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鲍里斯·叶利钦遭遇了一次可称“荒诞”的刺杀图谋——某个叫伊万·基斯洛夫的军官从遥远的哈巴罗夫斯克进入莫斯科，打算用小刀扎死总统。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基斯洛夫生于1959年，1992年12月之前一直在哈巴罗夫斯克服役，任远东军区军事建设部队装配部副部长，少校衔。个人生活方面也很顺利：已婚，育有一子（7岁）。无论老婆或同事从没发觉他有什么不对劲的表现，更没听他说过对政府心怀不满，直到1992年12月24日基斯洛夫突然失踪。

伊万·基斯洛夫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向和计划，因为他认为鲍里斯·叶利钦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自己必须“承担起让俄罗斯摆脱这个人的光荣使命”。为此准备了装满铅珠的两包炸药和一把折叠刀，1992年1月1日抵达首都。下了车才发现炸药包“被雪水浸透不能使用”，但并未放弃，揣着小刀满街乱走，随机询问路人总统的地址。最后终于有个人告诉他总统办公厅在旧广场(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于是基斯洛夫直奔该处，花了近一个月时间观察、研判总统车队进出情况。

1月27日基斯洛夫从脚手架爬上总统办公厅阁楼，埋伏下来伺机行刺。但他之前的观察工作似乎都白做了：这几天叶利钦正在印度访问呢。几小时后警卫巡逻发现基斯洛夫，自称附近“看大门的”。警卫根本不信，搜出他随身携带的少校军官证，怀疑是逃兵，遂移交军事检察院。

第一次审讯中伊万·基斯洛夫坦然承认自己准备刺杀俄联邦总统，交代这么做的动机和“潮湿的炸药包”（事后并未找到）。由于他表示打算用折叠小刀趁叶利钦下车时捅死他，引起侦查人员对他精神状况的合理怀疑。

几天后远东军事检察院传来消息，基斯洛夫可能患有遗传性精神疾病。法医精神学家确认其的确心智失常，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莫斯科卫戍区法庭将基斯洛夫押回哈巴罗夫斯克进行强制治疗，此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大概已经获释。至于患精神病的人为什么能入伍，只能猜测年轻时症状表现尚不明显。

（儿按：修改重发一篇旧文）

认识伊琳娜·雅科夫列娃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位受过良好教育、聪明漂亮的莫斯科大学编外副教授之女有朝一日会去杀人。而1917年11月在火车站打死旅客的那位醉酒布尔什维克也绝对想不到，这一举动竟宣告了几年后自己的死刑。

1915年，莫斯科编外副教授、律师、房东雅科夫列夫去世，撇下妻女和足够她们享受生活的丰厚遗产。女儿伊琳娜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会说多种语言，学过小提琴和马术，擅长解决逻辑问题，对事物细节过目不忘的能力每每令人惊奇。她的人生原本会像其他富家女孩一样平安度过，岂料遭遇1917年社会剧变。

1917年初伊琳娜结识青年律师尼古拉·阿拉克罗夫，夏天二人订婚。后来尼古拉成为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的助手，赴俄罗斯中部省份公干，伊琳娜随行。同年11月他俩坐火车返回彼得格勒，在火车站遭遇巡逻队盘查。尼古拉·阿拉克罗夫被带离车厢，某个酒气熏天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在伊琳娜的注视下开枪将其杀害。

之后的雅科夫列娃同大多数第一批移民一样，先逃往敖德萨，辗转君士坦丁堡乘船去柏林或巴黎。流亡法国期间伊琳娜认识了弗朗茨·特纳伯爵，1923年成婚。她常随丈夫出席各种政府接待活动，在一次会议上遇见苏联使团技术助理谢尔吉耶夫，赫然认出他就是当年杀害尼古拉的凶手之一！

特纳伯爵夫人无法立即实施复仇计划——首先必须查清凶手同伙身份。为此，伊琳娜暗中接近谢尔吉耶夫做他情妇，巧妙表示自己崇拜那些敢于杀死任何人的“冷血英雄”。谢尔吉耶夫闻言大喜，吹嘘说曾在1917年枪毙过一个反革命。伊琳娜心中有了底，假装好奇继续问出事情细节，包括巡逻队另几人的名姓。

经过一番准备，伊琳娜通知丈夫自己要回俄罗斯寻找隐藏的家族财宝。她持假护照重返祖国，开始搜寻凶手。讽刺的是，其中一人与未婚夫同姓，叫斯捷潘·阿拉克罗夫，当过契卡小头目，现因中风瘫痪。伊琳娜前往莫斯科附近疗养院探望此人，自称“侄女”，带着有毒软糖喂给“叔叔”品尝。医生查验尸体，认为死者与亲属重逢情绪过度兴奋，引发心脏病。

另外两个人：图什科维奇和马尔采夫，被伊琳娜约至小餐馆接受“采访”，理由是为描写内战的书籍搜集素材。伊琳娜成功在二人酒杯投毒，当他们失去知觉时，自己也假装剧烈腹痛“昏迷不醒”——当年的餐馆经常发生食物中毒。

当晚伊琳娜出境返回巴黎。她直奔谢尔吉耶夫住所，用安眠药将其灌翻、捆绑，握着手枪等候苏醒。谢尔吉耶夫醒转，伯爵夫人表明自己真实身份，吓得他当场尿裤，模样既丑陋又可悲。伊琳娜没开枪，推门走了。谢尔吉耶夫奋力挣脱绳索，慌慌张张跑到街上，被躲闪不及的出租车撞死。

伊琳娜读报得知谢尔吉耶夫死讯，进了家小餐馆，点一杯酒喝光，对准太阳穴扣动扳机。人们在她手袋内发现字条，写着“我一人所为”。伊琳娜·特纳-雅科夫列娃伯爵夫人殁年26岁，显然对她而言，替1917年未婚夫之死报仇是一件光荣之举。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1局第9处致尼古拉·叶若夫《关于农村恐怖分子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第5号报告，1938年8月27日

根据8月1日-27日的报告，农村地区发生多宗反苏活动：纵火焚烧庄稼和集体农庄财产（12宗）、杀人（1宗）、杀人未遂（3宗）、企图投毒杀害集体农庄庄员（1宗）、破坏收割机（3宗）、大规模毒害集体农庄牲畜（1宗）、号召停缴公粮（1宗）。

伊万诺沃州，戈罗霍韦茨地区米舒科沃村，集体农庄主席瓦西里·卡扎诺夫和庄员谢尔盖·卡扎诺夫因阶级仇恨被杀。凶手是另一庄员К.С.基塔耶夫，持猎枪向两位受害者头部射击，其本人也在过程中受重伤，第二天死亡。侦查进行中。

乌克兰共和国，切尔尼戈夫州切尔尼戈夫地区“新乌克兰”集体农庄，前马赫诺匪帮分子希利缅科及同伙图谋杀害集体农庄主席捷尔切夫。这些人已被逮捕，侦查进行中。

斯大林州，克列缅丘格地区“加里宁”集体农庄的一台联合收割机在作业时受损，撞上了蓄意插入地面的铁棍。斯大林州戈尔洛夫地区“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一台联合收割机撞上蓄意抛弃的铁丝卷受损。尼古拉耶夫州“舍甫琴科”国营农场联合收割机操作员卡普里亚（富农之子）在越冬小麦根部放火，烧毁32公顷，已逮捕。

格鲁吉亚共和国，苏卡里村被逐出集体农庄的扎格尼泽出于阶级仇恨持刀重伤集体农庄组长扎里什维利。扎格尼泽被捕，侦查进行中。
巴格达德地区集体农庄庄员罗米泽1937年因伤害庄员被捕，他出于阶级报复持刀重伤农庄主席哈扎拉则。罗米泽本人及敌视集体农庄建设的同伙戈洛泽米泽、莫纳里什维利已抓获。

亚美尼亚共和国，红村地区陶朱尔村集体农庄庄员安巴尔楚姆·巴尔塔尼扬是反革命叛乱-恐怖青年组织成员，出于阶级仇恨蓄谋毒害其他庄员，在饮用水源投放砷球。庄员们及时发现砷球，阻止了投毒行为。巴尔塔尼扬和其他同伙被捕。

列宁格勒州，佩斯托沃地区萨米提诺村62岁富农朱拉弗列娃为实施阶级报复，纵火焚烧集体农庄仓库和干草棚，造成84公担干草损失。朱拉弗列娃已被捕。
赤卫队地区大扎莫斯季耶村斯捷潘·基里亚宁无固定职业的儿子因反苏活动被镇压，于是纵火焚烧揭发者：赤卫队区农机站拖拉机手佩尼奥宁家，烧毁房屋两间。斯捷潘·基里亚宁已抓获。

奥廖尔州，韦尔霍维耶地区戈德科夫斯基村苏维埃辖区内一片25公顷的森林被烧。纵火者是前富农伊利亚·波尼亚季赫，作案目的是破坏集体农庄森林及毗连的15公顷黑麦田。伊利亚·波尼亚季赫已被捕。
茹科夫区“社会主义黎明”集体农庄一座亚麻仓库被烧，经济损失2千卢布。纵火者是15岁集体农庄少年热鲁杰夫，受其父亲和另一庄员库利科夫指使实施犯罪。此二人已逮捕。
卡拉切夫地区霍波夫卡村生产合作社主席、勋章获得者卡尔塔舍夫家被烧。纵火嫌疑人是集体农庄庄员、前中农安德烈·卡卢任、米哈伊尔·卡卢任和德米特里·提塔索夫，因卡尔塔舍夫揭发了他们在集体农庄的罪行，曾威胁要杀死他。此三人全部被捕。
阿廖什科夫地区日利诺村的一场火灾焚毁了新收割的粮食，包括：66公顷黑麦、48公顷燕麦、19公顷大麦和15公顷三叶草。此外，一个脱粒棚、一台内燃机、两部脱粒机、两部簸谷机和一部亚麻收割机也受损。纵火嫌犯：住在被镇压亲戚家的司机恰佩利尼科夫、前富农科斯特里奇金和集体农庄庄员、反苏者卢卡申已被捕。侦查进行中。

斯大林格勒州，今年8月13日阿列克谢耶夫地区“伏龙芝”集体农庄牧场的45头奶牛突然同时发病，症状为体温下降、躁动不安、抽搐、呻吟和流涎。这些病牛中一头死亡，其余的在现场采用传统手段：灌喂牛奶得以救活。后对放牧区进行彻底检查，拾获一个包含不明粉末的报纸卷。现已查明，奶牛大规模发病系阿列克谢耶夫地区颠覆-破坏组织成员、兽医士维克多·索洛马京所为，他在放牧区抛撒砷酸钠粉末，导致畜群中毒。侦查进行中，索洛马京已被捕。

内务人民委员部第1局第9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少校加托夫

原苏联国安官员、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莫卓欣查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及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文件，得出1936-1946年苏联安全部门抓获各国“间谍”之人数统计。

其中，1936年共抓获3669名“间谍”，包括：意大利人1275、日本人1013、德国人596、拉脱维亚人129、芬兰人125、爱沙尼亚人66、英国人42、其他国家人423。

1937年共抓获93890人，增长25倍！员工在领导督促下努力工作取得更大成绩并不奇怪，但谁又能做出如此惊人的“突破”呢？具体来说，波兰人位居第一，高达45302名（相当于满员三个师），之后是日本人18341、德国人11868、拉脱维亚人7371、罗马尼亚人4031、芬兰人1658、希腊人1291、爱沙尼亚人1206、伊朗人135、英国人532、保加利亚人111、中国人15，其他国家人432。

1938年共抓获171149人，绝对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达到历史最高峰，比“平静的”1936年增加了46倍！波兰人再次蝉联“冠军”：56663，日本人34565、德国人27432，弹丸之国拉脱维亚也派出了“间谍师”：11490人，伊朗人5859、芬兰人5804、英国人5459、爱沙尼亚人5401、希腊人2171、保加利亚人1061、中国人2178（较去年翻了145倍）、其他国家人9273。

也就是说，1937-1938年即有26.5万余人因“间谍罪”被逮捕。

1939年苏联反情报工作业绩急速下滑，“仅”抓获2860人。波兰一如既往地“派遣间谍”赴苏自投罗网：600人，德国终于位居第二：159人，之后是拉脱维亚人63、罗马尼亚人53、芬兰人39、伊朗人30、法国人11、以及1个孤单的意大利人，其他国家527。

1940年数字再次翻番，显然安全部门总结去年经验教训，从失败中获得启示。共抓获4760人，波兰虽已沦陷，仍旧顽强派出976个“间谍”，之后是罗马尼亚人788、德国人587、日本人364、拉脱维亚人322、芬兰人218、英国人103、法国人24、意大利人2、其他国家1375！

1941年是苏联反情报很奇怪的一年，总共记录抓捕2800人，比战争爆发前显著下降。波兰人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第一名你恐怕无论如何想不到——阿富汗（908人）！德国人屈居第二：557、意大利人328、罗马尼亚人125、伊朗人75、芬兰人67，美国间谍被单独列出：39人、同样亡国的法国人81人、日本人15……但其他国家合计6450人，跟2800人总数不符，贝利亚的工作肯定在什么地方出了纰漏。

1942年开始把“间谍”和“叛徒”合并统计，其中“纯”敌方情报人员6869名，德国人占绝对多数：6087，日本人334、芬兰人37、罗马尼亚人34、伊朗人31、英国人18、波兰人17、其他国家人252。去年的冠军阿富汗去哪儿了？费解啊……

1943年抓获6787名，德国人6383、波兰人140、日本人85、土耳其人和罗马尼亚人27、英国人20、阿富汗人19、意大利人2、法国人1、其他国家人53。美国人空白——还不是因为《租借法案》。

1944年抓捕4419名，德国人3515、罗马尼亚人625、波兰人61（又来了！）、芬兰人45、英国人30、阿富汗人23、日本人19、意大利人6、美国人5、其他国家37。

1945年大战结束，反情报工作恢复平静，共抓获1842名，德国人1146、罗马尼亚人336、日本人67、芬兰人64、中国人63、英国人46、波兰人19、美国人17、阿富汗人9、土耳其人7、法国人4、意大利人1、其他国家50。

1946年抓捕4316名，德国人2616、日本人814、英国人288、美国人212（《租借法案》退出历史），波兰人照旧出现，可怎么还有1个梵蒂冈人呢？此外，“南朝鲜其他侦察机关”条目下也有34人。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导致巨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电厂主任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对此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被法院判处10年监禁。虽然他自己也遭受了核辐射，却幸运地活了下来。

说实话，布留哈诺夫是个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他1935年生于塔什干，1959年塔什干工学院毕业，进入安格连火电站工作，从普通操作员逐渐晋升为涡轮车间主任。1966年受邀到顿涅茨克州斯拉维扬斯克火电站上班，一路做到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

1969年末他被组织任命为正在施工的切尔诺贝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主任，次年初带领队伍开始建设普里皮亚季市。核电站运行投产后，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领导岗位上屡获政府奖章，多次当选为地区党代表或主席团成员，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

1986年事故发生，苏共中央政治局解除了布留哈诺夫的职务。8月份他赶回塔什干老家奔丧，原来母亲闻听儿子受处分的消息，心脏病发作亡故了。我们现在知道，对布留哈诺夫等六名被告的庭审就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本地文化宫内，包括：核电站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值班主任鲍里斯·罗戈日金、反应堆车间主任亚历山大·科瓦连科和国家能源监察委员会检查员尤里·劳什金。他们被指控触犯《刑法》第220条：非法处理核材料或放射性物质。

尽管布留哈诺夫曾表示自己“不知道”爆炸发生当晚进行的任何测试，但许多人相信这纯属推卸责任，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责任问题值得商榷。总之，1988年7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决布留哈诺夫10年监禁。

布留哈诺夫进入卢甘斯克州的劳改营服刑，在那里继续从事“老本行”——烧锅炉。1991年9月提前释放。之后曾短暂担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技术部门负责人，1992年8月移居基辅，到乌克兰外贸部工作。由于他参与了核事故后果清理，虽然受辐射剂量相对较低，但随着年纪增长，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辞职回家。前后经历了中风、失明，沦为二级残疾，几乎不离开基辅的住宅。

布留哈诺夫老伴瓦莲京娜·米哈伊洛芙娜以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高级工程师，早已退休。儿子奥列格是基辅第六火电站工程师，女儿莉莉娅在赫尔松当儿科医生。

2021年10月13日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基辅逝世。

1987年2月23日深夜，列宁格勒市“莫斯科”火车站远端站台驶来了№ 934次邮件/行李列车，其中包括一节囚车。该车厢由8名内卫部队军人看守：队长皮利片科准尉、副队长谢苗诺夫上士和列兵萨卡拉乌斯卡斯、涅恰耶夫、加马罗夫、西尼茨基、曼乎罗夫、加陶林（炊事员）。另有一位平民：列车员米哈伊尔·达什基耶夫和他们同行。出发时车厢载着大量服刑犯，现在任务完成返回，只有这9个人而已。当列车停稳，车站职员注意到囚车没开灯也没人下来，于是入内查看，赫然发现8具尸体！死在警卫隔间的是：谢苗诺夫、涅恰耶夫、加马罗夫、西尼茨基、曼乎罗夫、加陶林和达什基耶夫，身上盖着浸满污血的床垫，皮利片科单独倒在厨房——全部死于枪击。列兵萨卡拉乌斯卡斯不见踪影，武器柜内原有8支马卡洛夫手枪，现遗失5支手枪和5个弹匣。

西北内务局交通案件部门立即展开侦查，重点怀疑萨卡拉乌斯卡斯持枪打死8人，很可能从巴巴耶沃站（倒数第二站）下车逃离。

阿尔图拉斯·阿道福维奇·萨卡拉乌斯卡斯是立陶宛人，1986年6月应征入伍。其父阿道法斯在科研所车间工作，其母奥莉嘉是统计局小领导。

据案件侦查材料显示，萨卡拉乌斯卡斯长期遭受战友霸凌、虐待。涅恰耶夫喜欢把一碗热汤放在他头顶，强迫他用脚趾夹着点燃的火柴棍。炊事员加陶林经常往萨卡拉乌斯卡斯的饭菜里放大量盐和沙土，让他吃不成。副队长谢苗诺夫上士把他的头摁进抽水马桶、强迫他值班10小时不准睡觉，还曾把萨卡拉乌斯卡斯的耳朵撕裂。

预计抵达列宁格勒终点站前一日（2月23日），加马罗夫和曼乎罗夫袭击了萨卡拉乌斯卡斯，意图鸡奸。他俩控制住萨卡拉乌斯卡斯，拉下他的军裤露出臀部，曼乎罗夫在身前抓抱，加马罗夫在身后打算奸入，但因早泄未遂。萨卡拉乌斯卡斯自称这时失去意识，直到加马罗夫和曼乎罗夫用火柴烧他皮肤痛醒。二人威胁要让全车厢的人都来鸡奸他，随后离开。萨卡拉乌斯卡斯脱下弄脏的内裤扔出窗外（后被侦查人员寻获，检出曼乎罗夫的精斑），简单擦洗，换上新内裤和军服。

之后萨卡拉乌斯卡斯走到车厢走廊，见皮利片科正在队长隔间睡觉，门未关，存枪的金属武器柜未上锁。这时加马罗夫、加陶林、西尼茨基、曼乎罗夫和达什基耶夫在警卫隔间打牌，谢苗诺夫和涅恰耶夫则在车厢二层行李舱。趁着无人看守武器柜，萨卡拉乌斯卡斯取出两支手枪、两个弹匣，进厕所装弹完毕，两手各持一支枪前往警卫隔间。经过队长隔间时担心皮利片科准尉突然醒来从背后袭击，于是向其头部开一枪（未杀死）。接着站在警卫隔间门口持续射击直到打空弹匣，加陶林头部中三弹当场死亡。萨卡拉乌斯卡斯丢下一支空枪，回队长隔间又取出三支手枪重新上膛，返回警卫隔间。幸存者关闭并堵住了门，萨卡拉乌斯卡斯朝门板及斜上方多次开枪，子弹穿过天花板击中行李舱内二人，涅恰耶夫头部中三弹死亡，谢苗诺夫后脑中一弹、胸部中两弹死亡。萨卡拉乌斯卡斯拉开门继续射击。这时受伤的皮利片科准尉恢复意识跑出隔间，萨卡拉乌斯卡斯朝他开多枪击中，继续挣扎着往厨房跑，萨卡拉乌斯卡斯边追边射，仍未杀死，终于爬进厨房躲避。因子弹再次打完，萨卡拉乌斯卡斯扔下空枪到队长隔间拿两支手枪，击毙警卫隔间一息尚存者。皮利片科失血过多很快咽气。

萨卡拉乌斯卡斯总共打了46枪，其中33枪命中战友、18颗子弹造成致命伤。当确定8人全部死亡后，萨卡拉乌斯卡斯把行李舱两具尸体拖进警卫隔间，摘下列车员达什基耶夫的腕表，用床垫遮盖他们，到队长隔间换穿皮利片科的军官制服，拿走他储物箱的个人物品和现金。然后进厨房搜刮食物，将5支手枪藏入食品箱，把自己的列兵制服塞进炉膛烧毁，未移动皮利片科尸体。下午16:35列车停靠巴巴耶沃站，萨卡拉乌斯卡斯拎着手提箱下车。之后几天在城内四处找地方过夜，还偷了一户老妇人家的羽绒服、兔毛帽和裤子换穿。

萨卡拉乌斯卡斯进入列宁格勒，在门洞和废弃建筑顶楼躲藏两晚，意识到自己处境艰难，公开活动十分危险。几十个侦查小组和200多名列宁格勒卫戍部队官兵四处搜捕，通缉照片贴满公共场所。他在俄罗斯无亲戚朋友，很可能潜逃回家，所以机场和火车站也加强了巡逻。由于不知该怎么办，萨卡拉乌斯卡斯坐公交车在市内漫无目的穿行，最终被47路（驶往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的一名女乘客认出并报警。萨卡拉乌斯卡斯被捕时表现平静，未做任何抵抗，带至警局后被要求交出随身物品，这才掏出两支满弹的马卡洛夫手枪。

审讯期间萨卡拉乌斯卡斯做了大量口供，详细描述霸凌、鸡奸未遂及开枪杀人之全过程。他表示自己遭虐待6个月，基本都发生在押解任务期间，许多囚犯唆使军人行为残暴。他曾打报告请求调换单位，却招致更过分的虐待。为核实他的话，侦查人员不得不辗转多个劳改单位寻找知情囚犯。这些人全部接受了审讯，他们的证词表明萨卡拉乌斯卡斯所言非虚，所以被纳入侦查案卷。综合上述，列车员米哈伊尔·达什基耶夫是唯一没碰过萨卡拉乌斯卡斯的人，选择袖手旁观。皮利片科准尉则持默许态度，从未介入。

随着调查进行，羁押中的萨卡拉乌斯卡斯表现出反应性精神障碍。他起先在莫斯科市“水兵寂静”拘留所待了一段时间，决定移送列宁格勒“克雷斯蒂”拘留所，但因为某种原因耽搁一个月，到列宁格勒后心理状态明显恶化。1989年某位有经验的列宁格勒精神病学家对萨卡拉乌斯卡斯进行测试，宣布他精神失常，但谢尔布斯基精神病研究所的专家却认为他完全正常。随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结论是：案发时萨卡拉乌斯卡斯“处于精神扭曲的深度心理危机状态”。

1990年萨卡拉乌斯卡斯枪杀战友案开审，被告本人却在精神病院无法出庭。其律师尤斯季纳斯·亚历山德拉维奇尤斯声称被辩护人在“水兵寂静”拘留所遭强行注射烈性精神类药物，摧毁了他的心智（据称这是军队领导层终结敏感案件的简单粗暴办法：让萨卡拉乌斯卡斯看起来像个精神错乱的疯子杀手）。结果萨卡拉乌斯卡斯未被定罪，只对他所在的部队做出了判决。

本案进行期间，萨卡拉乌斯卡斯的父母（阿道法斯和奥莉嘉）被评定为二级残废。

1990年3月15日对萨卡拉乌斯卡斯进行第二次检查，结论是患有“持续发展的慢性精神病”。

次年苏联解体，萨卡拉乌斯卡斯的祖国立陶宛成为主权国家。同情者在维尔纽斯主教座堂广场征集了数十万个签名进行声援支持。由于几年来治疗无显著效果，俄罗斯将萨卡拉乌斯卡斯移交立陶宛，在一所精神病院又隔离治疗了5年。

关于阿尔图拉斯·萨卡拉乌斯卡斯之后的情况有着各种说法。有的说他成功缓解了精神症状，再度融入社会，跟老婆、孩子生活在盖祖奈村。相反说法则称仍然在精神病院。

纪录片《砖红之旗》导演曾透露，他联系上萨卡拉乌斯卡斯时，后者自称“是外星人，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宏大实验的一部分”。

立陶宛当地一家报纸2003年报道，他们从消息来源得知萨卡拉乌斯卡斯正低调躲藏，以防来自“盛行复仇之国”的被害者亲属和朋友找到。

延伸阅读：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1980年12月26日，莫斯科“日丹诺夫”地铁站（维欣诺站）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最终导致苏联政府实权人物之一：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下台。

俄罗斯大地几百年来从无政治公开化的传统，重大事项一贯在幕后暗箱决定——过去是皇帝、后来是总书记。1970-1980年代之交，苏联的政治生活在外界看来似乎安定平静：老迈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继续指挥国家朝着发达社会主义缓慢前进。但只有“内部人”才知道，一场争夺“勃列日涅夫遗产”的风暴正酝酿中。

两大安全部门首长——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在苏联政府体系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无疑地位更高、权柄更大，但晓洛科夫也有独特优势：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几十年友谊，使他能够大大扩张本部门触角。

安德罗波夫和晓洛科夫都明白，勃列日涅夫一旦咽气，他俩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山绝容不下二虎。同时，两人长期以隐蔽手段暗中较劲，因为如果公开斗争，很容易使自己背上“破坏苏联社会稳定”的骂名，落入过早失败的境地。但谁也没料到，1980年12月底莫斯科东南郊发生的一起案件竟成了事情转折点……

1980年12月26日，40岁的克格勃第8总局（通信机要局）少校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已经请了一星期的病假，这天正要去机关门诊部看病，顺便召集好友参加生日聚会。尽管妻子曾告诫说不要庆祝40岁生日，否则不吉利，但少校不是那种迷信的人，承诺最晚十点回家。

晚九点生日聚会顺利结束，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和朋友们坐地铁各回各家。少校随身携带丰富寿礼：一根烟熏香肠、大马哈鱼罐头、保加利亚番茄罐头、一瓶伏特加和一瓶白兰地，以及他买给女儿的礼物：南斯拉夫凉鞋。

然而阿法纳西耶夫始终没到家。12月27日上午克格勃值班人员接紧急通知，今晨8:20左右在莫斯科郊外通往贝科沃机场公路边发现遍体鳞伤、昏迷不醒的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该人无任何证件随身，通过衣兜内的病历单得知其克格勃少校身份，救护车就近送往柳别尔齐市中心医院抢救。

需要指出的是，阿法纳西耶夫被路人发现的地点距离克格勃员工别墅区——佩霍尔卡村不远。当时身边没什么物证，只有一个烟头、类似血迹的褐色污渍和一支断裂钢笔，后来在15公里外的热列兹诺多罗日内市火车站寻获少校的工作证。

由于这是克格勃第8总局今年失踪的第二位工作人员（第一位是秘密潜逃美国的维克多·舍伊莫夫，当时怀疑全家遇害），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听取情况汇报，命令调集精干国安人员查清真相。12月29日警方材料统一汇总到克格勃侦查部门。

人们起初希望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亲口讲述当晚遭遇，但他终究未能脱离昏迷，1981年1月1日死亡。

克格勃调查人员把同事的亡故当成一项亟需攻克的挑战，设法还原了12月26日案发当晚细节：参加生日聚会的朋友说阿法纳西耶夫喝了200克伏特加。由于酒精作用及本身疾病，身穿便衣的少校在地铁车厢睡过站，直到停靠“日丹诺夫”总站才被查票员唤醒。那个年代，地铁醉汉不会受到什么友好待遇。查票员认为此人神志不清，便将其交给总站警局值班警员。地铁司机证实他曾帮忙把阿法纳西耶夫的随身物品搬至警局内。另外，醒酒所救护队例行到“日丹诺夫”站接走被扣留醉汉的时候也曾见过阿法纳西耶夫，但警察不知何故未将他移交。

显然，苏联内务部“日丹诺夫”地铁站警察分局同克格勃少校的死关系密切。调查人员讯问12月26日值班警员，发现供述混乱、回答模糊，怀疑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其中一名警察持有阿法纳西耶夫的笔记本，上面清楚显示姓名、职衔和克格勃工作电话号码。

经过一番努力，这些警察终于供认实情。原来，当晚三名值班警察：尼古拉·洛巴诺夫、尼古拉·拉索欣、亚历山大·波波夫严重醉酒，认为携带美食和两瓶酒的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是个“绝佳猎物”。三人遂以“检查”为借口把阿法纳西耶夫强行推拽入办公室，尽管有确凿证据证明后者多次高喊自己是克格勃少校并出示证件，但三人并未理会——虽然他们明知法律禁止以任何理由扣留克格勃军官。警察揍了阿法纳西耶夫一顿，把他扔出走廊，继续饮酒。

换作其他人，完全可以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离，等第二天再算账。但“别过四十生日”的告诫仿佛成了某种诅咒。走廊没有通往出口的指示牌，少校转了一圈又折回警局办公室，大叫：“你们要为一切负责！”

仨警察扑上去暴打，阿法纳西耶夫后脑两次撞墙，倒地昏迷。三人这才去找他们的局长鲍里斯·巴雷舍夫。巴雷舍夫迅速赶至，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警察扣押、袭击、抢劫克格勃军官属于严重犯罪，遂决定用伪装抢劫杀人的办法摆脱此事。奄奄一息的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被塞进巴雷舍夫的ГАЗ-24小车运出城，遗弃在克格勃员工别墅区外的叶戈里耶夫斯科耶公路边。巴雷舍夫指挥拉索欣和波波夫扒下阿法纳西耶夫外衣，又继续踢打他多次才离开。

调查至此，案件基本告破。但获知内情的不仅安德罗波夫一人，晓洛科夫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掩盖此事。熟稔克里姆林宫阴谋手段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判断这种情况下不宜硬碰硬，1981年1月12日他约见苏联总检察长亚历山大·列昆科夫，随后“日丹诺夫地铁站杀人案”被移交苏联总检察院。

总检察院委派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负责联合调查小组（其中还包括莫斯科州执委会的人），克格勃暗中进行保护。据卡利尼琴科透露，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内务部各种压力，以至于克格勃第7局的“阿尔法”特种部队派兵保护他和家人长达两年！并且，案件嫌疑人不是像通常那样羁押在内务部看守所，而是关在克格勃自己的“列福尔托沃”监狱。

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很清楚，尤里·安德罗波夫不会放过借阿法纳西耶夫少校遇害案葬送自己仕途的大好机会，却无力阻止。被拘留的警察眼见内务系统保不住他们，所作所为又面临死刑，索性全数招供之前造的各种孽：这帮家伙竟然涉及约40起针对公民的刑事犯罪，长期掠夺、殴打醉酒或未醉酒乘客。洛巴诺夫还曾在家杀人分尸、抛尸（该案当时未破）。他们自信能够永远逍遥法外，因为背后站着巴雷舍夫少校，少校后面站着他的上级，上级又有上级……直到晓洛科夫部长，此公管理内务部的信条是“不抛弃自己人”。

被抓警察甚至承认“谋害了”克格勃失踪少校维克多·舍伊莫夫及妻女，事后证明纯属胡言。

结果，位于“日丹诺夫”地铁站的第5警察分局全体人员被解雇，其他线路分局的几百个人也遭遇同样命运。

1982年7月21日，警察杀害克格勃少校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案宣判：局长鲍里斯·巴雷舍夫、警员尼古拉·拉索欣、尼古拉·洛巴诺夫和亚历山大·波波夫死刑，警员尼古拉·沃祖利亚13年监禁，阿列克谢·捷雷舍夫和维亚切斯拉夫·皮克萨耶夫分别10年监禁，亚历山大·萨拉托夫5年监禁。

这还没完。总检察院在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下开始对莫斯科警察局所有部门进行全面检查，80多名内务部官员因严重犯罪及窝藏包庇被判刑。后来针对警察机构的“大清洗”波及数百、数千人。

尼古拉·晓洛科夫身为国家精英的威信化为乌有。但安德罗波夫岂肯就此罢手，他在严格审查的前提下允许报刊发表有关调查和审判内务部官员的信息。这对当年的苏联民众犹如晴天霹雳，和善友好、随时准备伸出援手的“警察叔叔”形象从此崩塌。莫斯科周边流言四起，说地铁站遍布被抢、被杀的市民尸体，地铁民警则像麻风病人一样被大家避之不及。

1982年11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尤里·安德罗波夫接班成为新任总书记。12月17日尼古拉·晓洛科夫被免去苏联内务部部长职位，开始对他十六年来领导内务部的工作进行调查，很快发现许多滥权行为。1983年2月晓洛科夫之妻斯韦特兰娜自杀身亡。1984年2月尤里·安德罗波夫逝世，但这无法改变晓洛科夫的既定命运——1983年6月15日逐出中央委员会，11月16日剥夺大将衔，12月7日开除党籍，12月1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收回他除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军功章之外的全部国家奖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次日（12月13日）尼古拉·晓洛科夫在别墅用猎枪射击头部自杀，“脑组织四溅”。死前三天致信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表示“没违反法律，没背叛党的路线，没拿国家任何东西”，请求保护自己儿女免遭迫害。他被葬在莫斯科瓦甘科沃公墓。

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工人出身，参加过卫国战争，担任苏联内务部长期间为提高苏联警察勤务效率、改善苏联内务部人员社会地位和权威做了不少工作。但他同时也在内务部系统内创造了有罪不罚、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催生出几十甚至上百个“肩章恶棍”。丑陋内幕总有暴露之时。1980年12月26日不仅对克格勃少校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是个致命的日子，对尼古拉·晓洛科夫大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延伸阅读:

“解冻”时期举报警察滥权的群众来信

亚历山大·阿纳托利耶维奇·什莫诺夫1952年生于列宁格勒，童年家庭幸福。参军退伍后进入科尔皮诺市国营伊若拉工厂当钳工，平日和妻子、女儿住公共宿舍。

据报道，此人1978年曾被列宁格勒精神病医院诊断患精神分裂症，1981年计划刺杀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因其自然死亡，未实施。1980年代后期什莫诺夫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政治观点愈发激进，认为现任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应该对1989年4月9日镇压第比利斯群众集会和1990年1月20日镇压巴库群众集会负责，必须将之从肉体上消灭，以保证民主选举总统。另有说法称，亚历山大·什莫诺夫早在1987年就打算刺杀戈尔巴乔夫，多次秘密张贴打字传单，号召镇压党政领导人。

总之，为实施刺杀计划，什莫诺夫花900卢布合法购买（有警方颁发的许可证）一杆德国双筒猎枪，锯短枪管、磨平准星，反复练习12秒内从长外套下抽枪射击——他认为警察来不及在如此短时间内做出反应。起初决定1990年5月1日行刺，后延期。11月5日什莫诺夫前往莫斯科，11月7日上午给猎枪装填自制大威力子弹，自己粘假胡子、戴假发伪装。为躲过金属探测器搜查，他往外套上缝了一块橡胶垫，又在枪身贴一张纸，写着：“巩固国家！”，让枪看起来像标语牌。最后，裤兜内装遗书，曰：“万一我死了，是因为我想消灭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

什莫诺夫事后供称：如果第一枪顺利命中戈尔巴乔夫，就用第二发子弹打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中午11:09，什莫诺夫混进游行群众，缓缓接近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站立的列宁墓看台。由于他藏身拿鲜花、举标语的游行队伍中，警察和克格勃军官都没起疑。当距离列宁墓约47米时，什莫诺夫抽出猎枪瞄准戈尔巴乔夫头部扣动扳机。警察上士安德烈·梅利尼科夫在最后一刻紧急抓住枪管往上推，两颗子弹一颗飞向天空，另一颗击中“古姆”外墙。现场的克格勃第九局军官迅速支援，什莫诺夫被捆绑带走。

据说现场电视直播11:10被掐断，插播古典音乐会，11:25恢复。当晚的《时代》节目报道：“有人在古姆附近红场举行的游行活动上开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处表示，一名列宁格勒市民持猎枪向天射击两次后被拘留。无人员伤亡。正在进行调查……”

后来专家们肯定地表示，锯短枪管发射的子弹不可能击穿总书记西装下面的防弹背心，除非命中头部。而什莫诺夫自言服役时枪法很好，只是红场上他没法仔细瞄准……

亚历山大·什莫诺夫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坚称神智清醒、脑子没病，却也表示不会再进行恐怖活动，因为“反正现在人民自己会把戈尔巴乔夫选下去”。最终他被判定精神异常，送精神病院治疗4年，此期间妻子跟他离婚，带走女儿。出院后又被评为“二级残废”，干了1年左右的水暖工，攒钱创办一家名叫“一吨黄金”的建筑维修公司，当起了小老板，好像经营不顺。数年后什莫诺夫热心参与社会活动，1998年出版小书，题为《我如何以及为何要射杀极权主义国家头目М.戈尔巴乔夫》。1999年试图在圣彼得堡竞选国家杜马代表，但被地方选举委员会拒绝登记——尽管他收集了许多支持签名。此路不通，什莫诺夫摇身变成人权捍卫者，组织发起6次社会政治活动，积极保护那些被精神病医生“迫害”的人，呼吁停止对未犯罪者进行非自愿的精神病治疗。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相信什莫诺夫当真打算取他性命，甚至说：“我认为此次图谋不过是精心策划的表演，由于当时国内群情沸腾，局势紧张，有些人就觉得应该吓唬吓唬总书记。所以我压根没怎么重视这件事。自始至终就是情报机关和克格勃上演的独角戏。”

苏联众多体育冠军之中，奥列格·科罗塔耶夫是少数几位坐过牢的之一，入狱原因是七十年代在餐馆跟人打架。如果寻常斗殴，考虑到他的“身份”，警察多半从轻发落，但这一次挨揍的偏偏不是“寻常人”，而是现任内务部长之子！勃列日涅夫统治末年发生在莫斯科的这起小闹剧当时知之者甚少，今天的我们正好借此一窥苏联权贵阶级习气。

话说1976年初，年仅27岁的三次苏联拳击冠军、欧洲拳击冠军、世界拳击冠军，绰号“俄国坦克”的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尽情挥霍自己打比赛赚来的名誉和奖金。他流连于莫斯科各家餐馆、酒店，经常卷入冲突。同时代的人普遍认为他脾气火爆，一位朋友回忆道：“奥列格生性强硬，相当自负自傲，从不肯轻易对人低头。”

某一天，科罗塔耶夫到“罗斯”餐馆（或曰“童话”餐馆）消费，命运让这位拳击冠军跟另一位不好惹的人——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儿子伊戈尔相遇。伊戈尔年轻时在共青团系统干过，认识许多苏联干部子女。而位于市郊萨尔特科夫卡的“罗斯”餐馆是三教九流最爱光顾的地方，什么纨绔子弟、运动健将、演员艺人甚至强盗匪徒都混迹其中。

目前仍不知道引起冲突的具体原因，但醉汉们动手还需要理由吗？目击者描述：伊戈尔·晓洛科夫抓起装水的长颈玻璃瓶“跳到”科罗塔耶夫身上，结果以悲剧收场——用体育术语来说，内务部长儿子被“击倒”了，住院两个月。

次日，警察前往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家中将其逮捕。值得一提的是，此君根本没料到警察会来找他，甚至没打算低调躲藏。就在被捕前几小时他刚又打完一架，在“华沙”酒店餐厅（或曰电梯间）暴揍并抢劫一名西德商人，原因是不喜欢这个老外跟他“抢”妓女。此事件成了逮捕的正式理由。

搜查过程中，警察在拳击冠军身上发现大麻制剂（尽管朋友们坚称科罗塔耶夫从不吸食麻醉品）。又在他家搜出美国警察赠送的“柯尔特”手枪子弹，定性为“弹药”，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亲手颁发的奖品砍刀，定性为“冷兵器”。

虽然内务部长晓洛科夫暗中施加压力，但科罗塔耶夫头顶也有“保护伞”，所以这起治安案件起初被捂了起来。岂料1976年2月苏共二十五大召开期间，一封当众宣读的匿名举报信迫使调查重启。3月份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后一次登台比赛（惜败），随即被关进看守所。昔日的拳击冠军因致他人重伤、持有武器和毒品的罪名出庭受审。许多人相信这些纯属构陷、栽赃。总之，1977年法院判处科罗塔耶夫5年监禁（一说8年）。

八十年代初奥列格出狱，从此体育界再无这号人物，黑道上经常出现他的身影。1983年再次因流氓行为和致人重伤入狱，之后逐渐结识各路“老大”，黑、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换车如同换手套。1992年去美国避风头当旅游公司副总，二婚。1994年1月12日在纽约布莱顿海滩（俄裔聚居区）头部中枪身亡，享年44岁。刺客一直没找到，传言或称“俄罗斯黑手党”所为，或称普通仇杀。棺材运回莫斯科，下葬瓦甘科沃公墓，几百人——包括运动员、犯罪头目和律贼等——专程到场送别。

至于那位打架败北的伊戈尔·晓洛科夫，在高官父亲被撤职、开除党籍并开枪自杀后变得寂寂无闻。再后来苏联解体，他又因为是另一位“丑名官二代”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的密友重新受到媒体关注。

巧合（或讽刺）的是，前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同样葬在瓦甘科沃公墓。此二鬼若泉下有知，不知将如何“相处”？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命令提高酒类产量、增加饮酒场所数量。1950年代初苏联侦查机关发现，古比雪夫私酒贩子田吉兹·阿拉比泽利用管理当地酒厂之便，靠制造私酒赚取数十万卢布。他将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输送给远在莫斯科的“保护伞”——葡萄酒酿造业总局副局长尼古拉·米尔卓扬茨。

当时参与调查这起大案的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官员费奥多尔·涅夫佐罗夫和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ОБХСС)的同事，他们讲述了国家干部尼古拉·米尔卓扬茨怎样把巨大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由于他可以任命苏联任何一家葡萄酒厂的负责人，所以获得这桩美差者自然要好好孝敬米尔卓扬茨。

通常而言，从格鲁吉亚出来的人都挺有钱。国安部门老同志主办的《克格勃信息》杂志曾报道说，米尔卓扬茨手下最大的“孝子贤孙”叫田吉兹·阿拉比泽，以前当过第比利斯浴池-洗衣店联合企业的领导，在某个公共浴室秘密开设妓院，获利20万卢布，对于交“保护费”一类规矩并不陌生。他为了当上新成立的古比雪夫葡萄酒厂经理，向米尔卓扬茨行贿17万卢布。

阿拉比泽和喽啰们的赚钱计划其实不复杂：从格鲁吉亚采购桶装酿酒原料，其浓缩物所含糖分和酒精高出国家规定值，所以稀释装瓶量也就比计划多1.5倍。由于玻璃瓶不够用，他们在酒厂附近开设空瓶回收点，每个5戈比，吸引了整个古比雪夫的市民来排长队卖瓶子。

而且阿拉比泽销售私酒的路子也很宽：无论单位食堂、餐厅或商店，凡卖酒的地方，打点打点就能谈成。ОБХСС侦查发现，阿拉比泽的酒厂一年灌装了3.5万瓶（约25吨）计划外私酒，还都是缺斤少两、兑水、兑劣质酒精的。瓶身标签用一台偷来的印刷机印制。每个月犯罪收入几万卢布。

那么，这帮家伙究竟是如何露馅的呢？原来，1950年初费奥多尔·涅夫佐罗夫受上级指派，调查几名从苏联各地来莫斯科活动的旅客。他们行为举止十分可疑，长期住宾馆不说，还经常进出高级餐厅大吃大喝。ОБХСС的线人反映，这些外地客涉及葡萄酒生意。他们某次醉酒后因琐事与人吵闹斗殴，最终招致警察干预。

涅夫佐罗夫经过一番工作，认为事情并不简单。他察觉这几位阔绰生意人跟米尔卓扬茨有联系，从而逐渐揭开了葡萄酒企业阴谋集团的秘密。此阴谋集团不光在古比雪夫，还在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有同伙，因为上述地方都有葡萄酒或其他酒类的原料厂。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派员到古比雪夫秘密调查，酒厂工人透露：格鲁吉亚来的原料居然一点就着（曾不慎把燃烧的火柴棒掉进酒杯）——“我干这行好多年了，从没见过这种事，跟纯酒精似的！”——于是打开容量为500升的木桶取样化验，糖和酒精浓度果然是规定值的两倍。

田吉兹·阿拉比泽犯罪集团共16人被迅速逮捕。他在格鲁吉亚的供应商先于涅夫佐罗夫抵达国营农场之前携款潜逃，对该国营农场进行盘点，发现库存浓缩原料大量亏空。

田吉兹·阿拉比泽团伙后来的命运我们目前知之甚少，就连他们的刑期也不清楚。至于保护伞尼古拉·米尔卓扬茨，侦查机关在其寓所（一说在情妇寓所）搜出一百万卢布现金，1952年判处10年监禁。

此案告破并未能终结苏联境内的私酒、假酒制造，勃列日涅夫时代及苏联晚期这种事情又多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