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莲娜·奥索京娜

（历史学家，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

……早晨八点三十分商店开门时计有4000-4500人。长队从晨八点开始形成，沿着铁匠桥街低处、涅格利纳亚巷一路延伸，队尾在炮街高处……

——1939年莫斯科，НКВД报告

随着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生活方式的消失，苏联式排队也成为历史。如今只能在国家机关递文件、办证的地方找到其残余。曾几何时，似乎队伍将永远排下去。今天消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赚钱”：什么都有，什么都贵。苏联时代消费的主要问题则是“怎样搞到”，甚至不是“怎样买”，而是拿到手——涉及一系列复杂操作，需要时间、精力，有时还需要花招。某人问你：“哪儿弄的？”回答不仅要指出商店名称，还得告诉人家你排了几个小时队、付了多少钱、找没找关系，以及评估对方“能不能也弄到”。今天的顾客逛商场看见漂亮家具，只会想“上哪儿挣这么多钱啊！”过去每件生活用品、每件衣服和食品不仅有价格，还有故事。一本大仲马小说等于若干千克废纸（译注：废纸换书），一组南斯拉夫壁柜等于排队一个月、在家具店对面门洞熬夜守候以便赶上六点钟点名——否则就白等了。我们想法设法弄到手的东西和我们绞尽脑汁没弄到的东西，都成了生活的里程碑，共同组成胜利史和失败史。

毫不夸张讲，苏联式排队几乎遍及全国。看得见的是：沮丧和激动、几小时和几天、默然和嘈杂，满载而归的幸运与空手回家的悲剧紧密纠缠。而看不见的，就像某些人排队等车子、房子多年终究落空，因为苏联的国祚比它创造的队伍短。

苏联式排队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但档案和记忆仍在。本文写的就是关于它的种种表现及历史解释。谈起排队，有许多关于时间、人物和权力的说法。作为研究斯大林主义的学者，我选择斯大林执政的战前年代进行研究。我的材料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НКВД）1938-1941年报告。由于苏联时代排队是社会态度灵敏的晴雨表，所以总有各部门派遣的“便衣”暗中搜集信息。至于我们这些也曾排过队的人想没想过队伍当中有警察？我反正没想过。另一方面，今天的排队还具备不具备“警察功能”？不知道。但祸福总相倚。“便衣”们汇报排队所见所闻，不仅服务了自己单位，也服务了历史。

排队是苏联生活无可避免的特征，是商品短缺的显著迹象，恰如雅诺什·科尔奈所证明的、以及我们经历社会主义生活所领悟的，这并非计划经济偶然出错或个别失误的结果，而是其固有部分，是胎记。再生产和持续性匮乏、以及随之产生的排队，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功能——虽不受欢迎，却无可避免。苏联历史上没有哪一年不用排队。本文所研究的战前岁月只是刚好被文件所记载的历史片段之一。

随着1920年代末开始强制工业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农村经济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的破坏，供应危机此起彼伏。1930年代初民生特别艰难，城市过着半饥半饱的配给制生活，农村频现大饥荒。到1930年代中期情况渐渐稳定，1935年1月1日停用面包票证，10月1日停用其他食品票证，随后轮到其他日用工业品。政府宣布了一个与1930年代前半叶票证供应截然相反的“自由”时代。然而好景不长，新一轮供应危机（1936-1937、1939-1941）和局部饥荒卷土重来，一些地区再次发放票证。国家在商品危机加剧的状态下进入世界大战，排队者数以千万计。

既然宣布了“自由”贸易和生活愉快的时代，为什么国家仍无法摆脱“个人配额”、票证、排队和局部饥荒呢？

因为“自由”贸易不等于企业自主经营。苏联经济一直是计划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垄断性的商品生产者及销售者。始终优先考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三五”计划对这两个方向的投资急剧增加，官方数字显示1940年军费总额占国家预算三分之一，同年生产资料在工业生产总额中的比例达60%。

虽然不能说苏联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一五”期间停滞不前，但总的生产水平远远不够满足居民需求。产出的少，进入商店销售的更少，因为相当数量产品被用于非市场消费——供应国家机关、进厂二次加工之类。1939年零售业统计人均肉类不足1.5千克、香肠类2千克、黄油约1千克、糖果点心和谷物5千克。工业生产的糖三分之一用于非市场消费。面粉的市场存量相对较多——每人每年108千克，但平均到每天仅300克。非市场消费同样“吞吃”了很大一部分非食物商品库存，50%的棉和亚麻织物、三分之一的毛纺品最终进入贸易流通。然而消费者实际能买到的寥寥，因为运输、储存、销售环节中的变质和盗窃损耗巨大。

1937-1938年大镇压搞乱经济，1939-1940年冬季战争和其他“军事冲突”、以及《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供应德国原材料和食品，恶化了苏联进入全面战争前夕国内市场的不平衡、加剧了商品短缺。

尽管商店货架依然半空，但居民货币收入快速增加。1939年居民购买力已经达到预想的1942年水平，零售业发展却落后于计划。贸易领域商品稀少导致国家银行的现金收支计划未能实现，支付给居民的钱没有通过贸易返回国家预算。只能发行货币来弥补预算亏空。1940年底货币流通量比1938年初几乎翻了一番，而实际贸易额却下降了，人均贸易额回落到“二五”计划结束之年的水平。同时，人为遏制物价上涨的政策也在商品短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的选择性贸易也加剧了商品短缺问题，这种选择性体现在优先照顾大型工业城市。勃列日涅夫年间本人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书，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的讲师诙谐地、有点冒失地开玩笑说：苏联国家解决贸易问题的手段只是把商品送到莫斯科等几个大型工业城市，任凭民众自己想办法分配。当然，莫斯科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只居住全国2%人口，却在1939-1940年接受了全国40%的肉和蛋、超过四分之一的可销售油脂、奶酪和毛纺品，约15%的糖、鱼类、谷物、通心粉、煤油、服装、鞋靴和针织品。列宁格勒略微逊色，但也是精英城市之一，1939-1940年收到全国五分之一的肉、油、蛋。就此而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座城市“吞吃”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商品储备。

那么，涌入大城市的所谓“购物空降兵”代表了计划经济下居民自给自足的最常见方式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战前几年政治局一直在跟这些进入大型工业城市买东西的顾客作斗争。1939年秋天之前“购物空降兵”大多不是买吃食，乡村和小城镇居民基本排队求购手工业制品、衣帽、鞋靴之类。从1939年秋天开始，排队买食品的人渐渐增多。

莫斯科作为“空降兵”首选登陆城市，其排队者来自五湖四海，完全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研究苏联人口分布。НКВД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进入莫斯科的外地顾客增加，1939年春简直像遭了灾。НКВД报告：“4月13日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大型百货商店门外一概人山人海：

“捷尔任斯基百货商店。居民从晨6点大批聚集，人群占据附近街道、有轨电车站和公交车站。9点钟排队者约8000人”。

“近日斯托列什尼科夫巷已经变得跟雅罗斯拉夫斯基市场差不多了”。

傍晚商店歇业后排队者仍不散去，宁愿站着熬一宿等开门。有些商品几小时就售罄了，但大家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刚到的人在朋友家、火车站和门洞过夜，在莫斯科度过整个假期。正如其中一位所言：“浪费了多少劳动日啊。这些劳动日足够莫斯科盖两座纺织厂了”。

НКВД报告还显示，苏联的排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居民自我组织形式，有一套规则、习惯、等级、行为规范、道德甚至外观：通常穿舒适的鞋子、朴素的衣裤，如果准备熬夜则穿保暖服装：“商店关门前几小时邻近楼院即开始形成队伍。排队者中有人主动列名单，报名登记后部分人分散开来，选择人行道僻静角落、院子、门洞休息和取暖。一些公民身穿皮袄，携带棉被或其他备用的保暖衣物”。有的人拎着板凳，以便坐着排队。

但不要被这种秩序和自我组织误导了，暴风雨前总有短暂平静。只要商店大门一开，队伍立即解体，急切顾客心中的狂暴力量瞬间迸发出来：“亚麻工业总局商店（高尔基街），黎明时分可以看见许多人在店外人行道裹毯子坐等，附近门洞有人在台阶睡觉。商店开门前几分钟，楼院排队的人跑出来涌向店门，这时队伍就被打乱了。每个人都自顾自往店里跑，结果出现踩踏和打斗”。

混乱，以及试图平息混乱的尝试，往往付出人命代价。商品短缺在苏联社会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买裤子宁愿豁出命：“列宁格勒百货商店，早八点钟出现排队（千余人），但值勤警察找来10辆卡车，防止人群从桥梁方向接近商店。人群涌入‘斯巴达克’电影院前空地，挤在电影院和首尾相连卡车之间形成的狭窄走廊里，混乱和拥堵难以忍受。受挤压的人们大声喊叫，值勤警察无能为力，只好跳上卡车免得被挤死，在车内号召顾客保持秩序。商店开门之时排队者已达五千”。

排队占据生活一大块时间，我不知道苏联人在排队上虚掷几年寿命！队伍可以驻足，日子不能不过，有时候排着队也能玩起来：“排队的年轻人在街边组织各种游戏和舞蹈，偶尔掺杂个别人的流氓行为”。

虽然排队无法夺走人们的快乐、幽默和机智，只是浪费了不少好创意编讽刺笑话而已。但干这件事的心情终究是负面的、批判的，甚至可说是反苏的：

“没处花钱。没东西可买。村里什么都没有，来这儿还要排队吃苦头，熬夜睡不下。很多人没房子住，又不让在车站睡觉。简直受罪啊”。

“我有钱，可什么也没买到。在这儿待了4天，看来要空手回家”。

“穿着破裤子满街走。请了5天假，光排队了，裤子没买到”。

“我从德米特洛夫来的。我们那边买不到任何东西，这边至少可以排队买”。

“排队站了4个晚上，我仍然没法花800-1000卢布给自己买件漂亮的风衣呢大衣”。

但不是人人都甘心无功而返。人的倔强、智慧和忍耐力是无穷的。排队的世界好比一部生存技巧百科全书，运用身体暴力属于其中最原始章节：“一群200名顾客不愿加入排队，企图强行穿过警察人链、破坏秩序”。

时任НКВД首长贝利亚呈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说：“动物园对面的纺织品商店，2月24日一位公民排在队尾，开始销售的时候往店门口走。很快他身边凑来四个人，之间对话如下：‘今天没戏了，我们站的远’。另一人说：‘必须冲过去’，接着描述他之前经历：‘警察抓住瓦希卡，瓦希卡抓住警察，戈利什卡站出来和稀泥，我们四人一齐冲了过去，东西顺利买到’”。

用蛮力太简单粗暴，排队的世界远比这更复杂，充满欺骗、贿赂和拉关系、走后门，有无比丰富的机巧、创造力甚至艺术。

比如利用襁褓中的婴儿，一双手递给另一双手，买东西就方便了。上述1930年代报告还描述一种商店工作人员参与的“取货单法”——头天晚上在出纳员的取货单上加盖“补交款”章子，第二天持票者径直去商店，好像他之前已经排过队，临时发现钱不够回家拿，这样店门口值守的警察会直接放行。如果认识熟人或悄悄贿赂警察，也可以免排队购物。通过结交售货员或行政人员，他们会打开服务通道放你进店，或者根本不用跑腿，在家等候送货，但要额外付费。

到哪儿排、几点排、甚至穿什么衣服都有学问。莫斯科只向本市居民销售商品那会儿，买东西须查验户籍证明，仪容仪表就很重要。化装排队成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拟态：“七点二十分毛纺品商店（集体农庄广场）外形成排队，大家挨个通过铁门走进院子接受证件检查。非莫斯科户籍者一律不准入店”。

此中经验之谈曰：“您应当穿得干净，就不会被揪出队伍了。检查的看人下菜碟。我穿戴整齐的时候人家甚至不问证件，可我要是穿一身油乎乎外套，戴一顶毛烘烘帽子，人家不问证件，直接就把我撵走了”。

排队者填街塞巷，既考验买家、也考验卖家的智慧。“杂食性”顾客排山倒海涌来，销售沦为按规定程序出货的机械分配。例如НКВД报告所称的售卖顺序：糖没卖完不准卖黄油，或布料紧着一卷卖，卖完这卷才可以卖不同花色的那卷。售货员省时省力，顾客们丧失选择权，不得不在排到自己时接受正在出售的东西。如此一来，排队便成了“合理化”贸易的特殊杠杆。

为节省时间，衣服、鞋子都是不试穿直接付款。结果第二天店里排两队：一队购物的、一队换货的。迫使政府出台专项法令禁止“免试”销售。

对一些人而言排队是惩罚，对另一些人而言排队是休闲，还有人视排队为挣钱营生。正如某个职业排队者说的：“如果你排队排得好，就不必上班”。НКВД注意到有些长年“风吹雨打”的熟悉面孔频频闪现各条队伍之中。购买此项服务不便宜，25-30卢布，具体价钱视距离店门远近而定。也可以雇个人帮忙夜间排队，早晨你来替换他。职业排队者还能额外收费帮买东西，例如每米布料加收2-3卢布“手续费”。

“上午9点日用工业品商店排队者变了面孔：成年人走来取代青年和老年人，不少‘邻居’和‘老熟人’又出现了。做法是：新到的凑近某人打招呼，后者确认他是来排队的，出列离开。于是队伍中站立穿毛皮大衣、戴礼帽的妇女，以及西装革履的男士，他们之前不在这儿”。

本人不到场同样可以雇人排队，市民和乡民建立起互惠性易货贸易。基辅州一位集体农民说：“我们村是这么干的：寄钱给莫斯科熟人，付给他排队钱，买了东西寄来。或者自己跑一趟莫斯科排队，熟人也在队伍里，俩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运气不好，认识的人都怕上班迟到。他们说如今工作纪律可严可严了”。

НКВД报告指出：“队伍里站着农村‘特派员’，之后30-40个人乘坐早班火车来加入她”。

综上所述，苏联式排队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生存史，但也有其独特的政治性质。在昔日某些时刻，排队事实上成了公民不服从的一种形式。

193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向排队者“开战”。当局的理由包括太多人撇下工作长途旅行买东西，外埠居民挤在火车站、门洞和街头过夜，模范城市变成脏乱大杂院，犯罪率上升，且有传染病流行风险。大型工业中心的市民也在求购商品的斗争中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造成混乱。

打击排队买东西的“战争”始于人民委员会《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市商店排队购买工业品》的决议（1939年4月），几天后宣布列宁格勒亦照此办理。没多久又把“工业品”扩大到“食品”，1940年1月17日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推广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

这些决议要求对排队者和附近居民进行解释性谈话、新增一批商店、寻找额外商品储备。但欲收立竿见影之效，还是镇压手段最快捷。НКВД和НКПС（交通人民委员部）开始盘查城市外来人口，每个大型百货店均派驻警员查验证件、驱逐外地人。火车站和车厢内也有巡逻队，НКПС实行车票限购政策。农村行政部门被禁止向农民出具乘车进城证明，НКВД一旦发现排队农民就移交检察院，以便追究开证明之人的责任。无证入城的处以罚款。

清理外来人口的同时，又采取措施打击“投机分子和采买人”——对超额购买商品者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警察动手搜查顾客的篮子、提包，当场没收多买的商品交回商店。1940年8月1日莫斯科禁止“私下买卖”。公审公判投机分子，典型案件登报宣传。

最终政府彻底禁止排“长队”，每天营业时段允许在商店内排队，开门前、关门后或营业时段皆不许店外排队，否则罚款。当局在管理排队方面颇有些小聪明，手段之一叫“倒转”，就是营业之前派警察（有时骑马）重新安排队伍，把本来的队首拉到队尾。

然而逮捕、审判、罚款、没收的效果终究昙花一现。尖锐的商品短缺仿佛永动机，扯着人往前跑。

“穿官衣的来啦。准备好50卢布！”——排队者望见警察一哄而散，等警察走了才返回原位。既然店门前不让站，那就躲在附近楼院、广场和花园。为了让新来者找准队伍，避免形成另一队，安排两三个人在队伍和人员聚集处穿梭带路。后来政府不光禁止站店门前，连楼院、广场和花园也禁止了，于是大家就分散排队，在电车站“等车”，或干脆在店外踱步，互相问话确定顺序。

НКВД报告说：

“小群人员和单个人员沿着街道、墙根散步”。

“情况如下：车站聚集约100-150人，拐角处达千人。有轨电车运行被扰乱，因为警察沿电车路轨列队维持秩序。8时许车站人群增加到300，忽然喊叫着跑向商店围栏，站在那儿排队”。

“莫斯科第2百货商店（集体农庄广场街8号），7点30分人群开始聚集，沿集体农庄广场街前后走动，途中围观工农红军部队5月1日游行操练。8点钟已经排起2500-3000人长队。店里只有棉布”。

“莫斯科第101百货商店（古姆，红场），晨8点之前未见排队，但古比雪夫街和旧衣巷有多人散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们在等待古姆开门。当商店开门时，街巷涌出大量人员冲向店门，瞬间挤满古姆”。

“10-12人小团体假装在商店所在街道上行走，部分人利用夜间营业的美食店，在里面待到早晨，试图趁销售开始前第一个进入商店”。

“从晨7点开始一些等候商店开门的人把自己伪装成购买肉类、牛奶和其他商品的顾客。他们看似拿着牛奶罐，实际进店不买牛奶，反而再次排队……排队买肉的人也伪装自己躲避警察”。

由于购买直达莫斯科的火车票很困难，人们改为购买经停莫斯科的长途火车票，在首都外小站下车，然后转乘郊区火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买完东西回家时，为避免大包小包引起盘查，他们派一个不拿行李的人买票，其他带行李的匿迹附近街道，算准开车前几分钟跳进车厢。

群众想法设法绕过人民委员会的限购规定，比如全家多次排队或到不同商店排队。有人把多买的东西藏于手提箱、缝纫机抽屉、毡靴、线帽和衣服下面，有人一拿到东西就做“毁形处理”——面包撕碎、面粉混入谷物，这样即便警察发现了也没招，因为商店不回收损坏商品。

苏联式排队的确是个多面体，无论人员构成或表现形式上皆然。斯大林统治时代的排队证明了：虽然极权制度运用镇压手段，仍无力保证秩序和服从法律（这与当今流传的神话正好相反）。物资匮乏条件下排队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往往是一种保命方法。终于，苏联式排队连同催生它的计划经济双双退出历史舞台。

引用和注释：

（儿按：太长，略）

延伸阅读：

1928年人民致《真理报》的信函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尊敬的_______同志

鉴于目前库存，您有权于1990-93年期间在地区商店自由购买男靴一双。

购买时商店收回此邀请函。

房产管理所
盖章处

(儿按：此种“邀请”实为另一种形式的票证)

延伸阅读：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购车邀请卡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898年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呈交次年的国家预算草案供皇帝审阅，坦言：国家财政的坚固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但与此同时，国内几百万人依然过着家徒四壁生活。帝国的学者们花费多年心血，试图厘清巨富、赤贫之间收入差别究竟多么大。

1880年莫斯科统计学家В.奥尔洛夫和И.博戈列波夫写道：“为了编制年度预算，我们挑选一户中等收入且户主详细记录其进项和支出的家庭。我们把户主报称的收支与同村其他居民进行了核对……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自己编制的预算无可置疑”。

这个家庭是19世纪末居住在莫斯科省伏努科沃村的伊万·多罗费耶维奇·霍多夫一家，1879年收入489卢布50戈比。全家八口人：丈夫和妻子、大儿子和儿媳、以及另四个16岁、12岁、9岁和3岁的未成年儿子。他们有两间木屋、一间圆木仓库和一间谷物干燥室。饲养一匹带驹母马、两头母牛、两只绵羊。家中三个人分得份地，每人4.2俄亩（译注：1俄亩约1.09公顷）。他们在这12.6俄亩土地上播种了黑麦、燕麦、土豆和亚麻，收成92卢布10戈比。割干草、收麦秸、砍伐各种灌木烧火取暖。

养殖收入是：卖掉一头母牛27卢布、两头牛犊7卢布，自家食肉宰杀两只羊羔价值5卢布，两头牛产奶换钱20卢布——共59卢布。

该户又从本地神甫手中租赁一块耕地，租金8俄斗燕麦（译注：1俄斗散货约合26.24升）。播种10俄斗庄稼，收获40俄斗。扣除种子加租金，这块地产生19卢布80戈比利润。割草一次花费4卢布，得到8大车干草总重15普特（译注：1普特约16.38千克）。净收入21卢布60戈比。

去岁户主在制革厂上班，兼营马车运输，挣钱约40卢布。大儿子和儿媳在当地金银饰带厂工作，年薪100卢布。二儿子工资40卢布，三儿子12岁刚刚进厂，往家里挣12卢布。

1879年霍多夫家支出420卢布93戈比。其中用于食物储备：盐每普特80戈比、6.5普特合计5卢布20戈比；黑麦面粉每普特90戈比、合计72卢布60戈比，亚麻油3卢布20戈比，卷心菜5卢布，黄瓜2卢布，自家种的土豆15俄斗价值4卢布50戈比，1俄斗葱80戈比，3俄斗谷粒6卢布，酿克瓦斯之麦芽2卢布70戈比，20俄磅荞麦面粉1卢布，40俄磅小麦面粉2卢布40戈比。肉类：两只重约60俄磅的自家羊羔价值3卢布60戈比，过圣诞节购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圣周(Святая Неделя)购买5俄磅腌肉40戈比。5月26日教堂节日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鱼类：过谢肉节买5俄磅鲇鱼50戈比，10月14日教堂节日买10俄磅鲇鱼1卢布，三个节日买10条鲱鱼共1卢布50戈比，又买5俄磅茶叶7卢布60戈比，16俄磅糖3卢布20戈比，饮用自产牛奶价值50卢布，全年过节买伏特加1.5维德罗（译注：1维德罗约12.3升）共6卢布。上列项目合计150卢布80戈比（彼得堡上层阶级每年餐饮费600-1200卢布，公费大学生每年领生活费300卢布）。

买出远门穿的鞋花销26卢布64戈比，衣服57卢布9戈比，牲畜饲料、垫料130卢布80戈比，各种生活用品25卢布60戈比。

三个人共缴税30卢布。全年开支合计420卢布93戈比。伊万·霍多夫略花小钱买“孩子礼物”。剩余40卢布存起来以备修缮房屋。

统计学家在莫斯科近郊波多利斯基县克列诺沃村农户Т.Н.沃尔科夫家也记录了大体相同的收支。该户夫妻二人及五个孩子不仅从事农业劳动，还制帽贩卖。家庭全年收入约440卢布，支出221卢布，其中买服装约70卢布，日常开销约50卢布，剩余每个钱都用在燃料、缴税、租赁割草场、支付牧人工资上面。

这就是不嗜酒的中等收入农民生活水平。但并非人人如此幸运，能够拥有土地、成家立业。长期以来乡村剩余人口普遍进厂打工，渐渐地一些大型企业有经验、吃苦耐劳的男青年月薪50卢布，代价是每天在毛纺厂机器前劳动14个小时。织布工的收入从7卢布到30卢布不等。但按照习惯，这些收入大多花在工厂自营的店铺了。

当过骑兵的小说家А.Д.阿普拉克辛写过不少当时上流社会人士的消费情况。在他关于1880年代彼得堡贵族生活的作品中有一个角色：Г.Н.斯维尔斯基伯爵，业已成年，每年靠着三万卢布过日子。因为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前监护人告诉他：“这里是属于你的两份产业的全部文件。现款不多，因为我监护你三年，以你名义在银行只存了不值一提的四万两千。但你每年可有三万固定进项，凭这笔钱，我的朋友，必不至于饥寒而死”。

于是年轻伯爵用起钱来特别谨慎。阿普拉克辛写道：“由于他与生俱来的‘端正品行’，他无法理解那些轻佻、放浪的狂欢，一个晚上花几百卢布喝名贵酒，豪掷几千给茨冈人合唱团，甚至砸镜子、摔碗盘，挥拳打向餐厅老板和仆人的脸”……

斯维尔斯基摇着铅笔算计每月能在住宅、仆从、马厩方面消费多少，又能剩下多少供自己零花，确信将会衣食无忧。那么多的军官——甚至就在他那个数一数二的团——收入还不及他一半，却四处臭显摆。当然，那些人出门没马骑，而伯爵除了两匹必须的侍从马，还养着一对双套车役马和另两匹单独拉车的马。这笔钱按照他的计算不成问题，所以，当两年后银行活期账户空空如也时，斯维尔斯基呆若木鸡。

嚯，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供货商故意欺瞒坑骗他，也许是一时兴起送了美女贵重礼品，反正在这两年间，斯维尔斯基的存折见底了。

诚然，对于一般贵族家庭，把年轻儿子送进军队实属沉重负担。昂贵的制服、马匹，盛大宴席和酒会，每月一次舞会，给战友和上级赠礼——凡此林林总总不是军官薪饷所能承受的。整个近卫军的军官每年花销高达200万卢布，骑兵军约50万，其他军种约100万。

另一个大出血项目是出国旅行，因为贵族家庭不出国旅行的话会被认为不体面。曾有一本关于俄国贵族贫困化原因的小册子呼吁放弃这种愚昧传统，作者署名“史季格里茨”，写道：“经年累月毫无意义的出国旅行是一种恶习…… 我提醒诸位，生活在境外也就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我们俄罗斯人数量如下：德国53000、奥匈22000、法国14357、英国47500、意大利1387，总计约1380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贵族，即46000人。如果把后一个数字换算成家庭，意味着每年至少11000个家庭花销不低于5000卢布，相当于俄罗斯大地每年流失5500万卢布…… 人居然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追求一种想象的快乐，怀着某种痴迷，从我们国家带走几千几百万，那当然会变穷了。这种先生我们见的够多，大家都认识不少，他们不是暂停工作稍事休息，而是把虚度光阴、消磨闲暇认作时髦——不能再帮助这种人了。已经有太多贷款、单名期票和优惠被投入此类旅行，而非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日常福利”。

俄帝国首都上流家庭每年最低预算7000卢布，相当于一名高级官员年薪。如果在彼得堡拥有可获利的房产，大概也能收入这么多。北方之都属于个人拥有的7840套住房中6894套常年出租，想在市中心租套像样点儿的住宅每年要1500卢布。而维持所谓“面子”的花销比这更大：一辆漂亮马车售价850卢布，最时髦的衣裳600卢布，狐皮女斗篷700卢布，彼得堡大剧院包厢席位6-14卢布，冬季一束鲜花10卢布，御用珠宝商Л.泽夫季根的钻石动辄数千卢布。

“史季格里茨”的小册子警告女人们：“我国许多妇女以这样的方式安排家庭生活，使得丈夫逃离她们奔向一切单身汉和失意者钟爱的场所：俱乐部、餐厅、酒吧等。妻子们则把全部时间花在舞会和交际…… 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对丈夫和妻子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不仅在道德层面：前者约狐朋狗友到餐厅大快朵颐、后者购买锦衣华服，无不需要巨额开支；花钱如流水一般，不理智消费越来越多，一点点侵蚀家庭经济…… 奢侈并不总是合宜。富人家奢侈一把很正常，甚至可说是必要的。而一个条件平平的中等收入者追求奢侈着实可笑…… 很多过日子的房间简直变成珍宝馆：堆满昂贵家具和大量金银摆设……”

日月如梭，多年后此种情况有增无减。1904年经济学家Б.Ф.勃兰特写道：“如果我们比较十年来最重要大众消费品价格的变化，就会发现1895-1899年较之1890-1894年，物价涨落如下：黑麦-24%，棉线+1%，茶叶+1%，砂糖+4%，煤油+12%，烟草+16%。西欧这些产品的价格都下降了，而我国惟有粮食跌价；庄稼人所必须的各种产品一概变贵，就连我们跟西欧一样都从亚洲进口的茶叶，以及我们对外出口的煤油和糖，在我国的售价也比外国更高……”

尽管如此，特权阶级的消费水平同样有增无减。例如特维尔棉纺厂老板之一М.А.莫罗佐夫1901年支出196675卢布用于个人需要，其中：“三餐饮食”9889卢布10戈比，葡萄酒12008卢布15戈比，办晚会7607卢布42戈比，租用三角钢琴153卢布，租用鲜花850卢布，杀灭蟑螂100卢布，购买油画、圣像之类12142卢布60戈比，马厩维护费10823卢布，看剧、听音乐门票595卢布20戈比，出国旅行18364卢布5戈比，在普罗斯库洛夫（译注：赫梅利尼茨基市）的别墅2398卢布25戈比，在克里木半岛的别墅4977卢布40戈比，房屋供暖3619卢布34戈比，照明6305卢布15戈比，以及其他各种开销……

反观平民阶级，二十世纪初地方自治会聘用的教师每月靠着30卢布度日，这笔钱使他们能够负担：20俄磅白面包，30俄磅黑面包，22俄磅肉，30瓶牛奶，2.5俄磅黄油，3俄磅植物油，30枚鸡蛋，5俄磅荞麦，4俄磅黍米，3俄磅大米，1俄磅豌豆，1俄磅通心粉，10俄磅卷心菜，1俄磅葡萄干，3俄磅砂糖，4.5俄磅碎糖块，半俄磅茶叶和半俄磅咖啡——上述合计17卢布。（莫斯科省）兹韦尼戈罗茨基县教师告诉统计学家：如果他们被迫减少这些食品开销，健康状况会立即恶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有位年轻女老师年薪156卢布，省吃省喝挤出钱来购买与职业相衬的体面服装。但冬鞋售价6卢布，夏鞋售价5卢布，高帮、矮帮套鞋6卢布，三块日常头巾20卢布，一件漂亮连衣裙31卢布，十二双长袜5卢布，内衣17卢布，床单11卢布，冬季厚呢子大衣30卢布，夏季外套10卢布，帽子5卢布。

至于餐具、沐浴、理发、洗衣、书籍、报纸等项，每年预算仅10卢布，即每月不足1卢布。

农民的购买力甚至更低。例如某家庭手工业者除了土里刨食果腹之外，还花费150天制作20000个勺子，以每千个3卢布的价格售出，赚回60卢布。原材料成本20卢布，利润仅40卢布每年。冬季一天工作15小时。

地方自治会头头Ф.Ф.克拉索夫斯基在乌法省缅泽林斯基县生活八年，他如此描写二十世纪初农民生活：
“首先，哪怕只看最表面，人们也会惊讶于村庄几乎赤贫的景象。这种贫困显然易见：残破的房舍使人不得不怀疑50-65平方米空间怎么容得下全家老小居住活动，牛群瘦弱、马具简陋、农具原始。再看看他们日常饮食，即使最好年景，村里最宽裕人家的饭桌也罕见肉类、
牛奶和鸡蛋，全靠面包茶水充饥。
极个别家庭的主妇能给午餐增添一道饮品，但仅限于把茶炊摆上桌……
有必要设法降低一些必需品的价格，例如铁，否则铁烟囱、铁栅栏、煎锅、犁耙等务农必不可少之物将变成奢侈品。”

农民如此，工人也强不了多少，毕竟他们终日只在车间和工厂集体宿舍两点一线。

然而内需不足并非俄帝国经济的唯一不幸。大部分上层阶级家庭的财富实际建立在损公肥私基础上。国库出一笔建厂补贴，首先被厂主挪用花天酒地，剩下的钱才拿去盖房子、买机床。一旦工厂建成，发现预计的盈利要么“算错了”要么“达不到”。1903年春帝国技术协会举办“铁业代表大会”，工程师А.А.沃尔斯基作报告说：“全俄120家炼铁冶金企业，销售管理得当者甚至不足十家。毫不夸张讲，熟悉我国钢铁市场情况的不超过5家企业”。

同一年莫斯科大学教授И.Х.奥泽洛夫写道：“欠缺商业考虑的贷款往往发放给我国难以为继的企业，后者拿到贷款便不再操心自己生意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确信，如果企业拿了国家银行贷款后陷入困境，要么银行再次伸出援手，要么国库会为了挽救国家银行的损失，给予企业优惠价格之政府订单”。

随着国库日渐空虚，政府增加了对农民和工人的苛捐杂税，内需进一步不足，形成恶性循环。上层人士年复一年讨论下层人士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正如本文开头所写，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早在1898年已经指出：“国家财政的坚固，无论其组织如何得当，最终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直言：“目前乡村百姓的经济状况仍不稳妥”。

奥泽洛夫教授解释个中原因：“我们在农业俄罗斯身上建立工业俄罗斯，靠借来的资本过活，目前通过大量人为干预勉力支持这个俄罗斯喝酒吃饭、穿衣打扮。培养工业的俄罗斯进一步吸干了农业俄罗斯。我们给俄罗斯穿上金色外衣，可她的小木屋正在倒塌、人民正在挨饿——这件衣服确实华丽，但对我们而言有些昂贵了，为了追求满身珠光宝气，不得不咬紧牙关，大量出口粮食、鸡蛋，甚至出卖自我……”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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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汽车工业部
伏尔加乘用车制造联合会
伏尔加汽车厂技术维护管理局

尊敬的____同志，1977年9月22日 邀请您购买ВАЗ–2106汽车，售价7930卢布

每天____至____时销售

购买后请您对服务水平提出反馈意见并将此卡退回卖方

延伸阅读：

苏联1972年“寄生虫”登记卡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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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后，为了向人民提供食品和工业消费品，迅速推行“票证供应制度”。这套制度事实上断断续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消亡。早在1918年春季的彼得堡，每证发放的每日定量面包甚至低于后来著名的“大封锁”125克。苏联政府战后大力宣扬125克，借此控诉战争之残酷，却“忘记”告诉人民1918年4月彼得堡工人每天所得口粮比这更少，甚至有停发的情况。同时期莫斯科工人平均每天100克面包，读者回忆一下彼得堡和莫斯科遭德军猛攻时的困境，不难想象这两座大城市1918年是个什么样子。

1918年12月颁发的票证大致分四类，第一类：从事重体力劳动者，第二类：从事轻体力劳动者，第三类：从事一切脑力劳动者，第四类：不参加劳动者。但由于粮食紧缺，票面规定的微薄食品不一定能够领到手。彼得堡“高温车间”工人的标准是每天半俄磅（227克）面包、每月一俄磅糖、半俄磅油脂和四俄磅鲱鱼。被扶养人、知识分子和各种“失势落魄者”领取供应时排在最后，而且往往什么也得不到。实际票证供应制度十分细致复杂，那时候彼得堡至少发行了33种有效期一个月的票证。

1919年3月又实行所谓“保留劳动定量配给”：特别重要企业（军工）的工人可以得到固定数量的面包，超额完成计划者发给实物奖金——也就是额外最高100%的个人口粮。1920年11月6日企业和机关工人、文员被统一划为一个群体，面包供应提高到每天400克，但出差到外地的话就未必是这个数了。举例来说，某人1920年秋季出差去叶卡捷琳堡，每天可得1俄磅面包（453克），去下塔吉尔：1.5俄磅，去上图拉：2俄磅，去库什瓦：四分之一俄磅。1921年2月《劳动报》刊文指出：“在今天的生活中，定量配给几乎是排在第一位的。越来越多人因为口粮原因选择去这个或那个单位上班，去这个或那个工厂劳动。几乎每个人在求职之前总要问问自己：他们给你什么?”

随着列宁颁布新经济政策，票证供应制被暂时地、局部地停止。斯大林1929年彻底取缔私营企业，该制度再次广泛施行。

有意思的是，面包票证制度始于粮食丰产的乌克兰大地，那里土地肥沃，就像老话说的：喂养半个世界。1929年3月该制度推广到莫斯科，面包之外的其他稀缺副食品如糖、肉、油、茶等也被囊括进来。莫斯科、列宁格勒工人及从事生产的文员每人每天900克，家属和其余人等500克。国内其他城市的定量总体低于此数，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决心，比如梁赞二月份特别规定工人每天650克黑面包加150克白面包、家属500克，单位文员200黑面包加300克白面包。其余人等如果参加了中央工人合作社(ЦРК)——每天500克，没参加者没份。工人群体每月供应肉类4.4千克、谷物3千克、面粉1千克、鱼类2.5千克、牛油400克、植物油600克、糖1.5千克、鸡蛋10个。茶叶供应量是每年300克。

1931年中期工业消费品凭票供应，1932-1933年甚至土豆也用票购买。苏联历史上最惨重的大饥荒恰在这段时期，个别地方出现人吃人现象。

苏联人唯一不用票敞开买的东西是伏特加。1930年代初打击酗酒的运动渐渐偃旗息鼓，酒类商店数量急剧增长——1933年头六个月列宁格勒市酒类商店从444家增至625家（1926年全市仅200家）。1930年9月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表示：“在我看来，应当尽可能提高伏特加产量。有必要抛弃虚伪的惭愧，直接、公开地最大限度增加伏特加产量，以保障真实的、严肃的国防”。

相比平民百姓凭证领取微薄食品，“红色贵族”们的餐饮水平好太多了。当时莫斯科吃食堂的高级干部74300名，吃特供的45000名，列宁格勒分别是12370名、10500名。高级干部坐火车出差，公务车厢饮食免费；逢着开大会，出席者一律尽情吃喝。例如1932年大饥荒时期，参加联共（布）中央九月全会各级干部消耗的食品在种类和价值方面着实令人瞠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为500名与会者供应93种食品，满足18天会期所需，包括：4吨肉，6.9吨香肠、公鸡、榛鸡、火鸡、鹅及各类火腿，鱼4吨（鲑鱼、鲟鱼、梭鲈鱼等），黑鱼子酱300千克，瑞士奶酪600千克，1.5吨黄油、无水黄油和含盐黄油，鸡蛋15000个，以及谷物、水果、蔬菜、浆果、蘑菇、乳制品、茶叶、咖啡、可可饮料、巧克力糖、烟卷、烟斗等……

官办分销商、工人合作社、工人供应部门开具的所谓“栅栏公文”和票据取代了自由贸易，盗窃行为变得司空见惯。1932年春天供应人民委员米高扬承认：“人人都在偷东西，直到共产党员。党员做贼比旁人更容易，他揣着党证，一般怀疑不到他”。据米高扬说，对莫斯科市内国营食品店全面检查发现每天12车皮物资被盗。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也提到这种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在分发购买食物和商品的票证时，有许多欺诈行为。因为总是这样，既然搞票证，就说明短缺，短缺就促使人，尤其是不坚定的人不按规矩办事。在这种情况下浑水摸鱼的人很多。卡冈诺维奇对我说：‘您准备一下，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个报告，讲讲莫斯科整顿票证制度的斗争。凡是以不合法手段、以浑水摸鱼的办法搞到票证的人，他们手中的票证要统统没收。’票证五花八门，一种发给上班的人，一种发给不上班的人。发给上班的人的票证也各不一样，这也是促使人们去玩弄花招甚至滥用权力的动力之一。当时我们会同所有的机关，包括工会、民警和肃反工作者在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节省了或者没收了数十万张票证，没收无权享受者手中的票证。因为当时正在为了粮食、为了食品、为了完成五年计划进行激烈斗争。要首先向那些亲自促进五年计划完成的人提供食物。”

之后赫鲁晓夫进宫当着斯大林的面作报告，讲“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斯大林插话说：“别夸口，别夸口，赫鲁晓夫同志。浑水摸鱼的人还多着呢，多得很，您还以为全都抓光了”。（译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全苏联废除票证供应制，12月做出决议从1935年1月1日起停用面包票证（第二天面包和面粉价格翻了一倍），1935年9月决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停用肉、糖、油和土豆票证。然而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供应依然困难。这段时期访苏的外国人表示很佩服苏联人民从最平凡事物中寻找发现快乐的能力：“他们排几个小时的队；面包、蔬菜和水果你大概觉得不好，但没别的可挑；布料和衣服你或许认为丑死了，但没别的可买。由于没有任何可供横向比较的东西——除了万恶的旧社会——你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拿给你的”。

说起莫斯科排队，那真是老生常谈。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大批外地顾客涌入莫斯科购物，到1939年春季简直像遭了灾。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称：“4月13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每个大百货公司门外总有成千上万人排队，关门也不散，熬一宿静候次日开门。商品几个小时全部售罄，但人们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外地人或投奔朋友家借住，或到火车站、门洞蜷缩，在首都度过整个假日。

当局试图采取措施扭转抢购局面，手段自然是镇压为主。警察出面将违反护照制度的“外省人”拖出队伍，带往火车站，那里有送他们回老家的专列。对超额购买商品的人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政治家甚至一度打算彻底取缔排队，1940年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又扩大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按照最新规定，现在只允许顾客在商店营业时段进行店内排队，不准排出门还拐几个弯儿。内务人民委员部定期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多少人违反排队规定，抓住多少惩治多少。但苏联人民毫不退缩，他们很能适应任何新情况。顾客躲在“热门商店”附近的门洞、公园，聚集在有轨电车站观望，随时准备冲向垂涎已久的稀缺货。限购条例也执行不下去，为了避免警察没收自己超额购买的面包，人们一拿到面包立刻掰碎、捏碎，跟刚买的谷物混合搅拌。

一位斯大林格勒居民投书报社诉说1940年粮食供应情况，曰：
“亲爱的同志们好！我要告诉你们最近几个月斯大林格勒出现的困难局面。我们现在没时间睡觉。凌晨2点出门排队买面包，5、6点钟店门外已排了600、700-1000人。傍晚下班的时候面包都卖完了，天黑后根本不营业。斯大林格勒市中心有个粮食市场，但小贩们7点收摊，而且未必有面包卖。开门开到凌晨3、4点钟的值班商店，我们这儿是没有的。那么请问，一个劳动者什么时候能够买到面包，尤其年轻母亲，怎样才能不叫孩子饿着肚子哭一天？大家不得不饥肠辘辘去工作，充其量在车间食堂吃些小点心垫垫，即便这儿的午餐也不一定供应面包。您打听打听，如今工人们在食堂吃的什么玩意儿，把过去喂猪的端给我们了。燕麦粥不放油，大麦米泛着青蓝色，碎麦粥也不见油星…… 每天挣7-10卢布，维持生活需要20-25卢布。处处买东西花高价，怎么从没见人来给我们涨工资啊。我们进商店买不着油。就像在（以前）波兰似的，互相借别人的脏肥皂沫洗衣服，更没东西给孩子洗澡。虱子浑身爬，癞子满大街。自从去年五一至今，我们没见过白糖、没见过稻米、没见过面粉，什么都没有…… 对人来说饥饿最可怕，这种深刻的恐惧使人心神不宁，失去理性，继而产生极大不满。无论在家、在单位、在任何地方，人们议论的都是同样话题：关于排队、关于短缺。谈到最后无非一声长叹，发发牢骚。而那些收入150-200卢布的家庭，五口人吃饭，真真切切是忍饥挨饿呀——都浮肿了。革命胜利22年，好日子来了，欢呼吧！务必赶在（人民）爆发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落款：维拉·伊格纳季耶娃，联共（布）党员。

随着伟大卫国战争到来，新一轮全面短缺席卷苏联。1941年7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再次发放食品票和某些工业消费品票（有意思的是，每份票证收取工本费10戈比），至1942年11月全国58个大城市实施票证供应。战时食品配给限额（面包）是：工人每天800克、文员500克、受人扶养者400克、儿童400克。糖（每个月）工人500克、文员300克、受人扶养者200克、儿童300克。但实际可能打折扣甚至断供。苏联政府根据《租借法案》订购了糖、肉罐头、黄油、蛋粉等重要物资，而布尔什维克心心念念图谋消灭的“世界资产阶级”：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从1941年6月22日开始向苏联发货，至1945年9月合计提供4915818净吨，总热量约67502474.4百万卡路里。如果按照每个现役军人每天摄入4000千卡计算，不难算出盟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红军提供的食物足够1000万人部队食用1688天。

由于全国主要产粮区被德军占领，苏联战时粮食产量甚至低于1932-1933年饥荒时期。不难理解饥饿导致的苏联人口损失更甚于兵燹。

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票证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1947年12月，那时苏联发生最后一次饥荒，许多人遇难。巴什基尔人扎伊图娜·库斯亚波娃回忆：“我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家里有面包吃的时候，每人50克，如同过节。我不舍得吃，毕竟太少，就藏在地毯下面。结果被妹妹找到吃了。我不生气也没哭，因为我觉得她更需要吃那块面包。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怎么就不觉得饿。我小时候唯一一次因为食物哭泣是囫囵吞了一块硬糖，好伤心啊，还没咂砸什么味儿呢。妈妈安慰说：糖已经下肚啦，可这话并没让我感觉好受些。15岁我第一次吃到碎麦米做的粥，至今不忘那美妙滋味…… 1947年春天我们下地捡拾烂土豆，只准在自留地寻找，踏入集体农庄田地会被立即逮捕。有一年秋天收割之后我们下田搜索，被赶走了，捡到的吃的也被没收。第一场雪后我们再次下田，拾起麦穗用衣襟兜着，可照样没留住，被农艺师拿走了。手脚冻得通红，我只穿了一件衣服。我们当时只是五六岁的小孩，被鞭打、驱赶，就为了捡几个麦穗……”

1953年7月苏共中央开全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言一针见血：
赫鲁晓夫：“忍不下去了。奶没有、黄油没有…… 我们的牛比战前减少350万头，牛少了意味着肉少、黄油少、皮子少……”
卡冈诺维奇：“……我之前在乌拉尔……食物问题当然也严重：肉很稀少，香肠不够……”
米高扬：“去年春天已经遭遇肉类供应危机了，说白了就是肉和动物油严重短缺。情况报给斯大林同志，他问：为什么短缺？我答：因为畜牧业不好，储备很差，但需求在增加…… 去年发生的我们都看到了，没肉吃，也许能给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和其他地方挤出点儿来…… 今年我们积攒肉类库存，加紧收购，年初的储备几乎是去年的两倍…… 但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保证上市，顿巴斯和乌拉尔马马虎虎，其他地方间断性供应……”

1955年苏联医学科学院营养研究所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打报告说：“……苏联人民饮食中的动物产品比例严重不足…… 牛奶和奶制品、肉类、鱼类和蛋类的实际消费量显著低于科学标准，导致通过饮食摄取的动物蛋白、脂肪和维生素A大大不足…… 蛋白质及维生素A、C的缺乏降低了人体免疫力，威胁少年儿童正常发育…… 俄罗斯联邦全部地区的动物产品消费都显著不足……”

1980年代中期由于基本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短缺，政府“应劳动人民要求”又一次发行票证，但某些地区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局部恢复了肉、黄油和糖的供应票。1983年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内的一些城市开始使用特定类型食品（如香肠）供应票，到1989年大部分城市和乡村广泛使用各种类型票证。凭票购买的食品有：伏特加和葡萄酒、茶叶和糖、面粉和肉制品等，蛋黄酱、糖果也在其中。工业消费品则包含肥皂、洗衣粉、火柴、烟草、套鞋（塔什干，1991）和女式内衣（叶列茨，1991）等。票证名称五花八门，从直截了当的“面包票”、“土豆票”，到拐弯抹角的“购货订单”（伊尔比特，1992）、“采办请帖”（伊尔库茨克，1985）、“新婚本子”（塔什干）、“顾客名片”（莫斯科，1991）、“限额卡”（下诺夫哥罗德，1991），甚至“酒精是您健康的敌人”（库尔干伏特加票，1991）！一些不喝酒的人也会买几瓶伏特加存着以备客人来访或叫水管工登门维修，还可以过几个月加价售出。

苏联解体之后，票证供应制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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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当代超级富豪，尼古拉二世皇帝也懂得财富分散存放：比如英国2亿卢布（当年面值）、法国2.2亿卢布，在德国和美国的据估计也很可观。皇室总财富——包括海外金融资产、股份、银行存款、土地、实业、建筑、珠宝等——合计约160-180亿卢布，相当于现代15万亿卢布。如果在今天，尼古拉二世全家凭借这笔财富肯定可以跻身全球最富有家庭前列。

全俄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尼古拉二世登记自己的职业是“俄罗斯大地之主”。这完全符合事实：根据俄罗斯土地世袭制度，他就是全帝国一切物产名义上的绝对拥有者。
而且，尼古拉二世生于俄罗斯，但有德国血统，是德皇威廉二世、英王乔治五世的亲戚。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出身德国，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爱德华七世国王和德皇威廉二世的亲戚。可以这样说，当年欧洲各国——如英国、德国、丹麦、瑞典、希腊、西班牙等——的统治者都跟罗曼诺夫家族沾亲带故。所以尼古拉二世的财富很大一部分在外国。

银行存款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曾指出尼古拉二世收入的三个主要来源：国库年度拨款（1100万卢布）、皇室领地进款（250万卢布）和英国、德国银行存款利息。许多历史学家和回忆录作者机械重复大公的说法，表明他们对皇帝真实的财富来源和财富规模研究不深。首先，皇室土地不动产收入和国内外人士贡礼都应统计在内。其次，大公提供的数字严重缩水：仅1900年一年宫廷部就从国家预算中获得1600余万卢布，而来自皇室领地的固定进款早在1896年就已高达2000万卢布，其中500万卢布直接用于他家人日常生活开销。

皇室资产的确切规模，包括货币、证券和黄金等，至今笼罩在迷雾中。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大致了解。本文把尼古拉二世的货币财富分为三类：
1.俄罗斯国内货币和证券；
2.国外货币和证券；
3.国内与国外黄金。

罗曼诺夫家族的主要投资方向是有利可图的政府证券。尼古拉二世（1894年登基）银行合法存款可以从宫廷部相关报表中得知，比如第1章《固定资产利润和活期存款利息》透露如下数字：1885年3053648卢布、1906年2825056卢布，那么按照当时政府证券平均收益率4%计算，皇室的银行存款1885年超过7600万卢布、1906年超过7000万卢布。宫廷部还持有数千万卢布规模的秘密股票和账户，尤其是所谓“备用金”、“皇室农场金”、“皇帝陛下自用金”等。

管理宫廷部的B.克里文科在回忆录中说：监察负责人К.基斯特尔男爵设法建立了43411128卢布的预备金（“置于特别账户”），1881年1月1日宫廷部持有款项是：普通账户3662582卢布、特别账户43411128卢布、存款账户17652585卢布，合计64762295卢布。此外他强调“在‘伦敦银行’内并无当时所谓的百万巨款”。由此可见，上述1881年款项和1885年、1906年及其他年份类似数额款项是官方承认的，且在俄罗斯国内。

除俄罗斯国内的之外，历代俄皇也在英国、德国、法国、美国银行开立户头，这些信息属于绝密。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讲过英国银行存有2000万英镑（2亿卢布）。可以肯定的是，亚历山大三世1882年在”Bank of England”的利息为1758000英镑，推算存款1800-2000万卢布，从未出现在宫廷部任何公开报表中，也就是皇帝自己的私房钱。

1905年11月-1906年7月，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俄皇秘密账户又陆续存入462936英镑、9487100德国马克（约合876万卢布）。1906-1913年罗曼诺夫家族各位皇亲国戚纷纷在德国、英国和法国银行开立秘密匿名户头，金额惊人，据学者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约有此类存款6.48亿法郎（约合2.2亿卢布）

另一项可以确定的是，1905-1917年间尼古拉二世派人携带金块、金币进入美国、英国等国，价值数千万卢布。

综上，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皇室在海外拥有约1-3亿卢布证券、外币和黄金，估计年利息400万-1200万卢布。

“影子预算”使得皇帝每年再额外进款2000万-3000万卢布，这笔钱被暗中用于各种个人事务（存入国内外银行、购买黄金出国、购买新地产等）。尼古拉二世在位20年，“总收入”4-6亿卢布（3500-5000亿现代卢布），乃是他们家国内外货币财富增长的基础。

不动产

1.据1905年全俄普查，皇室其他成员在俄帝国欧洲部分50个省拥有784.3万俄亩（860万公顷）领地，尼古拉二世个人拥有1.35亿公顷（外贝加尔地区2600万，阿尔泰山区4000万、西伯利亚和波兰的洛维茨公国6780万）。

2.属于皇室的上百座庄园、几十座宫殿、剧院、博物馆等怎么估价？大叶卡捷琳娜宫算多少钱？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肯定不是以百万、而是以千万计。只能粗略说这些瑰丽建筑的总价值在5-7亿卢布之间。

3.土地出产各种东西。比如皇室拥有的尼布楚、阿尔泰、勒拿河地区金、银、铜、铅矿，库兹涅茨克煤铁矿区，茶叶、甜菜和葡萄种植园，以及数以百计的贸易、制造等企业。这些生意的流动资金可达6000万卢布，生产用动产和不动产总价值估计4-6亿卢布。

4.一般消费品、艺术品和珠宝首饰，大部分属于皇室私有，少部分在艺廊或博物馆展出。以54枚帝国法贝热彩蛋为例，它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价值超过30万卢布。如今收藏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其他机构的皇室珍品几乎无法估价。帝国大皇冠1920年代曾被估价5200万美元，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皇后个人珠宝藏品1917年价值5000万美元。

5.此外不要忘了俄罗斯皇帝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国外的巨额动产及不动产。

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费季索夫的研究结论认为，俄罗斯皇室之总财富，包括海外金融资产、土地、实业、建筑、珠宝等等，估计价值160-180亿“当年卢布”，约合15万亿“现代卢布”（2000-2500亿现代美元）。如此看来，埃隆·马斯克2021年身家逾2800亿美元，号称世界首富，尼古拉二世比他略逊一筹，超过杰夫·贝佐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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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1916年的俄罗斯约有2880万头奶牛，杂交的、纯种的都有。当时全国人口约1.83亿，相当于每头牛供应6个人喝奶。这些奶牛夏季放养在牧场吃青草，冬季饲喂干草、秸秆和土豆，日平均产奶量7-15升。但当年的农户不使用“升”作单位，记为一“维德罗”（12.3升）、“半维德罗”、“一个半维德罗”。

奶牛几乎都是农民私有的。约2000万个农民家庭养着近2900万头奶牛，平均50%的家庭每户一头，另50%每户两头。革命前无奶牛农家不超过10%，约占总人口8%，占总人口18%的城镇居民基本不养牛。二者相加，等于26%的俄罗斯人无牛，74%的人养牛。

各村各庄牛奶产量丰富，加工方法自然花样百出：直接喝、煮粥喝，或做成奶渣、酸奶油和黄油。因为供大于求，牛奶售价低廉，城郊乡村的农妇、小孩把奶运进城市售卖，可说是送货上门。

苏联成立后的情况呢？

斯大林时期，党在各个领域不遗余力宣传取得了“伟大成就”。学生教科书上有张图片：身躯庞大的奶牛乳房胀满，下方配文字说明“这是国营农场牛棚的一头苏联奶牛，每天产奶50升，打破世界纪录。她自己就能满足200个儿童的大型幼儿园。”

而斯大林去世后，继任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时代整个农业——包括种植和畜牧——处于衰退状态，牛奶生产尤甚。通过核查各种统计资料和报告，发现“个人崇拜时期”的某些宣传存在“夸大”现象。例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奶牛的日平均产奶量并非教科书吹嘘的“50升”，而是3升。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苏联三十多年胜利和成就饲养的奶牛，甚至赶不上小资产阶级的一头奶山羊。

当然，新朝必须新气象。苏联中央统计局的一份报表称“苏联牛奶总产量1958年已经超过美国，1959年苏联奶产量6200万升，美国官方数字约5700万升。”如果这个数据真实可信，那么每位苏联公民每年平均300千克（公升）牛奶，乳制品也该够吃才对。但事实却相反，赫鲁晓夫统治后期集体农庄牛奶收购价每千克8戈比，国营商店零售价18戈比。城市居民普遍感觉牛奶难买，每天一大早就出门排长队。

一些农贸市场能买到个人养殖户售卖的牛奶，但因为货源稀缺，每升30-40戈比，两倍于国营商店。这直观反映出当时苏联奶业的困局。勃列日涅夫年间情况多多少少有些好转，而乳制品匮乏问题直到苏联解体才解决。黄油并不是全国群众想买就能买，仅莫斯科、列宁格勒有充足供应。

前文提到革命前10%农户无奶牛，苏联实行集体化后这种情况迅速改观。据官方统计，截至1960年1月1日每2000万个农民家庭饲养1170万头奶牛，也就是半数集体农民属于无牛户。调查坦波夫州维尔亚季诺村发现，1881年该村95%的家庭有奶牛，无牛户仅5%。而1956年“大多数”家庭有奶牛，“但通常两户合养一头”。

导致个人饲养奶牛数量急剧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法律规定了每家养牛的上限。可细究根本原因，缺乏饲料才是关键，因为集体农庄管理者必然优先关照集体的牲畜。饶是如此，个人饲养奶牛的产奶量仍高于“公家牛”数倍。报酬越高劳动热情越高，这个道理无需多言。集体农庄在年底按照“劳动日”计算、支付庄员报酬，有时候竟分文不付，因为法律规定集体农庄先跟国家结算，再跟农机站结算，再保留集体农庄发展所需资金，最后有结余才可付给农民，往往微乎其微。斯大林死后这种情况部分改善但不明显，导致集体农民更关心自家“小生意”，且频频偷窃公家物资“补偿”自己必须为集体出的“徭役”。这个过程中，一些公家饲料“转移”到了个人手中。

顺便指出，集体农庄农民自留地仅占农业用地总量5-7%，却是苏联最高效的农产品生产者。例如1940年他们通过义务交售供应了全国30%的土豆、25%的禽畜肉、90%的鸡蛋、26%的牛奶和22%的羊毛。苏共中央并非不掌握这些数字，却七十年如一日顽固发展低效集体农业，千方百计限制个人种植、养殖。

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66年1月1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牛棚的奶牛合计4010万头，其中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公家）的2350万头（59%），属于集体农民、工人和职员（个人）的1660万头（41%）。但公家牛产奶量偏少，官方数字每年每头平均1157-2006千克（公升），合每天3-5.5升。远低于革命前农户家养奶牛水平。

农业发达国家的奶牛日产奶量20-25升，跟人家相比社会主义农业不能不说是一败涂地。莫斯科对此同样心知肚明，不但不想办法鼓励农民积极性，反而从上到下弄虚作假。1960年《真理报》报道了一件事：新罗西斯基地区切尔卡斯基村委“基洛夫”集体农庄向切尔卡斯基农村消费合作社转账90000卢布（旧币）购买牛奶。地区国有银行稽查员对这笔交易感到疑惑，集体农庄为什么突然买这么多牛奶？接下来发现的情况更令这位稽查员惊讶：集体农庄向合作社购买牛奶的单价居然是每公升1卢布80戈比（旧币），即国家规定零售价，共购买50000升。对此，集体农庄领导解释说一切合法，“有州党委指示”。而州党委的指示是：农场内部、集体农庄内部的牛奶开销可以算在国家交售任务内。由于“基洛夫”集体农庄奶牛每天仅产奶2.5升，无力完成牛奶交售计划，所以农庄主席想到了州委指示。“基洛夫”转给合作社90000卢布牛奶钱，劳动组合内部走账。其最终结果，集体农庄拿到农村消费合作社开具的凭条，根本不存在的牛奶列入交售计划，任务完成！
（译注：1961年苏联货币改革，旧币10:1兑换新币。此段所言国家规定零售价1.8卢布即前文所言国营商店零售价18戈比）

现实中牛奶库存并未增加，但50000升牛奶已经入账。这些假账从集体农庄、合作社一路向上报送政府，然后在领袖的下一篇讲话或中央统计局的下一份报表中，就成了“苏联牛奶产量已经超过美国！”

而对于集体农民而言，这种纯属糊弄人的“奇迹”更可悲、更有害。因为90000卢布买“虚牛奶”的钱归根结底由他们负担，是他们全年辛劳血汗所得。农庄主席大笔一挥真轻松，庄员们还得继续弓着腰挣那仨瓜俩枣。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炮制“虚牛奶”的另一种狡猾办法是双重计数。例如集体农庄先在乳制品厂交售牛奶（“卖给国家”），拿到凭条。待黄油提取生产完成，集体农庄再从乳制品厂购回脱脂牛奶，价钱是乳制品厂之前收购全脂牛奶的四分之一。农庄主席根据实际需要将这些脱脂牛奶用于农庄内部经营，如喂养小牛、小猪或卖给家中不养牛的农民，账面上记为“集体农庄内部用奶”。这样一来，该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实际生产的牛奶在帐上变作双倍：送往乳品厂完成国家交售任务的全脂牛奶算一次，从乳品厂回购的脱脂牛奶进行“内部使用”又算一次。

这套伎俩盛行的两年中（1957-1959），官方统计之苏联牛奶产量实现大跃进。1934-1955年母牛产奶量顽固的停留在“山羊水平”——每天3升，之后忽然翻倍至每天5.5升。纸面上的全国总产量也从3650万升提高到1958年的5870万升，增长约60%。

历史总会重演，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揭露他操弄统计数字作假，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府同样指责他有类似行为。1965年的一份统计报表显示整个七年计划（译注：1959-1965，即延长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牛奶产量并无增长，1963-1964年的奶牛年产量甚至从1958年的2007升下降到1600-1700升，减少18%。而1965年全国母牛“喜迎”新政府，泌乳热情再度高涨，由前一年（1964）的1700升猛增至2006升。就像魔术师念了咒语：阿哈莱-麻哈莱，牛奶滚滚来！

严肃地说，观察苏联这段时期的“牛奶问题”可知，在革命前俄罗斯牛奶是一种廉价日常消费品，可能比茶叶更容易获取。十月革命后新政权改变了这一切，“虚牛奶”肯定填不满群众的辘辘饥肠。

延伸阅读：弄虚作假的”梁赞奇迹“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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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韦特兰娜·库兹涅佐娃

1960年代后半段苏联未出现重大经济动荡。但仔细研究劳动者生活水平发现，其他许多国家在这段时期的日子比苏联更惬意。

整个赫鲁晓夫年间，震荡全国的危机此起彼伏。财政困难过后，1957年国债违约，粮食危机又卷土重来。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还记得排队3、4个小时买面包的场景，尽管前几年总书记刚在高台上宣布开垦荒地将彻底解决缺粮问题。赫鲁晓夫执政下的劳动力市场一片混乱，中央大量收到失业后找不到工作之人的诉苦信。

当然，各种事实表明，苏联经济这种深刻危机的根源是刻在骨子里的。赫鲁晓夫不跟核心圈子成员充分讨论就拍板做决策，甚至根本没想过预估后果。但当他1964年10月被撵下宝座，正如报纸、电台反复宣传的那样，是时候实行集体领导、总结将近半个世纪的党的统治、评估劳动者生活水平了。可惜结果——委婉地说——远非苏共中央所期望。

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科学研究所1965年进行的调查指出，工人和职员收入水平有待提高。17.07%的家庭收入极低，每人每月少于30卢布。人均月收入30-40卢布的家庭占22.15%。报告明言最低生活水准是每个家庭成员每月40卢布，亦即约40%的国内人口挣扎在温饱线上。月收入65卢布被认为属于小康生活，但73.51%的公民达不到。

即便如此，最引人注目的还在后面。数据证明，在口口声声强调社会平等的苏联，消费方面的人口分层竟比美国更甚：
“工人和职员家庭的收入分化造成消费的显著分化。例如根据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ЦСУ РСФСР)资料，最低收入家庭（每人每月低于25卢布）每个月的肉和肉制品消费水平比高收入家庭（每人每月超过100卢布）少4.5倍、鱼和鱼制品少5.4倍、奶和糖少2倍、鸡蛋少4倍。
俄罗斯联邦（及整个苏联）的消费分化水平甚至高于美国。美国最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多消费24%的肉和肉制品、57%的奶。据劳动科学研究院计算，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准的家庭只能满足一半的食物需求，工业品和文化/家庭生活方面的需求只能满足三分之一。
预算调查报告显示，收入低于25卢布的工人家庭购买布匹的数量比收入高于100卢布的家庭少3倍，鞋靴少2倍。低收入家庭极少购买丝织品和毛纺品，差距可达10-16倍。”

经济学家们提出一系列措施帮助国内穷人增加收入。但新计算很快表明，工人的贫穷是苏联国家本身胃口过高造成的。国家价格委员会1965年12月14日报告指出，苏联部分商品价格过高，应考虑降低物价：
“苏联含糖糖果的零售价及白糖的零售价相对较高。但巧克力制品的价格比它们更高，10倍于美国（苏联1千克板状巧克力15卢布，美国1.55美元）……
苏联糖价水平相对较高。据中央统计局资料，糖的价格指数相对1913年为300（1913年=100），面包的价格指数则是188。美国砂糖售价是苏联的27%，糖块是苏联的40%（按官方汇率）。美国1千克糖块价格等于1千克小麦面包，苏联则是3千克小麦面包。糖对于我国是一种高利润商品。国家成本占糖零售价的38%，销售税和利润占62%……
1966-1970年植物油商品库存将增加65%，人造黄油制品增加94.7%，人口增长5.7%，居民消费品增加41%。但苏联植物油零售价格水平相对较高。植物油价格指数相对1913年为540（1913年=100），相对美国价格为207（苏联人造黄油价格指数相对美国为250）。
苏联奶制品和动物油，尤其奶酪的零售价格比1913年的俄罗斯更高（动物油贵3倍、奶酪贵5-6倍、奶贵2.8倍），也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动物油比美国贵2.2倍、比英国贵3.3倍、法国2.1倍、联邦德国2.4倍，奶酪比美国贵2倍、英国3倍、法国2.1倍、联邦德国2.5倍）……
苏联鸡蛋零售价相对较高，比1913年的俄罗斯贵4倍，比美国贵2倍。”

苏联只有鱼类零售价能跟外国竞争，却不是每种鱼：
“与其他粮食商品价格相比，目前鱼的零售价较低，尤其1962年肉价上涨之后。特别是大西洋鳕鱼、河鲈鱼和其他淡水鱼（梭鲈鱼、欧鳊等）这种家常鱼…… 虽然总的来说水产品零售价不高，但某些罐头鱼、鲱鱼和个别种类的深海鱼价格仍显得过高，今后几年应向下调整。比如1913年盐渍里海鲱鱼售价29戈比，相当于5千克黑麦面包，目前1千克盐渍里海鲱鱼售价1卢布37戈比，相当于11千克黑麦面包。苏联的鲱鱼、沙丁鱼和其他种类鱼做的罐头售价较高。比如一盒105克沙丁鱼罐头苏联卖47戈比，美国相当于22戈比；一盒185克沙丁鱼罐头苏联67戈比，联邦德国18戈比；150克油浸熏鲱鱼罐头苏联65戈比，英国17戈比（按汇率折算）”。

葡萄酒价格悬殊严重。报告指出马斯喀特葡萄酒的苏联售价比意大利贵9.5倍，普通葡萄酒比法国贵5.39倍。

苏联工业品价格也比西方高昂。鞋子贵2-3.5倍，纺织品贵2-5倍，女式内衣贵4倍。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要数耐用品成本和零售价数字。比如当时最好的ЗИЛ冰箱成本95卢布60戈比，售价310卢布。国家出471卢布造一辆“乌拉尔-2”带斗摩托车，公民花1250卢布买回家。

甚至苏联的药品销售也是利润丰厚，报告说：
“药品生产和销售利润丰厚。以氯霉素（10片）为例，成本18戈比，零售价64戈比；含氨基比林和咖啡因的安乃近（10片）成本8戈比，零售价45戈比”。

国家价格委员会提出大幅降低相当数量商品的售价。之后价格虽有下降，但降价的东西却从商店消失了。为战胜赤贫现象，政府对自主企业进行柯西金改革：提高工人工资、扩大消费品生产。前一项可以说成功，但后一项未能实现，改革很快偃旗息鼓。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价格上涨的问题，直到苏联解体、计划经济落幕才迎来转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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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致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请求发行食品票证的信：

“由于食品供应方面存在的困难，苏联不少州和地区采取了凭票证供应肉、油、蛋 、香肠等食品的做法，这些票证由住宅公用事业处或房产管理局（所）按月发放。
恳请开会研究讨论在我们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也施行这种制度。
请将结果告知我们全体职工，并书面通知“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工会委员会。”

（共67个签名）

1978年11月24日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就矿职工要求发行食品票证问题致“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总工程师Б.Б.普罗塔索夫的信：

“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区执委会向您转交“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的集体申请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发行食品票证。区执委会建议您找申请信的作者谈话，解释清楚实行票证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产量不足和居民购买力提升之故，长期没有肉类销售。为了拥有丰富的此类产品，需要改善对国营农场的支援以获取更多农产品。同时应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公共食堂之肉类及奶制品，响应工人供应处的申请为他们调拨交通工具。

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

1979年1月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关于请求发行食品票证致彼尔姆州领导的信：

“苏联共产党州委书记Б.В.科诺普廖夫同志
工会州委主席В.И.别古申同志
州执委会商业主席：

我们恳请州各位领导结合劳动者肉、油、蛋等食品保障方面出现的困难，解决凭票证供应食品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向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的领导提出申请，现将他们的答复随信交给你们。我们认为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敷衍了事的官样文章，因为许多苏联城市已经有了凭票证供应稀缺食品的制度。我们要求在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也实行这种制度。

至于信中所言我们应当帮助国营农场收割庄稼的问题，答复如下：我们每年都对国营农场提供协助，前去收割干草、谷物和土豆。1978年地区的《维舍拉报》多次发表文章表扬矿工们在国营农场的工作。”

劳动者签名（共1234人）

1980年2月22日别列兹尼基市化工厂职员、工人致《红星报》、《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我们是化工厂总实验室职工，经常去“森林”国营农场支援农业生产。1980年2月21日我们到该农场第三分部：沃洛金卡缅村分选土豆，途径牛棚，惊讶发现外表破旧无人打理，走进棚内，一副惨状赫然映入眼帘。饥饿的母牛站在齐膝深粪尿中，活的直接从死的尸体上踏过，数了数共有四头死牛，两头腐臭了。尤其令我们愤慨的是，一头产犊母牛的犊子已冻硬了，而它自己也处于死亡边缘，饥饿虚弱到无法站立，甚至乳房都冻结在地面。我们把随身带的面包全部投喂，又去小卖部买，当然这也不够。又铲了牛棚的饲料（青贮饲料和干草）来喂，母牛见了这点儿吃的，简直要跳出围栏拼命。同国营农场工人谈话得知，这些饲料原准备吃到2月25日，因为24日是选举日，开农机的人都会喝醉，饲料运不来。牛无人照料的原因则是，负责牲口的是个女酒鬼，被从别列兹尼基市撵出来，跑到这儿找了份“差事”。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种情况也能解决。我们可以指定这个牛棚跟工厂结对子，把食堂的残羹剩饭给牛吃。这样一来或许就不会出现城市商店黄油缺货、乳制品不足的问题了。奶牛遭殃的地方距离城市30分钟车程，如果喂饱、照顾它们，它们就会报以黄油、奶渣和鲜奶。

见信请采取具体措施并答复我们。

1980年2月22日

鲁多伊、谢里科娃、瓦西耶娃、马特维耶娃、科罗别伊尼科娃、叶若娃、加尔楚什京娜、克罗波娃、科洛季、尤迪乔娃、沃季诺娃、福米纳、阿波罗诺娃、加比杜林娜、伊萨科娃、舍尔斯托比托娃、索特尼科娃、舒姆科娃、谢缅丘克、马什科娃、基姆、济甘辛娜、科热夫尼科娃、洛日金娜、米罗诺娃、乌索姆托娃、托卡列夫斯基”

1980年3月丘索沃伊市女居民关于食品和基本生活品供应乱象致《真理报》编辑部的匿名信：

你好，亲爱的《真理报》！

我想请你们帮个大忙：帮我寻求真理。告诉我这个笨脑筋的女人，我究竟生活在哪种制度、什么社会。大家都讲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可我不信。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赋予人自由和富裕的社会。确实有人过得挺好，但不是每个人。我一整月买不到肥皂，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粗洗衣皂，香皂更别提了，这算哪门子富裕？我有三个孩子，老大8岁，老小9个月，我怎么给他们洗澡、洗尿布？请帮帮我，除非全国就我自己这样。而且不仅没肥皂，也没有洗衣粉和牙膏。我没多少东西喂小家伙，因为买不到碎麦米，也无黄油可煮粥。牙膏、牙刷都没卖的。2年没吃肉，最近我们每人凭票买了0.5千克，这是一年一次的供应。另一回我们凭票买了鸡肉，半只鸡俩人分。就连骨头都不常卖，一旦上货了也买不着，因为每人限购2千克，我排队排35位轮不到。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如何养家养孩子？今天在市场遇着投机倒把分子卖1卢布一块的洗衣皂，买不起。时至今日和平了三十年，这些东西都哪儿去了？没鱼，什么无须鳕鱼、比目鱼、大西洋鳕鱼都短缺，偶尔有明太鱼，也是很少啦。巧克力根本不存在。面粉断货。劳驾解释一下是只有我们城市这个样，还是其他地方也这样？我排长队给家里买回1千克香肠，多了不卖。市党委完全漠视民情，群众口口声声叫他们“白宫”。当然人家用不着操心，毕竟共产党员吃特供餐厅，天黑了才营业，免得引人注目。就连市委看大门的也过得挺好，能往家带4根熏肠和炼乳。这批人眼里看不见贫苦，直接坐小车进餐厅，想吃啥吃啥，可平民百姓呢？请解释解释我们城市的情况吧，这些乱象我们忍无可忍了。食品缺，基本生活用品缺，商店唯独伏特加酒敞开供应，男人全成了酒鬼，上班也拎着瓶子，顿顿不落。

香肠每周销售一次，工人们排着队买；伏特加天天卖不光，所以除了喝酒还能吃什么干什么？流氓坏蛋充斥街头，谋杀、强奸、夺人衣物，警察无法破案，他们自己胆怯了。我没时间继续写，也不能落款签名。那就匿名信吧，只是我再难保持沉默。就算为真理我也不能坐牢，我有孩子。恳请你们，采取措施，帮帮我们彼尔姆州丘索沃伊市。

1980年4月11日彼尔姆州执委会商业管理局副局长И.Н.沃尔科夫关于检查丘索沃伊市商业情况致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的信：

针对《真理报》编辑部收到的诉苦信提出的问题，对丘索沃伊市国营商店食品销售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时发现有下列商品在售：5种通心粉制品，1-2种谷物，1级面粉和馅饼面粉，3种油：植物油、猪油和骨脂油（译注：从猪、牛之长骨、海绵骨提取的混合动物脂肪，形似融化的黄油），散装奶，酸奶油，立陶宛干酪，蔬菜罐头，3公升罐装蔬菜汤，酸腌卷心菜，咸黄瓜肉汤，酸黄瓜，西红柿，3公升罐装果汁饮料。新鲜土豆、甜菜根、盐腌西红柿及黄瓜有货。

糖果点心类：5-6种硬糖，1-2种蜜糖饼干，4-5种酥饼干，华夫饼干。鱼类：非洲鳕鱼，冰鲜沙丁鱼，罐装及散装斑点莎瑙鱼，五香小沙丁鱼，“旅行者早餐”牌鱼罐头。

每天有5-6间商店（共27间商店）出售香肠制品，平均日销量1.5-1.8吨。1977年2月开始施行凭票证向居民销售肉类的制度。

根据资源情况制定畜肉和家禽售价。

1979年库存肉类453吨，向居民销售240吨，供应战争残疾者和糖尿病患者60吨，供应社会福利部门153吨。今年1月-2月受肉类限额80吨影响，每人每月凭票购买0.5千克，共售出70吨。

1979年库存动物油337吨，向居民销售265吨。今年1月因货源匮乏未销售黄油。2月-3月限额37吨，售出20吨，每人每月凭票购买200克。

检查发现洗衣粉和牙膏无销售，但该商品第一季度储备已全部售罄。

责成主管贸易的市商业局局长Л.И.博扬京娜同志增加代售猪油的商店数量，确保不间断销售“小孩”牌混合奶粉、大米和鱼罐头，加强面包的质量控制。

管理局副局长И.Н.沃尔科夫

（译注：丘索沃伊市位于彼尔姆州东南，1979年人口56447人。）

1980年8月彼尔姆市“捷尔任斯基”机械厂工人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敬爱的编辑部！
彼尔姆“捷尔任斯基”厂的工人向你们致信。贵报写道暑假来临，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苦难来临，且年年如此。去年我们就想写这封信，后又觉得可能会有变化，尤其党做出决议后，可如今情况更糟糕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彼尔姆歪曲了帮助集体农庄采购饲料、收割庄稼这件事的本质。六月底厂里派许多人去集体农庄，每25位工人去一个，一直帮助到11月10号。但一个人不可能在集体农庄连着干4个月，充其量1个月，那就是说实际要去5、6个人。但你得知道，很多人基于健康状况无法前往，或者家里有孩子、老人需要照料等，因此所有的不幸都落在我们青年、中年肩上。即使快退休的也得去，却只拿50%工资，帮集体农庄干活都赚不够买面包的钱（一小撮人确实赚够了）。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集体农庄并不需要我们派出这么多人手。派人的事务工组长和主席直接说了算，宁可多派不肯少派，因为通常是不能补派的，集体农庄领导一旦跟不上计划就抱怨缺人，可明明有人闲着没活儿干。

今年情况依旧如此。而我们苦恼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工人不愿去集体农庄的原因在于：集体农庄领导变得蛮横无理，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安置情况，到了那儿待遇竟不如牲口。村里住房不够，就打发我们睡条件很差的房子，既无收音机也无电灯。街上放个公用炉子烧饭。没地方晾晒鞋和衣裤。他们甚至叫我们住没窗的房子，男女混宿，拉个床单当隔断。

总之我们过得就像石器时代原始人。贵报文章描述别的地方宿舍如何如何、食堂如何如何、供应如何如何，我们是不信的。我们大部分人挣钱很少，甚至欠着债，因为我们不采购饲料，而是做打扫畜栏、拉运粪肥之类，帮那些闲人干活儿。

州里也有保障工作、住房、餐食的集体农庄，但数量太少，奥尔金斯基地区就没有这种好农庄。你们可能会说应该多帮助，少叫苦，但有时连续几天没面包吃，我们不认为这种情况下还必须去帮助。虽然我们给你们写信，其实没指望你们做什么，因为这些事对你们而言太不真实了。我们理解（集体农庄）需要支援，但很快就会失去耐心再不去了，因为去了挣不着钱，白白损失工厂上班的工资。

最后讲几句帮农的事吧。我们秋天去郊区的集体农庄收土豆，人家自己都忘记时候到了该收。再说说被帮助者的行为，我们帮他们干活，他们不给我们送水，连个装水的桶都要不来。田野广阔不见一棵树，想生火却没劈柴，下雨必须赶快跑，否则淋一天。听说在乌克兰，帮农的人甚至有牛奶喝，我们却饮水不足。这些话若是30年前公开讲，可能会被判到遥远的地方，我们不相信今天还这样，这也是写这封信的唯一原因，但愿只是个别地区的问题吧。

谨启
全体职工，（代笔）科纳科夫”

1981年12月彼尔姆市专业设计与工艺局职工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81年11月，根据彼尔姆市苏维埃执委会的决定，企业职工、市各级单位职工和彼尔姆工学院学生被集体派往市果品蔬菜贸易组织基地采收蔬菜。我们是彼尔姆专业设计与工艺局的职工，分配在波利尼萨温斯基卷心菜储藏库工作。我们所有人对仓库几十吨、几百吨卷心菜腐烂、而市内商店无菜可卖这一事实深感愤慨。我们不得不把腐烂的卷心菜运出仓库，在院中堆积如小山。我们认为，那些负责妥善保管农业收成的人应当承担苏联法律所规定的最严厉惩罚。（因为）国家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上百人的劳动成果被毁。

究竟谁对此负责呢？

诺尔金、苏博京娜、马尔科芙斯卡娅、费多谢耶夫、库兹涅佐夫（共16人签名）”

1982年1月5日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书记В.А.科济奥罗夫关于“彼尔姆果蔬”联合公司仓库卷心菜腐坏的情况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通知贵报，经审查彼尔姆专业设计与工艺局职工关于“彼尔姆果蔬”联合公司仓库卷心菜腐坏的联名信，证实了信中反映的部分情况。目前材料已递交州党委协助调查，以便将重大过失责任人绳之以法。所采取的措施容后补充通知。联名信作者已于1981年12月31日获得州委商业和生活服务部指导员Б.А.鲍尔琴科同志口头答复。

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书记В.А.科济奥罗夫”

（彼尔姆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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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苏共中央收到大量关于城市和工人新村粮食、糖、食油、肉类等必需食品供应不满意的群众来信。

以下是部分信件的摘抄。

格罗兹尼市各企业、机关41名工人和职员联名致Н.С.赫鲁晓夫的信：
“亲爱的、最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来自格罗兹尼各企业、家住本市不同地方的工人，想向您提出关于面包、糖、油、肉等食品贸易中最无法容忍情况的集体控诉。目前在市内或工人新村购买1千克面包需排队2、3、4个小时。食堂和小吃部每人限购300克面包或半个长条白面包，吃不饱也不能再要，他们说出售面包执行严格配额，却无人解释配额究竟如何。商店每1个月或2个月供应一次糖和黄油，因此几百人排长队，边排队边争吵、打架也就毫不为奇了。结果就是，假如一位工人不能排队3、4个小时买面包，除了在食堂耗个45-60分钟别无他法，糖和黄油什么味儿都快忘了。不久前苏共格罗兹尼州委审议了本市面包等食品的贸易问题，但从那之后情况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日益恶化。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呼吁您——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采取适当措施处理那些对食品尤其面包贸易有严重过错者，因为目前的局面根本无法容忍。战争年代和战后几年我们做好了准备承受一切困难，但眼下在我们看来已有充分条件满足工人和职员的需求，为他们提供足额面包及至少50%的糖、油等副食品。我们每天孜孜不倦工作，我们供职的企业一贯完成国家计划，所以我们有权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对我们的关心和着想……”

莫洛托夫州巴甫洛夫斯克市石油机器制造厂工人、苏共党员Л.И.索罗多夫尼科夫同志来信说：
“在这里我请求你们着手干预居民食品供应的问题，如肉类、香肠、罐头、糖果、白糖、饼干、蜜糖饼和动植物油，以及服装如毡靴、皮靴、儿童鞋等…… 我们巴甫洛夫斯克距离地区中心120公里，商店除了茶叶和38卢布的糖果几乎什么副食品都没有，夏天进货的白糖也少得可怜。面粉每年只卖3次：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工人合作社，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商店根本不卖黄油，香肠也完全没有…… 商业机构努力采购更多工人们需要的商品，如毡靴、皮靴、透花纱、绵绸、毛料子、缝纫机等，想了各种办法，但进入零售环节供工人购买的非常少。我家7口人，估计将来更多，老婆是党员，以前在工厂铸造车间，现在不能上班了，二等残废，肺结核病，最小的儿子两岁半也有病——妈妈传染的，她们都需要营养，主要是脂肪等，但商店买不到，除了私人市场：黄油每千克50卢布，肉20-25卢布。天气越来越冷，我全家都没有毡靴，因为商店不卖，私人市场一双250-300卢布的买不起…… 我决定请求你们解决这些商品问题，惩治违反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的人，并采取措施……”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科特拉斯市工人、党员扎米亚京同志来信说：
“我迫不得已给你们写信，提出向科特拉斯市民供应食品和基本必需品的问题。过去十年尤其1955年生活物资保障情况非常糟糕。商店有卖品质很差的鳕鱼，而且往往连续几个月断货，鲱鱼也有。至于肉类每年销售不超过5-7次，品质不佳，工人难买，因为要排队5小时，如果你和妻子是双职工，下班赶来早已卖光。市场的牛肉24-27卢布一千克，猪肉27-30卢布，工人阶层难以负担。黄油每年供应三次：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总要排队2、3个钟头才能买着…… 话既说到这儿，工人和家属买个面包都要排队5小时，其他东西更别提了，而市领导却对城市居民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漠不关心。至于其他生活物资供给如成衣、鞋靴、外套，不敢奢望，我本人度过了战后10年光阴，现在全家7口，买不上1米毛料子……”

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沃特金斯克市工人Н.С.巴尔明来信说：
“一年多以来我们沃特金斯克一直缺少面粉、糖、油等基本食品。比如1953-1954年商店每个月都卖糖，每次几乎卖一星期，而今年5月1日至今只在1-3个商店销售了3次，每次还不足1天。本市居民被迫前往其他城市甚至邻州（如莫洛托夫州）买糖。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倒是不缺吃的，我们市民去那里买1千克糖或面粉却要排队一整天。街坊邻居和工友同事之间聊的尽是去伊热夫斯克等城市买食品过节的话题…… 另外市民中还流传着关于食品短缺现状的不健康言论…… 在厂党代会总结改选大会上，沃特金斯克市委第一书记被问到关于我市食品短缺的问题，他的回答令现场代表们哄堂大笑，全对他的说法不满意。请问，如果共产党员都不能得到清楚明确答案的话，又怎么向广大党外人士答复解释呢？”

加里宁格勒州维索科夫斯基地区扎戈尔斯科耶七年制中学工会组长А.Ф.彼得罗夫同志来信说：
“扎戈尔斯科耶工会小组指派我向党中央写信如下：农村居民尤其农村知识分子的供应非常糟糕。教师工资不足以喂饱全家，也不够到维索科夫斯基地区莫特科夫斯基农村消费合作社商店购买日用工业品。老师们至今仍要远赴莫斯科或列宁格勒采购糖、砂糖、谷物和面粉，但教学期间除了节假日哪有时间去呢？学校曾对上级提出保障食堂必需食品的请求，如石沉大海。区党委和区消费联合社很清楚全区居民供应情况，可就是不采取行动。加里宁州消费联合社同样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做的只是在节日：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供应白面粉及糖果点心之类副食品，平常没有。这对吗？强烈呼吁党中央指示我们地区的贸易机构为教师与学生提供必需食品……”

基洛夫州“基林铁建”托拉斯第10建筑队工会主席罗曼诺夫同志来信说：
“应第10建筑队工会及广大职工的委托，特此请求协助解决建筑队工人食品及日用工业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州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掌握建筑工区工人工业用品尤其食品短缺的实际情况，却至今未采取措施任其恶化。建筑队工会及行政部门多次亲自向纳戈尔斯基森工局工人供应处提出申请，约见了基洛夫州党委代表、林业与合金工会州委代表及“基林铁建”托拉斯负责人，毫无改观…… 现提供工人供应处公共饮食保障方面的一组数据协助判断：8月19日到10月5日，一百五十名工人、职员及家属从纳戈尔斯基森工局工人供应处供应站获得各类食品如下：肉和肉罐头153千克、蔬菜（卷心菜、黄瓜）432千克、食用油144千克、白糖100千克、硬糖103千克、各色面食280千克。上述食品主要进入食堂，不在食堂吃饭的工人家属只能到食堂商店购买200克人造奶油、谷类和1-2千克蔬菜，一个半月里没买到过1克肉和糖。工人中间正在滋生不满情绪，部分人拒绝上班，部分人劳动合同期未满自行离职。过去3、4个月未经批准脱离岗位者16名，多数是青年……”

科斯特罗马州谢克沙姆斯基林业局局长М.В.亚季科夫同志来信说：
“赫鲁晓夫同志，冒昧向您写一封短信，告知您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目前对我们工人的食品供应十分糟糕，我手下300名工人，只供应200千克面包。这些人单身未婚者极少，几乎每家都有3、4甚至8口，所以每天至少需要500-600千克面包喂饱900多张嘴，可我们只有200千克。兄弟单位的情况基本类似，1955年秋每天200千克，更何况没有谷物或糖。工人天天质问我为什么没面包、没糖、没谷物，我哑口无言不知该说什么。11月7日放假，工人们连1克糖都没有，没有任何过节的东西。赫鲁晓夫同志，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完成计划呢？每天十几个女人抱着孩子找我哭诉，说她们在家没面包吃，丈夫从森林收工回来都没法开晚饭。我不知道谁该对此负责，区委表示这就是极限了。赫鲁晓夫同志，这封信绝对属实，我相信说实话只会起好的作用。”

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的Н.И.阿诺索夫来信说：
”我们塞米巴拉金斯克市频繁出现面包短缺，尤其进入10月以来面包店大排长队，从凌晨4点开始排。面包店早晨8点上班，11点就售罄关门了。而且大部分面包掺了黑麦，口感不好。人们为买面包不得不中途脱岗或迟到，因为准点下班以后什么也买不着。商店的白糖从节日到假期之间供应，无其他甜食，饼干时有时无。比如1955年10月25日之后长时间不卖白糖和糖果，即使卖白糖也每人限购0.9千克，照样排长队。油的情况同样不好，黄油几乎见不着……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不仅成年人吃不上维持健康的食物，连给小孩买吃的都难……“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下塔吉尔市奥西波夫致Н.С.赫鲁晓夫的信：
“如您所知，下塔吉尔是个大城市，但这座大型工业城市却秩序混乱。在塔吉尔，尤其乌拉尔车辆制造厂新村，商店出现长时间排队买黑面包的情况，白面包就不用说了。长长的队伍连站几个小时还不一定能买到，肉、糖、油、奶更加渺茫。为了获得这些食物，说得客气点儿，跟打仗差不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苏联人习惯了困难，十分理解并且有办法应对这些困难，但当事情愈发丑恶离谱到不属于困难而是其他情况的时候，当人民群众无法及时买一块黑面包、下了班排队两三个小时却空手回家的时候，简直太过分了…… 下塔吉尔地方政府对商业和居民供应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反应迟钝或根本不重视，所以局面不但没变好反而更糟了……”

新西伯利亚市基里亚科娃、希维亚科娃、舒姆罗、雅科夫列娃的联名信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首先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日向您表示祝贺。大伙讨论了很久，决定写信告诉您一件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商业方面至今情况糟糕。您或许不同意这一点，毕竟跟西方签了贸易协议，我们看报纸有所了解，也很高兴与邻国的关系改善。但国内贸易怎样，谁来关注呢？我们住新西伯利亚市，食品店几个月不卖油，糖、白面包和其他面包无影踪。乳制品如鲜奶、酸奶油、奶渣等通常很少见。肉、鱼、蔬菜、水果、面粉和谷类也是零星出售，一旦听说开始卖什么了，排队若干小时就一定能买到吗？买不着洗衣皂只好用香皂，但贵得多啊。日用工业品的情况同样好不到哪儿去。冬天快来了想买毡靴，但没货也不会有货。儿童暖衣、皮大衣也没卖的。而夏天买不到凉鞋、拖鞋，鞋的尺码也不全，应该生产更多常见尺码的。至于网状纱、床罩、贴身内衣等只能去旧货摊花高价买。苏联成立38年了，很遗憾我国贸易系统至今仍如此混乱。倘若我们这儿的物资供应像莫斯科、列宁格勒那样该多好啊。而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假如这封信有说得不对之处或者您想答复，请通过《消息报》发表。”

新西伯利亚市转送党员M.Е.马什塔科娃同志的信说：
”最近三年（1953-1955），由于党和苏维埃贸易管理工作的恶化，西伯利亚各城市大部分劳动者的物资水平急剧下降，主要表现在食品部门。尽管国家屡次降低基本日用品和食品价格，但食品售价仍比国家定价高5-6倍，导致工人和职员等直接生产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部分劳动者物质福利降低。国营商店完全没有鱼，肉很少且瘦得让人不想买，白糖和面包制品销售长期中断，几乎见不着糖果制品，水果无论干的或新鲜的根本没有，蔬菜也绝无出售。由于上述情况人们抱怨连连，说：‘我们的钱都进了投机倒把商贩和集体农民腰包，估计很快会出现财政困难，因为钱都藏花盆了’。“

喀山市转送634工厂女工人М.罗曼诺娃致Н.С. 赫鲁晓夫的信说：
“我想让您知道喀山市的商店缺少食品，货架空空如也。如果您来我们这儿的食品店，只能买茶叶、咖啡和玉米片，这就是全部了，谷物制品、肉、白糖、糖果、食油、鱼类、饼干、蜜糖饼甚至贵的35-40卢布一千克的糖果都完全没货，更别提便宜的了。我不明白如今食品状况怎么会这样…… 无论您何时来，若正巧看见我们拎着什么东西，可别以为是免费发的，那都是商店里花钱买的。若您站在柜台前被汹涌人群挤得无法脱身，那只是因为东西紧俏才来这么多人……”

鄂木斯克州转送纳济瓦耶夫斯基发电厂工人列昂诺夫、安德烈耶夫斯基、利森科的信：
“我们经历了长时间的（约一年多）严重食品短缺。首先面包店排队极长，工人们整宿等待。对于那些第二天上早班的尤其困难，如果家中无闲人代劳那就更难了。这段时期白糖、谷类、食油都未敞开供应，偶有销售也被那些不从事有益于社会劳动的人买走了，工人是买不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曾向苏共区委反应，叫我们上区执委会商业局，那儿的人表示有限额，超过限额即不能增加面包烘焙量。今年春天我们致信《真理报》，编辑部回信称已将我们的信转交鄂木斯克州党委秘书处，但我们未收到答复，之后亦未改善。我们认为当前情况极其无法容忍，因此恳请你们予以协助，至少提供够吃的面包……”

由于供应不足，一些信件表达了有怨气、不健康的观点。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转交比金斯基地区Н.А.巴尔通格的信：
“当村镇商店10月31日宣布将因为收购土豆而暂停供应白糖时，村劳动者对地方当局的举动甚至政府本身深感不满，因为村民的主食是面包和糖，而且长期限量供应，买面包须凌晨3、4点排队，买糖从半夜排队，谷类一个月出售一次，廉价卷烟无货，马合烟也无货。曾为了糖的问题找过市委，人家的答复就好像我们什么都不懂似的……”

车里雅宾斯克州索斯诺夫斯基地区安装工人А.А.戈卢别夫的信：
“今天11月7号，我4点起床出门排队，9点半买到面包，寒风中站了5个多小时。排队的时候我想了很多…… 先简单介绍自己，我是俄罗斯人，1920年生，安装工，受过初级教育，爱自己的祖国，希望她真正繁荣幸福。我们苏联的很多实际情况令我很不满意。今天是伟大的十月革命38周年纪念，苏联共产党领导我们富裕而辽阔的国家将近四十年了。集体农庄成立了这么多年，本应将我国农业发展到难以企及的高度。但如果集体农庄无法产出足够国内消费的粮食，其基础大概不太牢固。自集体农庄建立以来我国一直缺粮，至今仍缺。无论颁布多少决议、命令、指示，要求我们的集体农庄提高农产品产量，竟都无济于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事业进展不顺利，为什么我们（工人和农民）在苏联的生活在物质意义上比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更差？我国人民勤劳，物产丰富，看来错在你们自身，也就是中央和以主席为首的苏联部长会议——你们治国无方，快四十年了没让人民过上理应享受的好日子。错的是您，赫鲁晓夫同志，是您造成我为了块面包寒风中排队5小时…… 请原谅我不礼貌的言辞，请相信我给您的公开信是出于真诚心愿，愿我们苏联各方面能够越来越好……”

喀山市Н.罗曼诺夫来信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这个工人给您写信，保证句句属实。或许信永远到不了您手，但我仍然希望它能帮助我国主管部门看到真实情况。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报纸和电台说我们什么都不缺，甚至有富余，其实商店除了螃蟹罐头什么好吃的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喀山就连黑面包都不够，更别提白面包了…… 战争结束10年，按说生活该恢复到战前水平，可惜不然，甚至不如战前。以我目前的经济水平足够在1927-1929年买栋房子，可现在都没法在商店买面包、糖、土豆和肉…… 请您更加详尽了解群众需求，改善我们的生活。人民信任自己的政府，但食品供应情况很糟，我们都想生活的更好，也理应生活的更好；不能光莫斯科的商店有琳琅满目食品，喀山也该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本应吃饱喝足、衣衫体面，但我所见的并非这样，我家四口人都工作，挣3000卢布，仍感觉日子紧巴。我想请您鞭策一下我们慢性子的州党委书记穆拉托夫同志，另外如果可以的话，请您通过电台如实告知各项困难。相信未来将会更好，二十大上您清理了旧摊子、计划了新生活，我们自己也能逐步实现最好的结果……”

古比雪夫州新古比雪夫斯克火车站第4通信段工人Н.И.尤尔科夫来信说：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原谅我的坦率和焦虑，我想得到问题答案。我们为捍卫和平的成绩而高兴，为我国工业、建筑业、文化事业的进步，尤其农业大发展、粮食产量增加而高兴——反正电台和报纸这么说。可这都是宣传，实际情况怎样呢？还不是活一天算一天，有时就这一天都难熬。我代表不了所有人，可我敢断言，别的劳动者无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子生活（面包白水）。说说我自己吧，本人15岁参加工作，劳动了22年，一向成绩优秀，但多年来所见的只有贫困，尤其最近几年工人几乎拿不到仅够糊口的工资。我们听到、读到的宣传说我国食品全面丰富，农产品各项指标超额完成计划，那么这些东西在哪儿呢？为什么商店货架空了3年（当然酒不缺）。工人们无处购买谷物、肉类、油、糖、面食之类吃的，甚至面包都不够。要何去何从，往后怎么活？…… 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生活的真相，我觉得政府不掌握下面真实情况…… 我明白当官的会因为这封坦率的信追究我，但我不怕，因为这些都是实情，我也不愿帮着宣传掩盖实情……”

其他城市、州和共和国亦有类似内容来信。

苏共中央总务部信访局主任（签名：谢布雷金）
1955年11月24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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