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想象苏联城市繁华街道上没了印着“啤酒”字样的罐车？排长队、22戈比一杯和“消沫后加满”共同组成那些年消费者的路饮体验。而在这些背后，则是利润丰厚的生意。

苏联时代事业心强的人从事小商贸，最有利可图的项目之一是啤酒零售，自己戏称“开阀门的”。干这行便于赚外快，几乎没什么风险。

啤酒容易起泡沫，酒杯上半部分飘着一层蓬松帽子，实际并没装满。顾客有权要求泡沫消去后加满杯，但一些人赶时间，另一些人着急解馋，还有些人不在乎这种小细节。一杯啤酒22戈比，一桶200升收入88卢布——看似不多，但“卖沫子”额外还能赚5-10卢布。通常一天卖出不止一桶，热门地段甚至一天卖十几、二十几桶，沫子钱就很可观了。

减少泡沫不难，只需倾斜杯身使酒液流下杯壁，可惜肯这样做的诚实卖家九牛一毛。1950-1960年代啤酒零售员月工资80卢布，逐渐涨到120卢布，而他们“卖沫子”5-7天即可挣到此数。的确，一杯酒少给5-10%不难发现，但执法部门人力不足，做不到逐个检查。凡被抓住挨罚的都是做的太过分的。再后来，啤酒零售员固定工资达到每月300卢布，跻身当年“高收入群体”，成了人人羡慕的行当。

卖牛奶、啤酒、克瓦斯的那种带轮拖罐车，正式型号叫”АЦПТ-0.9″，发明者身份不详，只知道从1957年开始生产出来用于牛奶零售，1967年开始用于克瓦斯和啤酒零售。1975年有了铝制改型，桶前侧加装容量30升的水箱。

苏联大小城市街头遍布罐车，乃是卖方和顾客共同“努力”的结果。零售员很快意识到应该把罐车拖到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国营商店和公共餐饮业开店选址深思熟虑，但固定啤酒屋却往往地处偏僻，既不考虑季节因素，也不挨近新建住宅区。政府禁止在工厂、休闲区（公园、沙滩）和院校周边开设啤酒屋，而移动式罐车就能轻松规避这些限制，因为审批级别较低。

此外，”АЦПТ-0.9″更方便、更能装。啤酒大桶容量一般100升或200升，罐车则是900升。因为有俩轮子，返厂填装或替换十分便捷。海滩周边疗养地需求量高，每天总要卖光3、4罐。

第三，监督这些零售摊点很困难。固定啤酒屋有台账，方便上级盘点查核实际余量和现金。罐车小贩每天上交一次收入，销售不做记录，哪怕额外赚一个卢布也是自己兜里的。虽然如前文所言，执法部门愿意的话确实可以揭露他们，但这又算多么大的“罪过”呢？个别被当场抓获的倒霉蛋多半能够逃避处罚。小贩“犯罪成本”低、收益高，顾客无需走老远买酒，双方皆大欢喜。

尽管个人利益不是啤酒生产增加的唯一因素，但它确实起了显著促进作用。官方统计1970年全国酿造41.9亿升啤酒，1985年增至65.7亿升。真实产量可能更多。

所以，虽然政府文件把啤酒称作“高需求商品”，但不能说啤酒是苏联的稀缺商品。只要你想买，掏钱就能买，然而摊位前排长队和亮出“售罄”牌牌也是客观存在的，毕竟求大于供、不愁销嘛。街头零售商卖光一罐车啤酒，向收纳处交款396卢布，多赚的30-40卢布归自己。

如果再贪心一点，还有别的伎俩使泡沫增多。市井传言说有人往啤酒里掺洗衣粉，然而更安全更便宜的办法是掺一包小苏打，流出来的泡沫又厚又持久，“外快”随之翻两倍。

据商贩们自己讲，只有最贪婪最愚蠢的人掺水稀释，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每兑入一桶（10升）水可产生4.4卢布额外收入。业内公认900升罐车最多掺水4桶是“稳妥”的，相当于18卢布。很难说究竟多少人自觉遵守4桶之“行规”，反正从民间笑话反映的情况看，敢于掺水的贩子稀释程度更高。

除了终端零售耍诈，批发时做假账亦属于常见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勾结啤酒厂内部人员，罐车交付商贩时记录实际出货量，但商贩交回收入时悄悄替换假记录，通常仅为实际出货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造成没卖完的假象。于是商贩又能从出纳处获得销售额之25%。

至于灰色成本，包括给拉罐车的卡车司机3卢布，给酒厂调度员最多10卢布，以及地段警察10卢布——这样他不光不来找茬，还会帮着驱散流氓无赖。最畅销的位置很快被别人捷足先登，欲在火车站或海滩周边摆摊，您得花钱“打点”。

尽管有这些开支，换来的个人收入更丰厚。当年典型的啤酒贩子形象是一位戴金首饰的壮硕妇女身穿朴素白大褂。一则广泛流行的笑话说：两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并排等红灯，靠前的是区委第一书记座驾，他扭头问第二辆车驾驶员：“我不记得您啦，您在哪工作？”对方答：“管阀门的”。书记大惊：“什么单位？”答：“开关啤酒罐阀门的”。

进入1970年代，啤酒零售已开始商业化运作，屡屡突破法律法规限制。甚至出现“家族企业”，丈夫、老婆、子女和兄弟姐妹纷纷入行，整片街区卖啤酒的全是他们自家人。这种“连锁经营”在大城市和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尤其普遍，背后自然少不了同业竞争，但大家都小心翼翼避免招惹当局打击。

另一方面，无论零售商怎么勾心斗角，由于货源的单一，每个人罐车里装的皆是同款啤酒。啤酒厂管理者占据金字塔尖，各种“超额生产”的收益及贿款最终流向他们，他们再去跟ОБХСС和其他上级机关周旋。耐人寻味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整顿措施几乎不曾影响啤酒大亨们。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政府推行经济改革政策，啤酒生产显著削减。首先因为戈尔巴乔夫禁酒运动，又因为啤酒花等各样原材料供应问题，啤酒出现短缺，大罐车一度消失于街头。

延伸阅读：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肉贩暴富殒命记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警匪勾结20年的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大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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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安德柳申科

1969年苏联和中国在达曼斯基岛武装对抗，这次事件是两个社会主义核国家之间矛盾积累多年的后果。本文作者查阅乌克兰克格勃解密材料，研究那一时期的苏联公民怎样看待与邻国的冲突——有人向毛泽东寄信，有人忧虑中国儿童入侵，还有人很乐意报名当红卫兵。

同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1950年代末破裂。毛泽东政权无法同苏联政府的行动相协调，比如他们不接受苏共二十大决议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десталинизация)。苏联担心昔日伙伴、东南近邻力量太强，大大削减了援助。北京的回应是指责莫斯科背叛马列主义。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以意识形态口号为掩护的大规模党内清洗，旨在巩固毛的权力地位。在此背景下，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对抗达到顶峰。

陵墓推搡

两国公民之间第一次严重事件并未出在边境，反而发生在莫斯科。1967年1月25日近百名中国青年在列宁墓外聚集呼喊毛泽东语录，阻止游客参观。按照《真理报》的说法，苏联人自己把这些流氓赶走了。中国方面的说法则根本不同：访问莫斯科的游客正在和平地唱《国际歌》，被警察暴力驱散，中国人遭枪击，出现伤亡。作为报复，红卫兵冲击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

两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总的来讲，那阵子苏联公民对“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心知肚明，因为官方媒体对此做了不留情面的报道。

克格勃材料显示，从1967年2月开始，同中国不断升级的冲突成为民间热议话题之一。线人们把在熟人圈子、工作场所和交通工具上听闻的谈话转告国安部门，国安部门整理后向党中央提交专题汇报。如果您相信汇报的真实性，那么绝大多数苏联公民对时局的反应是：“中国人已经变得蛮横无理，该给他们强硬答复了”。许多人认为应当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从未发生）。

利沃夫半导体厂工人О.科洛莫耶茨回忆斯大林时代苏联给予毛政权的援助，表示：“我们出大钱帮助他们，换来他们这样对待我们。对不起历史啊”。

辛菲罗波尔机场一群工人议论：“如果中国没有健康的力量遏制当前红卫兵队伍乱搞，那么我们（苏联）将不得不加以干预”。他们说的“干预”可能指武装干涉中国。

卢甘斯克州布良卡市退休者扎哈尔·加尔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言辞愤慨的信，指责他歪曲列宁主义、建立个人崇拜、篡夺权力。信中说：“您至少还要再劳动50年，才能让自己的国民过上人过的日子，吃上人吃的东西。可是现在您却用‘文化革命’投喂他们”。加尔默又补充说这是“全苏联人民的意见”。

加入红卫兵“砸烂一切”

北京的对外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广播电台用俄语对苏联播送他们的观点，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也传入苏联。于是一些苏联人在交锋中站到中国一边，赞成“文革手段”——也就是未经侦查和审判实施镇压、凌辱“敌人”，意图效仿红卫兵迫害知识分子和党员领导干部。

他们认为克格勃引用的“敌对言论”显示中国发生的事件是十月革命和“红色恐怖”重演，镇压的受害者都是“新资产积极”，而红卫兵是当代赤卫队员（中国人用这个词翻译“红卫兵”）。苏联的毛泽东拥护者列举勃列日涅夫统治初期民众的不满，希望在国内也进行类似“革命”，恢复社会平等。

基洛夫格勒砖厂工人Б.卡拉库林声称：“我本人愿意在咱国家这么干，因为共产党的老爷们有两辆‘伏尔加’，肠肥脑满，吃饭只下馆子，家里还有别墅，天天摆宴席。也应该收拾收拾他们，这样人人都知道工作了”。

哈尔科夫退休教师М.施韦姆赞同中国的宣传，认为苏联商业和公共餐饮业贪腐、盗窃现象猖獗，表示：“几千个人中饱私囊，几百万人挨饿受苦”。

文尼察市工程师В.戈沃罗夫则指出领导干部的特权包括：获取稀缺商品、在精英医院治病、公车私用等。

赫梅利尼茨基州残疾退伍军人库利科夫赞扬中国人“果断清除了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他认为如果苏联学习中国榜样，那么中央政治局要开除80%的委员，他们村的人要统统开除。
（儿按：包不包括他自己？）

不少拥护“文化革命”的人意识到，除非“中国人过来”，即中国占领苏联，他们心愿才能够达成。对这些人而言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选项。顿涅茨克州市苏维埃代表、家庭主妇А.切尔纳娅承诺“中国人来了”之后绞死代表和共产党员。

还有些人试图扮演红卫兵。例如卢茨克市会计员С.雅布隆斯基率先报名，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退伍军人、作家鲍里斯·索特尼科夫也想当红卫兵“砸烂一切”。

甚至有人打着当地“毛泽东主义者和红卫兵总部”的名义在基辅№117学校留下传单。传单作者使用典型“文革语言”，声明支持“67年1月25日中国公民在红场的合法行动，他们在那儿充分享受伟大舵手语录，把伟大思想打入苏联人狗头”。学校教职工拾获传单深感惊讶，通知克格勃。随即查明“红卫兵”系本校两个九年级学生：雅科夫·雅博尔斯基和亚罗斯拉夫·乌森科。二人解释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毛思想信徒，模仿校报写传单纯属恶作剧。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某邮局发现一封寄往中国的匿名信。写信者不仅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表达支持之意，还呼吁吞并苏联领土：“用武力把阿穆尔河此岸被俄国沙皇夺走的土地归还你们的人民”。并且宣称苏联应该“团结中国人民，把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分散到西伯利亚和远东辽阔土地”。

“节日告吹，将要打仗”

一些苏联人期盼“文化革命”扫除可恶的党内精英，另一些却颤抖着想象即将来临的全面战争。

克格勃线人搜集记录了“列宁墓事件”后共和国不同地区的小道消息。居民——尤其乡村居民——纷纷抢购生活必需品，如盐、肥皂、火柴和谷物。利沃夫州和沃伦州谣传苏中边境交火，苏军人员伤亡。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希望这场“战争”对他们有利，以便再次进行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沃伦州居民、前ОУН（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科森丘克说：“赤党开始互相撕咬了，好得很。让他们咬吧，时机一到我们就给某些人放放血”。另一些支持乌克兰独立的人希望与中国的冲突导致苏联政局不稳，从而实现和平分裂。

到了1967年秋天，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前夕，国内又出现新一轮关于战争的传言。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克的居民甚至因此不敢参加游行活动。

怪话越传越邪乎，居然说打过来的不是军队，而是两百万赤手空拳中国人。捷尔诺波尔州工人马丁纽克信誓旦旦保证来的会是中国儿童，乌日戈罗德居民米哈伊尔·沃洛达分析中国策划这种入侵是为了扰乱节日，尤其莫斯科11月7日大游行。

国安机关当然不信11月7日开战或中国小孩入侵，但他们确实认为中国可能用挑衅行动破坏节日——比如列宁墓那次。乌克兰克格勃一份关于筹备庆祝活动的报告指出，纪念日当天属于“不可靠”类别的公民无正当理由禁止进入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及共和国首都。所谓“不可靠”者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煽动分子”、“妄想型精神病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最终，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期间未发生重大事件，更无涉及中国的事件。随后近一年半“中国问题”似乎从苏联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消失了，1968年全年整个国家都在密切关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

当时有些人认为，如果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并引发大战的话，那么苏联不仅要在西线对抗北约，东南还将面临中国威胁。1969年1月22日维克多·伊林当众枪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未遂，全国观众见证了直播信号突然中断。官方宣布此人精神失常，但伊林自称不满苏联现行政治制度、谴责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一个换中国十个”

1969年3月3日苏联各报纸同步刊发关于前一天边境冲突的简短报道，称中国侵略者进犯苏联拥有的达曼斯基岛并袭击苏联边防军。北京反唇相讥，说苏联才是侵略者。双方一通交火，中国军撤退，两边各损失几十人。3月14日、15日岛上硝烟再起。同中国的全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

乌克兰克格勃的第一份报告早在3月4日（冲突爆发两天后）就呈送党中央案头，整个三月份国安部门定期汇报民间情绪。

效忠苏联政府的公民这回发言更加激进。基辅工人М.菲林对同事说：“所有越过我方边界的中国挑衅者都应当场消灭，不抓俘虏”。红卢奇市矿工В.利亚霍夫提出每死一个苏联士兵就“杀掉十个中国人”。

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是受了“英美情报机关”或西德政府的指点突然攻击苏联。于是中国政府也被唤做“法西斯”。文尼察医学院助教А.卡别尔尼克坦言与中国作战将会很艰难——因为中国人多，而且有核武器，但他仍然希望苏军能够“给予他们粉碎性打击”。

还有人表示愿意报名当志愿者去远东。哈尔科夫大学生Т.措季科夫对同学讲：“当我们同龄人在和平年代被法西斯子弹杀害的时候，很难坐下来读书”。

苏梅州残疾退伍军人Н.科尔尼延科号召大家“拿起自动步枪无情打击中国强盗”。

身在乌克兰的外国人也声援苏联。例如停泊赫尔松港的印度轮船船长卡鲁玛蒂·马德霍万呼吁“拍死中国人”，并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全印度都将支持苏联。

人们的愤怒还体现在匿名传单上。尼古拉耶夫市的一张传单就写：“杀死中国人！诅咒他们！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就惩罚你”。苏梅州格卢霍夫市的另一张传单言辞更正式：“我们，苏联普通人，对红卫兵的侵略行为表示愤怒抗议”。显然传单作者消息不灵通，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红卫兵”了。1967年毛泽东嫌这些小将“政治不成熟”，借助工宣队和军宣队驱散他们，昔日的运动领袖大多被流放农村。

但苏联境内仍有不少中国支持者。罗夫诺州集体农民科马尔听某个同乡说：“我希望中国人来收拾苏联人。苏联人还要折磨我们多久啊”。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的Р.爱泼斯坦表示，希望“中国人或魔鬼本人突然降临，把我们鼓吹的天堂带下地狱”。

那些同情中国的乌克兰居民一般对达曼斯基岛归属和领土争议不感兴趣。克格勃文件显示只有一个持苏联护照、家住赫尔松的华裔男子万京伟（音译）自认对该问题很了解，他和别人讨论时讲：“中国领土曾经远至贝加尔，因为义和团运动的时候那块地方就是中国的。而俄罗斯利用当时中国的虚弱抢走了它。毛下令夺取达曼斯基岛是正确的”。

一些人期盼、一些人恐惧的战争终究没出现。3月15日之后中国放弃夺岛企图，又过了一段时间，“中国威胁”变得不再紧迫。虽偶有边界事件发生，但规模很小、影响不大。同时苏联政府吸取达曼斯基岛冲突经验教训，着重经营苏中边境防御体系。1972年滨海边疆区带中国旧称的地理对象集体改名，并非偶然。

1979年中国和越南开战，苏联政府支持越南，但避免直接插手。苏联人老调重弹，又在议论报名当志愿者“打败蛮横无理的中国人”。

1991年俄罗斯承认达曼斯基岛归属中国。

延伸阅读：

苏中国境线的间谍和偷渡者

发枪就杀！

1967年“斯维尔斯克号”事件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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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1966年，苏联四个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及俄联邦两个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约一万人在从肉联厂盗窃肉类时被门岗保安抓获。警方侦查发现，平均每名“孽孙”（译注：偷公家财物之人）偷拿约7.5千克肉、香肠或肉制品。

奢侈品

几个世纪以来，肉类在俄罗斯属于一种“不太公平”的食品。19世纪俄帝国肉价虽然比较稳定，但各城市、各省之间差距颇大。南方畜牧业发达，农奴制废除前的农民肉食需求相对较低，即便中等收入城镇居民也不愁买肉。而大省大城市和首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许多食肉需求高的富人自己没有庄园，肉价随之高涨。

废除农奴制后朝廷发展工业，情况又有了显著变化。新建工厂需要大量劳工，这些人如果再像父祖辈似的天天吃面包、喝格瓦斯，营养肯定跟不上啊。小贵族们虽然在改革大潮中失去财产，却一时拉不下脸来三餐从俭。所以肉类供不应求，价格飙升，成了少数人享用的美味佳肴。

俄罗斯大富翁之一瓦西里·科科列夫（译注：大地主、大企业家、慈善家）1880年指出：
“我国所有市场，无论大小，无论城镇或乡村，售卖的生活必需品皆贵得反常；我国港口日常活动都是向国外出口粮食。由于目前市面上面包、肉类价格很高，工人一般无法挣到这么多生活费，由此造成大部分劳动者陷入绝境，倾家荡产。这种情况下，距离工厂和制造厂业务减少、商业和工业衰退仅一步之遥，其趋势已经在下诺夫哥罗德交易会期间显露无余了。一个工人要在省城吃面包吃肉活下去，每年工资不能低于100卢布。帐是这样算的：每天花10戈比买3俄磅面包，花14戈比买一俄磅肉，格瓦斯、盐和一把谷物2.5戈比，合计26.5戈比，全年96卢布72戈比，还没算鞋子、衣服和家庭开销。这笔支出意味着食物偏贵，许多人吃不起饭，一部分必然行乞度日，另一部分就去犯罪谋生了。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到冬天结束时大量的人必须有东西吃，鉴于目前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以及某些地方根本没有面包和肉类供应，他们无法养活自己……我国面包和肉类价格高昂的原因是北方15省农业生产设备不完善”。

科科列夫建议在首都及邻近省份发展畜牧业，但因为高肉价对商人和政府有利，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平民百姓只买得起边角料和下水，且往往是臭的。当年的人如此形容小饭店菜肴和环境：
“汤就像泔水。小饭店进的肉是最低等烂货，常有些馆子给客人吃死畜肉。肉冻是一种可疑的浅灰色块状物，内含灌肠皮、鱼碎屑、未知动物肉丁和蟑螂。小饭店的厨房比客人坐的房间（即食堂）更脏更恶心，蒸汽在四壁和天花板沉积，化作污水滴入食物；百十只蟑螂满墙、满桌、满架乱爬，锅碗瓢盆里也有几十只涌动”。

可就连这种场所也非俄帝国大多数子民所能负担。小饭店吃一顿饭要花20-25戈比，一个短工的日工资80戈比。穷人只能在最廉价、最大众化的地方——市场熟食摊——解决三餐，老爷们的残羹剩菜在这里二次回锅。高级餐厅的厨余和碎骨被收集起来，送到熟食摊重新加工，甚至有专门的贩子把“应该丢到泔水池的残渣”做成给人吃的馅饼和包子。屠宰场不要的东西更是摊主们的好宝贝。

随笔作家А.巴赫季阿罗夫描写圣彼得堡熟食摊：
“我们面前是一间巨大的奇特厨房。您走进这大石屋，一股子恶臭扑面涌来。屋边靠墙位置，四口大锅坐在灶台上。每口大锅灌水三十桶，然后把一堆约五、六十个牛头扔进去，熬出油脂。炖煮时间要持续七、八个小时，直到牛头脂肪滑落，肉变得像树皮条一般。牛头肉主要在两颊边，所以叫腮帮子肉。每个牛头出腮帮子肉3-8俄磅。煮熟的腮帮子肉送去供应熟食摊和小饭馆。您可以想见，腮帮子肉肯定营养很丰富！”

有钱人基本买不着臭肉，他们在另外的地方当冤大头。俄帝国肉价最高的城市是维尔诺（今维尔纽斯），1895年当地兽医Ф.费拉托夫进行一番调查，搞清了本市肉价为什么这么贵：
“在观察维尔诺市场牲畜和肉制品交易时，发现市面肉类价格，同肉畜的数量及这些牲畜的出栏价格之间显然存在巨大差别。这种价差之大，一方面令农村饲主抱怨收购价太低，一方面让城市消费者抱怨肉价太高，使城内低收入居民无力负担。所以我们看到，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赫尔松省、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切尔尼戈夫省甚至明斯克省（这些是维尔诺市场肉畜主要产地）的肉类价格每普特不超过2卢布-3.2卢布，而维尔诺市过去四年售价从未低于每普特4.5卢布-6.5卢布。这1.3卢布-2.5卢布的差价，明显出在产品运输和转卖环节…… 毋庸置疑，长期以来肉畜交易一直是活跃的投机生意。在牲畜原来饲主和肉食消费者之间有一长串转卖商和牙人，他们当然个个都想赚取丰厚利润”。

盗窃的对象

最终肉类成了最抢手的稀缺货之一，往往有钱买不着。战争、革命和翻来覆去的荒年令情形雪上加霜。在新经济政策和私营企业复兴的那段时期，肉类供应问题曾稍稍缓解。但随后的票证供应制度又把一切打回原形。

苏联政府1933年发布的民间自由买卖价目表也证明了肉和肉制品的特殊性。例如官方规定一千克烟熏牛肉肠32卢布，熟的猪肉火腿35卢布。即便比较简单的肉制品也令普通人家感觉头沉——熟香肠18卢布、小灌肠20卢布。再来比较一下同一份价目表规定的鱼类价格：从1933年4月起每千克鲟鱼售价30卢布，压紧的黑色咸鱼子(паюсная икра)45卢布，红鱼子25卢布。所以只有收入最高的少数苏联人能够消费这些产品，对于月薪30-80卢布的普通工人，或根本拿不到钱的集体农民而言，上述东西包括香肠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买不起又想吃，就只能偷了。

人民委员米高扬首倡建立大型肉联厂不久，此类企业的职务侵占案件便开始增多。这实际并非什么秘密，1930年代末米高扬本人会见莫斯科“米高扬肉联厂”职工，谈及低工资问题时公开讲：“但是亲爱的同志，你们不是在生产滚珠轴承。咱都知道你们靠什么生活”。当然了，人民委员说这话绝非纵容、鼓励侵占行为，而是试图将之纳入合理范围。于是上级批准了著名的“干耗和撒漏”标准，私下销售超额商品几乎被合法化。

从此偷肉和其他产品的现象由个别地方传遍全国，负责同志不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者屈指可数。育幼机构和医院无不做贼，战争年代前线亦有大规模盗窃事件。

例如1944年乌克兰第1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私自设立“食品馈赠基金”，拿去打点有关人员。事后揭露违规行为的命令称：
“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代司令员彼得洛夫少将和副司令员奥尔洛夫斯基少将把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发来的约两车皮食品和服装礼物存入装甲坦克前线军需库，未登记造册，反而挥霍掉了。根据彼得洛夫少将的命令，发给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成员（包括他自己共6人）肉类、黄油、香肠、糖果等食品不少于42普特，发给各部门首长（11人）不少于66普特。这些食品大部分用卡车运往莫斯科。又根据他的命令把11个食品包裹每个重4普特送给非军职人员管理局，另几个包裹送给无关人员。奥尔洛夫斯基少将命令把267千克猪肉、125千克羊肉和114千克黄油用卡车运往莫斯科，送给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中央机关领导人员…… 此外奥尔洛夫斯基少将还把80千克黄油、5只山羊等物品运至莫斯科，送给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总局工作人员及他本人妻子。其下属塔拉森科效仿奥尔洛夫斯基，他在致久日尼克少校关于家庭食品分配的条子中写道：最后四只牲畜，给奥尔洛夫斯基家送1只公绵羊1只黄羊，给扎哈罗夫老婆送1只黄羊（以我名义），再给卡茨家送1只公绵羊（也以我名义）。如果算错了请你指出”。

然而偷肉最多、最频繁的肯定还是肉联厂。从内务部到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战后几年关于此类案件的报告层出不穷，1950年代末连篇累牍。当时全苏刑事案件的侦办并未统一化，原因可能是苏联内务部1960年被撤销，直到1966年才以“苏联社会治安部”的名义重建。新任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查看肉类/牛奶企业职务侵占情况，深感惊讶，1967年2月13日汇报苏共中央：

“苏联社会治安部掌握的数据表明，国内许多肉类加工企业的社会主义财产保护状况不佳。这些企业频繁出现盗窃和滥用问题，每年给国家造成巨额物质损失。仅1966年九个月间，俄联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ССР的肉奶工业企业和组织因盗窃、侵占与流失造成的经济损失竟达176.5万卢布。1966年俄联邦几个州和边疆区，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ССР的警察机关在肉类加工企业中查获了近1000个侵吞盗窃团伙，超过3000人被起诉，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50多万卢布。此外，同一时期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ССР，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企业保卫人员执行出厂检查时扣留约10万人，从这些人身上搜出各类肉制品逾75吨，价值150多万卢布”。

损耗过度

“分析刑事案件材料和逮捕情况发现，不仅普通工人，甚至个别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也参与盗窃肉制品。去年爱沙尼亚ССР起诉17名偷肉的管理人员，包括：塔林肉类加工联合企业经理帕尔霍缅科、会计柯尔曼、高级工艺师萨乌加、工长伊夫岑科等。企业领导沦为侵占主谋绝非偶然。在克孜勒和阿巴坎肉联厂，以克孜勒厂副厂长冈察洛夫为首的侵占团伙长期活动，吸收80人共同作案，盗窃各种贵重物资45000卢布”。

警方进入肉联厂检查，一切看似照章运行：

“肉联厂实施有组织盗窃的手段是系统地、蓄意地隐瞒原料和产品数量。1966年塔林联合企业超额生产114吨肉制品未造册，沃洛格达肉联厂——116吨，维捷布斯克肉联厂——39吨，沃尔科维斯肉联厂——58吨。1966年九个月奥斯坦金肉类加工联合企业灌肠厂隐瞒结余原料824吨，莫斯科肉联厂四个灌肠厂隐瞒1600多吨，列宁格勒肉联厂第一灌肠厂约2000吨”。

其中关键在于，1吨生肉制造的产品远远多于虽经修改但依然有效的“米高扬标准”。何况肉联厂生产“特优级”香肠通常不用优质肉，而是用边角料和碎肉，且各类肉制品中淀粉等填充料的比例高于工艺规范。

“超额生产制成品的原因在于规定老旧过时、违反配料表、储存条件、生产工艺和自然损耗原材料注销标准提高。1966年底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警方查获一个在波格丹诺维奇斯基肉联厂及若干销售企业活动的38人团伙，他们盗卖各种香肠价值2.7万卢布。侦查确认这些盗窃的原因是厂家采用了过时标准导致超额生产未登记造册。针对列宁格勒州沃尔霍夫斯基肉联厂失窃案（系厂长梅尔库洛夫组织）的侦查也证实，犯罪分子利用过时的成品标准盗取价值8300卢布的肉类”。

接下来，晓洛科夫部长报告了厂家不走正规渠道盗卖结余肉类变现的套路：

“肉类加工企业职工经常拉拢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采购组织的公职人员参与犯罪，相互勾结故意低估牲畜膘情，通过伪造文件盗窃私分原料和制成品。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伊佐比利年斯基禽产品联合工厂总工程师布佳耶夫、牲畜女验收员卡拉布霍娃和屠宰车间主任普谢娃滥用苏联肉乳品工业部长1956年11月29日№548命令公布之肉类产量规定，屠宰牲畜时产生额外肉量未登记造册。他们为了侵吞余肉，勾结牲畜基地主任甘胡拉从事不法活动，后者又勾结了边疆区几个国营农场的采购员。采购员收到联合工厂的余肉信息后，根据其数量伪造从虚构人员处收购牲畜的报表，窃得公款各人分赃。总之，这伙人给国家造成24000卢布经济损失”。

此外，肉联厂耍手段欺骗农民毫无愧意：

“已经证实肉联厂工作人员收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牲畜时大规模欺诈舞弊，严重损害了集体和国有经济。仅举克拉斯诺达尔某肉联厂为例，检查发现由于该厂收购时故意低估牲畜膘情，1966年上半年边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蒙受损失34.3万卢布”。

不过最安全、最简便的途径还是通过国营商店销赃：

“几乎所有的肉类加工企业都不核算实际产量，只核算批发给零售系统的出货量，从而为有计划地盗窃超额产品提供了便利。在这种核算下，即使失窃也不可能追查损失责任人。高尔基第二香肠厂库管员特卡丘克和发货员鲍利索夫合谋盗卖价值12400卢布的香肠，尽管如此，对他们工作场地进行的盘点和检查却未发现任何短缺，反而找到100吨未统计产品被记在收入项下”。

针对上述情况，晓洛科夫提出消除肉类盗窃的具体建议：

“治安机关正在采取措施改进预防和及时发现盗窃肉类的工作。我们已向苏联部长会议发函，建议责成苏联肉乳品工业部：

—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65年7月16日《关于总结苏联肉乳品工业部系统企业和组织1965年度财政经济活动》的№529决议，制定屠宰畜肉和肉制品产量的新规范，以及生产香肠和肉制品的规范，重新修订并减少在热处理、储存和加工期间报废注销肉类的现行规范（分别针对鲜肉和冻肉），明确划分适合制作香肠的肉制品等级；

— 采取措施整顿原材料内部核算制度，按实际产量而非批发给零售系统的出货量进行产品核算；

— 制定有科学依据的方法，在收购牲畜时准确评估其膘肥情况。”

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情况仍未见多少改善。比如1975年12月苏共中央收到伏尔加格勒的举报信，信中说：

“我们要眼睁睁看着投机分子盗窃诚实的苏联劳动者到什么时候？当地内务机关虽然屡次接获犯罪举报，却坐视不理，未采取任何行动。
案子实际是这样：伏尔加格勒肉联厂工人（当然绝不是人人都作贼）往外偷运肉制品，可不是2、3千克地偷，而是20、30千克地偷，以至于几乎出不去门。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肉放哪儿？我们市里有些能耐人，比如女公民安娜·楚迪琳娜（历史街150号35房），在自家公寓开了销赃点（她同小儿子合住），售卖失窃肉制品。
偷肉贼管这种销赃点叫‘驿站’，一旦知道了位置，每人背20-30千克肉，一次至少三个人，肉联厂换班后（下午5-6点、深夜12点）直接跑来。早晨楚迪琳娜再用大包袋分几次运到其他地方。
地方机关明确知晓这些产品的去处。最近楚迪琳娜的客户似乎良心发现，偶尔会为她的“劳动”提供便利，派小车或公务大巴去她家接送。
总之，完全不工作的楚迪琳娜生活阔绰，显然收支不符。她自己心里很有数，把钱投在黄金上，购买耳环、戒指、金牙和毛皮大衣，经常赴南方旅游。可真富啊。
这一切已多次向举报伏尔加格勒市捷尔任斯基区内务处和州内务局。楚迪琳娜似乎曾被区内务处传唤过一次，但友好交谈一番，轻轻责备几句，根本没调查事实就把她放了，尽管时间、地点、窃贼姓名和汽车款式都准确举报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匿名举报，但写得准确、可信。之所以匿名，原因如下。第一，窃贼们放出狠话，如果谁“出卖”他们，他们什么都敢干，包括杀人。第二，本地警察发现有人催着他们工作，就会发怒（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甚至指责举报人是窃贼同伙。
您会不会说这是对警察心怀恶感呀？大体说来不是的，因为我们——写这封信的人——就是干了很多年的警察局编外人员，事情的真相一清二楚。此外，或许还有充分的个人原因不允许我们此刻在信上签字。派遣一两位ОБХСС工作人员来调查调查很困难吗？或者侦探只出现在屏幕上？”

资料显示不仅伏尔加格勒，其他城市同样存在这种丑恶现象。但大规模侵占盗窃公家财产丝毫不足为奇，毕竟人民总是按照当局默许的方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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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的人们上网订购戏票十分便捷，票贩子仍然存在，且成为国家杜马讨论议题。回顾苏联，这个群体大约是1960年代初出现的，几乎没受什么打击。可以说票贩子其实是戏剧蓬勃发展的副产品，名角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优秀作品轮番上演，甚至某些剧场有“一炮走红”之奇效。

于是乎戏票变得像牛仔裤那么稀缺，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却不仅是观众热情高涨。例如莫斯科大剧院差不多90%的戏票通过“国际旅行社(Интурист)”系统预售，即便外国人买不完也未必拿出来公开卖，走后门就分掉了，正规售票处的小窗口不定时开启，大概一星期或更长时间一次。其他剧院的情况只能说稍好些。毕竟戏票也是苏联产品，也有“抛售”的问题。不同剧院售票频次各异，还会在开场前一小时把未使用的“预定票”统统卖光。但即使这样也很难以“国家定价”看一场自己喜欢的剧，比如“官价”1.5-3卢布的票，往往要掏10-50卢布到手。

此外，剧院行政部门习惯上会留些票给演员和工作人员以资奖励，所以特邀贵客占据了大部分前排座位。普通观众只好满足于边角空位。

甚至有倒卖免费入场券的，比如维索茨基的一齣戏本来50卢布，现在2-3卢布即可。不过并非每个有免费入场券的人都会低价卖出，把它转赠医生、官员或稀缺品投机商其实更有意义。演员送出两张《哈姆雷特》，买车就不必排队，多好呀！所以莫斯科大剧院、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或塔干卡剧院的名角自我感觉飘飘然也就毫不奇怪了。

票务市场的另一边是“职业戏迷”，这些人虽不在剧院工作，却是剧院常客，售票员和管理层很熟悉他们，偶尔帮忙找票。“职业戏迷”如果拿到票，要么出售要么交换，而这就是投机者最高尚的一面：不仅满足了急需购票之人，还乐于分享剧院新闻和演员八卦。

此外还有名声大噪的所谓“大学生公司”。顾名思义，七十年代莫斯科高等院校学生们曾经把购票变成流水线作业。他们结伙到售票处排长队，靠前的都是自己人。按规定每人限购两张，大学生自己留一张，随心意处置：或者约女友共赴墨尔波墨涅之国，或者卖掉换俩零花钱。至于那第二张票，被“老同志”——也就是“大学生公司”的组织者拿走。因此这些人手中握有丰富票源，要么自己销售，要么交给更厉害的投机分子。许多莫斯科大学生都曾出入“公司”，传说其中一名组织者叫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后来创办“阿尔法”银行。

相比大学生搞票“明目张胆”，二道贩子低调许多。他们私下接触管理层和售票员，灵活运用各种渠道。最常用手段是雇佣受优待群体，如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大学生岂敢跟他们抢，于是多数戏票落入这些人手中。

1971年《苏联文化报》发表一篇关于戏票投机行为的小品文，描述莫斯科市ОБХСС实施的一次抓捕行动。行动中没收物品的数量颇引人注目：某票贩子身上搜出208张票，另一位119张。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觉得怎么只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呀？当然了，虽说外地也有受欢迎的演员和剧目，终归没这么火爆嘛。不过票贩子捞钱的路数都一样，无非他们那儿不兴“大学生黑手党”而已。外地投机分子主要赚的是巡回演员的钱，也就是来自首都的大明星。明星们不可能回回出动整个剧团唱“大戏”，更多时候是三五个人举行“创意晚会”，演几个小场景，朗诵诗歌、回答观众提问。这种表演形式在苏联极受欢迎。

远离首都地区的剧院和音乐厅筹备此类活动，目的不仅是为当地人民提供精神食粮，更重要的是有强制性演出计划。靠自己那点儿水平很难完成，必须邀请客座明星助力。渐渐地，管理者意识到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上座率，还能赚取真金白银。

说实话，苏联警察打击倒票效果不彰。确实通过突击检查抓住一些人，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倒霉蛋垂头丧气去了远北地带劳改营。但办这种案子没法升官，举证存在非法交易也很难。所以甚少有人真正被判处三年以下刑期，即便有，也只是前线抛头露面的，逮不到幕后老板。

何况这套黑箱操作对大家皆有好处——惟观众除外。首先剧院管理层和行政人员最喜欢，因为出多少票听凭他们。几乎整个苏联都存在超额卖票现象，文件规定观众席应当保留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可订，实际情况是人都坐到过道了。更别提所谓“地下演出”、业余表演和创意晚会，花招多的很。通常演员到外单位表演，名义上叫做“在苏联国有音乐演出联合公司协调下响应劳动集体邀请”，演完收取合法报酬——很低，每场4-27卢布不等。按道理职工观赏这种演出要么免费、要么象征性花一点点钱，可往往只有极少数坐席公开销售，大部分给了票贩子。同时，演员悄悄收到信封，里面装着额外酬劳。

首次公开报道这种“地下演出”应该是1955年《苏联文化报》的一篇文章，主角是“莫斯科小型戏剧演出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巴尔济洛维奇。但最轰动的要数1978年古比雪夫市（萨马拉）“别斯扬罗夫”乐团丑闻。上级规定该乐团劳务费934卢布，谁知音乐家们狮子大开口：每场四千！为了喂饱狮群，古比雪夫音乐厅经理康斯坦丁·利西岑请列宁格勒音乐厅的格里戈利·吉尔伯居中作保，跟“别斯扬罗夫”乐团签订几份虚假合同，让共青团青年俱乐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巴甫洛夫掏钱。结果一年后上级检查，发现他们侵吞公款39836卢布。吉尔伯最惨：获刑六年，其余人缓刑或辞退。乐团音乐家集体做证人，矢口否认收过任何非法报酬。至于东窗事发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干这种事经验不足。

真正高水平的票贩子明知非法买卖无法做大做强，终究从狭缝抠出金币来。如前所述，他们招募享受优待者、跟大学生头头谈判，直接联系剧院领导。起初自己卖票，被抓过几次之后学会藏身阴影，雇人在剧院门外兜售。想看戏的观众到售票处一问没票，立即被“黄牛”包围，多花3-10倍的钱。老顾客偶尔能拿到票贩子的订票电话，但多数人现场谈。

饶是如此，平头百姓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肯定能进剧院门，某种程度上有赌运气成分。“黄牛”不会靠近那些外表过于可疑或“无产阶级”的人，有时票贩子手里也没票，有时要的太贵人家买不起。

普通苏联公民当然对此不满，怎奈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倒票业务生命力顽强，一直持续到改革时期、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如今已发展为互联网比特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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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特·菲泽勒
（波鸿大学东欧历史教授）

胜利的苦涩

1945年苏联迎来最终战胜德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付出的代价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这场战争不仅夺走约2700万人生命，还留下众多寡妇、孤儿和残疾者。斯大林统治时期，任何有可能贬损苏联军功的事情都被隐瞒或否认。尽管伟大卫国战争艰难困苦的历史宏大叙事在国家记忆中占据突出位置，但官方对战争中的具体损失、困难和由此致残的受害者们却宁愿保持沉默。由此产生一种英雄主义的政治历史，几乎不关心战争的社会成本，尤其伤残军人。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伤残退伍军人是“赤贫胜利者”中最需要援助的群体。阿尔卡季·舍甫琴科（译注：苏联外交官，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曾回忆：“男人们从前线回家，缺胳膊少腿，遍体鳞伤。这些老兵佩戴勋章在街角乞讨，或者到自由市场设法变卖自己的奖章、军大衣和从战场带回来的一切东西”（《同莫斯科决裂》，1985）。社会上流传：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莫斯科等大城市的残疾人被集中遣送偏远地区，好让巨大的保障难题不那么扎眼。

因此，即使苏联解体之后，伤残退伍军人问题一方面牵涉诸多禁忌，另一方面也包含各种印象和假设。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课题，沙场归来的残疾老兵尚未被系统研究过，更遑论广泛关注。尽管“档案革命”为填补某些空白提供了机会，但在铺天盖地的“二战”出版物中这个问题仍鲜有提及。所以，伟大卫国战争残疾受害者的历史不仅没成为学术研究课题，亦未反映在许多同时代战争幸存者的头脑中。

问题的规模

在斯大林为数不多的战时和战后讲话中，从未提及为数众多的伤残军人。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政权及其领袖的一种责备甚至威胁，毕竟政权和领袖认为各方面辉煌胜利主要是自己的功劳。凯旋得胜的画布上容不下残疾人，因为他们和数百万死者共同“体现”了苏联人民为争取胜利不得不付出的可怕代价。

根据俄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份出版物（《20世纪苏联伤亡和战斗损失》，1997），战争期间约380万士兵因伤因病复员，其中257.6万属于不适合继续服役的残疾人。至于多少人的伤病后来痊愈或不治身亡，暂时不得而知。后期的估算不是由军队机关而是人民委员部（及1946年3月之后的部委）进行，委员部最低设在共和国一级。军事委员会负责统计军官。这些机构的官方数据从未公布过，甚至连大概数字都没有，因此伤残退伍军人问题的规模难以确定。

然而有资料显示1945年春天全苏联约有200万残疾老兵。由于战后复员军人、遣返回国人员和游击队员的人数增加，所以残疾者的数量应该高得多，最保守估计270万。也就是说苏联残疾老兵人数相当于军队总人数（3400万）的8%。如果考虑到对德歼灭战难以置信的残酷性，以及红军视人命如草芥的态度，会发现这个比例相当低，不能反映伤残和疾病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为了承认问题而刻意得出的数字（女性伤残军人更无从查考，甚至红军女性官兵的具体人数也有很大差异）。

灵活的残疾评定

1930年代斯大林推动“上层革命”，那时候产生的法律法规和意识形态语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残疾”的定义，将其限制在生产方面而非健康方面。随后动员工人建设社会主义成了最高目标，于是一般的肢体缺损不再构成“残疾”（以及领取国家津贴的权利），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算，且有效期不超过一年。

苛刻的残疾评定标准体现在1932年施行的三级分类，根据新规定：“一等残废”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全天照顾的人，“二等残废”是评估认为无劳动能力但不需要照顾的人，“三等残废”包括那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但可以履行低技能、低报酬轻松工作的人。以前医生的任务是确定残疾程度或失去劳动能力的百分比，而现在要求他们确定剩余劳动能力的百分比。所以，过去伤病和残疾之间的直接联系被打破了。针对残疾人的各项福利措施首先考虑安排就业，甚至仅考虑安排就业。

大战期间，以劳动能力为导向的新标准被大规模应用于因肌肉骨骼系统缺损复员的官兵。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医疗劳动鉴定委员会(ВТЭК)负责评定残疾程度。早在1941年8月9日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阿纳斯塔西娅·格里沙科娃已要求ВТЭК在定残时尺度从严，禁止给那些仍能从事旧职业的人评定残疾，哪怕他们失去一只眼或一条腿。唯有在身体功能严重受损，以至于该人只能从事低报酬、低技能轻松工作的情况下，才允许评为“三等残废”（《关于ВТЭК在战时条件下工作的指示的函》，1945.8.9）。

由于鉴定委员会起初不愿执行上述严格标准，遂于1942年6月再次收紧要求（《残废军人医疗劳动鉴定手册》，1943）。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规定可雇佣“二等残废”（原则上无劳动能力者）从事后勤和辅助工作。此外，从1943年5月开始体检间隔缩减了一半，也就是“一等残废”必须每六个月复检一次，二等和三等每三个月复检一次。复检时不仅考虑健康状况，也考虑个人代偿和适应伤残的方式。同时，参加工作被认为有增强健康的效果，在苏联人眼中，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康复手段。

由于来自上层的巨大压力，战争头两年无数“三等残废”失去了他们的残疾资格和津贴补助。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后方对人力的需求，也有急剧增加的残疾人数量所带来的财政支出。从1943年秋季开始社会保障机构就积极采取行动减少“二等残废”比例，系统性的提前大规模体检导致“二等残废”配额从52.7%（1942）减到35.4%（1944），1948年降至21.1%。这项政策波及数十万残疾人，其中许多人身负多处创伤。他们从此必须接受强制就业和加强监管，后者目的是遏制据称在前线复员军人中普遍的“投机行为”。

国家粗暴的劳动力动员政策最终导致一种认识：战伤皆不同于工伤，只不过是容易代偿的局部受限机能障碍，对身体没有特别的负面影响（社会保障人民委员苏霍夫的声明，1945.5）。残疾人纷纷抗议这种说法，但没有任何官方手段能够申诉ВТЭК的鉴定结论。如果不尝试欺骗和行贿，唯一办法就是老掉牙的写信请愿。残疾人的信件，尤其关于改评“三等残废”、不予免除劳动义务的投诉不仅寄达地方、地区和中央级社会保障机关，甚至送到了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报社、杂志社和个别社会名人的案头。据不同机构统计，战争结束后投诉飞涨。由于档案材料分散，无法对其增速进行跟踪。从记录在案的事例来看，仅极少数投诉获得成功，毕竟ВТЭК严格的鉴定结论完全符合政治领导人方针指示。然而残疾群体决不承认自己是无形的“生产单位”，凭借战争受害者的资格要求获得相应物质补偿，因为他们在余生中必须持续承受伤痛。

残疾人频繁抱怨的另一件事是定期复检。尽管规定从1944年1月起无法医治的残疾人每年只需配合一次ВТЭК复检，他们仍然认为这是故意羞辱人：“他们每年给你打电话，即使他们——从斯大林到普通医生——心里都清楚一年长不出新腿来。简直太卑鄙了！这是对人民、对残疾人实实在在的犯罪……你压根没胳膊没腿，没双手，还叫你去复检”。

国家津贴和物质保障

参战受害者及评定残疾人有权领取国家津贴，然而由于人手短缺和管理混乱（尤其战争头两年），津贴的计算不符合规定，支付也断断续续。伤残军人抚恤金本就微薄，而且差别极大（伟大卫国战争伤残军人抚恤金高于“一战”和内战伤残军人抚恤金），其数额首先取决于入伍前工资，其次取决于军衔，第三取决于残疾等级。工人比农民拿得多，军官比战士拿得多；而那些从学校应召入伍的、以及（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证明自己当兵前收入的人，到手抚恤金同样多（苏联人民委员第1269 号决议，1940.7.16）。即便如此，支付津贴仍然是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库中唯一起作用的手段（至少从1943年起）。但与该政策其他方面不同，津贴本身几乎从未被国家广泛宣传，惟恐说多了会促生“依赖心理”（《卫国战争残疾人劳动安排》，《真理报》1944.4.8；《全民关怀祖国保卫者》，《真理报》1945.5.23）。

支付给“一等残废”，即那些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别人照顾者的津贴实际不够生活，二等和三等更少。一开始国家把责任推给残疾人家庭，要求妻子牺牲奉献，利用妇女杂志发表的“德育文章”教化她们。可惜并非每个残疾人都能依靠亲属支持，很多人自己不肯当累赘，其他人则被家庭抛弃，听天由命。1943、1944年几十万被占领土的居民重返家园，有些直接被拒门外。所以很多残疾人沦落到悲惨境地，加之向他们发放食品票证不及时，并且票证供应制度本身就运转的磕磕绊绊。

为助残扶贫，一些城市向残疾群体发放一次性现金和物质援助。但这样做地方财政吃不消，不得不求助公众，募集钱款、衣物等。如此一来，帝制时代俄国曾经广泛存在、19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被部分允许的慈善活动重现社会。物资长期匮乏的时候就连斯大林政府也默许暂时恢复“资产阶级”做法。个人和教会发起各类募捐，但更多的是党组织、共青团和工会发出的“强制自愿”倡议。然而居住在农村的超过50%的残疾人几乎无从受惠。上级要求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帮扶农村残疾人，可照顾孤儿寡母已经令他们焦头烂额。

仅极少数残疾人可以在没有工资或亲属接济的境况中免遭饥馁，这些人迅速摸透了申请和投诉的窍门。个别残疾人设法从多个机关同时领取现金和物质援助，但耍这种招数要冒被抓风险。这方面最狡猾者无疑是职业窃贼、诈骗犯韦尼阿明·鲍利索维奇·魏斯曼，他1944年逃出劳改营，受冻失去双腿、一臂，冒充伤残军人，伪造两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陆续欺骗32位部长、副部长，从他们和苏共中央手中骗得现款五万多卢布及价值三、四万卢布的商品，甚至“铁公鸡”财政部长阿尔谢尼·兹维列夫也发给他总额逾二万卢布的商品券。此外还在基辅骗到一套公寓，外加定期治疗介绍信和最新款假肢。此人最终在苏联重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叶夫列莫夫办公室落网，判刑九年。但像魏斯曼这种瞒天过海之辈实属凤毛麟角，大多数残疾人只能从社会保障制度上揩油果腹。

返岗再就业

所以对绝大部分残疾人而言，活下去的唯一出路（乞讨除外）是找份工作。而这也是政府政策的重点。尽管1941年11月决议确认了伤残军人在企业、机关、合作社就业的权利，但一段时间后，这项权利不仅变成义务，甚至成了强制措施。党和政府希望伤残军人在后方奋斗如在前线，一息尚存就要献身。

然而相当普遍的情况却是，回归工作岗位的残疾人只能依靠自己。法律虽然规定了援助和重返社会的多级体系，包括必要的再培训，但实际上残疾人“重返社会”纯粹是因为走投无路，被迫接受分派的任何工作。无论数量少、设施差的培训机构，或承受计划压力的企业，都缺乏能力和意愿培训残疾人。最终，超半数残疾人根本未接受再培训，约15%接受了（效果可疑的）改行培训。

结果大部分残疾人不得不打零工度日，酬劳仅普通工资三分之一，更何况看门、守夜之类工作没有加班费。此外，在劳动等级体系内身处低位意味着难以获得企业的社会保障资源，尤其住房分配方面——须知战争年代房子可是稀缺品。尽管政府规定首先给伤残退伍军人分房，但企业肯定优先照顾他们所需要的健康、熟练工人。没水、没电、没暖气甚至没床的临时房给了残疾人，自己捉虱子去吧。

同时，报纸和广播大肆吹捧“三等残废”几乎完全重返社会，称赞他们是劳动英雄。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宣传复员伤残军人的成功案例，说他们是先进工作者，业绩突出优异。毫无疑问，确有这种事情，但被严重夸大了，最后证明瞎话比实话多得多。资料显示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伤残退伍军人——通常是重度残疾者——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对许多人来说“为国服务”的代价是社会地位降低、生活贫困、无家可归。

1945年战争结束，几百万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力市场，各地开始加速解雇战争期间被迫雇佣的残疾人。甚至残疾人合作社——他们一方面被宣传包围，一方面又承担计划压力，所雇佣的残疾人数居然跟全苏企业雇佣残疾人平均数几乎相同。某些集体农庄负责人企图摆脱生产能力不高的残疾人，向上级举报人家是“寄生虫”，听凭人家被驱逐出境。四十年代末苏联总检察长在一份给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对残疾退伍军人的歧视日益严重。然而过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变化。

求生策略和抗议形式

如果您相信同时代人的证词和小说描述，就知道残疾退伍军人酗酒流行乃是沮丧失意的后果，他们虽然年纪不大，却自我感觉“多余”。另一部分残疾人找到了某些积极生存方式，这些方式战后其他欧洲国家亦不鲜见。至少在1947年12月币制改革之前，苏联各城市常有残疾人在火车站、市场、剧院等公共场合乞讨或强要，并通过各种小规模非法勾当维持生计。正如朱莉·海斯勒和乔弗里·琼斯所言：战后头两年小型倒卖贩子可以放心做生意不怕警察抓。当局之所以默许这类影子经济，是因为它在居民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想而知残疾退伍军人干这行的为数不少。然而1947年底废除票证制度，国家立即扫荡投机倒把和犯罪行为。到了四十年代末，警察穷追猛打苏联社会从事灰色生意之人，被逮捕的残疾人面临被押送残疾人“古拉格”强制劳动的威胁。

与其他参战国不同，苏联禁止成立退伍军人和伤残老兵协会，民间自发组织的此类协会战后被统统查封。被称作“蓝色多瑙河”的小饭馆、啤酒店和餐厅曾是老兵们聚会和交流信息的场所，1948年也遭当局取缔。尽管有很多关于斯大林统治时期残疾退伍军人普遍不满的证言，但据我所知集体抗议并非当时主流。愤怒声讨的场面通常在地方社会保障机构上演，不满的矛头要么指向基层干部，要么另寻其他罪魁祸首。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战后的反犹主义，残疾人群体中也很普遍。所谓战争期间犹太人“自私自利”的恶劣传言助长了这种现象，恰巧许多医生和ВТЭК负责人都是犹太人，于是在某些病人眼里，他们必须对大规模降级评残的做法、对出自定期复检委员会的嘲讽和羞辱负责。上述种种皆发生在“反世界主义”运动被反犹情绪和大规模逮捕火上浇油的时候。“医生案”事发前夕，ВТЭК领导层首先沦为谴责对象。可惜闹到最后，残疾人的处境并未改善太多。

崇拜战争和关心残疾人

即使到了勃列日涅夫年间，全社会已经形成夸张的战争崇拜，残疾退伍军人仍未得到充分照顾。当然，在赫鲁晓夫政府采取首批措施后，当局持续向参战老兵们提供福利，从1965年开始名册每五年扩充一次，通常是为了迎接“逢十纪念日”。参战致残的退伍军人比普通退伍军人更受优待，比如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每年一张免费火车票，以及各种免税、优先分配住房和电话、少付租金和水电费、不排队购买家具、地毯、电视、冰箱之类（《苏联国家对战争伤残者的关怀》，А.Д.格拉祖诺夫，1981）。虽然宣传出来的成绩未必足够弥补战后二十年残疾人遭受的从业限制和工资减少，但国家毕竟从斯大林时代教条中解脱出来，承认残疾人有权获得迟到补偿。但即使在新形势下，许多残疾退伍军人仍然属于“赤贫胜利者”，继续忍受社会政治承诺说一套做一套的困扰。在向他们发放实用、可靠假肢和轮椅方面尤其如此。

光阴荏苒，大多数战争年代幸存的人经历过改革时期，认为退伍军人和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力度逐渐退化，他们的光荣地位明显贬值，就像对战争的崇拜已失去往日意义一样。老兵们认为获得政治自由无法弥补这种双重损失，尽管出现了新的自由和公开原则，战争伤残军人既没出现在历史讨论中，也没被写入重修史书中。至于原因，一方面从官方战争叙事来看，他们可不是什么牺牲品，而是政权的宠儿；另一方面，（后）苏联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始终有限。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期待战争伤残军人问题被历史学批判性地研究。因此，残疾人的历史仍然是战争史的一处空白，但定睛细看，其实是过去的黑点。

引用和参考：

（太长，略）

延伸阅读：

肖斯塔科维奇收到的群众来信

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叶莲娜·奥索京娜

（历史学家，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

……早晨八点三十分商店开门时计有4000-4500人。长队从晨八点开始形成，沿着铁匠桥街低处、涅格利纳亚巷一路延伸，队尾在炮街高处……

——1939年莫斯科，НКВД报告

随着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生活方式的消失，苏联式排队也成为历史。如今只能在国家机关递文件、办证的地方找到其残余。曾几何时，似乎队伍将永远排下去。今天消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赚钱”：什么都有，什么都贵。苏联时代消费的主要问题则是“怎样搞到”，甚至不是“怎样买”，而是拿到手——涉及一系列复杂操作，需要时间、精力，有时还需要花招。某人问你：“哪儿弄的？”回答不仅要指出商店名称，还得告诉人家你排了几个小时队、付了多少钱、找没找关系，以及评估对方“能不能也弄到”。今天的顾客逛商场看见漂亮家具，只会想“上哪儿挣这么多钱啊！”过去每件生活用品、每件衣服和食品不仅有价格，还有故事。一本大仲马小说等于若干千克废纸（译注：废纸换书），一组南斯拉夫壁柜等于排队一个月、在家具店对面门洞熬夜守候以便赶上六点钟点名——否则就白等了。我们想法设法弄到手的东西和我们绞尽脑汁没弄到的东西，都成了生活的里程碑，共同组成胜利史和失败史。

毫不夸张讲，苏联式排队几乎遍及全国。看得见的是：沮丧和激动、几小时和几天、默然和嘈杂，满载而归的幸运与空手回家的悲剧紧密纠缠。而看不见的，就像某些人排队等车子、房子多年终究落空，因为苏联的国祚比它创造的队伍短。

苏联式排队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但档案和记忆仍在。本文写的就是关于它的种种表现及历史解释。谈起排队，有许多关于时间、人物和权力的说法。作为研究斯大林主义的学者，我选择斯大林执政的战前年代进行研究。我的材料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НКВД）1938-1941年报告。由于苏联时代排队是社会态度灵敏的晴雨表，所以总有各部门派遣的“便衣”暗中搜集信息。至于我们这些也曾排过队的人想没想过队伍当中有警察？我反正没想过。另一方面，今天的排队还具备不具备“警察功能”？不知道。但祸福总相倚。“便衣”们汇报排队所见所闻，不仅服务了自己单位，也服务了历史。

排队是苏联生活无可避免的特征，是商品短缺的显著迹象，恰如雅诺什·科尔奈所证明的、以及我们经历社会主义生活所领悟的，这并非计划经济偶然出错或个别失误的结果，而是其固有部分，是胎记。再生产和持续性匮乏、以及随之产生的排队，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功能——虽不受欢迎，却无可避免。苏联历史上没有哪一年不用排队。本文所研究的战前岁月只是刚好被文件所记载的历史片段之一。

随着1920年代末开始强制工业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农村经济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的破坏，供应危机此起彼伏。1930年代初民生特别艰难，城市过着半饥半饱的配给制生活，农村频现大饥荒。到1930年代中期情况渐渐稳定，1935年1月1日停用面包票证，10月1日停用其他食品票证，随后轮到其他日用工业品。政府宣布了一个与1930年代前半叶票证供应截然相反的“自由”时代。然而好景不长，新一轮供应危机（1936-1937、1939-1941）和局部饥荒卷土重来，一些地区再次发放票证。国家在商品危机加剧的状态下进入世界大战，排队者数以千万计。

既然宣布了“自由”贸易和生活愉快的时代，为什么国家仍无法摆脱“个人配额”、票证、排队和局部饥荒呢？

因为“自由”贸易不等于企业自主经营。苏联经济一直是计划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垄断性的商品生产者及销售者。始终优先考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三五”计划对这两个方向的投资急剧增加，官方数字显示1940年军费总额占国家预算三分之一，同年生产资料在工业生产总额中的比例达60%。

虽然不能说苏联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一五”期间停滞不前，但总的生产水平远远不够满足居民需求。产出的少，进入商店销售的更少，因为相当数量产品被用于非市场消费——供应国家机关、进厂二次加工之类。1939年零售业统计人均肉类不足1.5千克、香肠类2千克、黄油约1千克、糖果点心和谷物5千克。工业生产的糖三分之一用于非市场消费。面粉的市场存量相对较多——每人每年108千克，但平均到每天仅300克。非市场消费同样“吞吃”了很大一部分非食物商品库存，50%的棉和亚麻织物、三分之一的毛纺品最终进入贸易流通。然而消费者实际能买到的寥寥，因为运输、储存、销售环节中的变质和盗窃损耗巨大。

1937-1938年大镇压搞乱经济，1939-1940年冬季战争和其他“军事冲突”、以及《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供应德国原材料和食品，恶化了苏联进入全面战争前夕国内市场的不平衡、加剧了商品短缺。

尽管商店货架依然半空，但居民货币收入快速增加。1939年居民购买力已经达到预想的1942年水平，零售业发展却落后于计划。贸易领域商品稀少导致国家银行的现金收支计划未能实现，支付给居民的钱没有通过贸易返回国家预算。只能发行货币来弥补预算亏空。1940年底货币流通量比1938年初几乎翻了一番，而实际贸易额却下降了，人均贸易额回落到“二五”计划结束之年的水平。同时，人为遏制物价上涨的政策也在商品短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的选择性贸易也加剧了商品短缺问题，这种选择性体现在优先照顾大型工业城市。勃列日涅夫年间本人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书，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的讲师诙谐地、有点冒失地开玩笑说：苏联国家解决贸易问题的手段只是把商品送到莫斯科等几个大型工业城市，任凭民众自己想办法分配。当然，莫斯科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只居住全国2%人口，却在1939-1940年接受了全国40%的肉和蛋、超过四分之一的可销售油脂、奶酪和毛纺品，约15%的糖、鱼类、谷物、通心粉、煤油、服装、鞋靴和针织品。列宁格勒略微逊色，但也是精英城市之一，1939-1940年收到全国五分之一的肉、油、蛋。就此而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座城市“吞吃”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商品储备。

那么，涌入大城市的所谓“购物空降兵”代表了计划经济下居民自给自足的最常见方式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战前几年政治局一直在跟这些进入大型工业城市买东西的顾客作斗争。1939年秋天之前“购物空降兵”大多不是买吃食，乡村和小城镇居民基本排队求购手工业制品、衣帽、鞋靴之类。从1939年秋天开始，排队买食品的人渐渐增多。

莫斯科作为“空降兵”首选登陆城市，其排队者来自五湖四海，完全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研究苏联人口分布。НКВД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进入莫斯科的外地顾客增加，1939年春简直像遭了灾。НКВД报告：“4月13日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大型百货商店门外一概人山人海：

“捷尔任斯基百货商店。居民从晨6点大批聚集，人群占据附近街道、有轨电车站和公交车站。9点钟排队者约8000人”。

“近日斯托列什尼科夫巷已经变得跟雅罗斯拉夫斯基市场差不多了”。

傍晚商店歇业后排队者仍不散去，宁愿站着熬一宿等开门。有些商品几小时就售罄了，但大家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刚到的人在朋友家、火车站和门洞过夜，在莫斯科度过整个假期。正如其中一位所言：“浪费了多少劳动日啊。这些劳动日足够莫斯科盖两座纺织厂了”。

НКВД报告还显示，苏联的排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居民自我组织形式，有一套规则、习惯、等级、行为规范、道德甚至外观：通常穿舒适的鞋子、朴素的衣裤，如果准备熬夜则穿保暖服装：“商店关门前几小时邻近楼院即开始形成队伍。排队者中有人主动列名单，报名登记后部分人分散开来，选择人行道僻静角落、院子、门洞休息和取暖。一些公民身穿皮袄，携带棉被或其他备用的保暖衣物”。有的人拎着板凳，以便坐着排队。

但不要被这种秩序和自我组织误导了，暴风雨前总有短暂平静。只要商店大门一开，队伍立即解体，急切顾客心中的狂暴力量瞬间迸发出来：“亚麻工业总局商店（高尔基街），黎明时分可以看见许多人在店外人行道裹毯子坐等，附近门洞有人在台阶睡觉。商店开门前几分钟，楼院排队的人跑出来涌向店门，这时队伍就被打乱了。每个人都自顾自往店里跑，结果出现踩踏和打斗”。

混乱，以及试图平息混乱的尝试，往往付出人命代价。商品短缺在苏联社会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买裤子宁愿豁出命：“列宁格勒百货商店，早八点钟出现排队（千余人），但值勤警察找来10辆卡车，防止人群从桥梁方向接近商店。人群涌入‘斯巴达克’电影院前空地，挤在电影院和首尾相连卡车之间形成的狭窄走廊里，混乱和拥堵难以忍受。受挤压的人们大声喊叫，值勤警察无能为力，只好跳上卡车免得被挤死，在车内号召顾客保持秩序。商店开门之时排队者已达五千”。

排队占据生活一大块时间，我不知道苏联人在排队上虚掷几年寿命！队伍可以驻足，日子不能不过，有时候排着队也能玩起来：“排队的年轻人在街边组织各种游戏和舞蹈，偶尔掺杂个别人的流氓行为”。

虽然排队无法夺走人们的快乐、幽默和机智，只是浪费了不少好创意编讽刺笑话而已。但干这件事的心情终究是负面的、批判的，甚至可说是反苏的：

“没处花钱。没东西可买。村里什么都没有，来这儿还要排队吃苦头，熬夜睡不下。很多人没房子住，又不让在车站睡觉。简直受罪啊”。

“我有钱，可什么也没买到。在这儿待了4天，看来要空手回家”。

“穿着破裤子满街走。请了5天假，光排队了，裤子没买到”。

“我从德米特洛夫来的。我们那边买不到任何东西，这边至少可以排队买”。

“排队站了4个晚上，我仍然没法花800-1000卢布给自己买件漂亮的风衣呢大衣”。

但不是人人都甘心无功而返。人的倔强、智慧和忍耐力是无穷的。排队的世界好比一部生存技巧百科全书，运用身体暴力属于其中最原始章节：“一群200名顾客不愿加入排队，企图强行穿过警察人链、破坏秩序”。

时任НКВД首长贝利亚呈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说：“动物园对面的纺织品商店，2月24日一位公民排在队尾，开始销售的时候往店门口走。很快他身边凑来四个人，之间对话如下：‘今天没戏了，我们站的远’。另一人说：‘必须冲过去’，接着描述他之前经历：‘警察抓住瓦希卡，瓦希卡抓住警察，戈利什卡站出来和稀泥，我们四人一齐冲了过去，东西顺利买到’”。

用蛮力太简单粗暴，排队的世界远比这更复杂，充满欺骗、贿赂和拉关系、走后门，有无比丰富的机巧、创造力甚至艺术。

比如利用襁褓中的婴儿，一双手递给另一双手，买东西就方便了。上述1930年代报告还描述一种商店工作人员参与的“取货单法”——头天晚上在出纳员的取货单上加盖“补交款”章子，第二天持票者径直去商店，好像他之前已经排过队，临时发现钱不够回家拿，这样店门口值守的警察会直接放行。如果认识熟人或悄悄贿赂警察，也可以免排队购物。通过结交售货员或行政人员，他们会打开服务通道放你进店，或者根本不用跑腿，在家等候送货，但要额外付费。

到哪儿排、几点排、甚至穿什么衣服都有学问。莫斯科只向本市居民销售商品那会儿，买东西须查验户籍证明，仪容仪表就很重要。化装排队成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拟态：“七点二十分毛纺品商店（集体农庄广场）外形成排队，大家挨个通过铁门走进院子接受证件检查。非莫斯科户籍者一律不准入店”。

此中经验之谈曰：“您应当穿得干净，就不会被揪出队伍了。检查的看人下菜碟。我穿戴整齐的时候人家甚至不问证件，可我要是穿一身油乎乎外套，戴一顶毛烘烘帽子，人家不问证件，直接就把我撵走了”。

排队者填街塞巷，既考验买家、也考验卖家的智慧。“杂食性”顾客排山倒海涌来，销售沦为按规定程序出货的机械分配。例如НКВД报告所称的售卖顺序：糖没卖完不准卖黄油，或布料紧着一卷卖，卖完这卷才可以卖不同花色的那卷。售货员省时省力，顾客们丧失选择权，不得不在排到自己时接受正在出售的东西。如此一来，排队便成了“合理化”贸易的特殊杠杆。

为节省时间，衣服、鞋子都是不试穿直接付款。结果第二天店里排两队：一队购物的、一队换货的。迫使政府出台专项法令禁止“免试”销售。

对一些人而言排队是惩罚，对另一些人而言排队是休闲，还有人视排队为挣钱营生。正如某个职业排队者说的：“如果你排队排得好，就不必上班”。НКВД注意到有些长年“风吹雨打”的熟悉面孔频频闪现各条队伍之中。购买此项服务不便宜，25-30卢布，具体价钱视距离店门远近而定。也可以雇个人帮忙夜间排队，早晨你来替换他。职业排队者还能额外收费帮买东西，例如每米布料加收2-3卢布“手续费”。

“上午9点日用工业品商店排队者变了面孔：成年人走来取代青年和老年人，不少‘邻居’和‘老熟人’又出现了。做法是：新到的凑近某人打招呼，后者确认他是来排队的，出列离开。于是队伍中站立穿毛皮大衣、戴礼帽的妇女，以及西装革履的男士，他们之前不在这儿”。

本人不到场同样可以雇人排队，市民和乡民建立起互惠性易货贸易。基辅州一位集体农民说：“我们村是这么干的：寄钱给莫斯科熟人，付给他排队钱，买了东西寄来。或者自己跑一趟莫斯科排队，熟人也在队伍里，俩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运气不好，认识的人都怕上班迟到。他们说如今工作纪律可严可严了”。

НКВД报告指出：“队伍里站着农村‘特派员’，之后30-40个人乘坐早班火车来加入她”。

综上所述，苏联式排队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生存史，但也有其独特的政治性质。在昔日某些时刻，排队事实上成了公民不服从的一种形式。

193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向排队者“开战”。当局的理由包括太多人撇下工作长途旅行买东西，外埠居民挤在火车站、门洞和街头过夜，模范城市变成脏乱大杂院，犯罪率上升，且有传染病流行风险。大型工业中心的市民也在求购商品的斗争中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造成混乱。

打击排队买东西的“战争”始于人民委员会《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市商店排队购买工业品》的决议（1939年4月），几天后宣布列宁格勒亦照此办理。没多久又把“工业品”扩大到“食品”，1940年1月17日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推广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

这些决议要求对排队者和附近居民进行解释性谈话、新增一批商店、寻找额外商品储备。但欲收立竿见影之效，还是镇压手段最快捷。НКВД和НКПС（交通人民委员部）开始盘查城市外来人口，每个大型百货店均派驻警员查验证件、驱逐外地人。火车站和车厢内也有巡逻队，НКПС实行车票限购政策。农村行政部门被禁止向农民出具乘车进城证明，НКВД一旦发现排队农民就移交检察院，以便追究开证明之人的责任。无证入城的处以罚款。

清理外来人口的同时，又采取措施打击“投机分子和采买人”——对超额购买商品者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警察动手搜查顾客的篮子、提包，当场没收多买的商品交回商店。1940年8月1日莫斯科禁止“私下买卖”。公审公判投机分子，典型案件登报宣传。

最终政府彻底禁止排“长队”，每天营业时段允许在商店内排队，开门前、关门后或营业时段皆不许店外排队，否则罚款。当局在管理排队方面颇有些小聪明，手段之一叫“倒转”，就是营业之前派警察（有时骑马）重新安排队伍，把本来的队首拉到队尾。

然而逮捕、审判、罚款、没收的效果终究昙花一现。尖锐的商品短缺仿佛永动机，扯着人往前跑。

“穿官衣的来啦。准备好50卢布！”——排队者望见警察一哄而散，等警察走了才返回原位。既然店门前不让站，那就躲在附近楼院、广场和花园。为了让新来者找准队伍，避免形成另一队，安排两三个人在队伍和人员聚集处穿梭带路。后来政府不光禁止站店门前，连楼院、广场和花园也禁止了，于是大家就分散排队，在电车站“等车”，或干脆在店外踱步，互相问话确定顺序。

НКВД报告说：

“小群人员和单个人员沿着街道、墙根散步”。

“情况如下：车站聚集约100-150人，拐角处达千人。有轨电车运行被扰乱，因为警察沿电车路轨列队维持秩序。8时许车站人群增加到300，忽然喊叫着跑向商店围栏，站在那儿排队”。

“莫斯科第2百货商店（集体农庄广场街8号），7点30分人群开始聚集，沿集体农庄广场街前后走动，途中围观工农红军部队5月1日游行操练。8点钟已经排起2500-3000人长队。店里只有棉布”。

“莫斯科第101百货商店（古姆，红场），晨8点之前未见排队，但古比雪夫街和旧衣巷有多人散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们在等待古姆开门。当商店开门时，街巷涌出大量人员冲向店门，瞬间挤满古姆”。

“10-12人小团体假装在商店所在街道上行走，部分人利用夜间营业的美食店，在里面待到早晨，试图趁销售开始前第一个进入商店”。

“从晨7点开始一些等候商店开门的人把自己伪装成购买肉类、牛奶和其他商品的顾客。他们看似拿着牛奶罐，实际进店不买牛奶，反而再次排队……排队买肉的人也伪装自己躲避警察”。

由于购买直达莫斯科的火车票很困难，人们改为购买经停莫斯科的长途火车票，在首都外小站下车，然后转乘郊区火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买完东西回家时，为避免大包小包引起盘查，他们派一个不拿行李的人买票，其他带行李的匿迹附近街道，算准开车前几分钟跳进车厢。

群众想法设法绕过人民委员会的限购规定，比如全家多次排队或到不同商店排队。有人把多买的东西藏于手提箱、缝纫机抽屉、毡靴、线帽和衣服下面，有人一拿到东西就做“毁形处理”——面包撕碎、面粉混入谷物，这样即便警察发现了也没招，因为商店不回收损坏商品。

苏联式排队的确是个多面体，无论人员构成或表现形式上皆然。斯大林统治时代的排队证明了：虽然极权制度运用镇压手段，仍无力保证秩序和服从法律（这与当今流传的神话正好相反）。物资匮乏条件下排队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往往是一种保命方法。终于，苏联式排队连同催生它的计划经济双双退出历史舞台。

引用和注释：

（儿按：太长，略）

延伸阅读：

1928年人民致《真理报》的信函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情况通报

1971年6月18日19点30分，切尔诺夫策州克格勃机关接到通知，称费季科维奇街一群青年举着带有某人照片和外文的标语牌招摇过市。在警察协助下拘捕全部16人。

被拘捕者：

1.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巴拉诺夫，1954年出生，第4中学10年级学生，非团员；

2.阿诺尔德·莫捷列维奇·施泰梅茨，1953年出生，建筑技术学校大一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3.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达维多夫，1955年出生，第4中学9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4.阿纳托里·尼古拉耶维奇·沙莫托夫，1953年出生，建筑技术学校大三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5.米哈伊尔·约瑟夫维奇·戈尔曼，1953年出生，暂时无业，35中学1970年毕业生；

6.谢尔盖·阿纳托利耶维奇·布尔津，1955年出生，14中学10年级”а” 班学生，共青团员；

7.米哈伊尔·阿列克斯·桑德勒，1952年出生，音乐学校大一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8.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舍伊宁，1953年出生，切尔诺夫策国立大学数学系大一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9.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格卢戈夫斯基，1953年出生，切尔诺夫策国立大学物理系大一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0.雅科夫·约瑟夫维奇·古德科夫，1953年出生，钢筋混凝土构件厂工人，共青团员；

11.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莫罗佐夫，1953年出生，暂时无业，共青团员；

12.莉玛·阿布拉莫娃·波利扬斯卡娅，1952年出生，函授中学二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3.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娃·拉夫列纽克，1954年出生，24中学10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4.塔季扬娜·格里戈利耶芙卡·德里格瓦利，1954年出生，24中学10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5.奥列格·列奥尼多维奇·罗什科万，1953年出生，铁路技术学校学生，共青团员；

16.维亚切斯拉夫·叶夫根尼耶维奇·维什普扬斯基，1954年出生，35中学10年级学生。

被拘捕者对警察解释说，他们聚集起来庆祝作曲家及“披头士”乐队歌手保罗·麦卡特尼生日，所以携带了从联邦德国《布拉沃》杂志剪下的此人照片。

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查明，所有被拘捕者都喜欢“披头士”的歌曲，爱听西方电台播放的音乐。受外国广播和电影影响，他们开始模仿“嬉皮士”。

被拘捕者塔季扬娜·德里格瓦利、柳德米拉·拉夫列纽克、亚历山大·巴拉诺夫自己解释说，参加聚集者打算成立“嬉皮士”社团，推举年长的阿诺尔德·施泰梅茨和莉玛·波利扬斯卡娅做领导，因为他俩十分了解“披头士”，酷爱其乐曲，但由于被拘捕已无法推举领导。

标语横幅系米哈伊尔·戈尔曼和根纳季·莫罗佐夫制作。

这些人原计划7月7日（“披头士”作曲家林戈·斯塔尔生日）在市内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披头士乐迷”游行，但被拘捕和进行预防性谈话之后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

上述“社团”并未制定明确的组织纲领。已将情况通报乌克兰共产党州委。

根据党和共青团组织决定，开除施泰梅茨、舍伊宁、沙莫托夫、桑德勒、格卢戈夫斯基、罗什科万的团籍和学籍。格卢戈夫斯基、古德科夫、莫罗佐夫、波利扬斯卡娅、施泰梅茨、戈尔曼、罗什科万因扰乱公共秩序拘留15日。

中学应届毕业生允许读完本学年，但操行评定不合格，这使他们一年内无资格领取毕业证书。

已对他们父母进行全面预防措施。巴拉诺夫、拉夫列纽克、维什普扬斯卡娅疏于管教子女，受党纪处分。

今年7月2日就此事制作播出了题为《人与法》的电视节目。

根据党组织决定，共青团市委书记米基丘克同志、第4中学校长罗夫捷同志和第35中学校长普里瓦洛娃同志因在青年人教育工作上失职，予以警告处分。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费多尔丘克

1971年7月12日

（资料来源：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馆）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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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苗·查尔内
（历史学家，记者）

今天经常听闻、读到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击败希特勒的国家居然有希特勒崇拜者公开上街？”提这问题的人显然以为他看见的纳粹分子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出现的。实际上，如今俄罗斯新纳粹分子的前身在苏联时代就已产生。只不过那时候他们被迫从事地下活动，秘密表达观点，而且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团体，他们没有自己的“史官”，所以流传下来的事迹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青年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纪念”档案馆、1979-1991年《苏联公报》等来源找到一些资料，足以查考俄罗斯境内希特勒徒子徒孙的主要活动。

“怪咖”和“政治家”

关于苏联纳粹主义团体的最早材料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后期，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代末可以找到几十个案例，记录了不同年龄段和社会地位的人（尽可能）公开宣称自己是纳粹主义支持者。这批人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所谓“怪咖”(стиляга)和“政治家”。“怪咖”基本是在校学生和青年人，在纳粹主义群体中占多数，精神上认同纳粹主义美学及其列队游行、对形体美的崇拜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目前所知第一个“玩票”性质的新纳粹团体是Ю.П.尤尔琴科（1939年生人）领导一群基辅中学生创建的。他们最初只把法西斯主义当游戏玩，后来决定组成纳粹主义青年团（形式上是法西斯主义，因为当时的苏联人很少懂得区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区别），名唤“SS维京”，宗旨是在苏联建立“国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强制实行社会主义，并且认为希特勒是个天才。侦办他们的刑事案件1957年12月终止，因为查明该“维京”团体成员除了胡打胡闹之外没有进一步行动。

1960年4月在巴库查获另一个亲纳粹团体。该团体成员是两所本地学校的九年级学生，他们开会讨论纳粹主义“优越性”和元首的“杰出思想”，反思德国“意外”战败的原因。其中几位学生家长社会地位颇高（阿塞拜疆地方工业部长、阿塞拜疆内务部核心机关成员），没料到孩子居然对希特勒生平兴趣浓厚，四处收集德国1930年代老照片，又缝制了一面带卐字的旗帜。然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游戏，所以他们最多能做到5月9日佩戴纳粹臂章去上学。

效仿纳粹的习气到了1970-1980年代蓬勃发展，一些中学生秘密成立“法西斯主义组织”。此种潮流的催化剂是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它是苏联影视业最早展示纳粹主义“宏大风格”的作品之一，同时将之“人性化”了。苏联当局很快意识到这种爱好相对无害，所以大多数“怪咖”一旦被党组织或共青团抓住，惩罚仅限预防措施，也就是叫到克格勃和区委/州委办公室训话。1985年克拉斯诺达尔逮捕的С.Л.谢尔巴耶夫大概是最后一个这种“怪咖”，此人听重摇滚，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自由人的敌意联盟”，而非“奴隶的友爱联盟”——也就是他所指的苏联制度。

跟“怪咖”不同，“政治家”不是被纳粹主义美学、而是被希特勒本人所吸引。“政治家”多数是心智成熟之人，个别人可能属于某个持不同政见团体。然而，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了解十分模糊，往往只钟情于一条：消灭犹太人。例如维亚切斯拉夫·索列涅夫，他退出维克多·波列诺夫的“俄罗斯人民民主党”之后，1957年制定“俄罗斯民族党”党纲，但根据波列诺夫的说法，索列涅夫的观点后来趋向缓和，1980年代后期开始呼吁区别对待“有害犹太人”和“有益犹太人”。

阿列克谢·多布罗夫斯基结伙成立的“俄罗斯国家社会主义党”也是亲纳粹团体，1950年代后期活跃在莫斯科。尽管多布罗夫斯基1990年代初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崇拜希特勒，可后来又声称对“纳粹党的手势和礼仪、德国人的精确性”印象深刻，他的朋友们则喜欢“战斗力、坚定言语、纪律、服从、符号和举臂行礼”。虽然他们的父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且战争结束不久，却丝毫不影响该党党员。多布罗夫斯基说他的支持者（当然还有他自己）认为害死百姓的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另有其人（换句话说，抱持战争对美国或“世界犹太人”有利的观点）。

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不迷恋希特勒人格。当回忆自己1958-1961年第一次在摩尔多瓦劳改营服刑以及同俄罗斯党卫军的关系时，多布罗夫斯基否认纳粹大屠杀，遗憾表示希特勒“是大自由主义者”。而按照波列诺夫的说法，多布罗斯基进了劳改营仍主张效仿法西斯路线杀光犹太人。同时多布罗夫斯基也有崇拜纳粹“宏大风格”的一面——曾在劳改营身穿党卫军制服拍照。

1963年沃罗涅日查获三名17-19岁青年人一年前成立的团体，自称：“国家社会主义秘密军事组织”，摆出一副要见血的架势。他们不仅庆祝希特勒生日、佩戴从战场遗址拾获的纳粹勋章，还渐渐囤积武器，准备战争爆发后打击苏联政府。搜查中至少缴获一支用自动步枪改造的短管枪。由于缺少资料，无从确定该团体被捕后的命运。

类似情况还有不少。例如1970年12月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某个姓连塔耶夫的工人张贴传单，写着：“我们的理想：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万岁！”1973年在押人员В.М.克拉斯诺夫向联邦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投寄“纳粹党纲领提要”，1974年另一名在押人员Ю.Е.巴库宁制订“国家社会主义党章程”——但不清楚这究竟属于头脑发热，还是为了被转移到政治犯监区而故意耍的手段。1981年阿列克谢·维坚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加里宁格勒（译注：今科罗廖夫市）成立“俄罗斯新工人民族主义党”，1990年代此人声名狼藉。

虚虚实实之间，还有个尼古拉·布劳恩（1938年生人，1969年被捕），当局对他的指控包括庆祝希特勒生日等。布劳恩同案犯之一阿纳托利·伯格后来说布劳恩一方面很喜欢研究希特勒，愿意听人家私下称呼他“元首”，但另一方面，庆祝希特勒生日是故意游走危险边缘的把戏，布劳恩似乎对此情有独钟。21世纪初布劳恩本人也自辩说庆祝希特勒生日乃是“为了让人注意他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而在法庭上这项指控被添油加醋变成了：企图炸毁列宁墓。

希特勒是艾森豪威尔变体？

翻阅这些刑事案件和回忆，不禁要问：为什么全国几十（甚至几百）人选择第三帝国元首做偶像？抗击第三帝国战争的硝烟才刚刚散去呀！

大胆猜想，这种选择是出于“逆反”。他们不相信苏联官方宣传成天妖魔化对手，抹黑杜鲁门、铁托、1956年匈牙利起义者和希特勒是一类坏蛋。他们视希特勒为共产主义死敌，认为他遭受了不公正诋毁，就好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样——许多“普通反苏人士”在此公身上寄予厚望。一些“纳粹分子”刑事案件能够直接证实上述猜想，比如1957年3月查尔朱市逮捕的М.Ф.日罗霍夫，他朝警察大叫：“希特勒万岁！法西斯主义万岁！美国万岁！”1958年7月逮捕的另一名被告干脆高呼：“艾森豪威尔万岁！希特勒万岁！”

而不清晰的反纳粹宣传导致这些人错误认知加深，例如1959年巴布什金市逮捕的某锅炉工相信：“希特勒是个聪明人，他想解放俄罗斯人民脱离奴役”。

结果，纳粹主义（确切说是法西斯主义，但那时候概念模糊）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替代品，主张坚决斗争共产主义，直到杀光苏共中央为止。我们可以在莫斯科石匠Б.С.布利诺夫案中看出这种认同，该人1957年被捕，曾议论匈牙利事件说：“如果我们有苏维埃-法西斯党，本人第一个参加，揍扁共产党员”。1967年第比利斯市三名中学生案（分别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则表明法西斯主义在反政府者眼中多么光辉：仨小子决心为终结苏联对格鲁吉亚的占领而奋斗，自称：“秘密法西斯组织”。

必须指出，许多希特勒崇拜者，包括“怪咖”在内，对希特勒思想之真意半懂不懂。举例来说，正牌国社党员几乎不可能接纳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但1960年查获的“巴库集团”成员大多数是这俩民族的人。1963年2月被定罪的犹太裔工程师格罗霍夫十分遗憾希特勒没能征服苏联，他这种思想更令人哭笑不得。

特殊国情……

波罗的海地区亲纳粹团体的发展又跟苏联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这儿的个别人崇拜希特勒有其特殊性，同当地民族独立运动，以及辩白战争时期服务党卫军、伪警察的所谓“战争英雄”的思潮紧密相连。例如1962年1月一群青年人在塔尔图市散发传单，帮当地法院审判的战时附敌分子说好话；1966年拉脱维亚民族运动一名成员在拉脱维亚国立大学教室画卐字；1967年两个立陶宛青年在利耶帕亚市跳伞塔顶悬挂卐字旗。1986年，拉脱维亚最后一个因反苏宣传被定罪的人：Р.希拉腊乌普斯称得上是这种情绪的最佳代表，他遗憾德国战败，因为波罗的海地区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认为如果希特勒战胜的话，他们的国家将有可能独立。

所以这些地方的亲纳粹言行表现得最突出。1969年4月11日塔林“莱奥莱奥”歌舞团在某集体农庄音乐会上表演了一支党卫军爱沙尼亚军团战歌。1980年9月22日塔林举办音乐会纪念本市解放，一群约20-30名青少年佩戴卐字袖章闯入会场，喊叫：“希特勒万岁！”

此外还有德裔苏联人和战时附敌分子惋惜德国战败的少数案例。

走向广场

虽然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苏联纳粹分子倾向于潜伏地下，但他们的“后人”八十年代初却突然高调亮相。目前可确认的是，莫斯科市新纳粹进行过两次公开活动。

1980年4月，10年级学生维克多·亚库舍夫（17岁）和一群同班同学跑去“巡查”莫斯科犹太教堂，他们身上仅有的纳粹服饰是靴子和黑衫。亚库舍夫本人表示他和朋友（10-12人）“只是看看”，表达“俄罗斯人对犹太人的兴趣”。他们的行为当时并未引起公众注意。

两年后发生的另一次事件，即普希金广场新纳粹分子示威，却被各家报纸广泛报道。最先刊登此事的是《苏联公报》，它是异议人士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在慕尼黑运营的。《苏联公报》报道说：10-15名高中生身穿带卐字的黑衫于17点、19点两次现身普希金广场，其中二人（或称六人）被警察抓捕。后来的报道进一步称：示威期间“俄罗斯”电影院有人散发新法西斯传单，这些人的头目稳坐高尔基街对面的“里拉”餐馆指挥手下，后者很快跟围观群众扭打撕扯。巴黎出版的《俄罗斯思想报》对此报道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一群青年企图在莫斯科市举行‘法西斯主义’示威。当天傍晚普希金广场聚集大批年轻人，一边是穿黑衫、剃短发的‘法西斯分子’，其中一些人佩戴卐字徽章；另一边则是各足球队、冰球队的球迷。本次示威活动事先已传扬开来（莫斯科学校老师警告学生4月20号不要去普希金广场，结果起了反作用——而这可能在当局意料之中）。据目击者讲，示威刚开始，‘法西斯分子’和球迷就打成一团，引起路人驻足。警方长时间观察不干预，最终抓捕了一些‘法西斯分子’和球迷”。

有传闻说苏联存在几个小型法西斯主义青年团体，其成员主要是党内高级干部家子女。可想而知，此类团体在曾被战争重创的国家肯定不受欢迎。与其说“官二代”们同情希特勒，倒不如说他们同情这个缺乏真正领袖、强大权力和钢铁纪律的国家。

无论如何，这些“表演”终究具有很强挑衅意味，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如前文所言，普希金广场示威事先已广为人知，当局很可能会利用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性质来诋毁人权运动。

然而著名的俄罗斯右翼激进分子研究者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对此事的描述要平淡许多：“……一群高年级学生，人数不超过15个，在人权活动家最喜欢的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孩子们多次同时抬右臂行‘罗马礼’，一字一顿地（小声）说‘希特勒万岁！’。事后亚库舍夫自吹自擂，称他本人虽未在那个光荣的日子亲临普希金广场，但示威者都是他的徒弟和追随者。”

总结上面三种描述，不难发现这次新纳粹示威事件真是一场烂戏。几乎刚开始就变成对立年轻人互殴，有人受重伤了才被警察制止。虽然逮捕若干名，却不知是否起诉定罪。

但无论如何，普希金广场这种地方闹出这种风波，本身就冲击着首都知识分子和西方媒体的观感。亚库舍夫1980年“巡查”犹太教堂的旧案被迅速翻出来。同时《苏联公报》开始连续报道1980年莫扎伊斯克市审判18名新纳粹分子案、1981年11月1日库尔干市百余名高年级学生穿戴卐字服装和袖章呼喊“法西斯主义救俄罗斯”示威事件，以及南乌拉尔斯克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列宁格勒市（喀山大教堂附近）“等其他地方”发生的新法西斯主义活动。尽管正如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所言，这些报道往往基于未核实消息，也就是道听途说，但经由“西方之口”重复，就成了言之凿凿的事实迅速传遍苏联，仿佛境内存在一种强大的法西斯主义军事化组织。1983年1月已经有人询问“知识”协会的讲师：下塔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基辅是否真有青年人“呼喊纳粹口号”。虽然亚库舍夫自己说过：“没有组织，没有名称，没有结构，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简单，无非读几本关于德国、关于当代新法西斯主义的书……”后来，种种传言彻底扭曲了普希金广场示威事件目击者的印象，例如在亚历山大·列克姆丘克的回忆录中，案发现场变成了“纪念希特勒生日大会……大家都穿一种衣服，互致‘希特勒万岁！’，佩戴卐字袖章”——这种场景更符合1990年代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根据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的证言，1983-1986年每年4月20号之前莫斯科大学集体宿舍都会传出风声说“普希金广场将有法西斯示威”。于是最活跃的大一新生并肩奔赴诗人纪念碑“打纳粹”，到了地方发现除警察和共青团员纠察队之外概无闲人。有时热心学生会被抓去警察局，发生如下对话：
— 你来干什么？给希特勒过生日？
— 不，恰恰相反，我来打击法西斯分子！
— 傻冒！苏联没有法西斯。你如果想跟他们斗争，去你们学校共青团员纠察队报名吧。

“反法西斯斗士”警惕性高涨，1982年差点儿揍了一个名叫“奇怪游戏”的新组建乐团。观众被乐团成员的装扮惊到了，因为社会流传纳粹分子也喜欢打细领带、两鬓剃光。结果，“奇怪游戏”很长时间不敢演奏进行曲，惟恐洗不清嫌疑。

那么问题来了：尽管1982年不是进行示威的最好时机，究竟什么原因促使苏联的“希特勒迷”公然走上广场？为什么之后不再重复呢？

西方的苏联研究者宣称这次示威是苏联体制开始法西斯化的征兆，认为党和克格勃内部的集团是青少年纳粹背后推手。但后来的事情表明这种论断站不住脚，因为研究者们无论如何找不到组织内部存在这种“集团”，当年的领导人们也没在回忆录中提起过。

然而考虑到新纳粹分子的高调举动和强力部门的消极态度，不妨假设幕后有克格勃身影。此外，根据当年内务部消息灵通人士口头提供的情况，国家安全局代表早在1970年代末就禁止内务部对现存的法西斯主义团体采取行动。所以，示威是否另有目的，即新纳粹只是稻草人，用来吓唬那些对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深感不满的民众。

有意思的是，当局千方百计不让人议论新纳粹示威。例如1982年4月26日莫斯科印刷学院预科班政治消息课上，学生П.马斯洛夫开始谈论新纳粹示威，说他本人也在现场。党史女教师立刻找来克格勃官员格拉乔夫，后者告诫马斯洛夫和朋友：“学生不该参与打击法西斯，有专职部门干这事”。最后马斯洛夫险些被开除学籍。同时，从官方渠道泄露的消息辗转登上国外俄文报纸。对纳粹德国暴行记忆犹新的老前辈自然更愿意站在政府一边，暂时忘记“生活困难”。

改革后时期发生的事情使我们相信上述推测确实可信。根据《俄罗斯的纳粹主义》作者维亚切斯拉夫·利哈乔夫的说法，安全部门曾经照此炮制“俄罗斯民族团结”(РНЕ)，增强该组织实力，在某些时候（如1993年10月）派其扮演稻草人。当其创始人、头目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独立单干之后，РНЕ被迅速边缘化。

除利用示威者扮演稻草人外，新纳粹表演也是当局全面加强管控青年社会团体的好借口。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体育人、尤其练武的“守规矩”。根据《苏联公报》一篇报道：早在学生示威前，家长们就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被警告说目前有些亲纳粹团体打着各种体育俱乐部旗号成立。1984年政府下令禁止教授空手道。于是乎，原先散播的所谓体育社团是法西斯“干部熔炉”的说法也成了坚实论据。随后，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情报机关开始打击不合心意的音乐，宣布一些乐队是“法西斯主义”。

浮出水面之前

至1980年代中期，纳粹分子已经成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市传说的常见角色。甚至有关于法西斯妖怪的儿童恐怖故事。可惜，除了一则1982年6月一群穿卐字夹克衫流氓破坏夏园大部分雕塑的费解证词之外，没找到1980年代前期列宁格勒新纳粹活动的其他文献证据。随着改革开始，新纳粹不再是神话。我记忆里，《鳄鱼》杂志1980年代末发过几篇文章绘声绘色描述他们，但那时候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开放政策唤醒了政治生活方方面面。少数“纳粹分子”很容易融进“纪念碑”、“维涅季”、”РНЕ”之类社会团体中。纳粹分子在城市传说中的地位则被“柳别尔”取代。

1987年新纳粹自己浮出水面，4月20号希特勒生日，两队17-22岁青少年身穿黑衫、臂带卐字，沿涅瓦大街和“起义广场”地铁站附近齐步游行。同日彼得戈夫也出现类似示威。新纳粹大规模亵渎犹太人墓地的墓碑昭示他们“出水”，4月17、20两天140个墓碑遭破坏或涂污。4月25日一群青少年呼喊“打倒犹太人，拯救俄罗斯！”企图砸烂列宁格勒犹太教堂。参加这些行动的以职校学生居多。列宁格勒新纳粹头目叫罗曼·博伊佐夫。前一年也就是1986年，列宁格勒警察局对本地新纳粹游行示威、亵渎坟墓和打砸企图熟视无睹。

当局对新纳粹的追捕也几乎停止了。最后一起侦办的纳粹宣传案1988年立案，塔林市逮捕策划组织“爱沙尼亚民族法西斯党”的С.若尔丁，但“由于情况变化”而撤案。

引用和参考：
（儿按：太长，略）

延伸阅读：

苏联1953-1984年部分社会骚动

苏联都市传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不管什么时代，一些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滥用权力，无论他身为国家领导人或基层执法者。现存信件显示，苏联部分警察把赫鲁晓夫的“解冻”歪曲成了“劫动”。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古科沃市Н.波利亚科夫的信：

6月15日星期六，“古科沃煤业”托拉斯15/16矿井的几位工人决定出城玩一天。就在去兹韦列沃站途中，我们的车被兹韦列沃警察局醉酒警员拦截，没收司机的行程单。当我试图询问他为何这样做时，叶尔米洛夫警员用皮靴踢我胸口，接着把我拖下车。然后叶尔米洛夫拔出手枪要杀人，同志们冲过来把他的枪打掉了。此事报告给兹韦列沃警察局长，但他处于酒后不冷静状态，未查明情由，反而在小孩面前（我们和家人共同出行）破口大骂，威胁让我们坐牢。事实上，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本人，以及古科沃第1建筑工程局高级施工员И.Я.博利涅尔和同一部门施工员С.С.希多格利泽被殴打并拘留。后来叶尔米洛夫警员持铁器打我左眼，传唤审讯时又多次打我。直到凌晨2点录取书面口供后才放我们回家。我被打得失去工作能力，在古科沃门诊部治疗很长时间。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斯科市Н.谢廖金的信：

6月24日我和兄弟去电视机修理部。在巴巴耶夫工厂站登上40路公交车时，突然有人抓我头发向下摁我头、反剪我双手。我问为什么袭击我，听到一通脏话回应。然后我发现袭击者是警察，其中包括警员叶尔绍夫上尉。他们把我拖到沥青路上，打断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扔进一辆车。后来我在莫斯科第98警察局苏醒，他们对我进行搜查，拿走我的共青团员证和通行证。我在警察局关了几个小时，有人告诉我抓错人了。第二天早上救护车把我送到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我被诊断为“脑震荡”，住院10天。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诺夫哥罗德州赫沃伊诺耶镇Н.П.斯坦丘科夫的信：

1957年7月2日在赫沃伊诺耶镇“海燕”体育场，警员晓戈列夫走到我面前让我给他买伏特加。我没给他买伏特加，然后警员斯米尔诺夫把我抓进警察局。他二人都喝醉了，砸坏我的假肢，撕破我的外套、上衣和内衣，把我赤身裸体用绳捆着打。
我向地区和州警察局投诉，可他们未采取任何措施，斯米尔诺夫警员反而对我立案，威胁要驱逐我和全家。请保护我不被警察欺辱。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洛杰奇诺市Г.С.达什克维奇的信：

1938年出生的共青团员В.П.斯卡宾被打伤，住进莫洛杰奇诺铁路医院。他说，打人者是莫洛杰奇诺警察局警员。
他说：1957年8月18日跟同事们分手后，独自从市公园回家。快到家的时候遇见一个警察，反扭他胳膊打他，接着吹响哨子，又跑来三个警察群殴斯卡宾。打他的腹部、后背和脸，昏迷失去知觉，在警察局剧痛苏醒。
市警察局长说可以放过他，警告斯卡宾不准把挨揍的事告诉任何人，甚至让他写了字据，表示他斯卡宾不对警察局提出任何索赔。
我们惯常认为警察是秩序维护者，但胡乱打人算什么秩序？这是第二起案件。1938年出生的В.П.维亚尔6月22或24日也被警察殴打，抢走随身手表一块，至今未归还。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科特拉斯市Е.А.沃罗比约夫的信：

1957年7月18日，我和“诺金斯克号”轮船水手В.库尔涅科夫、Н.П.马肯、Д.斯米尔诺夫四人在科特拉斯市河运站。
17点左右一个少校（不知其姓名）领着7-9个警察走向我们。不警告，也没检查我们证件就扭我们胳膊。我们问什么事，对方不答，反而打我们脸，把我们拽进科特拉斯市河运站派出所狠揍，拳打脚踢。我和同事呼救，河运站派出所外人群越聚越多，这时殴打才停止。警察把我们塞进一辆封闭式汽车，拉去市警察局。我们在车内继续遭殴打。
我两眼乌青，左臂肘部破裂，鼻子断了，同事们和我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我两天站不起身，还咳血。
被抓之后五天才送我们到科特拉斯第2监狱，十天后才让我们去科特拉斯医院诊治，但接诊大夫跟警察谈了很长时间话，没给我做检查，写证明说我未受伤。
科特拉斯警察打人的事情并不罕见。1957年4月15日公民В.扎波尔斯基（家住卢那察尔斯基街53号）在看守所被殴打，1957年7月6日施皮岑斯基厂工人М.Д.波波夫和其他几名公民也遭殴打。
本人至今仍在科特拉斯第2监狱。没有任何调查。请帮助加急处理我的投诉。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利沃夫市А.К.萨兰丘克的信：

利沃夫市发生如下案件：4月6日-7日公民Б.П.沃隆离家未归，4月7日他夫人卓雅·沃隆娜得知噩耗，丈夫因突发心脏病死于利沃夫第2警察局醒酒所，遗体在停尸房。
沃隆的夫人和母亲看到死者遍体鳞伤，几乎无法辨认，当时只有36岁。
于是死者亲属从基辅请来法医检验，发现：两根肋骨骨折、肾脏受损、鼻梁断裂。
对负责该醒酒所的警员提出刑事诉讼。
庭审期间查明，Б.П.沃隆在醒酒所遭三名警员殴打。庭审中出示两份文书：第一份声称沃隆是在轻度醉酒的健康状态下进入醒酒所的，第二份则称沃隆被送到醒酒所时烂醉如泥，死于心脏病。
这两份文书都是古尚斯基医生在同一天起草的，但第二份晚了几个小时，也就是沃隆死亡之后。大概他们忘记销毁第一份文书。
许多曾进过醒酒所的出庭证人描述了警察如何殴打被拘留者、如何在男人面前剥光女人衣服，以及不归还查扣的公民贵重物品和钱款。庭审还发现许多被拘留者抓进醒酒所时并未饮酒。
现已查明，醒酒所是经济核算制单位，有特殊的“生产财务计划”，因为每接收一个人可得40卢布。
一些证人告诉法庭，他们曾向市和州警察部门投诉醒酒中心的虐待行为，但投诉没得到回应。
法庭判决导致Б.П.沃隆死亡的罪犯刑期不等的监禁，但纵容此等恶行和胡作非为的领导干部也应受惩处。

延伸阅读：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警民冲突骚乱

1961年比斯克警民冲突骚乱

1980年代讥讽警察的俏皮话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亲爱的读者，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苏联餐饮业后厨偷肉、偷酸奶油的黑幕。今天咱们放眼观瞧，看看苏联其他经济部门从业者是怎样职务侵占的。

首先，从理论上谈谈社会主义条件下大规模盗窃的不可避免性：

国有化、集体化、取消私有财产权之后，苏维埃国家一切都归党的官僚掌握。百姓除镣铐外一无所有，苏联之父列宁同志看着是好的。根据他的伟大教导，恰恰是穷困潦倒的乞丐、无产者正确看清了人类历史必由之路。而那些资本家、有产者，整天吃野味、吃菠萝，猪油迷了眼。农民，由于其生产的私人性质，倾向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妓女，卑劣又腐朽，甚至不算个阶级。

为擦亮双眼，特规定全体苏联人属于身无长物之无产阶级。资本家枪毙一部分——免得妨碍人类福祉，“剥夺”一部分——很快淡化为遥远记忆。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和奶牛，成为农村无产者；知识分子不再享受非劳动报酬（例如发明奖励上限20000卢布），成为脑力无产者。

由于被剥夺了私有财产权，无产阶级群众领悟到“周围一切都是人民的，人民的就是我的”，对此深信不疑。无产者拿点儿东西，怎么能叫偷呢？叫“共产”！当然了，共产什么主要取决于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

苏联商业工作者

食品售货员耍各种花招坑害顾客，比如包装材料计入重量和缺斤短两。撒漏、干缩、破碎、腐烂……都是销账好名目。“省”出来的生鲜货带回家自己享用，耐储存的拿去换日用工业品。

工业品售货员擅长“后门交易”、“柜台下交易”。比如商店进货一批捷克鞋，显然苏联人人都爱捷克鞋，但除了“布尔什维克厂”的“老头鞋”，买不到别的，因为外国货根本不上架销售。捷克鞋私下加价转让给熟悉的“贩子”、“倒爷”，他们拿去莫斯科之外的大小城市跳蚤市场，二次加价兜售。爱美的、赶时髦的人省吃俭用打扮自己，逛市场逛出了精品店扫货的感觉。

更巧妙的办法是走寄卖商店。这种商店转售“小白桦”出来的高级货，远洋水手捎带的舶来品、走私货，从住宅偷的好东西（赃物），以及国营店售货员私藏的稀缺品。

售货员做贼的另一种特殊形式叫“以物易物”。就是你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你的商店，以“国家牌价”卖给她，她也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她的店里，以“国家牌价”卖给你。这样一来就不必去跳蚤市场找投机商加价购买，所以你俩都“赚了”。

苏联工人

你说，要怎样从机器制造厂偷点儿有用东西，又如何在保密企业神不知鬼不觉盗窃？

我曾在一位受尊敬的苏联工人的储藏室看见如下物品：硬质合金钻头、各种目数金刚砂纸、氧化铬研磨膏、昂贵的成套针矬、切削螺纹的丝攻和丝板、凿子、各式金属丝（包括镀铬丝等）。您可能会问：他要这些干什么？不是每样东西都能随便买到。此人喜欢在家做手工，几乎每件家具都是自己亲手造的，还会用白铁丝给女人打首饰。顺便告诉您：别人家餐具橱放小象玩具，他家放涡轮叶片。

汽车工厂零配件失窃的数量很大。打个比方，假如“日古利”特别容易断裂的凸轮轴又缺货了，请到全国任意跳蚤市场选购。

简言之，广大人民群众从工厂盗取一切自家可用的东西。社会上管这号人叫“孽孙”，当年创作不少讽刺作品揭露他们。当然，肯定不是人人都甘愿做贼，毕竟这种行为既犯法又丢脸，可架不住许多人不在乎。

举本人经历为例，我不止一次见过占小便宜的家伙端出糖果店偷的大块巧克力，还曾买过一米长未切割香烟，显然是卷烟厂流失的。

熟食店员工把小灌肠缠绕身上，外面套件衣服——这时候就知道胖婶的妙处啦，不显眼嘛。汽车厂员工想要曲轴和配重块，曲轴挂后背，配重块挂前胸，皮袄一裹慢慢走，少眨眼，要看起来轻松愉快。您如果跟本厂开卡车运垃圾的驾驶员搞好关系，能偷的就更多了。

盖别墅的工人偷建材、工具和工作服，直接拎走就行。您家附近若有建筑工地，花几十卢布随随便便就能找他们买几立方混凝土砂浆和砖头。砖头按“碎裂”在账目上注销，但我认为砂浆根本没法算，天天有凝固浪费的。

货车车厢不挂锁，否则钥匙就得两地送。车门用铅封，但铁路工人懂得怎样撬开拿点儿东西再原样封好。众所周知枕木是建造温室、澡堂地基甚至整间别墅的优质材料，所以丢得特多。

某位装卸工对我讲过他的故事，当时我俩边休息边喝刚从卡车上偷的梨汁汽水。此人曾在乳品厂工作，围墙隔壁是酒厂。午休的时候，一袋袋牛奶和奶渣扔过去，装满酒的橡胶容器飞过来，喝完掷还人家。他是酒鬼，遂在邻厂谋个职位，畅饮之余用热水袋往家偷。有一次他跟司机合伙偷走一大桶，俩人连喝一星期，被开除。

再讲个活生生的例子：炼油厂开出装满汽油的罐车，驶入调车场。场站检查发现有泄漏，指示司机移动到另一条铁轨，同时通知炼油厂。厂代表今天过不来，60吨汽油泄漏到树林附近小沟，漫溢周边空地。铁路编组员和调车场司机看到这种情况，自己拎着油桶走向罐车……不久他们出现在调车场旁边公交站，把汽油卖给私家车主。既然罐车泄漏屡屡发生，调度员和场站经理也参与进来分一杯羹，只要尝到甜头，就开始蓄意破坏罐车。

苏联集体农民

集体农庄庄员也是能偷尽偷，包括粪便，这玩意儿在别墅度假者中间是畅销货，每车大约50-100卢布。有一回我和朋友喝醉了，临时起意到某个国营农场的大学同学家拜访。次日酒醒，我们六个人饱餐一顿丰盛午饭，有鸡肉沙拉、鸡杂面条和炸鸡块。同学他爸自豪地问：“你们猜猜老爹在哪儿上班？”我们说：“养鸡场啊！”

庄稼汉要盖房，就到当地林业局的土地上锯树，或者到木材厂偷板子。我小时候跟村中顽童偷过黄瓜，还曾在克里米亚偷葵花子，装满了“扎波罗热人”的后备箱。还有一次偷玉米，因为想煮着吃。当年我虽是小孩，但记得并不认为偷国营农场大田是犯罪。到别人后院偷才叫犯罪，我也干过——偷人家苹果。但其中动机是故意犯浑，我们知道自己在做贼，感觉很刺激。

驾驶员

驾驶员们拉什么偷什么，无论苹果或伏特加。然而最主要的是偷时间和汽油，把公家车用于私人营生，叫做“赚外快”。您搬家没车试试？而且找不着搬运工？这时候朋友托朋友，花几个钱就能解决难题。谁家有辆“伏尔加”，简直是香饽饽。出租车供不应求，收费便宜得多。

说到开出租的，没几个清白。首先，出车不开计价器，钱直接装自己兜里；其次，他们要按照各项规定向车队维修工和清洁工付费；第三，在汽油和零配件上动手脚。他们根据需要贿赂身边所有人，包括警察。

甚至电力机车司机也赚外快，想不到吧。有一次我坐在电力机车驾驶室跨城旅行，因为车票难买，多给司机十卢布无所谓啦。

苏联知识分子

您以为医生不偷吗？我朋友的妈妈当大夫，她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悄悄喝她拿回家的医用酒精！

但我觉得老师不偷，学校有什么可偷的？

动物园员工偷饲料，还记得“狮子吃不饱”的传闻否？肉的情况我不敢乱讲，但亲眼见过女员工白天拿胡萝卜、卷心菜喂猴子，自己晚餐吃胡萝卜卷心菜沙拉。说实话，我没法责备她们，这些人大学文凭，开80卢布薪水，纯粹凭着一腔热忱忙工作。

如果设计师没机会到试验单位就职，只好偷“科希诺”牌铅笔、橡皮和回形针。如果有机会，那就随大流偷各种钻头和“美国真金”做首饰。

大客车载着工程师们到集体农庄菜地收卷心菜，巡逻队在外围监视。回城途中客车被截停，搜出一包又一包卷心菜。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帮集体农庄无偿劳动，拿点儿胡萝卜、土豆是大家普遍默许的，连领导都不说什么。

不过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偷公家东西的机会较少。

手工业者

由于商品和服务短缺，一些手工业者略尽绵薄加以填补。他们从工厂车间偷出材料，制造不同于苏联垃圾的东西，或者修补这些垃圾，或者复制垃圾。

比如一切电器都有周期性故障。今天的消费者早已习惯一台电视一直用到坏换新的，可苏联电视每年至少坏一次。如果您说您家的“地平线”到现在还能看，请解释解释为什么当年开了那么多修理店，店内堆满那么多家用电器。

等候电视修好少则一月、多则一年——您翻翻旧报纸就知道了，“生活服务社”差劲到允许大家顺便批评的程度。所以某位工程师从军用通信设备厂偷点儿星级元件，收少许费用帮人装到电器上，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业外人士看到这儿或许不明白，是这样：材料生产中的零件品质取决于公差，比如标称值百分比。苏联电器元件使用同样的流水线生产，但品质最好的（比如电阻接近标称值）打上星号供军工厂，次好的供民用工厂，最劣的进入修理店和零配件商店。所以，使用盗窃零件的家庭修理师傅只需更换四只功率晶体管，就能显著改善您“奥德赛”牌放大器的可靠性。

还有给脆弱、弯折的苏联木门包裹保温材料的师傅，用的是赃物人造革、工业用棉和家具铁钉。我记得这些东西直到九几年才有公开销售。您找找老房子看看，门几乎都包过，除非换过铁门。

地下商人

苏联式盗窃的最高境界是建立秘密制造业。关键在于那年头无需营销、品牌和什么推广招徕顾客。普通人有钱买不着好货，任何比苏联国标狗屎稍强点儿的东西必有人求购——当然国标狗屎也不愁卖啦。地下商人用失窃材料造出东西，通过已买通的商店经理销售。

干这种事不要求高超智慧，您所需的一切东西都由于管理不善摆在明处。写到这儿必须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始终存在库存过剩问题。国家计委规定产品目录，如果长筒女靴过时了，还可以继续生产两年，送去减价商店和农村商店再卖四年。

九十年代我结识几位曾经的地下商人，他们为苏联石油工业制造设备，其网络包括研究所和工厂。我不清楚人家怎么运作的，但从本质上讲，譬如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闸阀，想办法把它卖给采油的就行了。九十年代他们直接收购工厂，告别了管理不善，却又遭遇新问题：敲诈、征税、保护伞……

总结

写这篇文章绝非贬低苏联各族群众，我的用意恰恰相反。某甲偷某乙历来是犯罪行为。只有把国家厚颜无耻攫取人民的全部财富偷回来，才不受人民谴责。

苏联人集体盗窃，因为没有主人，劳苦大众沦为赤贫乞丐，排队入住国有公寓，在国营工厂打工糊口，失去发小财的权利，留不下像样东西给子女，攒够棺材本就是好奔头。从本质上讲，干部官僚同样是乞丐花子，对工厂或集体农庄态度冷漠。苏共中央委员领导一切，但什么也卖不出去，所以拿着国家纯粹用于炫耀，比如导弹越造越多，跟美国人争风吃醋。

共产党人自己明白这一点，甚至想出个术语“管理不善”(бесхозяйственность)。真奇怪，起初把主人赶尽杀绝，之后又抱怨主人缺席。

您会说今天他们偷的比过去多万倍，不错，但如果他们在大半个世纪生活中，偷国家一点东西贴补家用不以为耻反为荣，怎么拦着人不偷呢？大家都知道，全苏联的消防柜除悬挂灭火器、长杆钩、斧头之类应急用品外，必备一两个倒锥形水桶。这种桶子底部尖尖，不是寻常那种平底，不能直立放置，应该没人偷。可我亲眼见过奥尔忠尼启则市（弗拉季高加索）中央市场旁边“赫鲁晓夫楼”某户阳台外面挂着一排尖底桶，当花箱用，颜色涂的很欢快。再过一个世纪原苏联的人民才会停止盗窃，开始认同国家、爱护国家，因为它对自己有益。

而且，唯有这种苏联残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人继续糟蹋住宅楼刚装的单元门。似乎入户门里面的才是自己的，外面的都是“国家的”、“无主的”、“敌对的”。

再者，骂苏联不必然等于赞扬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反而可能意味着不希望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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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贩暴富殒命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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