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
1970年2月2日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证据证明，个别外国人把含有淫秽内容的书籍和插图杂志带入苏联。这些出版物或被分发给苏联公民，或故意遗留在宾馆。
比如，今年1月24日-27日一群澳大利亚中学生以游客身份抵达莫斯科。在其中一些人的宾馆房间发现他们企图向苏联公民散发的彩色淫秽杂志若干。宾馆经理为此事向“马特曼”旅行社负责人提出抗议。后者承认两名中学生持有淫秽出版物并道歉。
早些时候意大利商人加西亚·托里切罗在宾馆房间留下带彩色照片的淫秽杂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边境和海关管控，防止外国人携带印刷品入境苏联，并消除苏联公民互相传播违禁书刊的现象。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谢尔盖·别利亚科夫
普遍平等恐怕是人类最难实现的梦想。我们早已飞上太空，很快将重返月球甚至踏足火星。鼠疫和霍乱已不成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冠状病毒和艾滋病毒未来将被控制。稳坐家中跟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朋友对话何其轻松惬意，环球旅行也不再是伟大冒险，成了度假休闲。也许人类终有一天能够把自己分分秒秒传送至地球任何角落。除了普遍平等，万事皆有可能。
新精英阶层
人在“平等”的名义下死亡和被杀，但就算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不存在平等，新经济政策时期及后来更是如此。市井庸人即便不明白其中道理也发觉：“普通的仆役，派头倒像政委！”小说家尤里·奥列沙写道：“我给一家大报写诗体小品文，每篇稿酬相当于养路工人一个月薪水。有时一天写两篇”。当时是1920年代，1930年代他就很少动笔了，依然有钱在“国民”餐厅一坐一整天，甚至管自己叫“国民大公”。
讽刺作家、剧作家维克多·阿尔多夫也喜欢“国民”和“大都会”。有一次，正在受穷的列夫·古米廖夫偕老婆去列宁格勒拜访阿尔多夫，被维克多·叶菲莫维奇叫了出租车带往餐厅吃饭。文学评论家艾玛·戈什坦因回忆录写道：“阿尔多夫家给他（列夫·古米廖夫）留下的印象，用他自己话说：贵族上流气派。那里只有光芒四射的女性：比如维罗妮卡·波隆斯卡娅（译注：女演员），或最高检察长的女儿，或伊利夫（译注：犹太裔作家兼记者）的妻子……妮娜·安东诺夫娜（阿尔多夫之妻）的沙发床上方挂着钟情于她的著名诗人的相片，比如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 而古米廖夫就坐她脚边”。
暂时不清楚艾玛·戈什坦因所谓“最高检察长女儿”是谁。苏联没这头衔，只有总检察长，1936年担任此职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只有一个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女儿季娜伊达，不到30岁。如果阿尔多夫家的真是她，那就证明1930年代名媛玛露西亚· 塔拉先科（伊利夫之妻）能够跟苏联最高级干部之一：维辛斯基的女儿平起平坐。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译注：苏联早期著名作家，1938年逝世）月收入3200卢布，十倍于普通劳动工人（当然得缴税：1200卢布）。这种水平的薪金按照苏联标准算得上“男爵”了，可如此成功富有的莫斯科人依然没法跟格鲁吉亚作家相提并论。“万民慈父”故乡的作家月收入20000-30000卢布，高到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莫斯科也不是绝对没有这种富翁，尤其剧作家群体。据说尼古拉·波戈金一个月挣四万，他的作品《拿枪的人》在全国几乎所有剧院上演，1938年还被改编为电影。
比起波戈金、维什涅夫斯基、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之辈，从西欧返回苏联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她不是作家联盟会员，直到1941年才被“分配”到国立文学出版社。她的诗集几乎没出版过，靠着翻译维持生活。茨维塔耶娃自己估算，1940年1月15日-6月15日的翻译和编辑酬劳为3840卢布，平均每月768卢布。这个数三倍于医生工资，两倍于大部分熟练工（“斯达汉诺夫式”除外）。如果茨维塔耶娃不在翻译上精益求精，她还能收入更多：“我终日忙碌，但由于每首四行诗——波德莱尔或弗兰科——我至少要译出四个版本，所以每天最多只能写20行（草稿80行），而别的译者（实话实说！）每天200行甚至400行清稿（此处茨维塔耶娃用了斜体字）”。事实的确如此，“别的译者”月入7000-14000甚至更高。
那个年代演员的收入超过作家、诗人。米哈伊尔·左琴科出过一册薄薄的短篇小说，得2000卢布。当时颇受欢迎的演员弗拉基米尔·亨金拿去登台朗诵，仅三场演出就挣到2000卢布。而且作家所得税率比演艺人员更高。“灰色收入”就更别提了——有个笑话：旁人问亨金参加没参加过“灰色”演出，他大惊：“还有别的演出吗？！”
（译注：“灰色演出”也有“左派演出”之意，亨金的意思是难道允许“右派”演出吗？）
有句夸赞人的话叫“穿得像女演员”。成为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首席演员，当上莫斯科大剧院或列宁格勒“基洛夫”剧院（马林斯基剧院）主角、独唱，乃是苏联人能够梦想的职业天花板之一。作家和演艺人员之外，运动员也属于苏联社会精英一分子，主要是效力于顶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们。足球早在战前就是苏联职业运动之一，至少”А”级（最高级）联盟如此。足球史学家阿克塞尔·瓦尔塔尼扬曾发现一份有意思的档案：1941年2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夫·梅赫利斯签署命令，规定“红军中央俱乐部和志愿体育协会主队”的足球运动员、教练、按摩师（梅赫利斯同志不知为何忘了队医）的工资水平。根据规定，高级教练工资1200-1500卢布，一级球员（10人）1200卢布，二级球员（12人）1200卢布，三级球员800卢布。这种工资很丰厚了。即便三级球员（可能是替补）的月薪也是新入职工程师的两倍。但苏联最优秀球员未必欢迎梅赫利斯的工资规定，因为他们有机会挣更多钱：“……打一场灰色比赛每人拿500卢布，实实在在”。
时髦如在巴黎
挣钱多还不够，得会花钱——享受一掷千金的快感。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但苏联国内漂亮衣裳和日用消费品远远不能满足高档需求，有钱难寻好料子。外国人到了苏联，想买点儿特产回家真犯愁。比如法国诗人安德烈·纪德甚至在莫斯科买不着带回巴黎送朋友的纪念品，他说：“商品，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劣质货。甚至让人联想，是不是故意把纺织品、日用品等东西造得尽可能无吸引力，好让人们仅仅出于需求而非喜爱去购买”。
纪德访苏同一年也就是1936年，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到苏联领取他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俄文版稿酬。翻译娜塔莉随行，二人闲逛列宁格勒购物。塞利纳说他哪怕在利比亚和喀麦隆也不敢把这种东西卖给客人：“……简直没法下手啊。我说苏联商品是‘无用的垃圾’，绝非夸大其辞。我和娜塔莉把他们商业街的店铺全走遍了，这辈子没见过的大粪也敢摆出来卖。想在此地穿衣打扮，必须是天才。他们的纺织品纯属粗制滥造，线头都没缝好……”
塞利纳是个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人士，经常被指责亲法西斯，所以他或许不是最可信的来源。但有意思的是，塞利纳的观察不仅跟立场客观的纪德部分吻合，也跟亲苏的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吻合。后者试图向世人介绍苏联民生光亮面，但也被莫斯科人简陋粗劣的服装所震惊：“……对于第一次造访莫斯科的人来说，市民的打扮似乎相当难看。的确，你能够买到必需品……但舒适性阙如。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想要穿得好、穿得有品味，必须付出极大努力，且永远无法完全达成目标”。
这就是当时极少数人有资格享受的国外旅行为什么如此重要和珍贵的原因。伊利亚·伊利夫第一次到巴黎，给老婆买了外套、裙子、四块面纱、鳄皮手袋、镯子、帽插羽毛、两条腰带（皮革和橡胶）、一盒香粉、两盒胭脂外加两个黑色睫毛膏。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也在巴黎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花两小时挑选）、鞋和衣料。
1935年7月1日，在纪念室内剧院成立20周年晚会上，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身穿巴黎时装和皮大衣闪亮登场，引起轰动。出国旅行是置办令大家羡慕的行头的宝贵机会，尽管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新巴黎巡演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嘴上说：“法郎不经花……好东西都很贵”，仍然豪掷1075法郎给自己置办外套、两顶帽子、若干内衣。莫斯科的女演员们还喜欢抢购虽不耐用但十分奢华的金银线头巾——用特殊真丝绸缎和金属线缝制。
1930年代俄罗斯的企业家经营尚未被摧毁净尽。私人裁缝如同私人医生一样受重视，昂贵稀缺的面料被委托给她们裁剪。号称“俄罗斯可可·香奈儿”的娜杰日达·拉玛诺娃（译注：时装设计师、戏装设计师）1940年仍健在，革命前她曾为皇后亲姐伊丽莎白·费奥多萝芙娜女大公服务，客户包括富商妻女和实业家、糖厂老板的情妇。如今她已年老，继续为首都特权剧院的女演员和外交官妻子们提供时装。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也是二十、三十年代拉玛诺娃工作室常客，1936年她夸耀说：“我做了件新大衣，非常漂亮雅致，拉玛诺娃缝的，而且很轻”。剧院赴远东巡演，拉玛诺娃为女演员们裁制各种颜色绉绸裙子：索菲娅·皮利亚夫斯卡娅穿浅黄色、奥莉加·拉布金娜穿粉红色…… 亚历山德拉·利亚明娜、叶莲娜·叶菲莫娃也为莫斯科高尔基剧院女演员们缝制贵得出名的衣裙，还有瓦尔瓦拉·丹尼林娜——战后她成为莫斯科收费最高的裁缝，客户包括柳博芙·奥尔洛娃和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
餐厅
莫斯科高级餐饮的水准曾经胜过服装。茨维塔耶娃1941年春写道：“我们吃得好，莫斯科应有尽有……”。战前，人们在莫斯科的商店甚至可以买到罗克福尔干酪、卡芒贝尔软酪和林堡奶酪，更不用说螃蟹、新鲜鲟鱼、熏鱼、熟猪肉、香肠和“美妙的熏脂肪”——也就是茨维塔耶娃口中的“培根”。这些美味诚然很贵，就像首都的高级餐厅一样，仅少数人能够消费。举个例子，在“国家”餐厅吃顿四道菜的正餐不低于13卢布，三道菜的不低于11卢布。饶是如此，这些餐厅从来门庭若市。瓦季姆·科津（译注：男高音歌手、作曲家）在“大都会”餐厅吃早饭很轻松，可到了夜晚，即使他这个明星有时也得跟别人拼桌。作家阿纳托利·雷巴科夫妹妹赖莎曾回忆：“各色人等齐聚好饭店：什么工程师、科学家、演员，多多少少都有点钱，身边当然跟着漂亮妞儿……”
战前莫斯科每个高级餐厅都以自己的菜单、装修、传统和音乐扬名。尤里·纳吉宾（译注：作家、编剧）是一位大鉴赏家、“生活享受家”，他回忆说“国家”餐厅的苹果派和奶油咖啡最出名，“大都会”的布里欧面包和油炸圈最出名，位于艺术剧院巷的“艺术”餐厅炸麻花和可可饮料最出名。这个名单其实还可以扩充下去。
1940年5月7日高尔基街“阿拉戈维”餐厅开业，标志着格鲁吉亚美食逐渐超越法餐和俄罗斯本土菜肴。浇汁肉丁与长馅饼慢慢淡出人们视线变成书籍插图，“萨茨维”、“恰霍赫比利”、“查纳基”、库帕特肠等取而代之。“萨沃伊”、“大都会”、“国家”的旧荣耀在新星“阿拉戈维”面前黯然失色，后者一步步登上莫斯科最贵最著名餐厅宝座。不过在战争前夕，格鲁吉亚美餐和高加索食俗才刚刚进入首都市场，莫斯科的名老餐馆仍然保留着所谓“耐普曼气派”（译注：指新经济政策时期暴发户派头）甚至十月革命前风貌。比如彼得罗夫斯基街2号“极光”餐厅招牌菜是俄式薄煎饼和全城最棒的露馅饼，“大都会”的招牌菜是鸡肉、鹧鸪肉加黑鱼子酱沙拉，而且他家的招牌冰淇淋配有巧克力酱和烤扁桃仁。
逢年过节期间，餐厅还会办一些主题节目。如1940年11月18日-1940年元旦这段时间“大都会”装扮成了“俄罗斯木版画风格”，举行“奇妙开心夜”，邀请茨冈合唱团在红色大堂表演，之后来的是“奥尔洛夫”茨冈人歌舞团。“萨沃伊”餐厅毫不示弱，雇佣“卡尔捷茨基”茨冈人歌舞团吸引食客。走进“国家”的人白天听着沙龙乐团进餐，夜晚欣赏著名的亚历山大·茨法斯曼爵士乐队。说实话，现场音乐和舞蹈彼时属于高级餐厅之必备。“萨沃伊”的“音乐和舞蹈之夜”持续到半夜，“国家”到凌晨四点，“大都会”也要到三点钟，而夏天在凉台上能一直跳到东方既白。
那年月苏联作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内部餐厅，服务优良，收费相对便宜。用常客尤里·奥列沙（译注：小说家、编剧）的话说，这种地方“一顿饭的价格就像‘国家’的衣帽架那么高”。正如《大师和玛格丽特》所写，菜单有烤羊肉串、小鲈鱼、银锅烧鲟鱼，以及“虾颈肉和新鲜鱼子酱”、“热那亚式烤鹌鹑”、“鸫鸟肉片汤”乃至松露。别惊讶，松露无须从法国、意大利进口，供应莫斯科顶级餐馆的白松露产自伊万诺沃州和莫斯科州地界，多在亚历山德罗夫、扎戈尔斯克周边。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妻子说他更喜欢“大都会”，但也光顾作家餐厅：“一顿不错的晚餐：鱼子酱、鲜黄瓜、榛鸡——主要是吃得开心。饭后米沙和鲍里斯·罗伯托维奇找别列津斯基打台球，米沙赢了。然后我们遇见米哈尔科夫两口子，跟他们和艾尔雷吉斯坦（译注：苏联国歌词作者之一）饮咖啡……总之，美妙的夜晚”。
小汽车和疗养院
私家车在苏联算奢侈品，就连人民委员和司令员们也坐公务车。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首席演员米哈伊尔·加博维奇有自己的小车，莫斯科音乐厅明星瓦莲京娜·托卡尔斯卡娅也有——这个女人魅力四射、衣着光鲜，“托卡尔斯卡娅是战前莫斯科最富有女演员”的神话竟流传至今。
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不仅有车还自己驾驶。1936年的一天他开着敞篷车从列宁格勒送安娜·阿赫玛托娃去莫斯科，行至加里宁市（译注：特维尔）附近忽然抛锚。集体农民迅速围过来，险些把这位苏联老爷打死。一名农妇恨恨嚷道：“看不出来吗？她是个贵族婆娘……”
甚至乘坐出租车也是某种社会地位标志。苏联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经济”、“舒适”、“商务”、“特级”或“豪华”的概念，但已经有了相当正式的出租车等级划分，比如М牌轿车 (ГАЗ-М-1)比“吉斯”便宜。出租车司机不去工人宿舍区拉客，更不服务首都边缘的无产阶级，涂成各种颜色（蓝、黄、深红）的“吉斯”只在“莫斯科”宾馆、大剧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地铁站附近趴活。这些舒适的豪华轿车载着艺术家和上等人观众，稳稳驶向首都的精英公寓或郊外特权疗养院。
不曾读过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书信的苏联人是幸运的，否则他们压根无法想象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演员以及苏联的作家和剧作家们战前过着何种生活。这位著名女演员乐滋滋地描述她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时怎样享受人生。奥莉加经常到巴尔维哈（译注：莫斯科州度假胜地，有旧庄园、城堡）度假治疗，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瓦西里·卡恰洛夫等人战前也多次到访这个地方，但只有奥莉加留下了生动的、甚至可说是津津有味的描写。
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1936年7月24日写给玛丽亚·契诃娃（译注：契诃夫胞妹）的信说：“疗养院规模宏大，我的房间赏心悦目，松树在窗前摇曳沙沙作响，森林环绕，百花齐放……菜肴是一流的，供应鳟鱼、铁钎子烤肉、各种馅饼——我加糖精吃。面包几乎不碰，一天两块糖”。
奥莉加说自己“几乎不碰面包”，现代读者可能要皱眉。今天的营养学家建议我们“每天摄入100克黑面包”，可在战前，面包并不是胃口大开美食家丰盛餐桌的点缀，而是几百万人果腹的主食。极少数“不碰面包”之人照样活得好好的，因为他们有鳟鱼、烤肉外加“各种馅饼”。
令人惊讶的是，战争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依旧不改她的战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1945年4月苏军正准备攻打泽洛高地，大后方莫斯科的糖、谷物和油脂实行票证供应，工人每天800克面包、职员600克、被抚养者400克。而奥莉加身在巴尔维哈，七点钟起床。她写道：“八点钟女按摩师来给我的身体做舒适按压。十点半吃早餐：两盘小菜，奶油咖啡搭配优质黑面包和黄油…… 可选的美食琳琅满目：打泡奶油大馅饼、果冻、汤羹、各式熟肉、鳕鱼、各种精致素菜……他们每天给我送菜单让我自己点。你看，我活得像地主婆”。
但这位“地主婆”的收入可能无法与电影明星及流行歌手柳博芙·奥尔洛娃、克拉夫季娅·舒利任科、利季娅·鲁斯兰诺娃相提并论。战前鲁斯兰诺娃正处于声望顶峰，穿金带银，喜欢收藏钻石、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珍珠…… 是啊，人民歌手没有珍珠怎么行呢？她和第三任丈夫：著名幽默演员米哈伊尔·加尔卡维收集古玩、圣像和俄国画家名作，两人位于拉弗卢申斯基巷的住宅俨然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分廊。
“为了官爷们”
所以渐渐地，在斯大林和战友们宣称的“平等”与表演性俭朴之下，斯大林的苏联变成了等级社会，普通人、低收入者、无特权者和新贵之间形成虽非正式但众目昭彰的分化。此处我们只谈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自由民”，如果算上数百万没有国内护照的集体农民，以及“古拉格”系统关押的囚徒，那么苏联的真实状况离着平等何止十万八千里。
苏联顶级精英、党政领导、军队和经济部门高级干部小心翼翼藏富扮低调，不仅对苏联人民，如果可能的话也对外国人装样子。1935年4月23日美国大使馆办招待会，尼古拉·布哈林身穿旧款长大衣，卡尔·拉狄克（译注：共产主义宣传家、外交官）“穿着某种野外服装”，教育人民委员安德烈·布勃诺夫“穿迷彩服”光临——看来是指军便服和马裤。伊万·别尔谢涅夫、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和亚历山大·泰罗夫（译注：三人都是演员兼导演）穿燕尾服、黑色礼服，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全套黑西装。他们的女伴：索菲娅·吉阿钦托娃、吉娜伊达·莱赫、阿丽西娅·科宁、叶莲娜·布尔加科娃自然穿着她们最好的晚礼服。
尽管如此，纸永远包不住火。
安德烈·纪德感叹：苏联正变得愈发“资产阶级化”，而政府对此持认可、鼓励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共产主义兄弟情谊越来越远：“那些身为或自以为‘当权者’的人面对‘手下’、劳工、女清洁工、保姆等表现出的蔑视或至少是冷淡，怎能不让人心生反感”。
罗曼·罗兰没有试图深入了解苏联社会，却也关注到不平等现象，尤其坐小车在莫斯科郊外行驶的时候。他提请人们注意农民小木屋与“领导及其贵客和受宠作家”大别墅的天壤之别：“在环绕莫斯科的这一地区，分散建着许多别墅，可它们并未标在地图上，这些别墅或者是专为政府首脑建的，或者是留给首脑的客人的，或者是分配给有成就的作家的。用硬石铺就的宽敞林荫道修建了好几条，人们会问这路到底通向何方呢？有人会告诉你：“从莫斯科通向别墅”。在这条路上，隔不远就站一个警察，再不然他们就躲在树林里担任警戒。有一座疗养院，整座建筑都是白色的，在林中勾勒出它那美丽的轮廓。我问这是为谁建的，人们答道：“是为政府的高官哩”。我接着问，那么石油大亨祖巴洛夫那戒备森严的广阔领地如今被派何用场，人们答道：“那儿现在已为高官建了别墅，成了他们的疗养地”。在路上，我们与鲍里斯·皮里尼亚克的车迎面相遇，他像其他作家一样在郊外有自己的别墅……我们在路上还碰到了许多农夫和工人，他们向我们投来忧郁的目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竟然向我们挥起了拳头……”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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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15号星期日，克拉斯诺达尔市郊某部队列兵瓦西里·格林擅自外出。此人平素行为不检，自觉不可能找军官请下假来，决定悄悄进城吃喝一顿。但身上没钱，于是从仓库“借”出几套军装（新皮靴和带护耳的帽子很好卖），打算换一桌酒菜。
格林趁人不注意溜出营房，赶在午饭前抵达克拉斯诺达尔集市。他在这里被一支军人巡逻队拦住检查，挣扎逃脱时“借”的东西从大衣里面掉落出来。巡逻队长立刻明白怎么回事，命令将格林押往警备司令部核实身份、继续审查。
格林眼见大祸临头——到了警备司令部肯定要关禁闭好几天，于是朝着围观群众大呼小叫，说自己“无辜被捕”，只不过出来买点儿吃的，就要被他们关监狱！热心市民闻听此言把他们团团包围，要求巡逻队放人，格林趁乱挣脱，躲在一堆空箱子后面。民间纠察队员再次将他抓获，准备先送警务室再去警备司令部。
也算格林运气好，一个前科人员尤里·布亚宁扯着嗓子激化事态，说士兵被警察殴打，为他出头的一个女孩则被纠察队员”揍了”。顿时群情激愤，大家猛扑过去，推搡拥挤中布亚宁所指的那个纠察队员严重受伤，不得不入院治疗。为了安抚人群，巡逻队试图让一个人冒充格林释放掉，却被眼尖的群众戳穿。
后来调查指出，当时是星期日午后，围观人群里面颇有些醉酒的。这些头脑不清醒者之一是哥萨克人尼古拉·奥斯特鲁赫，他声称应该去警备司令部表明态度——惩办欺负人的人。其他人酒酣耳热纷纷附和。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有关部门再次审问该哥萨克，他推说那天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
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150个愤怒群众受到奥斯特鲁赫号召，并肩走向警备司令部所在的红色街，沿途向遇见的每个人宣扬他们要为正义而战。其中有些人没有完全按照自己希望或想象的方式得到赫鲁晓夫政府对待，比如前苏军少校尼古拉·马雷舍夫由于赫鲁晓夫裁军而被转为预备役，在建筑工地干活谋生。还有一个人是周边村民，捕鱼进城售卖，却被纠察队员以“非法交易”的名义没收。工厂工人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也加入进来。闲散人员和社会边缘人不被允许自行其是，平素受了不少压力，今天正好出口恶气。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被生活和政府连番折腾的人们越聚越多，当游行队伍下午三点半来到警备司令部门前时，已经扩大到1000多名。如果说真正喝醉的人无非叫骂一番，出出汗就回家，那么另一些人就表现得更激动，大声呼吁冲进司令部营救被拘押的士兵格林。另外，很多人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记忆犹新，所以出现各种反政府口号不足为奇，比如：“咱们要干得比匈牙利好！”。
众所周知，石块是无产阶级简便易得之武器。人群先朝司令部窗户投掷碎石，随即冲入楼内。警备司令部属于保密军事建筑，当一些腿快之人逼近存放秘密文件的办公室甚至军械库的时候，卫兵果断鸣枪警告。很可惜，虽然警告射击枪口朝上，但室内环境令子弹路径无法预测：一颗弹头被天花板反弹，正好击中九年级（一说十年级）学生弗拉基米尔·萨韦利耶夫头顶，当场死亡。人群被迫后退，把萨韦利耶夫的尸体放在沙发上，像抬棺似的高高举起，血淋淋的上衣用长棍挑着仿佛一面旗，唱着革命歌曲走向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委员会。
骚乱之初的煽动者如布亚宁、奥斯特鲁赫等此时早已不知所踪，人数再次扩大至数千，自发产生了新“领队”。在这热血沸腾的队伍中，首次出现明确反共口号如：“驱逐共产党人，为国伸张公义！”。走近边区委员会大楼时，又齐声唱《华沙工人进行曲》：“仇恨的风在头上咆哮怒吼，黑暗势力对我们下毒手。快团结起来和敌人决一死战，也不必问有什么在前头……”
当游行队伍终于抵达目的地，至少3000人聚集在边区委员会楼前广场。克拉斯诺达尔记者弗拉基米尔·鲁诺夫日后回忆：“人群到达党的边区委员会，人们爬上电线杆叫骂…… 看起来就像一部革命电影…… 很快广场上跑来许多军人身姿、光头锃亮、身穿工人服装的小伙子。其中一位走到我面前，牙缝后面吐出几个字：‘趁没死赶紧走’。我立刻明白这些人绝非普通工人。正如参与此次事件的侦查人员后来告诉我的，他们受命观察和维持秩序，但没发武器……”
说是维持秩序，实际无力维持。片刻即有人攻入委员会大楼，掠夺办公用品，砸烂拖不动带不走的东西。值班工作人员吓得跳二楼逃生，摔断腿被救护车送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有几个人跑进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格奥尔基·沃罗比约夫办公室，拿起转盘电话打给克里姆林宫，指名道姓叫赫鲁晓夫接听。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接这个电话，但莫斯科已经知道事态严重，军队、城市和边疆区内务部门及克格勃人员被运到委员会大楼，便衣特务暗中识别记录参加骚乱者。随着夜幕降临，众人三三两两散去，传单张贴在市内各处，控诉“苏联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和同伙的废话”，传单作者是原苏军军官弗拉基米尔·戈尔洛帕诺夫，他也被裁军裁掉了。
次日（1月16号），克拉斯诺达尔市委第一书记亚历山大·卡恰诺夫从莫斯科飞回市内，希望亲自听取证人证言。部分群众再次聚集起来，当卡恰诺夫现身警备司令部阳台呼吁遵守秩序的时候，石块朝他飞去。书记奇迹般未受伤，撤回屋内躲避。群众最终自行离开，避免了流血事件发生。
1961年1月底克拉斯诺达尔市内展开大抓捕，但仅仅指控了少数最积极的骚乱者。两人被判处枪决，其他人3-5年监禁。后来又对一些判决进行重审。
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内务部）部长瓦季姆·季库诺夫坐镇克拉斯诺达尔清理执法队伍、查找责任人，结果内务总局局长、副局长、检察院侦查部门和其他一些部门的负责人被免职。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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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肃反委员会干部”
1935年6月26日，苏联总检察长А. Я.维辛斯基向联共（布）中央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叶若夫报告，针对一起奇怪案件的侦查业已完成：
“苏联检察院已经结束对骗子鲍里斯·巴甫洛维奇·贡科-戈尔昆（又名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案件的侦查。
侦查发现，贡科-戈尔昆持伪造党员证及其他文件，自1907年以来一直冒充党员，并以‘老布尔什维克’和‘内战英雄’的身份在苏联各地招摇撞骗，诈取大笔补贴、各种福利、疗养证和介绍信等。
虽然1920-1927年期间贡科-戈尔昆多次因欺诈被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却都成功逃脱，并凭借伪造文件屡屡冒充‘老布尔什维克’和‘内战英雄’。1926年8月31日贡科-戈尔昆甚至设法申请到个人退休金。此外，贡科-戈尔昆还从一些机关处领取了预支’退休金’，在呈交这些机关的申请中，贡科-戈尔昆自称列宁同志秘书、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等身份”。
维辛斯基报告中提到，狡猾的贡科-戈尔昆甚至轻易瞒过了警觉的“契卡”：
“1926年12月17日ОГПУ委员会认定贡科-戈尔昆患精神疾病（后来发现是装病），把他送进精神病院，1927年2月逃出，继续行骗。
1927年他在全联盟冶金联合企业谋得差事，预支837卢布出差费，携款潜逃。”
他第二次企图蒙骗ОГПУ失败，维辛斯基报告称：
“1927年9月9日他在基辅被捕，再次送进精神病院治疗。ОГПУ委员会随即判处他3年劳改，但贡科-戈尔昆再次脱逃并躲藏起来。”
两次失手之后，以骗为生的贡科-戈尔昆行踪愈发诡秘，变得很难抓：
“1929年8月贡科-戈尔昆到新舒罗夫斯基水泥厂上班，担任业务主任，贪污1500卢布潜逃。
1932年贡科-戈尔昆使用假文件在哈尔科夫取得一套带家具的终身住房，并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授予红旗勋章。这套住房被他以4000卢布价格出售。
1933-1934年期间，贡科-戈尔昆多次使用欺诈手段从莫斯科、图阿普谢、阿斯特拉罕、索契等城市的不同部门骗得疗养休假证和现金补贴。
1933年底他被新西伯利亚电力联合企业聘为总工程师，1934年2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当经理，1934年5月被卡西莫夫斯基地区任命为地区工程师等”。
贡科-戈尔昆的骗局之所以成功，部分可以归因于革命后混乱局势和新兴社会风尚，在这种大背景下他并不算多么显眼。但1929年党内高层的激烈争吵平息之后，国家领导人着手建立社会秩序，尤其缉拿罪犯和任命干部方面。可奇怪的是，贡科-戈尔昆在这段时期仍继续骗得职位和物质利益。维辛斯基报告亦未明言贡科-戈尔昆为什么突然事败被捕，难道中央领导对此早有察觉吗？
“一套证书”
1937年谢尔布斯基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所长Ц. М.法因贝格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贡科-戈尔昆被捕后法因贝格对他进行检查，称其为“患者С”，认为该人能够行骗多年的原因是伪装成苏联精英阶层要人：
“С.在他的圈子里号称‘门路大王’。案情明确，С.扮演的角色既是供应者也是需求者。他在各个机关都有熟人，清楚知道可以从哪里获得稀缺物资，以及追求稀缺物资的人能拿出什么做交换”。
总的来看，稀罕货是用高级优待权和必要文件换取的：
“С.拥有一整套证明文书。他在事业开始之初就骗取了红旗勋章。他有赤卫队员证、红色游击队员证，光荣共青团员证，最高级内部合作社（译注：特供商店）出入证，剧院通行证，免费乘坐火车、轮船证，免费乘坐城市轨道交通和公交线路证。С.领取个人退休金”。
有些时候贡科-戈尔昆又表现得很高调：
“他冒充ОГПУ高级首长，身穿带菱形章的军服招摇过市。另一些场合他以列宁格勒州检察干部的身份活动。有一回他穿着带菱形章和红旗勋章的军服出现在克里米亚，吓唬一个疗养区的负责人，威胁要以无秩序为由逮捕所有人，接着他前往‘马桑德拉’酒庄的葡萄酒仓库，安排运送五百瓶珍稀昂贵的非卖品葡萄酒到莫斯科，然后离开。于是这五百瓶酒按照成本价装车发往莫斯科”。
然而耍花招攫取五百瓶专供国家领导人享用的红酒并不是压垮贡科-戈尔昆的最后一根稻草，“门路之王”也有摸不着门路的时候，难免令他的主顾大失所望：
“在他面前——正如证人所描述的——没有进不去的门。随着‘顾客’越来越多，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С.被抓获，根据1932年8月7日法律起诉”。
“八七法”的严厉惩罚甚至包括死刑，贡科-戈尔昆企图装疯保命。法因贝格写道：
“受试对象的状态在研究所开会讨论之前一切正常。自从对他宣布他精神正常、将被送回监狱的那一刻起，立刻有了相当激烈的反应。他惊惶、哭泣，不停找机会跟医生谈话，极度紧张、慌乱，说自己会被枪毙，说他们‘来了’、‘要走’。不听医生讲话，翻来覆去念叨同一件事，在病房坐立不安。后来送回劳动改造机关，他仍是这种状态，明显变瘦，开始抠抓旧伤疤，形成不愈合的大伤口。他不再照顾自己，满身污秽，抗拒一切，最后不回答任何问题。这样一来他又被送回研究所，行为表现如故，不回答问题，不停走来走去。他持续抠抓伤口，体力消耗殆尽。每当试图把他转移去什么地方总会拼命抵抗”。
“揭发自己和别人”
不过当他的同伙被判刑处理之后，贡科-戈尔昆就换了一幅嘴脸：
“受试对象进入塔甘斯基监狱，随着案情渐渐明朗（其他刑事被告每人获刑5年），他的状况也慢慢好转。开始专心劳动，干活出色，很快被提拔做组长，行为积极活跃，能够自我照顾。最后С.出庭聆讯。法院审理期间受试对象举止平静，交代了一切必要信息。他未表现出任何精神紊乱迹象，审讯中从未啼哭。回答问题干脆利索，供述诚恳，揭发自己和别人，一直强调自己句句真话。实际上他做的很多勾当都没有特别的利益，只因喜欢炫耀、喜欢显示自己能力。尽管审讯过程中需要引用大量材料，但事实证明他是个条理性强、记忆力好的人”。
贡科-戈尔昆显然打算用认罪、忏悔换取从轻发落，可他在侦查期间透露的某些情况被认为属于加重情节。维辛斯基报告指出：
“这些年间贡科·戈尔昆走遍苏联各城市，多次以领养名义从孤儿院带走女童，奸污后再送回孤儿院。
例如，1927年他从新罗西斯克孤儿院带走10岁的叶莲娜·伊萨耶娃，1929年奸污。
1932年以同样方式从孤儿院带走14岁的娜斯佳和12岁的塔塔尔族女童阿比别奸污。
1934年从奥伦堡孤儿院带走14岁的妮娜·加采娃，同年奸污。诸如此类。
贡科-戈尔昆在口供中承认了奸污儿童的事实和自己的冒险经历。
法医精神学家鉴定贡科-戈尔昆精神正常。
根据1932年8月7日法律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刑法典154条之规定，起诉贡科-戈尔昆一案由我本人提交РСФСР最高法院特别庭不公开审理。检察员已接到指示坚决要求判处贡科-戈尔昆枪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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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食材：
蘑菇：300克
土豆：200克
猪肉：300克
大蒜：3瓣
酸奶油：2勺
盐：酌量
步骤：
土豆洗净削皮，切圆片或半圆片，或你顺手的任意形状。
蘑菇洗净，也切片。
肉洗净擦干，改刀。
三种食材混合，放入大蒜碎末。
撒盐、加两勺酸奶油，搅匀。
转移到耐热容器内，覆盖铝箔。烤箱预热180℃，烘烤40-50分钟，加热结束前10-15分钟揭下铝箔让菜变色。
端上桌，别烫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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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参加过基辅保卫战的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摩托化步兵团通信连长、敌后游击队队长、苏联英雄（1944）彼得·布莱科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反映乌克兰农村现状和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某些情况。之后布莱科被捕，出庭受审，剥夺称号和军功章。
第一封信（1945.7.20）：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曾在以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科夫帕克少将命名的乌克兰第1游击师担任3团团长。
我从后方摧毁了可恶的法西斯，我为尽快打败希特勒德国付出全部力量和本领。由于我的勇敢，除获得许多政府嘉奖之外，1943年5月又授予我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由于我参加喀尔巴阡突袭，1943年10月授予我列宁勋章。这些勋章到了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大概被束之高阁，只是对我保证下一次命令就发给我，但“下一次”出现多次，至今什么都没拿到手。1944年授予我二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1944年9月师部替我申请最高奖励：第二枚“金星”奖章，后来听说未获批准，代之以一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
战争年间承诺信誓旦旦，一旦打完仗却只剩空谈。而且不仅我自己，我们部队上百名值得高度褒扬的战士和军官都没拿到奖励。
也许我的想法不正确，但我认为：如果一个同志理当获勋，那么无论他是继续作战或被派往其他地方工作都不应改变这一点。
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处理政府嘉奖的方式是：如果某人三次、四次获勋，则拒绝发放下一枚勋章（无论他立下何等军功），理由是过去的奖励已经够多。在我看来，发食品配给卡可以这样做，但授勋只能根据功绩而非需要。眼下不少战士和军官从各地写信询问为什么没拿到嘉奖？乌克兰第1游击师的授奖材料都在联共（布）乌克兰中央Н.С.赫鲁晓夫处，但至今没个结果。我曾就此问题给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科夫帕克、斯特罗卡奇（译注：季莫菲·斯特罗卡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将）和Н.С.赫鲁晓夫写信，不知何故渺无回音。
我想问，应得的军功章到底还有没有？
所以我找您，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打扰了请原谅。
第二封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打扰了请见谅，但我要给您写一封不长的信。
我休假一个月，去了乌克兰，回到家乡切尔尼戈夫州巴图林地区米特琴基村我年迈的妈妈家。
途中我顺路拜访了并肩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同志们，参观了苏梅州的科诺托普地区、克罗列韦茨地区。我想向您简单谈谈集体农庄的真实生活和领导干部的工作。
米特琴基村原本是地区最大、文化水平最高的村庄之一。战前，虽然村领导、地区领导把好东西都吃喝光了，可日子挺富裕。集体农民劳动日报酬实发2-3千克粮食，但能挣5-7千克。确实，集体农庄管理者从未发过现金报酬，想必他们手头紧吧。尽管集体农民都知道自己的领导胡吃海喝、挥霍集体财产，只顾个人私利，却仍然为有粮食果腹而高兴，不辞辛劳工作着。
而现在令我惊讶的是，农民们不愿在集体农庄干活了。小组长催促大家每天劳动12个小时，但没几个人听他的。
每个集体农民都给自己找一块地，在这块地或自家菜园子种各种东西：黑麦、小麦、大麦、黍子之类。收获了就在家脱壳、晾晒。
集体农民们都在问，集体农庄什么时候解散？
记得战前，每个能干活的人黎明跑到集体农庄，恳求小组长给他分配工作，甚至让后者觉得很难办。所有的集体农民，包括我自己，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
我想了很久，得出结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管理不善。
春天农忙，集体农民缺少口粮，除了少数人（后面我会具体说是哪些人）之外，农民们甚至没有土豆吃，更别提油脂了。他们每天下田不是耕作，而是找那些埋着腐烂土豆的坑坑，刨出来剁碎，做成土豆粉。
而且农民们告诉我，1944年庄稼长势并不差，但打下来的少，没组织起来收割。只够交售国家征购和其他的，种子都没留足。劳动日报酬200克——仅限本村“古比雪夫”集体农庄，别的集体农庄颗粒无有。
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找了很多农民谈话，参加了村苏维埃的、集体农庄的各种会议，感觉一片茫然。我问自己：村庄和地区的规章制度究竟怎么啦？
村干部不顾念集体农庄，不考虑人民和国家，光想着他们自己。想着自己怎么吃饱喝足，怎么巴结上级。
村积极分子以前是附敌分子，过去服务德国人，现在服务苏维埃政权。他们有粮吃、有酒喝，啥都不缺。他们出席各种会议，管理集体农庄，有权制定和宣布决定，只不过自己不执行，就算执行也是做做样子。他们在酒桌上跟村领导、地区领导套近乎，得到后者大力撑腰。
1944年集体农庄未向糖厂交售甜菜，扔在大田过了冬，然后拿来做自酿酒，等于半数被盗。谁盗的？首先就是“积极分子”。村里受贿成风，比如村医基塞尔同志，你不给他一只鸡、半升酒，他不给你包手指。
丈夫在红军服役的女集体农民，带着3、4个孩子，为了下田割秸秆取暖，必须送给小组长1升伏特加、若干下酒菜，她若拿不出这些，就全家挨冻吧。或者深更半夜带绳子下田偷秸秆，或者偷挖甜菜回来自酿酒满足小组长、割草喂小组长的马，或者挨冻，或者因盗窃受审判。
米特琴基村成了本地区伏特加供应中心（注：原文如此）。
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部的地区部门着手打击，他们派人进村没收伏特加，从那些被认为给小组长酿过酒的人手里夺走酒具，转交常务酿酒者——“积极分子”。所以伏特加源源不断流入本地区。领导干部和以前的亲德分子推杯换盏，保护他们高枕无忧。
问集体农民：为什么不愿在集体农庄工作？他们回答：“我们为什么去干活？我们得不到任何回报。他们会把一切都喝光”。
村领导、地区领导无视广大前线红军战士家属的呼声，不关心她们的疾苦。更糟的是，都不肯跟她们好好谈谈。饱受战火蹂躏的集体农民至今住房不足。
存在严重违反人民委员会(СНК)决议、尤其1944年关于合同采购牛群的决议的情况。
本地区盗窃国家财产现象猖獗。不久前巴图林的乳脂厂耍阴谋诡计，盗卖黄油、奶酪等制品。
凡应该供应本地区集体农民、残废人和教师的各种商品货物，都莫名其妙失踪了，就算运进村庄也会瞬间消失，根本到不了普通庄员手中。
村庄和整个地区钳制批评，农民们瑟瑟发抖，会上谁也不谈缺点，尤其不敢提庄员和领导者的疏忽过错。最近已没人乐意去开会了，说：“反正不听我们的”。
早年的村领导奔赴战场，如今从前线回来，看到这些不公不义，试图写信向地区领导举报，却很快被送回红军，哪管他身有残疾，要不就撵到西乌克兰，免得干扰“现任领导”继续“忙工作”。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奥特基达奇和伊万·叶夫缅诺维奇·叶尔莫雷琴科就遭遇了这种事。其他人瞧在眼里，愈发不敢说话。也有人向上级写举报信，甚至有投书中央的，但信压根没送出去，区里对此心知肚明，显然他们那儿也有果戈里的邮政局长。反正写信之人倒霉。
今年2月我提笔给联共（布）乌克兰党中央书记科罗特琴科同志（译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杰米扬·科罗特琴科）写信反映，他许诺派代表调查。代表是派了，但看来只下到巴图林，而且是悄悄到的，除监察委员会书记以外谁都不知情。既然没去最基层，所谓检查自然没导致什么变化，惟区执委会主席古泽耶夫被免职，事后有人好言劝他：“你最好走掉，否则连累大家”。
苏梅州的科诺托普地区、克罗列韦茨地区亦有类似情况，但最大不同在于：这两个区的监察委员会书记Ф. Е.卡纳韦茨同志和Ф. Д.马秋申科同志（原科夫帕克部队指挥员）都是诚实、公正的工作者，全心全意为国为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身为地区主官，敢于同不公不义作斗争，驱逐见利忘义的奸人，既从普通集体农民也从前线战士里面培养领导干部，考察监督他们。人民认为公平正义比天大，所以态度完全不一样，甘愿下力气劳动。
但不幸的是在乌克兰这种领导少之又少，利欲熏心者居多。这些人什么样呢？
这些人被战争吓破胆，一直躲在远东的某个地方，等着“叔叔们”打跑德国人，给他们个温暖小窝重新生活。他们终于等来这一天，能够放开手脚贪求无厌了，通过掠夺和欺压集体农民换取苏维埃政权的赏识，吃光喝尽国家财产和公款，叫嚷着：“我们不是干部！”，甚至因成功欺骗政府受嘉奖。而且很多时候，这些躲在后方早已丧失党性的人很容易跟那些在乌克兰被占领期间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勾肩搭背。他们狼狈为奸，敌视前线战士，也就是游击队员。他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覆灭，因此对我们怀着仇恨和警惕。
如果有人肢体残疾返乡，这些人觉得他比自己更有才干、更诚实、更坚强，就会毫不犹豫把他送回前线免得碍事，或者想方设法吸引他参加团伙。
巴图林地区的领导干部：联共（布）乌克兰监察委员会、区执委会、区兵役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区部门、国家安全部地区部门等机关充斥着一群脱离群众及群众利益的人，他们为所欲为。
以上就是乌克兰许多地区的秩序。我不明白联共（布）切尔尼戈夫州委为什么知情纵容。
我在这里指出的只占现实百分之一，整体情况难以充分描写。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讲出所有细节来向您展示一幅真实画卷。
会见了在乌克兰其他地方工作的许多游击队员后，我敢说乌克兰其他各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结论：
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异己分子、腐朽分子趁着战乱混进党和苏维埃机关。而他们得逞的原因可能是缺乏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所谓“干部”死死压制人民的自由言论，利用战争在后方胡作非为（结果证明他们手段高——更准确地说，擅长欺骗政府）。
那么，怎样纠正这种迟早会让我国人民和我国经济付出高昂代价的病态现象？答案是：我们需要做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人们参加卫国战争的积极性进行审查。需要清洗乌克兰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把躲在大后方坐享胜利果实的德国走狗、懦夫和惊慌失措者清理出去。应该提拔那些经受过战火历练的新人。越快越好。
1948年9月（或10月）彼得·布莱科被捕，案件由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重大案件侦察组长米哈伊尔·留明主管。留明倒台后得知：抓彼得·布莱科的目的是搜集针对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的黑材料。总之，1949年5月布莱科被判处10年劳改（后减刑5年）、剥夺一切军功章。1953年平反恢复名誉，证章发还。1960年转入预备役，在高尔基文学院深造毕业，生前发表十余部描写战争的著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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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曾经被斯大林强制驱逐流放的车臣人民和印古什人民恢复正常生活后，在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普里戈罗德内地区首次发生了奥塞梯人和从哈萨克斯坦归来的印古什人的冲突。自那时起两个族群之间矛盾不断。1972-1973年印古什人开始倾向让普里戈罗德内地区并入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形势变得愈发紧张。苏联领导层对高加索民族问题疏于关注，大大加剧了局势恶化。
1981年10月21日，纳兹兰地区普利耶沃村出租车司机卡孜别克·贾格罗耶夫被身份不明凶手杀害。苏联内务部奥尔忠尼启则高级指挥员学校代理校长纳巴托夫上校预判该人葬礼可能演变为骚乱，命令全体人员和设备进入全面备战状态。10月24日葬礼举行，当约一千多人的送葬队伍走向墓地，几位妇女开始呼吁把棺材抬到共和国州委大楼。她们的话产生了影响，送葬队伍改变方向朝着奥尔忠尼启则市（弗拉季高加索）进发。苏联内务部人员出面阻拦，但因为妇女儿童走在最前，无法使用武力，结果被冲开。另几处路障同样被破坏，部分军校学员和警察受到人身攻击，葬礼队伍逐渐扩大至三千人。见情况逐渐失控，警察局领导命令学员和民警撤回奥尔忠尼启则。正在休假的内卫军学校校长伊万诺夫少将被紧急召回。事件迅速报告给苏联内务部中央机关。
下午三点半左右约四千人聚集市中心，挤满了州委及共和国部长会议所在地：自由广场。装殓贾格罗耶夫尸体的棺材停在大理石讲台上。最活跃的示威者们走到州委门前，呼吁第一书记比拉尔·卡巴罗耶夫出面谈话，要求把印古什族人至少从普里戈罗德内地区驱逐出去，最好彻底逐出共和国。卡巴罗耶夫拒不露面，人群被激怒。虽然自由广场周边已被军校学员封锁，但大量奥尔忠尼启则市民，尤其市中心的年轻人仍继续赶来加入示威。
随后情况突然恶化，被封锁的示威人群开始冲击州委大楼。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内务部特种排勉强把比拉尔·卡巴罗耶夫从楼内救出。双方战斗时一名军校学员被人扔下二楼身亡。卡巴罗耶夫尝试安抚人群无效，不得不返回楼内筑垒坚守。与此同时人群还开始攻击学员警戒线，朝他们扔石头、抡棍子、拳打脚踢，女人们用指甲抓挠学员头脸。学员被迫撤回校舍进行防御，骚乱者突破未果，继续丢石头砸窗。学员发射“稠李”催泪瓦斯罐，反被对方掷回窗内。
伊万诺夫少将命令发放枪支，军校的军官和准尉领到武器，机枪手和装甲车驻扎校内警戒，二年级、三年级学员被从集体农庄召回。10月25日凌晨1:15军校同时出动两个营加两个连，将骚乱人群逼退到市文化公园深处，干净利落地肃清广场。2点钟格罗兹尼警卫团第1摩托化营赶到，随后奥尔忠尼启则诸兵种联合高级指挥员学校、奥尔忠尼启则防空导弹学校、北高加索军区摩托化分队、内卫军部队、警察独立摩托化大队、皮亚季戈尔斯克警备司令部、第54警卫师特种部队、捷尔任斯基师特种连（“勇士”部队），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和预备役军人先后开进城市。中央派遣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尤里·丘尔巴诺夫（译注：勃列日涅夫女婿）率领的几位将军和苏联副总检察长巴热诺夫等人坐镇奥尔忠尼启则指挥。
10月25日-26日又有六千多人猛打猛冲进入自由广场。这些人手持棍棒、石块、钢筋等简易武器，不仅企图冲击州委和军校，还想破坏拘留所、共和国话剧院、检查点、共和国银行、“弗拉季高加索”宾馆和“十月”电影院。内务部门使用水炮等特种手段进行镇压，装甲运兵车被骚乱者的燃烧瓶点燃。
10月26日夜间骚乱基本平息。内卫军、警察和克格勃进行大规模搜捕，之后三天抓获约800人。
根据官方资料，此次奥尔忠尼启则市骚乱造成1人身亡，328名军人不同程度受伤，其中226人是内卫军学校学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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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临时代理边区检察长莫基耶夫斯基致联共（布）西西伯利亚州委书记Р.И.埃赫的函：
№ 51/с 1935年1月21日
新西伯利亚市
秘密
1935年1月14日，我要求НКВД驻西伯利亚劳改营检察员雅科夫采夫同志检查西伯利亚劳改营和阿尔柳克独立营囚犯的关押和生活情况。
西伯利亚劳改营下辖之尤尔金斯科耶营成立较早，居住设施和其他建筑条件比别的独立营更好。然而检查发现，关押囚犯的部分营房处于不卫生状态，尤其关押女犯的营房潮湿，未安装冬窗，火炉破旧未修，取暖燃料不够，常被其他囚犯盗取，这在囚犯中间造成了不健康的情绪。一些房间根本没放洗脸盆。也没有用来烘鞋和衣服的烘干箱。灶间处于不卫生状态，伙食是用劣质原料（冻烂的土豆和各种蔬菜）制作，热值很低，往往完全不见油花。由于营养不良，消瘦衰弱的囚犯占很大比例。
营养不良同样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导致缺勤。伙食不够的一个事例是：1934年12月两名囚犯雷布金、斯米尔诺夫捕杀一条闯入营地的流浪狗食用。管理部门明知此事却未采取措施核查，而第3分队管理员波维尔柯同志对此表示：狗是被囚犯雷布金、斯米尔诺夫出于流氓行为吃掉的。
相当数量的囚犯缺少床上用品、贴身内衣和保暖服装。由于内衣不够换洗，囚犯们只能连续穿脏内衣，因此营房虱子、跳蚤横行。由于上述缺陷，囚犯的政治道德水平很差。
同样在尤尔金斯科耶营，第2农场管理员、囚犯谢列布里亚科夫1934年12月份要求宰杀18头怀孕母猪。屠宰场抛弃浪费168头乳猪。该谢列布里亚科夫系根据58条2-7款和11款被定罪（译注：即武装暴动、里通外国、间谍、破坏等罪名），频繁醉酒，同女犯发生性关系。12月20日他喝醉后出现在农场乳品作坊，睡着了。劳改营管理部门知晓此事但未采取果断措施。
阿尔柳克营。该独立营主要从事耕种和养牛等农业生产。收割运动期间营管理部门未充分使用囚犯采收作物。未能建立常设生产队，农具和劳动力在田间分布不均。农艺人员的部署同样不均衡，遂导致大量播种在雪地进行。刨收土豆时制定在押人员劳动定额错误，按公顷计算而不是按土豆重量计算，所以下田的在押人员只追求收获更大面积，遗漏很多，大量土豆弃之泥土。而且刨收时间拖延到晚秋，土豆已被降雪冻烂。
在1号农场附近的谷仓有191吨脱粒燕麦堆垛存放。每垛25吨，已经发热升温，降雪融化蒸汽氤氲。整仓燕麦面临完全腐烂的危险。
1935年春播运动准备极不充分，下述事实足以证明：在离农场相当远的地方发现两台被铁锈和积雪覆盖的拖拉机，动弹不得。
劳改营囚犯被安置于农场新建的板棚，这些板棚尚不具备居住条件。人员拥挤，室温寒冷，部分板棚（如3号农场）没有屋顶。雨雪渗入屋内，处处泡水。板棚无取暖木柴，有煤，但未配备火炉。
凡有囚犯居住的场所一概脏乱不堪。2号农场160人挤在猪舍，根本不适合住人，又黑又潮。必需之家具如桌台、板凳等全无。
该农场还有8座粗帆布大帐篷，内有火炉取暖，可容纳最多300名囚犯。帐篷被雪覆盖，因为无窗所以昼夜阴暗，使用无罩小煤油灯照明，连帐篷带人都熏黑。其中绝大多数囚犯无铺盖，不穿暖鞋睡在草垫子上。伙食也无法令人满意，经常缺少油脂。发放奖金不认真，12月份的奖金一直没发。
全劳改营2130人，服装缺口巨大（毡靴868、短大衣163、被褥1290、棉袄919、手套1167、皮袄40及其他）。
已责成劳改营第3分队管理员对上述种种异常情况进行调查。同样在尤尔金斯科耶营进行调查。
临时代理边区检察长
（签名）莫基耶夫斯基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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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苏共中央宣布党回归到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制度。但人们很快发现，即使在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之间，某些待遇也是不平等的。
下文摘自1967年2月15日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季莫费·库普里科夫关于在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前夕刊登党和政府领导人讲话的报告：
“建议对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секретарей ЦК КПСС)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进行新闻报道。
Л. И.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稿在《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红星报》以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委机关报上全文发表。
在其他中央报上刊登6-8个打字页的Л. И.勃列日涅夫同志讲话摘要。
А. Н.柯西金同志、Н. В.波德戈尔内同志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以塔斯社报道的形式在《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红星报》上发表8-10个打字页。其他中央报刊登2-3个打字页的塔斯社关于А. Н.柯西金同志、Н. В.波德戈尔内同志在选举前大会上讲话的报道。
其他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以塔斯社报道的形式在《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红星报》上发表2.5-3个打字页。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选举前大会上的讲话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有关报纸上全文发表，包括将要投票选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地区。
请考虑。”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М. А.苏斯洛夫批示：
“同意。67.2.24”
报告批注：
“塔斯社、中央和地方报社编辑部已知悉该问题。
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Т.库普里科夫）
1967.2.26”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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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23日-3月5日联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全会，开启又一轮规模空前的大镇压。虽然苏联检察院成功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政治审判秀”，但国家领导人始终让检察机关在揭露“人民公敌”方面屈居第二，内务人民委员部才是主力。1935-1939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安德烈·维辛斯基积极参与、配合斯大林迫害无辜，作风果断、凶猛，人送外号“亚瓜列维奇”（译注：“美洲豹”），后世对他多有抨击。这种负面评价当然是有根据的，不过历史上的维辛斯基也有着另一面。
1936年12月11日苏联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出席一次普普通通的侦查员代表培训会，发表了一番颇不寻常的讲话。那个时候高级官员公开评议下级工作司空见惯，尤其考虑到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所以总检察长在会上对检察机关侦查员提意见是很正常的，但维辛斯基指出，在座各位应当从新的、经济的角度看待工作中的错误：
“我们有很大比例的案件未经开庭审理就被法院退回补充侦查或彻底中止诉讼。此类案件数量高于理想水平。在涉及严重犯罪、可能被判处严厉刑罚的案件中，因这样或那样原因被法院退回的竟达45%。有些同志不考虑这意味什么，不明白这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宝贵的元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资本：人力，造成了最大的破坏。许多人由于被起诉和频繁监禁白白脱离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有很多人因为被传唤出庭作证，浪费大量时间。某些情况下侦查员痴迷专家鉴定：为一点小事就传唤专家到庭，导致一名宝贵的专家扔下手头重要工作，这也很常见。”
维辛斯基举了侦查工作低劣的例子，指出不允许歪曲案件事实和伪造证据。又谈了不少关于侦查员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事实。他说：
“到现在还时不时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没地方处置，就送交司法机关，如果司法机关也处理不了，就扔给侦查员。结果这些侦查员干出来的事情，真让人替他们脸红”。
总检察长举了个具体事例，强调案卷中存在的文法错误和逻辑谬误：
“一位侦查员起草了这样的文件：‘此处有一具无名女性户体。请求进行解剖，查明怀孕和其他暴力致死迹象’等等。显然，按照这位侦查员的观点，怀孕也算暴力致死的一种迹象。勘查笔记如下：‘1936年10月13日西部州中布达地区人民侦查员戈里布诺夫（记住这个姓）等人踏足户体（“尸体”写成“户体”）被发现地点，当着见证人的面进行查验及确定（“确定”首字母大写）。在莫斯科至基辅（“基辅”全小写）铁路线和中布达市土路之间。在距离铁路1.5千米的树林。在土路西边1千米。在西部铁路格洛詹科会让站东边1千米。在核桃树丛附近躺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女性，被外套和头巾覆盖，她南边有乌克兰文印刷的报纸碎片。户体旁边有不明显的人类鞋印。户体周围再没见其他痕迹。查看户体：无名女性大概22-23岁。头朝东北脚朝西南脸朝下，趴着。两腿伸直交叉（一腿压一腿）。左臂在头下弯曲。右臂在侧面弯曲（怎么弯的侦查员未写）。双手曾抓握泥土和草，是死亡之初乱抓地面所致（为何是死亡之初而非抵抗过程中）。双手有凹痕（擦伤）。黑色头发凌乱，发中有一个女式头饰和两个别针。户体盖着褐色呢绒女外套，衣领黑旧衬里磨损，头蒙着羊毛头巾，头下粘着钢灰色新鲜蘑菇，外套口袋内装两条白手帕和新鲜橡子…… 脚穿黄色旧高跟鞋，黑色丝袜，又穿黄色毛线衫。然后穿奶罩（估计指胸罩），内衣是纸色小衫，下穿白布内裤。脖子有带血凹痕。然后用一块手帕勒着，后面打两个结紧紧绑住。胸前有蓝色斑点，看似旧痕迹，无法预定。有金牙，闭着眼，张着嘴。户体已送往医院调查。’（签名）侦查员某某，见证人某某。”
维辛斯基强调，此类侦查案卷是业务能力低劣的极端表现：
“你们会说：这样的案子太罕见，根本凤毛麟角。当然，这种材料并不经常遇到，但遇到一份就足以令我们敲响警钟。”
苏联总检察长的讲话发表在报上，成了下属们的行动指南，开始揭发各级不合格检查干部。地区检察员В.梅斯洛夫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组织工作的若干问题》的简讯，指出：
“尽管我们的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普遍成长，仍无法满足已经提高的要求。当一个中心大城市的检察员分不清上诉和发回重审的区别；当另一位同志听人谈论莎士比亚，声称他1933年似乎根据八七法‘办过’这个案子——多么像悲哀的笑话啊。”
（译注：八七法即1932年8月7日颁布的所谓“三穗法”，亦称“五穗法”，首次引入“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之概念，开始在农村地区设岗防范、打击“偷粮”行为）
苏联检察院的В.扎伊采夫撰文提到地区、市、州和共和国检察干部的人员素质：
“过去我们已经有了对检察员/侦查员工作进行鉴定的经验。但应该直白地说：这套经验在绝大多数边疆区、州和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比如，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检察员努尔扎诺夫同志提交对人民侦查员”Н. Н”的鉴定意见，说该人的特点是：“政治水平低，但阶级性纯粹”。
你是不是以为努尔扎诺夫同志会推荐该人去学习或直接以知识欠缺为由解职？错了——努尔扎诺夫的结论是：“宜晋升为地区检察员”。
奥伊罗特自治州检察员戈尔贝格同志提交对本州某区检察员的鉴定意见：
“联共（布）州委因长期酗酒和损害检察院声誉为由将Н. Н同志解除职务……Н. Н同志的主要缺点是喝酒无度，若非这一点，他完全能够胜任区检察员。如果Н. Н同志今后不再酗酒，可让他做侦查员；考察一段时间，如果Н. Н同志彻底改正错误，那么还可以做回区检察员职务。否则他未来再酗酒的话，肯定会被开除党籍并撵出司法系统”。
哈卡斯自治州检察员扎罗夫同志的一份鉴定意见：
“……该人熟悉检察工作，但头脑笨拙，推一下动一下，不守纪律，缺乏主动性，在哈卡斯自治州内不受尊敬。作为富农的儿子，应当立即把他调离哈卡斯州派往其他边疆地区”。
按照扎罗夫同志的观点，似乎这位多次被开除党籍的富农之子如果调往其他地区就会受人尊敬，所以建议把他赶快从哈卡斯州打发出去。
继续说回维辛斯基。总检察长不仅批评手下不合格的检察员，还在一次培训会上出人意料谈论法院在通过斯大林主义新宪法方面的重要性。此前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有些法官爱对细枝末节问题吹毛求疵，阻碍检察员惩罚违反苏联法律的人。但这一次，总检察长的口风似乎突然转向：
“有些人总认为，法院的判决很糟糕，判错了，没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做出正确决定。这种观点不对。关于法院工作上的种种缺陷，不要忘记，是侦查限制了法院工作，那么，一条普遍的、绝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法院工作好不好取决于侦查，整个司法系统好不好取决于法院”。
维辛斯基接下来讲的更惊人，直接涉及部下的政治态度：
“某些人认为，客观性似乎是资产阶级偏见，是不问政治的、超阶级的，追求客观性就等于‘抛弃阶级斗争、阶级政治’。这不对。按我们的理解，客观性并不抵触我们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利益和使命。相反，客观性有助于我们准确反映现实……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侦查员满怀政治热情客观工作。这话什么意思？首先，如果一个侦查员不尊重事实，忽略事实、歪曲事实，像人家说的，‘将就将就’（在座各位有不少‘将就’高手，请原谅），会使人怀疑侦查材料的可靠性”。
1936年12月15日苏联总检察长第777号令体现了维辛斯基的上述观点，该命令要求传达到全国检察人员：
“别科夫斯基地区执委会（萨拉托夫边疆区）屡次要求区检察员泽尔纳科夫同志对一些人提出非法起诉，例如：
1) 区执委会认为纳雷什金村火灾是阶级敌人对本村积极分子突击手佐尔科夫的进攻，希望检察院立即逮捕罪犯并组织公开审判。但泽尔纳科夫同志拒绝这一非法要求，查明佐尔科夫早年是诵经士，不是什么积极分子、突击手，火灾系其本人为了骗保自行纵火；
2) 一个9岁男孩向区执委会主席叶夫图申科乘坐的汽车投掷石块。叶夫图申科认为系恐怖活动，要求检察院立即组织对该9岁男孩的公开审判。泽尔纳科夫同志未执行这一非法要求。
泽尔纳科夫同志无视区领导的一系列非法要求，被后者视为反对区领导，九月份两次把泽尔纳科夫开除出党。党命令将此案提交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局，其决定已发表在1936年12月13日《真理报》。
由于注意到泽尔纳科夫同志特殊的坚定性、连续性和顽强毅力，以及他对自己在社会主义法制斗争中身为检察人员的职责的正确理解，特奖励他两个月工资，并以苏联检察院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
1937年3月2日维辛斯基参加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发言也体现了他的这种观点：
“不断感觉到，侦查机关在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足之处。如果细看那些没有引起我们这么多关注的案件，就会发现不足之处比比皆是。在我看来，这属于内务部门侦查工作和我们检察机关工作的一种基本缺陷，首先就是把侦查建立在被告口供之上的倾向。
我们的侦查员很少关注客观证据、实物证据，更别提专业鉴定了…… 但我重复一遍，实践中大多数情况的侦查工作主要追求获得被告本人供词。如果整个案件仅建立在被告的有罪供述上，将会带来相当大危险。倘若这种案件开庭审理，被告当场翻供收回自己以前供词，那么案子就可能败诉。这种情形下我们等于被彻底缴械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材料来支撑被告的坦白交代，完全没办法反驳他的翻供”。
维辛斯基接着举例说明内务部门侦查员的工作方式：
“我需要指出的是，内务部门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优秀的，能够理解并正确完成我党交付的任务。但这些人身边还有些人至今不理解党对他的要求，做不好工作。这方面有几个例子。我手边这份材料是1936年12月19日的审讯笔录摘要，来自黑海舰队军事检察员沃伊捷克同志。
这份摘要显示了某些内务部门工作人员是怎么审讯的。提问：‘卑鄙谎言根本蒙不了谁。你知道这件事，就像你也知道马被毒死了’。答：‘我听说有人要偷东西，不知道偷了什么’。问：‘你的回答纯属打自己脸。你是不是脸皮厚的都没感觉了’。答：‘没，没感觉……’（台下笑声）。这算什么审讯？这算什么侦查？这叫什么事儿？就为了听被告说句：‘对，我有感觉’，等开了庭，被告反悔说：‘不，我没感觉’，检察员可怎么办呢？（台下笑声）”
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听了无言反驳：
“维辛斯基同志刚才讲的都对，我还可以补充更惊人的事实。很遗憾，我们下级机关的情况很不好。有出色的人，但也有低能的人。这方面不仅我们有罪，侦查机关的罪同样不少。应该加以纠正，我们也会进行纠正”。
维辛斯基讲话的核心意思是，如果一起政治案件除了被告口供没有别的证据，压根就不该起诉和开庭。否则不仅欠考虑，而且跟刚刚通过的斯大林宪法相违背。而以当时的检察员和侦查员实际素质，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得到纠正。于是维辛斯基推动斯大林及身边人绕开检察院和法院进行镇压，也就是通过“三人小组”和“二人小组”。
如此一来，苏联总检察长巧妙摆脱了大量极不愉快的工作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他可以替自己辩称：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检察干部参加“三人小组”，依职权有责任监督内务部门侦查，他们大多数时候“未看到”任何明显违法活动。后来开始对政治镇压受害者进行平反，罪责首先落在内务机关头上。所以啊，那阵子的苏联检察员们真该感谢“老谋深算”的安德烈·维辛斯基。
附录：
安德烈·维辛斯基致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函
1939.5.31
秘密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Л.П.贝利亚同志：
最近，每次特别会议审议的案件数量均在200-300件之间。因此，平均每个案件的审理时间不超过一分钟。这当然无法保证我们在处理案件时不出错，即使这些案件在提交审议前已由特别会议秘书处和检察官进行过初步审查。
我认为有必要请您增加特别会议的召开频率，每次开会审议较少案件，并延长每次会议的审议时间。
A. 维辛斯基
（俄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目录8131.案卷143.39页）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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