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里·乌菲穆采夫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苏中之间4100千米国境线（世界最长）的非法穿越者越来越多。大批人尝试从中国非法入境，有些基于政治原因，有些单纯为了寻求更好生活。例如在最南端的远东边境，每100千米每个月就有多达47人偷渡，可想而知整条国境线的总数多么巨大。克格勃掌握可靠信息，中国情报部门广泛利用这一渠道渗透自己的间谍。

滨海边疆区原克格勃局长格里戈利耶夫少将回忆：“中国情报机关积极利用任何渠道和手段渗透我国领土、搜集信息：包括派遣伪装成中国和朝鲜变节者的间谍、沿国境线全面监视和收买边民。”

为此需要对抓获的偷渡者进行仔细甄别，但滨海边疆区克格勃缺少相应隔离审讯设施，工作十分难做。遂决定新建设施，申请报告发给莫斯科。一天深夜11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致电时任滨海边疆区克格勃领导，对他说：
“您在滨海做了不少好事，我们委员会支持您，但我必须指出，建造审讯设施的申请属于政治上考虑不周。人们会以为国安委又盖新监狱了，还没法跟他们解释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您是政治机关领导人——必须想得深远。找找其他办法，比如能不能改造、增建内务局的看守所？我们会给您拨款的。”

于是拨下款子，改造了看守所。

克格勃使用不同标准甄别、处理偷越国境者。如果是头脑一时发热或出于经济目的，会被立即移交中方。但如果是政治动机，就跟他推心置腹谈一谈，不移交，派他悄悄跑回去执行任务。

甄别的重点在于快速识别职业间谍，这通常不难，他们大多傲慢无礼、言语轻蔑、翘着腿抽烟…… 立即押送移交回去。一些逃离政权、知晓宝贵秘密的中国情报人员被拉拢跟克格勃合作，不适合进一步发展之人则安排到偏远地区国营农场——主要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胜利”国营农场，并在他们中间安插线人。线人不知从哪儿买一顶旧军帽戴着，天天到同胞家串门，打听克格勃感兴趣的事情，拿10卢布酬劳。

1980年代末《独立报》记者季姆琴科有机会访问那边，他如此描述其中一个居民点：

“在被世人遗忘的马加丹州埃利根村，靠近雅库特边界、离冷极奥伊米亚康不远的地方，记者的机缘把我带到‘中国城’。这是当地人给一个犯人安置区起的诨名，中国叛逃者多年来一直在警察和克格勃密切监视下生活。在中国和苏联关系转暖的前夜，这个居民点正在度过它最后一段时光，所以我才有机会找居民和管理者谈话。
我的第一位交谈对象叫李心成（音译），他自称1971年逃避‘文化大革命’迫害主动向我国边防军投降，于是出了甄别营又进安置区，最后落脚在埃利根。那么其他被安置者有没有别的经历和故事？俄罗斯安全部（译注：1992年1月-1993年12月存在，今俄联邦安全局前身）驻马加丹州反情报官员麦德维杰夫向我分享了极北地区这种特殊定居点的往事。众所周知，1960-1980年代苏中关系紧绷，战争一触即发，所以我国安全机关看每个中国叛逃者都像间谍，于是有了甄别营和犯人安置区。我们不能把这些中国人随便撵回去了事，因为两国正处于全面外交对抗。曾有几次把中国人移交中国边防部队，结果他们当着我们代表的面开枪打死了。麦德维杰夫讲，后来中国派人赴苏联强行‘定居’，任务是全面了解地形和当地经济、掌握具体情况，潜伏‘一段时间’。这些肩负使命的人接受过怎样站稳脚跟的指导，首先尝试找苏联妇女结婚，取得合法身份和活动自由；或者故意犯一点轻罪，服满刑期拿到释放证明，凭证明申领护照。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民被限制在交通不便的科雷马。他们当然不愿接受，屡屡尝试逃往俄罗斯内地。但所有的逃跑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人居民点充斥着告密者和逆用特务。总而言之，国家安全机关警惕性特强。
居民点的气氛十分紧张，打架、杀人、吵吵闹闹。虽然可以随意活动，但制度非常严格：不准走出村子，夜晚10点熄灯，检查和搜查没完没了，犯错就关禁闭室，酗酒三次送劳动医疗防治疗养所强制脱瘾一年。然而即便做囚徒，他们也设法在俄罗斯扎下了根。
我问李心成有没有老婆孩子？答：‘我在俄罗斯跟不同的女人生了五个孩子，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哪儿都有，总之我在你们国家被监视生活了20年。’
然后一切都颠倒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同中国交好，推行另一种极端政策：大开国门，邻居似雪崩般涌来。昔日远东和极北安置区的许多犯人终于获得自由，纷纷跑进俄罗斯腹地。这些人早已熟知俄罗斯的语言、传统和思维方式，准备好了像其他人一样‘定居’在俄罗斯内陆”。

某位甄别过100多个中国越境者的克格勃官员评论上述报道：
“我没见过当场处决的情况。但几乎每个移交回去的中国人都被立刻反绑在棍子上，两个人抓住，第三个人用靴子狠狠踢他。我们一直要求中国边防部队别这么干，至少别当着我们面打人。有一回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大尉带着机密文件来投诚，跟他谈话，他表示：你们还没接触过中国人。他们纯粹无处可去，或者用‘软办法’——结婚、安家落户。中国人是很好的顾家男人。我们吸收这个大尉给我们工作。这是1969年的事儿”。

说到所谓“软办法”，国家安全局荣誉官员斯米尔诺夫上校在著作《边防审讯员的档案》中介绍过一个娶妻落户的案例：
“俩中国人生活在滨海边疆区，算是我们的某种顾问。其中一位着急找老婆。不知怎的他们发现科雷马河边一个小村庄住着一户塔兹人，塔兹人是北方一支少数民族。年轻的那个弟弟决定跟人家结亲，他俄国名叫别佳，哥哥有眼病叫瓦夏。我们仨一块儿进村，一位地段警察跑来协助。离客船发船还有一小时，新郎新娘躺床上，我和他哥和警察在窗外挨冻半个钟头，因为新郎正在屋里做爱呢。没挂窗帘，房基塌陷，室内活动一览无余。上了客船，安排兄弟住两人舱。捕捞秋刀鱼的女人们就搭乘这种船返回。海边的人都管它叫‘醉船’——大部分女人喝得七荤八素，双眼无神、面如冰霜。偏偏那些男的总爱往前贴。
我第一次检查俩中国人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新郎官。哥哥瓦夏沉默不语，呆滞地瞪着那只独眼。我绕着客船走一圈，没见别佳踪影。那些年轻娘们儿真能把他推下船。因为当时，达曼斯基岛事件之后，中国人不受待见，何况他一句俄语不会说。
我敲开客运大副舱门，他满脸不高兴，站在门口不打算帮我。一群全裸女人推开他，说：‘找中国人吗？他在21号舱！’我和大副过去把新郎官从醉酒婆娘身上拽开，婆娘在我们背后叫嚷：‘那你来呀！’
就这样好不容易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给新郎买点儿东西，给哥哥装个假眼，他俩就安心不闹腾了。”

可以这么说，那些“被盯上”的人，先拉去上一堂社会现实课，然后再上克格勃的“专业课”。所谓社会现实，体现在招待他们吃好喝好，带往商店参观，登时瞠目结舌：这是宣传吧！这不是宣传，宣传在国境那边儿呢——那边儿说俄罗斯人饥寒交迫。商店摆着黄油、香肠、稻米、面包和烟卷，都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

之后开始策反逆用，送回去执行任务。但格里戈利耶夫说：“我们掌握可靠信息，这条渠道也被中国情报机关频繁用来渗透他们的间谍。所以筛选变节者要慎重，细枝末节都得考虑到，包括直觉在内”。

例如一对夫妻进入滨海边疆区，谋职参加工作。但侦察员很快注意到小细节：丈夫和妻子睡觉不同床。施加沉重心理压力，二人承认不是真夫妻，是为了渗透俄罗斯假扮的。遂遣送他们回中国。

没多久又冒出一对，自称可以提供机密材料。把二人安排在秘密住所，之前的情况再次重演：丈夫和妻子不同眠，女的睡床男的睡地。俩人迅速逃走，被列入全苏通缉名单，最后在哈萨克斯坦抓获。他们逃亡途中在火车上抢劫一位俄罗斯人大笔现金。“夫妇”押送莫斯科，如有必要，可以让他俩为我所用。

滨海边疆区国安人员积累了丰富经验，写出一本怎样识别各类变节者的小册子，后来成为全克格勃系统培训教材。可资识别的标志甚至包括服装，因为每年都用布票买布。一位审讯员回忆：“观察偷越国境者的衣服，我知道哪个公社哪年供应的什么料子。中国人爱惜衣服，一条裤子穿很久，补丁摞补丁显示出什么时候供应了什么布，更因为这些布颜色不一样。”后来克格勃要求印发《偷越国境者初步侦察》参考手册，作者之一回忆说：“1982年我到莫斯科参加培训，在那儿受委托编撰这本书。刚开始不知道是苏联克格勃的命令，就写了些俏皮话取乐，比如在偷渡者体检项目里加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龙伯格测试保持稳定’。没想到居然通过主席审查印出来了。如果我事先知道，肯定不能乱开玩笑。而现在联邦边防局审讯员教材里就有我的这些贡献”。
（译注：“龙伯格测试”是蒙眼进行的身体平衡性检查）

国安人员掌握第一手信息，知道东方国家搜集情报的套路。举个例子，战前滨海地区出现一群伪装成越境游击队员的朝鲜人，自称躲避日本人追杀从满洲里逃来。滨海地区反间谍部门已经知道他们是日本特务，遂将计就计：派宋姓国安少校接近这些人。告诉朝鲜人上级信任他们，安排住在城郊，可以去剧院看戏，定期接受特殊培训。宋在他们中间如鱼得水，不光传递情报，还经常秘密越境。游戏进行的很顺利，直到战争前夕决定把他们全部消灭。

另一次有个叫“于贵”的（音译）叛逃苏联，克格勃认为又是圈套，假意制造充分信任于贵的氛围，开始帮他准备进出中国的穿梭行动。于贵执行了第一次任务，后来得知这次返回中国接到的指令是搜集关于军事单位部署、指挥员姓名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信息。返苏后于贵忙碌起来，寻找监视、监听设备。等一切准备停当，他开始违反居住制度频繁出入森林，在军事设施附近晃荡。邻居面前于贵解释说自己喜欢摘浆果、拾蘑菇、下河捞鱼，跟当地朝鲜人交往密切，经常夜间外出。终于惹恼了时刻警惕监视他的人，当于贵再次夜间离家时，“七小队”（隶属内务部外勤监视第七局）的人假扮醉汉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从此于贵天黑不出门了，但白天照样行动。不久克格勃派给他第二次任务，这次从中国境内带回一些情报，因而获得奖励。他用克格勃赏的钱购买照相机、望远镜，偷偷摸摸拍摄军用机场时被埋伏小组抓获。审讯中于贵承认自己的间谍行为并被判刑。

当然，干这种事情有时候结局是很悲惨的。

曾有三名克格勃人员陪同代号“蒙古”的中国间谍前往波格拉尼奇内镇邻近地区。途中一名克格勃身体不适，留下休息。抵达后第二名克格勃出发检查国境线，第三位是个小年轻，在车里陪同中国间谍。等待过程中这人睡着了，中国间谍抽出他的配枪先朝心口打一枪、又朝脑袋打一枪，撒腿就跑。也许他本没打算今天逃离，但事已至此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最好带点儿功劳回去——比如苏联手枪和消灭一个苏联克格勃，倘若被自己人抓住也有东西交待。当他跨越足迹检查地带时被发现，边防巡逻队赶至现场。中国间谍用一颗子弹打死扑过来的军犬，用另一颗子弹打死自己。
遗体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名克格勃奉命掩埋。二人给掘墓工人一瓶酒，没亲自核查尸体，结果工人误把间谍跟某个苏联朝鲜人搞混了。后者家属来办迁葬，惊见棺内躺卧中国人，吓得不轻。最后只好重埋一回。

再来谈谈非法越境的苏联人。中国在抚顺建立一座监狱关押他们，该监狱曾关押前国民党战俘直到1972年。苏联人使用单独的监室，还可以到图书馆借阅帝俄时代的书看。这些人主要是逃避战友欺凌的士兵，以及刑事犯或酒后迷路平民。比如1967年哈萨克斯坦有个叫昆芝巴耶夫的人喝多了骑马进入中国，十一年后中方连人带马一并送回。

1977年中国作为善意举动遣返的第一个变节者叫邦达里，曾是国营农场工人。此事甚至汇报过安德罗波夫本人。1970年该邦达里酒后迷路，领着狗步行跨越国境，向中国边民投诚。苏联边防军曾追踪邦达里足迹，发现覆盖老虎掌印，继而找到猛兽趴卧痕迹和一根骨头，判定邦达里葬身虎口，带回骨头销案。实际上邦达里被送到牡丹江市，混了个“饿死鬼”的名声，因为他体壮如牛，一餐能吃中国人一天饭量。
中国人善待邦达里，给他安排工作，定期询问他将来愿不愿意当国家部长——如果苏联发生政权更替，从乌拉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可能分离出一个新国家——邦达里对此持积极态度。他“被迫”撰写俄文公告、纲领、呼吁书和传单。后来某年十月革命纪念日邦达里再次喝醉，殴打中国人。当局把他丢进监狱，但继续尝试策反，带他参观剧院和长春市的“机器制造厂”（译注：可能指长春第一汽车厂）。该厂是苏联1950年代援建的，指给邦达里看放机床的“位置”，告诉他根据合同此处本应有苏联援助机床，但机床没来，搁块牌牌写着“这就是苏联履行合同的方式”。
最后遣返邦达里的时候，中国把那条狗也还了。虽不知七年间狗在哪儿养着，几乎走不动路，却含着泪一眼认出旧主人。邦达里拒绝抱狗回去。

同样关押在抚顺监狱的还有米罗诺夫中尉和列兵斯塔里科夫，二人在蒙古国境内狩猎狍子，追着追着跨越国境。米罗诺夫让斯塔里科夫留下看车，自己上山观察地形，这时中国边防部队冲出来逮捕斯塔里科夫，向他腿部开枪，又打掉大拇指一截骨头。中尉听见枪响飞奔救援，同样被捕。关押期间斯塔里科夫两次越狱，钻进火车厢货物底下忍饥挨渴，试图越境回家，但两次都被中国边防部队截获。

某年边境工事区走失了列兵阿维季相，他的两个战友因涉嫌欺凌被捕。经过长时间审讯，俩兵痞招供他们把阿维季相溺死在市内公厕。于是清空厕所，果然发现一具尸骨。侦查持续一年半，案件移交法院，忽然中国那边把活生生的阿维季相送来了！原来此人跟战友闹矛盾，战友把他弄到乌苏里江边，呼唤中国渔民游过来带走阿维季相。于是阿维季相被中国边防部队抓获，关押一年半，因为没什么利用价值而遣返。

1970年情报总局(ГРУ)驻远东地区无线电监听站军官瓦连京·捷尔别涅夫叛逃中国，关押九年送还苏联。

同年中国向阿穆尔州移交俄罗斯奥赛梯人布里塔耶夫，此人曾在贝阿大铁路工作，使用裹着玻璃纸的自编树条筐漂过阿穆尔河越境！中国情报机关把他单独关押，开始策反，许诺一旦苏联变天就让他做高加索地方官。中国原本的计划是派布里塔耶夫到莫斯科附近潜伏，买栋别墅，秘密成立组织严密的地下党。预备在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和乌拉尔设置党支部，中方认为这些地方将变成苏联最不稳定的地区。
就这样准备了约一年光景，研究了途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或阿穆尔州（备选）偷渡回苏的路线。然而即将行动前夕，早先干过军用贸易机构采购员的布里塔耶夫动起商业脑筋，声称中国人不知道苏联物价，给他买别墅的钱根本不够。中国人表示钱足够了，布里塔耶夫高加索犟脾气发作，双方在酒后争吵中不欢而散。之后三个月中国情报机关停止接触布里塔耶夫，决定踢他回去。这件事做得真巧妙，遣返之前完全瞒着布里塔耶夫，拉他到小城绥芬河摆宴席灌醉，再用挂窗帘的车送至边境检查站。布里塔耶夫毫无防备下了车，据现场一位克格勃回忆：“我头回看见一个人的瞳孔吓得发白”。布里塔耶夫押到莫斯科审讯一年，等于说他在中国、苏联蹲了两年牢，最终“心理崩溃”进精神病院。

伊尔库茨克居民索科洛夫最后命运也是进精神病院，他交待自己打算偷越国境找中国妇女结婚。为了带点儿“礼物”过去，索科洛夫开始搜集西伯利亚军事单位和军工厂情报，进入工厂和航空设施偷拍、画图。不得不说这人艺术天赋极高，后来工程师们审看索科洛夫在某厂画的航空发动机零件素描，冷汗直冒……
此外，又发现索科洛夫记忆力超群，精通五卷本俄文《毛选》，随便提一段话他都能精确指出某篇、某页、第几行。而且他体力充沛，不仅拳击出色，还能背负50千克包袱行走60千米。这些本领似乎不应该出现在“寻常人”身上，检查结论称索科洛夫患有“精神分裂症”。

克格勃负责运输安全的部门也调查涉及中国的民航案件。根据最高苏维埃法令，1973年1月之后“劫机”属于单独罪名，所以每架大型客机上都有武装警察执勤以防万一。1973年5月18日苏联公民勒扎耶夫劫持莫斯科至赤塔的图-104客机，威胁炸机，要求改飞中国。乘警开枪击中勒扎耶夫后背，携带的简易炸弹忽然爆炸，飞机凌空解体，81人全部死亡。

1985年12月19日，三十三岁的航班副驾驶员列兹金·阿里穆拉多夫劫持安-24客机迫降在黑龙江省甘南县境内农田。哈尔滨法院判处此人八年徒刑，三年后释放，1989年移交苏联。1990年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又判他五年监禁。

一架苏联直升机迷航，迫降中国境内。中国边防部队很快来到直升机和飞行员身边，之后飞行员又协助因暴风雪联系不上基地的中国人撤离。

英国反情报官员彼得·莱特讲过：“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痕迹的犯罪，所以直觉，无论好坏，总能在成功揭露这种活动上发挥重要作用”。

1978年5月9日某人跳下滨海边疆区达利涅列琴斯基地区沿国境线运行的火车，横渡乌苏里江到了对岸月牙湖附近。苏联边防军在岸边发现仍有体温的衣服、一包烟和门钥匙，通知哨所和巡逻艇警戒。达利涅列琴斯基边防总队报告哈巴罗夫斯克总部值班人员，请示如何处置，但军区领导严重玩忽职守未作应答。于是参谋长命令视情况采取行动，务必阻止非法越境。边防总队长得令，决定冲到中国一侧实施抓捕，支队长带20个登陆人员乘坐两艘“鹳鸟”汽艇靠上中国江岸，朝天鸣枪，紧追偷渡者。此时偷渡者已深入中国2千米，跑进一间木制哨所。抓捕队进屋搜索，见空无一人，后来才知道偷渡者藏身湖沼水下，像个职业间谍似的含着芦苇呼吸。支队长抓了几个农民用于后续双方交换，可农民躺地上不肯走。支队长放了几枪，吓得农民纷纷跳起来。据1993年哈尔滨政府出版的该省对外关系刊物，此举造成两名中国人受伤。
若非抓捕队员通过电台及时接到撤离命令，真不知事件如何收场。命令直接来自莫斯科边防军司令部，他们已经知晓情况。
第二天中国方面提出抗议。时任边区党委第一书记直言：“正是愚蠢的决定导致了武装冲突”。安德罗波夫亲自抓调查，惩罚一些军官，但忠实执行支队长命令的战士受嘉奖。
然而事件终究闹大，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出示苏联边防军遗留的弹壳做证据。苏联道歉的理由是追捕武装逃犯，要求将此人遣返，但究竟姓甚名谁却说不清楚。

然后，彼得·莱特讲的“直觉”起了作用。

滨海边疆区原克格勃局长格里戈利耶夫说：“如果这事儿能讲的话，我常常梦中办公，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偏门办法”。这一次他又发梦，梦见下属报称东方港宿舍不明人员失踪，“接着我脑海中显现手拿门钥匙的模糊人影”。早晨上班，格里戈利耶夫命令把在乌苏里江岸拾获的钥匙拿去东方港宿舍逐门查对，发现偷渡者系失踪工人斯塔尔琴科。后来克格勃经由自己的渠道核实斯塔尔琴科经中国去了美国，从那儿给在克拉斯诺达尔的情妇打电话，被全程录音。

多年前泰加森林曾有过一次搜寻中国越境者的行动，甚至莫斯科都派员指导，然而迟迟无果。当时参加搜寻的斯米尔诺夫大尉回忆：“一名当地人到我面前说，请原谅，也许你听了不信，也许会笑，但我岳母是村里有名的算命婆，眼观千里。她用自己的办法找了两天，说应该在这片地区搜索。卢比扬卡来的上级听完点点头：多么有用的帮助！算命的也给你们干活啊！结果偷渡者在算命婆所指位置不远处被抓获。我不信什么占卜，但事实如此。”

所以还是那句话，直觉无论好坏都有用。

即使到了苏联克格勃解散前夕，非法越境问题仍有待解决。1991年9月某天上午八点，第一总局局长谢巴尔申案头“主席（巴卡京）专用电话”铃响：
— 日本报纸说几千个党员干部正通过新疆偷渡中国，立即查证。
— 我认为这是假消息。现在传开了吗？
— 立即查证！

主席下令10分钟后，驻北京和东京的情报机构已经接到电报，要求他们迅速核实并向莫斯科汇报。谢巴尔申回忆：“任务就是任务，我干这行这么多年执行过许多荒谬任务，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

同样的命令也下达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的边防军和克格勃。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抓获了两个中国越境者，已遣返回去。

没多久电话铃又响：
— 关于叛逃者您有什么消息吗？
— 边防军说一切平安。
— 边防军说什么不劳你告诉我！情报怎么讲？
— 还没有。一旦我从驻外机构得知情况立即向您汇报。我相信此事是假消息。

再后来，驻东京的情报员约文章作者见面，那个日本人援引了一些模糊传闻。驻北京的干脆断然否认中国接收任何叛逃者。谢巴尔申面见巴卡京说：“这是相当明显的虚假报道。作者料到新政府心态不稳，故意动摇共产党人。谎言会被揭穿——但这不重要，疑心未消，下次有毒的种子还会从其他地方扔到犁好的土壤。这种手段我们太熟悉了”。

谢巴尔申表示：“决定忽略日本的报道——这是完全正确的决定。直接无视它，假宣传就没用了”。9月6号《消息报》刊登短讯：“昨天我们发表了塔斯社东京消息，称克格勃工作人员和苏共党员干部外逃中国。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核实，发现不符合事实”。

所谓“我们的记者”，想必就有谢巴尔申的人……

延伸阅读：

苏联的走私路线

1967年“斯维尔斯克号”事件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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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5日晚八时许，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斯克利普尼茨基巷11号宅发生一起命案：女公民科切托娃手持从丈夫那儿偷来的“纳甘”步枪杀死另一位女公民埃斯特曼。案发时受害者怀孕五个月，而凶手一个月前刚刚埋葬了她唯一的孩子，这孩子曾接受埃斯特曼医治。科切托娃认为治疗过程不合格。

如果这件事出在当代墨西哥或巴西，摄制组会把它拍成催人泪下的电视剧。而在那时候的苏联，案子被迅速“政治化”，由于女公民科切托娃是印刷厂排字工，所以被指责“打击知识分子和劳动阶级之间的联系”。

据哈尔科夫前律师谢梅年科日后回忆：1927年秋天全市笼罩着“紧张和病态的气氛”，因为“医学界感觉自己受威胁”。情况似乎确实如此。大概只有恐惧才能解释卫生人民委员叶菲莫夫针对埃斯特曼医生遇害案发表的官方声明为什么那样遣词用句，甚至公开承认自己的部门违反劳动法规！并且本着“伊利夫和彼得罗夫精神”坦率表示：“工人的健康是工人自己的事”。

人民委员8号发言，9号哈尔科夫本地报纸刊载记者对院外护理检查员捷尔-米卡耶良的采访。跟叶菲莫夫一样，此人也描述了地区医生艰苦的工作环境，包括连续超负荷劳动，以及来自病人的恐吓等。另外，捷尔-米卡耶良又谈了些新情况，首次披露悲剧之源——三岁女童利季娅·科切托娃的诊疗过程。很显然，后来的遇害者埃斯特曼临时改变自己的诊断。可是，他的这番话不太可能如他希望的那样，“终结所谓埃斯特曼‘治愈了’患者的庸俗传言”。

工人社区发出的声音更刺耳，他们说话原本就不好听，科切托娃案之后更加极端，声称医生们将会“重蹈覆辙”，母亲的眼泪永远流不完啦。

当局为难了：必须惩处杀人凶手以儆效尤，但又不能激怒堂而皇之声援凶手的哈尔科夫工人阶级。10月23日报纸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谋杀情节方面没有疑问——罪行是在受害者公寓肆无忌惮进行的，有证人，也有科切托娃供词。

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之女利季娅是否获得了正确诊疗？死亡证明写着孩子1927年7月28日死于“副伤寒并发症”。但9月7日进行尸检的法医指出：“尸体严重腐烂”，死因可能是疟疾，不排除其他传染病。

案发一个月后的10月10日，“专家委员会”宣布“孩子死于某种类型的伤寒”，而“已故的埃斯特曼正确施治……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拯救患儿”。对科切托娃精神状态的鉴定更有意思，如果相信官方说法，这个女人似乎鉴定一次就好转一次。9月7日精神病学家认为作案人“目前患有以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为表现形式的神经系统机能紊乱”；9月10日另外三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认为：科切托娃“……未罹患神经紊乱，仅由于受到特定刺激（女儿疾病）表现出歇斯底里状态（哭泣）”；10月8日鉴定又认为：“目前无神经紊乱，作案时也没有”。

1927年11月13日哈尔科夫地方法院举行公审，伊林斯基同志主持。一千多人赶往金属工人俱乐部旁听，挤得水泄不通。宣读起诉书和科切托娃认罪书之后，宣布庭审顺序：先问诊疗，再问谋杀。

被告人作证：埃斯特曼使用奎宁治疗女童的疟疾一个半星期，高烧未退，于是做母亲的延请甘谢耶夫医生诊断，后者表示不是疟疾，应当验血。血检结果出来后埃斯特曼改变了最初诊断，认为患副伤寒。但她让科切托娃去咨询一位更权威专家：扬波利斯基医生。专家意见徒增烦恼，猜测要么是副伤寒，要么是粟粒性结核病，要么是原因不明的脓毒症。

科切托娃还回忆起一个矛盾之处：孩子死前几天门诊部值班医生建议在心脏位置放冰块降温，但扬波利斯基说要在腹部和四肢放热水袋。

上述种种不一致的地方，公审第二天由阿尔卡文教授率领的专家委员会都做了澄清。教授的答复是：区区一个排字女工不可能理解浩如烟海的医学知识！在疾病早期阶段，医生无法区分疟疾和伤寒。即便判断准了也意义不大，副伤寒没有特殊治疗方法，对付这个病的手段跟对付所有急性传染病一样。

专家委员会认为埃斯特曼第二次诊断——副伤寒——是正确的。尽管利季娅·科切托娃血样的威达尔测试(Widal test)结果呈阴性，但他们说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测试阴性，仍属伤寒。心脏放冰块跟腹部放热水袋殊途同归，目的是一致的。总而言之：医生尽了全力拯救孩子。

检察员提问：“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其他治疗手段能够避免死亡？”委员会断然否定：“没有！”十月份初步调查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不像这样底气十足，那时候说“用咖啡渣算命”毫无意义。

科切托娃的辩护人机智地提请法庭回顾扬波利斯基医生的三个诊断——究竟哪个正确？并提供了支持“结核病”诊断的理由。专家委员会虽不同意，却把“副伤寒”的结论改为更模糊的“某种类型伤寒”。

由于一些证人见过科切托娃领着病孩逛市场，辩护人提出为什么医生不要求卧床休息呢？阿尔卡文教授回答：这种程度的户外活动仅对晚期患者致命，因为那时候出现了心脏并发症。否则，疟疾和伤寒患者早期是可以散步的！

庭审第三、第四天用于查明谋杀情况。实际上，与其说调查案件本身，倒不如说是调查驱使科切托娃行凶的动机，以及作案时的精神状态。

检方不认可冲动杀人，因为孩子死亡（7月28）跟案发时间（9月5号）相距太久。但科切托娃举止确实反常，一个月里她每天给亡女换床单，出了印刷厂直奔墓地，坐到深夜11点。

本厂同事努力帮科切托娃辩护，形容她：“果断、机灵、有教养。身体健康，好静”，而且“觉悟很高，经常与工农接触”。这些肯定意见下面落着七十二个无产阶级的签名。只有一个人：被告的叔叔库岑科力排众议，指出科切托娃父亲是酒鬼兼性病患者，姥姥则是个疯婆子！然而库岑科未能举出任何相关证据。

11月17日庭审第五天，听取另一个专家委员会——精神病学家委员会——的意见。辩护人提出七个问题，检方提出五个问题。怪哉，报纸刊登了检方全部五个问题，却只公布辩护人的一个问题。反正结论是：“科切托娃在作案时未表现出精神疾病迹象，她清楚自己的行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明白实施这些行为的意义”。

11月18日展开辩论。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发言两个小时，承认：“科切托娃经历了母亲们常见的、尽管十分艰难的悲剧”。他这话可不是表达同情这么简单，直接抵触庭审期间公布的官方数据：相比帝制时代，乌克兰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5倍。如果真如此，还能说“常见”吗？

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身边另有三名“社会起诉人”，其中一位科甘教授怒发冲冠，坚持把一切往政治上靠：“科切托娃的行为是对我们政权、我们整个制度的诋毁”。怪哉，政权不是自称“工农”而非“知识分子”吗？无论如何，这四个人都提出应当“在革命法律的最大限度内”严惩科切托娃。

11月19日辩护人发言。律师科夫斯基不同意专家委员会关于精神状态的结论，要求考虑前两次发现异常的鉴定。他坚持认为科切托娃系在“暂时性精神崩溃”下实施犯罪。律师马约洛夫则反对“报复杀人”的措辞，因为复仇需要怀着恶意，而科切托娃没有恶意，只有对孩子的一片痴心。律师科瓦列夫斯卡娅基于同事论点更进一步，提出要呵护连接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细线”，请求法庭“开辟科切托娃投身工作的前路”，而不是让她身陷囹圄。

哈尔科夫法律界资深人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最后出场，此人曾在帝制时代为彼得·施密特中尉（译注：1905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辩护过。《广播晚报》形容辩护人的讲话“充满艺术想象和比喻之类”。并且亚历山德罗夫也不同意精神鉴定结论，提醒法庭别忘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失去幼女的悲伤母亲。

11月20日，经过四个小时合议，法院最终判决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严格隔离关押五年，刑满后不丧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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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伊万诺沃村纵火枪击案

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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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一则流言搅得莫斯科市群情鼎沸：据说，商店有一种32戈比鲱鱼罐头装的是黑鱼子酱！消息传开，没几天这种罐头就下架了，执法机关对此开展行动，结果引发苏联第一次“万众瞩目”的腐败案调查。事实证明，苏联的鱼罐头不仅富含磷质，“油水”也不少，最终流进高层官员口袋……

从头谈起吧。整件事情源于一位退伍军人在“海洋”专卖店购得鲱鱼罐头，回家打开食用，装的居然是黑鱼子酱！这位老兵是个有原则的人，立即返回商店说明情况，要求退换他购买的“正品”。这一幕被现场顾客瞧见，纷纷抢购同款鲱鱼罐头，希望自己也有好运气。

退伍军人买回家的罐头本不该出现在货架，实乃一种非法运输鱼子酱走私出口的狡猾手段。苏联时代第一桩高调侦办的腐败案由此拉开大幕，被人们称作“鱼案”，因为发生在“海洋”专卖店，故又称“海洋案”。

1970年代中期，苏联最高层意识到公民肉类消费意愿和购买能力的增速超过了畜牧业供应能力，所以做了个挺有意思的决定：尝试改变群众对鱼类的口味偏好，毕竟捕捞鱼货比饲养牲畜容易嘛。肉不够，鱼来凑。

早在1932年，当时主管食品工业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就在公共餐饮机构推行“吃鱼日”，可惜效果不彰，1937年苏联人均鱼类消费量仅5.6千克，甚至少于1913年（6.3千克）。1976年10月26日苏共中央重拾老同志旧办法，宣布每周四为“吃鱼日”，并制定详细计划落实。苏联渔业部长亚历山大·阿基莫维奇·伊什科夫自从1940年代末以来长期担任该职，信誓旦旦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保证一定能为苏联公民足量提供全种类海产品。他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因为1960年代的时候社会上曾对他指指点点，说他超额完成捕捞计划，破坏伏尔加河。

苏联渔业确实发展迅速，捕捞量持续增加，伊什科夫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尤其原来归商业部的鱼货经销权现在转移到伊什科夫的部门。部长去西班牙考察的时候，受欧洲现代化鱼类商店启发，希望将大店面、靓装潢、开放货架、落地冰柜、活鱼玻璃箱也复制到苏联。结果他成功了：苏联建立起“海洋”专卖店网络，以其先进的设备、丰富的货源和热情的服务态度广受顾客好评。苏联公民渐渐认可鱼制食品——味道不赖，比起禽畜肉也不贵。“海洋”连锁店运转良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表示满意，准备再颁给伊什科夫部长一枚勋章。

岂料阴差阳错，竟发生黑鱼子酱冒充鲱鱼的丑闻。

与此同时，克格勃收到友邦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通报：两位苏联高层人士正在该国活动，他们出手阔绰，对购买珠宝兴趣浓厚。其中一人是“海洋”贸易生产公司总经理叶菲姆·菲德尔曼，另一位是“海洋”某门店经理弗拉基米尔·费什曼。逮捕后审讯查明菲德尔曼和费什曼计划移民以色列，悄悄将大笔苏联卢布转换成珠宝首饰，其数额之巨根本不可能是诚实劳动所得。

如上所述，渔业部在产品销售方面被授予很大权柄，伊什科夫部长的副手：弗拉基米尔·雷托夫（绰号“水手长”）是监督“海洋”连锁店的人。伊什科夫部长关心业务发展，特别规定可将捕捞量的0.1%（不合规格之小鱼）作为多余部分报废。下面人迅速发现有空子可钻，开始把出售“多余部分”变成一门生意。另外，“海洋”门店允许报废10%的冷冻鱼，因为储存时间太久没人要了。该规定的用意是避免货架出现品相不佳的鱼，但实际情况却变成工作人员“假报废”稀缺品种的鱼，走后门私卖。“海洋”门店有自己的小吃部和餐厅，“假报废”的鱼货正好拿来做菜。“海洋”还售卖冷冻半成品，这在当时苏联属于新鲜景，同样便于偷奸耍滑。

而那罐被退伍军人买到的鲱鱼罐头完全是个失误，意外暴露了从鱼类加工厂到莫斯科的黑/红鱼子酱地下输送线。弗拉基米尔·费什曼在同事们中间有着“鱼子酱之王”的名号，他甚至把非法业务扩展至境外。利润当然是惊人的，费什曼心知肚明自己无法永远躲藏阴影里，所以准备逃往以色列。

调查人员侦办“渔业黑手党”阴谋过程中明显感到权贵阻挠。幸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大力撑腰，才使侦查工作进行下去。一个约120人组成的专案组顺利接触到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雷托夫，此人刚开始颇为自信，甚至表现得厚颜无耻，但下属的口供证明他犯的事儿十分严重。当他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何种严厉惩罚，“水手长”终于交代了。

雷托夫的供述解释了全部怀疑：一张由诡计、贪腐和各种财务欺诈编织成的大网笼罩着整个苏联渔业部，即便“海洋”的极个别门店经理想洁身自好，很快就会有人让他明白什么叫“规矩”——他任职的店将连续数星期收不到可销售的货品，导致这个集体完不成计划、拿不满奖金。经理本人不得不亲自怀揣信封去告饶，第二天满载最新鲜鱼货的卡车准时抵达店外。

调查组确信：如果没有比副部长更高级的官员参与，就不可能酿成涉及几十万卢布的大案。审视的目光开始瞄向伊什科夫部长及一些党内高干。此时巨大的“休止符”从天而降，连全能的安德罗波夫也无力抵抗。亚历山大·伊什科夫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排下悄悄退休，弗拉基米尔·雷托夫成了本案主谋，最高法院判处其死刑，1982年执行枪决。菲德尔曼、费什曼分别获刑十二年。克格勃顺藤摸瓜，又牵出“索契-克拉斯诺达尔案”，起诉1500人，5000多干部被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逮捕索契市执委会主席，霍斯廷斯基区执委会主席拘押期间自杀，格连吉克市委第一书记负案失踪（至今生死不明），格连吉克市餐饮部门负责人别尔塔·博罗德金娜枪毙……

“鱼案”重创了国营“海洋”连锁店，1980年代不复往日辉煌，渐渐消失于历史中。1990年统计年苏联人均海产品消费量20.4千克，但这个数字受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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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纳斯里丁诺娃贪腐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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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三十二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继续在基辅“第2兵工厂”担任无线电设备调校员。下班回到第聂伯河左岸别列兹尼亚基区的家里陪伴父母和年幼儿子（离婚无妻），闲暇喜欢摄影、钓鱼，曾不止一次因非法垂钓遭罚款。

当时厂里安排他跟三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派来的见习人员金泽汉、崔德利、丁圣基（音译）一起工作，三人正在基辅军校培训，学习苏联援助朝鲜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工友们只知道他们仨的姓氏，金俄语最流利，充当翻译。没多久三人就和普什卡尔交上朋友，时常邀请他和各位同事下馆子吃饭，播放朝鲜电影。

随着交情日深，朝鲜人开始到普什卡尔家做客，赠送人参等礼物，比如给普什卡尔的参酒和给他抱恙母亲的参膏，号称能治百病。普什卡尔工作能力强，酒瘾也大，而且在厂里有着“唯利是图”、“乱搞男女关系”的恶名，喜欢进口商品，极少参加车间公共活动。朝鲜人不会不知道这些，每每把他灌醉后进行严肃对话。

1971年2月朝鲜人见习期满，到普什卡尔家饮酒庆祝，赠送金笔、人参酒。席间金和崔表示此次见习太短了，他们仍有事情没做完，希望能复制工厂档案室存放的2K8“方阵”反坦克导弹系统图纸（绝密材料，外国人无权接触）。目前尚不清楚普什卡尔是否理解这一要求的实质，也不清楚他是否犹豫过，反正他不仅同意，还提出给图纸拍照。于是朝鲜人送他一部瑞士产“特熙纳”微型照相机，请他把胶卷送到莫斯科（并留旅费25卢布），往朝鲜使馆打电话找“尼古拉”，自称“基辅的斯拉瓦”。但普什卡尔没用这部相机，午休时间进档案室带出密件，回家用自己的“泽尼特”拍照，然后送回工厂。档案室保密员当然违反了规定，但她觉得熟人同事进进出出没什么大不了。

朝鲜驻外间谍机构给普什卡尔的代号叫“老乡”。“老乡”直到1971年底才把胶卷送往莫斯科——在另两位朝鲜间谍“朴”和“洪”携带崔的信、各种礼物外加500卢布登门拜访之后。接下来几年普什卡尔的朝鲜联络人和任务多次变化，除图纸外还被要求提供零件和仪器。1972年朝鲜人吩咐普什卡尔盗取他无权接触的防空系统图纸，他只好求助技术检查科的朋友根纳季·瑙莫夫。普什卡尔带领联络人去瑙莫夫家，由于家人都在，联络人必须在厕所、厨房或阳台悄悄跟瑙莫夫谈话。瑙莫夫对此拿捏不定，询问普什卡尔，普什卡尔说“那些二百五愿意为这种区区小事付很多钱”，最终瑙莫夫同意与朝鲜人合作。

后来的案卷显示，根纳季·瑙莫夫不是一个人行动：他早在1971年12月就被克格勃招募为线人监视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克格勃怀疑朝鲜见习人员从事非法情报活动，秘密搜查其宿舍，发现了普什卡尔的相片及写有他姓名的纸。同时奔萨方面情报称基辅一家保密工厂的某个工程师正向朝鲜间谍传递材料。克格勃判断此人即普什卡尔，开始安排人监视。据说瑙莫夫在被克格勃招募之前已经对普什卡尔起了疑：他警觉地注意到普什卡尔曾炫耀朝鲜人赠送的“特熙纳”相机，日常消费也忽然阔绰起来。此外，普什卡尔的车间主任和另几位同事也暗中帮克格勃盯梢。

克格勃考虑了逮捕普什卡尔的各种方案，包括强迫他成为双重间谍的方案。但1975年1月发生的一桩意外导致逮捕推迟：普什卡尔携儿子再次前往莫斯科，察觉自己被跟踪，但他并不确定究竟是身份暴露，还是因为醉醺醺坐飞机的时候大喊大叫惹了麻烦，总之他注意到有个灰衣人开着同一辆黑色“伏尔加”多次出现。于是取消本次接头。

瑙莫夫告诉克格勃，普什卡尔被吓坏了，犹豫着要不要结束跟朝鲜人的合作。然后他冷静下来，仍不敢主动联系，朝鲜人也没找他。普什卡尔申请去民主德国工作未获准，1977年离开兵工厂到一家木材厂上班。1978年克格勃决定将该案归档，原因似乎是无法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材料提起刑事指控。同年普什卡尔继续跟朝鲜人见面，克格勃不知情。

1979年底情况突变。当时在莫斯科领导朝鲜驻苏情报机构的助理武官玄基谢（音译）指派代理人去基辅见普什卡尔，交付一张朝鲜方面所需物资的清单，包括“中子弹防护材料、视距800米的夜视仪器和激光测距仪”。该代理人已被克格勃控制，于是玄被驱逐出境，另一个克格勃线人（代号“卡恰洛夫”）飞去基辅，在医院探望肠道手术后的普什卡尔，交付清单并用隐藏式麦克风记录二人谈话内容。

克格勃迅速行动，把案子“合法化”，也就是“编造克格勃如何侦知这一切，绝口不提多年来的起伏”，以便刑事立案。根纳季·瑙莫夫提交给克格勃一份正式说明，其中描述前同事普什卡尔怎样怎样跟朝鲜间谍合作，特别强调自己是读了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秘密战线》一书才决定举报的。

1980年10月30日普什卡尔被民警逮捕（理由是公共场合骂粗话），接着克格勃官员出场，吓唬他说朝鲜联络人已尽数落网，坦白是唯一出路！普什卡尔信以为真，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用“愚蠢和怯懦”解释自己罪行，表示之所以拖到今天仅仅为了让儿子完成学业。

1981年7月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出庭受审，认罪忏悔并请求宽大处理。法院判决其“以间谍活动形式叛国”罪名成立，处十年严管劳改。之后在“彼尔姆-36”劳改营当电工，服刑中亡故。据同样监禁在该劳改营的持不同政见者奥列西·舍甫琴科介绍，死因大概是急性胃溃疡或肠道出血。“第2兵工厂”试图追回普什卡尔盗取的零件价值535卢布65戈比，劳改营机关答复称不可能追索款项，因为“该犯已死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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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一个名叫鲍里斯·贡科-戈尔昆的诈骗犯被捕，很快就消失得仿佛从没有过这号人物。此人骗术并不高超，却给政府声誉带来严重损害，因为他既冒充“列宁秘书”，又假扮ОГП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首长。而检察机关案卷材料对他的另一些行为讳莫如深。

“全俄肃反委员会干部”

1935年6月26日，苏联总检察长А. Я.维辛斯基向联共（布）中央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叶若夫报告，针对一起奇怪案件的侦查业已完成：

“苏联检察院已经结束对骗子鲍里斯·巴甫洛维奇·贡科-戈尔昆（又名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案件的侦查。
侦查发现，贡科-戈尔昆持伪造党员证及其他文件，自1907年以来一直冒充党员，并以‘老布尔什维克’和‘内战英雄’的身份在苏联各地招摇撞骗，诈取大笔补贴、各种福利、疗养证和介绍信等。
虽然1920-1927年期间贡科-戈尔昆多次因欺诈被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却都成功逃脱，并凭借伪造文件屡屡冒充‘老布尔什维克’和‘内战英雄’。1926年8月31日贡科-戈尔昆甚至设法申请到个人退休金。此外，贡科-戈尔昆还从一些机关处领取了预支’退休金’，在呈交这些机关的申请中，贡科-戈尔昆自称列宁同志秘书、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等身份”。

维辛斯基报告中提到，狡猾的贡科-戈尔昆甚至轻易瞒过了警觉的“契卡”：

“1926年12月17日ОГПУ委员会认定贡科-戈尔昆患精神疾病（后来发现是装病），把他送进精神病院，1927年2月逃出，继续行骗。
1927年他在全联盟冶金联合企业谋得差事，预支837卢布出差费，携款潜逃。”

他第二次企图蒙骗ОГПУ失败，维辛斯基报告称：

“1927年9月9日他在基辅被捕，再次送进精神病院治疗。ОГПУ委员会随即判处他3年劳改，但贡科-戈尔昆再次脱逃并躲藏起来。”

两次失手之后，以骗为生的贡科-戈尔昆行踪愈发诡秘，变得很难抓：

“1929年8月贡科-戈尔昆到新舒罗夫斯基水泥厂上班，担任业务主任，贪污1500卢布潜逃。
1932年贡科-戈尔昆使用假文件在哈尔科夫取得一套带家具的终身住房，并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授予红旗勋章。这套住房被他以4000卢布价格出售。
1933-1934年期间，贡科-戈尔昆多次使用欺诈手段从莫斯科、图阿普谢、阿斯特拉罕、索契等城市的不同部门骗得疗养休假证和现金补贴。
1933年底他被新西伯利亚电力联合企业聘为总工程师，1934年2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当经理，1934年5月被卡西莫夫斯基地区任命为地区工程师等”。

贡科-戈尔昆的骗局之所以成功，部分可以归因于革命后混乱局势和新兴社会风尚，在这种大背景下他并不算多么显眼。但1929年党内高层的激烈争吵平息之后，国家领导人着手建立社会秩序，尤其缉拿罪犯和任命干部方面。可奇怪的是，贡科-戈尔昆在这段时期仍继续骗得职位和物质利益。维辛斯基报告亦未明言贡科-戈尔昆为什么突然事败被捕，难道中央首长对此早有察觉吗？

“一套证书”

1937年谢尔布斯基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所长Ц. М.法因贝格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贡科-戈尔昆被捕后法因贝格对他进行检查，称其为“患者С”，认为该人能够行骗多年的原因是伪装成苏联精英阶层要人：

“С.在他的圈子里号称‘门路大王’。案情明确，С.扮演的角色既是供应者也是需求者。他在各个机关都有熟人，清楚知道可以从哪里获得稀缺物资，以及追求稀缺物资的人能拿出什么做交换”。

总的来看，稀罕货是用高级优待权和必要文件换取的：

“С.拥有一整套证明文书。他在事业开始之初就骗取了红旗勋章。他有赤卫队员证、红色游击队员证，光荣共青团员证，最高级内部合作社（译注：特供商店）出入证，剧院通行证，免费乘坐火车、轮船证，免费乘坐城市轨道交通和公交线路证。С.领取个人退休金”。

有些时候贡科-戈尔昆又表现得很高调：

“他冒充ОГПУ高级首长，身穿带菱形章的军服招摇过市。另一些场合他以列宁格勒州检察干部的身份活动。有一回他穿着带菱形章和红旗勋章的军服出现在克里米亚，吓唬一个疗养区的负责人，威胁要以无秩序为由逮捕所有人，接着他前往‘马桑德拉’酒庄的葡萄酒仓库，安排运送五百瓶珍稀昂贵的非卖品葡萄酒到莫斯科，然后离开。于是这五百瓶酒按照成本价装车发往莫斯科”。

然而耍花招攫取五百瓶专供国家领导人享用的红酒并不是压垮贡科-戈尔昆的最后一根稻草，“门路之王”也有摸不着门路的时候，难免令他的主顾大失所望：

“在他面前——正如证人所描述的——没有进不去的门。随着‘顾客’越来越多，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С.被抓获，根据1932年8月7日法律起诉”。

“八七法”的严厉惩罚甚至包括死刑，贡科-戈尔昆企图装疯保命。法因贝格写道：

“受试对象的状态在研究所开会讨论之前一切正常。自从对他宣布他精神正常、将被送回监狱的那一刻起，立刻有了相当激烈的反应。他惊惶、哭泣，不停找机会跟医生谈话，极度紧张、慌乱，说自己会被枪毙，说他们‘来了’、‘要走’。不听医生讲话，翻来覆去念叨同一件事，在病房坐立不安。后来送回劳动改造机关，他仍是这种状态，明显变瘦，开始抠抓旧伤疤，形成不愈合的大伤口。他不再照顾自己，满身污秽，抗拒一切，最后不回答任何问题。这样一来他又被送回研究所，行为表现如故，不回答问题，不停走来走去。他持续抠抓伤口，体力消耗殆尽。每当试图把他转移去什么地方总会拼命抵抗”。

“揭发自己和别人”

不过当他的同伙被判刑处理之后，贡科-戈尔昆就换了一幅嘴脸：

“受试对象进入塔甘斯基监狱，随着案情渐渐明朗（其他刑事被告每人获刑5年），他的状况也慢慢好转。开始专心劳动，干活出色，很快被提拔做组长，行为积极活跃，能够自我照顾。最后С.出庭聆讯。法院审理期间受试对象举止平静，交代了一切必要信息。他未表现出任何精神紊乱迹象，审讯中从未啼哭。回答问题干脆利索，供述诚恳，揭发自己和别人，一直强调自己句句真话。实际上他做的很多勾当都没有特别的利益，只因喜欢炫耀、喜欢显示自己能力。尽管审讯过程中需要引用大量材料，但事实证明他是个条理性强、记忆力好的人”。

贡科-戈尔昆显然打算用认罪、忏悔换取从轻发落，可他在侦查期间透露的某些情况被认为属于加重情节。维辛斯基报告指出：

“这些年间贡科·戈尔昆走遍苏联各城市，多次以领养名义从孤儿院带走女童，奸污后再送回孤儿院。
例如，1927年他从新罗西斯克孤儿院带走10岁的叶莲娜·伊萨耶娃，1929年奸污。
1932年以同样方式从孤儿院带走14岁的娜斯佳和12岁的塔塔尔族女童阿比别奸污。
1934年从奥伦堡孤儿院带走14岁的妮娜·加采娃，同年奸污。诸如此类。
贡科-戈尔昆在口供中承认了奸污儿童的事实和自己的冒险经历。
法医精神学家鉴定贡科-戈尔昆精神正常。
根据1932年8月7日法律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刑法典154条之规定，起诉贡科-戈尔昆一案由我本人提交РСФСР最高法院特别庭不公开审理。检察员已接到指示坚决要求判处贡科-戈尔昆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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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院士”忽悠市执委会主席

唯一成功骗取“苏联英雄”称号之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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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27日早晨，库尔斯克火车站前广场突然响起枪声。起初人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随即有人中弹仆地，方才惊觉凶手从暗处射击无辜群众。此次事件造成13人死亡，是苏联最血腥的大规模杀人案之一。

维克多·科尔舒诺夫和尤里·苏罗夫采夫是苏联内卫军驻库尔斯克7527部队军人，科尔舒诺夫是列兵，苏罗夫采夫是上等兵(ефрейтор)。虽然后者军衔高，但在二人的关系中前者是毫无疑问的“大哥”。

事实上，苏罗夫采夫有心理问题，表现为情绪波动大、幼稚、亢奋、无力独自解决问题，不适合当兵。但他仍然在经历过精神崩溃入院治疗后进入内务部队。此前曾求学，却因表现不良被学院开除。另外早年他父亲犯抢劫罪被判刑。

21岁的科尔舒诺夫则完全相反。他自幼就是个难对付的孩子，生性残忍好斗。父亲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做过伪警察，因此判刑25年，母亲独自拉扯儿子费尽心血。科尔舒诺夫当兵前也曾在高等专科学校念书，期间偶尔大声表露自杀念头，1966年因品行不端被开除，10月份入伍分配至7527部队。

科尔舒诺夫进入军营如鱼得水，很快掌握刺刀格斗和步枪射击，打靶永远第一名，评为所在部队最佳射手。他平日无违纪行为，出身前几周被授予“苏军模范”胸章(Отличник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该章颁发给在战斗训练、政治学习中成绩卓著及严守军纪的基层军人，虽不同于军功章和荣誉奖章，也不是随便哪个兵都能获得的。但他的扭曲性格丝毫未改，战友们纷纷躲着走，遂跟有心理问题的苏罗夫采夫交上朋友。二人相处时认为“赖活着不如好死”，幻想劫持飞机、杀掉驾驶员，飞去喜欢的任何地方。

总之，1968年枪击案发生时苏罗夫采夫刚服役一年，科尔舒诺夫不满两年。

1968年9月中旬科尔舒诺夫收到恋爱对象来信。这是他头回谈女朋友，中途曾有一段相当长的、说不清的停顿。姑娘写信告知她已决定和别人成家，婚礼即将举办，谁也拦不住改不了。

科尔舒诺夫深受刺激，酝酿已久的自杀念头重新炽烈起来。但他缺少勇气断然自裁，终于在打靶场上精神崩溃。当时他手持自动步枪，听一位军官对他说了句什么话，骤然歇斯底里，威胁杀光上级和战友再自杀。所幸旁人夺下他手中武器，强制入院治疗。科尔舒诺夫出院后找到苏罗夫采夫约定结束生命，但之前必须干一件惊天动地大事，比如攻打市内某个政府部门。苏罗夫采夫表示同意，开始着手准备。

二人等待几天，等到科尔舒诺夫9月25日深夜在连队站哨的时机。如此只剩一个障碍：连勤务兵。科尔舒诺夫友善建议勤务兵去睡觉，他自己照管一切就行。勤务兵不知有诈，回屋休息了。二人潜入军械库，盗取预先藏好的手枪、两支АК-47步枪（锯断枪托）和240发子弹，神不知鬼不觉溜出营房。

二人搭顺路车到库尔斯克市中心，并无具体行动计划。最初设想攻打市委大楼，但那栋建筑很大，凭两个人无法控制，而且警察局就在背面，成功机会渺茫。此外还得找个隐蔽地方等天亮，拎着两个大皮箱可不容易。故临时决定到火车站街1号公寓楼藏身，因为他们认识其中某户家人。

两人找到这间位于四楼的二居室公寓，按门铃。此时屋内有8个人，包括66岁户主叶芙多基娅、大女儿塔玛拉（38岁）、小女儿瓦莲京娜和丈夫阿纳托利及四个孩子，外加留宿的亲戚。叶芙多基娅起身开门，应声而倒。接着科尔舒诺夫拿枕头当消声器连续开枪，紧随其后的苏罗夫洛夫用铸铁熨斗猛砸，又杀死四个人，只留塔玛拉和她的两个孩子（7岁、9岁）。逃兵告诉塔玛拉他们是“复仇者”，塔玛拉苦苦哀求饶小孩一命，二人表示如果买回伏特加来就照办，于是塔玛拉上街买酒。

虽然科尔舒诺夫顶着枕头开枪，但集体公寓内墙隔音效果不好，惊醒了个别人，包括清洁女工玛丽亚。玛丽亚狐疑地打电话报警称有人开枪，值班警察更怀疑，说会不会是摩托车从楼外经过，睡梦中听错了？毕竟谁也想不到1968年的库尔斯克市中心能有人开枪，何况警局暂不知道有士兵携枪逃出军营。

塔玛拉买酒途中偶遇一位地段警察，出于担心和恐惧没说话。等最近的商店开门买完伏特加回家一看：两个小孩已被枪和熨斗杀害了。塔玛拉悲痛欲绝，挥拳扑向凶手，反被殴打、强奸。塔玛拉试图自杀，被逃兵阻止关进厕所，又把尸体也拖进去。科尔舒诺夫和苏罗夫采夫干完这些，开始看电视、喝酒。

他俩连喝一昼夜，酒喝完苏罗夫采夫又跑出去买。9月27日早晨二人决定从窗口向下射击，因为这个位置对着火车站站前广场，往来旅客、行人一览无余，真是绝佳“活靶子”。晨八时许科尔舒诺夫在窗边选定位置，瞄准开枪。此时广场上群众不少，郊区开来的通勤火车已经抵达。“最佳射手”的短点射十分精准，他在靶场拿冠军，今天第一次有机会实际运用。科尔舒诺夫扣动扳机前叫苏罗夫采夫拧开收音机，并让他一起射击。

刚开始匆匆忙忙的人群没察觉奇怪声响，随着一些人栽倒，恍然大悟有人朝他们开枪。战争结束才二十几年，广场上就有退伍老兵，他们很快判明子弹射来方向，指挥大家进候车厅躲避。

枪响个不停，公寓楼住户再次报警称四楼某户出事儿了。8点15分一辆囚车驶入广场，车内押着四名准备移交莫斯科的囚犯。科尔舒诺夫和苏罗夫采夫立即瞄准射击，打死一个19岁囚犯。驾驶员以为碰上劫囚事件，迅速开车钻小巷。随后赶来的急救车亦遭射击，所幸无人伤亡。

大批警察闻讯奔向公寓楼。当年没有专门训练的防暴警察，更没有反恐部队，只能靠普通民警打击武装匪徒。他们在驻军协助下封锁站前广场和附近楼院，指挥部设在一处公寓内。几个警察走到二居室门口，逃兵听见脚步对着木门盲射，差点儿打中。

案情立即报给内务局，内务局上报市委、州委和州克格勃。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闻讯，要求活捉枪手送交军事法庭。

市警察局长抵达现场，试图与逃兵谈判，然而很快就被闹糊涂了。通常而言犯罪分子劫持人质总有某种目的，或者索取钱财，或者提出要求。而这俩逃兵不一样，他们既提不出什么要求，似乎也说不清自己要什么、为何这么做。由于不了解对方意图，警察暂时无计可施。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逃兵变得愈发激动，扬言杀死包括儿童在内全部人质。这时候警察根本不知道住户早已死得只剩一名妇女，被迫取消了钻墙孔灌入“稠李”催泪瓦斯的方案。

几乎与此同时7527部队官兵赶来，他们先借助一辆装甲运兵车疏散伤员，用车身做掩体，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州治安局谢尔盖·施马吉洛夫少将走到二居室门旁谈判，无结果——逃兵仍然不提要求。十点左右7527部队副指挥员接手谈判，他和警察不同，知道自己对付的是什么人。所以无视强硬坚决的科尔舒诺夫，直接跟意志动摇、易受影响的苏罗夫采夫对话。这一招果然有效，尤里·苏罗夫采夫已经醒悟自己闯下大祸，情绪极其低落。

科尔舒诺夫下定决心求死，可他对世界满怀仇恨，死前必须多拉几个垫背。而苏罗夫采夫完全是听信“大哥”怂恿盲从作案，当他渐渐明白过来，终于陷入狂乱状态。门外指挥员及时察觉，开始用职权施压，通过扩音器催促投降。科尔舒诺夫不为所动，苏罗夫采夫则叫喊自己管不了战友。指挥员随即要求军衔高的苏罗夫采夫命令科尔舒诺夫缴械，科尔舒诺夫怒火中烧，明确拒绝，但终归不敢向苏罗夫采夫开枪。于是指挥员要求苏罗夫采夫击毙违抗命令的科尔舒诺夫！

片刻听闻一阵枪响。警察等候10分钟破门而入，见科尔舒诺夫身中23枪，苏罗夫采夫瘫坐墙边抽泣无抵抗。至于屋内究竟发生什么，有三种版本：1.科尔舒诺夫自杀，叫苏罗夫采夫补枪；2.科尔舒诺夫不敢自杀，叫苏罗夫采夫杀自己；3.苏罗夫采夫击毙同伙。无论怎样，持续两个小时的屠杀结束了。

大量居民听说凶手一死一落网，聚集警戒线外高呼“处决强盗”。警察怕苏罗夫采夫被愤怒群众揍死，给他身穿警服、冒充负伤警员带离现场。审讯期间苏罗夫采夫爽快招供了全部情况。

枪击共造成13人死亡、11人不同程度受伤。1968年11月军事法庭判处尤里·苏罗夫采夫极刑，不准上诉，并赔偿幸存者塔玛拉552卢布。他在狱中不停祷告，请求宽大。1970年5月被执行枪决。

由于这种血腥而无动机的暴力犯罪当年十分罕见，人们难以相信两个苏军士兵仅仅为了“逃跑”就实施一场大屠杀。社会流传各种猜测，说他俩真正目的在于“解救囚犯”——这当然不是事实。尽管政府对案件严加保密，但“美国之音”得知消息做了简短报道，却误称两名逃兵是“抗议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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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季托夫卡军营枪击案

1987年士兵枪杀八名战友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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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中旬-10月中旬短短一个月时间，有个残忍罪犯连续作案，绑架、杀死五名婴儿，引起莫斯科警察局史上最大规模搜索之一。当警察成功抓获凶手并查明其身份后，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早在1971年，某个叫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比留科夫的人曾被警局短暂拘留。当时该男子企图在儿童诊所门口偷走里面有个婴儿的小推车，所幸母亲及时发现大喊大叫。比留科夫告诉警察他并无恶意，只因见婴儿车无人看管，打算搞“恶作剧”吓唬吓唬孩子娘，让她以后别这么粗心。由于比留科夫认错态度好，警察对他进行预防性谈话（训诫），罚款了事。岂料一年后再次因盗窃婴儿车被捕，判处三年监禁——尽管他辩称只想偷婴儿车卖钱，没发现装着孩子。比留科夫服刑期间老婆提出离婚（亦有说法称他设法免于服刑），获释后在建筑部门工作，过着貌似平静的生活。

阿纳托利·比留科夫童年时代发生意外，容貌受损。关于这件事，最常见的版本是他偷了父亲弹药箱的子弹，敲打切割过程中爆炸，脸、胸口和双手烧伤并留疤。而比留科夫自己对身边人的解释是：“小时候不慎打翻热锅”。无论怎样，这些明显的疤痕令他的成长阴云密布，在学校屡遭同学欺侮，没朋友，逐渐养成孤僻、低调之性格。婚后育有两女（或说一子），被同事、邻居形容为善良、礼貌的人。

1977年9月16号，莫斯科妇女叶莲娜·捷尼修克推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娜塔莎出去买牛奶，像其他母亲一样把婴儿车停在店门外。等她买完出来，赫然发现连车带孩子都不见了！附近人听到尖叫声纷纷赶来帮忙，警察也加入搜寻，很快找到遗弃在附近比留佐夫元帅街22号公寓楼下灌木丛的空婴儿车。楼管员此时正准备挨家挨户敲门询问，竟在楼道窗台上惊见腹部被锐器严重砍伤的娜塔莎，未及送医即死亡。

警察接手此案，一时找不准侦查方向。究竟什么样的狂人会谋杀三个月大婴儿？会不会是父母自己遇上麻烦决心摆脱孩子？或是患季节性疯病的人偶然作案？经过初步调查，这两种猜测都被否定：孩子被照顾得很好，家庭也很稳定，父母没得罪过人。娜塔莎被拐走时妈妈仅仅离开几分钟而已。
后来比留科夫被捕，交待9月16日经过，承认自己当时正准备在楼梯间窗台性虐婴儿，忽然被楼上开门声惊吓，慌乱中斩了一刀便跑。事后回想才意识到根本没必要杀人，扔下她赶快逃就行了。

第一起案件三天后的9月19日，莫斯科年轻妈妈古丽孜甘·阿纳耶娃也将装有三个月女儿尤利娅的小车留在和平大街“儿童世界”店门外，出来不见孩子。经过一番搜索，在距离失踪位置较远的大花园街垃圾桶旁拾获婴儿衣帽，小车扔在汽车库后面。又过了一星期，在莫斯科郊外某垃圾场找到尤利娅尸体，有遭性虐待痕迹。这次几名目击者声称见过罪犯，但描述十分模糊，最重要的是没人指出显著特征：面部疤痕。

三天发生两起同类案件，肯定不是巧合。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亲自督办，向勃列日涅夫做了汇报。警察在莫斯科展开大排查，拦截盘问每个抱小孩的单身男性，又将受害者信息和嫌疑人情况发给全国各地协查。可惜过了三周又有一名六个月男婴被抢走，带孩子的老人无力追赶，只记得凶手穿格子衬衫、灰裤，帽檐遮眼。几天后发现男婴被性虐的尸体。于是进一步加强巡逻，部署便衣侦探，直到某天在一处儿童操场抓获尾随推婴儿车妇女的可疑男子。但此人不是警察要找的人，他刚跟老婆吵完架，所以跟着她想等她消了气再谈谈。万万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阿纳托利·比留科夫当时就蹲在灌木丛内全程目睹，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

莫斯科待不下去了，比留科夫决定去他出生的地方：距离首都55千米的契诃夫镇，在那里继续搜寻猎物。当警方发现契诃夫镇两名女婴被性虐、杀害，才反应过来凶手已经转移。由于迟迟抓不到人，晓洛科夫部长愈发恼火，要求全力破案。目前比留科夫已夺走五条性命，但接下来的案子对他本人来说是致命错误。

10月21日比留科夫再次伸黑手从商店门外偷婴儿。活该他倒霉，婴儿刚抱进怀里就被母亲发现，撵出来呼救。几个路人穷追猛赶，比留科夫平日疏于运动，抱着孩子越跑越气喘，不得不扔下孤身逃离，帽子掉落。此期间几十名目击者看到他，提供了相当准确的外貌描述，以及标志性记号：左脸伤疤。

莫斯科警察拿着嫌犯画像走访全市企业，10月24日在某建筑部门锁定38岁钳工阿纳托利·比留科夫。首先令大家惊讶的是，多数同事评价比留科夫安静、谦逊、顾家，无任何恶习。之后，警方查明该比留科夫竟是退役中将、战功赫赫的“苏联英雄”、两次列宁勋章、四次红旗勋章获得者尼古拉·比留科夫的独生子！

侦查人员想不通老将军何以生养出这种残暴儿子。阿纳托利·比留科夫本人的解释是：婚姻破裂前一切正常，但孩子出生后老婆拒绝跟他过夫妻生活，于是脑海中涌现出各种最疯狂的幻想。起初尝试找个情妇，失败了，因为他不擅长浪漫和调情。之后比留科夫打算诱奸十来岁少女，考虑到被发现的后果而放弃。此时正赶上老婆打离婚，于是比留科夫下定主意绑架、性虐婴儿——首先她们不会讲话，其次无法反抗。总之，比留科夫坚称老婆拒绝行房是自己作案的主要动机。

比留科夫承认谋杀，指望老爹救他免死，尼古拉·比留科夫也觉得有冤情，找了最好的律师辩护。但这并没改变什么，医疗委员会认为阿纳托利·比留科夫精神正常，但对婴儿有一种特殊渴望。1978年法院作出死刑判决，比留科夫关押期间自杀未遂，上诉被驳回，他老爹多次旁听庭审，最终也宣布放弃。1979年2月24日在莫斯科执行枪决，当时刚过完四十岁生日没几天。

1980年6月30日尼古拉·比留科夫逝世，终年78岁，葬昆采沃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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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斯摩棱斯克连环奸杀妇女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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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维列季诺夫案/古姆案”在苏联时代报道宣传不多，解体后又被其他更恶劣、更臭名昭著的刑事案件所“遮掩”。然而正是八十年代初期对该案及类似案件的侦查，揭穿了苏联官场从上到下糟朽溃烂的现实。人们发现原来大受吹捧的苏联贸易行业早已千疮百孔，自从1970年代就成了腐败的“领头羊”。

1983年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尤里· 安德罗波夫上台掌权。作为克格勃前主席，他深知苏联社会贪污腐败之猖獗，决心采取典型“苏式手段”予以铲除：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总检察长牵头实施大规模惩治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克格勃提供行动支持，总检察长完全负责调查。另一方面调动各地检察干部增强力量，这些人都是克格勃精挑细选的。

当时的执法机关，凡有资格参加“安德罗波夫大队”的侦查员和特工必须具备极高职业道德、表现出熟练业务水准。专门委员会对这些候选人的过往经历进行严格审查，哪怕有最轻微“瑕疵”者也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要对付的“苏联黑手党”乃是浸泡在贪腐臭水之中的党和政府机关本身。

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周边地方先后组建这种侦察组，调查特别复杂的大型案件。随着工作开展，一起涉及莫斯科市执委会商业总局、莫斯科“食品店”公司和国营百货商店（“古姆”）负责人的受贿、贪污窝案被揭露出来。

上梁不正

Б.С.特列维季诺夫当了十四年（1969-1983）的首都国营百货商店常任总经理，受过高等教育，有家室，老党员（调查期间开除党籍），各方面评价一贯不错。但这个人定期收取下属“贡品”，比如肉品部经理Ю.А.祝可夫就以贿款“感恩”老板四年来不间断给他们部门提供“高需求商品”，并且否决了旨在抑制商品销售中价格操纵行为的一切措施（提醒读者：苏联国营贸易实行政府定价，下级无权擅改）。

刑侦案卷显示，特列维季诺夫前后共收受祝可夫300卢布贿款30笔、200卢布贿款10笔。这些钱在苏联算得上天文数字。作为参考：同时期高等院校毕业工程师月薪120卢布（足够生活），高级车工月薪200卢布，从事危险岗位者（化工、井下作业等）300卢布。而一个国营商店（虽然是苏联最有名的“门面”商店）的总经理，每个月从众多下属之一手里拿到的贿赂居然超过他固定工资，简直骇人听闻！

此外，美食部经理В.И.雅科夫列夫在1969-1983年间基于同样原因（提供稀缺商品+纵容员工犯罪）共“孝敬”总经理10000卢布，这笔钱1970年代中期可买两辆“拉达”小车加一个车库。

特列维季诺夫任职期间“古姆”鱼类部换了三任经理，而这三个人全向他行过贿。

有意思的是，各部门经理行贿钱数高度一致：每个月100-300卢布不等，取决于油水之多寡。而且这些钱不仅仅是对总经理庇护的感谢，也用来购买他的善意和对他们部门需求的关注。谋求新职位（“副经理”晋升“经理”）要花1000卢布，流动红旗（或流动奖章）、“优秀售货员”称号甚至社会主义竞赛第一名也有相应标价。当引入“模范部门”荣誉称号（400卢布）之后，“古姆”的每个部门都迅速变成“模范”。

贿款送到总经理办公室，用干净白纸包好（半数行贿者提到这个细节：特列维季诺夫不喜欢脏乎乎的纸，也不喜欢包装纸，只收白纸）或装于信封内，要么放办公桌左角，要么放侧边抽屉，要么放衣柜。之后总经理大力握手，说声：“谢谢你！”就完事儿了。如果有人稀里糊涂坏了规矩，纳贡时间超出限度，那么总经理一定亲临其部门“突击检查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拣骨头，直到谁悄悄把纸包或信封塞进他白大褂口袋才离开。

事后查明特列维季诺夫十四年受贿合计58350卢布。与之相比，1970年代航天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地球轨道工作奖金15000卢布——有人说特列维季诺夫短短半年就拿了这么多脏钱，但无法证实。В.В.伊万诺夫是“古姆”的装卸工人，他指出：“这就像个照章运转的系统”。

花样百出

各部门经理给特列维季诺夫上完贡，也要给自己留点儿“生活费”，那么数以万计的款项从何而来？羊毛自然不能出在牛身上。苏联贸易体系中有许许多多“筹措资金”的路子，调查人员发现此类伎俩三十多种，下面简单举几例。

余额贸易：这可是门学问。比如肉馅掺水，比如把特级商品当作1级品销售（理由是品质下降了必须处理掉），也可以把任何商品“调整”为特级品或1级品（甚至2级、3级品）售出。更简单的办法是改秤，少个10-30克谁能察觉？这样一弄，每个班最多能有25-30千克鸡肉和40-50千克畜肉被列入“未核算余额”，卖了私下分钱即可。
莫斯科市果品蔬菜第28号（或第30号）基地按照地区果品蔬菜办公室主任安巴尔楚米扬的指示，定期将数吨水果、蔬菜列入“自然损耗”（干缩、洒漏），随后将这些果蔬运到“古姆”销售。果蔬基地的人拿到好处，“古姆”白赚利润，皆大欢喜。（“安巴尔楚米扬案”另案处理，此人获刑15年，再高就得枪毙了）

倒卖：这一招太古老了。稀缺的高级食品分批加价卖给“外边”，有时是朋友和亲戚，有时是列车员。比如在莫斯科-敖德萨班列上贩卖稀罕的红鱼子酱和黑鱼子酱罐头，列车员肯定要再加价。而“古姆”自己是没办法占领这块市场的。
平日负责监督国营商店的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ОБХСС，隶属内务部）按照地区分工，而火车跨州甚至跨共和国开行，他们几乎无法跟踪车厢内发生的事情。不检查列车员的话，怎样去揭露并证实声名狼藉的“投机犯罪”？所以客运列车一定程度缓解了普通苏联公民买不到东西的困扰，您过节请客需要鱼子酱吗？找列车员买吧——很贵而已。

缺斤短两：同样是老把戏。刑事案卷显示“古姆”的部门经理强迫店员偷窃、少称分量或故意少算钱，损害顾客利益，付给他们食物充当封口费。比如允许肉品部全体员工下班时每人免费拿走1.5-2千克肉，甚至保洁人员每班也有10-15卢布“假装看不见钱”（当年在餐馆吃顿好饭也就花这么多：包括头道菜、二道菜、沙拉和饮料）。给肉品部装卸工的好处是免费午餐，每人1.5-2卢布现金，四个人一瓶伏特加，再发1千克不好买的熏香肠当下酒菜。

其他部门情况大致如此。反正一番操作下来众人都开心，小圈子越来越密切，前路一片光明。

但人们不禁要问：此等犯罪行为是如何免受惩罚长达十四年的？就发生在祖国首都莫斯科的中心，距离克里姆林宫三分钟脚程的地方！不能不说这一事实完美解释了什么叫“发达社会主义”，什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天的共产党员提起来可自豪了。

蛇鼠一窝

Б.С.特列维季诺夫收受贿赂，纵容下属犯罪，有组织侵吞国家财产，查明涉案金额不少于353710卢布，这笔钱对于当年的国营商店来说堪称巨款。但特列维季诺夫绝非只进不出，他要把各种商品分给手下，发放社会主义竞赛的奖金和奖品，更重要的是：邀买上级支持和庇护。

早在被任命为“古姆”总经理之前，特列维季诺夫就已经和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商业总局主任Н.П.特列古博夫交了朋友。1968年他俩建立起相当密切的关系，特列维季诺夫曾孝敬主任一组价值超过100卢布的普通食品：送上门，慷慨地拒绝收钱。

特列维季诺夫如此恭顺，特列古博夫自然对他青睐有加，因为找的就是这号人。六个月后主任派他管理给党和政府高官输送“特供”并保障外国大使馆需求的首都著名商店。特列维季诺夫感恩戴德，定期把昂贵的伏特加酒套装送往主任家，最后一次的酒箱内藏着13把银勺子和一套越南产咖啡过滤器（调查时作为证据没收）。

一年过去，特列维季诺夫评估自己职位的丰厚油水，决定进一步增强与特列古博夫的友好关系。这次直接行贿1000卢布现款，用他最喜欢的白纸包好。但特列古博夫竟然拒收！意思是这点儿钱还不够打发要饭的。特列维季诺夫赶紧改正错误，几天后给主任办公室送去8000卢布（相当于一辆“伏尔加”小车），蒙笑纳。

特列维季诺夫受审期间曾羞愧反思：“现金行贿终究不好看……”。1971年为了彻底稳住靠山他送过一块金表和一只手镯，当年价值760卢布。1977年他和靠山去南联邦首都贝尔格莱德出公差，靠山见他穿件新毛衣，张口就说：“给我吧！”特列维季诺夫立即答应：“归您了！”

所谓人身依附正是此等嘴脸。

精明的“古姆”总经理心里很清楚，光跟商业总局领导本人搞好关系还不够，必须把领导身边的喽啰们挨个打点好，否则琐碎的不满、争吵和猜忌必不能免，最终影响自己实际利益。1969-1982年间他在办公室多次向包括商业总局副局长А.А.彼得里科夫（查明5700卢布）、商业总局贸易组织处Г.М.霍赫罗夫（至少600卢布）、“食品店”公司经理И.Д.科罗夫金（至少8500卢布）等几十人行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钱能令人愉悦亦能使人难堪。特列维季诺夫和部下拉里奥诺夫从1964年合作共事，相处的还算可以，直到走上被告席为止。
为了索贿，特列维季诺夫先让拉里奥诺夫当上鱼类部副经理，这个部门的油水毫不逊于“盗窃标兵”肉品部。鱼类部很快成为社会主义竞赛冠军，拉里奥诺夫顺理成章提拔经理。他意识到在进贡这件事情上其实不必经由“二道贩子”转手的，于是开始绕过特列维季诺夫直接给彼得里科夫、叶列梅耶夫等人送钱。效果立竿见影：他摇身变作莫斯科“食品店”公司经理。特列维季诺夫反而成了下属，内心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虽然如此，总不能撕破脸皮，关系该维持还得维持，特列维季诺夫只好定期送信封和纸包到那位曾经被他斥责“玩忽职守”的人的办公室。

东窗事发

苏联检察院派出整组审计人员花费近一年时间理清这个错综复杂的案子。压力大把握也大，专案组将核心被告特列维季诺夫关进苏联克格勃自己的审前看守所，确保外界任何人接触不到他。莫斯科商业部门在政府高层的“保护伞”开始给专案组负责人打电话，但无论来自何方的干预企图都被克格勃最高领导驳回，苏共中央层面则是尤里·安德罗波夫本人在撑腰。调查本案的人员及“安德罗波夫大队”其他成员集体住在莫斯科市内专门包下的一家宾馆，克格勃派员驻守，公务出差有警卫随行，既防止他们私下跟外界接触泄露案情，又保护他们免遭“黑手”

与此同时，被审讯的人渐渐坐不住了，找借口百般抵赖，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狗咬狗一嘴毛，咬着咬着就暴露出该案不仅牵涉“古姆”、莫斯科市“食品店”公司和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部分贿款竟然进了莫斯科市党委领导甚至某些中央领导的口袋……

勾连牵扯另外多起“安德罗波夫案”的“特列维季诺夫案”虽然遭遇重重困难，1984年终于侦查终结。全部被告都被法院判处长期监禁，Б.С.特列维季诺夫本人除外——死刑。多数被盗公款（412000卢布之265972卢布）和贵重物品返还国库，抄没莫斯科地区多卧室合作公寓若干、“伏尔加”小车、别墅、黄金、银行存款等若干。

但“社会主义法制”并未从此发扬光大。安德罗波夫病重不治，苏共中央新领导层悄悄解散他组建的调查队伍。本应获得进一步支持的侦查员和特工们被“扔”到边远地区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了苏联和苏共的腐败深入骨髓，掌握了最高层贪墨人员的姓名，许多证据已经被采集固定，一些人已经被审过。安德罗波夫骤然病逝，蛀虫们终于可以松口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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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纳斯里丁诺娃贪腐案

1970年代苏联渔业部腐败案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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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8日莫斯科不同地点遭遇三次炸弹袭击：17:33正在“伊斯梅洛沃”站和“五一”站之间运行的地铁车厢发生爆炸，18:05捷尔任斯基街（大卢比扬卡街）15号食品店（邻近克格勃大楼）发生爆炸，18:10十月二十五日街（尼古拉街）5号食品店爆炸。袭击共造成7人死亡（全部是地铁车厢内乘客），37人受伤。捷尔任斯基街食品店的炸弹放在坚固的柜台下，十月二十五日街食品店的炸弹丢在铸铁垃圾桶内，可能是这两处无人死亡的原因。

媒体照例保持沉默。社会上流传小道消息，称“死伤数百”，引起市民恐慌。

苏联总检察院、内务部和克格勃派出精干人员侦办，国家安全少将瓦季姆·乌迪洛夫统筹领导，专案代号“爆破手行动”。六个多月陆续询问了有可能看到犯罪分子的目击证人500余名，但没人能够清楚描述作案者形貌，许多证人提供的情况自相矛盾。

专案组成员之一阿尔卡季·雅洛沃伊回忆：“我们部门的领导尼古拉·马尔科夫斯基命令彻底清理十月二十五日街爆炸地点旁边的历史古文献研究所屋顶积雪，不少人埋怨说这么干也太蠢了吧”。结果竟找到一根闹钟指针，系埃里温钟表厂产品。

专家团队又发现三枚炸弹是用一种带氟化钙涂层的特殊电焊条焊接制造，这种焊条仅限军工企业使用，判断至少一名犯罪分子从事国防工业工作。

综合收集到的各项物证，专案组圈出生产销售这些材料的“可疑”城市：埃里温、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于是有人提出作案者可能是亚美尼亚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后来一位克格勃人员在塔什干机场注意到某旅客携带的提包与犯罪分子使用的提包相同，赶快买个新包跟人家交换，查明是埃里温皮革制品厂出产。

1977年10月底犯罪分子再次发动袭击，他们进入莫斯科市“库尔斯克”火车站，购买莫斯科-埃里温返程车票后将炸弹提包留在候车大厅。过了一会儿一位旅客见提包无人看管，打开发现电线和计时装置，遂通知值班警察。调查组在包内寻获重要证据：埃里温生产的带奥林匹克标志蓝色运动服和护耳皮帽，帽子上沾着几根黑头发。

于是立即指示外高加索方向各火车站、机场警察仔细寻找没穿外衣、黑色卷发的男子，果然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边境往返莫斯科和埃里温的№55次列车上抓获一名只穿蓝色运动长裤的年轻黑发男子，随身无相应上衣、证件和旅行用品。此人叫阿科普·斯捷潘尼扬（1947年生，工人），与画家朋友扎文·巴格达萨良（1954年生）同行，不能说明他们去莫斯科的目的。后来斯捷潘尼扬母亲指认“库尔斯克”火车站装炸弹的包确是她儿子之物，搜查公寓发现与莫斯科爆炸案类似的爆炸物。

专案组继续调查，认定一个叫斯捷潘·扎提克扬的人是恐怖袭击幕后主谋。此人在埃里温机电厂工作，有妻子和两个年幼孩子，学生时代秘密创建了主张亚美尼亚独立的地下党，四处散发传单，认为“压迫亚美尼亚人民”的俄罗斯人应受惩罚。阿科普和扎文是他邻居，也被吸收为党员。

苏联最高法院1979年1月16-20日不公开审理三名被告，根据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指示制作成纪录片，所以被告的部分发言得以保存，比如扎提克扬当庭宣称：“我已多次声明，我不承认你们的审判，不需要任何辩护律师。我是原告，不是被告。你们无权审判我，因为犹太-共济会俄罗斯帝国不是个法制国家！好好记住这一点吧”。
庭审结束，扎提克扬最后用亚美尼亚语高呼：“转告别人，这是斯捷潘的遗言：复仇、复仇、再复仇”。

1月24日法院宣判三名被告有罪，处以枪决。1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驳回请求宽大处理的申请，当天执行死刑。次日全苏联只有《消息报》简短报道审理和判决，仅提及扎提克扬姓氏。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最高法院做出死刑判决后通常需要六个月时间审议上诉，或依法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赦免请求。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判决，尤其苏联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1月30日致信勃列日涅夫：“有充分理由担心此案出现了司法错误或故意造假。地铁爆炸案发时扎提克扬不在莫斯科，许多目击者可以证明他不在场，但侦查员对澄清这一点及其他重要案情并无兴趣。法院审理不必要地完全封闭和秘密，甚至不通知家属。这种彻底违背公开原则的庭审不可能查明真相”。要求暂停执行判决，依法重审。

萨哈罗夫院士打电话告知外国记者和机构写给勃列日涅夫信的内容。几小时后他单位陆续接到电话，来电者纷纷表示自己参加了扎提克扬庭审，对萨哈罗夫辩囿杀人犯行径深感愤慨。《消息报》刊登谴责萨哈罗夫的文章，继而引起更多“群众来信”，包含对萨哈罗夫的人格侮辱和死亡威胁。

到了1980年代，苏联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历史学家指出有理由怀疑扎提克扬是否确实参与爆炸案。比如：安德烈·萨哈罗夫说扎提克扬跟兄弟见面时称：“除了让我的孩子变成孤儿，我再无任何罪过”，认识扎提克扬的人则表示恐怖主义不是扎提克扬的行事风格。一些人权活动家透露埃里温监狱的囚犯们受到压力，被迫作证扎提克扬策划恐怖袭击。米哈伊尔·赫勒和亚历山大·涅克里奇1996年合著出版的一本书说三名被告都有不在场证明。

苏联地下组织“新共产党”领袖之一亚历山大·塔拉索夫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莫斯科爆炸四个月后他因涉案嫌疑被捕，最终“百分之三百”自证清白（案发时住院卧床）才被释放。因此塔拉索夫说他“强烈怀疑扎提克扬与同案枪决的两名同志是否真的引爆了炸弹”。

1985年7月逃往西方的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原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专案组找不到莫斯科爆炸真凶，只好抓三个亚美尼亚人当“替罪羊”。持不同政见者谢尔盖·格里戈良茨甚至提出该案系安德罗波夫和时任克格勃五局局长菲利普·波布科夫秘密指示“阿尔法”特种部队所为，借此镇压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摧毁异见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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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法律禁止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国货币。虽然刑事处罚很严厉，但仍然有着相当规模的外汇地下黑市，其活动在赫鲁晓夫“解冻”年间达到高峰。

尼基塔·赫鲁晓夫1954年上台，1964年下台，即使在同时代人眼里他的统治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推动改革，并实现了人类首次轨道飞行；另一方面，国家生活仍然取决于个人意志——这个人冲动、感情用事，好突发奇想。

约瑟夫·斯大林在位三十年，仅出国两次：德黑兰、波茨坦，目的是同美、英领袖决定战后国际秩序。而赫鲁晓夫则希望成为世界领导人俱乐部正式成员，经常跑出去交流经济经验。他真诚相信苏联体制天下第一，不厌其烦对人家夸耀、推销。而当外国领导人指出苏联的缺陷时，赫鲁晓夫动辄走极端：要么全国“玉米化”，要么处死“令国家蒙羞”的外币贩子。

1957年夏天莫斯科举办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节，131个国家的34000名代表齐聚苏联首都。这次空前盛况让普通苏联人眼界大开，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外国平民，第一次领略陌生的异域文化——短裤、文化衫、牛仔裤，第一次察觉自己对舒适、优质、近乎完美的外国产品竟如此渴望却不可即。当一些大学生交换衣服、帽子留念的时候，个别苏联人嗅到了发洋财的机会，他们尽力从外国人手中收购各种东西，之后转卖牟利。

于是“法佐夫卡”（倒外国货的）一词应运而生。敖德萨人信誓旦旦声称这个名词最早出自他们那儿，原本指的是瞅准机会在市场上低价扫货再高价倒卖的贩子。善于投机的首都公民邀请外国人建立买卖关系，这个词在莫斯科口语中就成了英语”for sale”的奇怪变体。

联欢节毕竟短暂，“法佐夫卡”并未因此从小打小闹升级到成熟体系，发展壮大的契机其实是阿拉伯国家军官。赫鲁晓夫时期曾有一些叙利亚和埃及军人到莫斯科军事院校深造，最具冒险精神的苏联“法佐夫卡”开始从他们手里购买外币和黄金而非日用商品。所以这些人才是苏联地下换汇市场的主要推手。

外国游客抵达苏联，只能到大使馆将本国货币兑换卢布，数额有限。但在游客住宿的地方，从来不缺晃来荡去的外汇贩子。政府连锁经营的“小白桦”外汇商店直到1964年才出现。所以在此之前，“法佐夫卡”除了拿着美元、英镑买外国人夹带入境的服装等商品，最主要的还是收购古董金币。它们在欧洲不难获得，只要顺利带过海关，就有苏联人来买走。

金币的最终买主是稀缺商品、化妆品的地下生产者，以及销售柑橘类水果的高加索影子企业家。这批暴发户手里攥着大把卢布不敢存银行，否则就要说明巨额现金来源。所以投资黄金最可靠，但只能通过黑市购买旧金币的途径实现。

俄罗斯作家爱德华·赫卢茨基肯定地说最受欢迎的是尼古拉一世年间的旧俄国金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用来偿还贷款。瑞士的银行储存了太多太多这种金币，1950年代末以9美元一枚的价钱公开出售，辗转带入莫斯科可卖20美元。金英镑（索维林）也在苏联黑市流通，2800卢布一枚。

国安部门当然察觉了地下活动，但刚开始仅仅追踪、监视而已。1959年美国左派经济学家、美共党员维克多·佩洛访问莫斯科，竟有意无意当了一回“吹哨人”。贵客登门，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设宴隆重款待，席间佩洛半开玩笑地问：“在我旅馆外头晃荡的那些人是谁？总来问我有没有东西卖给他们。”又说有个年轻人提出令人惊讶的优惠汇率兑换美元，声称是“苏联新推出的经济政策”。

米高扬打官腔回答：“我们调查一下啊”，随即报告赫鲁晓夫。总书记闻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狠狠批评警察不作为，要求克格勃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成立专职打击外汇贩子的部门，搜捕涉外宾馆附近纠缠老外的犯罪分子。克格勃相信这些人不是单打独斗，肯定属于某个组织严密的团伙。有些跑腿的是在校学生，换了外币交给小头目，小头目再上交大头目。经过一番工作，得知幕后老板共三位，真实姓名不详，绰号分别叫“博纳罗蒂”、“斜眼”、“古董商”。

第一位被抓纯属偶然。

1960年9月的一个早晨，某清洁女工在莫斯科波德科洛科尼内胡同一栋房子门口的暖气片后拾获包裹，内有大摞外币。午饭时间来俩青年索还包裹，勇敢的清洁女工非但没给他们，还报了警。警察让她翻看外汇贩子相片，从中认出一位来要包裹的人。这个人早就是警局监视对象，一直没抓。

绰号“博纳罗蒂”的弗拉季斯拉夫·法比申科被拘捕。搜查其住所未发现涉及外汇黑市的任何线索，更糟糕的是包裹内外及钞票上也没他指纹（事后查明他从不亲手接触包裹，总让同伙代拿）。侦查员暂时无法提出指控，只能先扣着他。

克格勃安插一名眼线进入法比申科监室，该眼线设法骗取法比申科信任，得知他租下一间公寓“放东西”。这回撞大运了，不仅缴获巨额美元、英镑，还找到一包50枚金币，签名缩写ЯР。

克格勃调出全部嫌疑犯档案，研判两个字母符合叫“扬·罗科托夫”的人。此人常在阿拉伯军官喜欢去的阿拉戈维饭店附近出没，有时甚至跟阿拉伯人同桌吃喝。负责监视的探员注意到那些军官平日眼高于顶，摆出贵族派头，却对无业游民罗科托夫毕恭毕敬，仿佛他是个大人物。

起初克格勃怀疑罗科托夫可能是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ОБХСС)的“编外情报员”，后来证明“斜眼”（罗科托夫小时候上化学课做实验弄伤一只眼）确实给警察提供过有效线索，甚至偶尔举报几个外汇贩子。另外，探员还发现罗科托夫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到莫斯科“列宁格勒”火车站寄存同一个手提箱，行迹十分可疑。当他再次“从城外旅行归来”领取手提箱时，克格勃将其抓捕，从中搜出合计150万美元的黄金和外币。

至于三号老板“古董商”，克格勃探员是在跳蚤市场偶然听到有人向小贩询问他的电话号码，从而侦知其身份——德米特里·雅科夫列夫。他确实做古董买卖，也是ОБХСС线人，而且是三人中唯一爽快交待全部犯罪事实的。

至此案件告破，缴获344000卢布、金币1524枚，英镑、新/旧法国法郎、西德马克、比利时法郎等各国外币若干，估计涉案金额2000万卢布，以苏联标准绝对是天文数字。1960年，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因违反外汇管理条例，被判处最高刑罚：8年监禁。

如果赫鲁晓夫不再追究的话，这三人无非坐等出狱罢了。但总书记自从1958年就在想尽办法促使美国、英国、法国撤走根据《波茨坦协定》驻扎西柏林的军队，目的是减轻莫斯科支持的东柏林的军事压力。这个议题讨论多次，始终未谈出赫鲁晓夫乐见的结果。历史学家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赫鲁晓夫与众不同的外交礼仪，比如威胁美国“埋葬你们”，以及声称“柏林是西方的睾丸”。

西方阵营拒绝让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令全世界面临核子大战。但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赫鲁晓夫访问柏林，又用教师爷口吻嘲讽西方“把这座城市变成泥沼，遍地投机倒把和黑市”。不料人家笑着回应：听说莫斯科的黑市也举世罕见啊。

这话就像一记耳光。赫鲁晓夫飞回莫斯科，怒斥克格勃打击不力。总书记盯上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案，明确指出判八年太少了，告诫总检察长罗曼·鲁坚科：“别以为您干的是终生职位！”（后来鲁坚科成为唯一死在任上的苏联总检察长）负责审理三人案的莫斯科市法院院长列昂尼德·格罗莫夫被彻底解职。

于是重审正在服刑的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改判15年。

事情传开，苏联官办媒体也来登台助阵。几乎每份报纸都报道说这三个外汇贩子对苏维埃制度构成致命威胁，工人群众纷纷要求克里姆林宫和最高法院严办罪犯。莫斯科仪表厂六位工人联名写信控诉：“他们比叛徒更坏，早就该杀，我们要求你们判处这伙人极刑——枪决”。

这封信转交苏共中央，赫鲁晓夫拿去会上宣读，迫使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签署加强惩办违反外汇管理制度的法令。于是三审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按照最新规定全部改判死刑，上诉一律驳回。该判决在法律界引起广泛争议，赫鲁晓夫女婿、《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依也认为这样做既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又触犯РСФСР《刑法典》第6条之规定，试图帮三人申诉，但总书记心意已决。

换句话说，在国际司法史上，这可能是法院根据晚于犯罪发生时间制定的法律做出死刑判决的唯一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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