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18日，当地时间上午九点多（莫斯科时间凌晨三点多），赤塔市郊约100千米地方的伐木场工人正在作业。忽听天空一声巨响，本能地抬头观望，赫然看见飞机碎片和人体从空中四散坠落。这一幕令他们终生难忘……

与此同时，赤塔机场调度员正用颤抖的手指打电话报告：苏联民航109航班在雷达屏幕上突然消失！他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因为数分钟前刚刚收到飞机遭劫持的消息。

遭劫持的Tu-104A客机尾号42379，前一天18:12从莫斯科起飞，目的地是赤塔。途中降落三次，一切都很平静。第三次降落在伊尔库茨克机场后，轮班机组成员登机继续飞往赤塔。机上共81人，包括9名机组成员及4名儿童。该型号飞机原本只有70个座位，经过改造可容纳85位乘客。当时这架飞机已飞行了19329小时、8841次起降。

当飞机进入赤塔航空管制区，调度员允许飞行员下降至3900米高度。然而短短四分钟后（莫斯科时间03:36），机载无线电连续三次发出遇险代码，接着飞行员告知调度员：客舱内有人要求改变航线，机组将维持在6500米高度。正当调度员向上级汇报情况时，再次传来遇险代码，意味着情势陡然加剧，之后Tu-104的雷达光点化为“云雾状”，随即消失……

一个半小时后，搜索直升机在赤塔以西97千米处发现飞机残骸散落10千米范围内。这表示飞机空中爆炸解体，不可能有人生还。随后赶至的搜救人员从地面和树顶收殓了乘客和机组成员尸体。

伐木工人的目击证词也确认飞机凌空发生爆炸。事故原因直接指向恐怖袭击。

1970年10月布拉金斯卡兹父子成功劫持一架An-24客机飞往土耳其，空姐娜杰日达·库尔琴科遇害，导致苏联修改民航安全条例。三年后再次发生类似案件，且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政府感觉难以向人民解释，于是严密封锁消息。结果多年后传出流言，称109航班遭到军机或防空导弹射击坠毁。这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即使当局决定击落即将跨越国境的被劫持航班，也无法在警报发出几分钟内“火速完成”。

1970年布拉金斯卡兹案发生后，政府秘密规定：沿国境线飞行的航班必须有内务部或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便衣官员随行。5月18日随行109航班的是警察少尉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地面搜索过程中发现他的配枪，弹匣少了两颗子弹。

死亡乘客中有一男子，后背左下肋骨区域有两个弹孔，查明其身份是1941年出生的成吉斯·尤努斯-奥格雷·勒扎耶夫。难道他就是恐怖分子，所以警察向他开枪吗？或者，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瞄准别人，却不幸误伤成吉斯·勒扎耶夫？

侦查人员进入勒扎耶夫的住所搜查，很快确认他就是恐怖分子。房间内起获爆炸装置和松发引信——也就是按下后必须保持按压，否则引爆。尚不清楚勒扎耶夫带上飞机的炸弹是否采用了松发引信。随着调查深入，劫机者动机逐渐明朗。成吉斯·勒扎耶夫生于基洛瓦巴德（今阿塞拜疆国占贾市），毕业于第比利斯，梦想成为外交官。为此他曾到莫斯科报考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可惜未被录取，因其包括俄语在内的语言能力较弱。

勒扎耶夫考学失败，应征入伍当工兵，退役后靠着某种差事为生，但始终未放弃自己的外交梦。勒扎耶夫的一位熟人表示：劫机发生一周前他忽然谈起要移居中国。熟人听闻这话一笑置之，毕竟大家早就习惯了成吉斯的古怪行为。万万没想到勒扎耶夫当真买了109航班的机票，手里拿着一包东西从伊尔库斯克登机落座。抵达赤塔前夕他叫来空姐，表示自己有炸弹，命令改变航线。

专家还原现场情况认为，空姐将劫机消息告知机组人员，很可能也悄悄通知了警察。或者，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目睹或听到勒扎耶夫的企图，职责要求他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制服罪犯。然而机上警察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能开枪。叶日科夫极大可能去抢夺炸弹，却被甩脱，勒扎耶夫跑向驾驶舱，叶日科夫追击并开枪。法医鉴定子弹打中勒扎耶夫的致命部位，但他死前启动了相当于6千克TNT的爆炸物，飞机解体碎裂。

勒扎耶夫当过工兵，技能足以自制炸弹。至于炸药的来源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推测是从无名氏地质学家手里非法购买的。如果系其他来源获取，那么很多官员就要有大麻烦了。

总之，109航班空难造成80人死亡（不包括劫机者），事故原因被确定为一名有精神问题的恐怖分子单独行动导致。但我们无法确认或排除勒扎耶夫有无同伙协助。

部分遇难者亲属获知情况后，将全部责任归咎到警察身上。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时年22岁，当天上飞机是帮同事替班。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很会画画，希望有朝一日改行当新闻记者，经常给当地报纸写杂文。熟悉叶日科夫的人确信他一定会开枪，因为那种电光火石的瞬间无从选择。

109航班空难调查结束后，苏联政府再次修订民航安全条例。实践证明内务部或克格勃官员武装护送民航飞机的做法过于冒险，应当着重加强对乘客与行李的安全检查。

至今在赤塔郊外难以接近的土地上，仍遗留有部分飞机残骸，提醒今天的人们勿忘1973年5月发生的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劫机悲剧。

延伸阅读：

1988年基辅炸机未遂案

伏努科沃机场三机坠毁事故

1970年代伏尔加格勒，商店货架上食品非常紧俏——尽管仓库里香肠、牛奶和黄油堆成小山。怨气冲冲的群众纷纷致信党中央反映情况，检举企业不把食品投放市场，大部分都直接装车运走了。然而这些检举信统统被内务局首长康斯坦丁·伊万诺夫截留，或者丢进废纸篓，或者回信称：“情况无法证实”。

关于此人，让我们从头说起。1942年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十七岁青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以工人分遣队的身份参加保卫战。1943年他入伍成为坦克兵，在布拉格迎来德国投降。服役期间康斯坦丁屡受嘉奖，1950年复员回家，直接分配到警察部门。后来毕业于苏联首批成立的警校之一：伏尔加格勒高级警察学校。

斯大林死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大规模清退老干部、启用年轻有为的新人。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借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1960年出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1969年掌管伏尔加格勒州内务局，官拜警察少将。

自从1960年升官开始，康斯坦丁就逐渐在“黑白两道”平行发展。伏尔加格勒警察学校经常举办先锋模范讲习班，热衷出席的不仅有内务部大员、州党委领导，甚至还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原因很简单：公事结束后一定有盛大招待会，美酒佳肴摆满餐桌，由企业负责人直接配送。

所以自从1970年代初，伏尔加格勒国营商店的货架就开始空了。虽然本市有肉联厂、甜酒厂和糖果点心厂，但此类产品普通人几乎买不到。后来就连基本必需品也从商店消失，但在“某些市场”却十分充足。

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于，所谓“偷拿公物者”数量惊人，他们依靠工作上的便利，蚂蚁搬家似的从工厂往外偷运食品。客观地讲，苏联时代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企业职工零星私占、倒卖公物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在伏尔加格勒，内务局头子包庇下形成的“食品黑帮”分工明确，每个人在盗窃犯罪行动中都有固定角色安排。

早在担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期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就已明示、暗示企业负责人建立一种“互惠关系”。他保证属下警察不追究挪用社会主义财产的罪行，并持续收受稀缺物资作为回报。当他升任内务局首长后，“食物贡品”之外又增加了现金孝敬，“上贡”的人把钱塞进信封，藏到硕大的食品篮里送给他。

这一完整犯罪链条包含数百人：警局长官、企业领导、车间主任、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以及党委干部。本来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及同伙相信官官相护必然万无一失，却未料1986年东窗事发，这桩史无前例的巨大丑闻被揭发出来。

此前苏联从未公开审理将官级别的疑犯，他们会被逮捕、刑讯、处决，全程秘密进行。随着1985年秋天企业领导侵占公物时被抓获，克格勃逐渐查清了整个犯罪链条。之后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舒米林上校和内务局管理科基里洛夫上校相继落网，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的总后台是谁已经一目了然。

警察少将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受到严密监视。他身为内务局局长，竟对危险全无察觉，甚至不知下属被捕，以为他们去度假了、出差了、培训了。1986年5月底伊万诺夫在家中被克格勃逮捕。

六个月后庭审，康斯坦丁因受贿罪、盗窃罪判处十年监禁、没收个人财产。其余同伙分别获得刑期不等的惩罚。审判过程在报纸和电视广泛报道，因为新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消灭苏联的腐败”。

1996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写了一本书，叫《迫害》，讲述他自己对这件大案的说法。2008年3月逝世。

尽管苏联政府坚决否认国内存在有组织犯罪，然而现实生活有力驳斥了这种粉饰言论。苏联境内匪徒大盗层出不穷，造成民众恐惧、国库流失，执法人员焦头烂额。

俄罗斯农民自古依附地主生存，农奴制度一直存续到1861年才废止。大部分农民属于贵族私有财产。地主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农民维护自身尊严的任何企图都被认为是造反，会遭到宪兵残酷镇压。但与此同时，最高统治者也颁布了限制农奴主行为的各种法令。

固有权力

古俄罗斯农奴无丝毫公民权，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贵族阶级和贵族的土地。一位老爷甚至可以把孩童带离父母，然后或将其放在家当仆役，或强奸、或出售。

农奴未经地主批准不得私自婚配，不少人因此缔结了违背意愿的婚姻。许多贵族不仅享有所谓“初夜权”，也能随时召唤农奴的妻女满足需要。而且成年男子和少男同样遭受性虐待，这取决于地主的性趣意愿。

农奴会遭体罚，偶尔被打杀。农奴会被售卖，亲眷惨分离。十八世纪地主的权力进一步扩张——1736年开始允许贵族决定逃亡农奴的惩罚，1747年地主获得向征兵机构出售农奴的权力，1760年可以流放农奴到西伯利亚。

总之，对农民而言，地主既是东家、又是法官、也是刽子手。

不可杀人

在俄罗斯法律中，谋杀任何人从来都是刑事犯罪，但惩罚力度取决于受害者社会地位。1649年法典奉劝地主：如果农奴私自逃亡，应等待执政当局捕获并送回，“……这样他就不会私刑残害逃奴，也不至于饿死逃奴”。

即便在十八世纪末农奴制度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地主也没有杀害农奴的合法权力。当然，如果农奴被体罚拷掠致死，几乎不会招来正式侦查。地主有各种办法掩人耳目，其他胆怯的农奴必然保持沉默，只说那人死于上帝旨意。

曾有虐待狂贵族虐死几十、上百个农奴的案子，所面临的惩罚无非是国家征收其庄园田产，委派官吏代管。原主人仍保留所有权，并继续获取收益。此种惩罚显然属于例外，且国家代管通常不会持续太久。

至于谋杀另一位贵族的农奴，也很少会遭受制裁，乖乖赔钱即可。考虑到当时俄罗斯平民的命价仅相当于一匹好马或一条纯种狗，老爷们其实不怕破财。

星期日被迫劳作

我们不能轻率地说俄罗斯统治者漠视农奴权益。1797年保罗一世皇帝发布“三日劳役诏”，试图限制对无民权之人的过度剥削。

皇帝允许地主每星期役使农奴不超过三天，不能强迫农奴在星期日和宗教节日工作。其余时间里农民有权在自己的“份地”劳动，以便在秋天向地主偿付代役租。

可惜该诏书是建议性的，几乎无人遵行。农民通常每周服劳役6天，甚至有复活节被迫干活的。某些地主直接夺走农奴的份地，于是后者只能每周七天给老爷打工，换取微薄口粮。

在集市和拍卖会上售出

叶卡捷琳娜二世追求开明君主形象，农奴制的存在对此有所损害。于是女皇1771年下令禁止“用槌”售卖农民。

而事实上，破落贵族的财产往往是通过召开特别拍卖会进行变卖的，农奴同样要被卖个好价钱。人像牲畜一样当众叫价交易，给外国来宾留下负面印象。表面看女皇的禁令得到遵守，实际上，狡猾的农奴拍卖主持者只是不再使用拍卖槌而已。

1808年亚历山大一世正式禁止在市场买卖人口，尽管违反此令的唯一惩罚仅仅是地方贵族会议对涉事地主进行谴责。而且这种口头惩罚可以避免，只需辩称“并未叫卖农奴”，纯属按雇佣合同进行“劳务派遣”。

所以皇帝的法令如同空气。各种形式的农奴交易直到1861年才彻底消失。

交易时拆散家庭成员

尼古拉一世皇帝也曾限制地主阶级的任性行为。1833年他禁止贵族间买卖或转让农奴时拆散家庭，尤其不许从父母身边带走孩子——此种恶劣行径正式始于1696年，当时彼得大帝通过法令许可贵族将农民子女带回庄园充当仆役。但在实践中，几乎总是10~12岁的漂亮女孩被带走。如果农奴属于孤儿，尼古拉一世同样禁止拆散兄弟姊妹。

可惜1833年法令照样没奏效，部分贪求外财的地主定期从农民家长手中夺取孩童，送往“人市”售卖，毫不顾及失子母亲的眼泪。毕竟一个俊俏的小女孩能卖10卢布，有时更多。

延伸阅读：

古代俄罗斯的恐怖地主

现代人如果购买农奴要花多少钱

长久以来，“红色政权”大力宣扬俄罗斯帝国是所谓“警察国家”，无数人信以为真。

在关于革命或革命者生活的书籍中，频繁出现城市警察、宪兵、暗探、侦缉队的身影。本文作者上学的时候，教科书引用了叶尔莫洛夫将军的一句话：“在俄罗斯，蓝制服无所不在。若非制服，则是蓝衬里，若非衬里，必是蓝补丁。”苏联学童读完这篇课文，必然得出旧俄罗斯社会被警察机关全面控制的印象。

事实果然如此吗？让我们请出一位特殊证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他在1953年7月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批评苏联国家安全机构，说道：“同志们，我平生头回看见宪兵，大概是二十四岁那年。矿山平常没有宪兵。我们有一位哥萨克警察，整天喝得醉醺醺。乡里也一样，只一个县警而已。”

另一件事例：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以前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在乌格利奇码头遭遇海量群众前来迎接。太子和随员们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穿过热情人群进入市区大教堂，因为无人维持秩序开路，整个乌格利奇县城只有2名（两名！）警察。

经过这番“乌格利奇混乱”之后，亚历山大皇太子约见雅罗斯拉夫尔督军伊万·翁科夫斯基上将，询问俄罗斯警察数量稀缺的问题。上将的回答简单的出乎意料：“俄罗斯的警察仅具象征意义；他们什么都不保护，因为什么也保护不了——警察的存在只为证明上帝的权柄遍及全国每个角落……”

查阅文献可知，1862年12月县警察和城市警察合并为一个机构：县警察局（《关于警察机构的暂行规定》）。县被分为若干区，由区警官负责。城市里有市警察和地段警察，由局长管理。警察部门接受双重领导：“纵向”上听命于内政部警察厅，“横向”上听命于省长和省政府。

1889年底，步警和骑警被分配到县警察局的各区警署，与（村会推选的）基层村警和（农民推选的）甲长共同维护地方平安。在不属于县警管辖的城市，警察局长和副手年薪约1500~1000卢布。按照1887年法令，居民少于2000的城市警察名额不超过五员，更大的城市每500人增设警察一员，且每四个警察选立一名“资深”。这些人的年薪约150~180卢布，置装费25卢布，都归市财政支出。

到1903年，鉴于勤务量不断增长，更低级的“村警”被加强至县警察局，和县警共同执法。县警察名额按乡分配，每2500人设警一员。警队的武器是转轮手枪和冷兵器（村警虽有权持枪，但须自费购买）。

综上所述，俄罗斯帝国的警察规模其实很小，每个省的警员数量通常不过二三百人。

比如二十世纪初卡卢加省有警察局长一名、助理和秘书各一人，配助手的区警察所长三名，警察分所长十二名；另有资深城市警察二十人、低阶城市警察八十人。哈巴罗夫斯克市警察共30人（包括汉语和满洲话翻译），符拉迪沃斯托克136人，顿河畔罗斯托夫57人。

少数低阶城市警察在必须情况下可以呼唤宅院门卫前来支援，比如：“当警察吹响他的哨子，立刻从附近门洞跑出两三个门卫。”（儿按：好比警察叫保安帮忙）有了民间协助，加之当年的国内犯罪率比今天低十倍，警察完全能够维护法制、保证社会秩序。

至于独立宪兵队，1917年共有一千名军官、一万名兵士，大部分人在各地保卫铁道线安全，政治警察不足三分之一。

革命前的俄罗斯警察和宪兵队的一大缺陷是没有专业培训机构。低阶人员通常来自军队退役士官，领导层来自武装部队的文职官员和军官。帝国总理彼得·斯托雷平曾计划改革俄罗斯警察机构，设立专门警校，但“为了节省经费”，草案被搁置。因此警员只能在实践中学习领会各种工作技巧。

无论如何，一线警察的工作总是繁杂和危险的，尤其政局激烈动荡的年代。革命者视一切警察为“人民公敌”，自行判处他们死刑。杀死警察之人是“为民众福祉战斗”的骁勇好汉，在革命队伍中受景仰。

警察尽心尽职的下场，我们试举一例。莫斯科市普雷斯涅警队的萨哈罗夫分局长，为人严肃公正，在工人社区威望素著。1905年革命爆发，工人街坊劝他别上班了，萨哈罗夫说：“职责所系，岂容躲避”，毅然出门履职。两天后士兵从莫斯科河捞起他的尸体，身负枪伤、刀伤十九处——纠察队杀了他，以巩固“革命兄弟”之血盟。

1917年2月所谓“不流血革命”期间，武装革命者和彼得格勒卫戍军哗变士兵把首都警察屠戮殆尽。警队直到最后一刻才试图稳定社会秩序，但皇权已经颠覆，临时政府已经上台，革命者已经将警局团团包围。被围的警察仍希望获得增援，可增援从未出现。某些资料统计，首都80%的城市警察在革命中遇害……

1.达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萨尔特科娃

1801年，随着女地主达利娅·萨尔特科娃去世，俄罗斯帝国又少了个双手沾满鲜血之人——因为她这一生中残酷凌虐了众多农奴。

比如，萨尔特科娃曾手拿棍棒捶打贴身奴婢马克西莫娃的脑袋，又用取火的薄木片烧头发。女仆格拉西莫娃、阿尔塔莫诺娃、奥西波娃和12岁女孩普拉斯科维娅因为惹了女地主，被马夫用白桦树条抽打，接着女地主又命令勉强能站住的女仆们洗衣服。之后女地主认为衣服没洗净，再次施以殴打。阿夫多季娅·阿尔塔莫诺娃受伤倒地，萨尔特科娃让人把她抬到院子，只穿一件衬衣（十月份），继续亲手痛打阿尔塔莫诺娃，最后叫人把奄奄一息的女仆挪到门廊靠墙角放着。穿堂风很冷，那女人再也没站起来。此外，萨尔特科娃还曾摁着阿加菲娅·涅费奥多娃的头咣咣撞墙，而她家马夫的老婆更是被铁熨斗打碎头骨。

女仆普拉斯科维亚·拉里奥诺娃被女地主砸眼睛，每一声痛苦呻吟都伴随着“往死里打”的咆哮。拉里奥诺娃悲惨咽气，萨尔特科娃命令将尸体运往莫斯科郊外农村掩埋，胸前放着她吃奶的孩子，结果在途中被冻死。

据统计，丧尽天良的达利娅·萨尔特科娃总共残害了不少于138个人（译注：大部分是妇女和女童）。经过几番波折，她最终被起诉到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法庭。该贵族女犯获判：胸前挂着“虐待狂和杀人犯”招牌在耻辱柱下示众一小时，然后带镣铐押送女修院，关进专门为她准备的完全黑暗的地下室终身囚禁。（译注：此外萨尔特科娃还被剥夺贵族身份，永远不准自称与娘家和前夫家有亲属关系。每天仅在吃饭时允许点蜡烛。能说话的人只有守卫队长和修女。

2.亚历山德拉·科兹洛夫斯卡娅

同为蓄奴女贵族，亚历山德拉·科兹洛夫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恶行也不遑多让。正如法国人查尔斯·马森所言：女地主“本身就是各种狂暴和卑鄙的具体表现”。

而且，科兹洛夫斯卡娅对自己奴仆施加的刑罚手段部分带有性变态者特征，其中差别仅仅在于反常的残忍而已。举例来说，她会令人脱光衣服再放狗撕咬。

马森描写了女地主怎样迫害女仆：“首先，不幸的受害者被无情地扒个精光；然后暴虐的夫人为了逞其凶残，强迫女仆把颤抖的乳房摁在冰冷的大理石台面上。自己则怀着兽性的愉悦，狠狠揉搓人身上这最柔软的部位。我亲眼目睹过一位因折磨而致残的受害者：手指塞进口中，嘴唇被割裂到耳根……

3.尼古拉·叶尔梅耶维奇·斯特鲁伊斯基

这位世袭贵族热衷收集各类刑具，统统藏在庄园地下室。他隔三差五在地下室开设“模拟法庭”，审讯自己农奴。然而“案件”的判决可一点儿也不“模拟”，“被告”基本都被宣告有罪。之后，再被贵族老爷精心组装的欧洲刑具轮番折磨致死。

斯特鲁伊斯基的另一项“爱好”是家庭靶场：农奴们被迫在小空间内奔跑，老爷持枪射击。超过二百名农奴死于变态地主的血腥消遣，实际人数难以确计。

斯特鲁伊斯基从未因其“爱好”受审判，在巨富中高龄去世。他死后，农奴们奋起拆了老爷家房子，在地下室赫然发现虐待狂的成套刑具。斯特鲁伊斯基生前“无人敢动”的原因是其财力雄厚，而财富来源竟然跟普加乔夫叛乱有关——斯特鲁伊斯基家族成员被奔萨省乱兵屠杀殆尽，他们的遗产都被尼古拉继承了。

（儿按：除了虐待狂，尼古拉·斯特鲁伊斯基其实还有另一重身份：业余诗人、藏书家、出版人。他的庄园开设私人印刷厂，设备精良，印本品质相当高，甚至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外国人面前吹嘘炫耀。此外，他儿子列昂季有个后来获承认的私生子：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波列扎耶夫。哈哈，没想到吧。）

4.列夫·德米特里耶维奇·伊兹梅洛夫

伊兹梅洛夫老爷特别喜欢打猎。他在希特洛夫辛纳村有座庄园，狗舍养了700多条猎犬。这些狗的生活待遇甚至比府上的仆役们更好，每条都住小单间，饲料精美，享受专人照料。而农奴们则挤在臭烘烘的窄小棚屋里，吃不新鲜的食物，常年衣着褴褛——因为老爷从没吩咐发新装。

一次吃饭的时候，伊兹梅洛夫问旁边伺候的老苍头：“狗和人哪个更好？”倒霉的老仆回答：不会说话的畜生怎能跟人相比。地主大怒，挥舞叉子刺伤其手。

然后换了个童仆来伺候，伊兹梅洛夫重复刚才的问题，小男孩战战兢兢低声说狗比人强得多啊！地主息怒，赏他一枚银卢布。

伊兹梅洛夫每次出门打猎乃是农奴们最惶遽的时候。如果顺利捕获野兽，大大有赏；如果空手而归，立即降罪。跟丢了兔子或狐狸，农奴就要当场吃鞭子。

不过，追杀野物并非伊兹梅洛夫的主要目标。他打猎期间经常掠夺过路旅人、洗劫农奴棚舍，强奸他们的家眷，包括人妻在内。众所周知，伊兹梅洛夫拥有“后宫”，其中许多女子未成年。由于他的某种奇怪执念，具体数字恒定三十人，但面孔常换常新。而且伊兹梅洛夫不光玷污这些女孩，也会残忍虐待她们：鞭子抽、挂木颈圈、罚干重活等。

看起来，伊兹梅洛夫最后还是被处罚了（译注：皇帝曾专门写信过问）。但枢密院显然对他格外开恩，1831年裁定在家监禁。（译注：1834年在庄园去世，享年七十）

（儿按：列夫·伊兹梅洛夫半生戎马，曾参加1788、1794、1812、1813和1814年多次战争，军功卓著，官拜中将。生育一子两女，独子是个败家文盲。丰厚遗产最终被表甥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继承。）

5.维克多·斯特拉辛斯基

据说基辅省贵族维克多·斯特拉辛斯基强奸了五百名妇女和少女。许多受害者并非他本人农奴，而是农民妻女。维克多的女儿米哈丽娜·斯特拉辛斯卡娅才是姆沙涅齐村真正的女地主。根据姆沙涅齐修道院院长证词，老地主经常要求送少女和妇女到庄园供其淫乐，如果稍有耽搁，他会亲自进村。

针对斯特拉辛斯基的行为进行了四次审理，但调查时间拖延之长实属罕见。从第一次指控到最终判决花了25年。而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决定的处罚措施，就像前述对伊兹梅洛夫的处罚一样，震惊了俄罗斯社会：1.刑事被告维克多·斯特拉辛斯基（72岁）奸污农家少女的指控存疑。2.指示基辅、波多利斯克、沃伦总督没收斯特拉辛斯基个人名下的土地、庄园……

（儿按：当时亚历山大二世正着手废除农奴制，引发贵族阶层尖锐不满。也许他不愿再制造新的冲突，所以从轻发落。）

敌方非法逗留人员（间谍）之迹象、特征：

*掌握外语（通过在高等院校学习、在国外生活等途径掌握）

*使用我国人民不常用的格言、俗话和短语。

*拼写字词有错误。

*对外国生活详情有不同寻常的了解。

*通晓我国平民一般不了解的苏联国家问题，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活动、苏联政府的组织结构、我国的法律法规等。

*外貌特征：总是苗条利索，干净整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礼貌程度和上流做派，明显有异于我国普通劳动人民。待人殷勤客气，尤其对女性。

*会调制、摇晃鸡尾酒。

*无公费医疗，会自己治病，会打电话叫收费医生上门服务等。

*饮食爱好不像苏联普通人。会寻找少见的食物。

*午餐吃面包不多，用冰块或水稀释酒，而且小口啜饮如鉴赏般。

*会说我国不常见的专业术语，解决技术问题时知道各种零件、机械的名称。

*突然中断跟亲戚、熟人的联系。

*会驾驶汽车或摩托车，掌握汽修知识，然而其并无汽车或摩托车。

*聚会时把别人都灌醉，目的是让人家口无遮拦。

*希望跟其他人交朋友、建立联系。

*能言善道，兴趣广泛，给人留下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印象。

*多半单身未婚。

*有少数几件保存良好的物品不准别人碰，也从不与这些物品分开哪怕很短时间（裤子、衬衫、夹克、短袜之类）。

*持有最高级的外国设备（照相机、收音机、耳机等）。

*想方设法找房子独居，不喜欢在公寓里与人同住。

*对同事态度冷淡，对集体生活漠不关心。

*拥有进口光学器材和用途不明的小型设备。

*喜欢拍摄风光、建筑和人像。

*对出国事宜兴趣浓厚。

*夜间离开家或宾馆房间。第二天显得很疲劳，像是没睡好。

后面还有很多条……

苏联存在期间，总共颁发了12000多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人们通常认为这项国家最高奖是伴随终身的，其实并非一概如此。苏联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获“金星奖章”者被剥夺“苏联英雄”称号的例子，导致这种极端情况的原因通常如下：

变节投敌

背叛国家利益是剥夺“苏联英雄”称号的常见理由。伟大卫国战争中屡有获奖士兵和军官被德军俘虏后变节投敌者，当然，这类人如果再被苏联俘获，都会丧失所有荣誉并处决。我们举众所周知的飞行员谢苗·贝奇科夫为例，他曾摧毁15架德军飞机，荣获两次“红旗”勋章、“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金星”奖章。然而，当他遭高射炮击落、受伤被俘后，却自愿加入弗拉索夫将军的“俄罗斯解放军”对抗苏联。贝奇科夫后来被剥夺全部荣誉并枪决。其他变节者也大都是类似下场。
（儿按：谢苗·贝奇科夫1942年7月曾因飞机失事被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处以五年强制劳动，实际未执行，改为发配前线。同年10月1日军事委员会考虑到战争需要，撤销了贝奇科夫的罪名。这段经历是否促使他日后做出变节决定？不得而知。）

刑事犯罪

后人喜欢把走下伟大卫国战争战场的军人们描述为无所畏惧、无怨无悔的群体。或许绝大部分人确实如此吧，但也有少数特例：饱受战火洗礼的军人获得各种荣誉，甚至包括“苏联英雄”称号，返乡后却久久无法适应和平生活。其中一些人选择加入犯罪组织，继续“战斗生涯”。如果他们被执法部门抓获，就会被剥夺全部荣誉并判刑。

比如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宁，1941年二十九岁的他奔赴前线，经历了整场卫国战争，多次获勋，包括“金星”奖章。复员后，瓦宁显然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先在面包房工作一阵，可能是已经习惯了枪林弹雨冒险生活，遂辞职，多次实施盗窃、强奸和武装抢劫。1947年瓦宁被捕，次年被判十年劳改，1949年剥夺全部荣誉。此后命运不详。
（儿按：现在我们熟悉所谓”PTSD”的概念。另外，瓦西里·瓦宁入伍前曾被指控“流氓行为”和盗窃，在斯大林格勒州做过面包师。）

有黑历史

对于勋章获得者而言，最难接受的情况大概是：他们昔日军旅生涯中已掩盖的某段过错被重新提起，甚而抵消了他们挣得的荣誉。这种事儿就发生在鲍里斯·卢金身上，他曾在白俄罗斯指挥游击队作战，针对德军成功实施了若干次敌后破坏行动。最终，卢金荣获“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但战争结束后，调查显示卢金是个独断专横的人，且对待百姓十分残酷——仅仅因为怀疑某人同德军合作，就无凭无据枪毙人家。随着这段黑历史曝光，卢金于1957年被捕，剥夺全部荣誉并判处七年监禁。

贪污腐败

最后一类被剥夺苏联最高荣誉的人，是那些掌握财政大权的退伍军人们。很难讲这些收入不低的干部贪腐动机究竟何在，反正社会主义财产确实经由非法途径流进了个人腰包。所以当贪腐分子被执法人员查获后，自动丧失卫国战争中获得的各种荣誉也就毫不奇怪了。例如曾经的苏联英雄伊万·马特维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战后在莫斯科市彼得罗夫斯基商场任部门主管，1952年因贪污被捕，剥夺全部荣誉，押送劳改营服刑十五年。

延伸阅读：

潘菲洛夫28烈士之一的遭遇

苏联时期，外国来苏游客和苏联出国人员都可能夹带走私商品。但还有许多更加隐秘的跨境运货路线。

远东线

该地区的非法货物主要来自中国。只关心销路的外国大型生产者并不在乎谁贩卖他们的产品。

其中最受欢迎的走私品包括棉纺、丝绸、毛织品和小百货，华北出产的廉价酒也很畅销。反方向上，走私者喜欢往中国贩运皮货与黄金。

滨海边疆区交界的虎林县走私活动一度十分猖獗。当地邻近苏联的达利涅列琴斯克市，且有茂密深林和曲折的乌苏里江，便于躲避边境巡逻。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和内卫管理部门的报告档案显示，1930年代后期边境线村庄农民经常靠着越境贩运非法商品赚钱。由于远东地区居民点的物资供应匮乏，走私者往往提价100%~400%，部分利润分给充当助手的农民。“行情”好的话，一户人家能够在一“季”中获利几千卢布，走私者的交易额亦高出10~20倍。

卫国战争胜利后，远东走私线迎来了繁荣期。究其原因，首先，国内消费品普遍短缺；其次，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同苏联的关系日渐升温。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边境形势陡然恶化，军队布防严密，走私变得极其困难。

（儿按：可参看《虎头宪兵分遣队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刘汉升情况的报告》，黑龙江档案馆）

从阿富汗到中亚

中亚走私线始于昆都士，跨越喷赤河，进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崎岖险峻的地形令走私者占尽优势，高山、深谷和其它天然屏障便于他们设置临时营地，躲避边防军搜查。

苏联成立头几年，边境形势十分紧张。所以仅1927年就发生了一百多起针对阿富汗大走私团伙的战斗，这些团伙的成员可达50~70人。

从该地区非法入境的主要是麻醉品。若干年后阿富汗战争爆发，又开始从周边邻国走私军火。

伊朗-土库曼线

从伊朗进入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走私品基本是烟草。其中主要一部分始于伊朗的萨拉赫斯，大大小小的路线不可胜数，全年都有活动。

此外，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前是君主制国家，整体亲西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服装、配饰和日用品等大量涌入伊朗，这些商品会同烟草一起被走私者带入苏联的土库曼。

1979年革命后，西方商品走私量显著下降。不过，据第46阿什哈巴德边防队的军人介绍，国境两侧个别走私者每月仍可赚数千卢布。

外高加索

外高加索的走私路线主要分布在纳希切万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北部，当地与伊朗和土耳其接壤。通常情况下走私者使用牲畜驮载贩运，多为邻国大量出产的廉价日用品、化妆品、香水和服装之类。

走私主线穿过阿拉斯河，这条河是苏联-土耳其、苏联-伊朗的界河，全长1072千米。阿尔塔沙特和沙鲁尔边防部队负责保卫该地区，沿曲折河道追踪移动本就十分困难，高山、盆地、峡谷和密林更令缉私工作雪上加霜。

芬兰

苏芬走私线基本上依靠托尔菲亚诺夫卡-瓦利马跨国公路进行。这条线虽然风险高但距离短。芬兰境内的瓦利马附近有大型交通枢纽，转车去赫尔辛基很方便。苏联的托尔菲亚诺夫卡离大城市维堡不远。

这里的走私品主要是盐、酒、鱼、皮革、亚麻、贵金属等。来自芬兰的服装、音乐唱片、香烟等西方货也经此流入。

大多数走私者会结成紧密的团伙作案，利润可达100%~500%。边境两侧的老百姓亦参与不法活动，他们收取商品价值的10%~25%作为“中介服务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