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狙击作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些苏联狙击手甚至在德军入境数小时后就开始杀敌。而敌方的战斗报告中经常提到红军狙击火力造成的损失，甚至要动用炮兵和航空兵对付。

本文简单介绍10名布里亚特狙击手的情况，他们消灭德军官兵合计2000余人。

1.阿尔谢尼·米哈伊洛维奇·埃托巴耶夫，毙敌356名，也是唯一一位击毁2架敌机的狙击手。1943年受重伤，1944年重新入伍，1945年调入预备役。1978年退休，1987年逝世。他曾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提名，但从未被批准。

2.扎比尔·伊谢耶维奇·图拉耶夫，毙敌313名，包括30名德国狙击手。1942年2月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列宁”勋章。1961年逝世。

3.加尔马·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尔蒂罗夫，毙敌300余名。仅在1942年9月24日-10月1日斯大林格勒战役最激烈的时期就毙敌85名，包括3名狙击手。1942年12月荣获“红星”勋章。1945年受重伤，长期住院治疗。1970年代中期逝世。

4.岑-达西·林齐诺维奇·多尔日耶夫，毙敌297名，击毁敌机1架。荣获“列宁”勋章、“勇气”奖章。1942年12月30日头部被弹片击中，次年1月3日在野战医院死亡，此时距离他参战仅17个月。

5.多尔济·乌希诺夫，毙敌193名。他是扎比尔·图拉耶夫最有才华的学员之一，斯大林曾致信他老家：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哈拉莫敦“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的主席，称“您的农庄庄员多尔济·乌希诺夫消灭德军官兵170人。请代我向他的父亲、母亲和故乡同志转达感谢。”
1943年2月底多尔济·乌希诺夫在列宁格勒州旧拉穆舍沃村附近的战斗中失踪，生死不明。

6.托贡·桑日耶夫，六个月毙敌186名，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1942年6月在诺夫哥罗德州旧鲁萨附近的一次狙击对决中牺牲，其战友兼教官谢苗·诺莫科诺夫后来追踪击毙那名德军狙击手，替他报了仇。

7.齐比克·齐连诺维奇·齐德波夫，毙敌106名，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被炮弹击伤，1945年9月因伤残复员。1973年3月逝世。

8.欧多·马尼达里耶夫，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毙敌108名，其他事迹不明。活到战后。

9.沙格达尔·库里洛夫，战争爆发第二天志愿入伍，毙敌至少116名，1942年9月17日在进攻行动中牺牲。

10.拉德纳·布达耶维奇·阿尤舍耶夫，北方舰队第63独立海军陆战营狙击手，1944年10月毙敌25名，之后失踪。

袷袢战争（或称袷袢起义，1919年3-4月）是俄国内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布尔什维克暴动。范围包括辛比尔斯克省塞兹兰、森吉列耶夫、卡尔孙三个县和萨马拉省斯塔夫罗波尔、梅列克斯县。“袷袢”是当地农民普遍穿着的一种冬季束腰外衣，熟羊皮或厚呢料制成。

起因

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当局的粗暴行为：政治和粮食专政、余粮征集制、劫掠村庄等。1919年初在辛比尔斯克省农村有3500名“粮食支队”工人和1700名征粮军人，他们从中心城市下乡征购粮食，到2月份已经从农民手中夺取三百多万普特谷物。与此同时，政府自1918年12月开始征收“特别税”。农民们纷纷议论：这回注定要饿死了。

过程

1919年3月3日征税特派员进入森吉列耶夫县新杰维奇耶村（约1000户8500人），要求向国家供应粮食和牲畜。因态度粗鲁、蛮横，激起农民强烈不满，逃进教堂敲钟示警，标志着起义正式开始。村民们逮捕了乡执委会成员、共产党员和征税特派员，缴获一部电报机，并解除了一个红军分队（50人）的武装。

3月4日乡执委会改选大会召开。县肃反委员会主任卡济米洛夫和红军指挥员巴甫洛夫带兵进入新杰维奇耶村解救被捕共产党员。然而红军战士纷纷倒戈站到农民一边，卡济米洛夫和巴甫洛夫反成俘虏。结果，卡济米洛夫与副手、巴甫洛夫和前一天被捕的县粮食委员会指导员一并枪决，尸体丢入伏尔加河冰窟窿。卡济米洛夫死前曾遭拳头、铲子、皮鞭等狠狠暴打，原因是他平日行径十分恶劣，喝醉酒动辄勒索肉和奶制品，吃拿卡要毫无顾忌，夜晚喜欢朝天放枪等……群众民愤极大。

农民随即组织自己的指挥部和委员会领导起义。附近不远的乌索利耶村、乌辛斯科耶村和亚戈德诺耶村也于当天加入进来。1919年3月5日前往亚戈德诺耶村平叛的红军分队遭包围缴械，指挥员格林贝格被毙，战士们就地加入农民军。

当辛比尔斯克省和萨马拉省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农民战争之火迅速蔓延。庄稼汉虽然武器不多，只有自制梭镖、草叉、斧头、棍棒之类，以及身上穿的袷袢，却能凭借简陋装备推翻地方布尔什维克政权，挨个村驱逐贫农委员会，消灭契卡分子和共产党员。

起义者从亚戈德诺耶村出发，经过波茨捷普基村、尼科尔斯科耶村、波尔科夫卡村等地，开始进攻斯塔夫罗波尔（今陶里亚蒂市），于3月7日兵不血刃将其占领。他们在这里把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城市指挥官——亚戈德诺耶村民、退役中尉阿列克谢·多里宁和两位助手：贝罗乌索夫、巴斯特留科夫。斯塔夫罗波尔执委会通过自己的《消息报》呼吁全体市民：“公民同志们，快来支持人民政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苏维埃万岁！众人的意志万岁！”起义队伍打算进一步夺取塞兹兰和萨马拉，加入从东面推进的高尔察克军。此时参加袷袢战争的人数已达10-15万。

3月7日在萨马拉，省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和东方面军第4军指挥员伏龙芝倡议成立革命战地指挥部，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们制定了袭击起义中心地区的计划，避免同农民军主力陷入混战，直捣斯塔夫罗波尔，一举消灭起义领导层。

辛比尔斯克指挥部派出了镇压起义部队，主要由“粮食支队”、预备役军人和契卡分子组成。但这些人的力量不足以遏制农民军，反而被击退了几支分队。比如3月8日在乌辛斯科耶村，一支包括110名红军战士和“粮食支队”组成的镇压部队被伏击歼灭。辛比尔斯克指挥部只得调来红军正规部队和马扎尔人、奥地利人组成的“特种任务部队” (ЧОН)。

3月9日在萨马拉，一个红军预备役团杀死政委发动起义。省契卡大队、红军指挥学校学员、工人粮食团、2个炮兵连、1个机枪连前往镇压。起义者没有武器，错失了夺取市内军火库的时机，结果被包围消灭。3月10日“袷袢起义”达到最高峰，遍及整个伏尔加中部地区。同一天，装备机枪、大炮的红军正规部队开始猛攻农民军，起义中心斯塔夫罗波尔受到来自塞兹兰和萨马拉的两路攻击。

农民军组织松散、武器简陋，尽管在每个村庄同红军殊死搏斗，仍挡不住正规军冲击。3月13日红军攻入斯塔夫罗波尔，经过一昼夜巷战，于14日早晨占领全城。除多里宁和残余守军突围逃脱外，起义领导层全部战死。多里宁的助手贝罗乌索夫和巴斯特留科夫被俘枪毙。同一天新杰维奇耶村也被攻破。最后一次大战斗发生在3月17日，一支2000人的农民军试图夺取卡尔孙县城，被辛比尔斯克派出的红军击溃。

结果

随着农民军主力被击败，布尔什维克对起义者村镇的住户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农民被赶进集中营，被枪毙、绞死、淹死，村庄也遭焚毁。斯塔夫罗波尔和新杰维奇耶失守后，农民军残部各自为战，从1919年3月底顽抗到4月初。

米哈伊尔·伏龙芝向列宁汇报自己反农民起义“成果”的报告中写道：“当运动被镇压时，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毙敌1000人。此外，逮捕处决了600余名头目和富农。运动初期消灭我们110人分队的乌辛斯科耶村已经焚为白地。”

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3月21日给列宁和斯大林发电报，指出：“辛比尔斯克省和相邻几个省发生暴乱的原因之一是乡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工作极其糟糕。参加暴乱的大部分人对中央政权是尊重和信任的。必须派苏维埃突击检查团来这里。最好从莫斯科来一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授以全权的权威人士。要对付反革命和利用不满情绪兴风作浪的阴谋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重要代表必须坐镇东方面军特别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主要地点。”

1919年4月6日，当“袷袢战争”基本平息，托洛茨基在萨马拉发表讲话，强调：“伏尔加河地区农民起义是对我们的严厉警告”。

1919年4月契卡工作人员提交捷尔任斯基的报告称：“从财产状况看，暴动村庄里面中农占绝大多数，每个村富农人数平均不超过5-10名”。

1919年5月13日萨马拉市执委会向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指出暴动的两个基本原因是：无视农民的需求进行征收和动员，以及公职人员胡作非为。当地滥权现象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镇压起义期间萨马拉市执委会被迫公开表态，承诺“滥用手中权力的公职人员一律立即送交革命军事法庭”。

尾声

阿列克谢·多里宁逃离斯塔夫罗波尔后，在朋友的庇护下东躲西藏，最终返回老家。他在村里遇见老朋友、红军战士阿列克谢·沙巴诺夫，此人休满假不想归队。于是多里宁就以沙巴诺夫的身份进入红军服役，曾跟邓尼金部队交战。苏波战争时负伤，住院期间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声明，解释了自己是谁、参加“袷袢起义”的原因，并要求赦免。

1920年4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阿列克谢·多里宁进行特赦。有报道称他甚至升任33骑兵师第2旅旅长。内战结束，多里宁归乡，1951年11月5日逝世。1988年6月萨马拉州检察机关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延伸阅读：

1920-1921伊尔库茨克省农民起义

1941年末涅瓦河左岸一块突出地带的“涅瓦河狭地之战”，无疑是列宁格勒会战期间最血腥最惨烈的战斗之一。斯捷潘·谢德赫少校率领一支部队不畏牺牲、娴熟作战，夺取并坚守这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桥头堡。但少校却突然被上级定罪枪杀！究竟发生了什么？

1941年8月底，德军突破列宁格勒城外苏军防线，开始封锁城市，并于9月8日占领施吕瑟尔堡，闭合了陆地包围圈。这之后列宁格勒只剩拉多加湖一条对外通道，苏军指挥部立即制定解围计划，部署第54军从东部向涅瓦河左岸进攻。为此，必须先派一支部队强渡河面夺取桥头堡，以便主力顺利过河。9月18日行动开始，强渡重担落在115师肩上，预定用两天时间完成任务，迎接54军到来。

最先过河的是115师576团，整个行动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表现。团长斯捷潘·谢德赫1901年生于库尔斯克省，19岁参加红军，晋升少校刚刚一年。他率领士兵乘坐渔船和自制木筏悄无声息划过涅瓦河，快速消灭前沿德军，随后在海军陆战队支援下将桥头堡扩大到正面4千米、纵深2千米，即所谓“涅瓦河狭地”。576团的成功使得苏军指挥部能够向河对岸输送部队和装备，但德军也不会坐视不理，他们用步兵和坦克增强现有兵力后开始反攻，不断压缩苏军阵地，漫天炮弹落在谢德赫少校与官兵身边。尽管正面缩小到2千米、纵深缩小到500米，顽强的576团仍然守住桥头堡不失。

持续多日的激烈交火令双方都损失惨重，九月底576团伤亡865人，德军第20摩托化师丧失战斗力被迫后撤。极端恶劣天气和食物供应问题导致的疾病更令苏军雪上加霜。10月4日谢德赫少校报告：576团仅剩82人，在“涅瓦河狭地”的士兵平均存活两天、军官三天。10月6日少校负伤，住院十五天重返桥头堡。这时苏军指挥部开始了新的突围作战，计划没怎么变：仍然令54军从“涅瓦河狭地”自东向西进攻。576团再次冲锋在前，直面德军凶猛火力。10月30日谢德赫手下的军官已经全员损失两轮了，他向上级报告：“……虽经多次补充，大部分人已牺牲，一些营仅剩10-12人，全团目前共170人。士兵白天黑夜遭受炮击。结论：有必要重组第576步兵团，转为第二梯队。”11月1日谢德赫被捕，指控他“惊慌失措”，在一次战斗期间喝酒脱离岗位。次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三人小组”判决谢德赫死刑立即执行。

历史学家认为，少校被枪杀的命运受到最高指挥部和约瑟夫·斯大林本人要求尽快打破封锁的共同影响。由于部队缺乏训练、敌人防守严密，进攻遭遇极大挫折、陷入僵局，势必寻找一个“替罪羊”，斯捷潘·谢德赫不幸被“选中”。1941年11月2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的命令称：谢德赫指挥部队期间表现出“玩忽职守和不作为犯罪”。团政委潘科夫的报告描述更具体，称11月1日576团士兵六次进攻均告失败，原因是少校命令他们攻打“反坦克堑壕内壁”，根本毫无意义。此外政委还说谢德赫曾在战斗期间醉酒，未能承担职责。

1942年4月底，德军消除了“涅瓦河狭地”桥头堡。同年9月苏军再次渡河，经反复拉锯，11月最终守住桥头堡。直到列宁格勒解围，在“涅瓦河狭地”战死的苏军官兵曾估计高达200000（《真理报》1960年代报道），近年的研究约50000-68000，确切数字难以统计。德军损失粗略估计约35000-40000人。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斯捷潘·谢德赫的名字被从伟大卫国战争的光荣历史中刻意抹掉了。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军区检察机关被要求重审此案。2010年9月谢德赫少校平反恢复名誉，次年认定为镇压受害者，2014年距离“涅瓦河狭地”不远的小城市基洛夫斯克的一条街道以他的姓名命名。

延伸阅读：

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战后命运

总参谋部作战局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和中朝空军联军
1953年6月25日到7月27日作战结果的报告

1953年11月3日

一、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活动
（一）我军歼击航空兵
1.我军开始在朝鲜作战始于1950年11月，期间派出参战的共有10个航空师……（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
2.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
实施空战1872次，期间向敌射击的飞行员共计6462人。
3.击毁敌机1106架，其中：
F-86-30——1架
F-86——650架
F-84——178架
F-80——121架
F-4-y5——2架
“流星”——28架
F-47——2架
F-51——30架
F-94——13架
B-26——8架
B-29——69 架
B-45——2 架
其他——2 架
4.我军损失：飞行员——120 人，飞机——335架。
（二）我军高炮部队
1.自1951年6月我军高炮部队也参加了作战，担当安东各重要机场和水丰水电站的地面掩护任务。
期间，我2个高空探照灯团、4个高炮师（第八十七、第九十二、第二十八和第三十五师）或9个高炮团获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各师承担此项特殊任务的时间长短不一，从6个月至1年零8个月不等。
2.被我高炮击毁的敌机共计153架，其中：
F-86-30——5架
F-86——35架
F-84——25架
F-80——47架
F-51——5架
B-26——17架
B-29——7架
其他——12架
3.我军高炮部队自身损失——阵亡68人，受伤165人；高炮6门，探照灯1台。
二、我联合空军部队的作战活动（据不完整资料）
1.自1951年12月起中国空军参战，兵力共计2个师（第三和第四歼击航空师）。从1952年3月起又增加了3个师（第二、第六和第十五歼击航空师）。从1952年5月起又增加了2个师。朝鲜空军在1952年初有1个师开始参战，截至1952年底，其兵力增至3个师，其中2个歼击航空师作为联合空军部队参战。
2.中朝空军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期间共击毁敌机271架，其中：
F-86-30——5架
F-86——176架
F-84——27架
F-80——30架
F-4-y4——15架
F-51——12架
B-26——1架
“流星”——2架
“野马”——1架
其他——2架
3 . 联合空军部队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
三、共击毁敌机2814架，其中：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航空兵部队——1106架，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高炮部队——153架。
共计：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259架。
中国和朝鲜空军——271架，
朝鲜人民军陆军——1284架。
总共——1555架。
自身损失：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飞机335架，飞行员120人。
联合空军部队——飞机231架，飞行员126人。
总计——飞机566架，飞行员246人。

第五战区指挥官、少将
莫尔德文采夫

（本文来源：《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根据 1953 年 5 月 7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第 1212/487 号决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带着苏联政府的指示被派往北京和平壤。

1953 年 5 月 11 日 24 时，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

在得知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在减少揭露美国在中国和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行动之后，毛泽东说，这一行动是在得到在朝鲜和东北的中国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后开始的。现在要确认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是困难的，然而，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会再一次对其进行研究。如果发现确实有弄虚作假之处，那么就不应该相信这些来自下层的报道了。毛还说，在和反革命作斗争的过程中，全国有65万人被处死，而事实上，人们并不认为所有被杀掉的人都是有罪的。有相当一些人明显是被冤枉了。

在谈话过程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有一些紧张，他抽了很多烟，碾碎烟头，还喝了很多茶。在谈话临近结束时，他笑起来，并且开玩笑，平静了下来。周恩来则表现得严肃认真，还有一丝不安。

库兹涅佐夫

文件送：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 中苏关系》第 20 卷第 950 页

1944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特派员关于基洛夫州教师物质待遇问题的报告：

检查结果表明，基洛夫州教师队伍的物资供应和保障情况完全无法令人满意。截至1944年1月1日，基洛夫州共有教师14532人，包括军训教员和军事教师、高级少先队辅导员和人民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及原教师，其中在市镇工作的2785人，在乡村工作的11747人……

1943年2月10日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理事会关于1943年第一季度教师供应品的指示根本没有得到落实。1943年第二季度亦未能全部落实，尤其是煤油和食盐。所以卡伊斯基区鲁德尼科夫学校的教师们压根没拿到盐。大部分地区在销售商品时，与规定额度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三季度除了盐和火柴之外，教师买不到任何定额内供应品。糖、甜点、茶叶、肥皂和煤油概无销售。

苏联人民委员会1943年8月29日做出的16614р号决定，责成内外贸易人民委员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理事会在1943年9月-10月期间改善乡村教师物资供应，销售一次性定量配给，包括800克糖、100克茶叶、4千克盐、40千克蔬菜和土豆（提供给没有自家菜园的疏散后送教师）、两块洗衣皂、1块洗脸皂、10盒火柴、4升煤油、1.8千克肉和鱼，费用由地方农产品收购部门承担。该一次性定量配给迟至11月才发放完毕，13087名教师总共从消费合作社收到11653份，且欠缺部分商品，比如仅1391份含有肉和鱼。州消费合作社联合社不掌握蔬菜和土豆发放情况的数据。纳戈尔斯基区、比谢尔洛夫斯基区、久兹丁斯基区等地的教师未收到煤油，而在另一些地区，发放的是1.2升或3升而非规定的4升煤油。

在实行票证配给制度的城市和区镇里，教师商品供应情况同样不理想。基洛夫市有专门的市商业局教师商店，面向全市1084名教师及家属，但食品供应不充足。故而第四季度本该按计划供应：肉4762千克、油脂1158千克、谷类3402千克、糖1158千克，实际发放：肉3239千克、油脂725千克、谷类1444千克、糖697千克。这样一来，1943年第四季度实际配给情况如下：户主和儿童全季度足额配给肉。户主、儿童和被赡养者（译注：此处似专指年迈者）10月份足额配给谷类、11月份户主和儿童配给80%、12月份未配给。户主和儿童10月份、12月份足额配给油脂、11月份未配给。户主和儿童10月份足额配给糖、11月份半额配给（且人数不足60%）。也就是说，被赡养者仅在10月份获得部分配给。茶叶、盐和火柴则属于定期配给。

1944年1月份票证配给食品的情况极不理想。1944年2月统计，市商业局商店上月度共售出400千克肉，仅够保障38%的持证户主的肉食需要。1月份其他应配给食品根本未售出。向农村学校教师供应口粮的情况同样不合格。上希热米耶斯基区教师12月底才收到当月口粮。博戈罗茨基区圣诞小学1944年1月22日才收到本月份前半个月的口粮。博罗姆斯基区口粮发放经常推迟3-4天。1943年11月21日之后，州内许多地区的500克面包定量未得到长期执行，往往被地方政权机关下调……

教师的集体伙食也不合格。残疾人手工业合作社联社“头等”互助会食堂负责基洛夫市教师集体伙食。1944年1月接待2957人，其中592人是教师。该食堂储备不足，没有为教师们单独提供食物。1944年1月本应按计划为2957人供应1吨肉、500千克鱼、319千克油脂和1吨谷类，实际仅做到386千克肉、168千克油脂和1357千克谷类，蔬菜、土豆付之阙如。结果造成午餐品质极其恶劣，1月份只提供两道价值45戈比的肉菜，其中9天更是只有价值7-8戈比的午餐（食堂周末不开放）。7戈比午餐包含：无油面糊糊和40克供应证（额度内的）谷物，8戈比午餐包含：无油燕麦汤和40克供应证谷物。整个1月份食堂饭桌上未见蔬菜。

因此，基洛夫市教师队伍的营养状况完全无法令人满意，已有60人患营养不良症，包括市“屠格涅夫”第7中学校长П.К.马留金、第9女子中学数学老师Д.И.奥季诺科夫等。某些营养不良的教师必须入院治疗，例如托尔琴娜（迪姆科沃不完全中学）、德罗博蒂（“共产国际”学校）、扎尔尼岑娜、奥柳宁娜、阿布拉莫娃、А.Ф.梅利尼科娃等人。

基洛夫州各地区中心的教师集体伙食状况同样很差，至于地区边缘的教师，除极少数外根本没有集体伙食……苏联人民委员会1943年8月26日《关于改善乡村教师服装和鞋靴》的决定(№16424р)未得到商业组织执行，该决定建议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理事会于1943年第四季度给每位乡村教师发放价值500卢布的工业品。为落实此决定，总共需要5826500卢布的工业品，实际送交2111000卢布，仅占需求量的36.2%……

工业品供应不足的后果是，教师（尤其疏散后送教师）缺乏保障，个别人急需衣服、鞋子的窘况确实存在。比如达罗夫斯基中学老师Г.А.博格丹诺夫和Б.А.列昂季耶夫，他俩被疏散后，甚至不敢在课堂上脱大衣，因为裤子已经破的不像样了……所以，苏联人民委员会向教师提供日用工业品的决定，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没实现。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特派员В.В.皮扬科夫
基洛夫州

（儿按：基洛夫州在战争期间属于大后方，未受战火直接波及）

延伸阅读：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当今社会对伟大卫国战争有各种传言，其中之一称苏联士兵“成群结队”向法西斯投降，一次动辄几百上千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战火延烧至苏联领土，德军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战术之一就是坦克突击。重型机械装备像楔子一样插入敌方阵线，令其防御溃散、军心大乱。

法西斯军队用这种战法一个月占领波兰、44天打败法国，基辅也在其锋芒下沦陷。德军强大的坦克部队包围、合击前线红军，迫使他们不得不投降。斯大林时代的研究者、政论家伊戈尔·佩哈罗夫在《关于包围的无稽之谈》一书中多次提及上述情况。

然而，红军被俘人员数量与红军俘获的法西斯军队数量大致相当。根据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弗罗洛夫和军事记者尤利娅·克里诺娃统计，红军被德军俘获约400万~600万人，但也俘虏了230万德军、50万匈牙利军、18万罗马尼亚军、15万奥地利军等……

那些在祖国领土上投降的红军战士，等待他们的命运只有死亡——斯大林在这方面可以说毫不留情。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不认为投降是人在绝境中被迫做出的自救举动，反将之视为叛国行为，因此必须依据《刑法》第58-1条的规定执行死刑。

为了减少投降现象并削弱敌军对投降士兵的信任，红军锄奸部门(СМЕРШ)于1943年夏天提出了代号为“背叛祖国”的绝密行动，大概只有最疯狂的反情报人员才想得出来：其实质是由4~5名“诈降者”高举双手走向德军阵地，一旦距离够近就迅速投掷手榴弹，接着往回猛跑。同时友军火力为他们提供掩护。

这种既大胆又出人意料的行动要求参与者具备超凡勇气，以及有可能无法生还的觉悟。因此“诈降者”都经过精挑细选，确保背景清白、政治可靠，最后在相似环境中提前进行预演训练。

1943年7月2日、3日，在布良斯克前线首次实施了“诈降”行动。СМЕРШ反情报总局局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的书面报告指出，前两批“诈降者”由“勇敢、坚决和忠诚”的反情报人员及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行动大获成功，因为法西斯分子对此毫无防备。

之后又在布良斯克前线不同地点多次实施“诈降”行动。从阿巴库莫夫保留的秘密报告副本来看，苏联的反情报和惩戒目标显然是达成了，曾有一次出击杀伤几十名法西斯士兵的战绩。但消灭敌有生力量并不是最主要的。

“背叛祖国”行动对意图投降的红军士兵和接受投降的德军士兵造成了心理冲击。在被手榴弹炸过几次之后，德军开始拒绝看起来可疑的集体投降。他们大声警告有投降举动的人，命令其一个一个单独走出来。高举双手的多人团体则被当场枪杀，严防其接近堑壕。法西斯分子既不想冒险“发慈悲”，红军自愿投敌的人数相应明显减少。

1942年6月13日，德国飞机轰炸塞瓦斯托波尔港内涂装红十字标志的“格鲁吉亚号”运输船。该船被多枚炸弹命中，断裂沉没，几乎无人生还。

这起事件就像1941年11月7日德军在克里米亚海岸炸沉“亚美尼亚号”医疗船一样，被铭刻在第三帝国的罪行耻辱柱上。战后人们发现，此事有许多跟官方口径不一致的地方，直到1990年代仍然知者甚少。

“格鲁吉亚号”运输船与其姊妹船“克里木号”系苏联1928年向德国基尔港的克虏伯船厂订购，用于黑海客运。卫国战争开始后它被涂装红十字标志，执行后送伤员任务。

但该船沉没的情形令人不得不怀疑其“非军事用途”：被航弹命中后，船尾舱室发生了弹药殉爆，什么样的“医疗船”会运载军火？

有消息称“格鲁吉亚号”是从新罗西斯克出发抵达塞瓦斯托波尔。文件显示船上有708名增援军人和526吨弹药，其他资料亦有4000名援军、1300吨弹药的说法。而且“格鲁吉亚号”配备了强大的防空火力：5门45㎜高射炮、2挺大口径高射机枪和6挺7.62㎜双联机枪，这种程度的武装在“医疗船”上并不常见。

显然，“格鲁吉亚号”在红十字标志掩护下实际执行的是向塞瓦斯托波尔守军运送增援补给的任务，也许在返程时搭载伤员。但这并非惊人事实的全部。

1945年在最严格保密措施下对沉没的“格鲁吉亚号”进行了调查。1948年将断裂的船尾部分打捞出水，拖至卡扎齐亚湾，次年又将另一部分拖至相同位置。打捞行动前移除了残余弹药（但不是全部），某些资料称个别潜水员在作业时沾染剧毒物质，皮肤起泡死亡。

1950年代因残骸再次淹没，潜水作业恢复。据当代媒体报道，原因是苏联领导层担心危险物质靠近赫尔松涅斯政府机场。1956年12月报告：在“格鲁吉亚号”船体内发现几百枚填装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76㎜、130㎜口径炮弹，以及包含上述毒质的大桶（或航弹）。

1959年“格鲁吉亚号”残骸最后一次被打捞，拖离克里姆半岛海岸，连同未转移的残余弹药沉没到很深很深的水下。如此看来，苏联政府当年确有假借“医疗船”之名运输化学武器的嫌疑。但这又引出了两个问题：1、化学武器的用途是什么？2、“格鲁吉亚号”遇袭是意外吗？

既然化学战剂系从新罗西斯克运抵塞瓦斯托波尔，那就明显是用于防御战。《独立军事观察》2010年4月的文章介绍，苏军指挥层认为如果突然对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军使用化学毒剂，很可能造成敌方重大损失，防止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由于卫戍部队弹药短缺，指挥部又无力予以快速补足，只能寄希望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942年春季苏军高层为进行化学战做准备的假设，还可以通过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往来密电间接证实。斯大林在密电中指出前线苏军面临着德国化学武器袭击威胁，要求丘吉尔提供一定数量的毒剂支援。

其实，鉴于苏联在战前生产储备了大量生化武器，本无需通过租借法案向英国求援。但丘吉尔决定在军事外交上支持盟友，表示准备协助苏联反击德国的化学战。1942年5月10日丘吉尔发表公开声明，警告德国如果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大不列颠或其盟友，必将立即遭受同等报复。

而塔斯社早在1942年5月8日就报道称德军在刻赤半岛对苏军“发动化学袭击”——此消息日后未获证实，故无人再提。但在当时，苏联通过宣传已然具备了动用化学武器实施“报复”的理由。

德国方面侦知英苏之间的谈判。1942年3月德军总参谋部已开始根据“阿勃维尔”方面的情报认真研究苏联进行化学战的可能性，4月份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听取了相关应对计划。因此，五架JU-87轰炸机突袭一小时前刚刚进入塞瓦斯托波尔的“格鲁吉亚号”运输船的行动很可能是针对性的：德国已经知晓船上货物，并努力阻止其卸载。

这大概不是第一次向塞瓦斯托波尔守军运送化学武器。投降之前这些武器未被撤出，而是沉入海中，直到1980年代末在克里木半岛沿岸仍偶尔发现储存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钢桶。

“格鲁吉亚号”沉没后，苏联高层或许认为塞瓦斯托波尔现有的化学武器不足以彻底改变半岛战局，遂被迫放弃了化学战计划。

延伸阅读：

1943年苏联货轮“被美国潜艇误击”之谜

《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禁止开发、拥有先进武器，也就是军用飞机、装甲车辆等。

但在1922年4月，受国际孤立的苏联与德国签署《拉帕洛条约》，同意外交正常化，各方面“互惠互利”，包括基于条约第五条的军工合作。这方便了德国人在苏联境内培训军官，测试那些被《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新型武器。

“利佩茨克”项目

苏联境内成立的第一所德国军人培训机构是位于利佩茨克的航空学校，1925年7月15日正式开放。

德国人用很短的时间重建航校房舍，新建一座维修厂、两间机库，并用“私人资金”采购50架福克D.XIII战斗机、若干架轰炸机和运输机。所有这些设备和飞机都是以进口商品的名义进入苏联，德国受训飞行员则持假护照以游客或私营公司代表身份入境。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德国人日常穿着便服或无徽章的红军制服。

航空训练课程长约5~6个月，科目包括空战格斗、各种地形轰炸、熟悉机载先进光学设备、机炮、机枪等。德国教官、飞行员还与红军各类部队进行联合战术演习。

绝密的“利佩茨克”项目也进行飞机制造领域的积极研究，德国专家向苏联设计师传授他们的技术突破，并且在航校试验场共同测试新型航空设备及武器。

航校运行八年间，为德国武装部队120名飞行员提供了培训或再培训。德国专家培训的红军技术人员数量不详，约几百名，显著更新了苏联国防工业知识体系。

希特勒上台前后，德方对“利佩茨克”项目的参与热情明显下降。随着苏联与西欧国家关系改善，《拉帕洛条约》已失去存在意义。1933年9月航校被关闭，大部分设备遗留给苏方。次年在设施原址上组建成立了苏联空军高等飞行技术学校，苏联解体后通常称作“利佩茨克航空中心”。

“卡玛”项目

1926年10月苏德两国签署协议，在喀山郊外秘密成立德国坦克学校，供魏玛国防军士兵磨练技能、学习德国的理论知识和红军的实践经验。

苏联最高领导层早已意识到本国坦克制造落后于欧洲，因此对这种有利获取先进军工技术的合作项目也很感兴趣。

坦克学校被命名为“卡玛”项目，取自所在地喀山和首任负责人马尔布兰特上校姓氏的首字母缩写。校址位于卡尔戈波尔团空闲旧营房内，附近有训练场和靶场。

“卡玛”项目的教官起初来自德国，穿着无徽章的红军指挥员服装。后来苏联教官也参与其中。1929~1933年共毕业30名德国军官、250名苏联坦克兵。为谨慎起见，同时在学校上课的学员不超过15人。某些出版物称毕业生包括海因茨·古德里安，其实不确，此人仅于1932年夏天随上司到学校视察，并非受训。

1930年代初德国认为已无必要在苏联维持秘密学校及使用苏联靶场，1933年通知苏方合作终止。苏联随即花22万卢布买下各种对军队摩托化、机械化可能有帮助的设备，统统转移到喀山步兵学校，后改组为喀山高级坦克指挥学院。苏联设计师研究、吸收德国经验成果，改进本国坦克设计，造出传奇的T-34。

“托姆卡”项目

1928年德国投资近一百万马克建设“托姆卡”项目，在靶场测试飞机、大炮投放化学武器，以及清理被沾染土地的设备和方法。

苏联最初计划将该绝密设施安置在奥伦堡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带，后定址萨拉托夫州希哈内村，与当时的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接壤，可避免大批德国人聚集引起怀疑。

根据协议约定，“托姆卡”化学战学校行政事务由苏方官员负责，技术领域由德方专家负责。进行一切试验必须有苏联专家在场，试验数据、照片、报告等材料一式两份双方共享。

资料显示，“托姆卡”项目拥有四间化学试验室，两间动物饲养房，一间消毒室，五座营房及专用设备和车辆库房。常驻“托姆卡”的德国代表团包括试验组长、指导员和30位化学家，他们每年签署一份进行秘密作业的合同，合同显示这些人是“德国公司”雇员，向苏联提供“害虫消杀和化肥使用”方面的协助。

为减少外界关注，两国协议严禁德方人员未经莫斯科许可离开“托姆卡”设施接触周边居民，禁止将任何物品带出试验室。

项目建立之初双方在靶场进行了各种重要测试，但后来苏联领导层开始怀疑德国专家隐瞒了关键数据。这种怀疑不能说毫无依据——尽管德方保证工作流程的透明性，却始终对某些化学问题闭口不谈，因为他们担心有朝一日苏联会使用这些研究成果对付德军。

1933年苏德合作“托姆卡”项目被关闭，设备、资料等移交给附近的国防部军事化学中央实验科研所（今俄联邦国防部第33中央实验科研所）。

传达执行红军总政治部278号命令

马尔科夫

11.12.41年

朱可夫，布尔加宁，霍赫罗夫，马尔科夫

近来包括《红星报》在内的所有军报，均在报头位置刊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口号。我们正与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者作战，当前任务是消灭一切德国侵略者，该口号可能导致部分现役军人产生错误理解。

命令：

1.所有军报一律删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代之以“消灭德国侵略者”，用不带引号的黑体字印刷，句末加感叹号。

2.今后，政治机关和各总部在我军内发行的各类出版物（书籍、手册、杂志、传单等）一律不得出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各类出版物一律刊登“消灭德国侵略者”口号。

3.对敌军进行宣传的书刊，内容若引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可以允许。

4.针对德国占领区居民发行的传单、手册和报纸，应当印有“消灭德国侵略者”口号。

列夫·梅赫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