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兰特·阿普列西扬

《新观点报》 1993

出于可理解的原因，这名男士要求匿名接受媒体采访。以前他是国家安全部门高级官员，后因病辞职。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时候，该人曾做过失足妇女监护者，她们在克格勃“保护伞”底下跟外交官、外商和贸易代表团成员进行性交易。
我国至今绝对禁止报道卢比扬卡国安人员活动，所以我请受访者详细谈一谈。
（译注：从访谈内容判断，此人可能曾在负责外勤跟踪监视的克格勃第7局）

受访者介绍：据他所知，此类业务活动是在一位副局长：萨维诺夫将军（已去世）的积极倡导下开始讨论的。将军是个精力充沛之人，特殊的工作风格近乎冒险。也许这就是他挑起这副担子的原因吧。克格勃第2总局——最高反间谍机关——基于各种原因已经从此类业务中抽身，称之为与风险类型的代理人合作。为什么说有“风险”？因为她的任何错误举动都可能给我们招来非常不好的意外后果，可能使我们同警察、同大使馆身后的外国公民发生冲突。失足妇女说不定哪天就会“出卖”你，变成“双面间谍”，为谁效劳都搞不清楚了。毕竟她们就是靠着满足人类本能讨生活，陪酒、陪睡，拿钱拿好处。这已经离人格堕落不远了。故只有少数新手愿意找这类代理人合作。
尽管如此，萨维诺夫的局仍决定组建相关队伍，既要控制、利用可能的代理人，又要从外国人里面寻找潜在的易招募者。

— 这是专属贵局的特权吗？
— 是的。除了跟踪监视，本单位还要保卫大使馆和外国人公寓，包括把卖淫女带过去。否则她们自己很难进去。有些女人常年足不出户，唯恐走在街上被巡逻的抓住。
我们成立了七人小分队，队长是我们副处长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罗曼诺夫，他也去世了，是个优秀的人，真正的国安人员。
工作开始。技术装备十分简陋，主要凭着失效的安全保卫系统在干活。我们同内务部建立了区域性联络，因为抓人之后得请女士走一趟警察局。另外还有别的办法来处理“妓女问题”。有时候采取行动的形式。
卖淫女年龄在15-40岁之间。命都不怎么好：父母酗酒、或没爹或没妈、自己早早沾染酒瘾、缺吃少穿…… 一些女人到莫斯科考学或找工作，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流落街头，无固定住所，大街小巷游荡，偶然认识外国人，给一条连裤袜或一双亮面高筒皮靴就跟着走了。
那时候莫斯科的皮条客们已经划分了地盘，他们保护、照顾接外国客的妓女。我们有这些妓女的档案，任务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客观描述。要掌控这个过程。类别分为陪侍外交官的、陪侍商人的、陪侍其他外国公民的，他们为了办各自的业务进入莫斯科。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检查卖淫女，维护跟她们的关系。顺便说一句，我对她们多数人的印象非常好，她们是有公民良心的。总之挺有用。
有的外国人跟一名女子同居数年，就像养个妾。还有的人同时跟五、六个甚至十多个女子交往。

— 您最开始怎样跟她们联系的？是否要求她们签保证书？
— 从预防性谈话开始。假设一个卖淫女和外国人过夜，第二天走出旅馆，我们请她去警察局谈谈。对她说：已经知道您跟某某人长期同居…… 接着告诉她将有何种后果。当然了，她们不会承认犯法，我们进行的是不出示证据的公民逮捕。查明身份信息，由于这些人基本不带国内护照，所以要去问住址查询处。这时候人的反应就表现出来了。找各种借口逃避。有的尖叫不配合，有的大言不惭说：“这样吧，领导，你拿钥匙锁上门，我现在就陪你睡，咱俩和平解决。给钱也行，我今天挣了不少。就没必要写材料了吧”。第三种人直接讲：“记我电话，随时效劳。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你又不是第一个……”

— 您亮明国安身份吗？
— 不用，警察先上。我们跟大使馆所在区域的警方有合作关系，必要的时候专门找个房间便于我们跟她们谈话。

— 您本人亲自谈过吗？
— 谈过八百次了，什么样的都见过。应该说她们的品行程度各不相同。曾经见过一个女皮条客，相当稀有，从她口中得知许多有价值信息。您现在常见的小广告：二十四小时亲密服务，电话号码多少多少…… 当年她就已经是行家里手了。她养着一批接送妓女的司机，有专职妇科大夫、公寓和外国客户群，她可以这样跟后者说话：“你个傻逼，我送女孩子给你，你只付她一戈比。剩下的钱明天赶紧派人送来，老娘不找警察也能收拾你！”她用自己方式照顾她们：给予住所和精神支持，监护保障她们身体健康。
有的卖淫女凭借语言能力、交际技巧和艺妓礼仪大把挣外汇。也有的农村妞一路走过大杂院、停车场、火车站，最后靠青春拯救自己。这就说来话长了。

罗蒙诺索夫斯基大街38号外国外交官公寓，门卫注意到近一年来有个貌似未成年的少女频频出入某非洲国家大使馆参赞房间。按照我国法律，对这种事向来睁只眼闭只眼，虽然住户拥有外交豁免权，但我们也可以就此施加压力找他谈谈。而且这位先生已经结婚，家人住在莫斯科。我们决定先访一访少女。
有一天参赞让她下车之后，我走过去请她进警察局。查明果然十五岁。既然未成年，我就遵守预防性谈话的一切规定和她交流，讲明是非，问她为什么去非洲人房间等问题。她回答的很含糊，满脸通红，不明白要她做什么。
我又去找她妈谈话。她母亲是党员，在研究所上班。我直截了当问：“您知道您女儿放学去哪儿吗？”她说：“是的，我知道，跟非洲人在一块儿。”
我试图摆出各种道理说服她，她心平气和都给我顶了回来。我就提议：“您最好能写一份声明。然后我们去用另一种方式找那位先生谈话。您想想看，在我们国家跟未成年同居…… 何况他有家庭有孩子”。这就是苏联人惯用的说辞，凡事总扯高尚道德。
她妈说：“你们政府以前在哪儿啊？怎么不来谈道德呢？丈夫领我到莫斯科，把我和小孩扔在街头不管。没地方吃没地方住。这么些年我俩面包蘸水勉强过活，从没见什么官方机构来帮我，多亏善良人伸援手”。
她轻松熟练把我摆平了。我提醒她党员身份，她回答：“您想让我立刻退党吗？您说的是早就锈烂锈穿的杠杆，只给官老爷服务，不问凡人死活。没错，我是故意迈出这一步的，我绝不会伤害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他给她吃给她喝，给她买衣服。还帮她雇了英语老师。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感谢命运让她认识他。我们关系很好。所以我什么东西也不签。理解理解我这个做母亲的吧。实际上她到二十岁就会结婚，凭她的教育、礼貌和打扮，我对此毫不怀疑。而且她会很幸福”。
我只剩惊讶。这事儿可不寻常，她缴了我们的枪，拒绝继续交流。我们悲惨地失败了。

我们有一位女联系人与一家奥地利航空厂的总经理保持着密切关系，此人在圈内声望卓著。而且，这位女士当过时装模特，是个非常美丽、优雅的人。

— 她为你们工作吗？
— 什么叫“为我们工作”？她同意跟我们合作，保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我们需要她探听他泄漏的任何信息、可能对苏联造成的任何损害，以及有可能出现的商业贪腐。

— 可她为什么同意呢？仅仅因为她拥有高尚的无产阶级情操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 她爸爸是苏联有头有脸的人，富于创造力，在市委工作，能给女儿优质教育。那些年苏联公民寻求涉外婚姻是很扎眼的行为，但她不这样认为。他对她感情很深，而且这个女人头脑机灵，模样也漂亮。
再者，我们必须知道某个人的一言一行，掌握他对苏联的看法和意愿。我们没必要招募他，通过日常生活调查了解就行了。这些她都不在话下。
这样的女代理人我们有许多。但之所以把她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我俩发生过不寻常的事情。就像传闻描述的，我也会去她家里，不经常去，大约一个月一次，持续三年。

— 她只和您联系吗？
— 只和我联系。然后有一天她说：“给您个惊喜”。我紧张起来：“什么惊喜？”她说：“不，不，别害怕，不用叫警察，您不会有麻烦的。就是他送我一辆车，我决定转送给您。钥匙和文件都在这儿，您自己办手续吧”。
这种事情当然不允许。这样的礼物怎么能收呢？！最新款绿色“大众”啊。无论如何我都有义务汇报上级。跟罗曼诺夫讲了，他听完建议：“何不把这辆车用作掩护车呢？反正你也留不下”。
他对自己的主意很热情，给韦尼阿明·阿列克谢耶维奇·科兹洛夫将军（译注：时任克格勃7局副局长）打电话，他不反对。接着汇报更上层，他们说：“你干什么呢？什么掩护车，万一藏着窃听器怎么办？”按下葫芦浮起瓢，我开始接二连三写报告，因为上头警觉了，怀疑我是不是叛变了。
再一次跟女士见面，她说：“我没驾驶证，不能开车，你快把车弄走”。
我只好推脱，三推两推入了冬，车顶盖满一层雪，新车变成顽童的冰滑梯。好好一辆车就因为我们的人过度警惕给毁了。如果检查、测试一番，这车是能用的。但我们铁的指示丝毫不可违背。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女主人，她决定：“让它见鬼去吧，只要您别有麻烦就行”。

— 你们手下这么多特工女郎，有没有谁带来过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 问题在于反间谍部门认为我们玩的是小把戏，尤其我们的地位不允许我们自主行动——这是最高反间谍机构垄断的特权。我们把材料准备好交给交上去，他们往往不屑一顾。
可是有一天开会，上级领导突然问：“你们的大专家某某是哪位？” 罗曼诺夫叫我：“报告你掌握的情况”。
我有一位十分聪明的女护士，她跟一个伊拉克人同居。根据我们的情报，此人与间谍机关有联系。伊拉克人非常信任女护士，甚至允许她动他的保险柜。她发现里面放着一大堆苏联证件、护照及各种证明材料。我让她统统拍下来。
每当伊拉克人开车出门工作的时候，总让女护士帮他望风，比如后面有车尾随的话就记下牌号。这情况很可疑，足以证明他属于某个间谍机关。那么证件和护照是替谁准备的？他的祖国伊拉克还是第三国？要么是美国人在背后操纵他？可以有各种说法，但我重复一遍，最初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就是我报告领导的内容。然后总局对此采取了一些措施。

— 您的同事果真去监视伊拉克人了？
— 真去监视了。把女护士讲的情况跟我们查到的一对照，很多地方相符。他也注意到我们了。
我还有几个“联系人”跟阿拉伯人交往，这些家伙往往是潜在的投机商或外汇贩子。只要和他们谈起钻石，立刻两眼放光、呼吸急促。这次行动涉及法鲁克两兄弟，案值巨大。为了阻止他们，必须出动多个部门的力量。

我的一位被保护人塔季扬娜虽然五官不好看，但性格很有吸引力。她有个笔记本，写满了她所谓的“我的外国朋友”。
她的工作方向是探听联邦德国来的商人，这些商人同我国部级官员有官方联系。我的职责不包括直接接触德国人，虽然塔季扬娜好心建议我这样做。但如果我们要求她对这家公司或那家公司的老板施加压力，我认为她能够胜任。
然而最厉害的是，塔季扬娜和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使衔参赞关系密切。有时候他会在下班时间、没有官方活动和来宾的情况下带她进大使馆。塔季扬娜熟悉门卫，门卫也很熟悉她，而且她的英语、德语非常流利。
塔季扬娜的一大壮举，是六九或七零年《共青团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莫斯科外国使馆工作人员不光彩的生活方式，其中信息都是塔季扬娜提供的。

— 那么文章是按要求定制的？
— 这是一次行动。记者撰稿，文末有署名。
姑娘们提供了关于我国官员和外国商人交往的大量情况。我们知道他们找谁买东西、怎么买的，平日可以视而不见，除非发现某些部长、副部长，更不用说部门负责人直接叛国。曾发生过为了晶体管出卖经济秘密的案子，或者以对外国人最有利、对我国最不利的条件签署合同。
可惜这些事实得不到重视。毕竟调查就得深挖，可某些人不能深挖，人家官儿大。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求见高级官员处处碰壁，反倒被责骂说：“抓你们的间谍去，别乱来啊”。
姑娘们为促成签署有利合同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其中一位与奥地利某航空公司业务代表走得很近，成功卖出几架客机。她说：“我就对我的小傻瓜明讲：你到底买不买？买了！”
在这些被保护者之中，我遇见过有趣的，有时甚至是杰出的人物。她们语言流利，掌握某种文艺——或者擅长写诗、或者会唱歌、或者厨艺高超，还有的兼具以上特长。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总是尽量帮助手下姑娘们。

— 物质上？精神上？
— 嗯，物质帮助比较有限。但我们努力做到最好，比如保护她们免遭来自内务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可能麻烦。我经常半夜出门救“女友”，她们在宾馆、饭店被突击搜查堵住，让警察给我打电话，我就直奔警局。有时候到醒酒所捞人。

— 这些女人的经济状况比您好吗？
— 那当然。我们的收入跟她们比简直可笑。
塔季扬娜有一次跟我说：“我坐的士出台，你坐无轨电车。我给你钱吧，你就可以打车来找我。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你能用上”。她讲这番话绝没有别的意思。
所以她们都挺慷慨。

— 有没有哪位女士嫁给外国人、出国生活之后继续为您服务的？
— 这倒没有。曾经有个男的居留期满，俩人戏剧性分手，但女的怀孕了，生下小孩。于是他继续跟她保持联系，我们尽可能利用这种联系。

— 这些女人后来命运怎样？
— 在国内结婚成家的不少，嫁给苏联丈夫就不能再陪老外了。但我们记得她们的贡献，给我们带来过一定好处，所以会帮她们安排工作，比如难进的大使馆。在这种地方上班，当驾驶员、女清洁工、女佣，可不是随便谁都行。但我们找到漏洞，能够渗透进去，也算办件好事吧。如果将来需要探听什么信息，总归有人可用。

— 您个人怎么评价您的女联系人？
— 某些人值得钦佩。尽管她们扮演的角色一言难尽，仍然保留了做人的尊严和自豪感。我们尤其赞赏那些办过不少好事的人——既是充满爱国精神的普通人，又是对自己人生定位有清晰认知的明白人，同时也是尽到公民义务的热心人。
但大部分人确实婊子，和她们相处一段时间就像传染病似的缠着你。轻信某些女人很危险，求着你跟她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一旦她翻脸，我们就不好看了。将会演变成丑闻的口实，对某个特定的人施加压力。

— 发生过这种事吗？
— 屡屡发生。有时候您认为一切正常，其实她已经拿走想要的信息了，您却毫无察觉——这种情况下您如何自保？我们采取了可靠的措施，通过技术手段检查、面对面监督和“外勤”。

— 您喜欢这工作吗？
— 很有意思的工作。能让人在你面前坦言许多不为公众所知的事情。当年这种行为属于道德败坏，国家想法设法拯救失足女——出席大会的模范女共青团员陪老外睡觉，那不跟噩梦一样嘛。但我们心里明白没必要采取思想专政的法子斗争青年人。姑娘们向我们寻求支持和保护，知道我们某种程度上代表国家。她们信任我们，我们帮助她们。

后记：我当然不了解那些曾经扮演秘密角色、在床上取悦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的女性对国家安全做出过多大贡献，估计只有极少数当官的对此心知肚明。无论怎样，本文揭开了曾经全能的克格勃的又一秘密篇章，没准档案馆里就藏着60、70、80年代女共青团员执行危险勤务的惊奇故事。那些虽未参加修造贝阿铁路、卡马河汽车厂的人儿，为祖国立下的功劳也许并不少于建设者们？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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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食材：

鸡腿肉：150克
蘑菇：50克
芥末：20克
西红柿：50克
盐
黑胡椒粉
橄榄油
柠檬汁
芝麻菜

步骤：

鸡腿去骨，切小片，撒盐、黑胡椒粉拌匀调味，淋上橄榄油。烧热平底锅，煎熟。

蘑菇切薄片，倒进鸡片锅翻炒，适量添水，盖锅盖焖煮。

半个柠檬的汁挤入碗中，加芥末、盐、黑胡椒粉和几滴橄榄油，搅拌后得到芥末酱。

装盘时先在盘底铺一层芝麻菜，西红柿切小丁，上面放鸡片和蘑菇，再浇芥末酱。

开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42年11月НКВД内卫部队第11步兵师接到37集团军司令部命令，要求消灭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切列克峡谷的土匪叛乱，理由是盘踞在地区中心穆霍尔（切列克巴尔卡尔斯基河左岸）的匪帮夺取了一门高射炮并杀死多名战士。于是11步兵师展开清剿行动，导致1500平民遇害。事件主要发生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切列克地区五个村庄：格拉舍沃村、萨乌图村、上巴尔卡利亚村、上切格特村、昆尤姆村。

事件背景

8月7日：由于德军在苏联南部的攻势，包括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在内的北高加索部分地区宣布戒严。

8月9日：德军占领皮亚季戈尔斯克，导致战线移动至巴克桑河岸。

10月25日：德军猛攻纳尔奇克，突破37集团军防线。

10月28日：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全境沦陷，37集团军退路被切断。

11月1日-17日：37集团军残余部队突围，撤退到上巴尔卡利亚村附近时遭遇切列克地区多个武装匪帮拦截。这些匪帮的头目包括Б.И.塔巴克索耶夫、И.М.赞季希耶夫（上巴尔卡利亚村苏维埃前主席）、Н.Л.阿斯马诺夫、М.Ш.察克斯夫、К.3.库奇尤科夫、А.К.马图耶夫等人。一些匪帮联合起来，组成了由Я.Д.詹古扎罗夫领导的多达200人的大型匪帮，该人曾投靠德军，获德国军官衔，指挥部就在上巴尔卡利亚村。来自纳尔奇克的红军前上校马哈拉泽统管匪帮全局，他也曾投靠德军。

11月21日：37集团军一支小分队和匪帮发生短暂交火，双方无人员损失。但联共（布）切列克地区委员会和区执委会联合办公的苏维埃之家被烧毁，切列克地区所有党政机构停止活动。

11月22-24日：红军逃兵及当地人组成的匪帮和集团军残部在切列克峡谷交火，匪帮夺取一门高射炮，杀死炮组成员。37集团军司令部因此命令消灭上巴尔卡利亚匪帮。НКВД第11步兵师师长Е.И.希金向部队下达第20号战斗命令称：“……а)消灭位于上巴尔卡利亚的匪帮。使用最坚决手段铲除这个匪帮。在必要情况下对匪徒及同伙采取最坚决措施，包括当场枪毙、烧毁其房屋和财产……”

11月24日：部队在蓝湖和上巴尔卡利亚之间的道路打死五人，逮捕另外五名平民。

11月25日：前一天被捕的五人在医院附近被枪决，所有部队脱离峡谷。11步兵师师长Е.И.希金命令部队：“……对匪帮及同伙开展最坚决斗争，当场消灭匪帮及同伙，彻底焚烧建筑物及其财产，摧毁一切可供匪帮复活的土壤。任何情况下即使对间接的帮凶也不准表现怜悯……”

事件可能过程

11月27日夜晚-28日：第11步兵师派出Ф.Д.纳金大尉指挥的152人分队，在游击队员护送下进入切列克峡谷开始剿匪。该分队兵分两路：30人先去格拉舍沃村再去上切格特村，纳金率领其余人直奔萨乌图村。于是萨乌图村被占领，积极协助匪帮的村民被消灭。天亮后分队包围封锁萨乌图村。之后几天点名统计发现，该村310人被杀，包括150名未满16岁的儿童。

11月28日：打下萨乌图村的纳金分队转移到300米外的上切格特村。几个侥幸逃出萨乌图村的人把夜晚发生的事情告知附近村庄，于是下巴尔卡利亚、中巴尔卡利亚和上巴尔卡利亚村的一些居民进山准备抵抗。纳金大尉报告希金师长：“战斗从昨晚23点开始，42年11月28日5点扫平萨乌图村，部分匪徒逃出萨乌图溜进上巴尔卡利亚。尸体共计1200人。1)上巴尔卡利亚村敌军估计有150个附敌分子。武器包括重机枪、手提机枪和一门炮，攻打上巴尔卡利亚的尝试受挫。2)据附敌分子说，穆霍尔有80个德国冲锋枪手、200个武装匪徒，也有炮。16点收到穆霍尔敌军送来的最后通牒，我一并发给你们。敌人的计划是使用一切手段控制通往胶合板厂的道路，该计划是我们侦察确定的。我部牺牲战士2人，负伤5人。我决定占领通往胶合板厂的道路及3150高地。占领了萨尔图村环形防御阵地。等待进一步指示。有报告说从兹尔吉村到什坎特村的人全体造反。”

11月30日：纳金分队夺取上巴尔卡利亚村、昆尤姆村。纳金再次报告：“42年11月30日5点控制了上巴尔卡利亚和昆尤姆。我们一天之内消灭了居民和建筑……炸毁弹药库一座。打死300人。42年11月27日至42年11月30日摧毁上巴尔卡利亚、萨尔图、昆尤姆、上切格特和格拉舍沃五个居民点，焚烧前三个。歼灭1500人。凭借附敌分子的协助消灭匪徒90人、能够携带武器者400人（男性），其余是妇女儿童。大炮夺回……”

12月1日：射杀平民停止。希金师长回复纳金大尉：“您的报告收悉。接下来的任务是继续扫清居民点，首先是穆霍尔……采取措施侦察中巴尔卡利亚到热姆塔拉的道路，匪徒似乎从那边联络德国人。立即设法清理尸体，为此要利用当地人的力量。如果人手够用的话把大炮拖出来，如果不够就留在自己身边等待有利时机……”

12月3日：37集团军司令员П.М.科兹洛夫命令希金确定真实情况，查明被杀死的匪帮合作者身份。一种观点认为他觉得“1500”这个数字太大，肯定有冤死的。希金命令НКВД分队不要去招惹跟匪帮无涉的本地人。

12月4日：沙乌尔达特村附近约40名匪徒同纳金分队交火，但未受损失即撤退。

12月5日：匪徒逮捕5名游击队员，指责他们是杀人帮凶，一名匪徒杀死5人为亲戚报仇。

12月7日：科兹洛夫再次下令，要求联系驻扎在山口的1157步兵团的一个连，让他们协同纳金分队把中巴尔卡利亚村从匪徒手里解放出来。

12月14日：НКВД第11步兵师解散，官兵奉命编入近卫第2师。

事后调查

战后北高加索军区军事检察院响应遇害者亲属的申请，委托特别重大案件调查员亚历山大·莫克利茨基进行调查，确认未抵抗的格拉舍沃村63人被杀。而且他发现切列克峡谷行动结束后军队曾展开内部调查，认为纳金大尉“非法射击……超过63名平民，包括儿童……”。由于Ф.Д.纳金1943年1月初身亡，此案终结。所以亚历山大·莫克利茨基请亲属代表将情况“转告全体相关人员”——也就是当年被НКВД分队打死的村民遗属。

1990年代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研究了关于切列克峡谷事件的材料，承认约700平民遇害，其中367人有名有姓（包括150个儿童）；519间房屋焚毁。最高苏维埃委员会在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发现，“特别部队指挥官”Ф.Д.纳金“因功”获颁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的时间恰恰是切列克峡谷行动的时间。1992年委员会将这起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委员会成员之一：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农业大学副教授鲍里斯·捷穆库耶夫根据调查材料撰写文章向报社投稿，但编辑认为“暂时不宜发表”，2007年才公诸于世。

延伸阅读：

红色游击队的黑色秘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笔者读过一位老阿姨写的文章，题目叫《住手，犹太人》。她在这篇文章中哀哭苏联的公共餐饮、航空工业、疗养院和少先队夏令营，指着改革重组的“桑”咒骂犹太人的“槐”。

本人过了大半辈子艰难曲折生活，亲历不少地方，包括上述那些，甚至在其中工作过。我想说，就像许多苏联遗老，阿姨也在胡扯。下面分享我自己的记忆——仿佛1991年之后我什么都没看过没读过一样，只有记忆。

七十、八十年代苏联公共餐饮是贼窝子

苏联公共餐饮业活似窃贼集合之地，卑鄙又肮脏。从业者上至经理下至门卫几乎无人不偷，隔三岔五手拎鼓鼓囊囊的食品袋回家。除莫斯科和各共和国首都之外，大小城市普遍食品短缺，但没耽误狐群狗党监守自盗。

当然啦，损公肥私也需要技巧。当时不允许食堂、餐馆自行配菜，按照统一严格标准备餐，接受ОБХСС和其他营养不良的检查员监督。管理体系通常是这样：每个城市都有饮食业托拉斯（联合公司），聘用设计菜肴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研究生产工艺的人（技术员）以及核算生产成本与价格的人（核算员）。价格计算方法是物料成本×加价系数，后者取决于该机构等级。而这些机构烹饪饭菜的时候必须精确到克。

这就产生了动手脚的空间。例如用酸牛奶稀释酸奶油——蠢货才掺水呢，因为ОБХСС瞪着眼寻找混入酸奶油的水，却对酸奶视而不见。为防止牛奶过期变质，会加入小苏打。暗自设定一个“占便宜比例”，余下来的钱职工拿回去养家。此外还有破损、干耗、洒漏的允许标准，这些标准最后都百分之百“达到”了。

关于变质原料，行话叫“外快”。假设库房的某样稀缺材料——比如鸡——变味儿了，正好“捞外快”：把鸡用醋和水泡一宿，第二天送去工人食堂变成午餐。同理，如果盘中肉饼蒜味浓郁，你就知道是臭肉做的。

茶的制作方法是：满满一桶沸水，加焦糖和少许格鲁吉亚三级茶叶，微火熬煮一宿，次日早晨制得嗅之无味、尝之微甜的深棕色液体。无肉素汤很好喝，至于荤汤嘛，给你舀一勺联合油（动物油混合植物油），再放一小块肉（莫斯科）或鸡骨头（外埠）。

此外还有广泛存在的所谓“匿报”现象，以至各处普设“公平秤”，方便消费者及时发现缺斤短两。最高级的花招叫“商品换级”，意思是低等级商品冒充高等级商品销售，一般会混着卖。低级的便宜高级的贵，“省”出来的高级货中饱私囊……

结果，苏联公共餐饮业职工偷盗的食品不光自家吃用不尽，还能跟其他商贸从业者交换稀缺玩意儿，比如著名的“成套书”、水晶玻璃器、俗称“粗面粉”的胶靴、弹力纱等今朝没人要、当年人人爱的东西。

据笔者所知，基层的食堂和食品店偷盗现象猖獗，联合公司相对罕见——起码普通员工没什么机会。然而那年月很多东西每星期只供应一次，家里有个联合公司上班的亲戚实属有福。而且食堂员工薪资微薄：100-150卢布，国营商店同然。按我的理解，此乃职务犯罪之根。

吃什么

苏联食堂菜单大体如下。

沙拉：
糖醋卷心菜（勾兑醋，绝非葡萄醋或苹果醋），通常搭配半个水煮蛋。
酸腌卷心菜。
蛋黄酱盖鸡蛋（蛋黄酱用粗过滤的葵花籽油制作，有异味，不像如今的天然产品）。
酸奶油拌碎切甜菜根。
酸奶油拌碎切胡萝卜。

汤类：
俄罗斯古法罗宋汤1号：甜菜根、土豆、圆葱、醋、骨头（和/或联合油）。
俄罗斯古法罗宋汤2号：摩尔达维亚罗宋汤浓缩物、联合油。
青菜汤：卷心菜、土豆、胡萝卜、圆葱、骨头（或联合油）。

第二道菜：
肉饼：碎面包（80%）、肉、昨日剩菜（如煎蛋）。
煎牛排：碎面包（50%），其余同上。多半搭配鸡蛋上桌，是最贵的菜品之一。
煎肉排：同上，只不过用猪肉。
鸡肉：一小块清水煮鸡。鸡汤拿去做别的汤了。
鱼肉：油炸狗鳕或狭鳕背肉，通常裹面包屑。
配菜：灰色软烂通心粉、7.62毫米或9毫米口径软面疙瘩、灰色土豆泥（捣烂土豆加水）、象征性黄油少许、大麦米粥、水煮碎稻米。

饮料：
茶（见上文）。
牛奶咖啡或黑咖啡：取最廉价咖啡粉（越南产最宜），比例每杯四分之一匙，在加或不加牛奶的大罐水中熬煮。
果子羹：沸水煮化“果冻”，其原料是土豆淀粉和干燥糖浆。
果汁：自来水稀释的三升装大罐果汁。
以及最主要的——糖渍干果！只有苹果干，因为杏干和梨干都贵。

酸奶油：
整杯或半杯酸奶油本身就是一道“菜”，茶匙或汤匙舀着吃。端给你的酸奶油提前被水壶的水或酸牛奶稀释过了，没稀释的部分食堂自己留下。吃酸奶油的多是男性，因为饱腹感较强。某些地方的酸奶油还会加糖作为甜点。

面包：
两片或四片白或黑面包，既填饱肚皮，也是一种饮食习惯。有些食堂喜欢切厚厚的两片。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1997年我和一位约摸十九岁的姑娘去莫斯科某企业办事，因为没其他地方就餐，遂在该企业仍然保留苏联时代风貌的工厂食堂吃饭。本人出于怀旧心理，除罗宋汤和肉饼子又要了半杯酸奶油。我俩在桌前坐定，姑娘投来天真目光，厌恶地盯着杯中酸奶油，问：“你吃这玩意儿？”
年轻一代能如此，我欣慰地笑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食堂吃顿午饭花销约70戈比-1卢布，下馆子吃一顿“套餐”，也就是现在的商务餐花销1.5卢布。村镇食堂20-30戈比，但国营农场职工的收入仅工人二分之一。这样算算似乎也并不廉价。当年一个收入非常体面之人的月薪大概能吃200次午餐，而当代莫斯科市一顿午餐，就说300-500卢布吧，人均月薪已至十万（通胀勿论）。但如果把餐食和服务“下降”到苏联那种水平，一顿也就值50-100卢布，且不会有几个人乐意掏钱。

对苏联优质食材和天然经济的印象

苏联的畜牧业好比苏联的公家牛——形销骨立、死气沉沉。如果你下乡看见一群牛，很轻松即可辨别哪些是个体养的、哪些是集体养的。个体牛和集体牛并排站好，如同拳击手挨着老瘸子——后者皮包骨头可怜兮兮。这大概也就是你在国营店排队两小时买牛肉，最后营业员扔给你一块带肉骨头的缘故吧，何况外埠每年仅供应几次而已。莫斯科人买牛肉还算轻松，为此受尽全国人民詈骂，说我们满城肥而天下瘦！

猪肉则是又肥又腻。猪在工业化牧场吃残羹剩饭和厨余垃圾长膘，这些所谓的“饲料”装在槽里当然都变质腐臭了。不过一些养猪场也有电炉子，长时间熬煮“饲料”以消毒。此外当年的普通养猪场内院、外院粪水横流，下雨天流入河道，毒害鱼虾及周边环境。个体养猪户不光用土豆喂猪，还会上合作社粮店买一种发黑、发黏、内部有洞的面包喂猪——每天供应一次，半小时售罄。大娘、阿姨、小媳妇们用网兜拎五个、十个面包回家，扔进食槽给猪吃，甚至自己也吃。

国营商店卖的猪肉什么样？一块肥肉连着同等大小的瘦肉兼一层猪皮，这层皮也称重算价钱。后来市面出现进口猪肉，产自丹麦等国，不带皮、不带肥油纯精肉，大家都震惊了。

1970年代中期城市居民免于饿死全靠加拿大小麦和米丘林生物学，于是中央启动各种国家计划，什么“非黑土地区发展”啦、什么“粮食纲要”啦之类。巨型集约化家禽养殖场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我敢说其使用的技术肯定是从西方腐朽国家引入的，结果外埠人民主要肉食就是鸡。虽然沙门氏菌控制不住，再不能生吃鸡蛋，可蛋白质摄入量终究有所提高。

村里人只负责种菜，收菜自有城里人代劳，航空企业工程师、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是主力。每年9、10两月是全民保丰收大会战的月份。手工采收的卷心菜和土豆（收割机只把土豆刨出来，带着泥土留在原地）装车运往蔬菜储藏库，已半数腐烂。再派军工厂工程技术人员顶着恶臭弯腰分拣一遍。这也导致国营菜店永远有股怪味。冬末时节家家户户主妇扔一半土豆——烂了。话虽如此，七十年代平民家庭最美味的晚餐就是圆葱和自家腌菜炒土豆，如果幸运的话再加点儿煮灌肠，盘子都要舔三舔。除土豆外许多人家也吃通心粉，油炒一下不放肉，搁点儿阳台储存的各种自制腌菜。我认为我国人民高度热爱阳台的原因就在于此。

苏联完蛋之后，城市居民获得许多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栽种土豆、圆葱、大蒜、浆果和西葫芦，可以说当时全国相当部分地区过着自给自足生活。有一回我在北方温暖地带见到一座温室，里面居然生长着200（两百！）种西红柿，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西红柿品种竟有这么多。另外某个据说是生产战略导弹核弹头的军工厂的工人家庭种植了：黄瓜、圆葱、豌豆、黄豆、覆盆子、草莓、苹果、樱桃、醋栗、西葫芦，还养鹅！从此我就明白了，关于“风险农业区”的一切嚎叫无非苏联天方夜谭。

军事航空航天农艺

七十年代农村经济半死不活，工厂以附属农场的形式创造自己的“替代农业”。说白了这也算国营农场，只不过列在厂子的资产负债表上。工厂也有自己的食品加工业，八十年代工厂香肠风行一时，半熏制的，几乎所有军工厂都做。而且很多军工厂、炼油企业和发电厂开始养鲤鱼，既供应内部食堂和食品工厂、少先队营地、医院，又分给广大职工。

只有老邦达尔丘克能把设计局和总工艺师室职员收割卷心菜的场面拍成如画美景，别人没这本事。您站立地头，极目远眺，广阔的田野上一部分是绿油油卷心菜，另一部分是不同性别、不同尺寸的设计师屁股。他们手持自己发明制造的小刀、砍刀和斧头猛击菜根，其他人把菜扔进高栏货车。大家都穿橡胶靴、帆布防水衣。戴头巾的规范控制员、描图员脸蛋红扑扑，优雅穿行在一排排朝天屁股之间。

一个月或一个多月一次，年轻技术员被派去做“纯技术工作”——卸食品。然后发给每个人相同的食品包，内装一听罐头半听油的中国“长城牌”肉罐头，以及必有的糖和通心粉。当然，不免费。另有一种“定货柜台”，即工厂内部商店，也做食品包，不清楚具体情况。

餐饮输送系统

苏联食堂作为一种大规模餐饮输送系统，起初是1930年代借鉴的美国做法，却自行发展出一套可憎的、侮辱人的运行方式。老太婆用脏抹布擦拭铝餐盘（后来改塑料餐盘），桌面油腻腻，桌腿摇晃晃。厨师助手拖着两大桶饭菜走来走去，满脸凶相、态度粗鲁，却不知为何永远累不瘦。食堂的布局意味着总有几十个人排队等饭，而排队时间就占了午休大半。吃完的人自己把餐具放上传送带，后厨洗得慢且洗不净，新来者再取下油乎乎的铝叉和铝勺——没刀，反正不切肉。擦嘴纸是裁成若干片的粗糙包装纸，叠一下塞入带棱玻璃杯。

至于菜单，全国统一式样：罗宋汤、青菜汤、通心粉配肉饼子。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苏联工厂管理层有独立小食堂，有女服务员、体面的奶油汤配烤面包块、鳟鱼、猪排和煎土豆，但只接待厂领导。我曾进去过，很喜欢。

工人酗酒

普通苏联工人每天从老婆手里拿1卢布，花在午餐和抽烟上。为什么找老婆要？因为七十年代这个国家——至少俄罗斯联邦——妇女确实顶起半边天。阿姨们照样参加铁路铺设，只不过干油漆工罢了。航空企业的女性从事车床工、工艺师、会计员和技术检查科控制员，而男工爱酗酒。所以半边天只要管住月薪和预支工资，就能压下来镇住他们。

同理，苏联的公共餐饮业，就跟托儿所、幼儿园和少先队营地一样，无非是为了帮助广大妇女挣脱家务束缚，吸引她们操作各式各样机器。

航空厂和其他军工厂男工酗酒的路子如下。首先伏特加几乎不可能带进单位（除非保温瓶装）——因为门口有警惕的保安。那么贿赂卡车司机10卢布，这些本事人自有办法给你搞酒。第二种选择是酒精，计算中心消耗量很大，用于擦拭苏联自产电子计算机的部件，因此酒精品质很好，一部分流入车间。第三种选择是酒精清洗液，例如所谓“香波”，即设备去污的含酒精溶液，用于去除维修部件的油灰、积碳。酒鬼们如果幸运的话拿到没开封的，喝就行了。如果是已经用过的，那就把装满黑色液体的溶剂瓶放入冷库，酒精会浮在杂质上层，倒出来即可。

发薪日肯定要喝一顿，不然工厂附近车库和幼儿园是干什么用的？！酒鬼们聚在这些地方畅饮伏特加，吃很简单的点心，有时干啃面包。老太婆们像狼似的在醉汉周围逡巡，瞅机会捡空瓶子，能卖10戈比。

工人酗酒一旦被抓，每个车间都有同志审判会，由工会积极分子组成。审判会谴责酒鬼和旷工者，偶尔也谴责缺德之人和家暴男（应妻子要求）。车间画家把有罪者面孔画成讽刺海报，张贴醒目处，起精神惩罚之作用。物质惩罚包括停发奖金、取消冬季休假，最严厉的是在脱瘾诊所强制治疗。辞退极少——毕竟国家需要飞机、坦克。

宿舍

苏联航空工人和工程师分配集体宿舍，人均面积5平米，但前提条件是来自外地。本地职工只好跟父母挤着住。

集体宿舍分三种：男宿舍、女宿舍、家庭宿舍。家庭宿舍被公认为文化和高尚道德情操中心。女宿舍则是放荡中心，青工们在这里当着目击者或众人的面失去贞洁。一间宿舍四张床，男友夜晚来访，宿管老太太或二楼邻居劝说无效，俩人钻被窝办事，尽量不发出声音。舍友闭眼装睡。

宿舍也有混合型的。由于离婚或找关系走后门的缘故，家庭宿舍出现了单人间，男、女宿舍出现了家庭间。婴儿在家庭宿舍降生，很多住到当兵为止——这样的本人就认识一个。每层楼一间公厕，条件好的四个宿舍一间。公共浴室在底层，女性用6天，男性用1天。大厨房同样每层一间，水槽若干、炉灶若干。倘若发生罗宋汤被盗案，无非吵闹一场。

大家都在自己屋里洗、晾尿布和其他内衣裤。八十年代宿舍流行“婴儿”牌小型洗衣机，一桶水解决问题。

少先队夏令营

多数父母乐意把孩子送夏令营一个月，自己好清静清静。那些酗酒家庭的孩子可能住的时间更久。除了堪比疗养院的“阿尔捷克”和其他高级夏令营，普通少先队夏令营确实只是个“营地”。七十年代典型夏令营就是几座板房组成，10个孩子一间屋，户外旱厕撒着石灰、没手纸，附近大概也没有洗手盆。此类厕所其实是男孩们第一次接受“性教育”的地方，在厕所墙上打个洞偷看女同学

典型夏令营也要有大食堂、足球场、操场、带木头看台的集合列队场以及河畔浴场，四周栅栏围合，禁止父母随意跨越。夏令营入场券10-15卢布不等，不足部分由税收和剩余价值进行补贴。顺便提一句，苏联长期征收无子女税，民间鄙称“蛋蛋税”，等于让没孩子的人出钱养别人孩子。贫穷未嫁女性和婚后没娃男性对此怨气冲天。（儿按：无子女税规定了多种减免资格，1992年实质废除）

夏令营的小营员们20-30人一队，一位保育员和一位辅导员共同管带，这就好比工农红军指挥员加政委。白天孩子们遭受宣传轰炸，包括研读少先队英雄帕夫里克·莫洛佐夫、马拉特·卡泽伊等人生平事迹。

三餐貌似多样实则简单：早饭稀粥和牛奶，午饭参见前述苏联食堂菜单，午后点心是饼干或果冻蛋糕或果汁，晚饭肉饼和通心粉。孩子们总感觉吃不饱，其实是不合口吃不惯，眼巴巴盼着家长探视日。这一天的意义主要在于爹妈来送东西，什么苹果、草莓、水晶糖，饼干、炼乳、华夫饼…… 炼乳似乎是无价之宝，一整罐炼乳啊！孩子们互相炫耀自己拿到什么好东西了。

娱乐活动包括体育竞赛、喜剧足球（译注：成年人穿滑稽衣服，无固定规则）、“海王星节”（译注：7月16号戏剧表演）、撕下敌方纸肩章的“启明星”战斗游戏、给熟睡女孩身上涂牙膏和大型篝火晚会——这些都很有趣很不赖。此外，每天早晨固定集合列队、齐步走、听讲座是孩子们不喜欢的，忍了吧。

我不认为少先队夏令营是坏事情，但也不会把它理想化。如果有人还不知道，那么这种制度最初源于美国童子军野营。

苏联工业为什么会垮掉

因为缺乏竞争力。汽车、电视机、电熨斗等日用百货都是次品，刚出厂就落后了，品质低劣、外观丑陋，若非没得选根本没人买。总书记赫鲁晓夫亦说我国产品质量怎么也无法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至于航空工业就复杂了，我自己也感觉遗憾。世界上本就没几个国家真懂造飞机。

任何一个走访过食堂以外的航空厂的人都能证实，七十年代航空工业已经千疮百孔。违反工艺标准的情况比比皆是，惟有数量难以置信的检查员们忙于补救，但他们使用的却是爷爷级检查设备。西方、德国和瑞士的检查设备令大家艳羡不已。举例来说，铸件计划废品率有时候高达80%。铸造和冲压工艺很少，多数情况下使用昂贵的金属切削工艺。我们的机床普遍过时，甚至有二十、三十年代许可转让的——本人亲眼所见。1970年代虽已进口日本、意大利等国精密数控机床，但数量不多。本国的数控机床非常落后，改良速度缓慢。各种先进技术如激光切削、爆炸成形、精密锻造等只在试验生产阶段。机器人技术恍如外星科技。

根本不存在自动化设计，只有试验。设计师手握布拉迪斯表格、对数尺，趴在捷克绘图台上拿铅笔画线。飞机零件造出来也是手工调整，通常用锉刀、针锉、金刚砂纸和打磨膏。在某些地方，第一级发动机叶片是工人用毛毡围着胸口、顶在磨床上打磨的。凡此种种皆发生在拥有无限军事预算的封闭国家，但显然没法跟其他国家生产商相提并论。而且航空厂自行生产螺栓、螺母、钻头和车刀，因为当时国内缺乏合乎标准的工具制造企业。

我的一位朋友九十年代初曾参与建立苏美合作航空企业，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为此展开竞争。结果共产党人把这事儿搅黄了，他们相信美国人为了消灭对手将故意毁掉一切。于是美国同行走进餐馆放松，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段非正式对话：
— 你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杀死苏联航空工业吗？
— 怎么做？
— 袖手旁观！

文章最后，关于犹太人

我不记得见过犹太厨师，当然也不敢断言没有。但在航空和其他军工设计局里面，恰如反犹主义患者爱说的那样：犹太人多得不成比例。

譬如苏联州一级军校有自己的精英专业：机械动力及机械强度系。这个专业极其复杂，除了需要好脑子，还得有发奋掌握它的顽强毅力和钻研科学的天赋。如果缺少该专业培养出来的材料强度工程师，任何东西都无法正常开动、起飞和射击而不断裂。恰恰犹太人做这行的人数从某种程度上说多得不成比例。这还只是例证之一。如果您喜欢苏联的军事、航天和航空技术，请不要忘记犹太人的贡献。

因此，每当我听说以色列又造出什么尖端军事装备，真的不惊讶。

PS:
如果东正教苏维埃信徒读完这篇文章感觉焦虑，那么我告诉你们，本人十七岁那年被一个臭烘烘的苏联肉饼毒害，只因斯堪的纳维亚金发蓝眼大高个厨子们在潜伏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头目的带领下偷光了好肉。我暗下决心离开这个吃不饱的国家寻求美国伙食。但众所周知，苏联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占据，只批准最纯正的犹太人移民。所以我折腾老娘整整一星期，千方百计从她家族寻找哪怕一丝丝犹太血统，可我失败了——上推12代，俺家只有本地通古斯人。
所以我很想加入你们的愤慨，毕竟苏联犹太设计师把纯种盎格鲁撒克逊和条顿设计师的创意都剽窃干净了嘛。但你们休想叫我这个通古斯人“犹太佬”，这不行。我还想说，二十世纪中叶苏联形成了新族群：统一苏维埃族，这个族群的代表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盗窃祖国财产，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到俄罗斯的毡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延伸阅读：

我印象中的苏联食堂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前夕，党和政府继续用苏联科学技术新成就使人民惊喜连连。图-104喷气式客机和图-114洲际客机投入运营、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展现出一幅辽阔但有待实现的未来愿景。

1957年10月列宁格勒“基洛夫”厂炼钢工人А.诺维科夫致信《劳动报》编辑部，摘录如下：

“……谁不为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消息欢欣鼓舞？我们苏联人，谁不为自己强大的祖国、为她的科学家、工人阶级打心底感到骄傲？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才能，看我们怎样跨步向前！

不久前我国人民决定在人均肉类、黄油和牛奶生产方面追赶美国。谁都不会怀疑这个目标必能实现。今天人人都能看到我们的力量。我们苏联的技术已经超越了美国。因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我们在苏维埃国家发射的。

今天我们的主任在换班碰头会上宣读塔斯社报道，炼钢工人纷纷表示将更加团结友爱工作。我代表车间工友同志宣布：
— 祖国需要多少钢，我们供应多少钢。”

同年10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天文学家加夫里尔·季霍夫致信《劳动报》，摘录如下：

“……我82岁，活了很久。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人们钦羡刚刚出现的新事物：电话、收音机和第一架飞机，那时候叫做飞行器。

我在普尔科沃进行的第一次天文观测。我记得早年间我们普尔科沃的人前往遥远卡卢加外省，去К. Э.齐奥尔科夫斯基老师家。他是个十分谦逊的人，也是祖国的伟大爱国者，天才的科学家。

在我国许多天文学家选择用外文出版自己著作的时候，在法国和德国天文台被奉为天文学奥林匹斯山的时候，齐奥尔科夫斯基更愿意在家乡城市出版作品，尽管当地印刷厂甚至没有印刷科学文献的全套铅活字符号。

但这些作品多么惊人啊！我们钦佩齐奥尔科夫斯基勇敢的科学想象力，同时认为无论作者本人，或我们自己，都不会有机会目睹星际飞船问世。

40年前我在普尔科沃听着隆隆炮声第一次观测火星冲日（儿按：季霍夫早在1909年已观测过火星大冲）。那时候我认为，人类距离认识其他行星上的生命还有一个世纪。

40年来，全世界惊讶地注视着苏联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世界第一座核电站、第一枚洲际火箭。而现在，我们苏联造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祖国的一部分升到了地球之上！全世界都在收听地球卫星的信号，都在用望远镜寻找它。

对于我这个研究其他行星生命的天体植物学家而言，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是我生命中最激动、最可喜的事件。多年来我一直捍卫并将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其他行星存在生命，尤其火星，我已经观测了近60年。如今我相信，苏联宇航员把首批火星植物标本带回地球的日子不远了。

而且我要祝愿我国青年人：
— 敢做敢为啊，朋友！你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先进入太空的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另一重身份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第六届至第九届）。虽然此项“副职”算是强加的，但他却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几乎有求必应。这一点很快家喻户晓，请愿信似雪片般飞来（他还亲自面见群众）。虽然肖斯塔科维奇向上级反应的大部分请求都以“办不到”作答，但他偶尔——通常在与官员长久沟通后——能够让平头百姓的生活变得轻松些。

肖斯塔科维奇收到的群众来信主要诉说当时民生的种种苦难：梦魇般的集体住房、赤贫、残疾问题、领导干部专横、不公正审判、劳改营环境等，结核病患者数量也令人吃惊。本文摘录一小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信件撰写时间并非战争刚结束的四十或五十年代，而是1966-1975年。

来信之一

Д.Д.肖斯塔科维奇：
居民点切尔努哈、谢杰利尼科沃、米舒科沃的选举人向您写信。
请求我们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帮助解决腌渍鱼和冰鲜鱼短缺的问题，这些产品几乎没有，非常稀少。难道我们没有渔民吗？我们有许多渔民，江河湖海遍布，却没有鱼吃，就连最差的鱼都没得吃，没腌鳕鱼和冰鲜鳕鱼，没鳊鱼，没鲤鱼，没狗鱼和江鳕。劳驾亲爱的代表费心提出这个问题，少送些鱼给邻国，优先供应本国百姓和农民。请您尽力而为吧。
（署名）通沙耶夫斯基地区的选举人

来信之二

恳求您研究我的申请，因为我是个多子女的女人，住18.5平米私人住宅，但房子摇晃、潮湿，眼看要倒，地下室已经垮了。我家七口人，18.5平米真的很小，他们睡里屋，我睡门边，没有足够空间。七口人五个孩子，三个上学，我不能给这仨念书的方便条件。我自己从1941年就在机器制造厂上班，工作二十五年从没得到任何帮助，我说什么人家都拒绝，不仅拒绝，甚至不理睬我。我抛下孩子上班究竟为了什么，让他们无人照管像孤儿一样，自己却在厂里无休息日做工，甚至两班倒。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恳求您研究我的申请，因为我是多子女的女人，没有任何条件让自家学生念书，甚至连睡觉都像牛躺在地面。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求求您答应我帮我家修好房子，要么转告政府，为孩子创造学习条件。
请您满足我的请求。
（署名）Р.М.波波娃

来信之三：

你好！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请接受我们的祝贺并收下我们的请求。我们非常清楚祖国的文化和美丽生活健康繁荣。只可惜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我告诉你，看不到是因为我双眼全盲，听不到是因为我们村没通电、没收音机。我70岁了，30年没见过光亮。国家给我一点点养老钱。但我想听广播。广播！这个词意义重大。报纸上有我国各个角落的生活，我以前能看见能劳动，如今瞎了再不能手捧报纸。
周围所有村子都电气化，唯独通往我们村的电线闲着无用。电线杆立在田地6年了，很快会倒，村里却没有灯光。无人照顾我们太委屈了，因为我们村大部分是残废，显然没人拿我们当人。
敬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想要伊里奇灯泡（译注：即普通白炽灯，因列宁推广电气化，故有此谓），想要广播！苏维埃政权即将五十岁了，我们这点儿东西都没有。
恳请您帮帮我们。
尼古拉·安东诺维奇·斯米尔诺夫（70岁），阿尼西娅·埃斯塔菲耶芙娜·鲍里索娃（90岁）
（女学生М.Н.代笔）

来信之四

……我是69岁鞑靼族老女人。含着眼泪请求您——我们高尔基民族区的代表——帮我解决困难：拿回我以前住的房间钥匙，房间被巴拉赫纳市房管局从我手中夺走了，因为我儿子在普拉夫金斯克居住生活，有个一居室公寓，他结婚了，很快就会生孩子，已经不需要我了。我在巴拉赫纳住了20多年，在那个失去钥匙的房间住了9年，退休金24卢布。眼下我能去哪儿？丈夫在伟大卫国战争死了。我找过各种部门，没人愿意好好对待我。求您作为民族院代表（译注：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帮助我。毕竟他们从我手里拿走钥匙的那个房间至今空着，所以请帮我索回钥匙，让我住到生命尽头，反正我没几年可活了……

来信之五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对您倾诉就像对自己的代表。
我身有残疾：缺两条腿、一条胳膊，在高尔基电视台演播室工作8年了。我不是爱发牢骚的人，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过着有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唯一折磨我的是痛苦的居住条件。我、妻子和女儿家住11层。本人从1955年起忙着换房，已多次排到第1位，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某种原因延后。最近一次直接把我从第1位挪到第18位。
没人能够向我解释这种情况因何发生，这种欺侮何时结束。
我请求您，敬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介入此事帮助我。
谨此，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祖布连科夫

来信之六

亲爱的肖斯塔科维奇，我今年34岁。14岁到19岁参加劳动，在捷尔任斯基地区农村。19那年双腿瘫痪，成了一等残废。在床上躺几年，我坚决要求截肢。1956-1961年动九次手术，终于甩掉两条废腿，只剩活动能力很有限的胳膊。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活动，用一辆小型轮椅，总比像个会喘气的尸首躺着强啊。六三年我在捷尔任斯克找份工作，在家接活做手工。经历这么多磨难，我无法继续住农村，因为轮椅不能在沙地和泥地前进。我的身体条件也开不了摩托四轮车（译注：即残疾人微型车）。所以搬进城里，住在私人住宅。结了婚。我的情况很不容易找到公寓，只得勉强在偏僻市郊找个私人住宅安身。这附近缺少基本生活设施，最重要的是没有沥青路。沥青对我而言就是腿。
房子是填平房，寒冷，7平米，转不开身。请注意，我在家工作。我洗澡也在家里，用儿童浴盆。不能再去公共澡堂了，三年得了两次传染病（真菌），把媳妇也传染了。这没什么奇怪，因为我必须光着屁股在澡堂脏地爬（请恕直言）。离开澡堂回家路程整整4千米。想象一下我洗完澡是个什么样子吧，比没洗之前脏五倍。
冬天的时候大小便也在家，因为厕所在外面。风雪弥漫，我必须硬着头皮咬着牙。我工作的企业直到下个五年计划之前都不会分房子，所以市苏维埃执委会把我列入排队名单。可惜啊！我排名第60。
我急切地恳求您援助，帮我摆脱做室内困兽的境地。求您帮个忙吧，在市里有沥青的地方找个房子。给我一点点机会活得像个苏联平等公民。
期待您的意见。希望从您那儿而不是遥远的地方获得答案。
（署名）卢科亚诺夫

来信之七

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代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我拿到修房的木料三年了，屋顶的木料却不给我。房子正在腐烂，允诺的屋顶盖不上。找过本地部门，答应的都挺好。我恳请代表帮助解决屋顶木瓦250片。在此请您不要拒绝。
请求人叶罗费耶夫

来信之八

Д.Д.肖斯塔科维奇：
判决书：
1967年2月10日谢苗诺夫斯基配件厂管理处同志审判会审理了人民法院转交的仓库保管员З.А.卡特舍娃侮辱和殴打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科马罗娃的案件。
同志审判会认定如下：
1964年1月份，不享受分配套房资格的总机械师办公室电焊工М.И.卡特舍夫收到了加加林街3号公寓7号房间（14.8平方米）的住房证，另一个10.8平米房间分配给铸造车间女工В.Ф.帕申娜，两家合用厨房。
搬进新家头几个月，卡特舍夫两口子很高兴能住房间。З.А.卡特舍娃投稿《中央报》表示：“漂泊私人住宅12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一个房间，心满意足啦”。然而共同居住一段日子后，卡特舍娃决定驱逐室友扩大自己的生活空间。她开始持续挑衅帕申娜：“你没交电费！你不擦地板！”卡特舍娃不仅口头侮辱对方，甚至动手打人，有一回她在帕申娜即将分娩前两星期踢她肚子。于是帕申娜另外分得独立住房搬出，卡特舍娃得偿所愿，但由于夫妻俩无资格分配套房，空出来的房间给了铸造车间女工Т.А.科马罗娃。卡特舍娃得知此事扬言：“想进门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拆除了隔断房间的砖墙，企图紧紧锁闭厨房通往科马罗娃房间的门。1966年7月1日铸造车间主任和房屋管理员陪同科马罗娃搬入指定给她的房间。当科马罗娃收拾屋子时，卡特舍娃宣称：“你的努力是徒劳的！反正我不会让你活太久！”于是从第一天起卡特舍娃就不停侮辱科马罗娃，纠缠鸡毛蒜皮小事，殴打她，采取一切手段令她无法忍受，于是科马罗娃腾房。
1966年12月22日卡特舍娃袭击科马罗娃，抓伤其脸部，只因科马罗娃动了动炉灶的火钩子。
1967年1月23日卡特舍娃再次攻击科马罗娃，揪掉她一缕头发。
州苏维埃代表М.Е.西罗京在审判会上证明：“卡特舍娃一直都敢当着我的面击打科马罗娃脸部”，铸造车间工长兼同志审判会主席库拉莫诺夫表示：“卡特舍娃企图在我们面前伸手打科马罗娃脸”。审判会获得保健站出具的证明，指出科马罗娃曾遭殴打。
整个审判期间卡特舍娃表现挑衅，口出污言秽语干扰证人和代表……

来信之九

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您的信收悉，衷心致谢。
我约见了区执委会主席别克托夫同志，跟他说我兄弟自愿上前线作战，回来就生病，周期性发作，多次送进精神科，已在精神病防治所登记挂号了。但别克托夫同志说像我兄弟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不能因此就分房子。我告诉别克托夫同志我见过您，您跟医生谈过，他却说我对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指手画脚。别克托夫同志的冷漠态度我无话可说了。我现在叫我兄弟自己去见他，又担心后果，因为他可能会在头脑发热的状态下做出什么事来……
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哪怕让他们给我兄弟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也好啊。祝您健康长寿。
再见，Р.А.梅利琴娜

来信之十

莫斯科市
苏联著名杰出作曲家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我们备受尊敬的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请允许我：一个您不认识的普通劳动者向您致意。
本人12、13岁第一次参加劳动。1932年建设共青城，我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加入共青团。岁月如梭，1938年4月18日下班后我和许多人一起被拉到哈巴罗夫斯克，那里有当时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局的三人小组。我和许多人一样被判刑3年，流放马加丹州科雷马极北地区，在那里的矿井、钻孔和矿山工作。1941年4月18日释放，我仍然干钻探工、矿工、采煤工从事体力劳动，开发极北地区。
就这样一直在井下工作到1945年9月8日，发生了一桩我没听说的案子，他们把邪恶手段归咎于我，我稀里糊涂地被指控犯抢劫罪、谋杀罪，接着根据167条第2款判我十年。
于是我以囚犯身份继续做最辛苦的工作：采煤工、钻探工，一直在极北最严酷有害的劳动环境伐木、劈柴13年多，无论是管理部门让我干的活，还是在纳切耶沃港跟潜水员一起工作，我都无可指责地完成了。我们亲爱的杰出的苏联大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当冤罪强加于我的时候，当我被专横指控的时候，当我在北方艰苦环境日复一日劳动了16年2个月失去健康之后，难道不委屈吗？我请求您帮助我这个无辜的劳动者，在你们那边研究一下我的情况。倘若我这辈子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或者伤害过谁，甘愿受最严厉惩罚。可我只知道工作也只会工作。
自从我在北方丧失健康变成残废那天起差不多过去三十年了。我请求您亲自帮我一把……
罗斯托夫州维申斯基地区巴兹科夫斯卡亚
（署名）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别斯图热夫

来信之十一

最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们向您请求援助。
我们在这处房子生活五年，也被折腾了五年——没别的词形容，在苏联这样对待我们是不允许的。我家窗外（一层）几乎紧挨着长椅，各年龄段的居民在长椅上一坐坐到深夜，喊声和噪音使我们没法休息。
本人：伊娃·鲍里索夫娜，身患疾病，是共和国规定的养老金领取者，今年72岁，尽管如此我仍然在政治犯之家（译注：指革命前的政治犯和流放犯）从事社会工作。我的第一个错误是申请移走长椅，第二个错误是生为犹太人。我丈夫瓦西里·谢苗诺维奇·雅科夫列夫以前是政治犯，俄罗斯人，女儿们也是俄罗斯人。而我是犹太人，他们在我家里，在苏联，当着我的面骂我，说我是犹太狗、“犹婆子”，还有各种不堪入耳的话。
本人：兹韦兹达·瓦西里耶夫娜·雅科夫列娃，女儿，做两份工作：第一产科医院和儿科门诊部。我们俩都是早晨7点出门，9点以后才回来。住在楼里的人基本见不着我们，可我家窗玻璃多次被打破，棍子扔进屋内，这种实物证据我们有一整套。
参与这些卑鄙活动的人根本不认识我们，无缘无故指责我们犯了滔天大罪。组织、教唆这些卑鄙活动的人名唤帕维尔·斯捷潘诺维奇·加夫里洛夫，1938年党员，退役中校，在苏联军队当兵26年。似乎这种人本来不应该允许谁当着他的面用“犹婆子”、“犹太狗”、“母狗”之类脏话侮辱人的，可是坏小子杜尔涅夫、涅恰耶夫扔棍子砸玻璃的时候，П.С.加夫里洛夫却不吭声走开了，纵容坏小子继续他们所谓的“娱乐”。
至于警察在这些卑鄙活动中的表现，警方代表认为没必要起草一份关于砸窗玻璃的报告，也不知道窗什么样了。
恳请您，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找找党组织，因为他们是我们事业的缔造者。
此致，敬礼。
（署名）Е.雅科夫列娃，З.雅科夫列娃

来信之十二

Д.Д.肖斯塔科维奇：
本人是集体农庄女农民，1958年起在楚瓦什自治共和国亚德林地区“战士”集体农庄劳动，有四个年幼孩子：大儿子根纳读二年级，9岁。另三个：鲁道夫、阿道夫和埃尔诺，最小的4岁，还没上学。
1964年5月我丈夫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被判处七年监禁，罪名是触犯俄联邦刑法典第103条，现关押在切博克萨雷市ИТК-4劳改队。指控我丈夫的事由是，他的姊妹赫列斯京妮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格里戈利耶娃在自己丈夫死后跟同村人公开同居，我丈夫М.Д.德米特里耶夫有一回当着街边妇女的面责骂他姊妹各种不检点行为，于是二人争吵。然而我丈夫并没动手杀他姊妹。第二天早晨在格里戈利耶娃家院子发现她的尸体，我丈夫就被捕了，说什么“他当着满街众人揭穿丑事，有可能杀她”。就这样侦查员提出的不成熟动机被带上8月21日庭审。时至今日我丈夫刑期过半仍然坐牢。我想强调的是我丈夫对法律一窍不通，被捕后5天，以斯梅尔洛夫中尉为首的警察用各种方式虐待我丈夫，拳打脚踢，撕碎他的衣服，4天不给饭吃，生生把我丈夫——原共产党员、红海军战士变成罪犯。
过去三年半时间，我这个犯人家属，尽管如您所知带着这么多小孩，却未享受任何优待政策，相反他们却被各种部门和集体鄙视，我和孩子们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悲哀。虽然在一个正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回忆起贫穷是落后行为，但我的孩子毕竟遭受了这种残余，小小年纪就去捡面包片吃。虽然这个周年纪念（译注：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给全体苏联人民带来欢乐，但我家并没摆脱赤贫、饥饿和寒冷。我无法想象未来会怎样。我和我的孩子年复一年走向死亡。我无力阻止这种结果，尽管我在集体农庄认真劳动……
（署名）女选举人维拉·菲利波芙娜·德米特里耶娃，选民册编号214

来信之十三

……本人А.Д.佐托夫1943年3月8日在鲁萨站附近受伤，失去一腿，三等残废。家住本地农村，在兹尼亚科夫斯基村务农。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本人每天必须拄拐徒步单程行走3-4千米。仅存的好腿因超负荷开始疼痛。为了保住这条腿，我不得不向高尔基州社会保障科申请一辆谢尔布霍夫斯基厂制造的手扶车。去年医务复查委员会拒绝发给手扶车，医生表示我还有“长残肢”，无权使用手扶车。这话就好像我的长残肢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其实长而沉重，没法靠它走路。高尔基市的残废人都用手扶车，市里也有交通工具：电车、大客车、无轨电车。我住乡下，只能拄拐步行劳动……
我在前线失去一条腿并不感觉委屈，但和平年代在家乡再失去一条腿又为了什么？很懊恼。
再次向您声明，只要我第二条腿不那么疼了，能够相对轻松上班回家的时候，我不会再申请使用手扶车。而现在我要求保住这条腿，保住我的劳动能力，免于沦为废人。
我也不愿放弃国营农场工作——抚恤金不够生活，良心不允许我去干别的。
请您帮助我。
（署名）佐托夫

来信之十四

……本人三等残废，没有双腿。我有一辆摩托四轮车。本市苏维埃没给这辆车提供停车棚，四轮车放在街边生锈，被恶劣天气和路人破坏了。我是有工作的残废人，需要经常使用摩托四轮车，所以车应当停放在残废人住宅不远的地方。我找过不少地方，但都没结果。请帮我解决这个情况。
敬礼。
（署名）阿列克谢·西罗特金

来信之十五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奇·肖斯塔科维奇：
本人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楚巴诺夫，想找您求助我的脚疼六年了没有旁人扶着走不满一百米。我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一直参加工作买过一辆轻便摩托车骑着它行动非常自由，1967年车坏了我修过几次可它已经彻底不行了。我请求您帮我买辆新的。我自己买不起。妈妈也是二等残废所以没人能在经济方面帮我父亲死在前线。
请帮我买辆轻便摩托车这样我才有希望。
（署名）二等残废劳动者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楚巴诺夫

来信之十六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恳请您协助我们买一台电锯。对我们而言它意义重大。电锯好像不难买，但到处买不着。我们多次找过地区农业管理局、地委、地区农机联合会、州农业管理局，答复只有拒绝。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再次恳请您帮我们买一台电锯。
（署名）集体农庄主席В.А.什干诺夫，党小组长Л.亚木津

来信之十七

投诉
请求您，肖斯塔科维奇同志帮我们安排电灯。五年多来，我们杰亚诺沃村列宁遗训集体农庄庄员一直忍受无电灯之苦，费用按月缴纳，开灯只有一缕红丝。孩子们没法上课，总不能像原始人似的举火坐着。以前找过国家电力，他们答复没有装配工，现在有装配工了，又缺电线。五年来一直如此……
此致（18人签名）

来信之十八

Д.Д.肖斯塔科维奇：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这种日子我们怎么活啊？
根本没厕所怎样生活？现在家家户户都用桶子当厕所，拎到街上倒掉。没厨房怎样生活，只有一条阴暗闷热的走廊，搁着三个煤气热水器，两个煤气炉，我们都在这儿烧饭，挨着当厕所的桶子洗衣服晾衣服，旁边还摆着桌子等。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彻底没力气了，不想活了。
我们希望获得您的援助，别像我们高尔基的领导冷酷无情。除了您，我们的代表，还有谁能帮我们。
应21、22、23、23-а室租户之请
（署名）В.乌尔特明采娃

延伸阅读：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两封告状信

赤贫的胜利者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50年7月27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设立“劳动英雄”奖。该奖项不仅是荣誉头衔，既有实打实的一万东德马克现金，还能优先分配住房、优先排队买车等。麦穗、圆规、铁锤、月桂叶图案的金星奖章每年授予最多50人，包括车工、织布工、科学院院士及政治局委员…… 而他们共同学习的对象，乃是1948年一个班次超额采煤387%、人称“德国斯达汉诺夫”的煤矿工人阿道夫·亨内克。

阿道夫·亨内克1905年生于矿工家庭，父母双亡后由叔叔抚养长大。魏玛经济危机期间继承父业，二战后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48年Lugau-Oelsnitzer煤田开采量低于去年，当地官员力图证明自己治下也能产生“斯达汉诺夫式”劳动者。他们起初选中青年采煤工弗朗兹·弗朗尼克，可小伙子断然拒绝破纪录工作，唯恐被同事们视为“工贼”。官员们转而要求阿道夫·亨内克担此重任，虽然无论其年龄（43岁）、外貌（秃顶）和名字（容易联想起希特勒）都不理想，却也没别的办法了。

刚开始亨内克也不想答应（考虑别人的观感），但最后宣布准备好冲击工作纪录。1948年10月13日他在两名德国统一社会党员及一名工会代表的陪同下进入矿井，在事先挑选的作业区十三个小时采煤24.4立方米（标准6.3立方米），超额387%。赢得奖品1.5千克脂肪、三盒香烟、一瓶白兰地、50马克外加一束鲜花。工友的仇恨紧跟而来：亨内克搬去东柏林做官之前他家窗玻璃多次被砸，单位配的车轮胎也被划破…… 此中原因很简单，就像苏联诸位“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以及各工业领域破纪录者一样，他们的成绩给了上级提高劳动定额的理由，工人实际待遇却并未随之提高。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大多数普通工人消极懒散，不肯效仿亨内克、斯达汉诺夫、拖拉机手帕莎·安格林娜、炼钢工人马卡尔·马扎伊、火车司机彼得·克里沃诺斯等如今已被人们淡忘的破纪录者那样努力奋斗。普通工人的工作条件完全不同，较之专门提供给破纪录者的条件简直天差地别。比如斯达汉诺夫平日只挥舞风镐工作，有一回派他去干支柱工和运煤工，导致整个班组瘫痪。

亨内克1948年创纪录的那个矿场，从掌子面往外运煤、运石的老旧传送带频频故障，特意为亨内克安装了崭新的，又额外安排几个人协助铲煤（采煤工一般自己铲煤或互相铲煤）。而且作业位置是亨内克自己选择的最容易操作的区域。甚至有传言称，下井前一天矿工们曾在掌子面的几个位置进行钻孔准备，便于亨内克更快、更轻松使用风镐——但很可能只是传言而已。

1949年阿道夫·亨内克获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级国家奖，奖金十万马克。1950年当选人民议会议员，后成为国家计委部门负责人，长期担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64年获卡尔·马克思勋章（译注：相当于苏联“列宁勋章”）。1975年逝世。

从1949年开始，每年10月13日被定为东德国家纪念日：“积极分子日”。曾经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类似节日，都有纪录创造者，宣传机构都把他们树为榜样。例如波兰有矿工文森特·普斯特罗夫斯基、匈牙利有车工伊姆雷·姆什卡，后者1949年超额完成计划2000%，据说使用最好的车床、配备五名助手。伊姆雷享受了几年荣耀，终究难以忍受同事白眼，萌生退意。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义，伊姆雷失踪，传说逃往西方某国，要么丹麦要么比利时，在那儿继续干车工，后因“工作不力”遭解雇。

今天这些人几乎都被遗忘。大家忘了织布女工露易丝·埃尔米什，1950年代曾号召全国学习她的工作方法；忘了精纺女工弗里达·霍考夫，她的口号“今天我们怎样工作，明天我们怎样生活！”曾高悬每个车间…… 俱往矣，低效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对“超额完成计划”的病态迷恋同样消失于历史深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帝国外交部长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

国家机密

帝国外交部长办公室，1939年8月24日

8月23日夜晚-24日帝国外交部长同斯大林先生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之间的谈话记录
（译注：即《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当天）

讨论了以下话题：

1.日本

帝国外交部长表示，德日友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针对苏联。此外，我国同日本拥有良好关系，能够为解决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分歧做出实际贡献。如果斯大林先生和苏联政府希望如此，帝国外交部长准备朝这个方向行动。他将采取相应方法利用自己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力，并将随时通知苏联驻柏林的代表。
斯大林先生回答，苏联政府确实希望改善自己同日本的关系，但对日本挑衅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日本想要开战，那就开战吧。苏联不害怕（战争）也准备好了。如果日本想要和平——那就太好了！斯大林先生认为德国帮助改善苏日关系是有益的，但他不希望给日本造成是苏联提议这样做的印象。
帝国外交部长表示同意，并强调他的帮助将仅限于继续他已经与日本驻柏林大使进行了几个月的对话，以期改善苏日关系。因此，德国在这个问题上将不会有新的举动。

2.意大利

斯大林先生询问帝国外交部长意大利的意图。难道意大利除了吞并阿尔巴尼亚之外就没有别的目标了吗？对希腊领土呢？在他看来，意大利应该对狭小、多山、人口稀少的阿尔巴尼亚没有特别兴趣。
帝国外交部长回答，由于战略原因，阿尔巴尼亚对意大利很重要。此外，墨索里尼是个吓不倒的强人。他在阿比西尼亚冲突中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意大利凭一己之力抗衡敌对联盟，捍卫了自己的目标。即使当时的德国也还没有能力给予意大利实际支持。
墨索里尼热烈欢迎德国和苏联之间恢复友好关系。关于互不侵犯条约，他表示满意。

3.土耳其

斯大林先生询问帝国外交部长德国对土耳其有何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帝国外交部长答复如下：他几个月前告知土耳其政府，德国希望与土耳其建立友好关系。为实现这个目标，帝国外交部长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土耳其政府的回应则是成为最早参加反德包围战线的国家之一，甚至认为没必要通知帝国政府。
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随后指出，由于土耳其人的政策摇摆不定，苏联也有过相似经历。
帝国外交部长接着提到，英国已花费五百万英镑在土耳其进行反德宣传。
斯大林先生说，据他掌握的情况，英国用于收买土耳其政治家的花销远不止五百万英镑。

4.英国

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对英国驻苏联代表团的行为发表了敌意评论，认为后者并未向苏联政府表明他们的真实意图。
帝国外交部长对此表示，英国一直企图而且现在仍然企图破坏德国与苏联之间发展良好关系。英国人很软弱，希望别人支持其统治世界的傲慢态度。
斯大林先生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说：英国陆军很弱；英国海军舰队已经配不上昔日荣光。可以肯定的是英国空中机队正在扩张，但（英国）缺少飞行员。如果说尽管如此英国仍掌握着世界，那只能是由于其他国家愚蠢，容易上当受骗。例如，仅凭几百个英国人就能统治印度，十分可笑。
帝国外交部长对此表示同意并秘密告知斯大林先生，近期英国人又开始试探，并心虚地提起1914年。这就是典型的英国愚行。帝国外交部长建议元首通知英国，一旦德国和波兰发生冲突，对英国方面任何敌对行为的反应将会是空袭伦敦。
斯大林先生说，所谓试探显然是张伯伦致元首的信函，英国驻德大使韩德森8月23日把这封信送到了上萨尔茨堡（译注：贝格霍夫别墅）。斯大林接着说，英国虽然弱小，但会巧妙而顽强地发动战争。

5.法国

斯大林先生表示，法国终究是有一支值得关注的军队。
帝国外交部长从自己的角度向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指出法国军队数量上的劣势。如今德国每年新增30000名可调动的士兵，法国每年仅招募15000人。“西部壁垒比马奇诺防线强大五倍”。如果法国试图跟德国开战，一定会被打败。

6.反共产国际协定

帝国外交部长说，《反共产国际协定》本质上不是针对苏联的，针对的是西方民主国家。他知道，而且能够从俄罗斯报刊的语气中读出，苏联政府完全了解这一点。
斯大林先生插话说，《反共产国际协定》主要吓唬的是伦敦市和英国小商人。
帝国外交部长同意并开玩笑说，斯大林先生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恐惧肯定要比伦敦市和英国小商人更少。至于德国人对此的看法，几个月来柏林流传甚广的一句俏皮话就足以反映：“斯大林还想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呢”。

7.德国人民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

帝国外交部长说，他敢肯定所有阶层的德国人民，尤其普通百姓，都热烈欢迎同苏联达成谅解。人民本能地觉察到，德国和苏联的现有利益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天然冲突，良好关系的发展只是在过去受到了外国阴谋的阻碍，尤其英国的阴谋。
斯大林先生说他愿意相信这一点。德国人民渴望和平，因此欢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国家友好关系。
帝国外交部长这时插话说，德国人民当然渴望和平，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波兰怨恨刻骨，以至于每个人都准备开战。德国人民将不再容忍波兰的挑衅行为。

8.祝酒

在交谈过程中，斯大林先生突然提议为元首干杯：“我知道德意志民族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因此我愿为他的健康干杯”。
莫洛托夫先生为帝国外交部长和大使冯·舒伦堡伯爵的健康干杯。
莫洛托夫先生为斯大林干杯，指出正是斯大林今年3月的讲话被德国准确理解，从而彻底改变了两国政治关系。
莫洛托夫先生和斯大林先生再次为《互不侵犯条约》、为德俄关系的新时代、为德意志民族干杯。
帝国外交部长提议为斯大林先生的健康、为苏联政府、为德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有利发展而干杯。

9.临别之际，斯大林先生对帝国外交部长说了以下的话：
苏联政府非常严肃地看待新条约。他可以保证，苏联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伙伴。

根克
莫斯科，1939年8月24日

（资料来源：《1939-41年纳粹-苏联关系》

德国外交部档案

美国国务院，1948年）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革命之前俄罗斯的冬季大节是圣诞节而非元旦（彼得一世规定从1700年开始1月1日为元旦）。用小天使、雪花和伯利恒之星装饰针叶树的传统则源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人带来的做法，首先在俄国贵族中间传播，但这个勉强摆脱农奴陋习的宗法制农民国家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异国礼俗”。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帝国境内反德情绪有增无减，1915年某医院德国战俘立枞树迎圣诞，引起极大民愤，尼古拉二世皇帝也认为该传统是“敌人的”，下诏禁止。

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权解除禁令，然而为时不久。起初他们想用世俗活动取代圣诞节，通过反宗教宣传和普及科学来淡化稀释之，于是所谓“共青团圣诞节”、无神论者协会讲座、各式各样“集体参观”和首次出现的滑冰联欢会等纷纷亮相。1920年代末苏联新闻界又发起运动，不仅反对“资产阶级节日”和与之相关的宗教成见，也鄙视无神论者的宣传手段。比如1928年《共青团真理报》刊文指出：“共青团圣诞节的举办，令我们在反宗教事业方面的一切不顺利昭然若揭”。又说：“在俱乐部搭草台进行庸俗表演，是对付像宗教这种强大敌人的非常不可靠的武器”。

一些人认为，几十年来青少年的头脑被圣诞节俗丽装饰品愚化了，神秘主义阴魂不散，自然现象被不科学地解释。1928年12月下伏尔加边疆区共青团机关报《青年列宁主义者》表示：“过去孩子们的心智是严寒老人培养的”。当严寒老人被打成“骗小孩的”和蒙昧主义象征时，政府又从生态学角度入手斗争圣诞树。1929年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颁布命令《关于禁止基于宗教仪式和习俗砍伐及销售绿树》，明确否决了圣诞树生意，违者罚款甚至处以强制劳动。莫斯科、基辅等其他苏联城市纷纷效仿。

1928年末《伏尔加河真理报》刊登一篇挺有意思的“少年科学家”来信，谓：“许多国营商店、合作社商店用圣诞树、火腿、乳猪和伯利恒之星打扮自己的橱窗。我们——苏联学校的学生们——认为商店工作人员拥护圣诞节传统是可耻的。这就等于花苏联的钱印刷宗教宣传书刊，等于支持宗教。我们，劳动者、农民和苏维埃职工子女，特宣布同集市和商店的圣诞树贸易做斗争。建议我们的父辈、兄弟和姊妹们高呼口号：家中不留圣诞树！”

1929年圣诞节一度更名“工业化日”，1930年这个基督教节日正式被踢出苏联节日名单。不过1930年代初“圣诞树禁令”并未得到贯彻执行，例如1930年1月3日《莫斯科晚报》报道：“尽管颁布了禁止砍伐和销售枞树的法令，可‘圣诞树’贸易仍在进行”。如果莫斯科消费者想要枞树，逛逛集市不难买到。在斯摩棱斯基市场上，顾客提出买棵大点儿的、粗壮点儿的枞树，摊贩直接回答：“小的不卖，大的拿走！”《莫斯科晚报》指出，顾客把买的东西包在麻袋或纸张里，掩饰跟摊贩达成了交易。

岂知到了1935年末，苏联“反圣诞树”宣传突然转向。一言九鼎的《真理报》刊登乌克兰联共（布）中央第二书记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文章《我们来为孩子们办一棵漂亮的新年树》：“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僚家庭总会在新年给自己的孩子置办枞树”，而“工人子女们趴在窗外羡慕地看着树上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小灯，瞧有钱人家孩子在树下玩耍”。波斯特舍夫同志问道：我们的学校、保育院、托儿所、儿童俱乐部和少年宫为什么剥夺苏维埃国家工人子女的这种美妙乐趣？某些”左”倾过火分子居然把小孩的消遣活动诋毁为资产阶级游艺。他提议结束“这种对新年枞树的错误谴责，因为它是一项美好的儿童娱乐”，呼吁在所有学校、保育院、少年宫、儿童俱乐部、电影院和剧院举办新年庆祝活动。

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最后说，呼吁消除“儿童枞树是资产阶级偏见的荒谬论调”。集体农场领导都应该与共青团员一道在除夕夜为孩子们立起枞树。市苏维埃、地区执委会主席、村苏维埃和教育机构也应当帮助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立起苏联枞树。我们的子女对此只会表示感谢。

这篇文章确实起了作用。两年后在大恐怖的背景下，1937年1月严寒老人意外“复活”了，雪姑娘陪伴左右，他俩第一次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的新年枞树旁笑对广大宾朋。

于是在苏联指令性恢复迎新传统的头几年，圣诞树也以全新方式进行装饰。现在悬于树上的不再是天使，而是工业化、电气化成就的复制品：飞艇、飞机、拖拉机、探照灯……这些小玩意儿不仅有精细玻璃制的，也有棉花、瓦楞纸和布的。作为补充，通常还会放置糖块或彩纸包裹的水果、坚果。树顶的伯利恒之星被象征苏联的红星所取代，也就是克里姆林宫塔楼尖顶红星的同款微缩版。

延伸阅读：

“红色婚礼”，戒指不宜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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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苏联的药品价格问题向来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方面当局必须对人民表示关怀、降低药价，另一方面又不愿因药品成本和售价的巨大差额蒙受损失。每逢重要公共节假日前夕，关于降价的争论总会热闹起来，例如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

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纪念活动也被赋予特殊含义：因为这是1964年11月克里姆林宫政变——推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同盟”上台——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新领导层需要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所以委托国家价格委员会草拟降低物价（包括药品）的提案。

此时国家早已在必需品的价格制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或许是1935年斯大林政府进行的巧妙操弄，当时情况明摆着：如果再不提高医务工作者薪资，卫生保健系统，尤其各省的卫生保健系统很快就要难以为继了。但预算一如既往地稀缺，因此决定把上涨的疾病防治费用转嫁给病人本身。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像是党和政府关怀劳动群众。1935年7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批准决议，规定：
“药品现行价格降低三倍，现价3卢布的处方费用下降至90戈比。将非处方药和药房商品的现价降低2-3倍。”

但又规定了：
“在保留医院、诊疗所、门诊部等机构向病人提供完全无偿之服务和药品救助的同时，由于已经大幅降价，停止免费送药上门”。

然而那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广大偏远地区从来就没有过药房，卫生所是贫困病人赖以获得药品的唯一机构。村民们纷纷写信，试图告诉领袖他们的生活和保健变得多么艰难。但因此节省的1.2亿卢布预算似乎更有用：7000万提高医务工作者薪水、2300万提高药剂师薪水。

1957年赫鲁晓夫耍的是另一套手段。在经济日益困难、国债注定违约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尽力为十月革命40周年献礼，并降低部分药品价格。苏联部长会议的一项决议指出：
“认为有必要从1957年8月1日起将苏联卫生部企业生产的下列药品现行零售价平均降低50.3%：安乃近、异戊巴比妥、生霉素、伐力多、维生素B12、谷氨酸、苯巴比妥、青霉素、黄体酮、链霉素、异烟肼和爱他唑尔”。

这样做意义何在？虽然一些药降价，连锁药房的销售指标却没变化，这就意味着为了完成计划，除了处方和必需药品外，药剂师不得不把一些没用的、昂贵的药千方百计卖给顾客。

接替赫鲁晓夫者别无选择，只能准备再次降低药价，否则就会有人说遭罢黜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把人民照顾得更好，甚至成为反对者在权力斗争中的口实。可损失预算收入也是不愿意见到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的国家价格委员会副主席А.库兹涅佐夫1965年12月11日打报告给苏共中央说：
“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利润丰厚。例如氯霉素（10片）成本18戈比，零售价64戈比；安乃近（10片）成本8戈比，零售价45戈比”。

但他同时指出，较低的价格将促进药品销售：
“由于目前的药品零售价格，尤其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等有效制剂的价格，尽管对它们需求很多，却未能实现这些药品的扩大生产。预计药品产量的增长，尤其是启用一系列生产有效制剂的工厂和车间带来的高增长，将有可能使得经由连锁药房向居民销售之药品从1965年的4.65亿卢布增加到1970年的8.8亿卢布，涨幅90%”。
“有必要规定在五年内将药品零售价格至少降低20%…… 降低的药价使医疗机构能够增加药品采购量，并改善向居民提供的现代有效药物治疗”。

这些论据看起来很有分量，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1966年的讲话都提到包括药品在内的诸多商品降价的问题。这份赠予人民的礼物当然也有政治因素，新领导层的一些同志对职位安排心怀不满，以前领导苏联共青团中央的那些人——即所谓“团派”表现特别活跃，他们的领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А.Н.谢列平。如果拒绝降价，就会成为他们批评执政“三人同盟”的绝佳把柄。

眼瞅着十月革命周年纪念越来越近，必须把言语落实到行动上。1967年春苏共中央化学工业部、科学和教学部起草了《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决议草案，送交相关部委审议。

然而苏联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明确反对药品降价。1967年6月29日财政部第一副部长Ф.Н.马诺伊洛报告中央：
“苏共中央《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决议草案建议，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财政部、苏联国家计委下属的国家价格委员会、苏联卫生部和苏联药品工业部在一个月内制定并向苏联部长会议呈交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方案，意图将实行该措施的时间安排在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际。
根据苏联卫生部初步计算，参照药品产量和零售价降低8%水平，1967年药价下降总额可达3000万卢布，11-12月份约1400万卢布，1968年总额8800万卢布，这种程度的价格下降将导致国家预算资源的减少……
鉴于本年度和1968年国家财政资金紧张状态，苏联财政部请求推迟研究降低药品零售价格的问题”。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Н.К.巴伊巴科夫也持相似观点，他1967年6月14日报告称：
“苏联国家计委认为……关于在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前降低药价的问题，其目的是将个别药品降价30-40%，相当于药品总价平均下降8%。
目前约44%的药品和包扎用品由居民在零售店购得，56%在医院使用，以及为某些类别的门诊病人免费或折扣提供……
1968年国家预算因药价下降蒙受的损失将达8800万卢布，每年居民从中直接受益约4000万卢布。
在计算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际和1968-197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时，没有预见到药品零售价降低的因素。鉴于财政资源严重短缺，通过增加国家开支来实行这些措施可能并不适宜。”

决议草案作者——也就是上述两个苏共中央部门的头头В.М.布舒耶夫和С.П.特拉佩兹尼科夫同样向上级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1967年8月14日他俩建议，为了减轻预算损失，可以分阶段降低药价，又补充说：
“苏联部长会议不久前通过了一项发展医疗工业的重要方案。计划中的药品生产规模不仅能弥补售价上的损失，还能为预算提供大量进款。”

他俩还提到降低药价的显著社会意义。但国家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勃列日涅夫和亲密战友通过把“团派”分子调到各种无关紧要岗位上，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那么理所当然的，也就没再落实药品普遍降价措施。毕竟人人都知道，领导者仅仅在权力面临严峻威胁的时刻才会认真对待问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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