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时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日记节选:

1972年12月30日
（苏联）成立50周年纪念前夕举行中央全体会议，巴伊巴科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说1972年的计划未能全面执行，1973年也不会被全面执行。勃列日涅夫随后发表长篇大论，简而言之：“除个别指标外，我们的五年计划可以说几乎未得到执行……卡扎涅茨同志（黑色冶金部部长），您不害臊吗，夸口冶炼量超过美国……可品质又如何呢？相比美国标准，我们每吨仅有40%的金属产出，其余都是炉渣和碎屑？！我们投资1卢布仍然只有90戈比回报，而美国正好相反（投资90美分获得1美元）。”

1973年1月8日
（受党中央委托）总结兄弟党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期间提出的要求，基本就是各种要钱：出版报纸、开小公司、发老战士退休金之类，以及，有人想保送侄女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想让儿子用助学金上基辅大学、“帮助”写书（替党的领导捉刀代笔）等。总之是一派令人沮丧的画面。

1973年2月6日
政治局讨论“催促原料”问题。国家供应委员会副主席发言表示，确实存在舞弊滥权现象，但不是催促的原因，原因有很多。比如冶金厂厂长答复找他催要管道的人说，第一季度他也许能完成向企业供应金属管的计划，但1月份只交付13%、2月份27%、3月份交清。接收金属管的工厂摊上这种供货商，你让他们怎么生产？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如何完成自己的计划？或者，建筑工地需要某种金属，结果冶金厂发错货了，错发的金属只能弃置，因为没法拿来建造他们要造的项目。但工厂已经完成供货计划，甚至连奖金都领到手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1973年3月4日
这一周过得真艰难。英国（共产党员）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参观了列宁格勒、基辅、维尔纽斯、利沃夫）。我不得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结果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在莫斯科小型汽车厂）提问：“贵厂平均工资多少？哦，150，啊哈……”拿张纸飞快计算——“所以你们必须三年不吃不喝不看电影才够买辆小汽车！”随后，一场丢人现眼的无聊争吵就开始喽……

1973年4月4日
精神生活出现了空虚。青年人（群众中最好的部分）实干，精明，业务强，结婚早。一小撮“精英”纨绔子弟依靠父母过着寄生生活。其余人只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两耳不闻窗外事。许多共青团员汲汲名利，爱表现，追求个人野心。但共青团积极分子中间也有一些真正有思想、肯奉献的人，也是精明强干的人，“没有这方面幻想”（比如大学生组织负责人）。所以说，青年是观察我们这个社会的窗口。

1973年4月29日
开全会。在承认现实和应对现实方面，报告确实很出色。从这个角度看，转变了思想：1.我们的对外经济联系保障了我们跟世界和平共存；2.抛弃旧观念，对外经济联系不是补窟窿用的，而是整个国民经济（尤其长远规划）的组成部分；3.中国是真正的头号威胁。
格列奇科（元帅，国防部长）称：我们对中国核力量规模的研判估计比美国（公开报道的）小得多，几十枚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约200个核弹头。接着开玩笑说：“那我们有……”转身面向主席团：“你(!)猜猜，列昂尼德，我们有多少？”主席团勃列日涅夫说：“不猜，别吓唬我！”
使我惊讶的另一个情况：他说中国的潜力与我国潜力无法相提并论，估计他们15—20年内达不到我们目前的水平。好吧，15—20年后即便达不到，那也接近了吧。而我们目前的核能力足够把本国全部城市摧毁好几遍。再往后又会怎样？
柯西金讲话挺有趣，纯粹的技术官僚言论，足够坦率，能列举数字等。他说：“不能脱离其他国家闭门发展科技革命”、“对其他国家要有新型合作理念”、“要用新眼光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的未来指望于此”。
事实上：我国三分之二的贷款流向古巴、越南和蒙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军火占出口额25%；我国贸易伙伴三分之二是社会主义国家。

1973年6月23日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达成了防止核战争的协定。人类理智时期的这一举动，大概比疯狂时期1945年德国投降更重要。诚然，再次造成疯狂的潜在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中国、“特拉佩兹尼科夫主义”、“第三世界”……
莫斯科大学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主任、可谓是个蠢货的科瓦廖夫教授叹道：“这怎么行得通呢？当然，和平很好，列宁也追求和平。可我们跟资本主义缔结了30—50年经济协定，将国民经济建立在和平状态上。我们同资本家紧紧绑在一起，还帮助他们脱离危机。那么，只能假设30—50年内不会出现任何革命？我们现在还怎样教授科学共产主义，谈什么资本主义奄奄一息？”

1973年8月4日
保加利亚不仅严重忽视干部问题（平庸、道德败坏、阴谋、裙带关系等），还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8千土耳其人，约70万“半土耳其人”，外加马其顿人、吉普赛人。他们受到地方政府的公然压迫和歧视。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大批人要求逃往土耳其。（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对形势的估计相当悲观，他认为出路在于把保加利亚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反苏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青年和知识界的“问题”随处可见，就连蒙古知识分子（花我们钱的）都不愿跟本国社会同流……

1973年9月11日
智利军事政变。三位总司令组成军政府。总统府被轰炸，攻击开始。军政府宣布戒严，禁止人们走出家门、携带武器。政府广播电台被下令噤声；不屈服者会被消灭。这就是反革命分子的语言。而阿连德革命靠的是瞎话、劝说和高声谴责。
当然，这其实也是现代革命的根本祸根。几乎是对和平革命路线的毁灭打击。唯一的好处是，列宁的革命铁律再次得到证实：革命是严肃的事情，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站稳脚跟。（智利的政变）既是一大教训，也是一大失败——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精神上、国际关系上。

1973年9月12日
阿连德自杀。昨天我已预感事情会如此收场。军人集团已经开始执政，公布了下午四点之前必须到国防部报到的40人名单。“否则将采取最极端措施，一切后果自负”……
这两年智利政府在政治、行政和经济方面毫无建树，革命的声望严重受损，导致少有人愿意为必败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欲实施专政，至少要争取到50%的民众支持。

1973年9月14日
昨日将欧洲共产党代表会议筹备草案发出。根据我们的第一手消息，兄弟党谁都不想接受……他们（英国、法国、意大利）反复强调“苏联模式、俄罗斯榜样”对他们而言是不可行的，只把十月革命和苏联视作曾经影响、并将持续影响世界进程的客观现实，可以研究其后果，但决不照搬照抄，无法把他们自己的政策同苏联共产党的意图和愿望联系起来，也绝不把他们自己跟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1973年12月17日
本月10—12号开中央全会。总结73年成果，讨论74年计划……
能源、化学、金属、轻工业等项目的计划尚未落实。1974年压力很大，否则第九个五年计划就麻烦了：三年时间整个五年计划的1030亿卢布预算超支440亿……
我国在冶炼、生产过程中浪费了6000—7000万吨金属。
从金属加工机床的吨位上看，我国相当于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之总和，但从数量和生产效率上看，我们远远落后他们每个国家。
芬兰出口的木材比我们少十倍，赚的外汇倒比我们多两倍，原因在于我们卖的是初级未加工产品。
我们和联邦德国约定以抵偿方式铺设天然气管道，却未按时完工，每逾期一天对方就向我们索赔5.5万美元。
仓库里堆积着20亿卢布被买家拒收的滞销商品，这几乎等于五年计划剩余部分整个轻工业投资的总和。
建设卡马河汽车厂项目预计花费17亿卢布，现在看起来，还需要追加25亿卢布，往后可能更多。
1955年打算在萨拉瓦特市建设抛光玻璃厂，该项目1962年准备就绪。但1961年的时候英国人向我们兜售火抛光玻璃厂的专利许可，于是1965年我们购买了许可证，成立三间工厂制造漂亮玻璃。与此同时萨拉瓦特厂仍在建造，1972年完工，结果发现安装的设备无法抛光玻璃，直接就压碎了，只能全部重熔。至今仍不知道谁对此负责。
同样加工一立方米原木，我们的产量比资本主义国家少四分之三。
我国飞机和汽车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比他们短得多。
库尔斯克有一家使用进口设备生产特别稀缺织物的针织厂。但其生产能力只有50%，因为人员不足，而人员不足的原因是画图纸的时候忘了画宿舍。
今年收获的巨量（未及精确统计）粮食因露天储存腐烂严重。
缺乏包装或运输延误造成的粮食、水泥、蔬菜、水果等损失以百万卢布计。
由于金属品质差，我们的建筑行业不得不加大金属用量。
等等等等……

1974年12月16日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书记雅科夫·里亚博夫透露：1968年决定在斯维尔德洛夫建设钢管轧制车间，1970年代该项目暂停，同年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设同类车间，1972年项目暂停。1974年发现进口的钢管不够用，却并未重启两处暂停工地（虽然锈迹斑斑），而是在其他城市另起炉灶建设新轧管车间。

1975年11月30日
罗梅什·钱德拉（听说这家伙令苏联人民损失至少七座化工厂）授予勃列日涅夫一枚新奖章：约里奥·居里世界和平奖章。
两个歉收年（1975年干旱百年不遇）导致国民收入损失1600亿卢布。肉和奶将有“困难”。面临大量死亡的风险。1976年可能再次遭遇粮食歉收。

1975年12月28日
12月8日召开中央机关党代会。
戈斯捷夫（计划部门副主席）介绍：全国95%的企业生产不出一件优质产品，三分之二的部委没能完成计划。价值20亿的日用商品（由于品质低劣、款式老旧）被降价抛售，许多仍然卖不动。
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列举了各级干部贪腐的大量事例——从州执委会到共和国部委，从新闻工作者到经济部门领导。据调查，曾担任苏联民族委员会主席多年的纳斯里丁诺娃被撤职后，又因涉及别墅、房产、皮大衣和汽车黑幕被中央处理。她女儿的婚礼花了国家近百万卢布。
（儿按：雅德嘉·纳斯里丁诺娃1978年底退休，她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因乌兹别克“棉花案”被指控受贿，1988年开除出党，后因证据不足，1991年4月恢复党籍。）

1976年1月3日
新年之前三天中央开会，以下情况值得记一笔：
安德罗波夫向政治局提交关于苏联境内“持不同政见者”情况的报告……最近十年逮捕了约1500名从事反苏活动的人。1954年赫鲁晓夫向世界宣称“苏联没有政治犯”的时候，其实至少有1400名。1976年逮捕约850名政治犯，其中261人从事反苏宣传。还有个数字令我倍感惊讶：全国竟有68000名“预防性人员”，即被传唤到克格勃对其活动进行警告的人。超过1800个通过“内线”暴露出来的反苏团体和组织被警告。根据安德罗波夫说法，全苏联有几十万人正在或者等待合适时机采取行动对抗苏联政府。

1976年1月6日
新年期间，我的秘书坐车去科斯特罗马出席她丈夫女儿的婚礼。我问她：
— 那边怎么样？
— 不好。
— 怎么不好？
— 商店买不着东西。
— 怎么会买不着？
— 缺货呗。鲱鱼变质了，罐头就是罗宋汤、白菜汤，懂了吗？这种东西如果在莫斯科，货架上放几年都没人买。香肠根本没有，肉少见，一上货立刻排长队。奶酪就是科斯特罗马奶酪，但听说跟莫斯科卖的不一样。我丈夫在那边亲戚朋友多，这一星期我们走了不少家，每家都用酸黄瓜、腌白菜和蘑菇待客，还是夏天自己在菜园、树林弄的。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啊！
我被这番话深深触动。毕竟是个600000人口的州首府啊，距莫斯科仅400公里！还谈什么理想和热情？

1976年4月25日
昨天早晨我去了乳制品店和面包店。人头攒动，喧哗吵嚷，他们说没法维持秩序，两个女售货员应付不了这么些顾客，又要搬箱子又要拆箱子。今天休息日，队伍里有人说吃的没了、有人说早忘记奶酪什么味儿了，等等等等……忽然响起一个40岁男人的粗壮声音：
— 你们想怎么样！我们就是这种体制。这些女人（售货员）没有错，错的是那些坐在绿篱笆后边吃鱼子酱的，那些人肯定有奶酪。咱国家就没个会管事的，现在的头儿只会说共产主义光明未来，然后一年比一年烂，除非他下台……
无人惊讶，无人愤慨，应该都习惯商店出现这种言论了。群众多数表示附和赞成，包括一位排队买牛奶的年轻警察。哦对了，中央检查委员会的一个人站在队伍里，居然也保持沉默。是啊，人家把事实都摆出来了，他又能说什么呢？
面包店的一群女人为抢库利奇（译注：复活节圆面包）争执厮打，这时柜台窗口拉开，里头说：“卖完啦！也不做啦！”立刻怨声四起，我准备夺门而出。

1976年11月7日
去红场。参加克里姆林宫招待会。珠光宝气的高官太太们最令我印象深刻：毛皮、钻石、贵族举止——简而言之，上流分子。

1977年1月1日
所有大众媒体对成绩、胜利、优越性等问题扯得无边无际。这些话在政治上太愚蠢了，如果不明白是官僚政治私利使然，简直像在故意挑衅。

1977年7月21日
周二在中央秘书处开会，讨论莫斯科州委促进纺织工业所采取的措施（产量占全苏40%）。科诺托普（莫斯科州委书记）发言空泛，不提具体业务，只说宪法、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选举、党的关怀等。之后开始讨论的时候，他耐不住了，称：州内30%的纺纱设备和50%的织布设备年代久远，系革命前制造。没有现代染料，缺少8000名工人。新机器价格贵五倍，但只有按照旧价格拨的款子。生活服务行业资金被削减……诸如此类。
虽然没人指责他，却也没人承诺给钱。只是要求“提高”、“改善”。

1977年11月19日
17日在（伦敦）牛津街购物。商店富丽堂皇，令人目眩神迷，莫斯科女人没见过此等场面，几乎心脏病发作。顾客盈门，买完这个买那个。库纳耶夫有一次在饭桌上梦呓般地感慨：（说人家）危机、危机，显然大家都很有钱啊！

1977年12月14日
昨天中央全会。刚开始略混乱，甚至没有马上起立鼓掌。走在政治局成员最前头的不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宣布出席人数，解释说列昂尼德·伊里奇今天不来了。没什么大问题，身体受寒不舒服。但他已经准备好讲稿，待会儿休息时发给大家，以便各位讨论。因此休息时间为40分钟。
最逗的是，全会结尾，苏斯洛夫跟大家“商定”，说勃列日涅夫“形同”出席全会——“承担了全会工作”。
关于全会本身。巴伊巴科夫作报告。在我印象中，虽然他的讲话一向带点“悲观”，也从未对经济形势有过如此焦虑和强硬的估计。看来情况很糟糕，比预想的糟糕，比从前更糟糕。

1978年7月9日
开农业问题中央全会。据我了解，最尖锐的问题是“农业工业化”，也就是提高机械化和化学化程度之类。结果导致1965年3月中央全会之后投入农业的巨额资金大量流向工业。当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地区和州的整个农业部门产量翻两倍、翻三倍，超额完成计划30—40%的同时，每年都在亏损经营，年度结算总是出现巨大赤字，欠国家的钱越来越多。以一台新拖拉机为例，生产效率可能提高15—20%，但使用成本却随之上涨200%。
集中汽车运输、化肥等“服务”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并非集体农庄直接拥有，而是别处提供的。

1978年11月13日
累了一天，但我还是想写下来，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勃列日涅夫召集最高苏维埃代表开会，他后天就要接见鲁比科夫率领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会上邀请了顶级专家，包括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讨论轰炸机能挂多少导弹：25枚或30枚，试射的导弹参数加密或未加密等。
会后阿尔巴托夫找我倾诉，他用一个字形容这件事——“肏”。
……肉的问题。顿河畔罗斯托夫：扣除托儿所、幼儿园、餐馆等机构，零售数据显示年人均消费肉1.5千克！有些地方情况好些，但没有超过年人均7千克的。
我们用约1亿吨小麦喂养牲畜。由于缺乏相应饲料添加剂，40%等于浪费了。到头来还要从美国进口大量小麦。
第一次增产1.2亿吨石油需投资170亿卢布，第二次增产1.2亿吨石油变成280亿卢布，接下来增产的4千万吨则需要480亿卢布。
到1982年，人口增长只能提供30万劳动力——主要在中亚地区。
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整个机构，解聘一批计划人员，重新招一批。我们需要钱。而我们讨论的却是肏他妈的一架飞机挂几枚导弹，好像不这样做美国人明天就会打过来。

1978年11月18日
昨天我们召开了中央机关全体党代表总结及改选大会。一切都照本宣科，令人厌烦……
讨论期间提出的数据耐人寻味。
亚斯特列博夫（重工业部部长）：西西伯利亚提供全国90%的能源，出产煤7.95亿吨，石油5.75亿吨。而在那里，拨款给住宅和社会事业的2500亿卢布中，只有3400万用于住房建设。
波齐科夫（轻工业部长）：商品减价令国家损失112亿卢布。
西蒙诺夫：每节火车皮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运行，其余时间静止不动。二十年来铁路里程延长了15%，货物运输量提高四倍。铁路上未完成的工程达900亿卢布。

1979年6月23日
今天在家。
俄罗斯究竟要走向何方？
奢侈品价格——汽车、家具、毛皮、黄金等即将上涨。根据永恒的政治经济学规律，马上就会波及那些去市场买圆葱、芜菁、莳萝、黄瓜、土豆的人，接着根据通货膨胀规律，又会影响日用必需品价格。
财政计划部门的人说，“措施”从未起到预期效果：预算收入增加2、3个月，然后一切“照旧”。但腐败、掠夺、犬儒主义越来越多。家具店一套家具的售价翻了十倍。
据说，“地方来信”如雪片一般，要求愈发严厉，用词愈发激烈。比如：“别以为俄罗斯人民的耐心是无限的……”也经常有人（非匿名）认真提出进口肉、奶、谷物的建议。
显然今年收成不会很好。麻烦还在后面哪。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难道真要忍受这种经济耻辱这么久（直到万事皆休），其领袖才肯纾尊降贵“平等”对话吗？
毕竟，没人真心相信我们会遭受攻击，会被“占领”、征服、摧毁……那么拖累经济发展、牺牲人民利益的这支武装力量还有什么意义？！在20世纪末，昔日荣光变得十分可笑。何况今天的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相比）毫不在乎这种荣光，甚至不在乎“祖国”本身。

1979年11月20日
本月5—12日在西德。
这个国家真漂亮啊——不可思议的工业实力与大自然之美和谐结合。虽然我到过联邦德国五次，却第一回乘车游览莱茵河谷：从杜塞尔多夫出发，途径科隆、波恩、科布伦茨，越过海涅笔下的“罗蕾莱”，沿着葡萄酒之路抵达普法尔茨。那里是一片金光灿灿、五彩缤纷的秋景。而且普法尔茨一个地方的葡萄园比格鲁吉亚全国都多。
至今仍令我耿耿于怀的主要感受是，我们落后了，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骂美国至少可以说“黑人遭私刑”）能做为我们落后的借口，也没有什么还能证明我们经济和社会的优越性。要知道德国是个分裂的国家，他们平均工资2500—3500马克（汇率换算超过1000卢布），工人享受六周假期，“无产阶级钢铁营”（列宁语）每天自驾车上班下班——平均每三个德国人拥有一辆车。西德道路宽阔平整，如果把一杯水放座位上，开到每小时160公里，不会溅出一滴。人家没有“中心”、“外省”的划分，也不分“乡间土路”和二级公路，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水准并无天差地别。
眼下我心里堵得慌，意绪难平。

1979年12月30日
我军开进阿富汗……
……我国在缓和方面积累的资本，勃列日涅夫一篇柏林讲话全抵消了。那些曾经排队支持我们友好政策的“民主”、“爱好和平”的势力，都袖手旁观了。共产党人和我们坚定不移的朋友们如今一味谴责“苏联侵略”，根本不去针对美国导弹进行宣传——说也没人听……
苏联人民不需要别的。他们要吃肉，要买各种商品，要更好的秩序！

1980年1月28日
世界发生了太多事情。全世界都出言谴责、诅咒我们：联合国104个代表团投票反对我们，只有17个赞成的。法利赛主义（译注：指伪善、假慈悲）？是的，当然。但我们也把真实情况试出来了——到处都有人暗暗憎恨我们（起码不喜欢）……

银行拒绝贷款给我们。我跟国家银行副主席伊万诺夫聊了一次，他说不光美国的银行，其他国家银行要么拒绝提供新贷款以偿还旧债务（这么多年我们就是靠这熬过来的），要么提高利息三分之一。

上周二在中央秘书处讨论“关于运输部门盗窃”的问题。我真是越听越汗颜，浑身直哆嗦。卡皮托诺娃领导的中央委员会调查了三个月，以下是她向秘书处报告的内容：
两年来盗窃案件增加两倍，被盗物品价值增长四倍；
40%的窃贼是铁路职工，另外60%是水运部门职工；
9万—11万辆出口汽车积压在布列斯特，因为不能以“零件短缺”状态交付外国人；
25%的拖拉机和农用机械零件不全；
30%的“日古利”牌汽车被退回工厂，因为消费者提车时发现是半解体的；
价值140亿卢布的商品每天缺乏看管；
保安也有，69000人，但基本是退休者、残疾者，月工资80—90卢布；
每年被盗的钱款约数十亿卢布；
肉类被盗量是两年前的七倍，鱼类是五倍。

内务部副部长也报告说：1970年铁路上逮捕4000名小偷，1979年11000名。这些只是被发现的，没发现的又有多少呢？有时候火车滞留铁轨三昼夜无人看管，连司机都脱岗了。
倒霉的巴甫洛夫斯基（部长）再次像在全会上那样表示忏悔，请求额外40000人补充保安队伍。给不了。
大家纷纷议论：“太不像话了！党组织、工会去哪儿了？光看不管？”都感到十分无奈。

另外：勃列日涅夫号召“发动群众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坐我身边的拉平（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一个尖酸刻薄的老头，大声嚷嚷：“得了吧，如果发动群众，所有的火车就全被掏空啦！”

1980年2月12日
今天在中央书记处……
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问题被提出两次：库罗耶多夫要求新增员额。讨论期间得知，苏联目前有6500名东正教士，900名天主教神父，300名毛拉（外加2000名地下活动的）。同时，一半死者下葬在教堂，五分之一的新生儿受过洗礼。

辛比尔斯克（今天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不仅是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出生地，也是他的政治对手——临时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以及著名作家、学者的故乡。此外可能令你惊讶的是，这里还诞生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卡拉姆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 (1766-1826)，十二卷煌煌巨著《俄罗斯国家史》作者，也是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改革者之一。通常认为他出生在辛比尔斯克市郊兹纳缅斯科耶村，这个地方后来为纪念他改名叫“卡拉姆津卡”，如今已人烟稀少，只有一条街道。

1833年辛比尔斯克三十位贵族上书尼古拉一世皇帝，请求在当地建立卡拉姆津纪念碑。1836年皇帝莅临辛比尔斯克，亲自选定地点。纪念碑总高度8.52米，历史女神克利俄铜像高3.55米，基座圆形壁龛内安置卡拉姆津半身像，北侧和南侧是作家身穿古代服装的生活场景高浮雕。

这座纪念碑从1845年落成以来一直矗立到现代。1931年曾有拆毁铜像回炉熔炼的企图，导致基座铭文受损，1967年被彻底修复。

屠格涅夫兄弟和亚济科夫

屠格涅夫家族是西伯利亚贵族世家，人才辈出。其中，生于辛比尔斯克的亚历山大(1784-1845)和尼古拉(1789-1871)·屠格涅夫兄弟俩同样在文学领域有所建树。他们的父亲：曾任莫斯科大学校长、枢密院顾问等职的伊万·彼德罗维奇·屠格涅夫(1752-1807)是自由主义者、共济会成员、伏尔泰思想信徒，因为与作家尼古拉·诺维科夫友善而被流放数年。年纪最小的尼古拉·屠格涅夫积极投身十二月党人运动，虽因人在国外未亲自参加1825年武装起义，仍被缺席判处死刑，后被皇帝改判终生苦役，导致他长住巴黎无法回国。所以说，辛比尔斯克这个地方早在列宁之前就是俄罗斯自由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亚历山大·屠格涅夫同朱可夫斯基、卡拉姆津、彼得·维亚泽姆斯基等人关系密切，1837年护送亚历山大·普希金灵柩前往斯维亚托戈尔斯克修道院家族墓地安葬。他常年生活在国外，埋头研读罗马教廷档案，后成为著名的欧洲中世纪史学家。

普希金的朋友尼古拉·亚济科夫 (1803-1845)是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最出色代表之一，出身辛比尔斯克地主家庭。果戈里曾说亚济科夫是他最喜爱的诗人、亚济科夫的《地震》是“俄罗斯最美诗作” 。1993年在亚季科夫庄园火灾后幸存的一幢木制建筑内成立了故居博物馆。

冈察洛夫

俄国大作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年生于辛比尔斯克商人家庭，七岁失怙，进入私立寄宿学校念书。他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老家探望，觉得辛比尔斯克“死气沉沉”，遂决定不在此久居。文学评论家认为，冈察洛夫幼年在辛比尔斯克及周边地区留下的印象，集中体现在著作《奥勃罗莫夫》和《悬崖》对外省生活的描写里。

克伦斯基和列宁

辛比尔斯克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和兄弟姊妹的故乡，对此无需赘述。1917年被列宁推翻的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也是辛比尔斯克人，其父费奥多尔·克伦斯基1879年出任男子中学校长，成为列宁父亲伊利亚·乌里扬诺夫（时任本省督学）的下属和列宁本人的老师。他主持学校期间，乌里扬诺夫家两兄弟：亚历山大和弗拉基米尔先后毕业。

1886年伊利亚·乌里扬诺夫病逝，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当时正在圣彼得堡读大学，次年因预谋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未遂被处决。很难想象面临毕业的弗拉基米尔都经历了什么，但事实是，许多熟人对“弑君者”一家翻脸不理睬。值此艰困时刻，费奥多尔·克伦斯基是少数几个在道义上支持列宁母亲的人之一，并鼓励弗拉基米尔以优异成绩（第四名）离开学校。

有趣的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却没能在辛比尔斯克念完书，因为费奥多尔1899年调任突厥斯坦总督学，所以他后来是从塔什干男子中学毕业的。

祖赫拉和优素福·阿克楚林

商人阿克楚林家族（米萨鞑靼人）世代居住辛比尔斯克及周边地区。1862年祖赫拉·阿克楚林娜出生在老季莫什基诺村，是第一位用鞑靼语写作的俄国女记者。她丈夫伊兹梅尔·加斯普林斯基（克里米亚鞑靼人）则是俄罗斯第一代鞑靼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现代通用土耳其语的创造者。

优素福·阿克楚林1876年生于辛比尔斯克富裕家庭。童年身体不好，医生建议改变居住气候，所以被妈妈带去伊斯坦布尔读书。军校毕业后他早早投身政治，因参与反对苏丹的政变失败，从流放地辗转逃亡巴黎。1903年优素福·阿克楚林返回俄罗斯，在喀山办报、写书。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胜利，他到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政治史，出版杂志。1920年代协助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当选为议员，是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文化和政治顾问，世俗化政策的支持者。1931年优素福·阿克楚林领导成立土耳其历史学会，1935年逝世。

因此我们可以说，辛比尔斯克不仅是俄国革命发祥地，也对土耳其建国产生了重要作用。

多年后回过头去看，1961年发生在穆罗姆市的这起事件，无疑是加速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破产并影响苏联历史进程的悲剧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1961年6月26号星期一傍晚，“奥尔忠尼启则”厂工长尤里·科斯季科夫酒后回家，途中决定跳上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搭便车，结果失败，头部坠地受重伤。市公安局长巴甫洛夫恰巧路过，试图摇醒科斯季科夫，后者大概说了什么，令局长十分不爽，要求手下警员教训教训这名25岁青工。上级的指示就是命令，于是科斯季科夫被扔进关押小流氓的第10囚室，当时已经气息奄奄。次日早晨，科斯季科夫的媳妇发现他躺在公安局院子里，脸上血肉模糊——牙齿折断、颅骨破裂。最终科斯季科夫因脑出血送医不治身亡。

6月29日，约12000人的“奥尔忠尼启则”厂举行自发集会，许多人坚信科斯季科夫被警察暴打致死。检察院和验尸官之前做出的结论无法令众人满意，认为本地专家跟当局沆瀣一气，要求从州首府弗拉基米尔市或莫斯科市找人来重新鉴定。但检察长以缺乏犯罪事实为由，宣布科斯季科夫死亡一案结案，拒绝听取工人们的意见。事态随之升温，有人提议6月30日出殡队伍游行到公安局示威抗议。

作家列夫·乌辛斯基在文章《穆罗姆-1961》中透露，6月30日当天点燃汽油桶的那颗火星，其实是民间志愿纠察队（译注：类似治安联防队）的一个令人费解的举动：把科斯季科夫的棺材拖出车外。科斯季科夫母亲看到后发出尖叫，这声尖叫如同行动指令，无数石块飞向公安局窗户，警察立刻夺门而逃。一名惯犯谢尔盖·杰尼索夫跳上掀翻的警车，扯开衬衫露出伤痕，宣称遭警察殴打（实际是被亲兄弟打的），自己侥幸未死，科斯季科夫却没挺过来。他话音刚落，民众大喊“打倒法西斯！”开始持械冲击公安局和当地克格勃机关。

公安局多处起火，消防车赶来但无法靠近。关在牢房的数名嫌疑人被连扯带拽放出，因为他们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不敢贸然行动挨枪子儿。其实没人开枪，警察已被迅速击溃，一些前科犯掌握了主动权。这些人逐间搜索办公室，砸毁家具、电话、打字机，撬开保险柜焚烧刑事案件材料，并把找到的武器分发给人群中的同伙。

记者亚历山大·苏哈列夫和尤里·沙塔洛夫日后调查时注意到一个有趣细节：捷尔任斯基和列宁半身像被愤怒群众推到角落以免受损，而在公安局外正有多名警察挨揍，谁也逃不脱，副局长莱辛受重伤。混乱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州执委会主席吉洪·苏什科夫意识到当地部门已经靠不住，亲自到场跟暴动群众对话，结果遭遇一阵嘘声。他又从弗拉基米尔市内务部警校调来200名学员，这才将人群强行驱散。第二天上午，其他工厂的工人和警校学员一块儿把受损的公安局收拾干净，但68支手枪、约1000发子弹，以及包括侦查档案和刑事案卷在内的数百份重要文件消失得无影无踪。

穆罗姆这边的调查尚未正式结束，7月23日，州西北方向的亚历山德罗夫市又出事儿了。

正如列夫·乌辛斯基在文章《亚历山德罗夫-1961》所言，当时有两名从扎戈尔斯克来的士兵，喝醉后行至广场，被市公安局头头逮捕，期间发生争斗。群众闻讯聚集抗议，大家都听说了穆罗姆发生的暴动，强烈要求释放“蒙冤挨揍者”。同时，政府和警方并未吸取穆罗姆事件经验教训，表现既胆怯又踌躇。12位围困在办公室的警察朝天鸣枪364响无效，两队徒手士兵赶来营救亦无效。多亏少先队之家女主任娜杰日达·沙普金娜挺身而出，劝说阻止约50名愤怒群众，12位警察才得以活着离开。

市公安局被捣毁焚烧后，人群连夜前往附近监狱，因为传言说两名军人被转移到那里（实际转移的是其他嫌犯，两名军人已移交部队）。群众投掷石块、封堵值班室窗户、焚烧停放的车辆。狱警见势不妙开枪射击，打死4人，打伤11人。7月24日凌晨2点，帕维尔·科尔任科少将指挥的内务部队“捷尔任斯基”师一部抵达现场平息暴动，消防队随即展开灭火。

最后，穆罗姆市“奥尔忠尼启则”厂多名干部被开除，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克格勃分部负责人等多名官员免职，参与暴动者被捕19人，3人判处死刑，其余刑期不等。亚历山德罗夫市暴动共起诉9人，4人判处死刑，另5人监禁15年。

1929年，苏联推进工业化急需进口大量机械设备。为获取资金，政府开始集中抛售古董珍玩——包括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画作。

俄罗斯历代皇帝在冬宫收藏的各国名画可谓琳琅满目，对这些珍品的集中抛售后来被称作“埃尔米塔日灾难”，持续三载之久直到1932年。研究者指出，早在1928年2月，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国立俄罗斯博物馆就被要求编制提交一份总价值200万卢布的绘画出口名单。博物馆工作人员曾试图阻止但失败，几乎每幅名画都被定价待沽。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发放出口许可证，“古董办公室”负责销售，布尔什维克画家埃内斯特·齐瓦尔特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估价，最后送往伦敦和柏林的拍卖行面向各国买主。

据统计，三年间总共从冬宫展厅和仓库挑选了2880件画作拍卖，其中350件具有重要艺术价值，59件被公认为世界名画，包括委拉斯开兹、鲁本斯、提香、拉斐尔等古代巨匠作品。

今天看来，这些名画的成交价格十分低廉，博物馆方面估计至少低于市场价2倍。部分原因在于大萧条时期极少有买家愿意掏几百万买一副画。

即便如此，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银行家、收藏家安德鲁·梅隆还是成了最大买主。他先后豪掷6654000美元购得21件名画，其中包括：拉斐尔的《圣乔治与龙》（745000美元）、《阿尔巴圣母》（1166400美元）、提香的《镜前维纳斯》、扬·范艾克的《天使报喜》、《伊莎贝拉·勃兰特肖像》、波提切利的《三博士来朝》等。梅隆死后，这些巨作全部捐赠给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加卢斯特·古尔本基扬号称“亚美尼亚第一位亿万富翁”，在中东大发石油财。鲁本斯的《海伦娜·福门特肖像》、伦勃朗的《帕拉斯·雅典娜》、《老人肖像》、伦勃朗的《提图斯肖像》等被他收入囊中。这些巨作目前分散在多个博物馆。

参观冬宫的普通访客注意到展品消失，往往将此归咎于博物馆工作人员，甚至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写举报信。解说员亦被告知不得当众谈论这个问题。

所幸在大家共同努力下，1931年4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了不得外销的画作名单。1932年斯大林复信后来升任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馆长的约瑟夫·奥尔别利，称“已禁止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接触博物馆东方部藏品”。工作人员拿到这封信如获至宝，宣布凡是涉及东方元素的西方艺术作品统统不准卖（比如描绘了东方物品），成功索回11件名画。然而遗憾的是，政治局做出决议之后仍有至少8件作品被售出。

除绘画外，当年苏联政府还出口了一批古代手稿、珠宝、钱币、家具、金银器等珍贵物品。据历史学家估算，“古董办公室”所获资金仅占国家总收入的1%，对工业化进程并无突出贡献，却严重损害了全民文化遗产和苏联的国际声誉。1933年1月中央宣布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卖艺术品换钱变得不再急迫。纳粹党在德国崛起，“古董办公室”随之失去了重要的销售渠道。1933年斯大林指示主管文化和宣传工作的阿列克谢·斯捷茨基了解情况，后者促使政治局最终于1933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明令停止从埃尔米塔日或其他博物馆出口画作。

这是一道快速而美味的料理。

所需食材：

鸡腿：4个
圆葱：1个
菌类：300克
奶酪：100克
盐：酌量

步骤：

鸡腿肉切小块，撒盐和你喜欢的调味粉，拌匀，摆在烤盘内腌制。

洋葱切碎，炒至焦黄色。

菌类提前洗净、改刀，与圆葱同炒，待汤汁蒸发，酌量撒盐。

最后把蘑菇、圆葱和鸡腿肉混合，顶部覆盖奶酪，置于烤箱200℃烘烤二十分钟。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命令提高酒类产量、增加饮酒场所数量。1950年代初苏联侦查机关发现，古比雪夫私酒贩子田吉兹·阿拉比泽利用管理当地酒厂之便，靠制造私酒赚取数十万卢布。他将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输送给远在莫斯科的“保护伞”——葡萄酒酿造业总局副局长尼古拉·米尔卓扬茨。

当时参与调查这起大案的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官员费奥多尔·涅夫佐罗夫和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ОБХСС)的同事，他们讲述了国家干部尼古拉·米尔卓扬茨怎样把巨大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由于他可以任命苏联任何一家葡萄酒厂的负责人，所以获得这桩美差者自然要好好孝敬米尔卓扬茨。

通常而言，从格鲁吉亚出来的人都挺有钱。国安部门老同志主办的《克格勃信息》杂志曾报道说，米尔卓扬茨手下最大的“孝子贤孙”叫田吉兹·阿拉比泽，以前当过第比利斯浴池-洗衣店联合企业的领导，在某个公共浴室秘密开设妓院，获利20万卢布，对于交“保护费”一类规矩并不陌生。他为了当上新成立的古比雪夫葡萄酒厂经理，向米尔卓扬茨行贿17万卢布。

阿拉比泽和喽啰们的赚钱计划其实不复杂：从格鲁吉亚采购桶装酿酒原料，其浓缩物所含糖分和酒精高出国家规定值，所以稀释装瓶量也就比计划多1.5倍。由于玻璃瓶不够用，他们在酒厂附近开设空瓶回收点，每个5戈比，吸引了整个古比雪夫的市民来排长队卖瓶子。

而且阿拉比泽销售私酒的路子也很宽：无论单位食堂、餐厅或商店，凡卖酒的地方，打点打点就能谈成。ОБХСС侦查发现，阿拉比泽的酒厂一年灌装了3.5万瓶（约25吨）计划外私酒，还都是缺斤少两、兑水、兑劣质酒精的。瓶身标签用一台偷来的印刷机印制。每个月犯罪收入几万卢布。

那么，这帮家伙究竟是如何露馅的呢？原来，1950年初费奥多尔·涅夫佐罗夫受上级指派，调查几名从苏联各地来莫斯科活动的旅客。他们行为举止十分可疑，长期住宾馆不说，还经常进出高级餐厅大吃大喝。ОБХСС的线人反映，这些外地客涉及葡萄酒生意。他们某次醉酒后因琐事与人吵闹斗殴，最终招致警察干预。

涅夫佐罗夫经过一番工作，认为事情并不简单。他察觉这几位阔绰生意人跟米尔卓扬茨有联系，从而逐渐揭开了葡萄酒企业阴谋集团的秘密。此阴谋集团不光在古比雪夫，还在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有同伙，因为上述地方都有葡萄酒或其他酒类的原料厂。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派员到古比雪夫秘密调查，酒厂工人透露：格鲁吉亚来的原料居然一点就着（曾不慎把燃烧的火柴棒掉进酒杯）——“我干这行好多年了，从没见过这种事，跟纯酒精似的！”——于是打开容量为500升的木桶取样化验，糖和酒精浓度果然是规定值的两倍。

田吉兹·阿拉比泽犯罪集团共16人被迅速逮捕。他在格鲁吉亚的供应商先于涅夫佐罗夫抵达国营农场之前携款潜逃，对该国营农场进行盘点，发现库存浓缩原料大量亏空。

田吉兹·阿拉比泽团伙后来的命运我们目前知之甚少，就连他们的刑期也不清楚。至于保护伞尼古拉·米尔卓扬茨，侦查机关在其寓所（一说在情妇寓所）搜出一百万卢布现金，1952年判处10年监禁。

此案告破并未能终结苏联境内的私酒、假酒制造，勃列日涅夫时代及苏联晚期这种事情又多次出现。

1944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特派员关于基洛夫州教师物质待遇问题的报告：

检查结果表明，基洛夫州教师队伍的物资供应和保障情况完全无法令人满意。截至1944年1月1日，基洛夫州共有教师14532人，包括军训教员和军事教师、高级少先队辅导员和人民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及原教师，其中在市镇工作的2785人，在乡村工作的11747人……

1943年2月10日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理事会关于1943年第一季度教师供应品的指示根本没有得到落实。1943年第二季度亦未能全部落实，尤其是煤油和食盐。所以卡伊斯基区鲁德尼科夫学校的教师们压根没拿到盐。大部分地区在销售商品时，与规定额度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三季度除了盐和火柴之外，教师买不到任何定额内供应品。糖、甜点、茶叶、肥皂和煤油概无销售。

苏联人民委员会1943年8月29日做出的16614р号决定，责成内外贸易人民委员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理事会在1943年9月-10月期间改善乡村教师物资供应，销售一次性定量配给，包括800克糖、100克茶叶、4千克盐、40千克蔬菜和土豆（提供给没有自家菜园的疏散后送教师）、两块洗衣皂、1块洗脸皂、10盒火柴、4升煤油、1.8千克肉和鱼，费用由地方农产品收购部门承担。该一次性定量配给迟至11月才发放完毕，13087名教师总共从消费合作社收到11653份，且欠缺部分商品，比如仅1391份含有肉和鱼。州消费合作社联合社不掌握蔬菜和土豆发放情况的数据。纳戈尔斯基区、比谢尔洛夫斯基区、久兹丁斯基区等地的教师未收到煤油，而在另一些地区，发放的是1.2升或3升而非规定的4升煤油。

在实行票证配给制度的城市和区镇里，教师商品供应情况同样不理想。基洛夫市有专门的市商业局教师商店，面向全市1084名教师及家属，但食品供应不充足。故而第四季度本该按计划供应：肉4762千克、油脂1158千克、谷类3402千克、糖1158千克，实际发放：肉3239千克、油脂725千克、谷类1444千克、糖697千克。这样一来，1943年第四季度实际配给情况如下：户主和儿童全季度足额配给肉。户主、儿童和被赡养者（译注：此处似专指年迈者）10月份足额配给谷类、11月份户主和儿童配给80%、12月份未配给。户主和儿童10月份、12月份足额配给油脂、11月份未配给。户主和儿童10月份足额配给糖、11月份半额配给（且人数不足60%）。也就是说，被赡养者仅在10月份获得部分配给。茶叶、盐和火柴则属于定期配给。

1944年1月份票证配给食品的情况极不理想。1944年2月统计，市商业局商店上月度共售出400千克肉，仅够保障38%的持证户主的肉食需要。1月份其他应配给食品根本未售出。向农村学校教师供应口粮的情况同样不合格。上希热米耶斯基区教师12月底才收到当月口粮。博戈罗茨基区圣诞小学1944年1月22日才收到本月份前半个月的口粮。博罗姆斯基区口粮发放经常推迟3-4天。1943年11月21日之后，州内许多地区的500克面包定量未得到长期执行，往往被地方政权机关下调……

教师的集体伙食也不合格。残疾人手工业合作社联社“头等”互助会食堂负责基洛夫市教师集体伙食。1944年1月接待2957人，其中592人是教师。该食堂储备不足，没有为教师们单独提供食物。1944年1月本应按计划为2957人供应1吨肉、500千克鱼、319千克油脂和1吨谷类，实际仅做到386千克肉、168千克油脂和1357千克谷类，蔬菜、土豆付之阙如。结果造成午餐品质极其恶劣，1月份只提供两道价值45戈比的肉菜，其中9天更是只有价值7-8戈比的午餐（食堂周末不开放）。7戈比午餐包含：无油面糊糊和40克供应证（额度内的）谷物，8戈比午餐包含：无油燕麦汤和40克供应证谷物。整个1月份食堂饭桌上未见蔬菜。

因此，基洛夫市教师队伍的营养状况完全无法令人满意，已有60人患营养不良症，包括市“屠格涅夫”第7中学校长П.К.马留金、第9女子中学数学老师Д.И.奥季诺科夫等。某些营养不良的教师必须入院治疗，例如托尔琴娜（迪姆科沃不完全中学）、德罗博蒂（“共产国际”学校）、扎尔尼岑娜、奥柳宁娜、阿布拉莫娃、А.Ф.梅利尼科娃等人。

基洛夫州各地区中心的教师集体伙食状况同样很差，至于地区边缘的教师，除极少数外根本没有集体伙食……苏联人民委员会1943年8月26日《关于改善乡村教师服装和鞋靴》的决定(№16424р)未得到商业组织执行，该决定建议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理事会于1943年第四季度给每位乡村教师发放价值500卢布的工业品。为落实此决定，总共需要5826500卢布的工业品，实际送交2111000卢布，仅占需求量的36.2%……

工业品供应不足的后果是，教师（尤其疏散后送教师）缺乏保障，个别人急需衣服、鞋子的窘况确实存在。比如达罗夫斯基中学老师Г.А.博格丹诺夫和Б.А.列昂季耶夫，他俩被疏散后，甚至不敢在课堂上脱大衣，因为裤子已经破的不像样了……所以，苏联人民委员会向教师提供日用工业品的决定，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没实现。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特派员В.В.皮扬科夫
基洛夫州

（儿按：基洛夫州在战争期间属于大后方，未受战火直接波及）

延伸阅读：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大概很少人知道，俄罗斯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伊利亚·列宾既不接受十月革命，也未在苏联领土上生活——尽管他屡次被邀请回国，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

列宾有过两次正式婚姻，与前妻薇拉·舍夫佐娃生育四名子女。苏联艺术学家阿列克谢·菲奥多罗夫-达维多夫在书中写道，这些孩子十月革命后主要居住在芬兰，即库奥卡拉的“佩纳特”庄园。

长女薇拉·伊利尼奇娜，离开亚历山大剧院之后在父亲的庄园生活一段时间，迁居赫尔辛基直到1948年逝世。次女娜杰日达小薇拉两岁，曾在医院工作，因罹患精神疾病与父亲同住，几乎不离开房间，1931年过世，只比爸爸多活了几个月。

小女儿塔季扬娜（和丈夫亚泽夫）在列宾死后移民法国，她是兄弟姐妹中最长寿的，1957年逝世。

列宾独子尤里排行老三，追随父业成为一名画家。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在芬兰工作生活，可惜始终没能取得艺术上的成功，1954年跳楼自杀。此中原因之一是他儿子季伊在苏联境内失踪，尤里曾致信苏联国立文学馆馆长邦奇-布鲁耶维奇和斯大林询问下落，未获回复。

苏联传记作家索菲娅·普罗罗科娃认为：列宾“不理解革命”，故拒绝返回革命后的俄罗斯，《俄罗斯报》的一篇文章也提到苏联政府高层多次邀请伊利亚·列宾回国（普罗罗科娃称为“沟通不畅”）。画家本人提出的条件是：“把十月革命后征用的银行存款还给我”（数额可观），苏联政府对此报以“外交式沉默”。

所以除了季伊·列宾，伊利亚·列宾的后人都不曾踏入苏联领土。索菲娅·普罗罗科娃在其1960年出版的《伟人生活》系列《列宾》一书中对画家孙子的悲惨遭遇更是只字未提。

谢尔盖·舒米欣在《天才之孙出奔》一文中透露了季伊的命运（这份材料得到丘古耶夫市“伊利亚·列宾”艺术纪念馆藏资料和解密档案的证实）。原来，季伊·列宾1930年代希望进入祖父的母校——列宁格勒无产阶级艺术学院（原全俄艺术学院）深造，被苏联政府拒绝。又报考巴黎艺术学院，未录取。

结果他思来想去还是向往祖父母校，遂于1935年2月28日偷越苏芬边境，遭国安部门逮捕。季伊表示自己越境目的是进入苏联求学念书，国安人员不信。1935年7月，季伊被以“专门派往苏联从事颠覆活动的恐怖组织成员”罪名枪决。

尤里·列宾至死都不知晓儿子命运，他相信季伊就在苏联某处生活工作，只是不愿露面而已。1991年季伊·列宾作为斯大林镇压遇难者获得平反、恢复名誉。

延伸阅读：

“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19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的亲弟弟亚科夫·伊里奇问他是否相信共产主义。据亚科夫后来回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回答：“你说什么呢，亚沙？什么（脏话）共产主义？皇帝被杀了，教堂被炸了，人民总得相信点儿什么……”

1970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初次会见勃列日涅夫，曾听他用赞成的态度讲反苏笑话，可见其立场。

其中一个故事版本是这样描述的：“一名宣传员到集体农庄宣讲共产党为民谋福利的丰功伟绩：同志们，如今大家人人能吃饱、人人有房住，衣服够穿，还有钱每年买新鞋！话音刚落，坐在墙角的老奶奶说（勃兰特回忆，勃列日涅夫学着老女人嗓音）：哦，是的！就跟有皇帝那会儿一样！”

故事第二个版本则称，勃列日涅夫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勃兰特。勃兰特接受采访称：“我记得，他（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给我说了个视察集体农庄的笑话。他当时在大厅里对着集体农庄农民讲话，谈起当前五年计划即将取得的成就——孩子们每天喝牛奶，所有人每星期吃一次肉，钱足够花，每年都能买新靴子，妇女们每年至少买两块布料做衣服。然后，勃列日涅夫说，大厅后排有个老太婆发言：‘总书记同志，可以提问吗？’他回答：‘可以，请讲。’老太婆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想让我们相信，一切很快会跟皇帝统治时期一样好吗？！’”

勃列日涅夫分享给勃兰特的政治笑话大概不止一条。勃兰特还记得另一个故事，说：勃列日涅夫死后到了阴间，遇见尼古拉二世，后者问：

— 嘿，廖尼亚，我们干的怎么样啦？军队强大吗？世界畏惧我们吗？
— 是的，皇上，我们已经征服半个欧洲，并将继续前进。
— 那就好。廖尼亚，国内政权稳固吗？
— 很稳固，皇上，不比你那会儿差。
— 伏特加还好喝吗？还是38度的？
— 不，皇上，如今都40度了！
— 听着，廖尼亚，就为了这两度，值得发动革命吗？！

勃兰特和他的随员还记得，他们再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勃列日涅夫问：“你们知道马克思如果今天活着会怎么说？——全世界无产者，请原谅我！”这一则轶闻从勃兰特嘴里传遍德国和东欧，某位匈牙利共产党干部表示听后深感震惊。

再者，勃兰特同勃列日涅夫初次见面时自己也说过反共笑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是什么？资本主义人剥削人，而社会主义相反！”勃兰特表示勃列日涅夫喜欢这个笑话，鉴于上述情况，毫不稀奇。

曾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迫害过持不同政见者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将军表示：“人家说，他（勃列日涅夫）以前担任州委秘书的时候，处理过一起逮捕传播反苏笑话者的案子。勃列日涅夫要求查清楚笑话内容，以及是怎么传播‘反苏’的。结果发现，笑话之一是此人排队买牛奶时说的，之二是他买到变质面包跟人吵嚷时说的。勃列日涅夫宣布，此人没什么好抓的——我们不应该斗争讲笑话的人，而应该斗争那些供应变质面包和制造买牛奶长队的人！”

勃列日涅夫至少在1930年代末就已经把苏联的“宗教”——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等同为邪恶空虚的无稽之谈。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跟当时的意识形态负责人、后来的反苏分子雅科夫列夫的一段对话中得知。雅科夫列夫回忆，这段对话使他第一次发觉，苏联最高领导人根本不信教，却以宗教的形式进行统治。雅科夫列夫写道：“……我本人保证，当勃列日涅夫谈论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时候，他是虚伪的。有一回在扎维多沃的座谈会上，勃列日涅夫说起他在第涅伯罗彼得洛夫斯克（1930年代末）工作时，如何被推荐担任负责意识形态的秘书职务。勃列日涅夫说：‘……我极力谢绝，因为我讨厌这种东西，不喜欢研究没完没了的废话……’说完，勃列日涅夫抬头微笑看着我，补充道：‘就是这样’。”（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另一句话也表达了类似意思：“意识形态？与我无关。我们党有苏斯洛夫主管这摊事儿。”

另外，苏共中央总书记对苏联制度的稳定性及其导致的人民道德素养评价不高。
据他侄女回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某次谈话时说：“要改革就改革吧，来吧！我甚至不敢大声打喷嚏。上帝禁止滚石头，（因为）雪崩紧随其后。咱们的人民，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自由，也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会引发混乱。人与人之间的撕咬……就要开始了。”

前苏联和现代俄罗斯的精英特战力量——“阿尔法”小队成立于1974年7月29日，但长期执行的是保卫外宾、护送政治犯或异议人士同西方交换之类任务。直到1979年3月28日，他们迎来了首次作战行动。

根纳季·扎伊采夫少将1977-1988年担任“阿尔法”小队指挥员，他曾在采访中详谈这次行动。3月28日早晨，乌克兰赫尔松市居民尤里·弗拉先科携带自制爆炸物进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控诉称自己无法进入莫斯科大学读书，要求美国方面替他解决“赴美上学”问题。

情况迅速报给时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他立即命令“阿尔法”小队抵达现场。计划是尽量跟恐怖分子谈判，但为了以防万一，安德罗波夫批准扎伊采夫动用武力。美国大使馆也同意了在使馆内开枪的方案。

扎伊采夫回忆，行动和谈判之初他就怀疑弗拉先科心智不正常，后来果然证实该人患精神疾病。和疯子进行沟通十分困难，这次亦不例外，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宣告失败。恐怖分子拒绝交出爆炸物，右手始终放在点火位置，随时准备引爆。

最后决定发起强攻的是安德罗波夫本人。“阿尔法”小队试图向恐怖分子右肩和上臂开枪打掉爆炸物，可惜未能奏效。弗拉先科躲入一间办公室启动炸弹，幸而只发生小规模爆炸，部分家具损毁燃烧，其本人受致命伤。

根据亚历山大·谢韦尔在《克格勃特种部队解密》一书中的说法，事后检查发现，自制爆炸装置分为三部分，其中两个隔舱装填火药和TNT炸药，第三隔舱的苦味酸由于储存失当未被引爆，才使得大使馆免遭严重破坏。

这起事件除财产损失和恐怖分子殒命之外无人伤亡。大使馆任务虽然称不上圆满完成，但在1979年末，“阿尔法”小队通过攻占阿明宫殿的行动证明自己确实是一支强悍可靠的特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