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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1969年12月1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秘密

同志们！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年度计划和预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文件是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决定着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祉的发展。但我想，如果说下个年度的计划和预算尤为重要，那大抵是不会错的。这首先因为1970年是当前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整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来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其次，1970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和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已经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明年的主要任务，并总结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总结全会工作之际，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强调随着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临近而变得尤为紧迫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近年来活动的初步成果，也有我们在制定未来计划，特别是新的五年计划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至于对五年计划前四年工作的评估，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下：

— 过去四年的主要经济成果在于，今天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党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将能够完成；

— 这些年的主要政治成果在于，我们党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三月全会、九月全会（1965年）和五月全会（1966年）上制定的方针路线，确保了在加强我国经济潜力和国防能力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和不足。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呢？

如果仅仅强调总体数字和成果，仅仅关注我们成就的规模——这些成就确实巨大，那么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其他一切都可以被忽略，都可以视作“生活中的小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的不足、困难和问题并非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阐述。

或者可以换一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困难和不足上。这样就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确保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等方面，几乎每一处都很糟糕。

但这样做更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实际是无视党和人民所做的众多工作。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过去四年做了什么。为发展国民经济投入了近2600亿卢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约250亿卢布。固定资产，即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增加了32.8%。与上一个计划的前四年相比，过去四年的年均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8%。我们有资格将之视为经济进步综合指标的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过去四年我们建造了超过4亿平方米的实用住宅总面积。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25.9%。苏联的国防能力空前稳固。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得到加强。

总结四年来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在我们这个辽阔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完成了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党和苏联人民正在解决多么轰轰烈烈的任务。这四年来取得的成就应该使我们所有人由衷自豪。

这意味着人应该平衡且全面地评价自己的工作，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当前的困难、不足和问题。我们也必须坦率地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但可能会发展成负面趋势，令我们付出沉重代价。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明年把全部问题统统解决。但是如果不从现在就动手，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往后的工作。在我们开始筹备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年度里，牢记这一点尤为重要。

首先，我想列举我们面临的几个最大困难。经济增长有减速的趋势；基本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太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给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造成了严重压力。

但仅仅列举困难还不够。В.И.列宁曾强调：“我们不仅要谈论总结报告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要谈论在此期间吸取了哪些政治教训——基础的、本质的教训——以便正确决定下一年的政策并有所收获”。所以，不但要指出缺点和困难，还要正确寻找并分析原因。

我们大家都明白，许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且为数不少。众所周知，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复杂局面，例如：美国侵略越南、中东战争、与中国关系恶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大家知道，这些事件不仅是对我国的政治考验，同时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当然也是计划外的额外负担。

同志们，你们都明白，我国无法回避这些开支——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放弃履行我们革命的国际义务。这些事情同样直接关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苏联人民的民族利益。如果我们不帮助挫败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中东的阴谋，等于鼓励美国及其盟友在更靠近我国边境的地方发动新一轮挑衅行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巩固东部边境，中国的领导人就会在武装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我们没有挫败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计划，那么北约军队很快就会直接部署在我国西部边境。

我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过去两年的气候条件对我们不利。变幻莫测的天气和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我不想在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耽误时间。

接下来谈谈造成我们困难的第二类原因，这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发展有关，与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关，它不允许我们再沿用旧方法工作，而要求我们采用新方法和新解决方案。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显然无法一蹴而成。过去的经验在这里没多少参考意义，而新方法则必须通过坚持不懈、顽强努力和艰苦探索来掌握，正如人们常说的“身自为之”。如果细想想最近几年的经验，其实无不充满了这样的努力和探索。

因此，我想重点谈谈我国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当前的计划有关，也是苏联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В.И.列宁教导我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要寻找关键的、主要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形象地说就能纲举目张。这样的方法如今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一个更高质、更复杂的经济体系的道路。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以便集中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主要注意和力量。

我党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主要方向——而且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几年前我们就得出结论：决定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苏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全会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农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重要决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也为此通过了许多相关决策。

这些措施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它们显然还无法全面解决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更何况现实生活不断提出许多新任务，需要进行认真讨论并制定重大决策来应对。

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已成为真正关键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还能够主要通过数量因素，即扩大工人数量和提高资本投入来发展国民经济。然而这种所谓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实际上即将结束。

如今每十个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九个已经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尽管如此，各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另一个经济增长来源：增加投资率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也有其局限性。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任何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做法自然只能以牺牲消费率为代价。可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这样做。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依靠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强度。不仅要通过新的资本投入和扩大工人数量来提升产量和产品品质，而且要越来越多地通过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以及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工作时间、每一台机器和设备、每一克原材料和燃料来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这是一个不断平衡开支与成果的问题，要确保新投入的每个卢布都能带来最大回报。

这不仅是发展我国经济、解决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劳动者福祉、赢得世界两大体制经济竞争等基本社会政治任务的主要途径，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所以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约2-2.5倍），以及新的积累。舍此别无他法。

同志们，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目前的条件在这方面提出了何等艰巨的任务。就以同资本主义的竞赛问题为例吧。这种竞赛有各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顺利完成了在某些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例如钢铁——我们已经跨过了1亿吨这一宝贵里程碑。要达到美国目前的数字——1.2-1.25亿吨，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其他一些产品的情况也不错。

但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最终结果是由另一种指标决定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你生产了多少产品，还在于你以什么价格生产，即以何种程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生产。列宁强调过，这才是最终决定某种经济体制的经济优越性、决定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因素。两种制度竞赛的重心就在于此。

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些庞大而复杂的任务，我们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些任务摆到了台面上。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我们谈了加快科技进步和广泛、及时地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必要性。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专门研究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因此我就不详细阐述这个主题了。

今天我想谈谈另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果断改善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证明此事的重要性——若没有良好的管理和完善的组织，无论是资本投入或新技术，还是工人和集体农民的无私奉献，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劳动如果没有高度的组织性、不能保证严格的纪律、不对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工作给予公正评价，不能把千百万劳动者的努力凝聚成一股统一的有目标的力量，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深知：发展任务越复杂，制造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对于任何管理和组织上的混乱就越敏感。这使得改善计划管理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这一任务首先对那些在我们经济结构中占据关键地位的部门提出了严峻要求。

各部委是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我们恢复了部委的设置，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部门领导就无法有效管理经济。当前的任务是各部委要尽快掌握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高效而灵活地管理相关行业，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基本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全面激励机制，促进新型先进技术的生产。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刻不容缓。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整个计划机构在我国经济中承担着巨大责任。然而它受到了严厉批评。特别是在讨论1970年计划草案时有人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处理经济发展的主要比例和国家某些经济区域的综合发展方面工作薄弱，对经济发展的现状、主要趋势和前景缺乏深入分析。这被正确地认为是导致国民经济中跨部门和部门内部不平衡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尤其体现在冶金和机器制造、燃料工业和能源、运输和运输量等重要综合体的发展方面，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基本建设规划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人们提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应当重视这种批评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们注意另一个看来特别重要的问题。我国经济任务的体量和规模已经要求采用新的、更高水平的规划方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充分掌握这些方法。这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也有助于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36000家工业企业在新体制下运行，它们生产了超过83%的工业总产值和91%的利润。不久之后我们还将把基本建设纳入新管理体系。现在的任务是要为进一步实施改革制定一套明确的长期计划。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将转变为相互联系的综合体，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系统。

同志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目前所有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本身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经验丰富、多才多艺的管理者也不能再因循旧办法、仅仅依靠直觉和常识进行领导了。管理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必须尽快地、尽可能深入地掌握这门科学，即使身居管理要职的人也必须努力学习。

管理体系基于这门科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特别是与信息收集、快速处理和分析相关的各项工作方面正在不断优化和完善。

顺便说一句，同志们，有必要提醒大家В.И.列宁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只有基于可靠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曾指出：“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论（迄今为止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音乐开始刺耳时），为了纠正不和谐的音调，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全集》第7卷第22页）

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信息产业”，它由复杂的电子计算和组织技术支撑，依托严谨的数学仪器和理论基础。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加快管理系统、信息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步伐。我们的专家：技术员、数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信息是管理活动的基础。但现代科学在这方面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制定科学化决策的方法和从效率角度全面评估各种决策方案的方法。管理结构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使之更加合理，消除不必要的环节，并在各个层级上建立起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关系。

同时我还想强调问题的另一面。无论专家们设计出多么完善的信息和管理系统，这些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解决管理任务的辅助手段。最关键的是做出决策，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职责。管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但现在我们需要认真关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如果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会发现许多不足和弱点。往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多余环节，减缓了工作进程，导致了毫无理由的延误。

常有些人试图逃避委托给他解决的问题，把问题“往上推”——而上层由于忙着处理别的或许更重要的事务，问题可能久久无法解决。采取这种做法的同志，试图推卸自己对所负责领域发展不足的责任，将责任转嫁给其他部门。各种“协调”和集体讨论也存在不少过度审核的问题，同样成为逃避个人决策责任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收集几十个签字。另一方面，在部委和主管机关中仍有一些不信任企业的经济管理者，他们总想大包大揽一切。这类人需要改变做法——这样管理现代经济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经济干部、我们的党政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具有重要价值。但国民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已不允许我们满足于旧经验。任务在于提升整个管理工作的水平，使之符合现代要求。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着重强调管理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正确认识到决策与管理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项复杂且责任重大的社会职能。毫无疑问，改进管理是我们增长的主要潜力之一。

同志们！我到目前所谈论的经济问题涉及客观困难，也是我们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实质问题。现在请允许我讨论虽然令人不快但却非常重要的另一些问题，涉及某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不足，必须接受严厉批评并尽快加以克服。

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某些同志丧失责任感和违反纪律。遗憾的是，许多人面对这些现象时原则性不足。

这些现象在不同层级上表现各异。许多普通工作人员和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强的责任感和纪律性。我不想在这里列举直接滥用职权或违法的例子——毕竟只是特殊情况。

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行为或许更危险，这些行为似乎逐渐被默认，演变为一种普遍做法。说得轻一些，这首先是对完成国家计划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们有些部门整体上多年未完成计划任务。增加新产能的计划总是无法实现。以1968年为例，钢铁冶炼新增产能计划仅完成了20%，成品轧材完成15%，化学纤维完成55%，煤炭开采完成61%。今年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建设和引入新项目的超支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小额超支，是高达1.5-2倍。结果，仅在本次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生产性建设项目的预算成本就增加了230亿卢布。

我们的不少领导同志，面对下属单位未能完成诸如新技术应用这样重要指标的计划，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例如1966-1968年森林工业部的新技术推广计划仅完成32%-54%，造纸工业部完成58%，石化工业部完成52%-79%。

当然，一提到完成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未完成计划，立刻就会有各种辩解，说什么计划本身脱离实际、供应部门玩忽职守，或者有其他客观原因。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应当具体分析，找出真正的责任人。但现在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无法用任何客观情况来辩解的现象。

如果某个州未完成计划——这当然不好，但其中可能有州领导无法控制的因素。可如果州内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没提高、农业产量没增加、牲畜总头数减少、出生率下降，而州领导对此却视而不见，那么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丧失了责任感。

如果一个企业未完成某些计划任务，还可以认为有客观原因。可如果产品销量停滞、经济损失增加、工作效率下降，未安装的设备常年闲置在雨雪中任其生锈，那么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是用来辩解的借口。

如果某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效率提升缓慢，如果未能学习掌握新技术，部长此视而不见、一言不发，这就意味着他满足于现状，责任感已经迟钝麻木了。

至于各部委缩减其下辖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指标这种令人遗憾的普遍现象，又如何能够冷静对待呢？看看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的表现吧。全苏联1969年第一季度的工业产品销售额被定为59亿卢布，比1968年第四季度的实际销售额少7.9%。任何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在这方面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许多经济管理者因为无法组织起有节奏、有计划的工作，企图通过大量加班来完成计划任务，导致近几年加班现象过于泛滥，劳动者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投诉。

必须打击这种做法。工会应对此问题加强监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已经在第三次全联盟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包括各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的会议上谈过一些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回顾这些事实，好让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们都知情。被再次提及的同志不要感到委屈，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实际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畜牧业发展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把这一领域的全部困难主要归咎于缺乏饲料。近几年情况如何呢？

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有高有低。但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满足内部需求——包括饲料——的粮食数量一直在增加。例如，1966年收获1.71亿吨粮食，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超过9500万吨；1967年尽管只收获1.479亿吨，仍保留了约9000万吨；1968年收获1.695亿吨，保留了约1亿吨；1969年收获1.605亿吨，保留的也超过了1亿吨。

所以说国家已经很慷慨了。那么回报是什么呢？

1967-1968年，全国各类农场的牛只总头数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140万头。仅一个库尔斯克州就减少5.9万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减少17.6万头，基洛沃格勒州16.9万，波尔塔瓦州11.3万，敖德萨州12.6万，乌拉尔州4.9万，格鲁吉亚7.9万，白俄罗斯15万。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猪的情况也一样。1966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为5800万，而到了1969年仅4900万，等于减少15%。在一些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情况更严重。比如加里宁州猪的头数减少了24%，日托米尔州减少了25%，诺夫哥罗德州减少27%，阿尔泰边疆区减少37%，科克切塔夫州减少41%，摩尔多瓦减少24%，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取了措施，1969年度牛的头数尤其猪的头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乌克兰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许多州的情况仍然同我刚提到的数字相差不大。

会议上一些州还因蛋类和禽肉产量减少受到批评。我也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说这件事。

如果说全国范围内的鸡蛋生产有所增长，那完全是因为养禽场的运营。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不再向国家交售鸡蛋和家禽。例如在坦波夫州有212个集体农庄和85个国营农场完全不从事家禽养殖。雅罗斯拉夫尔州情况更糟糕，1965年这个州鸡蛋的主要供应者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向国家交售了约3600万枚鸡蛋。而到了1968年，虽然由于养禽场的贡献，鸡蛋增加至5400万枚，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交售量却下降至1520万枚。

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绵羊饲养（包括粗毛品种）也存在严重不足。

在高尔基州、沃罗涅日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方，某些家禽品种（鹅、火鸡、鸭）的数量减少了。萨拉托夫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停止养鹅，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也停止了鹅和鸭的养殖，列宁格勒州、奥廖尔州、托木斯克州等几个州停止养鸭。

这一切当然是非常严峻的事实，同志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向居民，尤其是向大型工业中心的居民供应肉类开始出现困难。这些困难你们同样心知肚明，也知道解决的途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克服这些困难。

同志们，你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个体户饲养牛、猪、羊及家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968年集体农庄农民、工人和职员的附属农场生产了38%的牛奶和肉类、59%的鸡蛋。然而截至今年年初，与1966年相比居民饲养的牛数量减少了57.1万头、猪减少了542.3万头。但即使在农村，不吃肉也没法过日子，更不用说城市了。因此找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农村利用我们交付给消费合作社的国家资源实现肉类销售。这种销售发展得很成功。但不难想象，这种所谓的“成功”将使国家资源枯竭。

总之，同志们，畜牧业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每个加盟共和国、州和地区深入研究。建议考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审议畜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至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按当前程序进行审议。请允许我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表达这样的信心：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将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重大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改善畜牧业现状。

同志们！在指出这些工作上管理不善的事实时，我不想遗漏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和其他监察机构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遗憾的是，在这些领域类似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每一桩每一件看似个别现象，是某些工作人员偶尔犯下的失误，但零散问题加起来却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们都清楚铁路运输问题多么严重。每天出故障的车厢高达6万节，约占总装载量的20%。与此同时，我们却驱使着成千上万的车厢空跑，从事毫无必要的反向运输，有时甚至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这里举一例说明：不久前民主德国为我们建造了7台大型门式起重机，其中3台送往远东，4台用于黑海港口。结果这些起重机全部通过铁路送去了远东的瓦尼诺港。在那里，4台起重机在40节车厢内停留了25天，又再次横跨整个国家运回敖德萨港。国家为这趟两万千米的“遨游”花费5万卢布。

还有一个例子：在靠近新罗西斯克的黑海沿岸建设造价6000万卢布的、全国最大的石油中转基地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错算和失误，导致该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然而，苏联海运部和苏联工业建设部的工作人员不仅未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些错误，反而验收通过了无法投入使用的设施。如今想要纠正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大约2000万卢布的额外费用。

再举个例子吧：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苏联煤炭工业部耗资1000万卢布在克莱佩达海港建造了一座用于煤炭出口的分选装载综合设施。1966年该设施通过国家委员会的验收并投入使用。可是后来发现，这笔投资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该设施并未配备保障它的原料基地。另外其建造方式也存在问题，导致在实际使用中无法产出符合出口要求的任何一种煤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盖屋顶的材料多么紧缺。建筑材料部帮着国家从国外进口了6套用于新建硬纸板和油毡厂的设备。五年过去了，目前仅有一座工厂正在建设中。而采购的设备却一直闲置在仓库，此期间建筑材料部的领导又提出购买新设备。为什么？不知道。

化学工业部从波兰订购了价值150万卢布的全套设备，用于车里雅宾斯克油漆厂。当设备造好了运往苏联时，化学工业部的领导得出结论，认为使用这套进口设备并不合适。可订货的人是他们自己啊。

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全国范围内建筑工地仓库中未安装设备的价值估计约55亿卢布，其中进口设备15亿卢布。

石化工业部也没帮着国家节省一戈比。

不久前国家借助进口设备在巴拉科沃建成纤维材料厂。该厂员工成功掌握了生产技术，开始制造高质量的纤维材料，产量足以满足国民经济需求。尽管如此，1969年苏联石化工业部仍然花费外汇340万卢布进口970万平方米纤维材料。结果到1969年8月1日，工业企业积压纤维材料超过400万平方米，价值逾500万卢布，而轮胎工业企业积压了900万平方米，价值1100万卢布。
（译注：巴拉科沃纤维材料厂1961年建成，第一款产品就是可用于汽车、飞机轮胎和输送带、传动皮带的帘子线/корд）

为了形象地说明经营不善和浪费造成的代价，我再说一组数字。每年由于损耗、无效开支和亏损的总金额约50亿卢布。每年水泥的损失达1000万吨，燃烧和进入环境的天然气达110亿立方米，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损失1500万吨煤炭，木材运输损失150万立方米。同志们，深思啊！要努力工作！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各种行政建筑、文化宫、体育场、游泳池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过大。许多工程甚至是在计划外进行的，却被宣布为“人民建设”或“特别重要”项目。

根据苏联工业建设银行的数据，目前仅城市中就有超过1000座行政建筑、834座文化宫、450座体育场、游泳池和其他运动设施、80座剧院和马戏团在开工建设。而且与建造住宅不同，这些文体设施的建造速度反而更快，往往影响了重要工业和农业企业的建设，当然，它们是用水泥、铝、巨型镜面玻璃和最优质装修材料建造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资金和材料紧缺、无法落实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住房建设任务的情况下！

我请同志们正确理解，我们支持建设俱乐部，尤其是在工人居住区；我们支持建设体育场，好让青年人多运动多锻炼，实际上也有助于遏止酗酒；我们支持建设游泳池，但首先应当在偏远的工人居住区，那边有实际需求。但如果是在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州，一年建造了6个游泳池，甚至还造了一个人工滑冰场、6家宾馆和9座行政建筑，那就很难说有道理了，特别是在目前人民住房、医院、学校等紧迫需求仍未满足的情况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同志们气魄更大。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封闭式人工滑冰表演场、两个文化宫、几个俱乐部和游泳池、一个演员之家和一个田径馆。另外全州还在建设80座行政、体育及其他公共建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住房、普通教育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的建设计划未能完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拆除住宅楼的情况，包括那些完全适合居住的住宅。总建筑师画条红线，红线之外的一切都以重建的名义被拆除。

我们支持加快将人们从地下室、从半倒塌的建筑中迁出，毕竟这些地方生活困难，缺乏供暖和排水设施，或者是拆掉那些大修费用比新建更高的建筑。然而在个别州，拆除重建的总面积占到了新建住宅总量的30%。全国范围内，城市和工人居住区共拆除了总面积967万9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其中重建部分326万8000平方米。与此同时，拆除棚户区的工作却未获得足够重视。根据中央统计局数据，到1968年初简易房和危房总面积2800万平方米，其中РСФСР占900万平方米。但至今已拆除的仅为49万平方米，即4.8%。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都同意，我们必须临时限制行政建筑、马戏团和游泳池的建设。当然了，同志们，已经被批准的计划和已经投入资金的项目，显然还得完成。我们举这些例子更多的是为了将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同志们。我们总是这样，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什么都做。我们首先要关注住房、医院和学校。

人民监察委在地方上揭露了许多严重违反国家纪律的事实，其本质是某些领导干部企图在条件明显不具备的情况下蛮干，急躁冒进，开始建设一些根本没有拨款、材料和劳动力的项目。

在州委书记会议上，我举了一个巴库建设海上餐厅的例子。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个餐厅，而是一栋五层建筑，其中将开设多个餐厅、鸡尾酒吧、咖啡馆和宴会厅。真不简单啊，名叫“海上公共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使用了稀缺材料，甚至还打了钻井套管。对此不必再多说什么。我只想补充一下，作为参考，巴库的住房建设计划完成32%、学校建设完成51%，而幼儿园的建设仅完成18%。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做出违反现行法律的决定，损害国家利益，强迫联盟企业和共和国下属企业为满足地方需要而无偿支出大笔费用。例如古比雪夫州，他们强迫工业企业为城市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材料和工人，金额700余万卢布。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其他城市也有发生。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全国范围内仅生产成本就包括了至少10亿卢布的此类支出。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纪律的，非法的。

地方政府当然对这些非法行为有责任。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责任人。如果各部委和企业负责人能够表现出应有的党性和原则性，了解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角色，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众人说话声】对啊。

同志们，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不足之处是无法用任何客观原因来辩解的。如果我们说到未被利用的潜力，首先就必须消除管理不善和浪费现象，坚决提升各级机关纪律性和责任感。

在动员广大劳动群众更充分利用国民经济生产潜力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关于这一点必须直言不讳：破坏劳动纪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这是需要所有党组织正视、面对的问题。

同志们，确实，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我们打击醉酒和酗酒方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醉酒和酗酒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去年全国54%的犯罪是由醉酒者实施的；有370万人被送往醒酒中心，其中12万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大约90%的旷工与醉酒有关。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了。尤其要加大问责贪杯无度的共产党员，直到开除党籍。最近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也要通过相关决议。我们希望，你们会尽一切努力贯彻落实这些决议。

综上所述，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加强劳动纪律、党内纪律和国家纪律已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这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有些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说以前有 “秩序”，他们实际上是建议重拾强硬行政管理的办法。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药方。纯粹基于恐惧的纪律不是我们需要的纪律。不仅因为它违背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更有可能破坏法治。

我们要清醒地看待过去，既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粉饰美化。我们清楚记得行政手段所引起的恐惧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它催生了不诚实的行为，例如隐瞒实际情况、试图掩盖问题而非正视和解决问题，以及瞒报和虚报。它还导致了畏首畏尾和主动性完全丧失。

这两种做法都很危险，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这里涉及到一些难以用金钱衡量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来，可能就会发现，缺乏主动性、不愿思考、害怕提出问题，以及繁杂拖延的工作作风，会让我们付出更高代价。

今天党对干部的态度建立在信任基础上，首先依靠的是全体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觉悟和责任感。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和经济干部有能力把复杂问题解决好。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觉悟帮助共产党人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日常工作，使他们能够将当前的具体任务与党的整体政策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会从内心感受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并与因循守旧、官僚主义和冷漠态度作坚决斗争。

最近一段时间，党和中央委员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激发我国人民的主动创造性，营造充满信心的氛围，为每个人提供施展其业务能力和组织才能的旷阔空间。我们可以举出千百个例子，表明通过主动性和独立决策（尽管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但合理的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有效的成果。

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背离党已经确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但这种作风必然要求干部具备自觉性、对国家利益的党性态度和高度责任感。

要确保这种责任感，就必须更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善人民监察和党内监察机关的工作，公允评价成绩与不足，提高对干部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这种要求当然也包括所谓“组织结论”——当某些工作人员不愿接受批评、不愿学习，一贯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对党不诚实时，就需要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将同意对此问题的安排。【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提交1970年计划和预算草案——也就是关于国家明年经济生活的首要文件时，政治局认为，这两个草案总的来说正确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符合我们的能力和资源，符合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可以认为，这些草案基本上能够获得批准，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和批准。

我们具备了完成1970年预定计划的所有条件。为此我们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党组织、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会、共青团必须做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我们要领导正在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取得新成就，带领苏联人民迈向新的伟大胜利。

可以确信，我们在这些工作中将获得我国光荣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国家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实支柱——以及我国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

现在，同志们，让我向你们通报一些国际问题。
【注：涉及国际问题的讲话未公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2.目录3.卷168.36-60页，打字稿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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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反正我那篇关于我曾经工作过的食品店的回忆文章被一大群明显十几岁的小年轻们疯狂攻击，唾沫星子喷溅。呵呵，下水道爆了吗？不过另一方面，我挺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使我明白了“恋苏情节”是一种宗教式的、狂热且迷信的现象。起初我尝试和他们对话，很快发现徒劳无用。狂热分子的全部论据归根结底永远是一句无法辩驳的“我爸妈说的”，你还怎么谈下去？

所以，为了再次让这些“恋苏者”气急败坏，今天开启另一段回忆：我怎样在青工学校做老师。

这种教学机构以前唤作“夜校”是很贴切的——人们下班后去学习，课一直上到很晚，三年时间完成中学课程。之所以多一年，是因为夜校每周课时比普通日校要少，并非天天开：一周三次或四次。来这儿学习的人多数是真心懊悔当初辍学、希望弥补基础知识空白者。

估计1960年代也大抵如此吧，就像电影《滨河街之春》和《大课间》描写的那样。我不太清楚。但在197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教育领域奉行“指标至上”。苏联竭力证明“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之理论，因此每个工人都应当受过中等教育。另一方面，拥有中学毕业证的学生数量也应趋近于100%。苏联要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

因此，人们想出一个“妙招”：达到一定的分数（这是钱！）就不要求中等学历。但要想获得高分（这也是钱！）就必须接受中等教育。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去上夜校，因为课程很轻松（这还是钱！）。

第二种夜校学生是那些读完8年级就进入职业技术学校的年轻人。技校不提供普通中等教育，所以他们几乎是被强行送来念书。我带过几个这样的班，有些人来自糖果厂、有些人来自光学机械厂的职业技校。

顺应当年潮流，原本供成年人学习的夜校改称“青年工人学校”。不过大家很快就起了绰号叫“蒙混学校”——其实也挺贴切。

1977年本人大学毕业，坚信自己学术前途一片光明。尤其老师们也对我充满信心。咱的成绩相当不错，甚至还拿了额外奖学金（56卢布！基础奖学金只有40卢布。不过还没达到“列宁奖学金”的标准）。但因为古斯拉夫语只考了“三分”（译注：及格），红色毕业证（译注：蓝封皮是标准文凭，红封皮是荣誉文凭）失之交臂，但我也绝不是什么垫底的。再考虑到我在一所德语进修学校念了整整六年，部分普通课程完全用德语教授，所以本人德语水平相当不错，起码曾在文学翻译比赛中凭借翻译里尔克的诗歌拿过第一名。

总之，22岁的大小伙子，年轻、高傲，还很苗条呢！

第一声警钟敲响的时候，是我被安排进一个翻译小组，准备去国外工作两年。校长办公室引逗我说：“回来你就能自己买辆‘伏尔加’了”，我也愉快答应去工作两年。可后来莫名其妙没了动静，那些翻译同行陆续出国了，我却一直没人叫…… 直到某一天，女秘书回避着我的注视，支支吾吾地说（我引用日瓦涅茨基的话）：“验血结果好像有点问题”。

之后事情的发展又出乎意料：原本人人都以为我能留系任职，但最终并未。又是一样的场景，大家回避我的目光闪烁其辞。我十分不满（22岁嘛！），拿着分配文书去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十月区教育处。本以为能给我一纸待就业证明，结果安排了一份好活——派我去“第40青年工人学校”。

人家热情欢迎我——总算来了个男的啊。普通学校男老师都不多见，何况夜校。年轻、大学文凭，还懂外语！领导立刻分派我教俄语、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德语。谢天谢地他们没开体育课，否则还不知怎样呢。

这所“夜校”分两班。第一班上午上课，针对那些下午上班的工人；第二班天黑上课，不用多解释。我自然是班主任啦。“蒙混学校”居然也设班主任？事实如此啊。做班主任能在工资之外多拿一份津贴，每月另有50卢布批改作业费，再加教两节课的双倍课时费（给特别诚实特别良善的恋苏正义分子专门说明一下：这是州国民教育局的规定，不是贪污和诈骗，懂否？）。

总之，在我22岁的时候每周只需工作四天（后来甚至减少到三天！），收入在当年算不孬了，人人都尊称我的名和父称，简直撞大运嘛。生活惬意，休息时间随便安排，实在是一份清闲美差。

可话又说回来，这份工作不算最理想。真正爱学习的学生屈指可数，其他人纯属混日子，自己都承认：“我宁可在厂里多干一班！”对他们而言，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描写的“多余人”形象毫无意义；《战争与和平》主人公的挣扎和痛苦之于他们，如同皮埃尔·别祖霍夫之于拿破仑——挨不着。提起叶赛宁，他们只知道“谢廖沙是自己人，写过女人和喝酒的事儿！”。马雅可夫斯基？无聊透顶。

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做？啥都做不了。所以您只能眼镜架在鼻梁上，灵魂秋意萧瑟（再次引用名句）。而我成了一方“土皇帝”。

还有糖果厂的姑娘们！这些小花痴面皮厚的很，毕竟从罗马到克里米亚都去过（译注：形容见多识广、阅历丰富），迅速掌握了怎样跟一位有点怕她们的青年男老师打交道。我像其他教师一样，授课时目光会往固定的一个位置看（我右手最后排的最后桌），被她们发现了，故意安排糖果厂职校的校花坐那边。

当年还没有时尚杂志，商业广告上的女性（如果有的话）穿着也很保守。西方世界疯狂追捧的厌食症麻杆儿Twiggy根本不是苏联职校女生的偶像。理想的标准是朴素、符合审美和实用主义。糖果厂职校头号美女是一位面色红润的健康姑娘，妆容鲜艳，头发漂过，腰肢纤细，胸部丰满。她慵懒地坐在我右手最后排最后桌，把大胸直接放桌面上（领口开得很低，几乎没遮没挡），用涂过睫毛膏和苯胺色眼影的明眸对我释放魅惑。

我习惯性地看向她。这个狡猾小妞摆出各种姿势，胖乎乎的手托着红润脸颊，望着我如同长辫美女瓦尔瓦拉望着伊凡王子，深情地叹气，撅撅口红浓厚的嘴唇，时而嘟起，时而媚笑。其他女孩捂着脸忍俊不禁，窃窃私语，而年轻老师面孔一阵红一阵白，只能扭头看窗外努力讲课，但脑袋却一次次自动转向美少女。

课程其实非常简单。由于根本没办法布置家庭作业（很明显没人会写），所以教学内容就是给这些劳动青年简单复述世界文学作品。后来我才读到：监狱里能够为囚犯们讲书的人备受尊敬，我发现自己正是这种角色。如果夜校是一所监狱，学生们是“牢头狱霸”，我就是宣讲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爱情故事的说书人。

而当这位名字带拗口父称的年轻男老师满怀激情地朗诵诗歌，还挥舞双手，糖果厂姑娘们简直如醉如痴。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非常、非常地痛苦。
痛苦从何来我也不清楚。
不知是劲风在荒漠、
凄凉的田野上呼啸，
还是如九月雨浇丛林，
酒精洒遍我的头脑。

我的头挥动着两耳，
似鸟儿抖动着双翅。
它再也不忍心在脖子上
让我的两条腿受屈。
黑影人，
黑漆漆的，黑漆漆的
黑影人，
快要坐上我的床沿，
黑影人，
叫我通宵不得安眠……
（叶赛宁《黑影人》，顾蕴璞译）

我就这样使她们神魂颠倒，仿佛蟒蛇卡阿催眠猴子（译注：吉卜林《丛林之书》）。教室一片寂静，女学生瞪大眼睛看着你。她们不在意诗句的具体涵义——这就留给阿萨多夫吧——在意的是语调、字里行间的韵律、不知从何处涌现的情感，这种情感莫名其妙催人落泪。诗中的“黑影人”坐在床沿之所以可怕，并非他要做什么缺德事，而是因为他让人捉摸不透，这才是更可怕的，诗句在耳边不停回响……
下课后我总会在桌上发现一两颗糖，是那种人人抢购的稀罕货。姑娘们把糖果藏在胸罩或靴子里偷出来送我（嚎哭吧，恋苏者！），令我感激不尽。

感人的事情还多着呢。

有个男学生叫托利克，街区小霸王。成天醉醺醺，言行粗鲁，剃短寸头，目光凶恶——1990年代初的“兄弟”就他这模样。理所当然每个人都怕他，包括我。

托利克想什么时候来上课就来，中途想走抬腿就走，感觉他才是校长，没人愿意轻易招惹他。某天他参加我的听写考试，答写完了，我一批改——竟然一个错误都没有。怎么会没错误呢？人家就是全写对了。连标点符号都正确，连非重读元音都无误，甚至那些难发音的辅音也没错。一切完美无瑕。如同天生的乐感一样，这是天生的语言敏感。毫无疑问我给他打了五分。

第二天发还听写纸，下课后他走到我面前递过那张纸，生硬地问：
— 什么意思？
我回答：
— 五分啊。
— 什么的五分？
— 听写成绩。
— 啊？没错吗？
— 没错。
他惊讶了：
— 真的吗？
— 是真的。怎么了？
这时他低声说道：
— 我平生第一次得五分。

您能想象吗？他的听写和作文一直很好，但每次都因为他是个流氓而被扣分。结果这一次，啪！我给了满分。从此我在这所学校的日子变得轻松愉快。每当有人在课堂捣乱、吵闹或干扰我讲课，托利克只要瞅那人一眼，就瞅一眼，教室瞬间恢复秩序。消息很快传开，甚至其他班级学生的表现也好多了，因为托利克宣布：谁敢惹我就收拾谁。

有一次他又喝醉了，深夜闯入学校闹事，砸碎门玻璃，满嘴污言秽语。于是学校派出物理老师（本校另一位男教师）去安抚他。等我赶到一看：托利克把倒霉的同事压在走廊，后者尽量保持镇定，勉强反抗，而托利克的脸色非常难看，似乎准备干点什么。我意识到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楼上教师办公室附近，女老师们照例尖叫不止，已经有人拨打02报警。

我不能说自己不害怕。他那个朋友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善茬。但我强压心头恐惧，试图和平解决冲突。我劝托利克停止胡闹，承诺不叫警察，让他回家。我的话似乎起了点效果，托利克放开物理老师，后者一下子瘫软了。托利克恶狠狠瞪我一眼，走向出口，临走又打碎另一块门玻璃。我松了一口气，连忙锁门，岂料一秒钟外面传来巨大撞击声——托利克正在拼命踹门，声嘶力竭喊我开门，当然还夹杂不少脏话。我神经紧绷，胃一阵痉挛，但还是开了门。托利克盯着我问：
— 我不会被学校开除吧？

是不是很可爱？不过后来他终究被抓进去了，课堂纪律重归混乱。但毕竟……好过那么一段时间。

毕业作文是另一个故事。

三年间，我又唱又跳给他们讲解文学、历史、艺术，播撒知识的种子，传递理性与美好。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好心没好报。多数学生选择自拟题目，没人乐意写《涅克拉索夫诗歌中的俄罗斯女性》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个人哲学》。他们写了些我记不清主题的稀奇古怪玩意儿。但这帮家伙还真挺有才！

某位学生的雄文太绝了！您知道第一位女宇航员是谁吗？是克鲁普斯卡娅！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掉：“就像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没错，全名！）飞上了太空，我国其他女性的未来也充满无限可能。”我拿着作文边笑边去找校长，询问该给这篇了不起的发现打几分。

校长说：“打几分？三分！别破坏指标！”

于是我懦弱地打了三分。毕竟指标绝不可被破坏。

与此同时，由于有大量空闲时间，我顺利通过最低分数线，进入夜间研究生部，很快意识到科学不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没什么搞头。

在我完成了规定的分配工作（整整三年！）之后，终于迎来一个机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电影制片厂招聘第三类纪录片导演助理，月薪100卢布（到手95卢布），于是我的教师生涯彻底结束。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 佚名

今天回忆起来真让人啼笑皆非——难道不是童话故事吗？可事实就是如此。当年本人三十出头，我们很幸福！希望年轻人读一读，思考思考是否真想回到苏联时代……

时值1970年代末，外面是一派普遍幸福和欢欣鼓舞的氛围。商店里却什么都没有。怎么叫“没有”呢？就是想买什么没什么。

当然了，大块人造黄油和混合脂肪是有的。大瓶装番茄汁、李子汁也是有的。还有一种三升罐糖水，名唤“桦树汁”。再就是罐头食品（据说营养丰富），比如“海带”，以及其他这一类有益且营养的东西。

但您不能随便走进国营商店买吃的——您必须“搞”到手。

当时我是个女儿刚出生的快乐父亲，有一些空闲时间，大概每周三天。所以，当我在附近食品店门上看见手写的“招聘搬运工”广告时，我就去找经理，很快谈妥了。薪酬不高，70-80卢布，但七十年代末食品店搬运工的待遇岂能仅仅用钞票衡量呢？钱只是嚼果之外的添头罢了。

不得不说，在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商店不光七十年代末没肉，根本就没有过肉。只有一种人称“汤货”的神奇骨头，能买到它已算是撞大运啦，但真正的肉——那是从来没有的。我姐姐去莫斯科出差回来会带一些肉，坐飞机横跨两千公里捎回家。多么“方便”啊。

至于牛奶，有段时间凭票供应，发给孕妇和8岁以下的孩子。为了买牛奶，人们通常凌晨五点开始排队，因为商店八点开门，供货不多，有票也未必能买着。我自己碰上过几次：就差一点，刚轮到我，奶卖完了。说实话真恼火啊，我甚至破口大骂过。有时送来的不是牛奶是酸奶，虽然也属于很好的营养品，却不适合两岁小宝宝。然而货票上印的确实是“乳制品”，你又能跟人家掰扯什么呢。

鸡肉也有“甩”的。意思是销售，但这种方式被叫做“甩出来”。那些光鸡青紫皱瘪，毛没拔净，头顶脆弱的鸡冠紧贴枯槁的皮肤，眼睛永远愁闷紧闭。腿上的爪子看起来尤其可悲。鸡爪可以煮肉冻，鸡头只能丢垃圾桶。这画面令人齿冷心寒，可入选“XXX想哭”系列。

总之，生活就是在思考上哪儿搞吃的中度过的。似乎就在那些年诞生了著名悖论：“商店柜台空，自家冰箱满”。这的确是事实。您碰见香肠了，赶快买一根2千克的存着，直到长绿毛；又遇见黄油了，马上买1.5千克冷冻着……依此类推。所以冰箱确实有东西，何况那时的冰箱跟现在的不一样，塞满它并不难。

以上开场白是写给还记妈咪三明治和小熊维尼动画片的人看的。至于在那个年代为人父母的人，用不着我提醒，这些终生难忘。

于是，在一个美好的（这不是套话！）日子，我，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良家小伙，来到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西南区别洛列琴斯卡亚街和弗斯特列奇内巷交叉口的食品店（这样能表明我去的不是市中心食品店），换上经典的蓝色缎纹工作服，开始履行搬运工这项艰巨但光荣的职责。

第一个任务来了：“你去剁肉！”我以为听错了，问道：“什么？！”他们说：“剁肉！卫生防疫站和消防局的人马上到，得给他们准备礼物。”

我走进冷库（商店的冷库可不是那种“萨拉托夫牌”或“比留萨牌”小冰箱，乃是宽阔冷藏室，非常冷），仿佛走进天堂。四周墙上悬挂着在冷雾中微微晃动的肉体。如果谁还记得第一部《洛奇》（意大利种马受训的地方），差不多就那样。冷库正中央立着一块巨大木砧板，上插一把利斧，好像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译注：农民战争领袖）来过。

于是，需要把滑溜溜、冰硬沉的肉体从钩子卸下，置于砧板，左手按紧防止滑动，右手则像个好汉似的抡圆斧头猛力砍向预定切割部位。而要完成这一切的，是一位拥有高级语文学学历的教授之子。

您猜怎么样？我还真把它剁开了。虽然满地碎肉屑、骨头渣数不胜数，但剩下的部分我自豪地用报纸包好，亲手捧给经理——涂脂抹粉、穿白色工作服、貂皮小圆帽盖住满头烫发的女士。这婆娘甚至没拿正眼瞧我。就不能说一句：“亲爱的博尔门塔（译注：小说《狗心》人物），感谢你出色的工作，这块香喷喷小牛腿奖励你。”吗？！

她娘的屁都没有。

总的来说，员工们从这个偏远小破店能够分到的美味佳肴实在少之又少。尽管仓库货架堆满了黄澄澄的波舍洪斯基奶酪、俄罗斯奶酪和科斯特罗马奶酪，你却基本捞不着，更别提拿出来售卖了。

市民们，如果你们对我们这家最不起眼的小店究竟窝藏了多少货物，以及库房的恶劣卫生状况有所了解的话，恐怕你们一辈子也不会买黄油之类的东西了！切割那些足足三十千克重的冰冷油腻黄油块时，他们就会喊我，我用刚才不知摸过什么的一只手按住这块黄油，另一只手拿一根不知打哪儿捡的钢丝把它分解开。

但至今仍有人怀念早年吃过的美味黄油。

酸奶油送来啦，太好玩了！哦，你们不知道搬运酸奶油是种什么体验吧，是一场歌剧、一部侦探小说、一出盖代式喜剧。当我从卡车上卸下那大桶酸奶油和牛奶，全体女售货员捧着从家带来的小罐子排排站。片刻，这些罐子被灌满了美妙、新鲜、雪白的酸奶油。准确说是“舀满”，因为这是真正的酸奶油，据称可以用刀划开。

售货员人数众多，外加每班两个搬运工、一个发货员，以及管理层——经理、副经理和会计，还有一些特殊关系户比如牙医。总之，大约二十分钟后，52升大桶能剩三分之二就算不错了。

但我们自己也有艾萨克·牛顿和别的大机灵，真有！

待这伙土匪撇走牛奶最顶层的喷香奶皮子和乳脂，桶内剩余三分之二左右。于是往酸奶油里掺牛奶，再往牛奶里兑水。若有昨天卖剩的偶尔也会加进去。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才把大桶搬到售卖区出售。

至今仍有人怀念早年买过的乳制品——小时候的味道。

偷窃（谁都明白这是做贼）以克制的方式进行，因为天天要偷，每次只拿一点，但一定是最新鲜的。记得有一次我把刚运来的新鲜酸奶油桶搬“外边”卖，脑袋立刻挨了一巴掌，因为冷库还有三分之一桶昨天搅好的“混合物”！

他们宽容地允许我拿一些熬汤骨头，女售货员甚至会帮我挑选肉多点儿的。“汤货”被顾客们一扫而空，因为商店“甩”骨头的消息以光速传播开来。

不过，橘子的故事才是最精彩的。

敝店运来35吨橘子。我重复一下：35吨。准备在新年前夕出售给参战老兵和伤残军人。仅限他们享用，但35吨啊！如果考虑到我们店大约注册了70-100位老兵和伤残军人（七十年代末参战老兵都五十多快六十了，而且人数不少），那么简单算一算，每人可以买到三百五十公斤橘子——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问题。

我个人想强调的是，每箱橘子12千克，卸车工作全是我自己完成。妈B，我记一辈子。

经理坚决禁止把橘子上架销售：新年前夕这玩意儿是“通货”。为了厉行保密，她还禁止员工带橘子回家，说不行就不行。唉，貂皮帽下面的器官纯属弱智，她根本不明白35吨什么概念。全部库房塞满橘子箱，仍然装不下，就连走廊也堆到天花板了。浓烈的柑橘芬芳出卖了经理，因为走在这栋挂“食品店”霓虹招牌的朴素灰色建筑一个街区之外就能闻见。

又过几天，芬芳变成腐臭，经理松了口。接下来的两天，店后门不断涌入各色人等：警察、消防员、卫生防疫站的、区卫生局的、儿科大夫、牙科大夫、奇怪的人、不奇怪的人、穿着讲究但职业不明的人、经理熟人孩子的班主任、经理熟人孩子班主任的熟人、班主任熟人的牙医，以及其他关系户。人人都拎着不透明报纸包，隐约露出稀罕水果的轮廓。

通过这种方式，我估计分发、销售、赠送了大约12吨。

可还有23吨啊！

指示我们把橘子卖给本来就该卖的参战老兵和伤残军人，每人限购5千克——出去半吨。员工每人分5千克——又解决150千克。

卖给普通市民？呸！

新年到来前的几天，腐臭发展成恶臭。橘子是容易坏的商品，橙色变白色，白色变绿色，毛茸茸又黏又腻让人恶心。熟大了的橘子皮开肉绽，汁液流过我脚下，这倒方便，因为我要在走廊拖拽盒子、箱子、罐子和各种油桶，努力在几乎到脚踝的绿色液体上保持平衡。冲洗也没用，因为第二天又会有另一批橘子破溃，温柔的果汁浸润我的胶靴。23吨优质柑橘沦为23吨烂货。

经理下定决心把这堆烂货弄出去！不要3卢布50戈比啦，次品价每千克35戈比。厚颜无耻叫什么“卖糖渍水果”。短短半天即告售罄。

我至今不懂，既然“需要的人”已经都拿到手了，干嘛还扣着货白白糟蹋呢？

再讲个普通食品店怎样捞钱的门路。我提醒大家，那时候酒类要从上午11点才开始卖。可早八点刚开门就有一长串脸色发青、手发抖的市民在果汁饮料区排起队来。他们每人喝一杯果汁、吃一颗糖，两颊红润，愉快地迈步去工厂、工地或什么地方上班。

“这果汁可真神奇！”我天真地想，直到我发现卖果汁的佐伊卡在柜台下藏了一瓶白兰地。七卢布的白兰地，100克卖三卢布，大清早倒出来，确实能创造奇迹！糖是佐伊卡慷慨赠送的下酒小吃。

为什么是白兰地？因为颜色像葡萄汁。她也卖伏特加，但是偷着卖的，只招待十分信任的熟客以免败露。而且伏特加不用瓶装，最穷最倒霉、兜里没几个钱的人花80戈比就能来一杯“阿尔及利亚牌”（一瓶半升要5卢布）。

总之，佐伊卡生活得很愉快，她真心认为这一切小把戏乃是对她劳苦工作和微薄薪水的公正补偿。

女售货员们要拿出来单独讲讲。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她们的午休谈话印象深刻（我这种怪胎仍记得国营商店午休时间：食品店从13点到14点，百货店14点到15点）。她们切开奶酪和香肠，打发我去附近面包房买新鲜面包（天黑我在那儿卸货）。然后，会拿些其他美味——当然是不花钱的——摆好桌子，电热壶烧上水，整个午休时间就在悠闲的哲学谈话中度过了。

“要是能试试这个就好了！”香肠柜台的售货员喊叫着挥舞一根肝肠，活像野驴尾巴，“是不是啊姑娘们？！”众女士哄堂大笑。性话题总是她们取用不尽的玩笑素材。

她们厌烦顾客，因为顾客打扰她们上班。顾客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要这要那，吹毛求疵，满口怨言。

但如果不这样工作呢？瞧，街对面的啤酒亭偶尔到货，女售货员探出头直截了当询问瞬间排起的长长队伍：
— “稀点儿？少点儿？”
排队的男人们齐声喊道：
— “少点儿！”
其中一位还向我这个天真之人解释说：
— “谁愿意喝掺水的呢？少点没关系，但得有味儿。这样双方都好。”

如今，每当我看见1980年代出生的人发表深刻见解，描述苏联时期一切多么美好，我不仅想笑，甚至想“荷马式的笑”。什么“纯肉”香肠，压根儿没见过。什么人际关系如何如何，恪尽职守怎样怎样……都是些当年并不存在，却随着时间流逝变成怀旧传说的东西。

而当他们开始泪流满面，哀叹现代社会世风日下，我眼前不禁浮现出塔玛尔卡大姐：油渍斑斑的白色工作服紧绷在她鲜红色的毛衣上，头戴硬挺白帽，胖手抓握肝肠（你知道像什么），站在满地烂橘子汁里，象征着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丰裕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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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怎样的国家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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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88年，互联网和在线购物出现前的一个世纪，俄罗斯帝国开始了“远程销售”的热潮。18世纪后半叶人们已可通过邮局从圣彼得堡订购商品并送达莫斯科。逐渐地，尽管步伐缓慢，但配送线路日趋增多，货运体系也逐步完善。然而只有在仿照德国模式进行订单支付系统改革之后，首都的和进口的商品才开始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万物皆可邮购

俄罗斯帝国最有面子且最令人垂涎的商品是“邮购品”，即从国外订购的商品。科学家兼作家А.Т.博洛托夫1792年讲述一位莫斯科纨绔子弟（枢密院秘书之子）破产的故事，写道：
“他继承了父亲的巨额财产——不仅是在秘书任上积攒的万贯赀财，还有美丽的乡村庄园。然而这一切对他而言只是暂时性的。这位年轻人妄自尊大，认为无人比他更富有、无人比他更显贵。他渴望以浮夸和奢靡的排场夸耀全莫斯科，鲜车怒马、意气风发！一切用品必须是订购的、豪华的、无与伦比的！至于他的衣橱，衣裤多得不知往哪儿放，袜子和鞋子天天不重样！衬衫和袖口都是外国的！”

半个世纪后，Н.А.波列沃伊笔下的主人公谢苗·谢苗诺维奇·奥古尔奇科夫同样离不开外国货，他打算向莫斯科人展示一种舒适生活的典范：
“欧洲的舒适生活方式价格不菲——有壁炉、沙发、地毯、灯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谢苗·谢苗诺维奇喜欢一切都做到最精致，而在莫斯科你能买着什么本土精致商品呢？一切都得订购、都得进口，从鲱鱼到克雷曼起泡酒，从牡蛎到雪茄，从壁炉烧的石煤到桌上点的台灯。”

当时许多小姐和夫人们的幸福是以她们拥有的进口连衣裙和帽子的数量来衡量的。国家政要们则惋惜过去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例如海军审计官М.С.舒列普尼科夫就是个恋旧之人，他认同的社会风貌是：
“宅邸家具是无遮盖的长椅、长凳和橡木桌，富人们乘坐朴素双轮马车和旧式四轮大车，多数人满足于穿家织粗布、染色布、大红布（译注：一种平纹棉布，通常是红色，蓝色较少）、科罗缅卡布或粗呢布衣服。一切外国货、订购品都极罕见，甚至我们最讲究打扮的女士们都身穿从祖母和曾祖母那代继承的未经修改的光面毛布、花缎和锦缎衣裙，佩戴老辈子传下来的珍珠等饰品。”

“由寄件人自理”

外国商品之所以称为“订购品”，是因为需要俄罗斯商人通过外国代理人从境外购入。只有科学家、教师、医生和某些协会的成员才有权直接联系外国制造商或销售商购买所需书籍、仪器等。莫斯科大学公文中经常提到订购各种东西，例如1837/38学年度的学报记录着：“从巴黎订购了475对用于填充标本的珐琅人造眼球”。

19世纪的信件和回忆录证明，人民可以从外国订购：羊、马、牛、树苗和种子、猎狗、斗鸡、化妆品、壁纸、家具，当然也有衣服……

不同时期，英国或法国商品偶尔会出现短缺——这取决于谁跟谁又开战了。为促进本土工业发展，政府多次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禁止某些商品进口。例如《1816年欧洲贸易税率表》规定禁止进口的包括：“生产性及非生产性铁制品、纸制品、花边、缎带、墙纸、鞋、手帕、金银边饰品、麻布（细亚麻布除外）、化妆香膏、陶器皿、瓷器皿和水晶器皿、纽扣、黑色细呢和所有厚呢、火漆、茶叶、各种丝织品和毛织品、帽子、马车及其他产品。”但商人们将国货巧妙伪装成洋货，甚至偷着卖走私货。

外省顾客把从首都或大城市买的任何商品都称作“订购品”。幸运者仰赖可靠且热心的亲戚、朋友代购，其他人则冒着风险预付款，通过专门“从事委托采购和发运商品”的陌生人来完成交易。

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1782年制定实施的邮政规则，轻型邮件可寄递不超过5俄磅的包裹，重型邮件不超过1普特。1783年全国收费统一化，包裹和信件的邮费都开始按重量收，但包裹的计重单位是俄磅，信件是洛特（译注：1洛特约12.8克），该制度一直沿用到1843年。从1800年起所有人寄送包裹时都必须申报包裹的价值。

尼古拉一世年间，贵重物品包裹被划为“特殊信件”类别，所谓贵重物品指的是宝石、珍珠、黄金、白金等体积小、价值高的制品。1830年规定对于重量小于1俄磅的此类包裹不按包裹的俄磅计费，而是按信件的洛特计费。1843年开始收取包裹申报价值1%的保价费。计重运费根据路程之远近，每俄磅5-25戈比不等。1861年涨价到每俄磅10-30戈比，但如果是书籍则每俄磅3-11戈比。

《邮政管理条例》明文规定：“为防止途中开裂和物品损坏，包装强度由寄件人自理，邮政部门不承担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给各省邮政局长的指示严格规定：包裹须由寄件人自行使用粗麻布、油布、皮革等严密缝合，加盖邮局公章及“私人邮包”戳子。邮寄地址和寄件人、收件人姓名另外写在一块白布上，牢固缝合于包裹外层。又规定：“笨重大件、不便装箱之件、筐篓篮子、薄匣或长盒，及行李箱无法容纳者，不予承运”。

从1822年到1832年，邮寄包裹和信件的费用保持不变，邮政部门的收入却稳步增长：1822年8752703卢布，1831年10773303卢布。寄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1845年共寄出235731件私人邮包，申报价值5247319卢布，1868年寄件数量增至496888件，申报价值14932636卢布。

“奥地利开设了147条线路”

然而19世纪上半叶通过邮政系统买东西有个巨大的困难——俄罗斯很多地区没邮局！

1822年圣彼得堡成立一家名曰“运输保险企业”的股份公司，专门在偏远地区运送沉重、庞大、易碎和液体货物。每辆单马车可装载30普特，双马车可装载60普特。经营到1830年，除圣彼得堡、莫斯科和里加办事处，还在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开设办事处。

该公司的交货时间可以任选，例如莫斯科是10天、18天或30天。如果承运人延期交付，根据收据上写明的条件，每迟一天每普特货物赔偿10、20或30戈比。股东们发布公告：“物品众多以致需要多辆马车运输的货主，有权要求派遣押运员，并按约定向公司支付额外运费。”

现在，富贵人家不出庄园也能订购青铜器、水晶、大理石、钢琴、家具、马车甚至葡萄酒了。

同样在1822年，另一家私营企业“特许驿车公司”成立，大大促进了两都之间的商贸往来。起初每周两次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往返一趟马车，后来增加到每天四趟，不仅跑莫斯科，也远赴里加。北都和旧都距离720俄里，乘客需支付120卢布。尽管规定明确禁止“承运钱款、信件和邮包”，但香水、帽子、手套及青铜、白银小件依然从商店源源不断流向外地顾客手中。

观察到这两家运输公司的商业成功，圣彼得堡邮政局长1827年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设立国营驿站马车，他说：“马车运输正在外国逐渐普及，有些政府自设此类马车，如奥地利就开设了147条线路。而在俄罗斯，虽然部分个人近期经过政府特许建立了驿路，并且仅限于往返莫斯科和里加两地，但它们为旅客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为投资人带来了利润。”他建议政府在通往奥地利边境、连接圣彼得堡和拉迪维利夫的白俄罗斯大道上通行驿站马车，运送乘客和信件、钱款及私人邮包。“驿马车内将设置4个乘客座位，车前后有箱子放置邮袋、包裹及乘客行李；如果邮件数量太多，还可在驿马车后增添一辆或多辆普通邮车。”

邮政局长的设想被付诸实施。跑一趟拉迪维利夫票价275卢布，每位乘客可免费携带1普特行李，超重部分按邮政费率收取。圣彼得堡的商人和裁缝们因此有了将商品销往外省的新途径。

“金钱和订单滚滚而来”

于是日历、地址簿和旅游指南的“特别页面”上印满了这样的广告：
“西赫勒：女装、礼帽、压发帽、连衣裙、花边、丝带及各种饰品，并接受外地订单”
“朱莉娅：连衣裙、礼帽、压发帽，所有流行款式均按照最新杂志式样设计，可在本市购买并接受外地订单”
“瓦洛特、维奥嘉德：各类流行商品，接受寄送外地的委托订单”
“女裁缝：
索洛维耶娃，位于大海军街1号（问讯处楼上），缝制优质女大衣、连衣裙及其他女装，并接受外地订单寄送。
伊丽莎白·索洛维耶娃（位于大海军街，邻近彼得森大楼英格兰商店），缝制各类女士连衣裙、女大衣及其他流行饰品，并接受外地订单寄送”

订购男士衬衫的广告特别注明：“外地先生请提供颈围和胸围尺寸，或寄来一件衬衫作样品”。女士们若想订购紧身胸衣，则需寄来连衣裙身腰部分尺寸。

对首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某些书商瞅准商机，卖书之外兼卖俏货。比如曾任《祖国记事》杂志出版商A.A.克拉耶夫斯基事务所管理人的A.И.伊万诺夫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教堂租了一间房，1843年开张书店兼代销店，向外地顾客承诺寄送一切：从别针到钻石项链。

圣彼得堡书商Н.Г.奥夫夏尼科夫回忆起А.И.伊万诺夫：
“他的事业风生水起，金钱和订单滚滚而来。他本该安享幸福，但正是这份幸福迷惑了他。未婚独身的他雇了厨师，养了马——既有骑着运动的也有骑着逛街的，还购置了别墅和昂贵家具……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地，他开始疏于管理事业，而员工们能捞着什么就捞什么”。

1846年“雅兹科夫代购和寄售办事处”成立，承诺：“根据外地客户订单及他们汇来的款项，为他们寄送在圣彼得堡能买到的或可从国外订购的一切必需品、实用品和奢侈品”。任何书面告知事务所想要获取商品价目表的顾客均免费邮寄一份。办事处广告写道：“还可代购价目表未列出的商品——无论哪家商号的”。

但这里头骗局也不少。圣彼得堡著名生活记录作家И.И.普什卡廖夫如此描写1840年代越来越多的蒙骗顾客事件：
“书籍行业受到了极大损害，尤其最近，因为一些书商的投机欺诈行为，以至公众对哪怕最诚实书商的广告都不再信任。譬如您家住偏远省份，是一位钟爱本国文学的人，读了报纸或杂志上的详细广告，得知有新出版物发行，便希望订购。您按地址寄出书款，收到回执，等候一个月、一年，继续等，但许诺很快寄出的书籍却始终未送达。于是，您不得不接受金钱损失，放弃心仪的书”。

“从莫斯科订购更划算”

商品邮购业务不仅为外省奢侈品爱好者提供了巨大便利，也为许多生活在帝国偏远角落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带来了福音。

旅行家和博物学家Н.М.普热瓦利斯基1867年调研乌苏里边疆区时，对当地奸商高价销售劣质品的无耻行为深感惊奇：
“可笑的是，即便像蜡烛和麻绳这样的小东西，从莫斯科订购更划算。比如在莫斯科，一普特麻绳售价3卢布，运费12卢布，加上包装和保价费约50戈比，总计15卢布50戈比，仍比哈巴罗夫斯克的16卢布便宜。邮购一普特硬脂蜡烛花费25卢布，比乌苏里商人的售价便宜5卢布。其他各种商品，如布料、烟草、呢料等，通过订购邮寄过来能省一半钱，而且质量有保障，不会是乌苏里商人卖的那些臭破烂儿”。

19世纪末邮购贸易高速发展，因为1888年俄罗斯开始借鉴德国经验实行货到付款，虽然刚开始最高金额仅限100卢布。1890年限额提高到200卢布，共有100758件货物通过货到付款方式寄出，销售额1505839卢布。进入1900年代，每年通过货到付款寄送的包裹数量增至1562382件，销售额14518574卢布。

19世纪末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开始提供价值不超过100卢布、重量不超过15普特的包裹送货上门服务，而在其他城市，邮递员只上门派送价值不超过10卢布、重量不超过5普特的包裹。总体而言，当时包裹的最高价值限制为20000卢布，重量上限为3普特，1907年放宽到45000卢布。

甚至可以说，提供“邮购服务”成了贸易机构可靠性的标志。莫斯科的吉拉尔多夫斯基商店广告如下：
“外地买家请先汇来定金，剩余款项可通过邮政货到付款方式支付。
在有运输公司的地区，订单在收到相当于订单总价三分之一的定金后发货；剩余款项可在商品交付时支付……
除自家工厂产品外，我店还提供大量来自国内外其他工厂的商品，以便为顾客提供与我们商品类似的产品……
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声明：尽管店面装修豪华，莫斯科店的价格完全与我们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主要城市的其他店铺价格一致。”

“缪尔和梅里利斯”百货商店则声明：
“寄往外省的商品在质量和价格上与莫斯科出售的无异。外地客户尽管放心，订单将会得到最准确和最快速处理。样品和价目表可按需寄送。对于店内现货商品（家具及其他笨重物品除外）无需预付定金。商品通过邮政货到付款送达。公司承担包装费，客户承担运费”。

但与美国相比，俄帝国仍然遥不可及。美国已经发明了企业自行包装和称重商品的流程，邮政工作人员现场盖章，直接把货送往车站，无需经过邮局转手。而在邮政机构的平均空间可达性这一指标上，俄罗斯的表现也极为落后，仅是美国的1/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后的经济崩溃几乎将这种可达性归零。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莫斯科市百货商店联合公司”（原“缪尔和梅里利斯”）与“古姆”开始通过邮寄方式发送商品。同时，偏远地区迅速出现了为本地消费者提供首都商品的合作社。比如1925年的《全图拉及图拉省》手册中提到：“商业代理——联系：接受莫百联、茶业管理托拉斯、毛纺托拉斯、国营莫斯科毛织联合工厂和莫斯科针织工业联合公司的日常消费品订单。”

莫斯科“迪纳摩”无产阶级体育协会的武器和体育商店愿意向外省寄送“纯进口羊毛运动服”、夏季针织品、勒帕吉厂、派珀厂和列日厂的猎枪、自己生产的“英国运动”牌滑冰鞋、“达沃斯”牌雪橇、滑雪板、槌球、击木柱等……

新经济政策被取消后远程购物并未消失。1931年РСФСР贸易人民委员部下设了一个共和国“邮政贸易”办事处，主要服务企业和机构。

战后，“邮政贸易”和1949年成立的“联盟邮政贸易”主要负责寄送苏联人民买彩票赢得的奖品。在苏联各种物资普遍短缺的大背景下，普通顾客收到的商品往往不是他们所订购的全部，有时甚至是他们根本没打算购买的东西。稀缺商品离开“邮政贸易”的场站时，不是用包裹装，而是走关系用手提包和行李箱装。

延伸阅读：

昔日俄罗斯的出租马车

“黑室”——俄帝国秘密邮检机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文学报》1960年第31期刊登文章《伸出手的人》，作者是新西伯利亚居民И.苏普伦，描述了自己与乞丐打交道的经历。

六个月前我八十岁的姑妈去世。她生前是个信徒，临终要求依照基督教习俗下葬。亲属决定遵从死者遗愿。

我们的车停在教堂墙外五十米，再往前就该扛起棺材走了。通往大门的道路两旁有十个乞丐。我们站着不动，乞丐也不动不吭声，可我们一动，他们就划着十字围拢过来恳求：“看在基督的份上给点吧。”

我曾经坚信，把一个人推向赤贫的理由我国早就没有了，也不可能有，而这个地方却：“看在基督份上给一戈比、一戈比！”

怎么回事啊？难道真的有人无依无靠，行乞是唯一活路？我决定一探究竟，看看这些伸出手的人到底什么情况。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办这事：每逢节假日就去教堂、公墓观察“苦命人”的活动，了解他们住哪儿，找他们的亲属、邻居谈话。

直接跟乞丐交谈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首先从他们口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想：“困苦的人不会隐瞒，他会讲出一切”。事实上，乞丐很乐意和我聊，痛说自己的不幸命运。

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红脸膛男人表示：
— 我浑身是伤，满身是病。内脏被打穿，后背挺不直，天天发羊癫疯。
— 那您有养老金吗？
— 有是有啊，用处不大。我还得养活五个小孩子。
— 没人帮您吗？
— 谁来帮我？谁会帮我？我在前线的时候人家需要我，那时候有人同情我，可现在……

另一位看起来挺结实的老乞丐，衣服褴褛、套鞋破旧：
— 我无儿无女，老太婆不久前死了。有力气的时候还能干活，现在彻底没劲儿了。
— 您住哪儿？
— 有个地方就行，最常待的是河岸边船底下。
— 那养老金呢？
— 不发。剥削者没资格领钱。
— 您算什么剥削者？
— 现在不算，但以前算吧，我家过去是富农……
— 您去养老院吧。
— 去过，不收。谁能替我这种无亲无故的剥削者说情？早晚死在船底下。

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太诉说：“我六十五了。我养大四个儿子，三个牺牲在前线，第四个，老幺，和他的妖婆把我赶出家门。畜牲啊……我只能四处投靠远房亲戚和邻居家。”

故事令人心酸，我甚至起了念头想要帮助这些苦命人。但我继续深入调查。

红脸男人确实上过前线，但他并非“浑身是伤”，仅腿部受过伤。他领取养老金，不久前妻子带走了唯一的孩子，撇下这位“养育五个小孩”的父亲独自住在设施齐全的公寓。他曾在一家制鞋作坊打工，但最近半年他每天把军帽放在地上，“扫射”过往行人，一旦帽子里积满十卢布，他就直奔最近的商店，寻找愿意一起喝半升的酒友。为了更快找到人，也为了从人家身上榨取点什么，他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150克小酒杯。两人合伙买酒，各得150克，而他作为酒杯的主人可以喝200克。

老“剥削者”没睡船底，自己有一间小房子。他确实没有养老金（据说他半辈子收购赃物、半辈子坐牢蹲监），但每个月都去邮局领取儿子们寄来的可观汇款。他也不是鳏夫，老伴儿跟他同住。他们的房子不比别人的差，该有的都有：家具、餐具，还有一个装满各种东西的大箱子，墙上有挂毯，窗上有精致的蕾丝帘子。老太婆好动、活跃，闲不住，日常打理家务，养几只母鸡卖鸡蛋。
而且，“剥削者”只在星期天和重要节日乞讨，地点仅限教堂。

某个星期天，我发现那个“畜牲”和他的“妖婆”在家。他俩得知我来意，顿时脸色发红、惊慌起来：
— 那现在怎么说？
— 别把你妈赶出门呀，——我提醒道。
— 是我们撵走的吗？您自己看吧，——说着把我领进另一间屋。

这间屋地板中央有个大包袱，上面挂一把老式铁皮锁。包袱皮是桌布，两端拉紧打结，结的两侧打洞，铁锁扣环正好穿过洞，锁住包袱。

我问：
— 这是做什么呢？
儿子回答：
— 任性。母亲得知媳妇怀孕了，要求“不准生！”我们问：“为什么？总得有个孩子啊。”她说：“你们孩子关我什么事？休想让我老了伺候你们。”
媳妇就劝她：“我自己带孩子。”她却反问：“孩子哭了你也自己听吗？”我忍无可忍对她说：“您想怎么过怎么过，也别来干涉我们生活。”她大吼大骂，威胁要让我们抬不起头来。然后收拾好这个包袱就走了。没想到居然跑到您那儿了。

儿子急忙穿上衣服去找母亲。我俩一同出门，分别之际我说：
— 请问，她以前怎么生活，是什么样的人？
— 麻烦就麻烦在这个“以前”……她过去在集市投机倒把，习惯了放纵的生活。我是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在外地工作，又去当了兵，如今……您也看见了。

前不久我总结自己的“调查”，结果如下：
凡是我核实过的乞丐，每个人或者有自己住房，或者住集体公寓，只有一位——确切说是一位女性——租住在私人房东家；
大多数乞丐都有工作（比如两个乞丐甚至能做装卸工）；
几乎每个老人都能领取够吃够穿的养老金，余者靠子女供养；
我特别仔细“调查”的十名乞丐中，有四人把乞讨的钱统统喝光，三人“小酌解乏”，另三人把钱都带回家。七个人给什么要什么，包括面包，另三个人只要钱；然而那七个“什么都要”的人只有两位会带面包回家（他们养猪），其余五位“下班”后要么把面包送给养猪的人，要么扔掉。

现在来说最关键的——这些“苦命人”哀求、乞讨，讲述各种“悲惨”故事——究竟能获得多少呢？

在我调查的乞丐中，星期天和节假日（平日我不知道）的平均“收入”不少于每天50卢布，个别人甚至高达200多卢布。因此，我在他们中间没发现真正吃不上饭垂死挣扎的人。这些伸出手的“苦命人”实际是骗子和敲诈者，早就该把他们从街道、公园和市郊列车上清理掉了。

我明白，禁止乞讨是反人性的，因为乞讨必然是被残酷生活逼出来的，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为了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情况能够证明乞讨是正当的。

善良路人施舍纠缠不休的乞丐一卢布，因为他们往往相信所谓“无依无靠”的鬼话。而乞丐只是利用我们的仁慈和对他人的天然怜悯。对这种行为的纵容——没有打击乞讨的明确法律——只会鼓励寄生虫和骗子无赖。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赤贫的胜利者：卫国战争后的苏联伤残军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人口数量是国家社会经济状况最重要指标之一，阜盛且富裕的居民是国家繁荣强大之保证。俄罗斯国家在其千年历史中经历各种起起伏伏，直接影响了人口数量。本文将简单讨论其动态变化。

假设、估测和计算

尽管人口数量对经济活动、军事力量和文化潜力十分重要，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古罗斯、莫斯科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早期的人口情况所知甚少。当时的编年史和官方文件中的信息零散且不规律，因此现代的计算，尤其是对16世纪之前的计算，主要依靠人口模型和考古研究。

通过大致了解古罗斯城市的面积、经营方式、农作物产量（以千卡为单位）和商品交换程度，科学家们制定了各个时代平均人口密度的模型。这些方法成为获取直至15世纪末伊凡三世统治时期数据的基础。尽管蒙古人为了收税曾统计被征服的俄罗斯各公国人口，但这些文件并未保存下来。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俄罗斯一直在进行税册和户籍统计，这些数据对于收税和军事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彼得一世年间俄罗斯开始国家人口调查，从1719年至1857年共进行了十次。18世纪、19世纪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来源是教会记事录，它记载了某个教区出生、洗礼和安葬的信息。

1897年俄罗斯帝国进行首次全国人口普查，1917年第二次普查（仅覆盖了75个省的62个）。苏联时期做过八次人口普查，俄罗斯联邦至今已普查三次。

从古代到混乱初期的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国家起源于9世纪中叶，形成于“从瓦良格到希腊”贸易路线的大部分地区。研究人员根据间接数据估计，“前蒙古时期”的罗斯人口约550万至800万。12世纪鼎盛时期的基辅城居民达6万，是东欧最大城市。其他重要中心城市：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译注：沃洛德米尔）、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译注：弗拉基米尔州首府弗拉基米尔市）、斯摩棱斯克和加利奇的居民仅为基辅之一半。

自12世纪开始，原本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南部的斯拉夫人口为躲避游牧民族袭击，积极向东北也就是奥卡河、伏尔加河以东迁移。他们在苏兹达尔大公国和后来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庇护下占据了广阔的人烟稀少地区。蒙古入侵之前古罗斯有300个城市、75000个村庄，1237-1240年拔都的军队摧毁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城堡、要塞和行政中心。整个基辅、佩列亚斯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地区变得荒凉，人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东北部：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和特维尔周边。

但造成人口数量剧烈波动的不仅是敌军入侵和战争，还有饥荒和瘟疫因素。其中最严重的是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在某些地方杀死四分之一居民。16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已吞并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普斯科夫，成为一个强盛国家，人口550万，至1558-1583年利沃尼亚战争初期人口达700万。人烟稠密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地区则在16世纪失去了高达75%的人口。混乱时期(Смута)之初俄罗斯境内居住着750万人，最大的城市仍然是莫斯科——人口逾12万。

17-18世纪俄罗斯人口

1604-1618年的严酷动乱使全国人口减少四分之一。所幸靠着17世纪上半叶的有利条件，莫斯科摆脱了前十年的恐怖，人口潜力恢复。1678年凭借自然增长和领土扩张，人口已达1050万。

彼得大帝时代以旷日持久的北方战争和国家社会各领域激进变革为标志，至今仍在人口学家中引起热烈争论。长期以来的普遍观点认为，在这位活跃的改革者统治下国家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口，但雅罗斯拉夫·沃达尔斯基的详细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结论：人口数量增长三分之一，达1500万。

伴随着锐意开拓和殖民俄罗斯黑土地区，18世纪末该地区人口超过早年最热闹的中部地区。本世纪俄罗斯帝国还吞并了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南部草原、外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在内的大片土地，帝国人口因此快速增加——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登基之初约2360万，到1796年她统治结束时已增至4120万。

19世纪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与拿破仑打打杀杀的结果是帝国进一步扩张，人口爆炸既发生在旧领土也发生在新领土。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初期全国7500万人，1897年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得知增加到1.28亿。

废除农奴制、工业增长和城市化显著改变了社会结构及其分布格局。城市规模扩大数倍，最大的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分别于1891年和1896年达到百万人口。排在它俩后面的城市人口数量则少得多：华沙684000人，敖德萨404000人，罗兹314000人。民族构成方面主要是俄罗斯族的三个分支，总人数8300余万：大俄罗斯人5500万、小俄罗斯人2200万、白俄罗斯人约600万。

卫生措施的普及、医学的进步、膳食品质的改善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快速增长中起了巨大作用。平均寿命稳步提高，从1840年代的25.8岁上升到二十世纪初的33.5岁，这个现象被科学家称作“人口现代化”。

20世纪俄罗斯和苏联的人口

20世纪的宏伟历史进程——两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和苏联解体——标志着根本性的历史变革，导致了规模最大的人口变动。通过普查和其他人口统计方法（出生和死亡记录、婚姻登记、护照注册）获得的大量详细材料，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进行中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俄罗斯帝国人口已超过1.75亿，每年增长200万-300万人。1917年的大革命和内战，伴随着大规模移民和斑疹伤寒及西班牙流感的爆发，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研究人员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俄罗斯因战伤亡200万人，约800万人死于疫病和饥饿，200万人移民海外。到了1920年代初，与1914年相比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口减少550万，乌克兰减少150万。1920年秋季彼得格勒人口从1917年的240万减少到近160万。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集体化、工业化、大饥荒和镇压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重工业的爆炸性增长令苏联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最新数据显示，1932-1933年的饥荒导致苏联约600万人死亡，约60万被驱逐的富农死于流放地和劳改营，约70万人死于“大恐怖”。尽管如此，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苏联人口达到了1.967亿，其中近450万人居住在莫斯科。

这场最艰难的战争迫使全国人民做出极大牺牲，既是胜利也是悲剧：敌人被消灭了，但2700万苏联公民殒身。1946年苏联人口约1.705亿，男女比例显著不平衡。直到1960年国家才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每年增长300万-400万，出生率开始逐渐下降。1990年苏联人口逾2.9亿，同时发达国家特有的“人口转型”——生活品质提高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在苏联末年成为现实。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

苏联解体、经济联系断裂和生活的彻底“重新格式化”，以及大规模迁徙——难民潮、侨居海外和国内流离失所——使国家的人口状况更加恶化。后来的“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更是雪上加霜，这期间结婚年龄提高，出生率进一步下降。1991年РСФСР有人口1.48亿，2021年的普查数字显示俄罗斯联邦人口1.471亿。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人口向特大型城市集中。目前俄罗斯有16个居民超百万的城市（莫斯科1300万人、圣彼得堡560万人、新西伯利亚160万人……），而1990年的РСФСР只有12个居民超百万的城市（莫斯科870万人、列宁格勒500万人、高尔基140万人）。为改善这种情况，俄罗斯政府于2019年启动了“人口学”国家项目，目标是延长国民的活跃寿命，降低死亡率、提高总和生育率。

延伸阅读：

侨居四方的乌克兰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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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维尔·格尼罗利博夫（莫斯科历史学家）

苏联无疑是全世界最爱阅读的国家之一，关于公共交通的老照片上总能看见乘客捧着报纸。以前书籍发行量远多于当代，如果说今天某种严肃学术著作印刷1000-2000册，那么苏联时代50000册都打不住。薄薄的儿童读物动辄发行一百万、两百万。1988年苏联共印刷各类文艺书籍11.5亿册，2008年俄罗斯仅3.04亿册。

当然不能仅通过印数来衡量书籍市场。例如，1988年苏联出版了10500种文艺书籍，2008年俄罗斯出版了31000种文艺书籍。现代俄罗斯在艺术、经济、医学和体育、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书籍品种上稳超苏联，技术和农业书籍远不及苏联，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几乎不相上下。

苏联书店整洁的货架乍看琳琅满目，细看却内容贫乏。几乎没人对党的代表大会决议集和难忘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小地》感兴趣。恰如罗曼·阿尔比特曼总结的那样：“（书店）主要是朝气蓬勃的农业诗歌和地方性的描写生产的散文，虽然也有一些经过考验的人民民主国家作家的作品。我回忆不起他们姓名，看来，这些书都有一个奇妙特点，就是当偶然走进书店的访客羞愧地把目光从书架移开时，它们就会立刻被遗忘。”为了收藏几本好书，人们纷纷投身找书大战。我们调查了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书籍是怎样进入普通家庭的。

废纸换书

1974年苏联开展用废纸换书的实验。公民在废品回收站每上交20公斤废纸可领取一张特制票券，然后用来兑换书。如欲兑换经典的两卷本，则需要送来40公斤废纸。一位著名俄罗斯博主分享回忆：“显然，不想交售废纸的人可以找那些专门倒腾大量废纸的活泛老人购买票券。也就是说，废纸票券成了某种代币。我们小时候还冒充完成学校任务的少先队员，挨家挨户搜集废纸，然后上交，再把票券卖掉。”

并非每家每户都愿意给少先队员开门，但奶奶们会毫不犹豫拿出旧报纸。纸箱子最受青睐，需要在商店乞求才能得到，但这种废纸能一下子增加很多重量。回收站营业时间各不相同：列宁格勒13点-21点，阿什哈巴德9点-19点。苏联共出版过117种书籍充实“废纸换书”活动，包括大仲马、凡尔纳、萨巴蒂尼、特尼亚诺夫、库柏、吉卜林、圣埃克絮佩里、罗大里、施蒂尔马克、德莱塞、福伊希特万格、显克微支等。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非常受欢迎。某位基辅居民发愿集齐莫里斯·德鲁翁描写法国国王的书（译注：七卷历史小说《被诅咒的国王》），竟把整套列宁和高尔基全集送往废品回收站。

塔季扬娜·德尔维兹也讲过发生在列宁格勒的趣事：“……某人坐出租车运来100公斤罕见的革命前旧书，但保存状态很差，高兴地领到了《玛尔戈王后》兑换券。”废纸兑换的书都有“枞树”标志，表示这些书是用再生纸张印刷的。政府宣称60公斤废纸可挽救一棵大树免遭砍伐。计划经济时代的这项活动同时解决了多个问题：既帮助节约资源，又为公民提供好书，还能清理储藏室堆积的垃圾。苏共中央分管印刷业的瓦季姆·科斯特罗夫证实苏联经常面临木材原料短缺：最好的木材优先供应铁路枕木和矿井支架，然后才轮到造纸厂。

黑市

优质文学书籍的匮乏刺激了投机行为。许多知识分子几乎花掉月工资的一半买书，例如1980年代初《中提琴家达尼洛夫》和《大师与玛格丽特》要价35卢布。于是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发形成的“书市”，高尔基（今下诺夫哥罗德）的书市位于佩乔尔斯基修道院墙外，人们谈论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不得不称之为《神秘岛》。莫斯科的珍本爱好者聚集在铁匠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人图书馆》丛书在首都中心地区售价高达250卢布。茨维塔耶娃的两卷本售价50卢布，阿加莎·克里斯蒂选集30-40卢布之间。知道这些背景，您就能体会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的深情诗句了：
“试着去买一本阿赫玛托娃吧。
旧书商会告诉你，
她那黑玛瑙色的集子
比真玛瑙贵得多。”

1976年韦纳兄弟意外现身铁匠桥，想看看他俩的新小说《仁慈时代》受欢迎程度如何。书市上常有酒鬼以某种紧急理由（“喉咙着火了”）低价售卖珍本，克格勃暗探偶尔也来转转。但书迷们最主要的朝圣地还是列宁山，警察驱赶投机者，他们就去地铁站附近聚集。本地卖家与各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建立了私人联系，以便第一时间获取稀缺版本。

苏联图书热潮恰逢居民收入相对增长的时期。1970年代，家庭图书馆成为与捷克水晶玻璃器皿、南斯拉夫壁柜和芬兰洁具并列的自豪之源。М.涅姆琴科描述家庭图书馆现象说：“这不仅显示出文化修养（或至少对文化的渴望），也是室内装饰的体面之选，更是主人获取稀缺书籍之能力的证明。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稀缺，除了堆满仓库和货架的宣传品，这些宣传品充斥着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他敌对‘主义’的数不清的揭露”。他说的不错，有些人确实能搞到手！例如红色封皮精装12卷大仲马贵得离谱——每册售价高达300甚至500卢布。

Л.斯维特拉科夫写道：书籍在警察的护送下从一个车间运到另一个车间，但仍有部分被偷。工人们把封面和内页带出印刷厂，晚上回家装订起来。

远途旅行

苏联边陲地区的意识形态压力明显弱于中心地区，因此允许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发行外国作家的作品，比如中亚各共和国愿意出版菲茨杰拉德、雷马克之类。游客和登山者经常从那边满载书籍归来，或者寄回家沉重包裹。于是产生了“中亚大仲马”的说法，南方阳光下印刷的《玛尔戈王后》会突然出现在列宁格勒或基辅。

1970年代，基希讷乌成为书籍收藏者地图上的另一文化圣地，出版的相对自由可能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在摩尔达维亚担任领导职务有关。当地发行了梅恩·里德和史蒂文森的作品，“卢米纳”出版社推出了《冒险世界》丛书。尽管纸张品质和其他地区的出版社一样不尽如人意，但在黑市上统统被抢购一空。正是摩尔达维亚和中亚向苏联中心地区供应了女冒险家安琪莉卡的故事（译注：即《百劫红颜》）。维克托·米亚斯尼科夫写道，国家出版委员会限定此类“商业”出版物每年80种，于是人们耍起花招：“詹姆斯·菲尼莫尔·库柏的书可以作为儿童读物或外国经典文学出版，而本土侦探小说集可以当作苏联警察周年纪念的献礼，以社会政治文学的类别按计划出版。”

俄罗斯偏远乡村偶尔也会出现白银时代诗人大作，爱书之人闻讯往购。罗曼·阿尔比特曼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曾在萨拉托夫州新布拉斯基地区乔普洛夫卡村买到一本巨大且昂贵的赫列勃尼科夫著作。售货员开收据的时候同情地看着我，仿佛看残疾人。”全国各地流传着“……基希讷乌版的格雷厄姆·格林和彼得罗扎沃茨克版的儒勒·凡尔纳，阿拉木图版的阿瑟·柯南·道尔和克麦罗沃版的卡雷尔·恰佩克，明斯克版的库尔特·冯内古特和伊热夫斯克版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人还跑去外国求购罕见书，如《荆棘鸟》、《美国的悲剧》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书店”，或苏联军事城镇的销售点买到。

订阅丛书

缓解阅读饥渴的另一条可靠途径是订阅多卷本丛书。1967-1977年苏联发行过200卷的《世界文学书库》，印数30万（后来莫名其妙增加到30.3万）对于幅员辽阔的国家似乎微不足道，以致书迷流传有人用这200卷换回一辆“莫斯科人”轿车。《世界文学书库》在今天的拍卖网站上大约6万-7万卢布可入手。

《世界儿童文学书库》1976-1987年出了50卷，人口百万的大城市萨马拉仅仅配货二百套，于是重视子女教育的父母提前三天站书店门外排长队。这套一度稀缺的丛书2015年售价一万卢布。《冒险故事书库》从1936年开始出版，因其封面设计极具辨识度，民间昵称：“小画框”。

人们还可以在书店登记订阅特定作者的全集。谢尔盖·姆纳察卡尼扬回忆1989年排队购买帕斯捷尔纳克五卷全集的情景——铁匠桥的作家书店被文化人挤得水泄不通：“所谓‘爱国力量’的作家们也排在队伍里。他们讥讽地互相询问着，似乎对于自己排队购买这位他们并不喜欢的‘非俄罗斯族俄语诗人’的五卷全集感到尴尬，调侃着‘帕斯捷尔纳克’究竟是旱芹还是西葫芦（译注：пастернак也有‘欧防风属植物’之意），但玩笑归玩笑，队依然要排的。显然，他们关心的不是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的文学，而是这套丛书的市场价值。”亚历山德拉·巴拉什将订阅丛书称为她童年时期的亮点之一：“蓝色的柯南·道尔，黑色的斯蒂文森，黄色的卡雷尔·恰佩克，它们整齐地装饰着上层书架；最顶层，‘科学幻想’的活泼海洋溅起点点阳光。”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兹切夫谈起他青年时期喜爱的丛书，提到了通过订阅获得的屠格涅夫和狄更斯。

为了阅读优秀作品，人们订阅厚厚的文学杂志，将需要的页面撕下来，连着收集几期再装订成册。这种“单行本”小说占据书架光荣位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通常附带刊登侦探小说，这样订阅者数量会暴涨。比如原本非常小众的《人与法》杂志连载热门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的作品，大家匆忙翻阅干巴巴文章，寻找心仪作家的名字。

伴随苏联居民的书籍短缺现象直到改革最后几年才消失。家庭图书馆——1960-1980年代苏联日常生活的鲜明特征——如今越来越多地沦落垃圾场，契诃夫和司汤达被雨浇淋。“高档”楼栋的住户则自发放置书籍交换架。作家德米特里·巴维尔斯基在他的一部书中写道：“如今谁还需要三十卷的狄更斯啊？”现代的小学生已经无法体会一名12岁少先队员用20公斤废纸换回《三个火枪手》的那种喜悦了。

延伸阅读：

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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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误解认为苏联境内的外国汽车凤毛麟角，实则不然。苏联长期进口整车，包括从资本主义国家，数量随着国内政治风向起起伏伏。内务部（包括国家汽车检查局）也有不少进口车。

1920年代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道路安全问题十分尖锐。当时大城市街头汽车、摩托车早已不是稀罕物，再加上电车、马车和自行车，既热闹又混乱。所以莫斯科市苏维埃1925年通过决议成立街道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交管局”）。

交管局成立之初，工作人员没有自己的车辆，直到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才开始为警队（包括交管局）购置宝马牌摩托车。一旦国内生产了足够数量的轿车和摩托车，警察部门就停止进口外国车了。

伟大卫国战争后交管局再次使用西方车辆，内务人民委员部接收了一批通过租借法案获得的汽车和摩托车。但此时交管局雇员偏少，无法高效应对日益增多的交通事故。

国家汽车检查局(ГАИ)的根本性变革发生在1960年代末。1967年瓦列里·维塔利耶维奇·卢基扬诺夫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正是此人促进了该局快速发展。他任职期间组建交通警察队伍、道路交通组织部门、交通管理技术设备生产企业，以及苏联内务部全联盟道路交通安全研究所，同时采购进口设备。

1970年代初首都ГАИ配发第一辆进口车。有人说这辆巨大的福特”Galaxie”警用款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赠予苏联政府的，但尼克松不太可能选择警车作为国礼，所以更可能是采购试用的“样品”。但很遗憾，根据一些报道这辆车使用时间不长就发生事故撞毁了。以下事实也可以提供佐证：美国车之后又采购若干辆以梅赛德斯奔驰W108为基础改装的巡逻车，进口时喷涂了苏联警车的黄漆。这批车在首都ГАИ一直服役到奥运会，最常用于护送车队和贵宾。

1976年另一批马力更大、配置更豪华，更适合充当护卫车的梅赛德斯奔驰W116跟随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时任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国际主席）进入苏联。这一次新车不仅莫斯科独享，也分配给了列宁格勒和基辅。此后国家汽车检查局经常接收进口车。买完梅赛德斯奔驰买宝马E3，其中一辆ГАИ宝马曾在电视剧《专家调查》中露脸。捷克斯洛伐克的塔特拉-613也分配了若干辆给ГАИ。

1970年代末首都办完警用设备和装备展览会之后，莫斯科ГАИ甚至获得一辆保时捷911″Targa”，车上配备各种“警用道具”。对苏联而言这辆车太奇特了，于是送去莫斯科市列宁共青团汽车厂测试研究，车载“道具”当然也被拆除。

写到这儿不得不介绍一则有趣的插曲：曾有那么一段时间苏联国家汽车检查局使用过联邦德国涂装的警车。话说1979年春西德警察代表团访问基辅，来的是相当于ГАИ职能的”Verkehrsdienst”部门人员。卢基扬诺夫专程飞乌克兰接待，访问结束后他建议基辅市赠送客人一辆配备汪克尔发动机的新款“拉达”巡逻车。德国人投桃报李，许诺回赠基辅市梅赛德斯奔驰警车。不久迎来一辆联邦德国警察现役的白色、绿色涂装梅赛德斯奔驰W123，车身带德文”Polizei”标志，甚至有固定德国HK自动步枪的卡槽！按道理本应重新喷漆，但考虑到下一个西德代表团即将造访基辅，决定派该车原样护送宾客，以强调礼物确实被用于其预定目的。

这并非孤例。苏联有一种在国内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上购买展品的做法，对双方都有好处：参展商无需运输展品回国，而苏联可以“在家门口”获得最新款进口技术样品。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苏联购买了德国警用版梅赛德斯奔驰W123旅行车——车身白色，带绿色引擎盖和车门。直接分配给国家汽车检查局下属部门，但立即喷涂了”Милиция”字样和苏联国徽。

1980年代初莫斯科街头出现梅塞德斯奔驰W123和宝马5(E12)巡逻车。随后高级轿车的配备几乎成为常态：一个批次十辆宝马。虽然大部分都留在莫斯科，但苏联其他大城市也有机会分得一些。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列宁格勒、明斯克和基辅开始使用进口巡逻车。到了“改革”时期，许多部门可以为满足自身需要采购外国车，例如第比利斯ГАИ有欧宝”Senator”,斯维尔德洛夫斯克ГАИ有日产”Urvan/King”，巴尔瑙尔ГАИ有日产”Patrol”等。1989年底还曾采购过大量（据说不少于50辆）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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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琳娜·克柳科娃

一百五十年前乌克兰都城曾被称作“教堂和妓院之城”，卖淫业正经历它的黄金时代。

宽容之家

19世纪初提供有偿性服务尚不合法，但基辅已经出现了卖淫女聚居区，其中之一距离修道院不远，莫斯科街和奥梅利亚诺维奇-帕夫连科街（原苏沃洛夫街）附近。这个地方名曰“克雷斯蒂”，在此居住、工作的年轻女子就被叫做“克雷斯蒂妞儿”，主要客户群体是附近军营的兵卒。

从外表看，她们与寻常的城市妇女别无二致——当时基辅还没开始流行西欧服饰，所以“克雷斯蒂妞儿”穿得就像果戈里笔下女角色：花衬衫、方格裙或羊毛长裙。她们各自住在小木屋，男人登门不仅仅为了求欢，也想短暂享受家庭温暖。嫖资甚至可以用食物支付，比如自制灌肠、猪油和伏特加。进了屋，吃一桌好饭菜，睡一宿女主人，当修道院钟声敲响第二下，昨晚热情的女人拉开帘子，把客人推到街上。

1843年，“人类最古老职业”发展到新阶段，女性卖淫被朝廷非罪化，但前提是受严格监管。由于暗娼导致性病流行，官府深感头疼，所以那时候出现了第一批妓院，即所谓的“宽容之家”，经营者必须是30-60岁妇女，卖身者定期做体检——警察收走妓女的证件，另发“黄票”，注明姓名、职业并附照片，还有一栏供医生填写健康检查结果。妓院禁售烈酒，可惜这项规定往往得不到执行。另一项规定是妓院地址必须远离教堂、学校和法律机构至少300步。

基辅市内第一片“红灯区”位于安德烈斜坡，圣安德烈教堂的神甫对此义愤填膺，试图规劝妓女从良，好话歹话说尽。小妞儿们投桃报李，以一种别出心裁方式作答：又一个暴风雨之夜后集体进教堂忏悔，详细讲述自己的“罪孽”……

后来穆拉维耶夫将军在安德烈山对面买地置宅，希望有个清静环境，凭借与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私人交情迁走妓院，从而结束了这条街的不光彩历史。部分妓院搬到“沟后”，也就是上瓦尔街、下瓦尔街一带，赫鲁博奇察河流经之处。其他妓院则搬到拉丁区（舍甫琴科大学红楼附近），因为学生哥是主力客户。

1885年另一桩丑闻迫使基辅的妓女再度外迁：民间传言基辅省长谢尔盖·古季姆-列夫科维奇死在某窑姐床上，当局虽极力掩盖，但羞耻的悲剧根本瞒不住人，遂决定把妓院继续往市郊撵。驿站街居民主动提出愿意接纳风月女子落户。一种说法认为，从街道名称看这边儿住的多数是马车夫，随着铁路发展，畜力交通式微，收入下降，房子租给老鸨无疑更有利可图。19世纪末驿站街遍布娼馆，亚历山大·库普林小说《亚玛街》即以此地为背景。

孤勇者

法律禁止妓院外卖淫，可总有人情愿私下接客，这就需要开动脑筋吸引客户了。一些“流莺”在娱乐场所周边徘徊，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今天迪纳摩体育馆位置上的“百花城堡”俱乐部，看见合适男人就缠住媚态百出。“库库什金娜别墅”（无家可归者聚居地）的卖淫女则引诱男人走出马林斯基公园，因为禁止她们入内。有人说库库什金娜别墅之名即来自躲在树后嗲着嗓子学布谷鸟咕咕叫的女人。（译注：另有说法称小酒馆女老板叫“库库什金娜”，她跟做皮肉生意的井水不犯河水）

1878年市杜马从波迪尔区迁至赫雷夏蒂克广场（今独立广场），大约同时期赫雷夏蒂克街出现了站街女，自觉在街边排成一条线。尽管她们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但基辅的良家妇女仍然避免孤身从这儿走。另一类站街女是带小姑娘的妇人，自己没生育的花钱租孩子，全身黑衣，扮演一种“体面寡妇”形象。男人找这样妇女搭讪似乎更容易些，请她吃顿饭，回家深入交流。次日天亮，赠予“车马费”若干。

至于廉价的“苍蝇馆子”，食客们常常会遇见“饭馆女士”，大大方方要求男人请她们喝酒。此类女士多半以“女歌舞演员”或“假日演员”自居，毕竟二流女艺人赴外省演出属于司空见惯之事，演出结束玩几天没什么大不了的。顺便说一句，马车夫也会用“女声合唱”招徕客人坐车到“女演员”出没的饭馆。

私娼、暗娼卖身的另一种隐秘地点叫“矿泉水店”，顾名思义，对外宣传销售矿泉水或克瓦斯，但熟客想买烈性饮料的话，请跟随热情女店员往后头走。

职业精英

可想而知，革命前基辅的大多数窑姐儿和站街女不具备较高的教育和文化程度，普遍出身残破家庭或失地农民，迫于贫穷卖淫。甚至有被亲戚和原雇主强拐硬拽来的。所以有文化的少女身价倍增，老鸨子千方百计勾引她们下海为娼，勒索、威胁无所不用其极。警察曾查获米哈伊洛夫街某淫窟，一个名叫克列缅京娜·韦希瓦塔娅的女人打着牙科诊所幌子开办非法妓院，容纳几位正派家庭的女子接客。不知什么原因促使她们走上这条路，家里缺钱吗？渴望冒险吗？

文化妓女中最贵的要数“布谷鸟”，也叫“山茶花”，言谈举止文雅，衣着打扮时髦，陪伴上流阶层有钱佬出入沙龙和剧院。带这种女伴招摇过市不仅不丢脸，反而可以显摆炫耀，例如决斗中打死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尼古拉·马丁诺夫在基辅“服刑”期间，公开带着某著名“山茶花”逛公园散步。

“山茶花”登峰造极者，如基辅交际名媛艾米莉亚·斯韦伊科芙斯卡娅，甚至在情人（基辅总督德米特里·比比科夫）安排下成功嫁给波兰贵族大财主梅奇斯拉夫·波托茨基，还收了波托茨基一百万卢布“生儿子钱”。儿子出生后两人闹翻，婚姻濒临破裂，尼古拉一世皇帝降旨流放波托茨基去萨拉托夫（译注：罪名是行为不端，此人一贯惹是生非），斯韦伊科芙斯卡娅在基辅跟比比科夫旧情复燃。但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夫妻重归于好，共同逃亡巴黎并走向坟墓。

无法回头

另一方面，虽然妓院一本万利，但真正赚钱的仅限经营者，卖身者处于半奴隶地位，事实上无力脱困。此外，父权制社会鄙视妓女，惟极少数被富豪包养者能够抬起头做人。

找妓女玩耍一小时的费用取决于妓院档次。在那些白色家具、镀金窗框的精装修妓院，一个女人收费3卢布，略低档的收费2卢布，最低等娼馆花1卢布即可开心一次。而且场所等级不同，妓女每晚接客数也不同：收费昂贵的每人每晚接客4-6名，便宜的每晚多达十几名。所得嫖资老鸨抽成四分之三维持运营，余钱换成“消费券”，用于支付食物、衣裳和鞋子等费用。多数时候妓女很快就会欠下老鸨巨额债务，纵然有富翁替她赎身，等人家玩够了，结局往往是被踢回“原单位”或沦为更低等烂货。

所以从事卖淫这一行纯属吃青春饭。性病和意外怀孕侵蚀着她们的身体，由于行贿受贿，官方医生的体检多半流于形式。绝望的妓女尝试不借助医疗手段堕胎，敢于采取最危险手段，三十岁年纪事业乃至生命就早早告终了。

1917年之后基辅的妓院渐渐消失，德国占领期间短暂开张两家以满足军人需要，皆白天营业，官兵凭票来嫖。第一家位于弗拉基米尔斜坡，今“国家爱乐厅”楼内，第二家在萨克萨甘斯基街72号，今市立皮肤病性病防治所。

延伸阅读：

连环杀人犯尼古拉·拉德克维奇

知情者谈为克格勃工作的失足妇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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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文化”迟至1940年代初才渗入苏联，即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支援苏联战争物资时期。美国军队和政府官员把鸡尾酒介绍给苏联同行，于是这种与传统红酒、啤酒包括白兰地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新式”饮料迅速风靡莫斯科精英阶层。换句话说，苏联虽有鸡尾酒，但政府视其为资产阶级残余，仅限某些内部场所供应。

然而苏联鸡尾酒和酒吧能够存在的首要原因在于接待赴苏公干或休假的外国客人，政府希望向贵客证明苏联的生活毫不比祖国差，连他们最喜欢的鸡尾酒也能喝到，且有独特配方。1942年（译注：或称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特维尔大街）6号开张一家“鸡尾酒厅”，上下两层，装修典雅，有螺旋铁艺楼梯、雕塑圆柱、昂贵的枝形吊灯和镶木地板，酒水用高脚带棱玻璃杯盛装。该“酒厅”是莫斯科甜酒和伏特加酒酿造厂（后来叫“晶体”厂）下属企业，即使战争时期也有多款鸡尾酒和小吃售卖，一楼常驻爵士乐团演奏，营业时间为下午三点到凌晨三点。调酒师全部为女性，因为苏联传统不雇佣男人做餐厅服务员。

战后1950年代，鸡尾酒厅成为苏联亲西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演员、音乐家甚至工程师聚会场所。无论何种职业，来的都是客，诨名称“科克”，一边欣赏爵士乐（“资产阶级情调”）一边啜饮精致鸡尾酒。许多人假装不懂俄语，试图在着装和举止方面效仿外国佬，渐成风尚。大部分知识分子必须攒钱一个月才有实力做一回“科克”，毕竟一杯100毫升的“牛仔”鸡尾酒售价4卢布10戈比，约等于莫斯科一个月房租的十分之一。而且光有钱还不行，得排队过“Face Check”，不成文的规矩是必须打领带，女宾必须有男宾陪同。

苏联政府为何“容忍”首都市中心堂而皇之开这家酒厅，至今说不清。最可信的解释是酒厅乃克格勃暗中运营，起初用于接触、刺探外国高官，后来用于识别思想倾向西方的本国公民，多来几次就被克格勃盯上了。苏联文学作品中，维亚切斯拉夫·孔德拉季耶夫的小说《因伤休假》曾描写此地，1989年被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辛搬上银幕，改名《香槟飞溅》，讲述1942年一名负伤的青年中尉回莫斯科休假，大款朋友请他体验鸡尾酒厅，中尉被酒厅的奢靡和豪华刺激了，想起战友正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情绪失控掏出手枪……

1968年高尔基大街鸡尾酒厅停业，改造成普普通通冰淇淋店，1980年代末二楼开起了自助餐厅。

1957年夏天苏联举办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节，131个国家的3.4万名访客进入莫斯科。节后外国工人和游客开始造访苏联，却找不到合适的休闲场所。为满足他们需求，在莫斯科的“柏林”宾馆和“大都会”宾馆及列宁格勒“欧罗巴”宾馆开设外汇酒吧，工作人员经过严格政审，必须掌握几国外语。苏联普通公民谢绝入内。

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有幸在“欧罗巴”任职，他自幼就对海明威小说描写的鸡尾酒深深着迷，实际工作起来却遭遇困难：酒吧设备只能自己拼凑，调酒配方则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翻外国杂志搜罗，或者询问客人某种酒怎么调。慢慢积累了丰富经验，1978年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写成《混合饮料调制技术》，被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对外旅游管理总局”推荐为全国调酒师参考书。可惜苏联时代鸡尾酒调制行业并未进一步发展，1970年代末个别大城市终于出现第一批招待老百姓的鸡尾酒吧，但不受民众欢迎，问题在于调制用酒都是本国货，品质参差不齐，口感一言难尽啊。

下面介绍几款苏联鸡尾酒配方，摘自当年高尔基大街鸡尾酒厅菜单。遗憾的是某些配方未能保存下来，例如“嘉年华”就永远失传了。

1.“伏尔加”

伏特加：35毫升
橙子利口酒：15毫升
薄荷利口酒：10毫升
柠檬汁：25毫升
砂糖：5克
冰块：3-4个

上述材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用吧台滤网过滤到冷藏的高脚杯中。

2.“老托马斯”

“旧塔林”利口酒：50毫升
红醋栗汁：75毫升
樱桃酱：25毫升
柠檬：1片
新鲜樱桃：4-5颗

高脚杯上做糖边，将果汁、利口酒和樱桃酱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用滤网过滤到加冰块的高脚杯中，点缀柠檬和樱桃。饮用时建议搭配烤扁桃仁。

3.“礼炮”

白兰地：50毫升
柠檬汁和橙汁：各10毫升
液体蜂蜜：1茶匙
气泡矿泉水：50毫升

白兰地倒入高脚杯，加蜂蜜、橙汁和柠檬汁，搅拌至蜂蜜溶解，最后加矿泉水。

4.“樱桃”

樱桃利口酒：50毫升
香槟：100毫升
樱桃酱：25毫升
柠檬：1片
罐头樱桃：几颗

樱桃利口酒和樱桃酱倒入加冰块的高脚杯中，搅拌，加香槟，用柠檬片和樱桃粒装饰。

5.“牛仔”

杜松子酒（荷兰Jenever）：30毫升
胡椒伏特加：30毫升
杏子利口酒：20毫升
班尼迪克丁酒：20毫升
蛋黄：1个

上述原料倒入高脚杯中，搅拌，加蛋黄，一饮而尽。

6.“谜语”

白兰地：30毫升
橙子利口酒：20毫升
白苦艾酒：30毫升
柠檬汁：10毫升
柠檬片和樱桃：少许
冰块：1-2个

调酒器摇晃混合白兰地、苦艾酒和柠檬汁，注入高脚杯的利口酒中，加冰，用柠檬片和樱桃做点缀。

7. “咖啡菲丽普”

白兰地：30毫升
咖啡利口酒：30毫升
波特酒：50毫升
蛋黄：1个
砂糖：1茶匙
肉桂粉：1撮
刨冰

除肉桂粉外全部原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在高脚杯加三分之一刨冰，将鸡尾酒滤入杯中，表面撒肉桂粉。

8.“四重唱”

白甜酒：60毫升
杜松子酒：60毫升
白兰地：40毫升
陈年朗姆酒：40毫升
柠檬：一片
冰块

上述原料用调酒器摇晃混合，倒入加冰块的高脚杯，柠檬片点缀。

9.“幻想”

白兰地：50毫升
香槟：10毫升
伏特加：10毫升
橙汁：10毫升

全部原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滤入高脚杯。

如您所见，那时候的鸡尾酒配方基酒丰富，但缺少果汁和苏打水，装饰物仅限柠檬和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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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肉罐头极简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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