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一个“情报机关”而言，经常向上级展示真实或假想的成绩，其重要性不亚于执行业务。克格勃提交国家领导层的工作报告就是这方面最突出事例之一，比如他们提到的在苏联最后几年取得的保护社会主义制度重大成就。

以下内容摘自苏联克格勃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1989年2月17日呈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88年工作报告》：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业务工作活动中一贯遵循共产党的政策和党的改革方针，始终坚持在克格勃机关和部队中推行深化改革的路线……

委员会情报机关积极支持苏联国家外交政策，同时调整自己的活动，以便为建立全面国际安全体系、为国家深化改革进程创造有利条件的任务做出更显著贡献。

优先保障苏联领导人出国访问、参加会议及其他重大国际活动（准备了15组公文材料）。持续跟踪全球军事/政治局势发展。

情报机关力求深入阐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日本和中国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计划，疏通地区冲突、经济、生态环境和宇宙空间方面的问题，获取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政治集团的机密情报，包括拦截和破译经由各种通信系统传递的信息。

已经向各机关、各部委和部门发送了七千多份情报，其中包括642件分析报告。

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对外国政要、巨头产生长期影响的大规模积极措施，目的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苏联在国际舞台的地位。美国当局的政策受到了正面影响，主张对苏政策连续性的势力被我推动、促进，揭露了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在关于北约的工作中努力抵制军国主义者图谋，使美国与该集团盟友之间产生矛盾。开展了对联邦德国施加有益影响的行动。采取特别措施促进苏联-中国关系正常化，调停阿富汗局势和柬埔寨问题。

已实施的各种措施使我们有可能筹措获得一些禁运物资满足工业需要，并在签订合同时避免重大经济损失，为经贸往来创造便利环境。

科技方面，情报机关成功获取一批国防工业领域急需的技术样品和文件材料，对加快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掌握新工艺、增强国家经济潜力做出贡献。合计落实了1.18万种、2.45万件样品。呈送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73份分析报告。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和使命落实4千多种、1万余件材料。转交国防部482种、873件样品。根据初步计算，运用情报机关获取的科技材料创造的经济效益超过10亿卢布。

来自国内和秘密战线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成果都有所提升。

苏联驻外机关和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挫败大量敌方挑衅，包括针对侦察员的挑衅。防止了一系列情报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代理人的失败。据克格勃数据，提前从国外召回364名行为不当的苏联公民。未能预防75名公民滞留不归。出现一名情报人员叛变的案子，对其进行了详细调查，采取措施控制事件后果。

与此同时，情报机关工作中感到在政治战线上缺乏前瞻性、预见性的文件情报，在科技领域获取材料和样品明显不够。应当认真提高对主要敌人和中国的、以及经济领域积极行动的有效性。

过去一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反情报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寻找在新形势下更有效的情报搜集手段和形式。反情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和挫败敌间谍机关、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各类敌方人员破坏国家稳定局面、煽动民众对党进行的改革的不信任，以及积极实施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破坏活动和其他暴力活动之图谋。

去年在苏联公民当中查获并消灭4名间谍。另有9人因向外国组织传递国家秘密和经济情报被追究刑事责任。

镇压了一些尝试主动联络外国情报组织的个人。

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情报组织继续积极利用各种国际交往渠道向苏联派遣自己的间谍和代理人。

对美国专家检查组进行的反情报工作发现了50多名职业间谍。三名从事非法活动的美国专家被揭发并驱逐出苏联。

反情报机关在外国公司和银行代表、科学家、专家中发现31名敌方职业间谍及代理人。驱逐从事非法活动的12人出境，禁止另一些人再次入境我国。

在苏联国防部高等院校学习的外国军事人员中，有69名间谍和代理人被我方监视。18人因从事敌对活动被驱逐出境。

北约国家军事外交人员9次企图进入保密设施地区，都被制止并记录在案。已就他们的非法行为向相关大使馆提出正式交涉。

边防检查阻止了18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进入苏联。一些涉嫌参与这些组织的外国人受到业务控制。同内务部机关合作揭发了27起涉及使用爆炸物的犯罪。对奥维奇金家族企图劫持ТУ-154客机出境案和基辅-古比雪夫航班上发现土制炸弹案采取了行动和调查。成功展开行动解救了奥尔忠尼启则市被罪犯扣为人质、意图劫机出国的30名学生和教师。

在美国”DES”公司供应苏联的电子计算机内发现敌方新型破坏手段，即一种可在敌设定时间使电子计算机失效的特殊装置（共发现8个）。在检测国内使用的外国造个人电子计算机“病毒”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采取措施防止国民经济目标和苏联武装力量可能发生的破坏及严重事故。

委员会根据党的要求，根本性改革了保密机构和保密手段，使其不成为进行经济改革和科技创新道路上的阻碍。在这方面，确定知密权限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行政权限有所扩大。同时国家安全机关的精力集中在防止重要武器制造计划的数据泄露给敌方、对其进行虚假宣传、以及用假目标诱骗方面。考虑到可能同美国达成削减战略进攻武器和销毁化学武器协议，确定了保密组织的工作方法。

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苏联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防部工业部门共同参与制定措施，以改善全国范围的保密系统，使之免受外国技术侦察影响。

3000多节运载特殊物品的列车得到安全保障。

国家安全委员会积极反对间谍机构、外国反苏中心、反社会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极端主义者和国内其他分子借着民主改革进程之机破坏国内安定局面的企图。在这方面，尤其注意对国内一些地区建立的“党派”、“联盟”及各类团体采取措施，这些团体意图利用民族化和公开性宣传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煽动各民族间不睦，散播反社会主义纲领和口号，某些情况下还试图转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例如亚美尼亚的“卡拉巴赫委员会”）。已采取措施遏制他们的敌对活动，切断那些意志不坚、误入歧途之人同他们的联系。一些团体的活动已被成功终结。同其他执法机构一道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局势的正常化给予极大关注。

向苏共中央，以及联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各共和国和形势特别严峻边区、州（外高加索与波罗的海沿岸）的各级党委持续发送预测性、警告性信息……

在委员会、克格勃机关和部队进行的党政公务、代表会议和会谈总结报告都证实，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深切信赖党的路线、忠于党的政策。这就是成功完成党中央部署任务的有力保障。

延伸阅读：

克格勃在军内反间谍的一个案例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自古至今的领导者都明白一个道理：想要位子坐得稳，必须给人民面包和马戏。赫鲁晓夫时期食品供应紧张，导致民间不满情绪和要求他下台的呼声日渐增高。勃列日涅夫坚决反对面包涨价，统治了十八年。但另一方面，以牺牲本国人“口腹”为代价提升兄弟国家领袖的威望，丝毫无利于苏联百姓福祉。

下面内容摘自1981年10月2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7.关于В.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请求（1981年10月20日华沙特字№1084）

勃列日涅夫发言：同志们，你们大概都看过了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译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下一届全会召开前夕（据说星期五开）向苏联领导人提出的紧急请求——巩固他在全会和议会中的地位，供应（也可能是借给）波兰5万吨肉类。
想不出有比这更困难的请求了，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但另一点也很清楚：如果我们寄希望于雅鲁泽尔斯基在国内挽回局面，就必须帮他不被门槛绊倒。
还是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帮助他吧。
这件事要尽快定下来，也许就今天。
责成巴伊巴科夫同志（译注：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和帕托利切夫同志（译注：苏联外贸部长）提出具体建议。

阿尔希波夫（译注：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发言：必须指出，我国肉类的情况非常困难。我们未收到各共和国交付联盟储备的20.5万吨肉，尤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联邦这三个共和国计划完成不好。
商业部长斯特鲁耶夫同志就购买45万吨肉的问题向苏共中央提交过报告。我们考虑了这个建议，但暂时找不到资金来买这么多肉。而且糖的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好，虽然已经采购了100万吨，仍需再采购100万吨。植物油的情况也不好，需要进口大约70-80万吨。

科斯坦多夫（译注：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发言：我认为我们仍然应该要求各共和国完成计划，向中央储备交付产品。

勃列日涅夫：是否给共和国打电报要求他们履行计划？

戈尔巴乔夫（译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发言：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想说，向联盟储备交付肉类的计划完不成的原因在于，本应送往屠宰场的大量牲畜由于缺乏饲料未能长到规定标准。因此我们不得不超额消耗更多牲畜。所以如果现在向各共和国、各州施压，他们就会宰杀、送来不达标的牲畜，导致存栏量降低。
我仍然认为目前应该走采购肉类的路线。

阿尔希波夫：当然，只要收到（指示），我们将筹集相应资金。

安德罗波夫（译注：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乌斯季诺夫（译注：苏联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契尔年科（译注：时任中央书记处第二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提议购买3万吨而非5万吨肉支援波兰。

阿尔希波夫：我请求，当然，不超过3万吨。

帕托利切夫：当然了，我们的外汇有困难，这是由于我们消耗大笔外汇购买粮食。中央决议之后，目前我们停止粮食采购了。但是为了在两次收成之间过日子，仍需采购并运回苏联5500万吨谷物。基于此，我暂时支持购买3万吨肉援助波兰的提议。

勃列日涅夫：鉴于即将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全会将决定组织问题，而且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要做公开讲话，必须以某种形式帮助他。

众人：是的。

勃列日涅夫：那么怎样切实帮助？

阿尔希波夫：我们将会传达任务——设法筹措购买3万吨肉类所需的资金。

勃列日涅夫：怎样跟В.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说？

契尔年科、葛罗米柯（译注：苏联外交部长）和安德罗波夫建议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亲自告知雅鲁泽尔斯基同志。

会议决定：
1.1981年第四季度采购3万吨肉类交付波兰人民共和国。
2.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将此决定告知В.雅鲁泽尔斯基同志。
3.责成阿尔希波夫同志、巴伊巴科夫同志、帕托利切夫同志筹措相应资金采购肉类……

延伸阅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索洛乌欣笔下的七十年代生活

弄虚作假的“梁赞奇迹”

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回忆录《致朋友的二十封信》讲了一件怪事——斯大林曾要求国家安全部保卫总局提交财务报告：“他试图亲自检查他们的收支，但毫无结果，只收到一堆胡编的数字。他大发雷霆，可什么也查不出来”。而且，“弗拉西克将军以斯大林的名义支配百万巨款，用于盖房子、乘坐大型专列出行，但父亲并不知道钱去了哪儿、花了多少、花在谁身上……”

尼古拉·弗拉西克长期担任斯大林卫队长，命运起起伏伏，深知“主子”的性格不易相处。但1952年无疑是最艰难的一年。斯大林越老越悭吝，对不合理开支吹毛求疵，频频斥责部下。斯韦特兰娜回忆：“有时候他会冲向自己的卫队长和将军，大骂弗拉西克：你个寄生虫！到我这儿发财来了，我知道从你指头缝流出去多少钱！”

诚然，克里姆林宫宴会规模之盛大堪称豪华，消耗饮食数量令人难以置信。仅1946年一年，克宫花在政治局委员三餐和各种宴会方面的“特供食品”如下：
肉类：125吨
禽类：65吨
野味：30000只
鱼制品：30吨
粒状鱼子酱：10吨
非粒状鱼子酱：6吨
大马哈鱼子酱：2吨
虾蟹等：50000个
伏特加：15000升
白兰地：10000升
干葡萄酒：15000升
甜葡萄酒：5000升
香槟酒：200000升
……

发挥您的想象力吧，对照一下冷盘和酒饮数字！三种鱼子酱足够制作180万个三明治（每个涂抹10克），伏特加和白兰地约合5万瓶，等于每瓶酒搭配36个鱼子酱三明治，更别提肉类、鱼制品和野味了。所以，要么是来赴宴的客人鲸吞虎噬、饿鬼投胎，要么就是被工作人员偷盗私分了。

而且，这还是在歉收年份，劳苦大众靠着配给票证度日。

与此同时，可怕的报告呈交斯大林面前。1946年5月16日：关于逮捕“在东普鲁士境内向粮食供应不合格之德国居民出售人类尸体肉”，1946年12月25日：“关于摩尔达维亚居民粮食情况困难、犯罪率和死亡上升”，1947年5月1日：“关于乌克兰南部地区饥荒”。

所以，斯大林或许终究发现了“钱去哪儿、花多少、花在谁身上”。他看见自己向南出发的“专列”是怎样安排的。斯韦特兰娜写道：“弗拉西克将军东奔西跑忙碌，他的身躯因妄自尊大和白兰地酒胖得发肿。其他吃了公家羊肉汤变得肥嘟嘟的卫队将军和上校们也都气喘吁吁。这些侍从、廷臣和食客坐满整列火车”。举数字为证：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解散前开销巨大，1951年预算5.62亿74.6万卢布，员额14430人；1952年预算6.72亿43.4万卢布。不过，斯大林“近郊别墅”餐饮方面的花费同样不少，1951年达到38.75万卢布，绝大部分用于喂饱访客，因为斯大林特别喜欢邀请同僚吃午餐。统计全年来别墅吃饭人员1122名，按照每餐269卢布60戈比价格计算，总费用30.25万卢布。换句话说，一个官员去陪斯大林吃顿饭，相当于1961年的26卢布96戈比（译注：币制改革后），即使莫斯科最顶级餐厅也没这么贵的。

1952年春天斯大林解散改组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降格为“警卫局”。大幅削减拨款，人员缩编近四倍，拟定的1.56亿29.3万卢布年度开支被进一步减少到1.43亿。并且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同志（译注：警卫局首任局长，5月19日赴任）10天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国家安全局警卫局年度经费预算及1952年6月1日-12月31日期间支出预算”。

斯大林在战友身上显著节省开销，给他们每人保留一座国有别墅，并减少了由国安部派员卫戍的官员和别墅名单。他自己的警卫及服务人员从408人降至209人，其中警卫员从292人降至129人。现在政治局委员每人标配34名警卫（以前是45-65名，莫洛托夫118名），但即使在新制度下，政治局内部排名依然有高有低：莫洛托夫43名警卫、伏罗希洛夫40名、柯西金最少：28名。

1952年5月19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削减警卫局开支》的决议，尖锐指出“资金开支中的反国家行为”和“犯罪性质浪费”的问题。原国安部警卫总局局长尼古拉·弗拉西克屡遭斯大林申饬、降职又官复原职，这回彻底被撵走了，外放到乌拉尔当劳改营副主任。除他外另有六名卫队原领导发配到其他“古拉格”做副主任。

随即开始逮捕国安部警卫人员，同年12月轮到弗拉西克头上——他也被抓了。

斯大林平日不用钱，更不知道钱的价值。正如他女儿写的，有一次爸爸给她两三千，觉得是一笔巨款。“他每月工资都用纸包好放在办公桌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存折…… 大概没有吧。他自己不花钱，没地方花也没东西可买。他整个生活——别墅、住宅、佣人、饮食、服装——都是国家支付的。”这话真没错，他用钱做什么呢？斯大林死后一年，克格勃首任主席伊万·谢罗夫请示赫鲁晓夫怎样处理“近郊别墅”存放的斯大林个人款项：现金数额38.4万零14卢布。

今人传说斯大林身后无余财，仅留下“两件大衣、一双靴子”而已。事实证明，他还是颇有些遗产的。

帝国外交部长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

国家机密

帝国外交部长办公室，1939年8月24日

8月23日夜晚-24日帝国外交部长同斯大林先生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之间的谈话记录
（译注：即《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当天）

讨论了以下话题：

1.日本

帝国外交部长表示，德日友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针对苏联。此外，我国同日本拥有良好关系，能够为解决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分歧做出实际贡献。如果斯大林先生和苏联政府希望如此，帝国外交部长准备朝这个方向行动。他将采取相应方法利用自己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力，并将随时通知苏联驻柏林的代表。
斯大林先生回答，苏联政府确实希望改善自己同日本的关系，但对日本挑衅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日本想要开战，那就开战吧。苏联不害怕（战争）也准备好了。如果日本想要和平——那就太好了！斯大林先生认为德国帮助改善苏日关系是有益的，但他不希望给日本造成是苏联提议这样做的印象。
帝国外交部长表示同意，并强调他的帮助将仅限于继续他已经与日本驻柏林大使进行了几个月的对话，以期改善苏日关系。因此，德国在这个问题上将不会有新的举动。

2.意大利

斯大林先生询问帝国外交部长意大利的意图。难道意大利除了吞并阿尔巴尼亚之外就没有别的目标了吗？对希腊领土呢？在他看来，意大利应该对狭小、多山、人口稀少的阿尔巴尼亚没有特别兴趣。
帝国外交部长回答，由于战略原因，阿尔巴尼亚对意大利很重要。此外，墨索里尼是个吓不倒的强人。他在阿比西尼亚冲突中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意大利凭一己之力抗衡敌对联盟，捍卫了自己的目标。即使当时的德国也还没有能力给予意大利实际支持。
墨索里尼热烈欢迎德国和苏联之间恢复友好关系。关于互不侵犯条约，他表示满意。

3.土耳其

斯大林先生询问帝国外交部长德国对土耳其有何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帝国外交部长答复如下：他几个月前告知土耳其政府，德国希望与土耳其建立友好关系。为实现这个目标，帝国外交部长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土耳其政府的回应则是成为最早参加反德包围战线的国家之一，甚至认为没必要通知帝国政府。
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随后指出，由于土耳其人的政策摇摆不定，苏联也有过相似经历。
帝国外交部长接着提到，英国已花费五百万英镑在土耳其进行反德宣传。
斯大林先生说，据他掌握的情况，英国用于收买土耳其政治家的花销远不止五百万英镑。

4.英国

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对英国驻苏联代表团的行为发表了敌意评论，认为后者并未向苏联政府表明他们的真实意图。
帝国外交部长对此表示，英国一直企图而且现在仍然企图破坏德国与苏联之间发展良好关系。英国人很软弱，希望别人支持其统治世界的傲慢态度。
斯大林先生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说：英国陆军很弱；英国海军舰队已经配不上昔日荣光。可以肯定的是英国空中机队正在扩张，但（英国）缺少飞行员。如果说尽管如此英国仍掌握着世界，那只能是由于其他国家愚蠢，容易上当受骗。例如，仅凭几百个英国人就能统治印度，十分可笑。
帝国外交部长对此表示同意并秘密告知斯大林先生，近期英国人又开始试探，并心虚地提起1914年。这就是典型的英国愚行。帝国外交部长建议元首通知英国，一旦德国和波兰发生冲突，对英国方面任何敌对行为的反应将会是空袭伦敦。
斯大林先生说，所谓试探显然是张伯伦致元首的信函，英国驻德大使韩德森8月23日把这封信送到了上萨尔茨堡（译注：贝格霍夫别墅）。斯大林接着说，英国虽然弱小，但会巧妙而顽强地发动战争。

5.法国

斯大林先生表示，法国终究是有一支值得关注的军队。
帝国外交部长从自己的角度向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指出法国军队数量上的劣势。如今德国每年新增30000名可调动的士兵，法国每年仅招募15000人。“西部壁垒比马奇诺防线强大五倍”。如果法国试图跟德国开战，一定会被打败。

6.反共产国际协定

帝国外交部长说，《反共产国际协定》本质上不是针对苏联的，针对的是西方民主国家。他知道，而且能够从俄罗斯报刊的语气中读出，苏联政府完全了解这一点。
斯大林先生插话说，《反共产国际协定》主要吓唬的是伦敦市和英国小商人。
帝国外交部长同意并开玩笑说，斯大林先生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恐惧肯定要比伦敦市和英国小商人更少。至于德国人对此的看法，几个月来柏林流传甚广的一句俏皮话就足以反映：“斯大林还想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呢”。

7.德国人民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

帝国外交部长说，他敢肯定所有阶层的德国人民，尤其普通百姓，都热烈欢迎同苏联达成谅解。人民本能地觉察到，德国和苏联的现有利益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天然冲突，良好关系的发展只是在过去受到了外国阴谋的阻碍，尤其英国的阴谋。
斯大林先生说他愿意相信这一点。德国人民渴望和平，因此欢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国家友好关系。
帝国外交部长这时插话说，德国人民当然渴望和平，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波兰怨恨刻骨，以至于每个人都准备开战。德国人民将不再容忍波兰的挑衅行为。

8.祝酒

在交谈过程中，斯大林先生突然提议为元首干杯：“我知道德意志民族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因此我愿为他的健康干杯”。
莫洛托夫先生为帝国外交部长和大使冯·舒伦堡伯爵的健康干杯。
莫洛托夫先生为斯大林干杯，指出正是斯大林今年3月的讲话被德国准确理解，从而彻底改变了两国政治关系。
莫洛托夫先生和斯大林先生再次为《互不侵犯条约》、为德俄关系的新时代、为德意志民族干杯。
帝国外交部长提议为斯大林先生的健康、为苏联政府、为德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有利发展而干杯。

9.临别之际，斯大林先生对帝国外交部长说了以下的话：
苏联政府非常严肃地看待新条约。他可以保证，苏联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伙伴。

根克
莫斯科，1939年8月24日

（资料来源：《1939-41年纳粹-苏联关系》

德国外交部档案

美国国务院，1948年）

1930年2月15日斯大林收到一份标明“绝密”的翻译件，内容是苏联情报部门获取的德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弗利茨·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一封私信。斯大林要求将这份含有敏锐外交官的尖锐评价的文件归入他私人文件收藏：

（1930年1月4日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Ф.冯·特瓦尔多夫斯基致柏林经济学家、政论家В.特罗赫茨的信）

衷心感谢您上月17日的来信和圣诞礼物，我们非常愉快地全吃了。首先说圣诞节，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能够欢度圣诞的家庭不足100户，真是非常奇怪的感觉。对于全俄人民而言这就是个灰色的平常日子。这些宣传人员，对大众精神有深刻了解的人，却对节日的意义所知甚少，简直令人惊讶。只是一味工作、工作、提高产量之类。（注：下划线系斯大林所加）每个人都沉迷于虚幻的统计资料、不切实际的百分比数字等日常琐碎，却忘了除本职工作之外生活中还应当有其他内容。

我读过托洛茨基的书，觉得很有意思。只是最关键的地方没搞清楚，为什么托洛茨基在1924年，也就是他执掌红军、据说深受爱戴的时候，没有凭借手中巨大权力对斯大林采取行动，未作抵抗就撤退了？我找到的原因如下：托洛茨基归根到底只是个文学家，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而同时期的斯大林是个有决心的行动派，知道自己要什么。托洛茨基是大作家。但他不管怎样都无法否认，斯大林——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已经攫取了全部权力，并且是有史以来最绝对的独裁者。他就是有这方面必需的品质。仅仅耍弄阴谋诡计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每个独裁者最终都以某种方式攫取到权力。依我看，用道德尺度衡量这个问题实属无谓，尤其跟托洛茨基这种人物相比，根本不一回事。

斯大林是个孤注一掷的人，是个拥有钢铁神经、强大意志力和可怕连贯性的人。

以后他的政策能不能成功，没人说得准；眼下的情况甚至显得十分模糊；但这个人重要的长处在于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还认为，他最终会毁灭俄罗斯（注：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写：“哈哈哈”），可这毕竟就是大多数独裁者的本质，为了实现自己内心认为的全世界幸福，不惜牺牲本国前途。

我认为社会主义竞赛是危险的，因为它造成了——或许不是在实际意义上，但至少是在象征意义上——俄罗斯人和外国工人在某些工厂、工作组的某种联系。我不是说这会严重削弱资本主义企业的产量；但举例来讲，“洛伊纳” (Leuna)工厂的一些工人就对这里化学托拉斯的前景很感兴趣。

目前俄罗斯遭遇了金属严重短缺。生产跟不上规定进度，正在扰乱整个五年计划。所以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困难无法消除，俄罗斯人该怎么办？能否通过某种额外追加的限制来维持五年计划微调机制的运转？能否宽限企业七年而非五年时间？抑或是整件事彻底陷入无望绝境？本地报纸连篇累牍刊登对未能实现预期数字、对品质低劣和缺乏组织的批评。各大委员会巡视全国，无情辞退那些甚至有功劳的党员干部。

我无法想象，由此引起的担心能够对增产起什么积极作用。总之，这里到处都在为社会主义春播做准备。各家报纸接连几周发表文章对春播提出建议和指导。这无疑是表明人们正怀着极大忧虑看待农业生产的一个迹象。

过去几个月苏联在外交方面非常成功：得到了英国承认，工党政府极其天真地指望借助俄罗斯市场来应对国内失业问题；跟土耳其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同中国的冲突以全胜告终。（注：1929年苏联重拾中东铁路所有权和运营权）

这些成功使得这里充满傲慢自大，要不是我感觉十分好笑，可真没法忍啊。

我盼着能在1月底或2月到柏林住几天，见你一面……

（注：1932年5月冯·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莫斯科遇刺受重伤，袭击被归咎于波兰。康复后他继续在德国驻苏使馆工作到1935年）

秘密

1970年2月2日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证据证明，个别外国人把含有淫秽内容的书籍和插图杂志带入苏联。这些出版物或被分发给苏联公民，或故意遗留在宾馆。

比如，今年1月24日-27日一群澳大利亚中学生以游客身份抵达莫斯科。在其中一些人的宾馆房间发现他们企图向苏联公民散发的彩色淫秽杂志若干。宾馆经理为此事向“马特曼”旅行社负责人提出抗议。后者承认两名中学生持有淫秽出版物并道歉。

早些时候意大利商人加西亚·托里切罗在宾馆房间留下带彩色照片的淫秽杂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边境和海关管控，防止外国人携带印刷品入境苏联，并消除苏联公民互相传播违禁书刊的现象。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苏共中央宣布党回归到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制度。但人们很快发现，即使在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之间，某些待遇也是不平等的。

下文摘自1967年2月15日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季莫费·库普里科夫关于在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前夕刊登党和政府领导人讲话的报告：

“建议对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секретарей ЦК КПСС)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进行新闻报道。

Л. И.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稿在《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红星报》以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委机关报上全文发表。

在其他中央报上刊登6-8个打字页的Л. И.勃列日涅夫同志讲话摘要。

А. Н.柯西金同志、Н. В.波德戈尔内同志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以塔斯社报道的形式在《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红星报》上发表8-10个打字页。其他中央报刊登2-3个打字页的塔斯社关于А. Н.柯西金同志、Н. В.波德戈尔内同志在选举前大会上讲话的报道。

其他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以塔斯社报道的形式在《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红星报》上发表2.5-3个打字页。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有关报纸上全文发表，包括将要投票选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地区。

请考虑。”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М. А.苏斯洛夫批示：
“同意。67.2.24”

报告批注：
“塔斯社、中央和地方报社编辑部已知悉该问题。
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Т.库普里科夫）
1967.2.26”

– 什么叫低调？
– 打赢战争、开垦荒地、复兴国家，之后二十年对此绝口不提！
（勃列日涅夫时代笑话）

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名下著作的印数以百万计，强行冠以文学之名，列入教学大纲，共青团员和党员必须阅读并摘抄要点。可到了八十年代末又被成批搬出书店，当作废纸销毁。即使是从电影、文字、长辈口中间接了解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年轻人，多半也听说过封面作者为“勃列日涅夫”的几本回忆录。但这些苏联宣传丰碑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呢？

估计只有最天真、最幼稚的苏联公民才会相信：大名鼎鼎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性接吻爱好者、各种勋章获得者就是他回忆录的实际撰写者。拥护“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之人可能会提出总书记公务繁忙、日理万机，无暇亲自动笔，不得不寻求“捉刀人”协助，毕竟连文豪大仲马不也曾找人代笔吗？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则通过创作嘲讽勃列日涅夫及其“文学作品”的笑话、双关谐语和民谣来抖机灵、找乐子。在所谓“停滞时期”，开这种玩笑肯定比斯大林时期更安全，但也不排除会被有关部门盯上。

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当局不再试图掩盖“勃列日涅夫三部曲”——《小地》、《复兴》和《处女地》——出自他人之手的事实。现存政治局档案和直接参与者的回忆都表明这三本书的作者另有其人。

塔斯社（苏联通讯社）原社长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后来写道：“这本书是历史文献。列昂尼德·伊里奇虽没动笔写这本书，但书是用他自己的话语写的，来自他政治秘书的工作日记。曾经有人问我，《小地》是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写的？我说不是他写的，但他是作者，由擅长文字的人基于他的话语进行文学加工而成。勃列日涅夫并不以行文见长……”

目前普遍认可的说法：《小地》出自苏联著名评论员阿尔卡季·萨赫宁，他曾在《消息报》、《真理报》和《共青团真理报》工作；《复兴》出自评论员、作家、剧作家阿纳托利·阿格拉诺夫斯基；《处女地》出自《真理报》记者亚历山大·穆尔津。穆尔津本人证实这种说法，苏联解体后他对公众分享了关于创作“三部曲”的详细回忆。

据穆尔津说，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出书是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和后来的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想法，也是政治局设法提高领袖民间威望和受欢迎程度工作的一部分。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因为年届七十的勃列日涅夫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逐步恶化，在人民眼中渐渐沦为漫画式人物，成为各种笑料、戏言的主角。

但显然他俩过于乐观，没想到最后帮了倒忙——谁会相信一个说话含糊、常常搞不清自己在哪、身边发生什么的老病之人突然创作力大爆发，一下子写出三本书？

穆尔津说为这个项目召集了一批苏联顶尖记者，根据各人长项分配任务。他本人是农业课题专家，参加《处女地》小组，这本书讲述苏联国民经济领域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开垦生荒地的故事，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虽然形式上只要求大记者们“帮助收集材料”，保证勃列日涅夫日后会亲自撰写或口授回忆录，但从头到尾他们都是在党委领导的警惕目光下代笔写出一字一句。

亚历山大·穆尔津回忆：“这工作很无聊也很复杂，我自己到处寻找当年的垦荒者、地委书记、国营农场经理和哈萨克各部长、各领导，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勃列日涅夫的飞行员、他坐火车视察生荒地时端茶送饭的女服务员等。可毕竟年头久了，各种胡说八道日积月累，叙述中夹杂着吹捧和公然的谎话……”

但“勃列日涅夫回忆录”系列并未就此告终，《工厂喇叭声中的生活》、《祖国情怀》、《摩尔达维亚之春》、《航天的十月》、《关于共产党员的话》之类续作甚至在“署名作者”逝世后依然被收入《回忆录合集》。它们真正的执笔者至今未知，惟《航天的十月》例外——出自弗拉基米尔·古巴廖夫之手。此人跟那些公开自嘲的“同事”们不一样，他是以诚心诚意的态度来做这件事。古巴廖夫本身擅长航天和宇宙探索方面题材，所以被委托撰写总书记回忆录之一，介绍苏联航天成就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核子航天竞赛。

古巴廖夫后来写道：“我很高兴参与这部分工作。关键是我意识到：出现了一个能够如实、公开描述我国航天员和在此领域工作的人的绝佳机会……我以为审查机构不敢删改本书，因为它被冠以威严的、全能的Л. И.勃列日涅夫之名……”

然而天不随人愿。《航天的十月》写完呈送党中央，打算勃列日涅夫寿辰时出版。古巴廖夫得知以总书记助手为代表的“党内高层”已经读过他的书稿并予以放行，于是他相信自己忠实完成了党交办的任务，静待《航天的十月》付梓。岂知勃列日涅夫突然辞世，原计划全乱套了。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本来就对书稿中涉及国防和该领域顶尖专家活动的“机密内容”持反对意见，遂进行全面编辑，大幅度删除了上述内容。最终面世的这本“回忆录”仍然是个阉割版。古巴廖夫说：“删节是机械式的，甚至带着几分怨恨……”

由于外部干扰，书稿描述的一些时间和事件变得不准确，甚至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谬误。当这本书真正作者的姓名大白于天下后，古巴廖夫不得不忍受来自同行的讥刺和嘲笑，虽然他当初并没写错。

亚历山大·穆尔津声称总书记没读过“自己的”回忆录（儿按：此言存疑，本文题图即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上签名），既没见过、也不知晓替自己代笔的是什么人。跟他直接沟通的从来都是党内助手。唯一的例外是《共青团真理报》某工作人员，姓名不详，长时间在他身边陪伴、观察。为什么安排这么个人？因为党内高层的出书计划没想就此止步，已经开始筹备创作下一部“勃列日涅夫回忆录”，题目是《在总书记岗位上》。然而总书记的亡故、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及改革，就像盘旋在苏联国家上空的幽灵，阻挠了他们计划的实施。

那么给勃列日涅夫当捉刀人的报酬有多少？亚历山大·穆尔津说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亲口许诺过金钱补助，可惜未兑现。列昂尼德·伊里奇作为“三部曲”的署名作者，于1979年获得列宁（文学）奖。所以如果按照穆尔津的说法，真正的执笔者没拿到任何金钱、特权住宅或小汽车以酬谢他们“溜须拍马”的成绩。后来亚历山大·穆尔津“因长期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并祝贺其50岁生日”获颁“人民友谊勋章”，阿尔卡季·萨赫宁获颁“十月革命勋章”，他们觉得，这些勋章也算是对他们完成创造性工作的一种奖励。

罗萨莉亚·萨莫伊洛芙娜·泽姆利亚奇卡1876年3月20日生于莫吉利廖夫市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萨穆伊尔·马尔科维奇·扎尔金德是第一公会商人（译注：可进行全国范围贸易或海外贸易）。罗萨莉亚基辅女中毕业，里昂大学医学系文凭，1893年追随社会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1896年成为俄罗斯社会民主运动成员、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化名：“恶魔”、“奥西波夫”、“瓦列里娅”、“安雅阿姨”。1901年起担任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在敖德萨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第聂伯罗市）的代理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市委二级代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三级代表。1903年增补进入党中央。1905年成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

1905年起在乌拉尔地区代表“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进行活动。2月16日写信给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我发现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委员会全面失败。各城市团体都未成立委员会。”之后担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市委书记，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工作。多次被捕。

1909年任巴库党组织书记，随后流亡海外。1915-1916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莫斯科局委员。

1917年10月在罗戈日斯基-西蒙诺夫斯基地区领导工人武装暴动。在莫斯科市工人免费夜校授课。

十月革命后成为党和苏维埃领导人。多次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18年被任命为旅军事委员。1918-1919年工农红军第8军政治部主任，1919-1920年第13军政治部主任。1919年4月曾作为第8军政治部代表参加卢甘斯克保卫战。1920年出任北方铁路政治部主任。

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军事反对派”成员。

1920年11月-1921年2月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州委执行书记。1920年11月4日成立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推选库恩·贝洛为主席，罗萨莉亚是委员之一。她和格奥尔基·皮达科夫在克里木半岛发动“红色恐怖”，大规模屠杀平民和彼得·弗兰格尔军被俘官兵。起初枪决，后为“节省子弹”改用集体溺毙。部分尸体悬挂在路灯、公园树木或纪念碑上示众。这些做法后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方局主席米尔赛德·苏丹-加里耶夫致莫斯科报告的促使下逐渐停止，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也承认在克里米亚的恐怖手段过火。克里米亚民族志学家彼得罗夫认为能够证实的受害者至少2万人。统计资料显示1921年克里米亚城市人口较1917年减少10.6万。

米尔赛德·苏丹-加里耶夫对这一时期的泽姆利亚奇卡有如下回忆：

“萨莫伊洛娃（泽姆利亚奇卡）同志是个极度神经质的病态女人，在她自己的工作中否认任何信仰体系，几乎每个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留下了‘阿拉克切耶夫时代’的记忆。她常发无名火，跟几乎所有同志谈话时调门都太高，要求特别严格…… 任何人只要胆敢‘持有个人观点’或单纯‘心怀不满’，她就对人家施以不公正惩罚…… 萨莫伊洛娃同志在克里木任职期间吓得人人胆颤心惊，不敢违背她哪怕最糊涂、最错误的命令。”

（译注：“阿拉克切耶夫时代”意指19世纪初残酷的军警统治）

尼基塔·赫鲁晓夫描述泽姆利亚奇卡是个“性格与众不同的人”，时人都说她是穿裙子的男人。在与各种反党言行作斗争时不讲情面，坚持不懈，直来直去，铁面无私……

历史学家扎鲁宾认为：罗萨莉亚·萨莫伊洛芙娜对待“党内同志”的这种态度，表明她对“阶级敌人”绝不会丝毫留情。

1921年罗萨莉亚·泽姆利亚奇卡因在政治教育和提高红军部队战斗力方面的贡献，被授予“红旗勋章”。她是首位获此勋章的妇女。

1922-1923年任莫斯科河南岸区委会书记。1924-1928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南局委员。1926-1931年交通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委员，俄共（布）第八、第九至第十三届大会代表。1924年俄共（布）八大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选为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副主席、主席。

1942年罗萨莉亚·泽姆利亚奇卡监督有关部门将莫斯科大学从阿什哈巴德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并于次年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迁回莫斯科。

联共（布）十八大当选联共（布）中央委员。1939-194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9年5月-1940年9月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7年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第一届、第二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家住莫斯科滨河街公寓(Дом на набережной)，据说她晚年频繁在楼梯间“涂写”对公寓其他住户的控诉和谴责。

1901年第一次结婚，次年丈夫自杀。1920年再婚。无子女。

1947年1月21日（列宁忌日）逝世。骨灰葬入红场克里姆林宫墙。

关于斯大林生活“清心寡欲”的神话流传多年，说他平常只穿一双旧靴子、戴一顶褪色元帅帽，不追求享受，只盼祖国繁荣富强。林林总总的“事迹”令人两行热泪流下来——伟人啊！哪像今天奢糜无度的政府高官！

批评现任政府天经地义，公职人员炫耀性消费只能证明他们智商低。斯大林确实城府更深，但绝不是“清心寡欲”之人。

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专门为斯大林建造了3处别墅，另外在高加索有10处、克里木半岛4处。最著名的是“昆采沃别墅”，斯大林断断续续使用了20年。设计其中部分别墅的建筑师米隆·梅尔扎诺夫1943年被打成人民公敌，妻子、同事和他一起根据“58条”判处监禁，后来妻子死于劳改营。

所有别墅外墙都是绿色，因为斯大林害怕空袭，某些别墅下面还挖了防空洞。别墅的保卫力度堪比军队秘密实验室，50-100公顷土地被多道防线环绕，包括带刺铁丝网、金属栅栏和六米围墙。更外层由НКВД（后来МГБ国家安全部）派兵把守。别墅边缘布置高炮部队，上方的天空是禁飞区。别墅平时有常设人员进行内层保卫，斯大林驻跸之处再额外增派1000名国安人员。

除警卫力量外，每座别墅都雇佣了许多后勤人员：清洁女工、理发师、厨师、餐厅侍者、女护士、驾驶员、园丁、门房、检验食品安全及空气质量的毒理学家等，总计约50名。这些人来自特招，一旦入职就自动成为国安部门（当年叫ГПУ）雇员。

别墅硬件设施也都是最先进的。例如阿布哈兹别墅拥有两个陶瓷大浴缸，引入海水可保温数小时。楼梯、台阶特意修得低矮，方便患风湿病的斯大林进进出出。装饰方面，“远别墅”的壁炉镶嵌缟玛瑙和蛋白石，斯大林寝室全套家具是悬铃木的。毗邻寝室的小餐厅有个灰色大理石壁炉。此外，一些别墅的房间内部装修使用了不同木材：桦木、胡桃木、黄杨木、松木等。这些木制品都是专门承接政府订单的莫斯科“柳克斯”家具厂出品。

莫斯科的别墅：
1.“昆采沃”别墅（“近郊别墅”），2层，约1000平方米。
2.“谢苗诺夫斯科耶”别墅（“远别墅”），1层，约800平方米。
3.“祖巴洛沃”别墅，2层，约500平方米，12个房间。距离鲁布廖沃公路14千米。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在这里，之后斯大林再未来此。

高加索的别墅：
4.“新马采斯塔”别墅（索契“绿林别墅”），2层，约200平方米。
5.“普扎诺夫卡”别墅（索契），1层，约100平方米。
6.“里维埃拉”别墅（索契），一度破败，近年修复为公园。
7.“波利诺夫卡”别墅（索契），2层，约200平米。斯大林仅住了一次，送给伏罗希洛夫。
8.“冷河”别墅（加格拉“18号保密设施”），2层，约500平米。
9.“理察湖”别墅（阿布哈兹），1层，约500平米。原址曾是高级党员的狩猎小屋，后来花1650万卢布整体重建。斯大林住过五次。
10.“新阿丰”别墅（阿布哈兹），2层，约200平米。斯大林住过六次，包括朝鲜战争期间。据说他限令卫士长弗拉西克1947年4月前督造完工，曰：“4月有别墅就有弗拉西克，4月没别墅就没弗拉西克。”
11.“苏呼米”别墅（阿布哈兹），2层，约600平米。位于苏呼米植物园内，目前属于阿布哈兹共和国总统。
12.“缪斯谢拉”别墅（阿布哈兹），2层。1936年竣工，斯大林住过八次。近年开放参观。
13.“波尔若米”别墅（格鲁吉亚），2层，约300平米，9个房间。19世纪末古建筑。
14.“茨哈尔图博”别墅（格鲁吉亚），2层，约200平米。可能建于1931年，内部隔墙已不存，无法推测原有几个房间。外立面黄色，不知是否重新粉刷过。

克里米亚的别墅：
15.“科列伊兹”别墅，即“尤苏波夫宫”。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在此居住，目前属于安全机构。
16.“戈洛温卡”别墅，1层，约150平米。斯大林住过一次。
17.“特拉佩兹尼科沃”别墅，2层，约300平米。后来给了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今已不存。
18.“亚韦纳亚”别墅，1层，约150平米。专为斯大林建造，但他从未光临。今已不存。

花在领袖身上的钱实属天文数字，也不受任何人节制。斯大林赴波茨坦会议之际，紧张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И.В.斯大林同志
В.М.莫洛托夫同志：
苏联НКВД报告关于即将召开会议的接待和部署情况如下。已经准备了62栋别墅（10000平方米。单独为斯大林同志准备一栋二层公馆，15个房间，带开放凉台和阁楼，400平方米）。此处公馆设施齐备，有通信枢纽，附带家禽家畜养殖场、食品店、杂货店、饮料店。并在距离波茨坦7千米处设立三个辅助部门，有家禽家畜养殖场和蔬菜仓库；2个面包房已运转，工作人员全部来自莫斯科。两座专用机场已就绪。部署了НКВД部队7个团和1500名业务人员负责保卫。设3道防线。负责公馆警卫的是弗拉西克中将。负责会议地点警卫的是克鲁格洛夫。
准备了专列。全程运行1923千米（苏联境内1095，波兰594，德国234）。НКВД部队官兵1.7万人、业务人员1515名保障沿途安全。每千米铁道线布置6-15人警卫。НКВД部队的8台装甲列车沿此路线往来巡逻。
为莫洛托夫准备了2层小楼（11个房间）。为代表团提供55栋别墅，包括8栋个人公馆。

1945年7月2日
Л. 贝利亚”

（俄联邦国家档案馆）

历史学博士谢尔戈·米高扬（1929-2010，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之子）如此描述斯大林的宴席：

“我们来谈谈他著名的‘晚饭’，夜里10-11点开吃，凌晨3-4点结束。大概叫来8、10、12个人。精致菜肴一道接一道供应，香槟酒、白兰地、高级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伏特加如流水一般。老板本人饮酒不多，要喝也是喝甜香槟和‘赫万奇卡拉’牌葡萄酒。但他勉强别人多喝，依据的是‘清醒之人思虑多，醉醺之人说话多’那套理论。拒绝饮酒的人会被认为是害怕酒后吐真言，想隐藏什么东西。
备用的干净盘子、餐具和水晶玻璃杯大量堆放在附近，以免主客谈话时被‘服务员’干扰。有时老板突然用格鲁吉亚语说两个词，大意是‘新台布’或‘干净台布’，‘服务员’立即现身，拎着台布四角掀起，上面所有东西，什么鱼子酱、冷肉排、酸腌卷心菜配烤鹌鹑（斯大林最爱吃），连同盘子、餐具和酒杯统统卷走，挤碎的瓷器和玻璃器叮当作响。再铺好一块新的洁净台布盛放斯大林中意的各种佳肴，而且都是刚出锅的。”

1947年斯大林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是每月10000卢布，相当于一辆“胜利牌”小车。担任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的薪金差不多也这个数。此外，他的年收入还应算上在苏联及外国发行其著作的版税。但没有一份文件能证明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花过一卢布个人积蓄用于国防，或在战后恢复国民经济、资助孤儿院或残废军人等崇高的公益事业。无论战时战后，斯大林从未用自己工资购买政府公债，尽管每个苏联公民都被强制要求购买公债以帮助祖国（这笔钱战时约占工资四分之三，战后约占工资三分之一）。

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这样写父亲：

“他自己不花钱，没地方花也没东西可买。他整个生活——别墅、住宅、佣人、饮食、服装——都是国家支付的。有专门的池塘给他养鱼，专门的牧场养野鸡和羔羊，喝特供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吃飞机空运的南方新鲜水果。”

这些享受斯大林从没掏过一戈比。苏联国安部的一个特别管理局打点这些花销，金额相当大，甚至他的卫士长、国家安全将军Н.С. 弗拉西克都“以斯大林名义经手百万巨款”。

哪个亿万富翁，更不必说美国或西欧国家总统，有能力负担斯大林这种别墅遍布全国、飨宴挥金如土的奢侈？而斯大林随时可以身穿旧衣服亮相人民面前。伟人哉，清心寡欲矣——只要苏联“繁荣富强”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