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持续九年，1.5万人丧生。绝大多数牺牲军人被所谓“200号货物”——也就是锌棺——带回故乡。

根据苏联和世界各国的货物运输规定，死在居住地之外的人类遗体必须用锌板制作的棺材运送。遗体首先被置于锌棺并焊死密封，再装入木箱，间隙用锯末填满。之后连同相关文件装车、装船或飞机，送交死者亲属。

锌棺之所以在苏联被叫做“200号货物”，是因为棺材连同遗体总重约200千克。亲属接收后可以直接下葬，也可将遗体入敛普通木棺下葬。但多数亲属都选择不开启锌棺，因为他们常常被建议不要这样做。

不建议开棺的理由其实正是用锌棺运送遗体之目的。焊死的锌板棺材能隔绝腐败气体逸出，所以同火车或同飞机的乘客往往不知道他们正与尸体为伴。另外由于缺氧，人体组织在棺内分解缓慢，意味着即便路途遥远，遗体在送达时仍能基本保持原貌。

锌合金本身耐腐蚀、价格低廉，且不阻挡机场安检X光机。但最重要的是，密封锌棺隔离了可能的感染源——也就是遗体。所以死者亲属不仅听从卫生部门的建议不开棺，自己主观上也不希望如此。

阿富汗战争期间，如果阵亡军人头面部状况良好，会用一种带有机玻璃小窗的特殊锌棺运回国。亲属悲痛之余至少能再看遗体最后一眼，而且显然杜绝了空棺下葬的可能。

但并非全部“200号货物”都带观察窗，比如因爆炸支离破碎、难以辨识的军人就用完全密闭的锌棺盛敛。这样一来空棺送返死者家乡的情况便难以及时发现。例如А.Ю.科热米亚金、А.Е.科罗特科夫合著的《苏-25攻击机编队三十年：1981-2011》中提到，飞行员В.И.扎兹德拉夫诺夫的亲属就收到了空棺，遗体不知去向。

苏联史书记载：1941年11月，红军潘菲洛夫师（步兵316师）28名战士在杜博谢科沃铁道站附近顽强阻击德军坦克部队进攻。战斗幸存者之一名叫伊万·多布罗巴宾，曾因其壮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而他在战后却被判刑，这是怎么回事？

多布罗巴宾1913年生于哈尔科夫省佩列科普村，本姓多布罗巴巴。21岁迁居吉尔吉斯，在当地一家报社当摄影师。

据其本人自述，曾于“1937~1939年在红军服役，参加诺门罕战役并负伤”——但部队档案找不到此项记载。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后，1941年7月他应征上前线，编入伊万·潘菲洛夫将军指挥的步兵316师。

1941年11月16日，多布罗巴宾中士随部队位于沃洛科拉姆斯克郊外的杜博谢科沃铁道站。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坦克师迎面扑来，于是战斗爆发，日后多布罗巴宾声称他击毁了四辆坦克、三辆装甲运兵车。

苏联军方起初认为多布罗巴宾和全连战友统统战死，1942年7月追授所谓“28勇士”“苏联英雄”称号。但多布罗巴宾侥幸生还，从昏迷中苏醒发现自己深陷敌后。

他的遭遇从此开始变得模糊。根据乌克兰第2方面军反间谍部门首长科瓦廖夫中将的报告描述，多布罗巴宾步行数天，误打误撞走入布良斯克州，被某个号称“瓦夏叔叔”指挥的游击队收留。

报告后面的内容犹如惊险电影情节。称多布罗巴宾随游击队作战、被俘，趁着苏联飞机轰炸的机会逃脱，遁入密林。后来再次被德军俘获，押送斯摩棱斯克，结果他又幸运脱身，藏在白俄罗斯森林中，设法抵达敖德萨州塔拉索夫卡村，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

后人考证发现，多布罗巴宾在游击队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存在多处矛盾。

1947年11月的刑事侦查档案则有另一番描述：称多布罗巴宾昏迷苏醒后被德军俘虏，1942年初跳火车逃跑，至迟6月在哈尔科夫州佩列科普村（译注：他老家）现身，因受到“遣送德国”的威胁，自愿加入辅助警察部门帮侵略者维持秩序，工作内容包括巡逻、守卫仓库、搜捕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等。1943年8月德军撤离，该村最终被红军解放，多布罗巴宾担心自己通敌的黑历史被揭发，遂逃往敖德萨州亲戚家。

1944年3月敖德萨解放，多布罗巴宾隐藏了过往经历再次参军奔赴前线。1944年8月他从家信中意外得知自己被追授“苏联英雄”，曾向师政治部门提交报告。多布罗巴宾战斗表现优秀，参加过雅西-奇西瑙攻势、布达佩斯战役、维也纳战役，多次获勋，1945年5月在因斯布鲁克结束伟大卫国战争，复员回到吉尔吉斯。1947年末因叛国罪被捕，押回哈尔科夫老家以便实地侦查。

1947年12月16日的审讯档案显示，多布罗巴宾承认当过德军的乡村警察，但表示自己别无选择，如果拒绝将被遣送德国强制劳动。他向调查人员保证从未杀害或出卖任何同胞，一直在虚与委蛇，等候游击队或红军大部队到来。

可惜法院不相信他的故事。1948年6月9日多布罗巴宾被判处15年徒刑，剥夺一切荣誉和勋章，押赴下诺夫哥罗德某劳改营服刑。

1951年他首次提出宽大处理的申诉，被驳回。1954年斯大林死后他再次提出申诉，1955年3月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改判7年徒刑，并从劳改营释放。

1960年代末多布罗巴宾主张应当为他平反，认为参加解放欧洲的战争足以赎抵通敌罪过。1980年代改革开始后媒体积极讨论多布罗巴宾案，尽管有多方记者支持，但1989年苏联军事总检察院调查后拒绝了平反要求。

1993年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撤销对多布罗巴宾的原判决。但多布罗巴宾拥有俄罗斯国籍，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院并不支持该裁定。

1996年12月伊万·多布罗巴宾在齐姆良斯克市逝世，毕生未能彻底洗清“通敌合作”污点。

在当代俄罗斯、尤其在乌克兰史学界，对多布罗巴宾的态度和描述截然不同。某些人坚信他是叛徒，与侵略者合作就该唾骂；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客观环境的牺牲者。

根据奥列格·莫佐辛教授整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1-1940年镇压活动统计资料》显示，1937-1938年共处决681692人。

其中，1937年353074人，1938年328618人。

然后我们看一下“古拉格”劳改营历年死亡人数：

（译注：上表缺1948年数据。1953年3月苏联大赦，劳改营“半空”）

可知1937-1938年全国劳动改造营共死亡115922人。

镇压处决者+劳改营瘐死者：681692+115922=797614人。

据俄罗斯总参谋部1917年10月3日统计数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3年多时间俄国共死亡775000人。据苏联中央统计局1925年数据，共死亡825000人。此外，军史学家尼古拉·戈洛文和格里戈里·克里沃舍耶夫将军经过各自研究，声称死亡人数超过100万。笔者认为总参谋部和中央统计局的数字更为可信。

也就是说，在1937-1938年大恐怖中遇难的人数大致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平均到每个月，由于俄罗斯参战3.5年（1914.8~1918.3），“大恐怖”时期长达16个月（1937.7~1938.11），为便于计算，（四舍五入）80万人损失÷43个月战事=每月18600人，处决/瘐死者 797614人÷16个月=每月49850人。

如果我们采信克里沃舍耶夫将军的数据——他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共损失167万人，那么平均每月39700人，仍然低于大恐怖时期的数字。所以无论怎样计算，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清洗导致的月平均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那乃族（译注：中国称“赫哲族”）语言中，“帕萨尔”是“目光锐利”的意思。马克西姆·亚历山德洛维奇·帕萨尔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红军战绩最高的狙击手——共有237名敌军官兵死在他枪下。

1923年马克西姆·帕萨尔生于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纳奈斯基区。其父以渔猎为生，所以他从小就熟悉枪法，知道怎样射击动物的眼睛避免毛皮受损。隐蔽守候猎物的时候，他能在任何天气条件下一动不动静卧数小时。

战争爆发后，马克西姆的兄长光荣牺牲。1942年马克西姆自愿参军，经西北战线狙击手学校短期培训，迅速成长为出色的狙击兵。他夜间视物如白昼，当得知一名检查部队的总参谋部军官被德军狙击手射杀后，自告奋勇前去报仇，用一支普通“莫辛-纳甘”步枪将该敌从树头“击落”——这是马克西姆的首次狙杀记录。

之后几个月帕萨尔一直使用不带光学瞄准镜的“莫辛”步枪杀敌。1942年5月他加入23步兵师117步兵团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作战，至9月底已毙敌56人，而当司令部发给他专用狙击步枪后，杀敌数翻了三倍。德军叫他“来自魔窟的恶鬼”，悬赏10万帝国马克取他性命。

作为该师最佳射手，帕萨尔也承担着培训战友的重任。1942年秋季两个月里，马克西姆与145名“学徒”共同击杀了3000多名（儿按：一说775名）敌军。

马克西姆狩猎敌军官兵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友军迫击炮和步枪火力都是好帮手。每当法西斯分子被迫击炮火覆盖、撤出战壕时，正好被瞄准镜逮个正着。此外他也擅长通过观察曳光弹推算敌军火力点的方位和距离。帕萨尔的射击速度同样惊人，曾有2分钟毙敌7名的纪录。

一般的狙击手会使用各种技巧探测敌方狙击手，比如棍子挑着头盔摇晃试探——但此种小伎俩对马克西姆无效。他会用双筒望远镜判断头盔下面究竟是不是活人，然后耐心等待对方暴露并射杀之。

前线报纸广泛报道帕萨尔的英雄事迹，他关于狙击战术、伪装方法的谈话亦频频见报。苏联著名诗人叶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歌颂马克西姆的诗作经《红军报》广泛传播，那乃族神射手形象立即在狙击手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

1942年11月马克西姆·帕萨尔首次荣获“红旗”勋章，以表彰他毙敌152名的好成绩。12月马克西姆受弹震伤，但拒绝入院治疗。

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逐渐接近尾声。在佩先卡村附近的一场战斗中，两个侧翼隐蔽火力点遏阻了步兵团攻势，指挥部命令帕萨尔去扫除障碍。帕萨尔设法接近至距敌阵地约100米处，摧毁两架德军机枪，自己不幸伤重牺牲。葬于当地烈士公墓。

一个月后马克西姆·帕萨尔所在部队向上级申请追授其“苏联英雄”称号，但不知为何只追授了第二枚“红旗”勋章，“金星”奖章未发。同乡和战友战后长期向各部门申诉，要求为帕萨尔落实荣誉，却始终石沉大海。

2010年俄联邦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命令追授马克西姆·帕萨尔“俄联邦英雄”称号。应其亲属要求，俄联邦“金星”奖章捐给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尼古拉·格罗杰科夫”博物馆收藏。伏尔加格勒的一条街道、纳奈斯基地区奈欣村的一所学校和一座文化宫以马克西姆·帕萨尔的名字命名。

伟大卫国战争头几年苏军溃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指挥系统战略误判，品质低劣的军械装备也是重要因素之一。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弹药人民委员部进行工作检查，发现军工企业产品残次率严重，工厂管理层官僚作风盛行、履职草率马虎。

1930年代中期苏联借助美国和德国力量发展工业化，可是光有车床设备还不够，必须为工厂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1936~1938年镇压期间70~90%的此类专家受迫害，极少数有才能的幸存者只能边学边干。所以，遭镇压清洗的专家被自学成才者接替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通过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检查，我们可以管窥当时弹药人民委员部及其下属单位的工作状态（1940年11月5日№3534报告）：

现已查明，弹药生产处于严重困境。

今年前九个月弹药人民委员部（译注：НКБ 以下简称“弹药部”）仅完成61.3%的货物生产计划，即原计划10亿2000万卢布的6.68亿卢布。

弹药部的工作每个季度都在恶化。第一季度实际完成计划87.9%，第二季度完成85.1%，第三季度85.1%。今年前九个月该部少交付红军和红海军420万个基数的炮兵炮弹、3百万个基数的迫击炮弹、2百万个基数的航空炸弹和20.5万个基数的海军炮弹。

弹药部本应在1940年度生产代替黄铜弹壳炮弹之铁壳炮弹570万。由于工艺流程不完备，前九个月生产铁壳炮弹111万7千，其中96.3万属于废品（编者注：残次率86.2%）

与此同时，新设计的延期膜片弹头引信和МГ-8引信故障频频。МП和Д-1引信按计划应制造3百万件，实际一件未付。

总之，前九个月由于产品残次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67亿卢布。

过繁过杂的行政命令造成了企业管理混乱。弹药人民委员谢尔盖耶夫同志今年前九个月向下属80家企业/机构发出633条指令（未包括以个人名义下达的指令），同一时期该部四个管理局共发出各类指令1079条。

而且命令的执行情况无法落实，因为这些命令大多流于形式。例如5月4日该部1、2、3局首长联合下发的151号命令要求，5月10前“使用或销毁残次产品的问题必须解决，禁止工厂今后大量储存此类产品”。但该命令并未执行，工厂院内堆满了残次品。

弹药部的往来公文一向堆积如山，加重了部门工作负担。例如该部四个局在九个月内共提交人民委员及其副职355通书面报告，该部技术部门提交309通书面报告。弹药部三个季度平均每天收到来自工厂和建设工地的信件1400封、回信880封。同时弹药部向上级政府部门发出1220封信件，平均每天5封。这些信件中请示的大量问题并不属于原则问题，完全可以由该人民委员部及其管理局自行研究解决。

1~8月份弹药人民委员对72名领导干部进行了149次处罚，而受处分的厂长却因生产有功获得物质奖励。例如第4工厂厂长布鲁克同志2月11日因未完成计划受到警告处分，3月14日即获得一个月工资额的奖励；4月23日他又因组织生产不良被口头警告，4月29日又获得两个月工资额的奖励。第10工厂厂长博德罗夫同志前后受到5次处分、两次奖金。

一年半的时间里弹药部辞退了26名企业管理者、18名总工程师（编者注：请记得弹药部下属80家企业/机构，即三分之一的厂长被开除）。由于1940年弹药部七个月内辞退了各工厂的1226名持证工程师，导致弹药部系统内工程师数量明显短缺。中层技术队伍的人员轮换更严重，例如第9工厂在七个月内撤换了22名轮班主管和15名工长。

弹药人民委员谢尔盖耶夫用人无方，过度信赖副人民委员伊亚什金。伊亚什金素来懒散、嗜酒，破坏了正常的干部工作。例如1940年他以“精简人员”的名义从核心部门裁撤166名工程技术人员，有各种违法前科的31人却予以保留。副人民委员赫连科夫亦有相似问题。原定交付大口径炮弹的计划中断：152毫米БР-2榴弹炮、210毫米БР-17榴弹炮和280毫米БР-5臼炮的炮弹一发未付。76毫米空爆榴弹生产计划中断，在厂内堆积了72万800个未装填的空弹壳。

九个月里”ШКАС”机枪弹底火废品量高达1.59亿发，经济损失4900万卢布。

А-19和П-45火药的生产过程不完整。由于使用了不合格产品，1940年前九个月仅四家工厂就浪费了745万升乙醇。

安全规范执行不严。第9工厂发生175吨炸药爆炸事故，15人死亡、18人重伤。

这份联合调查报告导致49人被捕（儿按：首任弹药人民委员伊万·谢尔盖耶夫1941年3月被彼得·戈列梅金取代）。

除了工厂方面产生的残次军火，“人员素质”低下也是一大问题。这方面的证据是1941年4月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红军航空兵事故和灾难》的决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查明，红军航空兵灾难和事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由于飞行和指挥人员的无纪律性愈演愈烈，继而出现违反飞行勤务基本规定的情况。
由于纪律涣散，我们每天平均损失2~3架飞机，即一年600~900架。
例如1941年3月27日12架DB-3轰炸机从沃罗涅日第18工厂机场飞往第53航空团（克列切维齐），尽管明知气象条件恶劣，空军司令部转场勤务负责人米罗诺夫上校仍同意飞机起飞。他的命令导致2架飞机坠毁、1架迫降，6人死亡3人负伤。由于类似原因，1941年1月23日从新西伯利亚转场塔什干的飞行导致3架飞机解体、2架飞机受损，12人死亡4人负伤。
空军部队良心丧失，令我们出现了前所未遇的情况。29航空师少尉М.В.科什良克同志驾驶的飞机失踪后，司令部未采取措施搜救飞行员。20天后科什良克被意外发现冻死在驾驶舱内。遗书证明该飞行员迫降后是健康的，活了8~9天。最后一段内容写于落地后第八天，他试图寻找居民点，但因大雪被迫返回驾驶舱。”

伟大卫国战争的明星武器、传奇般的T-34坦克在早期同样有着严重缺陷。

由于T-34技战术性能低劣，迫使苏联领导层在战争爆发后寻求美国支援。1941年12月T-34坦克与KV-1坦克样品交给美国人进行全面分析测试，希望得到消除其缺陷的意见和技术。

美国人的报告称：

苏联坦克的传动部件和发动机在测试中表现很差。T-34行驶343千米后故障，无法修复。

由于柴油发动机的空气滤清器特别糟糕，发动机内积存大量污垢，致使活塞和气缸破损到无法挽救的程度。坦克被移出测试程序，准备用KV坦克炮和我们M-10坦克歼击车的3英寸炮对其射击，再送往阿伯丁（译注：武器试验场）拆卸展览。

对装甲钢板的化学分析表明，两种坦克的装甲板是浅硬化的，其余部分则是低碳钢。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改变硬化工艺能够减少装甲厚度、保证其抗击穿性能。而且可以使T-34减重8~10%。

车体焊接工艺乏善可陈。T-34涉水越障时下部渗水性过高，下雨时顶部漏水。水从间隙流入车内，将导致电器元件和弹药失效。

T-34式坦克炮的炮口初速为385米/秒，与我们“谢尔曼”坦克M-3式75毫米炮（560米/秒）相比差距明显。

炮塔构造很不理想。主要缺点是非常狭窄，我们不知道坦克兵冬天穿着棉大衣怎么钻进去。旋转炮塔的电动机构极不可靠，动力虚弱，超负荷时容易冒火花，继而烧毁电阻和转速控制器、齿轮崩碎。

履带检查——很喜欢钢履带的想法。但我们认为，在突尼斯方面发回使用钢履带和橡胶履带美国坦克的对比结果前，没有理由弃用我们的橡胶履带。

T-34履带的销子容易发烫，因为是劣质钢铸造，销子磨损过快，履带经常断裂。我们的意见是加重履带。

T-34的悬挂系统使用了美国的“克里斯蒂”式。它在我们的坦克上由于弹簧钢质不佳，很容易下垂，减少了离地高度。

检查空气滤清器。恐怕只有怠工分子才能设计出这种玩意儿。过滤器从机械角度看十分原始：点焊位置金属被烧穿，导致漏油。

发动机启动器品质不良——功率低且结构不可靠。

传动装置。进行检查的机械师惊讶发现传动装置与自己12~15年前的工作十分相似。遂要求厂商发来我们的A-23传动装置图纸验看，果然证明是根据该图纸精确复制的。其实我们最感震惊的不是我国产品被抄袭模仿，而是15年前的设计居然还有人用。 我们认为，俄方设计师将其放入坦克，是一种对驾驶员非人道的残酷行为（操纵困难）。

拆卸维修时又发现齿轮完全碎裂了。化学分析表明问题出在热处理工艺上，根本不符合美国的任何一条标准。

坦克行驶速度很慢。T-34和KV-1的爬坡能力比任何一台美国坦克都弱。

恶劣的变速箱令人火大。团队中仅两个人有本事换挡。我们将把自己的变速箱送给俄罗斯设计师，以替换T-34目前的变速箱。

……

最后美国人转让多项自己的技术给苏联，苏联用这些新技术生产T-34改进型号。

对比敌方：德国PZ.II轻型坦克平均行驶寿命11500千米，Pz.IV中型坦克11000千米，T-34开到报废的平均里程不到1000千米。

总而言之，打赢伟大卫国战争的是俄罗斯士兵（而非军械装备），他们80%农民出身。所以俄罗斯农民才是战争中流砥柱，其他东西——不重要。

延伸阅读：

三个人一杆枪

1930年代苏联国内酒精消费水平低于帝制时期，总体来说社会还比较“清醒”。伟大卫国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这一趋势，斯大林要求伏特加作为前线部队必需品每日供应，各类档案也记载了后方官僚和宪兵警察胡吃海喝的问题。

《罗斯之乐·二十世纪》这本书运用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俄帝国和苏联酗酒问题的许多材料。该书作者认为，1939~1945年是苏联酿酒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如前所述，1930年代酒精生产、消费量皆低于帝制时期。1936年国民人均消费伏特加（白酒）3.6升，1913年为8.1升；1935年苏联伏特加总产量3.2亿升，1913年总产量4.32亿升。而且斯大林1936年研究决定提高葡萄酒酿造量、逐渐削减伏特加产量，计划到1941年葡萄酒产量将比1913年提高四倍，而伏特加产量减少1.5倍。其结果：1940年苏联加工了30万吨葡萄，产出1.35亿升葡萄酒，提前完成计划。

在1939~1940年苏芬战争中，情况起了变化。后来鼎鼎有名的所谓“人民委员100克”其实就出现于这段时期而非伟大卫国战争（其时已成为普遍做法了）。缺乏训练、士气低下的军队不仅被政工干部和督战队（从1942年开始）驱使前进，而且被烈酒烧坏了脑筋。

1939年12月，苏联当局决定“由于卡累利阿和极圈内地区的低温造成部分红军战士冻伤”，从1940年1月1日起为前线指战员额外配发每天100克伏特加、50克油脂，坦克兵配发双倍量，飞行员用白兰地代替伏特加。

这样就很容易计算出，整个作战期间士兵额定饮用36.5升伏特加（73瓶）。

1941年7月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请求斯大林恢复向前线部队供酒。决定自1941年9月1日开始为红军指战员每人每日配发100克伏特加，逢节庆日配发200克。这些节庆日除传统“红色节日”（5·1、11·7）之外，还包括全苏体育节（7·19）、全苏航空节（8·16）、隶属部队组建纪念日等。米高扬甚至想把国际青年节（9·6）也加进名单，被斯大林否决。

后方部队、前线工程部队和伤员（经医生许可）每人每天50克伏特加。即使严格执行此项“低标准”，一年下来也要饮用18升之多。

1943年4月底又决定停止向部队每日配发伏特加，改为特许供应。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和铁道兵开始享受每天100克伏特加。

1942年红军每月消耗45个铁路槽罐车的伏特加。举前线部队为例，1942年11月25日~12月31日卡累利阿前线共消耗36.4万升伏特加、斯大林格勒前线40.7万升伏特加、外高加索前线（当地供应葡萄酒）120万升。

饮酒的部队事实上变得更勇猛。《罗斯之乐》记载了1943年除夕发生在惩戒部队的一件事：战士们钻进掩体喝酒，感觉意犹未尽。其中某个大胆的家伙匍匐爬近德军壕沟，打入一根拴绳木棍。之后战友把一块写着“我给你们毡靴，你们给我烧酒”的牌牌系在绳端，拽至德军壕沟。德国人果然拿酒来换，很快全连的鞋都不见了。

第二天军官下连队贺新年，却见一群跣足醉汉躺卧掩体地上。军官叫醒全连，命令次日天亮前寻回毡靴。战士们别无选择，趁夜色高呼“乌拉”冲入德军壕沟，只肉搏不开枪，凭着刺刀、拳头占领敌方阵地，随后带着毡靴和几箱酒返回。

部队普遍饮酒同样给政府制造了新麻烦——无政府混乱和反苏行为。每个月都会涌现数十甚至数百名不服管束的士兵。1944年7月2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贝利亚提交斯大林、莫洛托夫、谢尔巴科夫（中央委员会）和安东诺夫（总参谋部）的公函描述了一起（典型）案例：“敖德萨兹纳缅卡火车站。15名喝醉的红海军战士在集市斗殴，其中一人——名叫舍洛赫沃斯特——被警察逮捕关押。一段时间后，一群红海军战士闯入警察局，殴打民警并缴械，释放了13名在押人员，包括根据第58条逮捕的15岁犯人普罗霍洛夫。”（译注：苏联刑法第58条即“反革命罪”）

类似情况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以下是贝利亚的部分报告：

“1944年7月7日西南铁路局达尔尼察站，42759号军列。从列车下来的一群醉酒军官袭击了正押送投机倒卖小贩的民警，解散在押人员。一段时间后，醉酒军官团伙再次痛打一名站岗警察并缴械，闯入警局，殴打缴械，甚至企图向局长米古诺夫头部开枪。列车长科列斯尼琴科中校赶赴现场调解无果。在内务部队的支援下，闹事者被全部消灭。”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斯拉维扬斯克站。民警押送投机倒卖小贩过程中，突遭十三名醉酒红海军战士持枪威胁、殴打，并将查没物品归还给小贩。其中一名红海军战士——梅利尼克——用手枪射击重伤一名民警头部，又击伤另一名内务部队中士。该梅利尼克暴力拒捕，当场击毙。其余红海军战士被拘留。”

（儿按：上面两个案例中，“闹事者”或许是出于对所谓“投机小贩”艰难讨生活的同情而动手，未必单纯酒后寻衅。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径直揍警察却不打平民）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红军’站。一列载有二百名投机倒卖小贩和红海军战士的列车进站，停稳后即被特遣队工作人员包围。投机小贩和红海军战士悍然反抗，殴打两名工作人员。内务部队战士被迫使用武器，导致小贩3人死亡、1人受伤。暴行煽动者红海军战士柯西诺夫、科尔舒诺夫等人被捕。事后查明，红海军战士在途中敲诈勒索，从小贩处获取食品和自酿酒，并承诺保护他们免遭警察抓获。”

与前线相反，战时后方酒类匮乏。烈酒只发给政治积极分子，比如“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每月可领到：几米粗布、一块洗衣皂、一千克盐、一升煤油、两瓶伏特加。

当然，即使在战事艰难的饥饿岁月，藏身后方的官僚们也不会亏待自己。例如34岁的武器人民委员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有资格享用烈酒美食，所以：“1942年6月6日向人民委员的别墅交付3瓶伏特加、8瓶精选红酒及香槟酒、1箱啤酒、黑鱼子、香肠、鲟鱼、甜瓜干、柠檬和成套巧克力”。

1942年9月，车里雅宾斯克女居民罗戈夫斯卡娅致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罗扎利娅·捷姆利亚奇卡，信中称：“我在市中央食堂工作两个月期间，亲眼目睹了建设人民委员部、联共（布）州委、州执委举办的各种宴会。如今每一克粮食都贵如黄金，车里雅宾斯克市的领导们身处大后方，不愿共同承受战争之苦。前线血流漂杵，而我们这里，流的却是伏特加。”

于是党中央派员调查车里雅宾斯克干部队伍究竟胡吃海塞了多少好东西。结果发现，在1942年6月1日~10月7日举办的四次宴会中，共吃：680千克面包、616千克肉、122千克干酪、102千克酸奶油、84千克奶油、77千克红鱼子，喝：535升伏特加、133升红酒，外加甜食：135千克大蛋糕、108千克冰激凌、1514个小点心。

读者朋友，你认为该怎样惩罚车里雅宾斯克的蝗虫们？宴会组织者、车里雅宾斯克市执委会代理主席В.Д.巴甫洛夫因“丧失党员警惕性”被宣布严重警告处分，罚款3000卢布（估计这厮今后不会在人前暴饮暴食了）。其他同僚？没事儿！

随着战事顺利，胜利临近，当局开始向后方慷慨供酒，但基本限于干部和专家队伍的中、高级成员。根据人民委员部统计，1945年1、2月份的伏特加配发情况如下：交通运输部门2.5万升、航空部门1.3万升、煤炭部门1.8万升、有色金属部门1.4万升……

1942~1944年苏联新建26(!)座酿酒厂，超过1920~1930年代的新建总数。卷烟厂同样发展迅速，1945年比1940年增加了22%（与之相比，糖厂减少79%、面粉厂减少49%、肥皂厂减少67%）（译注：即毁于战火）。

在零售商品结构中，1940年“伏特加”一项仅占11.8%，1943年已占25.1%，1945年占35.1%。

研究者总结道：“伏特加对战时和战后社会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负面后果，最重要的是大批原本不饮酒者开始贪杯，包括几百万女性和青少年。1920~1930年代上层人士中的清教徒主义被新生贵族的官阶特权体系所取代……”

另外，伟大卫国战争后伏特加的绝对价格（相比平均工资）大幅上涨，当局开始从嗜酒者口袋里榨取钱财。有研究者指出，1939年平均工资331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卢布15戈比；1947年平均工资500~1000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0卢布。也就是说，1939年的收入能买50瓶伏特加，而1947年即便最高水平（1000卢布）也仅能买16、17瓶而已。

醉酒狂热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成为常态，即使战后也未彻底清醒。今天的俄罗斯仍在承受其后果。

延伸阅读：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我们今日复生，又见光明。
愿上帝，令这战争继续进行。
—— 坦波夫军嫂，1916年。

1877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创立俄罗斯最早的士兵家属补助金计划。他此前主导的兵役改革将“税民兵役制”变为普遍义务兵制。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动员预备役时遇到了问题——当养家男人为信仰、皇帝和祖国浴血奋战，他们家眷何以度日？于是，乡村和城市的地方自治组织承担起战时军人家属保障任务。

此项措施无疑十分重要，使军人家属能够熬过战争，迎接丈夫/父亲回家，或在他们伤残/死亡后领取抚恤金。不过在俄土战争和后来的俄日战争中，这一措施的种种弊端也逐渐体现出来。

首先，补贴按规定只发给“没有足够生活资料的”困难家庭，但谁属于困难家庭似无客观标准，由地方当局斟酌决定。有时一名军嫂会被拒发补贴，只因她“有亲属接济”或“有营生”。其次，补贴的发放依赖地方自治组织财政状况，即使有资格的家庭也可能遭遇迟发或停发补贴，理由是“地方上没钱了”。

鉴于发现的各种问题，帝国政府制订了补助下层军官及其家庭的新法案并提交国家杜马审议。1912年6月25日，在亚历山大二世首创此种制度35年之后，尼古拉二世皇帝签署了该法案。

新法案规定国家承担对军职人员及其眷属的抚恤金、补助金支出。所有被征召军人的家庭皆可获得补贴（口粮），不再需要自证资格。

口粮以现金形式发放，额度为军属生活地区规定食品的价格。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可获得相当于：
面粉：1普特28俄磅（27.8千克）
谷物：10俄磅（4.1千克）
食盐：4俄磅（1.6千克）
素油：1俄磅（0.4千克）
……之现金。

国家宣战后，各地自行确定口粮金额并根据食品价格重大变化随时调整，不准晚于每年9月1日。5岁以下儿童享受半额。城市每月支付一次；乡村每年支付四次（3月、6月、9月、12月），每次付满三个月金额。

补贴发给军人妻子和17岁以下子女，包括17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子女。另外，受军人供养的父母、祖父母、兄弟或姐妹也可获得补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属补贴（口粮）成为民政部门最大支出项目。1914年国库该项拨款1.906亿卢布、1915年6.237亿卢布、1916年11.068亿卢布。整场战争全国被征入伍军人家庭共获得57.15亿卢布补贴。作为对照：战前俄罗斯财政支出预算为33.829亿卢布，1914~1917年间非战争支出总额145.719亿卢布，亦即社会开支的约40%用于发放军属补贴。

战争爆发后各地粮价高涨，补贴金额约在每人每月1卢布64戈比~4卢布90戈比之间。1914年补贴（口粮）平均3卢布，1917年3月1日涨至4.08卢布，1917年9月1日6.84卢布。1914年共一千万军属领取补贴，到1917年3月1日增至两千六百七十万人，1917年9月1日三千六百六十万人——平均每征召100人发放256份补贴。

军人家庭仅靠官方补贴能活下去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表明，这严重取决于居住地和家庭构成。对于无子女军嫂和需要付房租的城市家庭来说，仅靠补贴往往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因此某些富裕城市自战争之初就牺牲地方预算增发军属租房费、取暖费和服装费。公共委员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军人家庭，向有需要者提供食品、住房和取暖，筹办托儿所、庇护所和工坊，协助完成家务劳动，并提供医疗、法律等服务。仅在战争头几个月（截至1915年4月1日），城市、地方自治会和社会组织就贡献了150万卢布的额外援助，约等于国家补贴的5.6%。由于此种援助并非面向全部军属、而只针对有需要的人，因此对后者无异雪中送炭。

然而那些一直仰赖丈夫薪水生活的城市女人仍不得不自谋工作。如果说战前俄罗斯农村人口过多，虽经征召仍有足够劳力，那么城市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就很显著了。于是各行各业充斥妇人，她们成功接替丈夫从事售货员、服务员、各机构职员甚至门卫、售票员或有轨电车司机。这方面应当指出的是，正因为城市劳力短缺，直到二月革命之前雇工薪酬涨幅都是超过物价涨幅的。所以女人出门工作完全符合实际，尽管战时东西贵，但薪资购买力却高于战前。

与此同时在农村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国家补贴起着重要作用。战前的乡村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大部分供应市场的商品出自大型农场。小农户种植、养殖的东西基本自产自销，仅售卖少部分，现金收入相对较低。开战后情况起了变化，农民现金收入显著增加，而支出因酒类停售减少。按照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战争第一年全国农民额外收入12亿卢布、第二年13.65亿卢布、第三年20.76亿卢布——高于战前农产品销售额（18.63亿卢布）。对高级面粉、糖、甜食、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的需求也增长了，村镇零售额相应增加。流向农村的相当一部分“现金”就是国家军属补贴。

如果说战前家庭男人管钱，那么战争时期的军嫂其实是第一次获得自行支配的大额资金（按农村标准衡量）。坦波夫市杜马主席就说：“目前大多数有资格获取补助的女人，除年迈无力者外，每月到手15卢布甚至更多，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弗拉基米尔·格鲁科（著名将军之兄）也讲过类似意见。

某些多子女军人家庭一旦获得补助金，往往自己停止劳动转而雇工。倘若军嫂住在公婆大家庭里，定期领取国家补贴会明显改善她的地位和周围人对她的态度。常有农民一听说要去援助军嫂就拒绝的情况，因为村里人觉得她们拿钱够多，无须救济。

总体而言，正如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家庭保障工作井井有条，国家拨付的补贴和地方资金足够支撑军属日常生活。符合规定的人群多数情况下都能准时足额领取补助金。

再来比较一下帝制时期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军属补助情况，结果很有趣。

革命后向红军战士家庭支付补助金的制度屡经变更，1935年彻底取消，理由是“广大劳动人民物质福祉广泛增长”。（对于这种理由，各位不要忘记：1930年代四分之三的苏联人口居住在农村。1935年国内安定无事，机械化/集体化村庄谷物收获量为每公顷7.3公担，二十年前的1915年是每公顷8.6公担）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第五天，政府开始向入伍军人家庭发放每月现金补贴。

对于无劳动力的城市家庭，第一家庭成员每月补助100卢布，第二、第三家庭成员50卢布，第四成员及之后的无补助。如果家庭中有1个劳动力，比如军人妻子，外加1名无劳动能力者（儿童、老人、残疾人），无资格享受补贴；如果有两名16岁以下儿童，每月100卢布。如果两个无劳动能力的孩子“变成”一个，补贴取消。最后，如果一名劳动力有3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的亲戚，每月再补助100卢布，注意不是按人头发，是总额！才不管你要扶养10个亲戚还是20个亲戚。

上述补贴金额仅在城市执行，农村地区一律减半。

1942年7月城市最高补贴金涨到250卢布（农村125卢布）——仅针对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组成的家庭。有1个劳动力+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的家庭每月200（农村100）。其他家庭待遇不变，虽然物价又上涨了。

仅就有资格领取补贴的家庭构成而言，苏联体制比皇权体制更苛刻。革命前所有军属都能领补贴，而苏联呢，限定无劳动能力者起初最多3人、后来5人，至于那些“仅”1或2名无劳动能力者的“不幸”家庭，没有补贴。

苏联补贴的购买力又怎样？如前所述，帝国补贴的金额是根据自由贸易中某几类商品的价格制定的。战争年代苏联补贴是按照理论上饿不死人的最低标准物价制定的。

如果在苏联真实市场环境中按照“皇帝标准”制定军属补贴，每人最少2000卢布，是苏联实际城市补贴的10~20倍、农村补贴的20~40倍。

帝国补贴尽管有种种缺陷，却足以在战时养活大部分军属。许多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比上前线的一家之主的军饷还高，一些士兵甚至因为补贴不愿返家工作生活。苏联给军人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导致他们挣扎在生死边缘。

1941年6月26日苏联政府决定给入伍军人家庭发放补助金的时候，无人能未卜先知今后的战事会多么艰难。因此这微薄的苏联军属补贴，实乃斯大林主义苏联比俄罗斯帝国更贫穷、革命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诸多例证之一。

延伸阅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法、英、德军人伙食

民众支持

红军的社会基础一开始就比白军更牢固。依靠工人和贫农阶级，布尔什维克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货币供给。虽然中农阶级和白军、红军都有仇恨，但也被迫抛家舍业去往外省，跟着部队从一个营地奔向另一个营地。

而当群众动员成为白军征兵的基本原则后，他们的部队明显衰弱了，缺乏广泛民众支持导致战斗力严重受损。

另外，内战之初布尔什维克已经编织起恐怖网络，吸收了以前的刑事犯、强盗和匪首。这批人在白军控制地区进行破坏活动，造成很大困扰。

教育程度

如果你多看几部苏联时期的内战电影，就会发现影片中白军军官都是出身显贵的文化人。他们爱听浪漫歌曲，信奉动口不动手，怀念有皇帝的旧俄罗斯。

这种描写无疑太夸张了。

绝大多数白军军官来自平民知识分子家庭，也并非人人识文断字。今天我们可以查阅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接收委员会的档案，仔细看看便知。当年对前白军军官的审查意见指出，他们“历史和地理知识薄弱”、“思路不清晰、头脑欠开发”，出现的错误低级可笑。并且这些人不是普通军官，而是有资格报考学院的最优秀者。我们固然不能说白军军官个个文盲，却也绝非人人“蓝血”。

逃兵问题

今人议论白军最终溃败的原因，往往提到成群结伙的临阵脱逃。这一点无可否认，白军确有逃兵，但规模和动机在战争双方阵营中各有不同。

除个别人铁了心坚决脱离白军外，引起大规模脱逃的原因其实很多。其一，尽管邓尼金军队占据大片国土，但辖民数量并无实质增长（儿按：能种地何必卖命）。其二，白军后方一直有“绿军”（译注：农民武装）和“黑军”活动，都是反白军的，其中部分成员正是白军逃兵。

尽管如此，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红军逃兵其实多得多。1919~1920年，工农红军“自行脱离队伍”者至少260万人，数目远超白军。

盟友援助

协约国干预对白军的援助作用也被显著夸大了。外国干涉武装实际上未跟红军正面对抗，除北方地区的轻微战斗外，在西伯利亚的协约国军队几乎可说是跟布尔什维克默契合作。

那么对白军的所谓支援就仅限于军火。但来自“盟友”的此项供应并非无偿赠送，高尔察克不得不用黄金储备和粮食来交换，所以首先遭殃的还是农民。

从结果看，这场轰轰烈烈旨在恢复“旧”俄罗斯的运动，真正提供的援助微乎其微。举例来说，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装备了千辆坦克，却只拨付邓尼金军几十辆而已。

虽然最后一支干涉武装1925年才被逐出苏联（译注：萨哈林北部），事实上在凡尔赛和约签署之后，外国军队就已经形同虚设了。

被俘者众

不少人相信，白军军官思想十分坚定，宁死不降布尔什维克——可惜这也是无稽之谈。1920年3月仅新罗西斯克一地，红军就俘虏了一万名邓尼金军官，9660名高尔察克军官。

大多数战俘都被红军吸收留用，结果导致红军中充斥大量“前白军”。布尔什维克军事领导层甚至专门规定工农红军各级指挥机构里“前白军”军官人数不得超过25%。“多余部分”或被调派后方，或进军校教书。

俄罗斯全军联盟

1924年8月31日，“维持者”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国外自称全俄皇帝基里尔一世。理论上军队服从皇帝，所以自动归他指挥。

但第二天军队就没了——被彼得·弗兰格尔将军解散，随即成立弗兰格尔本人领导的“俄罗斯全军联盟”（译注：白色阵线海外侨民组织）。说来你可能不信，该组织至今仍存在，纲领基本不变，有自己的网站。

弗兰格尔和布柳姆金

弗兰格尔的人马令苏联最高指挥部深感不安，对他实施过几次暗杀。其中一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923年秋，亚科夫·布柳姆金——杀害德国大使弥尔巴赫的刺客——带人敲响弗兰格尔将军的大门。此人是“契卡”官员，伪装成法国电影摄影师，事先跟弗兰格尔约好上门拍摄。他的设备箱塞满武器，三脚架布包里藏着一挺“刘易斯”机枪。但是这些刺客出现严重失误：敲了几下门。这不是塞尔维亚当地习惯，而且法国早就流行摁门铃了。所以警卫员判断敲门的必是苏俄来客，出于谨慎并未开门。于是刺杀失败。

国家政策

“国家问题”上的失误是白军又一大败笔。邓尼金坚称“俄罗斯的完整和统一”绝无商量余地，甚至不准讨论俄罗斯固有的民族区域自决问题。

后来邓尼金攻克基辅，否认乌克兰独立性的他自然不会跟“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高层及“加利奇军”谈判。于是武装冲突爆发，虽然邓尼金战胜，但他赢的不彻底。白色运动失去了少数民族的支持，其中很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

将军的许诺

白军历史上也遭遇过“犹大”，那就是法国将军莫里斯·雅南——法国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捷克军团司令。他曾许诺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高尔察克安全转移。高尔察克误信雅南之言，抵达伊尔库斯克即被捷克军团扣押。起先引渡给孟什维克的政治中心，随后转交布尔什维克，1920年2月7日被枪杀。雅南背信弃义，人送外号“无名誉将军”。

安年科夫

正如前文所言，白军队伍里并不都是重视荣誉的贵族。某些人纯属无法无天之辈，鲍里斯·安年科夫少将就是其中“佼佼者”。此人之暴虐臭名远扬，例如1918年在西伯利亚镇压起义时残酷屠杀斯拉夫哥罗德、巴甫洛达尔两县的布尔什维克。他搜捕农民代表，砍死87人，许多与起义无关者受刑冤死。村中男子挨刀，女子先奸后杀。而且安年科夫麾下兵员构成十分复杂，包括哥萨克、俄罗斯农民、吉尔吉斯人，以及阿富汗人、维吾尔人、中国人雇佣军——后者隶属满洲独立团，名声最恶，甚至同袍战友都畏惧他们。

高尔察克败后，安年科夫撤往七河地区，越境进入中国。1921年他被逮捕，关押在乌鲁木齐监狱。1924年获释，1926年4月被冯玉祥设计抓获，送交苏联政府，次年枪决。

1942年5月9日，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切多米尔·“柳博”·楚皮奇微笑面对自己的死亡，时年29岁。

楚皮奇生于美国，父母是黑山移民、工人阶级。1930年，他随家人返回故乡南斯拉夫，高中毕业后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院。1940年楚皮奇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次年成为游击队员。

1942年春，在黑山城市尼克希奇附近，南共盟领导者之一：杜若·达科维奇指挥的游击队殊死激战意大利法西斯和另一支国内武装：“南斯拉夫祖国军”。一次战斗结束后，叛徒供出29岁的大学生政委切多米尔·楚皮奇和年轻的游击队战士约卡·巴列季奇，他们被南斯拉夫祖国军俘虏了。

经过几天的酷刑拷问，两位游击队员被判处5月9日分别执行枪决。约卡·巴列季奇被带到特雷布杰萨山，切多米尔·楚皮奇押往“塞尔维亚救国政府”控制区的彼得罗夫-格拉维茨。

死刑开始前，楚皮奇面朝行刑者露出微笑。他的笑容被意大利占领军的卡洛·拉文奇少校用私人照相机拍摄下来。卡洛·拉文奇内心深处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意大利投降后他并未放下武器，转而参加了反纳粹的“加里波第”师，同游击队并肩作战，直到南斯拉夫全境解放。

被枪杀前几分钟，切多米尔向围观者高呼：“光荣的共产党万岁！”他的遗照迅速成为南斯拉夫自由战士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象征。1953年7月19日，政府追授切多米尔·楚皮奇“人民英雄”勋章，波德里查市的一条街道以他之名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