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呈交次年的国家预算草案供皇帝审阅，坦言：国家财政的坚固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但与此同时，国内几百万人依然过着家徒四壁生活。帝国的学者们花费多年心血，试图厘清巨富、赤贫之间收入差别究竟多么大。

1880年莫斯科统计学家В.奥尔洛夫和И.博戈列波夫写道：“为了编制年度预算，我们挑选一户中等收入且户主详细记录其进项和支出的家庭。我们把户主报称的收支与同村其他居民进行了核对……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自己编制的预算无可置疑”。

这个家庭是19世纪末居住在莫斯科省伏努科沃村的伊万·多罗费耶维奇·霍多夫一家，1879年收入489卢布50戈比。全家八口人：丈夫和妻子、大儿子和儿媳、以及另四个16岁、12岁、9岁和3岁的未成年儿子。他们有两间木屋、一间圆木仓库和一间谷物干燥室。饲养一匹带驹母马、两头母牛、两只绵羊。家中三个人分得份地，每人4.2俄亩（译注：1俄亩约1.09公顷）。他们在这12.6俄亩土地上播种了黑麦、燕麦、土豆和亚麻，收成92卢布10戈比。割干草、收麦秸、砍伐各种灌木烧火取暖。

养殖收入是：卖掉一头母牛27卢布、两头牛犊7卢布，自家食肉宰杀两只羊羔价值5卢布，两头牛产奶换钱20卢布——共59卢布。

该户又从本地神甫手中租赁一块耕地，租金8俄斗燕麦（译注：1俄斗散货约合26.24升）。播种10俄斗庄稼，收获40俄斗。扣除种子加租金，这块地产生19卢布80戈比利润。割草一次花费4卢布，得到8大车干草总重15普特（译注：1普特约16.38千克）。净收入21卢布60戈比。

去岁户主在制革厂上班，兼营马车运输，挣钱约40卢布。大儿子和儿媳在当地金银饰带厂工作，年薪100卢布。二儿子工资40卢布，三儿子12岁刚刚进厂，往家里挣12卢布。

1879年霍多夫家支出420卢布93戈比。其中用于食物储备：盐每普特80戈比、6.5普特合计5卢布20戈比；黑麦面粉每普特90戈比、合计72卢布60戈比，亚麻油3卢布20戈比，卷心菜5卢布，黄瓜2卢布，自家种的土豆15俄斗价值4卢布50戈比，1俄斗葱80戈比，3俄斗谷粒6卢布，酿克瓦斯之麦芽2卢布70戈比，20俄磅荞麦面粉1卢布，40俄磅小麦面粉2卢布40戈比。肉类：两只重约60俄磅的自家羊羔价值3卢布60戈比，过圣诞节购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圣周(Святая Неделя)购买5俄磅腌肉40戈比。5月26日教会节日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鱼类：过谢肉节买5俄磅鲇鱼50戈比，10月14日教堂节日买10俄磅鲇鱼1卢布，三个节日买10条鲱鱼共1卢布50戈比，又买5俄磅茶叶7卢布60戈比，16俄磅糖3卢布20戈比，饮用自产牛奶价值50卢布，全年过节买伏特加1.5维德罗（译注：1维德罗约12.3升）共6卢布。上列项目合计150卢布80戈比（彼得堡上层阶级每年餐饮费600-1200卢布，公费大学生每年领生活费300卢布）。

买出远门穿的鞋花销26卢布64戈比，衣服57卢布9戈比，牲畜饲料、垫料130卢布80戈比，各种生活用品25卢布60戈比。

三个人共缴税30卢布。全年开支合计420卢布93戈比。伊万·霍多夫略花小钱买“孩子礼物”。剩余40卢布存起来以备修缮房屋。

统计学家在莫斯科近郊波多利斯基县克列诺沃村农户Т.Н.沃尔科夫家也记录了大体相同的收支。该户夫妻二人及五个孩子不仅从事农业劳动，还制帽贩卖。家庭全年收入约440卢布，支出221卢布，其中买服装约70卢布，日常开销约50卢布，剩余每个钱都用在燃料、缴税、租赁割草场、支付牧人工资上面。

这就是不嗜酒的中等收入农民生活水平。但并非人人如此幸运，能够拥有土地、成家立业。长期以来乡村剩余人口普遍进厂打工，渐渐地一些大型企业有经验、吃苦耐劳的男青年月薪50卢布，代价是每天在毛纺厂机器前劳动14个小时。织布工的收入从7卢布到30卢布不等。但按照惯例，这些收入大多花在工厂自营的店铺了。

当过骑兵的小说家А.Д.阿普拉克辛写过不少当时上流社会人士的消费情况。在他关于1880年代彼得堡贵族生活的作品中有一个角色：Г.Н.斯维尔斯基伯爵，业已成年，每年靠着三万卢布过日子。因为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前监护人告诉他：“这里是属于你的两份产业的全部文件。现款不多，因为我监护你三年，以你名义在银行只存了不值一提的四万两千。但你每年可有三万固定进项，凭这笔钱，我的朋友，你必不至于饥寒而死”。

于是年轻伯爵用起钱来特别谨慎。阿普拉克辛写道：“由于他与生俱来的‘端正品行’，他无法理解那些轻佻、放浪的狂欢：一个晚上花几百卢布喝名贵酒，豪掷几千给茨冈人合唱团，甚至砸镜子、摔碗盘，挥拳打向餐厅老板和仆人的脸”……

斯维尔斯基摇着铅笔算计每月能在住宅、仆从、马厩方面消费多少，又能剩下多少供自己零花，确信将会衣食无忧。那么多的军官——甚至就在他那个数一数二的团——收入还不及他一半，却四处臭显摆。当然，那些人出门没马骑，而伯爵除了两匹必须的侍从马，还养着一对双套车役马和另两匹单独拉车的马。这笔钱按照他的计算不成问题，所以，当两年后银行活期账户空空如也时，斯维尔斯基呆若木鸡。

嚯，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供货商故意欺瞒坑骗他，也许是一时兴起送了美女贵重礼品，反正在这两年间，斯维尔斯基的账户见底了。

诚然，对于一般贵族家庭，把年轻儿子送进军队实属沉重负担。昂贵的制服、马匹，盛大宴席和酒会，每月一次舞会，给战友和上级赠礼——凡此林林总总不是军官薪饷所能承受的。整个近卫军的军官每年花销高达200万卢布，骑兵军约50万，其他军种约100万。

另一个大出血项目是出国旅行，因为贵族家庭不出国旅行的话会被认为不体面。曾有一本关于俄国贵族贫困化原因的小册子呼吁放弃这种愚昧传统，作者署名“史季格里茨”，写道：“经年累月毫无意义的出国旅行是一种恶习…… 我提醒诸位，生活在境外也就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我们俄罗斯人数量如下：德国53000、奥匈22000、法国14357、英国47500、意大利1387，总计约1380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贵族，即46000人。如果把后一个数字换算成家庭，意味着每年至少11000个家庭花销不低于5000卢布，相当于俄罗斯大地每年流失5500万卢布…… 人居然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追求一种想象的快乐，怀着某种痴迷，从我们国家带走几千几百万，那当然会变穷了。这种先生我们见的够多，大家都认识不少，他们不是暂停工作稍事休息，而是把虚度光阴、消磨闲暇认作时髦——不能再帮助这种人了。已经有太多贷款、单名期票和优惠被投入此类旅行，而非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日常福利”。

俄帝国首都上流家庭每年最低预算7000卢布，相当于一名高级官员年薪。如果在彼得堡拥有可获利的房产，大概也能收入这么多。北方之都属于个人拥有的7840套住房中6894套常年出租，想在市中心租套像样点儿的住宅每年要1500卢布。而维持所谓“面子”的花销比这更大：一辆漂亮马车售价850卢布，最时髦的衣裳600卢布，狐皮女斗篷700卢布，彼得堡大剧院包厢席位6-14卢布，冬季一束鲜花10卢布，御用珠宝商Л.泽夫季根的钻石动辄数千卢布。

“史季格里茨”的小册子警告女人们：“我国许多妇女以这样的方式安排家庭生活，使得丈夫逃离她们奔向一切单身汉和失意者钟爱的场所：俱乐部、餐厅、酒吧等。妻子们则把全部时间花在舞会和交际…… 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对丈夫和妻子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不仅在道德层面：前者约狐朋狗友到餐厅大快朵颐、后者购买锦衣华服，无不需要巨额开支；花钱如流水一般，不理智消费越来越多，一点点侵蚀家庭经济…… 奢侈并不总是合宜。富人家奢侈一把很正常，甚至可说是必要的。而一个条件平平的中等收入者追求奢侈着实可笑…… 很多过日子的房间简直变成珍宝馆：堆满昂贵家具和大量金银摆设……”

日月如梭，多年后此种情况有增无减。1904年经济学家Б.Ф.勃兰特写道：“如果我们比较十年来最重要大众消费品价格的变化，就会发现1895-1899年较之1890-1894年，物价涨落如下：黑麦-24%，棉线+1%，茶叶+1%，砂糖+4%，煤油+12%，烟草+16%。西欧这些产品的价格都下降了，而我国惟有粮食跌价；庄稼人所必须的各种产品一概变贵，就连我们跟西欧一样都从亚洲进口的茶叶，以及我们对外出口的煤油和糖，在我国的售价也比外国更高……”

尽管如此，特权阶级的消费水平同样有增无减。例如特维尔棉纺厂老板之一М.А.莫罗佐夫1901年支出196675卢布用于个人需要，其中：“三餐饮食”9889卢布10戈比，葡萄酒12008卢布15戈比，办晚会7607卢布42戈比，租用三角钢琴153卢布，租用鲜花850卢布，杀灭蟑螂100卢布，购买油画、圣像之类12142卢布60戈比，马厩维护费10823卢布，看剧、听音乐门票595卢布20戈比，出国旅行18364卢布5戈比，在普罗斯库洛夫（译注：赫梅利尼茨基市）的别墅2398卢布25戈比，在克里木半岛的别墅4977卢布40戈比，房屋供暖3619卢布34戈比，照明6305卢布15戈比，以及其他各种开销……

反观平民阶级，二十世纪初地方自治会聘用的教师每月靠着30卢布度日，这笔钱使他们能够负担：20俄磅白面包，30俄磅黑面包，22俄磅肉，30瓶牛奶，2.5俄磅黄油，3俄磅植物油，30枚鸡蛋，5俄磅荞麦，4俄磅黍米，3俄磅大米，1俄磅豌豆，1俄磅通心粉，10俄磅卷心菜，1俄磅葡萄干，3俄磅砂糖，4.5俄磅碎糖块，半俄磅茶叶和半俄磅咖啡——上述合计17卢布。（莫斯科省）兹韦尼戈罗茨基县教师告诉统计学家：如果他们被迫减少这些食品开销，健康状况会立即恶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有位年轻女老师年薪156卢布，省吃省喝挤出钱来购买与职业相衬的体面服装。但冬鞋售价6卢布，夏鞋售价5卢布，高帮、矮帮套鞋6卢布，三块日常头巾20卢布，一件漂亮连衣裙31卢布，十二双长袜5卢布，内衣17卢布，床单11卢布，冬季厚呢子大衣30卢布，夏季外套10卢布，帽子5卢布。

至于餐具、沐浴、理发、洗衣、书籍、报纸等项，每年预算仅10卢布，即每月不足1卢布。

农民的购买力甚至更低。例如某家庭手工业者除了土里刨食果腹之外，还花费150天制作20000个勺子，以每千个3卢布的价格售出，赚回60卢布。原材料成本20卢布，利润仅40卢布每年。冬季一天工作15小时。

地方自治会头头Ф.Ф.克拉索夫斯基在乌法省缅泽林斯基县生活八年，他如此描写二十世纪初农民生活：
“首先，哪怕只看最表面，人们也会惊讶于村庄几乎赤贫的景象。这种贫困显然易见：残破的房舍使人不得不怀疑50-65平方米空间怎么容得下全家老小居住活动，牛群瘦弱、马具简陋、农具原始。再看看他们日常饮食，即使最好年景，村里最宽裕人家的饭桌也罕见肉类、牛奶和鸡蛋，全靠面包茶水充饥。极个别家庭的主妇能给午餐增添一道饮品，但仅限于把茶炊摆上桌……有必要设法降低一些必需品的价格，例如铁，否则铁烟囱、铁栅栏、煎锅、犁耙等务农必不可少之物将变成奢侈品。”

农民如此，工人也强不了多少，毕竟他们终日只在车间和工厂集体宿舍两点一线。

然而内需不足并非俄帝国经济的唯一不幸。大部分上层阶级家庭的财富实际建立在损公肥私基础上。国库出一笔建厂补贴，首先被厂主挪用花天酒地，剩下的钱才拿去盖房子、买机床。一旦工厂建成，发现预计的盈利要么“算错了”要么“达不到”。1903年春帝国技术协会举办“铁业代表大会”，工程师А.А.沃尔斯基作报告说：“全俄120家炼铁冶金企业，销售管理得当者甚至不足10家。毫不夸张讲，熟悉我国钢铁市场情况的不超过5家企业”。

同一年莫斯科大学教授И.Х.奥泽洛夫写道：“欠缺商业考虑的贷款往往发放给我国难以为继的企业，后者拿到贷款便不再操心自己生意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确信，如果企业拿了国家银行贷款后陷入困境，要么银行再次伸出援手，要么国库会为了挽救国家银行的损失，给予企业优惠价格之政府订单”。

随着国库日渐空虚，政府增加了对农民和工人的苛捐杂税，内需进一步不足，形成恶性循环。上层人士年复一年讨论下层人士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正如本文开头所写，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早在1898年已经指出：“国家财政的坚固，无论其组织如何得当，最终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直言：“目前乡村百姓的经济状况仍不稳妥”。

奥泽洛夫教授解释个中原因：“我们在农业俄罗斯身上建立工业俄罗斯，靠借来的资本过活，目前通过大量人为干预勉力支持这个俄罗斯喝酒吃饭、穿衣打扮。培养工业的俄罗斯进一步吸干了农业俄罗斯。我们给俄罗斯穿上金色外衣，可她的小木屋正在倒塌、人民正在挨饿——这件衣服确实华丽，但对我们而言有些昂贵了，为了追求满身珠光宝气，不得不咬紧牙关，大量出口粮食、鸡蛋，甚至出卖自我……”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七十年代生活

1933年关于中央黑土州企业职工供应情况的报告

1943年基洛夫州教师物质待遇情况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汽车工业部
伏尔加乘用车制造联合会
伏尔加汽车厂技术维护管理局

尊敬的____同志，1977年9月22日 邀请您购买ВАЗ–2106汽车，售价7930卢布

每天____至____时销售

购买后请您对服务水平提出反馈意见并将此卡退回卖方

延伸阅读：

苏联1972年“寄生虫”登记卡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27年9月5日晚八时许，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斯克利普尼茨基巷11号宅发生一起命案：女公民科切托娃手持从丈夫那儿偷来的“纳甘”步枪杀死另一位女公民埃斯特曼。案发时受害者怀孕五个月，而凶手一个月前刚刚埋葬了她唯一的孩子，这孩子曾接受埃斯特曼医治。科切托娃认为治疗过程不合格。

如果这件事出在当代墨西哥或巴西，摄制组会把它拍成催人泪下的电视剧。而在那时候的苏联，案子被迅速“政治化”，由于女公民科切托娃是印刷厂排字工，所以被指责“打击知识分子和劳动阶级之间的联系”。

据哈尔科夫前律师谢梅年科日后回忆：1927年秋天全市笼罩着“紧张和病态的气氛”，因为“医学界感觉自己受威胁”。情况似乎确实如此。大概只有恐惧才能解释卫生人民委员叶菲莫夫针对埃斯特曼医生遇害案发表的官方声明为什么那样遣词用句，甚至公开承认自己的部门违反劳动法规！并且本着“伊利夫和彼得罗夫精神”坦率表示：“工人的健康是工人自己的事”。

人民委员8号发言，9号哈尔科夫本地报纸刊载记者对院外护理检查员捷尔-米卡耶良的采访。跟叶菲莫夫一样，此人也描述了地区医生艰苦的工作环境，包括连续超负荷劳动，以及来自病人的恐吓等。另外，捷尔-米卡耶良又谈了些新情况，首次披露悲剧之源——三岁女童利季娅·科切托娃的诊疗过程。很显然，后来的遇害者埃斯特曼临时改变自己的诊断。可是，他的这番话不太可能如他希望的那样，“终结所谓埃斯特曼‘治愈了’患者的庸俗传言”。

工人社区发出的声音更刺耳，他们说话原本就不好听，科切托娃案之后更加极端，声称医生们将会“重蹈覆辙”，母亲的眼泪永远流不完啦。

当局为难了：必须惩处杀人凶手以儆效尤，但又不能激怒堂而皇之声援凶手的哈尔科夫工人阶级。10月23日报纸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谋杀情节方面没有疑问——罪行是在受害者公寓肆无忌惮进行的，有证人，也有科切托娃供词。

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之女利季娅是否获得了正确诊疗？死亡证明写着孩子1927年7月28日死于“副伤寒并发症”。但9月7日进行尸检的法医指出：“尸体严重腐烂”，死因可能是疟疾，不排除其他传染病。

案发一个月后的10月10日，“专家委员会”宣布“孩子死于某种类型的伤寒”，而“已故的埃斯特曼正确施治……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拯救患儿”。对科切托娃精神状态的鉴定更有意思，如果相信官方说法，这个女人似乎鉴定一次就好转一次。9月7日精神病学家认为作案人“目前患有以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为表现形式的神经系统机能紊乱”；9月10日另外三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认为：科切托娃“……未罹患神经紊乱，仅由于受到特定刺激（女儿疾病）表现出歇斯底里状态（哭泣）”；10月8日鉴定又认为：“目前无神经紊乱，作案时也没有”。

1927年11月13日哈尔科夫地方法院举行公审，伊林斯基同志主持。一千多人赶往金属工人俱乐部旁听，挤得水泄不通。宣读起诉书和科切托娃认罪书之后，宣布庭审顺序：先问诊疗，再问谋杀。

被告人作证：埃斯特曼使用奎宁治疗女童的疟疾一个半星期，高烧未退，于是做母亲的延请甘谢耶夫医生诊断，后者表示不是疟疾，应当验血。血检结果出来后埃斯特曼改变了最初诊断，认为患副伤寒。但她让科切托娃去咨询一位更权威专家：扬波利斯基医生。专家意见徒增烦恼，猜测要么是副伤寒，要么是粟粒性结核病，要么是原因不明的脓毒症。

科切托娃还回忆起一个矛盾之处：孩子死前几天门诊部值班医生建议在心脏位置放冰块降温，但扬波利斯基说要在腹部和四肢放热水袋。

上述种种不一致的地方，公审第二天由阿尔卡文教授率领的专家委员会都做了澄清。教授的答复是：区区一个排字女工不可能理解浩如烟海的医学知识！在疾病早期阶段，医生无法区分疟疾和伤寒。即便判断准了也意义不大，副伤寒没有特殊治疗方法，对付这个病的手段跟对付所有急性传染病一样。

专家委员会认为埃斯特曼第二次诊断——副伤寒——是正确的。尽管利季娅·科切托娃血样的威达尔测试(Widal test)结果呈阴性，但他们说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测试阴性，仍属伤寒。心脏放冰块跟腹部放热水袋殊途同归，目的是一致的。总而言之：医生尽了全力拯救孩子。

检察员提问：“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其他治疗手段能够避免死亡？”委员会断然否定：“没有！”十月份初步调查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不像这样底气十足，那时候说“用咖啡渣算命”毫无意义。

科切托娃的辩护人机智地提请法庭回顾扬波利斯基医生的三个诊断——究竟哪个正确？并提供了支持“结核病”诊断的理由。专家委员会虽不同意，却把“副伤寒”的结论改为更模糊的“某种类型伤寒”。

由于一些证人见过科切托娃领着病孩逛市场，辩护人提出为什么医生不要求卧床休息呢？阿尔卡文教授回答：这种程度的户外活动仅对晚期患者致命，因为那时候出现了心脏并发症。否则，疟疾和伤寒患者早期是可以散步的！

庭审第三、第四天用于查明谋杀情况。实际上，与其说调查案件本身，倒不如说是调查驱使科切托娃行凶的动机，以及作案时的精神状态。

检方不认可冲动杀人，因为孩子死亡（7月28）跟案发时间（9月5号）相距太久。但科切托娃举止确实反常，一个月里她每天给亡女换床单，出了印刷厂直奔墓地，坐到深夜11点。

本厂同事努力帮科切托娃辩护，形容她：“果断、机灵、有教养。身体健康，好静”，而且“觉悟很高，经常与工农接触”。这些肯定意见下面落着七十二个无产阶级的签名。只有一个人：被告的叔叔库岑科力排众议，指出科切托娃父亲是酒鬼兼性病患者，姥姥则是个疯婆子！然而库岑科未能举出任何相关证据。

11月17日庭审第五天，听取另一个专家委员会——精神病学家委员会——的意见。辩护人提出七个问题，检方提出五个问题。怪哉，报纸刊登了检方全部五个问题，却只公布辩护人的一个问题。反正结论是：“科切托娃在作案时未表现出精神疾病迹象，她清楚自己的行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明白实施这些行为的意义”。

11月18日展开辩论。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发言两个小时，承认：“科切托娃经历了母亲们常见的、尽管十分艰难的悲剧”。他这话可不是表达同情这么简单，直接抵触庭审期间公布的官方数据：相比帝制时代，乌克兰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5倍。如果真如此，还能说“常见”吗？

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身边另有三名“社会起诉人”，其中一位科甘教授怒发冲冠，坚持把一切往政治上靠：“科切托娃的行为是对我们政权、我们整个制度的诋毁”。怪哉，政权不是自称“工农”而非“知识分子”吗？无论如何，这四个人都提出应当“在革命法律的最大限度内”严惩科切托娃。

11月19日辩护人发言。律师科夫斯基不同意专家委员会关于精神状态的结论，要求考虑前两次发现异常的鉴定。他坚持认为科切托娃系在“暂时性精神崩溃”下实施犯罪。律师马约洛夫则反对“报复杀人”的措辞，因为复仇需要怀着恶意，而科切托娃没有恶意，只有对孩子的一片痴心。律师科瓦列夫斯卡娅基于同事论点更进一步，提出要呵护连接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细线”，请求法庭“开辟科切托娃投身工作的前路”，而不是让她身陷囹圄。

哈尔科夫法律界资深人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最后出场，此人曾在帝制时代为彼得·施密特中尉（译注：1905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辩护过。《广播晚报》形容辩护人的讲话“充满艺术想象和比喻之类”。并且亚历山德罗夫也不同意精神鉴定结论，提醒法庭别忘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失去幼女的悲伤母亲。

11月20日，经过四个小时合议，法院最终判决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严格隔离关押五年，刑满后不丧失权利。

延伸阅读：

1925年伊万诺沃村纵火枪击案

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儿按：由于列宁反对“强制性的国家语言”，不同意把俄语“强加给俄罗斯其他居民”，所以苏联长期没有法定的官方语言或国家语言，直到1990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民族语言法》

苏联国家保障苏联公民在国家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使用苏联各民族语言的条件，并关心其复兴、保护和发展。苏联公民应当珍惜作为人民精神财富的语言，千方百计发展自己的母语，尊重苏联不同民族的语言。

为规定苏联语言政策的一般原则，保障苏联各民族语言自由发展和使用，确立苏联内部官方语言之间关系的法律制度，以及公民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权力，特制定本法。

对于在非正式人际交往中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本法不做规定。

I. 总则

第1条.苏联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法律

苏联发展和使用苏联各民族语言的法律包括本法和依据本法制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他法律法规、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依据本法制定的关于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法律法规。

第2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在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方面立法的权限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代表，负责立法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

确立关于使用和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原则、制定立法的一般规则；

根据全苏交流的需要，确定苏联境内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和适用范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管辖范围之外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基于生活在其境内人民的利益，自主解决发展和使用语言的立法问题。

第3条.国家权力机关和自治州、自治区行政机关及民族领土行政单位的职权

国家权力机关和自治州、自治区行政机关及民族领土行政单位，可以在遵守苏联现行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全权解决境内人民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问题。

第4条.确定语言的法律地位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有权确定各共和国语言的法律地位，包括将其确立为国家语言。

考虑到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为了保障全苏联的共同目标，在苏联境内承认俄语是苏联的官方语言，将其作为各民族交流的手段。

在确立语言的法律地位时，不得限制苏联公民在国家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使用母语和其他苏联民族语言的权利。

第5条.保障苏联各民族语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及民族领土行政单位要为在其境内尽力发展苏联民族语言创造物质基础和各种条件，促进它们的研究。要为此通过全苏联、共和国和各地方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规划，提供这些语言的教授和学习，培训教育工作者，发展文学、科学和艺术，制作电视节目和无线电广播，印刷苏联民族语言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出版词典、参考书、教学方法书等旨在发展语言的各类手段。也可采用民族文化中心、民族社团、同乡会、校外教育形式研究和推广母语和其他苏联民族的语言。

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拨款依靠相关预算出资。人数较少之苏联民族语言的发展也可在中央资金帮扶下进行。

为了实现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计划，可以在自愿基础上从民族文化中心、民族社团、同乡会和公民手中筹集额外资金。

II.公民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权利

第6条.选择养育和教育语言的自由

保障苏联公民自由选择养育和教育语言的权利。

考虑到集中居住于某一地区的民族的利益，苏联国家应保证建立以苏联民族语言进行教育、教学的学前机构和中等普通教育机构，并在各种教育机构组织班级、团体、小组等形式使用公民母语进行教学。

父母或代行父母职责的人有权为子女选择有适合教育和教学语言的学前机构及中等普通教育机构。

第7条.学习苏联民族语言

苏联国家应创造条件，便于苏联公民学习母语和其他苏联民族语言。

在使用另一种语言的教育机构中保证作为必修课的苏联官方语言教学，使其程度能够满足苏联境内各民族交流之需要。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内的语言学习由相应加盟和共和国依据本法第2条第二款决定。

暂时居住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学生可以免于学习共和国语言。这种免除的制度由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制定。

第8条.保障公民劳动权利，无论其语言程度如何

苏联公民行使劳动权利时，禁止基于其苏联民族语言掌握程度设置直接或间接的限制、给予直接或间接的优待，除非这种语言的掌握程度是全苏联或共和国法定的从事该职务的资格条件，违者依据本法追究责任。

第9条.公民与国家和社会组织、企业、机关和团体之间的沟通语言

苏联公民有权使用母语或自己掌握的任何一种苏联民族语言向国家和社会组织、企业、机关和团体提出建议、声明和申诉。

苏联国家机关答复公民向国家机关提出的建议、声明和申诉，以及对居住在建议、声明和申诉所涉及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民族领土行政单位之外的公民提出的建议、声明和申诉的答复，应当使用公民使用的语言。如果不能使用公民使用的语言，则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在本条第二款规定范围之外答复公民提出建议、声明和申诉的语言，由相关联盟和自治共和国决定。

第10条.在诉讼程序和处理行政违法事项时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

诉讼程序使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或本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进行。

苏联最高法院和军事法院的诉讼程序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不掌握诉讼程序使用语言的涉案人员有权充分了解案件材料，通过翻译参加诉讼，有权使用母语当庭发言。

司法文书应当以诉讼程序使用的语言送达涉案人，并根据他们的要求翻译成他们参加诉讼的语言或苏联官方语言。

违反关于诉讼程序使用语言之规定，构成撤销法院判决的理由。

被追究行政责任的人有权用母语发言，如果其不使用处理程序的语言，可使用翻译服务。

第11条.公证文书的语言

确定诉讼程序语言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国家公证机关和市、镇执行委员会、村人民代表苏维埃做出的公证文书。

如果申请公证服务的人不掌握该机构使用的语言，做出的生效文本应当使用苏联官方语言书写。

第12条.证明个人身份或信息的官方文件的语言

证明个人身份或信息的官方文件（护照、就业记录、兵役记录、文凭、教育机构毕业证、出生证、结婚证、死亡证明），使用这些文件所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的语言及苏联官方语言制发。

第13条.服务领域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

服务行业雇员（商贸、医疗、地方运输、生活服务、长途通信等各类服务业）有义务在全苏联和共和国法律规定的相关职业资质范围内选择语言。如果该职业的资质要求未规定交流语言，则应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禁止以不掌握语言为借口拒绝服务，违者依据本法追究责任。

III. 在国家机关、企业、机构、组织活动中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

第14条.苏联国家机关工作语言

苏联官方语言是苏联国家机关的工作语言。

不讲苏联官方语言的苏联人民代表出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有权使用另一种苏联民族语言发言。他们的发言要被翻译成苏联官方语言。

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审议的法律及各种法规草案，应当根据苏联人民代表的要求翻译成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交付给他们。

第15条.公布苏联法律和各种法规的语言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议院、苏联总统批准通过的苏联法律和各种法规，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加盟共和国语言刊登公布。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关于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的决定，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加盟共和国语言刊登公布。

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加盟共和国语言刊登公布的苏联法律及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列举的各种法规具有官方性质，拥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第16条.公布加盟和自治共和国法律及各种法规的语言

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刊登发布法规时使用的语言由共和国自行决定，同时必须考虑国内人民的利益。这些法规也要在各共和国的官方出版物中使用苏联官方语言予以公布。

第17条.苏联总统选举、苏联人民代表选举选前会议和文件的语言

在筹备和举行苏联总统选举、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时，应当使用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特定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和苏联官方语言。

竞选文件应当使用苏联官方语言提交中央选举委员会。

选举苏联总统、苏联人民代表的选票应当以选区居民使用的语言印刷。

第18条.公文处理、文件、资料

加盟共和国之加盟共和国机关及其下属企业、机构、组织的文件和资料，使用相应共和国语言和苏联官方语言保存。

对于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加盟共和国之加盟共和国机关除外）及共和国和地方下属企业、机构、组织，在尊重公民使用母语和苏联民族语言权利的原则下，由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规定文件和资料使用的语言。

凡印有加盟和自治共和国企业、机构、组织名称的信笺、报刊、图章、邮戳和招牌，使用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及苏联官方语言。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居民点、街道、广场的命名与道路交通标志，使用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及苏联官方语言。

第19条.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外语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的语言

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外语人口密集的地区，国家机关开展业务、处理公文、办理手续时可以同时使用本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及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这种使用条例由加盟和自治共和国依据本法第2条第二款进行规定。

第20条.公文往来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自治州、自治区、民族领土行政单位同苏联国家机关之间的公文往来及其他形式官方联络，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自治州、自治区、民族领土行政单位之间的公文往来及其他形式官方联络，应使用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或苏联官方语言。

第21条.联盟重点能源和运输系统使用的语言

为确保联盟重点能源和运输系统（铁路干线、空运、海运、管道运输）的安全和不间断运行，调度员通话和公文往来时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第22条.苏联武装力量使用的语言

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内卫部队和边防部队、苏联铁道兵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在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时要考虑军人的民族构成。

第23条.大众媒体的语言

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节目，以及中央报社和杂志社的出版物，一律使用苏联官方语言。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可以制作苏联民族语言节目。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和杂志的语言由共和国自行确定，同时必须考虑境内居住民族的利益，遵守不剥夺公民使用母语和苏联各民族语言权利的原则。

第24条.苏联对外国关系中使用的语言

苏联外交使团、领事机构、外贸组织、对外经济联络组织和其他苏联驻外机构使用苏联官方语言进行活动。

以苏联名义签订的合同及各种国际条约，应当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缔约另一方的语言或双方商定的其他语言起草。

以苏联名义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进行谈判的语言，应当在考虑到国际协议和既成惯例的情况下双方协商确定。

IV. 违反语言法的责任

第25条.违反语言法的责任

禁止宣传敌视和蔑视任何一种苏联民族语言，禁止制造抵触苏联宪法原则的障碍和限制性规定及语言使用方面的特权，禁止出现违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语言立法的其他行为，违者依据本法追究责任。

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活动违反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法律的，可依据本法起诉或提出行政投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总统
М.戈尔巴乔夫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90年4月24日

文本同以下文件进行了核对：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
最高苏维埃大会公报”
1990年5月9日

（由于1991年10月25日制定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民族语言》联邦法1991年12月12月生效，本法处于事实上的废止状态）

---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所需食材：

鸡肝：100克
核桃肉：50克
甜菜头：1颗
大蒜：2瓣
芥末：1勺
橄榄油
欧芹
盐

步骤：

鸡肝洗净、切大块，用油翻炒，撒盐、加水，盖锅盖焖熟。

甜菜头煮熟切丁，放在碗里加橄榄油拌匀。鸡肝捞出置于漏网内快速降温。

熟鸡肝和甜菜丁混合，加切碎的核桃，撒些碎欧芹。

捣蒜泥，加芥末、橄榄油搅拌，淋在鸡肝上。

最后可再用少许欧芹点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奥克萨娜·宝琳娜

在布列斯特东郊有一座花园环绕、精心维护的两层白石私宅，明显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板楼。宽敞的厨房、写字间和带家庭图书馆的会客室位于下层，莉莉安和尼古拉·普罗科波维奇住在里面。尼古拉骄傲地说：“自己盖的，虽然花了很长时间逐渐完工，但是比住高楼好多了”。莉莉安点头同意：“我父亲在法国也有两层小楼，在波兰还有两栋。爸爸过去可有钱了”。

莉莉安-让·莫尼特1946年生于勃艮第小城镇埃里蒙库尔，父亲叫米哈伊尔·莫尼特，母亲叫雅妮娜——都是白俄罗斯移民。莉莉安说：“我妈妈出身布列斯特州扎拉加村，爸爸是格罗德诺州卡采维奇村的。1920年代他在波兰军队当兵，然后去了法国，因为人人都想寻找更好的生活。他在法国一住20年。父亲是个优秀的裁缝，手艺高超，回头客很多。后来故乡呼唤他回去，他是家中老幺，姐姐、哥哥都在白俄罗斯。他给每个人准备了礼物，入境的时候全没收了。一切行李和礼物都没了”。

— 除了您父亲老家的亲戚，还有其他原因促使他返乡吗？

— 他曾打算到波兰生活，之前在那边购置两栋两层小楼，但战后他确信这些房产已经毁于战火了。那阵子苏联的宣传十分美妙，许诺金山银山。他就问，如果去苏联，生活条件有在法国一半好吗？
人家答复他：“瞧您说的，乌斯季诺维奇，好得多啊！”
他说，战争年代法国每个儿童每月能得到两或三千克白糖、面粉和谷物，成人只有一千克。这可是打仗的时候啊！所以他想：作为胜利国，那边人民的生活肯定更好。就因为误信这种宣传他回来了，后悔终生。以前他常说：“法国人都挺开心的，面带笑容，并不是苏联媒体反复讲的遍地乞丐。没有叫花子”。这就是为什么他不爱看苏联报纸，他说：“都是些假话，都是些谎言”。他就这么被蒙骗了，而且不光是他。

— 您全家怎样从法国搬到苏联的？

— 我们是1947夏天坐火车离开的。长路漫漫，爸爸记得我在火车上学会走路。然后我们到达平斯克（译注：白俄罗斯南部边境城市），全体人员下车，分给我们房间——五个人一个房间。所有行李都被没收，全拿走了。爸爸本想来这儿也开个裁缝铺，他以为这边能比法国更好，所以带了不少裁好的料子。我记得我们有一张大桌台，布料成捆成卷。他在桌上缝衣服，料子都是高档的，各种颜色。结果统统没收了。

— 爸爸有没有对您说过，他什么时候意识到被苏联的宣传员骗了？

— 他刚到平斯克就知道了。他看见衣着简陋的妇女打扫车站，立刻就全明白了。一夜白了头。

— 他是否想过离开苏联？

— 他试过。甚至有一份迁移和遣返回国部门的通知书，说“我们不能签发出国通行证，因为这是警方事务”。估计他没去找过警察，没意义。

— 他是在那个时候决定穿越国境的吗？

— 条件难以忍受。他本想在家做裁缝，但东西都被没收了。又找不着工作，所以他感觉别无出路。他认为如果能够越过边界，就可以把全家接去。他就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这样梦想的。他以前住在自由国度，不知道苏联有铁幕。1948年10月他和几个人试图穿越白俄罗斯-波兰国界，都被抓住，严刑拷问。1949年夏天判刑十年，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

— 送去哪儿了？他怎么描述劳改营的？

— 送去北方，科米。他在那边的生产车间工作，缝制劳动手套、棉袄和帽子。他还给劳改营各位领导的老婆缝衣服，这大概是他活下来的原因吧。他说有一次晚饭人家给他一条大面包，不可能藏在枕头下面，会被偷，所以他吃光面包之前不敢睡觉。
还有一次他亲眼看见警卫拽着一个半死之人，那人哭喊：“我还活着！”警卫说：“大夫比你明白”。直接把他拖进大坑了。他讲的就是这些：在哪儿工作、怎么挨饿、怎么白白死掉。许多许多科学家、知识分子冤死在那儿。他非常遗憾，说：“好人白死了”。而且完全不受惩罚。不过他很少谈细节，因为很难记住。

— 您小时候知道父亲在古拉格吗？

— 不知道，我听说爸爸在西伯利亚，仅此而已。妈妈没工夫告诉我任何事，她全力忙生活。但我记得其他苏联小孩不允许跟我一块儿玩，因为我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我从墙缝后面看院子，甚至不准我站在门口，打发我：“回家去吧”。高尔基街拐角住着上校家，如果他家姑娘突然跑出来找我，保姆就会很生气。隔壁住着带俩孩子的官员，我不能从他家栅栏往里看。还记得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在街上跑，有个男的看见我手腕的金链子，问我：“你手上什么东西闪闪亮”？我高兴地伸出手炫耀，他当场把金链子摘走了。我才三岁，还带着法国的手链。这事儿怎么记住的？这么清楚，甚至记得我站在高尔基街人行道的位置——就在我家住的房间外面。

— 您还记得房间什么样吗？

— 是个大房间，柜子隔开。我和妈妈、哥哥、姐姐住半边，租户住另半边。他们也有三四个人。共用一个炉灶烧饭。基本上除了铁床、床头柜和妈妈的缝纫机，再没别的什么了。我们的经济收入就是把一半房间租出去，妈妈缝衣服。妈妈不能出门工作，因为她是政治犯老婆。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熬过来的。全靠妈妈给军官妻子们做衣服。她是个好裁缝，没黑没白工作，节日前尤其忙。我家很穷。姐姐上医学院纯属偶然，因为邻居家女儿落榜了。哥哥擅长音乐，所以去了布列斯特音乐学院。有一次他的鞋磨破了，没法上课。于是旷课好几天，校长自己掏钱帮他买双新鞋。

— 您哥哥姐姐说没说过法国生活？您什么时候知道全家从法国来的？

— 大概是我上学那会儿吧，但根本没人谈这件事。我哥哥雷诺1934年出生，姐姐埃丝特莉亚1935年，比我大得多，会讲法语，经常用法语聊天，所以我不了解他们。我跟他俩沟通不多。我甚至不记得有过家庭午餐或晚餐。父亲从古拉格回来才开始对我讲法国的事情，他告诉我法国多么美好，人人善良、快乐，每天夜晚街头总有音乐，大家跳舞、唱歌。他十分后悔返回苏联。一直懊恼自己被骗了。他也不指望再回法国，因为明知是不可能的。而且让我永远别考虑回法国，太危险。甚至我丈夫都不准去法国旅游——岳父还活着呢。然而又能怎样？这就是命啊。所以青年人一定要关心政治，一定要。爸爸在法国生活舒适，对政治不关心不了解，对苏联也不了解。我上学的时候没人知道我在哪儿出生。后来斯大林死了，社会更加自由。可即使我工作后也没人知道我在哪儿出生。我没告诉过任何人。直到我55岁那年，人家偶然在我上班的学校发现了。我一点儿也不高兴，我毕生都在隐藏这件事，因为害怕。这种恐惧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

— 您记得父亲什么时候从古拉格回来吗？

— 记得，斯大林死了以后1954年放出来的，所以他服刑六年而不是十年。我记得斯大林死后妈妈在红旗上缝了这么宽一条黑纱，镇上别人家都没有。倒不是哀悼斯大林，而是恐惧和盼望爸爸早释放。我从小到大一直有这种恐惧，至今害怕所有人，尤其怕警察。就这么战战兢兢长大了。妈妈总是早晨六点第一个去投票，她以为如果最先投票父亲就能早放出来。
斯大林死后不久，一个出狱的人到邻居家做客。不知什么心理，他们告诉我那是我爸爸，我直接搂住人家脖子，他说：“孩儿啊，你爸爸也快回来了”。这要么是邻居，要么是我哥哥姐姐恶作剧。而我撒开腿拼命跑过去！干嘛糊弄我？至今不明白。后来爸爸真的回来了，他们反而找不到我了。我不敢信。我根本不想看到他，以为又是骗局。所以他回家的时候我躲了好久没相认。
1959年爸爸平反。他又开始工作，成了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荣获各种证书、表扬信、奖状。再后来他退休，拿80卢布养老金。退休之后人们依然来找他，请他帮着缝衣服——我记得有个邻居任何价钱都接受。因为爸爸是专业人员！可惜他1980年第三次心脏病发作死了。

— 您从未去过法国？

— 当然没去过。怎么去啊？说起来我挺害怕的。我也没这能力，跟旅游团？那要一大笔钱。我没赚这么多。而且人家肯定去巴黎，去大城市。我只想去我出生的地方。我曾梦见在受洗的教堂祷告。不知道我能不能去那儿。我总得学法语，对吧？

— 您觉得自己身份是？

— 我？我是白俄罗斯人。我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受教育，我的丈夫、儿子、孙子孙女都在这儿。我现在当然是白俄罗斯人。怎么能是法国人呢？虽然知道我出生地的人基于某种原因都把我看作法国女人。就让他们这样想吧，我乐意。大儿子已经去过几次法国，非常开心。小儿子也向往去一次。有梦想挺好，哪怕温暖人的灵魂。这些法国照片，它们已经……对，72年了。看这质量。

尼古拉拿出一本大相册，里面是旧档案：莫尼特家在法国和苏联的照片、莉莉安的出生证、她父亲在古拉格的照片、他的犯罪记录、平反通知及各种文件。莉莉安指着照片说：“我还留着妈妈这个胸针，她从法国带来的，这是她唯一一件珠宝。妈妈很善良，人人都对她很好。她1957年癌症去世，许多人来参加葬礼。我当时10岁。这枚胸针是我对她和她法国生活的唯一记忆”。

延伸阅读：

被枪决的女权主义者萝丝·科恩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米拉·热列兹诺娃冤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53年6月26日这一天，全能的苏联国家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落败，被逮捕并解除一切职务。当局宣布：多年来政府高层藏着一只“披羊皮的狼”，他是个强盗、阴谋家！但苏联老百姓不可能人人紧跟党的路线变化，随时关注应该歌颂谁、咒骂谁。

今天谈的这件事听起来像历史趣闻或讽刺剧，却是发生在贝利亚倒台之后几个月的真实案件，记载于一份解密的克格勃文件。

革命周年纪念日是苏联最重要的节日，无论城市乡村都要举行群众游行活动，各界劳动者从凌晨时分就开始列队准备。1953年11月7日乌克兰西南部斯塔尼斯拉夫州（伊万-弗兰科夫州）小镇格维兹捷齐同样不例外。

附近霍姆亚科夫卡村低年级学生在女校长、老师和村苏维埃主席带领下首先进入主广场。按照当年规矩，孩子们手里拿着写口号的横幅和苏联领袖肖像。举谁不举谁当然大有讲究：已故但仍受尊敬的约瑟夫·斯大林、政府首脑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以及永垂不朽的弗拉基米尔·列宁。

学校代表团无聊地等候典礼正式开始。忽然，铁路职工代表团的一位妇女快步跑到女校长亚历山德拉·斯科琴科面前，压低声音质问：
— 你们拿他来干什么？您没看见吗？这是贝利亚！

斯科琴科顺着铁路女工手指的方向一瞧，顿时脸色大变。其中一位同学确实擎着“人民公敌”、“英国间谍”拉夫连季·贝利亚！校长急速冲过去，一把夺下相片撕碎。孩子肯定吓懵了，其他老师是否进行了安抚、解释，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想而知的是，斯科琴科与同事们的心情肯定糟透了。她把碎片带回村烧掉，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岂料天不遂人愿。

1953年3月斯大林咽气后，贝利亚的权柄似乎有增无减，很快成为苏联最强力头目之一。然而胜利是短暂的。到了六月份，他已经在秘密权斗中输给尼基塔·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身陷囹圄、失去一切职务，自己的随从也遭遇同样命运，被苏联媒体称为“贝利亚匪帮”。

根据官方说法：贝利亚在拘押中度过11月7日，12月宣判后立即枪决。但民间猜测他刚被捕就宰了，“审判”只是做戏。倒台的同时，报纸和广播大肆宣传，连篇累牍报道“揭露了犯罪图谋”。工厂企业举行集会，呼吁严惩“卑鄙的资产阶级腐化分子”。

全国各地紧急行动起来消灭“人民公敌”相关痕迹。冠名“贝利亚”的村子、地区、学校和集体农庄一律改名。建筑和房间悬挂的贝利亚照片，包括有他的集体照都被取下。“大扫除”甚至在官方通报之前就秘密开始了，穿制服的人进入政府办公室要求摘照片，但不说明理由。

贝利亚表妹玛尔塔害怕被捕，自己烧掉哥哥照片，灰烬溶进水里，半夜悄悄到树林挖个坑埋掉相框玻璃——这些是她家邻居后来讲的。

内务部的一份特别通知要求：“布面油画及幻灯片在修改前不得展示”。俄罗斯现代史博物馆收藏一套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茶具，杯身绘有苏联军队指挥员和国家领导人，其中的“贝利亚杯”虽没销毁，但脸孔抹掉了。

《苏联大百科全书》购买者1954年收到信件，请他们自行用剪子或刀片裁下两年前出版的本书第五卷某某页——尽管未明言，其实就是有贝利亚条目和照片的那一页。作为补偿，请将随信寄赠的“白令海”照片贴上。

贝利亚身为“国际帝国主义特务”，潜伏在苏联高层几十年历任要职，除了他“擅长伪装”、“阴险狡猾”还能作何解释？这套说辞听起来当然很不靠谱，实际一直是如此宣传的。比如贝利亚的前任尼古拉·叶若夫，和叶若夫的前任雅戈达。

然而人民群众没那么好糊弄。基辅著名数学家尤里·索科洛夫教授表示怀疑：“贝利亚的消息是中央给自己抹黑，因为没人相信几十年来一直担任党内高官的贝利亚突然变成人民公敌。大家都看明白了，现在党内存在一场权力斗争”。
扎波罗热卫生站医士卢涅娃表示，她相信被捕的前部长将无罪获释，“他的情况跟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一样”。
乌克兰建筑学院基本建设系主任普罗热克托尔科认为，贝利亚案是“外国情报部门炮制的挑衅行动”，目的是在国内挑拨离间。
来到敖德萨的格鲁吉亚人叶夫季赫·阿科比亚说：“宣布贝利亚是人民公敌，等于宣布斯大林是人民公敌”。他补充道：“我们将要求政府提供拿下贝利亚的具体细节”。
基辅的银行检查员莫伊谢·库尔冈斯基担心“1937-1938年乱象”，也就是新一轮大镇压可能卷土重来。跟很多人一样他也不信“狡猾伪装”之说：“同贝利亚并肩工作几十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去哪儿啦？”
还有些居民多次提出，贝利亚被捕可能会在格鲁吉亚引发大骚乱。

扯远了，我们说回格维兹捷齐吧。斯塔尼斯拉夫州内务局受命调查11月7日游行事件的幕后黑手，万一这是贝利亚同伙秘密安排的有组织行动呢？

调查显示，口号标语和领袖照片是五一节前在学校里准备的，换句话说是在贝利亚权斗失败之前。这些道具自从春天就一直存放阁楼没人碰过，直到校长吩咐17岁女教师玛丽亚·涅斯托拉克取出来发给同学们。这位年轻姑娘显然没注意党的人事变动，格维兹捷齐节日游行的其他参加者包括村苏维埃主席也没注意。总之，两位教育工作者要为自己的政治迟钝付出代价。

业务人员报告：“今年11月10日根据格维兹捷齐地区公共教育部门负责人的指示，А.Ф.斯科琴科已被解除校长职务，在原学校当教师。女教师М.И.涅斯托拉克已解雇”。

乌克兰共和国内务部领导命令斯塔尼斯拉夫州内务局再次彻查所有人，务必查明“将贝利亚相片混入节日游行队伍是否是蓄意的敌对行动”。进一步调查一无所获，此事告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60年12月19日苏联共产党斯维尔德洛夫斯基区委会呈交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市委会的通报：
（译注：莫斯科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基区1936年成立，已撤销，部分位于今北部行政区内）

秘密

情况通报

莫斯科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基区投票站在统计选举本区人民法官的意见期间，在票箱内发现了针对区执委会和人民法院的呼吁、建议和批评意见，包括要求改善住房条件、重审某些案件、在商业组织和一些公寓楼建立秩序等。

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将对这些请求和信息进行审查并采取行动。

部分选票上写有爱国主义题词：“苏维埃祖国万岁”、“向捍卫社会主义法律的劳动者表达谢意”等，祝愿审判员工作顺利，诚实公平进行审判，在劳动者尤其青年人中间开展解释和教育工作。

“公正审判”。

“流氓必受无情审判”。

“公平必胜”。

“铲除受贿。自由世界的国家万岁，凭良心公正审判”。

“祝愿全体同志廉洁履行光荣职务”。

“我想提请人民法院注意：要客观公正……严刑峻法不是教育青年人的手段”。

针对克罗欣：“最好的法官”、“十分同意”、“感谢克罗欣”、“为众人投票”、“完全赞同”、“我很高兴投给舒欣”、“祝愿舒欣同志在生活中幸福进步”。

针对沃罗比约娃：“出色的法官，愿她永葆本色”等。

选票上还有这样的题词：票面被角对角斜线整个勾掉，写着：“胡说八道”。

针对科热夫尼科夫：“不公平。除了他谁都行。干了不少走后门的事”、“为什么投票，难道可以不选他们吗”。

“法官应该懂法律。这个法官纯属文盲”。

“我投票反对科热夫尼科夫，他不诚实”。

针对克罗欣：“贪污分子，偏心法官”。

“他们不配，都应该踢出去”。

“不要像阿里斯托夫法官那么无耻。祝你们成功”。

“我再也不选这些人和其他玩意儿了”。

“为贪污分子投票可耻”。

“法院没有科热夫尼科夫这种人的位置，别选他”。

“正确判决，不可受贿。我们是苏联人。我们应该感觉羞愧”。

“愿法院的冷酷无情烂尽烂透”。

针对舒欣：“他不配当选人民法官的崇高荣誉。此人不客观，没规矩，审理案件时粗暴。我是退休老人，没打过官司，我这番话绝不是基于任何个人不公正遭遇而发的”。

“舒欣该到点退休了”。

“阿纳托利·费多罗维奇·舒欣是个可疑的人”。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克罗欣不合格”。

“舒欣粗暴又冷漠。看来当法官厌烦了”。

“希望用捷尔任斯基的方式工作”。

“尊敬的法官！杀人者应判死刑。一命抵一命！小偷惯犯应严厉惩处，不允许在大城市生活”。

此外，我们认为必须报告部分选票上出现了下列题词：

“谁需要这种无耻的把戏”。

“可笑啊！！！你们已经见过人民怎样生活了”。

“虽然我投了票，但不是心甘情愿的，一派谎言、舞弊、欺骗，太过分。这叫上梁不正”。

“我发现你们的名单不具有代表性，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些大多数人一无所知的人”。

“不想投票的话，就别想好过！”

“正规的选举，候选人数必须多于应选人数。所以这不是选举”。（全部划掉）

“如果你们自称民主国家，那么至少要多放进几个候选人才像话”。（全部划掉）

“共产党员处处统治。苏联共产党就是独裁党。不信任党外之人。搞选举就是嘲讽民主”。

“没有自由的选举，也没有候选人”。

苏联共产党区委秘书（无签名）

（紫色墨水签名：索科洛夫）

（资料来源：莫斯科中央国家档案馆）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附件A

对苏联集成电路产量的估计

在新信息的帮助下，可以估计出1970年和1972年苏联集成电路产量（1600万件、3000万件）。“产量”是指生产商交付给最终用户的零件数量，正如文中所解释的那样，在用户设施中会有很高的废品率。1970年产量数字是由苏联半导体工业的一位高级官员提供给苏联一家半导体工厂经理的，似乎很可靠。1972年的数字基于零散的工厂数据，其可靠性不太确定。在现行的两班制生产条件下，1972年沃罗涅日的集成电路（混合型和单片型）产量估计为500万件。一个消息来源报告说，沃罗涅日是三个产量水平大致相同的工厂之一，它们在1972年生产了苏联集成电路器件总量之“大多数”。因此，集成电路的总产量约为3000万件或更少。
(译注：1959年成立的沃罗涅日半导体仪器厂，又称“111厂”。另两个工厂似乎是指里加半导体仪器厂和明斯克“捷尔任斯基”半导体仪器厂)

同一来源还提供了1971年和1972年苏联计划产量的半官方数据；苏联原本希望在1971年生产4000万至5000万件集成电路，在1972年生产7500万至1亿件。这些数字被认为是对实际生产的不可靠指导：

— 在这个技术复杂行业的发展初期，可能无法制定准确计划。集成电路的产量尤其难以预测，因为其对工人技能、生产技术和制造设备品质的差异极为敏感。即使产量出现微小变化，也会被放大为可用产出的显著改变*。因此，在预测1971年和1972年产量时，制定计划者似乎严重高估了可实现的产量。

— 在年产量3000万件的水平上，集成电路几乎肯定会出现于终端消费和商用产品。我们没看到多少这方面证据。

— 集成电路的生产很大程度取决于来自行业外供应商的高品质材料的不间断流动，而行业对这些材料基本无法控制。事实上，不同品质材料的不均衡交付是阻碍1970-1972年生产的一个主要因素。

预估1972年以后的产量甚至更加困难。在产量象征性好转和集成电路制造效率普遍提高的情况下，1973年苏联的集成电路产量将在4000万到5000万件之间。

————————————————————————————————————————————————————

*例如，生产量从10%（废品率90%）提高到15%，会使可用产品增加50%。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37年6月2日政治局批准了一份“三人小组”主席名单，包含16个人。众所周知，“三人小组”是苏联大恐怖时期执行法外镇压的机关，通常由НКВД地方负责人、州党委书记和检察院代表组成。

在名单上签字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其他政治局成员通过电话一致表示同意。那么，被授予巨大权力、能够决定苏联公民生死的16人结局如何？

日后这份名单中：枪毙11人、死于监狱2人、死于劳改营1人、1人未定罪但自杀、1人服刑15年释放。您没瞧错，16个人居然有15个变成了“人民公敌”。如此看来，是否应该枪毙以斯大林为首的整个政治局？否则如何解释他们重用的人94%是“坏蛋”呢？

这些人的姓名和简介如下：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纳谢德金（1897-1940），国家安全少校，曾任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2月20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亚科夫·阿巴莫维奇·捷依奇（1898-1938），三级国家安全政委，曾任罗斯托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等职，1938年3月2日逮捕，死于狱中（可能受刑而死）。未平反。

维克多·巴甫洛维奇·朱拉夫廖夫（1902-1946），国家安全高级少校，曾任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等职，1946年12月18日死于赴莫斯科途中，据称系“自杀”。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格列丘欣（1903-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代理乌克兰内务人民副委员等职，1938年12月3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赫沃罗斯特扬（1903-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亚美尼亚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逮捕，死于布提尔卡监狱（莫斯科）。未平反。

德列尼克·扎哈洛维奇·阿普列斯扬（1899-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乌兹别克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1月20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扎格沃兹金（1898-1940），国家安全高级少校，曾任塔吉克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9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阿尔图尔·伊万诺维奇·米赫尔松（1898-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2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1901-194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鞑靼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德韦杰夫（1900-194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特卡乔夫（1896-1941），国家安全上校，曾任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40年12月20日逮捕，枪决。

纳扎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瑙赫（190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22日逮捕，判处20年监禁。1954年7月7日因病提前释放。未平反。

谢苗·扎哈洛维奇·米尔京（1901-1940），曾任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尼基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1900-1940），国家安全少校，曾任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7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伊万·彼得洛维奇·洛茨马诺夫（1903-1940），国家安全上校，曾任吉尔吉斯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3日逮捕，枪决。2013年法院撤销“叛国”等罪，改判“滥用职权罪”。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沃洛济科（1888-1951），国家安全少校，曾任哈萨克内务人民副委员等职，1939年1月7日逮捕，判处15年劳改。1951年在沃尔库塔第6特别劳改营病逝。未平反。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延伸阅读：

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