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8日-21日苏联首都及国内其他地区突发异常情况，史称“八月政变”。是谁最先把局势称为“政变”，谁在保卫“白宫”，坦克又是怎样开进莫斯科，以及什么人死在履带下？

ГКЧП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七名苏联党政高官和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宣布他们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ГКЧП是8月18日组建的，但第二天国民已得知其存在。政变分子原计划在国内实施六个月的紧急状态，这意味着军管、宵禁、新闻检查、禁止党务活动和民众集会。ГКЧП的目的是阻止8月20日《新联盟条约》签署生效，因为政变分子认为该条约将废除苏联。（新条约规定：“苏联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

ГКЧП头目是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但许多历史学家相信幕后操纵的是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委员会另六名成员：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奥列格·巴克拉诺夫、苏联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苏联总理（空前绝后的职位）瓦连京·帕夫洛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国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亚历山大·季贾科夫。瓦连京·帕夫洛夫最年轻——53岁，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最老——67岁。

除以上八人，还有几位不参加ГКЧП但同他们密切合作之人，包括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和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

福罗斯

1991年8月18日，瓦连尼科夫和ГКЧП成员巴克拉诺夫、克格勃第九局（译注：警卫局）局长尤里·普列汉诺夫同机飞往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克里米亚南岸）的别墅。时年60岁的戈尔巴乔夫正在当地度假，虽然身体抱恙（坐骨神经痛），但已决定8月20日飞回莫斯科出席条约签署。

瓦连尼科夫后来表示戈尔巴乔夫总统对实施紧急状态的提议“不置可否”——无人佐证他这套说辞。虽然叶利钦曾怀疑戈尔巴乔夫佯装不知莫斯科局势，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却坚称自己“拒不配合”。最终，苏联总统被软禁在福罗斯别墅内，切断对外通讯，停放在机场的专机被扣押（防空司令的命令，他也支持ГКЧП）。

8月19日亚纳耶夫召开记者会，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休息”，权力暂归他本人和ГКЧП。

《天鹅湖》

8月19日早晨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宣读亚纳耶夫的命令和ГКЧП声明。当天是星期一，电视台临时改变节目表，先放一段交响乐，接着播送芭蕾舞剧《天鹅湖》。顺便说一下，《天鹅湖》原本排在当天播出，但不是早晨而是晚间节目《时间》之后。

虽然苏联各地有多家电视台，但那天只允许国营俄罗斯电台和俄罗斯电视台运行，每隔一小时重播亚纳耶夫命令和ГКЧП声明。唯一的独立政论电台“莫斯科回音”上午被掐断，其记者正等待采访民主派政治家的时候，克格勃官员破门闯入。

“回声”记者电话求助“自由电台”和“国际文传通讯社”的同行。当年的“国际文传通讯社”是一家小型独立媒体，脱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没多久，部分管理层休假未归。凑巧政变前几个月该社把自己的电话系统接上了SprintNet全球网络，以便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编辑部直接联系（一名编辑去美国实习后建立了国际文传通讯社美国分社）。记者们采购食物储备，又封堵大楼入口（虽然没人来冲击他们），持续报道事态发展和坦克进城。他们当然不是莫斯科同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但帮助了许多外国记者正常工作。

叛乱

8月19日事件发生几小时后，俄罗斯联邦(РСФСР)总统叶利钦就把亚纳耶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ГКЧП成员和支持者称为“叛乱分子”。抗议者涌上街头，高举标语“打倒阴谋集团！”

8月19日下午5点ГКЧП部分成员在外交部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独立报》青年女记者塔季扬娜·马尔金娜直言不讳抛出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今晚发动了政变？”

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未出席发布会，因为带头发言的必须是自封的“代理总统”——也就是副总统亚纳耶夫。53岁的亚纳耶夫谈到戈尔巴乔夫“久劳病休”、民主原则及ГКЧП的合法性，虽然他语调平和，但双手颤抖、表情不安，令一些记者怀疑他是否酒精中毒。

政变分子表示他们是根据苏联《紧急状态法》行事，坚称几个月前戈尔巴乔夫已知情同意，却翻脸背叛他们。

“白宫”

8月19日上午9点莫斯科已出现群众自发集会（其他城市也有集会，但意义比不上首都）。市民聚集在马涅什广场，去年2月份此地举行了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的集会，参与者达三十万之众，今年1月份又有支持立陶宛独立的十万人在此示威。所以很多市民一看见播《天鹅湖》，抬腿就往广场赶。

第二个抗议中心是特维尔街的“莫斯科公用事业委员会”大楼，首都市长加夫利尔·波波夫当天在喀山休假，副市长尤里·卢日科夫一大早召集代表们开会，宣布成立“抵抗ГКЧП指挥部”。第三个抗议中心是“纪念协会”工作人员设立的。

日出时分“白宫”的第一批捍卫者到达克拉斯诺普雷斯涅堤岸街，抵抗政变领袖叶利钦上午9点多也来了。今天的“白宫”是俄联邦政府大楼，但1991年是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所在地。三天两夜间人群把“白宫”围得水泄不通并修筑路障，据参与者回忆，这些人包括政治家、大学生、音乐家、演员、阿富汗战争老兵、朋克、民族主义者、莫斯科企业工人、外地游客等。

叶利钦

政变发生前两个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得票率57%。政变当天克格勃领导层派“阿尔法”小组前往莫斯科郊外阿尔汉斯科耶的叶利钦别墅，但未授予明确指令，特战队员们坐在灌木丛中眼睁睁看着叶利钦乘车奔赴莫斯科。

叶利钦在“白宫”大台阶前登上“塔曼”师一台坦克，向群众宣读《致俄罗斯公民》：“我们号召俄罗斯公民给予叛乱分子应得的回应，要求恢复国家的正常宪法发展。要求立即召开苏联人民代表特别大会”。支持叶利钦的力量除志愿者队伍外还有共和国（俄联邦）一级的安全部队，尤其俄联邦内务部分队。俄罗斯各城市警校学员纷纷赶来保卫“白宫”。

坦克

政变分子当然也倚仗国防部和苏联克格勃的部队。“塔曼”机械化步兵师、“坎捷米洛夫斯基”坦克师和106空降师开拔挺进莫斯科，重型装备从不同方向驶入市中心。伞兵包围奥斯坦金诺电视塔，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也被封锁。总共约四千名军人参加行动，ГКЧП成员解释说在紧急状态下投入部队是“正常的”。

为阻止坦克通过，莫斯科人运用手边杂物、无轨电车和大客车搭建路障。8月20日晚间第一批军人：叶夫多季莫夫少校手下的一个坦克连倒戈加入了民主抗议者行列。

“白宫”保卫者们时刻警惕部队动向。8月21日零点左右民众发现一队БМП装甲车沿花园环路行驶，认为构成威胁，决定在新阿尔巴特街（当时叫加里宁大街）“柴可夫斯基”隧道阻截。众人用无轨电车和沙袋迫使БМП减速，投掷石块、铁棍、燃烧弹打伤6名军人，又跳上БМП用衣物和布料覆盖观察窗。在此过程中，22岁的德米特里·科马尔不幸跌落摔死（或称履带碾死），37岁的弗拉基米尔·乌索夫被警告射击跳弹击中身亡，28岁的伊利亚·克利切夫斯基头部中弹而死（无法确定谁开的枪）。他们仨是“八月政变”仅有的三名死难者（不包括自杀的），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事后调查发现隧道冲突实属误会：这一队БМП执行的是宵禁巡逻命令，并非去攻打“白宫”，否则他们应当在花园环路右拐而不是进入隧道。

三色旗

1990以来全社会一直在讨论恢复革命前的白蓝红三色旗作为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八月政变期间街头抗议者用各种材料缝制三色旗挥舞，很多人从春季的民主集会后就带在身上。

8月20日夜间一只飞艇挂着三色旗升上高空，这是莫斯科的浮空飞行员们在向抗议者表达声援。次日晨商品原料交易所加入反ГКЧП行列，交易员们扯着125米长的横幅从肉商街途经卢比扬卡广场走到“白宫”，高呼“打倒阴谋集团！”

8月24日送殡群众用巨幅三色旗埋葬科马尔、乌索夫和克利切夫斯基。两天前也就是8月22日，叶利钦宣布白蓝红旗是自由俄罗斯旗，正午时分悬挂在最高苏维埃楼顶。

“街垒摇滚”

8月22日白天“白宫”周边举行“胜利者大会”，夜晚举行“街垒摇滚”音乐会，“时光机”、“阿利萨”、“金属腐蚀”、“黑色方尖碑”等乐队的成员本身就在捍卫者之中。

其实8月21日众人防备坦克突击的时候已经举行过一次音乐会。音乐家安德烈·马卡列维奇回忆：“人家帮我拖来扬声器，又给我拿来吉他，于是晚上我就在街垒为人群表演”。“金属腐蚀”乐队的谢尔盖·特罗伊茨基演唱《俄罗斯伏特加》，其间共青团员差点儿跟摩托车手打起来。斯塔斯·纳明、康斯坦丁·金奇维等人也贡献了节目。

那时出现在街垒的其他当代俄罗斯名人包括：诗人德米特里·沃登尼科夫、女演员玛格丽塔·捷列霍娃和塔季扬娜·德鲁比奇、作家鲍里斯·阿库宁、导演阿列克谢·巴拉巴诺夫、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院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等。音乐家兼指挥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专程从巴黎飞回祖国。8月20日的大会上，演员根纳季·哈扎诺夫模仿亚纳耶夫口吻对抗议者说：“亲爱的俄罗斯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我感觉很好，此刻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干净的政治永远不能用肮脏颤抖的手完成”。

特赦

8月21日凌晨内卫部队和克格勃部队明确拒绝攻打“白宫”，空军司令员建议国防部长撤军。ГКЧП败局已定，于是亚佐夫下令从莫斯科撤军。当晚22点俄联邦总检察长命令逮捕ГКЧП政变分子。

结果ГКЧП七人落网，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枪杀妻子后自裁。其他支持政变者也陆续被抓，苏联元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办公室上吊。一年半后被拘押者几乎都签了“不离境保证书”释放。1993年4月开始审理，1994年2月俄联邦国家杜马宣布特赦政变参与者。陆军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拒绝特赦，但8月份法院判决他无罪释放。德米特里·亚佐夫声称自己不能像瓦连尼科夫那样拒绝，否则“就会因出动坦克压坏莫斯科街道沥青”而获刑。

延伸阅读：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起诉书（摘要）

苏联国安委官员在1991年8月19-21日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

波兰大使馆关于1991年8月19-25日莫斯科局势的密电

1991年潜艇擅自离港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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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6月26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在政治局开会时被捕。关于他之后的命运，一种说法称“立即枪毙”，另一种说法称同年12月23日审判后处决。历史学家们对贝利亚在历史上的作用至今争论不休，一些人相信他是进步的改革者，一些人同情他是体制的人质，还有些人谴责他是二十世纪最大恶棍之一。我们请三位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来谈谈这位神秘的内务人民委员。

当局指控贝利亚叛国、从事间谍活动、阴谋夺权，企图分裂党中央、收集针对特定领导人的诽谤伪造材料，酷刑杀害被捕者……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描述此人临刑表现：“贝利亚死前一塌糊涂，终究像个懦夫。他哭得歇斯底里，双膝跪地，最后尿了一裤子。总而言之，活得可恶死得更可恶”。

一些当代历史学者认为贝利亚遭殃只因为斯大林继任者赫鲁晓夫讨厌他，整个抓捕、审判过程是精心策划的政治斗争。而更多“从手到肘沾满血”的低级别政治家都平安无事继续掌权。

军事历史学家鲍里斯·尤林的观点：

这个人的历史贡献至今不曾磨灭，瞧瞧俄联邦黑海沿岸就知道了。1930年代索契、阿纳帕、格连吉克等市镇从瘴疠沼泽变成度假胜地，离不开贝利亚同志和其他人的努力。他在那儿兴建基础设施、筹办疗养院所。而我国原先只有克里米亚一处疗养区。

拉夫连季·贝利亚负责核项目，从1943年起（儿按：实为1945年8月起）主抓不懈。俄罗斯至今仍是核大国，这要归功于贝利亚。

我们一直说他是掌管НКВД的“血腥刽子手”。但他担任该部首长时间相对较短，贝利亚取代前任叶若夫领导НКВД到伟大卫国战争中期（儿按：实际1945年12月卸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期间差不多80万人被撤销指控释放回家，就是说出狱的远多于入狱的（儿按：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建议苏共中央宣布大赦）。

历史学家、《贝利亚为什么遭人恨》作者丹尼斯·科巴的观点：

贝利亚签署文件批准镇压那么多人，无可否认他对成千上万死难者负有责任。但他两位前任手上沾的血要多得多。

任命拉夫连季·贝利亚当内务人民委员就是为了停止尼古拉·叶若夫时期的镇压浪潮。随着他上任，镇压规模显著下降。这并不是说该人民委员部变得慈悲仁爱了，它仍然是镇压机关，可被逮捕人数减少了。

卡廷大屠杀虽然是苏共中央决策实施的，但贝利亚是倡议人，是意识形态上的策动者。他还发起、推动“重新安置”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伏尔加河地区德裔居民，同样“拖累”死了不少人。

在当年那种政治和社会模式下，贝利亚是高效的管理者、出色的执行者。他做的事情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于今看来都不合适，这不难理解。那年月屈打成招家常便饭，“无罪推定”一句空谈。

斯大林死后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试着巩固自己政治影响力，发起一系列本应更具意义的改革。比如他提出苏联引入真正的联邦制，也就是给予加盟共和国更多自主权。另外贝利亚还事实上废除了“古拉格”系统（译注：指1953年3月建议苏共中央宣布大赦）。不过政治局其他委员联手反对他，他的计划并未成功。

我觉得关于他强奸妇女的说法十分离奇。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反间谍工作的头子业余时间奸污女人？很奇怪。

（儿按：“刚散会，布尔加宁就走过来说道：‘你听听我的卫队长是怎么说的。’卫队长也走了过来。他说：‘我听说刚刚把贝利亚抓起来了，我想向您报告，贝利亚把我前妻的女儿，一个七年级学生强奸了。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前，她姥姥去世，我的前妻得心肌梗死住院了。女孩一人在家。有一天晚上，她出去买面包，路过贝利亚的住所。她碰到一个老头，老头仔仔细细地把她打量了一番。她吓坏了。后来肃反工作人员把她叫去，送到贝利亚家中。贝利亚让她和自己一起吃晚饭，提议为斯大林干杯。她不肯喝，可他坚持说，必须为斯大林干杯。她同意了，把酒喝掉，后来睡着了，他就把她奸污了。’我对这人说：‘你所说的一切，检察官在审讯时都会考虑到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所以贝利亚属于典型的苏联领导人。谁敢挡道消灭谁，反过来谁有用就庇护谁，允许他们做任何事。大规模镇压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残酷得多，“从手到肘沾满血”，毕竟他跟斯大林关系密切，提供了最多的处决名单，一个都不放过。但赫鲁晓夫在历史上完全是另一幅形象。

历史学家、社会学者伊戈尔·丘拜斯的观点：

今天一些人编造很多拉夫连季·贝利亚的神话，例如说他是原子弹计划负责人。尽管众所周知原子弹是从“腐朽西方”偷来的，美国的核武器曾经比俄罗斯先进几年。

还有人说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立即推动大赦，几乎把他描述成支持民主之人。实际大赦仅涉及刑事犯，政治犯一个不放。结果获释的刑事犯成群结队为非作歹，搞得社会气氛紧绷。拉夫连季·贝利亚的真正用意是释放囚犯恶化治安，这样内务部（他的部）就可以索取更多预算。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又实施大赦，因为劳改营暴动此起彼伏。最后“古拉格”被废除了，但贝利亚早已作古。

贝利亚确实是个血腥霸王，是无数镇压的发起者。认为此人领导的НКВД处决较少是一种误解。当逮捕和镇压太过火，就把老领导扔进监牢枪毙顶罪，派个新人来接替，宣称：如今我们要把事情处理好，要复查旧案。这当然是假象，玩弄人民罢了。

诚然，1953年之后尘埃落定，不可能再恢复斯大林旧模式。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国家自由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没把事情做完。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受爱戴，如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根本没把改革进行到底。

贝利亚对妇女的行为，今天话说叫“性侵犯”，我称之为“严重性侵犯”。他利用职权令妇女就范，强奸、迫害都不在话下。受害者唯有忍气吞声，她们斗不过他这种人。

延伸阅读：

拉夫连季·贝利亚战争期间的作为

高举贝利亚相片引发的一场风波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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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米特里·塔拉托利

本文尝试描述斯大林主义者的标志和特征。不带情绪，不估计数量，只求给这类人做个定义。

1. 他认为：他这个人存在的意义应当是国家赋予的。

2. 他认为：社会正义可以甚至必须通过镇压来实现。不相信其他途径。

3. 他不认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是有价值的。

4. 他需要一个“领袖”作为国家化身，意义在于：公正和惩罚皆出自领袖。

5. 他凭借自己是伟大国家一分子的荣耀感，授予领袖“挥金如土”的权力。

6. 他抵触个人权利的概念，认为集体永远优先个体。

7. 对他而言，正义不是机会平等，而是消费平等。

8. 他相信忠诚是安全的保证，并且同意任何形式的不忠都应受惩罚。

9. 任何超出国家规定轨道的个人倡议，即便不是颠覆性的，至少是有害的。倡议的范围（比如一人看管多台机床、斯达汉诺夫式劳动）应当由国家给出。

10. 他能够接受东正教作为国家的属性和信仰的表现，但决不接受耶稣。因为他有一个“领袖”就够了，也就是旧约意义上的弥赛亚、新约意义上的敌基督先锋……

上述某些特征不仅限“苏联人”，但苏联确实使其具象化了。今后的情况取决于这些特征在非苏联出生人群中扩撒蔓延的能力。

延伸阅读：

斯大林主义者眼中的理想农民形象

重返苏联简便指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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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情报机关”而言，经常向上级展示真实或假想的成绩，其重要性不亚于执行业务。克格勃提交国家领导层的工作报告就是这方面最突出事例之一，比如他们提到的在苏联最后几年取得的保护社会主义制度重大成就。

以下内容摘自苏联克格勃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1989年2月17日呈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88年工作报告》：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业务工作活动中一贯遵循共产党的政策和党的改革方针，始终坚持在克格勃机关和部队中推行深化改革的路线……

委员会情报机关积极支持苏联国家外交政策，同时调整自己的活动，以便为建立全面国际安全体系、为国家深化改革进程创造有利条件的任务做出更显著贡献。

优先保障苏联领导人出国访问、参加会议及其他重大国际活动（准备了15组公文材料）。持续跟踪全球军事/政治局势发展。

情报机关力求深入阐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日本和中国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计划，疏通地区冲突、经济、生态环境和宇宙空间方面的问题，获取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政治集团的机密情报，包括拦截和破译经由各种通信系统传递的信息。

已经向各机关、各部委和部门发送了七千多份情报，其中包括642件分析报告。

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对外国政要、巨头产生长期影响的大规模积极措施，目的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苏联在国际舞台的地位。美国当局的政策受到了正面影响，主张对苏政策连续性的势力被我推动、促进，揭露了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在关于北约的工作中努力抵制军国主义者图谋，使美国与该集团盟友之间产生矛盾。开展了对联邦德国施加有益影响的行动。采取特别措施促进苏联-中国关系正常化，调停阿富汗局势和柬埔寨问题。

已实施的各种措施使我们有可能筹措获得一些禁运物资满足工业需要，并在签订合同时避免重大经济损失，为经贸往来创造便利环境。

科技方面，情报机关成功获取一批国防工业领域急需的技术样品和文件材料，对加快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掌握新工艺、增强国家经济潜力做出贡献。合计落实了1.18万种、2.45万件样品。呈送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73份分析报告。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和使命落实4千多种、1万余件材料。转交国防部482种、873件样品。根据初步计算，运用情报机关获取的科技材料创造的经济效益超过10亿卢布。

来自国内和秘密战线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成果都有所提升。

苏联驻外机关和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挫败大量敌方挑衅，包括针对侦察员的挑衅。防止了一系列情报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代理人的失败。据克格勃数据，提前从国外召回364名行为不当的苏联公民。未能预防75名公民滞留不归。出现一名情报人员叛变的案子，对其进行了详细调查，采取措施控制事件后果。

与此同时，情报机关工作中感到在政治战线上缺乏前瞻性、预见性的文件情报，在科技领域获取材料和样品明显不够。应当认真提高对主要敌人和中国的、以及经济领域积极行动的有效性。

过去一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反情报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寻找在新形势下更有效的情报搜集手段和形式。反情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和挫败敌间谍机关、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各类敌方人员破坏国家稳定局面、煽动民众对党进行的改革的不信任，以及积极实施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破坏活动和其他暴力活动之图谋。

去年在苏联公民当中查获并消灭4名间谍。另有9人因向外国组织传递国家秘密和经济情报被追究刑事责任。

镇压了一些尝试主动联络外国情报组织的个人。

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情报组织继续积极利用各种国际交往渠道向苏联派遣自己的间谍和代理人。

对美国专家检查组进行的反情报工作发现了50多名职业间谍。三名从事非法活动的美国专家被揭发并驱逐出苏联。

反情报机关在外国公司和银行代表、科学家、专家中发现31名敌方职业间谍及代理人。驱逐从事非法活动的12人出境，禁止另一些人再次入境我国。

在苏联国防部高等院校学习的外国军事人员中，有69名间谍和代理人被我方监视。18人因从事敌对活动被驱逐出境。

北约国家军事外交人员9次企图进入保密设施地区，都被制止并记录在案。已就他们的非法行为向相关大使馆提出正式交涉。

边防检查阻止了18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进入苏联。一些涉嫌参与这些组织的外国人受到业务控制。同内务部机关合作揭发了27起涉及使用爆炸物的犯罪。对奥维奇金家族企图劫持ТУ-154客机出境案和基辅-古比雪夫航班上发现土制炸弹案采取了行动和调查。成功展开行动解救了奥尔忠尼启则市被罪犯扣为人质、意图劫机出国的30名学生和教师。

在美国”DES”公司供应苏联的电子计算机内发现敌方新型破坏手段，即一种可在敌设定时间使电子计算机失效的特殊装置（共发现8个）。在检测国内使用的外国造个人电子计算机“病毒”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采取措施防止国民经济目标和苏联武装力量可能发生的破坏及严重事故。

委员会根据党的要求，根本性改革了保密机构和保密手段，使其不成为进行经济改革和科技创新道路上的阻碍。在这方面，确定知密权限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行政权限有所扩大。同时国家安全机关的精力集中在防止重要武器制造计划的数据泄露给敌方、对其进行虚假宣传、以及用假目标诱骗方面。考虑到可能同美国达成削减战略进攻武器和销毁化学武器协议，确定了保密组织的工作方法。

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苏联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防部工业部门共同参与制定措施，以改善全国范围的保密系统，使之免受外国技术侦察影响。

3000多节运载特殊物品的列车得到安全保障。

国家安全委员会积极反对间谍机构、外国反苏中心、反社会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极端主义者和国内其他分子借着民主改革进程之机破坏国内安定局面的企图。在这方面，尤其注意对国内一些地区建立的“党派”、“联盟”及各类团体采取措施，这些团体意图利用民族化和公开性宣传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煽动各民族间不睦，散播反社会主义纲领和口号，某些情况下还试图转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例如亚美尼亚的“卡拉巴赫委员会”）。已采取措施遏制他们的敌对活动，切断那些意志不坚、误入歧途之人同他们的联系。一些团体的活动已被成功终结。同其他执法机构一道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局势的正常化给予极大关注。

向苏共中央，以及联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各共和国和形势特别严峻边区、州（外高加索与波罗的海沿岸）的各级党委持续发送预测性、警告性信息……

在委员会、克格勃机关和部队进行的党政公务、代表会议和会谈总结报告都证实，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深切信赖党的路线、忠于党的政策。这就是成功完成党中央部署任务的有力保障。

延伸阅读：

克格勃在军内反间谍的一个案例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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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的领导者都明白一个道理：想要位子坐得稳，必须给人民面包和马戏。赫鲁晓夫时期食品供应紧张，导致民间不满情绪和要求他下台的呼声日渐增高。勃列日涅夫坚决反对面包涨价，统治了十八年。但另一方面，以牺牲本国人“口腹”为代价提升兄弟国家领袖的威望，丝毫无利于苏联百姓福祉。

下面内容摘自1981年10月2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7.关于В.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请求（1981年10月20日华沙特字№1084）

勃列日涅夫发言：同志们，你们大概都看过了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译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下一届全会召开前夕（据说星期五开）向苏联领导人提出的紧急请求——巩固他在全会和议会中的地位，供应（也可能是借给）波兰5万吨肉类。
想不出有比这更困难的请求了，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但另一点也很清楚：如果我们寄希望于雅鲁泽尔斯基在国内挽回局面，就必须帮他不被门槛绊倒。
还是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帮助他吧。
这件事要尽快定下来，也许就今天。
责成巴伊巴科夫同志（译注：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和帕托利切夫同志（译注：苏联外贸部长）提出具体建议。

阿尔希波夫（译注：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发言：必须指出，我国肉类的情况非常困难。我们未收到各共和国交付联盟储备的20.5万吨肉，尤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联邦这三个共和国计划完成不好。
商业部长斯特鲁耶夫同志就购买45万吨肉的问题向苏共中央提交过报告。我们考虑了这个建议，但暂时找不到资金来买这么多肉。而且糖的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好，虽然已经采购了100万吨，仍需再采购100万吨。植物油的情况也不好，需要进口大约70-80万吨。

科斯坦多夫（译注：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发言：我认为我们仍然应该要求各共和国完成计划，向中央储备交付产品。

勃列日涅夫：是否给共和国打电报要求他们履行计划？

戈尔巴乔夫（译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发言：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想说，向联盟储备交付肉类的计划完不成的原因在于，本应送往屠宰场的大量牲畜由于缺乏饲料未能长到规定标准。因此我们不得不超额消耗更多牲畜。所以如果现在向各共和国、各州施压，他们就会宰杀、送来不达标的牲畜，导致存栏量降低。
我仍然认为目前应该走采购肉类的路线。

阿尔希波夫：当然，只要收到（指示），我们将筹集相应资金。

安德罗波夫（译注：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乌斯季诺夫（译注：苏联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契尔年科（译注：时任中央书记处第二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提议购买3万吨而非5万吨肉支援波兰。

阿尔希波夫：我请求，当然，不超过3万吨。

帕托利切夫：当然了，我们的外汇有困难，这是由于我们消耗大笔外汇购买粮食。中央决议之后，目前我们停止粮食采购了。但是为了在两次收成之间过日子，仍需采购并运回苏联5500万吨谷物。基于此，我暂时支持购买3万吨肉援助波兰的提议。

勃列日涅夫：鉴于即将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全会将决定组织问题，而且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要做公开讲话，必须以某种形式帮助他。

众人：是的。

勃列日涅夫：那么怎样切实帮助？

阿尔希波夫：我们将会传达任务——设法筹措购买3万吨肉类所需的资金。

勃列日涅夫：怎样跟В.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说？

契尔年科、葛罗米柯（译注：苏联外交部长）和安德罗波夫建议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亲自告知雅鲁泽尔斯基同志。

会议决定：
1.1981年第四季度采购3万吨肉类交付波兰人民共和国。
2.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将此决定告知В.雅鲁泽尔斯基同志。
3.责成阿尔希波夫同志、巴伊巴科夫同志、帕托利切夫同志筹措相应资金采购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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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索洛乌欣笔下的七十年代生活

弄虚作假的“梁赞奇迹”

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回忆录《致朋友的二十封信》讲了一件怪事——斯大林曾要求国家安全部保卫总局提交财务报告：“他试图亲自检查他们的收支，但毫无结果，只收到一堆胡编的数字。他大发雷霆，可什么也查不出来”。而且，“弗拉西克将军以斯大林的名义支配百万巨款，用于盖房子、乘坐大型专列出行，但父亲并不知道钱去了哪儿、花了多少、花在谁身上……”

尼古拉·弗拉西克长期担任斯大林卫队长，命运起起伏伏，深知“主子”的性格不易相处。但1952年无疑是最艰难的一年。斯大林越老越悭吝，对不合理开支吹毛求疵，频频斥责部下。斯韦特兰娜回忆：“有时候他会冲向自己的卫队长和将军，大骂弗拉西克：你个寄生虫！到我这儿发财来了，我知道从你指头缝流出去多少钱！”

诚然，克里姆林宫宴会规模之盛大堪称豪华，消耗饮食数量令人难以置信。仅1946年一年，克宫花在政治局委员三餐和各种宴会方面的“特供食品”如下：
肉类：125吨
禽类：65吨
野味：30000只
鱼制品：30吨
粒状鱼子酱：10吨
非粒状鱼子酱：6吨
大马哈鱼子酱：2吨
虾蟹等：50000个
伏特加：15000升
白兰地：10000升
干葡萄酒：15000升
甜葡萄酒：5000升
香槟酒：200000升
……

发挥您的想象力吧，对照一下冷盘和酒饮数字！三种鱼子酱足够制作180万个三明治（每个涂抹10克），伏特加和白兰地约合5万瓶，等于每瓶酒搭配36个鱼子酱三明治，更别提肉类、鱼制品和野味了。所以，要么是来赴宴的客人鲸吞虎噬、饿鬼投胎，要么就是被工作人员偷盗私分了。

而且，这还是在歉收年份，劳苦大众靠着配给票证度日。

与此同时，可怕的报告呈交斯大林面前。1946年5月16日：关于逮捕“在东普鲁士境内向粮食供应不合格之德国居民出售人类尸体肉”，1946年12月25日：“关于摩尔达维亚居民粮食情况困难、犯罪率和死亡上升”，1947年5月1日：“关于乌克兰南部地区饥荒”。

所以，斯大林或许终究发现了“钱去哪儿、花多少、花在谁身上”。他看见自己向南出发的“专列”是怎样安排的。斯韦特兰娜写道：“弗拉西克将军东奔西跑忙碌，他的身躯因妄自尊大和白兰地酒胖得发肿。其他吃了公家羊肉汤变得肥嘟嘟的卫队将军和上校们也都气喘吁吁。这些侍从、廷臣和食客坐满整列火车”。举数字为证：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解散前开销巨大，1951年预算5.62亿74.6万卢布，员额14430人；1952年预算6.72亿43.4万卢布。不过，斯大林“近郊别墅”餐饮方面的花费同样不少，1951年达到38.75万卢布，绝大部分用于喂饱访客，因为斯大林特别喜欢邀请同僚吃午餐。统计全年来别墅吃饭人员1122名，按照每餐269卢布60戈比价格计算，总费用30.25万卢布。换句话说，一个官员去陪斯大林吃顿饭，相当于1961年的26卢布96戈比（译注：币制改革后），即使莫斯科最顶级餐厅也没这么贵的。

1952年春天斯大林解散改组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降格为“警卫局”。大幅削减拨款，人员缩编近四倍，拟定的1.56亿29.3万卢布年度开支被进一步减少到1.43亿。并且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同志（译注：警卫局首任局长，5月19日赴任）10天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国家安全局警卫局年度经费预算及1952年6月1日-12月31日期间支出预算”。

斯大林在战友身上显著节省开销，给他们每人保留一座国有别墅，并减少了由国安部派员卫戍的官员和别墅名单。他自己的警卫及服务人员从408人降至209人，其中警卫员从292人降至129人。现在政治局委员每人标配34名警卫（以前是45-65名，莫洛托夫118名），但即使在新制度下，政治局内部排名依然有高有低：莫洛托夫43名警卫、伏罗希洛夫40名、柯西金最少：28名。

1952年5月19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削减警卫局开支》的决议，尖锐指出“资金开支中的反国家行为”和“犯罪性质浪费”的问题。原国安部警卫总局局长尼古拉·弗拉西克屡遭斯大林申饬、降职又官复原职，这回彻底被撵走了，外放到乌拉尔当劳改营副主任。除他外另有六名卫队原领导发配到其他“古拉格”做副主任。

随即开始逮捕国安部警卫人员，同年12月轮到弗拉西克头上——他也被抓了。

斯大林平日不用钱，更不知道钱的价值。正如他女儿写的，有一次爸爸给她两三千，觉得是一笔巨款。“他每月工资都用纸包好放在办公桌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存折…… 大概没有吧。他自己不花钱，没地方花也没东西可买。他整个生活——别墅、住宅、佣人、饮食、服装——都是国家支付的。”这话真没错，他用钱做什么呢？斯大林死后一年，克格勃首任主席伊万·谢罗夫请示赫鲁晓夫怎样处理“近郊别墅”存放的斯大林个人款项：现金数额38.4万零14卢布。

今人传说斯大林身后无余财，仅留下“两件大衣、一双靴子”而已。事实证明，他还是颇有些遗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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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外交部长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

国家机密

帝国外交部长办公室，1939年8月24日

8月23日夜晚-24日帝国外交部长同斯大林先生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之间的谈话记录
（译注：即《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当天）

讨论了以下话题：

1.日本

帝国外交部长表示，德日友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针对苏联。此外，我国同日本拥有良好关系，能够为解决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分歧做出实际贡献。如果斯大林先生和苏联政府希望如此，帝国外交部长准备朝这个方向行动。他将采取相应方法利用自己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力，并将随时通知苏联驻柏林的代表。
斯大林先生回答，苏联政府确实希望改善自己同日本的关系，但对日本挑衅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日本想要开战，那就开战吧。苏联不害怕（战争）也准备好了。如果日本想要和平——那就太好了！斯大林先生认为德国帮助改善苏日关系是有益的，但他不希望给日本造成是苏联提议这样做的印象。
帝国外交部长表示同意，并强调他的帮助将仅限于继续他已经与日本驻柏林大使进行了几个月的对话，以期改善苏日关系。因此，德国在这个问题上将不会有新的举动。

2.意大利

斯大林先生询问帝国外交部长意大利的意图。难道意大利除了吞并阿尔巴尼亚之外就没有别的目标了吗？对希腊领土呢？在他看来，意大利应该对狭小、多山、人口稀少的阿尔巴尼亚没有特别兴趣。
帝国外交部长回答，由于战略原因，阿尔巴尼亚对意大利很重要。此外，墨索里尼是个吓不倒的强人。他在阿比西尼亚冲突中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意大利凭一己之力抗衡敌对联盟，捍卫了自己的目标。即使当时的德国也还没有能力给予意大利实际支持。
墨索里尼热烈欢迎德国和苏联之间恢复友好关系。关于互不侵犯条约，他表示满意。

3.土耳其

斯大林先生询问帝国外交部长德国对土耳其有何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帝国外交部长答复如下：他几个月前告知土耳其政府，德国希望与土耳其建立友好关系。为实现这个目标，帝国外交部长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土耳其政府的回应则是成为最早参加反德包围战线的国家之一，甚至认为没必要通知帝国政府。
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随后指出，由于土耳其人的政策摇摆不定，苏联也有过相似经历。
帝国外交部长接着提到，英国已花费五百万英镑在土耳其进行反德宣传。
斯大林先生说，据他掌握的情况，英国用于收买土耳其政治家的花销远不止五百万英镑。

4.英国

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对英国驻苏联代表团的行为发表了敌意评论，认为后者并未向苏联政府表明他们的真实意图。
帝国外交部长对此表示，英国一直企图而且现在仍然企图破坏德国与苏联之间发展良好关系。英国人很软弱，希望别人支持其统治世界的傲慢态度。
斯大林先生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说：英国陆军很弱；英国海军舰队已经配不上昔日荣光。可以肯定的是英国空中机队正在扩张，但（英国）缺少飞行员。如果说尽管如此英国仍掌握着世界，那只能是由于其他国家愚蠢，容易上当受骗。例如，仅凭几百个英国人就能统治印度，十分可笑。
帝国外交部长对此表示同意并秘密告知斯大林先生，近期英国人又开始试探，并心虚地提起1914年。这就是典型的英国愚行。帝国外交部长建议元首通知英国，一旦德国和波兰发生冲突，对英国方面任何敌对行为的反应将会是空袭伦敦。
斯大林先生说，所谓试探显然是张伯伦致元首的信函，英国驻德大使韩德森8月23日把这封信送到了上萨尔茨堡（译注：贝格霍夫别墅）。斯大林接着说，英国虽然弱小，但会巧妙而顽强地发动战争。

5.法国

斯大林先生表示，法国终究是有一支值得关注的军队。
帝国外交部长从自己的角度向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指出法国军队数量上的劣势。如今德国每年新增30000名可调动的士兵，法国每年仅招募15000人。“西部壁垒比马奇诺防线强大五倍”。如果法国试图跟德国开战，一定会被打败。

6.反共产国际协定

帝国外交部长说，《反共产国际协定》本质上不是针对苏联的，针对的是西方民主国家。他知道，而且能够从俄罗斯报刊的语气中读出，苏联政府完全了解这一点。
斯大林先生插话说，《反共产国际协定》主要吓唬的是伦敦市和英国小商人。
帝国外交部长同意并开玩笑说，斯大林先生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恐惧肯定要比伦敦市和英国小商人更少。至于德国人对此的看法，几个月来柏林流传甚广的一句俏皮话就足以反映：“斯大林还想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呢”。

7.德国人民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

帝国外交部长说，他敢肯定所有阶层的德国人民，尤其普通百姓，都热烈欢迎同苏联达成谅解。人民本能地觉察到，德国和苏联的现有利益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天然冲突，良好关系的发展只是在过去受到了外国阴谋的阻碍，尤其英国的阴谋。
斯大林先生说他愿意相信这一点。德国人民渴望和平，因此欢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国家友好关系。
帝国外交部长这时插话说，德国人民当然渴望和平，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波兰怨恨刻骨，以至于每个人都准备开战。德国人民将不再容忍波兰的挑衅行为。

8.祝酒

在交谈过程中，斯大林先生突然提议为元首干杯：“我知道德意志民族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因此我愿为他的健康干杯”。
莫洛托夫先生为帝国外交部长和大使冯·舒伦堡伯爵的健康干杯。
莫洛托夫先生为斯大林干杯，指出正是斯大林今年3月的讲话被德国准确理解，从而彻底改变了两国政治关系。
莫洛托夫先生和斯大林先生再次为《互不侵犯条约》、为德俄关系的新时代、为德意志民族干杯。
帝国外交部长提议为斯大林先生的健康、为苏联政府、为德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有利发展而干杯。

9.临别之际，斯大林先生对帝国外交部长说了以下的话：
苏联政府非常严肃地看待新条约。他可以保证，苏联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伙伴。

根克
莫斯科，1939年8月24日

（资料来源：《1939-41年纳粹-苏联关系》

德国外交部档案

美国国务院，1948年）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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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15日斯大林收到一份标明“绝密”的翻译件，内容是苏联情报部门获取的德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弗利茨·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一封私信。斯大林要求将这份含有敏锐外交官的尖锐评价的文件归入他私人文件收藏：

（1930年1月4日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Ф.冯·特瓦尔多夫斯基致柏林经济学家、政论家В.特罗赫茨的信）

衷心感谢您上月17日的来信和圣诞礼物，我们非常愉快地全吃了。首先说圣诞节，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能够欢度圣诞的家庭不足100户，真是非常奇怪的感觉。对于全俄人民而言这就是个灰色的平常日子。这些宣传人员，对大众精神有深刻了解的人，却对节日的意义所知甚少，简直令人惊讶。只是一味工作、工作、提高产量之类。（注：下划线系斯大林所加）每个人都沉迷于虚幻的统计资料、不切实际的百分比数字等日常琐碎，却忘了除本职工作之外生活中还应当有其他内容。

我读过托洛茨基的书，觉得很有意思。只是最关键的地方没搞清楚，为什么托洛茨基在1924年，也就是他执掌红军、据说深受爱戴的时候，没有凭借手中巨大权力对斯大林采取行动，未作抵抗就撤退了？我找到的原因如下：托洛茨基归根到底只是个文学家，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而同时期的斯大林是个有决心的行动派，知道自己要什么。托洛茨基是大作家。但他不管怎样都无法否认，斯大林——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已经攫取了全部权力，并且是有史以来最绝对的独裁者。他就是有这方面必需的品质。仅仅耍弄阴谋诡计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每个独裁者最终都以某种方式攫取到权力。依我看，用道德尺度衡量这个问题实属无谓，尤其跟托洛茨基这种人物相比，根本不一回事。

斯大林是个孤注一掷的人，是个拥有钢铁神经、强大意志力和可怕连贯性的人。

以后他的政策能不能成功，没人说得准；眼下的情况甚至显得十分模糊；但这个人重要的长处在于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还认为，他最终会毁灭俄罗斯（注：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写：“哈哈哈”），可这毕竟就是大多数独裁者的本质，为了实现自己内心认为的全世界幸福，不惜牺牲本国前途。

我认为社会主义竞赛是危险的，因为它造成了——或许不是在实际意义上，但至少是在象征意义上——俄罗斯人和外国工人在某些工厂、工作组的某种联系。我不是说这会严重削弱资本主义企业的产量；但举例来讲，“洛伊纳” (Leuna)工厂的一些工人就对这里化学托拉斯的前景很感兴趣。

目前俄罗斯遭遇了金属严重短缺。生产跟不上规定进度，正在扰乱整个五年计划。所以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困难无法消除，俄罗斯人该怎么办？能否通过某种额外追加的限制来维持五年计划微调机制的运转？能否宽限企业七年而非五年时间？抑或是整件事彻底陷入无望绝境？本地报纸连篇累牍刊登对未能实现预期数字、对品质低劣和缺乏组织的批评。各大委员会巡视全国，无情辞退那些甚至有功劳的党员干部。

我无法想象，由此引起的担心能够对增产起什么积极作用。总之，这里到处都在为社会主义春播做准备。各家报纸接连几周发表文章对春播提出建议和指导。这无疑是表明人们正怀着极大忧虑看待农业生产的一个迹象。

过去几个月苏联在外交方面非常成功：得到了英国承认，工党政府极其天真地指望借助俄罗斯市场来应对国内失业问题；跟土耳其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同中国的冲突以全胜告终。（注：1929年苏联重拾中东铁路所有权和运营权）

这些成功使得这里充满傲慢自大，要不是我感觉十分好笑，可真没法忍啊。

我盼着能在1月底或2月到柏林住几天，见你一面……

（注：1932年5月冯·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莫斯科遇刺受重伤，袭击被归咎于波兰。康复后他继续在德国驻苏使馆工作到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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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1970年2月2日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证据证明，个别外国人把含有淫秽内容的书籍和插图杂志带入苏联。这些出版物或被分发给苏联公民，或故意遗留在宾馆。

比如，今年1月24日-27日一群澳大利亚中学生以游客身份抵达莫斯科。在其中一些人的宾馆房间发现他们企图向苏联公民散发的彩色淫秽杂志若干。宾馆经理为此事向“马特曼”旅行社负责人提出抗议。后者承认两名中学生持有淫秽出版物并道歉。

早些时候意大利商人加西亚·托里切罗在宾馆房间留下带彩色照片的淫秽杂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边境和海关管控，防止外国人携带印刷品入境苏联，并消除苏联公民互相传播违禁书刊的现象。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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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苏共中央宣布党回归到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制度。但人们很快发现，即使在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之间，某些待遇也是不平等的。

下文摘自1967年2月15日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季莫费·库普里科夫关于在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前夕刊登党和政府领导人讲话的报告：

“建议对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секретарей ЦК КПСС)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进行新闻报道。

Л. И.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稿在《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红星报》以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委机关报上全文发表。

在其他中央报上刊登6-8个打字页的Л. И.勃列日涅夫同志讲话摘要。

А. Н.柯西金同志、Н. В.波德戈尔内同志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以塔斯社报道的形式在《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红星报》上发表8-10个打字页。其他中央报刊登2-3个打字页的塔斯社关于А. Н.柯西金同志、Н. В.波德戈尔内同志在选举前大会上讲话的报道。

其他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以塔斯社报道的形式在《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红星报》上发表2.5-3个打字页。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有关报纸上全文发表，包括将要投票选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地区。

请考虑。”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М. А.苏斯洛夫批示：
“同意。67.2.24”

报告批注：
“塔斯社、中央和地方报社编辑部已知悉该问题。
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Т.库普里科夫）
196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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