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俄联邦军队曾多次“误击友军”。1999年开始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也不是没有此类悲剧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谢尔吉耶夫特种警察分队(ОМОН)遇袭死亡案。

话说2000年3月2日，来自莫斯科东北方城市谢尔吉耶夫的特警队员乘坐11辆卡车和大巴车接近已被联邦军队控制的格罗兹尼，任务目的是与驻扎在市内的波多利斯克特警队换防。他们随车携带了约20吨武器和食物。

由于在政府军后方，警察们都认为身处安全地带不会有危险。然而谁也没想到，上午10时许车队驶入格罗兹尼西北部波德戈尔诺耶村境内，一颗狙击枪子弹从路边居民楼射出，准确命中第一辆“乌拉尔”卡车司机。紧接着步枪、机枪和榴弹发射器响个不停，双方交火4小时，谢尔吉耶夫特警队损失惨重——17人死亡，31人（或称57人）负伤，指挥官德米特里·马尔克洛夫也被打死。部分尸体连同卡车一起烧焦。

事件发生后，内务部高层起先“照本宣科”地表示袭击者是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匪徒”，该说法是4月份在俄联邦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但这种说法立即引起社会舆论怀疑，因为军队声称武装分子主力早已逃往车臣共和国南部。在媒体和公众的追问下，政府又改口说袭击者不是别人，正是要跟谢尔吉耶夫特警队换防的波多利斯克特警队！

迄今为止，关于这次事件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三种猜测：

猜测1：偶然误击

根据官方调查结论，谢尔吉耶夫特警队遇袭纯属意外误会。原来前一天（3月1日）有情报指出，一群身穿警察制服的车臣武装分子冒充反杜达耶夫的比斯兰·甘塔米罗夫部属，打算强行通过格罗兹尼53号检查站进城。于是提前在波德戈尔诺耶村设伏拦截，却误击谢尔吉耶夫特警队

根据规定，从莫兹多克驶向格罗兹尼的政府车队必须有装甲车和直升机护送，但谢尔吉耶夫特警队当天没有，所以不易辨明身份。格罗兹尼区内务处警察和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警察首先开枪，车队还击时波多利斯克特警队才加入交火。

猜测2：“战利品”分配不均

2000年5月《生意人报》刊载一篇未提供消息来源的文章，指出伏击事件发生前很久警队之间就起过冲突。文章称：早先攻打格罗兹尼的时候，谢尔吉耶夫特警队从房屋废墟下找到许多贵重物品，却不愿分给波多利斯克的同事。后者怀恨在心，决定伺机“吓唬吓唬”谢尔吉耶夫特警，给他们点儿颜色看。岂料动手时情况急转直下，闹出十几条人命。

猜测3：车臣人挑拨

最后一种猜测是车臣武装分子策划了警察交火，谢尔吉耶夫特警队指挥官遗孀柳波芙·马尔克洛娃就支持该版本。她2017年写了一本书叫《埋伏》，谓3月2日上午8点一群擅离岗位的车臣警察将“一伙武装人员”领到检查站，分别藏身于20-30米外的建筑废墟。当谢尔吉耶夫特警车队驶近，车臣警察通知波多利斯克警察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警察：“来了很多恐怖分子”。几乎同时，埋伏好的真正恐怖分子朝两个方向开枪，挑起警队之间对射。

谢尔吉耶夫当地报纸《戈比报》2017年也说：“被渗透的车臣警察配合武装人员和犯罪分子迷惑、挑衅参战特警，令他们误以为在向车臣恐怖分子开枪，但这种情况没持续多久就发现对面实际是友军”。

然而这种猜测同样存在疑点，最难以理解的是：交火从10点持续到14点，双方都配备无线电，四个小时竟一直没搞明白谁打谁？另外，头车司机左脸中弹，如果这颗子弹来自警队，那么狙击手多半看清了司机穿着、长相。

无论如何，一通调查下来，被控玩忽职守的三名高级警察并没受到严厉处分。针对波多利斯克特警队副指挥官伊戈尔·吉洪诺夫的刑事案件因其身患重病不了了之；内务部鲍里斯·法捷耶夫少将和米哈伊尔·列夫琴科上校于2002年被判4年监禁，但立即获赦免。2007年最高法院开庭重审二人的案子，判决至今未公布。2013年2月，媒体报道退休老头鲍里斯·法捷耶夫因涉嫌重大欺诈行为而被拘留。

至于所谓阴谋策划的车臣武装人员，据柳波芙·马尔克洛娃接受电视采访时介绍，其中大部分已经身亡。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马姆金1916年生于沃罗涅日省一个农场的多子女家庭。1918年失怙，母亲拉扯四个儿女长大。1931年亚历山大在集体农庄工作并上学，1934年考入奥廖尔财经技校。1936年通过共青团招生进入巴拉绍夫民航飞行学院，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塔吉克民航管理局。1938年成为候补党员。自1939年起他在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之间执飞邮递任务，不到三年时间飞行了1700小时，无任何违规违纪，被评为本单位先进分子。战争爆发后自愿要求上前线。

1941年7月9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命令：民用航空飞行大队全力支援红军现役部队行动。这些单位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得到保留，在其基础上成立民航特种飞行大队，因此其成员通常被认为参加了红军。亚历山大·马姆金编入民航第120独立航空团，1942年又和同事们转入民航第105独立航空团，隶属第3航空军。

第105独立航空团主要承担往返前线运送物资和伤员的任务，通常在夜间、气象条件不佳时飞行。亚历山大·马姆金的飞机是一架拆除武器的Р-5单发双翼机，长约10.5米，在1940年代初广泛用于侦查、轰炸、救护、货运等。

1943年8月22日，亚历山大·马姆金因在浓云密布的暗夜成功向前线游击队递送无线电操作员和弹药，荣获第一枚勋章：“1级卫国战争勋章”。此时他已执行了74次军事任务，其中15次是夜间降落在游击队附近，共运送13249千克武器弹药、人员16名、伤员24位。

至1944年3月，亚历山大又继续执行了33次军事任务，往返前线运送9吨武器弹药、人员41名、伤员113位。到目前为止他的飞行从未遭遇失败或紧急情况，尽管经常面临敌军地面火力或战斗机拦截，但他总能设法躲避攻击。1944年2-3月亚历山大每昼夜飞行3-4次，因功荣获“红旗”勋章。

“小星”行动

1943年夏季“邵尔斯”游击队转移到白俄罗斯波洛茨克周边森林，环绕游击区建立长约300千米的防线，开始侦察其中的乡镇村庄。

1943年秋季侦察小组偶然发现波洛茨克第1孤儿院搬到了别利奇察村，连大人带小孩约200名。当天秘密接触孤儿院院长福林科得知，德国占领军原本打算把这些孩子送回德国“教化”，或为伤兵提供血液，但因缺衣少食、营养不良导致面黄肌瘦、伤寒病流行，目前正面临集体处决的危险。

消息报告给游击队指挥部，决定加强监视别利奇察村、持续接触福林科，务必摸清村内敌军人数、武器、火力点、哨所等情况，伺机解救孤儿。后来命名为“小星”行动。

1944年2月18日，“邵尔斯”游击队出动约200人（总兵力三分之二）赶着50辆马车急行军20公里接近波洛茨克。随着夜幕降临，在别利奇察村外雪地悄悄挖掘一条带有机枪阵地的战壕。预定时间一到，苏联飞机在村上空来回盘旋迷惑敌人，精干小队快速进村带出孤儿、保育员、地下抵抗者及家人。走不动路的病孩被大人和大孩子抱着、搀扶着以最快速度抵达森林边缘。

他们被装上马车，直奔游击队营地。之后在叶梅利亚尼基村村民家吃饭、治疗、洗澡、休息，一段时间后又转移到更安全的斯洛文尼村解放区。

值得指出的是，整个救援行动自始自终未被德军发现，更未交火。成功的消息迅速传开，极大鼓舞了敌占区人民斗志。

1944年春，德军开始对波洛茨克-列佩利游击战区的抵抗力量展开惩罚行动，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他们。随着围剿兵力越聚越多，游击队照顾的孤儿变得不再安全，必须撤往更深大后方。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司令巴格拉米扬责成第3航空军转移儿童，于是飞行员亚历山大·马姆金、伊万·朱可夫、德米特里·库兹涅佐夫和同事们每天夜间飞行好几次，接送儿童和受伤的游击队员。到4月10日仍有约28名儿童等待后送，而德军包围圈持续收紧，地面防空火力密度骤增。

4月10日-11日夜晚亚历山大·马姆金驾机来回飞行8次。第9次降落在敌后临时机场，他把10个小孩、一位女保育员塞进Р-5飞机的领航员舱和货舱，2名腿部严重受伤的游击队员躺在机翼下的吊舱里。不料返航越过前线时突遭德军夜间战斗机拦截，Р-5发动机舱起火，迅速蔓延至驾驶舱。亚历山大·马姆金奋力操纵失去高度的双翼机远离前线、靠近友军，尽管情况危急，按规定可以跳伞逃生，但他不能让机上13个人活活摔死。马姆金的飞行服开始阴燃，两条腿被烈焰包裹，头戴的耳机和风镜融化，舱间隔板洞穿，几个孩子的衣服也冒烟了……

14岁的弗拉基米尔·西什科夫全程目睹了一切，他坐在领航员舱，起飞前亚历山大曾教他怎样打开舱门并协助乘客下机。

终于，亚历山大·马姆金安全迫降在紧邻红军阵地的冰湖湖面。他挣扎着爬出驾驶舱，已无法起身行走。少年弗拉基米尔和保育员瓦莲京娜·拉特科快速卸下儿童与伤员，一起跑到距离岸边200米处，身后飞机爆炸。

红军士兵闻讯赶至，亚历山大·马姆金最后一句话是：“孩子们活着吗？”听到肯定的回答，立即陷入昏迷。送医院抢救六天，因烧伤过重牺牲，期间从未恢复清醒。医生也无法解释一个风镜烧化在脸上、双腿烧至露骨的人如何能够控制飞机准确着陆又自行爬出。

整个行动期间共后送约200名儿童、保育员等平民，以及数十位伤员，运输大量弹药物资支援游击队。亚历山大·马姆金自己在4月10日-11日夜晚撤出了90人。

航空团指挥部申请上级追授亚历山大·马姆金中尉“苏联英雄”称号，但由于某种原因，他并未因这最后一次烈焰中飞行的惊人壮举获得任何称号或奖励。遗体下葬斯摩棱斯克州马克洛克村，1970年代举行仪式隆重迁葬“利多瓦格拉”烈士陵园。

延伸阅读：

英雄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之死

1917年10月25日夜晚“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发出了赤卫队员攻打冬宫的信号。开炮的水兵叫叶夫多基姆·奥格涅夫，你可知他后来的命运吗？

叶夫多基姆·奥格涅夫1887年生于沃罗涅日省旧克里乌沙村。家庭贫穷，为谋生经常迁移，颠沛三年才在顿河州一个村庄定居下来。幼年的叶夫多基姆是个活泼好动的聪明男孩，姊妹玛丽亚回忆叶夫多基姆经常和小孩们在河里泡一整天，划木筏玩海战，而他总是扮演指挥官。

1909年叶夫多基姆入伍波罗的海舰队，很快展现出潜能，刚2年就进入海军炮手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服役。据战友说，奥格涅夫赞成二月革命，参加过从监狱释放政治犯的行动。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还要等几年才来到。

1917年10月24日深夜，阿芙乐尔号驶入彼得格勒水域，停泊在冬宫附近。此时赤卫队正在攻打城内关键位置，清晨时分基本夺占首都。

据守冬宫的临时政府被勒令于25日晚九点之前投降，否则强行杀入。革命委员会决定以阿芙乐尔号炮声为信号，命令水兵们密切监视彼得保罗要塞。该舰第一任政委亚历山大·别雷舍夫回忆：如果最后通牒无效，则点燃火把示意。

叶夫多基姆·奥格涅夫被安排值守炮塔。在十月份漆黑的夜色里，他和战友们专注地望着要塞方向。21点全体人员各就各位，但未见火光，21:15、21:30仍无动静，阿芙乐尔号上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21:40火把终于点燃，奥格涅夫拉动击发，六英寸大炮巨响震得彼得格勒一哆嗦。几小时后冬宫易主，临时政府成员被捕。

夺取冬宫之后奥格涅夫继续在阿芙乐尔号待了几星期。但地面也需要熟练炮兵，于是11月底他申请上前线。指挥部将一部“陆地巡洋舰”——“卡列津之死号”装甲列车委托给他，沿着铁轨去镇压反布尔什维克中心地带的暴动。

此期间确实打过几场硬仗。例如在尼基托夫车站附近遭遇伏兵和大规模炮击，叶夫多基姆迅速观察敌我位置，操作“卡列津之死号”击溃攻击者。尽管战绩突出，但他也没在装甲列车待很久，又调到萨尔斯克集团军带领一支骑兵小队。

1918年4月中旬，奥格涅夫的78人小队占领波尔塔瓦州哥萨克霍穆捷齐农场。4月19日奥格涅夫召开群众大会，热情洋溢地鼓动哥萨克人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

与此同时，附近一座维谢罗农场仍被“白军”占据，他们派代表进入哥萨克霍穆捷齐农场，提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奥格涅夫没料到，这实际是对方等待增援的缓兵之计。

次日黎明几百名“白军”包围哥萨克霍穆捷齐农场。敌众我寡，必须立即撤退。奥格涅夫明白撤退就意味着放弃伤员和辎重，于是命令主力先走，自己带少数人留下掩护。

奥格涅夫顺利打退第一波进攻，弹药告急。此时掩护小组还剩三人：他自己、勤务兵和一个投诚的本地哥萨克。仨人跳上马背冲向远方，边跑边还击。跑到一处土岗，本地哥萨克勒紧缰绳下马，朝奥格涅夫后背开枪，叶夫多基姆·帕甫洛维奇当场殒命。

水兵、骑兵奥格涅夫被人就地草草掩埋。1966年举行隆重迁葬仪式，遗骨葬入哥萨克霍穆捷齐农场烈士墓，并在他牺牲的位置树立纪念碑。四年后列宁格勒的一条街道被命名为“叶夫多基姆·奥格涅夫街”，沃罗涅日市、普罗列塔尔斯克市也有同名街道。

1930-1940年代的拉夫连季·贝利亚是苏联最具实权的领导干部之一，因此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有着积极作为。

疏散

战争期间贝利亚在国防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兼任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等。从重要性上看，他实际仅次于斯大林，也就注定了他在这些影响对德战争胜负的领域内的参与程度。

细究起来，贝利亚对最终胜利的贡献早在战前就开始了。1939-1941年在他直接过问下，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2000多个生产设施，日后成为支撑战争的中流砥柱。德军入境，1941年6月22日苏联政府决定疏散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用短短几个月时间转移1.5万多个单位、约百万人到东部国土。近千列火车几乎首尾相连，冒着轰炸和炮击将大量设备、材料运抵安全地带。

边防

战争头几天，苏联边防部队承受了入侵德军的沉重打击。边防军人进行忘我的、有组织的战斗，以惨痛损失为代价阻滞敌人前进脚步几天甚至几星期。

边防军隶属НКВД，因装备良好处于最佳备战状态。历史学家普遍承认贝利亚这方面贡献，战争爆发前他就有远见地下令为边防部队配备自动武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之子谢尔戈·贝利亚说，边防军人的壮举不仅基于勇气和献身精神，还有赖良好的训练水平和军械供应——他父亲确保了每个边防哨所都有足够的步兵炮和反坦克炮。

1940年12月21日贝利亚命令：至1941年1月1日三年现役期满的7000名列兵和初级指挥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中再留1年，将这些现役军人派往障碍区补充边防部队。

特别小组

1941年6月22日苏联特务机关开始投入反侵略行动。战争第一天НКВД内部秘密成立特别小组，任务是潜入敌后从事情报搜集和颠覆破坏。传奇特务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和纳乌姆·爱丁贡当时是贝利亚的直接下属，战绩突出。有一次，苏多普拉托夫和爱丁贡以合格人员短缺为由建议贝利亚释放劳改营内前国安人员，贝利亚问：“难道你们缺了这些人民公敌就不能工作吗？”，二人答：“不能”。于是贝利亚采纳建议，必要人员立即获释参与到特别小组中去。

《斯大林的最后骑士贝利亚》一书作者叶莲娜·普鲁德尼科娃给出了反映内务部队行动的统计数据：整个战争期间敌占区活跃着2222个НКВД/НКГБ作战小组，其中约600人作为游击队员参战，共消灭德军官兵22.9万人，炸毁火车2852列、公路桥和铁路桥1326座……

胜利前几个月，内务部队的贡献同样突出。他们负责清扫已被红军正规部队解放的地区，打击德军残余力量、各类通敌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这些任务中，内务军人奉贝利亚之命继续奋战一年多，因为此类行动要比前线作战更复杂更困难。

后勤

1941年6月30日拉夫连季·贝利亚进入国防委员会，大半年后（1942年2月）按照各委员分工，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武器、弹药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准备有关问题。1943年1月党卫军官方报纸《黑色军团》刊文称：“广袤草原仿佛平地涌出越来越多的人员和设备，就像有个大巫师用乌拉尔的泥土批量造枪造炮”。

贝利亚在武器弹药制造和后勤供应方面的领导成绩获得政府肯定与奖励：1943年9月30日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7月9日授苏联元帅衔。

高加索活动

今人皆知贝里亚是1943-1944年大规模驱逐北高加索多个民族：库尔德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的罪魁祸首之一（斯大林批准、贝利亚执行）。却很少有人知道，1942年夏秋之际这位内务人民委员曾到高加索执行完全不同的任务，身份是国防委员会全权代表。

对于第三帝国领导层来说，占领高加索地区可以弥补粮食、原油、矿石等原材料缺口。反过来，失去高加索将对苏联战争实力造成极大破坏。所以直到1942年11月都认为高加索（而非斯大林格勒）是德军主攻方向。希特勒抽调17万官兵、1100多辆坦克、4500门各式火炮和约1000架飞机编入A集团军群扑向高加索。谢苗·布琼尼呈送大本营的报告指出：严重缺乏防御如此重要地区的兵员和军械。元帅表示当地只有约24万作战官兵、94架飞机，无坦克，弹药、食品和药品告急。

贝利亚甫一抵达高加索就命令改善部队供应。尤其关注部署于山地的官兵，要求增加他们的食品给养，额外补充炼乳和巧克力。贝利亚每次下部队视察都会调整干部配置，以适应不停变化的战场形势。1942年8月31日大本营和斯大林本人支持贝利亚的倡议：将北高加索方面军和外高加索方面军合二为一。历史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延伸阅读：

三位学者谈贝利亚的历史作用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支援巴解组织恐怖活动致勃列日涅夫报告
（1974年4月23日）

绝密
特别卷宗
莫斯科市

致勃列日涅夫同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68年起一直保持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政治局委员、外事部领导人瓦迪亚·哈达德的秘密接触。

在今年4月举行的同克格勃驻黎巴嫩头目的会晤时，瓦迪亚·哈达德以秘密交谈的方式阐述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恐怖破坏活动的前景纲领，该纲领主要总结如下：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特殊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效率。从这一点出发，该组织恐怖破坏活动的主要方针是：
——继续以阿拉伯各国的“石油战”为特殊手段反对支持以色列的帝国主义势力；
——在第三国实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的行动以获取关于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和打算的情报；
——在以色列领土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对其固定资本属于以色列、英国、比利时和西德公司的金刚石托拉斯采取破坏活动。

与此相适应，现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对一系列特殊行动进行准备，其中包括打击世界各地区（沙特阿拉伯、波斯湾、香港等）的大油库，消灭油船和超级油轮，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驻伊朗、希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代表采取行动，袭击特拉维夫金刚石中心大楼等等。

哈达德请求我们援助他的组织以便获得进行单独破坏性作业所需要的几种特殊技术手段。

哈达德在同我们合作和请求援助时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对恐怖（主义）原则上持否定态度，没有对我们提出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这方面活动有关的问题。

同哈达德关系的性质使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外事部的活动，对他施加有利于苏联的影响，同时还能利用他的组织的力量保守必要秘密的情况下采取对我们有利的积极措施。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定期会晤时总体上肯定瓦迪亚·哈达德关于给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援助（特别资金）的请求是适宜的。至于涉及提供援助的具体问题，那么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只有在分别考虑苏联利益并防止给我国安全带来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

请审批。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签字）

（文件上方批示：“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格列奇科、葛罗米柯同志报告”）

列宁格勒被纳粹军队围困期间，城内并不是每个人都忍饥挨饿，更非每个人都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后者中的一些人昧着良心盗取平民赖以存活的食物，再把多余的转手卖出。高级党员、售货员、食堂工人和“投机商”通过各种途径消耗、囤积大量食品，他们不但没受过饥饿折磨，甚至还会将吃不完的丢弃。

叶利谢耶夫食品店

列宁格勒被围时期，市内最大的食品店：叶利谢耶夫商店宣布关门歇业。但据工作人员妮娜·斯皮罗娃说，艰难年代这里其实是富足王国，特权阶层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历史学家尼基塔·洛马京也证实，叶利谢耶夫商店在列宁格勒前线军事委员会的文件中被叫做：“1号食品店”。

政府用木板封死商店正面窗户和涅瓦大街正门，造成停业假象。但里面有个秘密特供中心，一直运行到战争结束。货架摆满鲜肉、水果、巧克力、咖啡、罐头、糖果、酒精饮料和各种香肠，仅限名单人员购买，也就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科学家、文艺界代表等。为防止排队引起物议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抢购，特供中心实行特别制度：每张保密名单上的一百多个人必须在严格指定的时间前来，从小花园街后门悄悄进店。

党的干部

伊戈尔·博格丹诺夫著作《列宁格勒大封锁面面观》介绍了当时城内高级党员的丰富生活，其中就包括食品特供制度。比如干部聚餐时根本无人计算酒菜数量，放开肚皮随便吃喝。他翻遍各种档案，没找到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饿死的证据，反而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尼古拉·利布科夫斯基的日记中瞧出一点端倪：

从1941年12月第一笔日记可知，此人饮食与平日无异：早餐吃黄油粥、饮甜茶两杯，午餐喝汤，晚餐照常吃肉。1942年3月住进市委医院，把这里比作安逸的疗养所，详细记录三餐饮食，包括禽肉、羊肉、各种鱼、香肠、奶酪、鱼干、鱼子酱、馅饼、炼乳、茶、咖啡、可可饮料、红葡萄酒、波特酒等，黑面包和白面包每人每天300克。

伪造票证

由于仓库确实有这么多等待配发的食物，给了投机者和伪造票证者大显身手的机会。曾经受工厂同事们尊敬的津克维奇同志和扎罗马耶夫同志就是其中代表。他俩找了个印刷厂的清洁女工当同伙，把她偷出来的废公文纸加工一番，伪造成食品供应票，在一家可靠的销售点变现。他们诈骗三个月，结果拥有了一座真正的食品仓库，囤积200个罐头、800千克肉、100千克糖、几十千克通心粉和谷物、百余包卷烟、600瓶伏特加，以及……4吨面包！

这种从饥民口中夺食的恶劣行径一直持续到他们被ОБХСС（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侦查员抓捕才告终止。另一个姓霍洛德科夫的商人也在类似案件中被抓，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果然报应难逃。

食堂职员

还有一类列宁格勒人借助职务之便免受饥馁，那就是暗中克扣的食堂员工。普通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举报信如雪片般飞向内务人民委员局。

比如一封信里说：“在食堂、商店、面包厂上班的人生活很好，而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获得很少一点食物”。另一封信指出：每个人的口粮名义上均等，但“食堂工作的人偷了不少。如果发给各人回家做饭，确实能吃饱。但在食堂吃，该有的根本吃不到”。

于是每个被困列宁格勒的厨师都要经受良心考验：正人君子不该偷窃挨饿之人的口粮，可那些敢于冒险的坏蛋即便被抓，身后也总有大批效仿者继续作案。

投机商贩

消息灵通的人无论什么年月总能发现“商机”。当一些人涌进兵役局参军入伍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跑去食品店抢购不易腐烂的必需食品。仓库储存的这些植物油、糖、面粉和罐头，加之分配机构内部的“关系”与“门路”，促使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市内形成投机商群体。他们通过黑市私下销售，收取珠宝、家具等实物，价格一天比一天高。

整个大封锁困难时期，ОБХСС刑事起诉了14545名投机商，没收价值73420卢布的3284块金表、1255千克黄金制品、23317736卢布现金和面值4081600卢布的政府债券。

其中典型代表，如“莫斯科”市场的一位小店经理达列夫斯基，侦查员在此人仓库发现重约一公担的黑市食品，继而搜查其公寓，小小的房间竟塞满了古玩、水晶玻璃器皿、油画、瓷器、勋章、金币和贵重书籍，总价值估计30万卢布。

再如卢克申团伙的曝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团伙成员大多出身珠宝生意世家，乘国难之际低价收购黄金首饰或以物易物，倒卖给投机分子。

最令侦查员震惊的案子大概是某个叫卡日丹的人，他有办法把阿富汗大米辗转偷运至列宁格勒，放在亚沙·芬克尔经营的照相馆出售，获利丰厚。他公寓里不但有各种绘画、瓷器、金银器等，还从婴儿床的两个床垫中分别搜出70万卢布钞票和36万美元钞票，以及藏在花盆的金币、金锭。最终从他和6个同伙处缴获150万卢布现金、3.5千克黄金制品、30块金表等贵重物品，总价值400万卢布。作为参考，1943年一架雅克-3战斗机或一辆T-34坦克造价10万卢布。

延伸阅读：

观点：列宁格勒围城时期食物分配不均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内战后侨居日本的“白俄”移民大多生活在东京、神户等大城市，也有少数人选择长崎、广岛这样的“偏僻地方”，他们无法预知1945年8月份从天而降的可怕命运。

帕维尔·博尔任斯基

二战结束之际，身在广岛的俄国侨民共计14名，相比当地30万人口不啻沧海一粟，但其他国家的侨民其实更少。迄今已知有5名俄裔死于“小男孩”原子弹，即商人洛巴诺夫一家四口，和前上校帕维尔·博尔任斯基。后者1945年10月去世，曾对另一位俄国侨民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博尔任斯基跟广岛的多数俄国人一样以零售为生。核爆炸令他失去全部财产，只剩半条命苟延残喘。他和其他难民暂时栖身广岛郊外某佛寺，一段时间后转移至神户，在那里得到了人数更多的俄裔侨民社区的救助。死亡原因推测是他内战时期的旧伤口因辐射恶化、发炎，最终发展成坏疽，日本医生无力医治。

帕利奇科夫家

说来讽刺，轰炸后最早进入广岛的美军士兵之一：尼古拉·帕利奇科夫是俄罗斯移民的后代。他父母于内战结束后侨居广岛，他本人在这座小城出生、长大，16岁离家赴美留学。由于熟悉日本社会，1945年8月尼古拉和战友被司令部派往广岛，监督投降执行情况。毫无疑问，他最关心的是父母能否从核爆中幸存。谢天谢地，悲剧发生三周后他得知家人还活着。

2001年，77岁高龄的尼古拉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岛核爆前几天他的家人幸运地搬到了远离爆心的一座房子，所以活了下来。当他们劫后重聚，短暂的快乐很快被战争的惨痛淹没。家人告诉他：爆炸后人们奔向水边，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死了，还有些人皮肤脱落，全都绝望地四处找水。

尼古拉走在遍地废墟的广岛市内，被“原子阴影”吓坏了——这些阴影系原子弹强烈的光辐射形成，已死之人的剪影留在残垣断壁上。尼古拉·帕利奇科夫起初相信投放原子弹是杜鲁门总统结束战争的必要之举，但战后多年他彻底转变了立场，认为任何核武器都是不人道的。

帕拉舒京夫妇

费奥多尔·帕拉舒京出身乌拉尔农村，1917年入伍俄帝国军队时已有一儿一女。后来跟着高尔察克打仗，溃败逃亡哈尔滨俄裔社区做小生意，二婚。1926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移居日本，开个欧洲服装店，生活渐渐富裕起来。

1945年8月6日早晨，两口子勉强从倒塌的房屋中逃出，四周漆黑如夜，尘土飞扬，一时辨不清方向。直到被人领到河边，用浸水的蒲席覆盖全身，靠着救济粥活了一星期。而附近的难友们就没这么幸运，每天都有人痛苦死去。

再后来，两口子和博尔任斯基一样转移到神户，承蒙同胞及热心人帮助，重新做起小生意勉强度日。核辐射损害了费奥多尔的健康，使他罹患喉癌，手术后丧失说话能力。1980年代中期逝世，葬于神户。

谢尔吉耶夫和伊万诺夫

关于长崎俄罗斯侨民受核爆影响的情况历来少有人知，曾有报道说爆炸部分损坏了一处俄人公墓。

“胖子”原子弹爆炸后一周，苏联外交官戈尔曼·谢尔吉耶夫和米哈伊尔·伊万诺夫试图访问长崎。日本人劝阻他俩不要参观被摧毁的市区，说正有一种神秘疾病杀死废墟间的幸存者。但谢尔吉耶夫和伊万诺夫仍然进入了现场，甚至帮助日本人扒开灰烬，收敛烧焦的尸体。几星期后谢尔吉耶夫逝世，成为已知的唯一“俄罗斯遇难者”。伊万诺夫活到95岁，坚称那次出差时喝的酒救了他一命。

人人皆知苏联游击队在沦陷区后方的辉煌战绩，他们至少消灭了几千个法西斯分子，倾覆了几百辆火车…… 然而在这一部战史中，某些地区的游击队有着“不宜公开”的秘密，曾长期被苏联官方历史学家刻意掩盖。

之一：游击队员拿钱作战

文艺作品往往将游击队描写为“人民战争”，农民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实际上，农民并没什么特别动机自愿参加游击队——除了1941年。大多数农民是“被征召”加入的，也就是森林战士途经村庄时拉人入伙，德国占领者称之为“绑架”。历史学家则认为农民在游击战争中是一类“孤立的”、“消极的”群体。主要问题在于，集体农庄庄员不同于其他身份的游击队员，他们无权领取国家支付的报酬。相比之下，在游击队打仗的工人、职员和大学生每月可获得300卢布现金补贴，指挥官则完全保留他们和平时期的收入水准甚至更多（支队长至少750卢布每月）。

之二：女性被迫陪睡

苏联政府积极鼓励女性参加敌后游击队，她们约占游击队总人数5%。然而，出于保家卫国之心投身“人民复仇”的年轻妇女却有可能遭遇性剥削。部分游击队领导认为叫女战士陪睡是他们的“特权”。其实这种性侵红军内部也时有发生，但游击队深在敌人后方，受害者根本无法向上级反映。

之三：吸纳囚犯

许多游击队员曾是囚犯，这类人在芬兰占领的卡累利阿地区尤其多、行动尤其频繁。因为该地区的游击队损失严重，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及邻近俄罗斯北方地广人稀，不足以快速补充伤亡战士。因此，劳改营（“古拉格”）囚犯被允许加入游击作战“以血赎罪”。按照维克多·斯捷潘柯夫在其描写俄罗斯突击队深入芬兰领土进行破坏的专著中指出，囚犯约占卡累利阿游击队总人数的40%。

之四：射杀伤病战友

据一些老游击队员回忆，由于卡累利阿地区环境艰苦，一些游击队存在枪杀重伤、虚弱同志（“短命鬼”）的残酷做法，因为无力医治、照料他们。最早谈及这一黑暗秘密的人是当年“战友”支队的老战士德米特里·古萨洛夫——编年体小说《仁慈之外》的作者。但他也坦言，并未把卡累利阿密林中发生的一切都写出来。

之五：抢劫、杀害老乡

在心狠手辣方面，一些游击队丝毫不输德国宪兵队，动辄杀死被指控“协助纳粹”或是仅仅表现出不合作的乡民。苏联解体后，立陶宛人公开讨论卡纽凯村大屠杀（译注：游击队进村杀害46名波兰裔平民，包括22名未成年人），白俄罗斯社会怀念德拉日诺村和纳利波卡赫村遇难者（译注：纳利波卡赫村129名波兰人被游击队屠杀，包括3名妇女和几位少年）。游击队员写报告的时候往往把这类行动描述为惩治伪警察，但事实上并非次次如此。另外，为获取食物而勒索、抢劫居民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历史学家厄尔·济姆克指出：“粮食供应不稳定，一支队伍可以连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吃饱喝足，然后又在同样长的日子里面临饿死。”

情妇也是导致纪律涣散、滋扰平民的因素之一。第1反法西斯游击队原政委伊万·季姆丘克就曾写道，对于指挥员的女人，“要尽量叫她吃好、穿好，而这些一切势必从农民那里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