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中央收到若干信件，指出食品消费品供应恶化导致劳动者物质福利下降。部分摘录如下：

新切尔卡斯克市费奥多西诺娃来信说：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再也无法对我们苏联人民面临的艰难境况保持沉默。人民诚实认真地投入全部精力到工作和学习，却没什么吃的东西恢复元气。商店空得很。我们挣的钱都给了投机商人，仍然活得半饥半饱。儿童和青年已经8个月未见白糖、奶油了，只有面包。这确实不算饥荒，但一代人不可能光吃面包健康成长。蔬菜、谷物全都没有。我知道国家现在困难着，粮食歉收，集体农庄不理想，国际局势紧张，可在各种建设项目和军人退休金上也挥霍了不少钱。人民有衣穿是要感谢党和政府，但食品供应到了危险边缘也是事实。我们的新切尔卡斯克工学院组织1200名大学生查体，发现250人有肺部病灶。孩子们苦啊，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被剥夺了。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写这封信的不是什么心怀恶意的敌人，而是一个苏联妇女，一个母亲、劳动者、党员。我边写边流泪，因为养不好孩子令我心如刀绞，因为大学生每天忍饥挨饿15、16个小时坚持上课。技校助学金140卢布，学院300卢布，拿着钱却买不来吃的。”

莫斯科市地方党组织1927年老党员О.Н.瓦西里耶娃同志来信说：
“近三十年来我全心全意信奉我们党的全部决定、全部措施，从无丝毫怀疑，而且尽己所能协助其实现。那么我现在担心什么？我是出身舒亚（译注：可能指伊万诺沃州舒亚市）的女工，一直跟家乡有联系，那个地区未被战火波及，战前集市上摆满各种农产品，现在却空空荡荡。肉卖30-35卢布，牛奶一升6、7卢布，诸如此类。这是怎么了？依我看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党的干部。近些年，按照惯例，党的机关干部多是不了解本地情况的外地人，很少接触群众。”

39017部队转送军人А.М.叶罗申的信：
“当我得到探亲假的时候，我像只小鸟一样坐快车飞奔回家探望父母和家人。大家相见甚欢，毕竟我三年没回去了。但父母却沒能力设宴庆祝，尽管他俩很想这样做。我父亲是个受尊敬的熟练粉刷工，挣钱不比别人少，甚至高于一些人。我母亲患病不能劳动，两个妹妹未成年。为什么父亲养不起这样一个家？要知道他是个急公好义的人，不喝酒，我母亲也从不乱花钱，可以说他们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我们国家，虽然我没仔细算过，大概人均45普特（译注：1普特约16千克）粮食，还不包括处女地。请问这些宝贵的粮食到哪儿去了？月收入再怎么精打细算都不够正常生活的。工人是我们的主要成分，肩负生产重任。承担了这么多辛劳的人民，却没过上苏联人应得的生活。以我邻居为例，他是个强壮的、技术出色的钳工，挣1000卢布养两个孩子，从不看电影，因为他知道任何不必要的开支都会影响一日三餐。我是跟他谈过的。显然如今的生活比1950年更艰难了。我这次回家探亲，进商店买不着小白面包，听说还不光我们谢尔巴科夫（译注：可能指雅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缺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原谅我这封不寻常的信，身为共青团员我不能闭着嘴不讲实话。”

莫斯科市Н.克拉西洛夫给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信：
“我想通过这封信与您分享我对我国普通人的想法。我受过中等教育，自认对党的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各种问题足够了解，同时作为一个爱国者我也完全支持这些政策。但既然决定写信，就想谈谈我国生活中为数甚多的缺点和不足。让我们睁大眼睛仔细看一看、评估一番吧。应该说我国大部分群众的生活仍很艰难。以我为例，家里日子尚可，每月预算2000卢布，按照当前物价这是维持中等程度生活的最低数字了。但我们国家只有少数人能达到这个水平，许多人的月度预算是500-600卢布，宽裕点儿的1000卢布。想象一下现如今600卢布过的日子吧。我们的人民经历了太多，现在该为他们创造正常生活条件了。而实际上，生活幸福的、有保障的人偏偏不是那些直接创造一切财富的人。苏联人民曾经饱满的热情不知何故消退了。每个人孜孜以求用各种办法赚钱，其他一概抛诸脑后。近几年政府成员访问了我国不少地方，这开了好头。应该继续这种实践，去亲眼看看群众生活，多走访那些特别困难地区，查明其原因并促使其改善。”

列宁格勒348厂工人П.И.季莫申致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信：
“您的历次讲话充满了慈父般的关怀与温暖的家常话。我们工人尤其爱听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严厉斥责某些基层领导。唉，这种人又有多少被斥责过呢。现在我想以自己为例谈一谈，我是普通工人，五级起重工，每个月好的时候挣800卢布。大女儿16岁，小女儿4岁，一个儿子9个月，还有一个儿子跟苏联军队一样大（译注：指1946年出生）。也就是说我要抚养四个人，自己排第五。这种家庭的父亲没能力给孩子提供任何他们喜爱的东西。800卢布工资扣除房租、所得税、还债、工会费之后，五个人每天吃饭钱平均4-5卢布。此外，我们还要穿衣穿鞋，衣服鞋子都不便宜。理解了上述数字的人可以断言：这家五口人很难甚至无法靠工资生活，但仍要活下去。唉，我们就是这么过的。”

弗拉基米尔州穆罗姆市工人塔尔哈诺夫、科尔涅耶夫来信说：
“居住在穆罗姆市及附近地区工人阶级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难。我们的困难是什么？我们记得战后那段时间黑面包吃得饱，而如今想买2千克面包必须早晨7点开始排队三小时。从报刊上写的来看，情况越来越奇怪了，我们生产的东西明明比刚打完仗那会儿更多，但它们都去哪儿了以至于什么都买不着？直说吧，你们作为执政者如果无力保障工人的面包，那就重新发行食品配给证，好让我们免于饿死。”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的信：
“目前乌里扬诺夫斯克市食品供应情况不佳。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日下降中。广播和报纸说每年的产量高于前一年，但我们的日子却相反：每年都比前一年惨。这可以通过举例说明：1952年一桶土豆售价3-4卢布，1953年7卢布，1954年涨到10卢布。1952年商店除了黄油也有植物油，1953年就只有人造黄油和牛油，1954年这两样东西变成偶尔供应，现今干脆什么油都没啦。不仅食品稀缺，工业品也缺，商店空空如也。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被资本主义包围，时刻准备对付他们的挑衅，但尽管如此，总该有点最低生活水平啊。如果每天下班回了家，整晚东跑西颠买吃的，次日一大早再去上班，就别怪人们对生活发怨言了。所以我们首先求助您，请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伸手救救我们。”

来自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信：
“战争结束十年了，战时的生活倒比现在还好些，最近尤其明显，每家食品店外总有千把人排队等候那可怜的半千克糖或油。集市东西非常贵，普通苏联人去一趟集市就没了一个月薪水，所以唯有那些月收入三千以上或掌握公款的人才逛得起。您自然很难了解平民百姓的生活并做出正确决策，但您应当多加了解，因为群众的精气神高于一切，当前紧张时期更应达到其应有的高度。部队同样士气低落，军官薪金不够花，总是欠债，因为物价高昂且商店没什么可买的。听一听人们排队时的言论吧，我们这些基层老党员臊得无地自容。”

来自弗拉基米尔州亚历山德罗夫市的信：
“我们请求您过问一下亚历山德罗夫市劳动者的生活。战争结束十年了，所有报纸、杂志、文学作品连篇累牍谈论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相比战前飞跃提高之类。但抬起眼来瞧瞧实际情况怎样？我们平民百姓觉得，您要么不知道真实情况，要么知之甚少，毕竟我国党和经济领导人从来都爱夸大现实、报喜不报忧。像我们祖国这种国家，和平时期食品供应原本不该成为问题。真无法相信国家竟然这么穷，城市主要劳动群众的生活竟然这么难，商业组织即市国营商店竟然这么惨淡。我市商店无任何动物油存货，植物油紧俏，糖偶尔上架，卷烟为零，不见肉类，甚至面包都不多。衣裤鞋帽等在亚历山德罗夫也没什么可选的。劳动者们不得不把节假日用于往返莫斯科购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工人平均工资同战前基本持平——400-500卢布每月，物价则不然：比如战前白糖一千克4卢布30戈比，现在11卢布；饼干4卢布20戈比，现在9-14卢布；战前300-400卢布就能购置一身中档男装，现在则须800-1000卢布。要么多掏钱，要么就找投机倒把分子买。自从商店供应吃紧，集市的物价也水涨船高，战前你花6-9卢布能买一千克最好的羊肉，现在25-30卢布了。每个共产党员面对工人只会空话连篇，听了叫人难过。依我们看，有人正在伤害劳动者、在他们中间制造不满。”

其他州亦有类似内容来信。

苏共中央总务部信访局主任（签名：卡巴什京）
1955年4月25日

延伸阅读：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下）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目前高技能脑力劳动者和低技能体力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差距悬殊。

清洁工（“女事务员”）、托儿所和幼儿园女护理员工资210卢布，有轨电车售票员、站台检票员、洗衣女工、看门人280-310卢布，而行政管理人员、教授职称者、作家、名演员、设计师、高级军官收入15000卢布甚至更多。差距竟达1:72或1:48。也就是说，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成员、共产主义建设者，即那些从事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的群体，尽管很重要、很有用、很宝贵，却比其他人富裕72倍或48倍。何况这些“其他人”为数更多。

即使考虑大型企业熟练工人全额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后的工资（800-1700卢布），也仅相当于高技术专家薪酬的十八分之一。

当然，我不是在谈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也不是要抛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之基本公式，但应保证工资差异约在1:5或1:4区间内（即一些人的收入不低于400-500卢布，另一些人不高于2000卢布）。此处特指固定工资，不包括井下矿工的计件工资，那些人多劳多得，哪怕收入再高也不应受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学校的清洁女工薪酬210卢布，州国民教育局学校的300卢布，航空技术学校的400卢布，农学院的410卢布（1954年4月）。同工不同酬究竟为何？
类似例子：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女护理员工资210卢布，儿童之家的310卢布。（译注：苏联的“儿童之家”是抚养三岁以下无父母幼童的孤儿院）

尽管出台了系统性降低商品价格的政策，大部分人生活仍属不易。一个收入200-300卢布的家庭日子很难过，无力给孩子买牛奶、黄油、苹果，衣裤破破烂烂，买不起毡靴和冬装，更别提看电影、看话剧。

所以这样的家庭能在国营商店买570卢布一米的厚呢子做件大衣吗？！便宜的57-60卢布一米的呢子通常没货，即使有，对这种家庭而言也偏贵了。

清洁工、洗衣工能花400-500卢布给自己换新装，能买得起1500-2000卢布一件的大衣吗？

这样的家庭吃黑面包和土豆度日，购买的糖远远满足不了正常需求，还得省出钱来买柴火，给上学的孩子买书、买课本和练习册。

与此同时，另一些家庭身穿卡拉库尔羔羊皮或海狗皮袄，用绸缎、薄天鹅绒、风衣呢、波士顿呢打扮自己，在豪华餐厅一掷千金，购置汽车、摩托车、收音机，雇女佣，看戏长踞一等座。

当前出现了某种对立，虽非社会秩序的对立，但终究是对立。前述两种家庭互不往来，纵然接触也是贫家妇被富家主雇了去洗衣服、擦地板、锯柴火，即所谓“黑骨头和白骨头”的接触。

高收入家庭的主妇通常不工作也不持家，低收入家庭的女人既要上班挣钱又要打理家务。贫家妇女活到60岁自称“纽拉”或“达莎”，无父名；富家千金19、20岁的时候人人都知道她芳名叫“瓦列里娅·阿尔卡季耶芙娜”、“莉拉·伊万诺芙娜”或“玛丽亚·彼得洛芙娜”。

贫家小孩（尤其兄弟姊妹多的）大多成长缓慢、面黄肌瘦，衣衫破旧，没什么玩具。

瓦连京·奥维契金在他的文章《论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报》1954年7月31日第91期）中提出：每年都将没经过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提名斯大林奖不合适的问题，他建议5年评奖一次以减少公款开支，确保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客观更严格的评价。该文还谈到有必要重新思考版权的某些问题，如稿酬数额与过高的版税。例如一部多少还算成功的作品的作者可以通过再版获得金钱（当他们多次出版自己作品损害他人利益时总要耍些“手段”），就能把自己家布置得富丽堂皇，买各种古董家具，进门如同走进博物馆。

理应严格规定此类收入，设置每年最高限额。瓦连京·奥维契金把这种作家的收入称作公共资金管理不善。我们不能容忍某些人有机会想怎么奢侈就怎么奢侈、想获得什么就能获得什么，而仍有相当数量家庭（这话就该大声大胆地讲出来）面带菜色、步履维艰，缺乏基本用品——比如应季服装。

富人家、穷人家都有孩子。每个孩子都有权利且应该能够享受快乐童年！倘若我们客观上还未给全体苏联人提供真正丰富的物质幸福，那就必须对现行的分配做一番严肃调整。

我国应该把低薪劳动者——清洁工、护理员、洗衣工、看门人——的工资从210-300卢布提高到400-500卢布，重新审核高薪专家的收入，限定最高工资2000卢布（特殊情况2500-3000卢布）。这个数绰绰有余！这样做将是公平的，脑力劳动者不至于感觉委屈，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肯定明白同甘共苦的含义。社会不能没有清洁工、护理员、洗衣工和看门人，也不能坐视他们极低的生活水平。他们没受过多少教育不是他们的错，但以目前工资他们的子女也没法接受充分教育。当然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简单的体力劳动终归需要人去从事。我重复一遍，有觉悟的苏联人不会因自己过高的工资（以目前标准）被降低而抱屈负气，医生拿600-700卢布、教师拿700-900卢布足够生活了（他们的工作也是有创造性的）。

摘自《真理报》编辑部收到的“现行工资制度在实践中的缺陷及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群众来信
1954.11.05

写信者：Г.Н.涅日丹诺夫，1917年生，伟大卫国战争残疾军人，图书管理员（莫洛托夫市（彼尔姆市）布尔什维主义街35号）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增加食品产量，提高质量！

1950年

肉：1300千吨
动物油：275千吨
植物油：880千吨
鱼：2200千吨
糖：2400千吨
面粉：19000千吨

儿按：一年365天，1950年苏联人口一亿七千九百万，不进口是不行的。这一年，苏联进口谷物（玉米除外）206.8千吨，肉和肉制品47.4千吨，鱼30千吨，面粉5.8千吨，稻米39.8千吨，精制砂糖358.1千吨，植物食油38.4千吨……（《苏联战后对外贸易1946-1966》）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46年8月13日，辛菲罗波尔К.Ф.阿尼西莫夫大尉的信：

“犹豫和踌躇已经困扰我长达两年了，我决定行使一名党员的权力，直接向您提问。这封信可能刺耳又自负（对此先道个歉），但都是掏心窝的话，请您帮我排解疑虑。

近来报刊、广播中越来越多出现我们国内生活的令人担忧的消息。《真理报》不仅发表了讽刺官僚主义、钳制批评、受贿贪污和投机倒把的小品文，还刊登了检察机关和国家监察部的通讯，甚至在特别社论中开始呼吁秩序，等于承认这些丑恶现象在我们国内生活中广泛存在。

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联共（布）中央揭露的克里米亚州的情况，导致联共（布）克里米亚州委领导层发生变化。该州联共（布）党委和州执行委员会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后果，是许多地区党和苏维埃组织受贿及勒索集体农庄钱物现象（等于盗窃国家财产！）肆意横行，致使许多移民安置的集体农庄瓦解崩溃、庄员因饥饿逃出克里米亚州境。似这种对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野蛮态度不仅克里米亚存在，我国其他地方同样广泛存在。赫尔松州不少地区（比如秋鲁平斯基地区）的集体农庄由于今年收成不好，且未获得地方当局任何关怀和援助，庄员们实际上正忍饥挨饿并四处逃亡。

纵观苏联大地，集体农庄出资“奉养”地区领导干部实属司空见惯…… 区委会和区执委会粗暴无视集体农庄大会意志，在庄员们不知情、不乐意的情况下专横任免集体农庄主席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以至于庄员不把自己视为集体农庄的主人，只觉得自己是国营农场雇工。集体农庄主席既然来自上级任命而非庄员选举，遂飘飘然自以为独立于众人，言行举止如同地主管家。他们压榨集体农庄每一滴油水，根本不关心农民福祉和生命，满脑子想着怎么取悦地区领导和更上级领导，挪用集体农庄公款喂肥自家牛、猪等牲畜，行贿的钱也从这里面出。1945-1946年我在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父母家）、加里宁州（三星期预备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要塞区服兵役）屡次遇到上述情况。”

1948年，哈尔科夫州布利兹纽科夫斯基区新伊万诺夫斯基国营甜菜种植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П. В.库赫京娜与Х. Ф.图托娃的信：

“我们俩——П. В.库赫京娜和Х. Ф.图托娃——因为在社会主义领域做了些微小的工作，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我们将投入更多精力和注意力继续工作，以期在未来取得新丰收。

而目前，我们在国营农场劳动一季，挣来的粮食相当于450卢布一公担，市场上卖150卢布一公担。

纺织品难买，鞋和肥皂也难买。总之，没人肯关心我们。我们履行了1947年的劳动责任，却未获得任何工资，没有糖，没有现金，没有面包。可当初签合同的时候，这些都是保证过的。现将1947年的合同寄给您，请读一下，看看我们领导做的对不对。

（信尾П. В.库赫京娜写的补充：）

我，库赫京娜，在国营农场工作。奉养两位老人：丈夫的父亲、和三个儿子捐躯前线的母亲。
我向区执委会申请建筑材料，被拒绝。可我没地方住啊，我家房子今天不塌明天塌，买不来木材，不知如何摆脱困境。不仅没房住，冬天来了也没东西取暖。
总之我的处境艰难：养两位老人和一个衣衫不整的孩子，没地方住，而且冬天快到了。”

1952年9月2日，苏梅州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地区米哈伊洛夫卡村九年级学生、预备党员А. Е.巴戈纳的信：

“……之前战争年代人手、畜力和工具短缺，落后的集体农庄从土地收获的作物不多，所以劳动日报酬也少。

战后复员的集体农民回到农庄看见这种情况，选择去企业上班。本就因战争虚弱萎靡的集体农庄再由玩忽职守的主席领导，更得不到劳力补充。这就导致在管理不善的地区，时至今日虽然集体农庄规模有所扩大却依然落后，庄员生活水平低下。集体农民在自己农庄若是既挣不着钱又无外快，惟有“人往高处走”，一走不回头。

剩下没走的许多庄员今年外快收入稀少，被迫卖掉奶牛缴税，因为他们菜园面积大（0.5公顷），菜园没了活不下去。

服装、食物等方面没什么可说，隔着老远就能认出谁是集体农民…… 我们就是例子。我家以前要缴1202卢布的税，母亲独自工作（父亲再婚），每年约计200个劳动日（译注：“劳动日”是集体农民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计算单位，相当于中国的“工分”）。现钱，当然是看不到的——购买公债了。直到父亲寄来一纸证明（他在矿井工作）我们才不用缴税，之后的日子虽然贫穷但能忍受，不过现在我们也要卖掉奶牛离家一年了，总不能靠偷吧，不偷就只好出门挣外快过活。

最近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地区“斯大林”集体农庄两名女性因盗窃粮食的罪名面临审判。
她们为什么甘心做贼？也许她们的孩子入了冬就要挨饿，集体农庄又给不了多少。假使她俩生活在“高标准”状态，就是另一回事了。
她们或许会被判10年。但如果她们因生活所迫而盗窃却要坐牢10年，不公平。

如果我写错什么，请见谅。我只念了8年级，缺课1年，低年级的时候学习不认真，确实文化水平不高。“

1952年11月3日，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地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劳动者村“赫鲁晓夫”集体农庄女庄员О.П.日捷列娃的信：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В.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我迫不得已才对您说这些。如有打扰请见谅，但我不得不如此。我对自己艰难的经济状况进行了长久思考，最后得出结论，您可以帮助我摆脱出来。

我是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在牲口棚工作，全年无休。女儿去年也参加了工作，挣的钱难以度日。我还有两个学龄孩子，拿什么供他们念书？拿什么供他们吃喝？我不知道。两手空空。我全年工作约500个劳动日，分得140千克粮食，另200千克抵偿旧债。女儿念了三年书，家境贫寒只能送她进城当保姆，没什么好衣服穿。劳动日没有现金工资。卖牛奶的钱交完税再买面粉糊口。另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14岁，被迫中途辍学（一个3年级一个5年级），因为吃的不够，缺衣少鞋。

我们集体农庄的业务很差。去年死了1000多头牲口，每天死13头。草料剩下不少，可牲口没了。最近又开始死，五头小牛犊已经完了。不明白是怎么搞的。去年没人被追究责任，今年同样。

集体农庄主席瓦西里科夫收入1200卢布，酗酒贪杯。去年牲口大批死亡的时候，他指示我们把畜群赶进未收割的燕麦田（冬季）。牲口赶出去了，第二天几乎死光。为掩盖自己罪行，主席又让把幸存的母牛宰杀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卖肉，告诉他们用这笔钱能买回多少就买多少。这么一弄，又买得瘦了，照旧纷纷死掉。瓦西里科夫主席还把自己的瘦母牛混在运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里面，调换了好牛回家。

斯大林同志，我该怎么办？劳动一整年挣不来面包！有一天我去商店买面包，售货员无论如何不卖给我，说是只卖给老师。我伤心透了：种粮食的人没面包吃。孩子们没面包只能吃土豆。肉就不必提了，我们从没见过。

斯大林同志，你能不能派可靠的人核查这些事实并惩处犯罪者？听说全州去年死亡许多牲口，大概本州的工人们也对此很不高兴吧。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他们的责任。又听说报上登了，好像州委书记提拔到了党中央，可他负责的州一个冬天死了27万头牲畜。这种胡作非为的人为什么能进中央？（注：Г.А.杰尼索夫，1950-1955库尔干州委第一书记，1952-1966联共（布）中央委员）

我不识字，提的问题或许不准确。丈夫1941年死于前线，大儿子也没了。

奥莉加·巴甫洛芙娜·日捷列娃
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地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劳动者村，‘赫鲁晓夫’集体农庄”

联共（布）党员库普提京的信（1952年11月11日之前）：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有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政府和您本人是否了解沃洛格达州集体农民的真实情况？

战后我本人多次造访沃洛格达州梅日杜列琴斯基地区各集体农庄，尤其“十月革命”、拉夫连季耶夫斯基、希伦齐斯基和古扎列夫斯基村苏维埃集体农庄。这些村苏维埃的集体农民生活相当贫苦，不少人真正处于饥饿状态。

播种粮食作物、蔬菜和饲料作物的农田理所当然地逐年扩大，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却在减少。在执行播种计划上，集体农庄一贯蒙骗村苏维埃，村苏维埃一贯蒙骗区苏维埃。我曾亲眼看见大片农田杂草茂盛，只夹着少许黑麦穗。集体农民说这些黑麦播种在未耕的田地上，尽管人人都知道沃洛格达州境内只有施过肥的壤土才能粮食丰收。这一条件自1940年就根本没满足，宝贵的肥料——牲畜粪便被集体农庄畜棚和马厩抛弃，很多年未见成堆的粪肥了。众所周知沃洛格达州以出产最好的草料、苜蓿和块根植物闻名，集体农庄反倒因饲料匮乏每年损失大量牛只。这是沃洛格达人闻所未闻的。为保证牲畜存栏计划，地方当局建议集体农庄用购买粮食的办法补偿死去的牲畜数量。由于上述情况，集体农庄每年都要欠国家大笔债务，更不用说庄员们自从1940年就未收到一克粮食、一个戈比的劳动日报酬了。集体农民做着完全无偿的劳动，只计算劳动日却不发酬劳。直到1947年1月废除粮食票证制度前人们吃的都是草，真正的草，晒干、磨碎掺着面粉烤面包。即便如此，集体农民仍然无怨无悔在农庄工作。这些年由于城里自由销售面包，他们的日子轻松些了。如今他们说：“我们为劳动日劳动，为买面包挣钱”。他们已经习惯现状，并不特别气愤，认为事情本该如此且将一直如此，决不因此指责谁。集体农民家家户户窗外有菜园子，从中收获了足够吃的好土豆，这是唯一能让他们免于饥荒的东西。的确，约50%的集体农民养着奶牛，使他们有机会吃到奶制品并交售牛奶给国家。不养奶牛的人生活更难，家中孩子没奶喝，而且集体农庄的儿童一般都没糖吃。

一部分有奶牛的集体农民养牛不易。直接从事收割干草的人不愁干草，不从事打草工作的人就要买干草，虽然集体农庄草场每年都有大量未收割的草被雪覆盖，甚至已收割的草也有遗留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集体农民为自家奶牛割草，只知道他们不肯为集体农庄的利益割草。集体农庄领导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经营。

地区政府代表很少下到集体农庄，根本不去田间地头，对真实情况兴趣寡淡。他们只会走进集体农庄办公室查阅执行经济计划的账目数字，只会要求履行计划而不考虑任何实际原因。

这些才是千真万确的真相，只要在前述村苏维埃的任何一个集体农庄视察一天就会对此确信无疑。

我觉得集体农庄出现这些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人才。老年人逐渐过世，青年人上完学远走高飞，就连那些不爱念书之人也想方设法离开农村。集体农庄没地方补充新鲜血液。另外，集体农庄和村苏维埃弄虚作假瞒骗国家也造成很大危害。

近些年集体农庄未按照章程建立种子基金或保险基金，它们只列在纸面上。
总收获量完成粮食交售任务之后就无法支付农技站。再每年从国家借种子。

综上所述我认为地区领导对这些事实置之不理是错误的，我觉得照此恶化下去，沃洛格达州不少集体农庄将很快彻底衰败。
依我看，中央机关必须出面干预。

联共（布）党员库普提京”

1952年12月20日，坦波夫州雷索戈尔斯基地区杜布卡村“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主席И.Е.克留科夫的信：

“……我从1946年开始在上述地区“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担任主席。年复一年工作了7载，无力保障我的庄员们面包等重要生活物资。本农场年年收成不错，农民全力耕耘、收获以求自己口粮不缺。

但实际情况根本相反。收获后首先履行交售国家任务，再跟农机站结算机器费用即实物支付，最后留下种子，似乎一切都正常，但不幸的是，耕种庄稼的集体农民每个劳动日报酬竟不多于200克。

请问人能靠这200克过活吗？当然不能，我作为集体农庄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至少给庄员们2千克。但我们区委会和区执委会听说此事，叫我去开会。

他们说，如果你（也就是我）不完成交售国家的任务，就要审判我，把我开除出党。简而言之，不仅要毁了我的家庭，还要毁我整个人生。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问有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允许耕种粮食的集体农民没粮吃？
于是我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我们中央也就是您的指示，地方当局就彻彻底底违法了。我们的报刊、电台说我国集体农民生活富足，但真无法靠这点儿东西实现富足，好比我们集体农庄：每家3、4个人合穿一件冬装，冬天60%的小孩缺衣服不能出门上学。

我估计，除非我们正准备战争才会导致如此巨大的粮食征购量，因为从报纸和广播得知我国总产量约80亿普特。我明白国家需求大量粮食，我们要支援各民主国家，但我觉得应该首先满足本国人民口粮，再把余粮销售外国。

听广播得知美国出现饥荒和失业，我发现我国同样如此，尤其在集体农庄，面包和其他种类食品严重不足。

综上所述，请您指示我们的区委会和区执委会，让他们反思：动用审判和开除党籍手段威胁未履行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究竟对不对。因为我们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保卫家乡不是为了让人吃不饱穿不暖，而是为了实现真正繁荣富足的生活。”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延伸阅读：

斯捷潘·丹尼洛夫论集体农庄之弊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绝密

一：票证和排队问题

“雷宾斯克的工人合作社供应每户1千克黑面包、500克白面包，无论家里几个人，他们制定计划的时候不考虑1千克面包6-8个人够不够吃…… 大家都听说了令人不安的传言，所以从午夜开始排队买面包……”（雷宾斯克市，工人马武克维奇）

“所以我不得不找个体小贩，他们一磅面粉要价20戈比…… 这里有人告诉我写信也没用，不会发表的，因为…… 那行吧，我等着瞧”（梁赞，工人扎洛夫）

“买面包的长队从夜里8点开始排，直到次日上午9点，下雨也不散。排队的男女工人和职员们如此问候苏维埃政权：‘原来苏联政府就这样供应粮食啊，现在她别想勾引我家兄弟站这儿了……’、‘我敢说明年一个人的工资肯定能买两袋面粉’。没必要逐一列举反苏言论，这种话没完没了且花样翻新，最后必然骂得很难听”（别日察市，莫洛季科夫）

“梅连基市民深夜2点开始排队，白天堵得街道过不去人。小孩也来排队，被大人们前挤后推，每天送医院的时候都半死不活了”（弗拉基米尔省梅连基市，共青团预备团员А.切尔诺夫）

“……现在红军已经回家，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整编部队，但家里的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凡此种种让西伯利亚人怒火中烧。有人来开贫农大会，之后开全体大会，弦越绷越紧，贫农和中农开始反目为仇，再后来中农被抄家，粮食全被拿走，贫农只有挨饿的份，这才明白了政府的卑鄙勾当…… 这些败类害得我们饿肚子好几星期，哪儿都买不着面粉和面包”（来自乌拉尔州库尔干地区茨冈新村的信，由其儿子：国立莫斯科大学一年级学生П.罗戈夫转寄）

“农民手里的粮食被永远夺走了。失业现象普遍，殃及整个边区人口，贫农受害最重。集市没有卖面粉或玉米的。部分农民偷偷藏了些，掺进三分之一的草烤面包吃…… 土地撂荒，播种很少，没处买种子，尤其对贫农来说…… 农民互助协会的面包房烤了面包卖，每人每天限购1磅，还得拉关系套近乎。面包房门外昼夜排队。比方说一个贫苦的雇农要挣钱买面包，得排半天队才能买1磅，再带着这点儿东西到草原上从日出干到日落。草原名吃就是面包和水，1磅够吗？如果农民雇个工，不管吃，雇工必须自己带面包，因为农民就没有面包，互助协会又不给。那么粮食和钱是怎样被夺走的呢？他们拿来公债券要求认购，农民不肯，说没钱，于是夜里10点被叫到执委会，明确告知：你必须出50卢布或100卢布认购公债。敲桌子瞪眼，禁止申辩，如果继续拒绝，就把他和15个人锁在炉火很旺的房间几小时。万一还不服，直接告诉他明天2点卷着铺盖来执委会。农民不得不把母牛或仅有的马低价卖掉。而且禁止他透露半夜被叫去执委会的原因，谁敢说谁犯法，立即写材料，照着组织煽动匪帮的罪名押赴克拉斯诺达尔，家当、田产公开拍卖。中农受影响，富农也受影响，自愿抛下一切找地方逃难去了…… 贫农敲互助协会的门讨要面粉……”（库班地区克连纳夫斯基新村，原基层党组织指导员А.阿夫杰耶夫）（信后附言：请转交中央选举委员会，地方政府盯着我，我没法讲这些）

“地方政府对庄稼汉的做法究竟对不对。无论贫农、中农一律夺走粮食，每人每月留下10磅口粮…… 我63了，不种地，10磅活不下去…… 最高机关睁睁眼吧，他们每个月只给农民吃10磅啊，农民一天苦干16个钟头，有时更长”（乌拉尔州特罗伊茨基地区乌韦利斯基区执委会乌韦利斯基村苏维埃，Ф.И.列别杰夫）

二：休假工人对农村的观点（缺）

三：农民来信（缺）

四：红军战士来信

“人为的饥荒”。“21年我们苏联的饥荒是自然原因导致，跟人的行为无关。目前这次饥荒几乎完全是我们自己所造成…… 政治家实行粮食征购，在目前的城市里…… 每人每天1磅面包。请问，这种条件下体力劳动者能否提高他的生产力…… 每个面包房外都排长队…… 如今工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严重不满，当工人不满的时候，我们大多数农民又是怎么想的呢…… 何况现在某些工人也开始说昏话了，说红军战士不干正事吃全额口粮，而他们在工厂上班却要靠1磅面包过活——所以军队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萌芽了。红军战士们收到家信，有时也会写着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事情。军队的党员干部很难对由此引起的情绪做工作…… 我们的《真理报》一定要考虑这种情况，不能再让政府领导人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了”（敖德萨，鲍曼诺夫团6连随军记者伊万·切尔涅加）

“我收到一封来自弗拉基米尔省戈罗霍韦茨市的信，说当地生活愈发困难，甚至有人饿死。合作社面包短缺，每证只给1千克，多了没有……”（第1“斯大林”特殊部队62骑兵团战士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谢尔吉耶夫）

《真理报》群众工作部编写
1928.07.02

（资料来源：《苏联农村悲剧：集体化与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1927年5月1日-1929年11月公文及材料》，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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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布尔什维克长年宣传、灌输，苏联人民普遍相信一个概念：俄罗斯帝国农民多数文盲，穿着草鞋饥肠辘辘、步履蹒跚，到死都没见过电灯、电话；工厂、体育场、电影院都是苏联成立后才修建的……

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历史学家安德烈·鲍里修克通过研究国家档案馆文献资料，写成《被命令忘记的俄罗斯史》一书，其中提到：俄帝国后期经济发展总体呈上升态势：亚历山大二世年间钢产量提高1.7倍，亚历山大三世年间提高2.9倍，尼古拉二世年间提高4.3倍，临时政府时期下降1.4倍，列宁时期下降3倍。直到斯大林时期钢产量才又提高4.3倍，恢复革命前水平……

俄罗斯和乌拉尔

1912年奥布鲁切夫堡垒在彼得堡建成，同时在喀琅施塔得修筑尼古拉耶夫、阿列克谢耶夫两座要塞。

莫斯科郊外多个新城镇拔地而起：埃列克特罗戈尔斯克、埃列克特罗斯塔利、埃列克特罗乌格利（译注：三处地名都与“电力”相关）、多莫杰多沃、库夫希诺沃、莫罗佐夫斯克。

1896年联通伏尔加河与波罗的海的马林斯基运河系统重建工程完毕。俄罗斯中部、阿尔汉格尔斯克、顿涅茨克和里加之间形成铁路连接。图拉的兵工企业翻新改造结束，新建两座炸药和枪炮厂。

1913年一条铁路支线从阿斯特拉罕通往萨拉托夫。斯维亚日斯克、雅罗斯拉夫尔和新西伯利亚建成铁路桥。

20世纪初在乌拉尔地区铺设了2300千米铁路，新建下瓦尔托夫斯克、科佩伊斯克、沃尔昌斯克、杰格佳尔斯克、塔夫达等城镇。

顿巴斯、克里米亚和高加索

20世纪初，顿巴斯地区的一些小型居民点蓬勃发展成尤佐夫卡（顿涅茨克）、杰巴利采沃、叶纳基耶沃、蒂米基耶夫斯基（马克耶夫卡）等繁荣城镇，同时新出现了安特拉齐特、阿拉恰耶夫斯克、佩列瓦利斯克等居民点。

1908年北顿涅茨克铁路开始铺设，连接哈尔科夫、顿巴斯和利沃夫。同年一座横跨第聂伯河的双层大桥竣工，一边是顿巴斯另一边是克里沃罗格铁矿区。1914年，当时欧洲唯一的跨第聂伯河铁路拱桥：梅列法-赫尔松大桥破土动工，之后因革命被迫中断。

1903年北顿涅茨克船闸系统开始建设，用于向俄罗斯运送煤炭。1913年顿巴斯地区约有1200座矿井投产运营，最深的是“新斯莫利亚尼诺夫井”——745米。二十年来该地区钢产量增长8.5倍、生铁产量增长7倍、焦炭产量增长12倍。

在卢甘斯克建立全国最大的子弹厂，在马里乌波尔建立装甲板制造厂。1918年顿涅茨克和卡迪耶夫卡建成了生产苯、硝酸、硝酸铵的工厂（TNT原料）。

第聂伯河运输船队达400艘。疏浚加深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南布格河的工程有序展开，期间动用挖土机与挖泥机，新建了水坝及船闸。敖德萨港、尼古拉耶夫港获得电力供应。

由于基辅高楼林立，居民人数增长2倍。其中最高的“摩天大厦”是12层的金茨堡大楼。

1910年开始论证、筹划克里米亚大桥，后因战争中断。刻赤和叶夫帕托里亚通了铁路，半岛上铺设了500多千米汽车公路。刻赤港、费奥多西亚港修建中。

1913年塞瓦斯托波尔13号炮台落成，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有效遏阻德军攻势。

高加索地区的图阿普谢、弗拉季高加索、格罗兹尼、别斯兰、巴库、马哈奇卡拉等城市通过铁路与俄罗斯内地相连。新罗西斯克港建成。“库班”机械制造厂开始生产炼油设备和军工设备。索契市修建了海滨度假村，埃森图基拥有了水力发电站。

远东和西伯利亚

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最雄心勃勃的基础建设项目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全长约10000千米，1916年顺利竣工。铺设过程中使用了步行挖掘机和卡车，穿山开凿39条双轨隧道，最长者2千米。

1910年联通哈巴罗夫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阿穆尔公路通车。汽车和摩托车在远东地区不再罕见。

1897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建成，并连接铁路支线。

1898年乌苏里斯克市建立，1903年新西伯利亚市建立，1906：结雅市，1907：科尔萨科夫，1912：阿列克谢耶夫斯克，1915：南萨哈林斯克、鄂毕河畔卡缅。

1916年哈巴罗夫斯克市“阿列克谢皇太子”大桥横跨阿穆尔河两岸，当地人昵称此桥“阿列克谢耶夫斯基”。落成时是欧亚大陆最宏伟桥梁：全长2600米，18个桥洞，上层双车道，下层双轨铁路。这一工程奇迹耗资1350万卢布。

1890年代至1917年，东西伯利亚煤产量增加100倍。库兹巴斯、切列姆霍沃、米努辛斯克、坎斯克-阿钦斯克等煤田相继被开采，年产量从0.04百万吨跃升到4百万吨。

极圈内城市摩尔曼斯克1916年建成，此地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后来成为主要潜艇基地。同年阿帕季特、尼扬多马两座城市建成。1915年开始修建奥斯特罗夫诺伊海军基地。

1910年全国大多数地方覆盖电话线网络，包括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及远东。一年后雅库茨克第一次响起电话铃声，全球功率最强的无线电台之一在楚科奇启用。

中亚

1900年在突厥斯坦开凿罗曼诺夫运河灌溉大草原。1901年一条铁路线延伸到阿富汗边境。里海沿岸石油开采量连续10年攀升，从年产1400吨到127600吨。

1907年图雅-穆云斯基铀矿采出第一块矿石。塔什干获得电力供应。

……

篇幅所限，不能逐项列举俄帝国后期取得的全部建设成果。总而言之，帝国政府设计了远大的发展计划，但被无法避免的革命打断。经过生产水平急速下降、克服各种人为损害之后，苏联的社会建设逐渐走上正途，却难以重现尼古拉二世年间经济增长率。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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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勃列日涅夫时代长约二十年的“停滞期”，1982年上台接班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意识到苏联人民普遍工作热情不高。旷工者数量达到临界水平，总书记身边人回忆他对工作时间“大批闲人徘徊莫斯科街头”深感愤怒。尝试经济转型的同时，新一届政府再次拾起惯用的克格勃式压制手段（译注：安德罗波夫曾任克格勃主席），尽管力度不如柯西金时期。

1970年代苏联劳动生产率持续下滑。据现代经济学家估算1976-1980年国家物质生产增长率每年仅1%（官方数字4.3%），低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企事业单位主管人员放任默许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使许多人更加轻视自己职责。

经济增速减缓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同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对苏联的生存构成“威胁”。1970年代末甚至一些潜在对手的军事装备也部分超过苏联。

1977年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宪法）第十四条规定：“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及其成果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国家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结合起来，鼓励革新和创造性的工作态度，以促使劳动成为每一个苏联人的生活第一需要。”
第四十条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即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并按其工作数量与质量获得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数额的劳动报酬的权利，包括根据其志愿、才能、职业训练、教育程度并在考虑到社会需要情况下选择职业及工种的权利。”
第六十条规定：“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苏联公民的义务和荣誉，是在他所选择的有益于社会的活动领域从事诚实的劳动，遵守劳动纪律。脱离有益于社会的劳动，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不相容的。”

所以，理论上每个有劳动能力的苏联人都有法定义务参加工作。在此之外的人基本属于：

1.社会边缘人（酗酒者、流浪者、罪犯等）

2.罗姆人（吉普赛人）

3.影子经济参与者（妓女、家庭手工业者、投机倒把分子等）

4.无工作意愿的普通人，通常依靠有合法收入的亲戚接济过活。

值得注意的是，以现代观点来看，所谓“家庭手工业”者及体制外文艺工作者并不能算做“无业游民”，但当时不这样认为。比如著名摇滚乐手维克多·崔，也找了一份锅炉工的“正式工作”以免触法。

198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提出“加快经济增速”的问题。动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加强劳动纪律，深知国内实际情况的安德罗波夫直言：“人民太自由散漫了”。虽然早在1980年10月苏共中央就下发过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工作、加强劳动纪律的两个文件，但1983年8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联合做出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决议具有里程碑意义（详见下文）。

警察和民众纠察队迅速响应，开始在工作时间上街寻找旷工者与“寄生虫”（无业者），着重搜索百货商店、小餐馆、各种娱乐场所甚至澡堂、教堂。他们会突然要求电影院中止放映，挨个检查观众证件并询问“为什么不上班”。但人民群众也有充分理由对答，比如出来购买某种紧俏商品，此种商品正好在当前时段投放货架——已婚妇女们讲这话尤其理直气壮。

可想而知，大规模运动式检查难免导致意外情况，例如逃课的学生也被“抓获”，校长不得不赶往警察局替他们家长做一番解释。各种报刊连篇累牍进行“反寄生虫”宣传，可没几个人拿正眼看——空洞的共产主义口号喊了几十年，官办印刷物早已失去公信力。

安德罗波夫时代，劳动纪律变得更加严格：现在无故离开岗位三小时就算旷工，违纪或醉酒上班的人将被调到低薪岗位三个月或更久。突击检查中被扣留者的名单交给单位负责人，由他们决定怎样处分，但惩罚措施并不十分严厉：扣奖金、缩短假期、训诫谈话等。屡次违反劳动纪律则构成解雇开除的理由。此外，还对那些“不能维护工作场所劳动纪律”的领导干部进行处理。一番运动下来，虽然出现不少“过火”之处，终归收到了积极效果：官方宣布一年内物质生产量增加6%。

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继任者嘴上说要延续这一路线，实际停止了满大街抓闲人的做法——可能是因为旷工者都躲藏家中，不愿冒险出现在公共场所。据一些政治分析家称，“安德罗波夫搜捕”令相当数量民众对苏联政府的负面观感更加恶化，一定程度上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创造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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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决议

1983年7月28日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指出，千方百计加强劳动纪律是顺利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高国民经济效益、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基础、提高群众劳动和政治积极性、改善民主制度的重要条件。

在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导下，苏共中央全会、全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各部委和机关、工会和共青团组织正通过一定的工作加强劳动纪律、减少国民经济中的人员流动。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工作正直、勤恳，对确保生产、运输、服务行业正常秩序表现出深厚热情，这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如果这些工作每天都能有目的性地进行，且广大职工都能参与其中，必将取得良好效果。

当前条件下，劳动集体和劳动者本人在加强劳动纪律方面的作用日渐提高。苏联通过的《劳动集体法》为积极影响每个劳动者工作、奖励先进分子、打击违反纪律的行为提供了新手段。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工业、建筑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非生产性行业中工时的损失仍然巨大，各地劳动资源未被合理利用，人员流动减少缓慢。部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职员劳动不积极，不重视集体利益，旷工、迟到、酗酒，经常无正当理由从一个企业换到另一个企业。游手好闲者、旷工者和为了多挣钱频繁换工作者往往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的工资及各项福利跟那些勤恳工作之人无异。在与这种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力量、苏联的法律和纪律处分措施未得到充分使用。职工大会、同志审判会的作用在这些情况中仍然不强。劳动纪律情况受到那些导致工人和职员脱离工作岗位的社会事件的负面影响。

部委和机关、生产业务领导干部没有为独立企业、建筑工地、集体农庄与国有农场的正常高效工作创造必要的组织和经济条件。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生产组织方面的缺陷导致停工、突击作业和加班，以至完不成计划任务和责任，对纪律造成负面影响并最终拖累了劳动生产率增速。

有事实表明，一些部委、机关、行政部门、科学机构、计划和设计机构的个别人员纪律性不强、工作安排不清、工时利用不充分。

一些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接受、默许低水平的劳动纪律，隐瞒管理不善的事实，未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来引导生产秩序。

凡此种种皆证明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未被充分利用的潜力。使这股潜力服务于社会，是最紧迫的经济和社会政治任务。

我们党和国家各项活动的最高目标和中心意义，从来都是并将继续是劳动者的福祉。完成党提出的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的基础，乃是人民勤恳工作，秩序和组织严明。

苏共中央全会11月（1982年）和6月（1983年）做出的，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坚决反对任何违反党、国家和劳动纪律的行为的指示，以及加强这方面群众政治、教育工作的指示，得到苏联人民广泛拥护。劳动者建议强化对旷工、迟到等违纪行为的责任，更加严格问责那些疏于组织工作、不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方法的干部。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决定：

1.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苏联各部委和机关、各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党组织、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应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劳动纪律，增进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单位与团体的组织性和秩序，以保证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

要教育全体劳动者发自内心深刻理解自己的公民义务——自觉地、勤恳地为祖国利益而劳动。避免使这项重要政治工作沦为短期运动，坚决在每个劳动集体中形成高要求、严责任的氛围。

在广泛运用物质和精神奖励表彰忘我劳动的同时，有必要坚决铲除对违反劳动和生产纪律者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做法，有效运用社会舆论影响和现行法律规定来实现这一目标。破坏劳动纪律的行为必须被视为逃避苏联宪法规定的勤奋劳动的义务。

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不仅意味着严格遵守劳动集体内部规章、秩序，还意味着对本职工作的自觉性、创造性态度，保证高质量、有成效地利用工作时间。

2.苏联各部委和机关、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应强化企业、团体、机构及其下属部门领导对劳动纪律状况和人员流动的责任。对于未采取措施增强纪律和秩序、未减少人员流动、未可靠统计工时浪费的领导干部，剥夺其主要工作成果和社会主义竞赛成果的奖金，并使其承担纪律或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领导干部无力保证其职责范围内适当劳动纪律的，视为失职。

3.把增强劳动集体作用和有效行使赋予他们的权利作为提高和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工作的最重要方向。由此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人格正是在劳动集体中形成和锻炼的。在当前条件下，发展生产队这种集体劳动形式，为整个集体和每个劳动者的创造性能量与劳动积极性提供有利条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劳动集体、生产队、区段、农场和车间应经常讨论劳动纪律问题、加强纪律的措施及旷工等违纪行为，以便对违纪者施加适当的社会影响，并向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按现行法律法规追究这些人责任的问题。

苏联各部委和机关、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党和工会委员会、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应创造必要条件，便于劳动集体行使《苏联劳动集体法》规定的保障劳动纪律的权力。

4.认定：在工作时间内，无正当理由以各种会议、代表大会和研讨会、体育竞赛、业余文艺活动、集体游览分散工人和职员精力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各部委和机关、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应依据现行法律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管理。

5.为了提高对勤恳尽责、成绩优秀的老职工(Ветеран труда)的道德表彰，有必要规定工人和职员不是在退休之际领取“老职工”奖章，而是在达到享受退休金或养老保障金年龄时领取。

6.报纸和刊物编辑部、苏联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发行委员会、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苏联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应系统性报道为加强劳动纪律、减少人员流动、提高工时利用、改善劳动组织和生产秩序而开展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广泛宣传劳动集体的正面经验。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坚信，党组织、工会、共青团、苏维埃和经济组织、企业劳动集体等部门和机构必将千方百计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苏共中央总书记
尤里·安德罗波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古拉·吉洪诺夫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斯捷潘·沙拉耶夫

延伸阅读：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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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创建者、所长尼古拉·费多连科曾介绍过一则趣事：
“1960年代末，战争胜利的喜悦记忆犹新，“太空”这个词激励青年人发挥才智，而经历了两场大战的老人们则憧憬着活到共产主义。研究所制定了一份70-80年代苏联国民经济发展预测，广泛的计算结果表明，到那时经济情况极不乐观。科学家指出：国家发展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缓；无论种不种玉米，1980年实现共产主义都是没希望的。预测报告本应一式三份提交政治局，然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得知预测内容后，竟拒绝上报中央。研究所面临“异端思想”的指控，于是报告作者把它拿到涅斯库奇内公园一把火烧掉，免得惹麻烦……”

大约十年后，1975年本人考上研究生，暑假在《科学与生活》杂志社物理和数学室当记者勤工俭学。酬劳每月320卢布，稿费另计，大大改善了经济状况。有一天，杂志副主编拉达·尼基季奇娜·赫鲁晓娃·阿朱别依（译注：赫鲁晓夫女儿）给我布置任务：去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准备当时诨名叫“康波特”的东西——也就是用小块剪报资料来说明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联系。著名的欧安组织赫尔辛基会议开幕在即，苏联当然要“粉饰打扮”一番。

时任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基里林院士亲自接待我。听完来意，他吩咐外联处副处长提供一间办公室和所需全部资料。于是我在那间办公室埋首研究海量报告、协议和信件，努力完成这项艰难任务。那年月苏联向西方采购进口了几乎一切你能想象的东西：新型设备、谷物、鞋靴、服装、电视机…… 出口什么呢？肯定是原油啦。当然，帐上必须平衡。怎么个平衡法呢？经过几天工作，渐渐有眉目了：比如苏联卖给法国一台乌克兰制造的2.2万吨压力机，以制造数控机床闻名的“红色无产阶级”厂也卖了几台给英国人。资料越堆越多，忽然——

忽然一份文件映入我眼帘——这是一份瞧见了就没法假装没瞧见的文件。内容显示，苏联除了从荷兰进口机床、电视之外，每年还要购买十万吨粪肥！十万吨，很大量啊，在当年要装4、5艘货轮呢。你能想象吗，一艘货轮——类似黑海“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那种体量的——装满了动物屎？气味浓郁啊，浓郁！

中午在富丽堂皇的职工食堂打饭的时候，我鼓足勇气问一位认识的官员：“我看到一份有意思的文件。虽然肯定不会公开，但我还是想问……苏联为什么买荷兰粪肥？咱自己的粪肥不够多吗？”这位熟人用一种……怎么形容呢……惊异的表情望着我，沉默片刻，说：“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你看啊……咱们的粪肥真的像屎一样……”

对于苏联经济，我从未听过比这更生动、更贴切的说法，无论之前或之后。每当我面对苏联经济现实的时候，我都再一次服膺他这句话的正确性。

时光荏苒，到了改革年间，我把这事儿讲给俄罗斯农业化学权威之一、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副主席、莫斯科大学教授瓦西里·米涅夫，他道出其中原委：
“由于苏联1963年之前在本土进行的大气核试验、长期工业污染、以及喷洒DDT和含二恶英的农药，苏联广大地区早已被重金属、半衰期29年的放射性同位素锶-90和其他各种脏东西污染了。这些污染物大部分被植物从土壤吸收，富集在吃植物的动物的粪便与奶水中。如果此类粪便用作肥料，那么种出来的水果和根茎植物有害物质浓度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和牛奶一起端上餐桌。购自荷兰的生态清洁粪便全数运往为高级干部生产农产品的特供农场，因为他们跟其他人不同，绝不可以吃进锶-90、DDT和二恶英。”

进入21世纪，从海外（如挪威）进口无害生态粪肥的贸易好像仍在持续。

另一方面：苏联钢产量曾经比美国多两倍，但汽车制造量却比美国少五倍！苏联的棉花产量曾比中国多两倍，但纺织品却少两倍？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机械制造业结构，答案呼之欲出。机械制造业需求大量资源，苏联人民对此深感自豪。按国际市场价格换算，1988年苏联机械制造业62-63%的产品是军用设备，32%是机床，仅5-6%是制造各种消费品的设备。钢铁变成坦克、装甲车和枪炮，而非冰箱和小轿车。

至于棉花也不难解释：自从德米特里·门捷列夫时代开始俄国就用棉花制造炸药。因此，咸海的生态灾难、乌兹别克斯坦被落叶剂浸泡的耕地，并非妇女儿童要买更多新衣服导致的结果，而是军工产业所需。

苏联时代一位重要经济学家曾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苏联没有国民经济，只有军事部门的附属产业”。然而，正如阿富汗战争和第一次车臣战争所显示的，巨额军费开支最终打了水漂。苏军在现代化战争中效率低下——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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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底，梁赞州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拉里奥诺夫报告中央：已三倍超额完成国家肉类征购计划。但事后证明，“杰出的”经济成就实为一场惨痛失败。

1957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各州各共和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言：坚信我国能够在经济指标上“追赶并超过美国”，从而为1980年共产主义全面胜利创造条件。赫鲁晓夫并不是第一个向西方发出这种挑战的人，列宁当年就讲过：论政治制度苏联已赶上发达国家，但现在重要的是经济方面赶超他们。1933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约瑟夫·斯大林也强调过类似观点。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去世后，苏联经济处于困难境地。政府要重建毁于战火的城市，修工厂、铺公路，并为军队补充现代化装备。凡此种种无不要求巨大人力、物力开支。国家无法从全部经济领域压榨资源：重工业快速发展的代价就是农业生产率下降。

例如据统计，1940年苏联收获22.25亿蒲式耳谷物，1953年仅收获18.5亿。黄油、牛奶和肉类供应短缺，民众控诉信如雪片般飞向报社编辑部。新切尔卡斯克市居民“费多斯金娜”抱怨商店柜台空空如也，“没粮、没糖、没蔬菜”，只能在黑市以高昂价格购买。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心采取措施改变农业状况。他知道仅靠行政指令的办法是不行的，必须促进农民劳动积极性。为此，总书记降低了集体农庄家庭自留地的税，鼓励他们利用空余时间耕种开发，再把产品卖给国家。但赫鲁晓夫的目标绝非仅仅填满本国商店货架，他还想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争高下。总书记认为，如果苏联生产的牛奶和肉类超过美国，就表明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超过美国人。然而这一看似值得赞赏的愿景却遭到中央同志们抨击：马林科夫与卡冈诺维奇表示短期内提高肉产量3.5倍（以赶超美国）是不现实的。按照经济学家估算，要到1975年才可能追平美国。

赫鲁晓夫答复说：“某些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国农业有能力三倍提高肉产量。但他们是怎样做的呢？跟往常一样，摇着铅笔计算牛一年长多重、几年长多少。同志们，你们必须了解当代苏联人民积蓄的力量。这是一种政治现象，是我们党多年工作的成果。”

上行下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宏大计划终究得到部分地方领导人支持。比如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拉里奥诺夫公开宣布：该州计划在一年内增加肉类交售量3倍。拉里奥诺夫不是个空说大话的人，战争时期他担任雅罗斯拉夫尔市国防委员会主席，通过扩大企业附属农场面积和组织私人菜园等措施，源源不断向前线供应弹药和食品。但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情况不同了！

拉里奥诺夫的冒险性倡议在州党代会上通过，1959年初《真理报》奉赫鲁晓夫之命进行了报道。这位激进州官至此无路可退，梁赞州还没开始执行计划就获颁“列宁”勋章（2月），各肉类生产单位只好以加倍努力工作来应对。

农场首先按照州委指示屠宰了全部能繁母牛以及大部分奶牛和种公牛，共1959头。又征用集体农庄农户自留地的牛，仍达不到目标。于是拉里奥诺夫下令向邻州买牛（甚至远赴哈萨克斯坦），挪用消耗了原本用于购买机械设备、修建学校、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大量资金。但即便如此依然不够数，许多农业单位被要求杀鸡，乡村学校开始养兔。甚至公然盗抢牲畜的案件亦有发生。

总之，梁赞州采取各种手段终于完成计划，1959年12月6日向上级报告交售国家15万吨肉类，超过去年3倍。拉里奥诺夫大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承诺明年（1960）交售18万吨肉！赫鲁晓夫立即行动，赶在本年度结束前授予拉里奥诺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可惜现实很残酷，1960年梁赞州肉类产量仅3万吨——经过前一年大规模宰杀，牛只数量相比1958年减少65%。由于集体农庄的耕牛被拽走，粮食产量陡然下降50%。刚开始莫斯科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国家需要集体农民“忘我劳动”的有感染力的榜样。画家伊利亚·格拉祖莫夫奉命前往梁赞为主要农业领导人绘制肖像。

随着该州肉类资源枯竭，商店几乎见不着荤腥，灾难终于瞒不下去了。政府委员会紧急赶赴梁赞州“揭穿”骗局。1960年9月22日地方报纸报道拉里奥诺夫“死于心力衰竭”。尽管有传言说他开枪自杀，地点或曰办公室或曰自己家，还有说故意或意外吃过量安眠药死的，都无可信的书面证据。甚至有些下属认为拉里奥诺夫是“被命令自杀”，别无选择。

这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闹剧日后被史学界称为“梁赞奇迹”。研究“拉里奥诺夫现象”的学者经常思考：他难道是个短视的领导干部，做这种风险大、收益微的事情？不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对其中利害关系心知肚明，同僚们也都有数。据说当年梁赞州委某人的老婆问丈夫：“你们把牲口统统宰了，往后肉从哪来？割自己大腿吗？”丈夫不答，举起双手捂着脸。

我们应当这样看待拉里奥诺夫的性格和行为：他半辈子投身党的事业，早已习惯不打折扣执行上级部署。他担任第一书记期间确实为本州基建发展做了突出贡献，使梁赞市摆脱旧面貌成长为工业和文化中心。所以赫鲁晓夫提出“肉产量赶超美国”的口号，拉里奥诺夫直接就奉为圭臬，而不顾具体实施的可行性。当然，拉里奥诺夫对赫鲁晓夫的支持也部分基于中央的援助承诺——比如提供牛饲料等——但梁赞州实际没等来援助，千钧重担全靠自己硬扛。

另外不要忽略一个细节：拉里奥诺夫是当时为数不多从斯大林时期（1938）开始政治生涯的州领导人之一，可以粗略理解为“前朝老臣”。对他而言，积极响应赫鲁晓夫号召，乃是在揭露、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取悦新任总书记、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

而且，拉里奥诺夫执行激进计划的手段尚不算特别出格。正如历史学博士丹尼斯·科内舍夫指出：几乎同一时期，高尔基州卢科亚诺夫地区委员会为增加肉类交售量，对从事任何农业的人征收粮食税，并克扣一些人的工资。群众被严厉警告：“不管用什么办法从什么地方弄到肉，定额必须完成”，否则你的工作岗位就危险了。只是在梁赞州，预定计划与实际情况的差距最大、最引人注目。

耐人寻味的是，赫鲁晓夫倒台后，“梁赞奇迹”成了谴责他的罪名之一。“赶超美国”的口号也渐渐被大家遗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未能改善农业生产，政策失误反而导致肉类和乳制品短缺昂贵，困扰勃列日涅夫好长时间。

拉里奥诺夫虽死，仍有人步其后尘。197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第一书记沙洛夫·拉希多夫报告莫斯科：“每年交售300万吨棉花”，实际不足半数。委员会前往塔什干调查，竟揭出大规模贪腐犯罪，史称“棉花案”。拉希多夫本人最后同样死于“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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