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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头，先来看一段这位妇女的小传：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1920年生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费尔干纳州浩罕，出身装卸工家庭。早年丧父，送人寄养，1931年进入孤儿院。她曾在技工学校和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速成中学学习，1941年毕业于塔什干铁路运输工程师学院。
从1942年起开始党务活动，最初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中央分管学校的书记。1955年2月-1959年3月任乌兹别克ССР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年3月-1970年9月任乌兹别克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接替Ш.Р.拉希多夫），同时1959年10月-1970年7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70年7月14日-1974年6月16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1974-1979年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亚非事务委员会主席。1979年退休，领取苏联个人养老金。她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曾被指控在“棉花案”中受贿。

曾在勃列日涅夫手下担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1982年3月27日的日记写道：
那我们一般是怎样斗争的呢？昨天有人给我讲了纳斯里丁诺娃的事情，她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众所周知，几年前她被撤职，因为收受了总计2300万卢布的贿赂，被特赦。她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之后却被任命为建筑材料部副部长。等到退休的时候，又被任命为团结越南委员会的主席。“本地”的一些同志表示反对，但他们先后接到了彼得罗维切夫和卡皮托诺夫本人的电话。她的退休金是300卢布，在委员会的工资是270卢布。我们的顾问给她打电话，礼貌询问她近况如何？回答是：“瞧您说的，我太滋润了！”那2300万卢布贿款她仅退赔了300万……另外，后来还发现她身边存在一整个犯罪集团：这些人故意在根本不需要判死刑的案件中做出死刑判决，以便之后通过纳斯里丁诺娃轻松推翻。

曾任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2004年接受乌克兰记者德米特里·戈登采访时谈及纳斯里丁诺娃：
乌兹别克斯坦贪污和受贿相关的问题，197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时还没人谈论“棉花案”。第一起涉及高级干部受贿的刑事案件——鲜有人知！——是1975年立案的。时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实际是1978-1983在任的伊纳姆荣·奥斯曼霍贾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院长被追究刑事责任。循着线索牵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纳斯里丁诺娃。侦查人员掌握了她收受贿赂的确凿证据，并已获准追究其刑事责任。可是在最后关头，她设法联络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结果最高层叫停侦查。
已故的苏联总检察院侦查部门负责人赫尔曼·彼得罗维奇·卡拉科佐夫负责此案，他告诉我当时他震惊不已，因为罪证确凿、无可辩驳。我问他：“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是撤销了还是中止了？”卡拉科佐夫回答：“锁在保险柜一动不动。”
本案一直尘封到1980年代，格德良（译注：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试图重启调查。但特尔曼·霍连诺维奇失败了，纳斯里丁诺娃的案子最终被撤销。十年前若非勃列日涅夫的干预，她很可能已经被捕并送上法庭。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也曾报道过纳斯里丁诺娃案，摘抄其中一部分如下：

1.《消息报》副刊《一周》1988年4月18日登载题为《腐败的层级》的文章，内容是对苏联总检察院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尼古拉·伊万诺夫和奥列格·利特瓦克的采访，三人曾负责调查“棉花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于是在197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付出了巨大努力和高昂代价，将一些因受贿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高级干部定罪，这些人曾试图对抗更危险的拉希多夫犯罪团伙。然而拉希多夫本人及其犯罪团伙未被清除，继续违法乱纪。
同时对共和国的另一名高层领导也展开了调查。但此案未能得到法律处理。上级一声令下，案件被匆忙封存进档案库，而那位身居高位的罪犯仅仅受了一次党内严重警告，记录在案。她至今依然活得无忧无虑，起码没受穷。”

这次采访虽然没明说“身居高位罪犯”的姓名，但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认定文章指的就是她，于是到法院起诉《消息报》，要求维护自己名誉和尊严。1989年3月6日《消息报》副刊《一周》登载题为《法院开庭——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记事》的文章，其中提到这起官司，内容如下：
……例如，曾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起诉了我们。她认为《一周》发表的《腐败的层级》一文刺激了她。苏联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奥列格·利特瓦克去年年初接受《一周》采访时谈及“棉花案”，顺便说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高级干部中的一位“身居高位的罪犯”（1970年代中期曾对她展开调查），至今没有受到惩处。文章并未提及她的姓名或职务。然而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认出了”自己，并到莫斯科伏龙芝区人民法院提告。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消息报》登载《腐败》一文后不久，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纳斯里丁诺娃的党籍。

2.《乡村青年》杂志1988年10月刊登了亚历山大·加夫里柳克的文章《无声的阴谋》，替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辩护。文章声称：针对她的指控是她的政治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原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59-1983）策划实施的阴谋。

3.作为回应，《消息报》1988年10月31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其中引用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材料，指出纳斯里丁诺娃犯有受贿罪和贪污罪。

4.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1988年11月被开除党籍，针对她的刑事案件重新启动。她继续坚称清白，要求总检察长进行调查。最终，1990年12月总检察长办公室以缺乏犯罪事实为由终止针对她的刑事案件。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批准撤销1988年11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开除她党籍的决定。

1991年6月13日《消息报》发表纳斯里丁诺娃来信《“腐败”前后》，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平反过程和她对案件的看法。

5.2005年5月11日，纳斯里丁诺娃去世前一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对她的采访，题为《被逐出棉花天堂》，她在采访中再次声明针对她的案件是她的政治对手拉希多夫策划的。我们将在本文后面转载这次采访，并附上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函。

显然，这件事情必有人撒谎——要么是那些指控纳斯里丁诺娃贪腐的人，要么是她自己，以及那些因缺乏犯罪事实而撤案的人。读者可以自行阅读材料并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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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腐败”前后》：

1988年第306期《消息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整篇文章都是针对我——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总之“原”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的。这不是第一篇，也不会是最后一篇诋毁我公民名誉和尊严的文章。在不同时期曾有多位人士公开攻击我，包括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第一副主席И.古斯托夫、检察院工作人员Г.卡拉科佐夫、А.卡图谢夫、Т.格德良、Н.伊万诺夫、政治学家Ф.布尔拉茨基、记者Е.多多列夫，甚至还有诗人Е.叶甫图申科。他们未经审判和调查，就将我列为怙恶不悛的罪犯。我多次向苏联总检察院、向苏共中央请求彻底调查这些指控，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转向普通人民法院。尽管我知道，“改革”并不会自动取消电话法（译注：“电话法”指的是上级官员口头施加压力或威胁），也不会使人民法官独立于政府和党组织，但至少还有一点机会为自己的人格进行公开法律辩护。被我起诉的人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把“重炮”拉了出来——《消息报》出现了上述那篇文章，作者通过“事实”和“根据”证明我是罪犯。同时，苏联法律规定：除了法院，任何人都无权做出这样的裁决。值得注意的是，到那时围绕我名字的争议已经喧嚣了十四年，但侦查机关为何没有公开对我立案呢。解释很简单：尽管侦查人员反复尝试，包括使用非法手段逮捕和审讯数十、数百名无辜者，目的是获取他们对我的虚假证词，却始终未找到足以提交法院的证据。毕竟只有到了法庭上，才能够揭露像Г.卡拉科佐夫、Т.格德良和Н.伊万诺夫这种侦查员的工作方法，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ССР内务部原部长X.雅赫雅耶夫。并且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负责人С.沃洛格扎宁的真实面目也会被揭露出来，此人为了讨好“领导”多年来捏造各种诽谤材料、虚构事实，显然凭借着上级的信任和青睐，两次要求把无辜的我开除出党。

没有合法依据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但又知道我的介入可能会揭露他们的非法行为，所以他们决定向《消息报》提供耸人听闻的材料。令人惊讶的不是他们这样做，而是《消息报》竟然违背自己一贯的办报原则，不经过调查和法院审理就对公民作出新闻判决。

不久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我的党籍，《真理报》对此做了正式报道，而《消息报》不仅发布这一消息，还附上自己的评论。总之我被明确列为高干罪犯，受到了公正的党纪处分。然而监察委员会作出该决定时，不仅没有法院判决，甚至都没有立案侦查。

在我的坚决要求下，苏联总检察院总算启动了正式调查。为确保客观性，案件被移交给РСФСР检察院办理，且在苏联第一副总检察长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这段长达近二十年的残酷历史岂能不影响我的健康和我子女的健康。本人多次发作心肌梗塞，我的女儿因严重血管疾病进了重症监护室，需要常年住院。而我的儿子——我的巴赫季亚尔——无法承受对他母亲的诽谤和侮辱，42岁不幸离世。愿我的事业、那些曾加诸于我的嘉奖和荣誉都被诅咒。果然“老爷的愤怒和老爷的爱是无比的祸灾”。（译注：作家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语，意近“伴君如伴虎”）

当时《消息报》的编辑告诉我，倘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撤销开除我党籍的决定，就刊登我对那篇文章的回应。好在这决定确实做出了。此前我收到来自РСФСР检察院的正式通知，日期1990年12月26日，编号18/67023—89，内容如下：“特此通知，针对1974—1975年及1985—1989年期间不同人士提交的关于向您行贿及您滥用职权的举报，所展开的刑事调查已于1990年12月25日终止。部分案件因犯罪事实不存在，即《РСФСР刑事诉讼法》第5条第1款之规定而撤销；其他案件因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即该法第5条第2款之规定而撤销。РСФСР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高级司法顾问Б.И.乌瓦罗夫。”

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撤销1988年11月18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将我开除出党的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党龄自1942年1月我入党之日起计算。公告刊登在1991年5月11日《真理报》上。为了查明真相和伸张正义，难道我必须付出整整17年屈辱、痛苦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吗？而这竟然还是经历过1937—1950年恐怖岁月的国家！

相信您能够理解，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我不得不对最初提交给《消息报》的公开信做一些删减和修正，以符合我在法律和党内的平反。现在没必要对《腐败》一文中那些具有犯罪性质的捏造内容逐条辩论，因为它们已被РСФСР检察院和苏联总检察院彻底驳回了。但我仍然想说几句。新闻行业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按说作者如果没有事先与某个人见面、沟通，就不能径直批判这人。可我与萨赫宁不仅素未谋面，甚至连电话都没打过。那他凭什么不听取我的陈述，就自行扮演侦查员、证人、检察官乃至法官，直接把我定为罪犯！真相何在？无罪推定何在？其他法律原则何在？还是说作者毫无怀疑地相信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结论？他难道不知道，这个长期以来拥有绝对权力的党内机构在党纪裁判方面也要遵循某种“特定路线”吗？他难道不知道，某个人是如何沦为党内高层不喜悦者的？

《腐败》一文提到了一个“文件”，据称于1974年呈送苏共中央。那么，作者所谓的这份“可信文件”出自何人之手呢？当年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个小时（这次全会原定再度提名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Ш.拉希多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针对我的“黑材料”，材料写了什么我至今不知。这份“可信文件”理应进行核实，但当时根本没有时间。事出突然，政治局多数委员倾向于不重新考虑之前提名我担任民族院主席的决定，并建议委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核实这份“文件”的材料。他们认为，如果“黑材料”的内容被证实，再讨论如何处理纳斯里丁诺娃也不晚。于是Ш.拉希多夫又发言，说如果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将拒绝保留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席位，并请求将席位转交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显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如此强硬表态之后，再没办法拒绝他的提议。他认为再次选举我做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将对他个人不利，可能会对他在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带来某些麻烦。这场毫不掩饰的报复是多年来针对我的蛮横且无法无天迫害的肇始。（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会议上——我是委员之一，曾多次就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人事任免及妇女地位等问题与Ш.拉希多夫发生原则性分歧。尽管Ш.拉希多夫对共和国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他在党的最高职位上独裁作风过于明显。多年间我对他的任何反对和批评，在他听来都是极度尖锐和痛苦的）

如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尤其对苏联总检察院而言——许多被捕者，包括那些最终免于刑事责任的人，他们针对我的“证词”都是通过最骇人听闻的非法手段获取的。至于所谓贿赂之情节，我就不多谈了，因为РСФСР检察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已经详细讲过了。我只想说，许多人在雅赫雅耶夫、卡拉科佐夫等人唆使下诬告我，乃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后来他们又否认自己的供词，写下忏悔信恳求我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否原谅了他们。我只知道自己毫无复仇情绪。所以我选择让他们，包括《腐败》一文的作者，面对良心的审判。

Я.纳斯里丁诺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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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出棉花天堂》

老妇人在色彩鲜艳的画作前停下脚步：“这幅画是胡志明送我的，这个花瓶是毛泽东送的，那个有大象的小匣子是英迪拉·甘地送的，上面还有她的题词，这一个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送的……”

谈话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她的语气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布满皱纹的脸庞显露微笑，声音也带着几分俏皮。这个女人心事重重。她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别人。

人们常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85岁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从自身痛苦经历中体会了这句话的真谛。她的仕途令人称奇：一个孤儿院出来的低学历乌兹别克女青年，到1970年代已经成为“名义上的”苏维埃国家第二号人物。可是进入1980年代末，她却被剥夺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该死的荣誉和头衔！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我一辈子做工人更好，至少孩子还活着……”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沉浸在可怕的1980年代回忆中：“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熬过这番折磨的。比如我儿子下班回家，电话铃响。我不接，他拿起话筒：‘喂？谁？鲍利亚，巴赫季亚尔？’儿子答：‘是我’。‘什么？你妈还活着？我们都以为她自杀了呢’。挂断。五分钟后又一个电话：‘人家说她上吊了，是真的吧？’每晚如此。”

1987年（注：笔误，实为1988年）《消息报》发表一篇题为《腐败》的文章，指控一批乌兹别克党的领导人受贿、贪污和虚报政绩。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是文章主角之一。据这篇文章说，在担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期间，这位“人民贤母”每次特赦罪犯收费十万元，还把几十千克黄金转移到瑞士银行。文章就像一纸判决，被拿到党的监察委员会正式讨论，作出决定：在调查期间解除纳斯里丁诺娃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剥夺养老金和国家别墅使用权……

85岁的老妇人说道：“长达两年半的搜查和讯问，我经历了八次心肌梗塞。我的女儿长期住院，我儿子承受不住母亲的屈辱，心脏病发作去世。而我还活着，遭受着一切。我想，我是真的迫切希望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不得不背负这些脏污进坟墓。”

拉希多夫的报复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这一切早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开始了。自从1970年我被调往莫斯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和主席团副主席后，我就成了拉希多夫的眼中钉。他视我为主要竞争对手，知道我随时可能取代他的位置。而他铲除竞争对手向来残忍。幸好当时我人在莫斯科不在塔什干，否则拉希多夫会立即把我送进监狱。”

1974年，已经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四年的纳斯里丁诺娃被叫去波德戈尔内办公室，主席团主席开门见山：“亚德加，我们讨论了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政治局决定推荐你连任。你怎么看？”纳斯里丁诺娃习惯性简短答复：“非常感谢信任，我尽力不辜负期望。”确认程序是在没有亚德加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她后来从自己的前上司口中得知内情。因为1977年勃列日涅夫将波德戈尔内免职后，人家也无须隐瞒什么了。正如预料的那样，政治局收到了提议：推荐纳斯里丁诺娃连任民族院主席。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全票通过，拉希多夫突然开口发言：
— 共和国反对，乌兹别克斯坦不推荐。

波德戈尔内很吃惊：
— 怎么啦？纳斯里丁诺娃工作出色，不愧为共和国代表……

拉希多夫举起手中沉重的文件夹：
— 我们掌握了她的违法违纪材料。鉴于此，乌兹别克斯坦放弃民族院主席的席位。

拉希多夫闹这一出犹如晴天霹雳。然而他亲手点燃导火索的炸弹却在十年后才爆炸，碎片击中拉希多夫本人心窝。

“赶上亚德加”

“亚德加”这个名字在穆斯林国家被赋予生来就是孤儿的男婴、女婴。她父亲在浩罕做搬运工，某一天疲惫不堪回到家，躺在潮湿的泥土地睡着了，罹患肺炎，不久去世。三个月后他13岁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婴，按照习俗取名亚德加。

纳斯里丁诺娃说：“我祖父有好几个老婆，每个老婆都有自己的孩子。妈妈在家能干活时家里还需要她。但她生下我之后就成了累赘。有一天，祖父把我们母女放上马车，带到距离浩罕50千米外的一个村庄，把我妈改嫁出去了。那么我对于继父而言当然是多余的啦。他是个可怕的瘾君子，不做正经营生。我六岁那年他决定摆脱我——牵着我的手带我到大路上，扭头就走。路过的人看见孩子哭，把我领回家。反正11岁之前我就被反复转手：今天这家收留我、明天那家收留我。1931年我被送进乌兹别克斯坦开办的第一所孤儿院。之后我进了技工学校，又读了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的速成中学……”

从此纳斯里丁诺娃开始在仕途上大踏步前进，人事档案密密麻麻记录的新头衔一年比一年高。她从普通工人做起，成为工长、技术员……18岁建设卡塔库尔干水库时已经是施工员，一年后在塔什干—安格连煤矿公路项目上又被任命为工段主任。1939年共和国领导层决定派容貌漂亮的女共青团员、女运动员亚德加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全联盟体育大展演。当时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斯大林亲自接见各地代表团。“人民慈父”巡视过诸位体育工作者之后，停在一位苗条的乌兹别克少女面前：“姑娘，你哪儿人？”边问边用手轻轻抚摸亚德加的头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从事体育，工作学习两不误”。这就足够了。纳斯里丁诺娃在塔什干一夜之间成为新时代东方女性的象征。“赶上亚德加”成了乌兹别克斯坦少女们的座右铭。不久，全权在握的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召见民族宠儿。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回忆：“第一书记向我问好，问我工作情况。然后说：我们决定任命你做共青团中央书记。我惊讶地回答：‘什么？我对那边一无所知啊？’他说：没关系，你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懂得生活。一学就会。”

再往后就更顺了：刚刚超过共青团员年龄的亚德加被任命为乌兹别克斯坦工业部长，35岁成为部长会议副主席，39岁当上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项任命获得了赫鲁晓夫的赞成。话说尤苏波夫去世后，此前已担任主席团主席达十年的沙拉夫·拉希多夫被选为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那天正在开会讨论让谁接替这个职位，候选人不少。这时电话铃响了，亚德加听见拉希多夫激动地说：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正在坐着考虑推荐谁好呢。
— 啊，太好了，看来我打电话正是时候。你问问大家：如果让乌兹别克妇女担任这个职位，同志们会怎么看？就说：赫鲁晓夫推荐亚德加。

拉希多夫显然有点慌乱，他故意把电话听筒举高：
— 同志们，现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推荐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那么，咱们支持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提议吗？

鸦雀无声。

拉希多夫加重语气重复：
— 我再问一遍……

会议室仍没人表态。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大家一致同意啦。

“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

四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社会主义祖国充分肯定了“乌兹别克民族贤母”的功绩。然而，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仕途步步高升的同时，也如她自己所说，牺牲了个人生活。她为人妻、为人母，却少有时间陪伴家庭。在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的回忆中，与她共同生活二十年的丈夫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做妻子的说：“他当兵上过前线，做过党的州委书记。那又怎样——我是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或主席团主席。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直接上写字台，一摞文件当枕头，扯桌布盖住自己，在办公室睡两三个小时，天亮又投入工作。他介意吗？当然介意。没人愿意娶我这样的老婆。但我能怎么办呢？唯一能做的就是叮嘱女管家：好好照顾谢尔盖·努鲁丁诺维奇，让他全身整洁、衣帽得体。他的形象就是我的脸面。”

纳斯里丁诺娃对付下属们（苏联时代党的干部男性占绝对多数）可谓干脆利落。她说自己非常清楚男人的弱点：给点酒喝、递个眼色就行了。“而且他们怕我”。

纳斯里丁诺娃笑言：“从来没人追求过我，我发誓真的没有。有时候自己都在想我究竟是个白痴还是丑八怪……我这辈子没抽过烟，滴酒不沾。但我有好办法：比如在克里姆林宫办宴会，服务员们提前打了招呼，专门给我准备两瓶空伏特加，里面装满白开水。我举杯祝词：‘同志们，干了吧！’仰头一饮而尽。他们看我喝，也只好跟着喝。那些联盟的部长们，每次从我这儿回家几乎都站不稳。官太太们后来不高兴了：哼，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眼睛都不眨！”

不过，赫鲁晓夫时代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普遍喜爱这位面带微笑的乌兹别克妇女。赫鲁晓夫本人出访总带着纳斯里丁诺娃，米高扬喜欢给她讲述自己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柯西金邀请她出席生日宴会，福尔采娃访问外国拉着她一起逛商店。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我当时陪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外地，回来后他就‘被退休’了。他对此一无所知，我更不知道。如果我哪怕有一丁点预感，肯定会提醒赫鲁晓夫的。我不是反对勃列日涅夫，但我无法认同这个决定。苏斯洛夫发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提交辞呈，请求卸任’。我又能说什么？说‘不可能’吗？他就坐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一句话不讲。我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只能投赞成票。”

“腐败前后”

风雨来临毫无预示。即便拉希多夫在政治局扬言的黑材料指控也未对纳斯里丁诺娃造成太大打击，中央并未掀起波澜，民族院主席职位被授予拉脱维亚候选人。勃列日涅夫召见纳斯里丁诺娃谈话，总书记先绕圈子：
— 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奥地利当大使，你去吗？
—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哪儿也不去。我是一个寡妇（注：纳斯里丁诺娃丈夫1966年亡故），女儿在这边上学，儿子也在工作……

勃列日涅夫无名火起：
— 你真是个傻瓜！
— 好嘛，傻就傻吧，我可以走了吗？

时过境迁，纳斯里丁诺娃说：“显然，他们和波德戈尔内商量好了，让我出国，拉希多夫就不闹腾了。但如果当时列昂尼德·伊里奇换个方式讲：‘我建议你去，党的要求，请别拒绝’。我当然会同意去奥地利。可他那样说话，我转身就走了。”

无疑，这是一次公然的贬抑，但却是缓慢的、绝非致命的。纳斯里丁诺娃实现了“软着陆”——先被安排做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之后稍稍降一级：亚非国家事务委员会主席。可是198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棉花案”打乱了一切。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83年突然去世，乍看似乎是自杀。然而按照纳斯里丁诺娃的说法，内情是这样的：
“乌兹别克斯坦每年向国家上报300万吨棉花，但实际不足半数。总而言之，尽是谎报、蒙骗、弄虚作假。1983年安德罗波夫给拉希多夫打电话：‘沙拉夫，今年能交上300万吨棉花吗？‘’能，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结果到了十月份，承诺的交付量仅完成20%。于是拉希多夫召集各地区头头开会：‘为什么交不上来？’无人吭声，都知道没棉花了。接下来的三天他亲自坐车跑遍半个乌兹别克斯坦，发现共和国没棉花了。返回塔什干，安德罗波夫的电话又打来：‘怎么样沙拉夫，能交上棉花吗？听着，想想办法。如果不行，你自己过来给我解释清楚’。当天，拉希多夫回家开枪自尽。”

随着改革开始，“乌兹别克案”沉渣浮起。那几年大名鼎鼎的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对这个阳光普照的共和国进行了“彻查”，每天都有新的腐败、受贿和贪污事实被揪出来——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党的领导人锒铛入狱。城门失火，殃及纳斯里丁诺娃。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耸耸肩，说道：“有意思的是，他们写文章说我把35千克散碎黄金交给某个叫阿戈耶娃的，让她经由浩罕把黄金存入瑞士银行。我上哪儿搞这些黄金啊？《消息报》文章发表后，我自己去找党委，要求对我刑事立案。他们调查、讯问、搜查了我两年半。直到1989年，他们发来正式公函：‘不构成犯罪，刑事案件已终止’。许多信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寄来，大家都表示：‘我们被迫栽赃诽谤你。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两年半的养老金全额付给我了，也恢复了我的党籍。他们甚至提出让我担任什么职务，但我拒绝了，我说：‘去死吧你们。我不想和你们一起工作’。谁能把儿子还给我呢？他死的时候距离我彻底平凡恢复名誉只有六天时间。”

检察院的无罪结论对于纳斯里丁诺娃远远不够。她打电话给《消息报》主编，表示：“你们不是刊登了《腐败》吗？现在你们得发表我的回应。如果你们不发表，我知道该找谁。”她威胁要诉诸国际法庭。没过多久，报纸刊出另一篇文章：《腐败前后》。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几乎能全文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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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几年纳斯里丁诺娃几乎闭门不出，熬过了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但她既不抱怨健康问题也不抱怨经济困难，反而骄傲地说三年前获得了1.25万卢布的个人养老金。正义伸张了吗？谁知道呢。特尔曼·格德良仍然坚信亚德加·萨迪科芙娜有罪，声称“乌兹别克案”是戈尔巴乔夫命令搁置冷处理的，因为1989年爆发了费尔干纳大屠杀，绝不能再火上浇油。如今真相或许永远无法揭晓，而这位老妇人每次回忆起故乡乌兹别克斯坦，总会泪流满面。她愤愤地说：
“回塔什干？我坚决不去。也不会让我女儿去。他们欺负我，侮辱我。我为乌兹别克斯坦做了那么多工作：大费尔干纳运河、卡塔库尔干水库、奇克季姆玻璃厂。我管着各种类型的建设，通信部、民航。做了十一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难道是在玩过家家吗？拉希多夫自己都说：‘我们男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交给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吧’。可他们写了那么多诽谤和污蔑。我阅读这些告密信，一个俄罗斯人姓氏都没有——只有乌兹别克人。我帮助过其中不少人，救过他们的命。乌兹别克斯坦诽谤我之后，我要对俄罗斯人民说声‘谢谢’。感谢上帝，我在俄罗斯。我得救了。我必须不给自己丢脸，不给孩子丢脸，不给我的人民丢脸。我斗争过，战胜了他们。”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2006年4月7日在莫斯科去世，葬昆采沃公墓。

延伸阅读：

1970年代苏联渔业部腐败案

“古姆”总经理腐败窝案

关于苏联儿童采棉的一段回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格奥尔吉·博夫特
（政治学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曾任《消息报》主编）

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向阿富汗派遣军队。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改革时期公开了关于决策过程的许多文件，这段历史仍然被种种刻板印象和无稽之谈包裹。尽管某些刻板印象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但仅仅是部分正确。

比如，当代人喜欢强调说出兵决定是集体合议做出的，经过激烈辩论且无视主要领导的反对意见——这种观点也对也不对。

1979年初，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第一次请求苏联出兵（之后又请求了若干次）。就在前一年，该党基于某种缘故推翻与苏联关系良好的达乌德国王，宣布将建设社会主义。莫斯科对这场“四月革命”事先不知情，但喜出望外：又一个国家踏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家（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立刻意识到：阿富汗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像蒙古一样。苏联一直宣称蒙古“从封建主义一步跨入社会主义”。

于是塔拉基成功访问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相谈甚欢，签署了友好、睦邻及合作协议。但人民民主党显然无力对付伊斯兰主义旗帜下的反政府游击队。

莫斯科对于第一次和之后不知多少次请求苏联出兵的态度都是否定的。政治局一致批评该提议——我们怎么能反对阿富汗人民呢？温和的勃列日涅夫也不感兴趣。类似的请求不断传来，包括哈菲佐拉·阿明提出的，此人后来推翻塔拉基并以最典型的东方传统方式将其杀害，还顺手枪决了大约一万人，其中有不少克里姆林宫的熟面孔。这就让勃列日涅夫和整个克里姆林宫极为不满，他们从不喜欢这样做法。怎么搞的？杀人之前不打招呼吗？

当阿明还是塔拉基的盟友并向各位苏联代表请求派兵时，1979年夏天莫斯科已经准备向喀布尔派遣多达2000名空降兵。但阿明发动秋季政变后，形势变得相当严峻，他本人更加迫切地呼唤援助。有几个因素促使勃列日涅夫和同事们最终“拍板”，不仅仅是基于对阿明的个人反感——他杀了一年前勃列日涅夫的座上宾，更有传言称阿富汗新任统治者正准备勾结美国。传言是否有根据尚存疑问，但无异于公牛面前的一块红布。苏联的老头子领导层意识形态顽固，而且也担忧圣战的绿色旗帜可能会进入苏联的中亚共和国。

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显著夸大了阿明与美国人勾结的程度，而这或许成为关键因素。在这方面苏联向来神经过敏。最终，意识形态教条战胜了理性权衡。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意识形态头子）、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镇压过1956年匈牙利起义）、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和葛罗米柯（外交部长）组成的“小范围政治局”决定出兵阿富汗。唯一被邀请参加阿富汗问题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波诺马廖夫，因为他负责联络西方共产党、工党和第三世界国家左翼运动。出兵决策完全是政治性的：既要故意刁难当时与中国关系缓和的美国，又要“阻止圣战”延烧到苏联境内。

引人注目的是，包括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第一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作战总局局长瓦连尼科夫、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在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反对出兵。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不赞成。但纯粹的军事和经济考虑被无视了。当奥加尔科夫元帅大胆提出反对观点时，乌斯季诺夫元帅立即回应：“您想教训政治局吗？您只需要执行命令……”或者，如前驻美大使、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回忆的那样：高级将领——奥加尔科夫、阿赫罗梅耶夫、瓦连尼科夫——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提出异议，只听到了他恼怒的呵斥：“少废话，执行政治局决定。”

军方还表示，如果真要出兵就不能是政治局商议的8万人，必须立即派遣30万大军迅速镇压一切抵抗。但仍决定只出动“有限”兵力。根据1977年《宪法》，国防委员会本应参与制定此类决策，可无论是否出兵问题、或在阿富汗驻军问题都没有征询它的意见。1976-1990年期间国防委员会的会议未曾讨论关于苏军开赴及驻扎阿富汗的问题。

那么决定是怎样做出的？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只有一份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关于阿富汗形势的决议，其中既无“向阿富汗派兵”的表述，也未提及阿富汗国家名称。只有一个词“措施”，被批准的“措施”。原文如下：
“1.批准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提出的看法和措施。允许他们在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进行非原则性调整。需由中央解决的问题，及时提交政治局。委托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执行这些措施。
2.责成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所批准措施的执行进度。
中央委员会书记 Л.И.勃列日涅夫”

因此从法律层面来看出兵决定根本不合法——既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宪法》所规定），也没有部长会议决议，甚至没有苏共中央的明确决议。须知苏共中央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合议机构，包含287名正式委员和139名候补委员，其中可能会有人提异议。但无人反对，一切都是口头说好的。

直到1979年12月24日乌斯季诺夫才签署命令，写道：“已作出决定，将驻扎在我国南方地区的部分部队派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援助友好的阿富汗人民，并创造有利条件防止邻国可能采取的反阿富汗行动。”如此一来，倒像是乌斯季诺夫和军方“自行做出”派兵决定。

1980年6月苏共中央发布决议，明确称：“完全同意采取措施全面援助阿富汗抵御武装袭击和外部干涉，这些袭击和干涉的目的是扼杀阿富汗革命、在苏联南部边境建立一个亲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桥头堡。”

无人能够预料这场战争将持续十年，导致15000名苏联军人死亡。另外，勃列日涅夫在2月份已经要求于1980年底前就撤军问题做出决定，但这显然是办不到的。美国人迅速关闭“捕鼠笼”，千方百计确保苏军不是“驻扎”，而是在整个阿富汗苦战。当时谁也没想到（包括美国），此事竟会成为奥萨马·本·拉登“职业生涯”的起点。

人们常说阿富汗战争是苏联危机和解体的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观点似乎有些夸大。苏联不仅能够在不过度吃力的情况下进行局部战争（虽然战况不利），甚至能够承受战败而不至于危及政权。“阿富汗因素”确实导致了社会焦虑，父母们想尽办法把儿子留在国内，但也仅限于此。新闻报道完全受限制，普通百姓看不见任何“多余信息”。部队伤亡确实惨重，但毕竟被“分摊”在十年时间里。

即便开始公开化和改革之后，反战运动就走上前台了吗？根本没有啊。人们热衷争论的是斯大林主义罪行、是揭露“历史的黑暗篇章”、是要试探言论开放的边界。他们在经济领域建造空中楼阁，大多停留在幻想层面。至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们更不在乎“阿富汗人民的悲惨命运”，遑论难民问题。他们认为“塔林”这个词的结尾究竟应该有一个”н”还是两个”н”更事关重大。诚然，改革年间确实有人讨论和抨击阿富汗战争，但它绝非最首要话题。

与这些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相比，施加到苏联头上的制裁简直不值一提。美国不卖给苏联粮食了？那就从其他国家进口。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结果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运动员，仍有许多西方选手飞来参赛。技术层面，苏联当时自给自足，不需要什么芯片。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政策走入绝境，其中石油价格下跌和“禁酒令”的作用远大于阿富汗战争。此外，“民主自觉性兴起”也是解体的一大因素。仅仅一场局部战争，无论它当时多么冒险——也确实是冒险——苏联绝不至于承受不住。至于撤军，我认为无论戈尔巴乔夫上不上台，苏联领导人迟早会基于纯粹的军事政治逻辑做出决定，且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延伸阅读：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红军战士口中的冬季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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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前些年的某个春天，在口译导游的群组里掀起一股讨论昔日工作的怀旧风潮。毕竟在苏联时期，外国人入境旅游受到国家的严密监控，口译导游们可谓是“在透明泡泡中”上班，被各个部门和“便衣艺术理论家”紧盯。回忆涌上心头，我的资深同行分享了许多有趣往事。而我出于喜欢收集的习惯，把这些故事抄录整理成文，推荐您也读一读。

话题包括：
招聘、培训、实习；
工资和社会保障，工作安排；
宾馆，交通和停车，膳食；
导游与克格勃，城市观光，在博物馆工作；
额外项目，游览全国；
购买纪念品，没有手机怎样工作，小费和赠礼，与游客的关系。

苏联改革年间口译导游的工作强度

叶琳娜.Я：当年我26岁，大学刚毕业，已经生了女儿。我心想：不，这份工作是给年轻姑娘的，不适合已婚女性。那时候工作强度极大，我有一次竟昼夜不分了（恰逢白夜），因为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谁能想到，三十年后我竟会在新阶段重拾这一行呢？

玛丽娜.Е：谁说以前的游客比较少？纯属胡说八道！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70-80年代列宁格勒外国游客数量平均比现在多十倍。我毫不怀疑这是真的。那时候我们半年没有休息日，如果能偶尔喘口气也只是在冬季，而且很少连续休息超过两三天。加班从来没有加班费，你不乐意？辞职吧。

招聘、培训、实习

叶琳娜.Я：我们是第1处审查遴选出来的。最要紧不能有犹太人。我因为妈妈是犹太人，甚至不敢申请正式编制。

阿拉.М：1985年我在“国际旅行社”上全日制课程，师从Л.И.舒伊斯卡娅。从1月份到3月份，不收学费。报这个班需要通过相应语言组的面试，跟现在情况差不多，就是考察你语言能力。关键你得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那就更好了。我学了这些课程才意识到自己以前懂的多么少，感觉自己像个人了。

课程结束后实习，也就是随某个旅行团跑一遍行程，然后就开始独立带团了。我当时在德语团工作，任务总是很多，一上来就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谁也不能立即获得正式编制，只有那些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的人例外。但过了一段时间，能够适应的人（我们那期课程学员大约有一半）可以获得正式编制。语言专业毕业的、已婚的（唯恐嫁给外国人）、有固定户籍的优先录取。由于我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所以大概半年就顺利拿了正式编制。

在此之前，多次来人审听我的讲解词。这其实是常规做法，每个人都会被验收，甚至有专门计划明确规定谁、何时、听谁的讲解。通常是经验丰富的同事来听并写出评估意见。他们关注的是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和表达能力，而非意识形态稳定性，虽然在反馈中通常会提一两句这方面内容，但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

然而我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来听我讲解的竟然是口译导游部主任拉维尔·阿卜杜尔哈诺维奇·吉利亚泽季诺夫，此前不久我刚和他面谈过，还被要求必须记住他的姓名。于是，这位先生——请原谅，吉利亚泽季诺夫同志——早晨出现在普尔科夫斯卡娅宾馆，表示他想听听我怎样带团讲解城市景点。你们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导览完成后，他表示很满意。但可惜我在圣以撒广场讲解时没有详细阐述“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主题，而且最要命的是我居然没有告诉游客今天是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尽管有这些“严重”疏漏，验收结束后我仍然被立刻录取了。

伊琳娜.Ч：我最初是在大学（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参加的“奥运”导游培训课程，而且有津贴——虽然不多，但每月能拿30卢布，当时的助学金是40卢布。我们无须去集体农庄帮农，专心上课。课程是晚班，首先是自己语言组的面试，填写一份冗长的申请表，然后把你的材料交给“资格审查”委员会过目，再次面试时他们会告知你或者被录取、或者“语言能力不足”被拒绝。课程完全免费，讲得很好很细致，不搞表面文章。如果掌握了第二外语就有额外津贴。我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组）的考试是大学老师任考官，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学习过所以都认识，题目不算很难。

玛丽安娜.Д：我从15岁开始学导游（1970年代）。那年刚开学（我当时就读第一英语学校的8年级），学校挑选了一批语言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参加口译导游培训，一开始选了大概十个人，坚持到最后的是五、六个特别有毅力的人。我们每周两次在友谊之家上课，请“国际旅行社”导游为我们口授材料，每两周一次小测验，学完一个专题还有考试。整个过程非常严格，完全按成人标准来的。第一年我们学了“城市概览”导游，以及“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为什么实行一党制”之类内容。

玛丽娜·Л：丰坦卡河边的友谊之家有语言课程。我们如果语言水平好的话会被推荐去参加。考三分的不要，我不记得四分行不行，肯定得是优等生。但这是1970年代初的情况。

工资和社保

阿拉.М：工资分三个等级。最低的第三级口译导游基本工资120卢布，外加语言能力津贴，总共137卢布。语言能力每两年复核一次，必须通过。考官不是“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而是邀请大学老师。考试分两部分：第一天笔试（叙述文），第二天口试。大家都害怕这门考试，虽然二分（译注：不及格）的情况很少见，但如果没通过绝对是大麻烦。

后来我晋升到第二级，多开多少钱却不记得了。

待遇跟全苏联的职工一样：病假、节假、退休金。带团期间万一生病了，立刻有人来替补你。

当然，夏天从没放过假。到了旅游淡季，我们可以凭工会优待票欢度美丽假期。1986年4月我和一位同事用极低的价格在达戈米斯（译注：索契疗养胜地）的“国际旅行社”宾馆玩了两星期。“欧洲”大酒店的一位服务员带着老婆孩子住我们隔壁房间。

冬天工作量大大减少（但还是有一些的），这段时间通常用于提高业务水平，每位导游必须参加为期两周的课程，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博物馆的讲座。此外，作为年轻专业人员，我还被派去参加更长期培训（2-3个月），包括学院的专业进修课程和交替传译培训班。

伊琳娜.Ч：还记得“代表性服装”吗？我们可以按标签价格购买大衣、西装、鞋子。用卢布等值的“小白桦”商店代金券。

玛丽娜·Е：所有的工作都是固定工资（我作为二级导游1985-1991年的月薪是140卢布，之前从1977年开始我是三级导游，月薪120卢布），每两年我们还需要通过所谓“商务信函”考试，才能获得10%的津贴。这种考试非常难，要求特别严格。

弗拉基米尔·Б：当年我们汉语导游的薪酬每天40美元！那时候200美元足够奢侈生活一个月，想买什么买什么。1990年代这可是天文数字的工资啊！

工作安排

叶列娜.Я：“国际旅行社”内部有各种“小组”——餐饮组、交通组、剧院组，甚至“特别服务组”。我有个朋友就是该小组组长，比方说，如果有游客想体验编织树皮鞋，他负责安排。我熟记了一些电话号码，可以在公用电话、宾馆前台或任何有电话的地方找人。驾驶员的着装也很整洁，要符合“国际旅行社”公司员工的身份。

玛丽安娜.Д：年底的时候会安排我们上游轮工作。当时有两条船：“内瓦萨号”和“乌干达号”，据我所知，乘客主要是英国、美国青少年，跟我们年龄相仿。当然，我们是无偿工作的，没有任何报酬，甚至都不去考虑钱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绝佳的语言实践机会，更别提还能在苏联最封闭、最沉闷的那些年与外国同龄人自由交流了。在某种程度上，铁幕就这样稍稍掀开一角，我们得以透过缝隙窥探外部世界。

于是，我作为优秀学生被选中致欢迎词——码头上（这是一个商业港口）搭起装麦克风的讲台，我和我同学（一男一女苏联学生）发表了简短致辞。然后我们各自坐上大客车——两个少年导游平分带团任务。我记得，一开始国际旅行社的阿姨们跟车把关，后来她们就放手不管了。我还记得大客车破破烂烂，好脾气的国际旅行社驾驶员用慈父般同情目光看着我们。上级曾严格叮嘱我们“与驾驶员搞好关系”——要第一时间询问驾驶员的姓名和父称，主动自我介绍，并服从驾驶员叔叔的一切安排。顺便说一句，这是正确的建议——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是驾驶员叔叔说了算。说实话，现在我都不明白15岁的我怎么就不怕带领一大群青少年、对他们负责呢？我至今保留着讲解词甚至日程表——翻出来看看，心想：哇噻！

午间休息（把旅行团送回港口的时候）我们吃“干粮”：一个硬面包夹奶酪、一瓶波尔若米矿泉水。但吃什么根本不重要。

如果您感兴趣，日程表如下：
7月1日7:15 – 在欧洲大酒店集合
7:30 – 大客车出发
8:15 – 致辞
9:00 – 登车
9:30-12:15 – 城市游览
12:30 – 到港口吃午餐
13:30 – 登车
14:00-15:30 冬宫
15:30-17:00 自由活动
17:30-18:00 返回港口

玛丽安娜.Д：再后来我们（不是人人有机会，仅限最优秀者，而且是轮流的）被邀请参加在“乌干达号”/“内瓦萨号”举行的招待会！我们在那儿社交、闲逛、吃真正的英国菜（很难吃），还看了一场民间音乐会。到家精疲力竭，但是很开心啊——第二天我们又唱起了歌，7点15在欧洲大酒店集合……我还有一张编号274的证书，证明我顺利完成了列宁格勒州“苏英友好协会”和列宁格勒州“国际旅行社”公司中学生导游课程。这张证书曾经帮助我在民间纠察队的小破孩抓“倒爷”的时候没被他们绑起来。我的同班同学，有一次把证件忘在家，被带到警察局，从身上翻出口香糖、圆珠笔、杂志之类。旅行团的外国孩子全吓傻了，每个人都问：“这是秘密警察吗？暗探吗？怎么了？为什么？”当然，我们被温和而坚定地要求不能把家庭住址告知游客，如果需要继续保持个人联系，可以使用友谊之家的地址。但说实话，我们根本不在乎。到了九年级我决定接着干——我们详细研读了彼得宫城和蒙普莱西尔宫殿的历史，又深入学习了 “社会主义优越性”、“少先队组织”、“什么是共青团”等内容。

宾馆、交通和停车

玛丽娜·E：有趣的是，游客预订列宁格勒旅行团，他们只能选择住宿等级——要么第一级（客房内有卫浴间），要么“旅游级”（一层楼共用一个卫浴间）。但某些明明预订并支付了“旅游级”的客人，最后却可能由于某种缘故住进“欧洲”或“阿斯托利亚”，也可能被安排到“奥尔吉诺”汽车旅馆或“卡累利阿”（如果幸运的话……）

我再补充几句。也许一些年轻导游会惊讶——那些购买最廉价套餐，也就是所谓“旅游级”的客人，有时却住进了“欧洲”（现在叫“欧洲大酒店 ”）或“阿斯托利亚”。问题是，在重建之前（我指的是1970-1980年代，虽然这也适用于“更古老”的时代），“欧洲”和“阿斯托利亚”有很多无卫浴的房间，因此属于“旅游级”；但也有带卫浴间的客房，甚至还有“特等间”，数量甚少。我至今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原因将一批批外国游客送到 “欧洲”或“奥尔吉诺”住下。当时导游之间的典型对话是：“您住哪家宾馆？”“本以为是‘欧洲’，结果去了‘维堡’”……

伊琳娜·Ч.：有固定停车场，游客从哪儿下就从哪儿上。比如冬宫前面，旅游大客车直接停在广场，你必须在30-40辆几乎一样的车阵里头寻找自己的车。郊区景点大致如此，通常只有一个指定停车场，所有车辆集中停放。最麻烦的情况是有人走丢，不过游客自己也会尽量不迷路啦。参观彼得保罗要塞，车就挨着城堡一溜儿排开。老实说我从没遇过车辆抛锚的情况，那时候给外国游客服务的都是最好的大客车。

弗拉基米尔.Б：在莫斯科站接人太好玩了：您和您的团会合，请他们在正门稍等，撒腿像野猪似的飞奔过街（“十月”宾馆附近），那里有30辆一模一样的“塔姆”和“伊卡鲁斯”大客车，接着疯了一样寻找你的车牌。最糟糕的是公司搞错了，告诉您的是错误号牌，打办公室电话没人接（清晨），只好挨个询问驾驶员是不是拉你们团的（驾驶员都知道团号和国家）。在普尔科沃机场就好办多了，航班很少（记得20点之后显示屏上只有两行字：莫斯科20:25和莫斯科22:25），我们把车安静停在普尔科沃1号航站楼前，斜着停歪着停怎么都行，事先找好位置从容不迫。而且，航站楼内随处可以吸烟，空空荡荡显得机场很大。参观彼得保罗要塞，车直接开到大教堂门口。

玛丽娜·E：大客车每天不一样，早晨必须到服务处问明白车号，还得满车场找它。驾驶员也是天天换。这方面莫斯科是绝妙的例外：人家那边的团队会分配一个所谓“前牌”，也就是说在首都逗留期间该团队固定一辆车接送。简直太棒了！！！生活变得无比轻松……

饮食

伊琳娜·Ч.：宾馆一般都含全餐，比如午饭赶回“波罗的海”吃。几种套餐自己选。有时也组织外出午餐，总之都能安排好。标准行程3天，夜晚必有活动：民俗表演、芭蕾舞、在“萨德科”或“欧洲”宾馆的送别晚宴及演出。那时候导游还有“吃干粮”的做法。本来应该一日三餐吧，但不知怎么的你不想吃早饭也不想留下吃晚饭，所以你可以把早晚饭的食物带回家。这几乎是半官方做法，去找餐厅的女统计员，可以拿黄油、咖啡之类，相当于额外津贴了。

玛丽娜·E：吃饭只能在入住宾馆解决（几乎没有别的餐厅，大部分是宾馆附属的），所以必须返回自己的宾馆。但当年不堵车，这不算难题。

导游与克格勃

请问：大客车上真的永远坐一个“便衣”吗？

叶列娜.Я：没有“便衣”。不能进教堂，因为害怕里面的国安人员告发。送走旅游团，要向第1处汇报。对面坐着一个扑克脸男人，他会问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 “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
— “没有。”
— “真没什么异常？”
— “嗯好像没有。”
— “他们有没有取河水或挖泥土？”
— “呃……为什么挖土？”
— “挖了没有？”
— “好像没有……”
他就像一堵墙不理会你说什么，因为他的大脑只接受他想听的（关于泥土和河水，是我带团从布列斯特回来后被询问的）。感觉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车上的欢声笑语，另一个则是克格勃的黑暗邪恶。

玛丽娜·Л：后来大学毕业了，我到博物馆工作，需要通过政审才能接待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普通代表团和政府代表团。反正从来没人试图招募我。确实有便衣人员在场，尤其接待各类代表团时，但他们仅仅是履行自己安全保卫的职责。记得有一次我带领一队土耳其商人参观特鲁别茨科伊堡垒监狱，刚走进禁闭室，空荡荡的走廊突然冒出五六个东张西望的人，闹了半天原来是外勤特务。他们的长相毫无特点，就像被磨平的硬币——哪怕见一百次也记不住。这些人至今依然有。这是特殊领域，相关机构还在，编制从未缩减，老一辈克格勃仍坚守岗位。

玛丽娜·E：如果有人想听听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再补充一条。有一次我送走西德旅游团，独自从机场坐地铁回家（记不清具体哪年了，大概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那天我犯了万死之罪——在机场告别时，一位女游客塞给我一本《Burda》时尚杂志（按照规定如果导游无法当场谢绝游客的礼物，过后必须扔垃圾箱），但我没忍住诱惑，偷偷把它放进包里。地铁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太想看看那个该死的、正在腐朽没落的西方世界如今流行穿什么？（我才20多岁嘛，年轻爱美，还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实在等不及回家，就在地铁车厢掏出《Burda》翻看。忽然响起一声怒吼：“您这是什么行为？！您从哪儿弄的？虚伪的资产阶级宣传？现在我们去找个地方好好谈谈，让你知道利害关系！”我连忙抬头，只见身边站着一位少校军官（这辈子忘不了他），气得脸红脖子粗，嘴里滔滔不绝。我吓得腿发软眼发黑，心想这下彻底完了。此时列车正好到站，我猛冲出去，跑过站台直接跳上对向地铁（技术学院站）。少校在我身后追，但不够快，车门一关，总算死里逃生。你们年轻人不理解我当时的恐惧——命悬一线啊，侥幸躲过去了。时隔几十年，我仍然害怕技术学院站，能不去尽量不去……

城市观光

伊琳娜·Ч：不久前我回忆城市观光路线，大致是这样：瓦西里岛沙嘴、圣以撒广场、宫殿广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斯莫尔尼宫，然后穿过大奥赫塔桥，走皮斯卡廖夫大街、皮斯卡廖夫公墓、不屈者大街、英勇广场、斯米尔诺夫大街、黑河、各个岛、彼得格勒区博利绍伊大街、圣三一桥，最后返回宾馆。现在不能这样走了！再说一遍，我是从1980年大学二年级开始带团。

玛丽娜·E：城市游览必然参观皮斯卡廖夫公墓（至少社会主义国家旅行团如此）。
（译注：因为是列宁格勒围城战牺牲者纪念公墓）

在博物馆工作

玛丽娜.Л：在博物馆内讲解必须通过翻译进行，并且要有博物馆员工陪同。接待外国游客的只有“同路人”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所以我们彼此大多都认识。即使口译导游很熟悉讲解内容，也不是所有博物馆讲解员都允许她们自行讲解。这样一来，行程确实更顺了。

玛丽亚：1988年我们就能独立带团了，甚至不用博物馆讲解许可证。培训课程（免费，但我们必须无薪工作一个月）学到什么就讲什么。凭导游证可以免费进入所有博物馆。我记得很清楚，那些可亲的女馆员，尤其在皇村、巴甫洛夫斯克公园和彼得宫城，会低声“提词”：这是谁的肖像、谁画的、哪间画室的。

阿拉.M：如今不怎么去，但当年经常带团去的博物馆，我能想到一个：民族学博物馆。那些个专业名词啊！只要把它们学会了，就真的可以带团参观了。

玛丽娜.E：我正在阅读一些同事的发言，很惊讶，她们哪儿来的这些信息？什么“导游要在翻译陪同下讲解”？我可是头一次听说！我们这些苏联时代的老导游一直都是自己讲解的！而且不仅限今天持证导游能带团的那9个博物馆，多的很呢，再加上民族学博物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革命博物馆、列宁博物馆、列宁的“小屋”、列宁的“板棚”、列宾故居博物馆……其他一时记不全了。

额外项目

伊琳娜.Ч：没有额外收费项目，因为每天安排两场正式游览和晚间活动。也不单卖游船票，能自费的只有剧院门票，但仅限在宾馆服务处购买，而且价格离谱——7美元27美分。那时还有专门的外币柜台，特殊受托人才有权换外币。

游览全国

叶卡捷琳娜.Ч：那时候导游陪同团队走完全程。1987年我带了40人的西班牙团，线路是列宁格勒-莫斯科-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杜尚别-莫斯科。在中亚照例安排地陪，但他们几乎不会讲俄语，根本听不懂，更别提翻译了。他们就指着某栋建筑说：“这是什么什么……”蹦出个完全陌生的当地词汇，剩下的你自己发挥吧。到了莫斯科应该换本地导游，但当时正值改革之初，西班牙游客暴增，导游人手不足。所以我不仅没能把团交给当地导游然后回家，反而被迫独自领他们在莫斯科游览四天——可怜我这年纪轻轻女大学生（暑假打工）第一次来首都啊。太刺激了。我们坐地铁迷路，参观全苏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在那里两名游客因非法兑换外币被警察带走，我陪着他们在警察局坐了两小时，整个团在外头没人管。又去了博罗季诺全景博物馆，我绞尽脑汁回忆相关历史，简直可以写本小说了。然后要去克里姆林宫，可我连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差点精神崩溃。我在宾馆几乎哭鼻子，一位在中亚认识的导游走过来。我知道他是莫斯科人，直接扑过去搂着人家脖子哭，求他帮我带团进克里姆林宫。他吓了一跳，答应了（你能想象今天还有这种无偿搭救同事于危难的人吗？我至今感激他！）不过他说他不会西班牙语，只会葡萄牙语。我管不了那么多，同意用葡萄牙语讲解。然后就发生了一次难忘的游览，半数游客都在笑，因为西班牙人听葡萄牙语就像俄罗斯人听乌克兰语，大概意思能明白，但有些地方实在滑稽。而且那位老兄是个热情洋溢的同志，一边走一边手舞足蹈，总之把所有人都救了。动荡的改革年代，工作就是这样极端。顺便一提，我家和这次难忘之旅中的一位游客做了二十年好朋友，经常书信往来。1990年商店空空如也的艰难时期，我生了儿子，他寄来一大箱婴儿用品、尿布和婴儿食品。前不久他去世了，已经很老了，愿他安息。此人是个超级苏联迷，之前玩过中亚路线，所以每个景点都能悄悄提示我入口在哪。

伊琳娜.Ч：复杂线路的旅行团总是需要导游全程陪同。这是一个走遍全苏联的绝佳机会，而且下榻在当年最好的宾馆。行程涉及整个中亚、高加索（第比利斯、埃里温、巴库）、克里米亚、贝加尔湖！由于我们的语言，经常需要翻译，但对这些地方都相当熟悉，更不用说基辅、明斯克和波罗的海沿岸了。

玛丽娜.E：口译导游的一大福利就是有机会走遍全国，陪同旅行团住最好的宾馆，吃最好的餐厅，仿佛你也是游客，而且政府掏钱。比如我就曾多次以这种方式去过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等地。此外还有机会陪同苏联旅游团出国，因而去了埃及、印度，参加过环欧洲游轮旅行，以及不止一次游览其他国家。完全没必要是党员身份（本人从未入党）。

购买纪念品

伊琳娜.Ч：“小白桦”商店每家宾馆都有，不会带旅行团去普通国营店。后来大概1982-1983年开始出现水上旅游，就领着去“苏维埃”宾馆（现在叫“阿兹穆特”宾馆）的“小白桦”。

玛丽娜.E：纪念品店只有“小白桦”，游客可以进“波罗的海”宾馆的、“苏维埃”宾馆（“阿兹穆特”）的、涅瓦大街7号的、赫尔岑街的，外加“欧洲”宾馆和“阿斯托利亚”宾馆的。这些“小白桦”不准翻译入内。

没有手机怎样工作？

玛丽亚：有“救援服务”电话，打过去他们直接问：“您什么问题？”大客车有备用的，随时准备出发。某一次我在去彼得宫城的路上出了交通事故，1小时后开来另一辆……当年随处有公用电话，路上的其他驾驶员也会互帮互助，搭人家的车到电话亭、旅馆、博物馆借电话用。

弗拉基米尔.Б：我工作的前三年没有手机。如果公司找你，他们就打给你吃饭的下一家餐厅，请人家通知你回电话。

小费和赠礼

玛丽娜.Л：关于小礼物的问题。我记得曾有游客给了我一美元，还送我一件绒线衫。我等“黑皮狗”来抓我等了三天，那种恐惧记忆犹新。

叶列娜.Я：有人送给我一个霍赫洛马彩绘杯，至今放在家。我还得到过连裤袜、整盒外国烟（哦，我的第一盒“乐富门”，分赠若干位朋友）、没拆包的箭牌口香糖！好东西啊！以及香皂之类。“他们那边”说苏联人稀罕这些，也确实没说错。我指的是1978-1979年。

玛丽娜.E：关于游客赠送的礼物：确实严格禁止收受。但如果你冒险收一块巧克力、香皂、一双连裤袜、一支圆珠笔或口香糖——那你就是国王了！有了这些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最好的医生、老师等人士奉你若上宾。

游客的表现以及与导游的个人关系

叶列娜.Р：我妈妈说过，接待希腊游客，经常遇到人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静坐或用其他形式抗议……

玛丽亚.Н：我个人只记得一对罗马尼亚夫妇，反复怂恿小儿子接近我，甚至让他送我回家（松林区，他们住“卡累利阿”宾馆……）。还有些法国人围着我转，可我当时年轻傻乎乎的……不过有件事记得很清楚，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时候，一些看起来很有势力的苏联青年在宾馆找着我，拉我去做“外币妓女”。但我身为良家姑娘，总是对这种建议十分愤慨……

娜塔莉亚.А：我的老师讲过她的经历——“同路人”旅行社法语小导游痴爱团里的法国男青年。可是别人告诫她：如果你嫁给这人，移民资本主义国家，就永远别想见亲属了。她选择了自己的家庭，但之后30年不断写信给他……

延伸阅读：

1982年苏联自驾游（及各地物价）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К.Б.斯特列比茨基

自1941年6月22日起，参战的苏联潜艇官兵根据以下标准领取口粮：

《潜艇艇员自主航行（3天以上）期间每日给养标准》
苏联劳动和国防委员会1937年3月4日№37сс号命令批准，自1937年3月1日起实行

1.改良压缩饼干：100克
2.“北极”压缩饼干：150克
3.黑麦面包干：75克
4.小麦面包干：50克
5.面包圈：25克
6.什锦饼干：50克
7.85%小麦粉：5克
8.75%小麦粉：40克
9.“焖肉”肉罐头：70克
10.“焖鸡”肉罐头：50克
11.“鸡胸”、“牛舌”肉罐头：20克
12.火腿、熏猪排、五花肉：30克
熏香肠：30克
13.鱼罐头：50克
醋渍鲱鱼：20克
油浸鲱鱼、沙丁鱼：20克
风干鳊鱼：10克
压实鱼子酱：10克
14.鸡蛋：1个（50克）
15.加糖炼乳：60克
16.奶粉：15克
17.瑞士奶酪：30克
18.咸黄油：40克
19.无水黄油：30克
20.植物油（葵花子油）：5克
21.碎麦米：10克
22.稻米：30克
23.大麦米：5克
24.通心粉、面条：40克
25.浓缩食品
“荞麦粥”：25克
“鸡蛋面条”：25克
26.肉汤块：1个
27.土豆干：35克
28.胡萝卜干：5克
29.新鲜圆葱：30克
30.大蒜：2克
31.番茄糊：5克
32.腌黄瓜：50克
33.蔬菜罐头（辣椒、带馅西红柿、白菜肉卷）：50克
34.绿豌豆罐头：40克
35.猪肉炖豆罐头：50克
36.干燥白蘑菇：1克
37.糖：90克
38.抗坏血病水果软糖：25克
39.果酱：10克
40.黑李子干：25克
41.浆果和水果提取物：6克
42.水果罐头：100克
43.巧克力：10克
44.茶叶：3克
45.天然咖啡粉：3.5克
46.可可粉：4克
47.干酵母：0.5克
48.辣椒粉：0.1克
49.即食芥末：3克
50.月桂叶：0.1克
51.盐：20克
52.餐桌酒：25克
53.小苏打粉：2克
54.“漂白”肥皂：15克

附注：
1.第3、第4、第5、第45和第50号产品不属于集中采购，而是按照规定预算价格发放现金。
2.为购买材料和制作用于产品包装的特殊容器，自主航行期间每人每天33戈比。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441.目录2.卷848.页码21-23）

1942年2月1日苏联海军人民委员Н.库兹涅佐夫上将发布命令
《潜艇艇员自主航行期间每日给养标准》

1.黑麦面包干：300克
或新鲜面包：600克
包括用上等小麦粉制作的面包400克，黑麦和全麦粉制作的面包200克。
2.“北极”压缩饼干：100克
3.什锦饼干：75克
4.通心粉、面条：40克
5.混合谷物：25克
6.稻米：40克
7.新鲜土豆：350克
或土豆干：40克
8.腌黄瓜：70克
9.醋渍或新鲜卷心菜：50克
10.圆葱：15克
11.新鲜胡萝卜：15克
或胡萝卜干：3克
12.番茄糊：5克
13.罐头蔬菜：30克
14.糖：90克
15.巧克力：15克
16.咖啡或可可粉：5克
17.茶叶：2克
18.奶酪：30克
19.加糖炼乳：60克
或奶粉：30克
20.牛油：60克
21.植物油：5克
22.各种肉罐头：150克
23.各种熏肉：60克
24.各种鱼罐头：70克
25.盐腌或烟熏鲱鱼：30克
26.晒干或烟熏鳊鱼：40克
27.鸡蛋：1个
28.水果罐头：150克
或水果干：50克
29.浆果提取物：5克
30.胡椒粉：0.1克
31.月桂叶：0.1克
32.芥末粉：0.1克
33.食醋：3克
34.盐：20克
35.葡萄酒：50克
36：维生素C：1人份

附注：
盥洗用肥皂和烟草按照海军人员标准发放。
摘引《海军作战舰艇人员每日给养标准》：
25.盥洗用肥皂（每月）：200克
26.列兵和下级军官的莫合烟：20克
27.列兵和下级军官的火柴（每月一盒）：3支
28.列兵和下级军官的烟纸（每月一叠）：7张
29.指挥员的一级烟卷：25支
30.指挥员的火柴（每月一盒）：10支

摘自曾任黑海舰队潜艇厨师（兼鱼雷兵和炮手）的И.Р.米尔哥罗德斯基写给《汽笛报》副执行秘书Б.И.阿巴克辛的信（1973年9月-11月）：

“我的岗位起初是鱼雷兵，后成为鱼雷班长。同时担任45毫米炮的炮长、炊事员和消毒处理队长，负责在敌人使用毒剂污染潜艇时洗消作业。之后负责在潜艇离靠码头时艇艏上层建筑的指挥。

我实话跟您讲，一切工作都要保持戒备——做饭时想着鱼雷武器，准备炮弹时关注食物烹饪。毕竟在波涛汹涌的海战环境中，及时为艇员提供美味午餐也是一项非常重要且不简单的任务。毕竟潜艇兵吃饱了心情就完全不同，他随时准备执行交给他的任何任务！

那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指派我而非别人担任潜艇炊事员？

当我完成潜艇训练队的科目时，主要学习的是鱼雷武器、潜艇结构和潜航作业。根本没人讲过炊事，也没人教过我们火炮知识。大型潜艇配备专门的炮手和炊事员，但‘婴儿级’潜艇既没有炊事员编制、也没有炮手。所以这些职责就落到我肩上，而且得同时掌握这两项额外技能。所以，鲍利斯·伊万诺维奇，我的烧饭本领是在潜艇上学来的。说实话，对我而言很困难。请试想，潜艇上既没有医生也没有专门管伙食的炊事员，需要我履行厨师之职。还要在基地领取食品并合理分配，使它们足够支撑整个战斗巡航任务。当然了，没有磅秤，一切全凭眼力估算，要达到珠宝交易的精确度。有时我们出航后很快击沉一艘运输船，返回基地就要把剩余给养交还，确保全部符合规定的配给标准。所有这些工作都由我这个毫无厨房经验的人完成。

不过多亏了资深同志们的扶持，尤其我的直接上级马卡连科准尉，他是鱼雷班的头儿，给了我很大帮助。另外艇长格雷希洛夫（译注：苏联英雄米哈伊尔·格雷希洛夫）也帮了不少忙，他一向关心我们领取的食品种类，还会建议次日的菜单。如果有需要，格雷希洛夫会亲自去找基地首长，坚持让潜艇兵拿到他们应得的给养。所以，我未曾受过任何正式烹饪培训，完全是自学的炊事员，说起来，做得还挺不错呢！

第二个问题。早餐、午餐和晚餐大概吃些什么？我已向您介绍过，格雷希洛夫非常关注人员的营养，无论天气如何，午餐总会按时备好，而且美味可口。

早餐：咖啡、可可或茶，黄油、奶酪、香肠或某种罐头食品。前几天吃面包，后面吃压缩饼干和普通饼干。早餐大概如此。

午餐：当然，总要有第一道菜，比如罗宋汤或别的汤。最初几天用新鲜的卷心菜、圆葱、胡萝卜，后面用干燥的圆葱、卷心菜和胡萝卜。前3-4天还能吃上新鲜肉和黄油，但之后就全靠罐头食品和无水黄油了。
至于第二道菜，我们会领取所有能领到的谷物和面食，比如通心粉、细面条等，拿来做类似‘海军通心粉’的菜肴——先把通心粉煮熟，再跟罐头肉混合。还有一种类似抓饭的，只是不用通常用的羊肉，罐头肉拌米饭即成。哦，还会煮细面条之类。
第三道菜是糖水煮水果。前几天用新鲜水果，后来用各种罐头水果，比如樱桃、李子、苹果、梨等。这道甜品的味道很好，因为水果的质量都不错。此外也吃罐头杏和桃。

晚餐：如果午餐吃抓饭，那么晚餐就吃通心粉或细面条。晚餐没有第一道热汤，饭后提供咖啡、可可或煮水果。当然会有冷盘，比如鲱鱼罐头和各种鱼罐头、奶酪等。每人还能领取规定份额的巧克力当糖果吃。再就是为了开胃，每人100克酒。配给的酒包括克里米亚葡萄酒，以及我国著名的‘莫斯科牌’。

从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中，您可以看出我们的给养供应属于最高等级。确实，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也有例外，如果基地缺少符合标准的食物，我们只好有什么拿什么。毕竟要出海，不能老等着啊，凑合着换换吧。有时候我们拿到的全是干货和罐头食品，比如黑面包干，或者用其他什么罐头替代鲱鱼罐头。我记得有一次在波季港（译注：格鲁吉亚）领了一批新鲜水牛肉，但特别瘦，甚至能用勺子在肋骨上敲出旋律，牛骨头简直就像某种乐器。但艇员们对此并无怨言，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家处于存亡之秋，眼下和将来的困难无可避免。我们怀揣着战斗决心出海，随时随地寻找并击沉敌人，使我国尽快迎来胜利。在整场战争中，我们的艇长М.В.格雷希洛夫立下了卓越功勋。”

摘自前黑海舰队“梭鱼级”潜艇医士П.П.列维写给《汽笛报》副执行秘书Б.И.阿巴克辛的信（1974年4月9日）：

“关于潜艇的食品储存。‘梭鱼级’潜艇的食品储藏室是按照41名艇员、自主航行作战10天的标准设计建造的。战争爆发后，‘梭鱼’无法返回基地，艇员不断减少，但仍需坚守阵位、击沉敌舰。潜艇的自主作战时间逐步延长至15天、20天，之后达到30天，甚至有一次在解放塞瓦斯托波尔时，我们执行黑海舰队司令部的命令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阵位坚守37天——的确，动用了应急食品储备。显然，食品储藏室无法容纳战斗巡航所需的全部食物。还要考虑到，战斗巡航期间通常会有‘捷尔任卡’学校（当时的称呼）的2-3名实习学员随行，所以人数几乎总有43-45名。基于此，食品储藏室只存放最‘美味’的物资：包括战斗巡航配备的葡萄酒（波特酒，每人每天200克）、洗漱酒精（每人每天20克）、巧克力、饼干、炼乳、糖等。其他食品，如各种谷物、鱼罐头和肉罐头、果干、干燥马铃薯和卷心菜、压缩饼干、黑白面包干、风干鱼（不同品种）等，分散存放在各个舱室。

散装食品主要放在空气湿度最低的6号和7号舱。面包干和全部罐头都放在2号舱（居住舱）。食品包装是袋子和木箱。干鱼通常用细绳串起来，悬挂5号舱的整台柴油机上方。

怎样确保食品不变质呢？战争期间‘梭鱼’（及其他潜艇）当然没有冰箱，‘梭鱼’的储藏室是1号舱下方的一个小底舱，永远保持低温，所以比较适合存放食品。

战斗巡航期间我领取的都是不易腐坏的食品（前面已经讲过带了什么）。新鲜面包、新鲜水果和蔬菜（夏季），我们最多只带三日份量，再多就会发霉、腐烂，存不住。我不记得曾经发生因食物变质不得不抛入海中的情况。尽管战时条件艰苦，但潜艇官兵几乎总能领到规定的自主作战给养。所以说伙食是高热量、高品质、种类丰富的。没什么可抱怨。

需要补充的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注：格雷希洛夫，1942年11月24日起担任该潜艇艇长）在战斗巡航期间对艇员的伙食给予不懈关怀，定期检查（有时还会调整）本人制定并提交给他审批的菜单。”

再来看保存在莫斯科中央海军档案馆的相关报告，这些报告记录了1943年8月-1944年1月黑海舰队两艘“婴儿级”潜艇战斗巡航的伙食情况。这两艘潜艇在此期间共执行8次任务，海上累计航行89天，炊事员每天制定并签字的菜单都有存档。

苏联潜艇官兵在海上实行一日三餐。其中早餐是全天最简单的一餐，标配是加糖红茶和白面包抹黄油。不过实践中偶尔会变通，例如记录了3次用可可代替红茶、2次用肉酱代替黄油，还有一次甚至用煎蛋夹面包。更常见的情况是（14次）用压缩饼干代替新鲜面包。除了这些清淡食品，黑海舰队潜艇官兵在战斗巡航期间有时还能吃到一些额外补给，如“进口罐头”（包括蔬菜罐头，8次）、鸡蛋（3次）、奶酪（2次）；腌制鲱鱼和果酱各出现1次。

午餐是全天最丰盛的。250克葡萄酒必不可少。例行的第一道菜是海军罗宋汤——用新鲜卷心菜或肉烹制（搭配“进口肉罐头”）。替代汤品包括四季豆汤（12次）、土豆汤（3次）或稻米汤（3次），同样搭配罐头肉；还有10次代之以浓缩汤的情况。第二道菜的核心部分依然是各种“进口肉罐头”，包括香肠、火腿（培根）、灌肠和咸猪肉。黑海舰队潜艇兵的主食通常是稻米，但也有6次改为荞麦粥、豆类或土豆酱/土豆泥。极少数情况下第二道菜也可能是加了炼乳的稻米粥（4次）或四季豆泥（3次）。偶尔只提供一种：黄油拌米饭（4次）、土豆酱（3次）或四季豆泥（2次）。第三道菜照例是海军煮水果，但4次代之以可可，另有1次是果子羹。

晚餐的花样也不少。例行喝可可，有时用煮水果（10次）或红茶配饼干（1次）代替。配菜基本是各种做法的土豆——土豆酱（13次）、土豆泥（10次）、煮土豆（7次）和炸土豆（4次）。代替它们的是“进口肉罐头”（30次）或鱼罐头（26次，主要是腌鲱鱼），米饭（14次）、荞麦（2次），四季豆和杂拌汤各1次。极少数的晚餐吃炼乳稻米粥（2次）、煎蛋（1次）或蔬菜罐头（1次）。

分析这些菜单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比如晚餐往往是午餐第二道菜的重复。此外，随着任务接近尾声，艇员通常会从新鲜白面包（储备有限）逐渐改为食用压缩饼干，而晚餐也变得更多样。最丰盛的晚餐通常是任务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返航前夜。这一天的晚餐菜单会出现一些“战斗日”不提供的菜肴，如“香肠配鱼罐头”、“煎蛋配鱼罐头”或“炸土豆配米饭和火腿”。

莫斯科中央海军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名为《1945年1月、2月、3月红旗波罗的海舰队潜艇战斗巡航医疗卫生保障报告》的文件（全宗18.卷40015.页码694-698），由红旗波罗的海舰队潜艇支队首席军医、РСФСР功勋医生、军医上校Т.库兹明1945年4月25日编写并签字。

在这份报告中，“营养”部分占据重要位置。其内容如下：

“自主作战口粮基本保持不变，但食品种类有所减少。由此导致菜单的多样性受限制。但只要炊事员技术娴熟，加上副艇长和医士对伙食问题给予足够关注，使用潜艇配备的有限食材也能烹制出多少有几种花样且美味可口的饭食。因此，每艘潜艇在战斗巡航返回后，艇员对伙食的反馈各不相同——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潜艇执行任务返回后，艇员的平均体重通常都会增加，胖了约1-2千克。轮机兵、舱底兵、电气员和操舵手等体力消耗更大的人员则出现体重下降。

通常情况下，战斗巡航期间每天都会烹制热食。在某些潜艇上，热食会在潜艇水面航行时一次性准备好全天份量，保持低温存放，食用前只需加热。这种做法完全是出于节约电力的考虑。也曾出现过连续两天或更长时间不烹制热食的情况，这是由战术形势决定的。

每日伙食的热量摄入在4100-4500千卡之间。维生素C通常每天发放，实践证明，最好的补充方式是将其添加到第三道菜中（煮水果或果子羹）。

菜单通常一次编制三天的，这样既能更好考虑团队的饮食需求，又能根据需要优先消耗易腐烂食品。”

库兹明上校在接下来的报告中列举了波罗的海舰队两艘潜艇战斗巡航期间的菜单示例：

近卫布雷潜艇Л-3于1945年1月23日执行其战时第七次战斗巡航，2月8日返回基地。三级艇长В.К.科诺瓦洛夫率领的艇员在航程最初四天的“战斗菜单”如下：
1945.01.23：白面包、香肠、蔬菜罐头、黄油、茶、糖、鲱鱼、伏特加、肉红菜汤、肉饼配米饭、糖渍水果、咸黄瓜肉汤、面条配肉、可可、饼干。
1945.01.24：白面包、鱼罐头、黄油、蛋白、茶、糖、酸菜肉汤、肉饼配荞麦粥、糖煮果干、酸菜、伏特加、农家汤、黄油煎饼、咖啡、饼干。
1945.01.25：白面包干、奶酪、黄油、茶、糖、肉红菜汤、香肠黄瓜配炸土豆、糖煮果干、奶汤面条、稻米抓饭、咖啡、百吉饼。
1945.01.26：白面包（新鲜）、煎蛋、茶、糖、果酱、酸菜肉汤、四季豆配肉、煮水果、红酒、肉米饭、饺子、可可、植物油炒酸菜。

1944年11月23日-12月16日，波罗的海舰队最新型巡洋潜艇К-53执行了首次战斗巡航任务。三级艇长Д.К.亚罗舍维奇指挥，出海前六天的“战斗菜单”如下：
1944.11.25：带汤饺子、什锦肉杂烩、煮水果、可可、奶酪、饼干、黄油、烤通心粉。
1944.11.26：新鲜菜汤、香肠煎蛋、煮水果、可可、奶酪、饼干、黄油、米饭配罐头食品。
1944.11.27：带汤通心粉、炸土豆、煮水果、茶、火腿、饼干、奶酪、葡萄、咖啡。
1944.11.28：土豆汤、罐头食品配荞麦粥、煮水果、咖啡、鱼罐头、饼干、白面包干、炒通心粉。
1944.11.29：红菜汤、牛奶稻米粥、煮水果、可可、奶酪、饼干、黄油、香肠煎蛋。
1944.11.30：稻米汤、荞麦粥、煮水果、茶、蔬菜罐头、饼干、甜面包干配通心粉。

库兹明上校在报告中对上述材料评论道：“菜单显示每日供应三餐。水面航行时，由于风暴天气导致人员食欲不佳，只提供第二道菜和煮水果。下潜后立即供应所谓热早餐，包括在水面航行时预先准备好的第一道菜、第二道菜和第三道菜。上浮前供应午后点心。因此开饭时间是：1.热早餐09:00，2.午后点心17:00，3.正餐23:00。由此可见大部分餐食是潜航时发放的，因为人员在水下吃得更安稳。”

库兹明上校还写道：“需要指出的是，食品种类，尤其是谷物非常有限，因此很快就‘吃腻了’。艇员们不太愿意食用鱼肝，也不喜欢带酿馅的蔬菜罐头——他们会把蔬菜吃掉，丢弃馅料。另外，美国的罐头香肠也很快让人厌烦。由于谷物种类少，分配起来颇有难度。艇员们普遍爱吃新鲜蔬菜烹制的汤，以及有配菜（咸黄瓜、腌酸菜、煮土豆）的腌鲱鱼。航行期间配发的烈酒官兵们不爱喝，他们一直请求用葡萄酒替代，但配发的葡萄酒数量很少。此外，从“北极星号”（浮动潜艇基地）领取的果酒品质较差，容易变酸，不得不抓紧时间消耗掉。”

报告的结尾部分，库兹明上校提到了苏联潜艇部队多年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食品储存。潜艇的食品储藏室非常小，甚至装不下远航食品的八分之一。因此大部分食品不得不分散存放在各个舱室。但并非所有食品都适合存放在舱室，或者至少需要有良好包装。关于为潜艇制造专门容器的问题，大家谈了也写了不少，但至今未见实际成果。由于储存容器不合适，许多食品快速变质（面包干、酸菜、咸黄瓜、香肠制品等）。”

根据库兹明统计：“航行期间共有192千克食品因变质丢弃”，其中包括：170千克酸菜中的70千克（41%）、340千克咸黄瓜中的50千克（15%）、13.6千克新鲜甜菜中的12千克（88%）、17千克新鲜胡萝卜中的10千克（59%）、595千克新鲜土豆中的50千克（8%）。总之，被浪费的占艇载食品总重量的3%。

库兹明上校报告的附件是《喀琅施塔得潜艇基地仓库发给К-53潜艇的3400人/天给养第51号发货单副本》，以下全部数据的重量单位都是千克：
黑麦面包：68、小麦面包：136、75%小麦粉：170、各类饼干：204、各类面包干：612、香草面包干：340、百吉饼：34、“北极”压缩饼干：102、稻米：136、荞麦：51、大麦米：34、通心粉：102、肉罐头：510、鱼罐头：238、蔬菜罐头170、水果罐头：255、火腿：204、奶酪：102、黄油：204、植物油：17、鲱鱼：102、鳊鱼：136、新鲜土豆：595、土豆干：68、咸黄瓜：340、新鲜甜菜：13.6、新鲜胡萝卜：17、酸菜：170、80%酒精：50、96%酒精：28.7、餐桌酒：340、茶叶：6.8、天然咖啡：8.5、可可粉：8.5、加糖炼乳：208、糖：306、巧克力：51、果干：85、蔬菜干：24.48、圆葱干：8.5、番茄糊：34、鸡蛋干粉：40.8、食盐：68、芥末：3.4、胡椒：0.34、酵母：1.5、食醋：10.7、柠檬酸：17。合计约6433千克各类食品。外加3400人/天的维生素C片。
（译注：该潜艇载员67人，自持力50天）

战争最后一年，波罗的海舰队潜艇兵的战斗巡航伙食大致如此。

延伸阅读：

苏军地面部队每日伙食标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

苏联解体之后，军人薪资问题成为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因为人们对苏联的记忆仍然鲜活。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即使低级军官的工资也足以存钱买车。如果他在北方舰队的潜艇服役，或者驻扎在堪察加，那么存钱的速度会更快。

当年本人按照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设有海军系）的分配，被派往太平洋舰队服役。我主动申请上潜艇，由于身体素质良好，最终在一艘大型潜艇担任医务主任。

根据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兵役委员会的征兵令，我的军旅生涯从1971年7月1日开始，距离大学毕业并领取文凭刚过几天。但一开始给了我30天的休假，问我是否打算外出度假，如果有计划的话，他们开具铁路通行证，并将假期延长15天。但我哪儿都没去，所以我的军医中尉工资是50卢布。从我们学院毕业暂未应征入伍的人最后都被授予少尉衔。

前几年我的回忆录发表，一位读者问我在潜艇上做军官的工资是多少，我在评论中答复了。最近我突然想到，或许其他同胞也不清楚苏联军官的收入情况。因此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早在1930年代制定苏联军官工资标准时，是以国防工业企业的专业人员工资为基准。各级军官的工资被拿来与工段领班、工段主任和车间主任乃至工厂经理的工资进行对比。这样做的原因是，例如一位工段领班和一位连长的下属人数大致相同，那么他们的责任范围和工作量也大致相当。

从1946年10月1日起，根据军衔统一了军官和指挥员的工资支付体系。之后分别在1971年、1974年和1979年上涨三次，仅个别津贴偶尔有变动。苏联武装部队军官的薪资计算公式如下：军衔工资+职务工资+军龄百分比津贴。所有其他津贴和系数均基于此公式计算。

到1980年代初，不同军衔的军官基本工资如下：
中尉 – 120卢布
上尉 – 140卢布
少校 – 150卢布
中校 – 160卢布
上校 – 180卢布
又根据担任的职务发放相应职务工资：
排长 – 110卢布
连长（含炮兵连） – 120卢布
营长（大队长） – 140卢布
团长 – 160卢布

此外还有军龄津贴：服役前两年10%，此后每五年增加5%，但最高不超过25%。再者，恶劣气候条件地区服役的军人有额外津贴，最高30%。

最终考虑所有津贴后，一名刚从院校毕业并被任命为排长的年轻中尉到手约230卢布。如果他放弃部队提供的食物配给，改为领取相应的现金餐补，总收入可达250卢布。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因工作需要频繁调动的已婚军官而言，家属往往难以稳定就业，如果生了孩子，这笔钱就不算多了。

可能有点奇怪的是，高级指挥员的工资只比低级军官稍高。1979-1991年少将基本工资（特指军衔工资）为200卢布，中将220卢布，上将250卢布。这一时期的苏联元帅拿350卢布。

苏联海军的基本工资标准略有不同，因为军衔体系跟地面部队有区别：中尉120卢布，上尉130卢布，海军大尉140卢布，3级舰长（相当于少校）150卢布，2级舰长（相当于中校）160卢布，1级舰长（相当于上校）180卢布。职务工资也有高低：岸炮连长拿125卢布，巡洋舰长拿200卢布。

与陆军一样，海军的军龄津贴起始为10%，但要服役满1年零2个月，之后每3年增加5%，最高到25%。此外，海军有出海补助，平时相当于基本工资的30%，战备值班期间为50%，其中的22.5%以外汇卢布(Инвалютный рубль)支付，1个外汇卢布等于10个苏联卢布。

所以海军的收入远高于其他军种，例如一名海军上尉的月收入最高可达1000卢布。据他们回忆，出海执行任务9个月就能攒够钱买一辆全新“拉达”小汽车，甚至进口电器——这种商品在苏联只能到外汇商店以外汇卢布购买。

现在讲一讲本人服役期间的收入情况。如前所述，最开始我的军衔工资是50卢布，1972年9月军衔工资首次上调，我也涨到70卢布。虽然我是军医中尉，但在大型潜艇担任医务主任，这一职位相当于大尉，所以我拿职务工资140卢布。当我们的潜艇完成大修、尚未出海时，除了在岸上基地享受免费伙食外并无额外津贴。一旦潜艇开始工厂试航，我们就领取30%的出海补助。至于在基地工作的指挥部人员，他们平时不享受这30%，但如果跟随潜艇出海，返回基地后会收到一份海上工作天数证明，交给财务部门就可以按天数领取相应的30%补助。

1971年12月31日工厂试航结束，潜艇通过了国家验收委员会的检验，被有条件地认定为太平洋舰队的战斗单位。随后我们从太平洋舰队第6分舰队第4支队转入第19支队基地，编入其序列。接着进行海试和战斗训练任务。在此期间，我们的补助又提高了20%，即水下航行风险补助。潜艇官兵们戏称这20%是“棺材钱”。

在潜艇服役一年算作一年半，因此我比在水面舰艇服役的同学提前半年获得上尉军衔，多挣10卢布工资。此外，我是“生理学医生”，获得资格认证时需要考核肺气压伤和减压病的医疗救治知识。作为训练的一部分，我必须每月两次在压力舱内下潜至100米深度，每次额外获得25卢布补助。

当时一艘弹道导弹潜艇的艇长极力劝说我去他的艇上工作（我们在体能训练课一起打排球，他很喜欢我的球技，此人年轻时曾是太平洋舰队排球队员），并随潜艇调往鞑靼海峡岸边的科纽什科沃基地，告诉我那边的地区津贴是50%，而且医务主任是少校级别，职务工资160卢布。可我不愿意用符拉迪沃斯托克换科纽什科沃。与此相比，堪察加的地区津贴是80%，北方舰队的新地岛某处津贴可达100%。至少我记得的数字是这样。

苏联军人在平时和战时都领工资。比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红军战士享受国家提供的全额保障，包括物资、食品和货币。军人的收入水平取决于职务、军种和军龄。前线工资包括两部分：基本工资和野战津贴，具体多少也要看职务、军衔、军种和军龄。

列兵的野战津贴是基础津贴的100%，士官50%，军官25%。那么，如果一名列兵的基础津贴为每月8卢布50戈比，那么野战津贴就有17卢布。如果这个列兵晋升为下士，他的工资已经涨到15卢布，再加上50%的津贴。

表现尤其突出的军人也有奖金。比如荣获红星勋章可得15卢布、红旗勋章25卢布，苏联英雄称号奖金250卢布。

红军指挥人员的收入更加可观。比如1941年团参谋长工资900卢布，到1942年12月涨到1300卢布，师参谋长工资也从1400卢布涨到1900卢布，军参谋长从1700卢布涨到2200卢布。

再就是摧毁敌军装备的奖金，这方面海军最多。1943年规定击沉一艘战列舰的奖金是：水兵500卢布、下级军官1000卢布、舰长25000卢布。诚然，战争年代我国海军并未击沉德国战列舰。（译注：以上指的是货币改革前的旧币）

阿富汗冲突期间（1979-1989年），国际主义战士（译注：即在阿富汗作战的苏联军人）除基本工资外还有权领取第二份工资，以苏联卢布为单位，与职务和军衔相对应，并且根据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的命令第二份工资免征所得税。这种工资以面值从1戈比到100卢布不等的“支票”支付，可在军人服务社或“小白桦”商店消费。后来数额不断增长——战争初期低级军官180支票，高级军官250支票，到了苏军撤出阿富汗之际已经翻两番。支票也可按照1:12的汇率兑换成当地货币阿富汗尼，比如3支票就能从当地人手里买1千克橘子。

在苏联，陆军和海军待遇不薄，当兵是一种受尊敬且高收入的职业，所以许多年轻女子都希望嫁给军人。尽管她们不得不过上随军迁徙的生活，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好找，但丈夫的高薪、全国范围内免费交通以及其他福利依然吸引着她们嫁给单身军官。再者，军人的退休金也不低，大约是普通公职人员的两倍。只要服役满25年达到中校军衔，就可以45岁退休再找一份工作，同时领取工资和军人退休金。反正我当年服完民间院校分配的三年兵役之后，人家劝我继续留在海军时是这样介绍的。然而军校学员的学习时间计入服役年限，而我在学院的六年不算服役年限。如果要满足年限要求，我必须前往津贴系数高达80%-100%的艰苦地区以尽快积累年限。最终我选择转入预备役。

延伸阅读：

苏军地面部队每日伙食标准

1941-1945苏联潜艇兵的伙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全文一万二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 伊戈尔·格里戈维奇
（医学博士，曾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教授）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是一位全能型天才外科医生，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遭受了政权的不公迫害，被剥夺了工作机会，罹患严重疾病，英年早逝。

我称呼С.С.尤丁为天才外科医生绝非溢美之辞，也没有过分拔高他在本职领域的手艺。这称号实至名归，因为外科医生的首要价值在于他们手上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带来的成果如何。优秀的外科医生很多，天资卓越的也不少，而旷世奇才寥寥无几。在俄罗斯的外科医生中，我只能举出两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我这话是有客观标准支撑的，那就是他们获得了本国和全世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关于皮罗戈夫的详细介绍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10年他诞辰200周年之际，联合国宣布本年为“皮罗戈夫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多个城市拥有以皮罗戈夫姓名命名的街道、医学院和大学、诊所和科室。还设立了“皮罗戈夫奖”，以及其他纪念这位俄罗斯伟大的外科医生、科学家和教育家的方式。

至于С.С.尤丁，明显低调得多，甚至可以说基本没什么纪念：仅在“Н.В.斯克里福索夫斯基”急救医学研究所（尤丁曾任所长）悬挂纪念牌匾，和在新西伯利亚市一间儿童医院前安放纪念碑——该医院是尤丁被流放期间行医两年的地方。可能因为时间还不够长吧，再过两百年，我们的后代是否会重新想起伟大的外科医生尤丁，想起他们的曾曾祖父辈在20世纪所崇敬的偶像？也许吧。到1991年尤丁百年诞辰时，研究他工作的书籍约50多种，诚然其中大部分是尤丁的学生在外科期刊和专著中撰写的，但也有一些文章是由非学生撰写且发表在非医学类刊物上的。

在面向大众读者的传记作品中，最吸引人是尤丁学生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西蒙扬1963年出版的《外科医生之路》。此外，当然还有2008年发布在互联网上的《关于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的回忆》，系尤丁的侄子：肿瘤学教授伊戈尔·尤里耶维奇·尤丁，和他的侄孙：医学博士、肛肠科医生瓦季姆·伊戈尔耶维奇·尤丁共同撰写。

遗憾啊，我不仅与С.С.尤丁无缘相识，甚至未曾见面。不过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最初几年，我从老师们口中听闻了他的许多事迹。本人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同师长们热情洋溢描述这位闪亮的奇人有很大关系。1950年代的人们经常谈论尤丁，他是当时苏联最受欢迎的外科医生，备受当局青睐：两次荣获斯大林奖，荣膺院士，几乎是每一个欧洲国家及美国外科学会的成员。岂料突然被以“间谍罪”逮捕，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人民领袖”去世后，尤丁在1953年获平反，被召回莫斯科，再次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工作和行医，但仅仅十一个月便因心肌梗塞去世。

尽管老师们对于发生这一切的时代刻骨铭心，但“解冻”毕竟到来了，他们开始更自由地议论这些话题，包括一些当时还不便写成文字的细节。当然尤丁并不是唯一经历如此悲惨命运的人，还有外科医生В.Ф.沃伊诺-雅谢涅茨基（路加大主教）、院士Н.И.瓦维洛夫、飞机设计师А.А.图波列夫、火箭科学家С.П.科罗廖夫、院士Д.С.利哈乔夫等无数人，不胜枚举。

我的系主任费奥多尔·马尔科维奇·达诺维奇教授屡次向我讲述尤丁的事迹。达诺维奇教授来到彼得罗扎沃茨克之前曾在军事医学院的海军外科系工作，系主任是И.И.贾内利泽，此人是尤丁被捕后少数几位仍与他保持联系的人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学生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察洛夫和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阿拉波夫也在这个系上班，阿拉波夫曾任北方舰队首席外科医生，后来由我的主任接替这一职位。我还与斯坦尼斯拉夫·雅科夫列维奇·多列茨基关系密切，友谊持续多年。他也跟尤丁十分熟悉，因为多列茨基具有艺术气质，热衷写作并结交富有创造力的人士，人送外号“小尤丁”——此二位确实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所以，即便在尤丁的学生和亲属的著作发表之前，我已通过这些交谈知晓了С.С.尤丁的许多故事。

我之所以动笔撰文纪念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也是因为今天这一代外科医生，更不用说医学生，只记得“有一位尤丁大夫”，再多的一概不知了。

С.С.尤丁1891年9月27日（旧历）生于莫斯科富裕家庭。他父亲是“荣誉公民”和开办金银线厂的“一等商人”，经营着多家销售军官制服和军用配件的商店。他母亲同样出身莫斯科河南岸区商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德国区著名的“冯·梅克”德语中学接受良好教育，毕生致力于养育子女。老尤丁夫妇膝下七个孩子（四儿三女），谢尔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也是长子。

请允许我稍微偏离一下主人公的传记，说几句仍与主要主题直接相关的话。前面提到的С.Я.多列茨基写过一本关于教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书，题为《一切始于童年》。作者有力论证了——我也完全赞同——许多疾病及性格和行为特征在很大程度是从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俄罗斯著名科学家伊利亚·伊利奇·梅契尼科夫在撰写路易·巴斯德传记时，也指出了关于杰出人才家庭的一个有趣现象：他们往往不是家中老大。例如，莫扎特和瓦格纳在家行七，肖邦行四，博马舍行七，莎士比亚、伏尔泰和雨果都行三，彼得一世也行三，拿破仑行四。以及：皮罗戈夫在他家十四个孩子中排行第十三，С.С.尤丁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这些结论固然从数学角度并不可靠，却颇令人好奇。

尤丁家的孩子们进入中学之前主要由母亲教育。女孩学习语言、乐器和操持家务，四个男孩学做细木工活，锯矬、装饰家具、烙画、描摹。谢尔盖是兄弟姐妹中最出色的艺术家，刺绣精湛，能演奏小提琴和吉他，法语和德语流利（后来又掌握英语），喜欢参观博物馆，对绘画有深入了解。小小年纪，手指已表现出非凡灵活性。

尤丁上中学时在自家的储藏室布置了一间化学实验室，做实验并研究配方。他独立制作了一台高压感应线圈，还收集各种昆虫标本。他在乡间别墅饲养雉鸡并照料家庭动物园的动物，深入研究狩猎规则，酷爱钓鱼，亲手造一条小船。16岁时他在富豪莫罗佐夫家做家教老师，挣钱买了一台显微镜。之后他成为斯摩棱斯克州某地主家四个小孩的家庭教师。

当年谢尔盖·尤丁就读的是莫斯科最好的一所双语中学，因其非凡记忆力和惊人的学习能力引人注目。这所中学除了拥有优秀教师，还邀请莫斯科大学教授参与讲课。谢尔盖不仅爱好人文学科，亦对学校额外开设的物理、数学和化学课程兴趣浓厚。说起来，那时候典型的的普通中学对精密科学的关注通常少于实用中学。谢尔盖的文学知识也极为出色，能背诵贺拉斯、维吉尔、凯撒的演讲等作品。

提前插一句，非凡记忆力在С.С.尤丁人生的艰难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在蹲监狱无法接触任何书籍的困境中写出巨著《外科医生的沉思》，全凭记忆引用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大量名言。顺便说一下，这本书是他用厕纸写成的，拿面包屑粘连成册，幸运地保存出狱，并在平反后交给了他喜爱的手术室护士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戈利科娃。作者逝世后，1968年该书印行出版。

1911年С.С.尤丁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就读期间他的专注、勤奋特质，以及关于霍乱和痢疾的首批论文引起大家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尤丁的学业，1914年他应征入伍，成为现役军人，在医院做普通医生。他为伤员动手术，甚至亲自参加战斗。因英勇表现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三次负伤，其中一次重伤。1919年他通过毕业考试获得文凭，将余生35年全部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外科学。

С.С.尤丁的独立外科生涯起步于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小型诊疗机构，这些地方设备简陋，规模远不及首都的医院。他工作的第一家机构是“扎哈里诺”疗养院，原本主要收治患骨关节结核和胃结核的病人。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士兵因手、腿枪伤骨折后出现化脓性并发症，或因胸腔损伤导致化脓感染，迫使疗养院调整收治方向，既接纳结核病人也接纳创伤后化脓性并发症患者。年轻的外科医生尤丁并没有抱怨条件简陋或设备、器械短缺，拿出饱满的工作热情，开展了多样化、高强度的积极诊疗活动。

首先是行政和后勤工作：他结识了卫生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在他的帮助下获取了患者外科治疗所需之设备、器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亲手制作部分设备，刚开始人民委员竟误以为他是某个管总务的而非大夫。

其次，尤丁开展了活跃的外科工作：他进行骨骼和关节手术，实施了俄罗斯最早的胃慢性溃疡切除术之一。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34例胸腔脓肿手术，出席第十六届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作相关报告，获得同行高度评价。

第三，尤丁经常出入莫斯科的博物馆和书店，收藏珍稀书籍和艺术品。这段时期他设法参观了欧洲的几家大型诊所，了解这些国家顶尖外科医生的成就，尤其是德国的几位世界外科领域泰斗，如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教授和奥古斯特·比尔教授的诊所。尤丁在“扎哈里诺”疗养院前后工作了四年。

1922年С.С.尤丁搬到莫斯科郊外小城谢尔普霍夫，出任当地工厂医院外科主任。他在这里度过了意义非凡的六年！阅读这一时期的经历，不禁惊讶于他兴趣之广泛和工作之规模，那时候他才刚刚31岁呀。这六年中尤丁完成了500多例胃部手术，1000多例在脊髓麻醉下进行的各种外科手术。他改进了А.比尔提出的脊髓麻醉法，扩大应用范围，使其几乎涵盖了胸部和腹部各器官的手术。

这一阶段的另一项成果是撰写了《脊髓麻醉法》专著，他将这本书献给他深爱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几年后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尤丁为母亲施行胃癌手术，让她的生命又延续多年。一位学生问为什么不委托其他外科医生开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回答：“因为当时只有我知道怎样正确完成这台手术。”

关于脊髓麻醉的专著被公认为苏联医学领域最佳著作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因此荣获“费奥多尔·赖因奖”。他使用部分奖金远赴美国，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学之旅，参观最顶尖外科诊所。美国的外科水平——无论其组织管理、技术装备或娴熟的手术技巧——无不给尤丁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尤丁撰写了《访问美国外科医》系列文章，连载在1927-1928年的《新外科档案》期刊上。

博学多识的文章，代表大会和外科学会会议上的演讲，以及最重要的——精湛的手术技巧，使С.С.尤丁在同行和整个文艺界群体中享有极高声誉。许多俄罗斯外科领域的权威，如С.И.斯帕索库科茨基、В.И.拉祖莫夫斯基、П.А.赫尔岑（肿瘤学教授，作家赫尔岑的孙子）等，包括来自国内不同城市的知名或无名外科医生，都曾专程造访这位没有头衔与职称的年轻外科医生工作的普通医院，观摩他做手术。

后来尤丁出任“Н.В.斯克里福索夫斯基”急救医学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依然不断有人慕名找来。访客不仅表达口头赞赏，还在留言簿写下热情洋溢的话。И.И.贾内利泽教授在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会议间隙写道：“每次我来莫斯科，总觉得有义务看看艺术剧院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艺术工作室，就连那些在大会上批评他的人也会跑来欣赏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工作。”В.Ф.沃伊诺-雅谢涅茨基教授写道：“过去的外科医生，现在和未来的外科大师。我对他的精湛医术和为建设我们伟大祖国新外科的无限精力深表敬佩。” 这样的留言多达数百条。

当然，一位来自莫斯科郊区某工厂医院的年轻外科医生在大型医学会议上慷慨陈词，难免引起别人不满，他在同年龄段外科医生中的声望也招惹了一些嫉妒情绪。同行相轻，司空见惯。不过尤丁总能在这样的辩论中胜出。我的导师，当时的青年研究生Ф.М.达诺维奇教授回忆说，尽管论敌对尤丁的报告唇枪舌剑，但在他总结发言之后，无论支持者或反对者皆报以热烈鼓掌。

尤丁还是一位风趣幽默的辩论家。1922年他在第十六次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上报告了34例慢性化脓性疾病的胸腔手术结果。列宁格勒著名外科医生伊万·伊万诺维奇·格列科夫教授提出异议，认为这种手术切除肋骨会使患者胸部变形，造成明显的外观缺陷。在总结发言中尤丁回应：“是的，确实不美观，但与其带着漂亮的躯体死亡，不如带着残废的胸廓活下去。”后来在一次非正式招待会上，格列科夫端着香槟向尤丁敬酒，感谢他出色的工作和对自己意见的精彩答复。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充满艺术气息：演讲精彩而富有表现力，表情生动、手势优美，令在场听众为之倾倒。但我们不应忘记，最重要的仍然是外科手术——过程及其结果，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不仅限于我国。

我不得不再次偏离介绍尤丁生平的时间顺序，谈谈他的双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手不仅灵巧、有力，而且非常优美。这样的手并不罕见，不仅外科医生，一些音乐家、雕塑家、画家也拥有，我甚至在专业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身上见过。但尤丁的的手指和整只手掌具备常人罕见的生理特征，手指不仅能向掌侧弯曲，还能向反方向也就是手背弯曲。同样地，整个手掌也能以类似方式反向弯曲。停下来试试，用自己的手指和手掌做类似动作，你会发现并不容易。当然，离不开长期练习。正是这些特征和练习，使得尤丁在复杂手术中能够凭借双手完成任何最精密的外科器械都无法实现的工作。

他可以用双手做手术，但自己感觉右手更有把握。他曾写信给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表示遗憾，称自己无法像布尔坚科那样熟练运用双手。我认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是自谦，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恭维这位伟大的苏联神经外科医生。因为这封信是寄给年长且职务更高的布尔坚科的祝贺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确实能用双手做手术，他的学生们有记载，许多画家的画作也有“印证”。

在手术中，比如缝合时，为了避免频繁拿起剪刀剪线，尤丁总是用左手第四、第五指固定剪刀。我自己是“右撇子”外科医生，也尝试过用右手的这两根手指夹着剪刀剪线，但完全做不到。只有用第一、第三指像日常使用剪刀那样才能完成操作。关于尤丁的双手，目击者们讲过许多传奇故事，艺术家们也试图在作品中特别强调。画尤丁的人绝非无名之辈，包括П.Д.科林、А.И.拉克季奥诺夫、М.В.涅斯捷罗夫、库克雷尼克斯（他们仨在手术室中为他画过一些善意漫画）等。然而这些画家画完了都感觉不满意。许多人认为最成功的作品是目前收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涅斯捷罗夫的两幅肖像画。

还有一则趣事。某次，美国女记者尼拉·M与尤丁交谈时，突然惊呼一声一把抓住他的手。她为自己的失态辩解说，以前只在查理·卓别林、著名德国演员康拉德·维特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身上见过这样的手。后来尤丁的学生之一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西蒙扬教授补充说，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也有这样的手。我在列宁格勒上学期间两次有机会聆听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音乐会，坐在近处仔细观察：他的手确实很大且富于表现力，但我没注意到他手指动作上有何特殊之处。

言归正传。在谢尔普霍夫工作的年轻外科医生闻名遐迩，其成就自然不会被官方忽视。如前所述，1928年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去世，卫生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邀请С.С.尤丁继任。当年该研究所并非以外科为主，拥有96张各科室病床。对于37岁的尤丁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将他无穷精力投入事业发展的绝佳机会。

我不会详细描述这位新任首席外科医生经办的全部专业问题，谨引用他的亲属兼传记作者的话来概括此时期的情况：“尤丁没有照搬当时已经普遍熟知的美国外科医生在急诊外科服务组织方面的经验。所有创新中，他始终走自己的独特道路。研究所短短一年内成为全联盟急性病、创伤和急诊外科治疗的研究中心，成为全国的‘外科麦加’。今天‘斯克里福’的声誉和一切优良传统，很大程度上是С.С.尤丁的功劳。”1928-1948年间尤丁的人生经历足以令任何勤勉、热爱自己事业的人羡慕不已，尤其是像医学这样讲究知识与技能的领域。

要说С.С.尤丁备受同事、当权者和文艺界人士宠爱、享受国内外盛名，这还远远不够。他简直是沐浴在荣耀之中。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医学博士（“名誉学位”），被任命为医院外科教授，荣获众多勋章、专业奖和国家奖（生前两次被授予斯大林奖，追授列宁奖）。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还是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外科学会与科学院名誉会员。他被授予“功勋科学工作者”称号，获准出国做报告。党政权贵及亲属需要开刀动手术基本都找他。然而，这一切荣誉与成就并非由于惯性或个人同情，而是用艰苦的体力与智力劳动换来的。这种付出消耗了他的健康，牺牲了睡眠，放弃了休假等安逸生活。

多年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亲自为数千名胃肠病患者和数百名食道损伤患者（大部分是儿童）实施手术。他因开发和应用食管重建手术第二次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他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创建了最现代化的诊所和实验室，带领助手们进行动物实验，测试新想法。

早在1928年，С.С.尤丁听了列宁格勒著名外科医生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沙莫夫教授的一场报告，得知在动物实验中通过输注死亡犬的血液可以挽救犬的生命。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对此观点深感兴趣，继续进行实验研究，查阅了与输血历史相关几乎全部文献，最终得出结论：这种输血方式也可以应用于人类。1930年尤丁决定对一名自杀未遂几乎全身失血的年轻人进行尸体输血。当时捐献血液的库存已经耗尽，伤者在医生们面前奄奄一息，而“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的一名同血型老年男性因伤势过重去世。尤丁毅然决定使用死者血液，但此举违反了法律：禁止使用未经梅毒检测的血液。尤丁清楚风险，仍大胆地……救回了伤者。幸运的是老年男性的血液未被感染。此一病例报告发表后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该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当时对大量输血的需求急剧增加，献血者却十分稀少，通过输注尸体血液挽救了数千名伤员。据统计，仅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专门接收重伤员的机构）每年就输注约2000升尸体血液。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为此写了一部专著，首先被翻译成法文，随后又被译成多种语言。
（儿按：尸体输血法2001年被俄罗斯卫生部禁止）

1962年，С.С.尤丁去世八年后，他与В.Н.沙莫夫因这一创举被授予列宁奖。有趣的是，二战结束几年后（尤丁尚在世），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杰出和平斗士休利特·约翰逊牧师访问莫斯科，参观了“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在留言簿写下感言：“将逝者的血输给一息尚存、亟待抢救的患者，此乃何等的伟大！所以，我更加坚定地希望，在我去世后我的血也能被用于同样目的。”

С.С.尤丁工作起来殚精竭虑，正如他身边某位同事所言：“一根蜡烛两头烧”。除了单纯的外科手术，他还要撰写并编辑书籍、文章，出席代表大会和研讨会作报告。在搬到莫斯科之前，他就应Н.Н.布尔坚科的邀请担任科系编外讲师，为学生和医生们授课。他还开办了自称“忏悔”的系列讲座，详细分析自己在诊断和治疗中的错误。

全国各地的外科医生都将С.С.尤丁视为导师，虽然更准确地说他们更像是追随者和模仿者。然而尤丁身边确有一个亲近的核心圈子，这些是多年来与尤丁并肩工作，秉承他理念的真正学生，甚至建立了家庭友谊。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为教授、院士，其中包括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阿拉波夫、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罗扎诺夫、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察洛夫、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得洛夫和帕维尔·约瑟夫维奇·安德洛索夫。不幸的是，尤丁大力栽培、几乎亲手帮其撰写博士论文的一个学生，后来竟然是向当局诬告尤丁、导致其悲剧的始作俑者——尤丁被捕后，Б.А.彼得洛夫接掌了他的职位，并把老师的成果据为己有。在人类历史上他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С.С.尤丁还有一份热爱，这份热爱在他进入“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工作后得以体现。熟悉莫斯科历史的人或许知道，该急救研究所位于早年的谢列梅捷夫医院大楼（“收容院”），系19世纪初尼古拉·谢列梅捷夫伯爵为纪念其亡妻：农奴女演员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聘请意大利建筑师夸伦吉设计建造，内部装饰由意大利画家多梅尼科·斯科蒂亲自绘制完成。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这座建筑幸存下来，用作收治俄军、法军士兵和军官的医院。从1923年起成为急救研究所。

历经百余年岁月侵蚀，建筑物严重破损，壁画被白漆覆盖，许多地方的浮雕装饰剥落。С.С.尤丁争取到政府许可，启动修缮工程。他请来知名艺术家和修复专家，工作如火如荼进行。尤丁本人直接参与天花板壁画的修复，亲手清理覆盖在斯科蒂画作上的白漆层。凌晨时分他爬上高高的脚手架，以他一贯的严谨态度小心翼翼刮除灰泥层，清洗壁画。当保存下来的色彩显现，他会像孩子般欣喜。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坚信斯科蒂的杰作应当为我国人民流传后世，而且有助患者康复。

如今的“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的新楼是一座现代化建筑，为员工和患者配备了最新医疗设备和便利设施，老楼则是一座美妙的建筑、绘画和历史博物馆，展示着谢列梅捷夫伯爵收容院的风采。若非尤丁的努力，这座博物馆肯定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今天的辉煌了。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对С.С.尤丁本人和整个急救研究所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尽管急诊外科和急性创伤在和平时期也被称为“无声的战争”。只是受伤原因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枪伤，伤患数量也发生了变化——人数急剧增加且同时涌入。当然还有其他不同，但和平时期的外科经验总能够应用于战时，反之亦然。

С.С.尤丁被任命为红军总外科医生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的高级监察顾问。整个战争期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未疏散后撤，留在莫斯科坚守岗位，也经常赶赴战地医院为重伤患者动手术，并向年轻医生（不仅限于年轻医生）传授战地外科的规则和原则。毕竟早在1941年他就编辑出版了两卷本《战地外科笔记》。由于这项工作，С.С.尤丁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也是我国首批获得“红星”军功章的医生之一。他的门下弟子在这一时期负责前线和部队的外科医疗服务，他给他们写的信充满了温暖抚慰、对胜利的希望和老师的睿智建议，多么令人感动啊！

1943年，两位世界著名外科医生——英国皇家海军首席外科医生、海军少将戈登·泰勒，和美国首席外科医生、哈佛大学教授埃利奥特·卡特勒专程赴莫斯科，授予С.С.尤丁英、美外科学会的荣誉会员证书。这是外国外科学会负责人首次为颁发此类殊荣前往别国，通常这样的隆重仪式是在本国举行的。

尽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获得众多奖项、荣誉和表彰，但有两个理应引起担忧的情况他似乎并未在意，或只是装作不在意。其一，战争初期前线、部队乃至大型医院外科的大多数负责人都已授予将军衔，而尤丁直到战争结束仍是中校。其二，他的国际旅行被中断，不再应邀出国在大型会议上作报告。我认为，1943年泰勒和卡特勒来到莫斯科，与我国政府禁止尤丁前往美国和英国有关。我国许多领导人对他与美国大使哈里曼的私人接触、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及其他知名外国人士的私人通信深感不满。

1948年12月23日，一切都明朗了。傍晚一辆车来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请他去会诊“重病人”，此人职位很高，姓名不便透露。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于是尤丁上了车，被带到……卢比扬卡的侦查员面前。

同一天，尤丁的高级手术护士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戈利科娃也以同样方式被捕。她不仅是高级手术护士，也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密友，帮他处理手稿印刷和编辑事宜，代笔回复一些信件，是一位文化程度很高的美丽女士。每当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需要从尤丁那里得到什么，总会向她求助。尤丁常说她是 “圣洁的女人”。

关于尤丁监狱三年、流放两年所经历的一切，今天的人们已听过、看过不少。阅读这些内容令人痛心且恐惧。被捕当晚，高级侦查员科马罗夫上校在贝利亚的副官阿巴库莫夫陪同下开始审讯尤丁。科马罗夫上校刑讯逼供，几乎将尤丁的牙齿全部打掉，扒光他衣服按在地板上用橡胶棍猛击。还对他采用了臭名昭著的“传送带”审讯法，即由多位侦查员昼夜不停接力。尤丁勇敢忍受着对他的种种折磨，除了一件事——当特殊的夹子将眼睑卷成小管时，剧烈疼痛令他痛苦尖叫、失去知觉。

侦查员指控尤丁从事反苏敌对活动、为英国情报机构进行间谍活动。审讯期间还要求他提供关于几位部队高级指挥员（如朱可夫、科涅夫、托尔布欣等）的黑材料。尤丁很熟悉这些指挥员，访问前线时经常与他们见面，高度评价他们的军事才能，尤其Г.А.朱可夫——甚至将他与苏沃洛夫相提并论。可尤丁始终未说过任何人的不利供词。但在三年折磨后，他最终无法忍受国家安全部的刑讯，被迫签字承认自己搞“间谍活动”。1952年被判处十年流放，遣送新西伯利亚州别尔德斯克市，妻子娜塔莉亚·弗拉基米罗芙娜陪伴他一同前往过苦日子。

在别尔德斯克，医院管理部门起初不允许尤丁给人治病，后来本地外科医生开始主动邀请他，于是尤丁经过长时间“歇业”重返手术台，在本地医生的簇拥观摩下开刀。不久他被调往新西伯利亚市，原因是州党委第二书记向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请求帮他患严重胃病的妻子做手术，对方答复：“何必送她来莫斯科呢，全国最好的一把刀就在你们60千米外。”

尽管新西伯利亚允许尤丁做手术，但卫生管理人员（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还是千方百计阻碍他从事正常的外科工作、胃液分泌研究，不让他接触年轻人。然而学生们仍尽力帮助尤丁进行动物实验，送他回家，询问各种外科问题，还普遍喜欢找他谈论文学与艺术。

1952年，当局特批С.С.尤丁到莫斯科几天，送别他的中学同学：著名外科医生Ф.Д.奥奇金。在新圣女公墓葬礼现场，尤丁穿一件破旧外套，孤独地远离一群同事哭泣，瘦弱身影格外扎眼。无人与他谈话。借着这次莫斯科之行，尤丁设法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交给在医学科学院担任要职的К.С.比科夫，希望比科夫在政府中替他美言几句，争取允许他返回莫斯科。后来得知，比科夫高度评价尤丁的研究，但并未替他说情。当时国内出现了由“全人类的最好朋友”发动的反对“杀人医生”的运动，尤丁摆脱流放的希望彻底破灭。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被彻底平反，回到自己熟悉的“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但职位已不再是首席外科医生，而是外科主任。他还不得不经历一次艰难的全体员工会议，在会上，他的学生Б.А.彼得洛夫及其少数支持者试图证明尤丁罪有应得，理由是他从来不喜欢政权，赞赏一切国外事物，整个研究所都只为了他的名声工作。不过正义终究得以伸张，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恢复了他应得的职位。

再谈几句关于М.П.戈利科娃的命运。她同样遭受酷刑，强迫提供С.С.尤丁所谓反苏活动的材料。他们威胁要处决她的丈夫，把她亲爱的女儿送进孤儿院。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无奈屈服，拿来什么就签什么，但这并未使她免于被流放。平反之后，她因为诬陷了自己敬爱的上司而痛苦自责，请求宽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表示理解，当然也原谅了她。在这场可怕的悲剧之后，她又做了许多贡献，编辑并筹备出版尤丁在狱中完成的《外科医生的沉思》，作者身故十四年后这本书终于面世。

恢复自由身的С.С.尤丁仅活了短短十一个月。1954年6月，他在乌克兰外科医生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纲领性报告，探讨外科发展之前景。这次会议在基辅进行，他感觉胸口疼痛，表示自己等不到大会结束，打算回家。启程前他请求去一趟老精神病院（译注：基辅市“巴甫洛夫”医院，成立于1786年），在弗鲁贝尔未完成的壁画前驻足良久。坐飞机返程途中，他的胸痛加剧，飞行员不得不降低高度。抵达莫斯科后他似乎恢复振作，拒绝住院，说要回家休息，歇一歇再去诊所接诊。几小时后妻子走进书房，发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已经去世。遗体安葬在新圣女公墓。

准备这篇文章时我注意到有关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家庭的信息极少，尤其他妻子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普拉托诺娃的资料几乎没有。两人1916年结婚，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是某所私立大学的学生，父亲腰缠万贯，在伏尔加河上拥有多艘货运和客运轮船。她曾在医院照顾身受重伤的尤丁，几张照片显示她容貌十分美丽。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材料可查。是的，据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一位兄弟曾透露普拉托诺夫家族与阿列克谢耶夫家族有亲戚关系。伟大的俄罗斯导演和演员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名）就出自阿列克谢耶夫家族，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家和尤丁家族的其他孩子称呼他“科卡叔叔”。

1917年尤丁家生了一个儿子，按照家族传统，长子都叫“谢尔盖”。关于小谢尔盖的资料仅限1943年他从前线返回莫斯科，父亲指责他借用自己名声脱离部队，把小谢尔盖逐出家门，甚至扬言：“我再也没儿子了。”这位年轻人的日后遭遇无从知晓。尤丁坐牢期间曾提到一个名叫“加利娅”的孙女，侦查员威胁抓走她送孤儿院，但这个小孩的后续情况同样没有任何信息。

关于С.С.尤丁复杂的性格已有许多文字记载，他的学生、同事和目击者也有不少口头描述。这并不值得惊怪：大多数伟人都有复杂甚至难以相处的性格，常常给身边人造成痛苦和不便，尤丁也不例外。那么是否应当关注天才或俊杰的生活细节？我认为应当，因为这有助于理解和解释这些人物的生平。诚然，像А.比托夫这样严肃的作者曾表示：“了解一个人的细节而非他的作为是庸俗的。”如果他指的是对“阴私暗事”的过度关注，那么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希望，如果我讲述一些能反映С.С.尤丁复杂性格的片段，不会被指责为庸俗。

如前文所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与许多艺术家友善，他们经常赠送自己的作品给他。他将其中一些作品挂在病房，因为他正确地认为优秀艺术是促进患者康复的因素之一。有一次尤丁让某位青年外科医生把礼物挂在病房墙上。第二天早晨查房，尤丁发现画挂歪了，当即解雇此人，说：“不会往墙上打钉子的外科医生不配做这一行”。

有时尤丁甚至对自己的老师也毫不留情。当他已是名扬四方的院士时，与曾经在“扎哈里诺”疗养院工作期间指导过他的Т.П.克拉斯诺巴耶夫争论。克拉斯诺巴耶夫对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说了些难听的话，尤丁的回敬也很不客气。克拉斯诺巴耶夫抗议说，对像他这样有功绩的人不该这样讲话。尤丁却说了一句刺耳的话：“然而是我让您当上院士，不是您让我当上院士”。考虑到他受过的良好教育，我认为这种程度的无礼很不可思议。

众所周知，Н.Н.布尔坚科（时任苏联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与更年轻、地位更低的С.С.尤丁之间有过一些便条交流。比如，布尔坚科在官方信纸上写便条请求尤丁会诊一位胃病患者，开头写“亲爱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落款却列出一连串头衔：“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苏联军队首席外科医生、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获得者”等等。尤丁的回复则显得幽默且简短，开头写：“敬爱的尼古拉·尼洛维奇”，接着是诊断意见，最后落款：“伏罗希洛夫射手С.尤丁”。

人们通常对天才抱以宽容，这无疑是公平的。С.С.尤丁并非心胸狭隘之辈，但他始终无法原谅学生的举报。当尤丁再次出任“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而那名学生被调任外科主任时，秘书拿工资表给尤丁签字，他在那名学生的姓名旁批注：“此人不在我们这里工作”。

文章写到这儿，谈谈我自己的看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一生最令我惊讶的是什么？首先，当然是他以不懈之勤奋发挥其卓越天资，似乎无一日不动手术、不读书或不研究科学。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为自己创造条件，哪怕是他外科技巧丝毫无关的体力劳动。

其次，是他的广泛兴趣远远超出专业领域，不仅丰富了生活，也促成他对主要事业：外科工作的创造性态度。

第三个让我惊讶的事实不再是尤丁本人，而是他头上的那个政权。我一生读过不少名医传记，从未见过这种事情：“国家最好的一双手”，随时可能（字面意义）为每个人——包括领导人——提供医疗救助，却横遭摧残或被抛弃到无法使用这双手的地方。毕竟，多少人命得以挽救，正因为在那突发时刻附近碰巧有一位医生，他的知识和技能让人重拾生命喜悦。即便这位医生是“持不同政见者”。

我想以С.С.尤丁参观新圣女公墓后喜欢吟诵的诗句作为结尾：

“我再次走过坟地，
在墓碑间徘徊、哀悼。
我对一个说：你为何死去！
又问另一个：你为何活着？”

延伸阅读：

“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家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1934年生于彼尔姆州小村庄利亚米诺，这个定居点是1930年代才形成的，安置所谓“特殊定居者”——来自波罗的海国家、西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地方的被镇压富农。

米哈伊尔上学的时候，利亚米诺村已具备劳动定居点规模，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并开始建设面粉厂。米哈伊尔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希望儿子也能进厂打工，因为他课业成绩不好。

但米哈伊尔不想重复爹娘的人生。他在部队服役期间积极参加共青团组织生活，获得上级嘉奖，也许正是由此决定走一走政治生涯。复员后回乡，厂办学校毕业，他立即开始靠拢党组织，从工会做起。大家都注意到了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的社会活动，很快这个年轻人就被提拔为基层共青团组织书记，随后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劳动储备总局第6建筑学校的共青团小组长。米哈伊尔喜上眉梢——这个职位不仅有体面的薪水和住房，还意味着快速升迁的大好前途。

1950年代中期约有四百人在第6建筑学校学习泥瓦工、装配工、水和煤气安装工、油漆工等职业。采罗乌索夫本应从事劳动青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但他实际只在会议上发表热情洋溢演讲。另一方面，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不懂得团队合作，把一切不同意见都视为对他个人的侮辱，利用职位实施报复。由于他分管节假日、集体宿舍、课业安排和津贴，整人办法多着呢。

故而米哈伊尔当上共青团小组长不久，本校学生就分成敌对两派：反对派不仅要抵制小组长的专横擅权，还要揭穿阿谀奉承派的阴谋。女生们的命运最糟糕，因为采罗乌索夫的一大恶习是好色放荡。他确信：自己看中的任何女生无权拒绝他，否则就要面对他惯用的恫吓、勒索手段。

1958年采罗乌索夫的一个未成年情妇怀孕，校领导和党小组长都已知悉，终于忍无可忍——毕竟针对此人的控诉信不知收到多少封了。于是把他叫进办公室训斥，勒令他尽快修复与同学们的关系，公正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最重要的是：低调安排好怀孕女学生。既然人家不愿堕胎，那么24岁的采罗乌索夫的唯一出路就是跟她结婚。

结婚并不在共青团小组长的计划之内，但他也明白不服从领导将断送自己前程。米哈伊尔左右为难，开始酗酒，醉醺醺来到了1958年2月11号这血腥且致命的一天。

当天，喝醉的采罗乌索夫想出解决困境之策——把欺负自己的坏人统统杀光！他想盗用陆海空军志愿后援协会射击俱乐部的小口径步枪作案，武器就存放在学校图书馆的坚固柜子内。

2月11日夜晚，米哈伊尔携带大厨刀潜入建筑学校，用厨刀撬开校长室的烂木门寻找枪柜钥匙，却没找着。顿时气急败坏，竟在校长室解大便，扯下有列宁头像的锦旗擦屁股。

这个醉醺醺的流氓接着打算纵火，撕碎书本撒满地，又想起来没带火柴。一阵手忙脚乱，忽然茅塞顿开，猜测枪柜钥匙可能在教务处秘书抽屉内，真不幸——猜对了。采罗乌索夫顺利开门取出一杆步枪和子弹，走到室外。

米哈伊尔决定第一个杀建筑学校校长，对空鸣枪试试好用不好用，立刻引起路人警觉。此二位是古拔欣斯基地区建筑管理局的建筑安装工巴洪金、拉莱廷，在本村建设面粉厂大楼。采罗乌索夫乱放枪的时候，18岁的巴洪金和25岁的拉莱廷正在下班回宿舍途中。小哥俩愣了一下，呼喊米哈伊尔别耍流氓，丝毫未察觉危险。采罗乌索夫一枪击中拉莱廷头部，当场毙命，巴洪金抱起工友往医院跑，腹部中两弹倒地昏迷。

附近居民闻声出来查看，发现巴洪金流血过多断了气——子弹击中肾脏和肠子。与此同时，采罗乌索夫继续他毫无意义的报复，但不去校长家了，直奔第6建筑学校女子宿舍，破门而入，随意开枪。受惊的女生纷纷跑向寝室，打算跳窗逃走，但许多人被暖气片绊住，减缓了速度，子弹从背后射来。

有些女生受伤装死，侥幸生还。比如妮娜·科皮托娃坐在板凳上中枪，立即倒地一动不动，枪手以为她已死，跨过去往前走了。而那些试图钻床底或衣柜躲藏的就没这么幸运了，采罗乌索夫像野兽一样找到并瞄准她们。

采罗乌索夫在一间女寝室遇见来找朋友玩的16岁男青年某某，顿时火冒三丈，12秒向他连开三枪，又向那女学生开枪。杀人杀得喉咙发干，遂走进厨房找酒、找罐头吃喝，几个女生趁机跑到外面呼救。

一名地段警带领一名民间巡防队员奔向女子宿舍，此时采罗乌索夫刚刚逃离犯罪现场。地段警吩咐助手留在原地，自己绕楼一圈，走过整个街区，趁机从身后突袭采罗乌索夫，打掉他的步枪、将其逮捕。

2月11日夜晚采罗乌索夫杀死年龄在17-25岁之间的女学生七人、打伤六人，行凶时间约十分钟。案件立即报告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命令向当地派出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储备总局的高级官员、РСФСР内务部警察总局刑事侦查员和苏共中央多个部门的监察员。具体侦查工作由彼尔姆州检察院负责，地方国安人员和州内务局也派人参与。

结果，除了多项杀人指控外，采罗乌索夫还被控“反苏”——亵渎绣有列宁头像的锦旗，以及身为共青团小组长却败坏党的荣誉。他的上级因“不可靠”被直接免职。

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本人直到最后一刻仍幻想免死，爽快承认犯罪，自愿配合调查审讯，希望法医宣布自己疯了，但进行精神鉴定的命令从未下达。不出所料，法院判决采罗乌索夫死刑，于是他多次向最高当局请求宽大处理。在写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申请书中感叹自己的人生波折、犯下的罪孽、作案时的醉酒状态，甚至年轻时的种种错误。

1959年2月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被枪决。他的案子间接影响了中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系统的改革，促使苏联当局试图纠正对劳动青年思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足之处。

例如，1958年12月起义务教育增加一年，变成八年制。学生在厂办培训机构接受6-10个月的培训，在职业技术学校用三年时间掌握一门手艺。为使苏联高等院校多招收思想可靠的学生，增加了持所谓“共青团推荐信”的入学名额。1959年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储备总局被撤销——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生前即在该局下属学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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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伊万诺沃村纵火枪击案

1950年吉斯卡村校爆炸袭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90年5月5日夜晚，资深工运活动家彼得·修达被发现昏迷在新切尔卡斯克市自家附近，送医途中不治身亡。彼得·修达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也是苏联的政治犯。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揭露新切尔卡斯克枪击工人群众事件的真相。据人权活动人士称，修达之所以遇害正是因为找到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和受害者命运的证据。修达谋杀案至今未侦破，凶手究竟是谁？

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1937年12月出生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他的父亲彼得·伊里奇·修达（1877-1939?）是老革命，1903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32年起成为全联盟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北高加索分会会员（会员证号№1465）。资料显示此人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库秘密组织的出纳员，后来在格罗兹尼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从事地下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委会委员和巴库市杜马候选人。1923-1937年先后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格罗兹尼、卡季耶夫卡、顿河畔罗斯托夫工作，被授予个人武器和红旗勋章。

1937年12月23日彼得·伊里奇·修达被开除联共（布）党籍，29日被罗斯托夫州内务部门逮捕。根据狱友的证词，彼得·伊里奇遭受了残酷折磨，刑讯后无力行走，被人托着腋下拖入牢房。1938年9月1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针对罗斯托夫州的审判名单中，彼得·伊里奇·修达的名字列在第73号，属于“第一类”人员（判处极刑者）。1939年1月7日枪决或死于酷刑（其他消息来源称1937年已死），同年追认平反。

遥想昔日，彼得·伊里奇·修达与米高扬、绍米扬、贾帕里泽和斯大林一起在巴库闹革命之时，他能预料自己最终会被苏维埃政权枪决，而他同样名叫彼得的儿子却会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将那些被共产党人杀害之人的名字从遗忘的黑暗中重新唤回吗？

所以，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为自己的出身自豪。他常说：“我父亲1903年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错了，布尔什维克正确”。他的母亲玛尔塔·修达是顿河航运公司幼儿园园长，战争期间留在罗斯托夫照顾孩子们，德军占领时期设法重新开办了幼儿园。1943年8月她被苏联政府逮捕，判刑七年。彼得被送往孤儿院，直到母亲获释后团聚。彼得·彼得罗维奇早早离家生活，一度流浪，参军前做过多种工作，曾在哈萨克斯坦的矿井劳动，还进过技校学习。1960年代初他来到母亲和兄弟们居住的新切尔卡斯克市，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谋了一份差事。

1962年6月1日苏联再次宣布“临时”提高肉类、黄油、牛奶等食品价格，同时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的计件工资被降低30%-35%。另外，城市和工厂的住房问题未得到解决——住宅建设规模很小，个人租房每月开销35-50卢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20%-30%。国营商店几乎没有肉类，而集市的食品价格太高。

于是，1962年6月2日新切尔卡斯克市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军队枪击示威群众惨案。6月3日晚间开始大规模逮捕，克格勃特务拍摄了数千张示威参与者的照片，利用这些照片抓获一些人。两个月后，七名示威领袖被判处死刑。

彼得·修达一度面临死刑威胁，母亲救了他。她联系上米高扬，指出彼得之父曾是“26个巴库委员”的战友。众所周知，米高扬是唯一幸存的“巴库委员”，也是“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党内不倒翁。彼得·修达说：“她在信中提到我的父亲，他自1903年起就是党员，1902年在巴统开始革命活动，是斯大林和26位巴库委员中的许多人的亲密同志。他在巴库闹革命长达十一年，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领导了格罗兹尼的革命运动，是贾帕里泽和菲奥列托夫的挚友。1937年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遭迫害，受了一年多酷刑死于罗斯托夫的监狱。母亲的信让米高扬想起了早年的党内同志和巴库革命战友。而且米高扬‘回应了’。”

彼得·修达被判处十二年监禁，先是在他父亲遇难的罗斯托夫监狱服刑，后转入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一个严管劳改营。在伐木场，新切尔卡斯克的囚徒们频频与管理人员和警卫发生冲突，其中一次以自动步枪扫射修达告终。紧要关头另一名警卫打掉了同事的步枪，子弹射向天空。还有一次，一名上尉警卫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后，咬着牙激动地低声告诉修达在穆罗姆也发生过类似新切尔卡斯克的悲剧。

1964年赫鲁晓夫退出政治舞台，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逐渐被悄悄释放。修达的刑期减至六年，并成为1966年最后一批获释者之一。恢复自由身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回到原单位上班，开始收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的文件和目击者证词。

1970年代末修达投书《真理报》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1983年他向党中央、最高法院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交申请，要求为自己和其他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平反，还将枪击事件的证据寄给《真理报》和《文学报》。修达的妻子艾玛写道：“那些曾向手无寸铁之人开枪的法西斯分子”在监视彼得。

1980年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入侵阿富汗，随后遭到“不明身份者”毒打，继而失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被迫失业，又多次遭殴打。但他一直坚持收集新切尔卡斯克枪击事件的材料。1989年2月彼得·修达在一封信中表示：“我对苏联共产党持极其否定的态度，我断言，它不仅与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关系，而且是对后者的犯罪。”

到1980年代末，修达确信尽管党的领袖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但他们“却使斯大林主义本身保持不动摇，国家暴力机关——克格勃和内务部的活动依然不受社会监督”。他成了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国家可以由“无党派的工人运动”来领导，曾前往莫斯科参加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大会。当他与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波德拉比涅克在老阿尔巴特街摆摊宣扬人权和左翼报刊时被逮捕，关押两天释放。

彼得·修达半辈子自认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与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党国体制判若水火。人生后半段他的政治自我定位有所变化，1988年2月参加了历史政治俱乐部“公社”，后又加入苏联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修达收集的材料曾在《公社》杂志上发表（如第22、25、27期，以及1988年6月关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特刊）。

苏联政府严密隐瞒这场悲剧的信息，新切尔卡斯克的真相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开始被媒体披露。修达协助记者撰写关于惨案的文章，由于他曾与那些亲眼目睹人群被扫射的人一同关押，因此了解许多细节。他收集目击者的证词，转述他们透露的市党委楼顶的机枪和遇难儿童的故事。修达的材料促使《文学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首次发表描述枪击事件的文章，1989年6月《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短文。

但官方报刊的内容并不能让修达满意，他有理由相信仍有真相未被讲述。被秘密埋葬的遇难者确切人数至今未知。1962年拒绝命令部属向民众开枪的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在1989年的采访中透露，共22人被杀，包括“一名学龄男孩”。修达联系上这位将军，得知他引用的是负责埋尸的军官的话。但他凭什么认定只埋了这一次呢？

修达愤慨地说：“例如，新切尔卡斯克全市都知道一个小女孩是在母亲怀抱中被杀的，难道她是‘学龄男孩’吗？”他还掌握其他死难者的情况，比如一则悄悄流传的阴暗而神秘的消息称：伤员最初安置在市医院，不久后被集体转移，据称送往了监狱医院。然而修达与当时在监狱医院住院的囚犯谈过，他们一致否认曾有伤员送进来。“这些人消失了，无人知晓其下落。更确切地讲，也许仍然健在的亚历山大·谢列平知道，1962年他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机关活动，专程飞赴新切尔卡斯克。当年的其他负责人可能也知道真相，但他们恐怕不会说出来。”

修达甚至怀疑伤员被直接处决。去世前一个月他对亲属透露已经找到了相关线索，或许还发现了其他重要事实。无论如何，那个时候他告诉妻子自己可能只剩几周的生命了。

那几年全国正掀起恢复历史记忆的浪潮。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其中提到枪击事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调查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问题，随后市执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信息收集”委员会。1990年4月总检察长命令对使用武器和人员死亡的情况展开正式调查。“追寻”组织的活动人士决定在枪击事件发生日：6月2日举行纪念集会。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修达是1990年5月4日，就在他十年前曾被殴打的地方。之后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5月5日晚“纪念”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修达寄来的信件，他声称找到了死难者的埋葬地点，包括1962年6月2日-3日夜间从市医院神秘失踪的伤员。当夜，有人在修达家附近发现他奄奄一息。

人权活动家В.图皮金回忆：“彼得·彼得罗维奇对新切尔卡斯克伤员的神秘遭遇很感兴趣。如果考虑到人群是被自动武器扫射的，伤员想必不少，客观的说应该比死者多。他们被送往医院后全部消失，修达试图寻找但毫无结果，很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被处决了。修达抓住这一点不放，坚持要答案：伤员去哪儿了？遭遇了什么？如果他们被枪决，谁下的命令？有一天他从新切尔卡斯克打电话给《共青团真理报》驻罗斯托夫的记者（坐电气列车过去大约25-30分钟），说：‘我找到了，一切都在我手上。电话里不方便谈——你来吧。’记者去了，抵达约定地点却发现彼得·彼得罗维奇头被打破，旁边是一个敞开的空公文包。”

装文件的包忙乱中失踪，衣服沾满血迹，脸上有被殴打的伤痕。修达在救护车上去世，始终未恢复意识。妻子艾玛赶往医院，警察已经到了，急诊医生对她说：“这是谋杀。”人家通知她星期一到停尸房参加尸检，但她去了发现尸检和死因鉴定已经结束。闭门得出的官方结论是：这位52岁从未患过高血压的人死于脑出血——死亡证明白纸黑字有记载。尸检显示死者下嘴唇部位有被打击痕迹，但未发现其他暴力迹象。协助清洗尸体的女工告诉艾玛：尸体满身血污，骶骨上方有一块巨大青紫。

艾玛写道。“没人能说服我们这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发后的第一晚，修达的支持者们从不同城市赶来，询问目击者追踪新鲜线索；一些人看见了了，这不是什么打斗，而是一次职业化的谋杀。第二天晚上，目击者被人威胁：‘如果再乱说话，就烧你们房子杀你们全家’。”

人权活动家波察洛娃也回忆：“虽然立了案，却一无所获”。于是彼得·修达被安葬在本地公墓。当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安德烈·伊萨耶夫出席葬礼，多年后他成为“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第一副主席。来送别的同志们举起无政府主义旗帜，发誓要继续修达的事业——找到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的埋葬地点。

1991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中大多数被定罪的人获得平反。1992年5月最高苏维埃做出一项决议，首次指出“当局残酷镇压了工人们的和平示威”。“追寻”组织逐渐转变为“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基金会”。在第一次检察官调查期间，一位参与夜间秘密埋葬的警察彼得·格罗门科说：“我等了你们二十八年。”

调查人员成功定位了预想的埋葬地点，1992年活动家们决定迁葬遇难者遗体。专家队伍花了一年半时间研究挖掘过程中出土的遗物，最终于1994年纪念日举办迁葬仪式。在当年扫射人群的广场上搭起小台子，用黑红相间的布料装饰。台子旁边，二十具棺材摆放在凳子上。简短致辞后抬棺到教堂，神甫举行宗教仪式。之后，棺材被埋入本市公墓，竖起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纪念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

但所有的埋葬地点都被找到了吗？早在1991年，活动家们试图向克格勃询问被法院判处枪决的七人的葬身之处。一位警察局高层领导说墓地是“绝密的”，罗斯托夫州克格勃负责人说：“别去找了——找不到。”所以至今不知墓地在哪儿。

2017年波察洛娃首次接待一位当年仅十岁的目击者，这个叫帕维尔·阿弗宁的人讲述了1962年6月2日那天他和同一个楼院的小朋友们都在广场上。枪声响起，两个小朋友从树枝跌落，浑身是血。之后他母亲把他藏在床底三天，食物也是送到床底吃的。那两个小朋友再没出现，他们的父母也从家中消失了。

延伸阅读：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亚历山德拉·阿尔基波娃和安娜·吉尔祖克合著的《苏联危险事物——苏联都市传说与恐惧》，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后来演变成各种谣言和都市传说的苏联人民非理性恐惧的民俗学著作。比如1930年代人们在火柴盒上寻找托洛茨基头像，1970年代民间流传“美国人投毒”、爬满虱子的牛仔裤、非洲游客皮肤长虫子、中国地毯半夜显现毛泽东头像、房屋中隐藏的纳粹卐字、口香糖混合了碎玻璃渣之类奇闻……

这本书是基于对333人的调查、对72名受访者的采访及社交网络评论等大量素材编写而成，又从档案、苏联人回忆录和日记中收集了一些小道消息和都市传说。本文摘录该书部分内容，简单介绍涉及原子弹爆炸和新战争威胁的民间神话。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战争

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恐惧是战后苏联人最根深蒂固的心病之一。1951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位受访者回忆，在他童年时期，家里的收音机几乎从未关闭。即便夜间节目已经播完依然开着电源，因为节目全部结束后电台会通过一种类似节拍器的声音报时——这让他经历过大战与封锁的母亲感觉安心：有声音就表示没有战争也没有轰炸。

苏联人民或多或少一直在等待一场新战争。1962年所谓加勒比海危机爆发，苏联为了支持古巴并向美国展示实力，在“自由岛”上部署核弹头导弹，令世界濒临“三战”边缘。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大战似乎一触即发。1983年苏联防空部队击落一架韩国客机，罗纳德·里根在著名演讲中直呼苏联为“邪恶帝国”，也很吓人。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宣传不断渲染外交政策对手（报纸称为“战争贩子”）的侵略性，每次危机发生时则进一步加剧危言耸听的言论，根本无助于安抚国民情绪。

所以在冷战环境下，新一轮战争传言可能由“国际局势”恶化、报纸调门升高或苏联参与局部冲突等多种因素引发。此外，最高领导人去世也常常引起此类传言，这是很好理解的。苏联公民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几乎没有影响力，一切重要的政治决策皆由国家元首及其核心“战友”小圈子作出。日常生活的稳定性与领导人个性之间的关系直接而紧密，因此总书记亡故往往会促发严重不安情绪，常表现为对战争的恐惧。1982年，担任总书记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令一些苏联公民深感末日临头。一位受访者回忆，他们学校老师得知消息后失魂落魄走进教室说：“完了，这下真要打仗了，核战争。”小孩们尚未长到拿老迈总书记开玩笑的年纪，会将官方宣传的勃列日涅夫头衔（如“卓越的和平卫士”）当真，尤其容易受负面情绪影响。一位斯塔夫罗波尔居民回忆起勃列日涅夫去世那天，她“害怕去上学，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时的传言说战争即将爆发，勃列日涅夫生前握着“和平钥匙”，如今他松手了，和平也跟着没了。另一位曾在列宁格勒上学的女性说，当时她的邻居（12岁男孩）放学回来哭惨了，他也害怕战争。没过多久，邻院的酒鬼翻窗跳楼，人家说他幻听，以为宣战了。

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佩德罗·卡尔德隆《人生如梦》的主人公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了让你不知我已晓得你知道了我的弱点，我非把你撕成碎片不可”。熟悉“心智理论”概念的心理学家会说，卡尔德隆描述了“心智理论”的运作原理及违反这一机制所带来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心灵的基本特性，即通过对可见迹象的综合解读来构建或重拟他人的思想和意图。人类心理中的“意图探测器”之所以能够识别他人意图，完全是因为人类大脑将其与自己的行为进行类比。如果对面那个人握紧拳头又松开（而且不是在健身房），看见他的人大脑中的“意图探测器”会将其解释为强烈兴奋的信号（“他很愤怒”）。正是因为有了 “意图探测器”，卡尔德隆笔下的主人公才会表现出攻击性：他认为对方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弱点。

关于战争的一些传言可以被视为民间版本的“心智理论”：在这些传言中，由于苏联人擅长从“字里行间”解读深意，而且“伊索语”（译注：指掩盖作者真实观点的曲笔，通常用于反审查）炉火纯青，很容易从间接（说实话——非常间接）信息中发现假想敌，或苏联政府与未来战争相关的真实意图。例如，苏联官员批准在列宁格勒郊区某地建造别墅，民间“意图探测器”立刻警铃大作，怀疑这实际是为了让人们在大城市遭受核打击时有地方藏身。

此外，持续处于战争预期的情况下，民间“意图探测器”甚至会预测假想敌的主要核打击方向。轰炸目标出人意料地不仅仅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大型工业中心，还包括一些相对较小的城市。因为根据传言，这些小城市隐藏着对全联盟都极其重要的某些设施。

此类“设施”可能是关键的国防生产企业（例如列乌托夫、鄂木斯克、希姆基或萨拉托夫），或是所谓的“政府掩体”，比如里加市就有这种说法：“大约1982-1985年间，有传言说里加会在莫斯科之后立即被轰炸，因为里加有一座秘密掩体，政府最高层官员会跑进去避难。妈妈则坚信不需要对我们扔核弹，普通炸弹足矣——只要直接投在里加水电站上，巨浪瞬间冲毁全城。”

亚美尼亚小城卡贾兰的民间“意图探测器”声称，“美国佬特意为我们巨大的铜钼联合工厂储备了整套核弹头，因为缺了钼什么也造不出来：没有装甲、没有导弹、没有任何军工业，而我们的钼是最好的。”莫斯科附近希姆基的居民认为苏联的主要敌人为他们准备了一种特殊导弹：“我们（在希姆基）上高中时，一位军训教官说美国人已经销毁了某某射程的导弹，但他们保留了第三类导弹——专门打希姆基的。”

另一些类似传言中，民间“意图探测器”认为假想敌轰炸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动机并非因为那里隐藏着国防设施，恰恰是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这种空白反而让敌人困惑不安：“我童年时代（1980-1990年代），人们常说约什卡尔奥拉市（或整个马里埃尔共和国）将成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后的第三个（核打击目标）。原因是这边有沼泽、森林和洼地，卫星看不清楚，所以敌人害怕这片未知区域可能藏着什么。”

乍看之下，“目标城市”的居民在想象中臆造敌人的攻击意图似乎很矛盾——不被美国佬惦记岂不更好吗？究其原因，可能是城市在敌人眼中的“重要性”增强了本市居民自认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一个罕有人知的小城（首都里加例外）由此获得了“秘密第二首都”的地位。

预测核打击确切方向的传言起到了“驯化”恐惧的作用。战争在这些传言中并非恐怖的、无法想象的末日，而是某种甚至有用的东西——它可能帮助苏联人民解决一些迫切问题，比如获得建造别墅的许可，或者彰显某个外省城镇的“真正”重要地位。就是说，这类话题最终发挥了某种补偿性的功能。

未来与过去的战争

尽管“战争也许明天爆发”的论调已经存在几十年，但想象的战争场面毕竟取决于人的年龄和社会背景。

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以及童年时代体验过战后饥饿的人，往往依照自己或父母对战争的记忆来想象战争，乃是一幅充满了饥寒、困顿和为了活下去奋力挣扎的场面。这种对战争的恐惧体现在一些非常具体的行为中：一旦感受到战争可能性，人们就会去商店囤积粮食、通心粉、盐和其他能在极端条件下维持生命的物资。作家尤里·纳吉宾1975年的一篇日记写道：“多次谈论即将到来的战争。似乎并无任何理由支撑这种猜测，尤其一场不小的战争刚刚结束，并以美国的失败告终，根本无意复仇。领导人依旧在玩弄缓和政策，而普通人却感觉战争迫在眉睫，开始在冷清的货架上搜索盐、火柴和罐头。”

我们的一位采访对象表示，1968年8月他母亲得知苏联派坦克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决定更新家中存放于专用枕套内的面包干储备，“以防万一”。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许多苏联人也采取了类似行动。1963年10月28日，电视评论员尤里·福金发现全国都知道战争迫近，因为“上班途中，我在自家楼院遇见一位手提网兜的女人，里头装着火柴、肥皂和盐。她像1941年那样为战争做准备。”1969年中国学生和苏联警察在莫斯科列宁墓推搡冲突，人们（尤其乡村和小城镇居民）争相购买盐、肥皂和火柴。例如苏梅州科诺托普市仅14天内就销售了“81.3吨盐和39.2吨肥皂，比平时多3-4倍”。

显然，供应中断容易使人民认为战争即将爆发。逻辑如下：战争年代食品通常会消失，因此任何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暂时困难”都会被解读为战争即将开始甚至已经开始的迹象。比如某村商店的面包供应不规律，或限制面包销售，就可能引发关于战争临近的讨论。1971年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一位集体农民投稿《农村生活报》：“我们村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只能在商店购买450克面包。去别人家做客必须自带面包。因此集体农庄庄员中流传着各种谣言，比如国家已经没有粮食了，因为都卖给或送给外国‘兄弟’了，甚至说战争快来了之类不实之词。”

1970年代的集体农民把劣质面包称为“战时面包”：“就连最战时的面包我们一星期也只看见一次。”这种貌似无关紧要的语言细节表明，人们对“我们所熟知的战争”的预期与身体记忆紧密相连：“战时面包”的出现和供应中断与战争有关，引起了对未来的焦虑（战争传言）。这种焦虑反过来启动了在极端条件下的保命计划（多买粮食）。

未来战争的威胁：怎么办？怎么活？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出生的苏联人未曾亲历战争，他们的童年正值苏联历史上最平安无事的时期。然而这一代人上幼儿园、上学恰逢冷战极度紧张，领受了强烈的反美宣传。在报纸上、学校的民防课、“和平课”或政治消息课上（安排学生们报告“国际形势”），苏联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和平斗争”，同时也是为即将来临的大战做准备。

民防课虽不建议学生晾晒面包干存放在枕套，但会播放核爆“蘑菇云”的教学幻灯片（1980初甚至面向学龄前儿童播放），传授学生佩戴防毒面具、制作棉纱口罩、用特殊溶液处理衣物的技能，并详细说明应当携带哪些物品进入防空洞：“我对一次教导我们怎样防御化学攻击的民防课印象很深。老师建议我们提前准备好用特殊溶液浸泡的衣裤，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需要准备肥皂并磨碎。军训教官强调：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否则你自己想想，空袭警报响了你才开始磨肥皂！”

另一些孩子收到了十分特别的建议——或者说是利用战争恐惧强迫他们吃不喜欢的食物：“奶奶说一定要多吃荞麦，因为如果发生核战争，它有助于缓解辐射病，所以必须吃够以备日后所需。”

孩子们从老师口中听闻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许多传说，声称他随时可能按下“红色按钮”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1980年代，每学年的第一节课叫做‘和平课’，但内容总是涉及战争。我们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校党支部书记——连着多次（多年）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按下按钮，核导弹将在6分钟内飞抵我们头顶。害怕吗？不确定，但数字记得很清楚。多年后同学聚会，有人突然问：‘你们还记得6分钟的导弹吗？’这才发觉这句话一直潜藏我们内心深处到如今。”

许多孩子——尤其是低年级学生——对不祥的“红色按钮”的说法印象深刻：“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女老师）一直给我们讲里根的故事，说里根有一个装着红色按钮的手提箱，他可以随时按下去。搞得我翻来覆去寻思核战争、寻思那个按钮。”

在一些学校和少先队夏令营，辅导员和老师带领孩子们集体给里根写信，呼吁他切勿开战。苏联媒体也各显其能，定期刊登花里胡哨、望而生畏的漫画，讽刺外国的“战争挑拨者”。对于那个年代的某些人来说，儿时记忆充满了战争迫近的感觉：“我们的童年，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充斥着对核战争威胁的议论，说来说去似乎笃定它必将发生。报纸刊出宣传画：五角大楼的老鹰钩形爪子抓着炸弹。”

很多情况下，6-12岁小朋友对此类宣传教育的反应是恐惧，而且至今刻骨铭心。一位1968年出生的受访者回忆她哭着放学回家，绝望地告诉父母战争即将爆发，反复追问在防空洞过日子的问题。父母表现异常冷静（在孩子看来），千方百计安慰她。但孩子们对亲人和宠物的命运忧心忡忡：“我10-11岁的时候非常害怕核战争。特别可怜动物们。我晚上哭鼻子，妈妈就骂我，然后爸爸告诉我有专门给狗用的‘花瓣-1’和‘花瓣-2’型防毒面具，他会带几个回来。我又大哭，因为猫没有啊！我思考了很久，想着要怎么把猫带进防空洞（当时可没有便携猫箱）。最后妈妈给我一个专门装猫的包，以备不时之需。”

不少儿童和青少年都做过类似噩梦，梦见核子末日降临。这些梦境通常包含两个主要视觉形象——美国款式“红色按钮”手提箱和直冲天际的“核蘑菇云”：“在我一切的梦境和恐惧中，那个手提箱反复出现。它似乎总是打开的，露出里面的红色按钮——模样大概像我们去夏令营用的那种箱子，带一个提手。”

但更常发生的核战争之梦是做梦者望见地平线升起一朵恐怖“蘑菇云”，意识到这就是世界的终结，悚然惊醒。1982年十一岁的某位受访者有时会在睡前瞎想：“如果美国人已经发射了导弹呢？距离核战争可能只剩十分钟了。”而他的同龄人，一位列宁格勒小学生，入睡前会“想象最可怕的画面——核蘑菇云升腾的田野”。学生们的梦境还会出现其他细节，就是曾在初级军事培训课（НВП）上深深震撼他们幼小心灵的细节，比如核轰炸和核冬天：“1978年（上小学），他们给我们放了一部介绍核战争的幻灯片。片中有个场景，爆炸后一个女孩裙子的图案完全印到了她皮肤上。这一场景后来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的梦里。”

多位受访者提到他们的同学和朋友也讲过类似的梦，还会互相讨论末日恐惧。一位1980年还在上学的受访者回忆，她的朋友曾寄信给她，写道：“别考虑太多，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享受每一天，因为明天美国人可能会向我们扔炸弹，到时候全体都完蛋。”

然而，从许多生于1970年代的受访者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出，一些父母和长辈亲戚并不认同军训教官、老师和辅导员给孩子们灌输的恐惧。小朋友想给里根写封信，想给狗狗找个防毒面具，或者想在拉警报时跑进防空洞，总会让大人们困惑或微笑。一位受访者回忆说，防空演习期间她爸爸妈妈稳坐家中，可把她担心坏了。另一位也担心核威胁的人给里根写了一封信，但没寄出去，因为被哥哥嘲笑了。

可话又说回来，成年人偶尔也会做核爆炸噩梦。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82年的一篇日记写道：“睡着后我梦见一个村庄（米亚斯诺耶），天空昏暗阴郁，呈现危险的深紫色。光线可怖又怪异。忽然我意识到那不是黎明曙光，而是天空出现的核蘑菇云。气温越来越高，我回头一看，一群人惊恐望向天空，接着朝某个方向慌乱奔跑。我也想跟着跑，但停下脚步。‘往哪儿跑？为什么跑？’反正已经没救了。人群又一阵恐慌……而我决定留在原地安静等死。天啊，真的太可怕了！”

对核战争的期待不仅导致对核武器巨大破坏力的恐惧，还伴随着一种无助、绝望和无法掌控局势的感觉——这在塔科夫斯基之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感受并非苏联人独有，“铁幕”两侧的百姓同然。

尽管苏联的民防课教导孩子和成年人核战争一旦开始时应该采取的措施，比如用特殊溶液处理衣物、佩戴棉纱口罩、迅速进入防空洞……但许多人都明白这些措施在核末日真正到来时根本救不了谁。梦境尤其证明了这种认识：核战争之梦最“乐观”的版本是做梦者发现自己身处一座被摧毁的空城，意识到自己已进入末日后的世界，一切活物统统死绝。更典型的场景则是塔科夫斯基描述的版本：做梦者看见地平线升起核蘑菇云，继而在意识到末日无可避免的恐惧中惊醒。关于如何使用防空洞的指导往往不能让人安心，反而加剧焦虑——这一点在多个受访者的回忆中被屡次提及。有时候生活也揭示了这些措施的无用性：1988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车站爆炸事故，清晨大批市民被剧烈震动惊醒，瞧见天空火光以为原子弹临头，必须赶快钻防空洞。一位受访者的朋友甚至匆忙打包了防空洞生活必需品，但在跑出家门之前，她突然想起自己不知道防空洞具体位置，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行动。她接受的种种训练，在那一刻变成屠龙之技。

延伸阅读：

苏联公民对于可能同中国开战的想法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发枪就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尼古拉·多尔戈博洛夫
（曾任《劳动报》副主编）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科兹洛夫是全世界稀有的“情报家族”成员之一。他们注定要过着多重人生，每一重都充满危险与不可思议，而且大多被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幸福——家庭和天伦之乐。这些人从不抱怨自己选择或被迫接受的命运，很少有机会或意愿与外界分享自己充满波澜的生活，哪怕只言片语。

阿列克谢·科兹洛夫自述：

“本人1934年出生在基洛夫州奥帕林斯基地区奥帕里诺村，不过我对这个村庄没有印象，因为一岁半就被祖母领走了。我从1936年起住在沃洛格达，在那里完成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由于一些原因，我是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父母当时很年轻，除我以外还要养育三个孩子。母亲在集体农庄做会计，父亲1941年参军，战争年代他是近卫第五军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麾下坦克营的政委，参加过库尔斯克会战。

我1943年入学念书，遇上一位出色的德语老师泽尔曼·什穆列维奇·谢尔佐夫斯基。1939年德国攻占波兰，他躲避纳粹逃亡苏联，后来人家安排他住在沃洛格达，师范学院毕业到我们学校教德语。此人精通德语，对我们要求也很高。我和他关系非常好，他在我准备报考高校时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前往首都，带着一个挂锁的木箱子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下车，那是我头一次进莫斯科。抵达后我在车站问询处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国际关系学院怎么走？’人家告诉我地址：地铁建设街53号，也就是现在的外交学院。入学考试我全部考了‘优秀’。

我在学院学习丹麦语和德语。1958年12月派我去驻丹麦大使馆领事处实习，回国后被建议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为什么会有这种建议？这话应该问问国际关系学院人事处。当然，并不是所有毕业生都会进国家安全机关。比如我的同学尤利·克维钦斯基，后来成了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鼎鼎有名的大使，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不过我还记得，1984年我执行多年海外工作后第一次回到亚谢涅沃（注：对外情报局总部），遇见的几乎每个人我都拥抱问候，因为他们是我学院的同学。

那么，1959年，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叫到卢比扬卡——当时是捷尔任斯基街2号。他们问我：‘你想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只想做业务工作，绝不做文书工作。’于是他们提议我做一名秘密情报员。然而直到现在我都可以炫耀手指上的老茧——不做这份该死的业务工作，我也不用写这么多东西。”

— 地下潜伏工作难道不需要熟练掌握外语吗？

— 那时候我的德语已经很不错了，在学院和实习期间也学过丹麦语。于是他们挑选我进行培训，不过培训时间非常短。我是1959年8月1日开始学习的，1962年10月2日就被派往某个西方国家执行任务了。在此之前我曾赴东德进行预备训练，这对我们很有帮助，但也不是没毛病，因为我在莱比锡染上了萨克森口音。我永远不忘后来在西德的一个咖啡馆偶然与一位刑警闲聊，他突然问我：“您大概不是本地人，不是布伦瑞克的？”我回答：“不是，我是奥地利人。”他摇头说：“奇怪，我打赌您是萨克森人。”那么我只好解释说母亲是萨克森人，父亲是奥地利人。幸好当时我邻桌的年轻人对旁边的女士更感兴趣。后来，我又被派往丹麦。

— 除了主要任务外，您在那边还做些什么？

— 每个地下情报员都需要一份掩护职业。当时在莫斯科他们可以让我做汽车维修工、冰箱或电视机修理工之类。最终他们让我做技术绘图员。我内心极其厌恶这份工作，因为本性更钟爱人文学科。但没办法，只能接受，好在这个职业还算干净，至少不用趴车底。在哥本哈根，我去了一个技术学院，他们也培养制图员，课程通常需要三年。我对校长说，我想在三个月内毕业。他惊讶地看着我，我不慌不忙解释说我会制图，只需要毕业证。他找来一位老师商议，最终决定：收我三年学费，但如果能在三个月内通过全部考试，直接发毕业证。于是我每天都去学院，有时一天去几次，完成所有作业，顺利拿了丹麦的毕业证。

— 您持哪种护照？

— 我的身份是德国人，持西德护照，当然是假的啦。我需要辗转几个国家进行磨合，选择一个国家作为根据地，冒充在那边生活了多年，以外国人的身份赚了不少钱。一开始他们建议我去黎巴嫩，我从那不勒斯乘船前往途中认识了一位英语流利的姑娘，她教了我六个月英语，效果相当不错。

到黎巴嫩后，我发现黎巴嫩的阿拉伯人非常喜欢德国人，至于我到过的丹麦，几乎没人知道丹麦在哪儿。之后根据中心的指示我去了阿尔及利亚，计划长期定居。当时阿尔及利亚仍有法国驻军，但总统已经是艾哈迈德·本·贝拉。

这个国家几乎没人懂英语、德语，更别提丹麦语了。我通过一位会说德语的法国熟人，准确地说是通过他的朋友，谋了一份技术绘图员工作。单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都是瑞士人，而瑞士人会说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当时的阿尔及利亚，甚至许多阿拉伯人也只会说法语，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本·贝拉决定重新命名所有街道，用阿拉伯文字书写新街名，引发一阵混乱。总之，我不得不在阿尔及利亚学会法语，后来又学意大利语，直到现在我还能流利使用这些语言。

再后来，我老婆也到阿尔及利亚与我会合。

— 您如何向当地人解释她的到来？

— 我离开莫斯科前夕我俩结的婚，当时她在苏联受训。她来了之后，我们为她编了一套相应的身份背景。我认识一些法国老人，有的搬走了，有的逝世了。所以我们拿到一个地址，就说我老婆曾在那儿住过。她的掩护身份是德国人，但法语是后来在阿尔及利亚学的。我在这个国家挺幸运：独立后两年，阿尔及利亚开始销毁独立之前的外国人档案，于是我就可以轻松地对其他国家的人说我在阿尔及利亚居住20年，赚了不少钱。

然后老婆怀孕了，上级要求我们去西德，在那边正式登记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俩护照都是伪造的。我们先到突尼斯，然后去荷兰，再去法国。之后我去了斯图加特，老婆留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边境。

— 您为什么一个人进入西德？

— 我没法带她，因为不知道事情将怎样发展。

如您所知，我是技术制图员，需要找一份工作才能在联邦德国某个地方定居。斯图加特是个大城市，有几十家机构。但我到的时候正值八月份暑假高峰期，只能在干洗店当杂工，只有他们愿意聘用我。不过他们承诺付我熟练工的工资，如果我肯卖力气，三个月转正——结果也确实如此。当时这个城市的规章十分宽松，我们很快领取国内身份证，正式登记结婚。之后我们搬去慕尼黑，我又在一家干洗店谋职。先后生了一儿一女，孩子出生后我们换掉以前的国内身份证，拿了真正的西德护照。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召回俄罗斯。在家歇两个月，派遣我去比荷卢联盟的某个国家长期定居。我在该国首都安顿下来开始找工作，无论绘图员或干洗店都行。花费六个月，工作特别难找。最终我入职一家大型酒店的干洗和洗衣部门，顺便说一句，我确实是熟练工，很快被提拔为部门主管。我租了公寓，老婆带俩孩子与我团聚。

— 孩子们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吗？

— 不知道。儿子上幼儿园，女儿上托儿所。他俩之间只说法语，跟我们两夫妻只说德语。

— 不会俄语呀？

— 没机会学呀。

— 不是在俄罗斯住了两个月吗？

— 根本不让他们学。他们一句都听不懂。

老婆过来之后，在首都的一所德语学校上班。这所学校是北约认证的，教的是北约工作人员子女。起初她以家教形式辅导这些小孩，后来在学校教他们德语。至于我，做了一家大型干洗店的总经理。

— 比荷卢，北约……想必您收集了这个军事联盟的情报？

– 是在收集情报。

– 您夫人在北约学校教书对您有帮助吗？

– 当然了。不过，即使在干洗店工作也能获取有价值信息。

– 您有自己的特务吗？

– 没有，我手下没人，那边只有我自己。但到了1970年，我妻子病得很重，不得不回国，没多久去世了。后来安排我独自处理一些危机地点的工作。

— 什么样的危机地点？

— 那些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且爆发了危机的地方。1970年代主要是中东地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我在意大利取得合法居留权，同几家生产干洗材料的公司，比如化学品和机器制造商，建立了良好关系。他们邀请我做全球代理，跑一跑意大利本土之外各国的业务。我很满意。虽然我户籍注册在罗马，实际每年只在罗马住两三个月，其余时间都在外地奔波，例如埃及、约旦、以色列、科威特、黎巴嫩，后来还跑沙特阿拉伯等国。

— 您能轻松出入这些地方吗？签证怎么办？

—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如果某人的护照上有以色列海关的入境章，他就无法进入任何阿拉伯国家。所以我去西德大使馆，说：“朋友们，我该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去申请一本新护照，副本。”于是我拿着西德护照的副本周游阿拉伯东部，也就是说，用一本护照去以色列，用另一本跑阿拉伯国家。我在那个地区有一些有用的关系，比如黎巴嫩的部长亲属、以色列的军官，以及以色列和埃及的政治家。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趣事。我傍晚去餐馆，点了50克伏特加——其实是40克，他们说的双份是这个量，又要了一杯啤酒。我环顾四周，没座了，那边一张桌坐着三位老先生，只有他们那儿有空位。我走过去用德语问：“我可以坐下吗？”犹太人多数会德语。他们说：“请吧。”又问我：“德国人？”我说：“是的。”其中一位开始和我闲聊：“你知道吗，战争期间我在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有一次被派到德国后方执行任务，我可把你们这些恶棍整惨啦。”他说这话的时候充满自豪，特别怀念和尊敬苏联情报部门。

对情报员来说，必须能够随时适应环境。有一次在特拉维夫，大概五点钟我去吃晚饭，要了炖牛肉和一杯啤酒。一位全身穿牛仔服的小伙子坐我旁边，看得出来是常客，因为服务员没问他就端来200克冰镇的浅色酒，杯子表面迅速结了霜。接着给他端上一盘两片黑面包和一盘细切腌鲱鱼，上面盖着几个白洋葱圈。这小混蛋就在我耳边嘎吱嘎吱大吃大嚼，弄得我也咽口水……

— 您在中东的活动成功吗？

– 应该说，不无收益。在那边达成了许多目标，但至今我仍无权谈论。我因功获得了红星勋章。

从1974年起我也常去伊朗，当时还是沙阿统治时期。我们对伊朗很感兴趣，我在那边行动非常自由，结交不少朋友，包括警界和各种圈子的人士。

— 他们的安全机关很恐怖啊，萨瓦克……（译注：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国安部门）

— 那也没办法。不过我肯定不是用苏联护照在伊朗活动。

— 那您怎样把情报送回国内？

— 怎么送？主要是把未曝光的胶卷放在藏匿点。最紧急的情报则用密写方式写信，寄给特定地址，地址是中心给我的，三、四天信就能到我指定的地方。后来我想出另一种办法：用小型记事本，跟瓷砖差不多大小，可以写多达50页内容，这招也很好使。

— 您一直靠自己吗？

— 当然。但我有很多阿拉伯朋友和犹太朋友。这些是真朋友，他们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但信任我，我也信任他们。

我刚才提过危机地点。1974年葡萄牙革命之前我们和这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而我早在卡埃塔诺法西斯政权时期就去过，收集了很有意思的情报。“康乃馨革命”爆发，我再次前往葡萄牙住了几个月，几乎走遍全国。

— 您和同胞见过面吗？

— 我每两年回国休假一次。当时老婆已经住院了，孩子上寄宿学校。休假期间我把所有时间都用于陪孩子，老婆偶尔从医院出来探望。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会面了。

至于在国外，我们很少有机会见同胞。比如在意大利十年吧，总共只见过两次，都是中心派来的联络员，会面通常是在中立地带进行的。有一次新年前夕，也是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的假期从一月开始——我从德黑兰飞哥本哈根，去见情报站主管。我们互换护照，我给他的是我长期使用的“铁护照”，他给了我一张备用护照，将来可以销毁。他祝我新年快乐，并祝贺我获得“国安人员荣誉勋章”。随后他补充道：“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向你表示祝贺，眼下他也在这儿。”我问：“谁啊？”他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我又问：“戈尔季耶夫斯基怎么知道我来了？是你告诉他的，还是你把我的新护照给他看了？”其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正是他的副手。这就是我要说的，秘密情报员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能和情报站的同事交往。

— 您有收音机吗？

— 当然有，就是一台普通收音机。每周一次收听中心指令，按照指令行事，把密写信转寄欧洲的地址，或者放在藏匿点。

— 朋友们不怀疑您吗？

— 怀疑我什么？

— 您满世界出差啊……

— 我卖机器嘛，干洗设备。我代表公司联络了大量的人，拜访过香港和台湾的各个干洗店。

— 是谁给您提供资金的？

– 自然是中心。

– 那么罗马的老板没催促过吗？比如让你更积极点，多卖一些……

– 很简单：卖了拿佣金，卖不出去分文没有。至于老板，我根本没有老板，我是自由代理人。

— 您一个人四处奔波，这些频繁的旅行从没引起谁怀疑吗？

— 我从未听说有人因为频繁旅行被怀疑。我可是欧洲人，德国人，对我而言四处都畅通无阻。

— 然而困难终究出现了……

— 1977年我第一次被派往南非——当时还是种族隔离的国家。在公园长椅上，街道上，处处写着“仅限白人”。商店只为白人服务，黑人禁入。傍晚六点黑人必须返回自己城区。这对我来说匪夷所思。那时苏联正在支持非洲国民大会，情报部门更感兴趣的是南非与西方的秘密联系。我第一次访问纳米比亚时，还叫德属西南非洲，是南非的殖民地。我走遍整个国家，各地都需要联络。

那里开采铀已经浓缩到到80%，一律运往美国。要知道那时候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正式对南非实施了经济抵制。我在纳米比亚只说德语，因为即使是黑人说德语的水平也毫不逊色德国人。何况那边德国人非常多，宾馆都是德国风格，宾馆名字也是纯德语，随处可见德国农场主。

1978年我自己提议前往边境地区，靠近前线的国家——赞比亚、博茨瓦纳、马拉维。他们似乎支持南非国会，但实际上经济依然受南非人控制。例如博茨瓦纳的钻石矿完全掌握在“戴比尔斯”公司手中。

— 苏联情报部门还关注南非的什么？

— 想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原子弹。佩兰达巴的科研所进行核领域研究，我们和美国人都怀疑那里正在制造核弹，因为1978年的某一天曾经侦测到南半球开普敦附近出现了一次类似核爆炸的闪光。于是我将马拉维纳入行程，因为这是当时唯一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我抵达布兰太尔市，这些国家的白人们很容易打成一片。一个新来的欧洲人，尤其德国人，会受到热情接待，聊天无所不谈。一次我们议论原子弹，我说：“哎呦，还以为南非有原子弹，闹了半天没有啊。”一位老夫人忽然激动起来：“谁说没有？我们1976年12月庆祝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时候开了香槟呢！”

— 此事正式确认了吗？

— 我立刻将情况告知中心。后来听说，各部门各科室的负责人被连夜召集起来讨论我这条情报。但归根到底无凭无据。而且，那位老夫人还告诉我她曾是佩兰达巴基地主管的秘书，退休移居马拉维。

— 后来证实了吗？

— 确实证实了。1980年我再次被派往南非，我飞过去，然后去纳米比亚，在温得和克（译注：纳米比亚首都）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 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吗？

— 是的。无处可藏，只能继续飞南非。我们在约翰内斯堡降落，我看见一辆黑色轿车直接冲向飞机，停在舷梯旁。南非反间谍部门的人向我出示证件，给我戴上手铐，押进机场的专门房间，强迫我脱到只剩内裤。然后他们取来我的行李，让我穿好衣服，把我押送比勒陀利亚。我在南非安全警察——就是南非反间谍机构——的内部监狱关了一个月，昼夜不停受审问。第一个星期根本不让我睡一秒钟，我站着也能睡着，有时直接摔倒。顺便说一句，审我的那个人办公室挂着希特勒画像，而他本人是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译注：纳粹德国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的崇拜者。审讯基本在地下室进行。总之，糟透了。

— 您被上刑了吗？

— 这怎么躲得掉呢？一星期后他们忽然让我睡觉，可安排我睡的牢房却充满人声，像是有人在旁边被拷打。尖叫声、撞击声、哭泣声此起彼伏，好像在揍谁。我意识到是录音，但逃不掉这种噪音。每隔半小时狱警进来看我，我必须起立。另一次他们带我去审讯室，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西德宪法保卫局的，另一个是联邦情报局的特务。

— 审讯用德语还是英语？

— 英语。我记得他们打开我的行李箱，拿出我的收音机，是那种任何商店都能买到的普通款，可他们立刻兴奋大喊：“啊哈！”又翻出了一本记事簿，里面有几张复写纸。我什么都不说，他们自己去检查，确实发现一张有笔痕的，写的是俄文。但这不是重点。那两个西德人坐着问我：“你为什么不要求西德领事馆的人来？”我回答：“我一直在要求，但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帮我去请。”又问：“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吗？”我回答：“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做。”接着他们给我看我妻子的照片：“认识吗？”又给我看一张我的照片，我翻过来，背面写着“А.М.科兹洛夫”。之后我说：“是的，我是苏联军官，苏联情报人员。”我就这样承认了身份。但接下来的两年，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我再没说过一句。

一个多月后把我转到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关进死囚牢。监狱有几个区域叫星形区，每个区域13间囚室。但关我的那个区域只有我自己，其他牢房全是空的。旁边有个绞刑架，每周五清晨五点行刑。有几次他们故意带我去看怎样绞死人，在二楼，行刑后绞架下面的活板打开，犯人掉下去。楼下站着一个最坏的恶棍，叫马尔赫巴医生，他给犯人的心脏打一针确保彻底死亡，最后把尸体拖走。有一回这个医生还给我做过检查。

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总部不知道我在哪，他们连着三个月给我发无线电讯息。

我在死囚牢关了六个月。囚室只有一个便桶、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长宽三步乘四步。墙上用钉子刻满了之前被处决的人留下的遗言。唯一送进来的东西是食物。早餐五点半，一杯像咖啡或茶的液体，但更像刷锅水，外加两片面包和一碗粥。午餐十一点，晚餐下午三点。总共四片面包、一小块人造黄油、一点果酱和一碗汤。夜晚十点熄灯，到这个时候我饿得出现幻觉，满脑子煮土豆、番茄和黄瓜。记得出狱时他们给我称体重，原本接近90千克，只剩59或58千克。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完全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任何放风的机会。

— 他们不审您了吗？

— 偶尔也会审。

— 具体指控您什么呢？

— 说我是根据《反恐怖法》第九条被关押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义务通知我被捕的原因。明确告诉我无权聘请律师，也不能与外界接触。就是《反恐怖法》第九条，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尽管我没携带武器或类似物品。最终，1981年12月1日，被关押六个月后，典狱长告诉我：博塔总理已通过电视和广播正式宣布我被捕。

— 怎么说您的？俄罗斯间谍？

— 对，宣布我是苏联间谍阿列克谢·科兹洛夫。典狱长告诉我，博塔正式宣布我的案件之后，我现在可以每天在监狱院子由狱警陪同散步半小时。他们还终于允许我吸烟。我整整两个月没吸烟了，平常每天两包半呢。

— 德国领事馆呢？来找过您吗？

— 起初德国人每三个月来询问一次，后来变成半年一次。他们来了嘀嘀咕咕几句，看上去茫然无措，然后就走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而我还是继续关在同一个囚室。1981年底我的手出现皮肤开裂，于是他们叫来那个马尔赫巴医生。他说：“深呼吸。”我深呼吸。“再来，深一点。”我继续深呼吸。他说：“你的呼吸很好。”我问：“你都没听怎么能说我呼吸很好呢？”他的听诊器挂在脖子上，根本没塞进耳朵。他大发雷霆……后来他们给我一双人造革手套，可我的皮肤还是不停裂开。最后找来监狱医院的院长范·罗恩少校，他看了说是缺乏叶绿素。问题在于我的囚室只有一个小天窗，阳光根本照不进来。他说：“有阳光才有叶绿素，那样就好了。”所以在我服刑一年半后，把我转到了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惩戒区。

— 为什么关到惩戒区了？

— 因为那边的囚犯大多是违反监狱纪律的人。有人偷了别人的东西，有人打架，还有人抽了狱警私下提供的大麻。惩戒区也是单人囚室，但至少我不是孤身一人了。其他囚室的人会吵架、大笑、骂脏话。我这儿还是同样的便桶，同样的床，但至少每天都能见阳光，皮肤开始愈合。

就这样一直关到1982年5月。有一天典狱长拿来一套相当体面的西装，正好是我的尺码，还有衬衫、领带。此前他们量过我的尺寸，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之后他们送我去见反间谍副主管布罗德里克少将，他是个仪表堂堂、说话风趣的家伙。一见面他就告诉我：准备把你交换出去。但他提醒我：你会先被移交国家情报局，不要让他们瞧出你知道这次交换的事。我的审讯官，就是前面提过的格洛伊上校，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很抱歉你经历这一切。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个正常人，是真正的男子汉。”握手的时候他塞了个徽章给我，上飞机我才看清楚是南非安全警察有逮捕权的徽章。

— 情报局的人怎样对待您的？

— 先带我去一处巨大的山崖顶，那儿有一座南非开拓者布尔人纪念碑，附近是祖鲁人和白人浴血拼杀的遗址。他们吓唬我：“今天在这儿枪毙你。”真的吗？我站了一会儿，又把我塞回车里开往机场，登上一架波音747“珍宝”客机，连我带押送的总共八人。一路飞到德国法兰克福。

下了飞机，把我转移到西德边防局的直升机。直升机降落在“黑勒斯豪森”检查站附近（译注：东西德交界处），换俘在此进行。

首先拉来那些跟我交换的人，共11位——10个德国人和1个南非军官，这个军官是南非军队突袭安哥拉时被俘的。他们每人都拎行李箱，而我呢，什么东西都没给我，只有一个装绿色肥皂的小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监狱拿出来。还有一条囚犯裤子的布腰带，是我离开牢房时卷起来塞进包的。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是南非狱友送我的卷烟器。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机库附近，我瞧见里面有两个熟悉的身影：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纳加耶夫（现在已经是退役少将）和鲍利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沃夫，安全部门前负责人（译注：实为克格勃第一总局”С”局九处处长）。我们当然拥抱亲吻一番。他们让我上车，带我去柏林，开了大约30千米，车里静得出奇。开到爱森纳赫市还没人说话，我忍不住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我回到祖国了啊。”他点点头：“是啊，那又怎么样？”我说：“怎么叫‘又怎么样’呢？得庆祝一下啊。”他一拍自己的光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难怪一路没话说。”告诉驾驶员：“走吧，看见第一个餐厅就停，喝100克，再来杯啤酒！”喝完酒，直到柏林都没再沉默。

到了柏林，同事们预备好一桌丰盛欢迎宴，有鱼子酱和三文鱼，可我只顾着把土豆和鲱鱼全消灭了。后来，我们的驻东德代表瓦西里·季莫费耶维奇·舒米洛夫（已去世）笑话我说：“阿廖沙，你把我们招待用的鲱鱼都吃没了……”

另外大家还凑些钱给我，让我回家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毕竟离家已经很久了……

—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吧，您究竟怎么暴露身份的？

— 很长一段时间谁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捕。我是1982年被交换回来的，直到1985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事情才真相大白。当时他是伦敦情报站的站长，这可是将军衔啊，请见谅（译注：实为国家安全上校）。而且我和奥列格以前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他比我低两级，我们还曾在共青团委共事。我毕业比他早，他不知道我的去向。但后来他在我们档案室工作，所以才变成这样。一切都是因为背叛。

— 您在丹麦换护照的事，以及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问候，并非偶然吧……

— 早就可以抓我了，虽然并不容易。我问过审讯我的德国人：“你们是不是故意让我在南非被捕的？”他们直接回答：“当然是。”

— 您回国之后呢？

— 回家休息几个月，又开始工作了。在中心干了四年。后来我给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译注：时任”С”局局长）打电话，说我受不了了。德罗兹多夫问我：“你还能怎样？现在谁都知道你了，怎么派你出去执行任务？”说完他思索一会儿：“其实没人关注你，因为你是交换回来的。而且哪个傻瓜会相信刚从绞索逃生的人愿意再把头伸进去呢？你去吧。”于是发给我一本护照，以前用的是德国护照，这次换成另一个欧洲国家的。从那之后我又外勤工作了十年。1997年我彻底回国，不过到现在我还在工作，经常和年轻人交流。我已经走遍俄罗斯的三十个地区，比如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摩尔曼斯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每年出差5、6次。

— 您什么时候荣获英雄称号的（译注：“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

— 那早了，2000年。

– 因为什么？怎么说的？

– 那上面写的是：表彰在执行特殊任务中的勇气和英雄气概。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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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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