罗沃市的化工厂。该案已逮捕337名积极成员。

库尔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法西斯宗教恐怖组织，逮捕涉案者297人，包括：主教、教士、修士、旧地主等。他们在库尔斯克州17个区建立分部，分部又在教区拥有基层单元。该组织最积极的活动表现为在姆岑斯克、奥廖尔、别尔哥罗德成立教士恐怖作战小组，妄图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发动恐怖袭击。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会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分支广泛的法西斯宗教间谍恐怖组织，即所谓格里戈利耶夫派，逮捕400余名积极成员。该组织头目佐林（盖世太保特务）供称，该组织的宗旨是向成员灌输恐怖主义思想，以怂恿他们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发动恐怖袭击。

教士和教派分子针对新宪法和即将到来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发动了十分猖狂的反苏进攻，目的在于运用合法手段加强教会和宗教主义的地位。许多被我们逮捕的都主教和主教们向信众发出呼吁，号召为教会的政治权利而斗争。一些地下教士和教派分子被揭露并肃清，其中的积极分子在信众中间开展反苏活动，企图耍各种花招安插他们的代表参加选举。同时，教士和传教士积极分子也从事反苏活动，设法败坏候选人的名声，准备在选举期间发动反苏进攻。

沃罗涅日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今年八月在利佩茨克区肃清一个君主主义教会组织。组织头目托波罗夫主教曾询问成员，是否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准备纲领”，企图安插该组织的谢戈廖夫神甫参选。

古比雪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教派组织，其成员受维诺格拉多夫主教指使，秘密举行非法集会，决定散布关于某候选人的恶毒谣言，从而达到让自己候选人取而代之的目的。最近他们又在信徒中间进行宣传，号召抵制选举。同时该组织成员还讨论了在选举期间对斯大林同志发动恐怖袭击的问题。

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在基洛沃市肃清一个革新派教士反苏组织，抓获主要头目科瓦申科主教、乔卡诺夫斯基都主教。该组织成员针对即将到来的苏维埃选举开展大量工作，企图推出他们的候选人，并为此在信教群众中间百般宣传。列宁格勒州一个被肃清的反苏宗教组织（逮捕205人）头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主教在审讯时供称，他受斯特拉戈罗德斯基都主教指使，企图利用即将到来的苏维埃工人代表选举，安插自己的教士候选人。

坦波夫州肃清一个以阿连托夫主教为首的教会组织，其目标是“为教会赢得政治自由，争取召集大会、发行宗教书刊、开办神学教育机构等权利”。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侦查材料显示，一些活跃的教士企图在信教群众中间开展宣传，号召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时支持他们的候选人：谢尔吉和维金斯基都主教，此二人分别是吉洪诺夫派和革新派的领袖。
据悉，谢尔吉都主教跟神职人员谈话时也曾鼓励这种反苏活动，并怂恿他们在选举期间采取反苏进攻。特别是，谢尔吉都主教建议把印有反苏漫画的选票投入票箱。

上述材料还指出，一些教士、传教士利用合法活动的教会和所谓“二十人教会”（译注：在苏联注册一个宗教团体的最低法定人数为20人）培养反苏骨干，同时加强创办各种“地下教会”的工作，通过这些组织大肆吸纳持反苏观点的信众。

斯摩棱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今年九月查封、肃清斯摩棱斯克市一所非法修道院。现已查明，斯摩棱斯克市几名教士为达到纠集反苏信徒之目的，秘密成立该非法修道院，在其中安置修士和修女充当代理人。他们传播离间谣言——教士们成功吸引了大批信徒前往修院朝圣——导致周边地区集体农民谎称“做礼拜”脱离集体农庄。在此类案件中，我们面对的是教士和信徒们明确且严重的反革命活动，那些最不可调和的教士甚至部分信众，受到这种神职人员及一些教派分子的挑唆，转入地下，从狂热者中形成新的反苏骨干，并暗中举行宗教仪式。

外国情报机构，尤其意大利和梵蒂冈的秘密间谍，都在密切关注这一进程，甚至煽风点火，试图在东正教狂热者中间培植对天主教会有利的团体。在此基础上，罗马教宗的代表还希望组建秘密修士团，很像天主教的耶稣会和道明会。

伊万诺沃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就肃清了这样一个名为“全俄修士兄弟会”的反苏组织。其头目是著名教会活动家波兹捷耶夫斯基大主教，他身为天主教拥护者，向狂热者灌输天主教思想。此外，波兹捷耶夫斯基还跟东正教会的列莫夫大主教有来往，后者早前被逮捕审讯时供称，他受罗马教廷驻莫斯科秘密使节、法国主教涅维的指使，在东正教教士中间成立耶稣会，传播恐怖主义思想。

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侦查材料显示，生活在莫斯科的法国司铎布朗亦是梵蒂冈秘密代表，在进行情报搜集的同时积极筹建耶稣会，工作对象主要是旧知识分子中间的信教者。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局的多份报告指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进行反宗教工作，并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地方未切实建立战斗无神论者同盟，轻视对群众的反宗教教育，采取放任自流态度。因为这个缘故，近期查封教堂的工作几乎停滞。据同盟称，我们现有7123座闲置教堂未被正式查封，即现存教堂总数的一半多。

这方面做得特别不理想的地区是：
伊万诺沃州——509座闲置而非正式查封的教堂；
列宁格勒州——360座；
沃罗涅日州——325座；
古比雪夫州——389座；
坦波夫州——379座；
高尔基州——237座；
雅罗斯拉夫尔州——322座；
车里雅宾斯克州——205座

地方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干部，以及战斗无神论者同盟，未能利用眼下关闭这么多闲置教堂的好机会——阻力小、速度快，也显然没考虑到，每座这种教堂都是信徒眼里的可乘之机、是教会反革命积极分子煽动挑拨各种反苏表现的借口。教士、修士和教会长老竭力唆使信徒在闲置未正式查封的教堂从事反苏活动。事实上，这种活动近来已经在摩尔多瓦和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出现了。教堂被地方、边疆区和州苏维埃决定关闭后，改造再利用充当公共文化活动场所的情况同样令人遗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10000座原教堂建筑未被再利用或拆除。

追究反宗教工作停顿、混乱的原因，正如我们现在判明，是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民公敌混入战斗无神论者同盟（包括中央委员会）所导致的。被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逮捕的战斗无神论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卢卡乔夫斯基在审讯时供认，他在无神论者同盟委员会内建立了托派组织，并遵照德国盖世太保的命令破坏反宗教工作。托派分子为了制造假象、混淆视听，专门在无神论者中间开展反宗教工作，他们的算计是：决不能向信教群众揭穿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为遏制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已经给工作成绩不佳的17个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下发了特别指示，要求立即肃清全部教会-教派分子反革命组织。

（儿按：原文出自《1936-1938年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镇压》，В.郝斯托夫、Л.萨缪尔森 著。研读报告内容，可以判断撰写、呈交于1937年11月末 — 12月初）

延伸阅读：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1937年8月，列宁格勒聋哑人协会戏剧小组的演员们忙于排练十月革命纪念日献礼节目，剧本基于奥斯特洛夫斯基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当排练如火如荼之际，一群陌生人突然闯入大厅，二话不说逮捕导演。不久这群残障者被指控“参加法西斯组织”，共牵连54人，35人遭刑讯逼供后判处枪决。此事件无疑是“大恐怖”历史中最荒谬的冤案之一。

1920年代，在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大公府邸建立了列宁格勒聋哑人教育之家，很快成为残障人士的文化活动中心，拥有电影院、图书馆、各种青工讲习班与兴趣小组。聋哑导演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塔戈尔-卡利耶利领导的全国第一家聋哑人剧院也在其中。

1937年夏天，塔戈尔-卡利耶利导演突遭便衣抓捕，焦虑的演员们很快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危险。几天后大搜查开始，就连表演用的花剑也被当做非法冷兵器没收。接着演员们被安全部门从家中带走，在内务人民委员局大楼通过手语翻译接受审讯。威逼恐吓之下，列宁格勒“聋哑人案”像雪球般越滚越大，短短数月就逮捕了五十多人。

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其实都是全俄聋哑人协会列宁格勒分会主席埃里克·托季米亚宁告密的牺牲者。埃里克·托季米亚宁是地方名人，曾经为残障群体办了不少实事，直到他听说有聋哑人在火车站和列车上兜售手工明信片。也许他天真地认为这是一种“投机倒把”行为，也许他仅仅因为没从中分得好处，总之，他立即向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ОБХСС)提交举报信，声称明信片可能包含反革命材料。

来自民警部门的ОБХСС局长扬·克劳泽发现可以把这桩案子夸大成政治案件，借以邀功请赏。搜查期间在涉事者亚历山大·斯塔德尼科夫公寓内意外缴获一张印有希特勒形象的小卡片，又发现德国政治移民、德国共产主义者、缝纫车间工人阿尔伯特·布吕姆（聋哑）住在相邻房间。

实际上，那张所谓的“希特勒照片”是阿尔伯特·布吕姆从家乡带来的香烟盒里面的宣传品，斯塔德尼科夫可能是顺手拿走的，也可能是布吕姆赠送或卖给他的。结果阿尔伯特·布吕姆被定性为“盖世太保间谍”，他的朋友都作为同谋逮捕，其中包括雕塑家/市执委会成员托佳明诺夫、夜校老师明茨洛娃、艺术学校摄影员布良采夫，以及企业先进工人、生产负责人、全俄聋哑人运动会获奖者等。他们全部被指控组建了一个跟德国领事馆有直接联系的法西斯恐怖组织，企图对党的领导人发动恐怖袭击。

审讯中，凡不肯老实配合警察的聋哑人均遭酷刑对待，而警方出具的案卷材料根本令人难以置信。例如，笔录显示已发现的阿道夫·希特勒照片竟达1400张！一名37岁残障摄影师尼森鲍姆则“供称”他准备杀害约瑟夫·斯大林。

调查人员急于快速结案，配合审讯的手语翻译十几个小时连轴转，没有午餐休息，被迫目睹殴打辱骂残障者全过程。当他们心理崩溃开始哭泣时，就被威胁如果不合作，将被带进大房间的地下室（译注：枪毙）。

顺便一提，假如此案发生在两年之后，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苏德建立表面友谊的情况下，一切都将完全不同。被捕者很可能训斥吓唬一通了事，最多给予轻微程度的惩罚。但在1937年，按照逮捕并消灭“人民公敌”的现行指令，安全部门不会手下留情。

最终，根据“公正调查”之结论，认为全俄聋哑人协会的“法西斯恐怖分子”在军工厂从事间谍活动，并计划于1936年5月1日、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1937年1月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广场发动恐怖袭击（但未解释上述袭击为何没出现）。特别“三人小组”据此决定对本案34名被告执行死刑，最年轻者22岁，最年长者64岁，其中包括聋协的埃里克·托季米亚宁（多么讽刺）——历史学家А.拉祖莫夫相信调查人员也罗织了这位告密者的“罪状”，甚至他那封举报信就是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是：

А.Г.阿古列耶夫、Я.М.安特尔、Н.А.布良采夫、Н.А.瓦西里耶夫、А.М.瓦西里耶娃、Н.И.温特尔、А.В.维希克耶维奇、А.А.戈洛温娜、Э.М.戈尔丰克利、М.И. 格里戈利耶夫、Н.Я.古尔耶维奇、Н.Г.德沃依诺夫、Н.Л.捷布涅尔、В.Г.多罗茨基、Б.В.热尔科夫斯基、В.И.扎克斯、Г.С.佐洛特尼茨基、Е.И.克鲁舍甫斯卡娅、П.И.库姆耶、Т.В.库尔恰温、В.С.卢岑科、М.С.马尔科维奇、М.С.明茨洛娃、А.В.涅克拉索夫、И.М.尼森鲍姆、А.К.巴甫洛维奇、А.А.彼得罗夫、Е.Ф.波戈尔热利斯卡娅、В.В.列济科、А.С.斯塔德尼科夫、М.С.塔戈尔-卡利耶利、Э.М.托季米亚宁、М.Д.乔索娃、И.И.切尔温斯基，以上人员1937年12月24日处决。另有一名德米特里·巴夫洛维奇·霍林1938年1月处决。

其他19名被告分别判处在卡拉干达和摩尔多瓦劳改营服刑十年，他们是：

萨穆伊尔·坦列耶维奇·阿布拉姆宗、列昂尼德·埃米利耶维奇·博恩、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瓦西里耶夫、彼得·特罗菲莫维奇·维什克维奇、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格沃兹杰夫、马克·约瑟夫维奇·古特金、罗斯季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祖布科夫斯基、奥斯卡·季诺维耶维奇·凯塞尔、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库兹明、弗拉基米尔·阿尔谢尼耶维奇·利亚林、谢尔盖·阿法纳西耶维奇·米丘科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莫洛佐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普希金斯基、瓦西里·伊利伊奇·罗曼诺夫、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罗斯金、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维亚琴科、伊茨霍克·门捷列耶维奇·所罗门诺夫、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斯捷潘诺夫、边齐安·阿克克罗维奇·爱伦堡。

ОБХСС局长扬·克劳泽未能获得他期望的晋升。随着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执掌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3月克劳泽与其下属被立案调查，1940年因工作中的伪造欺诈行为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枪毙，“克劳泽主义”变成骂人话。劳改营服刑者同年获释。冤死者1955年平反昭雪，在埋葬他们遗体的列瓦绍夫斯基墓地，2008年落成一座纪念碑，碑刻手语五指张开，意为“寻求援助”。

走出劳改营的两个聋哑人：萨穆伊尔·阿布拉姆宗和格奥尔基·格沃兹杰夫曾表示，他们从未交代任何“罪行”，却被手枪把击打后脑，看都没看就在口供上签了字。Г.С.佐洛特尼茨基遇害时女儿仅三个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