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时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日记节选:

1972年12月30日
（苏联）成立50周年纪念前夕举行中央全体会议，巴伊巴科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说1972年的计划未能全面执行，1973年也不会被全面执行。勃列日涅夫随后发表长篇大论，简而言之：“除个别指标外，我们的五年计划可以说几乎未得到执行……卡扎涅茨同志（黑色冶金部部长），您不害臊吗，夸口冶炼量超过美国……可品质又如何呢？相比美国标准，我们每吨仅有40%的金属产出，其余都是炉渣和碎屑？！我们投资1卢布仍然只有90戈比回报，而美国正好相反（投资90美分获得1美元）。”

1973年1月8日
（受党中央委托）总结兄弟党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期间提出的要求，基本就是各种要钱：出版报纸、开小公司、发老战士退休金之类，以及，有人想保送侄女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想让儿子用助学金上基辅大学、“帮助”写书（替党的领导捉刀代笔）等。总之是一派令人沮丧的画面。

1973年2月6日
政治局讨论“催促原料”问题。国家供应委员会副主席发言表示，确实存在舞弊滥权现象，但不是催促的原因，原因有很多。比如冶金厂厂长答复找他催要管道的人说，第一季度他也许能完成向企业供应金属管的计划，但1月份只交付13%、2月份27%、3月份交清。接收金属管的工厂摊上这种供货商，你让他们怎么生产？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如何完成自己的计划？或者，建筑工地需要某种金属，结果冶金厂发错货了，错发的金属只能弃置，因为没法拿来建造他们要造的项目。但工厂已经完成供货计划，甚至连奖金都领到手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1973年3月4日
这一周过得真艰难。英国（共产党员）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参观了列宁格勒、基辅、维尔纽斯、利沃夫）。我不得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结果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在莫斯科小型汽车厂）提问：“贵厂平均工资多少？哦，150，啊哈……”拿张纸飞快计算——“所以你们必须三年不吃不喝不看电影才够买辆小汽车！”随后，一场丢人现眼的无聊争吵就开始喽……

1973年4月4日
精神生活出现了空虚。青年人（群众中最好的部分）实干，精明，业务强，结婚早。一小撮“精英”纨绔子弟依靠父母过着寄生生活。其余人只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两耳不闻窗外事。许多共青团员汲汲名利，爱表现，追求个人野心。但共青团积极分子中间也有一些真正有思想、肯奉献的人，也是精明强干的人，“没有这方面幻想”（比如大学生组织负责人）。所以说，青年是观察我们这个社会的窗口。

1973年4月29日
开全会。在承认现实和应对现实方面，报告确实很出色。从这个角度看，转变了思想：1.我们的对外经济联系保障了我们跟世界和平共存；2.抛弃旧观念，对外经济联系不是补窟窿用的，而是整个国民经济（尤其长远规划）的组成部分；3.中国是真正的头号威胁。
格列奇科（元帅，国防部长）称：我们对中国核力量规模的研判估计比美国（公开报道的）小得多，几十枚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约200个核弹头。接着开玩笑说：“那我们有……”转身面向主席团：“你(!)猜猜，列昂尼德，我们有多少？”主席团勃列日涅夫说：“不猜，别吓唬我！”
使我惊讶的另一个情况：他说中国的潜力与我国潜力无法相提并论，估计他们15—20年内达不到我们目前的水平。好吧，15—20年后即便达不到，那也接近了吧。而我们目前的核能力足够把本国全部城市摧毁好几遍。再往后又会怎样？
柯西金讲话挺有趣，纯粹的技术官僚言论，足够坦率，能列举数字等。他说：“不能脱离其他国家闭门发展科技革命”、“对其他国家要有新型合作理念”、“要用新眼光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的未来指望于此”。
事实上：我国三分之二的贷款流向古巴、越南和蒙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军火占出口额25%；我国贸易伙伴三分之二是社会主义国家。

1973年6月23日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达成了防止核战争的协定。人类理智时期的这一举动，大概比疯狂时期1945年德国投降更重要。诚然，再次造成疯狂的潜在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中国、“特拉佩兹尼科夫主义”、“第三世界”……
莫斯科大学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主任、可谓是个蠢货的科瓦廖夫教授叹道：“这怎么行得通呢？当然，和平很好，列宁也追求和平。可我们跟资本主义缔结了30—50年经济协定，将国民经济建立在和平状态上。我们同资本家紧紧绑在一起，还帮助他们脱离危机。那么，只能假设30—50年内不会出现任何革命？我们现在还怎样教授科学共产主义，谈什么资本主义奄奄一息？”

1973年8月4日
保加利亚不仅严重忽视干部问题（平庸、道德败坏、阴谋、裙带关系等），还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8千土耳其人，约70万“半土耳其人”，外加马其顿人、吉普赛人。他们受到地方政府的公然压迫和歧视。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大批人要求逃往土耳其。（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对形势的估计相当悲观，他认为出路在于把保加利亚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反苏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青年和知识界的“问题”随处可见，就连蒙古知识分子（花我们钱的）都不愿跟本国社会同流……

1973年9月11日
智利军事政变。三位总司令组成军政府。总统府被轰炸，攻击开始。军政府宣布戒严，禁止人们走出家门、携带武器。政府广播电台被下令噤声；不屈服者会被消灭。这就是反革命分子的语言。而阿连德革命靠的是瞎话、劝说和高声谴责。
当然，这其实也是现代革命的根本祸根。几乎是对和平革命路线的毁灭打击。唯一的好处是，列宁的革命铁律再次得到证实：革命是严肃的事情，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站稳脚跟。（智利的政变）既是一大教训，也是一大失败——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精神上、国际关系上。

1973年9月12日
阿连德自杀。昨天我已预感事情会如此收场。军人集团已经开始执政，公布了下午四点之前必须到国防部报到的40人名单。“否则将采取最极端措施，一切后果自负”……
这两年智利政府在政治、行政和经济方面毫无建树，革命的声望严重受损，导致少有人愿意为必败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欲实施专政，至少要争取到50%的民众支持。

1973年9月14日
昨日将欧洲共产党代表会议筹备草案发出。根据我们的第一手消息，兄弟党谁都不想接受……他们（英国、法国、意大利）反复强调“苏联模式、俄罗斯榜样”对他们而言是不可行的，只把十月革命和苏联视作曾经影响、并将持续影响世界进程的客观现实，可以研究其后果，但决不照搬照抄，无法把他们自己的政策同苏联共产党的意图和愿望联系起来，也绝不把他们自己跟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1973年12月17日
本月10—12号开中央全会。总结73年成果，讨论74年计划……
能源、化学、金属、轻工业等项目的计划尚未落实。1974年压力很大，否则第九个五年计划就麻烦了：三年时间整个五年计划的1030亿卢布预算超支440亿……
我国在冶炼、生产过程中浪费了6000—7000万吨金属。
从金属加工机床的吨位上看，我国相当于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之总和，但从数量和生产效率上看，我们远远落后他们每个国家。
芬兰出口的木材比我们少十倍，赚的外汇倒比我们多两倍，原因在于我们卖的是初级未加工产品。
我们和联邦德国约定以抵偿方式铺设天然气管道，却未按时完工，每逾期一天对方就向我们索赔5.5万美元。
仓库里堆积着20亿卢布被买家拒收的滞销商品，这几乎等于五年计划剩余部分整个轻工业投资的总和。
建设卡马河汽车厂项目预计花费17亿卢布，现在看起来，还需要追加25亿卢布，往后可能更多。
1955年打算在萨拉瓦特市建设抛光玻璃厂，该项目1962年准备就绪。但1961年的时候英国人向我们兜售火抛光玻璃厂的专利许可，于是1965年我们购买了许可证，成立三间工厂制造漂亮玻璃。与此同时萨拉瓦特厂仍在建造，1972年完工，结果发现安装的设备无法抛光玻璃，直接就压碎了，只能全部重熔。至今仍不知道谁对此负责。
同样加工一立方米原木，我们的产量比资本主义国家少四分之三。
我国飞机和汽车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比他们短得多。
库尔斯克有一家使用进口设备生产特别稀缺织物的针织厂。但其生产能力只有50%，因为人员不足，而人员不足的原因是画图纸的时候忘了画宿舍。
今年收获的巨量（未及精确统计）粮食因露天储存腐烂严重。
缺乏包装或运输延误造成的粮食、水泥、蔬菜、水果等损失以百万卢布计。
由于金属品质差，我们的建筑行业不得不加大金属用量。
等等等等……

1974年12月16日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书记雅科夫·里亚博夫透露：1968年决定在斯维尔德洛夫建设钢管轧制车间，1970年代该项目暂停，同年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设同类车间，1972年项目暂停。1974年发现进口的钢管不够用，却并未重启两处暂停工地（虽然锈迹斑斑），而是在其他城市另起炉灶建设新轧管车间。

1975年11月30日
罗梅什·钱德拉（听说这家伙令苏联人民损失至少七座化工厂）授予勃列日涅夫一枚新奖章：约里奥·居里世界和平奖章。
两个歉收年（1975年干旱百年不遇）导致国民收入损失1600亿卢布。肉和奶将有“困难”。面临大量死亡的风险。1976年可能再次遭遇粮食歉收。

1975年12月28日
12月8日召开中央机关党代会。
戈斯捷夫（计划部门副主席）介绍：全国95%的企业生产不出一件优质产品，三分之二的部委没能完成计划。价值20亿的日用商品（由于品质低劣、款式老旧）被降价抛售，许多仍然卖不动。
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列举了各级干部贪腐的大量事例——从州执委会到共和国部委，从新闻工作者到经济部门领导。据调查，曾担任苏联民族委员会主席多年的纳斯里丁诺娃被撤职后，又因涉及别墅、房产、皮大衣和汽车黑幕被中央处理。她女儿的婚礼花了国家近百万卢布。
（儿按：雅德嘉·纳斯里丁诺娃1978年底退休，她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因乌兹别克“棉花案”被指控受贿，1988年开除出党，后因证据不足，1991年4月恢复党籍。）

1976年1月3日
新年之前三天中央开会，以下情况值得记一笔：
安德罗波夫向政治局提交关于苏联境内“持不同政见者”情况的报告……最近十年逮捕了约1500名从事反苏活动的人。1954年赫鲁晓夫向世界宣称“苏联没有政治犯”的时候，其实至少有1400名。1976年逮捕约850名政治犯，其中261人从事反苏宣传。还有个数字令我倍感惊讶：全国竟有68000名“预防性人员”，即被传唤到克格勃对其活动进行警告的人。超过1800个通过“内线”暴露出来的反苏团体和组织被警告。根据安德罗波夫说法，全苏联有几十万人正在或者等待合适时机采取行动对抗苏联政府。

1976年1月6日
新年期间，我的秘书坐车去科斯特罗马出席她丈夫女儿的婚礼。我问她：
— 那边怎么样？
— 不好。
— 怎么不好？
— 商店买不着东西。
— 怎么会买不着？
— 缺货呗。鲱鱼变质了，罐头就是罗宋汤、白菜汤，懂了吗？这种东西如果在莫斯科，货架上放几年都没人买。香肠根本没有，肉少见，一上货立刻排长队。奶酪就是科斯特罗马奶酪，但听说跟莫斯科卖的不一样。我丈夫在那边亲戚朋友多，这一星期我们走了不少家，每家都用酸黄瓜、腌白菜和蘑菇待客，还是夏天自己在菜园、树林弄的。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啊！
我被这番话深深触动。毕竟是个600000人口的州首府啊，距莫斯科仅400公里！还谈什么理想和热情？

1976年4月25日
昨天早晨我去了乳制品店和面包店。人头攒动，喧哗吵嚷，他们说没法维持秩序，两个女售货员应付不了这么些顾客，又要搬箱子又要拆箱子。今天休息日，队伍里有人说吃的没了、有人说早忘记奶酪什么味儿了，等等等等……忽然响起一个40岁男人的粗壮声音：
— 你们想怎么样！我们就是这种体制。这些女人（售货员）没有错，错的是那些坐在绿篱笆后边吃鱼子酱的，那些人肯定有奶酪。咱国家就没个会管事的，现在的头儿只会说共产主义光明未来，然后一年比一年烂，除非他下台……
无人惊讶，无人愤慨，应该都习惯商店出现这种言论了。群众多数表示附和赞成，包括一位排队买牛奶的年轻警察。哦对了，中央检查委员会的一个人站在队伍里，居然也保持沉默。是啊，人家把事实都摆出来了，他又能说什么呢？
面包店的一群女人为抢库利奇（译注：复活节圆面包）争执厮打，这时柜台窗口拉开，里头说：“卖完啦！也不做啦！”立刻怨声四起，我准备夺门而出。

1976年11月7日
去红场。参加克里姆林宫招待会。珠光宝气的高官太太们最令我印象深刻：毛皮、钻石、贵族举止——简而言之，上流分子。

1977年1月1日
所有大众媒体对成绩、胜利、优越性等问题扯得无边无际。这些话在政治上太愚蠢了，如果不明白是官僚政治私利使然，简直像在故意挑衅。

1977年7月21日
周二在中央秘书处开会，讨论莫斯科州委促进纺织工业所采取的措施（产量占全苏40%）。科诺托普（莫斯科州委书记）发言空泛，不提具体业务，只说宪法、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选举、党的关怀等。之后开始讨论的时候，他耐不住了，称：州内30%的纺纱设备和50%的织布设备年代久远，系革命前制造。没有现代染料，缺少8000名工人。新机器价格贵五倍，但只有按照旧价格拨的款子。生活服务行业资金被削减……诸如此类。
虽然没人指责他，却也没人承诺给钱。只是要求“提高”、“改善”。

1977年11月19日
17日在（伦敦）牛津街购物。商店富丽堂皇，令人目眩神迷，莫斯科女人没见过此等场面，几乎心脏病发作。顾客盈门，买完这个买那个。库纳耶夫有一次在饭桌上梦呓般地感慨：（说人家）危机、危机，显然大家都很有钱啊！

1977年12月14日
昨天中央全会。刚开始略混乱，甚至没有马上起立鼓掌。走在政治局成员最前头的不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宣布出席人数，解释说列昂尼德·伊里奇今天不来了。没什么大问题，身体受寒不舒服。但他已经准备好讲稿，待会儿休息时发给大家，以便各位讨论。因此休息时间为40分钟。
最逗的是，全会结尾，苏斯洛夫跟大家“商定”，说勃列日涅夫“形同”出席全会——“承担了全会工作”。
关于全会本身。巴伊巴科夫作报告。在我印象中，虽然他的讲话一向带点“悲观”，也从未对经济形势有过如此焦虑和强硬的估计。看来情况很糟糕，比预想的糟糕，比从前更糟糕。

1978年7月9日
开农业问题中央全会。据我了解，最尖锐的问题是“农业工业化”，也就是提高机械化和化学化程度之类。结果导致1965年3月中央全会之后投入农业的巨额资金大量流向工业。当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地区和州的整个农业部门产量翻两倍、翻三倍，超额完成计划30—40%的同时，每年都在亏损经营，年度结算总是出现巨大赤字，欠国家的钱越来越多。以一台新拖拉机为例，生产效率可能提高15—20%，但使用成本却随之上涨200%。
集中汽车运输、化肥等“服务”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并非集体农庄直接拥有，而是别处提供的。

1978年11月13日
累了一天，但我还是想写下来，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勃列日涅夫召集最高苏维埃代表开会，他后天就要接见鲁比科夫率领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会上邀请了顶级专家，包括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讨论轰炸机能挂多少导弹：25枚或30枚，试射的导弹参数加密或未加密等。
会后阿尔巴托夫找我倾诉，他用一个字形容这件事——“肏”。
……肉的问题。顿河畔罗斯托夫：扣除托儿所、幼儿园、餐馆等机构，零售数据显示年人均消费肉1.5千克！有些地方情况好些，但没有超过年人均7千克的。
我们用约1亿吨小麦喂养牲畜。由于缺乏相应饲料添加剂，40%等于浪费了。到头来还要从美国进口大量小麦。
第一次增产1.2亿吨石油需投资170亿卢布，第二次增产1.2亿吨石油变成280亿卢布，接下来增产的4千万吨则需要480亿卢布。
到1982年，人口增长只能提供30万劳动力——主要在中亚地区。
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整个机构，解聘一批计划人员，重新招一批。我们需要钱。而我们讨论的却是肏他妈的一架飞机挂几枚导弹，好像不这样做美国人明天就会打过来。

1978年11月18日
昨天我们召开了中央机关全体党代表总结及改选大会。一切都照本宣科，令人厌烦……
讨论期间提出的数据耐人寻味。
亚斯特列博夫（重工业部部长）：西西伯利亚提供全国90%的能源，出产煤7.95亿吨，石油5.75亿吨。而在那里，拨款给住宅和社会事业的2500亿卢布中，只有3400万用于住房建设。
波齐科夫（轻工业部长）：商品减价令国家损失112亿卢布。
西蒙诺夫：每节火车皮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运行，其余时间静止不动。二十年来铁路里程延长了15%，货物运输量提高四倍。铁路上未完成的工程达900亿卢布。

1979年6月23日
今天在家。
俄罗斯究竟要走向何方？
奢侈品价格——汽车、家具、毛皮、黄金等即将上涨。根据永恒的政治经济学规律，马上就会波及那些去市场买圆葱、芜菁、莳萝、黄瓜、土豆的人，接着根据通货膨胀规律，又会影响日用必需品价格。
财政计划部门的人说，“措施”从未起到预期效果：预算收入增加2、3个月，然后一切“照旧”。但腐败、掠夺、犬儒主义越来越多。家具店一套家具的售价翻了十倍。
据说，“地方来信”如雪片一般，要求愈发严厉，用词愈发激烈。比如：“别以为俄罗斯人民的耐心是无限的……”也经常有人（非匿名）认真提出进口肉、奶、谷物的建议。
显然今年收成不会很好。麻烦还在后面哪。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难道真要忍受这种经济耻辱这么久（直到万事皆休），其领袖才肯纾尊降贵“平等”对话吗？
毕竟，没人真心相信我们会遭受攻击，会被“占领”、征服、摧毁……那么拖累经济发展、牺牲人民利益的这支武装力量还有什么意义？！在20世纪末，昔日荣光变得十分可笑。何况今天的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相比）毫不在乎这种荣光，甚至不在乎“祖国”本身。

1979年11月20日
本月5—12日在西德。
这个国家真漂亮啊——不可思议的工业实力与大自然之美和谐结合。虽然我到过联邦德国五次，却第一回乘车游览莱茵河谷：从杜塞尔多夫出发，途径科隆、波恩、科布伦茨，越过海涅笔下的“罗蕾莱”，沿着葡萄酒之路抵达普法尔茨。那里是一片金光灿灿、五彩缤纷的秋景。而且普法尔茨一个地方的葡萄园比格鲁吉亚全国都多。
至今仍令我耿耿于怀的主要感受是，我们落后了，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骂美国至少可以说“黑人遭私刑”）能做为我们落后的借口，也没有什么还能证明我们经济和社会的优越性。要知道德国是个分裂的国家，他们平均工资2500—3500马克（汇率换算超过1000卢布），工人享受六周假期，“无产阶级钢铁营”（列宁语）每天自驾车上班下班——平均每三个德国人拥有一辆车。西德道路宽阔平整，如果把一杯水放座位上，开到每小时160公里，不会溅出一滴。人家没有“中心”、“外省”的划分，也不分“乡间土路”和二级公路，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水准并无天差地别。
眼下我心里堵得慌，意绪难平。

1979年12月30日
我军开进阿富汗……
……我国在缓和方面积累的资本，勃列日涅夫一篇柏林讲话全抵消了。那些曾经排队支持我们友好政策的“民主”、“爱好和平”的势力，都袖手旁观了。共产党人和我们坚定不移的朋友们如今一味谴责“苏联侵略”，根本不去针对美国导弹进行宣传——说也没人听……
苏联人民不需要别的。他们要吃肉，要买各种商品，要更好的秩序！

1980年1月28日
世界发生了太多事情。全世界都出言谴责、诅咒我们：联合国104个代表团投票反对我们，只有17个赞成的。法利赛主义（译注：指伪善、假慈悲）？是的，当然。但我们也把真实情况试出来了——到处都有人暗暗憎恨我们（起码不喜欢）……

银行拒绝贷款给我们。我跟国家银行副主席伊万诺夫聊了一次，他说不光美国的银行，其他国家银行要么拒绝提供新贷款以偿还旧债务（这么多年我们就是靠这熬过来的），要么提高利息三分之一。

上周二在中央秘书处讨论“关于运输部门盗窃”的问题。我真是越听越汗颜，浑身直哆嗦。卡皮托诺娃领导的中央委员会调查了三个月，以下是她向秘书处报告的内容：
两年来盗窃案件增加两倍，被盗物品价值增长四倍；
40%的窃贼是铁路职工，另外60%是水运部门职工；
9万—11万辆出口汽车积压在布列斯特，因为不能以“零件短缺”状态交付外国人；
25%的拖拉机和农用机械零件不全；
30%的“日古利”牌汽车被退回工厂，因为消费者提车时发现是半解体的；
价值140亿卢布的商品每天缺乏看管；
保安也有，69000人，但基本是退休者、残疾者，月工资80—90卢布；
每年被盗的钱款约数十亿卢布；
肉类被盗量是两年前的七倍，鱼类是五倍。

内务部副部长也报告说：1970年铁路上逮捕4000名小偷，1979年11000名。这些只是被发现的，没发现的又有多少呢？有时候火车滞留铁轨三昼夜无人看管，连司机都脱岗了。
倒霉的巴甫洛夫斯基（部长）再次像在全会上那样表示忏悔，请求额外40000人补充保安队伍。给不了。
大家纷纷议论：“太不像话了！党组织、工会去哪儿了？光看不管？”都感到十分无奈。

另外：勃列日涅夫号召“发动群众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坐我身边的拉平（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一个尖酸刻薄的老头，大声嚷嚷：“得了吧，如果发动群众，所有的火车就全被掏空啦！”

1980年2月12日
今天在中央书记处……
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问题被提出两次：库罗耶多夫要求新增员额。讨论期间得知，苏联目前有6500名东正教士，900名天主教神父，300名毛拉（外加2000名地下活动的）。同时，一半死者下葬在教堂，五分之一的新生儿受过洗礼。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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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散之后的25年里，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国家虽然失去了中央拨款和各共和国的资源，但其GDP水平和经济潜力都很高。

苏联一直试图把波罗的海国家打造成“社会主义橱窗”，收效显著。这三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恰恰证明：苏联并非西方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汲取、压榨边远省份资源供应首都，而是投入巨额资金发展边远地区的“反帝国”。我们不妨简单看一看，波罗的海国家在“俄罗斯人统治下”半个世纪的经济情况。

苏联政府积极发展波罗的海国家工业，兴修基础设施（公路、港口、机场、发电厂等）。三国被苏联吞并的头二十年间，尽管遭受战争破坏，但制造业在战后重建浪潮中获得大规模提升。根据《苏联预算法》，战后第一个十年俄罗斯保留50%收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保留55%，其他各共和国允许保留100%。1965年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工业品产量高于战前（即并入苏联之前）水平15倍。

在这二十年里，仅拉脱维亚一国就新建了20多家工业企业。再比如，苏联政府曾拨款两亿卢布恢复立陶宛国民经济，这在当年是天文数字，且不包括其他共和国提供的建材、器械、机床和运输工具等。

这些在苏联时期蓬勃发展的企业当中就包括1999年倒闭的“里加国立电工器材厂”(ВЭФ)，其产品有收音机、交换机、电灯、电话、熨斗等，雇员一万四千多，年利润五亿八千万。而”ВЭФ”仅是众多例证之一。应该说，波罗的海共和国整个工业部门都享受着苏联其他共和国的输血供应，巨款建造的基础设施至今仍然造福三国人民。

尤其那些极具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海港，重要性毋庸置疑，足够支付因“俄罗斯占领”而声索的赔偿。波罗的海国家公路质量当年名列全苏第一，俄罗斯只排12~13位。此三国公路、铁路覆盖面积广大，内河航运发达，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获得的拨款甚多。

此外，苏联时期波罗的海国家的农业先进程度和粮食消费也很高，闻名遐迩。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每公顷耕地财政拨款高于苏联平均水平3.5倍。牛的数量比战前增加1.8倍、猪增加2.3倍、家禽增加2.8倍。1957年底立陶宛拥有拖拉机1219台，十五年后（1972）增加到拖拉机4.47万台、联合收割机9.8万台、卡车2.8万辆，农业机械化率高达86%。在农业生产能源保障方面，波罗的海国家同样优于其他共和国，立陶宛1964年12月实现了全国集体农庄电气化，而莫斯科周边直到1980年代才实现。分析那些年的统计数字不难发现，涉及农业发展之各项指标，如土壤改良、化肥供应等，波罗的海“社会主义橱窗”确实从苏联各共和国中脱颖而出。

也就是说，苏联政府不仅全力发展波罗的海国家工业和基建，在粮食保障方面同样不遗余力，使该地区农产品丰富，运出较少、自留较多。例如肉类消费：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民明显领先苏联其他地区，每年消费84-90千克（苏联平均64千克）。

三个共和国的人均财政拨款额度，在危机四伏的1989年从830卢布提高到872卢布，苏联平均值约789卢布。而在1961年苏联全盛时期，三国人均财政拨款额度717-720卢布，苏联平均值约589卢布。

当然，以上提供的数据无法反映整体情况，但可以从侧面管窥苏联政府怎样对待被吞并的波罗的海国家。

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一笔笔扶持各共和国的资金首先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己出了钱，却落个“侵略者”名号，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

同时，我们不能忽略，表面光鲜亮丽的“社会主义橱窗”实际是集全苏各共和国之力补贴的成果，优越的经济政策有着让当地人民感受到加入苏联的实际好处、提升人民忠诚度的用意。当年的国家繁荣建立在整体经济繁荣之上，其他部分一旦衰退、死亡，旧局面难以为继，势必谋求新发展道路。

延伸阅读：

“亦有百人是男儿”——反抗拉脱维亚独立的特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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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多年来观测了不少“斯大林主义者”样本，发现他们都是斯大林式集体农庄的狂热粉丝。那么，今天就试着描述一下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农民形象：

1.农民有义务加入居住地的集体农庄，自觉成为整齐听话的农业劳动者，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不懈奋斗。农民在集体农庄范围内横向或纵向移动，必须严格遵照农庄主席或生产队长指派的任务进行。农民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名额由地方党组织规定。

2.农民作为落后阶级的代表，必须毫无怨言地承担贫穷与苦劳，持续为无产阶级、英明的斯大林式管理者阶级、陆军、海军、特务部门等其他一切先进阶级供应食品。

3.农民应当永葆傻大粗笨之天性，谦卑地接受各种处罚，在上级面前低眉顺眼，绝不提蠢问题。

4.农民必须时刻警惕敌人，一旦发现富农和小富农、破坏分子和间谍、托派和两面派，及时向主管部门检举报告。

5.农民应当掌握在任何环境中生存的本领，认识并采集各类可食用的草茎、块根、树皮、哺乳动物、两栖动物、鸟类、昆虫等，从而不占用国家和集体的宝贵资源也能继续活着。

6.当苏联发生因自然灾害和敌人破坏导致的大饥荒，农民严禁脱离集体农庄，严禁超载运输（译注：指携带全部家当逃荒），严禁失魂落魄。农民逝世前应当在上级指定地点自行挖掘墓坑并及时葬入。

7.农民有义务从个人财产中缴纳党和政府、地方政权与集体农庄摊派的收费、实物税及一切贡赋。战争期间农民要为军队购买飞机、坦克。禁止农民向上级机关提交愚蠢的信件抱怨生活困难。只允许写信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使自己有机会凭劳动创造光辉未来。

8.农民只有在足额完成集体农庄生产任务后，才有权从事个人活动。只要他的集体农庄在地区社会主义竞赛中荣获挤奶或收粮冠军，农民就有资格站在流动红旗前拍张照片，当一回聪明人。

9.万一斯大林政权转变为法西斯政权，农民必须冷静镇定地保护和增加各种集体农庄财产。与此同时，农民应当攻打法西斯占领者，在不破坏集体财产的前提下实施焦土政策。当法西斯占领者被驱逐后，农民依法交出占领之前保护的集体财产，缺额部分从农民个人财产中补足。

10.如果农民违背了自己的集体农庄职责，那就让他承受全苏人民的蔑视和憎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区分局的严厉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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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951~1954年斯摩棱斯克州罗斯拉夫利斯基地区四个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入统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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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斯大林时代集体农庄庄员收入情况浅谈

“重返苏联”简便指南

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为后人保留了俄罗斯农奴制度的诸多资料。比如人口市场上不同农奴售价差别很大，取决于居住地、年龄、手艺和技能。为了更容易从经济角度理解农奴制，本文将尝试以现代卢布为单位估价当年的“活商品”。

十八世纪俄罗斯社会进步派人士已经注意到，农奴制度是俄国最丑恶的现实。但当时对“俄罗斯奴隶制”的揭露更多停留在口头纸面上，谁也没法与之斗争。例如革命思想家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在《彼得堡到莫斯科之行》中写道：“庄稼汉至今仍是我们的奴隶，我们并不觉得他们是平等的同胞，忘了他们也是人”。

农奴制度亦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负担，但这位努力塑造开明形象的女皇同样无力废除广泛实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农奴制，这项制度使得地主和贵族不仅合法拥有土地，还拥有依附土地生活的人民。另外根据1762年宣言，贵族免于强制性文职、军职征召，有权完全占有庄园不动产和农奴人口。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俄国社会精英忧心同胞受压迫，何不效仿美国或法国引进黑人奴隶，使本国人民免遭剥削呢？答案很简单：农奴比黑奴更廉价！

法国侨民保罗·杜克雷十九世纪初在莫斯科开办法文学校，回国后著有《俄罗斯与奴隶制及其同欧洲文明的关系》一书，详细分析了俄罗斯农奴制对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本书的主旨是：俄国跟法国相比属于穷国，未能高效利用农奴劳动力。

杜克雷比较两国情况认为，用法国货币计算，俄罗斯农奴平均价格为400~600法郎（以十九世纪初俄国纸卢布对法郎汇率1:1为基准），每人每年充其量为地主创造50法郎收入。法国殖民地的黑奴贵得多，约2000~3000法郎，但可以创造至少200~300法郎收入。（译注：纸卢布就是纸钞，最小面额5，1810年与银卢布的兑换率为1:3）

虽然表面看“活商品”每年创造的收入都约等于其售价的10%，但杜克雷相信长远来看使用非洲黑奴比使用农奴更有利可图。另外，他还认为法国两三个妇女就能耕种一片小农场，而在俄国相同面积的农场指派两三个农奴根本不够。

俄罗斯农奴数量在不同年代起起伏伏，各地区差异很大。比如图拉省和斯摩棱斯克省农奴约占总人口70%，而西伯利亚的农奴数量从未过万。到1861年正式废除农奴制时，全俄6500万人口中约有2300万农奴隶属于各自的地主。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人口贩运开始在俄罗斯流行，很少人觉得把农奴当物件、当牲畜卖有什么不妥。报纸上经常出现此类广告，兜售“17岁小伙及成套家具”或“30岁女人及枣红色马驹”。

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研究发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前期，购买村庄时有土地的农奴通常售价30卢布，1786年国家贷款银行成立后涨到80卢布，统治末期一个健康长工的售价不超过100卢布。

保罗一世皇帝即位，物价飞涨。《莫斯科公报》1800年刊载：欧斯托任卡街309号的鞋匠和洗衣工老婆两人自报身价500卢布找东家，另有人出400卢布求购带裁缝老婆的切削工。所以，农奴的职业能力决定了自己的价钱。十八世纪后期《圣彼得堡公报》刊载，“年轻女工”售价在150~170卢布之间浮动，“会熟练针线活的家政妇”要价250卢布，替人参军的应募者400卢布。厨子、理发匠等专业人员更贵，一名拖家带口的熟练厨子可能高达800卢布，而老练的马车夫和厨娘妻子要1000卢布。

儿童当然比成人便宜，但考虑到可能的远期收益，价钱也不会太低。大城市一名男童通常售价150~200卢布，各省的未成年农奴就十分廉价，比如十八世纪末诺夫哥罗德省偏远乡村“农家女”仅卖5卢布。在俄帝国的偏远地方还可用实物交换农奴。

某个名叫伊万·伊万诺维奇·季诺维也夫的军官欠债还不起，名下财产被清算。清单显示：此人宅院位于“丘赫洛姆斯基地区大普斯滕村”，34岁农奴犹大·马特维耶夫估价24卢布50戈比，其妻阿芙多基娅·伊万诺芙娜40岁，卖4卢布25戈比，他们的四岁儿子卖1卢布60戈比……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限制人口交易，1801年禁止买卖农奴的广告登报，七年后禁止在市场上卖人。但精明的商贩自有应对之策，不说卖农奴，改称租赁。随着俄帝国财政经济吃紧，农奴价格持续走低。1812年战争后平均价格降至100卢布一人，直到世纪中叶才恢复稳定增长。

回到本文标题。欲估算农奴在当代俄罗斯的大致价格，必须先比较同时期居民收入与各种商品、服务之价格。海军上将帕维尔·奇恰戈夫十九世纪初交易农奴，他记录：女人之外每个男农奴卖150卢布，英国品种母马每匹卖300~400卢布。即马比人贵两倍。

列昂季·特拉文（1732~1818）回忆录记载了一些物价。1760年代的普斯科夫一普特小麦5.5戈比，教会奉献金150卢布，帽子2卢布，雇大车从彼得堡跑一趟诺夫哥罗德花费6卢布，圣彼得堡三居室石砌住宅月租金8卢布……

俄帝国人民收入相差悬殊，主要看他社会等级。按照历史学家叶莲娜·科尔奇明娜的研究，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执法部门低级职员薪水最微薄，比如警察总局击鼓手月薪仅38戈比。掌握一技之长的人挣钱更多，粉刷匠工资2卢布50戈比，药剂师月薪20卢布83戈比，六级文官62卢布50戈比，警察局长187卢布50戈比。贵族收入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例如尼古拉·彼德罗维奇·舍列梅捷夫伯爵拥有十五万农奴，每月进款5万卢布。

可是光这样讲恐怕无助当代读者了解十八、十九世纪俄帝国物价水平，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关系，很难直观认识俄罗斯农奴市场。所以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现代货币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货币。

十八世纪银卢布的流通量远大于金卢布，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一枚银卢布约含银18克。俄罗斯近年一克999银售价约30卢布，即一个叶卡捷琳娜二世银卢布约等于540现代卢布。

那么简单计算得知，2700现代卢布即可购买一名十八世纪末诺夫哥罗德省“农女”，“熟练厨子”和洗衣妇老婆则要花掉您432000现代卢布。舍列梅捷夫伯爵月收入约合今2700万卢布，大概跟众所周知的寡头们相差无几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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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词语形容，弗拉基米尔·列宁属于典型的“慢活族”——他靠着自家地租一直生活到1916年，每年收入1500卢布。

列宁的生活道路至今仍可作为俄罗斯反对派众志士的好榜样。此公不仅有狂热的革命蓝图，自学能力出色（比如他精通德语、熟练掌握其他五门外语），还擅长管理。而且列宁毕生不受人雇佣（除了短暂做过律师职业），也未曾经商做买卖。身在体制外令他无需仰赖各级官僚生存，各级官僚亦无从对他施加经济压力。经济独立乃是人格独立的基础。

虽然列宁吃地租多年，但也曾短暂参与农业生产。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做出重要论断：俄罗斯农民阶级（他密切接触的阶级）无法成为推动革命的力量。

让我们从头说起。1889年（儿按：一说1887年）春天列宁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在距离萨马拉40公里远的阿拉卡耶夫卡村廉价买下一处庄园，仅800卢布而已。这笔交易十分划算，十年后玛丽亚又以3500卢布将之售出。

为什么总面积1200公顷的庄园如此便宜？因为卖主是旧礼仪派富豪、金矿主西比里亚科夫。他将土地划分小块，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卖给家境宽裕的民意党人（译注：列宁兄长亚历山大是民意党）。西比里亚科夫本人和民意党友们相信这些小块庄园终将连成社会主义公社网络，意即建设社会主义应当从我做起、亲力亲为。

于是乌里扬诺夫家开始经营这45公顷农田（译注：一说91公顷）和拥有14头牛的乳牛场。奶牛从德国进口，年产奶量高达2500~3000升（伏尔加地区农户非良种奶牛每年产800~1000升）。藉此优势，乌里扬诺夫家学习德国做法（译注：玛丽亚有德国血统）办起小型干酪厂，而当时伏尔加地区农民、甚至俄罗斯许多地方的土著人口都没见过干酪长啥样。此外庄园还有6匹马，其中4匹是拖动重犁的丹麦重挽马（犁沟深度35㎝，本地弱马只能犁10~18㎝的沟）。45公顷土地：30公顷用作牧场和割草场（播种三叶草），15公顷种燕麦和小麦，喂牛喂马。

按照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的商业设想，经营这处产业每年可望净赚2000卢布（仅干酪一项产品预计年产量就有1吨）。可惜俄罗斯的现实环境打破了乌里扬诺夫家的德式美梦。六月份一匹重挽马被附近农民偷走，七月份又丢失两头牛。警察侦办无果，想必已被窃贼杀了吃了。至于雇农，基本是周边缺少土地的农民。这批人不太靠谱，如果说种田还肯卖卖力气，伺候德国奶牛和丹麦马就抓瞎了——1889年8月两头牛患乳腺炎，显然照顾不周。

结果乌里扬诺夫家不得不外聘奥地利管家，庄园收入骤降至每年400卢布。

随后五年间弗拉基米尔·列宁曾一度亲自参与经营，比如从东普鲁士邮购三叶草种、张罗购买无机肥料（当时叫化学肥料）等。又过了五年，庄园最终卖给某个叫“丹尼林”的。乌里扬诺夫家的远见于此再度体现出来：1905~1906年革命时期阿拉卡耶夫卡村地产被农民付之一炬，地主丹尼林遇害。愤怒的庄稼汉才不管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者，西比里亚科夫先生的实验彻底失败。

幸好乌里扬诺夫家另一处产业——玛丽亚父亲（列宁外祖父）位于科库什基诺村的庄园——收入颇丰，每年约赚2000卢布，由列宁表亲经营，管家是捷克人克鲁什维茨。

弗拉基米尔·列宁的翻译和文字创作时不时有些进项，例如他撰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版2400册，稿酬120卢布。列宁偶尔也干过好笑的营生，比如1904年在日内瓦，他设法安排从俄罗斯来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瓦连廷诺夫到火车站当搬运工。瓦连廷诺夫不懂法语，也不熟悉当地社会人情，于是列宁陪他推了三天小车，一边干活一边“传帮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此次短暂“兼职”的报酬是……3瑞士法郎。

另一笔“意外收入”则来自法国的一次诉讼。1909年12月列宁骑自行车去巴黎郊外15公里的奥尔日河畔瑞维西观看飞行表演，回家途中被汽车撞倒。列宁受伤严重，自行车扭曲报废。幸运的是找到了事故目击者，列宁决心通过法院寻求正义。结果肇事司机是一名子爵，法院判令其赔偿列宁同款自行车一辆、医疗/抚慰金115法郎。（儿按：事见《列宁全集》19卷年表，他复信在莫斯科的妹妹说正打官司中）

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列宁开始从党内领钱。确切地说，来自党内金融家、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博格丹诺夫。但这笔工资既不稳定也不丰厚，通常每月50~70卢布。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时为了党的利益，列宁还不得不谢绝领取，比如拨款印刷出版物、资助从俄罗斯两手空空到瑞士的政治侨民等。

所以列宁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自家地租，包括科库什基诺庄园的盈利（儿按：资料显示该处庄园1898年出售给农民尼古拉·法捷耶夫，故存疑）和母亲名下的其他不动产。玛丽亚每年给弗拉基米尔寄钱3、4次，每次300~500卢布。

列宁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娘家那边也有“意外之财”。其实老岳家不算富裕，克鲁普斯卡娅父亲是退伍军官，死得早；母亲伊丽莎白是教师、童书作家，靠女儿女婿赡养，曾跟他们侨居国外。1913年底伊丽莎白的姊妹去世，留下7000卢布遗产。他们花3000卢布在伯尔尼请埃米尔·科赫尔教授（19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给娜杰日达动手术（格里夫氏症），术后虽未彻底治愈，但阻止了病情继续恶化。剩余4000卢布遗产，列宁1915年底拿出一千恢复《社会民主报》出版发行。

1916年应该是列宁毕生最拮据的日子：七月份母亲辞世，姐姐安娜继承家业，房地产出租的收益因战争影响严重下降。年底弗拉基米尔和娜杰日达从吃猪肉、牛肉改吃马肉，暂停添置新衣，文具纸张拣最便宜的买。党组织在俄罗斯境内几乎被粉碎，来自政治侨民的款项断绝。

值此艰困岁月，两口子又从意外渠道获得援助。1916年10月~1917年2月间，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克斯库埃尔每月接济他俩约100卢布。后来反布尔什维主义者声称克斯库埃尔的钱实际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成员、商人帕尔武斯，帕尔武斯背后则是德国总参谋部（证据之一是：克斯库埃尔系德国驻伯尔尼公使西斯维特·冯·隆贝格的朋友）。

总而言之，1917年2月之后列宁重新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不过他再也当不成“慢活族”了，从此要为国家努力工作。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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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日复生，又见光明。
愿上帝，令这战争继续进行。
—— 坦波夫军嫂，1916年。

1877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创立俄罗斯最早的士兵家属补助金计划。他此前主导的兵役改革将“税民兵役制”变为普遍义务兵制。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动员预备役时遇到了问题——当养家男人为信仰、皇帝和祖国浴血奋战，他们家眷何以度日？于是，乡村和城市的地方自治组织承担起战时军人家属保障任务。

此项措施无疑十分重要，使军人家属能够熬过战争，迎接丈夫/父亲回家，或在他们伤残/死亡后领取抚恤金。不过在俄土战争和后来的俄日战争中，这一措施的种种弊端也逐渐体现出来。

首先，补贴按规定只发给“没有足够生活资料的”困难家庭，但谁属于困难家庭似无客观标准，由地方当局斟酌决定。有时一名军嫂会被拒发补贴，只因她“有亲属接济”或“有营生”。其次，补贴的发放依赖地方自治组织财政状况，即使有资格的家庭也可能遭遇迟发或停发补贴，理由是“地方上没钱了”。

鉴于发现的各种问题，帝国政府制订了补助下层军官及其家庭的新法案并提交国家杜马审议。1912年6月25日，在亚历山大二世首创此种制度35年之后，尼古拉二世皇帝签署了该法案。

新法案规定国家承担对军职人员及其眷属的抚恤金、补助金支出。所有被征召军人的家庭皆可获得补贴（口粮），不再需要自证资格。

口粮以现金形式发放，额度为军属生活地区规定食品的价格。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可获得相当于：
面粉：1普特28俄磅（27.8千克）
谷物：10俄磅（4.1千克）
食盐：4俄磅（1.6千克）
素油：1俄磅（0.4千克）
……之现金。

国家宣战后，各地自行确定口粮金额并根据食品价格重大变化随时调整，不准晚于每年9月1日。5岁以下儿童享受半额。城市每月支付一次；乡村每年支付四次（3月、6月、9月、12月），每次付满三个月金额。

补贴发给军人妻子和17岁以下子女，包括17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子女。另外，受军人供养的父母、祖父母、兄弟或姐妹也可获得补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属补贴（口粮）成为民政部门最大支出项目。1914年国库该项拨款1.906亿卢布、1915年6.237亿卢布、1916年11.068亿卢布。整场战争全国被征入伍军人家庭共获得57.15亿卢布补贴。作为对照：战前俄罗斯财政支出预算为33.829亿卢布，1914~1917年间非战争支出总额145.719亿卢布，亦即社会开支的约40%用于发放军属补贴。

战争爆发后各地粮价高涨，补贴金额约在每人每月1卢布64戈比~4卢布90戈比之间。1914年补贴（口粮）平均3卢布，1917年3月1日涨至4.08卢布，1917年9月1日6.84卢布。1914年共一千万军属领取补贴，到1917年3月1日增至两千六百七十万人，1917年9月1日三千六百六十万人——平均每征召100人发放256份补贴。

军人家庭仅靠官方补贴能活下去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表明，这严重取决于居住地和家庭构成。对于无子女军嫂和需要付房租的城市家庭来说，仅靠补贴往往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因此某些富裕城市自战争之初就牺牲地方预算增发军属租房费、取暖费和服装费。公共委员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军人家庭，向有需要者提供食品、住房和取暖，筹办托儿所、庇护所和工坊，协助完成家务劳动，并提供医疗、法律等服务。仅在战争头几个月（截至1915年4月1日），城市、地方自治会和社会组织就贡献了150万卢布的额外援助，约等于国家补贴的5.6%。由于此种援助并非面向全部军属、而只针对有需要的人，因此对后者无异雪中送炭。

然而那些一直仰赖丈夫薪水生活的城市女人仍不得不自谋工作。如果说战前俄罗斯农村人口过多，虽经征召仍有足够劳力，那么城市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就很显著了。于是各行各业充斥妇人，她们成功接替丈夫从事售货员、服务员、各机构职员甚至门卫、售票员或有轨电车司机。这方面应当指出的是，正因为城市劳力短缺，直到二月革命之前雇工薪酬涨幅都是超过物价涨幅的。所以女人出门工作完全符合实际，尽管战时东西贵，但薪资购买力却高于战前。

与此同时在农村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国家补贴起着重要作用。战前的乡村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大部分供应市场的商品出自大型农场。小农户种植、养殖的东西基本自产自销，仅售卖少部分，现金收入相对较低。开战后情况起了变化，农民现金收入显著增加，而支出因酒类停售减少。按照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战争第一年全国农民额外收入12亿卢布、第二年13.65亿卢布、第三年20.76亿卢布——高于战前农产品销售额（18.63亿卢布）。对高级面粉、糖、甜食、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的需求也增长了，村镇零售额相应增加。流向农村的相当一部分“现金”就是国家军属补贴。

如果说战前家庭男人管钱，那么战争时期的军嫂其实是第一次获得自行支配的大额资金（按农村标准衡量）。坦波夫市杜马主席就说：“目前大多数有资格获取补助的女人，除年迈无力者外，每月到手15卢布甚至更多，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弗拉基米尔·格鲁科（著名将军之兄）也讲过类似意见。

某些多子女军人家庭一旦获得补助金，往往自己停止劳动转而雇工。倘若军嫂住在公婆大家庭里，定期领取国家补贴会明显改善她的地位和周围人对她的态度。常有农民一听说要去援助军嫂就拒绝的情况，因为村里人觉得她们拿钱够多，无须救济。

总体而言，正如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家庭保障工作井井有条，国家拨付的补贴和地方资金足够支撑军属日常生活。符合规定的人群多数情况下都能准时足额领取补助金。

再来比较一下帝制时期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军属补助情况，结果很有趣。

革命后向红军战士家庭支付补助金的制度屡经变更，1935年彻底取消，理由是“广大劳动人民物质福祉广泛增长”。（对于这种理由，各位不要忘记：1930年代四分之三的苏联人口居住在农村。1935年国内安定无事，机械化/集体化村庄谷物收获量为每公顷7.3公担，二十年前的1915年是每公顷8.6公担）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第五天，政府开始向入伍军人家庭发放每月现金补贴。

对于无劳动力的城市家庭，第一家庭成员每月补助100卢布，第二、第三家庭成员50卢布，第四成员及之后的无补助。如果家庭中有1个劳动力，比如军人妻子，外加1名无劳动能力者（儿童、老人、残疾人），无资格享受补贴；如果有两名16岁以下儿童，每月100卢布。如果两个无劳动能力的孩子“变成”一个，补贴取消。最后，如果一名劳动力有3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的亲戚，每月再补助100卢布，注意不是按人头发，是总额！才不管你要扶养10个亲戚还是20个亲戚。

上述补贴金额仅在城市执行，农村地区一律减半。

1942年7月城市最高补贴金涨到250卢布（农村125卢布）——仅针对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组成的家庭。有1个劳动力+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的家庭每月200（农村100）。其他家庭待遇不变，虽然物价又上涨了。

仅就有资格领取补贴的家庭构成而言，苏联体制比皇权体制更苛刻。革命前所有军属都能领补贴，而苏联呢，限定无劳动能力者起初最多3人、后来5人，至于那些“仅”1或2名无劳动能力者的“不幸”家庭，没有补贴。

苏联补贴的购买力又怎样？如前所述，帝国补贴的金额是根据自由贸易中某几类商品的价格制定的。战争年代苏联补贴是按照理论上饿不死人的最低标准物价制定的。

商品	帝国补贴数量（千克）	苏联政府规定每千克价格（卢布）	前项理论总价（卢布）	市场实际每千克最低价格（卢布）	前项实际总价（卢布）
面粉	27.8	2.40	66.72	45	1251
谷物	4.1	4.30	17.63	150	615
食盐	1.6	0.48	0.77	50	80
素油	0.4	13.50	5.40	250	100
合计			90.52		2046

如果在苏联真实市场环境中按照“皇帝标准”制定军属补贴，每人最少2000卢布，是苏联实际城市补贴的10~20倍、农村补贴的20~40倍。

帝国补贴尽管有种种缺陷，却足以在战时养活大部分军属。许多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比上前线的一家之主的军饷还高，一些士兵甚至因为补贴不愿返家工作生活。苏联给军人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导致他们挣扎在生死边缘。

1941年6月26日苏联政府决定给入伍军人家庭发放补助金的时候，无人能未卜先知今后的战事会多么艰难。因此这微薄的苏联军属补贴，实乃斯大林主义苏联比俄罗斯帝国更贫穷、革命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诸多例证之一。

延伸阅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法、英、德军人伙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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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求上帝大发慈悲，别让世人看到这种毫无意义而又残酷无情的俄罗斯式暴动！”
— А.С.普希金

俄罗斯千年历史中屡屡爆发动乱，本文对其中七次事件做简略介绍。

盐税之乱，1648年

起因
其时俄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连襟鲍里斯·莫洛佐夫（波雅尔）当政，对当时最重要的商品——保存食物的盐——课以重税。此外各级官僚腐败和专横也催生了民变。

过程
1648年6月1日，心怀不满的民众派遣代表团觐见皇帝，遭射击军驱散，16人被捕。次日形势恶化，莫斯科“一片混乱”，许多射击军倒戈帮助市民。

镇压
政府通过向射击军支付双倍薪水，成功分化了反对者队伍，得以对民变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采取报复行动。至7月3日，大部分人被处决。

后果
暴动者焚烧了白城和“基泰格罗德”区域，摧毁了他们最憎恨的大贵族、御前侍臣、书记官和富商的宅院，苛税政策倡导者：莫斯科地方长官列昂季·普列谢耶夫和杜马书记官纳扎里·奇斯特遇害。鲍里斯·莫洛佐夫被皇帝解职，流放到基里洛-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四个月后召回）；御前侍臣彼得·特拉哈尼奥托夫被处死。暴动余波一直持续到1649年2月，皇帝终于做出让步：停止追缴欠税、召开全俄缙绅会议通过新的《会议法典》。

铜币之乱，1662年

起因
铜币发行量过大导致贬值，征税却收银币。假币铸造遍地开花。以及对某些统治阶级成员的普遍憎恨（许多人被指控在盐税之乱中有滥权行为）。

过程
民众捣毁了客商绍林的住宅，此人正在全国范围内“敛钱”。数千人启程前往科罗缅斯科耶村寻找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将后者团团包围，其中一位更用手敲打皇帝，迫使他同意展开调查。随后群情激愤的民众进一步要求“惩治叛国贼”。

镇压
皇帝设法脱困后，命令射击军和兵士突袭请愿民众，将部分人逼入河中杀死，余者逮捕。

后果
数百人当场遇害，一些人溺毙。被捕民众有150人处绞刑，剩下的或被鞭打、或砍手脚，打上烙印押送边远地区永久流放。1663年皇帝下令关闭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铜币厂，并在莫斯科恢复银币铸造。

射击军暴动，1698年

起因
射击军对调防边境城市及拖欠军饷不满，加之长途远征精疲力竭、外籍长官压迫太甚，于是部分逃兵勾结莫斯科工商业者谋反。

过程
造反的射击军驱逐了自己的长官，每团推选四人为代表去莫斯科“请愿”。

镇压
当年6月18日，造反队伍在莫斯科以西四十俄里的地方被忠于彼得一世的政府军优势兵力击溃。

后果
6月22日~28日，舍因元帅下令绞死56名造反“主谋”，7月2日74名“逃亡者”押赴莫斯科。随后140人被鞭打和流放，1965人分别送往监狱和修道院看管。1698年8月25日彼得一世回国，立即重启侦查（“大索”），这次共处决约2000名射击军，彼得一世亲自斩首其中五人，悬三尸于索菲亚公主牢房窗外；另鞭打、烙印、流放601名（多系未成年人）。莫斯科射击军的宅院被分配或出售。侦查和处刑一直持续到1707年。最终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未参与造反的十六个射击军团被解散，官兵及家眷撵出莫斯科到其他城市从事工商业。

瘟疫之乱，1771年

起因
1771年瘟疫流行时期，大批信徒和朝圣者试图到“基泰格罗德瓦尔瓦拉城门”的显灵圣母像前祷告，遭莫斯科大主教阿姆夫罗西拦阻。大主教命令封闭捐赠箱、隐藏圣像，遂激起民变。

过程
随着警钟敲响，乱民首先洗劫了克里姆林宫的楚铎夫修道院，次日冲向顿河修道院，杀死躲藏其中的阿姆夫罗西大主教。检疫哨卡和大批显贵人士宅邸被破坏。

镇压
经过三日战斗，骚乱被政府军平息。

后果
逾300名参与者送交法庭，4人判处绞刑，173人鞭打并流放服苦役。斯帕斯基塔楼警钟的钟舌被当局拆除，以防再有人聚众闹事。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遏制瘟疫。

血腥星期日，1905年

起因
1905年1月3日开始的普季洛夫工厂和彼得堡其它工厂罢工行动失败。

过程
彼得堡工人队伍走向冬宫，希望向尼古拉二世皇帝递交关于工人困苦状况的集体请愿书，包括经济、政治方面的要求。此次行动倡议者是自信满满的工会领袖格奥尔基·加邦神甫。

镇压
士兵和哥萨克残忍驱散了工人队伍，过程中使用枪支杀伤示威者。

后果
根据官方统计，事件造成130人死亡、299人负伤（包括多名警察和士兵），其他资料称人数不止于此（高达几千）。皇帝和皇后拨出五万卢布体己钱资助“1月9日圣彼得堡混乱中的死伤人员”。尽管如此，“血腥星期日”之后罢工行动愈演愈烈，自由派反对者和革命组织变得更加活跃——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了。

喀琅施塔得兵变，1921年

起因
1921年2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针对罢工和工人大会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进行武力镇压，并拘捕工人积极分子。

过程
1921年3月1日，喀琅施塔得铁锚广场举行一万五千人（译注：或称一万六千人）大会，提出口号“权力归苏维埃，不归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出席会议，希望安抚人心，但水手们阻止他继续发言。随后加里宁顺利离开要塞，舰队政委库兹明和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被扣押入狱，兵变正式开始。

镇压
布尔什维克当局认为兵变队伍“不受法律保护”，拒绝谈判，甚至捉拿兵变“领导人”的亲属。彼得格勒市、彼得格勒省同时戒严。在无情的炮击和步兵强攻下，喀琅施塔得要塞最终沦陷。

后果
据苏联文献记载，强攻造成527人阵亡、3285人负伤（实际数字可能更多）。一千名兵变参与者被杀，两千多“因伤被俘”，两千多弃械投降，另有约八千人逃往芬兰。事后2103人被处以极刑，6459人（含平民）被判程度不等的刑罚。1922年春喀琅施塔得岛大批居民被强制迁出。

新切尔卡斯克惨案，1962年

起因
由于苏联政府政策失误，国内供给减少，食品价格上涨、工资下降。兼之管理者领导能力不足（厂长库罗奇金对罢工者表示：“没钱买肉，可以吃下水馅饼嘛”）。（译注：即用牲畜肝、心、肾等内脏做的馅饼。另有目击者称，厂长接着补充了一句“咱们一起吃”）

过程
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罢工工人和其他市民1962年6月1日、2日两天在新切尔卡斯克街头集会示威，逐渐演变为打砸骚乱。

镇压
包括坦克师在内的部队进城，向人群开火。

后果
共有45人进入城市医院治疗枪伤，尽管实际伤者更多（官方数据：87人）。6月2日傍晚24人被打死，2人死因不详（官方说法）。虽然当局做出一些让步，但随即展开大规模拘捕和审判。7名“主谋”被处决，其余105人判处10~15年监禁，在重刑犯监狱服刑。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

1604年夏季，反常的灾难天气袭击俄罗斯，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历史进程的负面事件。鲁斯兰·斯科雷尼科夫教授在其著作《恐慌岁月编年史》中收集引述了那段时期的文献资料。

三年饥馑

1601~1603年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大饥之年”。1601年整个夏季全国阴雨连绵，天空数月不晴。当降雨终于停歇后，九月份又出现秋寒和暴雪，导致越冬作物死绝， 库存 干草饲料几乎烂光，牲畜饥寒交迫。

次年春，苦熬一冬的农民开始播种，指望有所收成供养垂死家人。然而灾情再次重现，连续三年绝收使俄罗斯人民到了濒危境地。“艾蒿藜草农家饭”这句悲惨的俗语就是那时候出现的。当朝的鲍里斯·戈东诺夫毅然采取非常措施——开皇仓放粮赈济。这种慷慨姿态迅速吸引全国灾民涌向莫斯科，许多人在途中甚至抛弃幼子和微薄家当，只为早日领取一口面包。

可惜皇仓储备不够喂养所有人。城市和村庄的一切活物，包括家猫、野狗甚至老鼠都被吃光。当最后一点食物耗尽，“人相食”就开始了。时有农妇色诱行人回家，将其杀死，置尸体于“阴冷干燥处”以免腐烂。

“天罚”

不仅受骗的行人，就连自己家庭成员——比如老人小孩——也会成为食物。一些忍无可忍的庄稼汉跑进森林落草为寇。更雪上加霜的是，霍乱伴着饥荒爆发了。

仅莫斯科就死亡十二万人，粗略统计全国损失了三分之一人口。民情沸腾，愤怒难抑。各地骚乱频仍，道路劫匪横行。国内局势变得极其紧张。

有人公开宣称，三年饥荒和瘟疫是上帝对头戴皇冠的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惩罚。此人统治“不蒙天主喜悦”，所以接连不幸降在俄罗斯土地。受此类言论推波助澜，又发生多次大规模农奴暴动。

其中声势最盛者当属“赫洛普卡”指挥的队伍，1602~1603年席卷俄罗斯南部到中部二十个县。这些横行无忌的家伙虽只六百余人，但各地农民都拥护他们。

一位在莫斯科做买卖的荷兰客商后来写道，民众广泛传言贵族家地窖堆满粮食，宁可放烂了也不卖，而成千上万人正死于同类相食。

积重难返

1604年终于成为“最后一棵稻草”，精疲力竭的百姓已然撑不住了。那年夏季是俄罗斯史上最冷的夏季，抵达莫斯科的外国人对“七月天”深感震惊。街头遍布积雪，深达成年男子膝盖。农民靠雪橇出行，飞鸟从空中冻毙坠落。粮食收成就更别提了。绝望的人们心里明白：真正的天启还在后头哪！

果然不出所料，连续三年大饥和1604年寒夏之后，史称的“混乱时期”降临。这段时期持续了10~14年，国民饱受暴动、自然灾害、波兰入侵和对瑞典作战多重折磨。种种苦难加在一块儿，引起了严重经济、政治危机。

尘埃落定

1613年之前，俄罗斯就像个疟疾病人似得颤抖不停。先是戈东诺夫死因可疑，然后多个“伪德米特里”轮流登场。人口日日减少，国土步步沦丧。

历史学家列昂尼德·米罗夫表示：即使伊凡雷帝统治时期也没死过如此多人。两场对外战争中，芬兰湾沿岸的大片土地一度丢失（被瑞典占领，日后又被彼得大帝夺回）。

总之，这个辽阔国家的经济彻底陷入衰退。耕地面积缩小二十倍，大量村庄空无人烟，都外出逃难了。全国75%的农民在战乱中丧生或失踪，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基本不会稼穑农桑。“混乱时期”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一直持续了很久很久。

（儿按：1600年2月，秘鲁“于埃纳普蒂纳火山”爆发，导致太阳光照射减少、地表变冷）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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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安娜·卡列尼娜》、《白痴》、《父与子》等不朽著作的大作家们，所得稿酬能买些啥？

米哈伊尔·扎戈斯金-《罗斯拉夫列夫》（1831），稿酬：40000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银狐皮大衣（10000卢布）

*两条“体面的”(comme il faut)女士披肩（100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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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法国造青铜腰带扣（10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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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1833，完整版第一版）（之前曾逐章单独发行，1833年首次结集出版），稿酬：12000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100件时髦的细棉布衬衫（5000卢布）

*200副时髦的女士半截手套（8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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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在莫斯科阿尔巴特巷租住单层木房一整年（20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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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当代英雄》（1841年第二版），稿酬：1500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5条丝绸连衣裙（49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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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件细棉布虚襟（50卢布）（译注：Манишка，男女服装胸前可拆卸的假领，英语称Dic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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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普特喀山蜂蜜（110卢布）（译注：1普特约等于16.38千克）

*100只大肥鹅（3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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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租用一俄亩荒地一整年（15卢布）（译注：1俄亩约等于1.09公顷）

伊万·冈察洛夫-《奥勃罗莫夫》（1859），稿酬：10000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10件红木沙发，包巴拉坎厚呢子（245卢布）

*10副城市用的双套马雪橇（1750卢布）

*2辆带弹簧的四轮轻便马车（1100卢布）

*18件包黑皮革的写字台（396卢布）

*黑色浣熊毛皮一条（440卢布）

*1200个彩色瓷碗（500卢布）

*100个用来摆放半身塑像的红木底座（900卢布）

*5普特茴香皂（35卢布）

*17罐用来擦手的扁桃仁粉（34卢布）

*100个大西瓜（600卢布）

*20俄寸长短的小鲟鱼10条（700卢布）（译注：1俄寸等于4.4厘米）

此外：

*在彼得堡“大海洋街”租住12个房间的寓所一整年（3300卢布）

伊万·屠格涅夫-《贵族之家》（1859），稿酬：4000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四个座位的轿式马车（2000卢布）

*10座书柜（160卢布）

*100瓶黑墨水（60卢布）

*50短令荷兰纸（770卢布）（译注：“短令/стопа”是俄罗斯旧计量单位，用于纸张时，一短令等于20刀，即480张。引入公制单位后废除）

*4条英国披肩（1000卢布）

*2个大甜瓜（5卢布）

*2瓶香槟酒（5卢布）

伊万·屠格涅夫-《父与子》（1862），稿酬：4775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30辆简易的运货大车（1800卢布）

*100条双人毯（190卢布）

*4把包黑皮革的白桦木圈椅（10卢布）

*10顶有绦带的女帽（600卢布）

*带昂贵花边的送殡素服一件（700卢布）

*4条英国披肩（1000卢布）

*400袋马铃薯（400卢布）

*波西米亚玻璃匣一个（70卢布）

*2条朴素地毯（5卢布）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1868），稿酬：7000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梁赞省的一片橡树林（5000卢布）

*四座四轮敞篷马车一辆（1000卢布）

*10个两俄尺高的五斗柜（500卢布）（译注：1俄尺约等于0.71米）

*10面红木框镜子（175卢布）

*10普特茴香皂（70卢布）

*两个40维德罗容量的橡木大桶（20卢布）（译注：1维德罗约等于12.3升，即1/40桶）

*30瓶美国罗姆酒（30卢布）

*10普特英国奶酪（200卢布）

*精制羊皮包（4卢布10戈比）

*最后再加一瓶黑墨水（60戈比）

伊万·冈察洛夫-《悬崖》（1869），稿酬：10000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四个座位的轿式马车2辆（4000卢布）

*100个衣柜（2700卢布）

*100个红木制呢子面折叠牌桌（850卢布）

*3件时髦的衬衣（150卢布）

*4件上等燕尾服（600卢布）

*50短令乐谱纸（1100卢布）

*1200根英国铅笔（400卢布）

*200袋马铃薯（200卢布）

尼古拉·列斯科夫-《神职人员》（1872），稿酬：3750~4000卢布

假定3875卢布吧，可以买到：

*四个座位的轿式马车（2000卢布）

*8顶夏季帐篷（800卢布）

*350瓶黑墨水（210卢布）

*4顶德国海狸皮帽子（100卢布）

*英国款式马鞍一个（23卢布）

*700个绿色酒瓶子（70卢布）

*10打瓷餐盘共120个（50卢布）

*10俄石进口豌豆（100卢布）（译注：1俄石散装物体约209.91升）

*300副毛线俄式无指手套（48卢布）

*100头较大的猪崽（225卢布）

*60普特盐腌欧鳇鱼头（135卢布）

*150瓶波尔图红葡萄酒（75卢布）

*40俄磅巧克力（28卢布）

*1普特大扁桃仁（11卢布）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稿酬：10000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莫斯科的房子（12000卢布）

*梁赞省的橡树林（5000卢布）

*带蓬轻便马车（570卢布）

*无弹簧的四轮轻便马车（300卢布）

*100支各厂牌雪茄烟（40卢布）

*30把红木制、包巴尔坎呢的伏尔泰椅（600卢布）

*5个餐具柜（95卢布）

*2条貂皮披肩（800卢布）

*10双小牛皮轻便靴（80卢布）

*100个皮包（330卢布）

*60个钢剃刀（85卢布）

*120个瓷碗（50卢布）

*4普特硬脂蜡烛（40卢布）

*4个大甜瓜（10卢布）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1899），稿酬：21915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莫斯科市赫莫夫尼基区半套房子（12000卢布）

*140短令水印纸（3500卢布）

*500盒英国钢笔尖（875卢布）

*70个马鬃毛床垫（3500卢布）

*50普特青铜大锅（1000卢布）

*200个白铁洗手盆（140卢布）

*10辆手推车（300卢布）

*120双俄罗斯毡靴（360卢布）

*10普特火钩子（32卢布）

*2普特黄肥皂（7卢布）

*200桶巴伐利亚啤酒（200卢布）（译注：此处一桶为12.3升）

*针织毛线围巾一条（1卢布）

费奥多尔·梭罗古勃-《小恶魔》（1926年，生前最后一版）（这本小说梭罗古勃再版了十次），稿酬：1000卢布

这笔钱可以买到：

*100个帆布包（385卢布）

*100个普通的黄铜茶炊（231卢布）

*5个桌面电话机（250卢布）

*6双男式套鞋（21卢布）

*2盒雅罗斯拉夫尔黄花烟（40卢布）

*2条男子束腰带（1卢布10戈比）

*2小瓶黑墨水（90戈比）

*45千克下水灌肠（70卢布）

*1千克香肠（1卢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俄罗斯的漫长历史中，战争、衰退和粮食歉收都曾严重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然而，只要吃饱穿暖、略有余财，就足可称为小康人家了。

很难确定农奴制废除前的俄罗斯人生活水准，因为大小权贵和劳苦民众是在不同阶层上共生共存的。此外，19世纪中期全国34%以上人口是农奴，本质上并不存在所谓“中产阶级”。

但我们可以通过外国人的客观意见来了解俄罗斯人何时生活在繁荣之中。例如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帝时期的克罗地亚人尤里·科里扎尼奇（1618~1683），他认为较之诸位近邻——立陶宛、波兰或瑞典，17世纪莫斯科人的财富更多、生活更佳。

科里扎尼奇认为，虽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权贵阶级比俄罗斯的财力更强，但俄罗斯农民和市民“生活得更轻松舒适，胜过其他富国”。据他讲，就连俄罗斯的农民和奴仆都能穿金线、珍珠装饰的衬衫，吃黑麦面包、鱼和肉。

彼得大帝制度改革后，普通人的生活变差了，但根据同时代人观察，俄罗斯人生活水平仍然高于其他西欧国家。1780年代穿越西伯利亚旅行的法国人查尔斯-吉尔伯特·罗姆记述道：西伯利亚农民的日子比他们法国农民的更好。这话并不夸张。

1813~1814年俄军远征外国期间，俄国军官对法国农民的穷困深感诧异。另外，了解俄罗斯农村情况的普希金曾说：“在欧洲各地，拥有一头母牛是富裕的象征；而在我们国家，没有母牛是赤贫的象征。”（译注：这句话出自亚历山大·普希金《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旅行》，1833~1835年）

再来听听英国海军舰长约翰·科克伦的观点，他1824年访问俄罗斯，说：“当地农民的生存状态比爱尔兰农民更好”。这位英国人注意到，普通村庄里“物美价廉”的商品丰富多样，而且“畜群遍地”。

19~20世纪俄罗斯进入工业繁荣期，但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899年俄罗斯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曾说：“如果比较我们和欧洲的消费，那么俄罗斯人均消费仅是其他国家认为维持基本生活之必须消费水准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不过，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重要思想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对这段岁月有不同看法，他说：“上帝啊！那真是一段好时光！俄罗斯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一千年来第一次迅速成为繁荣的国家。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学校，食品和消费品充塞市场。”

但秉公而论，也只有俄罗斯精英阶层和城市富裕阶层（约占总人口10~15%）有条件过高标准生活。这些人锦衣玉食，享受各种服务，住宅是西欧式样的精致房舍。

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显示，20世纪初俄罗斯平均月工资10~25卢布。作为对照，美国同时期平均月工资为71卢布。不过美国的数据仅部分正确，实际上俄罗斯工人每月收入20~30卢布，仆役可挣5~10卢布。此外不乏高收入职业群体。

例如：专业车工、钳工和工长月工资50~80卢布，普通中学高年级教师80~100卢布，邮政、铁路、船运站的主管150~300卢布。国家杜马代表350卢布，高级官员甚至能超过1000卢布每月。

最后简略介绍一下物价。在莫斯科市中心租住带全套家具的新装修套房，每月租金100~150卢布。若在市郊租一个小房间就便宜多了，5~7卢布而已。一条重约400克的黑面包卖3戈比，一千克最普通的通心粉20戈比，一升牛奶14戈比，一千克牛肉45戈比。一套西装8卢布，钢琴200卢布，不带额外配件的汽车2000卢布。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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