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居民，年仅24岁就荣膺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和区优秀纠察队员，曾多次抓获罪犯和扰乱公共秩序者，照片常年高挂光荣榜。然而在劳动和公益服务之余，这位“热心”市民致力于自己的秘密事业——净化社会。

悲惨童年

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1953年生于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户普通人家，母亲严重酗酒，父亲是母亲酒友，一听说怀孕就跑没影儿了。弗拉基米尔的成长环境堪称恶劣，母亲的酒瘾令他十分恼火，两人争执吵闹不断。终于在一次冲突后母亲决定把儿子托付亲戚照看，自己远赴塔什干。

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大概率会重蹈爹娘覆辙，但弗拉基米尔例外。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对酒精深恶痛绝，立誓滴酒不沾，最后发展到极端境地，憎恨一切饮酒之人。不过，如果说他对男性尚且容忍的话，对于酗酒女性则视如眼中钉肉中刺。

优秀工人

退伍复原回来，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在铁路做装配工。他很快成为本单位模范工人，积极劳动、不抽烟不喝酒、从不迟到、超额完成指标、随时准备顶替请病假同事……总之是大家仰望学习的榜样。胸前佩戴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徽章，光荣榜永远少不了他的笑脸。

除了工作优异，弗拉基米尔的女人缘相当不错。他身材高大健壮，相貌不俗，惟长期相处并不容易。婚结的快离的也快，原因是夫妻频频为饮酒问题争吵。弗拉基米尔认为每个月喝一杯属于“酗酒的极端阶段”，无法容忍，但妻子觉得没那么严重。最终二人闹翻，家庭破裂。

单位领导得知此事，悉心照料弗拉基米尔生活，力排众议分给他一套火车站周边的独立公寓。弗拉基米尔知恩图报，积极服务社会，业余时间参加人民志愿纠察队街头巡逻，多次协助抓捕犯罪分子获奖状，被大家称为区最佳纠察队员。

连续杀人

婚姻失败后弗拉基米尔单身一段时间，开始另择佳偶。结识饭店女工安吉丽娜·科罗廖娃，不久即同居。偶尔女友带着满身酒气回家，难免吵闹撕扯一番，但好歹没出大事。1977年12月9日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犯下第一桩罪案，起因简直像老掉牙的笑话——男人推开房门，当场捉到女人搂着……不，不是奸夫，是酒瓶子！在弗拉基米尔看来这比出轨严重百倍，二话不说冲上前掐住科罗廖娃脖颈，直到她停止呼吸……

看着女友尸体，劳动突击手如梦初醒：原来天降大任于本人，必须清除全社会饮酒女子，无论她们喝得多或少。于是拿出不逊于上班的热情投入“新使命”。首先用刀和斧头将安吉丽娜·科罗廖娃肢解，找荒废处藏好。然后独自在市内热闹地段巡查，跟踪喝过酒的女人。

女友丧命后第三天，弗拉基米尔在一家商店外搭讪安娜·彼得罗娃。这女人明显醉醺醺的，爽快答应跟他回家“办事”。弗拉基米尔故伎重演，在家掐死彼得罗娃并肢解，抛尸不同地点。

一星期后（12月20日）以同样手法杀死安娜·波波娃，八天后杀死第四名受害者叶卡捷琳娜·马尔琴科。1978年1月初两位受害者的碎尸被发现，市内谣传出了“食人魔”。1月13日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杀死玛丽亚·格拉西莫娃，1月25日两名十五岁少女（因娜·伊格纳希娜、斯维塔·叶列梅耶娃）失踪的消息震惊全城。

被捕落网

警方倒查过去几个月的失踪妇女报案，试图寻找线索。第一起案件是去年12月9日餐厅员工报告的同事失踪，即安吉丽娜·科罗廖娃。12月中旬警察曾询问弗拉基米尔，他说女友病了，送医住院后下落不明，但她“爱酗酒”，猜测找地方买醉去了。

弗拉基米尔的口供直到1月底第七名疑似受害者失踪后才引起怀疑，结果发现他根本没送女友去过任何医院，也无人在医院见过这位妇女。遂二次传唤弗拉基米尔并短暂拘留，搜查其住所，在阳台帆布袋内发现两名失踪女学生的尸块。弗拉基米尔的邻居被请去看现场作见证，房间不大，一股血腥味，邻居刚进门就心脏病发晕倒了。事已至此，继续抵赖毫无意义，弗拉基米尔供称自己借“听音乐”的幌子骗女学生回家，倒酒请她们喝，见二人同意遂杀死分尸，但没来得及抛弃。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她们这个年纪就轻易跟陌生人回家喝酒，又能有什么下场呢？”接着交代了之前几次谋杀案的细节和未被发现的藏尸地点。此人一个月杀害七名女性，若非及时抓获，受害人数肯定更多。

政府担心市民闻讯动用私刑，在押解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进行侦察实验和受审期间安排武装人员携警犬看守。医生鉴定认为此人患精神病，有幻想肩负“天命”之倾向。但最终他被宣布为正常人，能够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1978年8月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法院判处其死刑，РСФСР最高法院驳回上诉，1979年8月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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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摩棱斯克连环奸杀妇女案

连环杀人犯尼古拉·拉德克维奇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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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已揭露的收受贿赂签发伪造公文的事实

外喀尔巴阡州

1979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得知消息，称佳切夫区兵役局第1处处长第一助手（自由职业者）：

В.А.马尔金，1922年生，俄罗斯族，苏联共产党员，中等教育，已退休，预备役少校，退休前曾任拉霍夫区和佳切夫区兵役局第2处处长，

收受贿赂签发免服兵役证明。他通过拉霍夫区中沃吉亚涅村居民：

И.М.沃洛斯，1930年生，罗马尼亚族，党外人士，五年级教育，拉霍夫区集体农庄林业联合组织护林员，

将这些证明卖给拉霍夫区和佳切夫区企图逃避兵役之人。

所得赃款二人平分。

基于上述材料，1月18日拉霍夫区检察院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168条П款（多次受贿）之规定立案侦查，并于今年2月移交喀尔巴阡军区军事检察院进行侦查。

经查明，1974-1977年期间马尔金勾结沃洛斯实施犯罪，伪造30余份军用公文，虚构了某些应征者因健康原因免于在苏军服役的记录。

这些应征者的父母将孩子的个人资料交给沃洛斯，沃洛斯转交马尔金以便伪造证明。为此马尔金利用污损的空白军用公文，用药水蚀刻旧记录。每张公文二人收取2000-6000卢布贿款。

马尔金和沃洛斯已被逮捕。侦查进行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正在提供必要协助以全面揭露上述人员所犯罪行并查明他们的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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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成功骗取“苏联英雄”称号之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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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10日巴赫奇萨赖地区发生重大刑事案件，警员涉嫌其中。苏联内务部接管侦查工作，煞费苦心掩盖真相。之后，嫌疑人开始神秘失踪……

回到1974年，巴赫奇萨赖地区维利诺村“党的二十二大”集体农庄庄员们翘首期盼年底到来。该集体农庄规模名列克里米亚第一，拥有6000公顷耕地、约5000居民。按照习惯做法，收割和交售公粮后每个劳动力都可领取一笔奖金，外加一次性发放几个月的工资，数额相当可观。经过计算，管理层得知需要支付50万卢布，遂派遣女出纳员和男驾驶员去银行取款。女出纳员莉迪娅·苏尔维佐娃日常跑银行带一个普普通通的家用提包装钞票，除驾驶员外并无他人陪伴，从没遭遇麻烦。但这次一开始就不顺利。

据办公室同事回忆，11月10号星期一早晨那辆“嘎斯”卡车死活打不着火，驾驶员维克多·萨林焦躁不安，提议改天去银行，后来又说换辆车快去快回。正忙乱着，车莫名其妙发动了，俩人直奔银行。可银行柜员说刚过完周末没那么多现钱，只好先取14万卢布。返程途中，驾驶员维克多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选择驶离大路抄小道回家（这是怀疑他勾结劫匪的理由之一）。之后一辆运奶车驾驶员和途中捎带的一位学生发现卡车未熄火停在僻静土路旁（或称某个受伤的木材仓库工人就医途中发现卡车），维克多死于驾驶室，莉迪娅横尸不远处。

集体农庄主席闻讯带人赶到，火速报警。侦查员勘察现场、询问目击者。维克多胸口中枪趴卧副座，子弹由外向内穿过车门（表明凶手熟悉枪支，知道铁皮车门挡不住手枪弹近距离射击）。女出纳跳车逃跑背部中两枪，手指有擦伤，显示提包被强行夺走。法医验尸确定子弹为9毫米口径“巴拉贝鲁姆”弹，战后许多人持有德制手枪，根本无法追查。

第一份证词是那位18岁学生提供的，当天他投完票在大路边拦车，出事的卡车呼啸而过，约十分钟后运奶车驾驶员好心捎上他。等他再次看见卡车已经是抢劫发生之后了。由此判断，短短几分钟完成抢劫、杀人、逃离，肯定经过精心策划。侦查员立即想到为什么维克多突遭不测会选择乖乖停车而非硬冲过去？或者他认识劫匪，或者劫匪身穿警服。18岁学生表示案发前不久曾见过一辆白色“伏尔加-21”和一辆”ЗИЗ-355″大卡车。其他目击者称见过穿警服的人现身路边草原，告诉一位牧羊人政府代表团即将途经此地，让他赶着羊离开。但无人确知牧人下落……

苏联内务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州开始秘密调查，力求洗刷警队蒙受的污点。出现关于劫匪身份的种种猜测，有人说“外国间谍”急用钱作案，甚至有人说战后潜伏(!)的纳粹破坏分子乔装作案。相对可信的版本是：警员和集体农庄驾驶员内外勾结，得手后杀人灭口。银行柜员把能支付的现金统统给了女出纳，未记录钞票号码，所以这条路子也断了。本地区唯一白色“伏尔加”是刑侦部门负责人的车，案发时没有不在场证明，但对他的调查无果而终——既没搜到凶枪也没搜到赃款。至于第二辆嫌疑车”ЗИЗ-355″，克里米亚的侦查员一直追到高加索地区，最后失去踪迹。与此同时警察局暗暗清理门户，被传讯的嫌疑人员陆续神秘失踪。

如前所述，现场唯一有效线索是死者体内子弹，分析认为系德制“鲁格”手枪发射。据说巴赫奇萨赖区警局副局长就有一支，莫斯科派遣的克格勃立即部署监视此人。过了一段时间，副局长某日午休回家吃饭，驾驶员在院子等，忽然驶来一辆“伏尔加”，跳下几个身份不明者闯入副局长家，强行拖出带走。驾驶员立即报告“副局长被绑架！”，同事开车追赶，“绑架者”在机场出示克格勃证件，大家都傻了眼。从此再没人见过副局长。

又过一段时间，传说维利诺村某前科人员在西伯利亚被捕，随身携带6.3万卢布。众人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他吗？辛菲罗波尔侦查员鲍利斯·巴比尤克飞赴当地，惊讶得知该人已被警方释放，而且身无分文。于是再次控制此人，押回克里米亚，这才搞清楚此人满口胡言，所谓“抢劫杀人”纯属招摇撞骗。另一位秋明市居民尼古拉·柯西钦在马桑德拉求购大量名贵葡萄酒，引起怀疑，结果查明他也不是劫匪。

1970年代乌克兰普通农民月收入约70卢布，被劫的14万卢布相当于现代几千万卢布。那时一辆轿车6000-7000卢布，最贵的1万卢布。高级餐厅吃饭每人20卢布，一件外套200卢布，给老婆买毛皮大衣2000卢布。说白了，这样一笔巨款想要不引人注意花出去十分困难，最可能的情况是凶手将钱隐藏，等待风头平息、当局不再追查。另外，劫匪究竟几个人？如何准确知晓仅两人跑银行提领巨款？果真内外勾结吗？11月10日是“警察节”，纯粹巧合吗？

多年来各种猜测、推论满天飞，甚至有小道消息说苏联解体后真凶已在俄联邦落网。半个世纪光阴荏苒，这一桩抢劫杀人犯罪早就中止侦查，至今悬而未决，留下迷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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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金团伙抢劫百货商店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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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后十年间发生过数十起劫机案，犯罪分子持枪械或爆炸物相威胁，最终酿成悲剧。但1988年8月17日是个特殊日子，基辅-古比雪夫航班上的168名乘客和18名机组成员命悬一线，侥幸未死。

1988年夏夜，一辆灰色“日古利”小车穿过基辅街道驶向季美尔镇。开车的是个五十来岁壮汉。“日古利”驶出城区约15千米靠边暂停，驾驶员手拎口袋下车走进小树林。他在树下走了一段，打开口袋往四面八方抛掷东西，返回车内行驶几分钟，再次下车扔东西。扔完第三次调头回家，家在基辅奥博隆区。

这名驾驶员似乎没发现往返途中身后曾有五辆车接力跟踪，其中一辆跟着他停车三次，便衣探员打手电筒仔细搜寻小树林抛洒之物——大块的生肉和条状黄油横卧沟壑与灌木丛，而且肉都是好肉，不是带骨头的或边角料，要么在集市上花两三倍价格买，要么托关系走后门买。便衣探员见状毫不惊奇，因为这证明他们跟对人了。

拿错的行李箱

前一天即8月17日，一架来自基辅的客机平稳降落古比雪夫机场。乘客中有一位女士叫拉莉莎·格里布，偕15岁女儿赴古比雪夫探望姐姐波琳娜。波琳娜的女儿嘉莉娅在机场迎接。

拉丽莎给亲戚带了肉、黄油、香肠和奶酪，总重15千克。跟苏联其他中小型城市一样，古比雪夫的老百姓常年饱受物资短缺之苦。基辅人购买或获取食品更容易些，毕竟优先供应共和国首都嘛。

当年推动古比雪夫市改回旧名“萨马拉”的活动家柳德米拉·库兹明娜后来说：“我完全理解她为什么随身带这么多吃的。1988年肉类供应极度短缺，凭票购买，每人一千克。买肉排队几个小时，而且不像今天事先切好了，各部位分别销售。当年买肉必然连着骨头称重。商店没有黄油，主要供应人造黄油。葵花籽油限购200克，如果你有票的话。至于送礼，尤其送小孩，炼乳最佳。咖啡短缺，茶叶断货，甚至‘格鲁吉亚路土’都买不到。”
（译注：‘格鲁吉亚路土’指的是最劣质茶叶末子）

所以，三个女人从机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拆包装把食物放冰箱。拉丽莎打开大纸箱，愣住了——里头装的居然不是肉和黄油，而是一个钉死的胶合板盒子。奇怪，出门前丈夫已经替她打包好了呀？而且不记得有盒子啊？拉丽莎无暇多想，抄起螺丝刀拆盒子……

大约同一时间，基辅鲍利斯皮尔机场调度室电话铃响，某男子询问飞往古比雪夫的航班是否已经降落。接电话的调度员熟悉这个声音，之前曾打电话问过相同问题，于是回答：

— 是的，已经降落，一切顺利。

— 什么已经降落了？不会吧！您是说没降落吧？！

电话那头又惊又恼，仿佛调度员犯了什么大罪似的。

— 大哥，您之前问的时候还在飞，现在落地了。

调度员挂断电话，念叨：“真奇怪”。

视线回到厨房，当盒子终于拆开，所有人目瞪口呆——盒子内是某种复杂装置，玻璃瓶、电线、几袋液体和泡沫塑料。装置发出滴答滴答声，就像闹钟。

嘉莉娅惊慌失措：
— 炸弹吗？我前些天看电影见过。

无论电影或直觉，嘉莉娅心里知道该怎样做，小心翼翼解开缠绕的电线。震惊的女人们缓过神来，一致认定机场搞错了，她们拿了别人行李。遂决定叫出租车把东西送回去，索回自己行李。至于是不是炸弹，就请警察鉴别吧。

结果她们在机场没找到肉和黄油，谁都顾不上这事了。值班警察火速通知拆弹小组和克格勃，经过检查，专家初步判定胶合板盒子装的确实是一颗定时炸弹，自制电雷管起爆时间设定为客机飞行时间。技术人员认为168名乘客和18名机组人员平安落地的原因似乎是火药缺氧未爆。

古比雪夫警察局和运输检察院接管侦查工作，迅速派员飞往基辅。乌克兰克格勃成立专案组，案件代号“犹大”——本文即是根据解密案卷材料撰写的。

模范苏联公民

最开始克格勃对于炸弹如何进入毫不知情的拉丽莎·格里布行李箱有三种猜测：第一，恐怖袭击，袭击者持反苏观点，意图炸毁飞机对苏联造成“物质和政治损失”；第二，“个人动机”，身份不明者出于个人原因杀害机上某乘客，目标可能是拉丽莎本人或其他乘客或机组成员；第三，精神病人作案。

至于嫌犯身份，可能是拉丽莎亲戚朋友、基辅鲍利斯皮尔机场职工或普通无关人员。但拉丽莎丈夫瓦西里·格里布嫌疑最大，因为正是他亲手打包那箱肉食并开车送至机场。

瓦西里·格里布背景干净清白，堪称模范苏联公民。现年五十岁，曾在基辅某军校任教，还在北极地区当兵，荣获圆满服役奖章。一年前以中校军衔退役，到基辅发电机厂任工程师。该厂是国有工厂，格里布能够接触保密材料，肯定通过了审查。此人系共青团员入党，一切特点都是正面的，没有不良关系和“反苏行为”。医生表示他的精神状态无异常。

那么家庭生活呢？格里布夫妇结婚24年，生育两个女儿。拉丽莎声称与丈夫关系和谐、亲密，附近街坊和单位同事中的克格勃线人也都这样讲。然而拉丽莎的朋友：民航局女职工Н.斯塔罗沃伊托娃（拉丽莎通过此人买的古比雪夫机票）却透露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她听说格里布家近期发生严重冲突，几乎闹到离婚，原因是瓦西里似乎有婚外情。

克格勃研判无论作案者是谁，肯定想尽快把涉案证据，也就是拉丽莎原本应该携带的肉食和剩余炸弹材料尽快处理掉。于是布控监视瓦西里·格里布，目标代号“棺材”（某些克格勃文件称“犹大”），住宅电话也被24小时监听。

拉丽莎自从抵达古比雪夫就没给丈夫打过电话，这本身很反常。当晚拉丽莎的兄弟致电瓦西里，说“她有麻烦了，纸箱装的不是肉是炸弹”。瓦西里顿时慌乱，开车到城外丢弃肉、黄油和汽油瓶子，直接暴露了自己。

愚蠢的恶行

瓦西里·格里布回到家，古比雪夫的克格勃和侦查员早已守候多时，要求他以“证人”身份配合调查。格里布此时不知对方掌握了什么证据，矢口否认一切。克格勃询问他在小树林的奇怪举动，称：“目击者”偶然看见他深夜扔东西（审讯期间从未亮明克格勃身份，这在侦查工作中叫做“合法化”）。凌晨五点瓦西里放弃抵抗，承认放置炸弹的目的是摆脱老婆和女儿。他悔罪口供的最后一段说：“我犯了愚蠢的恶行。我们两口子关系很复杂，我已身心俱疲，稀里糊涂做下这一切，没考虑我的行为将会造成的悲剧后果”。

但随着时间推移，瓦西里企图翻供，在某次审讯中改口说他并无杀人意图，放炸弹只为吓唬妻子。他对信任的看守所狱友透露：“我会说一切都计划好了，不会爆炸。换个说法就能早点儿出去。”然而他没想到这名狱友是克格勃专门派来套话的线人，代号“斯捷潘楚克”，定期向上级汇报两人密谈内容。克格勃把谈话内容转告侦查员，从而更精准击溃瓦西里的心理防线。

最终瓦西里改回旧供述，承认目的是杀人不是吓唬人。侦查员也对整个案件过程有了清晰认识。

爱意和炸弹

某次审讯中瓦西里·格里布这样描述家庭生活：“醋坛子，翻我钱包，索要和指责我的工资，只因我留下10-15卢布私房钱，她甚至检查我的党员证以确定我究竟开多少钱。如果我带着酒气回家，她就臭骂我，骂我是酒鬼，可我从不酗酒。”婚后十年，他在激烈争吵中第一次动手打老婆，摔门离家出走，第二天返回。

1983年瓦西里去极北地区服役，那边可以更快攒够领取军人养老金的年数。他在沃尔库塔服役一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伊加尔卡服役三年，家属留在基辅，因为大女儿该上大学了。这几年格里布的确发生婚外情，侦查员核实了几名情妇身份。比如他跟伊加尔卡市32岁女性嘉琳娜·加拉妮娜通奸，以夫妻名义在女方公寓同居，帮助她抚养前一段婚姻所生的两个儿子。但同时格里布也没忘记基辅的那个家。

1987年瓦西里面临退役，他向嘉琳娜保证会办离婚回到她身边。基辅家中争吵不断，等拉丽莎察觉丈夫频繁通电话的那个“伊加尔卡朋友”竟是小三，婚姻岌岌可危。但夫妻俩谁也不先提离婚，主要是考虑孩子：大女儿已经搬出去住，小女儿跟妈妈一条心，瓦西里坚信她恨爹。另一方面，嘉琳娜发来最后通牒——要糟糠妻还是要她？她表示最多等一年。

转眼到了1988年7月，嘉琳娜明确告知瓦西里拒绝继续傻等。瓦西里也没打算让她等下去，杀人计划已经筹备数月。

侦查员认为瓦西里杀妻灭嗣不仅出于感情原因，还有更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如果妻女死亡便无需分割财产（包括基辅公寓）及支付抚养费。线人“斯捷潘楚克”报告瓦西里曾透露他打算在老婆死后独身生活一年，摆脱嫌疑再跟嘉琳娜结婚，婚后同居基辅。

瓦西里最初想投毒，找药房的熟人咨询购买“灭鼠用”砒霜或耗子药，却得知这些东西基辅供不应求，根本买不着。于是想起自己早年炸鱼的经历。制造一个定时炸弹肯定比制造炸鱼包复杂许多，瓦西里学过无线电，军官俱乐部图书室的爆炸物书籍也很有帮助。从他家搜出写有书名、编号和摘录的纸片，成为本案重要线索。

瓦西里向某位爱好打猎的朋友购买火药，为此从存折取款25卢布。拉丽莎很快发现这笔支出，不免又大吵大闹。瓦西里说这次争吵是“最后一根稻草”，坚定了实施计划的决心。

炸弹部件是利用职务之便在工厂实验室造的。另外做了一个装药量很小的复制品，在工厂地下室试爆成功。为增强威力，瓦西里往火药内添加几种五金店常见成分，使爆炸物总重达到1840克。炸弹还包括塑料袋装的三升汽油，以使爆炸后飞机行李舱燃起大火，“更加可靠”。

那些年旅客行李不做安检，不必担心机场工作人员发现炸弹。一旦飞机凌空爆炸起火，证据统统毁灭，无法查清哪个人的箱子炸了。瓦西里受审时坦承：“我没考虑过其他乘客，我不在乎”。

妻女出发当天，瓦西里·格里布准备两个一模一样纸箱，一个放炸弹，一个放食物，在汽车后备箱掉包只消几分钟而已。航班20:45起飞，预定23:00降落。定时器设到22点，本应在奔萨附近空域爆炸。专家分析认为碎片将散落地面1200米，机身破裂，控制系统损坏，汽油引发的大火难以遏制，客机很可能迅速坠毁。但由于定时器和电池接触点分离，炸弹最终未爆，近两百条人命幸免于难。专家说这可能是纸箱受撞击或剧烈颠簸造成，比如机场行李工粗暴装卸。

审判“犹大”

瓦西里·格里布因涉嫌双重谋杀、危害多人生命、蓄意破坏飞行器、非法处理弹药及爆炸物出庭受审，当年法律规定最高可处死刑。基辅和全苏联各大报均对审判追踪报道。报道显示被告态度狂妄，蔑视法警、辱骂记者。又试图抓住救命稻草，不承认杀人故意，只对非法处理爆炸物认罪。

至于拉丽莎·格里布的表现，《乌克兰文学报》援引其当庭发言：“公民审判员们！我敢肯定，我丈夫不想将他的计划实施到底。我十分确定，因为他是个技术专家，所以请相信我说的：如果他有意炸飞机，那么飞机早就炸毁了”。这名险些遇难的妇女反过来捍卫丈夫，真不可理喻。报社编辑部接到她的愤怒电话和投诉信，要求“停止刊登”她的家务事。

克格勃在格里布家安装的窃听器录下拉丽莎同邻居谈话，称：“如果我一开始知道是瓦西里做的，压根不会去报警”。

最终基辅州法院宣布瓦西里·格里布全部罪名成立，判决在严管劳改营服刑13年。此人后来命运不得而知。

苏联解体后，那架逃过坠毁厄运的图-154客机成为下诺夫哥罗德航空公司资产。1998年飞机封存，2002年该航司破产清算，飞机被切割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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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努科沃机场三机坠毁事故

1972年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幼儿园坠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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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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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娅·费多罗娃1909年12月生于圣彼得堡。父亲阿列克谢工人出身，革命后成为克里姆林宫证件管理处处长，母亲是家庭主妇。

卓娅·费多罗娃自幼喜爱表演，在学校兴趣小组展露头角，但爸妈认为这只是孩子一时兴起，强迫她到苏联国家保险管理局当会计。卓娅不肯放弃演艺梦，1930年考入革命剧院学校（译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剧院）深造，凭个人能力获得导演青睐，开始出演电影角色。

卓娅学生时代嫁给演员列昂尼德·韦茨列尔，离异；又嫁给电影导演弗拉基米尔·拉伯波特，离异；之后与苏联英雄、战斗机飞行员伊万·克列晓夫同居，未登记结婚，克列晓夫1942年坠机身亡。

1939年卓娅荣获劳动红旗勋章，1941年、1942年两次领取二级“斯大林奖”。1945年在红军节招待会上结识美国武官、海军飞行员：杰克逊·塔特（46岁），坠入爱河，诞下她唯一的女儿维多利亚，为掩人耳目匆忙嫁给作曲家亚历山大·梁赞诺夫。1946年塔特被苏联驱逐出境，直到1964年才得知在苏联有个后代。卓娅·费多罗娃辉煌生涯因此蒙尘，不久即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拘押在列福尔托沃监狱。1947年法院判决没收其全部财产、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服刑25年。后来服刑地点改为车里雅宾斯克监狱，又调整到著名的“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

卓娅的两个姊妹同样命运凄惨：玛丽亚被发配到沃尔库塔某砖厂劳动十年，1952年逝世；亚历桑德拉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农村，含辛茹苦抚养自己的孩子和维多利亚。

1955年2月卓娅获得平反，一时无处栖身。好友利季娅·鲁斯兰诺娃敞开家门，积极安排母女相认。不久卓娅在莫斯科市塔拉斯·舍甫琴科堤岸街分到两间卧室的小公寓。

虽然重归自由，但多年牢狱沉重打击了卓娅的健康和身材。尽管观众仍然喜爱她的才华和演技，却只能在一些电影中承担小角色。1965年政府授予卓娅·费多罗娃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称号。她最后一部出镜作品是1979年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扮演女宿舍看门大妈。

按常理，这种情况下卓娅·费多罗娃生活应该挺拮据的。可1970年代中期她突然发财，在莫斯科市库图佐夫大街4/2号公寓楼弄到一套两室一厅，同许多文艺界名流为邻，大量购买昂贵家具、古董和名画真迹。

原来，卓娅跟总书记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和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之妻斯维特兰娜关系友善，这两位曾是她在塔拉斯·舍甫琴科堤岸街的老邻居。勃列日涅娃迷恋钻石，费多罗娃受她影响也开始投机宝石、黄金、古玩和名画。虽然购入珠宝花费不少，有时高达十万卢布，但转手即可获利50%甚至100%。因为卓娅的客户大多是高级干部及干部亲属，勃列日涅娃会在行情见涨的时候通知闺蜜，想不赚钱都难啊。

除珠宝外费多罗娃还兼营古董。她家仿佛中转站，自己拍摄新到手的“稀罕玩意儿”，编成目录册寄送外国顾客。她的一位亲戚说曾在她家见过“大钻石、真迹和古代雕像，都是国外弄来的”。

此时卓娅女儿维多利亚已经搬去美国投奔亲爸，自己也结婚生子。借此便利条件，1976年卓娅得以赴美跟老情人见面。之后多次申请移民，屡遭苏联政府拒绝。然而根据一些报道，1981年她终究办下来梦寐以求的证件，另有说法称维多利亚动用了全部人脉关系促成妈妈移民。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也可能卓娅·费多罗娃已经意识到危险迫近。1981年她与女儿最后一次通话，称“我就快被杀了”，但维多利亚当时没留意。12月10日凌晨卓娅打电话给某朋友，谈论将要去克拉斯诺达尔旅行，下午一点多又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女同事打电话。

之后71岁的卓娅·费多罗娃失联，叫门不开、电话占线。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费多罗娃朋友玛格丽特·纳博科娃，两人当天约好见面，纳博科娃两次登门敲不开，遂在门上贴张字条。可能越想越不对劲，联系卓娅的外甥尤里（他有备用钥匙）紧急赶赴库图佐夫大街。尤里抵达后见卓娅家开着灯锁着门，拿备用钥匙进屋，赫然发现卓娅坐在扶手椅上已死，一只手握着电话听筒。侦查员后来确认卓娅系被人从脑后10-20厘米位置一枪打死，子弹穿过左眼和眼镜片。

事后亲戚们回想起诡异细节：卓娅死前曾抱怨有人寄给她左眼被挖去的恐吓照片。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细节是，卓娅伤口周围的头发排列整齐，显然凶手开枪后梳理过她的头发。

莫斯科第123警察局原刑侦处长鲍里斯·克里沃舍因介绍：“首先看到的是椅子下面一滩血迹。刚开始我们什么都不碰，进行外围检查。我们毕竟不是新手，发现了一些痕迹，搞清了一些问题。我摸她腕子，脉搏没有了，但体表还是温暖的”。

弹道专家鉴定子弹系德国绍尔38H手枪射出。全苏联仅三位公民登记持有该型号手枪，寻找他们毫无困难，但调查排除了三人作案嫌疑。费多罗娃尸体状态表明她是在接听电话时中枪，但无法确定来电号码。门锁无强行破坏痕迹，意味着凶手是熟人。桌上摆放两个茶杯、一碟蛋糕，显示主客吃东西聊了一会儿。1981年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谢尔盖·布捷宁指出：“当我们检查案发现场时，见她穿着破拖鞋、窟窿毛袜和一件旧睡衣，表明来访的人和她关系很亲密”。

另一条佐证熟人作案的线索是：费多罗娃几乎不在陌生人面前戴眼镜，也不让不熟悉的人进屋，或者隔着门谈话，或者约在楼院谈话。费多罗娃亲戚说：“她从不让生人进家，即便白天也用滑链锁门。夜晚放一个折叠梯，如果门开了梯子会倒下发出响声。”

于是重点侦查死者亲属，就连年少的也被从学校叫出来问话。警方不排除外甥尤里嫌疑，但他有确凿不在场证明：案发时正参加选举报告会。即便如此，他仍然被拘留一段时间，导致社会传言他是真凶。

卓娅的几位朋友想起12月10日她在等候一位“法国朋友”，姓名不详——此人身份始终成谜。其他朋友则说卓娅等候的是“老阿尔巴特街的朋友”，该人儿子侨居美国，计划去探亲，卓娅想请她捎带几样首饰给女儿维多利亚。对此，公寓楼女门卫告诉侦查员案发当日只有纳博科娃和尤里两人找过费多罗娃，未见别的访客。警方推测凶手可能从房顶进入楼内，杀人后沿原路逃跑。这里顺便提一下，费多罗娃遇害几个月后纳博科娃也死了，死得莫名其妙。

侦查员检查费多罗娃尸体旁笔记本，大吃一惊：里面居然记了两千多个电话号码以及约1500条莫斯科地址和外市地址。屋内没有明显劫掠痕迹，但丢失一枚五万卢布戒指、银餐具和画家马蒂斯原作。迅速查明出售赃物戒指的投机商，家住塔干卡，非法持有未登记的绍尔38H手枪！

警察前去抓人，投机商坐出租车逃跑，刑侦处长鲍里斯·克里沃舍因随手拦截社会车辆紧追，命令驾驶员踩油门撞上去，幸好出租车司机反应快及时停车投降。经过一番调查，确认该投机商与谋杀案无关。

另外，侦查员检查费多罗娃寓所时注意到地板和架子放着许多珠宝标签，但未找到珠宝本身。继续深入搜索，发现一处狭小的秘密储藏间，塞满女士提包。其中一个提包装着三千卢布，另一个装着一根金链，其余都是空的。警方研判这些提包不太可能是凶手目标。

有传言称费多罗娃收藏了一枚大钻石，凶手直奔钻石而来。还有传言称费多罗娃用皮箱装了大量准备邮寄境外的宝石，皮箱不翼而飞。这些传言从未得到官方证实，但费多罗娃遇害或许是因为她参与非法珠宝交易，知晓许多犯罪内幕和参与者而遭灭口。亦或许她再一次申请移民失败，愤而敲诈交易链条上的某个高层人士，结果被一枪打死？

此外，费多罗娃死前不久曾将一幅昂贵名画寄给女儿，认为这幅画在美国拍卖所得够她俩多年生活，但维多利亚联系卖画时得知系赝品。那么费多罗娃会不会找卖家算账啊？原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副部长、内务部刑侦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潘金持此观点：“显然费多罗娃要求欺诈卖家退还钱款。也许她施加了压力，也许那些骗子害怕被揭发，所以杀她灭口。没有政治因素，纯属刑事犯罪。”

排除费多罗娃“早年同克格勃合作，因移民被克格勃消灭”的无凭据猜测不提，警方认为这位著名演员的遇害原因多半是经济因素。高级侦查员谢尔盖·布捷宁说：“有一种说法是她拿了某人东西未付款，第二种说法是她用了服务没给钱，比如贿赂海关边检，或者欠保护费”。

编剧爱德华·沃洛达尔斯基评论该案称：费多罗娃可能是被女婿杀害的。她女婿是飞行员，定期从纽约飞莫斯科，理论上能够敲开门杀死丈母娘、劫走珠宝。无论如何，费多罗娃死后这位女婿摇身变成大企业家。

警方侦查卓娅·费多罗娃遇害案约两年，之后由内务部转交克格勃并列为机密。侦查期间共询问约四千人，但缺乏充足证据始终不能结案起诉。

卓娅·费多罗娃下葬瓦甘科夫公墓，独生女维多利亚未出席葬礼。有人说苏联当局禁止她入境，也有人说她相信返回苏联有生命危险。2012年维多利亚·费多罗娃在美国逝世。前些年卓娅的外孙从美国飞赴俄罗斯，呼吁俄联邦总检察长承认他也是该案受害者，重启调查。他的呼吁无人回应。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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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俄罗斯社会犯罪猖獗。黑帮分子打打杀杀，公墓每星期加添新坟，大多刚二十几岁的帮派暴力受害者们从昂贵的墓碑上俯视弔客。一名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后来告诉记者：“我没想到在俄罗斯当杀手这么容易！”

起初，安德烈和谢尔盖·切雷舍夫兄弟俩开始犯罪生涯的时候，是替列宁格勒犯罪头目当马仔。安德烈身强力壮，曾在海军陆战队潜水部队服役，精通各种枪械，人送外号“费尔干纳人”（因为他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库瓦赛市，位于费尔干纳山谷）。谢尔盖当过空降兵。两人退伍后一时没工作没收入，过不惯平民生活，心烦意乱。恰好在小饭馆遇见两个中年男子提议跟他们混，跑跑腿就有钱拿，遂爽快答应。跑腿的内容很简单——揍人、威胁人而已。

日后安德烈回忆说，还有一个情况使他无法回头。某位老相识请他协助亲戚越狱，切雷舍夫兄弟同意帮忙，但贿赂狱警需要一笔巨款——20万美元。他俩当时欠了满屁股债，债主是莫斯科的某位将军，让安德烈做工抵偿：杀一个人5千美元。不久又从毒贩子那儿来了“工作”，报酬好得多，7000-25000美元，当然大部分钱要上交头目，自己只留小部分。

于是切雷舍夫兄弟纠集若干年轻罪犯组成团伙，包括“战士”谢尔盖·波波夫、尼古拉·斯米尔诺夫、谢尔盖·雅科夫列夫、谢尔盖·雷斯利亚耶夫，前科犯奥列格·德罗任和阿列克谢·捷列申科，破坏专家和徒手格斗专家亚历山大·瓦西利辛，切雷舍夫家表兄弟：武器专家阿纳托利·沃尔科夫和运动员尤里·沃尔科夫等。这些坏蛋总共八十几个，自立门户单干，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活动。

不得不说苏军培养出来的人确实技能熟练，只不过他们不再为了祖国或某种崇高信念战斗，而是为充实自己腰包。令人惊讶的是，警方后来发现积极怂恿、鼓动团伙的居然不是切雷舍夫两兄弟，而是他们的老娘安东宁娜！这个女人不仅负责介绍潜在客户，就连武器弹药都藏在她家。

尤里·沃尔科夫则充当团伙常驻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代表。他跟客户在餐厅见面，拿到所需的受害者信息和付款，过程就跟好莱坞电影一模一样。

切雷舍夫团伙以其高度专业性和隐秘性在各路犯罪组织中鹤立鸡群，供应枪支的、供应汽车的、调度协调的、直接动手的分工明确。团伙从俄罗斯各地广招“能人”执行单次谋杀合同，把他们带到坦波夫附近基地，等候其他成员追踪受害者并制定计划。1993年做下第一起命案，两兄弟的朋友：利佩茨克州乌斯曼市的尼古拉·亚季莫夫欠女商人瓦莲京娜·莫尔恰诺娃15000美元，不打算还钱，聘请切雷舍夫团伙杀掉瓦莲京娜，酬金4000美元。亚季莫夫说服莫尔恰诺娃一同开车去沃罗涅日“出差”，奥列格·德罗任坐在后座，行至高速公路空旷处突然用绳索勒死莫尔恰诺娃，最后把尸体埋入附近森林提前挖好的大坑。

1997年4月团伙又在坦波夫谋杀莫斯科石油商人弗拉基米尔·罗戈沃伊，“下订单”的是后者竞争对手。由于罗戈沃伊身边总有警卫随行，跟踪多日好不容易逮到机会，由阿列克谢·捷列申科埋伏在此人家门口击杀成功。

同年8月份团伙再次出手，杀死另一位商人弗拉基米尔·罗加乔夫，原因是此人挡了米丘林斯克市黑道头目的财路。罗加乔夫日常出行必偕警卫乘两辆车，于是切雷舍夫团伙故技重施，在他必经之高速公路附近挖两条壕沟，派人拿着带瞄准镜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手榴弹守候。当罗加乔夫座车驶近，两支步枪同时开火，首发命中罗加乔夫，其警卫毫发无伤。

杀掉罗加乔夫，团伙紧接着干了他们这辈子最大一票——行刺圣彼得堡副州长米哈伊尔·马涅维奇（儿按：圣彼得堡市属于俄联邦主体，最高行政长官称”губернатор”，约定俗成也可译为“市长”）。事发时副州长和夫人坐在车内，狙击手藏身街角阁楼通风窗后，使用南斯拉夫制造的带瞄准镜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连续射击。马涅维奇颈部、胸部中五弹，送医途中死亡；夫人受轻微伤。狙击手扔下凶器，走屋顶从临近楼栋下至地面开车逃离。

案发后俄联邦内务部长命令成立联合调查组，叶利钦总统亲自过问。切雷舍夫及另一个犯罪团伙：艾拉特黑帮同时列入重点嫌疑对象。

除行刺马涅维奇之外，警方怀疑切雷舍夫团伙还涉嫌记者弗拉德·利斯季耶夫被杀案，犯罪头目奥塔里·科万特利什维利和马克西姆·斯米尔扬金遇刺案，企业家费利克斯·利沃夫、瓦季姆·亚夫亚索夫、奥列格·坎托尔被杀案等血案，但之前都未引起足够重视。枪杀政治家非同小可，太高调又有挑衅性质，终于令该团伙在成立七年后被执法部门盯上。

罗加乔夫谋杀案后，切雷舍夫兄弟已经察觉到危险迫近，决定先下手铲除团伙内不可靠成员，但他们纷纷藏起来避风头。1998年亚历山大·瓦西利辛酒后打架被捕，在拘留所吹嘘自己认识犯过大案、双手沾血的人。于是他立即成为重点侦讯对象。当局部署特别行动抓捕团伙头目，虽没逮住切雷舍夫兄弟，却在其家中搜出大量犯罪证据，甚至还有警局泄露的秘密文件。支持切雷舍夫团伙刺杀马涅维奇的证据包括：安德烈·切雷舍夫家缴获的铜管与阁楼的顶门铜管完全相同，现场遗留的头发经鉴定属于尼古拉·斯米尔诺夫；步枪弹匣是1989-1990年期间军事体育学院失窃的，尤里·沃尔科夫当时正在该院学习；侦查发现狙击手穿着橡胶套鞋，安德烈和谢尔盖·切雷舍夫日常习惯穿这种鞋；专家认为安德烈家的一瓶枪油曾用于润滑作案步枪…… 另外，警方的“内线”也提供了重要情况，比如1997年夏天谢尔盖·切雷舍夫在圣彼得堡寻找带瞄准镜的步枪，后来有人目击他携带瞄准镜。

根据查获的证据，坦波夫州检察院正式对团伙成员提出谋杀罪指控，列入联邦通缉名单。两兄弟带着老娘和几个手下跑遍全俄各地躲避РУБОП（译注：地区反有组织犯罪局），走投无路逃回老家费尔干纳山谷。РУБОП小队穷追不舍，乘飞机赶赴塔什干，深入山谷长时间搜索，1998年7月查明他们藏身地点。这次老天帮忙，突发的泥石流堵住切雷舍夫兄弟去路，于是缴械投降，双方未交火。经过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漫长谈判，切雷舍夫一家、波波夫和雅科夫列夫被驱逐出境，刚下飞机就受到重兵“迎接”，当局出动大批警力押解他们进看守所。团伙另外六名成员也陆续落网，从而及时阻止了俄军某师长被杀。

审讯期间团伙成员拒不合作，用事先准备好的说辞搅混水。时而承认杀了不是他们杀的人，时而又否认确凿事实。至于声称的“不在场证明”，几乎无一得到证实。但调查组最终只能证明三起谋杀案和六起抢劫案。1999年谢尔盖·切雷舍夫肾病复发死于看守所。2003年12月利佩茨克州法院判决本案八名被告犯谋杀罪、抢劫罪、非法持有武器罪，安德烈·切雷舍夫和奥列格·德罗任在严管监狱服刑20年，阿列克谢·捷列申科和亚历山大·瓦西利辛监禁15年，其他四人分别获刑14年、8年。庭审期间团伙成员试图把三起谋杀推卸给已故的谢尔盖·切雷舍夫，未被法院采信。安东宁娜·切雷舍娃和米哈伊尔·波塔波夫无罪释放。

2004年1月利佩茨克州检察院就安东宁娜·切雷舍娃和米哈伊尔·波塔波夫的无罪判决向俄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抗诉，认为二人罪行有充分证据证实。安德烈·切雷舍夫和奥列格·德罗任也提出上诉，认为刑期过长。

2007年“扎利波夫团伙”成员之一阿列克谢·加尔多茨基因涉嫌多起谋杀案被捕，2009年11月供认是他亲手开枪打死了米哈伊尔·马涅维奇。2023年4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已确认当年雇凶谋杀马涅维奇之人，原来是坦波夫黑帮头目弗拉基米尔·巴尔苏科夫（库马林），他已经于2019年被判处24年监禁。但也有报道称在阁楼开枪的是阿尔卡季·努西莫维奇，已于2020年被判处22年监禁。

延伸阅读：

柯尼金团伙抢劫百货商店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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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名字可能并非偶然。一对幸福父母肯定没料到，他们用希伯来传说人物“莉莉丝”（洛丽塔）为女儿取名，注定了她将过着淫荡生活。

双亲的希望

洛丽塔从来不像个孩子。学龄前她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千方百计求父母满足。13岁那年洛丽塔感觉叶夫帕托利亚这个小地方太无聊，而摆脱父母掌控的唯一途径是就读辛菲罗波尔音乐学院——虽然她讨厌小提琴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她爸爸当兵，妈妈是单纯的家庭主妇，心中充满喜悦，仿佛未来的小提琴家近在咫尺！

洛丽塔考入音乐学院的时候，爸爸抹着泪说：“洛，你是我们的希望”。洛丽塔努力实现所有希望，首先是自己的。揽镜自照，这位丹凤碧眼的苗条佳丽绝不可能只当个普普通通女大学生，至少得是美国电影明星！上帝不憎恶美貌，听凭祂赐予幸福人生吧。但洛丽塔不愿坐等上帝赐福，而且不怕失宠，就像远古时代的同名人物——亚当的第一个老婆、夏娃的前任。

希伯来传说：莉莉丝咒骂丈夫亚当，不肯屈居他身下，飞离伊甸园逃走。 神派遣天使追赶，莉莉丝拒绝返回，扬言自己被创造出来就要戕害婴儿。最后 神只好另造温顺的夏娃代替莉莉丝……

但叶夫帕托利亚的洛丽塔不肯扮演“温顺夏娃”，很快便在音乐学院宿舍如鱼得水。1970年代的音乐学院和医学院名声不好，社会传言学生们滥交、吸毒、听摇滚乐。但洛丽塔不需要廉价享乐，男同学也不会花钱睡她的稚气肉体。于是开始从事报酬丰厚之工作：拍裸照。

今天找不到苏联色情业统计数据，这些材料即便有也是严格保密的。但根据美国“淫秽和色情调查委员会”估算，1970年代全球性产业年收入高达5.74亿美元。

起先洛丽塔穿不怎么性感的苏联内衣在业余摄影师镜头前搔首弄姿，然后一丝不挂，终于发展到跟英俊男伴模拟性交…… 这种裸照每张售价50戈比到1卢布，取决于“构图”怎样。那么谁会购买业余摄影师拍摄的光腚少女照片呢？当然是苏联中学生啦！

警方接获的首次报案来自基辅某学校——教师发现淫秽物品。渐渐其他学校也发现同一位裸体少女的照片。这些照片印数成千上万，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间快速传播。洛丽塔果然没辜负爸爸希望——她出名了，但不是作为小提琴家，而是色情明星。

餐馆、皮衣和珍珠

瓦西里·利特维诺夫（化名）在刑侦部门工作五年，调查大案要案，颇受上级器重。这次他负责侦办克里米亚学校色情照片事件。

追踪“制片人”的唯一线索是照片中的碧眼裸女，利特维诺夫对她早有耳闻。曾经某位州委某高级干部在市苏维埃执委会门外遭遇诈骗，骗子自称市执委会员工，有“关系”买毛皮帽子。虽不知讲了什么花言巧语，反正州委干部上当，掏出钱给对方，自己站原地等。结果等啊等啊等不来，恍然大悟，尽管为时已晚仍选择报警。受害人描述骗子“像一阵风”径直穿过市执委会大楼，瓦西里·利特维诺夫赶到后立即展开追踪。他穿过市执委会，来到一间公共澡堂，见两个男人鬼鬼祟祟走进厕所，猜想会不会团伙作案啊？赶紧跟上去。俩男的挤进一个隔间，片刻传出奇奇怪怪声音。利特维诺夫果断踹门，瞬时后悔了：二人正在进行……同性性行为！事后查明其中一人是“男娼”，异性恋，失业养两个孩子，不得不在辛菲罗波尔公厕卖身。利特维诺夫审讯此人，对方毫不在乎，说：“女的能这样挣钱，我也行啊。”利特维年科反感同性恋话题，但故意表现得对小妞儿很感兴趣，让“男娼同志”推荐靓女，此人脱口而出：“音乐学院的洛尔卡，全克里米亚都知道她”。

所以当利特维年科受命调查色情照片案，立即想起“音乐学院的洛尔卡”。同一天他动身去找16岁小提琴学生，二人四目相对，利特维年科意识到“校园艳星”正冲着他傻笑呢。

在洛丽塔父母家的搜查引发了家庭悲剧。碧眼女儿一言不发，任凭警察翻遍自己房间。妈妈边哭边喝“伐力多”（译注：一种抗焦虑药），爸爸攥紧双拳反复念叨“误会了、误会了”。可惜当场从小提琴盒搜出一叠照片，赤裸的洛丽塔仪态万方、光彩照人。这个时候洛丽塔已经把童贞高价卖给某个“州委老伯伯”。原来，从学生手中没收的艳照呈交州委“审查”，随即下落不明，而洛丽塔收到了好处可观的亲密邀约。广告作用十分巨大，洛丽塔在多个“伯伯”之间翩翩起舞，迅速过上吃餐馆、穿皮衣、戴珍珠的潇洒生活。

由于“伯伯”的关系，洛丽塔不上课也没被音乐学院开除。她不住宿舍租公寓，当然也是托了“伯伯”的福。偶尔回一趟叶夫帕托利亚父母家，衣衫朴素，腋下夹着小提琴，爸爸妈妈不胜欣喜。

纸包不住火，女儿的秘密忽然曝光，妈妈突发心脏病死在医院。16岁的洛丽塔被警察局正式逮捕那天，爸爸朝自己头上打了一枪。

自甘堕落

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皆有阴暗面。洛丽塔失去双亲的心境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但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结局明显使她生活轻松许多，再不必遮掩和编谎话了。

利特维诺夫通过洛丽塔抓获了色情照片制作者和销售者，根据《刑法典》第121条他们被处以监禁。洛丽塔本人未成年免于刑罚。

七年后的一天，利特维诺夫和同事在“海洋”餐厅庆祝生日，一位衣着光鲜的漂亮女人请他跳舞。利特维诺夫感觉此女有点眼熟，想不起来是谁，直到她说出自己名字，利特维诺夫这才亲眼目睹洛丽塔16岁父母双亡后的生活：在高级餐厅物色嫖客，改行做了“外币妓女”。

又十年后，瓦西里·利特维诺夫正在单位值班，夜间巡逻队押来一个过马路差点儿被车撞的醉酒妇女。这个酩酊委顿的女人赌咒发誓说不放她走就吐桌上，写张字条自称市立第六医院护士。利特维诺夫威胁她再胡闹就打电话叫主治医生来，于是一夜平安。第二天女人酒醒，表示很愧疚，哀求切勿通知医院，否则会被辞退。利特维诺夫没这样做，因为他终于认出面前酒鬼是洛丽塔——曾经的碧眼美人、高级妓女如今沦为粗鄙落魄之泼妇。

此次见面后利特维诺夫开始关注洛丽塔命运，得知她很快被医院撵走，主治医生怀疑她酗酒和盗窃麻醉药品。但洛丽塔入狱却不是因为这些事。克里米亚出了一桩轰动性谋杀案：辛菲罗波尔郊区惊现六月龄婴儿碎尸。利特维诺夫主持侦查，发现婴儿遍身带抓伤，脖颈有勒痕，通过体表指纹迅速锁定凶手。利特维诺夫无法相信命运再次把他跟洛丽塔联系到一起！原来洛丽塔生下同居姘头的孩子，婴儿整天饥饿哭闹，洛丽塔就抓他、掐他……

……事实证明莉莉丝的诅咒果然难逃。

（儿按：都市传说，未可尽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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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1966年，苏联四个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及俄联邦两个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约一万人在从肉联厂盗窃肉类时被门岗保安抓获。警方侦查发现，平均每名“孽孙”（译注：偷公家财物之人）偷拿约7.5千克肉、香肠或肉制品。

奢侈品

几个世纪以来，肉类在俄罗斯属于一种“不太公平”的食品。19世纪俄帝国肉价虽然比较稳定，但各城市、各省之间差距颇大。南方畜牧业发达，农奴制废除前的农民肉食需求相对较低，即便中等收入城镇居民也不愁买肉。而大省大城市和首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许多食肉需求高的富人自己没有庄园，肉价随之高涨。

废除农奴制后朝廷发展工业，情况又有了显著变化。新建工厂需要大量劳工，这些人如果再像父祖辈似的天天吃面包、喝格瓦斯，营养肯定跟不上啊。小贵族们虽然在改革大潮中失去财产，却一时拉不下脸来三餐从俭。所以肉类供不应求，价格飙升，成了少数人享用的美味佳肴。

俄罗斯大富翁之一瓦西里·科科列夫（译注：大地主、大企业家、慈善家）1880年指出：
“我国所有市场，无论大小，无论城镇或乡村，售卖的生活必需品皆贵得反常；我国港口日常活动都是向国外出口粮食。由于目前市面上面包、肉类价格很高，工人一般无法挣到这么多生活费，由此造成大部分劳动者陷入绝境，倾家荡产。这种情况下，距离工厂和制造厂业务减少、商业和工业衰退仅一步之遥，其趋势已经在下诺夫哥罗德交易会期间显露无余了。一个工人要在省城吃面包吃肉活下去，每年工资不能低于100卢布。帐是这样算的：每天花10戈比买3俄磅面包，花14戈比买一俄磅肉，格瓦斯、盐和一把谷物2.5戈比，合计26.5戈比，全年96卢布72戈比，还没算鞋子、衣服和家庭开销。这笔支出意味着食物偏贵，许多人吃不起饭，一部分必然行乞度日，另一部分就去犯罪谋生了。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到冬天结束时大量的人必须有东西吃，鉴于目前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以及某些地方根本没有面包和肉类供应，他们无法养活自己……我国面包和肉类价格高昂的原因是北方15省农业生产设备不完善”。

科科列夫建议在首都及邻近省份发展畜牧业，但因为高肉价对商人和政府有利，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平民百姓只买得起边角料和下水，且往往是臭的。当年的人如此形容小饭店菜肴和环境：
“汤就像泔水。小饭店进的肉是最低等烂货，常有些馆子给客人吃死畜肉。肉冻是一种可疑的浅灰色块状物，内含灌肠皮、鱼碎屑、未知动物肉丁和蟑螂。小饭店的厨房比客人坐的房间（即食堂）更脏更恶心，蒸汽在四壁和天花板沉积，化作污水滴入食物；百十只蟑螂满墙、满桌、满架乱爬，锅碗瓢盆里也有几十只涌动”。

可就连这种场所也非俄帝国大多数子民所能负担。小饭店吃一顿饭要花20-25戈比，一个短工的日工资80戈比。穷人只能在最廉价、最大众化的地方——市场熟食摊——解决三餐，老爷们的残羹剩菜在这里二次回锅。高级餐厅的厨余和碎骨被收集起来，送到熟食摊重新加工，甚至有专门的贩子把“应该丢到泔水池的残渣”做成给人吃的馅饼和包子。屠宰场不要的东西更是摊主们的好宝贝。

随笔作家А.巴赫季阿罗夫描写圣彼得堡熟食摊：
“我们面前是一间巨大的奇特厨房。您走进这大石屋，一股子恶臭扑面涌来。屋边靠墙位置，四口大锅坐在灶台上。每口大锅灌水三十桶，然后把一堆约五、六十个牛头扔进去，熬出油脂。炖煮时间要持续七、八个小时，直到牛头脂肪滑落，肉变得像树皮条一般。牛头肉主要在两颊边，所以叫腮帮子肉。每个牛头出腮帮子肉3-8俄磅。煮熟的腮帮子肉送去供应熟食摊和小饭馆。您可以想见，腮帮子肉肯定营养很丰富！”

有钱人基本买不着臭肉，他们在另外的地方当冤大头。俄帝国肉价最高的城市是维尔诺（今维尔纽斯），1895年当地兽医Ф.费拉托夫进行一番调查，搞清了本市肉价为什么这么贵：
“在观察维尔诺市场牲畜和肉制品交易时，发现市面肉类价格，同肉畜的数量及这些牲畜的出栏价格之间显然存在巨大差别。这种价差之大，一方面令农村饲主抱怨收购价太低，一方面让城市消费者抱怨肉价太高，使城内低收入居民无力负担。所以我们看到，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赫尔松省、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切尔尼戈夫省甚至明斯克省（这些是维尔诺市场肉畜主要产地）的肉类价格每普特不超过2卢布-3.2卢布，而维尔诺市过去四年售价从未低于每普特4.5卢布-6.5卢布。这1.3卢布-2.5卢布的差价，明显出在产品运输和转卖环节…… 毋庸置疑，长期以来肉畜交易一直是活跃的投机生意。在牲畜原来饲主和肉食消费者之间有一长串转卖商和牙人，他们当然个个都想赚取丰厚利润”。

盗窃的对象

最终肉类成了最抢手的稀缺货之一，往往有钱买不着。战争、革命和翻来覆去的荒年令情形雪上加霜。在新经济政策和私营企业复兴的那段时期，肉类供应问题曾稍稍缓解。但随后的票证供应制度又把一切打回原形。

苏联政府1933年发布的民间自由买卖价目表也证明了肉和肉制品的特殊性。例如官方规定一千克烟熏牛肉肠32卢布，熟的猪肉火腿35卢布。即便比较简单的肉制品也令普通人家感觉头沉——熟香肠18卢布、小灌肠20卢布。再来比较一下同一份价目表规定的鱼类价格：从1933年4月起每千克鲟鱼售价30卢布，压紧的黑色咸鱼子(паюсная икра)45卢布，红鱼子25卢布。所以只有收入最高的少数苏联人能够消费这些产品，对于月薪30-80卢布的普通工人，或根本拿不到钱的集体农民而言，上述东西包括香肠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买不起又想吃，就只能偷了。

人民委员米高扬首倡建立大型肉联厂不久，此类企业的职务侵占案件便开始增多。这实际并非什么秘密，1930年代末米高扬本人会见莫斯科“米高扬肉联厂”职工，谈及低工资问题时公开讲：“但是亲爱的同志，你们不是在生产滚珠轴承。咱都知道你们靠什么生活”。当然了，人民委员说这话绝非纵容、鼓励侵占行为，而是试图将之纳入合理范围。于是上级批准了著名的“干耗和撒漏”标准，私下销售超额商品几乎被合法化。

从此偷肉和其他产品的现象由个别地方传遍全国，负责同志不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者屈指可数。育幼机构和医院无不做贼，战争年代前线亦有大规模盗窃事件。

例如1944年乌克兰第1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私自设立“食品馈赠基金”，拿去打点有关人员。事后揭露违规行为的命令称：
“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代司令员彼得洛夫少将和副司令员奥尔洛夫斯基少将把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发来的约两车皮食品和服装礼物存入装甲坦克前线军需库，未登记造册，反而挥霍掉了。根据彼得洛夫少将的命令，发给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成员（包括他自己共6人）肉类、黄油、香肠、糖果等食品不少于42普特，发给各部门首长（11人）不少于66普特。这些食品大部分用卡车运往莫斯科。又根据他的命令把11个食品包裹每个重4普特送给非军职人员管理局，另几个包裹送给无关人员。奥尔洛夫斯基少将命令把267千克猪肉、125千克羊肉和114千克黄油用卡车运往莫斯科，送给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中央机关领导人员…… 此外奥尔洛夫斯基少将还把80千克黄油、5只山羊等物品运至莫斯科，送给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总局工作人员及他本人妻子。其下属塔拉森科效仿奥尔洛夫斯基，他在致久日尼克少校关于家庭食品分配的条子中写道：最后四只牲畜，给奥尔洛夫斯基家送1只公绵羊1只黄羊，给扎哈罗夫老婆送1只黄羊（以我名义），再给卡茨家送1只公绵羊（也以我名义）。如果算错了请你指出”。

然而偷肉最多、最频繁的肯定还是肉联厂。从内务部到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战后几年关于此类案件的报告层出不穷，1950年代末连篇累牍。当时全苏刑事案件的侦办并未统一化，原因可能是苏联内务部1960年被撤销，直到1966年才以“苏联社会治安部”的名义重建。新任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查看肉类/牛奶企业职务侵占情况，深感惊讶，1967年2月13日汇报苏共中央：

“苏联社会治安部掌握的数据表明，国内许多肉类加工企业的社会主义财产保护状况不佳。这些企业频繁出现盗窃和滥用问题，每年给国家造成巨额物质损失。仅1966年九个月间，俄联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ССР的肉奶工业企业和组织因盗窃、侵占与流失造成的经济损失竟达176.5万卢布。1966年俄联邦几个州和边疆区，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ССР的警察机关在肉类加工企业中查获了近1000个侵吞盗窃团伙，超过3000人被起诉，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50多万卢布。此外，同一时期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ССР，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企业保卫人员执行出厂检查时扣留约10万人，从这些人身上搜出各类肉制品逾75吨，价值150多万卢布”。

损耗过度

“分析刑事案件材料和逮捕情况发现，不仅普通工人，甚至个别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也参与盗窃肉制品。去年爱沙尼亚ССР起诉17名偷肉的管理人员，包括：塔林肉类加工联合企业经理帕尔霍缅科、会计柯尔曼、高级工艺师萨乌加、工长伊夫岑科等。企业领导沦为侵占主谋绝非偶然。在克孜勒和阿巴坎肉联厂，以克孜勒厂副厂长冈察洛夫为首的侵占团伙长期活动，吸收80人共同作案，盗窃各种贵重物资45000卢布”。

警方进入肉联厂检查，一切看似照章运行：

“肉联厂实施有组织盗窃的手段是系统地、蓄意地隐瞒原料和产品数量。1966年塔林联合企业超额生产114吨肉制品未造册，沃洛格达肉联厂——116吨，维捷布斯克肉联厂——39吨，沃尔科维斯肉联厂——58吨。1966年九个月奥斯坦金肉类加工联合企业灌肠厂隐瞒结余原料824吨，莫斯科肉联厂四个灌肠厂隐瞒1600多吨，列宁格勒肉联厂第一灌肠厂约2000吨”。

其中关键在于，1吨生肉制造的产品远远多于虽经修改但依然有效的“米高扬标准”。何况肉联厂生产“特优级”香肠通常不用优质肉，而是用边角料和碎肉，且各类肉制品中淀粉等填充料的比例高于工艺规范。

“超额生产制成品的原因在于规定老旧过时、违反配料表、储存条件、生产工艺和自然损耗原材料注销标准提高。1966年底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警方查获一个在波格丹诺维奇斯基肉联厂及若干销售企业活动的38人团伙，他们盗卖各种香肠价值2.7万卢布。侦查确认这些盗窃的原因是厂家采用了过时标准导致超额生产未登记造册。针对列宁格勒州沃尔霍夫斯基肉联厂失窃案（系厂长梅尔库洛夫组织）的侦查也证实，犯罪分子利用过时的成品标准盗取价值8300卢布的肉类”。

接下来，晓洛科夫部长报告了厂家不走正规渠道盗卖结余肉类变现的套路：

“肉类加工企业职工经常拉拢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采购组织的公职人员参与犯罪，相互勾结故意低估牲畜膘情，通过伪造文件盗窃私分原料和制成品。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伊佐比利年斯基禽产品联合工厂总工程师布佳耶夫、牲畜女验收员卡拉布霍娃和屠宰车间主任普谢娃滥用苏联肉乳品工业部长1956年11月29日№548命令公布之肉类产量规定，屠宰牲畜时产生额外肉量未登记造册。他们为了侵吞余肉，勾结牲畜基地主任甘胡拉从事不法活动，后者又勾结了边疆区几个国营农场的采购员。采购员收到联合工厂的余肉信息后，根据其数量伪造从虚构人员处收购牲畜的报表，窃得公款各人分赃。总之，这伙人给国家造成24000卢布经济损失”。

此外，肉联厂耍手段欺骗农民毫无愧意：

“已经证实肉联厂工作人员收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牲畜时大规模欺诈舞弊，严重损害了集体和国有经济。仅举克拉斯诺达尔某肉联厂为例，检查发现由于该厂收购时故意低估牲畜膘情，1966年上半年边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蒙受损失34.3万卢布”。

不过最安全、最简便的途径还是通过国营商店销赃：

“几乎所有的肉类加工企业都不核算实际产量，只核算批发给零售系统的出货量，从而为有计划地盗窃超额产品提供了便利。在这种核算下，即使失窃也不可能追查损失责任人。高尔基第二香肠厂库管员特卡丘克和发货员鲍利索夫合谋盗卖价值12400卢布的香肠，尽管如此，对他们工作场地进行的盘点和检查却未发现任何短缺，反而找到100吨未统计产品被记在收入项下”。

针对上述情况，晓洛科夫提出消除肉类盗窃的具体建议：

“治安机关正在采取措施改进预防和及时发现盗窃肉类的工作。我们已向苏联部长会议发函，建议责成苏联肉乳品工业部：

—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65年7月16日《关于总结苏联肉乳品工业部系统企业和组织1965年度财政经济活动》的№529决议，制定屠宰畜肉和肉制品产量的新规范，以及生产香肠和肉制品的规范，重新修订并减少在热处理、储存和加工期间报废注销肉类的现行规范（分别针对鲜肉和冻肉），明确划分适合制作香肠的肉制品等级；

— 采取措施整顿原材料内部核算制度，按实际产量而非批发给零售系统的出货量进行产品核算；

— 制定有科学依据的方法，在收购牲畜时准确评估其膘肥情况。”

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情况仍未见多少改善。比如1975年12月苏共中央收到伏尔加格勒的举报信，信中说：

“我们要眼睁睁看着投机分子盗窃诚实的苏联劳动者到什么时候？当地内务机关虽然屡次接获犯罪举报，却坐视不理，未采取任何行动。
案子实际是这样：伏尔加格勒肉联厂工人（当然绝不是人人都作贼）往外偷运肉制品，可不是2、3千克地偷，而是20、30千克地偷，以至于几乎出不去门。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肉放哪儿？我们市里有些能耐人，比如女公民安娜·楚迪琳娜（历史街150号35房），在自家公寓开了销赃点（她同小儿子合住），售卖失窃肉制品。
偷肉贼管这种销赃点叫‘驿站’，一旦知道了位置，每人背20-30千克肉，一次至少三个人，肉联厂换班后（下午5-6点、深夜12点）直接跑来。早晨楚迪琳娜再用大包袋分几次运到其他地方。
地方机关明确知晓这些产品的去处。最近楚迪琳娜的客户似乎良心发现，偶尔会为她的“劳动”提供便利，派小车或公务大巴去她家接送。
总之，完全不工作的楚迪琳娜生活阔绰，显然收支不符。她自己心里很有数，把钱投在黄金上，购买耳环、戒指、金牙和毛皮大衣，经常赴南方旅游。可真富啊。
这一切已多次向举报伏尔加格勒市捷尔任斯基区内务处和州内务局。楚迪琳娜似乎曾被区内务处传唤过一次，但友好交谈一番，轻轻责备几句，根本没调查事实就把她放了，尽管时间、地点、窃贼姓名和汽车款式都准确举报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匿名举报，但写得准确、可信。之所以匿名，原因如下。第一，窃贼们放出狠话，如果谁“出卖”他们，他们什么都敢干，包括杀人。第二，本地警察发现有人催着他们工作，就会发怒（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甚至指责举报人是窃贼同伙。
您会不会说这是对警察心怀恶感呀？大体说来不是的，因为我们——写这封信的人——就是干了很多年的警察局编外人员，事情的真相一清二楚。此外，或许还有充分的个人原因不允许我们此刻在信上签字。派遣一两位ОБХСС工作人员来调查调查很困难吗？或者侦探只出现在屏幕上？”

资料显示不仅伏尔加格勒，其他城市同样存在这种丑恶现象。但大规模侵占盗窃公家财产丝毫不足为奇，毕竟人民总是按照当局默许的方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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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贩暴富殒命记

1981年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83年苏联发生第一起高科技犯罪——伏尔加汽车厂遭黑客攻击，生产线停转三天。有意思的是，这种行为找不到相应罪名。

实施攻击者叫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原本有望成为莫斯科大学前途光明的数学家，可他放弃学术生涯，服从分配到伏尔加汽车厂“生产组织部”当程序员。厂里没人欣赏他的才华，许诺的晋升和加薪迟迟没动静，遂动起“做大事”证明自己的心思。

穆拉特供职的自动化系统部门控制着机械传送带运转，员工分两等：第一等“精英”，即掌握软件奥妙的程序员；第二等普通电路工程师，负责日常维护，不允许靠近“精英”的工作范围。程序员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修改软件，但不会留下表明改动的记录或注释。

乌尔乔姆巴耶夫给主计数器程序制作了恶意补丁。该程序计算传送带节点的进料周期，而恶意补丁打乱了计数器节奏。须知生产线传送带经过反复校正、微调，零件必须在设定时间行进至设定位置，精确到秒，稍有差池就是致命故障。

于是先做测试，当年人们使用的还是软盘呢。他把软盘插进计算机篡改程序，时间一到，生产线顿时陷入昏迷。解铃还须系铃人，穆拉特迅速出手修复，“拯救”伏尔加厂免于灾难。

测试大获成功。最重要的是没人察觉！

厂领导口头答应发奖状，结果未兑现。穆拉特很恼火，决定让苏联最大汽车厂彻底瘫痪。他很谨慎，把恶意补丁启动的时间设置在自己休假离开的那天。心里盘算着：等我从老家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回来，指出症结所在，排除生产故障，享受奖状、荣誉、表扬和图阿普谢海滨疗养……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计划提前两天自行启动。混乱中没人明白怎么回事，只知道生产线发疯了，传送带依旧向前输送各种零件，但是在错误的时间。难道机器终于学会反抗人类啦？工程师们百爪挠心，停产三天真不是小事儿啊！

赶快调派最顶尖专家处理紧急情况。他们排查了设备、各部件和计算机本身，技术上一切正常，没有明显干扰。最终发现一段有问题代码，另换一张软盘运行控制程序，并未获得期望结果：故障继续发生，三个班次之后才复原。

一场恶作剧造成厂子直接经济损失7176卢布。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害怕了，主动站出来招供。他若不自首，此事将会是伏尔加汽车厂的永远谜案。

当年《刑法》没有任何条款适用穆拉特的行为。“创造、使用和传播计算机恶意软件罪”那时候还没制定出来。遂判决苏联第一位被抓获的黑客故意从事流氓活动，监禁一年半缓期执行，赔偿款约等于两辆“日古利”的价钱。穆拉特不得不在流水线上当钳工抵赎。

《消息报》对此报道说：“伏尔加汽车厂的一名系统程序员，平日与同事研究传送带自动化系统，对主传送带自动控制系统软件进行了修改，导致其停转三昼夜。在程序员们寻找故障原因时，二百辆汽车无法正常下线。根据РСФСР《刑法》98条第2款之规定，罪犯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在苏联得到广泛宣传，法学家、党政领导和业内人士热烈讨论乌尔乔姆巴耶夫的行为究竟算不算一种犯罪。除舆论反应外，本案还对伏尔加厂“精英”程序员们造成意外影响。事后查明，穆拉特是第一个被抓住的，但绝不是第一个发现系统漏洞并加以利用的。在他供职的部门，“精英”经常对传送带搞些小动作，随即快速修复，玩弄领导于股掌之间，笑纳送上门的小车、公寓、别墅。随着真相大白，“精英”们或遭解雇、降职，或被要求退还奖励。

顺便提一下，穆拉特同意戴罪立功，协助克格勃揭露隐藏的恶意软件，以此换取法庭宽大处理。他确实找到类似自己作品那样的代码，但无法证明使用过。

或者可以说，苏联“第一位黑客”只是个怀才不遇年轻人，而那些“精英”程序员中间的饿狼却实实在在吃饱了肥肉。

后来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离开伏尔加汽车厂，偕家人返回阿拉木图生活，继续当程序员。2010年5月死于心脏病，享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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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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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苏联在押人员2561361人，达历史极值，甚至超过“大恐怖”之后1939年的1672438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废止死刑及更严格立法。

“古拉格群岛”的风俗是强者为王。盗贼、杀人犯自己定规矩，管理者和警卫不干涉犯人之间关系，因此斗殴、抢劫之类事件层出不穷。进入劳改营的人都知道将被关押多年，所以要把环境“扭曲”到自己舒服的程度。

同时政府也从劳改营体系获取实际利益。每年当局花费1200多万卢布建立、维护“古拉格”，强迫囚徒从事价值9亿卢布的无偿劳动，制造各种工业品1700万卢布。

虽然偶尔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例如布里亚特曾有900名犯人出逃，但劳改营选址偏远地带恰恰是基于这方面考虑。逃跑者即使不被追上击毙，大多死在深山密林，罕有进入市镇中心的。但1953年情况彻底逆转，逾120万名在押人员被集中释放，其中近50万属于危险重刑犯。

此次大规模放人本是贝利亚的主意，但民间呼为“伏罗希洛夫大赦”，因为法令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签署。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决定让相关职能部门接手“古拉格”工业生产，劳改营管理权移交司法部。于是1953年3月底实施大赦，凡关押未满五年的一律释放，刑期十年的减半，包括带孩子妇女、少年人、老人和病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其中大部分属于小偷、强奸犯、流氓无赖等，故意杀人、抢劫抢夺和盗窃国家财产者不在大赦之列。

一下子冒出如此多释放人员，政府不可能快速把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安排工作。结果导致这些危险分子在许多枢纽城市聚集作乱，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就是遭殃的之一。

初夏时节，乌兰乌德陆陆续续出现来自远东地区、马加丹州、内蒙古（据说那里有设在中国境内的特别危险罪犯劳改营）以及共和国内的特赦人员。乌兰乌德是他们多年来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对某些人而言更是回家途中必经城市，都想停留一段时间，有的住一宿，有的住一周。六月份刚过半，市内发案率开始上升，很快发展到难以想象的规模——酒后扭打、动刀，掏兜划包，强奸妇女，以及最严重的拦路抢劫和杀人。

俄联邦功勋律师纳杰日达·库尔舍娃1953年在乌兰乌德法院工作，有亲身经历，而且她是喀山法学院毕业，曾多次走访苏联惩戒系统的偏远劳改营，深知犯人能干出什么。2012年库尔舍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个夏天市内情况乃是这样：所有国家机关进入战争状态，工作人员下班不敢回家，拉开钢丝床睡觉，低楼层窗口用沙袋堵塞，部队和警察派人荷枪实弹在楼内执勤……

但最有经验的执法者恐怕也没料到，七月份乌兰乌德几乎落入犯罪分子之手。白天警察和纠察队员加强巡逻，夜晚抢劫、杀人频发。内务部职员穿制服上街必须携带武器多人同行，政府通过电台呼吁百姓天黑不可离家。因为太阳下山之后，劫掠食堂、餐厅和商店的人纷纷出动，又发生几起闯入单位宿舍强奸、杀死企业女职工的案件。受害者稍作反抗即遭残忍对待，行凶者使用手边各种东西——叉子、餐刀、剪刀——捅刺，或用皮带和围巾勒脖。

犯罪浪潮如此汹涌，当局和执法机构几乎束手无策。又混乱一个多星期，赤塔等地方的驻军终于前来支援。全市宣布戒严，暂停大赦释放。往东行驶的列车经过乌兰乌德不停。要求居民务必恪守宵禁，夜间游荡街巷者不查验证件直接击毙。库尔舍娃说白天也能听到巡逻队放枪声。虽然苏联废止死刑，但如今不得不“违背社会主义法制”当场射杀罪犯。车辆行驶必须张贴特别通行证，否则后果自负。

那段时间究竟打死多少罪犯至今不详，关于乌兰乌德两星期混乱的材料被立即封存，至今仍在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吃灰。布里亚特作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帕基耶夫小说《罪孽》描述了共和国首都居民怎样在日落前收回晾晒衣裤、门口设陷阱、搬家具堵窗、叫狗进屋严防死守。大白天也尽可能少出去。

另一方面，“客匪”入侵刺激了本地罪犯。1953年事件亲历者玛娅·伊万诺娃15岁时与母亲、弟弟和姐姐从外贝加尔来到乌兰乌德，跟别人合租一处大木屋，忽然听闻小道消息，及时搬走躲过劫难。原来，大木屋另一个房间租给一户人家，这家男士头天不幸地中了一大笔国家彩票。夜晚屋内全部房客包括儿童、孕妇和女房东共八人统统遇害。三天后警察在火车厢逮捕凶手，追回彩票奖金。作案者竟是一对普通夫妇，他俩的身份以及为什么起意杀人劫财目前不得而知。许多1953年夏天幸存的乌兰乌德人都经历了这种恐惧：关门闭户、吹灯拔蜡，想尽办法不招贼惦记。

随着当局采取断然手段，乌兰乌德社会治安很快恢复正常。大概同一时期，其他苏联城市如伊尔库茨克、彼尔姆、下塔吉尔、切列博韦茨等也遭受了“布里亚特式恐怖”，人民采取各种手段应对，有的联合起来巡逻，有的卷铺盖搬家逃走。

1953年苏联统计显示犯罪率增长16.4%，但最严重犯罪之增幅超过预期：盗匪活动增加72%，谋杀48%，抢劫176%，扒窃数量比1952年增多137%，强奸案增多43%。

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犯罪率增长不低于150%，也就是1953年比1952年多2.5倍。布里亚特法院1953年刑事审判数量可以间接佐证这种观点——较1952年增加了2.5倍，但官方统计显示共和国犯罪率仅增长7.5%。1954年4月之前苏联把84225个获释者送回关押地，约占大赦总人数7%。在布里亚特，“盗匪活动”是获释者“二进宫”的主要罪名。1955年共和国摧毁消灭241个犯罪团伙，其中82个在乌兰乌德活动。直到1958年才基本恢复平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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