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克蒂亚博·巴尔-比留科夫（退役黑海舰队一级舰长，海军历史学家）

1948年秋天西方媒体报道了苏联“胜利号”内燃机船的悲剧，该船当时正执行从美国驶向敖德萨的任务，途中突发火灾，中国元帅冯玉祥及女儿身亡。该事件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头号新闻，但苏联却低调报道，仅称“一次意外”。历史不愿揭露自己的黑暗秘密，包括被许多人视为新中国领袖候选人之一的冯玉祥之死。事实上，时至今日人们对其死因的疑问仍多于答案。巧的是，本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多次接触过这段模糊历史，并试图在幸存的事件亲历者及其亲属的帮助下扫除迷雾，得以用不同视角看待“胜利号”船难，甚至确定火灾的真实原因。

意外事故？

1948年9月5日《红星报》末版以《“胜利号”内燃机船事故》为题发表了塔斯社新闻：“9月4日敖德萨消息。‘胜利号’内燃机船八月初自纽约启程驶向敖德萨……途中因电影胶片处理不慎引发大火，造成人员死亡。死者包括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该船已进入敖德萨港。调查进行中。”装殓冯玉祥的棺材用飞机运抵莫斯科，遵照元帅夫人意愿进行火化。塔斯社报道称死者亲属、苏联武装部队和社会各界代表出席了火葬仪式，向逝者致以军礼……

彼时本人正在里海高级海军学校念书，1948年夏天曾在敖德萨港和塞瓦斯托波尔港黑海舰队舰艇上见习，9月到莫斯科亲戚家休假，所以《红星报》发表的消息令我很感兴趣。我尝试通过在相关主管部门的熟人打听该事件信息，但除了得知已成立高级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外，别的什么都没问到。

几个月后我顺利毕业，晋升为海军准尉，派驻敖德萨港黑海舰队某扫雷艇执行沿海排雷任务。我平日不常上岸进城，仍辗转听说了关于“胜利号”船难的传言：虽然进行了调查，但极少有人知晓事故原因及过程。再后来见习期结束，我到塞瓦斯托波尔办事，终于亲眼目睹了“胜利号”真容——它在修船厂靠泊等待施工，用双筒望远镜可以看见烧焦的前上部。

1949年秋我又到塞瓦斯托波尔，见“胜利号”停泊在本港南湾，挨着“光荣号”捕鲸船队的几条船。这次不用望远镜也能清楚瞧见船体上层建筑包括船长室、无线电室和头等舱所在的前上部火烧痕迹。修复工程已经全面展开。

我在修船厂有几位熟人，闲聊得知“胜利号”遇险的一些细节情况。火灾发生于驶过雅尔塔之后，舰桥船长岗位下方的货箱爆炸燃烧，行驶期间这些神秘的货箱曾多次被搬来搬去。起火、爆炸时“胜利号”正在放电影，部分乘客在放映室，其余乘客各在各舱准备下船。放映室通风口窜出浓烟，随即喷出火焰，乘客们惊慌失措争相逃生。火势快速蔓延至邻近舱室，个别目击者事后表示装不明货物的箱子像烟花爆竹一样燃烧。“胜利号”船员立即施救，但消防水管的水压很弱，多个灭火器和软管无法使用。最终船员们设法压制了主要起火点，借助供见习人员使用的外置式操纵装置继续驶向敖德萨……

冯玉祥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同在船上。事发时女儿在舱内洗澡，其他人一起看电影。冯玉祥虽然年老、体胖，仍奋勇协助灭火，努力进入女儿舱室救人，可惜吸入过多浓烟昏迷死亡。他女儿被发现陈尸浴缸。

封闭调查持续了几个月，斯大林亲自询问进度。1949年初进行不公开庭审，宣布火灾肇事者为义务放映员科瓦连科、“胜利号”船长帕霍洛克及两位副手、无线电员（未发出求救信号）和轮船公司的一名调度员。上述被告全部服完了判处的刑期。

政府对事故的定性：“电影胶片燃烧引发火灾”令人疑窦丛生，毕竟最先着火的不是胶片而是船长室相邻房间的货箱。航行期间放映员多次放电影给大家看，之后请水手斯克里普尼科夫协助他把胶片倒卷回去存放，从未出现麻烦。

战利品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打捞起一些半沉没状态的轮船，送去德国造船厂和修船厂修复，用以充实本国商船队。1928年建造的“伊比利亚号”就是其中之一，当年属于大型客轮，设计载客340人、载货4000吨。战后经过修复、改造，载客达600人，四层甲板分置不同等级客舱，另有多个餐厅、一个音乐厅、宽敞的休息室和各种公共设施供人使用。乘客行李及商业货物分别存放在船体前后六个货舱内。船上配备了完善的救生设备（十几条大型救生艇、足量救生圈、救生带），但消防设备明显不足——轮机舱的消防泵只堪应对局部起火，无法扑灭大火，也无法向驾驶舱和上层房间供水，不过人们认为在各舱室和走廊加挂灭火器即可弥补这一缺陷。1948年春改名“胜利号”，加入黑海轮船公司执行敖德萨-纽约客货运任务，并运送从地中海和黑海国家返回苏联的遣返人员。船员编制199人，船长尼古拉·阿达莫维奇·帕霍洛克是老资格水手，滨海小城斯卡多夫斯克人氏；分管消防的副手亚历山大·菲利普波维奇·纳博金受过专业消防技术培训，但性格消极被动；其他高级船员也都具备必要经验。

特殊航程

1948年6-7月“胜利号”搭载五十几名航海学校见习生平安穿越大洋，于7月31日从纽约启程，载货277吨、乘客323人，其中主要是外交部和外贸部职员及家属，另有其他部门几位代表，再就是途经苏联回中国的冯玉祥一家。行船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但这些事不在委员会调查和法院审理范围内，包括：出港数日后船长接到黑海轮船公司指令，要求停靠亚历山大港搭载从埃及遣返的亚美尼亚人，送至巴统。8月22日“胜利号”驶离埃及前往巴统，船长报告载有2020名（译注：原文如此）遣返人员和6名苏联驻埃及使馆职员及家属。八月底“胜利号”完成最艰难的一段航程，抵达巴统卸客，8月31日驶向敖德萨，此时船上有310名乘客和船员。9月1日下午一点钟黑海轮船公司敖德萨电台收到“胜利号”的定期报告，称已驶过新罗西斯克，预计9月2日两点钟抵达敖德萨。之后该船失联，但未引起岸上警觉，9月2日上午黑海轮船公司才着手调查无线电静默原因，并请求海上船舰和沿途港口协助，但无人见过“胜利号”，也无人收到求救信号。于是联系黑海舰队司令部，海军航空兵飞机升空搜索，21时一架飞机报告在雅尔塔东南方向70海里位置发现失火的“胜利号”，附近有5条载人的救生艇。费奥多西亚、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港口紧急派船派人前往。

调查档案的内容

那么按照政府说法：9月1日下午一点班轮驶过新罗西斯克前往敖德萨，天气平静、海况良好。无线电员兼义务放映员Н.科瓦连科准备把一批电影运往“文化舱室”，请水手В.斯克里普尼科夫看完后将胶片倒带。这些电影放在船中部一个小仓库（紧挨着不久前新建的三等客舱），一部分收在铁皮盒子内，没倒带的则打开堆放桌面上。同一仓库还存有约2000张留声机唱片。手摇机器倒带过程中胶片摩擦出火星并燃烧，引燃旁边胶片，火焰迅速吞噬小仓库，斯克里普尼科夫的衣服也烧着了。

斯克里普尼科夫逃离仓库反手关门，边跑边喊失火。仓库门被热浪顶开，龙卷风般的火蛇沿走廊地毯和胶合板舱壁蔓延，一路来到通往上层甲板休息室的船梯，再经由两个垂直梯井像大烟囱抽气似的快速烧至舰桥，所遇之物皆被焚毁。短短几分钟，船只中部的水手舱、舵手室和无线电室、船长室、领航员室被大火吞没，呼啸着穿过生活区扑向小艇甲板，逼近货舱和轮机舱。值班无线电员В.韦杰涅耶夫钻舷窗逃跑，未发出遇险信号或自己被迫放弃无线电室的消息。船长命令备用无线电台呼救，但领航室的电台也烧毁了。又过几分钟，前甲板船铃终于敲响火警警报。

高级机械员А.兹沃罗波率领的一队水手听闻警报立即各就各位，操作机器为消防水管供水。火灾刚发生几分钟，部分船员已开始疏散乘客，救生艇和橡皮艇投入海中，大部分妇女儿童分别登上五条救生艇，划到远离轮船的安全位置，大部分男性乘客留下协助灭火。经过顽强努力，火终于被扑灭了，轮船虽未丧失动力但受损严重，上层建筑中部、舰桥的全部木制舱壁、房间设备和地板、领航员室、舵手室和无线电室完全被毁，金属舱壁受热变形。

长廊甲板的餐厅、休息室和其他场所被烧毁，乘客甲板的客舱、休息室、餐厅、办公室和船梯倒塌，金属舱壁变形。船前部货舱的货物一度被点燃，后被水淹没，过火面积不大，但许多乘客的财产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轮机舱水密隔板经受住烈火炙烤，阻止火势向船尾蔓延，所以船尾和船头部分基本没什么大问题。火灾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两名船员牺牲（В.斯克里普尼科夫和酒吧女服务员Г.古尼扬，她被燃烧的尼龙新衣服困住了），四十名乘客遇难（包括十九名妇女和十五名16岁以下儿童，多数是大火席卷客舱的最初几分钟死亡的）。9月3日夜晚救援力量靠近救生艇时明火已经熄灭。起初准备用拖船拖拽，后来发现轮船能够自行驶离。9月5日“胜利号”停泊敖德萨，获救乘客换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

调查事故原因过程中，除上述官方说法，也有人提出亚历山大港登船的大批乘客会不会混入破坏分子纵火。猜测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遣返人员在巴统下船后，“胜利号”多个位置曾发现类似矿石的不明物质碎片，燃烧产生蓝色火焰，温度极高。其中一块碎片被国家安全局职员涅普尔亚辛拿走研究，但此人死于火灾，所以委员会没有理由进一步追查这条线索。

不公正的裁判

因此仍然认为电影胶片失火是船难主要原因。“胜利号”无线电技术员兼电影放映员П.科瓦连科、船长Н.帕霍洛克、政治助理С.别尔舒科夫和消防助理А.纳博金、无线电主任В.韦杰涅耶夫，以及黑海轮船公司岸上职员：无线电主任А.特列季雅克和调度员М.涅菲多夫被逮捕控制，黑海轮船公司海事监察主任、著名船长М.格里戈尔也被追究法律责任。调查持续约五个月，1949年2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水运审判庭在敖德萨设立巡回法庭，乌斯片斯基主审，检察官和律师出席，审理“胜利号”内燃机船管理层在此次造成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的船难中的责任问题。

法庭指出：轮船火灾是水手和义务放映员严重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结果。法庭虽未否定电影胶片摩擦起火的说法，但认为胶片起火最可能的原因是水手斯克里普尼科夫在储藏室吸烟。调查发现船长帕霍洛克及分管消防的助理纳博金在启航前明知船上已有8部电影，仍将41部宽胶片电影带上船，且允许将这些易燃胶片存放在船体中央下甲板毗邻客舱的不合适房间。

放映员科瓦连科让不具备相关知识的水手斯克里普尼科夫倒卷胶片；船长助理纳博金未给船员们上灭火课，未注意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许多水手竟不会使用灭火器；无线电员韦杰涅耶夫急于逃离岗位，未发送火警；轮船公司无线电台职员和值班调度员玩忽职守。因此重判直接肇事者：分管消防的А.纳博金监禁25年、船长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Н.科瓦连科监禁15年、助理С.别尔舒科夫10年、无线电员В.韦杰涅耶夫8年。负间接责任的岸上人员获刑较轻：黑海轮船公司无线电主任А.特列季雅克监禁2年、调度员М.涅菲多夫在指定地点劳动改造并扣除25%年薪，海事监察主任М.格里戈尔1948年4月-9月休假不上班，无罪释放。

但基于某种缘故，调查委员会和法庭未提及“胜利号”离开纽约前夕发生的事情。启航前当地政府要求对全船进行奇怪的消毒程序，船长抗议无效，全体船员只好住了两天宾馆，美国人在“胜利号”上做过什么不得而知。另外，一对离美回国的外交官夫妇爆发争吵，妻子不想回家，逾窗而出，随即被美国人接走。她的行李已经装船，恰在船只中部起火位置（译注：前文曰乘客行李在船首、船尾货舱）。同样奇怪的是，火灾发生前美国电台提早播送了事故报道。这一切都未引起委员会和法庭的应有注意。

庭审期间传唤黑海轮船公司经理П.马卡连科出庭作证，他说：“帕霍洛克这样的船长和他的船员不该被审判，因为他们在事故中表现英勇无畏，在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挽救了轮船并开回港口。”法官对此表示：“现在是庭审！‘敖德萨的事儿’不要讲了。”

“胜利号”内燃机船火灾事件至此告一段落，修复后继续跑黑海轮船公司国内外航线。1950年代中期它是该公司最好用的轮船之一，1962年古巴危机，“胜利号”曾向古巴输送苏联军队。1970年代末退役报废。

冯氏其人

冯玉祥元帅1948年途径苏联返华当然不是偶然决定。人们普遍认为他很可能在新中国的新政府担任某个重要职位，毕竟此人在一部分民众心中威望颇高。岂料未来的中国领袖之一竟“突遭意外”身亡……

冯玉祥从政之路风雨坎坷。他1882年生于直隶省泥瓦匠之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成为军官。1924年10月起兵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官拜元帅。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率军“北伐”，1927年支持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断绝合作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同蒋介石不睦，1948年二人最终决裂。为了理解冯元帅长途跋涉从美国到苏联再到中国的原因，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当时他祖国的局势——国民党军队濒临被中国共产党军队（解放军）击败，建立全国政府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莫斯科不遗余力发挥影响……

1954年10月，当苏联太平洋舰队水兵把一批驱逐舰、扫雷舰和小型潜艇送到中国青岛港时，冯玉祥之死的故事又被续写了。苏联支援的这批舰艇成为中国海军的基础，冯玉祥之子是上舰实习的水兵之一，俄语十分流利。他告诉苏联战友：父亲去世后有人提议让他进里海高级海军学校（当年唯一招收外国人的海军院校），他找母亲商量后同意了。之后几年维克多（自己选的名字）努力学习俄语，掌握航海技能，毕业后开始在中国军舰服役。而且他妈妈（冯的遗孀）是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维克多与苏联水兵私下交流时多次表示父亲被敌人特务害死，他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一点，但并未详谈。

曾经长期掌控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冯玉祥元帅逝世时已然走过政治生涯顶峰。中国政界对他的态度比较复杂，因为他一生多次倒戈，早年站在蒋介石身边，之后武装反蒋，接着跟共产党作战，又与共产党合作。冯悲惨身亡之前最后一次政治转向决定投靠中共，但他始终对莫斯科怀有坚定友好情谊，反复声称：“中国人民的真朋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当然了，那时候中国不少政治家都曾发誓热爱、效忠苏联，鉴于莫斯科对中国两大对立派别的影响力，这不足为怪。另有证据表明冯玉祥与蒋介石年间的苏联驻华大使亚历山大·帕纽什金关系友善，多次私下见面传达机密消息——考虑到当年不仅冯玉祥有苏联顾问（张家口顾问团副总顾问维塔利·普里马科夫），中国其他政治人物也乐于跟苏联顾问接触，他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的。

斯大林不得不做出抉择。莫斯科在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解决1940年代末中国政治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未完全厘清。斯大林不太信任毛泽东，称他为“萝卜”——外红内白之人。一个奇怪的细节是：关东军战败后苏联缴获的大部分武器没交给毛，反而给了他在中国东北的党内对手高岗，此人1950年代初神秘自杀身亡。另外众所周知，莫斯科在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的同时，优先考虑了当时合法的蒋介石政府。

斯大林关于押注中国未来统治者的犹豫不决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思考中国命运时，他是否针对不同“备选人”制定了多个方案，冯玉祥元帅即其中之一？那么冯的回国就可能对毛泽东不利。蒋政权垮台、共产党上台前夕，冯玉祥忽然死在苏联客轮“胜利号”上，不禁令人深思。冯之死可能扰乱了斯大林对中共的部署，阻碍他即将实施的战略计划。结果，这位“万国领袖”被迫降低姿态，1950年（译注：1949年底）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平等地接待毛泽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译注：电文是波兰文，据俄文译本翻译）

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637/III
19.08.1991
18.2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注：克日什托夫·扬·斯库比雪夫斯基，波兰政治家、国务活动家，1989-1993任波兰外交部长）‘

1.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紧急状态的现有事实表明，我们面对的是由军工联合体的保守势力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叛乱）。迄今为止委员会发布的所有声明和公告都强调了保持苏联统一的思想（……）

这些文件的意图特征是民粹主义（例如降低儿童用品价格、在两周内提高工资、为有需求的人分配半公顷土地、提供社会援助、解决住房问题）。

2.军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军队延迟部署，这表明只有最高领导层知晓这些计划。各军队单位的行动并不协调。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有两次坦克纵队穿过人群返回。街上有军队、OMON，没有警察。士兵们坐在汽车和公交车内。

3.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仍无任何消息。

4.叶利钦公开支持戈尔巴乔夫，反对委员会。他警告说他打算签署法令取消委员会活动。他号召人民举行总罢工，呼吁军队不服从 ГКЧП（译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缩写）的命令。俄罗斯政府举行紧急会议通过了立即举行总罢工的号召，并决定由政府成员到地方上组织总罢工。

5.社会情绪表现出极度的不安和忧虑。有人担心可能爆发内战。民众对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丝毫不感兴趣。几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马涅日广场要求将ГКЧП成员绳之以法。还有人在俄罗斯政府大楼附近自发修筑路障。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 涅鲁别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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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661/III
20.08.1991
01.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1.我们尝试初步评估苏联发生的事件，结论是：保守势力发动的政变不仅是一次宫廷政变（赶戈尔巴乔夫下台），更重要的是，目的在于遏制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愿望，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错误，他忽视了最近党政机关和军工联合体反攻的信号。叶利钦关于非政治化的法令是事件引爆点。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叶利钦的支持者与所谓委员会的后台势力之间可能会爆发公开的实力较量。

目前暂不清楚大型工业中心（采矿企业）员工的反应，以及叶利钦号召的总罢工的规模和首都以外各州的反应。我们收到许多信号，表明知识分子普遍排斥苏联的新领导层。在莫斯科实施“逢场作戏式”戒严可能导致军队内部深刻分裂。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的立场尚不明确。在8月19日阿富汗人和印尼人组织的招待会上，一些苏军将领毫不掩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被推翻的满意之情。关于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自导自演的传言，我们认为似乎并不那么离谱。明天苏联社会将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才是决定性时刻。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对“改革”及其结果深感厌倦，因此委员会可能带来的某些秩序和纪律要素或许能得到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的认可，尤其老年人群体。

2.我们还不知道官方对Л.瓦文萨总统立场的反应。外交部没有像以前那样向外国使团团长发出邀请。

3.我们认为，波兰媒体最好在近段时间表现得更加克制。记者招待会上亚纳耶夫对苏军撤出波兰的问题保持沉默，值得关注。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 涅鲁别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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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02/III
20.08.1991
23.5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莫斯科的紧张局势迅速升温。叶利钦的态度更加坚定（有传言称他已接管俄罗斯武装部队领导权并下令组建国民近卫军）。虽然我们未确认这一消息，但收到可靠信号显示一些部队（包括来自萨哈林岛的部队）已经效忠叶利钦一方。亚纳耶夫领导的委员会内部出现了更多不确定性（帕夫洛夫生病，有关亚佐夫辞职的传言越来越多）。在沉默一整天后，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严厉命令，包括在莫斯科实施宵禁。

亚纳耶夫的委员会因事态发展出乎意料未能掌控局面，并面临越来越大阻力。人们对其领导能力产生怀疑，最终可能会由更果断的领导人接手主导权。

独立电台“莫斯科回声”报道：据说纳扎尔巴耶夫和克拉夫丘克拒绝支持ГКЧП。

我们的波罗的海对话者也预计接下来几个小时局势将发生重大转折。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不排除今晚就会发生重大转折。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武力解决或谈判妥协。由于信息噪音巨大，我们将继续仅基于经过验证的来源提供信息。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注：斯坦尼斯拉夫·乔塞克，波兰外交官，1989-1996年任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和俄联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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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03/III
21.08.1991
01.3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我们通过电话证实了关于可能进攻俄罗斯议会大楼的猜测。对路障和包围大楼人群的袭击正在继续。也就是说已经决定采取我在上一份电报中提到的武力手段。从装甲运兵车前逃跑的人报告说已出现致命伤亡。

我们将在晚些时候确认这些信息。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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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25/III
21.08.1991
11.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1.袭击俄罗斯议会大楼不幸导致人员伤亡。此次袭击是情绪积累、军事力量集中，还可能包括领导层犹豫不决的结果。

2.我们尚未看到局势明显转变的迹象。出现了一些表明亚纳耶夫的委员会支持率下降的信号（有军队转向支持叶利钦的情况，虽不是大规模的。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多瓦重申遵守宪法）。关于亚佐夫被免职的传言越来越多。

3.一小时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将举行会议，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本质。我们将出席该会议。

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消息。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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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65/III
21.08.1991
17.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期间直播被封锁，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等人发表讲话。他们评估了政变的前提和原因，介绍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并要求审判参加政变者。叶利钦坚决不相信卢基扬诺夫的诚意，观察家认为后者采取了观望态度。叶利钦着重强调布什、密特朗、梅杰、撒切尔、哈维尔和热列夫在电话交谈中给予他的支持的重要性。会议决定委派西拉耶夫和鲁茨科伊与克留奇科夫一同前往克里米亚去见隔离状态中的戈尔巴乔夫。
（译注：热柳·热列夫，1990-1997年保加利亚总统）

从巴尔与涅鲁布茨（包括与卡卢金、武装部队和民主俄罗斯的代表）的幕后谈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仍不能排除事件武力发展的危险。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特种部队随时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军内日益加剧的分裂和领导层的犹豫立场将对事件进一步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观察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和议会大楼前人们的行为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对叶利钦的支持没有减弱，但他还未获得大型劳动集体的支持（无人响应他的总罢工号召）。局势瞬息万变，我们几乎没时间编写急电。

将使用电话随时通报情况。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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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0811/III
22.08.91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外国驻苏联大使交换关于未遂政变的评估观点）

1.关于当前社会政治体制的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任命干部的威望和影响已被直接破坏。新奥加廖沃会议关于国家分权管理的决定是引爆点。另一个促使阴谋家发动政变的因素是对市场经济的普遍恐惧，因为市场经济限制了官僚机器的运作基础。

2.政变的直接实施者是克格勃和军队领导层，并得到党和政府中央官僚机构的支持。卢基扬诺夫被广泛认为是反宪法阴谋的核心人物，对解除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负有个人责任。最初方案是让苏联总统亲自批准实行紧急状态，但这一方案失败了。因此，除其他原因外，政变企图从一开始就是即兴仓促、前后矛盾的。在政变过程中，政变分子内部缺乏团结的问题（如帕夫洛夫“生病”）变得显而易见。各加盟共和国先是小心翼翼，之后更加坚决地开始与亚纳耶夫委员会的活动保持距离。莫斯科比其他地方更积极地呼吁社会抵制阴谋家，动员起知识分子、青年人和一些工人。叶利钦号召举行总罢工，但未得到群众响应。

3.一党执政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过去。安全部门和党的机关无所不能的神话已经破灭。然而这些机构并未消失，将继续给病弱的经济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政变失败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动态变革以及国家机关的更替提供了可能性。联盟国家模式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叶利钦的威望和俄罗斯的作用大大增强。然而，这也可能成为其他共和国担忧俄罗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因素。

目前戈尔巴乔夫面临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无实权的君主。他事实上已沦为叶利钦和俄罗斯的人质。如果他成功获得其他共和国的支持，将管理一个结构比新奥加廖沃会议设想的更松散的国家。

4.在国际政治方面，可以预期将转向谢瓦尔德纳泽所倡导的“新思维”。中东欧国家也有更多机会与苏联建立伙伴关系和互利关系。

然而，苏联对中东欧国家在不保证苏联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融入西欧国家政治结构的努力仍持不信任态度。可以预见的是，西方对苏联民主化的兴趣增加，这可能会减少波兰与苏联建立经济关系的机会。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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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注意阅读

密码电报0-0848/III
23.08.1991
12.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六国大使对苏联局势的评估。

1.我们在昨日№298号急电中传达的评估已被证实。

2.意大利大使通报了十二个国家的大使与戈尔巴乔夫会晤的情况。这次会晤是简短的、象征性的，实际只说了几句客气话而已。戈尔巴乔夫感谢“12国”的坚定立场。

3.大家共同的看法是，改革路线取得胜利的事态发展不仅没有解决苏联的全部老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些问题，尤其是国家结构问题（联盟制，以及从核军备的实际角度来看，联盟结构的不可能性），这需要时间和全社会团结一致。

4.“七国集团”和欧共体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示愿意在伦敦给予苏联的经济改革进程比以前预期的更有力的支持。我们也得知了“12国”对于波兰共和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不久的将来加入欧盟的立场。

5.欧共体，可能还有美国，对于哪一种形式的苏联——整体式国家结构或独立国家联盟，其中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世界更有利的问题尚无肯定答案。与会者向各自政府传达了他们对第二种形式前景的担忧。

6.至于物质能力无法满足激增的消费需求的问题，最可能的结果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进一步升级，以致苏联有“巴尔干化”的危险。

7.与会者达成结论：最现实的方案是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独立问题，并同日本签订库里尔群岛（译注：千岛群岛）归属的协议。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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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注意阅读

密码电报0-0863/III
23.08.1991
19.40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Е.马卡尔奇克：
（注：叶芝·马卡尔奇克，波兰律师、政治家，1989-1992年波兰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政治危机的后续阶段仍在继续。叶利钦和俄罗斯当局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力图在苏联新的力量分配中最大限度提高己方地位。所有迹象都表明叶利钦并不怀疑联盟统一的必要性，且希望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他要求由俄罗斯人担任一系列职务，包括苏联总理。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职务已经由叶利钦身边的人员接管。不能排除俄罗斯的上述愿望会遭到其他共和国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可以扮演仲裁者和调停者角色。目前新一轮“9+1”谈判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明确。普遍看法认为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后直到现在都未能掌握主动权。他的两次公开讲话所引起的反响证实了这一点。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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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注意阅读

密码电报0-0866/III
24.08.1991
21.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苏联旧的国家模式正在土崩瓦解。首先，苏联共产党正在解体，不可避免地退出政治舞台。在苏联共产党和克格勃机关遭受抨击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军队将如何行事。预计克格勃将进行大规模重组。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派表现软弱无力，它们在这些事件中未构成独立的因素。清算过程正在开始，可能会非常深入。在此背景下，干部人事变动和预期中的民主阵营争论可能会延缓在经济改革领域采取激进决策。目前的事态发展证实，叶利钦成功招揽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有效人才。俄罗斯领导层公开寻求掌握中央大权，并且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表明他们不愿与其他共和国分享权力。

可以预计，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26日）叶利钦的支持者们将要求解除卢基扬诺夫的职务，并加快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选举日期。

当前形势下最主要的问题是苏联未来的结构。最近几天的事件增加了波罗的海共和国迅速退出苏联的可能性。关于“9+1”谈判的进展目前笼罩着神秘面纱。

有传言称，估计戈尔巴乔夫将辞去党内职务，并任命彼得罗夫斯基（现任外交部副部长）接替别斯梅尔特内赫（译注：政变期间此人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直到8月28日，事实上的继任者是鲍里斯·潘金）。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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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0888/III
25.08.91
12.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莫斯科有传言说预计戈尔巴乔夫明天辞职、总统选举日期提前，选举之前叶利钦代行总统职权，他将通过一个由各共和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苏联。我们未从可靠渠道证实这一消息。然而，一切都表明戈尔巴乔夫没有机会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有效行使权力。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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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0891/III
25.08.1991
20.33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与地区间小组秘书穆拉绍夫的谈话内容。

1.明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将异常艰难，因为改革派仅占其中少数。叶利钦和他的团队担心保守派试图发动宪法政变。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也有同样的担忧。明天的会议上将有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代表和各共和国民主派成员出席，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施压。叶利钦在会议上将坚持宣布人民代表选举，以防止他们以现有的构成进入大会。

2.民主力量的胜利尚未最终到来。许多地方的党委不服从叶利钦命令。亚洲各共和国的情况尚不明朗。叶利钦将力争彻底摧毁党和克格勃的组织机构，因为迄今为止它们仅仅陷入瘫痪和震惊而已。他可能会尝试进行动员和反击。

3.各共和国将利用这种局势宣布主权。苏联将不再以其现有形式存在。然而将保留各独立国家的整体结构，例如统一领导的军队和经济空间。我的对话者无法明确说明可以期待什么，他说不指望存在共同边界，但同时也断言（这些共和国）将采取不同的货币体系。他认为需要寻找类似于欧共体和北约那种结构来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不会参加与各共和国签署新的联盟条约。

4.戈尔巴乔夫不会在全民大选中获胜，而是由各共和国授予他权力、各共和国的议会任命他做总统。他将领导武装力量，并在世界舞台上代表焕然一新的苏联。至少有九个共和国可能加入这样的苏联。

5.最有可能形成两大政治派系——民主俄罗斯运动（自由派）和民主改革运动（社会民主党）。喜悦之后将进入困难时期，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的且有效的政治结构。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延伸阅读：

十个词助您了解“八月政变”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序言

本文试图描述我个人的斯大林主义经历，并对整个斯大林主义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同时探讨专研该领域历史学家的某些论述中存在的问题。读者可能会认为，研究斯大林主义对我来说要比西方历史学家容易得多。实际上，有几种情况使我对这一时期的分析变得异常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我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将我的注意力从苏联吸引到了其他国家，尤其大西洋彼岸的国家。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最恶劣的特征对我而言不是什么学术研究对象，而是生命中至少前二十四年的自然环境。因此我在成长过程中难免出现某些机能障碍，这些障碍或多或少阻碍了我形成正常人格。我希望我的读者记得，我不仅生活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心地带，更生活在斯大林最亲密助手的家庭中——不幸的是我就住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内而非围墙外，这堵墙似乎将“古往今来各民族的伟大天才”与大约两亿人安全地隔离开来。我经常近距离观看一位身穿元帅制服的矮个子男人，身后跟着或簇拥着一群人，其中包括自己的父亲，我做梦都不敢想见他一面。虽然几乎每天深夜，或者说每天清晨，我父亲都会从他住处直接回家。

这些情况——以及许多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此逐一详述的其他情况——是否允许我保持冷静、客观和具有学术精神的学者身份，去研究一门多年来一直是我生存之本的课题？自1929年出生至今，我的存在与不存在始终不分昼夜地拼命斗争，直到1953年3月5日独裁者去世。

本文读者不必担心会对“斯大林与我”这一主题进行无休止回忆，但我希望请你们做好准备，因为我的行文方式——思想和论点——可能显得有偏见，或者至少不是绝对客观。当然，人们总可以争辩说一个人永远无法做到绝对客观，但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没有谁能够不带感情地审视斯大林主义这种独特现象。我感谢上帝，电脑没有像被编程下国际象棋那样被编程来玩“斯大林主义”。因此我想明确指出，我并不声称自己是公正无偏私的。何况，我也不希望自己是公正无偏私的。我生活中有太多事情与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习气相关联，因此我无法以冷静、平衡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个巨大且充满感情的话题……

延伸阅读：

六位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自述

斯大林主义者十项特征

《25人公开信》和《13人公开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二十五位苏联科学、文学和艺术界人士反对平反И.В.斯大林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信》

1966年2月14日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最近我国报刊的某些讲话和文章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实质是部分或间接地平反斯大林。

我们不知道随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日益临近，这种倾向的基础如何。但即使仅涉及部分修改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也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问题。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您注意我们对该问题的观点。
（译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1966.3.29召开）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任何事实、任何论据使我们认为谴责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相反，无可争议的是，相当一部分关于斯大林罪行的骇人事实——足以证明两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绝对正确性——却仍未公布于世。

然而关键不在于此。我们认为，任何辩囿、粉饰斯大林的企图都有可能造成苏联社会内部严重分裂。斯大林不仅要对无数无辜者冤死、对我国毫无战争准备、党和国家生活严重背离列宁主义原则负责。他所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把共产主义思想扭曲到如此地步，以至人民永远不会原谅。我国人民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背离——哪怕部分背离——关于个人崇拜的决议的做法。没人能够将这些决议从他们意识和记忆中抹除。

任何这样做的企图只会导致混乱、导致最广泛的分歧。例如，我们深信平反斯大林将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大风波，并使我国青年的情绪严重复杂化。同整个苏联社会一样，我们也关心青年人。任何解释或文章都不足以令人们重新信服斯大林，相反只会造成骚动和愤慨。鉴于我国困难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这样做危如累卵。而且另一种风险同样严重：平反斯大林的问题不仅是国内政治问题，也是国际问题。为他平反的任何举动必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形成新的分裂风险，这一次是我们和西方共产党之间。他们会认为这种举动首先代表我们屈服于中国人，而西方共产党员绝不会坦然接受。

此项因素至关重要，我们切不可置之不理。当前我国受到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双重强势威胁，冒险与西方兄弟党决裂或哪怕关系复杂化太不明智了。

为了不过多耽搁您的精力，我们只想谈谈反对平反斯大林的最重要理由，首先就是二次分裂的危险。至于任何背离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做法将会使我国文化界人士同国际交往变得困难，尤其在为和平与国际合作斗争的领域，乃至危及业已取得的各项成果，就更不必多言了。

我们不能不写下自己的想法。显然，不能把苏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视为普通寻常的决定。它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我国命运产生历史性影响。我们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考虑。

Л.А.阿尔齐莫维奇，院士，列宁奖和国家奖获得者
О.Н.叶夫列莫夫，“同代人”剧院总导演
П.Л.卡皮察，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国家奖获得者
В.П.卡塔耶夫，作家联盟成员，国家奖获得者
П.Д.科林，苏联人民艺术家，列宁奖获得者
М.А.列昂托维奇，院士，列宁奖获得者
И.М.迈斯基，院士
В.П.涅克拉索夫，作家联盟成员。国家奖获得者
Б.М.涅缅斯基，艺术家联盟成员，国家奖获得者
К.Г.保斯托夫斯基，作家联盟成员
Ю.И.皮缅诺夫，РСФСР人民艺术家，国家奖获得者
М.М.普利谢茨卡娅，苏联人民演员，列宁奖获得者
А.А.波波夫，苏联人民演员，国家奖获得者
М.И.罗姆，苏联人民演员，国家奖获得者
С.Н.罗斯托夫斯基（恩斯特·亨利），作家联盟成员，沃洛夫斯基奖获得者
А.Д.萨哈罗夫，院士，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奖和国家奖获得者
С.Д.斯卡兹金，院士
Б.А.斯卢茨基，作家联盟成员
И.М.斯莫克图诺夫斯基，电影工作者联盟成员，列宁奖获得者
И.Е.塔姆，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奖和国家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获得者
В.Ф.坚德里亚科夫，作家联盟成员
М.М.胡齐耶夫，РСФСР功勋艺术家
Г.А.托夫斯托诺戈夫，苏联人民演员，列宁奖和国家奖获得者
С.А.崔可夫，苏联人民艺术家，国家奖获得者
К.И.丘科夫斯基，作家联盟成员，列宁奖获得者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3.目录24.卷495.74-76页，含附件，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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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Е.谢米恰斯内关于在莫斯科散发苏联科学、文学和艺术界
著名人士反对平反И.В.斯大林的信件一事致苏共中央的说明

1966年3月15日

苏共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25位苏联著名知识分子代表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一封信在莫斯科被广泛传阅，签署者包括：院士И.Е.塔姆、П.Л.卡皮察、И.М.迈斯基、Л.А.阿尔齐莫维奇，作家К.Г.保斯托夫斯基、В.П.卡塔耶夫、К.И.丘科夫斯基、В.Ф.坚德里亚科夫，演员及导演М.М.普利谢茨卡娅、М.И.罗姆、Г.А.托夫斯托诺戈夫、И.М.斯莫克图诺夫斯基，艺术家П.Д.科林、Ю.И.皮缅诺夫等人。

信件内容基于签署者观点，即近期似乎出现了旨在部分或完全平反斯大林的倾向，意图修改党的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信件作者们据此认为，平反斯大林将导致苏联共产党和西方共产党分裂，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大风波，使青年形势严重复杂化，并危及国际合作领域的各项成果，因此他们抗议任何平反斯大林的举动。

此信发起者和主要执笔者是著名政论家С.Н.罗斯托夫斯基，作家联盟成员，笔名恩斯特·亨利，他还曾写过一封广泛流传的所谓《致И.爱伦堡的公开信》，反对正面描述斯大林作用的某些报道。

就这份文件征集签名的工作目前正继续进行，其发起者希望让苏联文化界新一批人物加入进来：作曲家Д.肖斯塔科维奇已同意签名，跟И.爱伦堡商议过，讨论是否寻求М.肖洛霍夫和К.费定的支持，预计一些重要的医学家也将联署。另外，每位签名者都将获得一份文件副本。据悉一些文化名人，即：作家С.斯米尔诺夫、Е.叶夫图申科，导演С.奥布拉兹佐夫和雕刻家科年科夫拒绝联署。

可以看出，信件作者们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向党中央通报他们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看法，不如说是有意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传播。这实质上进一步扩散了所谓转向“斯大林主义”的谣言，加深了人们对我国报刊上某些旨在恢复对苏联社会和国家历史的客观的、科学态度的讲话和报道的误解，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紧张不安情绪。

需要指出的是，此信已被《团结报》记者潘科利迪和美国记者科伦戈尔德掌握，后者将内容传到了美国。

附件：3页。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谢米恰斯内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3.目录24.卷495.72-73页，原件，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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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位苏联科学、文学和艺术界人士反对平反И.В.斯大林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

1966年3月25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注意到25位苏联科学、文学和艺术界人士反对近来部分或间接平反斯大林的企图的公开信。

我们有责任声明，赞同此信表达的观点。

我们还深信，以任何形式恢复斯大林的名誉都将是我国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灾难。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为无保留谴责同共产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的大会，不仅永远载入我国史册，更载入世界史册。我国人民的政治和道德力量体现在这样做的原则坚定性上。大会决议在苏联人民中获得热烈支持，并得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赞同，绝非偶然。如果走回头路，哪怕是部分撤销已作出的声明和决议，哪怕是部分地、有保留地用另一种方法解决问题，都会沉重打击苏联共产党在国内外的权威。我们将一无所获且损失惨重。

我们这些人代表党和政府接触外国拥护和平、支持苏联政府的人士，经验告诉我们：个人崇拜问题对于全体外国朋友们而言是多么重要。倘若朝斯大林方向倒退一步，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开展这项工作时要解除武装。

同2月14日在信后签名的25位知识分子一样，我们希望不要修改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决议。

1.П.兹德拉德洛夫斯基，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列宁奖和国家奖获得者
2.В. 日丹诺夫，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
3.И. 尼基福罗夫，老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1904年入党
4.С.斯米尔诺夫，作家，列宁奖获得者
5.И.爱伦堡，作家
6.伊戈尔·伊林斯基，苏联人民演员
7.В.杜金采夫，作家
8.А.科尔莫戈罗夫，院士
9.Б.阿斯塔乌罗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10.А.阿利汉诺夫，院士
11.И.克努尼扬茨，院士
12.Г.丘赫莱伊，РСФСР功勋艺术家，列宁奖获得者，电影导演
13.瓦诺·穆拉杰利（译注：作曲家）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3.目录24.卷495.86-88页，原件，打字稿）

延伸阅读：

斯大林主义者十项特征

一份“打倒斯大林及其党羽”檄文

“斯大林主义者”眼中的理想农民形象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亚历山大·丘鲁帕(А.Д.Цюрупа 1870-1928)，布尔什维克，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苏联第1-4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3—1928)。国内粮食专政发起者（1918.5.13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法令通过），征粮队(продотряд)和“贫农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РСФСР第三任粮食人民委员(1918-1921)。

1939年电影《列宁在1918》中，原型为亚历山大·丘鲁帕的角色饥饿晕倒。那么，这事果真发生过吗？

1991年八月政变后曾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保密的列宁文件，历史学家、党校教师阿纳托利·拉特舍夫是委员会顾问之一。内部档案馆的文件令他大吃一惊，后来接受一次采访透露其中部分内容。

但今天我们只谈一个话题，就是这位历史学家介绍的领袖（和领袖们）的盛宴，即列宁时代克里姆林宫大量供应红、黑鱼子酱、熟食鱼和各种小点心的事实。当然，某些布尔什维克分子、虔诚相信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饿晕”、困难年代列宁喝胡萝卜茶啃面包的人，早就宣称此次采访是卑鄙谎言，根本没有这号“历史学家”。

1920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立了一个由М.К.姆拉诺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克里姆林宫住户的特权。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个短暂的党内民主阶段确实发生过——党的基层组织有权要求成立委员会检查他们的领袖。

当时克里姆林宫内常住1112人，其中58人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外加125名职工。姆拉诺夫委员会检查这些人居住条件，发现党的领导干部不仅雇保姆（如果有小孩的话），还有佣人。为了多占公寓房间，其他城市的近亲、远亲都被登记在册。（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全宗17.目录84.卷111.31页）

检查三餐发现，领导干部食品供应方式分两种：1.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就餐，2.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给养处仓库领取。品种包括肉类、野味、鱼类、谷物、土豆、油脂等。此外还为值班人员和加班人员（几乎包括全体领导干部）提供黄油、肉、奶酪、火腿、香肠、鸡蛋、沙丁鱼、黑鱼子酱等（同上，23页）。

此处插一句：据加米涅夫儿媳加林娜·克拉夫琴科的回忆，1920年代末每人每月午餐费是500卢布；她出门旅行，领取二人份午餐，但食物太多足够九个人吃。克里姆林宫住户的午饭必有0.5千克黄油及同等分量黑鱼子酱，午餐之外也可领取“干口粮”，包括熟食鱼、炸肉排、酒、糖果。仍不够的话随时订货。

继续谈姆拉诺夫委员会，1921年2月检查发现下列家庭定期在人民委员会食堂用餐：列宁家吃双人餐、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家双人餐、卡尔·拉狄克家三人餐、加里宁家五人餐、托洛茨基家五人餐、加米涅夫家五人餐、阿列克谢·李可夫家五人餐，卢那察尔斯基家和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家吃七人餐——别笑，他家人口多，无可指责。患病的领导有权加餐，加米涅夫屡次装病（同上，15页）。

午餐之外还有早餐、晚餐，姆拉诺夫委员会同样予以检查，得知1920年11月列宁家领取24.5千克肉、60枚鸡蛋、7.2千克奶酪、1.5千克黄油、2千克颗粒鱼子酱、4千克黄瓜、30千克面粉及谷物、5千克糖、1.2千克水果糖块、1千克猪油、100支香烟（同上，08页）。至于丘鲁帕，连续两天（11月3日、4日）从仓库领取20千克面包、8千克肉、5千克糖、3.4千克奶酪、1.2千克咖啡、22个罐头、4千克苹果等（同上，13页）——照此看来，“饿晕”显然不太可能吧。

克里姆林宫住户最“俭省”的要数斯大林，1920年11月仅领取4千克面粉、2千克肉、800克盐、2千克糖、1.6千克黄油、1.2千克奶酪、1.2千克稻米、50克胡椒粉（同上，13页）。部分原因或许是1920年斯大林夫妇只有一个儿子，次子和女儿尚未出生。

委员会核算休假费用发现其他领导人到海滨休假的开销比斯大林多5倍甚至10倍。领导人本人及家庭成员滥用公务车的情况显著，包括列宁家、托洛茨基家、加米涅夫家、丘鲁帕家……卢那察尔斯基家尤其突出：1920年7月用车38次，260小时15分钟行驶2640俄里。季诺维耶夫、布哈林和斯大林该月仅用车一次，行驶35-60俄里（同上，62页）。

姆拉诺夫委员会认为查明的上述情况违背共产主义道德，要求整顿领导干部享受之特权，对仓库发放物资数量设定限额，并建议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读报告。但1921年正值国内战争、饥饿、燃料供应短缺，年初彼得格勒工人大示威，加之喀琅施塔得起义，报告最终未公布。开完大会，4月份丘鲁帕心脏病恶化送德国医治，1928年在福罗斯休假期间死亡。

延伸阅读：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斯大林生活待遇管窥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47年10月份斯大林指责他的战友之一：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损害了苏联国家利益。今人认为当时的斯大林疑心病愈发严重，身边亲信动辄得咎。那么，斯大林指责政治局委员的理由是否有凭有据？请读者自己判断。

以下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贸部长А.И.米高扬1947年9月30日递交联共（布）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В.斯大林的信：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逗留莫斯科期间，1947年7月13日发布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公报》规定：1948年苏联供应捷克斯洛伐克20万吨小麦、20万吨谷物饲料和玉米饲料、油料种子、豌豆、小扁豆。

这些粮食的供应是对外贸易部与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团目前正在谈判的协议的一部分。

捷克斯洛伐克（哥特瓦尔德）政府担心粮食交货会不会拖延至1948年全年，早在今年7月就要求苏联政府澄清指定数量的谷物将从1947年收获中交付，我们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

经您同意，几天前我们着手从匈牙利向捷克斯洛伐克发运作为赔偿物资的小麦（迄今已向捷克斯洛伐克运送了15000吨）。

所附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规定了供应农作物的具体数量和履行期限。这些期限和农作物数量是我们根据捷克斯洛伐克贸易代表团的要求制定的。

上述农作物的费用将由捷克斯洛伐克方面1948年供应我国的商品支付，商品清单目前正在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协商，很快将呈交您批准。然而今年第四季度和1948年第一季度苏联供应的货值会超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货值。关于所附决议草案规定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价值，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目前交付的货值不足以补偿苏联，捷克斯洛伐克需要支付3%的年利息直到双方账目平衡。

为确保我国向捷克斯洛伐克运送承诺的全部数量粮食，我请求您批准所附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摘录如下：）

1.根据苏联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即将达成的关于相互交付货物的协议，允许对外贸易部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售41.3万吨谷物、豆类和油料作物，包括：

а) 小麦20万吨，其中44000吨来自匈牙利的赔偿物资；

б) 饲料作物20万吨，包括15万吨玉米、3万吨大麦、2万吨燕麦。上述15万吨玉米将从罗马尼亚运出，系罗马尼亚政府偿还的苏联政府1945-1946年贷款，交货期限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4月（含），按月平均分期发运；

в) 小米2000吨；

г) 豆类6000吨，其中芸豆1000吨、小扁豆2000吨、豌豆3000吨；

д) 用于播种的油料种子2500吨，其中亚麻籽2470吨、葵花籽30吨；

е) 用于播种的春野豌豆(Вика яровая)2500吨……

以下摘自И.В.斯大林1947年10月1日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密码电报：

1947年9月30日对外贸易部米高扬同志提交一份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内容是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我国提供40万吨粮食换取对方商品的协议，草案未说明商品的名称和数量。

我们同捷克人达成协议，上述粮食由我国在1948年度运出，捷克人反向运来我们需要的商品，包括原油管道。决议草案中我国交付粮食的期限调整为1947年第四季度，这将使我们感到非常吃力，而捷克人交付原油管道和其他商品的义务问题被排除在我国交付粮食的条件之外，这样一来，我国的赊销原则就取代了以前同捷克人协议中约定的相互供应原则。

那么，苏联有义务向捷克人提供商品，交货期从1948年改为1947年，而捷克斯洛伐克不承担任何向我国交货的责任。同时，不知道我们将以什么价格供应粮食，也不知道我们为何没得到任何补偿，因为我们必须在1947年而非1948年交付粮食，这对捷克人有利对苏联不利。

众所周知捷克人有一座原属德国的大型管道厂，系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被我军缴获并作为战利品赠予捷克。该厂大量生产管道，销往欧洲各国。显然，如果捷克人能把管道卖给其他国家，就可能把我们供应的粮食再卖回给我们。当然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们的盟友，应当帮助她，但捷克人也应当在能力范围内帮助我们。我们不能使苏联在苏捷同盟关系中看起来像个无法捍卫自己利益的天真傻瓜，而捷克斯洛伐克像个精明老练的伙伴，把苏联耍得团团转。此外要记住苏联是苏维埃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利益绝不能屈从于某个非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哪怕盟友也不行。

我认为米高扬同志提交的决议草案是反国家的草案，把好处统统赠与捷克斯洛伐克、害处统统留给苏联。我相信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政府会同意签署这种草案。

这不是米高扬同志第一次把违背我国利益的草案塞给我们。回想一下外贸计划问题和我们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以及外汇方案的问题。我想，米高扬同志的行为值得在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上讨论讨论。

以下摘自1947年10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В.М.莫洛托夫致И.В.斯大林的密码电报，抄送А.И.米高扬：

我同意斯大林同志关于米高扬同志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协定草案是反国家行为的评价，我附议他在政治局讨论米高扬同志行为问题的提议。

我建议委托莫洛托夫、米高扬和柯西金组成委员会，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修改米高扬同志草案，并将修改后的草案交中央批准。

延伸阅读：

1981年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千金难买真朋友

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列昂尼德·穆列琴

曾经没几个人掌握苏联对外援助的确切数字，那时候即便政治局委员也不知晓一切，某些“特别报告”仅限总书记本人过目。钱和军火是好东西，特别的钱、特别的军火送去支援友邦和盟国，实际是一种借贷：等你将来发达了再还。

他们没发达，他们没偿还，他们不再是朋友。

俄联邦政府1992年初统计各国亏欠苏联债务逾1420亿美元，如此巨款以现金、军火、商品、石油的形式送给了……谁呢？

“您会逮捕我”

世界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目标，所以支援革命者是其首要任务。1923年秋苏联政府预计德国即将爆发武装起义，特为购买枪械拨付美元，并承诺供应粮食以便柏林新政府喂养劳工。政治局决定赠予德国朋友100万金马克，同时在国内举行募捐，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援助德国共产党人。

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向政治局抱怨：“一个党支部开会，一名非党员工人听说了德国发生的事和援助德国工人的必要性，表示：‘还要多久？这算什么事儿？我们光着脚走路，工资不够买鞋的’。支部书记让她第二天来见他，他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她不该这样看待德国问题，‘我去了您会逮捕我的！’工人回答。”

战后苏联试图拉拢西欧工人阶级、支援经费匮乏的各国共产党。1948年12月16日政治局会议记录写道：“以苏联工会名义资助法国矿工60万美元”。

另一次克里姆林宫开会，正在建设工农政权的东德领导人请求斯大林援助西德共产党。威廉·皮克发言：
— 需要纸张。

斯大林许诺：
— 我们会提供纸张。

奥托·格罗提沃说：
— 需要设立一个地下印刷厂。

斯大林答复：
— 可以办到。

格罗提沃又说：
— 钱也需要。

斯大林：
— 会援助的。

于是政治局向西德共产党赠款20万美元，最后打了水漂。

为我们牺牲！

赫鲁晓夫时代，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直接向莫斯科伸手要钱。东德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明确告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知道，我国的要求需要贵国做出巨大牺牲，但你们也应体谅我们的经济亟待援助”。

赫鲁晓夫不能无视民主德国的索要，莫斯科明白这个脆弱政权随时可能垮台。所以他满足了乌布利希，并说：“我国军队正在与民主德国协商采取一些措施。我们正考虑在整条边境线上部署坦克进行防御。有必要固守各处，因为敌人会寻找薄弱点……假如我们现在不关注民主德国的需求，不做出牺牲，德国同志将无法抵挡，他们没有足够的内力。万一民主德国被消灭，会怎样呢？联邦国防军将会更接近我国边境。”

话虽如此，但莫斯科财力毕竟有限。赫鲁晓夫拒绝了乌布利希索要黄金偿还西德债务的请求：“您要的可是68吨黄金，这无法接受。不应该你们买东西我们付账。我国没有那么多黄金，必须保留储备以防不时之需。”

可话又说回来了，苏联领导人的声誉取决于东德之成败，他们必须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以民主德国开口要钱理直气壮。接任乌布利希的东德新领袖埃里希·昂纳克曾告诉副手：“西方没人知道苏联人民过的什么日子，也不关心他们过的什么日子。而我国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十字路口。所以苏联有义务帮助我们”。

无籽西瓜

莫斯科源源不断收到盟国、友邦和非友好国家的援助请求，而且大家事先就知道部分请求根本得不到满足，充其量只能寻求政治妥协。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卡皮察说：“我国侦察机在朝鲜领空飞行需要对方批准。金日成正寻求允许他建造核电站。我国不同意——因为耗资十亿美元，但金日成得志了。金日成的反美主义获得奖赏。他拿到新贷款，旧债一笔勾销，还得到了新式战斗机和导弹的许诺。作为回报，金日成允许苏联飞机经过朝鲜领空飞往越南，同意苏联军舰停靠元山港加油和维修。”

而且金日成是知恩图报之人。卡皮察回忆：“新年之际我收到一箱梨和苹果，还有个巨大的无籽西瓜。金正日邀我去他家，我们在朝鲜打猎，打山羊和野鸡。”

“我国在那儿有何利益？”

莫斯科的政治家很清楚自己跟什么人打交道。据尤里·安德罗波夫身边人透露，这位后来接班总书记的克格勃主席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不抱任何幻想，指出：“这不叫友好团结，就是硬抢”。

安德罗波夫认为苏联虚掷资源无谓支持那些自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他问身边人：“我国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忽略了什么？我国在那儿有何利益？应该为他们牺牲自己人民吗？”

后来莫斯科开始积极支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尤里·安德罗波夫评论道：“我们为什么要搂抱每个人？无论谁大喊一声：‘建设社会主义啦！’，我们就一溜烟奔过去”。

然而一切照旧。1973年10月中东战争推高国际油价，美元如河水般流入苏联，转眼又如河水般流出——以货币援助或石油供应的形式进了华约国家、阿富汗、古巴、蒙古、南也门、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腰包。虽然暂时无法确定具体数字，但1980年代苏联援助东欧和第三世界盟国总额高达300亿美元，消耗了一半以上的出口收入。

巨款赠予除“反帝团结”外一无所有的政权，却没给他们带去多少实际益处。

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谢列斯特在日记中愤愤写道：“古巴对我国而言太贵了，每天约150万卢布。古巴的实际情况同报刊、广播、电视向我们宣传的天差地别，其经济处于灾难状态，政局危如累卵。迄今为止古巴一直靠我们苏联供养，我国每年向古巴运送90万吨甚至100万吨面包——等于每个家庭每天一条。又交付黄油、肉类、咖啡、鱼类、洋葱、植物油等其他食品，喂饱900多万古巴人民。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纵容古巴人，放任他们不负责任乱搞，我们的智慧、勇敢、审慎荡然无存，最终也得不着荣耀，四下看看，这是做的什么事呢？”

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阿达米辛回忆：“1980年代初我从古巴回来，跟我们在当地的人和古巴人会谈，查阅资料，试图计算我国援助的规模。结果发现‘自由岛’每年可以不工作两个月，全凭我们供养。我把我的看法告知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切尔沃年科，那时他是中央部门负责人，真切关心国家利益。他仔细听完我的话，叹息一声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但别告诉葛罗米柯，否则你会有麻烦。’”

两副面孔

金援之外，苏联送出大量军火，以致交战双方都在使用苏制武器。1969年索马里军方掌权，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莫斯科立即提供援助，主要是武器装备。1977年索马里使用这些武器攻打邻国埃塞俄比亚，那时索马里军方已经厌弃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开始拥抱社会主义。于是苏联转而支持后者，向埃塞俄比亚慷慨供应军火，助其抵抗索马里。

武器贸易利润丰厚的实质在于它不是“一锤子买卖”。您买机枪就得买子弹，买坦克需要备用零件。买飞机，缺少地勤维护怎么行呢？军火商争夺订单的力度不亚于两军交兵。而苏联不一样，苏联白送！

某些受赠方——例如罗马尼亚——消化吸收苏制武器的最新设计，转售美国人大捞一把。

另一种尴尬情形是，朋友贷款买枪买炮，钱始终还不上。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回忆：“武器贸易不是轻松生意，但跟‘朋友们’做生意尤其艰难。拖欠我国的货款越积越多。无数次谈判中，延期还款的请求和拒绝还款的威胁纠缠不休。我作为一个吝啬的国民经济领导者，不可能每次都响应顽固的、近乎祈求的‘友谊呼声’。大多数情况无法同意”。

小国的羊皮究竟值不值得买？苏联投资的实际回报是什么？减少武器生产难道不比巨款白送更明智吗？然而问题关键不在这里。

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苏制武器爱好者和鉴赏家喜欢赖苏联的帐，付钱给美国、法国公司却从不拖延。伊拉克大老板萨达姆·侯赛因亲善莫斯科，看见什么都想白拿，欠苏联70亿美元。利比亚革命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认为会见苏联政府首脑时迟到无关紧要，嘴上说反帝团结，转身就跟西方公司做生意，欠苏联25亿美元。

甜言蜜语和忠诚表白哄得苏联领导人心花怒放。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渐渐察觉这些是虚伪、自私的朋友，只要苏美关系依然紧张，他们就环抱苏联大腿不撒手。

埃及曾经让苏联国库损失惨重。后来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决定与以色列修好，和平收回1967年丢失的西奈半岛，翻脸不认苏联，跑去美国签署《戴维营协议》。经此变故，苏联把对阿拉伯朋友的剩余热情全部投入叙利亚。叙利亚国主哈菲兹·阿萨德深谙莫斯科脾气，貌似比其他阿拉伯领袖更懂予取予求之道。阿萨德曾坦率表示：“我从莫斯科获得的武器价值不少于十亿”。

绝口不提这笔钱怎样还。

竹篮打水

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外交政策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仍然举阿拉伯世界为例，伊拉克共产党人被杀，莫斯科不愿因此跟巴格达争执；阿亚图拉·霍梅尼夺取伊朗政权，铲除亲苏的“图德党”（伊朗人民党），莫斯科一言不发，避免激怒霍梅尼。

苏联第一副外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回忆：“大家不断谈论我国的国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以供应武器和派遣军事专家的形式进一步参与安哥拉内战符合苏联国家利益”。

可是反美政客确实在莫斯科受欢迎。人人皆知谴责西方大大有赏，把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发表言论取悦莫斯科当然比掏美元购物更轻松。

西方外交官多次尝试与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讨论波尔布特掌权下尸横遍野的柬埔寨局势，外长同志一概答复：我们同该国关系正常，我们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实你们的说法。

冷战有其特定逻辑：超级大国需要盟友和卫星国，越多越好。历届苏联领导人为感谢“朋友们”的反美口号和热情拥戴，豪爽提供武器、贷款，源源不断派遣顾问和专家。

众星捧月感觉真好，做大哥前呼后拥八面威风！大家围着你说谢谢心情愉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可惜啊，苏联的实际遭遇是一旦无力继续撒钱，“朋友”转眼反目成仇。原来人家把苏联看作大奶牛，只要能产奶（钱款、军火和石油）就有好待遇，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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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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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发表一通激烈言论，丢官降职。但此前同志们曾在会上讨论精简行政机构这一永恒话题，给出了惊人数字。

以下引用1987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讲话记录：

戈尔巴乔夫：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改革行政机关——联盟的、共和国的和地方的，改良它们的组织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裁减冗员。我之前在摩尔曼斯克引用行政机关人数时说……尼古拉·叶菲莫维奇，那边那个女人喊什么？

克鲁奇纳（注：中央常务委员）：“疯了吧！”

戈尔巴乔夫：对，是疯了！你们都看电视了吗？对着整个大会堂说：疯了吧！当时我说我国行政机关每年开支400亿卢布（注：苏联1987年平均月工资185卢布），全国有1500万行政人员，平均六、七个百姓一个官。所以确实是疯了。

同志们，改革行政机关职能的做法是同扩大企业自主权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所做的一切必须以理性的、有组织的方式进行，最大程度关心被裁减工作人员的安置情况。好在《苏联》杂志——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注：指杂志主编Н.М.戈利巴乔夫）应该在座——上期或最近哪期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了尤里·彼得罗维奇（注：苏联国家建委主席Ю.П.巴塔林）所在部门是如何撤销科研机构的。很好！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我们从明年第一天开始实行科研机构经济核算制！

在列宁格勒人家告诉我：他们决定撤销两家科研机构，最后搞得人心惶惶。两家机构每年消耗两百万，却不产生一分钱效益。消耗两百万啊！但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连莫斯科都惶惶起来了，不仅当地，莫斯科也跟着发急，其中包括ВАСХНИЛ（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主席尼科诺夫同志。列宁格勒人破天荒表现出纵容态度，给了一年宽限期：你们要用一年时间证明自己能做工作……

也许这才是正确的行动，我完全不怀疑。但同志们，“吃闲饭捞油水”应该停止了，这种做法正在吞噬国民收入和巨量智力资源。听凭有的人坐办公室发呆而不去直接参与增加国民收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整顿、精简行政机关臃肿的路线，但同时也必须把人照顾好。这就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任何任务，尤其这种任务，必须以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

我们有责任使机关改革成为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愈发有力的杠杆……

以下引用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叶利钦1987年10月21日讲话记录：

叶利钦：……我必须指出，一方面呼吁减少文牍工作，一方面又在增加更多文牍——我敢说已经令某些人对这种决定持肤浅态度，或者说干脆不相信这种决定。精简的要求一个接一个。我们互相呼吁减少闲置研究所数量，但我想说的是，以莫斯科为例，一年前莫斯科有各种研究所1041家，承蒙国家委员会大力工作，削减了7家，现在不是1041家了，变成1087家。在此期间还通过了莫斯科市成立多个研究所的决议。毫无疑问，这样子既违背了党的路线，也违背了代表大会的决定和我们彼此之间的呼吁……

延伸阅读：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日记节选

斯大林晚年裁撤警卫和服务人员

1994年鲍里斯·涅姆佐夫致立法会代表的一封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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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列布·古谢夫

1.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我统一称呼他“祖父”。

1971年夏天，一位大谋士走进祖父办公室。大谋士没戴白色尖顶帽，穿一身高级进口西装，微微闪着金属色泽，很符合当年时尚。

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办公室就是今天的市长办公室，但祖父仅在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外国人进城时才以“市长”身份接待。他的办公室没有缎面屏风，没有粉红绸包钉软凳，更没铺条纹山羊皮。远处墙边放一张办公桌，左手电话桌搁着转盘电话、高频电话和其他设备。跟它相连的是会议桌，外加几把椅子和一条长沙发。窗外就是赫雷夏蒂克大街，站在九楼放眼望，苏联城市风光尽收眼底：栗树开花，琥珀色车顶红色车身的无轨电车沿着永不拥堵的中央大街行驶，花坛种满红罂粟，旁边的售货亭卖冰激凌——好一派二十世纪正午景象。

大谋士的黑色伏尔加悬挂党中央车队号牌，他顶着正午骄阳来访，直奔祖父办公室。此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微笑自称姓“尼姆库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哪里人氏？列宁格勒。什么工作？研究“保密课题”。

每天都有陌生人求见祖父，一律请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尼姆库斯看起来不像受了屈的上访户，所以祖父问他要证件更多基于习惯而非怀疑。

尼姆库斯不慌不忙，用修剪整齐的两只手摸索衣兜，略带自嘲笑了笑，说在宾馆换过衣服：

— 您瞧，我从莫斯科飞来，路上西装弄皱了。我在中央宾馆有个房间，他们不提供熨衣服务，说要自己熨，我还真不习惯呢…… 哦对了，彼得·斯捷潘内奇·涅波罗日尼让我问您好。

拉关系套近乎，没有比提及共同朋友更好的方式了。祖父与苏联能源和电气化部长、科学院通讯院士涅波罗日尼共事二十年，1950年代修筑卡霍夫卡水电站，祖父当工地主任、涅波罗日尼当总工程师，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你说巧不巧，那天祖父正要给他打电话，所以对尼姆库斯点点头，伸手拿起高频电话拨莫斯科号码。

“院士”继续自顾自说着：

— 我的朋友早就介绍过您，对您评价很高，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着急给谁打电话？

2.

祖父七十多岁的时候脑力依旧惊人，能随口叫出半个世纪前打交道的人名，轻松记起谈话日期、内容和他年轻时代的琐事。比如1941年秋天一个德军无线电报务员闯进彼得罗夫斯基矿区（今顿涅茨克）附近他们家，此人上衣口袋撕裂了。战后几年他在基辅建筑工程学院念书，有天拿一条干硬大面包回宿舍，抡锤子敲了半个钟头。学院毕业后到卡霍夫卡水电站工地上班，不慎压坏大领导的皮衣，差点儿丢工作。

在官僚主义缩写词占上风的国家，在州委、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多如牛毛的国家，在企图把生活硬塞进五年计划钢模子的国家，在通过把经济肢解成畸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供应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来创造乌托邦的国家，一个人若想在党内或生产单位官运亨通，党内的必须洞察力敏锐、紧随总路线左右摇摆、履历表清楚明白、拍马屁永远比别人更快更响，生产单位的必须完成指标。

年轻的祖父满怀共青团员热忱，瞧不起领导的异想天开。他在卡霍夫卡水电站平步青云，从工地主任一跃成为赫尔松建筑工程托拉斯负责人。他诚心相信共产主义并入了党，但由于个性执拗，原本会被“晾”在赫尔松若干年。岂料1961年3月13日上午一股泥浆洪流席卷基辅市库列涅夫卡区，冲毁几百间公寓和私宅，淹没体育场和电车总站，传闻1500多人罹难。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事故原因：泥浆来自溃坝的砖厂蓄水库，十年间持续冲刷娘子谷支脉。祖父未发表的回忆录里提到一个细节：市政当局之所以引泥浆入娘子谷，原因之一是阻止那些挖掘乱葬岗偷死人珠宝的盗墓贼。

事故损失惨重，基辅的建设者们集体遭殃，一些人被谴责，一些人被发配，又从外地挑选参加过“共产主义大工程”的人支援共和国首都。当年叫做“加强干部队伍”。

于是祖父就被“加强”进臃肿的“基辅建设总公司”。该公司1960年代规模庞大，雇员四万多，到这儿工作远超祖父预期。回忆录没写他怎样认识祖母并结婚的，反而写了不少关于建造板式公寓和铺设快速电车轨道的内容。一年后祖父当上总工程师，又一年荣升公司负责人，时年36岁。

看来祖父深爱建筑这一行，只喜欢跟党领导唱反调。有一回尼基塔·赫鲁晓夫视察基辅，二人言语交锋——总书记打算教祖父铺砖，祖父敢于反驳总书记。对话内容保存至今，但我想读者不会感兴趣。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天资聪颖，然而就像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陶伯曼所言：他太自负了，听不进不同意见。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继任。乌克兰大老板彼得·谢列斯特（译注：第一书记）在这场宫廷政变中发挥重要作用，首都市长换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曾当面顶撞“废帝”的我祖父，1968年安排祖父当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四年后谢列斯特被免职，远道来了勃列日涅夫亲信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

总之，祖父接管市长办公室，天天对着三张桌子、一部转盘电话，以及俯瞰街道的玻璃窗。他说自己从本市首席建设者变成了首席看门人。

但这话不可全信——大谋士怎会找看门的交朋友。

3.

祖父打给能源和电气化部长的电话没接通。尼姆库斯“院士”热情握手告别，钻进伏尔加走了。祖父第二次见他是一个月之后，他挽着基辅“晶体”厂新厂长的胳膊，要求尽快在市中心给这位厂长分房子。作为回报，尼姆库斯许诺友情和业务协助。

这就是苏联式市场。谋划苏维埃乌托邦的人名义上废除了市场，实际只是改换头面。任何地方都有讨价还价，任何东西都可以讨价还价。基辅跟莫斯科讨价还价，市长跟部长讨价还价，建筑公司总经理跟工厂厂长讨价还价。至于讨价还价的对象，包括人员、职位、奖金、国外出差、削减指标的可能性、通往关键办公室的门路、黑色伏尔加车“靓号”、高级宾馆房间、闪耀金属光泽的进口西装和市中心位置政府公寓。“金钱”被另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取代，俄罗斯学者西蒙· 科尔东斯基称之为“行政货币”，即批示、命令和签字。

官方表面上禁止这种讨价还价。可若缺了它，半聋半瞎、庞大迟钝的计划经济就寸步难行。倘有人凭借个性魅力和直觉在这场冒险游戏中求富贵，那也真没什么好奇怪的。

尼姆库斯借口参加重要会议先走了。祖父向“晶体”厂厂长打听此人情况，厂长说在莫斯科见过尼姆库斯。部里开完会，他到宾馆餐厅吃饭，一位列宁格勒同事介绍“院士”跟他认识。尼姆库斯身边陪着一位“某部队”将军，趁后者短暂离开，尼姆库斯抱怨自己被这讨厌家伙时刻紧盯，烦死了。最近厂长刚履新没多久，“院士”跑来基辅找他“看样品”。

—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房子的事情……

4.

祖父2014年7月逝世，那天基辅市中心大火基本扑灭，城东仍烈焰熊熊。身后遗下几千张老照片，内容几乎一样：多如牛毛的某某州委某某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某某单位主任、副主任。这些五十来岁农民脸微胖男性身穿西装和大衣，卡拉库尔羔羊皮帽下露出未染过的白发，有人翻领别党徽有人没别，各自手捧花环、剪断彩带，鼓掌挥臂、行礼如仪。

照片中的祖父比他们年轻10-15岁，恭立旁边某个位置，跟着捧花、剪彩、挥臂、鼓掌。我真不知道他何能挤出时间忙工作。祖父担任市长十一年，基辅新建多个住宅区，莫斯科夫斯基大桥和中央民事登记处竣工，改造奥林匹克体育场，奥波隆区地铁线通车。关于这条地铁，原计划从波迪尔区明挖，祖父发现这样干的话，萨盖达奇内街（译注：当时叫日丹诺夫街）房屋就统统保不住了，遂力排众议指出毁坏历史建筑属于野蛮行为。此街至今完整。

某种程度上讲，对建筑事业充满热情的祖父是幸运的。1950-1960年代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找工作，急需大量公寓。党已经宣布住房是共产主义来临的先决条件，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能谅解“盖房专业户”的执拗。

但执拗终于导致祖父1979年被免职。他曾制止基辅州委第一书记齐布利科在圣弗拉基米尔山顶建州委大楼，否则这栋楼就形同骑在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脖子上。他还不让基辅市委第一书记波特文拆除大食堂，阻拦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把比萨拉比亚市场改成游泳池。

我正在看祖父留下的一张合影，已被遗忘的停滞时期苏维埃乌克兰大员们：齐布利科、波特文、卢塔克、瓦琴科与谢尔比茨基在基辅火车站迎接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个个白发苍苍、眉如卧蚕、喜笑颜开。

5.

大谋士最终阴沟翻船纯属意外。他太喜欢政府交通工具了，找列宁格勒州委要车、要司机，飘飘然去湖边休息三天。结果司机没来车也没来，手铐来了。办公室主任一番调查，给克格勃的熟人打个电话，“院士”立即原形败露。

此人持伪造身份证件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入列宁格勒，目眩神迷、想入非非，冒充“部长”、“主席”名头耍花枪，暗示自己从事说出来吓死你的“保密课题”，先骗一套公寓，至于保留证、入场券、宾馆客房和小轿车之类何足道哉。

大谋士走遍苏联各地巡回表演，明目张胆入住忽悠来的宾馆，三餐全靠国防工厂经理付账。在他行骗的几年间只有两个人问他要过证件：莫斯科克里姆林会议宫的女话务员和我祖父。

而且“尼姆库斯”这个姓也是祖父虚构的，因为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谋士仍在世。此人既像一块活化石，又像另一个时代的幽灵。那个时代欧洲广场叫“列宁共青团广场”，“第聂伯”宾馆中途停工，底层沦为公共厕所。1964年夏天祖父陪某部委某同志去视察，俩人捏鼻子爬上三楼一看：徒有四壁而已。六个月后祖父展示第一个“样板间”，九个月后全部房间投入运营，五十年后“右区”把他们的总部设于此处。

苏联曾经稳固如山，却最终被自己体重压垮。苏维埃乌克兰死矣，撇下计划经济、腐败和热衷官方意识形态的烂摊子……以及对一个未实现的乌托邦的模糊记忆。

从不拥堵的赫雷夏蒂克街小车飞驰，花坛红罂粟娇艳，冰激淋亭子人声鼎沸。二十世纪的正午，祖父四十四岁。

（弗拉基米尔·古谢夫1968-1979年担任基辅市市长，经历五位总书记，亲眼见证苏联解体。）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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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10日立陶宛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署“土地换基地”协议（苏联交出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占领的维尔纽斯地区，换取在立陶宛境内建立五个军事基地）。代表团完成任务打道回府，莫斯科方面挽留说：“我们的规矩是不准朋友没吃午饭就走！”那么只好客随主便。

八个月后，代表团团长：立陶宛外交部长约萨斯·乌尔布斯被苏联占领军逮捕，流放坦波夫。1941年6月23日乌尔布斯再次被捕，先后关押在萨拉托夫、莫斯科、基洛夫、伊万诺沃，以及高尔基市的监狱医院。之后16年他合计被关押13年，其中11年单独监禁。1943-1944年在囹圄中向斯大林递交两份呼吁恢复立陶宛独立国家地位的备忘录，未收到任何答复。斯大林死后乌尔布斯与妻子获平反，但禁止在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主要城市居住，因此夫妻二人定居弗拉基米尔州小城维亚兹尼基。1956年获准返回维尔纽斯，1991年5月逝世。

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对当时留下赴宴的贵客们的表现很不以为然——他们一致赞叹克里姆林宫战时招待会山珍海味无所不有，证明了最终克敌制胜的坚定信心。

1942年7月丘吉尔身穿坦克工作服到莫斯科谈判，在一群军礼服和军功章包围中显得格格不入。然而有理由相信，丘吉尔（这只老狐狸）出门前早就想好该穿什么了。接风宴上，伏罗希洛夫请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喝一杯专门浸泡的胡椒酒。一些赴宴者事后愉快回忆起英国佬不胜酒力，勉强扛住了残酷考验。但也有目击者说，斗酒的结果是尽管伏罗希洛夫素来善饮，仍难以承受胡椒威力，喝倒英国人之后就被搀扶下去了……

凡参加过斯大林宴会的人大都（怀着或惊讶或兴奋或谴责的心情）评论出席者的酒量。美国国务卿霍尔回忆斯大林曾向他提了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你们的将军也这样喝酒吗？”霍尔用外交辞令回答：“我们的人很少有这种机会”。

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惯用的“祝酒圆圈舞”（美国少将约翰·迪恩语）并不一定让外国人开心，有时甚至会惹恼他们。此外，当红军在前线取得第一场重大胜利后，斯大林一改故态、自信倍增，明显表现得不关心外宾如何看待他和莫洛托夫。英国驻苏大使斯塔福·克里普斯说：“在1941年12月20日宴会上，斯大林已经相信自己是莫斯科的救星、局势的主宰，准备好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困死’德国人”。克里普斯回忆斯大林兴致颇高，在房间来回走动，为他的将军们简短祝酒、碰杯，几乎不理睬周围的英国宾客。

美国人丹尼斯·邓恩写过一本精彩的书叫《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书中提及美国驻莫斯科前五位大使，称他们虽然性格迥异，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从政阅历，但共同点是：“他们怀着坚定的罗斯福式信念抵达莫斯科，绥靖斯大林，顺从他的一切任性要求，无疑将促使这个政权‘更有人味儿’。卸任时，他们都对这个政权充满冰冷仇恨”。

不过约瑟夫·戴维斯大使是个例外。此人公开支持1930年代末政治清洗，1945年5月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列宁勋章，成为唯一获此荣誉的西方外交官。

1941年10月1日德国开始“台风行动”，苏联八个军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附近被围，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洞开。同一天美国、英国政府承诺即日起至1942年6月30日援助苏联飞机、坦克、大炮及铅、锡、钼等各种战略资源，苏联政府则承诺回馈军需原材料。克里姆林宫为此举办招待会，伏特加、胡椒酒、白兰地、茅香酒、甜酒、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敞开供应，外宾们再一次确认了苏联克敌制胜的坚决信心。当斯大林阔步走进大厅，苏联军人疲惫憔悴的眼神令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印象极深，他的日记写道：“看见勇敢作战之人沦落到如此屈辱境地，很不好受”。

1942年8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鏖战正酣。7月28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下达著名的227号命令（“一步不退！”），严禁红军擅自撤出阵地，在各方面军建立惩戒营。8月14日克里姆林宫又设宴席，菜单如下：
冷前菜：颗粒鱼子酱、黑色压制鱼子酱、白鲑鱼脊肉、鲑鱼肉、带装饰的鲱鱼肉、风干沙玛亚、冷火腿、肖弗鲁瓦配野味酱、鸭肉冻、鲟鱼冻、番茄沙拉、“帕奈尔”沙拉、黄瓜、番茄、小萝卜、高加索黄瓜、奶酪、黄油、吐司、露馅饼、布里欧修面包。
热前菜：酸奶油白蘑菇、野味福尔什马克、米涅尔西葫芦。
主菜：阉母鸡奶油汤、法式清汤、红菜汤、野火鸡肉、雏鸡肉、榛鸡肉、土豆配奶羊羔肉、黄瓜沙拉、花椰菜、芦笋。
甜点：奶酪水果冰淇淋、咖啡、甜酒、各样水果、花色小蛋糕、烤扁桃仁。

简单注释一下：“沙玛亚”是欧白鱼属，“肖弗鲁瓦”是法式肉类冷盘，“布里欧修”是法国甜面包，“福尔什马克”是源自东欧的碎鱼或碎肉菜肴。再补充一点：盛装餐具的瓷盘上装饰着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姓名花字。

作为对比，来看看英国朋友吃什么。战争结束之际国王陛下臣民每月最低配给口粮包括：1英磅（约453克）腌猪肉、2磅糖、0.5磅茶叶、5磅鲜肉、0.5磅奶酪（素食者额外领取四分之三磅奶酪代替肉类）、8磅水果软糖（或4磅水果罐头或4磅糖）、0.5磅黄油、1磅人造黄油、0.5磅炼乳、四分之三磅硬糖、4个鸡蛋（儿童和残疾人12个，哺乳期母亲和素食者8个）。另外哺乳期母亲和儿童每月最多可得12升牛奶，糖尿病人领取黄油代替糖。

无论穷人富人一律凭票证购物。据说王室成员吃的跟百姓一样，这种模范带头作用（以及严格纠察）使得英国成为当时欧洲唯一没有黑市的国家。

作家让-理查德·布洛克1944年陪同戴高乐访问莫斯科，后来回忆：“事情都是外交官搞砸的。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该统统消灭。看，其中一个人进来了：是莫洛托夫。他不算最坏的，终究要挨枪子儿……斯大林脸上流露的和善、诡诈微笑难以理解……”

斯大林宣布：“请相信我！如果您和法国需要我们，我们将和您分吃最后一片面包”。突然，斯大林盯着身边的翻译波采罗布（译注：实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高级助理），阴沉粗鲁地说：“你翻译的太慢了！我很想把你送去西伯利亚”。

在这次宴会上，正如戴高乐和诸位法国客人证实的那样，斯大林多次把红军和红海军指挥员喊到面前向他们敬酒，指着对方说：“来！”被叫的人“在其他俄国人严肃而冷谈的注视下匆忙离开座位，快步走去与大元帅碰杯”。顺便提一句，戴高乐是唯一不在斯大林面前掩饰自己态度的外国贵宾，宴会没结束就退场了。

戴高乐的翻译让·拉洛伊回忆，斯大林指名向空军元帅诺维科夫敬酒，后者“一个身穿军服、胸挂勋章的男子，快步急趋奔向斯大林”。斯大林顺便说了下面的话：“我们的飞机是你们开的。如果开不好，你应该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戴高乐另一位翻译回忆，斯大林同卡冈诺维奇碰杯，开玩笑说如果火车晚点就枪毙交通人民委员。并且“威胁另外三、四个人民委员说要绞死他们”，讲这番话的时候“用的是轻松友好、跟朋友戏谑的语气，餐桌旁的客人都笑了，有人假笑，有人真笑……显然斯大林自己也很开心。他在扮演残酷暴君——尽管他确实是暴君——喜欢当着傻老外的面开过火玩笑，对方不辨真伪，以为逗乐子噱头是他的统治手段。于斯大林而言这就是消遣，消遣有多种意义，最深刻的是血腥色彩”。

最后讲一件小事，出自斯大林警卫队长弗拉西克的日记：1951年11月17日宴会，斯大林要求上新酿葡萄酒。女服务员端给他的酒冰凉（约7摄氏度），而斯大林早先命令酒的温度必须保持13-15度。可想而知，斯大林火冒三丈。虽然责任完全不在弗拉西克（第一他不负责酒的储存，第二他也不检查酒上桌时的温度），但弗拉西克却试图承担责任。于是斯大林把怒气统统发在弗拉西克身上，后者认为这理所当然“表示首长不信任我”。弗拉西克写道：“这不是我履行职责该有的态度，如果忽略了什么，我会良心不宁、寝食难安”。又说：“这件令我铭记终生的事发生之后，我三天没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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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生活待遇管窥

略论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酗酒问题

斯大林喝醉之后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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