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诗人提襄·塔比泽（1895~1937）1937年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者”、“文艺阵线的破坏分子”和“法国间谍”，同年12月处决。

语言学家、斯拉夫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1876~1937），撰写过二百多种俄罗斯方言学、俄罗斯史学、斯拉夫语文、俄罗斯语法、语法理论、古俄罗斯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933年12月28日在莫斯科被捕，指控他秘密组建“语文学政府”（译注：即所谓“斯拉夫案”，纯属编造构陷）。获刑十年，押送索罗韦茨基特种营。1937年10月9日再次被定罪，10月27日执行死刑。两个儿子次年被枪杀。

尼古拉·彼德罗维奇·戈尔布诺夫（1982~1938），苏联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化学家、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化学委员会科委会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塔吉克-帕米尔”科考队队长，登顶“共产主义峰”。1935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秘书。1938年2月19日被控参与“旅行者和登山者反革命恐怖组织”，9月7日定罪处决。

1927年参加工农红军的兰茨贝格因间谍嫌疑被捕。侦查人员以他曾在布拉格大学念书的经历作为案件主要“突破口”。审讯中兰茨贝格表示，招募他的人是帕拉茨基（捷克史学家，1876年逝世）、加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捷克诗人，1856年逝世），还有一位戈茨·冯·贝利辛根（德国骑士，1562年逝世）。侦查人员如获至宝，将此口供写入审讯笔录。兰茨贝格很快被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判处死刑。1941年4月检察机关复核发现，除了兰茨贝格本人的“奇幻口供”之外，本案再无其他旁证。

白俄罗斯特别军区有一位“红军之家”图书馆长叫博伊科，被控在军人和军属中间传播保密总局禁止的七本书籍。包括：向三级军需官伊雷尤申科提供《苏联民族史》（瓦纳格著）、向军嫂提供小说《路灯下》（尼基福罗夫著）、对军人古谢夫表示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的小说《铁流》是本好书，以及向某军人提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决议》。经过认真细致调查，发现瓦纳格的书1936年出版，保密总局1938年3月27日下令禁止传阅；《路灯下》1937年5、6月份出版，保密总局1939年1月下令没收；如果小说《铁流》在序言中提及科夫秋赫（译注：即“郭如鹤”），则不允许传阅（主角原型叶皮凡·科夫秋赫军长1938年被镇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决议》一书从未被禁止。然而正是由于上述指控，1938年6月29日博伊科遭逮捕，关押一年多。1939年7月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军事检察院复查博伊科案，将他释放。

远东特别红旗军的博格丹诺夫大尉在向德米特里耶夫移交工作的过程中，转交了50册图书，委托后者阅览审查其中是否有违禁内容。德米特里耶夫自己不读，反而找了两名红军战士替他审阅。其中一名战士见书中有1926-1927年版的列宁文选，怀着敬仰之心和求知热望带回兵营拜读。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警惕的军队特别处人员居然从战士床尾箱的列宁文选中翻出“人民公敌”的文章。结果，倒霉的博格丹诺夫大尉被判六年监禁。

年轻的军需官扎巴卢耶夫天生鬈发。某日他对镜梳头，自言自语道：“我这头发长得……简直跟季诺维也夫一模一样。”旁人听见去告密，扎巴卢耶夫被捕。起诉书对他这句话的解释是：“……在指挥人员中间颂扬宣传人民公敌季诺维也夫”（译注：党的元老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934年被捕、1936年处决）。你说这事儿搞笑不搞笑？反正扎巴卢耶夫判了四个月监禁。他已经算幸运了。文盲红军战士别尔金上政治课听完1936年《宪法》，出门就讲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从1924年开始的，而是1936年。他随即被捕，法院判其八年监禁。

工农红军总军事检察长纳乌姆·罗佐夫斯基讲过一桩案子：1938年4月，某红军战士迫切希望改进作战训练的缺点，在连队墙报上表达对射击训练的关心。他为了引人注目，写道：“子弹飞起来不长眼，而且肯定没有明确目标”。这位战士为自己的“幽默”付出沉重代价，被控“张贴反革命标语”，逮捕判处八年监禁。

第14骑兵营副政委В.Н.格里申的“罪名”是：保存一张集体照直到1935年秋天，照片上有“人民公敌托洛茨基”。1937年9月23日基辅军区军事法庭判决营副政委10年监禁、褫夺公权5年。

北高加索军区新罗西斯克兵营，团军校学员博科夫在食堂不小心对其他学员说：“我就不信报纸上讲的，什么苏联技术装备世界第一。美国人、德国人比我们强多了。”镇压迅速降临，国家安全总局下令与当地军事委员会协调行动，立即逮捕四名学员。

空军总检察长、军级干部瓦西里·赫里宾被指控参与“法西斯军事阴谋”，并且同时替5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起诉书称：“调查表明，赫里宾出身贵族家庭，当过帝国军官，从内战第一天就开始了他的反革命、间谍和叛变活动…… 赫里宾从事间谍活动毫无困难，因为他凭借职务便利多次访问德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波兰，并且在苏联同这些国家的代表建立了直接联系。赫里宾绝对有能力转移出卖涉及工农红军航空兵及我国航空事业各方面的情报资料。”1938年7月29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对其剥夺军衔、没收财产，当天执行枪决。

1937~1938年间，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农村大肆搜捕“日本间谍”。他们具体寻找的目标确实很难理解。车里亚宾斯克州仅一宗“日谍案”就宣判了117名农民，枪决99人、18人十年劳改。伊尔库茨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反间谍处负责人А.Н.托洛茨基1938年3月在写给副手Б.П.库里维茨的信中部署大规模逮捕，表示：“要在各个部门展开更多采购”。库里维茨回信说：“已采购900头牛，宰杀切割280头。牲畜正在持续送达，未来3、4天肯定将有1000多头。因此，直到3月10号我都不可能全部杀完。”托洛茨基复信不再使用暗语，直接指示：“你找326个经三人小组判决的一类人员，活着送来——好帮你减轻负担。”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葛罗米柯（1909年生），因撕毁斯大林同志肖像、散布反革命托派宣传称苏联似乎因为斯大林同志的过错才有饥荒和苦役，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穆罕默德·阿里莫夫（1911年生），鄂木斯克人，因在工人中间进行反苏宣传（故意打碎列宁半身像），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谢尔盖·菲奥多罗维奇·杰明（1880年生），科尔米洛夫斯基区人，因贬损领袖声誉、撕毁斯大林肖像、撕毁欠条，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十年劳改。

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科斯托格雷兹，因贬损党的领导人声誉、撕毁领袖像，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1938年10月，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人员通知团政委：“俱乐部负责人、政治指导员雷布尼科夫将被带走”。团政委当然明白他们指的是“逮捕”，立即报告师政治部部长皮斯科留科夫。后者指示赶快召开党委会、开除雷布尼科夫党籍。于是在同一天，政治指导员失去了党籍，全体党员一致投票赞成。次日查明工作上出了错误，雷布尼科夫的党籍必须恢复。当然，全体党员一致投票赞成！

军法官В.博布列涅夫和Л.扎伊卡说，在一份呈报给叶若夫的指挥员名单上，某些原高级军官的姓氏被红色粗铅笔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的工作人员以为只有叶若夫才能划这种红记号，所以必须对“钢铁委员”的“指示”作出反应。他们确实反应了——按照博布列涅夫和扎伊卡的说法，这个误会直接导致二级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韦利卡诺夫、亚历山大·谢佳金和叶皮凡·科夫秋赫军长被捕……（儿按：此说不可轻信）

类似以上这些荒诞乖谬、可笑可恨的案子，当年层出不穷。本文篇幅所限无法逐一枚举……

最后，分享一则斯大林多次讲给身边人的小故事：某教授奚落不学无术的肃反人员，说他根本不知道《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是谁。肃反人员逮捕教授，洋洋得意告诉朋友：“那家伙对我招了！他就是作者！”

（附录）：

联共（布）区委会书记/巴什卡托夫同志

抄送：区执委会主席/克里谢弗斯基同志

特别报告

报告：我们在本地区多个集体农庄发现，常见的苏联词汇甚至领导人姓氏被用作牲畜绰号：比如“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的一匹红棕色骟马叫做“共青团员”。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集体农庄，小马驹绰号“伏罗希洛夫”。在巴热诺沃斯基集体农庄，有一匹叫“斯大林”的马。在“巴什基洛娃”集体农庄，黑鬃黄褐色骟马叫做“雇农”。在“彼得罗夫斯基”集体农庄，棕色小母马叫“女少先队员” ，黑鬃黄褐色小母马叫“女突击手”，小马驹叫“起义者”。在纳济莫夫斯基集体农庄，一些马绰号“女共青团员”、“女少先队员”、“柯秀尔”。（译注：约瑟夫·柯秀尔，苏联政治家，重工业人民委员）

在奥斯佳克斯基集体农庄，一些马匹取名“基洛夫”、“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共青团员”、“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游击队员”和“女突击手”。博格达耶夫斯基集体农庄一匹红棕色骟马也叫“共青团员”。

特此报告上述内容，以采取措施改变这些绰号。

在卡扎钦斯基工人供应处（隶属叶尼赛林木公司），骟马叫“伏罗希洛夫”，甚至有一头叫“克鲁普斯卡娅”的猪。

内务人民委员部叶尼赛地区分局副主任
国家安全中尉（柯罗特科夫）

副特派员
国家安全中士（克拉斯诺波利斯基）

延伸阅读：

地板打蜡工的“刺杀阴谋”

荒谬的1937年列宁格勒“聋哑人案”

我喜欢用柠檬入菜。切成片，多放些糖腌渍一昼夜，就可以给各式佳肴锦上添花啦。

所需食材（3人份）：

鸡肝：500克
圆葱：3个
柠檬：1个
白糖：1大勺
大蒜：4瓣
月桂叶：1片
盐：少许
白葡萄酒：2大勺
橄榄油：3大勺
黑胡椒（粉）：酌量

步骤：

鸡肝切小块，洋葱切碎。

炒锅烧热橄榄油，放洋葱碎翻炒几分钟，然后鸡肝、月桂叶、盐、黑胡椒、白葡萄酒和大蒜片。

加入事先腌渍的柠檬。如果你忘了提前准备，就把鲜切的柠檬片和4、5勺糖丢进锅里也行。总之，搅拌均匀，盖锅盖炖煮鸡肝10~15分钟。

装盘上桌前可以点缀任何绿色蔬菜，随你喜欢。我今天拿这道炖鸡肝和松露油搭配空心意面吃，你也不妨用搅拌机把它变成鸡肝糊。

斯大林贴身警卫尼古拉·弗拉西克、阿列克谢·雷宾曾经表示：“人民慈父”很少饮酒，即便喝也大多选择葡萄酒而非烈酒。但斯大林的近侍确实曾目睹他大醉酩酊，一次是在谢尔盖·什捷缅科将军生日宴上，另一次是在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的追思宴上。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是个遗传的酒鬼。据说他爸爸——鞋匠维萨里奥·朱加什维利——嗜酒如命，喝醉后常常家暴。熟悉他家情况的格鲁吉亚医生尼古拉·基普希泽曾说，有一次维萨里奥把儿子狠狠摔在地上，导致小约瑟夫尿血好几天。斯大林母亲的朋友哈娜·莫希阿什维利因此坚信约瑟夫将来必是“悍勇、粗鲁、坚强之人”。另外，斯大林本人也说过他爸从他婴儿时期就培养他喝酒，用手指蘸着酒让儿子吸吮。

所以，即使斯大林真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嗜酒恶习也不足为奇。事实上他年轻时一度豪饮，甚至被列宁叫到身边劝诫：“我听说你酗酒，自己喝多了还硬灌别人。这不可以！” 很显然斯大林后来变得老成稳重，认为酒精是一种“吐真剂”，能令下属畅所欲言，从而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那么，为了听别人酒后吐真言，斯大林本人必须保持清醒。正如前警卫员阿列克谢·雷宾在《斯大林身边》一书中所言，1930~1953年警卫人员仅见过斯大林喝醉两次：谢尔盖·什捷缅科寿宴和安德烈·日丹诺夫追思宴。

日丹诺夫1948年突然离世，斯大林深受刺激，在孔策沃別墅举行的葬礼后追思宴上哭个不停，反复念叨：“我又老又病，还活着，他却死了。就该我死他活着！”莫洛托夫看他情绪失控，嘱咐斯塔罗斯京别放斯大林出门，毕竟老汉岁数大了，当晚还下着雨。结果斯大林见房门落锁，大怒，喊叫着开除斯塔罗斯京的职务。别墅主任奥尔洛夫和其他人想方设法安抚斯大林回屋睡觉。第二天斯大林酒醒，恳请斯塔罗斯京忘记昨天发生的一切。

暂时不清楚斯大林在日丹诺夫追思宴上喝的什么酒，只听说他喜欢白兰地和干白酒，逝世前几年一直掺水兑着喝。陆军大将、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肯定知道领袖的这种习惯，他在自己生日宴上悄悄尝了尝斯大林往酒杯里搀兑的液体，发现是白水。斯大林回到桌前，微笑说：“这水够劲儿吧？”

尽管如此，据警卫员回忆斯大林在什捷缅科生日当天仍然喝多了，不过迄今无人透露他的行为表现。其他资料称斯大林还喝醉过几次，比如《斯大林家庭悲剧》一书作者阿列克谢·皮马诺夫写道：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开枪自杀那晚斯大林居然毫无察觉，因为正处于烂醉状态。《俄罗斯伏特加之谜：斯大林时代》的作者亚历山大·尼基申则认为斯大林爱酒，桌上永远放着酒瓶子，好在自己有节制。

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持续九年，1.5万人丧生。绝大多数牺牲军人被所谓“200号货物”——也就是锌棺——带回故乡。

根据苏联和世界各国的货物运输规定，死在居住地之外的人类遗体必须用锌板制作的棺材运送。遗体首先被置于锌棺并焊死密封，再装入木箱，间隙用锯末填满。之后连同相关文件装车、装船或飞机，送交死者亲属。

锌棺之所以在苏联被叫做“200号货物”，是因为棺材连同遗体总重约200千克。亲属接收后可以直接下葬，也可将遗体入敛普通木棺下葬。但多数亲属都选择不开启锌棺，因为他们常常被建议不要这样做。

不建议开棺的理由其实正是用锌棺运送遗体之目的。焊死的锌板棺材能隔绝腐败气体逸出，所以同火车或同飞机的乘客往往不知道他们正与尸体为伴。另外由于缺氧，人体组织在棺内分解缓慢，意味着即便路途遥远，遗体在送达时仍能基本保持原貌。

锌合金本身耐腐蚀、价格低廉，且不阻挡机场安检X光机。但最重要的是，密封锌棺隔离了可能的感染源——也就是遗体。所以死者亲属不仅听从卫生部门的建议不开棺，自己主观上也不希望如此。

阿富汗战争期间，如果阵亡军人头面部状况良好，会用一种带有机玻璃小窗的特殊锌棺运回国。亲属悲痛之余至少能再看遗体最后一眼，而且显然杜绝了空棺下葬的可能。

但并非全部“200号货物”都带观察窗，比如因爆炸支离破碎、难以辨识的军人就用完全密闭的锌棺盛敛。这样一来空棺送返死者家乡的情况便难以及时发现。例如А.Ю.科热米亚金、А.Е.科罗特科夫合著的《苏-25攻击机编队三十年：1981-2011》中提到，飞行员В.И.扎兹德拉夫诺夫的亲属就收到了空棺，遗体不知去向。

苏联共产党末代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两位祖辈曾被斯大林政府镇压，妻子赖莎·季塔连科的祖辈也有同样遭遇。不同的是，米哈伊尔祖辈刑满回家，赖莎外祖父1937年被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潘捷列伊·戈普卡洛1937年被捕，理由是“参加右倾反革命组织”。审查持续一年多，期间饱受刑讯凌虐。所幸被捕14个月后在斯塔夫罗波尔助理检察官的庇护下获释，各项指控全部撤销。返回普里沃利诺耶村一年甚至当选集体农庄主席，在村民中声望很高。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安德烈·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政权不大赞同。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在自己农场单干。1933年干旱饥荒，他家濒临覆灭——六个孩子饿死仨。次年春安德烈被捕，理由是“破坏播种计划”，未向地方政府交付规定的种子。

随后两年安德烈·戈尔巴乔夫在伊尔库茨克附近伐木，因工作出色、行为良好提前释放回家。他参加了集体农庄，在故乡普里沃利诺耶主管养猪场直到逝世。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幼年在潘捷列伊·戈普卡洛家生活，亲身经历外祖父被捕的前前后后。他回忆说，当时同村人纷纷绕着他们家走，生怕跟被镇压者亲属扯上关系。

米哈伊尔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后有机会查询了解祖辈受镇压的案子，但直到1991年才提出请求。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瓦季姆·巴卡京授权向他提供当年的案卷材料。

潘捷列伊·戈普卡洛的刑侦材料显示，他是被早先逮捕的区执委会主席所告发，当局认为此人系右倾反革命组织头目。区执委会主席熬不住拷打逼供，胡编了一个50多人规模的“地下团伙”，其中包括1937年领导区委会的潘捷列伊·戈普卡洛。

尽管侦查人员坚持要求潘捷列伊提供“真实证词”，但他拒不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对戈普卡洛提出其他指控，称其破坏谷物收获、用减少饲料的手段饿死牲畜（他曾要求开垦草场），以及在职期间阻挠集体农庄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不予调配足够人力。

总之，审讯结果显示潘捷列伊·戈普卡洛在反革命组织指示下对“红十月”集体农庄实施前述犯罪行为，损害了集体农庄经济实力。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相信，若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助理检察官认为被告不构成托派分子，将本案从《刑法》58条（反革命罪）改为109条（职务犯罪），恐怕潘捷列伊难逃一死。

赖莎·戈尔巴乔娃的祖父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季塔连科曾经当过很长时间的集体农庄农民，后来发现无法靠着种地养活家人，搬去切尔尼戈夫谋一份铁路工作。他从未入党，生活中似乎也刻意远离政治。

1930年代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曾入狱四年，最终因“指控错误”释放。我们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动机告发他什么罪名，但肯定不涉及“反苏活动”，否则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很可能会被处决，而非坐几年牢活着出来。

跟他相比，赖莎·戈尔巴乔娃外祖父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的命运更悲惨，对其研究也更详细。据赖莎妹妹柳德米拉回忆，外祖父全家在政府分给农民的土地上辛苦耕作，是全村公认的勤劳、热心、衣食无忧之人。但1930年代初他们家被剥夺房屋、土地和生产资料，不得不打零工为生。1937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被捕，8月20日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枪杀。

作家尼古拉·岑科维奇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前的生活》一书中描写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审讯。他被指控在集体农庄从事反革命宣传，抨击苏联政府一切政策措施，还企图“瓦解”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纪律。侦查人员表示，彼得·帕拉达被撵出集体农庄后仍继续对身边人“持续进行”反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宣传。

被告人自辩从未进行任何反革命宣传，对苏联政府和集体化政策绝无不满，所以不认罪。至于“托派分子”的指控，彼得之女（赖莎·戈尔巴乔娃之母）说他几乎不了解托洛茨基其人其事，遑论参与什么“大阴谋”。检察官同意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一案的起诉意见，并根据“三人小组”的裁定执行死刑。赖莎外祖母不久即饿死——因为乡亲们都不肯帮助反苏者和“人民公敌”遗孀。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戈尔巴乔夫伉俪祖父、外祖父受难情由，更多细节有待日后查考。潘捷列伊·戈普卡洛享年59岁，安德烈·戈尔巴乔夫享年72岁，安德烈· 季塔连科生卒年不详。

所需食材（4人份）：

鸡胸肉：500克
胡萝卜：1根
圆葱：2个
鸡蛋：1个
粗粒小麦粉：2大勺
植物油：1大勺
水：4大勺
盐：酌量
黑胡椒粉：酌量

步骤：

开动食品加工机，绞碎胡萝卜、洋葱和鸡肉。

加入盐、胡椒粉、小麦粉和鸡蛋。

充分搅拌均匀，制成肉馅。

烤盘铺锡纸，涂一层油。肉馅抟做饼状，置锡纸上。

添4大勺水。再用一张锡纸覆盖，200摄氏度烤25分钟。揭除盖纸，220摄氏度继续烤30分钟。

装盘吃吧！

莫斯科时间1989年6月3日夜晚，巴什基尔共和国境内阿沙——乌卢捷利亚克铁道线附近一条管道泄漏，大量易燃气体积聚。两列客运火车相向驶来，偶然迸发的火花引发剧烈爆炸，导致约600人遇难。这是俄罗斯/苏联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铁路事故。

随着苏联改革进程的启动，境内各种严重灾难、事故频发，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传出人员伤亡的可怕消息。比如两艘核潜艇沉没、“阿西莫夫上将号”轮船沉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亚美尼亚强震，以及接连不断的各种铁路事故。仿佛机械设备和大自然同时对苏联“发难”。

然而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原因往往并非单纯由于机械故障，更多归咎于人为过失，即操作者无视安全规范、玩忽职守。就在本次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之前两年，居然连续出现至少四次导致生命损失的铁路事故：1987年8月7日卡缅斯克站，铁路工人违反规章制度致使重载货运列车制动失灵，高速撞击客运列车，107人遇难。1988年6月4日，阿尔扎马斯站炸药列车爆炸，91人遇难。同年8月16日，调度员错发指令导致莫斯科——列宁格勒“极光号”城际快速列车出轨，31人遇难。10月4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站，炸药列车撞击煤炭列车并爆炸，4人遇难、500多人受伤。上述事故中，人为过失无疑是重要原因。

这一系列悲剧本该引起相关方面人员高度警惕，对工作和安全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可惜事实证明并没有！

五年前的1984年，ПК-1086输油管道沿着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预定路线持续铺设。第一阶段基本完工后，原定输送石油的720㎜管道被命令改为输送天然气-汽油混合物。尽管技术规范禁止使用直径超过400㎜的管道输送液化气，但为了省钱，旧管道并未更换。

另外，虽然管道多次穿越居民点和铁道线，但同样出于节约资金的考虑，决定不安装快速检测气体泄漏的自动遥测系统，代之以人工巡查和直升机巡查，可惜后来也被取消。管道基本处于无人监视状态。上级认为把这个责任推诿给附近居民无疑更省钱，万一发现泄漏→打电话报告→政府派人处理，不就行了嘛。

管道投入使用后又发现另一违规之处：某段三千米长的管道距离村庄不满一千米，属于明文禁止的事项。于是不得不新建旁路管道，施工位置恰恰是后来大爆炸的位置。

一种观点认为，旁路管道施工期间动用挖掘机，铲斗可能意外损伤了管道，却未及时察觉。施工结束后管道被立即掩埋，严重违反对管道完整性进行检查的强制规定。工人疏忽尚可理解，在场领导不纠正、施工文件未签字，等于根本没人过问安全问题，简直无法原谅。

破损的管道“带病”输送液化气，直到爆炸发生前40分钟开始泄漏。但如果另一些人足够警觉、采取正确行动，悲剧本可避免。6月3日21点左右明尼巴耶沃天然气处理厂通知管道运行部门：管道内压力急剧下降、混合物流速减低。夜间值班人员闻讯漠然。首先，操控台距离现场250多千米，无法快速核实，其次，他急着回家，怕赶不上公交车。所以此人没给来接班的操作员留下具体指示，只说其中一段管道压力下降，需要“增压”。

于是轮班人员开始增压。很显然，泄漏已经持续好久了，但对管道本身损害轻微。增压后破裂区域继续扩大，形成长约2米的狭隙。

泄漏点不足1千米外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轨。受天气影响，大量丙烷、丁烷等易燃气体积聚在该处低洼地带，变成炼狱只需一颗火星。在易燃气体逐渐累积的三小时中，多趟列车驶过该地，部分司机通报调度员发现有害气体泄漏（天然气本身无味，所以闻到的是浓重汽油味）。但调度员对此无能为力——既不知道管道运行部门的联系方式，也承担不起“阻碍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行”的罪名。

与此同时，两趟旅客列车正相向驶来。一趟从新西伯利亚开往阿德列尔（211号），另一趟从阿德列尔开回新西伯利亚（212号）。本来按照运行图这两趟列车不应交会，但新西伯利亚出发的列车上有孕妇临产，中途停车耽误了时间。

莫斯科时间6月3日23:15，当地时间6月4日01:15，两趟列车交会错车，剧烈爆炸瞬间发生。100千米外可见明显火焰，11千米外的阿沙市居民几乎全部惊醒，无数窗玻璃被震碎。

由于爆炸地点靠近森林，道路恶劣车辆难行，第一批出发的医疗队费了老劲才进入现场。其中部分医生回忆，他们感觉无比震惊，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因为得到的通知是旅客列车失火，若干伤员需要治疗。谁都没想到居然目睹此番末日场景，甚至有人觉得站在原子弹爆心。

事后估算爆炸威力相当于250~300吨TNT，最高估算12千吨，接近广岛核爆（16千吨）。过火面积250公顷，周边林木被毁，残存树干像烧过的火柴棍。长达250米的铁轨扭曲变形或不翼而飞，供电接触网构件最远被震出数公里外。满眼都是车厢碎片、人体残骸和正在燃烧的被褥。

两列旅客列车共挂38节车厢，211号20节，212号18节。部分车厢面目全非，状态稍好的车厢内外也遭火焰吞没，还有一些车厢被冲击波直接抛向路堤。

当人们意识到事故规模后，附近所有居民点的医生、警察、消防员、士兵全部被召集至现场。普通百姓也积极参与抢救。一息尚存者被汽车送往阿沙市医院，从那里用直升机转运至乌法、车里雅宾斯克、古比雪夫等地。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专家团队次日抵达开始调查。

两趟列车上大多是“度假客”。暑期已经开始，全家去南方玩，车厢座无虚席。乘客加车组人员共约1300名，包括383名儿童。这些孩子不仅有随父母度假的，还有些是去夏令营的。列车停靠车里雅宾斯克时挂载一节车厢，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青年曲棍球队亦在其中。

死亡人数估计为575~645名。出现误差的原因是当时不单独卖儿童票，因此实际罹难数字很可能大于官方宣布的575人。而且无票乘车者也得考虑在内——驶往度假地的火车票很容易售罄，列车员私自收钱放人上车几乎是半公开的做法。儿童死亡181名，约占三分之一。“拖拉机”曲棍球队10名队员仅一人生还，他叫亚历山大· 瑟乔夫，背部大面积烧伤，康复后重返赛场。

200多人在爆炸中当场殒命，其余的送院不治身亡。620余人受伤，绝大多数是严重烧伤，许多人至今残疾。只有几十个最幸运的乘客逃过一劫，仅受轻伤。

6月4日下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根纳季·韦杰尔尼科夫与政府事故调查委员会抵达现场。总书记表示，灾难极有可能是公职人员玩忽职守、管理混乱和经营不善导致的。同时宣布6月5日为全国哀悼日。

苏联当时实行公开化政策，此次事故未被掩盖，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民众发现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其实是国内历史上最严重的铁路事故，遇难人数相当于俄罗斯帝国铁路运行八十年的死亡人数之和。

起初调查人员着重考虑恐怖袭击，后来发现管道泄漏的证据，遂认定天然气爆炸。但引发爆炸的确切原因至今不详，或许是扔出车窗的烟头，或许是电力机车集电弓偶然迸发的火花……

事故引发社会广泛共鸣，看起来政府这一次真想追究到底，不打算偏袒任何人了。侦查方向一度集中在高级官员身上，而非随便找几个替罪羊。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沙根·东加良似乎要倒霉。

在此期间查明：出事管道基本无人维护，为节省资金，从遥测设备到巡视员等各种预防措施几乎全被取消。管线实际属于无主状态，谁也不关心。

侦查工作快速推进一段时间后趋于停滞。苏联解体带来政治、经济大震动，这场灾难渐渐被人们遗忘。1992年俄罗斯举行该案首次庭审，要求补充调查，结果侦查方向彻底扭转，高级官员从涉案名单中消失。主要被告不再是那些违反安全守则的人，而是负责旁路管道施工的人。

1995年审判重启，包括工程师、建筑部门总监、管道站负责人等九名被告全部宣判有罪，其中两人被赦免，其余人最长服刑五年。事故发生六年来，俄罗斯大地又出现了太多太多苦难，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1992年在事故旧址集体墓坑附近竖立八米高的纪念碑，每年都会举行追思活动。

2009年悲剧二十周年之际，另一座遇难者纪念碑在新西伯利亚铁路客运站落成揭幕。

多年来历史学界一直在讨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遗孀的死因问题。毕竟，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走得着实蹊跷：她死于七十岁大寿次日，且在寿筵上吃过斯大林赠送的奶油蛋糕。这块蛋糕是寿星婆生前最后食用的东西！

克鲁普斯卡娅很重视自己七十岁生日，早早开始筹备。根据弗拉基米尔·拉夫罗夫教授的研究，克鲁普斯卡娅一辈子不喜欢也不擅长烹饪，她和列宁的三餐原本是岳母负责做的。岳母逝世后夫妻俩就四处下馆子，直到列宁掌权。然而为了这次寿诞，寿星婆本人破天荒亲自动手包饺子(пельмени)。斯大林送的奶油蛋糕也作为甜点端上了桌。

克鲁普斯卡娅的生日是2月26号，从1939年2月24号就陆陆续续有客人抵达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所祝贺。娜杰日达在寿筵上愉快地和大家分享了斯大林的蛋糕，黄昏时分忽然感觉腹痛。她被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那里的医生也无能为力。次日早晨，刚满七十岁的克鲁普斯卡娅不治身故。

随后出现传言称克鲁普斯卡娅被斯大林的蛋糕毒死。在这一点上，尼基塔·赫鲁晓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人说正是他告知政治局委员“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死于蛋糕中毒”。不过正如弗拉基米尔·拉夫罗夫教授所言，寿筵上吃蛋糕的不光娜杰日达，别人都吃了，都没事儿。

除非具体操作的人能在一小块蛋糕上精准投毒，并确保娜杰日达吃下肚——众目睽睽之下这实在太困难了。此外，克鲁普斯卡娅从入院至死亡几小时的治疗记录显示，真正死因并非蛋糕中毒，而是医生们的故意不作为。

克鲁普斯卡娅感觉难受之后，某位客人打电话呼叫医疗团队。但是，拉莉莎·瓦西里耶娃在其著作《克里姆林宫的妻子们》中写道，最先抵达现场的人根本不是白大褂，而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他们隔离（软禁）了娜杰日达，三个小时后才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过检查和多次漫长会诊，苏联医学精英们宣布病人“内部多脏器严重衰竭”。

弗拉基米尔·拉夫罗夫教授结论认为，阑尾炎是克鲁普斯卡娅的直接死因。在正常情况下，负责任的医生应当为病人尽快实施手术。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大夫们似乎故意拖延时间，放任阑尾炎化脓，最终发展成腹膜炎，导致克鲁普斯卡娅死前遭受了极大痛苦。

苏联史书记载：1941年11月，红军潘菲洛夫师（步兵316师）28名战士在杜博谢科沃铁道站附近顽强阻击德军坦克部队进攻。战斗幸存者之一名叫伊万·多布罗巴宾，曾因其壮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而他在战后却被判刑，这是怎么回事？

多布罗巴宾1913年生于哈尔科夫省佩列科普村，本姓多布罗巴巴。21岁迁居吉尔吉斯，在当地一家报社当摄影师。

据其本人自述，曾于“1937~1939年在红军服役，参加诺门罕战役并负伤”——但部队档案找不到此项记载。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后，1941年7月他应征上前线，编入伊万·潘菲洛夫将军指挥的步兵316师。

1941年11月16日，多布罗巴宾中士随部队位于沃洛科拉姆斯克郊外的杜博谢科沃铁道站。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坦克师迎面扑来，于是战斗爆发，日后多布罗巴宾声称他击毁了四辆坦克、三辆装甲运兵车。

苏联军方起初认为多布罗巴宾和全连战友统统战死，1942年7月追授所谓“28勇士”“苏联英雄”称号。但多布罗巴宾侥幸生还，从昏迷中苏醒发现自己深陷敌后。

他的遭遇从此开始变得模糊。根据乌克兰第2方面军反间谍部门首长科瓦廖夫中将的报告描述，多布罗巴宾步行数天，误打误撞走入布良斯克州，被某个号称“瓦夏叔叔”指挥的游击队收留。

报告后面的内容犹如惊险电影情节。称多布罗巴宾随游击队作战、被俘，趁着苏联飞机轰炸的机会逃脱，遁入密林。后来再次被德军俘获，押送斯摩棱斯克，结果他又幸运脱身，藏在白俄罗斯森林中，设法抵达敖德萨州塔拉索夫卡村，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

后人考证发现，多布罗巴宾在游击队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存在多处矛盾。

1947年11月的刑事侦查档案则有另一番描述：称多布罗巴宾昏迷苏醒后被德军俘虏，1942年初跳火车逃跑，至迟6月在哈尔科夫州佩列科普村（译注：他老家）现身，因受到“遣送德国”的威胁，自愿加入辅助警察部门帮侵略者维持秩序，工作内容包括巡逻、守卫仓库、搜捕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等。1943年8月德军撤离，该村最终被红军解放，多布罗巴宾担心自己通敌的黑历史被揭发，遂逃往敖德萨州亲戚家。

1944年3月敖德萨解放，多布罗巴宾隐藏了过往经历再次参军奔赴前线。1944年8月他从家信中意外得知自己被追授“苏联英雄”，曾向师政治部门提交报告。多布罗巴宾战斗表现优秀，参加过雅西-奇西瑙攻势、布达佩斯战役、维也纳战役，多次获勋，1945年5月在因斯布鲁克结束伟大卫国战争，复员回到吉尔吉斯。1947年末因叛国罪被捕，押回哈尔科夫老家以便实地侦查。

1947年12月16日的审讯档案显示，多布罗巴宾承认当过德军的乡村警察，但表示自己别无选择，如果拒绝将被遣送德国强制劳动。他向调查人员保证从未杀害或出卖任何同胞，一直在虚与委蛇，等候游击队或红军大部队到来。

可惜法院不相信他的故事。1948年6月9日多布罗巴宾被判处15年徒刑，剥夺一切荣誉和勋章，押赴下诺夫哥罗德某劳改营服刑。

1951年他首次提出宽大处理的申诉，被驳回。1954年斯大林死后他再次提出申诉，1955年3月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改判7年徒刑，并从劳改营释放。

1960年代末多布罗巴宾主张应当为他平反，认为参加解放欧洲的战争足以赎抵通敌罪过。1980年代改革开始后媒体积极讨论多布罗巴宾案，尽管有多方记者支持，但1989年苏联军事总检察院调查后拒绝了平反要求。

1993年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撤销对多布罗巴宾的原判决。但多布罗巴宾拥有俄罗斯国籍，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院并不支持该裁定。

1996年12月伊万·多布罗巴宾在齐姆良斯克市逝世，毕生未能彻底洗清“通敌合作”污点。

在当代俄罗斯、尤其在乌克兰史学界，对多布罗巴宾的态度和描述截然不同。某些人坚信他是叛徒，与侵略者合作就该唾骂；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客观环境的牺牲者。

科技发展到二十世纪，人类毁灭同类的方式可谓花样百出。其中极权主义政府最可怕的发明之一是“毒气杀人车”，使用发动机废气窒息“乘客”。很少人知道，早在德国法西斯广泛应用“移动毒气室”处决“人民公敌”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高官伊赛·贝格就已想出这一招了。

1930年，名为“国家恐怖”的飞轮在苏联六分之一人口的头顶越转越快。无数个三人小组宣布了无数起死刑判决，以至于“契卡”行刑的速度跟不上死囚增加的速度。

以莫斯科地区为例，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毙小队被迫以“斯达汉诺夫式”的效率密集行刑，该州遇害者数量竟占内务人民委员部杀人总数三分之一。且不是个别处决，而是每天拉一批人到布托沃射击场，排队枪毙、掩埋。比如1937年2月28号一天时间就杀了562人。与此同时，枪毙小队的刽子手人数却始终未超过5~7人，死囚发起暴动、抢夺武器、占领射击场的风险与日俱增。

后来，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行政管理部门首长伊赛·贝格提出的方案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建议用卡车运送死囚，外观与拉面包的厢式卡车一模一样。此举益处有二：首先外界看不见死囚数量，其次给人造成国内食品充足、“面包车”满街跑的印象。按照“贝格方案”，死囚（每次五十名）强迫脱光衣服（财物被契卡官员私分），绑手堵嘴塞进卡车货厢，然后导入发动机废气。卡车行驶至目的地，即便个别死囚一息尚存，也已经丧失抵抗力，可以轻松令其跪在乱葬坑边。开枪前往往还会对“人民公敌”拳打脚踢，契卡官员鲍里斯·罗德斯尤擅此道。

伊赛·贝格发明毒气杀人车短短两年之后，他自己也迎来了必死命运。当时拉夫连季·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决定再次清理部门内的“旧人”。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入党、拥有“契卡光荣分子”奖章的伊赛·贝格根本无法凭借年资和苦劳挽救自己。

于是这位行政管理首长因“粗暴对待同事”的理由被捕。侦查期间，某个姓卡列特尼科夫的人指认贝格是潜伏在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的托派分子。审讯中贝格发明“移动毒气室”的事实浮出水面，其本人也不否认曾“组织使用机动车辆执行判决”。当然，这个小细节在案件里显得微不足道，因为那时候根本无人追究国家安全机构的“残忍”行为。1939年3月7日伊赛·贝格以“恐怖分子阴谋家”的罪名被枪杀，葬于首都顿斯科伊公墓。1962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为其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