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至今，总有人哀嚎“人民失去了怎样的国家”。本文简单摘录互联网上一些只言片语，希望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请注意，个别回忆描述听起来像都市传说，这自然是难免的。

“……黑海度假结束，我们坐车回家。大巴车半路坏了不能前进，司机一检查，发现连接燃油装置的某根橡胶波纹管破了。于是套上几个安全套，凑合着跑完剩下300公里……”

“……我父母离开拉脱维亚，到科加雷姆市住了几年。我妈原来是专职教钢琴的老师，结果派她去挥舞铲子卸水泥……”

“……35戈比的圆珠笔不能用来写字，但可以在墙上凿个洞，把螺丝钉拧进去……”

“……9年级和10年级之间的暑假棒极了，去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交流旅行。幸运名单提前一年公布，大家想方设法挤掉别人、换上自己，没人相信你这么渴望去布拉格仅仅是为了看建筑。犹太男生女生从开始就没列入名单，这事儿不必明说，也不用讨论。当同学们从布拉格回来，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色胶底运动鞋，鞋面印着捷克斯洛伐克三色旗……”

“……你们还记得吗，八十年代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学校食堂出现带吸管的纸盒果汁、新西兰黄油和色彩鲜艳的芬兰果酱。包装盒都留下了，试图让它们焕发第二次生命……”

“……最酷的跑鞋是‘苏联阿迪达斯’，因为总跟礼服正装搭配着穿……”

“……本市最酷的商店是二手寄卖店，因为那里有一台进口双卡带录音机……”

“……食用熏香肠，宜利刀薄切，务求片片如纸同，能随轻风入云中。因为您下回再看见这东西，已经是半年后了……”

“……您是否曾在电影院门口被共青团员巡逻队检查日记本？”

“……新年夜强打精神熬着不睡觉，就为了凌晨3点收看‘外国节目’，比如东德电视台、玛丽莱·罗多维奇、卡雷尔·戈特和意大利歌曲……”

“……那时候认为‘麦当劳’属于高级餐厅……”

“……9月1日，我带着封面印有‘奥林匹克-84’图样的日记本走进学校。这个图样是按照‘国际旅行社’宾馆垃圾桶内寻获的一个可口可乐罐体图案不精确描摹复制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牙科仍然使用19世纪的某些技术。举个例子，补牙的充填料是1885年某位德国人发明的，成分完全相同。一旦投入量产，他们没什么理由改变。还有绳索传动的低转速钻牙机，你见过这东西吗？砒霜‘杀神经’止痛术呢？也是19世纪产物，而最糟糕的是根本不止痛……”

“……还有手表，自然是‘火箭’表的外壳加‘胜利’表的机芯。六十年代末父亲把自己手表传给儿子，属于全社会司空见惯的做法……”

“……有个狡黠的幼儿园女老师，带孩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偶尔会领上3、4个娃娃去附近食品店买那些按人头限购的东西……”

“……很多东西在1980年奥运会之前消失了，甚至黄油。于是所谓的‘面包片黄油’闪亮登场，主要原料是水……”

“……莫斯科郊外有一家机械制造厂，还有水泥厂和钢筋混凝土构件厂。白班结束，也就是下午四点之后，几乎每一丛灌木底下皆坐着工人。到了夜里九点，他们或被老婆揪出、或自己手脚并用爬出。这些无产阶级的宿舍除了桌子、柜子再没什么像样家具，最高级的文化用品乃是退伍军人纪念相册。从1985年起家家户户门口飘出劣酒味儿，因为都在酿私酒呢……”

“……1975年我妈在莫斯科生下我妹，她讲的经历我永远不忘：首先他们把她衣裤剥光，再用生锈的剃刀刮毛，而且床上没铺床单……”

“……粘飞机模型要用到二氯乙烷溶剂。我记得我爸破口大骂，说二氯乙烷在他们研究所是当作有毒物品保管的，居然做成胶水卖给小孩子。他说的对，这种物质通过吸入、口服或皮肤接触可能损害肝、肾、肺和神经系统……”

“……1987年，一个小男孩的玩具枪包括М-16А1、巴拉贝鲁姆P-08手枪和伯莱塔92F手枪，都是父母从国外买的。但这些高级玩具没什么用，因为无论如何不可拿出家门。傻瓜都知道楼下那帮小混蛋要么直接抢走要么扔树上：‘少跟我臭显摆，我没有你凭什么有’……”

“……当年我在学校拥有绝对的瑰宝——铝制小手枪，是我拿100张口香糖包装纸换的。这玩意儿的确没啥用，但来自同学的艳羡和尊敬却是顶级的……”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有人送我爸爸一个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我爸从来是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于是连续两年给打火机注油、换火石，直到最后用裂了……”

“……1986年列宁格勒‘伏龙芝’百货商店，我被乐器柜台孤零零摆着的一个乌克兰铃鼓惊到了……”

“……冬天一些妇女（包括小姑娘甚至男人）不用安全卫生的唇膏，而用‘貂牌’凡士林硬膏涂嘴唇……”

“……想起这事儿我就打哆嗦：乌拉尔某城市的小吃店，出售颜色像淡茶水的液体，女服务员认为这就是浓咖啡……”

“……我奶奶至今留着一些苏联时代买的储备物资。当我看到1981年生产的像石头一样梆梆硬的一袋盐，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勃列日涅夫时代自行车价格相对低廉（就这样也得攒钱），但备用零件总是短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气门嘴难弄，引得个别人做贼。比如你把自行车停在面包店外1分钟，出来就发现气门嘴被拧走了……”

“……六岁那年冬天我妈领我去门诊部。从外头进来一个女人，可能是被到处缺货惹烦了吧，竟提出想买我身上穿的儿童皮袄……”

“……不久前奶奶对我说：你别把小块肥皂都扔了，应该拿旧的化纤袜子装好继续用……”

“……法国著名演员热拉尔·菲利普严重冒犯了全体苏联妇女的尊严。这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临走前跑到商店买买买，回去就在巴黎举办苏联女式内衣展。法国人对苏联内衣的款式、颜色和面料感觉不可思议，大姑娘小媳妇看见苏联纺织工人的奇思妙想，被逗得嗤嗤笑：淡蓝和粉红的衬裤仿佛退了色，长棉袜的花色和质感活像瓦楞纸板……”

“……条纹阔腿裤特时髦特流行！用窗帘缝的……”

“……某个认识的叔叔到阿拉斯加办事，花12美元买了双美国产儿童冬靴。但大人禁止我穿去学校，只能出门做客穿，因为在学校会被瞬间偷走……”

“……领退休金的老军人住着拐杖排‘优先队’，也就是跟普通排队者平行，颤颤巍巍一个挨着一个。这事儿我可忘不了……”

“……每天上完8小时的班，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你想想看，现在的时尚杂志《女职工》当年会刊登怎样用丈夫旧衬衫给孩子做衣服的建议——这不是笑话……”

“……1978年莫斯科，百货商店开业，我特意早去免得排队。顾客越聚越多，大门一开蜂拥往里挤，某位男士的手指被门边的装饰格栅卡住了，随即被旁人撞倒，手指断裂……”

“……我忘了具体什么情况，反正有个卖肉的欠我爸爸不少。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吃肉不成问题……”

“……为了去拍护照相片，问邻居借‘阿迪达斯’运动服穿。这是真事儿，不是编的段子……”

“……日本磁带的包装膜留着不扔。用刀尖仔仔细细从侧面划开，做成取放磁带的‘小抽屉’，或者就把普通的苏联磁带插进去，反正一眼瞧不出来……”

“……学院发食物‘餐包’，既有稀缺商品，也有大麦米这种没人要的玩意儿。起码八十年代的彼得堡是如此……”

“……我们大学附近（1989年前后）有个店‘投放’波兰化妆品……正门紧闭，顾客涌到后门抢购，深冬12月大排长队……后来传出消息说不卖了，店主把货藏起来给二道贩子留着呢……哎呀，那种愤恨，冻在脸颊的泪珠，还有屈辱感，简直了。这事儿千真万确，天寒地冻站5个小时，我的脚都快冻坏了，就为买几管口红，可能还买别的……”

“……我爸酒量不行，但逢着节日还是愿意喝点儿。小摊买两杯克瓦斯，却不能走远躲开那些醉汉，女售货员会喊：‘站窗前让我看见你们’，生怕把杯子给拿跑了……”

“……我妈以前在食堂工作，七十年代的时候她给我讲过一位从集体农场往城里运牛奶的送货员如何被警察抓现行的故事。这伙计停车在路边，每桶牛奶倒出些来，再往里掺水稀释，随地捡个木棍搅拌……”

“……格鲁吉亚和克拉斯诺达尔的茶叶分等级，最差的二级搀着碎草木屑，‘特级’则是‘本土茶’和印度或锡兰茶的混合品……”

“……商店摆着桦树汁罐头，巴掌长短的腌黄瓜和腌菜。没肉。集市上有肉，但比商店贵好几倍。售货员先把骨头拿出来卖，骨头卖光了才卖肉……”

“……我曾经买回一个写着‘午餐’的罐头，用土豆、圆葱和大蒜炒了，很好吃。第二天人家告诉我这是喂猫的鸡肉罐头。但确实好吃啊！比如今俄罗斯的那些给人吃的肉罐头更好！”（摘自开战斗机叛逃日本又定居美国的维克多·别连科的回忆录）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有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

“……进入罗斯托夫，找到汽车宿营地……领回床单——这件事我得专门讲讲——感觉不但没洗净，而且潮乎乎的。展开一看，我们都惊得心悦诚服：床单有个大窟窿，但是他们折叠的特别巧妙，你去领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

“……莫斯科‘索科利尼基’体育场举行苏联-加拿大青年冰球赛，结果以悲剧收场。加拿大人出于好意派发口香糖，不料引起争抢踩踏，21人身亡……”

“……拿旧裤衩或旧汗衫做月经带，剪成几个长条形缝在一起。使用后洗净（煮沸），晾干……”

“……秋季为了保持足部干燥，先往脚上套塑料袋，再穿靴子。当然，塑料袋是洗过晾干重复使用的……”

“……有一回堂兄从远东来做客，捎给我家一箱橙子。我们把橙子拿到外面像球似的滚来滚去，直到有人指出这是水果……”

“……厕纸永远供不应求，所以但凡看见哪儿排队一定要挤进去。而且大家都尽可能多买（限购），十卷、二十卷用绳穿起来，手里拎、脖上挂……”

“……你去买土豆，发现小得像豌豆，偶尔还有烂的，而且摆成一排不准拣选。刚想动手，女售货员立即尖叫：‘挨着拿，不让挑！’去的晚了，牛奶只有别人买剩下的，要么漏了要么涨袋了，你拿起其中还算像样的，小心翼翼捧回家……”

“……我记得一位朋友的的故事，她是萨哈林人。那个地方常有从日本漂来的各种垃圾冲上海岸，当地人就收集起来，倒不是卖废品，而是取用其中可‘回收’的东西——小盒子、小罐罐之类，以及日本旧鞋……他们把鞋面、鞋帮切掉，只留鞋底，再自制上半部分粘牢。据说人人都穿这种‘便鞋’……”

延伸阅读：

重返苏联便捷指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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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初加拿大安大略省“加里·卡普”青年冰球队访问苏联进行友谊赛，计划举办五场赛事：对阵苏联青年联队两场、莫斯科“斯巴达克”队两场、“苏维埃之翼”队一场。这次访问系“箭牌”口香糖公司赞助，加拿大队员按照合同条款每人携带15千克口香糖，要求在比赛期间分发给观众，公司派代表随行，使用电影摄像机拍摄以做广告素材。

当时的苏联不生产口香糖，进口货广受苏联中小学生追捧，孩子们经常在街头围着外国游客索要，除非家里大人有机会去西方出差买回。老师和辅导员千方百计跟口香糖作斗争，吓唬学生咀嚼口香糖会得溃疡和胃炎，强迫他们当众吐出，在班会上公开批评，并叫家长到校聆训。

3月10日在索科利尼基体育馆举行第三场比赛，友好的加拿大人免费分发口香糖的消息早已传遍莫斯科各学校，所以4500名观众大部分是青少年。加拿大代表团照例抛撒口香糖，同时拍摄苏联学生兴高采烈争抢的画面。但看台布置了军人和警察，他们尽可能阻止观众弯腰捡拾。也就是说许多人第一时间没拿到。

当晚虽然座无虚席，但索科利尼基体育场负责人却脱岗外出，副手认为一切顺利也走了，只剩值班管理员和醉酒状态的电工留守现场。比赛结束之际，忽然传说剩余的口香糖将在加拿大队乘坐的大巴车附近赠送！那时的索科利尼基体育场只有四个出入口，距离地铁站最近的、也是距离大巴车最近的东南门锁闭。求糖心切的观众不知情况，集体涌向东南门。电工误以为观众已撤离看台，按错开关过早熄灭了整个照明灯光。

于是兴冲冲的年轻人在黑暗和混乱中发生拥挤，有人跌倒被踩，有人大喊大叫、有人几乎窒息……警察试图把东南方向的观众护送到东北方向，却发现东北门也推不开。结果造成21人死亡，其中13人未满16岁，另外25人不同程度受伤。

法院以《刑法典》第172条“玩忽职守”罪判处体育馆主任亚历山大·鲍里索夫三年监禁、副手缓刑，第79警察局局长和索科利尼基区内务局治安巡逻队负责人分别获刑三年。但同年12月这些人全部特赦出狱，亚历山大·鲍里索夫被任命为“卢日尼基”大型体育场主任。

莫斯科市体委体育设施部部长尼古拉·科济林事发当天在东德汉堡市出差，回国即被免职。

事故发生后索科利尼基体育馆进行了长时间维修改造，拓宽过道、强化照明、减缓台阶倾斜度，出入口楼梯也从四个增加到十个。

由于1980年奥运会开幕在即，国家领导人决定在苏联境内生产口香糖。1976-1977年第一批生产线在比斯克、埃里温、顿河畔罗斯托夫、塔林等城市陆续投入使用。

2013年4月索科利尼基体育馆安置纪念牌匾，永远缅怀遇难者。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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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低调？
– 打赢战争、开垦荒地、复兴国家，之后二十年对此绝口不提！
（勃列日涅夫时代笑话）

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名下著作的印数以百万计，强行冠以文学之名，列入教学大纲，共青团员和党员必须阅读并摘抄要点。可到了八十年代末又被成批搬出书店，当作废纸销毁。即使是从电影、文字、长辈口中间接了解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年轻人，多半也听说过封面作者为“勃列日涅夫”的几本回忆录。但这些苏联宣传丰碑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呢？

估计只有最天真、最幼稚的苏联公民才会相信：大名鼎鼎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性接吻爱好者、各种勋章获得者就是他回忆录的实际撰写者。拥护“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之人可能会提出总书记公务繁忙、日理万机，无暇亲自动笔，不得不寻求“捉刀人”协助，毕竟连文豪大仲马不也曾找人代笔吗？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则通过创作嘲讽勃列日涅夫及其“文学作品”的笑话、双关谐语和民谣来抖机灵、找乐子。在所谓“停滞时期”，开这种玩笑肯定比斯大林时期更安全，但也不排除会被有关部门盯上。

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当局不再试图掩盖“勃列日涅夫三部曲”——《小地》、《复兴》和《处女地》——出自他人之手的事实。现存政治局档案和直接参与者的回忆都表明这三本书的作者另有其人。

塔斯社（苏联通讯社）原社长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后来写道：“这本书是历史文献。列昂尼德·伊里奇虽没动笔写这本书，但书是用他自己的话语写的，来自他政治秘书的工作日记。曾经有人问我，《小地》是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写的？我说不是他写的，但他是作者，由擅长文字的人基于他的话语进行文学加工而成。勃列日涅夫并不以行文见长……”

目前普遍认可的说法：《小地》出自苏联著名评论员阿尔卡季·萨赫宁，他曾在《消息报》、《真理报》和《共青团真理报》工作；《复兴》出自评论员、作家、剧作家阿纳托利·阿格拉诺夫斯基；《处女地》出自《真理报》记者亚历山大·穆尔津。穆尔津本人证实这种说法，苏联解体后他对公众分享了关于创作“三部曲”的详细回忆。

据穆尔津说，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出书是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和后来的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想法，也是政治局设法提高领袖民间威望和受欢迎程度工作的一部分。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因为年届七十的勃列日涅夫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逐步恶化，在人民眼中渐渐沦为漫画式人物，成为各种笑料、戏言的主角。

但显然他俩过于乐观，没想到最后帮了倒忙——谁会相信一个说话含糊、常常搞不清自己在哪、身边发生什么的老病之人突然创作力大爆发，一下子写出三本书？

穆尔津说为这个项目召集了一批苏联顶尖记者，根据各人长项分配任务。他本人是农业课题专家，参加《处女地》小组，这本书讲述苏联国民经济领域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开垦生荒地的故事，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虽然形式上只要求大记者们“帮助收集材料”，保证勃列日涅夫日后会亲自撰写或口授回忆录，但从头到尾他们都是在党委领导的警惕目光下代笔写出一字一句。

亚历山大·穆尔津回忆：“这工作很无聊也很复杂，我自己到处寻找当年的垦荒者、地委书记、国营农场经理和哈萨克各部长、各领导，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勃列日涅夫的飞行员、他坐火车视察生荒地时端茶送饭的女服务员等。可毕竟年头久了，各种胡说八道日积月累，叙述中夹杂着吹捧和公然的谎话……”

但“勃列日涅夫回忆录”系列并未就此告终，《工厂喇叭声中的生活》、《祖国情怀》、《摩尔达维亚之春》、《航天的十月》、《关于共产党员的话》之类续作甚至在“署名作者”逝世后依然被收入《回忆录合集》。它们真正的执笔者至今未知，惟《航天的十月》例外——出自弗拉基米尔·古巴廖夫之手。此人跟那些公开自嘲的“同事”们不一样，他是以诚心诚意的态度来做这件事。古巴廖夫本身擅长航天和宇宙探索方面题材，所以被委托撰写总书记回忆录之一，介绍苏联航天成就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核子航天竞赛。

古巴廖夫后来写道：“我很高兴参与这部分工作。关键是我意识到：出现了一个能够如实、公开描述我国航天员和在此领域工作的人的绝佳机会……我以为审查机构不敢删改本书，因为它被冠以威严的、全能的Л. И.勃列日涅夫之名……”

然而天不随人愿。《航天的十月》写完呈送党中央，打算勃列日涅夫寿辰时出版。古巴廖夫得知以总书记助手为代表的“党内高层”已经读过他的书稿并予以放行，于是他相信自己忠实完成了党交办的任务，静待《航天的十月》付梓。岂知勃列日涅夫突然辞世，原计划全乱套了。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本来就对书稿中涉及国防和该领域顶尖专家活动的“机密内容”持反对意见，遂进行全面编辑，大幅度删除了上述内容。最终面世的这本“回忆录”仍然是个阉割版。古巴廖夫说：“删节是机械式的，甚至带着几分怨恨……”

由于外部干扰，书稿描述的一些时间和事件变得不准确，甚至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谬误。当这本书真正作者的姓名大白于天下后，古巴廖夫不得不忍受来自同行的讥刺和嘲笑，虽然他当初并没写错。

亚历山大·穆尔津声称总书记没读过“自己的”回忆录（儿按：此言存疑，本文题图即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上签名），既没见过、也不知晓替自己代笔的是什么人。跟他直接沟通的从来都是党内助手。唯一的例外是《共青团真理报》某工作人员，姓名不详，长时间在他身边陪伴、观察。为什么安排这么个人？因为党内高层的出书计划没想就此止步，已经开始筹备创作下一部“勃列日涅夫回忆录”，题目是《在总书记岗位上》。然而总书记的亡故、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及改革，就像盘旋在苏联国家上空的幽灵，阻挠了他们计划的实施。

那么给勃列日涅夫当捉刀人的报酬有多少？亚历山大·穆尔津说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亲口许诺过金钱补助，可惜未兑现。列昂尼德·伊里奇作为“三部曲”的署名作者，于1979年获得列宁（文学）奖。所以如果按照穆尔津的说法，真正的执笔者没拿到任何金钱、特权住宅或小汽车以酬谢他们“溜须拍马”的成绩。后来亚历山大·穆尔津“因长期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并祝贺其50岁生日”获颁“人民友谊勋章”，阿尔卡季·萨赫宁获颁“十月革命勋章”，他们觉得，这些勋章也算是对他们完成创造性工作的一种奖励。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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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4日，一列运载着100多吨炸药的货运火车途经阿尔扎马斯1号车站，突然发生剧烈爆炸，造成9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若非该车因故晚点，后果恐将更加惨重。虽然政府高层进行了详细调查，但导致爆炸的真实原因一直众说纷纭。

6月4日上午9:32，从捷尔任斯克开出的3115次货运列车驶入阿尔扎马斯1号火车站。车上载有30吨TNT炸药、25吨阿芒拿炸药、5吨硝铵二硝基萘炸药、30吨黑索金炸药、27吨奥克托金炸药等危险品共117.7吨，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的矿场和企业。

列车慢速缓缓驶过道岔，距离车站大楼约300米处突然发出巨响。远距离目击者一致表示看到蘑菇云冲天升起好似原子弹。爆心位置地面形成深10米、直径80多米的椭圆形弹坑，250米铁轨扭曲断裂。车站几百米外151座民房被荡平，823个家庭失去住所。一辆正好在交叉道口等候列车通过的公交大巴上几乎全体遇难，附近另几辆小车的驾乘人员亦未幸免。

事后统计91人死亡（包括17名儿童），700多人受伤，其中约300人伤势严重。城市基础设施受损程度仿佛挨了重型轰炸机群空袭，约200座房屋毁坏到无法修复，其他600多座建筑相对较轻。学校、幼儿园、医院、火车站和全部铁路交通瘫痪，燃气、供电、供水、污水处理和有线电话中断。

不幸中的万幸是，由于该列车在前一个站点被延误，爆炸时跟附近油库尚有一段安全距离。否则一旦殃及油库，伤亡情况简直不敢想象。5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阻止火势蔓延，因供水系统停转，不得不从河道取水。附近4000名群众被紧急疏散。

几小时后，莫斯科军区首长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根纳季·韦杰尔尼科夫率领政府委员会抵达阿尔扎马斯市主持调查工作。1988年的苏联推行开放政策，各路媒体进行报道不受限制。全国各界无不关心高尔基州（下诺夫哥罗德州）这起严重事件，许多城市发起募捐活动。

政府委员会审查了关于爆炸原因的各种猜测，起初认为临近铁轨的燃气管道起火引燃炸药，但这种说法后来被否定。其他版本包括运输期间违反安全规定（一些炸药从袋子里洒漏到车厢地面）、意外火花引爆、炸药自爆等，也不能排除敌对国家特工或恐怖分子袭击的可能性。虽然1988年的苏联社会局势不稳，但未找到人为破坏的确凿证据。

总之，尽管进行了几个月工作，委员会仍无法认定事故原因。公文材料未对外公布，官方结论措辞模糊，表示：“爆炸原因是违反危险品运输规定，混合装载起爆药和炸药”。政府态度含混，社会上自然流传起各种阴谋论。

阴谋论之一称事故当天还有一趟秘密专列进入阿尔扎马斯1号车站，车上载有阿尔扎马斯-16保密行政区（萨罗夫）制造、运往北方舰队的核弹头。该专列由海军陆战队战士押车，是恐怖分子的目标。但此类列车的运行路线和时刻表属于绝密事项，所以这种观点无从证实或否定。阴谋论之二则称恐怖分子的目标就是油库，只是因为列车因故延误，所以爆炸时没在油库近旁，否则损失将更大。

支持阴谋论者以一本1988年普通挂历为依据，主角是男演员奥列格·扬科夫斯基。由于印刷原因，6月4日这一天似乎被“高亮显示”了，而奥列格的腕表指针指向9:35，几乎正好是爆炸时间。阴谋论者相信这绝非巧合，要么是知情者的暗示警告，要么是幕后黑手给袭击者的信号。他们还提出阿尔扎马斯火车站事故后又发生了一连串类似悲剧，比如同年10月4日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火车站大爆炸和次年6月4日的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这倒是没法反驳。

政府官员通常极力否认阴谋论和无端假设，但阿尔扎马斯爆炸不同，至少三位参与过调查的高级官员曾公开表示认可“恐怖袭击”观点。下诺夫哥罗德州前州长（1997-2001）伊万·斯克利亚罗夫1988年是阿尔扎马斯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早在1990年代就声称此次爆炸是“人为灾难”。接替他担任州长的根纳季·霍德列夫1988年是地委第二书记，2003年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侦查机关做了许多实验，却从未确定原因。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还没被说服——这就是破坏活动”。

1988年任阿尔扎马斯市委书记的米哈伊尔·巴拉金2008年接受采访时也说：“我向来认为，今天同样认为，这是一次下流的、残忍的破坏活动…… 巧合太多，不能称之为偶然…… 装载炸药的三节车厢不可能同时爆炸，需要有强力起爆装置，不排除所谓的磁性地雷。假如爆炸按照坏人原定计划发生在油库旁，那么阿尔扎马斯就没了，我们就成另一个广岛了。我再多讲两句，爆炸发生的时间，严格来说本应是全苏航空航天工业领头专家在‘韵律’文化馆开会的时间，其中包括16位主要设计师，也就是全国的技术和科研精英齐聚本市。但由于天气炎热，我们在最后一刻把会议地点改到了‘莫洛佐夫斯基’度假旅馆”。

所以，发生在1988年导致91人遇难的阿尔扎马斯火车站大爆炸事故的真实原因，至今仍然成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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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联历史，似乎没有哪个族群像罗姆人（吉普赛人/茨冈人）这样与苏维埃体制格格不入。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不关心政治和阶级成分。当局曾视他们为“异己”，千方百计斗争他们。

“吉普赛人/茨冈人”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多个族群的统称。他们自称“罗姆”，一种观点认为该词源自古代印度-雅利安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罗马”（拜占庭）之意。这些人热爱自由，倾向流浪生活，音乐和舞蹈热情奔放。表面看起来他们喜欢交流，有着开放的心灵，但实际并非如此。

罗姆人不接纳外族人进入自己生活圈子，长久以来保持种姓观念，自己人是“罗姆”，其他人全是“嘎缴”。

罗姆人没有书面历史，共同记忆口口相传。他们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屡屡遭到歧视、迫害，却不愿过多宣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比如纳粹德国对他们的大屠杀，以及苏联政府强迫他们改变生活方式的斗争。

人口普查很难得出苏联境内罗姆人的准确数字，因为很长时间不给他们发放身份证件，流浪生活方式也不利于进行统计。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登记罗姆人约6.1万，由于不信任政府代表，他们或躲藏、或冒充其他民族人士，所以实际人数应该更多。到了1937年该数字仅为二千，这种骤减显然不会仅仅是由于居无定所造成的，肯定还有其他因素，比如集体化。

必须指出，十月革命是对原俄帝国境内各阶层罗姆人的严峻考验。首先遭受新政权铁拳的是少数富裕罗姆人：商人、房主和地主。固有思维方式不允许他们公开反抗，罗姆人珍视生命胜过一切财产，所以这些一无所有的定居罗姆人不得不“回归旧道”，重新流浪。

此外，“资本家”、“富农”和“统治阶级”的消失造成以提供服务为业的普通罗姆人失去主要客户群。餐厅纷纷关门，大家没钱也没心情唱歌、跳舞、看戏、算命，亦不再购买罗姆人生产的种种商品。

苏联政府下大力气“同化”罗姆人，夺走马匹和家产，但收效甚微，这些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罗姆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强迫他们接受新制度的一大障碍，即使那些参加红军或共青团的罗姆人依然会在家里保留“红色角落”，按自己的习俗洗礼、嫁娶。

苏联政府印刷罗姆语宣传册，告诉罗姆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他们不愿也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一分子，于是镇压从天而降。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政府曾将罗姆人视为盟友，误以为他们的贫穷和“流浪集体主义”是一种阶级亲近的象征。而实际上罗姆人群体基本不问政治，他们不接受把人划分成不同阶级，更不用说军事独裁了。布尔什维克错误假设罗姆人普遍“贫穷”必然憎恨“富人”，却没看到正是由于富人的存在罗姆人才能够生活。而且罗姆人十分推崇贸易，并不相信从事商贸的人比从事生产的人低贱。

当苏联政府意识到无法真正同化罗姆人，立即把他们打入“不可信行列”。1932年苏联推行国内护照，有户口、有护照的人才可以领取食品配给证。城市被分为“开放”和“保密”两种，后者不允许罗姆人居住。同时开展抓捕、驱逐罗姆人的特别行动，仅1933年6月23日-7月3日就抓获、流放5470名。

此类围捕行动遍及苏联各地，大批罗姆人被押送到诺里尔斯克、乌赫塔、鄂毕河畔和泰加森林的寒冷定居点。胆敢逃跑的人（为数不少）判处劳改营服刑。

苏联当局不仅以政治罪名指控罗姆人，还指控他们进行非法外币交易，有些甚至到了荒唐的程度。1934年列宁格勒市逮捕一个科特里亚雷罗姆人锡匠，他把自己全部积蓄换成了黄金首饰。除照例指控他“反革命”、“间谍活动”外，还硬说他私购外币，依据是此人用外国硬币制作项链。最后该锡匠被判刑十年、没收全部财产。

但倒霉的不光他一个，大城市里面整个锡匠行业都被抓。锻冶对罗姆人来说乃是传统行当，对苏联政府来说则是操纵贵金属。而且罗姆人素来有把收入兑换成各国金币的习惯。此类“罪犯”不仅有判重刑的，甚至有枪决的。

战争年代，纳粹军队在苏联被占领土大肆屠杀犹太人、罗姆人，有研究认为至少三万罗姆人遇难。许多罗姆人被苏联红军和敌后游击队拯救。1956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定居法令对苏联罗姆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文件全称《关于从事流浪的茨冈人参加劳动》。它的意义在于国家层面第一次称呼罗姆人为“茨冈人”，视他们为“社会寄生虫”，更有可能针对其民族特征进行迫害。文件规定：拒绝定居的罗姆人最高可判五年。

地方政府继续满街搜捕罗姆人，指控他们从事非法交易（投机倒把）和游荡寄生。但另一方面，该法令也为罗姆人提供了出路，一些罗姆人搬进政府分配的新家，半自愿半被迫地接受“正式工作”，甚至在企业或集体农庄担任相应职务。这些罗姆人可以说已经充分社会主义化了，不再主动宣扬自己的民族。

随着机械化生产普及，罗姆人传统营生——养马变得越来越没意义，被迫以极低价贱卖。坚持抗拒的人可能会被抓。

总体而言，今天对苏联罗姆人在这段时期待遇的评价是正面的。国家试图促进罗姆人就业，开设罗姆儿童学校，拨给房屋和土地，90%的人因此渐渐定居下来。

罗姆人的文化早已融入俄罗斯文化之中，无论集体化、身份歧视或镇压都无法使苏联人民放弃对罗姆音乐和歌舞的喜爱。罗姆人乐团成功在苏联各城市举办巡演，电视台制作播出面向罗姆人的节目，介绍罗姆人生活的影片在国内放映时观众反响热烈。

因此可以说，苏联政府既对罗姆人施加过迫害，也释放出善意。为使他们社会主义化，国家大力宣传罗姆人是苏联大家庭之一员。电影《神出鬼没的复仇者》角色之一罗姆人亚什卡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热情不逊于俄罗斯战友，加林娜·勃列日涅娃也曾为罗姆人权益奔走呼吁。1989年，“罗姆克赫尔”（“茨冈之家”）文化和教育协会在莫斯科成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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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称作“第二面包”(Второй хлеб)，苏联时代过来的一些老人至今保持着开春时节到乡下别墅刨地种土豆的习惯。但古时候情况可不是这样。马铃薯进入俄罗斯之初农民普遍拒绝种植，叫这种块根植物“撒旦的苹果”、“恶魔的唾沫”，甚至引发暴动，朝廷不得不派兵弹压。

数百年来，耐储存的芜菁和萝卜一直是俄罗斯农民重要食物来源，或煮汤、油炸、烤馅饼，或发酵酿酒。西班牙征服者把土豆从美洲原产地带到欧洲，约在18世纪初经由未知途径传入俄罗斯，花了很久才在农民餐桌上占据一席之地。虽然故老相传彼得大帝访问荷兰期间品尝了土豆，很喜欢，欣然购买几桶发回老家——但这仅仅是传说而已。当年俄罗斯使馆所在的鹿特丹，各种商贸活动都被严格记录、保存，荷兰文献所载最早的土豆交易发生在1742年，也就是彼得大帝驾崩十七年后。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1730年曾有一盘子土豆被端到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面前。资料显示近卫谢苗诺夫斯基团的军官逢着放假也会吃土豆。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试图推广土豆，采购8吨，要求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周边、波罗的海沿岸和诺夫哥罗德种植。可惜大部分冻坏了，幸存的少部分交付农民埋入土中，却似乎忘记告诉他们怎样处理和食用。

农民不喜欢生土豆的味道，一些人误食绿色浆果和花序中毒。这种“德国菜”没能赢得老百姓欢心，但仍继续在俄罗斯北方地区播种，替代因寒冷不适宜生长的小麦。诺夫哥罗德总督雅科夫·西韦尔斯写道：“本省农民乐意栽培‘地苹果’。或者炖煮吃，或者搁汤里，或者当一种蛋糕馅料用”。而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农民则对土豆心怀敌意。

受自然环境和技术水平所限，古代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从事农业困难，作物歉收和饥荒司空见惯。1840年饥荒又起，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全部省份大规模推广土豆。为此成立了分发种植材料的社会机构，派员指导栽种、储存和利用，并奖励那些种植土豆成绩优秀的人。

但辟出一块田种土豆是一回事，用土豆取代传统的小麦和芜菁就是另一回事了。农民们不愿放弃本地小麦改吃“德国菜”，低声发牢骚，明着暗着抗拒。地方官态度粗暴，不择手段执行圣旨，激起弗拉基米尔、萨拉托夫、托博尔斯克、彼尔姆和奥伦堡等省发生“土豆暴动”，波及伏尔加地区和乌拉尔，参与者多达50万。观念保守的旧礼仪派信徒呼声最高，管土豆叫“撒旦苹果”、“魔鬼唾液”、“娼妓之果”。

于是调集军队，一些“热点地区”甚至开炮轰。暴动主谋要么受刑而死，要么流放西伯利亚，要么配军终生不得返乡。但农民未被这些惩罚吓倒，持续抵抗当局。

1843年11月“强制种土豆令”被废除，工作重心转为宣传和鼓励。一番折腾下来，马铃薯终于在田地稀缺或贫瘠的地方扎了根，俄罗斯北部、乌拉尔地区、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农民渐渐接受这种能养家糊口的块根植物。乌克兰和伏尔加地区主要是德国移民在播种，虽然一些人仍叫它“魔鬼芜菁”、“地梨”和“狗卵蛋”，但土豆的角色终究是越来越重要了。

土豆不仅能做主食、做菜，也可用来制造淀粉、酵母、酿酒或饲喂牲畜。乌克兰民谚：“上帝创造土豆是为了让穷人也有剥皮的机会”，足以证明民众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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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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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赫尔曼·皮亚托夫年轻时代在乌兹别克斯坦学医，撰文回忆自己参加集体采棉的经历：

“或许医生做不成，肯定要当采棉工！”
——塔什干医学院学生名言，1983年

说起采摘棉花，我印象最深刻的不仅是无偿的、奴隶般的苦役劳动，还有名唤“女子卫生室”的一种“设施”。

请想象一下：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的饥饿草原上，平行排列着四座长条形简易木房。木房一侧是土路，路后有棉田，另一侧也是棉田。棉田和木房之间的一小块空地，是我们这些被强制参加采棉的医学生的“生活空间”。

这里放着几个储水罐、几个烧水大锅，再远些靠近棉田的地方，就是写着“女子卫生室”的设施——别误解了，不是厕所！该设施仅用于卫生程序，不解决排泄需要。

设施由四根凸板组成，你知道什么是“凸板”吗？就是把一根原木锯成方木之后，带着树皮的半圆形废料。这四根有小缺口的凸板约一人多高，垂直插入地面，就像木柱一样，中间可容纳人站立。

四根凸板外侧绷着粗麻布，但不是完全包裹，因为麻布要么一开始就没发够，要么被偷了。总之，宽度约60厘米——垂到地没意义，下面是脚；扯到顶也无必要，脸不怕看。大概从膝盖到腋窝那么个范围吧。

我们的女同学就在该设施内进行“卫生程序”，说白了就是洗澡。

这下你肯定明白了吧？继续想象：你是塔什干医学院一年级女生，在400个同学众目睽睽之下（每座木房住100人）走进仅20米开外的该设施进行“卫生程序”，也就是洗干净自己。如果有人经过，上面看到你的脸，下面看到你的小腿和脚。而且麻布只围三面，另一面留作出入口，对着田地方向，因为大家假设那边不会有“观众”。

我如今很希望当年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拍下这段历史。八十年代有照相机，但不知是否有同学带着。我当然不是说拍女学生洗澡，是拍那个“设施”，那个臊得我千方百计绕行的设施。毕竟如果你对孙辈讲起这件事，空口无凭的人家未必信。

厕所什么样？没厕所，只有露天挖的几条“沟”，上无片瓦、四面大敞，所以仅限夜间使用。白天都下田解决，400位大学生“脱裤施肥”两个半月。

宿舍高低床也是用凸板打的，女生睡下层，男生睡上层。女生想尽各种办法隔出一个私密空间，男的无所谓。从家背来褥子铺上。床单亦自带，父母来探望才换洗，否则一条床单用到底。

洗澡两星期一次，少数人用水舀子冲身，多数人用脏乎乎的浴盆。

早晨6点起床。半小时洗漱吃饭，再15分钟或半小时集合走路下地。7点钟太阳升起，进入棉田一干一整天（12小时），直到棉花堆成山。暮色四合，百人一队走回宿舍。队长和统计员是正常解剖学系的青年讲师。

大学生采棉任务量每人每天60千克。对于从未干过这活儿的城市大一新生来说任务太重，即便他身体强壮，最多摘到40千克；女生25-30千克。未完成“定量”的惩罚是把你揪到“总部”，四个队的队长、统计员，外加班级主任、系副主任和党小组长，围着你大叫大骂施加压力。吓得女生哭啼啼，边往外走边嚎啕。施压的主要手段是威胁开除——这可不是空话，因为你刚上课一个多月，半分之差就能被别人取而代之。

对于我这种没什么后台的人，开除是很可怕的：进医学院本就不易，靠自己难以办到。苏联时代的中亚共和国及哈萨克，没门路、不使钱的话休想跻身医学院。我和其他平民子弟多亏苏联总检察院查办了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暂时肃清各部门腐败纠葛，考学这才变得相对容易起来。否则，你要么有亲戚是学院领导或招生委员会领导，要么行贿——10000苏联卢布换毕业后100卢布月薪。相当于今天的400万。

所以总而言之，采棉“不够数”真不是小事情，许多同学因此陷入抑郁。但无论如何，60千克对于新手太不现实了。此中问题在于没经过长期锻炼的人背部肌肉无法适应12小时弯腰劳动。照片里的棉花都在人腰部高度，伸手可得。但实际上手工摘的是联合采收机够不到的低矮不标准植株，我们必须弯腰-直立-再弯腰-再直立……反反复复12小时！

更糟糕的活儿是“捡漏”：“净捡”或“高捡”即收集采收机遗漏的棉花，行走距离相同，所得甚少，40千克也难。“脏捡”或“底捡”则是拾起掉落地面的棉桃，混杂着残枝断叶。但“脏捡”的定额却是“净捡”两倍：120千克。

总之，经过第一学年两个半月“战斗洗礼”，第二年我终于达成每天供应国家60千克净棉的任务，这也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即便积累了经验，我也只能在未被采收机“席卷”的棉田完成60千克。那么分配到已经机摘过的棉田怎么办呢？我们就“打游击”，溜去其他正进行“第一次采摘”的棉田，有时要走3、4千米。上午先攒够40千克背回，下午再不慌不忙摘20千克。

文章开头我为什么说这是奴隶般的苦役？

首先，这项劳动是强制性的！不准拒绝，否则开除。即使生病也逃不掉，如果真病了，他们会让你在地区医院躺过整个摘棉季，这样领导就好汇报说：“全体学生一律下田”。我们全系只有一个女生——她是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的女儿——不用采棉，其余人全得去。某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儿子去了，副校长的儿子去了，有各种“后台关系”的人也都去了。还有个小伙子糖尿病，一天打三次胰岛素，照去不误。

其次，劳动十分艰苦，要求你挑战极限！否则如果是自由人，就该根据个人能力参加工作，按劳取酬，多劳多得。

第三，劳动违反规定！无视所谓“八小时工作”的一切规章制度，从日出到日落。哪个队白天没干够数，天黑后用拖拉机灯照着继续干。无休息日！

第四，这种劳动几乎无报酬！虽然严格来说每采摘1千克应得若干戈比，但这些钱通常还不够扣除的伙食费。

挣口吃的！奴隶劳动只为挣口吃的！而我们不光挣不下买饭钱，甚至倒欠他们的！那是不是我们三餐大吃黑鱼子酱，就像今日某些怀念苏联的人那样？非也。

我们的早饭是方面包、10克黄油、茶和糖。茶总有股柴油味儿，虽然是烧劈柴煮的，可容器不干净，茶水表面漂着一层“油花”。那些收到家里包裹的同学可以额外吃点儿奶酪、香肠、果酱和糖块，如果他们父母能搞到的话。大多数人没这好条件。

午餐和晚餐是某种介于头道菜和二道菜之间的食物，煮大米或煮面条，加入用植物油、番茄酱和烤肉熬制的酱汁调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每个有机会偷吃的人吃完以后剩下的东西。植物油很可怕，让我反酸烧心。

另外，虽然我们出大力工作，燃烧很多卡路里，胃口却不好——因为许多人接触棉花脱叶剂罹患中毒性肝炎。脱叶磷是一种有机磷化合物，与用作化学武器的有机磷毒剂同属一类。使用联合采收机采棉，喷洒脱叶磷是必须步骤，但有时喷洒过后叶片不脱落，采收机无法工作，就派我们去。叶片被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包裹着，我们就用这双手吃饭，因为野外没条件及时洗手。田间饮用水不够喝，学生渴急了就喝沟渠的灌溉水，于是中毒性肝炎基础上又得了贾第虫病。

毕业之后好几年我的肝脏和胆囊总感觉不对劲。

如果你在棉田生了病，除非体温超过38.5℃才允许留在宿舍休息，否则就请轻伤不下火线吧。本人病过一次，要么是病毒感染要么着凉受寒，早晨下田劳动，吃过午饭状态相当不好，几乎无法站立。从农田到宿舍区区几千米路，我走回去后差点儿摔下床。体温39.5℃，意识模糊。

一望无垠的棉田仿佛监狱，虽没有铁丝网、没有持枪警卫，但你无论如何不会逃跑——被开除的威胁迫使人留下干活。就连当爹娘的也发现了棉田跟监狱或集中营的相似处。有些父母大清早来看孩子，正遇见排着队往地里走，很惊讶：“一百个17、18岁的学生，没人说话、开玩笑，皱着眉头苦着脸（起太早）沉默不语。像囚犯似的！”

我们真的笑不出来：每天夜里沾枕就睡，早晨睡醒整个后背从骶骨到脖颈酸痛！我也不例外，下田干活我得花好几分钟弯腰。

写到这里，估计很多苏联时代曾经下乡帮农的人该提出反对意见了，但不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而是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而且他们的回忆没那么糟糕。我用一句话回答：

不错，苏联各地不一样！

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些高加索共和国，行政行为合法性比俄罗斯、乌克兰等少十倍。布尔什维克所谓“俄罗斯帝国民族边缘地区，除一般的资本主义压迫外，还增加了地方的、民族的剥削者压迫”之论述在此适用。这话绝对正确，只不过还得加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状语。我故意把这俩词放在引号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版封建主义、奴隶劳动、无公民权，以及屈辱。

我们这些城里孩子，上了大学才领略到棉田奴隶劳动的“妙处”。而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环路之外，小学生也要下地帮农，而且一年两次：秋天采摘、春天除草。因此他们没多少时间学习，外省来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他们在完全不会俄语的情况下进入医学院，第一学期就用俄语给他们授课，大部分人在课堂和讨论上听不懂任何内容。然后他们就都成了医生！但咱们今天不谈民族共和国专家水平低下的话题。

再说说奴隶制。

大学生、中小学生不光在棉田当奴工。比如第一学年后我们还到“建筑施工队”干了半年。诚然不远，就在塔什干的一个区帮忙建学校。后来我们某位同学——检察长之子——把这事儿对他爸讲了，我们才拿到工资。我个人的薪水是：5卢布！作为我从事混凝土工作一个半月的报酬！夏天40℃高温，我在烈日炙烤下每天把10-15吨砂浆铲进水泥搅拌机。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心里从未感觉气愤或要求什么！我们早已习惯共产主义政权的做派，无视个人需求，强迫我们义务劳动，甚至没想过“争取权利”！

的确，苏联其他共和国也派人去刨土豆、收蔬菜，也不问个人意见、无视个人需求。党说：“干！”共青团员说：“是！”尽管他们生活条件可能舒适些，饮食丰富些，但劳动仍然是强迫性的，所以还是奴工。古罗马和废奴前美国的庄园主人也有给奴隶好吃好住的，却不能说他们的奴隶是自由人。

所以，倘若你们谁十分怀念苏联，何不去乌兹别克斯坦采棉花体验体验呢？那儿一向缺人手。苏联解体之后很久，“自由、民主”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中小学生依然下田采棉，直到2016年秋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停止有组织使用童工的做法。希望有人告诉我今天的情况，拍照片放上社交网络，我很乐意拜读。别拖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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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常说厨师是最善良的职业，但一个好人也可能发飙做大案。历史上不乏厨师伤人害命的例子，毕竟他们的专长就是熟练使用各种刀具嘛。

“阿克拉切耶夫时代”这个术语指的是19世纪初那一段军警暴虐时期。我不明白为什么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一直没给阿克拉切耶夫伯爵立碑？为什么我国主要地缘战略家和历史学家没在煌煌巨著中援引人家的事迹？不对，我其实是知道的：阿列克谢·阿克拉切耶夫毕生憎恶官员受贿，凡被抓住的立即解除职务，管他是什么人的亲戚故旧！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在当代俄罗斯领袖看来这纯属吹毛求疵，是鸡蛋里挑骨头，是对客观国情和历史沿袭的粗暴践踏。

言归正传。阿克拉切耶夫深受亚历山大一世皇帝信任，普希金对他抱持好感，后世称之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管理者之一”。此人除了形貌不扬、性格阴郁之外，素有好色之名。他的头号情妇叫阿纳斯塔西娅·费奥多萝芙娜·舒姆斯卡娅（娘家姓明金娜），原系小商人之妻，后在伯爵位于诺夫哥罗德省的戈鲁基诺庄园当管家，实则姘居。这个狡猾的女市侩手段颇高，能让达官显贵拜倒裙下；总督为了巴结伯爵，见了她也得低头吻手。虽出身微贱，却因傍上阿克拉切耶夫，假造公文冒充“贵族血统”。为保住宠幸，阿纳斯塔西娅精心计算他暂时离开戈鲁基诺庄园的日子，宣布自己“怀孕”。

但婴儿其实是从遥远村子抢来的，稀里糊涂变成伯爵私生子，取名米哈伊尔·舒姆斯基，长大当了侍从武官，后因酗酒闹事被撵出军队。其生母据说叫卢基亚诺娃，好几次尝试把她毒死灭口的行动统统失败。

阿纳斯塔西娅·舒姆斯卡娅除了媚术高超、嫉妒心炽盛，虐待仆役的手段同样惊人。屡屡有农奴被她下令打死、毒死或弄残废，其中最恶劣的一例是年轻漂亮女仆普拉斯科维娅，被伯爵情妇用酷刑（烧热的拔毛钳子烫乳房等）折磨得差点儿自杀。此事发生在1825年。

普拉斯科维娅的兄弟瓦西里正好是庄园厨房的厨师之一，岂能不思报仇？俄罗斯女作家叶卡捷琳娜·杜布罗宾娜如此描写当时发生的事：

“说真的，瓦西里表面若无其事，拉开放刀具的桌子抽屉，选了一把在砺石上磨，直磨得锋利无比、吹毛即断。然后瓦西里走到厨师长面前，笑着说：就该用这种刀开膛剥牛皮！

之后几天瓦西里干活特别积极，连厨师长都说伯爵不在家无需这么忙碌。当夜幕降临，四周一片寂静时，瓦西里像个影子似的溜进厨房，拉开抽屉，拿起那把大刀藏于白围裙下。

他蹑手蹑脚接近阿纳斯塔西娅寝室，先悄悄观察：

是啊，必须杀死她！若留下这毒妇，多少幸福、多少家庭将毁于她手。上帝不公，竟赐给她如此美貌。现在，这蛇蝎苍白的面孔满带情欲和懒倦。

瓦西里浑身颤抖，迅速出刀刺向阿纳斯塔西娅咽喉。激烈的情绪攫住了他，使他几乎看不清自己的动作——这一击很轻，刚刚划破皮肤而已。阿纳斯塔西娅尖叫醒来，迅速拽掉被子，迷人的裸体在瓦西里面前展露无余。瓦西里定定神，二次捅刺，对方却将刀抓住。这刀果然锋利，她右手两根手指掉落地面，顿时血如泉涌。

— 瓦夏……瓦先卡…… 饶命！放了我吧…… 别杀我，别杀我！

— 你饶过帕沙吗？你没给嘉娜下毒吗？人人都恨你…… 瓦西里喘着气自言自语，挥刀又给她咽喉添了一道伤口。阿纳斯塔西娅发出呼哧声，双臂伸展，头向后仰……

瓦西里扔下刀往外逃，冲进仆人房。工友们正在吃晚饭，某个厨子刚才见他没来，奇怪地问：你上哪啦？

— 宰畜牲去了…… 我把阿纳斯塔西娅宰了！”

阿克拉切耶夫惊悉噩耗，表现异常激烈，传说“摔出马车、满地乱滚、撕扯头发、涕泗横流”，副官“经过搏斗”才把他安顿好。亚历山大一世对此案表达关注。诺夫哥罗德地方长官和（后来督造尼古拉耶夫铁路的）彼得·克莱因米赫尔将军负责调查，期间广泛株连，刑讯逼供超出法律允许限度。最后判决瓦西里·安东诺夫175下鞭笞、黥面、永久流放服苦役，普拉斯科维娅·安东诺娃定为同谋，鞭笞125下、永久流放；其余人等不同程度刑罚。当时认为鞭笞200下如同死刑，多么强壮的男人也熬不住。到了行刑那天，瓦西里果然受100下鞭笞后死亡，普拉斯科维娅受90下鞭笞死亡。

有意思的是，阿克拉切耶夫伯爵生命最后几年的庄园管家由阿纳斯塔西娅侄女塔季扬娜·明金娜接任。此女心善，常出面庇护奴仆，却不得阿克拉切耶夫欢心。伯爵死后她才有机会结婚，而且没从老东西的遗产中分得什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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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安组织曾经开会讨论乌兹别克斯坦童工问题，乌兹别克代表信誓旦旦保证绝无这种事。于是当场出示田间儿童干活的照片。此后乌兹别克禁止在农田拍照或摄像。
莫斯科女居民玛琳娜·科兹洛娃出生成长于苏联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2015年她撰文回忆了自己童年时代下田采棉花的经历：

“每年9月初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所谓的‘采棉运动’，不仅农民，公务员、大学生和中小学生都要下田。虽然明面上说不强迫后者参与这种年复一年的劳动，但接到‘上级命令’的政府雇员或私营公司雇员多不能免。这种动员城市居民参加农业生产的做法从苏联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但很难将其称为‘苏联的可悲遗产’，反而更令人联想到奴隶时代。”

我从乌兹别克的一个门户网站读到以上文字，可见35年来这种情况并无改变。依然使用免费劳力手工采收棉花，包括童工，跟我小时候一样。

本人生于乌兹别克一个小镇的公务员家庭，棉花一直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春季4、5月份，全体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参加棉田锄草。夏季，农用飞机从头顶飞过为棉花授粉。由于镇子不大，我家距离棉田不过300米，所以也会受影响。

秋季的棉田人声鼎沸。九月初棉花成熟，从这一刻起非城市居民的生活完全围着它转。必须指出，大城市居民的待遇跟我们很不一样：中小学生基本不动员，大学生参加短期采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仅周末下田。而在小镇和乡村，根本没人把你当娃娃对待，“人人采棉”这句话绝不只是说说而已。

我母亲是一所俄语学校的校长，所以负责安排本校包干区域内的采棉计划。通常情况下，8-10年级的学生夜里就睡在田边的所谓野战营地，一次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每周放假一天，回家洗澡换换衣服。老师跟他们同住，只有那些有小孩的或单亲母亲才被允许夜晚回家。

4-7年级学生白天下田，大卡车早晨送、傍晚接。9点开工，18点收工，午休吃饭1小时，顶着烈日和大雨，同样每周放假一天。10岁的孩子啊！

会做饭的人最幸运，因为有机会参加伙食组，免于下田劳动。老师领着学生用柴火烧大锅，做好后也不是集中用餐，而是派拉人的卡车送至地头。饭通常是浓汤，放了肉和大量蔬菜，这些在9月份的乌兹别克斯坦很常见。我记得我们都又饿又累，以至于天天吃同样的东西还觉得是美味佳肴。

我妈妈很少在棉田过夜，因为她的职责之一是每天到地区指挥部汇报本校采棉量。

我爸秋天也经常下田，但要过夜，毕竟男的不享受任何照顾，所以妈妈只好带我去指挥部。指挥部工作晚10点开始，那时白天收的棉花都已打包过磅，拍电报汇报上一级。如果完成了本日计划，我和妈妈11点就能回家上床。如果未完成，妈妈就要去主席面前挨训，我躺在墙角某个吱吱作响的椅子上睡觉。第二天9点再次爬上卡车。

每个人——即使10岁小孩——都有每周采棉定量。对于六年级以下学生，家庭成员可以帮你完成此定量，比如提前一星期完成就能歇息一星期。六年级以后视同大人，应该懂得全校计划未完成的后果，万一连续下雨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为人人。所有人每天晚间守在电视前，乌兹别克国家电视台定时播放各州执行计划的百分比。如果你的州完成了计划，意味着自由和解脱。

我曾设想这些事发生在我孩子身上，或者今天的自己身上——当年的老师们差不多我这个岁数——越想越感觉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候，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一切理所当然，毕竟身边所有人都这样生活。

直到后来才明白并非“所有人”。12岁那年妈妈升官了，全家搬到大城市居住，距离出生的小镇仅20千米。我赫然发现这地方简直像另一个国家，学童不用采棉花，我的许多同学甚至一次都没采过。而工人和职员仅需周末下田劳动。20千米，天壤之别。

时隔几十载，我仍然记得他们给田地授粉的化学剂飘到身上的气味，仍然记得手被坚硬木箱磨破血肉淋漓的痛楚。我忘不了脱掉采棉围裙（一种带兜围裙，挂在身前边采边放）称重、得知自己完成本日定量、终于可以躺在树荫下喘口气的那种强烈幸福感。

但这一切可能从没发生在我身上，可能全是我的想象，因为天堂般的苏联绝不会有儿童奴工。

从早忙到晚，棉花堆得像小雪山。我和女同学很想跳上去体验体验身处云端的感觉，但不可以。棉花是白色的金子。

延伸阅读：

医学生参加强制采棉的一段经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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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一道十分简单的烤肉，用到橙子和猪腰条肉，芬芳甜美，可作为米饭或任何主食的配菜。

所需食材：
猪腰条肉：1千克
橙子：1个
芥末：1小勺
酱油：3大勺
水：100毫升
盐、黑胡椒粉
等调味料：酌量

步骤：

腰条肉洗净、擦干，视个人喜好切掉或不切猪皮，改刀成合适大小。

芥末、酱油混合备用。

肉块两面均匀撒盐、黑胡椒粉等你爱用的调味料，再刷上酱油芥末汁，腌制30分钟。

橙子切片。

腰条肉置于烤盘，橙子片覆盖肉上面。

此时也可加少量水。

大约烤1小时左右，经常观察是否熟透。

如果有剩下的橙子，摆在盘中当点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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