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夫
11.12.41年
朱可夫，布尔加宁，霍赫罗夫，马尔科夫
近来包括《红星报》在内的所有军报，均在报头位置刊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口号。我们正与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者作战，当前任务是消灭一切德国侵略者，该口号可能导致部分现役军人产生错误理解。
命令：
1.所有军报一律删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代之以“消灭德国侵略者”，用不带引号的黑体字印刷，句末加感叹号。
2.今后，政治机关和各总部在我军内发行的各类出版物（书籍、手册、杂志、传单等）一律不得出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各类出版物一律刊登“消灭德国侵略者”口号。
3.对敌军进行宣传的书刊，内容若引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可以允许。
4.针对德国占领区居民发行的传单、手册和报纸，应当印有“消灭德国侵略者”口号。
列夫·梅赫利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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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斯大林决定加强里海石油开采，为此计划将里海彻底排干。按照初步设想，将使伏尔加河改道哈萨克斯坦北部、捷列克河水淹没卡尔梅克草原，库拉河直接截断。所幸水文学家拯救了里海，成功说服斯大林即便封闭所有入海口，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抽干底部积存的雨水。
苏联政府曾设计论证过多项改天换地的工程，一旦实施必将导致自然和气候发生巨变——比如众所周知的西伯利亚部分河流向南分流灌溉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农业的计划。但1952年排干里海水、方便石油开采的计划所能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全球性的。
时任苏联石油工业部长尼古拉·巴伊巴科夫1990年代曾简单提及此事。克格勃主席伊万·谢洛夫在2016年的回忆录里详细介绍了斯大林当年的“狂想”。
不过我们要先介绍一点背景知识。早在19世纪末石油开采之初人们就提出了征服里海的设想，例如填平巴库附近的比比埃巴特湾。1906年举行过排水设计方案大赛。1909~1912年修筑石砌围坝填海，后被内战打断，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工程重启，最终于1927年完成，造陆面积300公顷。
1949年在里海离岸50千米处钻探了苏联第一口公海油井，并在平台上逐渐形成名叫“纳弗特达施拉里”的小城镇。但铺设跨海输油管线十分昂贵，而且只能建在浅水区。里海当时是苏联石油主产区（尚未发现西西伯利亚油田），如何增加当地石油开采量的问题十分突出。所以1952年排干里海计划横空出世。伊万·谢洛夫写道：
伏尔加-顿河运河项目之后，由于里亚斯尼·阿巴库莫夫出任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我被派去负责谢尔盖·茹克领导的水利工程设计院（注：谢洛夫从1952年起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同时监督伏尔加-顿河运河工程）。一天晚上茹克找到我说：“他们叫我带着里海地图去见斯大林同志。”我说：“好的，准备好地图去吧，回来向我汇报。”
凌晨两点茹克回来报告：斯大林同志说，应当就怎样及何时排干里海的问题做出计划部署。我惊讶地看着他，他一脸严肃。我想了想，问他：“那你怎么回答的？”他说：“我表示这有可能做到，但我得进行计算。”米高扬同志确实上前提醒过斯大林同志，没了里海我们将失去出口创汇的黑鱼子酱。但斯大林严厉告诫米高扬：你是从商人立场想问题，我们需要石油。
别的人同时提出：伏尔加河应改道至哈萨克斯坦草原，库拉河应截流，其余汇入里海的河流也要想办法阻止它们继续给里海补水。设计方案的期限是两周。
听完这消息我简直无话可讲，只能说：“行，你去考虑一下吧”，但我其实不认同这个想法。那就等着瞧喽。
没几天茹克又来找我，说他再次面见斯大林汇报里海方案。我问他结果如何？茹克答：“我汇报了计算结果。若要排干里海，露出蕴藏石油的阿普歇伦海峡，一直到纳弗特达施拉里位置，必须先让伏尔加河水注入哈萨克斯坦草原。为此需要花100亿卢布、4~5年时间开挖水渠。乌拉尔河同样如此，但水没地方去。捷列克河改道之后可用于灌溉。修建水坝截流库拉河费用高昂，而且会形成淹没大片肥沃土地的巨型人造湖。即使我们成功分流了河流，里海仍会有面积约数百平方千米的积水。该地区年蒸发量仅4厘米，就算有办法边抽水边增加蒸发量，彻底排干低洼处积水也要16~17年。”
斯大林同志听完后说：“恐怕不值得啊。”大家纷纷附和，就跟当初他提议的时候一样。我心想：“感谢上帝，幸亏没决定这么干”。
两年之后，即1954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方案”提出将北方河流改道注入里海，借以灌溉沿途干旱草原与半沙漠地带。考虑到此方案引水的年流量甚至比第聂伯河年流量更大，同样根本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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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建立公民证制度不久，社会上开始流传“有证的是人，没证的是虫”。这句俏皮话来自诗人瓦西里·列别杰夫-库马奇对现实的讽刺批评，涉及苏联各界人民在护照颁领方面的不平等。
苏联的公民证制度始于1932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苏联身份证制度和强制性身份户口登记》的决议，最初目的就是统计和分类人口。身份证（国内护照）的功能，一方面便于统计人口、掌控人口迁徙，另一方面便于清除城镇中不事劳动生产的人（退休者、残障者除外）。随着集体化措施大规模开展，身份证亦有助揭露隐藏的富农、刑事犯和反苏倾向分子。
虽然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推行了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但并非全体苏联人都持有国内护照。例如，当局认为生活在集体农庄的公民根本无需护照——毕竟缺少身份证件使人很难逃离条件艰苦的集体农庄。农民们只能通过正当理由改变居住地的途径领取国内护照，比如上学、参军、到国家机关或工业企业任职等。
另外，1940年之后，国防企业、煤炭工业、铁路、国有银行和储蓄所工作人员持有身份证的权利也受限制。这些人虽然领取了国内护照，但必须上交管理部门，换发临时身份证件。如此一来，集体农庄农民和所谓“要害部门”的职工就被剥夺了旅行自由和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没有身份证走也走不远）。所以，身份证制度确实有助加强对公民的监控。
历史学家М.Н.波将金在《193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身份证制度》一书中介绍，苏联公敌、被剥夺选举权者、刑事惯犯、以及被怀疑持“异见”者，一律不发给国内护照。比方说某人虽在工厂工作，属于工人阶级，但他出身东正教神甫家庭，那么政府部门就可以考虑拒绝他的护照申请。神甫子女缺少身份证件，很可能导致整个人生滑向悲剧深渊。
相比上述那种“可发可不发”的情况，富农和被没收土地者即便削尖脑袋当上工人，也必然拿不到护照。拒绝签发身份证的决定由当地党委做出，对于被拒绝者而言，这就意味着强制驱离某些重点城市（几十万人因此迁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他“保密城市”如基辅、敖德萨、明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等同样如此。正如一位当代人所言，拒发身份证催生了非法交易、行贿受贿和各种悲剧：“无身份证的人应当消失”，大城市多出一间空闲公寓，偏远地区（主要是农村）多出一名劳动者。
违反身份证制度将被罚款100卢布（当年算巨款），或最长30天劳动改造，屡犯者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判处两年监禁）。
1953年斯大林死后，严厉的身份证制度渐渐松解。那些手持临时身份证的“要害部门”职工领回了自己的国内护照，但集体农庄庄员的处境仍然类似农奴——只能凭借集体农庄主席根据心情签发的证明外出，最多30天。
话说回来，苏联政府控制人民并非没事找事，多年后只要集体农庄农民有机会在国内自由迁徙，那么农村人口必然呈减少趋势。“工农政党”的政策导致没人乐意当农民。1974年全体苏联公民都领取了国内护照，局面一度显得比较混乱。但户口登记制度并未废除，人民只准合法居住在他正式工作的地方。不过，聪明人经常能发现这套系统的漏洞，从而规避限制、移居到自己中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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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总要有点儿嗜好，否则日子会变得十分无聊。苏联领袖亦不例外，比如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喜欢收藏好车、享受高速驾驶的快感。根据不同资料统计，他名下约有几十辆甚至百余辆汽车。
当我们谈起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庞大车队，首先想到两个问题：车停放在哪，以及老头儿死后又归了谁。勃列日涅夫当然没有私人车库存放这么多车，尤其那些豪华的大型车，所以他的车都在警卫总局克里姆林宫车库和扎列奇耶别墅车库内。勃列日涅夫本人定期把这些车从一个车库移往另一个车库，喜欢开得飞快，经常超速，直到年纪很老才作罢。但他从未发生意外，因为沿途道路都已提前封锁。警卫人员回忆，有一次列昂尼德·伊里奇忘记刚吃过安眠药，一踩油门就出发了，幸亏专职驾驶员坐在身边，于勃列日涅夫昏昏欲睡之际安全停住沉重的豪车。
传言说勃列日涅夫只收藏各国元首赠送的外国车，事实并非如此，他的车库里当然少不了本国品牌。列昂尼德·伊里奇的第一辆国产车是1966年的“海鸥”(ГАЗ-13)，十年后，1976年下线的第一辆新款“海鸥”(ГАЗ-14)被作为七十岁寿礼献给勃列日涅夫。值得注意的是，这辆ГАЗ-14是唯一一辆深樱桃红色“海鸥”，其他的“海鸥”都是黑色车身。总书记名下还有几辆“伏尔加”，其中一辆是1982年5月9号胜利日赠送的，另一辆是四轮驱动款。另外还有两辆ЗИС-115防弹车。
有趣的是，勃列日涅夫七十寿辰收到内务部长发给的驾驶证，注明持证者有资格驾驶各种车辆，包括卡车和公交车！此证2019年被拿去拍卖，起拍价150万卢布。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国产车数量众多，但列昂尼德·伊里奇更爱开外国车。他的第一辆“劳斯莱斯”并非来自外国元首，而是其前任尼基塔·赫鲁晓夫1955年送的。第二辆外国车是女婿送的1960款欧宝”Kapitän”。1968年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敬赠一辆玛莎拉蒂”Quattroporte”，290马力，最高时速230千米。后来许多外国元首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嗜好，纷纷以豪车相赠。西德总理送他梅赛德斯奔驰600，美国总统尼克松赠他两辆凯迪拉克、一辆林肯”Continental”，其中那辆凯迪拉克”Eldorado”系1972年在美国为他定制，派空军专机运抵苏联。不过勃列日涅夫显然最中意美国企业家代表尼克松赠送的林肯”Continental”，曾愉快地驾驶这辆车和美国总统绕着别墅兜圈圈。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的汽车收藏上交国有，苏联解体后部分车辆流入私人藏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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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МОН是苏联政府1988年成立的特警机动分队，属于精锐警察力量。分队成员经过严格甄选，有实战经历或服役期间表现突出者优先。他们是坚强无畏的战士，视职责高于一切。
苏联各大城市、包括各共和国首都皆有ОМОН分队驻扎。1988年联盟内部风起云涌，许多特警（尤其波罗的海国家特警）感到忧虑不安。大家看得很清楚：苏联政府已经失去实权，对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人民思想和灵魂的多年压制即将走到尽头。拉脱维亚ОМОН隶属共和国内务部，所以最初表示支持独立运动。
1990年5月4日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拉脱维亚过去被苏联非法吞并，今恢复独立共和国之地位。5月15日一群忠于苏联的陆军参谋部军官企图冲击最高苏维埃，拉脱维亚政府在ОМОН的支援下将其轻松击退，捍卫了共和国的独立。
ОМОН的举动一时间令他们成为拉脱维亚人的英雄。可惜好景不长，没几个月内政部长换人，与ОМОН关系密切的布鲁诺·施坦因布里克被民族主义者阿洛伊斯·瓦兹尼斯取代，后者受到国内大批民族主义者热烈拥护。一夜之间，原本是拉脱维亚人盟友的ОМОН“变成”了敌人，被指责为共产党的镇压机关。ОМОН对此当然无法接受，拒绝被强加“全民公敌”帽子。分队指挥官雷马里中校发表声明称，里加ОМОН依然忠于苏联宪法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此举实际等于宣战，作为回应，瓦兹尼斯停发了ОМОН的现金津贴，断绝弹药和燃料供给。
应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要求，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于1990年秋天将里加的ОМОН改为联盟直接领导。除手枪外，为作战人员配备自动武器、手榴弹和两部装甲车。1991年1月拉脱维亚正式独立，苏联内务部命令里加ОМОН（不超过150人）发起暴动：短暂地攻占电报局、出版社、警察局和桥梁，并抢劫内务部高级学校的武器库。
彼时里加市内实际存在双重政权：仇视独立的军队、克格勃人员、警察和俄罗斯族人数虽少，但不会轻易退却；拥护独立的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则摩拳擦掌图谋报仇。ОМОН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的训练和装备远远胜过拉脱维亚政府临时拼凑的队伍，足够抵御数倍于己的对手。
远离政治、信息闭塞的里加ОМОН持续解除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警察战斗队的武装，要求成立新政府、捍卫苏联宪法，同时希望莫斯科施以援手重建旧秩序。这些特警相信该国独立运动将迅速瓦解，于1991年春夏发起多次行动“恢复苏联领土完整”，包括突袭边防哨所和约200处“非法”海关检查站——他们似乎认为这样做就能挽回苏联。ОМОН在行动中时常杀伤边防军人，最著名的一次突袭是攻打米亚京因凯哨所，造成7名拉脱维亚警察和海关职员死亡、一人重伤。
然而ОМОН始终孤军奋战。莫斯科当局忙于自己的重大事务，无暇顾及里加市内“一小撮”特警。ОМОН多次联系莫斯科求援，但答复总是“克制地拒绝”，只好寄最后希望于八月政变（8·19事件）。特警分队声明效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再次夺占里加电视台、广播台、市警察局和通讯中枢等。当八月政变被挫败后，ОМОН最终意识到大势已去，苏联救无可救，不会有人来协助他们战斗。分队指挥官联系拉脱维亚政府讨论撤回俄罗斯的条件，虽然政府另有打算，但ОМОН仍然站稳立场，争取到和武器、家属一同空运回俄。9月1日，124名特警及家属、武器飞抵秋明市。一个月后副指挥官谢尔盖·帕菲约诺夫被俄罗斯政府引渡至拉脱维亚，判处四年徒刑，1993年应叶利钦的个人请求释放回俄。
截至前几年，关于ОМОН杀害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袭击边防哨所的诉讼仍在进行。某些人认为俄罗斯政府出卖了里加的ОМОН，另一些人则认为ОМОН是“红色法西斯”，违背人民意愿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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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站发布的第100篇文章）
20世纪初，帝国总理斯托雷平在卡拉干达地区建立了一座小小的居民点。后来随着人口增长，尤其战争期间流民涌入，逐渐变成叫做“铁米尔套”的城市，哈萨克语意为“铁山”。1950年代政府决定在该市投产大型冶金厂，为此需要大量劳动力。
于是苏联的青年杂志开始刊登当地风光照片和浪漫主义文章，吸引年轻人投身哈萨克斯坦建设新工厂、改造自然环境。结果全苏联（甚至保加利亚）几千名共青团员踊跃到来，他们多数不为挣大钱，而是寻求理想和冒险。
但并非只有热血青年相应号召。前往铁米尔套的还包括国家招工的众多集体农庄农民，以及有前科人员。比如敖德萨就往哈萨克斯坦发送了数百名罪犯和“游手好闲者”，多数是出发前几天刚刚抓捕的。
总之，1959年1月万名工人抵达铁米尔套，直接安置在草原上四面透风的木屋或帐篷内居住。食物匮乏、商品稀缺、医疗不足，就连日用水都是罐车大老远运来的。
建筑工地本身组织管理不善，动辄连续停工数星期，工资也经常被克扣、挪用。无所事事的年轻工人开始酗酒作乐、赌博斗殴，不满情绪快速滋长。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工人居然舒舒服服住着集体宿舍！
虽然上级说应当优待外国人，并保证集体宿舍已经满员，但无法平息苏联工人对不公正待遇的愤恨。帐篷区气氛越来越紧张，终于在1959年8月1日爆发骚乱。
当天傍晚，下班返回的工人又一次遭遇营地饮水不足。众人吵吵嚷嚷走向食堂，却发现食堂也关了。一桶克瓦斯放在屋外，被直接踹翻。激动的人群捣毁食堂门窗，冲进去搜罗食物。警察闻讯赶至破坏现场，工人们一哄而散，几个动作慢的被拘捕。
逃走的人回到帐篷区奔走呼号，召集人手解救被捕兄弟。招工来的集体农庄农民纷纷响应，许多共青团员和前科犯也加入进来。约500人的队伍杀向警察局掀翻警车，但再次被对方合力驱散。
8月2日下午骚乱再起。水罐车终于开进营区，可工人们并不买账，原来前晚被捕的人仍未释放。一时间警察局砖石乱飞，士兵设立的封锁线也被突破。
当天夜里，铁米尔套周边帐篷区的人几乎全体出动。前科犯建筑工带领勇敢的共青团员和农民工占领商店，抢夺店内衣服、食品和杂货。当地卫戍部队尝试夺回商店，双方爆发冲突，工人用仓库警卫的猎枪射击，交火中出现伤员。
一些骚乱工人大喊“当兵的杀人啦~~”，急忙呼叫增援，并在增援掩护下撤出商店，进入已砸烂的集市固守。多名警察、民间纠察队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被骚乱者暴揍。
市领导命令卫戍部队军人射杀无武装骚乱者，但被拒绝，遂决定调动劳改营警卫、边防军校学员和警校学员进行镇压。8月3日傍晚总计一千多人的队伍开进城市，他们再次被要求进行致命射击。
士兵和学员发动进攻后骚乱渐渐平息，许多工人东躲西藏。8月4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执法机关展开大搜捕，一些人驾车遁入草原。官方资料称：镇压骚乱期间11名工人被杀、32人重伤，约190人被捕（包括75名共青团员），经短暂审讯大多释放，仅对42人提起指控，部分判处死刑，后改判15年监禁。警察和军人109名负伤，其中32人受枪伤。
1959年8月5日，曾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飞抵铁米尔套指导工作，开除了多名警察和党员干部。10月22日卡拉干达区委第一书记帕维尔·伊萨耶夫被免职、开除党籍；1960年1月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古拉·别利亚耶夫被莫斯科降职，很快退休。
参与骚乱的工人一星期后重新工作，他们修复了被破坏的街道和房屋，新建了正常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保加利亚籍工人全体离开铁米尔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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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食材（4人份）：
牛里脊肉：400克
马铃薯：600克
植物油：4大勺
番茄酱：1大勺
白圆葱：200克
腌黄瓜：200克
面粉：1大勺
大蒜：3瓣
黑胡椒粉：酌量
盐：酌量
步骤：
牛肉切丁，撒黑胡椒粉抓匀。
大锅烧油煎牛肉，直到水分蒸发干净、肉丁稍稍变色。
加入洋葱圈，也炸至金黄色。
加入番茄酱和一杯开水搅拌，转小火盖锅盖慢炖，估计牛肉软嫩时再酌量放盐。
与此同时：腌黄瓜切丁，大蒜切末。 土豆去皮切薄片，在涂了油的烤盘上烘烤至熟。
牛肉炖好后，加一勺面粉做的面糊，搅匀，放黄瓜丁和蒜末调味，再次煮沸。
熟土豆片直接覆在牛肉顶上不搅拌，小火炖5分钟。
上桌前翻几下，撒绿菜叶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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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俄罗斯社会进步派人士已经注意到，农奴制度是俄国最丑恶的现实。但当时对“俄罗斯奴隶制”的揭露更多停留在口头纸面上，谁也没法与之斗争。例如革命思想家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在《彼得堡到莫斯科之行》中写道：“庄稼汉至今仍是我们的奴隶，我们并不觉得他们是平等的同胞，忘了他们也是人”。
农奴制度亦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负担，但这位努力塑造开明形象的女皇同样无力废除广泛实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农奴制，这项制度使得地主和贵族不仅合法拥有土地，还拥有依附土地生活的人民。另外根据1762年宣言，贵族免于强制性文职、军职征召，有权完全占有庄园不动产和农奴人口。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俄国社会精英忧心同胞受压迫，何不效仿美国或法国引进黑人奴隶，使本国人民免遭剥削呢？答案很简单：农奴比黑奴更廉价！
法国侨民保罗·杜克雷十九世纪初在莫斯科开办法文学校，回国后著有《俄罗斯与奴隶制及其同欧洲文明的关系》一书，详细分析了俄罗斯农奴制对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本书的主旨是：俄国跟法国相比属于穷国，未能高效利用农奴劳动力。
杜克雷比较两国情况认为，用法国货币计算，俄罗斯农奴平均价格为400~600法郎（以十九世纪初俄国纸卢布对法郎汇率1:1为基准），每人每年充其量为地主创造50法郎收入。法国殖民地的黑奴贵得多，约2000~3000法郎，但可以创造至少200~300法郎收入。（译注：纸卢布就是纸钞，最小面额5，1810年与银卢布的兑换率为1:3）
虽然表面看“活商品”每年创造的收入都约等于其售价的10%，但杜克雷相信长远来看使用非洲黑奴比使用农奴更有利可图。另外，他还认为法国两三个妇女就能耕种一片小农场，而在俄国相同面积的农场指派两三个农奴根本不够。
俄罗斯农奴数量在不同年代起起伏伏，各地区差异很大。比如图拉省和斯摩棱斯克省农奴约占总人口70%，而西伯利亚的农奴数量从未过万。到1861年正式废除农奴制时，全俄6500万人口中约有2300万农奴隶属于各自的地主。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人口贩运开始在俄罗斯流行，很少人觉得把农奴当物件、当牲畜卖有什么不妥。报纸上经常出现此类广告，兜售“17岁小伙及成套家具”或“30岁女人及枣红色马驹”。
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研究发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前期，购买村庄时有土地的农奴通常售价30卢布，1786年国家贷款银行成立后涨到80卢布，统治末期一个健康长工的售价不超过100卢布。
保罗一世皇帝即位，物价飞涨。《莫斯科公报》1800年刊载：欧斯托任卡街309号的鞋匠和洗衣工老婆两人自报身价500卢布找东家，另有人出400卢布求购带裁缝老婆的切削工。所以，农奴的职业能力决定了自己的价钱。十八世纪后期《圣彼得堡公报》刊载，“年轻女工”售价在150~170卢布之间浮动，“会熟练针线活的家政妇”要价250卢布，替人参军的应募者400卢布。厨子、理发匠等专业人员更贵，一名拖家带口的熟练厨子可能高达800卢布，而老练的马车夫和厨娘妻子要1000卢布。
儿童当然比成人便宜，但考虑到可能的远期收益，价钱也不会太低。大城市一名男童通常售价150~200卢布，各省的未成年农奴就十分廉价，比如十八世纪末诺夫哥罗德省偏远乡村“农家女”仅卖5卢布。在俄帝国的偏远地方还可用实物交换农奴。
某个名叫伊万·伊万诺维奇·季诺维也夫的军官欠债还不起，名下财产被清算。清单显示：此人宅院位于“丘赫洛姆斯基地区大普斯滕村”，34岁农奴犹大·马特维耶夫估价24卢布50戈比，其妻阿芙多基娅·伊万诺芙娜40岁，卖4卢布25戈比，他们的四岁儿子卖1卢布60戈比……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限制人口交易，1801年禁止买卖农奴的广告登报，七年后禁止在市场上卖人。但精明的商贩自有应对之策，不说卖农奴，改称租赁。随着俄帝国财政经济吃紧，农奴价格持续走低。1812年战争后平均价格降至100卢布一人，直到世纪中叶才恢复稳定增长。
回到本文标题。欲估算农奴在当代俄罗斯的大致价格，必须先比较同时期居民收入与各种商品、服务之价格。海军上将帕维尔·奇恰戈夫十九世纪初交易农奴，他记录：女人之外每个男农奴卖150卢布，英国品种母马每匹卖300~400卢布。即马比人贵两倍。
列昂季·特拉文（1732~1818）回忆录记载了一些物价。1760年代的普斯科夫一普特小麦5.5戈比，教会奉献金150卢布，帽子2卢布，雇大车从彼得堡跑一趟诺夫哥罗德花费6卢布，圣彼得堡三居室石砌住宅月租金8卢布……
俄帝国人民收入相差悬殊，主要看他社会等级。按照历史学家叶莲娜·科尔奇明娜的研究，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执法部门低级职员薪水最微薄，比如警察总局击鼓手月薪仅38戈比。掌握一技之长的人挣钱更多，粉刷匠工资2卢布50戈比，药剂师月薪20卢布83戈比，六级文官62卢布50戈比，警察局长187卢布50戈比。贵族收入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例如尼古拉·彼德罗维奇·舍列梅捷夫伯爵拥有十五万农奴，每月进款5万卢布。
可是光这样讲恐怕无助当代读者了解十八、十九世纪俄帝国物价水平，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关系，很难直观认识俄罗斯农奴市场。所以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现代货币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货币。
十八世纪银卢布的流通量远大于金卢布，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一枚银卢布约含银18克。俄罗斯近年一克999银售价约30卢布，即一个叶卡捷琳娜二世银卢布约等于540现代卢布。
那么简单计算得知，2700现代卢布即可购买一名十八世纪末诺夫哥罗德省“农女”，“熟练厨子”和洗衣妇老婆则要花掉您432000现代卢布。舍列梅捷夫伯爵月收入约合今2700万卢布，大概跟众所周知的寡头们相差无几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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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帝国，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强奸妇女儿童案件以开会调解告终——强奸者或者赔钱、或在受害者家做工偿还。二十世纪初此类农村性侵案件通常移交法庭，农民嫌犯（尤其强奸儿童者）将被刑事处罚。
自亚历山大二世皇帝进行改革后，政府加强了对农村性犯罪的调查力度（之前一般由地主对其农奴“调查”和“审判”）。警方开始逐年记录平均案发数：1874~1883年约1.8千起，1884~1893年约3.1千起，1894~1905年约9.7千起。社会道德统计数据表明三十年间国内性犯罪数量增长了五倍多。
在十九世纪末，只有很小一部分强奸妇女案提交法院，所以警方的案件统计未必能够准确反映客观现实。尽管农村地区发生的强奸行为根本瞒不住人，但由于受害者——尤其未婚女性——大多选择不声张，当局反而不掌握情况。受害者之所以忍气吞声，主要是不想被村民指指点点，全家声誉受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她们不主动报案：强奸控告要求进行医学检查，这种检查当局看来司空寻常，但农妇们却很畏惧。传统观念认为“女子张开大腿让人看伤风败俗”，而保守的民风恰恰“帮助”许多性犯罪不了了之。
不得不说，农村生活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强奸。农民家庭的日常习惯使得性观念不再“遮遮掩掩”。通常，全家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一间木屋睡觉，子女难免“非自愿”频繁目睹父母的性行为。农村儿童参加各种喜庆，比如婚礼、联欢，同样会见证许多淫秽场面。炎热的夏夜，青春期少男少女在土坯房或谷仓幽会，很容易把持不住发生点儿什么。
如前所述，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强奸妇女案甚少进入法庭审判。即便开庭，对农民罪犯的刑罚也比对市民罪犯的刑罚轻。例如1884年萨马拉省布祖卢克斯基县乡村法院判决两名强奸少女的罪犯赔偿10卢布。少女的父母拿到赔偿款，买了半桶伏特加酬谢法官。更多时候，村里召开村民大会解决此类案件。尼古拉·科斯特洛夫公爵对托木斯克省习惯法颇有研究，据他观察，强奸犯在村民大会上挨树条抽打，且经常以被奸女子或其亲属同意和解而告终。
在俄罗斯农村，强奸未成年少女比强奸成年女性更遭人痛恨。但实践表明强奸未成年的罪犯也并不总是被送上法庭。据1899年奥廖尔省民族学委员会通讯员的调查，“当未成年人被强奸后，父母或控告罪犯，或接受几个卢布的赔偿和解”。俄罗斯其他省份的资料亦证明调解结案是各地普遍做法。
此外，学者研究也佐证了农村强奸未成年人案件在诉讼前和解的现实。比如民族学家奥尔加·彼得洛芙娜·谢苗诺娃-田-尚斯卡娅在她的学术著作中举过一例：某20岁的苹果园守卫强奸13岁少女，少女母亲选择接受3卢布赔偿了事。
以及，俄罗斯著名画家瓦西里·马克西莫夫曾言：1899年圣彼得堡省库斯科沃村某年轻农民平素行为放荡，强迫15岁孤女与己性交。孤女的姑妈未报案，让该犯为她义务劳动一整年。1898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省柳比姆斯基县，方志学家兼记者А.巴罗夫报道称某富农”Н.К.”强奸伺候他生活的农女安娜，此案未开庭，”Н.К.”给农女做了新外套和连衣裙，赔偿其父母50卢布。
俄帝国农村性骚扰案件的统计同样困难重重，因为没有单独记载此类案件的资料。而且相比强奸案，骚扰行为恐怕更加不会告到法院。所以我们试图借助每年提交内政部的省内事故报表来填补空白。比如一份报表记载：1893年11月5日斯摩棱斯克省农民瓦西里·马特维耶夫·卡拉布什金意图奸污9岁农女阿芙多基娅·安德烈耶芙娜未遂，判处6年苦役。
20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农村地区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的报道，以1912年为例：“5月12日沃罗涅日省奥斯特罗戈日斯基县郊区，43岁农民舒利金奸污14岁农女玛丽采娃”；“8月26日托博尔斯克省星期六村，47岁的阿法纳西·波利扬诺夫遇见12岁农女玛特廖娜·巴雷什尼科娃，将她拽至谷物干燥室地窖，违背她的意愿强制性交，剥夺了她的童贞”；“12月24日库尔斯克省季姆斯基县，亚科夫·波斯特尼科夫强暴11岁农女奥尔加·沙塔洛娃”。
随着农村传统秩序崩坏，部分农民攻击性增加、犯罪兴趣增长。与此同时，无力抵抗的儿童越来越频繁遭受残酷性暴力。某些情况下对强奸受害者的侵害伴随着死亡威胁。例如：“1909年4月3日斯塔夫罗波尔省布拉格达尔念斯基县，26岁农民彼得·德沃里亚德京在村边牧场挥拳打倒11岁女童玛丽亚·奥科罗科娃，威胁用刀杀死她，并与她性交，剥夺了她的童贞”。1910年6月4日斯塔夫罗波尔地方法院判处该犯6年苦役。
刑法规定奸污14岁以下少女者处以最严厉刑罚。根据1885年版《刑事处罚与改造法典》：“奸污未满14岁少女，如果伴有暴力强迫，剥夺罪犯一切权利，服苦役10至12年”。
但由于传统形式社会控制在农村失效，纵有严刑峻法也无力预防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1911年3月28日叶卡捷琳诺达尔地方法院判处26岁库班州农民尼基福尔·弗拉岑科10年苦役。陪审员认定弗拉岑科“1910年7月13日窜入农民萨瓦·马克西缅科家中，将11岁女儿伊琳娜放在床上，用手帕紧紧缠绕她脖颈，违背她的意愿强行交媾”。
1908年8月21日伊尔库斯克地方法院以同样罪名宣判了40岁的尤利安·沃亚科夫斯基，案卷显示他1906年7月7日在博代博市与11岁农女伊丽莎白·库利京娜“进行性行为”。1911年5月7日托博尔斯克地方法院判处本省米哈伊洛夫斯基村43岁的菲奥多罗夫·苏沃洛夫6年流放苦役并剥夺一切权利，案卷显示他1910年2月17日与10岁农女所罗门妮达·马尔滕申科一起回家，后者雇佣他当保姆照顾自己表弟。菲奥多罗夫无视受害者反抗，与之“进行性行为”，剥夺了她的童贞。
侵害少女者并不一定是本地人，他们有时候会在远离家乡的地区寻找目标，希望这样就能避免被抓。1909年10月30日库班州9岁农女瓦西莉萨·博洛托娃被维亚特卡省28岁农民库济姆 ·波兹杰耶夫奸污，叶卡捷琳诺达尔地方法院判处其4年苦役，赔偿受害者5卢布。1909年11月6日新切尔卡斯克地方法院判处奥廖尔省叶列茨基县24岁农民雅科夫·吉洪诺夫有罪，因为他1909年6月26日在新切尔卡斯克的店铺劫持来买东西的7岁女童薇拉·扎波罗什采耶娃，将她带进里屋强奸。
许多作案者喜欢利用儿童的信任。例如1902年4月21日农民瓦西里·马哈罗夫报警称，他的5岁女儿被农民巴甫洛夫·穆雷金强行凌辱。据受害者描述，她和其他孩子玩耍时，同屋邻居穆雷金走过来给了她4戈比，然后将她抱至阁楼，“用一个东西塞入她两腿间”，并用手捂她嘴。
总之，二十世纪初登记、调查的农民社区和城市性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内政部刑事统计资料显示，俄罗斯帝国境内玷污女性名誉及性侵害案件从1909年的12662起增加到1913年的16195起，即四年增长了约四分之一。
究其原因，部分由于乡村女性开始脱离父权制虚礼约束，强奸发生后勇于向警方报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也能被提交法庭审理（而非早前那样村内调解）。随着法律文化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农民有了法制观念，妇女个人自尊心增强，强奸犯与被害者私了的做法逐渐成为历史。
资料来源：《“违背她的意愿”：十九世末至二十世纪初农村地区强奸骚扰及其刑事追诉》（弗拉基米尔·别兹金）
《新历史公报》2015年第3期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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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科罗廖夫其人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1906年生于乌克兰城市日托米尔，父亲是莫吉廖夫人。谢尔盖童年时代在基辅和敖德萨的普通中学念书，十月革命后在家受教育——双亲都是老师。他很早就对航空技术产生浓厚兴趣，17岁设计过滑翔机。20岁进入基辅工学院和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深造，在校期间又设计过几种飞机，渐渐喜欢上火箭专业。
1930年代初谢尔盖·科罗廖夫研制了几种火箭原型，从监狱释放后（详见下文）到图林根苏联占领区工作，在“诺德豪森研究所”分析缴获的德国技术设备——包括V-2火箭。苏联第一种短程弹道导弹R-1就是科罗廖夫及其团队在V-2火箭基础上设计的，也可以说是德国货的山寨版。
1950年代科罗廖夫致力改进R-1导弹，完成了R-5导弹，开始着手研制R-7洲际导弹。除继承发展德国技术外，他还做出重大技术创新，例如苏联第一种固体燃料弹道导弹。1957年，R-7运载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进入轨道。
之后谢尔盖·科罗廖夫继续主持研制其他卫星，1961年使用“东方-1”宇宙飞船把尤里·加加林送上绕地轨道。
总而言之，谢尔盖·科罗廖夫是一位才华横溢、创新能力极强的人。但苏联书刊从没告诉过你：1930年代末科罗廖夫蒙冤被抓进劳改营的时候，面临牢底坐穿的绝境。
科罗廖夫因何被捕
1930年代末，斯大林的猜忌和偏执愈发严重，逮捕、镇压急速扩大——作家、科学家、政治家等纷纷落网，人人都被控以“间谍活动”（往往同时从事几十项通敌活动）、“参加托洛茨基组织”或“组织破坏活动”之类罪名。
所谓“间谍活动”的“证据”可能是家里有一本外国语词典，所谓“参加托派组织”的“口实”可能是电话里对老婆抱怨物价上涨。至于“破坏活动”，纯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密探的万金油——院子积雪没扫、车床刀片崩断都算！
全部案件内务人民委员部都有存档，卷宗里充斥着丑陋涂鸦和巨量语法错误，足以证明当年办案人员之草率、粗糙。
于是，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人就这么被毁了，谢尔盖·科罗廖夫亦不例外——1938年6月27日被捕，理由是“破坏国防工业”，实际是受人牵连——起诉书开头写得明明白白。
肃反人员的审讯手段跟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无甚区别，信奉“口供乃证据之王”。1938年6月28日，即科罗廖夫被捕次日，侦查员米哈伊尔·舍斯塔科夫当面咒骂科罗廖夫“法西斯杂种”，随即将其送上所谓“传送带”，就是令被捕者不吃不喝不睡觉，站着承受车轮大战。
科罗廖夫在“传送带上”被胶皮软管抽打腹股沟、脸上被吐口水，舍斯塔科夫与助手贝科夫轮番用刑。科罗廖夫后来给斯大林写过一份言辞极为克制的信，表示“舍斯塔科夫和贝科夫对我造成了肉体损伤和精神折磨”。
他们企图强迫科罗廖夫承认是“秘密反苏组织骨干成员”。该“线索”是肃反人员从火箭专家、工程师格奥尔基·朗格马克口中逼供获取的，此人连续多日受酷刑，到最后已然神志不清，处于半昏迷状态。
1938年9月25日谢尔盖·科罗廖夫被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列入拟枪决名单，这份名单获得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批准。9月27日开庭，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据《刑法》58条第7款、第11款之规定认为罪名成立，判处科罗廖夫强制劳动改造10年，褫夺公权5年。至于朗格马克本人，早在1938年1月11日就在某个地下室被枪击头部处决，骨灰直到1995年才发现。
科雷马及后来
谢尔盖·科罗廖夫的服刑地点是科雷马地区“马利佳克”金矿，属于去了就别想回来的地方。可以肯定，科罗廖夫在那儿绝对熬不过十年刑期，1939年底他就倒下了，患坏血病牙齿脱落，抬入医务室。
劳改营受难期间，“法西斯杂种”科罗廖夫致信斯大林，片言不提释放请求，只谈及他的“罪行”是如何被捏造的、谈及即将到来的战争，希望有机会继续完成自己的火箭飞机研究，以便未来抗敌之用。科罗廖夫此时还不知道他的逮捕令正是斯大林签署的。
1939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推翻去年9月27日的判决，1940年6月科罗廖夫在莫斯科被减刑至8年监禁，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监狱从事研究。1944年7月提前释放。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但诸位或许不知道的是，谢尔盖·科罗廖夫疑似在刑讯期间颚骨骨折，终生无法张大口。1966年手术麻醉时发现插管困难，可他从未主动对人说起，包括妻子。
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评价谢尔盖·科罗廖夫：“他从不发怒……他从不抱怨，从不指责咒骂别人。他没时间这样做。因为他明白，吹胡子瞪眼不产生创造灵感，只会心情压抑而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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