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俄罗斯社会犯罪猖獗。黑帮分子打打杀杀，公墓每星期加添新坟，大多刚二十几岁的帮派暴力受害者们从昂贵的墓碑上俯视弔客。一名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后来告诉记者：“我没想到在俄罗斯当杀手这么容易！”

起初，安德烈和谢尔盖·切雷舍夫兄弟俩开始犯罪生涯的时候，是替列宁格勒犯罪头目当马仔。安德烈身强力壮，曾在海军陆战队潜水部队服役，精通各种枪械，人送外号“费尔干纳人”（因为他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库瓦赛市，位于费尔干纳山谷）。谢尔盖当过空降兵。两人退伍后一时没工作没收入，过不惯平民生活，心烦意乱。恰好在小饭馆遇见两个中年男子提议跟他们混，跑跑腿就有钱拿，遂爽快答应。跑腿的内容很简单——揍人、威胁人而已。

日后安德烈回忆说，还有一个情况使他无法回头。某位老相识请他协助亲戚越狱，切雷舍夫兄弟同意帮忙，但贿赂狱警需要一笔巨款——20万美元。他俩当时欠了满屁股债，债主是莫斯科的某位将军，让安德烈做工抵偿：杀一个人5千美元。不久又从毒贩子那儿来了“工作”，报酬好得多，7000-25000美元，当然大部分钱要上交头目，自己只留小部分。

于是切雷舍夫兄弟纠集若干年轻罪犯组成团伙，包括“战士”谢尔盖·波波夫、尼古拉·斯米尔诺夫、谢尔盖·雅科夫列夫、谢尔盖·雷斯利亚耶夫，前科犯奥列格·德罗任和阿列克谢·捷列申科，破坏专家和徒手格斗专家亚历山大·瓦西利辛，切雷舍夫家表兄弟：武器专家阿纳托利·沃尔科夫和运动员尤里·沃尔科夫等。这些坏蛋总共八十几个，自立门户单干，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活动。

不得不说苏军培养出来的人确实技能熟练，只不过他们不再为了祖国或某种崇高信念战斗，而是为充实自己腰包。令人惊讶的是，警方后来发现积极怂恿、鼓动团伙的居然不是切雷舍夫两兄弟，而是他们的老娘安东宁娜！这个女人不仅负责介绍潜在客户，就连武器弹药都藏在她家。

尤里·沃尔科夫则充当团伙常驻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代表。他跟客户在餐厅见面，拿到所需的受害者信息和付款，过程就跟好莱坞电影一模一样。

切雷舍夫团伙以其高度专业性和隐秘性在各路犯罪组织中鹤立鸡群，供应枪支的、供应汽车的、调度协调的、直接动手的分工明确。团伙从俄罗斯各地广招“能人”执行单次谋杀合同，把他们带到坦波夫附近基地，等候其他成员追踪受害者并制定计划。1993年做下第一起命案，两兄弟的朋友：利佩茨克州乌斯曼市的尼古拉·亚季莫夫欠女商人瓦莲京娜·莫尔恰诺娃15000美元，不打算还钱，聘请切雷舍夫团伙杀掉瓦莲京娜，酬金4000美元。亚季莫夫说服莫尔恰诺娃一同开车去沃罗涅日“出差”，奥列格·德罗任坐在后座，行至高速公路空旷处突然用绳索勒死莫尔恰诺娃，最后把尸体埋入附近森林提前挖好的大坑。

1997年4月团伙又在坦波夫谋杀莫斯科石油商人弗拉基米尔·罗戈沃伊，“下订单”的是后者竞争对手。由于罗戈沃伊身边总有警卫随行，跟踪多日好不容易逮到机会，由阿列克谢·捷列申科埋伏在此人家门口击杀成功。

同年8月份团伙再次出手，杀死另一位商人弗拉基米尔·罗加乔夫，原因是此人挡了米丘林斯克市黑道头目的财路。罗加乔夫日常出行必偕警卫乘两辆车，于是切雷舍夫团伙故技重施，在他必经之高速公路附近挖两条壕沟，派人拿着带瞄准镜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手榴弹守候。当罗加乔夫座车驶近，两支步枪同时开火，首发命中罗加乔夫，其警卫毫发无伤。

杀掉罗加乔夫，团伙紧接着干了他们这辈子最大一票——行刺圣彼得堡副州长米哈伊尔·马涅维奇（儿按：圣彼得堡市属于俄联邦主体，最高行政长官称”губернатор”，约定俗成也可译为“市长”）。事发时副州长和夫人坐在车内，狙击手藏身街角阁楼通风窗后，使用南斯拉夫制造的带瞄准镜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连续射击。马涅维奇颈部、胸部中五弹，送医途中死亡；夫人受轻微伤。狙击手扔下凶器，走屋顶从临近楼栋下至地面开车逃离。

案发后俄联邦内务部长命令成立联合调查组，叶利钦总统亲自过问。切雷舍夫及另一个犯罪团伙：艾拉特黑帮同时列入重点嫌疑对象。

除行刺马涅维奇之外，警方怀疑切雷舍夫团伙还涉嫌记者弗拉德·利斯季耶夫被杀案，犯罪头目奥塔里·科万特利什维利和马克西姆·斯米尔扬金遇刺案，企业家费利克斯·利沃夫、瓦季姆·亚夫亚索夫、奥列格·坎托尔被杀案等血案，但之前都未引起足够重视。枪杀政治家非同小可，太高调又有挑衅性质，终于令该团伙在成立七年后被执法部门盯上。

罗加乔夫谋杀案后，切雷舍夫兄弟已经察觉到危险迫近，决定先下手铲除团伙内不可靠成员，但他们纷纷藏起来避风头。1998年亚历山大·瓦西利辛酒后打架被捕，在拘留所吹嘘自己认识犯过大案、双手沾血的人。于是他立即成为重点侦讯对象。当局部署特别行动抓捕团伙头目，虽没逮住切雷舍夫兄弟，却在其家中搜出大量犯罪证据，甚至还有警局泄露的秘密文件。支持切雷舍夫团伙刺杀马涅维奇的证据包括：安德烈·切雷舍夫家缴获的铜管与阁楼的顶门铜管完全相同，现场遗留的头发经鉴定属于尼古拉·斯米尔诺夫；步枪弹匣是1989-1990年期间军事体育学院失窃的，尤里·沃尔科夫当时正在该院学习；侦查发现狙击手穿着橡胶套鞋，安德烈和谢尔盖·切雷舍夫日常习惯穿这种鞋；专家认为安德烈家的一瓶枪油曾用于润滑作案步枪…… 另外，警方的“内线”也提供了重要情况，比如1997年夏天谢尔盖·切雷舍夫在圣彼得堡寻找带瞄准镜的步枪，后来有人目击他携带瞄准镜。

根据查获的证据，坦波夫州检察院正式对团伙成员提出谋杀罪指控，列入联邦通缉名单。两兄弟带着老娘和几个手下跑遍全俄各地躲避РУБОП（译注：地区反有组织犯罪局），走投无路逃回老家费尔干纳山谷。РУБОП小队穷追不舍，乘飞机赶赴塔什干，深入山谷长时间搜索，1998年7月查明他们藏身地点。这次老天帮忙，突发的泥石流堵住切雷舍夫兄弟去路，于是缴械投降，双方未交火。经过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漫长谈判，切雷舍夫一家、波波夫和雅科夫列夫被驱逐出境，刚下飞机就受到重兵“迎接”，当局出动大批警力押解他们进看守所。团伙另外六名成员也陆续落网，从而及时阻止了俄军某师长被杀。

审讯期间团伙成员拒不合作，用事先准备好的说辞搅混水。时而承认杀了不是他们杀的人，时而又否认确凿事实。至于声称的“不在场证明”，几乎无一得到证实。但调查组最终只能证明三起谋杀案和六起抢劫案。1999年谢尔盖·切雷舍夫肾病复发死于看守所。2003年12月利佩茨克州法院判决本案八名被告犯谋杀罪、抢劫罪、非法持有武器罪，安德烈·切雷舍夫和奥列格·德罗任在严管监狱服刑20年，阿列克谢·捷列申科和亚历山大·瓦西利辛监禁15年，其他四人分别获刑14年、8年。庭审期间团伙成员试图把三起谋杀推卸给已故的谢尔盖·切雷舍夫，未被法院采信。安东宁娜·切雷舍娃和米哈伊尔·波塔波夫无罪释放。

2004年1月利佩茨克州检察院就安东宁娜·切雷舍娃和米哈伊尔·波塔波夫的无罪判决向俄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抗诉，认为二人罪行有充分证据证实。安德烈·切雷舍夫和奥列格·德罗任也提出上诉，认为刑期过长。

2007年“扎利波夫团伙”成员之一阿列克谢·加尔多茨基因涉嫌多起谋杀案被捕，2009年11月供认是他亲手开枪打死了米哈伊尔·马涅维奇。2023年4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已确认当年雇凶谋杀马涅维奇之人，原来是坦波夫黑帮头目弗拉基米尔·巴尔苏科夫（库马林），他已经于2019年被判处24年监禁。但也有报道称在阁楼开枪的是阿尔卡季·努西莫维奇，已于2020年被判处22年监禁。

延伸阅读：

柯尼金团伙抢劫百货商店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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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名字可能并非偶然。一对幸福父母肯定没料到，他们用希伯来传说人物“莉莉丝”（洛丽塔）为女儿取名，注定了她将过着淫荡生活。

双亲的希望

洛丽塔从来不像个孩子。学龄前她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千方百计求父母满足。13岁那年洛丽塔感觉叶夫帕托利亚这个小地方太无聊，而摆脱父母掌控的唯一途径是就读辛菲罗波尔音乐学院——虽然她讨厌小提琴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她爸爸当兵，妈妈是单纯的家庭主妇，心中充满喜悦，仿佛未来的小提琴家近在咫尺！

洛丽塔考入音乐学院的时候，爸爸抹着泪说：“洛，你是我们的希望”。洛丽塔努力实现所有希望，首先是自己的。揽镜自照，这位丹凤碧眼的苗条佳丽绝不可能只当个普普通通女大学生，至少得是美国电影明星！上帝不憎恶美貌，听凭祂赐予幸福人生吧。但洛丽塔不愿坐等上帝赐福，而且不怕失宠，就像远古时代的同名人物——亚当的第一个老婆、夏娃的前任。

希伯来传说：莉莉丝咒骂丈夫亚当，不肯屈居他身下，飞离伊甸园逃走。 神派遣天使追赶，莉莉丝拒绝返回，扬言自己被创造出来就要戕害婴儿。最后 神只好另造温顺的夏娃代替莉莉丝……

但叶夫帕托利亚的洛丽塔不肯扮演“温顺夏娃”，很快便在音乐学院宿舍如鱼得水。1970年代的音乐学院和医学院名声不好，社会传言学生们滥交、吸毒、听摇滚乐。但洛丽塔不需要廉价享乐，男同学也不会花钱睡她的稚气肉体。于是开始从事报酬丰厚之工作：拍裸照。

今天找不到苏联色情业统计数据，这些材料即便有也是严格保密的。但根据美国“淫秽和色情调查委员会”估算，1970年代全球性产业年收入高达5.74亿美元。

起先洛丽塔穿不怎么性感的苏联内衣在业余摄影师镜头前搔首弄姿，然后一丝不挂，终于发展到跟英俊男伴模拟性交…… 这种裸照每张售价50戈比到1卢布，取决于“构图”怎样。那么谁会购买业余摄影师拍摄的光腚少女照片呢？当然是苏联中学生啦！

警方接获的首次报案来自基辅某学校——教师发现淫秽物品。渐渐其他学校也发现同一位裸体少女的照片。这些照片印数成千上万，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间快速传播。洛丽塔果然没辜负爸爸希望——她出名了，但不是作为小提琴家，而是色情明星。

餐馆、皮衣和珍珠

瓦西里·利特维诺夫（化名）在刑侦部门工作五年，调查大案要案，颇受上级器重。这次他负责侦办克里米亚学校色情照片事件。

追踪“制片人”的唯一线索是照片中的碧眼裸女，利特维诺夫对她早有耳闻。曾经某位州委某高级干部在市苏维埃执委会门外遭遇诈骗，骗子自称市执委会员工，有“关系”买毛皮帽子。虽不知讲了什么花言巧语，反正州委干部上当，掏出钱给对方，自己站原地等。结果等啊等啊等不来，恍然大悟，尽管为时已晚仍选择报警。受害人描述骗子“像一阵风”径直穿过市执委会大楼，瓦西里·利特维诺夫赶到后立即展开追踪。他穿过市执委会，来到一间公共澡堂，见两个男人鬼鬼祟祟走进厕所，猜想会不会团伙作案啊？赶紧跟上去。俩男的挤进一个隔间，片刻传出奇奇怪怪声音。利特维诺夫果断踹门，瞬时后悔了：二人正在进行……同性性行为！事后查明其中一人是“男娼”，异性恋，失业养两个孩子，不得不在辛菲罗波尔公厕卖身。利特维诺夫审讯此人，对方毫不在乎，说：“女的能这样挣钱，我也行啊。”利特维年科反感同性恋话题，但故意表现得对小妞儿很感兴趣，让“男娼同志”推荐靓女，此人脱口而出：“音乐学院的洛尔卡，全克里米亚都知道她”。

所以当利特维年科受命调查色情照片案，立即想起“音乐学院的洛尔卡”。同一天他动身去找16岁小提琴学生，二人四目相对，利特维年科意识到“校园艳星”正冲着他傻笑呢。

在洛丽塔父母家的搜查引发了家庭悲剧。碧眼女儿一言不发，任凭警察翻遍自己房间。妈妈边哭边喝“伐力多”（译注：一种抗焦虑药），爸爸攥紧双拳反复念叨“误会了、误会了”。可惜当场从小提琴盒搜出一叠照片，赤裸的洛丽塔仪态万方、光彩照人。这个时候洛丽塔已经把童贞高价卖给某个“州委老伯伯”。原来，从学生手中没收的艳照呈交州委“审查”，随即下落不明，而洛丽塔收到了好处可观的亲密邀约。广告作用十分巨大，洛丽塔在多个“伯伯”之间翩翩起舞，迅速过上吃餐馆、穿皮衣、戴珍珠的潇洒生活。

由于“伯伯”的关系，洛丽塔不上课也没被音乐学院开除。她不住宿舍租公寓，当然也是托了“伯伯”的福。偶尔回一趟叶夫帕托利亚父母家，衣衫朴素，腋下夹着小提琴，爸爸妈妈不胜欣喜。

纸包不住火，女儿的秘密忽然曝光，妈妈突发心脏病死在医院。16岁的洛丽塔被警察局正式逮捕那天，爸爸朝自己头上打了一枪。

自甘堕落

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皆有阴暗面。洛丽塔失去双亲的心境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但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结局明显使她生活轻松许多，再不必遮掩和编谎话了。

利特维诺夫通过洛丽塔抓获了色情照片制作者和销售者，根据《刑法典》第121条他们被处以监禁。洛丽塔本人未成年免于刑罚。

七年后的一天，利特维诺夫和同事在“海洋”餐厅庆祝生日，一位衣着光鲜的漂亮女人请他跳舞。利特维诺夫感觉此女有点眼熟，想不起来是谁，直到她说出自己名字，利特维诺夫这才亲眼目睹洛丽塔16岁父母双亡后的生活：在高级餐厅物色嫖客，改行做了“外币妓女”。

又十年后，瓦西里·利特维诺夫正在单位值班，夜间巡逻队押来一个过马路差点儿被车撞的醉酒妇女。这个酩酊委顿的女人赌咒发誓说不放她走就吐桌上，写张字条自称市立第六医院护士。利特维诺夫威胁她再胡闹就打电话叫主治医生来，于是一夜平安。第二天女人酒醒，表示很愧疚，哀求切勿通知医院，否则会被辞退。利特维诺夫没这样做，因为他终于认出面前酒鬼是洛丽塔——曾经的碧眼美人、高级妓女如今沦为粗鄙落魄之泼妇。

此次见面后利特维诺夫开始关注洛丽塔命运，得知她很快被医院撵走，主治医生怀疑她酗酒和盗窃麻醉药品。但洛丽塔入狱却不是因为这些事。克里米亚出了一桩轰动性谋杀案：辛菲罗波尔郊区惊现六月龄婴儿碎尸。利特维诺夫主持侦查，发现婴儿遍身带抓伤，脖颈有勒痕，通过体表指纹迅速锁定凶手。利特维诺夫无法相信命运再次把他跟洛丽塔联系到一起！原来洛丽塔生下同居姘头的孩子，婴儿整天饥饿哭闹，洛丽塔就抓他、掐他……

……事实证明莉莉丝的诅咒果然难逃。

（儿按：都市传说，未可尽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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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1966年，苏联四个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及俄联邦两个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约一万人在从肉联厂盗窃肉类时被门岗保安抓获。警方侦查发现，平均每名“孽孙”（译注：偷公家财物之人）偷拿约7.5千克肉、香肠或肉制品。

奢侈品

几个世纪以来，肉类在俄罗斯属于一种“不太公平”的食品。19世纪俄帝国肉价虽然比较稳定，但各城市、各省之间差距颇大。南方畜牧业发达，农奴制废除前的农民肉食需求相对较低，即便中等收入城镇居民也不愁买肉。而大省大城市和首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许多食肉需求高的富人自己没有庄园，肉价随之高涨。

废除农奴制后朝廷发展工业，情况又有了显著变化。新建工厂需要大量劳工，这些人如果再像父祖辈似的天天吃面包、喝格瓦斯，营养肯定跟不上啊。小贵族们虽然在改革大潮中失去财产，却一时拉不下脸来三餐从俭。所以肉类供不应求，价格飙升，成了少数人享用的美味佳肴。

俄罗斯大富翁之一瓦西里·科科列夫（译注：大地主、大企业家、慈善家）1880年指出：
“我国所有市场，无论大小，无论城镇或乡村，售卖的生活必需品皆贵得反常；我国港口日常活动都是向国外出口粮食。由于目前市面上面包、肉类价格很高，工人一般无法挣到这么多生活费，由此造成大部分劳动者陷入绝境，倾家荡产。这种情况下，距离工厂和制造厂业务减少、商业和工业衰退仅一步之遥，其趋势已经在下诺夫哥罗德交易会期间显露无余了。一个工人要在省城吃面包吃肉活下去，每年工资不能低于100卢布。帐是这样算的：每天花10戈比买3俄磅面包，花14戈比买一俄磅肉，格瓦斯、盐和一把谷物2.5戈比，合计26.5戈比，全年96卢布72戈比，还没算鞋子、衣服和家庭开销。这笔支出意味着食物偏贵，许多人吃不起饭，一部分必然行乞度日，另一部分就去犯罪谋生了。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到冬天结束时大量的人必须有东西吃，鉴于目前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以及某些地方根本没有面包和肉类供应，他们无法养活自己……我国面包和肉类价格高昂的原因是北方15省农业生产设备不完善”。

科科列夫建议在首都及邻近省份发展畜牧业，但因为高肉价对商人和政府有利，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平民百姓只买得起边角料和下水，且往往是臭的。当年的人如此形容小饭店菜肴和环境：
“汤就像泔水。小饭店进的肉是最低等烂货，常有些馆子给客人吃死畜肉。肉冻是一种可疑的浅灰色块状物，内含灌肠皮、鱼碎屑、未知动物肉丁和蟑螂。小饭店的厨房比客人坐的房间（即食堂）更脏更恶心，蒸汽在四壁和天花板沉积，化作污水滴入食物；百十只蟑螂满墙、满桌、满架乱爬，锅碗瓢盆里也有几十只涌动”。

可就连这种场所也非俄帝国大多数子民所能负担。小饭店吃一顿饭要花20-25戈比，一个短工的日工资80戈比。穷人只能在最廉价、最大众化的地方——市场熟食摊——解决三餐，老爷们的残羹剩菜在这里二次回锅。高级餐厅的厨余和碎骨被收集起来，送到熟食摊重新加工，甚至有专门的贩子把“应该丢到泔水池的残渣”做成给人吃的馅饼和包子。屠宰场不要的东西更是摊主们的好宝贝。

随笔作家А.巴赫季阿罗夫描写圣彼得堡熟食摊：
“我们面前是一间巨大的奇特厨房。您走进这大石屋，一股子恶臭扑面涌来。屋边靠墙位置，四口大锅坐在灶台上。每口大锅灌水三十桶，然后把一堆约五、六十个牛头扔进去，熬出油脂。炖煮时间要持续七、八个小时，直到牛头脂肪滑落，肉变得像树皮条一般。牛头肉主要在两颊边，所以叫腮帮子肉。每个牛头出腮帮子肉3-8俄磅。煮熟的腮帮子肉送去供应熟食摊和小饭馆。您可以想见，腮帮子肉肯定营养很丰富！”

有钱人基本买不着臭肉，他们在另外的地方当冤大头。俄帝国肉价最高的城市是维尔诺（今维尔纽斯），1895年当地兽医Ф.费拉托夫进行一番调查，搞清了本市肉价为什么这么贵：
“在观察维尔诺市场牲畜和肉制品交易时，发现市面肉类价格，同肉畜的数量及这些牲畜的出栏价格之间显然存在巨大差别。这种价差之大，一方面令农村饲主抱怨收购价太低，一方面让城市消费者抱怨肉价太高，使城内低收入居民无力负担。所以我们看到，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赫尔松省、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切尔尼戈夫省甚至明斯克省（这些是维尔诺市场肉畜主要产地）的肉类价格每普特不超过2卢布-3.2卢布，而维尔诺市过去四年售价从未低于每普特4.5卢布-6.5卢布。这1.3卢布-2.5卢布的差价，明显出在产品运输和转卖环节…… 毋庸置疑，长期以来肉畜交易一直是活跃的投机生意。在牲畜原来饲主和肉食消费者之间有一长串转卖商和牙人，他们当然个个都想赚取丰厚利润”。

盗窃的对象

最终肉类成了最抢手的稀缺货之一，往往有钱买不着。战争、革命和翻来覆去的荒年令情形雪上加霜。在新经济政策和私营企业复兴的那段时期，肉类供应问题曾稍稍缓解。但随后的票证供应制度又把一切打回原形。

苏联政府1933年发布的民间自由买卖价目表也证明了肉和肉制品的特殊性。例如官方规定一千克烟熏牛肉肠32卢布，熟的猪肉火腿35卢布。即便比较简单的肉制品也令普通人家感觉头沉——熟香肠18卢布、小灌肠20卢布。再来比较一下同一份价目表规定的鱼类价格：从1933年4月起每千克鲟鱼售价30卢布，压紧的黑色咸鱼子(паюсная икра)45卢布，红鱼子25卢布。所以只有收入最高的少数苏联人能够消费这些产品，对于月薪30-80卢布的普通工人，或根本拿不到钱的集体农民而言，上述东西包括香肠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买不起又想吃，就只能偷了。

人民委员米高扬首倡建立大型肉联厂不久，此类企业的职务侵占案件便开始增多。这实际并非什么秘密，1930年代末米高扬本人会见莫斯科“米高扬肉联厂”职工，谈及低工资问题时公开讲：“但是亲爱的同志，你们不是在生产滚珠轴承。咱都知道你们靠什么生活”。当然了，人民委员说这话绝非纵容、鼓励侵占行为，而是试图将之纳入合理范围。于是上级批准了著名的“干耗和撒漏”标准，私下销售超额商品几乎被合法化。

从此偷肉和其他产品的现象由个别地方传遍全国，负责同志不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者屈指可数。育幼机构和医院无不做贼，战争年代前线亦有大规模盗窃事件。

例如1944年乌克兰第1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私自设立“食品馈赠基金”，拿去打点有关人员。事后揭露违规行为的命令称：
“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代司令员彼得洛夫少将和副司令员奥尔洛夫斯基少将把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发来的约两车皮食品和服装礼物存入装甲坦克前线军需库，未登记造册，反而挥霍掉了。根据彼得洛夫少将的命令，发给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成员（包括他自己共6人）肉类、黄油、香肠、糖果等食品不少于42普特，发给各部门首长（11人）不少于66普特。这些食品大部分用卡车运往莫斯科。又根据他的命令把11个食品包裹每个重4普特送给非军职人员管理局，另几个包裹送给无关人员。奥尔洛夫斯基少将命令把267千克猪肉、125千克羊肉和114千克黄油用卡车运往莫斯科，送给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中央机关领导人员…… 此外奥尔洛夫斯基少将还把80千克黄油、5只山羊等物品运至莫斯科，送给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总局工作人员及他本人妻子。其下属塔拉森科效仿奥尔洛夫斯基，他在致久日尼克少校关于家庭食品分配的条子中写道：最后四只牲畜，给奥尔洛夫斯基家送1只公绵羊1只黄羊，给扎哈罗夫老婆送1只黄羊（以我名义），再给卡茨家送1只公绵羊（也以我名义）。如果算错了请你指出”。

然而偷肉最多、最频繁的肯定还是肉联厂。从内务部到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战后几年关于此类案件的报告层出不穷，1950年代末连篇累牍。当时全苏刑事案件的侦办并未统一化，原因可能是苏联内务部1960年被撤销，直到1966年才以“苏联社会治安部”的名义重建。新任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查看肉类/牛奶企业职务侵占情况，深感惊讶，1967年2月13日汇报苏共中央：

“苏联社会治安部掌握的数据表明，国内许多肉类加工企业的社会主义财产保护状况不佳。这些企业频繁出现盗窃和滥用问题，每年给国家造成巨额物质损失。仅1966年九个月间，俄联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ССР的肉奶工业企业和组织因盗窃、侵占与流失造成的经济损失竟达176.5万卢布。1966年俄联邦几个州和边疆区，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ССР的警察机关在肉类加工企业中查获了近1000个侵吞盗窃团伙，超过3000人被起诉，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50多万卢布。此外，同一时期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ССР，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企业保卫人员执行出厂检查时扣留约10万人，从这些人身上搜出各类肉制品逾75吨，价值150多万卢布”。

损耗过度

“分析刑事案件材料和逮捕情况发现，不仅普通工人，甚至个别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也参与盗窃肉制品。去年爱沙尼亚ССР起诉17名偷肉的管理人员，包括：塔林肉类加工联合企业经理帕尔霍缅科、会计柯尔曼、高级工艺师萨乌加、工长伊夫岑科等。企业领导沦为侵占主谋绝非偶然。在克孜勒和阿巴坎肉联厂，以克孜勒厂副厂长冈察洛夫为首的侵占团伙长期活动，吸收80人共同作案，盗窃各种贵重物资45000卢布”。

警方进入肉联厂检查，一切看似照章运行：

“肉联厂实施有组织盗窃的手段是系统地、蓄意地隐瞒原料和产品数量。1966年塔林联合企业超额生产114吨肉制品未造册，沃洛格达肉联厂——116吨，维捷布斯克肉联厂——39吨，沃尔科维斯肉联厂——58吨。1966年九个月奥斯坦金肉类加工联合企业灌肠厂隐瞒结余原料824吨，莫斯科肉联厂四个灌肠厂隐瞒1600多吨，列宁格勒肉联厂第一灌肠厂约2000吨”。

其中关键在于，1吨生肉制造的产品远远多于虽经修改但依然有效的“米高扬标准”。何况肉联厂生产“特优级”香肠通常不用优质肉，而是用边角料和碎肉，且各类肉制品中淀粉等填充料的比例高于工艺规范。

“超额生产制成品的原因在于规定老旧过时、违反配料表、储存条件、生产工艺和自然损耗原材料注销标准提高。1966年底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警方查获一个在波格丹诺维奇斯基肉联厂及若干销售企业活动的38人团伙，他们盗卖各种香肠价值2.7万卢布。侦查确认这些盗窃的原因是厂家采用了过时标准导致超额生产未登记造册。针对列宁格勒州沃尔霍夫斯基肉联厂失窃案（系厂长梅尔库洛夫组织）的侦查也证实，犯罪分子利用过时的成品标准盗取价值8300卢布的肉类”。

接下来，晓洛科夫部长报告了厂家不走正规渠道盗卖结余肉类变现的套路：

“肉类加工企业职工经常拉拢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采购组织的公职人员参与犯罪，相互勾结故意低估牲畜膘情，通过伪造文件盗窃私分原料和制成品。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伊佐比利年斯基禽产品联合工厂总工程师布佳耶夫、牲畜女验收员卡拉布霍娃和屠宰车间主任普谢娃滥用苏联肉乳品工业部长1956年11月29日№548命令公布之肉类产量规定，屠宰牲畜时产生额外肉量未登记造册。他们为了侵吞余肉，勾结牲畜基地主任甘胡拉从事不法活动，后者又勾结了边疆区几个国营农场的采购员。采购员收到联合工厂的余肉信息后，根据其数量伪造从虚构人员处收购牲畜的报表，窃得公款各人分赃。总之，这伙人给国家造成24000卢布经济损失”。

此外，肉联厂耍手段欺骗农民毫无愧意：

“已经证实肉联厂工作人员收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牲畜时大规模欺诈舞弊，严重损害了集体和国有经济。仅举克拉斯诺达尔某肉联厂为例，检查发现由于该厂收购时故意低估牲畜膘情，1966年上半年边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蒙受损失34.3万卢布”。

不过最安全、最简便的途径还是通过国营商店销赃：

“几乎所有的肉类加工企业都不核算实际产量，只核算批发给零售系统的出货量，从而为有计划地盗窃超额产品提供了便利。在这种核算下，即使失窃也不可能追查损失责任人。高尔基第二香肠厂库管员特卡丘克和发货员鲍利索夫合谋盗卖价值12400卢布的香肠，尽管如此，对他们工作场地进行的盘点和检查却未发现任何短缺，反而找到100吨未统计产品被记在收入项下”。

针对上述情况，晓洛科夫提出消除肉类盗窃的具体建议：

“治安机关正在采取措施改进预防和及时发现盗窃肉类的工作。我们已向苏联部长会议发函，建议责成苏联肉乳品工业部：

—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65年7月16日《关于总结苏联肉乳品工业部系统企业和组织1965年度财政经济活动》的№529决议，制定屠宰畜肉和肉制品产量的新规范，以及生产香肠和肉制品的规范，重新修订并减少在热处理、储存和加工期间报废注销肉类的现行规范（分别针对鲜肉和冻肉），明确划分适合制作香肠的肉制品等级；

— 采取措施整顿原材料内部核算制度，按实际产量而非批发给零售系统的出货量进行产品核算；

— 制定有科学依据的方法，在收购牲畜时准确评估其膘肥情况。”

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情况仍未见多少改善。比如1975年12月苏共中央收到伏尔加格勒的举报信，信中说：

“我们要眼睁睁看着投机分子盗窃诚实的苏联劳动者到什么时候？当地内务机关虽然屡次接获犯罪举报，却坐视不理，未采取任何行动。
案子实际是这样：伏尔加格勒肉联厂工人（当然绝不是人人都作贼）往外偷运肉制品，可不是2、3千克地偷，而是20、30千克地偷，以至于几乎出不去门。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肉放哪儿？我们市里有些能耐人，比如女公民安娜·楚迪琳娜（历史街150号35房），在自家公寓开了销赃点（她同小儿子合住），售卖失窃肉制品。
偷肉贼管这种销赃点叫‘驿站’，一旦知道了位置，每人背20-30千克肉，一次至少三个人，肉联厂换班后（下午5-6点、深夜12点）直接跑来。早晨楚迪琳娜再用大包袋分几次运到其他地方。
地方机关明确知晓这些产品的去处。最近楚迪琳娜的客户似乎良心发现，偶尔会为她的“劳动”提供便利，派小车或公务大巴去她家接送。
总之，完全不工作的楚迪琳娜生活阔绰，显然收支不符。她自己心里很有数，把钱投在黄金上，购买耳环、戒指、金牙和毛皮大衣，经常赴南方旅游。可真富啊。
这一切已多次向举报伏尔加格勒市捷尔任斯基区内务处和州内务局。楚迪琳娜似乎曾被区内务处传唤过一次，但友好交谈一番，轻轻责备几句，根本没调查事实就把她放了，尽管时间、地点、窃贼姓名和汽车款式都准确举报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匿名举报，但写得准确、可信。之所以匿名，原因如下。第一，窃贼们放出狠话，如果谁“出卖”他们，他们什么都敢干，包括杀人。第二，本地警察发现有人催着他们工作，就会发怒（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甚至指责举报人是窃贼同伙。
您会不会说这是对警察心怀恶感呀？大体说来不是的，因为我们——写这封信的人——就是干了很多年的警察局编外人员，事情的真相一清二楚。此外，或许还有充分的个人原因不允许我们此刻在信上签字。派遣一两位ОБХСС工作人员来调查调查很困难吗？或者侦探只出现在屏幕上？”

资料显示不仅伏尔加格勒，其他城市同样存在这种丑恶现象。但大规模侵占盗窃公家财产丝毫不足为奇，毕竟人民总是按照当局默许的方式行事。

延伸阅读: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警匪勾结20年的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大案

肉贩暴富殒命记

1981年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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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苏联发生第一起高科技犯罪——伏尔加汽车厂遭黑客攻击，生产线停转三天。有意思的是，这种行为找不到对应罪名。

实施攻击者叫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原本有望成为莫斯科大学前途光明的数学家，可他放弃学术生涯，服从分配到伏尔加汽车厂“生产组织部”当程序员。厂里没人欣赏他的才华，许诺的晋升和加薪迟迟没动静，遂动起“干大事”证明自己的心思。

穆拉特供职的自动化系统部门控制着机械传送带运转，员工分两等：第一等“精英”，即掌握软件奥妙的程序员；第二等普通电路工程师，负责日常维护，不允许接近“精英”的工作范围。程序员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修改软件，但不会留下表明改动的记录或注释。

乌尔乔姆巴耶夫给主计数器程序制作了恶意补丁。该程序计算传送带节点的进料周期，而恶意补丁打乱了计数器节奏。须知生产线传送带经过反复校正、微调，零件必须在设定时间行进至设定位置，精确到秒，稍有差池就是致命故障。

于是先做测试，当年人们使用的还是软盘呢。他把软盘插进计算机篡改程序，时间一到，生产线顿时陷入昏迷。解铃还须系铃人，穆拉特迅速出手修复，“拯救”伏尔加厂免于灾难。

测试大获成功。最重要的是没人察觉！

厂领导口头答应发奖状，结果未兑现。穆拉特很恼火，决定让苏联最大汽车厂彻底瘫痪。他很谨慎，把恶意补丁启动的时间设置在自己休假离开的那天。心里盘算着：等我从老家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回来，指出症结所在，排除生产故障，享受奖状、荣誉、表扬和图阿普谢海滨疗养……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计划提前两天自行启动。混乱中没人明白怎么回事，只知道生产线发疯了，传送带依旧向前输送各种零件，但是在错误的时间。难道机器终于学会反抗人类啦？工程师们百爪挠心，停产三天真不是小事儿啊！

赶快调派最顶尖专家处理紧急情况。他们排查了设备、各部件和计算机本身，技术上一切正常，没有明显干扰。最终发现一段有问题代码，另换一张软盘运行控制程序，并未获得期望结果：故障继续发生，三个班次之后才复原。

一场恶作剧造成厂子直接经济损失7176卢布。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害怕了，主动站出来招供。他若不自首，此事将会是伏尔加汽车厂的永远谜案。

当年《刑法》没有任何条款适用穆拉特的行为。“创造、使用和传播计算机恶意软件罪”那时候还没制定出来。遂判决苏联第一位被抓获的黑客故意从事流氓活动，监禁一年半缓期执行，赔偿款约等于两辆“日古利”的价钱。穆拉特不得不在流水线上当钳工抵赎。

《消息报》对此报道说：“伏尔加汽车厂的一名系统程序员，平日与同事研究传送带自动化系统，对主传送带自动控制系统软件进行了修改，导致其停转三昼夜。在程序员们寻找故障原因时，二百辆汽车无法正常下线。根据РСФСР《刑法》98条第2款之规定，罪犯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在苏联得到广泛宣传，法学家、党政领导和业内人士热烈讨论乌尔乔姆巴耶夫的行为究竟算不算一种犯罪。除舆论反应外，本案还对伏尔加厂“精英”程序员们造成意外影响。事后查明，穆拉特是第一个被抓住的，但绝不是第一个发现系统漏洞并加以利用的。在他供职的部门，“精英”经常对传送带搞些小动作，随即快速修复，玩弄领导于股掌之间，笑纳送上门的小车、公寓、别墅。随着真相大白，“精英”们或遭解雇、降职，或被要求退还奖励。

顺便提一下，穆拉特同意戴罪立功，协助克格勃揭露隐藏的恶意软件，以此换取法庭宽大处理。他确实找到类似自己作品那样的代码，但无法证明使用过。

或者可以说，苏联“第一位黑客”只是个怀才不遇年轻人，而那些“精英”程序员中间的饿狼却实实在在吃饱了肥肉。

后来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离开伏尔加汽车厂，偕家人返回阿拉木图生活，继续当程序员。2010年5月死于心脏病，享年55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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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苏联在押人员2561361人，达历史极值，甚至超过“大恐怖”之后1939年的1672438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废止死刑及更严格立法。

“古拉格群岛”的风俗是强者为王。盗贼、杀人犯自己定规矩，管理者和警卫不干涉犯人之间关系，因此斗殴、抢劫之类事件层出不穷。进入劳改营的人都知道将被关押多年，所以要把环境“扭曲”到自己舒服的程度。

同时政府也从劳改营体系获取实际利益。每年当局花费1200多万卢布建立、维护“古拉格”，强迫囚徒从事价值9亿卢布的无偿劳动，制造各种工业品1700万卢布。

虽然偶尔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例如布里亚特曾有900名犯人出逃，但劳改营选址偏远地带恰恰是基于这方面考虑。逃跑者即使不被追上击毙，大多死在深山密林，罕有进入市镇中心的。但1953年情况彻底逆转，逾120万名在押人员被集中释放，其中近50万属于危险重刑犯。

此次大规模放人本是贝利亚的主意，但民间呼为“伏罗希洛夫大赦”，因为法令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签署。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决定让相关职能部门接手“古拉格”工业生产，劳改营管理权移交司法部。于是1953年3月底实施大赦，凡关押未满五年的一律释放，刑期十年的减半，包括带孩子妇女、少年人、老人和病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其中大部分属于小偷、强奸犯、流氓无赖等，故意杀人、抢劫抢夺和盗窃国家财产者不在大赦之列。

一下子冒出如此多释放人员，政府不可能快速把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安排工作。结果导致这些危险分子在许多枢纽城市聚集作乱，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就是遭殃的之一。

初夏时节，乌兰乌德陆陆续续出现来自远东地区、马加丹州、内蒙古（据说那里有设在中国境内的特别危险罪犯劳改营）以及共和国内的特赦人员。乌兰乌德是他们多年来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对某些人而言更是回家途中必经城市，都想停留一段时间，有的住一宿，有的住一周。六月份刚过半，市内发案率开始上升，很快发展到难以想象的规模——酒后扭打、动刀，掏兜划包，强奸妇女，以及最严重的拦路抢劫和杀人。

俄联邦功勋律师纳杰日达·库尔舍娃1953年在乌兰乌德法院工作，有亲身经历，而且她是喀山法学院毕业，曾多次走访苏联惩戒系统的偏远劳改营，深知犯人能干出什么。2012年库尔舍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个夏天市内情况乃是这样：所有国家机关进入战争状态，工作人员下班不敢回家，拉开钢丝床睡觉，低楼层窗口用沙袋堵塞，部队和警察派人荷枪实弹在楼内执勤……

但最有经验的执法者恐怕也没料到，七月份乌兰乌德几乎落入犯罪分子之手。白天警察和纠察队员加强巡逻，夜晚抢劫、杀人频发。内务部职员穿制服上街必须携带武器多人同行，政府通过电台呼吁百姓天黑不可离家。因为太阳下山之后，劫掠食堂、餐厅和商店的人纷纷出动，又发生几起闯入单位宿舍强奸、杀死企业女职工的案件。受害者稍作反抗即遭残忍对待，行凶者使用手边各种东西——叉子、餐刀、剪刀——捅刺，或用皮带和围巾勒脖。

犯罪浪潮如此汹涌，当局和执法机构几乎束手无策。又混乱一个多星期，赤塔等地方的驻军终于前来支援。全市宣布戒严，暂停大赦释放。往东行驶的列车经过乌兰乌德不停。要求居民务必恪守宵禁，夜间游荡街巷者不查验证件直接击毙。库尔舍娃说白天也能听到巡逻队放枪声。虽然苏联废止死刑，但如今不得不“违背社会主义法制”当场射杀罪犯。车辆行驶必须张贴特别通行证，否则后果自负。

那段时间究竟打死多少罪犯至今不详，关于乌兰乌德两星期混乱的材料被立即封存，至今仍在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吃灰。布里亚特作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帕基耶夫小说《罪孽》描述了共和国首都居民怎样在日落前收回晾晒衣裤、门口设陷阱、搬家具堵窗、叫狗进屋严防死守。大白天也尽可能少出去。

另一方面，“客匪”入侵刺激了本地罪犯。1953年事件亲历者玛娅·伊万诺娃15岁时与母亲、弟弟和姐姐从外贝加尔来到乌兰乌德，跟别人合租一处大木屋，忽然听闻小道消息，及时搬走躲过劫难。原来，大木屋另一个房间租给一户人家，这家男士头天不幸地中了一大笔国家彩票。夜晚屋内全部房客包括儿童、孕妇和女房东共八人统统遇害。三天后警察在火车厢逮捕凶手，追回彩票奖金。作案者竟是一对普通夫妇，他俩的身份以及为什么起意杀人劫财目前不得而知。许多1953年夏天幸存的乌兰乌德人都经历了这种恐惧：关门闭户、吹灯拔蜡，想尽办法不招贼惦记。

随着当局采取断然手段，乌兰乌德社会治安很快恢复正常。大概同一时期，其他苏联城市如伊尔库茨克、彼尔姆、下塔吉尔、切列博韦茨等也遭受了“布里亚特式恐怖”，人民采取各种手段应对，有的联合起来巡逻，有的卷铺盖搬家逃走。

1953年苏联统计显示犯罪率增长16.4%，但最严重犯罪之增幅超过预期：盗匪活动增加72%，谋杀48%，抢劫176%，扒窃数量比1952年增多137%，强奸案增多43%。

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犯罪率增长不低于150%，也就是1953年比1952年多2.5倍。布里亚特法院1953年刑事审判数量可以间接佐证这种观点——较1952年增加了2.5倍，但官方统计显示共和国犯罪率仅增长7.5%。1954年4月之前苏联把84225个获释者送回关押地，约占大赦总人数7%。在布里亚特，“盗匪活动”是获释者“二进宫”的主要罪名。1955年共和国摧毁消灭241个犯罪团伙，其中82个在乌兰乌德活动。直到1958年才基本恢复平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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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乌菲穆采夫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苏中之间4100千米国境线（世界最长）的非法穿越者越来越多。大批人尝试从中国非法入境，有些基于政治原因，有些单纯为了寻求更好生活。例如在最南端的远东边境，每100千米每个月就有多达47人偷渡，可想而知整条国境线的总数多么巨大。克格勃掌握可靠信息，中国情报部门广泛利用这一渠道渗透自己的间谍。

滨海边疆区原克格勃局长格里戈利耶夫少将回忆：“中国情报机关积极利用任何渠道和手段渗透我国领土、搜集信息：包括派遣伪装成中国和朝鲜变节者的间谍、沿国境线全面监视和收买边民。”

为此需要对抓获的偷渡者进行仔细甄别，但滨海边疆区克格勃缺少相应隔离审讯设施，工作十分难做。遂决定新建设施，申请报告发给莫斯科。一天深夜11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致电时任滨海边疆区克格勃领导，对他说：
“您在滨海做了不少好事，我们委员会支持您，但我必须指出，建造审讯设施的申请属于政治上考虑不周。人们会以为国安委又盖新监狱了，还没法跟他们解释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您是政治机关领导人——必须想得深远。找找其他办法，比如能不能改造、增建内务局的看守所？我们会给您拨款的。”

于是拨下款子，改造了看守所。

克格勃使用不同标准甄别、处理偷越国境者。如果是头脑一时发热或出于经济目的，会被立即移交中方。但如果是政治动机，就跟他推心置腹谈一谈，不移交，派他悄悄跑回去执行任务。

甄别的重点在于快速识别职业间谍，这通常不难，他们大多傲慢无礼、言语轻蔑、翘着腿抽烟…… 立即押送移交回去。一些逃离政权、知晓宝贵秘密的中国情报人员被拉拢跟克格勃合作，不适合进一步发展之人则安排到偏远地区国营农场——主要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胜利”国营农场，并在他们中间安插线人。线人不知从哪儿买一顶旧军帽戴着，天天到同胞家串门，打听克格勃感兴趣的事情，拿10卢布酬劳。

1980年代末《独立报》记者季姆琴科有机会访问那边，他如此描述其中一个居民点：

“在被世人遗忘的马加丹州埃利根村，靠近雅库特边界、离冷极奥伊米亚康不远的地方，记者的机缘把我带到‘中国城’。这是当地人给一个犯人安置区起的诨名，中国叛逃者多年来一直在警察和克格勃密切监视下生活。在中国和苏联关系转暖的前夜，这个居民点正在度过它最后一段时光，所以我才有机会找居民和管理者谈话。
我的第一位交谈对象叫李心成（音译），他自称1971年逃避‘文化大革命’迫害主动向我国边防军投降，于是出了甄别营又进安置区，最后落脚在埃利根。那么其他被安置者有没有别的经历和故事？俄罗斯安全部（译注：1992年1月-1993年12月存在，今俄联邦安全局前身）驻马加丹州反情报官员麦德维杰夫向我分享了极北地区这种特殊定居点的往事。众所周知，1960-1980年代苏中关系紧绷，战争一触即发，所以我国安全机关看每个中国叛逃者都像间谍，于是有了甄别营和犯人安置区。我们不能把这些中国人随便撵回去了事，因为两国正处于全面外交对抗。曾有几次把中国人移交中国边防部队，结果他们当着我们代表的面开枪打死了。麦德维杰夫讲，后来中国派人赴苏联强行‘定居’，任务是全面了解地形和当地经济、掌握具体情况，潜伏‘一段时间’。这些肩负使命的人接受过怎样站稳脚跟的指导，首先尝试找苏联妇女结婚，取得合法身份和活动自由；或者故意犯一点轻罪，服满刑期拿到释放证明，凭证明申领护照。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民被限制在交通不便的科雷马。他们当然不愿接受，屡屡尝试逃往俄罗斯内地。但所有的逃跑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人居民点充斥着告密者和逆用特务。总而言之，国家安全机关警惕性特强。
居民点的气氛十分紧张，打架、杀人、吵吵闹闹。虽然可以随意活动，但制度非常严格：不准走出村子，夜晚10点熄灯，检查和搜查没完没了，犯错就关禁闭室，酗酒三次送劳动医疗防治疗养所强制脱瘾一年。然而即便做囚徒，他们也设法在俄罗斯扎下了根。
我问李心成有没有老婆孩子？答：‘我在俄罗斯跟不同的女人生了五个孩子，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哪儿都有，总之我在你们国家被监视生活了20年。’
然后一切都颠倒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同中国交好，推行另一种极端政策：大开国门，邻居似雪崩般涌来。昔日远东和极北安置区的许多犯人终于获得自由，纷纷跑进俄罗斯腹地。这些人早已熟知俄罗斯的语言、传统和思维方式，准备好了像其他人一样‘定居’在俄罗斯内陆”。

某位甄别过100多个中国越境者的克格勃官员评论上述报道：
“我没见过当场处决的情况。但几乎每个移交回去的中国人都被立刻反绑在棍子上，两个人抓住，第三个人用靴子狠狠踢他。我们一直要求中国边防部队别这么干，至少别当着我们面打人。有一回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大尉带着机密文件来投诚，跟他谈话，他表示：你们还没接触过中国人。他们纯粹无处可去，或者用‘软办法’——结婚、安家落户。中国人是很好的顾家男人。我们吸收这个大尉给我们工作。这是1969年的事儿”。

说到所谓“软办法”，国家安全局荣誉官员斯米尔诺夫上校在著作《边防审讯员的档案》中介绍过一个娶妻落户的案例：
“俩中国人生活在滨海边疆区，算是我们的某种顾问。其中一位着急找老婆。不知怎的他们发现科雷马河边一个小村庄住着一户塔兹人，塔兹人是北方一支少数民族。年轻的那个弟弟决定跟人家结亲，他俄国名叫别佳，哥哥有眼病叫瓦夏。我们仨一块儿进村，一位地段警察跑来协助。离客船发船还有一小时，新郎新娘躺床上，我和他哥和警察在窗外挨冻半个钟头，因为新郎正在屋里做爱呢。没挂窗帘，房基塌陷，室内活动一览无余。上了客船，安排兄弟住两人舱。捕捞秋刀鱼的女人们就搭乘这种船返回。海边的人都管它叫‘醉船’——大部分女人喝得七荤八素，双眼无神、面如冰霜。偏偏那些男的总爱往前贴。
我第一次检查俩中国人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新郎官。哥哥瓦夏沉默不语，呆滞地瞪着那只独眼。我绕着客船走一圈，没见别佳踪影。那些年轻娘们儿真能把他推下船。因为当时，达曼斯基岛事件之后，中国人不受待见，何况他一句俄语不会说。
我敲开客运大副舱门，他满脸不高兴，站在门口不打算帮我。一群全裸女人推开他，说：‘找中国人吗？他在21号舱！’我和大副过去把新郎官从醉酒婆娘身上拽开，婆娘在我们背后叫嚷：‘那你来呀！’
就这样好不容易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给新郎买点儿东西，给哥哥装个假眼，他俩就安心不闹腾了。”

可以这么说，那些“被盯上”的人，先拉去上一堂社会现实课，然后再上克格勃的“专业课”。所谓社会现实，体现在招待他们吃好喝好，带往商店参观，登时瞠目结舌：这是宣传吧！这不是宣传，宣传在国境那边儿呢——那边儿说俄罗斯人饥寒交迫。商店摆着黄油、香肠、稻米、面包和烟卷，都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

之后开始策反逆用，送回去执行任务。但格里戈利耶夫说：“我们掌握可靠信息，这条渠道也被中国情报机关频繁用来渗透他们的间谍。所以筛选变节者要慎重，细枝末节都得考虑到，包括直觉在内”。

例如一对夫妻进入滨海边疆区，谋职参加工作。但侦察员很快注意到小细节：丈夫和妻子睡觉不同床。施加沉重心理压力，二人承认不是真夫妻，是为了渗透俄罗斯假扮的。遂遣送他们回中国。

没多久又冒出一对，自称可以提供机密材料。把二人安排在秘密住所，之前的情况再次重演：丈夫和妻子不同眠，女的睡床男的睡地。俩人迅速逃走，被列入全苏通缉名单，最后在哈萨克斯坦抓获。他们逃亡途中在火车上抢劫一位俄罗斯人大笔现金。“夫妇”押送莫斯科，如有必要，可以让他俩为我所用。

滨海边疆区国安人员积累了丰富经验，写出一本怎样识别各类变节者的小册子，后来成为全克格勃系统培训教材。可资识别的标志甚至包括服装，因为每年都用布票买布。一位审讯员回忆：“观察偷越国境者的衣服，我知道哪个公社哪年供应的什么料子。中国人爱惜衣服，一条裤子穿很久，补丁摞补丁显示出什么时候供应了什么布，更因为这些布颜色不一样。”后来克格勃要求印发《偷越国境者初步侦察》参考手册，作者之一回忆说：“1982年我到莫斯科参加培训，在那儿受委托编撰这本书。刚开始不知道是苏联克格勃的命令，就写了些俏皮话取乐，比如在偷渡者体检项目里加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龙伯格测试保持稳定’。没想到居然通过主席审查印出来了。如果我事先知道，肯定不能乱开玩笑。而现在联邦边防局审讯员教材里就有我的这些贡献”。
（译注：“龙伯格测试”是蒙眼进行的身体平衡性检查）

国安人员掌握第一手信息，知道东方国家搜集情报的套路。举个例子，战前滨海地区出现一群伪装成越境游击队员的朝鲜人，自称躲避日本人追杀从满洲里逃来。滨海地区反间谍部门已经知道他们是日本特务，遂将计就计：派宋姓国安少校接近这些人。告诉朝鲜人上级信任他们，安排住在城郊，可以去剧院看戏，定期接受特殊培训。宋在他们中间如鱼得水，不光传递情报，还经常秘密越境。游戏进行的很顺利，直到战争前夕决定把他们全部消灭。

另一次有个叫“于贵”的（音译）叛逃苏联，克格勃认为又是圈套，假意制造充分信任于贵的氛围，开始帮他准备进出中国的穿梭行动。于贵执行了第一次任务，后来得知这次返回中国接到的指令是搜集关于军事单位部署、指挥员姓名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信息。返苏后于贵忙碌起来，寻找监视、监听设备。等一切准备停当，他开始违反居住制度频繁出入森林，在军事设施附近晃荡。邻居面前于贵解释说自己喜欢摘浆果、拾蘑菇、下河捞鱼，跟当地朝鲜人交往密切，经常夜间外出。终于惹恼了时刻警惕监视他的人，当于贵再次夜间离家时，“七小队”（隶属内务部外勤监视第七局）的人假扮醉汉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从此于贵天黑不出门了，但白天照样行动。不久克格勃派给他第二次任务，这次从中国境内带回一些情报，因而获得奖励。他用克格勃赏的钱购买照相机、望远镜，偷偷摸摸拍摄军用机场时被埋伏小组抓获。审讯中于贵承认自己的间谍行为并被判刑。

当然，干这种事情有时候结局是很悲惨的。

曾有三名克格勃人员陪同代号“蒙古”的中国间谍前往波格拉尼奇内镇邻近地区。途中一名克格勃身体不适，留下休息。抵达后第二名克格勃出发检查国境线，第三位是个小年轻，在车里陪同中国间谍。等待过程中这人睡着了，中国间谍抽出他的配枪先朝心口打一枪、又朝脑袋打一枪，撒腿就跑。也许他本没打算今天逃离，但事已至此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最好带点儿功劳回去——比如苏联手枪和消灭一个苏联克格勃，倘若被自己人抓住也有东西交待。当他跨越足迹检查地带时被发现，边防巡逻队赶至现场。中国间谍用一颗子弹打死扑过来的军犬，用另一颗子弹打死自己。
遗体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名克格勃奉命掩埋。二人给掘墓工人一瓶酒，没亲自核查尸体，结果工人误把间谍跟某个苏联朝鲜人搞混了。后者家属来办迁葬，惊见棺内躺卧中国人，吓得不轻。最后只好重埋一回。

再来谈谈非法越境的苏联人。中国在抚顺建立一座监狱关押他们，该监狱曾关押前国民党战俘直到1972年。苏联人使用单独的监室，还可以到图书馆借阅帝俄时代的书看。这些人主要是逃避战友欺凌的士兵，以及刑事犯或酒后迷路平民。比如1967年哈萨克斯坦有个叫昆芝巴耶夫的人喝多了骑马进入中国，十一年后中方连人带马一并送回。

1977年中国作为善意举动遣返的第一个变节者叫邦达里，曾是国营农场工人。此事甚至汇报过安德罗波夫本人。1970年该邦达里酒后迷路，领着狗步行跨越国境，向中国边民投诚。苏联边防军曾追踪邦达里足迹，发现覆盖老虎掌印，继而找到猛兽趴卧痕迹和一根骨头，判定邦达里葬身虎口，带回骨头销案。实际上邦达里被送到牡丹江市，混了个“饿死鬼”的名声，因为他体壮如牛，一餐能吃中国人一天饭量。
中国人善待邦达里，给他安排工作，定期询问他将来愿不愿意当国家部长——如果苏联发生政权更替，从乌拉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可能分离出一个新国家——邦达里对此持积极态度。他“被迫”撰写俄文公告、纲领、呼吁书和传单。后来某年十月革命纪念日邦达里再次喝醉，殴打中国人。当局把他丢进监狱，但继续尝试策反，带他参观剧院和长春市的“机器制造厂”（译注：可能指长春第一汽车厂）。该厂是苏联1950年代援建的，指给邦达里看放机床的“位置”，告诉他根据合同此处本应有苏联援助机床，但机床没来，搁块牌牌写着“这就是苏联履行合同的方式”。
最后遣返邦达里的时候，中国把那条狗也还了。虽不知七年间狗在哪儿养着，几乎走不动路，却含着泪一眼认出旧主人。邦达里拒绝抱狗回去。

同样关押在抚顺监狱的还有米罗诺夫中尉和列兵斯塔里科夫，二人在蒙古国境内狩猎狍子，追着追着跨越国境。米罗诺夫让斯塔里科夫留下看车，自己上山观察地形，这时中国边防部队冲出来逮捕斯塔里科夫，向他腿部开枪，又打掉大拇指一截骨头。中尉听见枪响飞奔救援，同样被捕。关押期间斯塔里科夫两次越狱，钻进火车厢货物底下忍饥挨渴，试图越境回家，但两次都被中国边防部队截获。

某年边境工事区走失了列兵阿维季相，他的两个战友因涉嫌欺凌被捕。经过长时间审讯，俩兵痞招供他们把阿维季相溺死在市内公厕。于是清空厕所，果然发现一具尸骨。侦查持续一年半，案件移交法院，忽然中国那边把活生生的阿维季相送来了！原来此人跟战友闹矛盾，战友把他弄到乌苏里江边，呼唤中国渔民游过来带走阿维季相。于是阿维季相被中国边防部队抓获，关押一年半，因为没什么利用价值而遣返。

1970年情报总局(ГРУ)驻远东地区无线电监听站军官瓦连京·捷尔别涅夫叛逃中国，关押九年送还苏联。

同年中国向阿穆尔州移交俄罗斯奥赛梯人布里塔耶夫，此人曾在贝阿大铁路工作，使用裹着玻璃纸的自编树条筐漂过阿穆尔河越境！中国情报机关把他单独关押，开始策反，许诺一旦苏联变天就让他做高加索地方官。中国原本的计划是派布里塔耶夫到莫斯科附近潜伏，买栋别墅，秘密成立组织严密的地下党。预备在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和乌拉尔设置党支部，中方认为这些地方将变成苏联最不稳定的地区。
就这样准备了约一年光景，研究了途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或阿穆尔州（备选）偷渡回苏的路线。然而即将行动前夕，早先干过军用贸易机构采购员的布里塔耶夫动起商业脑筋，声称中国人不知道苏联物价，给他买别墅的钱根本不够。中国人表示钱足够了，布里塔耶夫高加索犟脾气发作，双方在酒后争吵中不欢而散。之后三个月中国情报机关停止接触布里塔耶夫，决定踢他回去。这件事做得真巧妙，遣返之前完全瞒着布里塔耶夫，拉他到小城绥芬河摆宴席灌醉，再用挂窗帘的车送至边境检查站。布里塔耶夫毫无防备下了车，据现场一位克格勃回忆：“我头回看见一个人的瞳孔吓得发白”。布里塔耶夫押到莫斯科审讯一年，等于说他在中国、苏联蹲了两年牢，最终“心理崩溃”进精神病院。

伊尔库茨克居民索科洛夫最后命运也是进精神病院，他交待自己打算偷越国境找中国妇女结婚。为了带点儿“礼物”过去，索科洛夫开始搜集西伯利亚军事单位和军工厂情报，进入工厂和航空设施偷拍、画图。不得不说这人艺术天赋极高，后来工程师们审看索科洛夫在某厂画的航空发动机零件素描，冷汗直冒……
此外，又发现索科洛夫记忆力超群，精通五卷本俄文《毛选》，随便提一段话他都能精确指出某篇、某页、第几行。而且他体力充沛，不仅拳击出色，还能背负50千克包袱行走60千米。这些本领似乎不应该出现在“寻常人”身上，检查结论称索科洛夫患有“精神分裂症”。

克格勃负责运输安全的部门也调查涉及中国的民航案件。根据最高苏维埃法令，1973年1月之后“劫机”属于单独罪名，所以每架大型客机上都有武装警察执勤以防万一。1973年5月18日苏联公民勒扎耶夫劫持莫斯科至赤塔的图-104客机，威胁炸机，要求改飞中国。乘警开枪击中勒扎耶夫后背，携带的简易炸弹忽然爆炸，飞机凌空解体，81人全部死亡。

1985年12月19日，三十三岁的航班副驾驶员列兹金·阿里穆拉多夫劫持安-24客机迫降在黑龙江省甘南县境内农田。哈尔滨法院判处此人八年徒刑，三年后释放，1989年移交苏联。1990年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又判他五年监禁。

一架苏联直升机迷航，迫降中国境内。中国边防部队很快来到直升机和飞行员身边，之后飞行员又协助因暴风雪联系不上基地的中国人撤离。

英国反情报官员彼得·莱特讲过：“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痕迹的犯罪，所以直觉，无论好坏，总能在成功揭露这种活动上发挥重要作用”。

1978年5月9日某人跳下滨海边疆区达利涅列琴斯基地区沿国境线运行的火车，横渡乌苏里江到了对岸月牙湖附近。苏联边防军在岸边发现仍有体温的衣服、一包烟和门钥匙，通知哨所和巡逻艇警戒。达利涅列琴斯基边防总队报告哈巴罗夫斯克总部值班人员，请示如何处置，但军区领导严重玩忽职守未作应答。于是参谋长命令视情况采取行动，务必阻止非法越境。边防总队长得令，决定冲到中国一侧实施抓捕，支队长带20个登陆人员乘坐两艘“鹳鸟”汽艇靠上中国江岸，朝天鸣枪，紧追偷渡者。此时偷渡者已深入中国2千米，跑进一间木制哨所。抓捕队进屋搜索，见空无一人，后来才知道偷渡者藏身湖沼水下，像个职业间谍似的含着芦苇呼吸。支队长抓了几个农民用于后续双方交换，可农民躺地上不肯走。支队长放了几枪，吓得农民纷纷跳起来。据1993年哈尔滨政府出版的该省对外关系刊物，此举造成两名中国人受伤。
若非抓捕队员通过电台及时接到撤离命令，真不知事件如何收场。命令直接来自莫斯科边防军司令部，他们已经知晓情况。
第二天中国方面提出抗议。时任边区党委第一书记直言：“正是愚蠢的决定导致了武装冲突”。安德罗波夫亲自抓调查，惩罚一些军官，但忠实执行支队长命令的战士受嘉奖。
然而事件终究闹大，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出示苏联边防军遗留的弹壳做证据。苏联道歉的理由是追捕武装逃犯，要求将此人遣返，但究竟姓甚名谁却说不清楚。

然后，彼得·莱特讲的“直觉”起了作用。

滨海边疆区原克格勃局长格里戈利耶夫说：“如果这事儿能讲的话，我常常梦中办公，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偏门办法”。这一次他又发梦，梦见下属报称东方港宿舍不明人员失踪，“接着我脑海中显现手拿门钥匙的模糊人影”。早晨上班，格里戈利耶夫命令把在乌苏里江岸拾获的钥匙拿去东方港宿舍逐门查对，发现偷渡者系失踪工人斯塔尔琴科。后来克格勃经由自己的渠道核实斯塔尔琴科经中国去了美国，从那儿给在克拉斯诺达尔的情妇打电话，被全程录音。

多年前泰加森林曾有过一次搜寻中国越境者的行动，甚至莫斯科都派员指导，然而迟迟无果。当时参加搜寻的斯米尔诺夫大尉回忆：“一名当地人到我面前说，请原谅，也许你听了不信，也许会笑，但我岳母是村里有名的算命婆，眼观千里。她用自己的办法找了两天，说应该在这片地区搜索。卢比扬卡来的上级听完点点头：多么有用的帮助！算命的也给你们干活啊！结果偷渡者在算命婆所指位置不远处被抓获。我不信什么占卜，但事实如此。”

所以还是那句话，直觉无论好坏都有用。

即使到了苏联克格勃解散前夕，非法越境问题仍有待解决。1991年9月某天上午八点，第一总局局长谢巴尔申案头“主席（巴卡京）专用电话”铃响：
— 日本报纸说几千个党员干部正通过新疆偷渡中国，立即查证。
— 我认为这是假消息。现在传开了吗？
— 立即查证！

主席下令10分钟后，驻北京和东京的情报机构已经接到电报，要求他们迅速核实并向莫斯科汇报。谢巴尔申回忆：“任务就是任务，我干这行这么多年执行过许多荒谬任务，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

同样的命令也下达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的边防军和克格勃。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抓获了两个中国越境者，已遣返回去。

没多久电话铃又响：
— 关于叛逃者您有什么消息吗？
— 边防军说一切平安。
— 边防军说什么不劳你告诉我！情报怎么讲？
— 还没有。一旦我从驻外机构得知情况立即向您汇报。我相信此事是假消息。

再后来，驻东京的情报员约文章作者见面，那个日本人援引了一些模糊传闻。驻北京的干脆断然否认中国接收任何叛逃者。谢巴尔申面见巴卡京说：“这是相当明显的虚假报道。作者料到新政府心态不稳，故意动摇共产党人。谎言会被揭穿——但这不重要，疑心未消，下次有毒的种子还会从其他地方扔到犁好的土壤。这种手段我们太熟悉了”。

谢巴尔申表示：“决定忽略日本的报道——这是完全正确的决定。直接无视它，假宣传就没用了”。9月6号《消息报》刊登短讯：“昨天我们发表了塔斯社东京消息，称克格勃工作人员和苏共党员干部外逃中国。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核实，发现不符合事实”。

所谓“我们的记者”，想必就有谢巴尔申的人……

延伸阅读：

苏联的走私路线

1967年“斯维尔斯克号”事件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27年9月5日晚八时许，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斯克利普尼茨基巷11号宅发生一起命案：女公民科切托娃手持从丈夫那儿偷来的“纳甘”步枪杀死另一位女公民埃斯特曼。案发时受害者怀孕五个月，而凶手一个月前刚刚埋葬了她唯一的孩子，这孩子曾接受埃斯特曼医治。科切托娃认为治疗过程不合格。

如果这件事出在当代墨西哥或巴西，摄制组会把它拍成催人泪下的电视剧。而在那时候的苏联，案子被迅速“政治化”，由于女公民科切托娃是印刷厂排字工，所以被指责“打击知识分子和劳动阶级之间的联系”。

据哈尔科夫前律师谢梅年科日后回忆：1927年秋天全市笼罩着“紧张和病态的气氛”，因为“医学界感觉自己受威胁”。情况似乎确实如此。大概只有恐惧才能解释卫生人民委员叶菲莫夫针对埃斯特曼医生遇害案发表的官方声明为什么那样遣词用句，甚至公开承认自己的部门违反劳动法规！并且本着“伊利夫和彼得罗夫精神”坦率表示：“工人的健康是工人自己的事”。

人民委员8号发言，9号哈尔科夫本地报纸刊载记者对院外护理检查员捷尔-米卡耶良的采访。跟叶菲莫夫一样，此人也描述了地区医生艰苦的工作环境，包括连续超负荷劳动，以及来自病人的恐吓等。另外，捷尔-米卡耶良又谈了些新情况，首次披露悲剧之源——三岁女童利季娅·科切托娃的诊疗过程。很显然，后来的遇害者埃斯特曼临时改变自己的诊断。可是，他的这番话不太可能如他希望的那样，“终结所谓埃斯特曼‘治愈了’患者的庸俗传言”。

工人社区发出的声音更刺耳，他们说话原本就不好听，科切托娃案之后更加极端，声称医生们将会“重蹈覆辙”，母亲的眼泪永远流不完啦。

当局为难了：必须惩处杀人凶手以儆效尤，但又不能激怒堂而皇之声援凶手的哈尔科夫工人阶级。10月23日报纸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谋杀情节方面没有疑问——罪行是在受害者公寓肆无忌惮进行的，有证人，也有科切托娃供词。

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之女利季娅是否获得了正确诊疗？死亡证明写着孩子1927年7月28日死于“副伤寒并发症”。但9月7日进行尸检的法医指出：“尸体严重腐烂”，死因可能是疟疾，不排除其他传染病。

案发一个月后的10月10日，“专家委员会”宣布“孩子死于某种类型的伤寒”，而“已故的埃斯特曼正确施治……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拯救患儿”。对科切托娃精神状态的鉴定更有意思，如果相信官方说法，这个女人似乎鉴定一次就好转一次。9月7日精神病学家认为作案人“目前患有以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为表现形式的神经系统机能紊乱”；9月10日另外三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认为：科切托娃“……未罹患神经紊乱，仅由于受到特定刺激（女儿疾病）表现出歇斯底里状态（哭泣）”；10月8日鉴定又认为：“目前无神经紊乱，作案时也没有”。

1927年11月13日哈尔科夫地方法院举行公审，伊林斯基同志主持。一千多人赶往金属工人俱乐部旁听，挤得水泄不通。宣读起诉书和科切托娃认罪书之后，宣布庭审顺序：先问诊疗，再问谋杀。

被告人作证：埃斯特曼使用奎宁治疗女童的疟疾一个半星期，高烧未退，于是做母亲的延请甘谢耶夫医生诊断，后者表示不是疟疾，应当验血。血检结果出来后埃斯特曼改变了最初诊断，认为患副伤寒。但她让科切托娃去咨询一位更权威专家：扬波利斯基医生。专家意见徒增烦恼，猜测要么是副伤寒，要么是粟粒性结核病，要么是原因不明的脓毒症。

科切托娃还回忆起一个矛盾之处：孩子死前几天门诊部值班医生建议在心脏位置放冰块降温，但扬波利斯基说要在腹部和四肢放热水袋。

上述种种不一致的地方，公审第二天由阿尔卡文教授率领的专家委员会都做了澄清。教授的答复是：区区一个排字女工不可能理解浩如烟海的医学知识！在疾病早期阶段，医生无法区分疟疾和伤寒。即便判断准了也意义不大，副伤寒没有特殊治疗方法，对付这个病的手段跟对付所有急性传染病一样。

专家委员会认为埃斯特曼第二次诊断——副伤寒——是正确的。尽管利季娅·科切托娃血样的威达尔测试(Widal test)结果呈阴性，但他们说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测试阴性，仍属伤寒。心脏放冰块跟腹部放热水袋殊途同归，目的是一致的。总而言之：医生尽了全力拯救孩子。

检察员提问：“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其他治疗手段能够避免死亡？”委员会断然否定：“没有！”十月份初步调查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不像这样底气十足，那时候说“用咖啡渣算命”毫无意义。

科切托娃的辩护人机智地提请法庭回顾扬波利斯基医生的三个诊断——究竟哪个正确？并提供了支持“结核病”诊断的理由。专家委员会虽不同意，却把“副伤寒”的结论改为更模糊的“某种类型伤寒”。

由于一些证人见过科切托娃领着病孩逛市场，辩护人提出为什么医生不要求卧床休息呢？阿尔卡文教授回答：这种程度的户外活动仅对晚期患者致命，因为那时候出现了心脏并发症。否则，疟疾和伤寒患者早期是可以散步的！

庭审第三、第四天用于查明谋杀情况。实际上，与其说调查案件本身，倒不如说是调查驱使科切托娃行凶的动机，以及作案时的精神状态。

检方不认可冲动杀人，因为孩子死亡（7月28）跟案发时间（9月5号）相距太久。但科切托娃举止确实反常，一个月里她每天给亡女换床单，出了印刷厂直奔墓地，坐到深夜11点。

本厂同事努力帮科切托娃辩护，形容她：“果断、机灵、有教养。身体健康，好静”，而且“觉悟很高，经常与工农接触”。这些肯定意见下面落着七十二个无产阶级的签名。只有一个人：被告的叔叔库岑科力排众议，指出科切托娃父亲是酒鬼兼性病患者，姥姥则是个疯婆子！然而库岑科未能举出任何相关证据。

11月17日庭审第五天，听取另一个专家委员会——精神病学家委员会——的意见。辩护人提出七个问题，检方提出五个问题。怪哉，报纸刊登了检方全部五个问题，却只公布辩护人的一个问题。反正结论是：“科切托娃在作案时未表现出精神疾病迹象，她清楚自己的行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明白实施这些行为的意义”。

11月18日展开辩论。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发言两个小时，承认：“科切托娃经历了母亲们常见的、尽管十分艰难的悲剧”。他这话可不是表达同情这么简单，直接抵触庭审期间公布的官方数据：相比帝制时代，乌克兰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5倍。如果真如此，还能说“常见”吗？

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身边另有三名“社会起诉人”，其中一位科甘教授怒发冲冠，坚持把一切往政治上靠：“科切托娃的行为是对我们政权、我们整个制度的诋毁”。怪哉，政权不是自称“工农”而非“知识分子”吗？无论如何，这四个人都提出应当“在革命法律的最大限度内”严惩科切托娃。

11月19日辩护人发言。律师科夫斯基不同意专家委员会关于精神状态的结论，要求考虑前两次发现异常的鉴定。他坚持认为科切托娃系在“暂时性精神崩溃”下实施犯罪。律师马约洛夫则反对“报复杀人”的措辞，因为复仇需要怀着恶意，而科切托娃没有恶意，只有对孩子的一片痴心。律师科瓦列夫斯卡娅基于同事论点更进一步，提出要呵护连接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细线”，请求法庭“开辟科切托娃投身工作的前路”，而不是让她身陷囹圄。

哈尔科夫法律界资深人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最后出场，此人曾在帝制时代为彼得·施密特中尉（译注：1905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辩护过。《广播晚报》形容辩护人的讲话“充满艺术想象和比喻之类”。并且亚历山德罗夫也不同意精神鉴定结论，提醒法庭别忘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失去幼女的悲伤母亲。

11月20日，经过四个小时合议，法院最终判决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严格隔离关押五年，刑满后不丧失权利。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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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一则流言搅得莫斯科市群情鼎沸：据说，商店有一种32戈比鲱鱼罐头装的是黑鱼子酱！消息传开，没几天这种罐头就下架了，执法机关对此开展行动，结果引发苏联第一次“万众瞩目”的腐败案调查。事实证明，苏联的鱼罐头不仅富含磷质，“油水”也不少，最终流进高层官员口袋……

从头谈起吧。整件事情源于一位退伍军人在“海洋”专卖店购得鲱鱼罐头，回家打开一看，装的居然是黑鱼子酱！这位老兵是个有原则的人，立即返回商店说明情况，要求退换他购买的“正品”。这一幕被现场顾客瞧见，纷纷抢购同款鲱鱼罐头，希望自己也有好运气。

退伍军人买回家的罐头本不该出现在货架，实乃一种非法运输鱼子酱走私出口的狡猾手段。苏联时代第一桩高调侦办的腐败案由此拉开大幕，被人们称作“鱼案”，因为发生在“海洋”专卖店，故又称“海洋案”。

1970年代中期，苏联最高层意识到公民肉类消费意愿和购买能力的增速超过了畜牧业供应能力，所以做了个挺有意思的决定：尝试改变群众对鱼类的口味偏好，毕竟捕捞鱼货比饲养牲畜容易嘛。肉不够，鱼来凑。

早在1932年，当时主管食品工业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就在公共餐饮机构推行“吃鱼日”，可惜效果不彰，1937年苏联人均鱼类消费量仅5.6千克，甚至少于1913年（6.3千克）。1976年10月26日苏共中央重拾老同志旧办法，宣布每周四为“吃鱼日”，并制定详细计划落实。苏联渔业部长亚历山大·阿基莫维奇·伊什科夫自从四十年代末以来长期担任该职，信誓旦旦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保证一定能为苏联公民足量提供全种类海产品。他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因为1960年代的时候社会上曾对他千夫所指，认为他超额完成捕捞计划，破坏伏尔加河。

苏联渔业确实发展迅速，捕捞量持续增加，伊什科夫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尤其原来归商业部的鱼货经销权现在转移到伊什科夫的部门。部长去西班牙考察的时候，受欧洲现代化鱼类商店启发，希望将大店面、靓装潢、开放货架、落地冰柜、活鱼玻璃箱也复制到苏联。结果他成功了：苏联建立起“海洋”专卖店网络，以其先进的设备、丰富的货源和热情的服务态度广受顾客好评。苏联公民渐渐认可鱼制食品——味道不赖，比起禽畜肉也不贵。“海洋”连锁店运转良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表示满意，准备再颁给伊什科夫部长一枚勋章。

岂料阴差阳错，竟发生黑鱼子酱冒充鲱鱼的丑闻。

与此同时，克格勃收到友邦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通报：两位苏联高层人士正在该国活动，他们出手阔绰，对购买珠宝兴趣浓厚。其中一人是“海洋”贸易生产公司总经理叶菲姆·菲德尔曼，另一位是“海洋”某门店经理弗拉基米尔·费什曼。逮捕后审讯查明菲德尔曼和费什曼计划移民以色列，悄悄将大笔苏联卢布转换成珠宝首饰，其数额之巨根本不可能是诚实劳动所得。

如上所述，渔业部在产品销售方面被授予很大权柄，伊什科夫部长的副手：弗拉基米尔·雷托夫（绰号“水手长”）是监督“海洋”连锁店的人。伊什科夫部长关心业务发展，特别规定可将捕捞量的0.1%（不合规格之小鱼）作为多余部分报废。下面人迅速发现有空子可钻，开始把出售“多余部分”变成一门生意。另外，“海洋”门店允许报废10%的冷冻鱼，因为储存时间太久没人要了。该规定的用意是避免货架出现品相不佳的鱼，但实际情况却变成工作人员“假报废”稀缺品种的鱼，走后门私卖。“海洋”门店有自己的小吃部和餐厅，“假报废”的鱼货正好拿来做菜。“海洋”还售卖冷冻半成品，这在当时苏联属于新鲜景，同样便于偷奸耍滑。

而那罐被退伍军人买到的鲱鱼罐头完全是个失误，意外暴露了从鱼类加工厂到莫斯科的黑/红鱼子酱地下输送线。弗拉基米尔·费什曼在同事们中间有着“鱼子酱之王”的名号，他甚至把非法业务扩展至境外。利润当然是惊人的，费什曼心知肚明自己无法永远躲藏阴影里，所以准备逃往以色列。

调查人员侦办“渔业黑手党”阴谋过程中明显感到权贵阻挠。幸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大力撑腰，才使侦查工作进行下去。一个约120人组成的专案组顺利接触到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雷托夫，此人刚开始颇为自信，甚至表现得厚颜无耻，但下属的口供证明他犯的事儿十分严重。当他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何种严厉惩罚，“水手长”终于交代了。

雷托夫的供述解释了全部怀疑：一张由诡计、贪腐和各种财务欺诈编织成的大网笼罩着整个苏联渔业部，即便“海洋”的极个别门店经理想洁身自好，很快就会有人让他明白什么叫“规矩”——他任职的店将连续数星期收不到可销售的货品，导致这个集体完不成计划、拿不满奖金。经理本人不得不亲自怀揣信封去告饶，第二天满载最新鲜鱼货的卡车准时抵达店外。

调查组确信：如果没有比副部长更高级的官员参与，就不可能酿成涉及几十万卢布的大案。审视的目光开始瞄向伊什科夫部长及一些党内高干。此时巨大的“休止符”从天而降，连全能的安德罗波夫也无力抵抗。亚历山大·伊什科夫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排下悄悄退休，弗拉基米尔·雷托夫成了本案主谋，最高法院判处其死刑，1982年执行枪决。菲德尔曼、费什曼分别获刑十二年。克格勃顺藤摸瓜，又牵出“索契-克拉斯诺达尔案”，起诉1500人，5000多干部被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逮捕索契市执委会主席，霍斯廷斯基区执委会主席拘押期间自杀，格连吉克市委第一书记负案失踪（至今生死不明），格连吉克市餐饮部门负责人别尔塔·博罗德金娜枪毙……

“鱼案”重创了国营“海洋”连锁店，1980年代不复往日辉煌，渐渐消失于历史中。1990年统计年苏联人均海产品消费量20.4千克，但这个数字受到怀疑。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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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三十二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继续在基辅“第2兵工厂”担任无线电设备调校员。下班回到第聂伯河左岸别列兹尼亚基区的家里陪伴父母和年幼儿子（离婚无妻），闲暇喜欢摄影、钓鱼，曾不止一次因非法垂钓遭罚款。

当时厂里安排他跟三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派来的见习人员金泽汉、崔德利、丁圣基（音译）一起工作，三人正在基辅军校培训，学习苏联援助朝鲜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工友们只知道他们仨的姓氏，金俄语最流利，充当翻译。没多久三人就和普什卡尔交上朋友，时常邀请他和各位同事下馆子吃饭，播放朝鲜电影。

随着交情日深，朝鲜人开始到普什卡尔家做客，赠送人参等礼物，比如给普什卡尔的参酒和给他抱恙母亲的参膏，号称能治百病。普什卡尔工作能力强，酒瘾也大，而且在厂里有着“唯利是图”、“乱搞男女关系”的恶名，喜欢进口商品，极少参加车间公共活动。朝鲜人不会不知道这些，每每把他灌醉后进行严肃对话。

1971年2月朝鲜人见习期满，到普什卡尔家饮酒庆祝，赠送金笔、人参酒。席间金和崔表示此次见习太短了，他们仍有事情没做完，希望能复制工厂档案室存放的2K8“方阵”反坦克导弹系统图纸（绝密材料，外国人无权接触）。目前尚不清楚普什卡尔是否理解这一要求的实质，也不清楚他是否犹豫过，反正他不仅同意，还提出给图纸拍照。于是朝鲜人送他一部瑞士产“特熙纳”微型照相机，请他把胶卷送到莫斯科（并留旅费25卢布），往朝鲜使馆打电话找“尼古拉”，自称“基辅的斯拉瓦”。但普什卡尔没用这部相机，午休时间进档案室带出密件，回家用自己的“泽尼特”拍照，然后送回工厂。档案室保密员当然违反了规定，但她觉得熟人同事进进出出没什么大不了。

朝鲜驻外间谍机构给普什卡尔的代号叫“老乡”。“老乡”直到1971年底才把胶卷送往莫斯科——在另两位朝鲜间谍“朴”和“洪”携带崔的信、各种礼物外加500卢布登门拜访之后。接下来几年普什卡尔的朝鲜联络人和任务多次变化，除图纸外还被要求提供零件和仪器。1972年朝鲜人吩咐普什卡尔盗取他无权接触的防空系统图纸，他只好求助技术检查科的朋友根纳季·瑙莫夫。普什卡尔带领联络人去瑙莫夫家，由于家人都在，联络人必须在厕所、厨房或阳台悄悄跟瑙莫夫谈话。瑙莫夫对此拿捏不定，询问普什卡尔，普什卡尔说“那些二百五愿意为这种区区小事付很多钱”，最终瑙莫夫同意与朝鲜人合作。

后来的案卷显示，根纳季·瑙莫夫不是一个人行动：他早在1971年12月就被克格勃招募为线人监视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克格勃怀疑朝鲜见习人员从事非法情报活动，秘密搜查其宿舍，发现了普什卡尔的相片及写有他姓名的纸。同时奔萨方面情报称基辅一家保密工厂的某个工程师正向朝鲜间谍传递材料。克格勃判断此人即普什卡尔，开始安排人监视。据说瑙莫夫在被克格勃招募之前已经对普什卡尔起了疑：他警觉地注意到普什卡尔曾炫耀朝鲜人赠送的“特熙纳”相机，日常消费也忽然阔绰起来。此外，普什卡尔的车间主任和另几位同事也暗中帮克格勃盯梢。

克格勃考虑了逮捕普什卡尔的各种方案，包括强迫他成为双重间谍的方案。但1975年1月发生的一桩意外导致逮捕推迟：普什卡尔携儿子再次前往莫斯科，察觉自己被跟踪，但他并不确定究竟是身份暴露，还是因为醉醺醺坐飞机的时候大喊大叫惹了麻烦，总之他注意到有个灰衣人开着同一辆黑色“伏尔加”多次出现。于是取消本次接头。

瑙莫夫告诉克格勃，普什卡尔被吓坏了，犹豫着要不要结束跟朝鲜人的合作。然后他冷静下来，仍不敢主动联系，朝鲜人也没找他。普什卡尔申请去民主德国工作未获准，1977年离开兵工厂到一家木材厂上班。1978年克格勃决定将该案归档，原因似乎是无法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材料提起刑事指控。同年普什卡尔继续跟朝鲜人见面，克格勃不知情。

1979年底情况突变。当时在莫斯科领导朝鲜驻苏情报机构的助理武官玄基谢（音译）指派代理人去基辅见普什卡尔，交付一张朝鲜方面所需物资的清单，包括“中子弹防护材料、视距800米的夜视仪器和激光测距仪”。该代理人已被克格勃控制，于是玄被驱逐出境，另一个克格勃线人（代号“卡恰洛夫”）飞去基辅，在医院探望肠道手术后的普什卡尔，交付清单并用隐藏式麦克风记录二人谈话内容。

克格勃迅速行动，把案子“合法化”，也就是“编造克格勃如何侦知这一切，绝口不提多年来的起伏”，以便刑事立案。根纳季·瑙莫夫提交给克格勃一份正式说明，其中描述前同事普什卡尔怎样怎样跟朝鲜间谍合作，特别强调自己是读了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秘密战线》一书才决定举报的。

1980年10月30日普什卡尔被民警逮捕（理由是公共场合骂粗话），接着克格勃官员出场，吓唬他说朝鲜联络人已尽数落网，坦白是唯一出路！普什卡尔信以为真，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用“愚蠢和怯懦”解释自己罪行，表示之所以拖到今天仅仅为了让儿子完成学业。

1981年7月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出庭受审，认罪忏悔并请求宽大处理。法院判决其“以间谍活动形式叛国”罪名成立，处十年严管劳改。之后在“彼尔姆-36”劳改营当电工，服刑中亡故。据同样监禁在该劳改营的持不同政见者奥列西·舍甫琴科介绍，死因大概是急性胃溃疡或肠道出血。“第2兵工厂”试图追回普什卡尔盗取的零件价值535卢布65戈比，劳改营机关答复称不可能追索款项，因为“该犯已死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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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一个名叫鲍里斯·贡科-戈尔昆的诈骗犯被捕，很快就消失得仿佛从没有过这号人物。此人骗术并不高超，却给政府声誉带来严重损害，因为他既冒充“列宁秘书”，又假扮ОГП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首长。而检察机关案卷材料对他的另一些行为则讳莫如深。

“全俄肃反委员会干部”

1935年6月26日，苏联总检察长А. Я.维辛斯基向联共（布）中央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叶若夫报告，针对一起奇怪案件的侦查业已完成：

“苏联检察院已经结束对骗子鲍里斯·巴甫洛维奇·贡科-戈尔昆（又名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案件的侦查。
侦查发现，贡科-戈尔昆持伪造党员证及其他文件，自1907年以来一直冒充党员，并以‘老布尔什维克’和‘内战英雄’的身份在苏联各地招摇撞骗，诈取大笔补贴、各种福利、疗养证和介绍信等。
虽然1920-1927年期间贡科-戈尔昆多次因欺诈被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却都成功逃脱，并凭借伪造文件屡屡冒充‘老布尔什维克’和‘内战英雄’。1926年8月31日贡科-戈尔昆甚至设法申请到个人退休金。此外，贡科-戈尔昆还从一些机关处领取了预支’退休金’，在呈交这些机关的申请中，贡科-戈尔昆自称列宁同志秘书、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等身份”。

维辛斯基报告中提到，狡猾的贡科-戈尔昆甚至轻易瞒过了警觉的“契卡”：

“1926年12月17日ОГПУ委员会认定贡科-戈尔昆患精神疾病（后来发现是装病），把他送进精神病院，1927年2月逃出，继续行骗。
1927年他在全联盟冶金联合企业谋得差事，预支837卢布出差费，携款潜逃。”

他第二次企图蒙骗ОГПУ失败，维辛斯基报告称：

“1927年9月9日他在基辅被捕，再次送进精神病院治疗。ОГПУ委员会随即判处他3年劳改，但贡科-戈尔昆再次脱逃并躲藏起来。”

两次失手之后，以骗为生的贡科-戈尔昆行踪愈发诡秘，变得很难抓：

“1929年8月贡科-戈尔昆到新舒罗夫斯基水泥厂上班，担任业务主任，贪污1500卢布潜逃。
1932年贡科-戈尔昆使用假文件在哈尔科夫取得一套带家具的终身住房，并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授予红旗勋章。这套住房被他以4000卢布价格出售。
1933-1934年期间，贡科-戈尔昆多次使用欺诈手段从莫斯科、图阿普谢、阿斯特拉罕、索契等城市的不同部门骗得疗养休假证和现金补贴。
1933年底他被新西伯利亚电力联合企业聘为总工程师，1934年2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当经理，1934年5月被卡西莫夫斯基地区任命为地区工程师等”。

贡科-戈尔昆的骗局之所以成功，部分可以归因于革命后混乱局势和新兴社会风尚，在这种大背景下他并不算多么显眼。但1929年党内高层的激烈争吵平息之后，国家领导人着手建立社会秩序，尤其缉拿罪犯和任命干部方面。可奇怪的是，贡科-戈尔昆在这段时期仍继续骗得职位和物质利益。维辛斯基报告亦未明言贡科-戈尔昆为什么突然事败被捕，难道中央领导对此早有察觉吗？

“一套证书”

1937年谢尔布斯基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所长Ц. М.法因贝格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贡科-戈尔昆被捕后法因贝格对他进行检查，称其为“患者С”，认为该人能够行骗多年的原因是伪装成苏联精英阶层要人：

“С.在他的圈子里号称‘门路大王’。案情明确，С.扮演的角色既是供应者也是需求者。他在各个机关都有熟人，清楚知道可以从哪里获得稀缺物资，以及追求稀缺物资的人能拿出什么做交换”。

总的来看，稀罕货是用高级优待权和必要文件换取的：

“С.拥有一整套证明文书。他在事业开始之初就骗取了红旗勋章。他有赤卫队员证、红色游击队员证，光荣共青团员证，最高级内部合作社（译注：特供商店）出入证，剧院通行证，免费乘坐火车、轮船证，免费乘坐城市轨道交通和公交线路证。С.领取个人退休金”。

有些时候贡科-戈尔昆又表现得很高调：

“他冒充ОГПУ高级首长，身穿带菱形章的军服招摇过市。另一些场合他以列宁格勒州检察干部的身份活动。有一回他穿着带菱形章和红旗勋章的军服出现在克里米亚，吓唬一个疗养区的负责人，威胁要以无秩序为由逮捕所有人，接着他前往‘马桑德拉’酒庄的葡萄酒仓库，安排运送五百瓶珍稀昂贵的非卖品葡萄酒到莫斯科，然后离开。于是这五百瓶酒按照成本价装车发往莫斯科”。

然而耍花招攫取五百瓶专供国家领导人享用的红酒并不是压垮贡科-戈尔昆的最后一根稻草，“门路之王”也有摸不着门路的时候，难免令他的主顾大失所望：

“在他面前——正如证人所描述的——没有进不去的门。随着‘顾客’越来越多，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С.被抓获，根据1932年8月7日法律起诉”。

“八七法”的严厉惩罚甚至包括死刑，贡科-戈尔昆企图装疯保命。法因贝格写道：

“受试对象的状态在研究所开会讨论之前一切正常。自从对他宣布他精神正常、将被送回监狱的那一刻起，立刻有了相当激烈的反应。他惊惶、哭泣，不停找机会跟医生谈话，极度紧张、慌乱，说自己会被枪毙，说他们‘来了’、‘要走’。不听医生讲话，翻来覆去念叨同一件事，在病房坐立不安。后来送回劳动改造机关，他仍是这种状态，明显变瘦，开始抠抓旧伤疤，形成不愈合的大伤口。他不再照顾自己，满身污秽，抗拒一切，最后不回答任何问题。这样一来他又被送回研究所，行为表现如故，不回答问题，不停走来走去。他持续抠抓伤口，体力消耗殆尽。每当试图把他转移去什么地方总会拼命抵抗”。

“揭发自己和别人”

不过当他的同伙被判刑处理之后，贡科-戈尔昆就换了一幅嘴脸：

“受试对象进入塔甘斯基监狱，随着案情渐渐明朗（其他刑事被告每人获刑5年），他的状况也慢慢好转。开始专心劳动，干活出色，很快被提拔做组长，行为积极活跃，能够自我照顾。最后С.出庭聆讯。法院审理期间受试对象举止平静，交代了一切必要信息。他未表现出任何精神紊乱迹象，审讯中从未啼哭。回答问题干脆利索，供述诚恳，揭发自己和别人，一直强调自己句句真话。实际上他做的很多勾当都没有特别的利益，只因喜欢炫耀、喜欢显示自己能力。尽管审讯过程中需要引用大量材料，但事实证明他是个条理性强、记忆力好的人”。

贡科-戈尔昆显然打算用认罪、忏悔换取从轻发落，可他在侦查期间透露的某些情况被认为属于加重情节。维辛斯基报告指出：

“这些年间贡科·戈尔昆走遍苏联各城市，多次以领养名义从孤儿院带走女童，奸污后再送回孤儿院。
例如，1927年他从新罗西斯克孤儿院带走10岁的叶莲娜·伊萨耶娃，1929年奸污。
1932年以同样方式从孤儿院带走14岁的娜斯佳和12岁的塔塔尔族女童阿比别奸污。
1934年从奥伦堡孤儿院带走14岁的妮娜·加采娃，同年奸污。诸如此类。
贡科-戈尔昆在口供中承认了奸污儿童的事实和自己的冒险经历。
法医精神学家鉴定贡科-戈尔昆精神正常。
根据1932年8月7日法律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刑法典154条之规定，起诉贡科-戈尔昆一案由我本人提交РСФСР最高法院特别庭不公开审理。检察员已接到指示坚决要求判处贡科-戈尔昆枪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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