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法律禁止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国货币。虽然刑事处罚很严厉，但仍然有着相当规模的外汇地下黑市，其活动在赫鲁晓夫“解冻”年间达到高峰。

尼基塔·赫鲁晓夫1954年上台，1964年下台，即使在同时代人眼里他的统治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推动改革，并实现了人类首次轨道飞行；另一方面，国家生活仍然取决于个人意志——这个人冲动、感情用事，好突发奇想。

约瑟夫·斯大林在位三十年，仅出国两次：德黑兰、波茨坦，目的是同美、英领袖决定战后国际秩序。而赫鲁晓夫则希望成为世界领导人俱乐部正式成员，经常跑出去交流经济经验。他真诚相信苏联体制天下第一，不厌其烦对人家夸耀、推销。而当外国领导人指出苏联的缺陷时，赫鲁晓夫动辄走极端：要么全国“玉米化”，要么处死“令国家蒙羞”的外币贩子。

1957年夏天莫斯科举办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节，131个国家的34000名代表齐聚苏联首都。这次空前盛况让普通苏联人眼界大开，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外国平民，第一次领略陌生的异域文化——短裤、文化衫、牛仔裤，第一次察觉自己对舒适、优质、近乎完美的外国产品竟如此渴望却不可即。当一些大学生交换衣服、帽子留念的时候，个别苏联人嗅到了发洋财的机会，他们尽力从外国人手中收购各种东西，之后转卖牟利。

于是“法佐夫卡”（倒外国货的）一词应运而生。敖德萨人信誓旦旦声称这个名词最早出自他们那儿，原本指的是瞅准机会在市场上低价扫货再高价倒卖的贩子。善于投机的首都公民邀请外国人建立买卖关系，这个词在莫斯科口语中就成了英语”for sale”的奇怪变体。

联欢节毕竟短暂，“法佐夫卡”并未因此从小打小闹升级到成熟体系，发展壮大的契机其实是阿拉伯国家军官。赫鲁晓夫时期曾有一些叙利亚和埃及军人到莫斯科军事院校深造，最具冒险精神的苏联“法佐夫卡”开始从他们手里购买外币和黄金而非日用商品。所以这些人才是苏联地下换汇市场的主要推手。

外国游客抵达苏联，只能到大使馆将本国货币兑换卢布，数额有限。但在游客住宿的地方，从来不缺晃来荡去的外汇贩子。政府连锁经营的“小白桦”外汇商店直到1964年才出现。所以在此之前，“法佐夫卡”除了拿着美元、英镑买外国人夹带入境的服装等商品，最主要的还是收购古董金币。它们在欧洲不难获得，只要顺利带过海关，就有苏联人来买走。

金币的最终买主是稀缺商品、化妆品的地下生产者，以及销售柑橘类水果的高加索影子企业家。这批暴发户手里攥着大把卢布不敢存银行，否则就要说明巨额现金来源。所以投资黄金最可靠，但只能通过黑市购买旧金币的途径实现。

俄罗斯作家爱德华·赫卢茨基肯定地说最受欢迎的是尼古拉一世年间的旧俄国金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用来偿还贷款。瑞士的银行储存了太多太多这种金币，1950年代末以9美元一枚的价钱公开出售，辗转带入莫斯科可卖20美元。金英镑（索维林）也在苏联黑市流通，2800卢布一枚。

国安部门当然察觉了地下活动，但刚开始仅仅追踪、监视而已。1959年美国左派经济学家、美共党员维克多·佩洛访问莫斯科，竟有意无意当了一回“吹哨人”。贵客登门，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设宴隆重款待，席间佩洛半开玩笑地问：“在我旅馆外头晃荡的那些人是谁？总来问我有没有东西卖给他们。”又说有个年轻人提出令人惊讶的优惠汇率兑换美元，声称是“苏联新推出的经济政策”。

米高扬打官腔回答：“我们调查一下啊”，随即报告赫鲁晓夫。总书记闻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狠狠批评警察不作为，要求克格勃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成立专职打击外汇贩子的部门，搜捕涉外宾馆附近纠缠老外的犯罪分子。克格勃相信这些人不是单打独斗，肯定属于某个组织严密的团伙。有些跑腿的是在校学生，换了外币交给小头目，小头目再上交大头目。经过一番工作，得知幕后老板共三位，真实姓名不详，绰号分别叫“博纳罗蒂”、“斜眼”、“古董商”。

第一位被抓纯属偶然。

1960年9月的一个早晨，某清洁女工在莫斯科波德科洛科尼内胡同一栋房子门口的暖气片后拾获包裹，内有大摞外币。午饭时间来俩青年索还包裹，勇敢的清洁女工非但没给他们，还报了警。警察让她翻看外汇贩子相片，从中认出一位来要包裹的人。这个人早就是警局监视对象，一直没抓。

绰号“博纳罗蒂”的弗拉季斯拉夫·法比申科被拘捕。搜查其住所未发现涉及外汇黑市的任何线索，更糟糕的是包裹内外及钞票上也没他指纹（事后查明他从不亲手接触包裹，总让同伙代拿）。侦查员暂时无法提出指控，只能先扣着他。

克格勃安插一名眼线进入法比申科监室，该眼线设法骗取法比申科信任，得知他租下一间公寓“放东西”。这回撞大运了，不仅缴获巨额美元、英镑，还找到一包50枚金币，签名缩写ЯР。

克格勃调出全部嫌疑犯档案，研判两个字母符合叫“扬·罗科托夫”的人。此人常在阿拉伯军官喜欢去的阿拉戈维饭店附近出没，有时甚至跟阿拉伯人同桌吃喝。负责监视的探员注意到那些军官平日眼高于顶，摆出贵族派头，却对无业游民罗科托夫毕恭毕敬，仿佛他是个大人物。

起初克格勃怀疑罗科托夫可能是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ОБХСС)的“编外情报员”，后来证明“斜眼”（罗科托夫小时候上化学课做实验弄伤一只眼）确实给警察提供过有效线索，甚至偶尔举报几个外汇贩子。另外，探员还发现罗科托夫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到莫斯科“列宁格勒”火车站寄存同一个手提箱，行迹十分可疑。当他再次“从城外旅行归来”领取手提箱时，克格勃将其抓捕，从中搜出合计150万美元的黄金和外币。

至于三号老板“古董商”，克格勃探员是在跳蚤市场偶然听到有人向小贩询问他的电话号码，从而侦知其身份——德米特里·雅科夫列夫。他确实做古董买卖，也是ОБХСС线人，而且是三人中唯一爽快交待全部犯罪事实的。

至此案件告破，缴获344000卢布、金币1524枚，英镑、新/旧法国法郎、西德马克、比利时法郎等各国外币若干，估计涉案金额2000万卢布，以苏联标准绝对是天文数字。1960年，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因违反外汇管理条例，被判处最高刑罚：8年监禁。

如果赫鲁晓夫不再追究的话，这三人无非坐等出狱罢了。但总书记自从1958年就在想尽办法促使美国、英国、法国撤走根据《波茨坦协定》驻扎西柏林的军队，目的是减轻莫斯科支持的东柏林的军事压力。这个议题讨论多次，始终未谈出赫鲁晓夫乐见的结果。历史学家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赫鲁晓夫与众不同的外交礼仪，比如威胁美国“埋葬你们”，以及声称“柏林是西方的睾丸”。

西方阵营拒绝让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令全世界面临核子大战。但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赫鲁晓夫访问柏林，又用教师爷口吻嘲讽西方“把这座城市变成泥沼，遍地投机倒把和黑市”。不料人家笑着回应：听说莫斯科的黑市也举世罕见啊。

这话就像一记耳光。赫鲁晓夫飞回莫斯科，怒斥克格勃打击不力。总书记盯上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案，明确指出判八年太少了，告诫总检察长罗曼·鲁坚科：“别以为您干的是终生职位！”（后来鲁坚科成为唯一死在任上的苏联总检察长）负责审理三人案的莫斯科市法院院长列昂尼德·格罗莫夫被彻底解职。

于是重审正在服刑的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改判15年。

事情传开，苏联官办媒体也来登台助阵。几乎每份报纸都报道说这三个外汇贩子对苏维埃制度构成致命威胁，工人群众纷纷要求克里姆林宫和最高法院严办罪犯。莫斯科仪表厂六位工人联名写信控诉：“他们比叛徒更坏，早就该杀，我们要求你们判处这伙人极刑——枪决”。

这封信转交苏共中央，赫鲁晓夫拿去会上宣读，迫使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签署加强惩办违反外汇管理制度的法令。于是三审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按照最新规定全部改判死刑，上诉一律驳回。该判决在法律界引起广泛争议，赫鲁晓夫女婿、《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依也认为这样做既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又触犯РСФСР《刑法典》第6条之规定，试图帮三人申诉，但总书记心意已决。

换句话说，在国际司法史上，这可能是法院根据晚于犯罪发生时间制定的法律做出死刑判决的唯一例子。

延伸阅读：

苏联的服装业百万富翁

斯大林时代的“私酒之王”

大家常说厨师是最善良的职业，但一个好人也可能发飙做大案。历史上不乏厨师伤人害命的例子，毕竟他们的专长就是熟练使用各种刀具嘛。

“阿克拉切耶夫时代”这个术语指的是19世纪初那一段军警暴虐时期。我不明白为什么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一直没给阿克拉切耶夫伯爵立碑？为什么我国主要地缘战略家和历史学家没在煌煌巨著中援引人家的事迹？不对，我其实是知道的：阿列克谢·阿克拉切耶夫毕生憎恶官员受贿，凡被抓住的立即解除职务，管他是什么人的亲戚故旧！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在当代俄罗斯领袖看来这纯属吹毛求疵，是鸡蛋里挑骨头，是对客观国情和历史沿袭的粗暴践踏。

言归正传。阿克拉切耶夫深受亚历山大一世皇帝信任，普希金对他抱持好感，后世称之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管理者之一”。此人除了形貌不扬、性格阴郁之外，素有好色之名。他的头号情妇叫阿纳斯塔西娅·费奥多萝芙娜·舒姆斯卡娅（娘家姓明金娜），原系小商人之妻，后在伯爵位于诺夫哥罗德省的戈鲁基诺庄园当管家，实则姘居。这个狡猾的女市侩手段颇高，能让达官显贵拜倒裙下；总督为了巴结伯爵，见了她也得低头吻手。虽出身微贱，却因傍上阿克拉切耶夫，假造公文冒充“贵族血统”。为保住宠幸，阿纳斯塔西娅精心计算他暂时离开戈鲁基诺庄园的日子，宣布自己“怀孕”。

但婴儿其实是从遥远村子抢来的，稀里糊涂变成伯爵私生子，取名米哈伊尔·舒姆斯基，长大当了侍从武官，后因酗酒闹事被撵出军队。其生母据说叫卢基亚诺娃，好几次尝试把她毒死灭口的行动统统失败。

阿纳斯塔西娅·舒姆斯卡娅除了媚术高超、嫉妒心炽盛，虐待仆役的手段同样惊人。屡屡有农奴被她下令打死、毒死或弄残废，其中最恶劣的一例是年轻漂亮女仆普拉斯科维娅，被伯爵情妇用酷刑（烧热的拔毛钳子烫乳房等）折磨得差点儿自杀。此事发生在1825年。

普拉斯科维娅的兄弟瓦西里正好是庄园厨房的厨师之一，岂能不思报仇？俄罗斯女作家叶卡捷琳娜·杜布罗宾娜如此描写当时发生的事：

“说真的，瓦西里表面若无其事，拉开放刀具的桌子抽屉，选了一把在砺石上磨，直磨得锋利无比、吹毛即断。然后瓦西里走到厨师长面前，笑着说：就该用这种刀开膛剥牛皮！

之后几天瓦西里干活特别积极，连厨师长都说伯爵不在家无需这么忙碌。当夜幕降临，四周一片寂静时，瓦西里像个影子似的溜进厨房，拉开抽屉，拿起那把大刀藏于白围裙下。

他蹑手蹑脚接近阿纳斯塔西娅寝室，先悄悄观察：

是啊，必须杀死她！若留下这毒妇，多少幸福、多少家庭将毁于她手。上帝不公，竟赐给她如此美貌。现在，这蛇蝎苍白的面孔满带情欲和懒倦。

瓦西里浑身颤抖，迅速出刀刺向阿纳斯塔西娅咽喉。激烈的情绪攫住了他，使他几乎看不清自己的动作——这一击很轻，刚刚划破皮肤而已。阿纳斯塔西娅尖叫醒来，迅速拽掉被子，迷人的裸体在瓦西里面前展露无余。瓦西里定定神，二次捅刺，对方却将刀抓住。这刀果然锋利，她右手两根手指掉落地面，顿时血如泉涌。

— 瓦夏……瓦先卡…… 饶命！放了我吧…… 别杀我，别杀我！

— 你饶过帕沙吗？你没给嘉娜下毒吗？人人都恨你…… 瓦西里喘着气自言自语，挥刀又给她咽喉添了一道伤口。阿纳斯塔西娅发出呼哧声，双臂伸展，头向后仰……

瓦西里扔下刀往外逃，冲进仆人房。工友们正在吃晚饭，某个厨子刚才见他没来，奇怪地问：你上哪啦？

— 宰畜牲去了…… 我把阿纳斯塔西娅宰了！”

阿克拉切耶夫惊悉噩耗，表现异常激烈，传说“摔出马车、满地乱滚、撕扯头发、涕泗横流”，副官“经过搏斗”才把他安顿好。亚历山大一世对此案表达关注。诺夫哥罗德地方长官和（后来督造尼古拉耶夫铁路的）彼得·克莱因米赫尔将军负责调查，期间广泛株连，刑讯逼供超出法律允许限度。最后判决瓦西里·安东诺夫175下鞭笞、黥面、永久流放服苦役，普拉斯科维娅·安东诺娃定为同谋，鞭笞125下、永久流放；其余人等不同程度刑罚。当时认为鞭笞200下如同死刑，多么强壮的男人也熬不住。到了行刑那天，瓦西里果然受100下鞭笞后死亡，普拉斯科维娅受90下鞭笞死亡。

有意思的是，阿克拉切耶夫伯爵生命最后几年的庄园管家由阿纳斯塔西娅侄女塔季扬娜·明金娜接任。此女心善，常出面庇护奴仆，却不得阿克拉切耶夫欢心。伯爵死后她才有机会结婚，而且没从老东西的遗产中分得什么。

……06 反社会表现
扎波罗热市

1986年7月2日约09时，维特尔街商店准备出售昨天运到、在此放置一夜的大桶装克瓦斯时，发现桶盖铅封被破坏，桶内有异物。

将该容器送往无酒精饮料厂，捞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一面和两个垃圾桶。推测这些东西是7月2日天亮前被不明身份人员投入克瓦斯大桶的。国旗系从附近的列宁斯基区执委会大楼扯下，垃圾桶原来就搁在商店旁边。

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УКГБ)正协助内务部门侦查、寻找实施这一行为的人员。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监督УКГБ的工作。

乌克兰共产党州委已知悉。

1981年2月21日深夜，一声巨响惊醒沉睡中的慕尼黑。“自由欧洲”国际广播电台大楼内发生炸弹爆炸，几间办公室受损，六人受伤。

无人声称对此事负责。但专家们认为幕后黑手要么是某个左翼组织，要么是1970年代以来持续威胁欧洲安全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直到苏联解体后，原克格勃少将奥列格·卡卢金公开表示亲自参与策划了这次炸弹袭击，具体执行者是当年的头号恐怖分子——委内瑞拉人伊里奇·拉米雷斯。

自由欧洲电台一直是克里姆林宫的心病，因为它曾接受美国中情局资助（1972年停止）。但苏联情报部门夸大了该电台的威胁，“自由欧洲”的记者团队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批评相当温和。尽管如此，早在电台成立伊始苏联政府就开始对包括它在内的欧洲广播信号进行无线电干扰，力度时强时弱，导致苏联境内只有无线电爱好者才有机会收听，且冒着被发现、逮捕的风险。

自由欧洲电台第一个办事处设在慕尼黑，起初位于一家拖拉机商店二楼，1950年7月4日首次对捷克播音。中情局希望它成为宣传工具，促使中欧国家尽快摆脱苏联控制。年轻的美国无线电操作员詹姆斯·克里奇洛应邀前来工作，他回忆电台创办的时候：“只有三四个美国人，会说一点俄语。移民同事几乎不懂英语。美国派来的高层根本不会俄语”。

1953年电台迁入固定办公地点：利连塔尔大街的旧机场大楼，3月1日开始进行俄语广播。纽约播音室主管鲍里斯·舒布提出：“约瑟夫·斯大林没几年好活了，我们应该经常提醒听众注意这一点。每次节目开始前播放节拍器的声音，咔哒声象征独裁者所剩无几的阳寿。而播音员用平静语气宣布：斯大林时代即将结束，斯大林时代即将结束”。

这组声音在纽约录制，刻在钢盘上以延长使用寿命，因为他们觉得斯大林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结果，四天后（3月5日）独裁者就咽气了。

虽然电台的不少记者持反共立场，但他们制作的关于苏联的节目却相当克制。1953年3月电台管理层向编辑部下发对苏报道准则，建议：“取悦苏联知识分子和官员们天生的民族优越感；赞扬人民的军事和经济成就；但同时指出官僚政治和党政机关权势分子僵化腐朽，将使苏联人民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

次年8月开始乌克兰语广播，负责人是米哈伊尔·科瓦利斯基。因为不可能向乌克兰派驻通讯员，制作节目相当困难。所以编辑部尽量多方面搜集来自故乡的信息，对偷越国境者或设法穿过铁幕的人进行的采访尤其受欢迎。

大多数节目谈论历史和宗教话题，克里姆林宫御用意识形态专家立即表示自由欧洲电台反共，实施无线电干扰。但有收听意愿和能力的苏联人想出各种办法，业余爱好者说清晨时分慕尼黑的信号最清晰，因为“克格勃分子熬夜值班终于睡着了”。

1970年代末，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已经长大，收听外国广播纯粹基于兴趣。莫斯科决定对自由欧洲电台发动“物理打击”。克格勃选择头号恐怖分子——外号“卡洛斯”的拉米雷斯执行这项重要任务。此人生于委内瑞拉，父亲何塞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给三个孩子分别取名叫：弗拉基米尔·拉米雷斯、伊里奇·拉米雷斯和列宁·拉米雷斯。伊里奇1949年出生是老大，注定要干“大事”。

1968年伊里奇·拉米雷斯19岁，父亲送他到专门招收外国青年的莫斯科卢蒙巴大学深造。这所大学除了医疗、工程、人文专业之外，还包括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课程。虽然学生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但伊里奇·拉米雷斯显然不在其列。

尽管他律师老爹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在房地产生意上发了百万巨财。伊里奇定期收到大额汇款，频繁光顾莫斯科外汇商店，过着吃香喝辣的日子，甚至大学领导都看不下去。党的有关部门给他老爹拍电报，说别给伊里奇汇那么多钱。何塞回电表示：他儿子应该不再需要什么了。

1970年伊里奇·拉米雷斯因参加利比亚大使馆外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被卢蒙巴大学开除。同年7月跑到贝鲁特，投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接受战斗训练。他们被教导用莫斯科的资金、通过恐怖手段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憎恨以色列和普通犹太人，掌握了操作武器、劫持和炸毁飞机的本领。

1974年拉米雷斯随母亲到伦敦生活，结识犹太富商约瑟夫·西弗。12月30日闯进后者家中，对着西弗脑袋开枪，转身逃走。西弗侥幸未死。

之后拉米雷斯流窜巴黎，入住豪华旅馆，举办盛大宴会。酒足饭饱之余，频频发动汽车炸弹袭击、手榴弹袭击和火箭筒袭击，曾跟警察当面对射。他把这些血腥行动称作“探戈”。

多国政府下大力气追踪伊里奇·拉米雷斯。可这小子确实狡猾，穿着体面、吃喝讲究，还喜欢做美容，怎么看都不像常见的恐怖分子。而且他不是巴勒斯坦籍，不在当时欧洲各机场的关注范围之内。

1975年圣诞节前几天，11个产油国的部长齐聚维也纳欧佩克总部开会。夜幕降临后，拉米雷斯等六人骗过两名会场警卫，闯入大厅胡乱开枪。三人当场遇害，其余60多人被扣作人质。拉米雷斯要求奥地利政府提供飞机，由穆阿迈尔·卡扎菲的私人飞行员驾驶，载着拉米雷斯及同伙和人质飞到阿尔及尔。在那里人质获释。

从此伊里奇·拉米雷斯就被冠以头号恐怖分子之名。他更加频繁地使用假护照在世界各地旅行，逃避各国对他的通缉。东德“斯塔西”曾给他提供办公室和安全屋，配备后勤人员及车辆。由此，拉米雷斯跟苏联克格勃建立了联系。

前文提到卡卢金少将宣称自己策划了炸弹袭击自由欧洲电台慕尼黑总部。但1994年伊里奇·拉米雷斯最终落网后，对他的多项指控就包括这次案件。

1981年2月21日晚9时许，几个黑影潜入电台总部大楼。当时没有围栏和警卫，更没有监控摄像头，所以进出都很顺利。接着发生大爆炸，目击者说建筑的窗框飞出500米。

事后查明，虽然拉米雷斯等人发动袭击前观察过电台夜班的亮灯情况，但终究误判了楼内人数——他们以为1000名雇员起码有20%在楼内，实际仅40人。结果六人不同程度受伤，财产损失200万美元。

38名专家勘查现场得出结论：作案的人手法专业，使用了至少15千克炸药。柏林墙倒塌后，从“斯塔西”档案得知拉米雷斯系受罗马尼亚情报部门指使、甚至齐奥塞斯库本人的命令作案，曾在布达佩斯某场地进行准备，炸药也是罗马尼亚制造的。匈牙利和东德事前掌握情况。

1994年伊里奇·拉米雷斯在苏丹被捕，移交给法国，判处终身监禁。

苏联时代，“从事肉类工作”无论在国营商店、食堂或市场皆属于油水丰厚、令人艳羡的肥差。商店卖肉的人可以在国家规定售价之外多赚一笔，而市场卖肉的门道就更多了。

今天故事的主角瓦季姆·阿克丘林曾三次犯盗窃罪入狱。1970年代末他时来运转，在萨拉托夫最大的“干草市场”谋得一份剁肉差事。当年的干草市场简直像个贼窝子，剁肉工一个班次能搞500卢布到手，非法收入相当可观。

阿克丘林在市场里属于“肉贩队”，队长叫尤里·阿尼西莫夫，人还不错，无犯罪前科。但手下员工普遍不信服他，觉得他办事不靠谱。

阿克丘林工作不久很快摸清门路，第一个发财途径是从来卖肉的朴实集体农民身上榨油水。如果集体农民不想排队耽搁时间，那就去找阿克丘林，虽然他的收购价比国家规定价格低一些，但很快完事儿。另外阿克丘林还在秤砣上动手脚，钻个洞灌铅增重。这套办法迅速被其他肉贩仿效，总之吃亏的是农民。

干草市场建有巨型冷库，不仅储存本市场销售的肉，也有准备分配给退伍军人、残疾人、儿童保育院和学校的政府储备肉。阿克丘林想办法破坏封条，把“公家的”肉当作农民交售的肉盗卖谋利，只找了另一个肉贩做帮手，因为干这事儿他信不过其他人。

经过一番操作，瓦季姆·阿克丘林迅速致富，在城郊建起豪华别墅，自己和老婆一人一台车、两套合作公寓（译注：公民合作自建住房）。巨额现金不敢存银行，花园挖个坑埋藏十万卢布，又买了不少钻石。名为剁肉工，实为大富翁。

金钱能带来快乐，却不能消除烦恼：阿克丘林每天都为一件事生闷气——队长尤里·阿尼西莫夫默许种种犯罪活动的条件是大笔分红。下班的时候，阿克丘林不得不从全队肉贩手里拿走一半的赃款交给阿尼西莫夫，后者声称要去打点检查部门。但阿克丘林认为队长真正用于行贿的钱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被他自己私吞了，于是决定减少上贡额度。

阿尼西莫夫很不高兴，想把阿克丘林踢出去，遂求助克格勃中校安德烈·卡普利尼克，此人过去常帮他解决跟执法机关之间的麻烦。但阿克丘林早已在州党委机关找好保护伞，所以虽然名义上被开除，但仍在干草市场赚黑钱。两人被迫继续合作，面和心不和。

又过了一段时间，阿克丘林的犯罪链条越来越顺滑，能够绕过阿尼西莫夫自行其事。阿尼西莫夫感觉自己队长的位置岌岌可危。1983年12月阿尼西莫夫去索契休假，回来发现阿克丘林趁他不在，以市场价格盗卖了40吨政府储备肉，而且没打算跟他分赃！

于是二人在切割盗窃肉的小屋爆发冲突：阿尼西莫夫揪住阿克丘林衣领，阿克丘林掏出手枪射击剁肉的木墩子示威。声音传遍整个市场，大家饶有兴趣地等着看他俩谁死谁活。

既已撕破脸，阿尼西莫夫掂量自己明面上斗不过阿克丘林，于是起了杀心。他暗中要求市场工人伊万·斯洛维斯诺夫帮助制造爆炸装置，酬金12000卢布。

阿克丘林被炸身亡，侦查员尼古拉·巴雷金奉命调查此案。巴雷金一进入干草市场就看出这里头没几个清白的，下班后众人各自开着最新款“伏尔加”或“日古利”扬长而去，很明显都不是靠固定工资生活的。巴雷金带着一队助手锁定伊万·斯洛维斯诺夫，他当即供出幕后主谋。尤里·阿尼西莫夫被判处极刑。

据说，巴雷金审讯一名肉贩期间开玩笑地问：“我也打算改行了，怎么样才能快速买上车、住上大别墅？”这名肉贩想了想，答曰：“听我说，你可能要工作很长时间——半年左右吧。”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戈卢边柯1914年生于乌拉尔地区工人家庭，母亲独自养大五个孩子。中学肄业，传说其年少时曾发誓一辈子不过穷日子。

1933年第一次被判刑（盗窃）。1937年再次因盗窃、欺诈和伪造被捕，同年押送至德米特洛夫劳改营，不久即逃跑，乘火车随机窃得旅客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浦尔金的的证件，遂以此身份混世。

他携带假证件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考入军事运输学院，并在当地铁路报社《报单报》做通讯员。一段时间后戈卢边柯/浦尔金进入莫斯科，四处使用假身份证件及他伪造的中学毕业证、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军事运输学院推荐信和优秀个人评定，在《汽笛报》谋了份差事。很快又结识《共青团真理报》的伊利亚·阿格拉诺夫斯基和多纳特·莫吉廖夫斯基，二人将他介绍给报社责任编辑阿尔卡季·波列塔耶夫。一番交谈后浦尔金获得信任，未经规定审查程序成为《共青团真理报》记者。1939年3月17日升任该报军事部副主任。

报社同事回忆浦尔金在自己身上制造了神秘光环，暗示跟内务人民委员部有联系，有时佩戴红旗勋章示众，却不肯说明因何获得这枚勋章。事后查明勋章系非法盗用：浦尔金母亲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楼当夜间清洁工期间，趁便进入米哈伊尔·加里宁办公室窃得勋章和空白授勋证书。浦尔金雇佣一名刻图员伪造文件，未几其母和刻图员落网，浦尔金本人携带三枚勋章逃脱，被列入通缉名单，所以从未向上级提交过授勋证明。

1939年7月浦尔金被派往远东报道渐趋激烈的日本-蒙古冲突。同年秋天报社收到消息，称哈拉哈河战役（诺门罕战役）后浦尔金在伊尔库茨克军医院治疗。待他返回编辑部，人们发现他又多了一枚列宁勋章，然而证书签发单位却是苏联西部的一个部队。后来侦查人员得知，授勋申请表和住院介绍信都是浦尔金从驻地在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市的第39独立特种师指挥部窃取的。1939年12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浦尔金的战地特写《和平的专业》（介绍英雄拖拉机手瓦连京·切列帕诺夫；自称1939年9月采写于白俄罗斯前线）。1939年底浦尔金伪造两名“拥有较长党龄”党员的担保信，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

苏芬战争爆发，据说浦尔金上前线担任基层指挥员。1940年1月报社编辑部收到来自“第39独立特种师”的一封信，称浦尔金被派往列宁格勒执行秘密任务，长期不在单位就说他接受培训去了。这或许是浦尔金准备的脱身之法，以防骗局败露。事实上他借住在列宁格勒朋友家，出入饭店挥霍差旅费。苏芬战争结束，许多参战者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浦尔金也打算滥竽充数，1940年3月他向海军人民委员部寄送39师公函申请授勋，伪称其曾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由于工作人员失察，申请被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1940年4月21日做出了授予瓦连京·浦尔金等十五人“苏联英雄”称号的决议，次日中央机关报公布。其时瓦连京和妻子莉迪亚·波卡绍娃（《共青团真理报》新手女记者）正在索契休假。一个月后，5月22日该报发表了署名И.阿格拉诺夫斯基的赞扬军事记者浦尔金所谓“功绩”的文章。

1940年5月23日，由于前一天的报道配有照片，浦尔金终于被人认出，当他进入克里姆林宫领取金星勋章时在斯帕斯基门遭逮捕。同年8月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1914年出生、两次前科、曾于1937年越狱潜逃的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浦尔金即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戈卢边柯死刑，11月5日执行枪决。由于授予浦尔金/戈卢边柯“苏联英雄”称号的最高主席团决议已经生效登报，1940年7月20日又做出新决议予以撤销。

在苏联历史上，戈卢边柯的“事迹”可谓空前绝后：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人使用欺诈手段骗得国家最高荣誉。

另有说法称戈卢边柯只被判处长期监禁，之后下落不明。而身份暴露的原因是他贪图中校军衔，对其经历进行审查的过程中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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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宾杰里市郊吉斯卡村第20学校发生爆炸案，兼职军训教员弗拉基米尔·塔塔尔尼科夫携带炸药进行自杀式袭击，导致24人死亡。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塔塔尔尼科夫1920年生于伊尔库斯克州图伦，孤儿院长大，在克孜勒当兵，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可能上过前线，战后转为预备役军官。1948年因行为不端在塔什干被开除党籍，同事们说他当时在消防队任职。离婚，前妻和儿子住古比雪夫。

1949年秋塔塔尔尼科夫到摩尔达维亚宾杰里找工作，9月15日认识了当地“支援陆军志愿协会”(ДОСАРМ)分部负责人谢坚科，后者表示正招募排雷排爆人员。10月份塔塔尔尼科夫至谢坚科处报名，获录用。

塔塔尔尼科夫又在乡村学校兼职军训教员，与女老师娜塔莉娅·多尼奇的短暂恋情很可能是他后来实施爆炸的关键原因。全村都知道这段关系，但后来多尼奇老师决定分手。熟悉他俩的友人说分手原因是塔塔尔尼科夫强烈的嫉妒心理和死亡威胁，令多尼奇难以忍受。

悲剧发生前塔塔尔尼科夫给前妻写诀别信，告知打算自杀，请她转达对儿子的问候。又给ДОСАРМ主席和区执委会主席留信，曰：“别责怪旁人，12千克TNT是我从仓库拿的”。由于这一点，爆炸案被怀疑带有政治色彩，长期未公开报道。

1950年4月3日塔塔尔尼科夫假称“过生日”，企图在聚会上引爆炸药，但多尼奇老师未出席。次日4月4日上午，有人看见塔塔尔尼科夫携带可疑包裹出现在学校门外，清洁工问是什么，答：“给娜塔莎的礼物”。此时多尼奇正上俄语课，塔塔尔尼科夫手握点燃的导火索走进教室紧紧搂住她，命令学生们快跑。然而导火索燃烧迅速，几秒钟就炸了，现场五年级学生根本没时间反应也不可能逃出，隔壁教室更一无所知……

烟雾散去，村民们发现这座土坯砖学校损毁严重，塔塔尔尼科夫本人、娜塔莉娅·多尼奇、另一名教师（或称校长尼古拉·丹尼洛夫）和21位同学死亡。

案件发生后进行了约一星期的详细党内调查，共和国“支援陆军志愿协会”工作人员被认定犯有重大过失，指控他们不遵守规定程序，自行排除发现的战争遗留弹药。协会主席佩尔桑杰-彼得罗夫开除职务、开除党籍；宾杰里分部（吉斯卡村行政上属于宾杰里）主任谢坚科因为直接雇佣了塔塔尔尼科夫，又未能防止其偷盗TNT，被逮捕、起诉追究刑事责任。

调查委员会同时发现ДОСАРМ的炸药收发和储存严重违规——领出无需文件证明，而且往往随意堆放在办公室内。委员会接触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竭力为自己和本部门辩解，千方百计把责任推给别人。协会主席佩尔桑杰-彼得罗夫甚至声称：他不能眼睁睁看着群众被未爆弹炸死炸伤，所以才招募人员尽快排爆。此外，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高层还向敖德萨军区军代表提出索赔要求，指责对方本应负有扫雷职责，却把工作转交“支援陆军志愿协会”这个民间组织。

最终政府决定不公开吉斯卡村学校爆炸案，禁止泄露肇事者姓名。《摩尔达维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1950年4月4日宾杰里地区吉斯卡村学校爆炸和儿童死亡事件》的部分材料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

第20学校幸免遇难的孩子们在学期结束前搬进其他地方上课，那一年仅5人毕业。次年新校舍落成，一直使用到1986年，后毁于1992年夏季德涅斯特河沿岸战争。

吉斯卡村每年举办追思活动。幸存者长大后开始多方促成建立纪念碑，2006年2月市议会决定拨付专款予以资助。2007年黑色石质纪念碑揭幕，镌刻的死者名单上没有弗拉基米尔·塔塔尔尼科夫。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拉德克维奇（外号“血腥瓦迪姆”），是俄罗斯第一个登记在案的连续杀人犯。

资料档案未明确记载拉德克维奇出生日期和地点，从姓氏判断大概是西部人，生于1888年前后，因其被捕时已经21岁。据他本人供述，原本是下诺夫哥罗德阿拉克切耶夫中等军事学校学员，14岁时被一年龄约30岁的军官遗孀勾引，玩弄一段时间又抛弃，使他身染梅毒。拉德克维奇大怒，寻机报复。有一次看见该女与新男友约会，立即持刀冲上去，却被新男友打倒并扭送警察局。丑闻传开，拉德克维奇被军校开除，从此下定决心清除世间堕落女子。

1909年6月拉德克维奇犯下第一宗谋杀案，受害者是20岁卖淫女安娜·布卢门特罗斯特——脸部、脖颈及肩膀被刺12刀，抛尸涅瓦河。7月1日尸体打捞出水验明身份，引起圣彼得堡妓女界恐慌，警察开始大力搜索凶手。

7月14日拉德克维奇在兹纳缅斯卡亚广场（今起义广场）约嫖叶卡捷琳娜·格鲁斯，把她带到利戈夫斯基大街“多瑙河”宾馆三楼9号房。夜晚拉德克维奇捅刺格鲁斯至少20刀，未致死，扼颈令其窒息。次日八点拉德克维奇离开宾馆，告诉服务员一小时后叫醒他女友。服务员发现格鲁斯尸体，报警。警察局判定两起案件系一人所为。

7月24日拉德克维奇袭击女清洁工季娜伊达·列维娜，边刺边喊：“美女去死！”忽有路人经过，拉德克维奇仓皇逃跑，扔下凶器：一柄海军短佩剑。列维娜负伤幸存。

7月25日拉德克维奇在科罗缅斯基街某妓院刺杀卖淫女，又未遂。

由于拉德克维奇自称瓦迪姆·克洛夫亚尼克（也是他外号的来源，意即“血腥瓦迪姆”），所以刚开始难以确定真实身份。第四次凶案发生后，彼得堡刑事侦查处处长弗拉基米尔·菲利波夫亲自领导侦破工作。目击者描述受害人最后出现时有一名20多岁男性陪伴，此人臂长不成比例，明显驼背，“模样像猴”。警察注意到遇袭妓女都是黑发，女清洁工列维娜也是黑发，似乎表明凶手专门针对特定外貌和举止的女性下手。

9月17日拉德克维奇第五次作案，跟7月14号一样把35岁卖淫女玛丽亚·布多奇尼科娃带入“凯奥”宾馆房间杀害并劫掠随身钱物。床头留张字条曰：
“……拿走钱是我送她去阴间的酬劳，而且死者不需要钱。杀死此女及‘多瑙河’宾馆Е.格鲁斯者——瓦迪姆·克洛夫亚尼克”

宾馆走廊的服务员很警觉，透过钥匙孔看见布多奇尼科娃尸体，不慎发出响动。拉德克维奇企图杀人灭口，但被闻声赶来的其他工作人员合力制服。

拉德克维奇被送进普里亚什卡河畔“显灵者圣尼古拉”精神病院。精神学家对他的状态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此人系性虐待狂，必须对自己行为负全责；有的则认为他身心先天发育不全，沉迷于虚幻“天命”。

1912年3月10日开庭审理。尼古拉·拉德克维奇作最后陈述时宣称：“把我关精神病院十年也不会有改变。我用不着半点治疗，要么苦役，要么释放”。3月13日法院判决被告人8年苦役。1916年秋他在前往服刑地途中被另一犯人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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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列季亚科夫连环杀人分尸案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伦克尔1883年生于今顿涅茨克地区的“君士坦丁堡”村，父亲是职员。几年后全家搬到敖德萨，据说这位“有远见”的爸爸给儿子买了一份假文件，文件上写着出生地“君士坦丁堡”，于是摇身变成土耳其侨民，得以免服帝国兵役。

纳夫塔利15岁那年到赫尔松一家建筑公司打工，后在尼古拉耶夫市一处工地当领班。1902-1904年在德意志帝国克滕市的建筑技工学校受训，毕业后返回尼古拉耶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军火生意，发了小财。

俄国内战期间，身为敖德萨港货物验收员的纳夫塔利·弗伦克尔允许走私品进入城市，并盗卖罚没物品赚钱，引起敖德萨传奇匪首米什卡·亚庞齐克的注意。亚庞齐克很欣赏弗伦克尔非法活动的才干，说他”给魔鬼本人当会计也不难”。1919年5月亚庞齐克拉起队伍投靠布尔什维克，后来改称第54“列宁”苏维埃革命团，弗伦克尔也跟着打了几场仗。同年8月4日亚庞齐克跟红军分队发生纠纷，被当场击毙。

弗伦克尔短暂的革命生涯宣告结束，回到敖德萨重拾老本行，组建了专门从事走私活动的大型地下网络，货源来自土耳其和罗马尼亚。新经济政策时期，弗伦克尔贩卖过巴黎的长袜、女帽和高级香水。1921年他成立轮船公司掩护走私活动，有的资料说还曾替政府从海外黑市收购黄金，但大部分被他和同伙私吞。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肆无忌惮的行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派出契卡干员捷连季·杰里巴斯赴敖德萨调查（此人在当地颇有背景），1923年11月23日将弗伦克尔逮捕。1924年1月判处死刑，罪名是侵吞8000美元公款，后改判十年苦役。

纳夫塔利·弗伦克尔进入索洛维茨基特殊目的集中营服刑。通过花钱行贿，让自己住进单间的石砌警卫室，名列行政工作人员名册。事实证明这家伙确实如亚庞齐克所说黑白两道通吃，他很快发现索洛维茨基营卫生条件恶劣，犯人们满身虱子，伤寒流行。于是向管理者提出由自己负责在一天之内新建澡堂，但需要分配人手。澡堂果然如期盖好，虱子被清除了，不久其他集中营也以类似方式建起澡堂。

之后弗伦克尔移送湖岸边的凯姆市服刑，他又注意到当地鞣制皮革丰富，于是在囚犯中召集手艺人做鞋，运往莫斯科出售，增加集中营收入。渐渐地，索洛维茨基营形成多种产业，包括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修理、销售等，至1926年都归纳夫塔利·弗伦克尔及其领导的办公室统筹指挥。

1926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决定将弗伦克尔的刑期减为五年，1927年提前释放。由于他已经是索洛维茨基营不可或缺的一员，直接被正式任命为生产部门负责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弗伦克尔首先着手改革囚犯激励制度。现在每个完成工作任务的犯人可获得800克面包、80克肉类犒赏，表现最突出者直接给予货币奖励。当然，这些钱只能在营区内部商店消费，而店内商品标价比外面高三倍，因此还是“国家”最终受益。接着，弗伦克尔关闭了集中营原有的剧院、陈列馆和报社，“文化人”囚犯一律发配北方抓海豹、打渔。1929年秋天，无劳动能力之人被拉走枪决。

索洛维茨基集中营党组织曾试图将反革命分子弗伦克尔拉下领导岗位，换上“失业”的党内同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闻讯宣布弗伦克尔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秘密雇员，表示支持他的集中营发展计划，禁止党组织干涉其经济工作。在与上级交流中，弗伦克尔表达了扩大集中营生产规模、利用囚犯免费劳力赚钱的长远蓝图。他甚至致信斯大林本人，描述自己对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发展的构想。这些观点传遍莫斯科，最高领袖亲自接见弗伦克尔，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弗伦克尔成为苏联境内所有“古拉格”集中营生产业务的总负责人，制定了通过伐木、修路、制造等体力劳动改造长期羁押囚犯的方案，“劳改营”之概念由此形成。弗伦克尔还提出在国内众多建筑工地使用几十万廉价囚犯，并允许实行经济核算制。这样一来，集中营犯人就不再是白白消耗粮食的在押者，而是供新生国家肆意压榨的人肉资源。

1930年弗伦克尔奉命到科米共和国监督组建劳改营系统。次年开始负责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项目，全长227千米，拥有19个船闸、15座水坝、49处河堤。斯大林决定将此工程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样板，规定了20个月的工期。作为比照，苏伊士运河全长164千米，施工十年；巴拿马运河全长82千米，施工33年。

弗伦克尔迎难而上，不负领袖期望，调集大批囚犯（1932年底高达10.8万人）挥动铁铲、镐头手工作业，很少投入重型机械，挖掘了2100万立方米土石。官方数据统计施工期间12300人死亡，民间估算死亡5万-30万。此前惯用的激励手段这次也发挥作用，足额完成或超额完成每日工作的囚犯可获得强化口粮供应（1200克面包）、优质蔬菜及现金，同时采取各种精神鼓励如流动红旗、口头表扬、书面表扬等。1933年6月30日运河全线竣工，弗伦克尔因功获颁列宁勋章。

休息了没俩月，1933年8月28日又派他去负责贝阿铁路建设。1937年曾被抓进卢比扬卡，传说斯大林亲自干预将其释放。由于监督贝阿铁路工程的经验，1940年弗伦克尔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铁道建设总局局长，兼任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副局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他的部门投入前线全力铺设铁路，有效保障部队和军需物资运送，为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弗伦克尔也因此第二次、第三次获得列宁勋章（1940年7月、1943年9月），授衔工程技术兵中将。1944年获红星勋章。

1947年4月，前敖德萨走私犯、现工程兵中将纳夫塔利·弗伦克尔因健康原因从内务部离职。1948年获劳动红旗勋章。1960年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7岁，葬韦坚斯科耶公墓。

人们常说1990年代俄罗斯社会法纪废弛、犯罪高发。其实这种情况苏联解体前就已出现，不仅“绿林好汉”频频作案，就连执法机构的一些人也蠢蠢欲动，贪图业绩和奖金滥用权力，比如警察追求结案率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导致无辜者锒铛入狱。当体制内工作的最终结局变得逐渐清晰，越来越多前强力部门人员组成的犯罪团伙出现在苏联各地。

今天要介绍的团伙头目叫伊戈尔·柯尼金，30岁，早先因滥用职权被莫斯科114警察局开除。具体来说，是殴打一名酒保、抢走他的钱包。

柯尼金迷恋东方武术，崇拜枪械，渴求权力，想当帮派头目。好莱坞演员李小龙是心中偶像，却完全没领悟李小龙电影“为正义而战”的精髓。说白了，柯尼金只是喜欢一人敌万人，“一人”是他自己，“万人”则是那个抛弃他的体制。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柯尼金则不然，他满脑子怎么捞快钱，用何种手段根本无所谓。物以类聚，柯尼金很快组织起小团伙，其中一人是原同事瓦列里·菲涅耶夫，因实施刑讯逼供被莫斯科114警局辞退，法院判处3年缓刑。此外，团伙成员还包括因健康原因离职的前克格勃9局（警卫局）官员康斯坦丁·格鲁布科夫，以及被开除党籍的原军队政治副长、上尉叶夫根尼·苏巴乔夫。这四人是在莫斯科郊外某狩猎场认识的，柯尼金和菲涅耶夫离开警局后在那儿上班。

此时的伊戈尔·柯尼金手上早已沾满鲜血。1983年他还当警察的时候，曾在莫斯科谋杀一名从事地下房屋交易的黑商约翰·萨霍什扬。此人骄傲自负，令柯尼金厌恶，于是先勾引他老婆，之后杀死萨霍什扬，把尸体运出城丢进沼泽。1984年柯尼金又在一列从“白俄罗斯站”开出的电力火车上杀死警察斯米尔诺夫，目的是抢夺其配枪。

1986年柯尼金团伙终于决定要“干大事”，第一目标是首都的青年百货商店。该店主要出售稀缺商品，营业额颇丰，钱款每星期结算一次存入银行。他们计划在百货店门口向顾客投掷燃烧瓶制造恐慌、转移注意力，同时在店后院杀死流动收款员劫走现金。角色分配如下：柯尼金和菲涅耶夫杀人抢钱、苏巴乔夫纵火、格鲁布科夫留在车内望风、接应。

1986年11月14日柯尼金团伙突袭百货店，如果得手他们将获得33万卢布，相当于57辆“日古利”轿车。但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起初一切顺利，银行流动收款员拎着沉重钱袋走出商店，柯尼金和菲涅耶夫迅速跑到车边双枪开火，当场击毙收款员维诺科夫和米申，另一人卡尔平斯基手臂中弹昏迷，侥幸未死。

商店女保安维拉·阿尔菲莫娃闻声赶来，她手无寸铁，看见身穿警服的袭击者顿时有点懵，刚想开口询问，身中四弹。柯尼金和菲涅耶夫抓起钱袋撤退，没想到苏巴乔夫那边掉了链子：他本应投掷燃烧瓶，但酒后吹牛皮计划犯罪与具体实施犯罪到底不一样。苏巴乔夫人性尚存，没勇气纵火焚烧妇女和少年儿童，扭头去找同伙。

另一方面，四人低估了作案现场的人员密度。他们开车载着钱袋逃离时遭遇遛狗男士维克多·康德拉坚科，柯尼金本想杀人灭口，所幸弹匣打光。康德拉坚科倒也镇定，立即拦住一辆警车，描述罪犯特征和车型、牌号。

警车急忙追赶，在维雷斯卡亚街十字路口撵上柯尼金一伙。但这个警察明显经验不足，居然停在嫌疑车旁，下车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件！枪声响起，警察倒地，忍痛拔枪还击，打伤驾车的格鲁布科夫。

四人继续逃窜，在“大学地铁站”附近碰撞路边栏杆，一个轮胎损坏。于是弃车步行，受伤的格鲁布科夫也被抛弃——柯尼金近距离开枪解决了他。赃物钱袋扔在车内没拿走，毕竟带着十几千克钞票会拖慢速度。

警察搜索汽车，找到苏巴乔夫的衣服和证件。一名女学生告诉侦查员抢劫团伙中有个军人，因为她看见苏巴乔夫身穿军大衣、抓着防毒面具包逃离百货店前门与同伙会合。进一步搜查，在苏巴乔夫包内缴获燃烧瓶。

青年百货店抢劫案闹得沸沸扬扬，围观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党政官员纷纷赶赴现场，据说其中包括时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鲍里斯·叶利钦。全首都警察被动员起来，侦查工作委托给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伊萨·柯斯妥耶夫。

人证、物证俱全，抓住逃跑的劫匪只是时间问题。由于证件遗留车内，苏巴乔夫首先被警察逮捕。他矢口否认参与作案，坚称当时在家没出门。警察吓唬苏巴乔夫说同伙随时可能来杀他和家人，他沉默了，接着开始作供。

不过，找到柯尼金多少有点偶然因素。他和同伙分开后泅水逃跑，上岸走进6路公交总站锅炉房烤火取暖。警察例行搜索的时候见他正跟司炉工喝酒，以为他也是车站职工，直到看见暖气片搭着湿衣服。然而警察行动上的一个失误导致司炉工被劫为人质，双方僵持一段时间。柯尼金本打算谈条件逃走，得知同伙已经全部落网，无奈举枪自杀。司炉工听到他最后一句话是：“这才刚刚开始！”

菲涅耶夫乘坐出租车幸运躲过街面巡逻，15个小时后在旅馆被捕。该团伙武装抢劫导致四人遇害（包括格鲁布科夫）、一名警察负伤，33万卢布短暂丢失。1987年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判决苏巴乔夫10年徒刑，菲涅耶夫死刑——他供认柯尼金早前犯的两件人命案子自己也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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