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 145

1968年8月24日

内容：

关于实施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规定。

莫斯科，1968

命令
苏联部长会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1968年

内容：
№145 关于实施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规定。

№ 145 1968年8月24日 莫斯科市

公布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薪酬委员会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1968年7月1日№ 186/П-14《关于批准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决议。

命令：

1. 苏联部长会议、自治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各边疆区、各州国家安全委员局、处，克格勃边防区军首长、部队指挥员，培训机构负责人，企业、机关和组织领导，管理局首长，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独立克格勃局处：根据苏联卫生部制定的供应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医学指示，以及向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工人和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规定，与地方工会委员会协商，制定有资格领取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劳动条件有害工种、工人和职员名单。

2.免费供应牛奶的开支来源：

克格勃机关——依照克格勃预算第1条之规定（额外类型货币工资）；

克格勃部队——依照部队预算第8条之规定；

培训机构——依照预算第11条”и”款之规定；

依靠财政维持运转的医疗、科学研究和其他部门及组织——依照国家预算相应开支；

实行经济核算制及未列入预算的企业和单位——来自商品产品、建筑安装工程或服务收费。

苏联部长会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А.马雷金少将

▢ 阿纳托利·哈马耶夫

我是一个曾在苏联食堂吃了多年饭的人。起初作为大学生吃学校食堂，上班当了普通工程师吃单位食堂，最后到各地出差考察苏联经济——吃全国的食堂。今天打算写写我印象中苏联的食堂什么样子。

本人第一次亲身体验“非家庭餐厨”是在部队食堂，简直太可怕。第二道菜是煮大麦米，汤里飘着油脂块，糖渍水果暗褐色，茶淡而无味。我在部队减重15千克，其他跟我一样吃战士灶的伙伴也都迅速掉肉。军队里唯一像点样的吃食是白面包加少许黄油和两个鸡蛋当早餐，很单调，第二道菜几乎不放调料，味同嚼蜡且不健康。军官在另一间食堂用餐，干部灶当然好得多了。按照规定，值班人员应该在大食堂开饭前过来检查食物，但这个程序纯属应付公差，伙房给他单做一份，跟战士们的不一样。比方说吧，军官吃的粥用黄油调味，搁大肉块，战士的粥只有油脂块，偶尔见小肉丁。晚餐永远鱼肉配大麦米粥或黏糊糊粘成一坨的意大利面。后来我开始大学生涯，渐渐了解地方上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在电影、书刊、宣传画里，苏联人喜欢把公共餐饮视为社会主义的福祉和伟大成就来介绍，那副图景总是：苏联公民端坐铺白布的桌旁，翻看美味健康菜单点餐，享受优质可口佳肴！但实际上，苏联的公共餐饮业相当恶劣。

正如苏联几乎整个劳动领域，那些从事公共餐饮的人毫不在乎自身服务水准，毕竟苏联没有私营企业，也就是说缺少同行竞争。国家垄断了餐饮系统，甭管你乐意不乐意，只能走进5号食堂解决午饭问题。当年没多少替代选项，那么基于上述原因，一家餐饮机构不会由于饭菜质量低下突然流失客人、面临倒闭。导致公共餐饮恶劣的第二大原因在于普遍性贫穷和匮乏，各行各业充斥各种形式的腐败。凡有机会参与任何资源（食物、鞋子、衣服、燃料、建材等）分配的人十之八九监守自盗、从中渔利，罕有例外。

由于这种小偷小摸横行，本该美味可口的饭菜沦为勉强下咽的糟糠。例如半肉半素的“肉馅”、稀释到“酸牛奶程度”的酸奶油、“视条件”放或不放茶叶的茶水之类。我上大学那会儿通常来不及在宿舍吃早饭，第一节、第二节课中间跑去小吃部买个模样难看的露馅小圆饼充饥，售价15戈比，搞不清里头什么肉。大三、大四我就不吃露馅小圆饼了，买另一种糕饼，名字忘记，22戈比，消费得起，味道挺好。上午课全部结束，我就去大学地下室的学生食堂吃午饭，那儿永远排队。花75-80戈比能吃两道菜，搭配沙拉和糖渍水果。花90戈比或1卢布可吃甜蛋糕。一杯酸奶油1卢布20戈比，半杯有时候卖1卢比10戈比。酸奶油+甜蛋糕属于最高级、最令人满意的学生午餐了。

汤类有红菜汤、咸黄瓜肉汤、豌豆汤和加了稻米或面条的牛奶汤，似乎还有一种细面条和肉丸子汤。红菜汤特别难喝，压根比不上小时候妈妈在家做的。我记得豌豆汤还算可以接受。
我的第二道菜通常是煎肉饼(котлета)，什么肉不记得，口感跟烧牛肉有点儿像。多年后我出差到维尔纽斯、里加，第一次见识了人家餐厅的肉食什么水平。几乎整个苏联的煎肉饼都是油腻的碎面包干混合30-40%碎肉，蒜味浓烈。据当年的食堂工作人员介绍，每当肉馅开始变质，就加入大量蒜末掩盖异味。还有一种煎肉排(шницель)，同肉饼的区别之处在于形状更扁、售价更贵，穷学生领到助学金才会去吃，毕竟不是人人肯多花25戈比。食堂也有饺子，比肉饼贵10戈比，莫名唤起我对自家饺子的思念之情，虽然跟妈妈包的相比有云泥之别。

鱼糜制作的炸鱼排不知何故味道发苦，能吃出细碎的鱼骨。配菜一般是各种粥、通心粉和土豆泥。粥往往被熬成凝胶状，通心粉端出来也是这副形象。土豆泥令人倒胃口，经常是“带眼的”，也就是土豆皮没削干净，谁肯买有黑点点的土豆泥啊。
对了，我忘了提，苏联人煮稻米不可反复加热，否则品质最好的米也会碎裂如浆糊。

再说沙拉。苏联市面没多少高品质新鲜蔬菜，做不出什么好沙拉。我记得有一种醋拌卷心菜沙拉还可以。手头宽裕的时候买一份“苏式奥利维耶”(оливье)，对学生而言很高级了，满满一碗熟土豆、甜菜和绿豌豆，大量蛋黄酱，滋味丰富。还有一种熟甜菜、土豆、腌黄瓜、胡萝卜和洋葱拌的大杂烩，淋上植物油和醋，广受欢迎。至于新鲜黄瓜沙拉或番茄沙拉，非常非常少见。茶叶用大锅煮，长柄勺舀进杯子，咖啡也照此办理，当时一种用菊苣粉做的“代咖啡”十分流行。可想而知，你喝进嘴的茶和咖啡都被水严重稀释了。

糖渍苹果或糖渍其他干果不缺。间歇性供应甜点，酥皮点心、果酱馅饼之类，馋学生见了一扫而空。

大四、大五我在某研究所实习，那儿有个职工内部食堂，饭菜品质属于正常水平。虽然选择不多，但远胜大学生食堂。土豆泥就是土豆泥该有的样子，通心粉颗粒分明不黏糊。我记得在研究所吃“海军通心粉”很高兴，因为有碎肉末。小面包、小蛋糕也是现烤现卖的，味道佳。

毕业后正式参加工作，我千方百计避免在食堂吃饭。腰包有钱了下馆子，来一盘“塔巴卡鸡”，贵则贵矣，美味可口。饭店的菜单应该说不差，但我记得总想点基辅鸡，也很好吃。我在摩尔多维亚尝过玉米糊糊（“马马利加”），在立陶宛尝过“齐柏林奈”（译注：土豆内塞肉馅、奶酪馅，因形似齐柏林飞艇得名），虽是人家的“国菜”，我却不喜欢，印象不深。在格鲁吉亚吃了苏联最顶级佳肴——烤羊肉串，贵的要死，但肉质天然。七十年代末到阿拉木图部队单位出差，顺便喝羊肉汤，很满意。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也躲开食堂，去马雅科夫斯基广场的“北京饭店”，跟讽刺剧院一街之隔，当年午餐时段大厅供应简餐。饭菜好，价钱更“好”，不过对于工程师和办公室职员来说不算什么…… 工人群体或许感觉头沉。

总而言之，就像前面讲的，苏联公共食堂菜式稀少、品质低下，比起今天的正规餐厅何啻霄壤。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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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我小的时候，需要一部手风琴。但乌苏里斯克没有乐器店，大家都去符拉迪沃斯托克，那里有整个滨海边疆区唯一销售巴拉莱卡、胶合板吉他和铜管乐器的店。售货员说：键盘式手风琴和键钮式手风琴（巴扬琴）每年会有一两次小批量进货，想买的话报名排队。但不是在店里报名，有个人每星期来一趟统计数量。我们空着手回家了，我继续在学校学琴，每周练习两次，每次一小时，白白荒废在家时间。

直到有一天爸爸说：“我们今天去买手风琴！”于是带着我坐公交车抵达城市另一头，下车过小街穿小巷。爸爸也没来过这边，经常停步问路。终于找着地方，敲开木门，原来是乌苏里斯克警备区仓库。人家拿出手风琴，我选了一部樱桃红色带”Weltmeister”商标的。爸爸教德文，说这是“世界大师”的意思，德国货。

回家路上爸爸突然严肃叮嘱：“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在哪儿买的手风琴”。我听了很惊讶：那么友善的一个阿姨抱出四部手风琴任我选，有什么不妥吗？

“咱是找门路买的，不光彩”。

我又问关于“门路”的问题，爸爸就避而不谈了。当天的细节虽然时隔多年记忆模糊，但我觉得爸爸胡说，平常他总是条理清晰地把事情讲明白。

音乐学校每半年举行一次汇报演出，全班合奏几首曲子，然后每个学生独奏一曲。提前一个月排练，各人带自己乐器参加。我赫然发现：本班几乎一半人都抱着”Weltmeister”手风琴！

还记得“社会主义六个基本悖论”老笑话吗？
1.没有失业者，但无人在工作。
2.无人在工作，但计划都完成。
3.计划都完成，但货架总空空。
4.货架总空空，但人民皆富足。
5.人民皆富足，但个个不开心。
6.个个不开心，但全投赞成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后，为了向人民提供食品和工业消费品，迅速推行“票证供应制度”。这套制度事实上断断续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消亡。早在1918年春季的彼得堡，每证发放的每日定量面包甚至低于后来著名的“大封锁”125克。苏联政府战后大力宣扬125克，借此控诉战争之残酷，却“忘记”告诉人民1918年4月彼得堡工人每天所得口粮比这更少，甚至有停发的情况。同时期莫斯科工人平均每天100克面包，读者回忆一下彼得堡和莫斯科遭德军猛攻时的困境，不难想象这两座大城市1918年是个什么样子。

1918年12月颁发的票证大致分四类，第一类：从事重体力劳动者，第二类：从事轻体力劳动者，第三类：从事一切脑力劳动者，第四类：不参加劳动者。但由于粮食紧缺，票面规定的微薄食品不一定能够领到手。彼得堡“高温车间”工人的标准是每天半俄磅（227克）面包、每月一俄磅糖、半俄磅油脂和四俄磅鲱鱼。被扶养人、知识分子和各种“失势落魄者”领取供应时排在最后，而且往往什么也得不到。实际票证供应制度十分细致复杂，那时候彼得堡至少发行了33种有效期一个月的票证。

1919年3月又实行所谓“保留劳动定量配给”：特别重要企业（军工）的工人可以得到固定数量的面包，超额完成计划者发给实物奖金——也就是额外最高100%的个人口粮。1920年11月6日企业和机关工人、文员被统一划为一个群体，面包供应提高到每天400克，但出差到外地的话就未必是这个数了。举例来说，某人1920年秋季出差去叶卡捷琳堡，每天可得1俄磅面包（453克），去下塔吉尔：1.5俄磅，去上图拉：2俄磅，去库什瓦：四分之一俄磅。1921年2月《劳动报》刊文指出：“在今天的生活中，定量配给几乎是排在第一位的。越来越多人因为口粮原因选择去这个或那个单位上班，去这个或那个工厂劳动。几乎每个人在求职之前总要问问自己：他们给你什么?”

随着列宁颁布新经济政策，票证供应制被暂时地、局部地停止。斯大林1929年彻底取缔私营企业，该制度再次广泛施行。

有意思的是，面包票证制度始于粮食丰产的乌克兰大地，那里土地肥沃，就像老话说的：喂养半个世界。1929年3月该制度推广到莫斯科，面包之外的其他稀缺副食品如糖、肉、油、茶等也被囊括进来。莫斯科、列宁格勒工人及从事生产的文员每人每天900克，家属和其余人等500克。国内其他城市的定量总体低于此数，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决心，比如梁赞二月份特别规定工人每天650克黑面包加150克白面包、家属500克，单位文员200黑面包加300克白面包。其余人等如果参加了中央工人合作社(ЦРК)——每天500克，没参加者没份。工人群体每月供应肉类4.4千克、谷物3千克、面粉1千克、鱼类2.5千克、牛油400克、植物油600克、糖1.5千克、鸡蛋10个。茶叶供应量是每年300克。

1931年中期工业消费品凭票供应，1932-1933年甚至土豆也用票购买。苏联历史上最惨重的大饥荒恰在这段时期，个别地方出现人吃人现象。

苏联人唯一不用票敞开买的东西是伏特加。1930年代初打击酗酒的运动渐渐偃旗息鼓，酒类商店数量急剧增长——1933年头六个月列宁格勒市酒类商店从444家增至625家（1926年全市仅200家）。1930年9月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表示：“在我看来，应当尽可能提高伏特加产量。有必要抛弃虚伪的惭愧，直接、公开地最大限度增加伏特加产量，以保障真实的、严肃的国防”。

相比平民百姓凭证领取微薄食品，“红色贵族”们的餐饮水平好太多了。当时莫斯科吃食堂的高级干部74300名，吃特供的45000名，列宁格勒分别是12370名、10500名。高级干部坐火车出差，公务车厢饮食免费；逢着开大会，出席者一律尽情吃喝。例如1932年大饥荒时期，参加联共（布）中央九月全会各级干部消耗的食品在种类和价值方面着实令人瞠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为500名与会者供应93种食品，满足18天会期所需，包括：4吨肉，6.9吨香肠、公鸡、榛鸡、火鸡、鹅及各类火腿，鱼4吨（鲑鱼、鲟鱼、梭鲈鱼等），黑鱼子酱300千克，瑞士奶酪600千克，1.5吨黄油、无水黄油和含盐黄油，鸡蛋15000个，以及谷物、水果、蔬菜、浆果、蘑菇、乳制品、茶叶、咖啡、可可饮料、巧克力糖、烟卷、烟斗等……

官办分销商、工人合作社、工人供应部门开具的所谓“栅栏公文”和票据取代了自由贸易，盗窃行为变得司空见惯。1932年春天供应人民委员米高扬承认：“人人都在偷东西，直到共产党员。党员做贼比旁人更容易，他揣着党证，一般怀疑不到他”。据米高扬说，对莫斯科市内国营食品店全面检查发现每天12车皮物资被盗。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也提到这种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在分发购买食物和商品的票证时，有许多欺诈行为。因为总是这样，既然搞票证，就说明短缺，短缺就促使人，尤其是不坚定的人不按规矩办事。在这种情况下浑水摸鱼的人很多。卡冈诺维奇对我说：‘您准备一下，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个报告，讲讲莫斯科整顿票证制度的斗争。凡是以不合法手段、以浑水摸鱼的办法搞到票证的人，他们手中的票证要统统没收。’票证五花八门，一种发给上班的人，一种发给不上班的人。发给上班的人的票证也各不一样，这也是促使人们去玩弄花招甚至滥用权力的动力之一。当时我们会同所有的机关，包括工会、民警和肃反工作者在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节省了或者没收了数十万张票证，没收无权享受者手中的票证。因为当时正在为了粮食、为了食品、为了完成五年计划进行激烈斗争。要首先向那些亲自促进五年计划完成的人提供食物。”

之后赫鲁晓夫进宫当着斯大林的面作报告，讲“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斯大林插话说：“别夸口，别夸口，赫鲁晓夫同志。浑水摸鱼的人还多着呢，多得很，您还以为全都抓光了”。（译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全苏联废除票证供应制，12月做出决议从1935年1月1日起停用面包票证（第二天面包和面粉价格翻了一倍），1935年9月决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停用肉、糖、油和土豆票证。然而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供应依然困难。这段时期访苏的外国人表示很佩服苏联人民从最平凡事物中寻找发现快乐的能力：“他们排几个小时的队；面包、蔬菜和水果你大概觉得不好，但没别的可挑；布料和衣服你或许认为丑死了，但没别的可买。由于没有任何可供横向比较的东西——除了万恶的旧社会——你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拿给你的”。

说起莫斯科排队，那真是老生常谈。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大批外地顾客涌入莫斯科购物，到1939年春季简直像遭了灾。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称：“4月13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每个大百货公司门外总有成千上万人排队，关门也不散，熬一宿静候次日开门。商品几个小时全部售罄，但人们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外地人或投奔朋友家借住，或到火车站、门洞蜷缩，在首都度过整个假日。

当局试图采取措施扭转抢购局面，手段自然是镇压为主。警察出面将违反护照制度的“外省人”拖出队伍，带往火车站，那里有送他们回老家的专列。对超额购买商品的人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政治家甚至一度打算彻底取缔排队，1940年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又扩大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按照最新规定，现在只允许顾客在商店营业时段进行店内排队，不准排出门还拐几个弯儿。内务人民委员部定期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多少人违反排队规定，抓住多少惩治多少。但苏联人民毫不退缩，他们很能适应任何新情况。顾客躲在“热门商店”附近的门洞、公园，聚集在有轨电车站观望，随时准备冲向垂涎已久的稀缺货。限购条例也执行不下去，为了避免警察没收自己超额购买的面包，人们一拿到面包立刻掰碎、捏碎，跟刚买的谷物混合搅拌。

一位斯大林格勒居民投书报社诉说1940年粮食供应情况，曰：
“亲爱的同志们好！我要告诉你们最近几个月斯大林格勒出现的困难局面。我们现在没时间睡觉。凌晨2点出门排队买面包，5、6点钟店门外已排了600、700-1000人。傍晚下班的时候面包都卖完了，天黑后根本不营业。斯大林格勒市中心有个粮食市场，但小贩们7点收摊，而且未必有面包卖。开门开到凌晨3、4点钟的值班商店，我们这儿是没有的。那么请问，一个劳动者什么时候能够买到面包，尤其年轻母亲，怎样才能不叫孩子饿着肚子哭一天？大家不得不饥肠辘辘去工作，充其量在车间食堂吃些小点心垫垫，即便这儿的午餐也不一定供应面包。您打听打听，如今工人们在食堂吃的什么玩意儿，把过去喂猪的端给我们了。燕麦粥不放油，大麦米泛着青蓝色，碎麦粥也不见油星…… 每天挣7-10卢布，维持生活需要20-25卢布。处处买东西花高价，怎么从没见人来给我们涨工资啊。我们进商店买不着油。就像在（以前）波兰似的，互相借别人的脏肥皂沫洗衣服，更没东西给孩子洗澡。虱子浑身爬，癞子满大街。自从去年五一至今，我们没见过白糖、没见过稻米、没见过面粉，什么都没有…… 对人来说饥饿最可怕，这种深刻的恐惧使人心神不宁，失去理性，继而产生极大不满。无论在家、在单位、在任何地方，人们议论的都是同样话题：关于排队、关于短缺。谈到最后无非一声长叹，发发牢骚。而那些收入150-200卢布的家庭，五口人吃饭，真真切切是忍饥挨饿呀——都浮肿了。革命胜利22年，好日子来了，欢呼吧！务必赶在（人民）爆发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落款：维拉·伊格纳季耶娃，联共（布）党员。

随着伟大卫国战争到来，新一轮全面短缺席卷苏联。1941年7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再次发放食品票和某些工业消费品票（有意思的是，每份票证收取工本费10戈比），至1942年11月全国58个大城市实施票证供应。战时食品配给限额（面包）是：工人每天800克、文员500克、受人扶养者400克、儿童400克。糖（每个月）工人500克、文员300克、受人扶养者200克、儿童300克。但实际可能打折扣甚至断供。苏联政府根据《租借法案》订购了糖、肉罐头、黄油、蛋粉等重要物资，而布尔什维克心心念念图谋消灭的“世界资产阶级”：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从1941年6月22日开始向苏联发货，至1945年9月合计提供4915818净吨，总热量约67502474.4百万卡路里。如果按照每个现役军人每天摄入4000千卡计算，不难算出盟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红军提供的食物足够1000万人部队食用1688天。

由于全国主要产粮区被德军占领，苏联战时粮食产量甚至低于1932-1933年饥荒时期。不难理解饥饿导致的苏联人口损失更甚于兵燹。

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票证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1947年12月，那时苏联发生最后一次饥荒，许多人遇难。巴什基尔人扎伊图娜·库斯亚波娃回忆：“我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家里有面包吃的时候，每人50克，如同过节。我不舍得吃，毕竟太少，就藏在地毯下面。结果被妹妹找到吃了。我不生气也没哭，因为我觉得她更需要吃那块面包。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怎么就不觉得饿。我小时候唯一一次因为食物哭泣是囫囵吞了一块硬糖，好伤心啊，还没咂砸什么味儿呢。妈妈安慰说：糖已经下肚啦，可这话并没让我感觉好受些。15岁我第一次吃到碎麦米做的粥，至今不忘那美妙滋味…… 1947年春天我们下地捡拾烂土豆，只准在自留地寻找，踏入集体农庄田地会被立即逮捕。有一年秋天收割之后我们下田搜索，被赶走了，捡到的吃的也被没收。第一场雪后我们再次下田，拾起麦穗用衣襟兜着，可照样没留住，被农艺师拿走了。手脚冻得通红，我只穿了一件衣服。我们当时只是五六岁的小孩，被鞭打、驱赶，就为了捡几个麦穗……”

1953年7月苏共中央开全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言一针见血：
赫鲁晓夫：“忍不下去了。奶没有、黄油没有…… 我们的牛比战前减少350万头，牛少了意味着肉少、黄油少、皮子少……”
卡冈诺维奇：“……我之前在乌拉尔……食物问题当然也严重：肉很稀少，香肠不够……”
米高扬：“去年春天已经遭遇肉类供应危机了，说白了就是肉和动物油严重短缺。情况报给斯大林同志，他问：为什么短缺？我答：因为畜牧业不好，储备很差，但需求在增加…… 去年发生的我们都看到了，没肉吃，也许能给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和其他地方挤出点儿来…… 今年我们积攒肉类库存，加紧收购，年初的储备几乎是去年的两倍…… 但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保证上市，顿巴斯和乌拉尔马马虎虎，其他地方间断性供应……”

1955年苏联医学科学院营养研究所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打报告说：“……苏联人民饮食中的动物产品比例严重不足…… 牛奶和奶制品、肉类、鱼类和蛋类的实际消费量显著低于科学标准，导致通过饮食摄取的动物蛋白、脂肪和维生素A大大不足…… 蛋白质及维生素A、C的缺乏降低了人体免疫力，威胁少年儿童正常发育…… 俄罗斯联邦全部地区的动物产品消费都显著不足……”

1980年代中期由于基本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短缺，政府“应劳动人民要求”又一次发行票证，但某些地区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局部恢复了肉、黄油和糖的供应票。1983年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内的一些城市开始使用特定类型食品（如香肠）供应票，到1989年大部分城市和乡村广泛使用各种类型票证。凭票购买的食品有：伏特加和葡萄酒、茶叶和糖、面粉和肉制品等，蛋黄酱、糖果也在其中。工业消费品则包含肥皂、洗衣粉、火柴、烟草、套鞋（塔什干，1991）和女式内衣（叶列茨，1991）等。票证名称五花八门，从直截了当的“面包票”、“土豆票”，到拐弯抹角的“购货订单”（伊尔比特，1992）、“采办请帖”（伊尔库茨克，1985）、“新婚本子”（塔什干）、“顾客名片”（莫斯科，1991）、“限额卡”（下诺夫哥罗德，1991），甚至“酒精是您健康的敌人”（库尔干伏特加票，1991）！一些不喝酒的人也会买几瓶伏特加存着以备客人来访或叫水管工登门维修，还可以过几个月加价售出。

苏联解体之后，票证供应制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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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6日凌晨2时许，莫斯科州德洛夫尼诺火车站附近村庄的居民被震动晃醒。许多人立即想起卫国战争期间的轰炸，却没听见爆炸声。很快有人挨家挨户敲门通知：“车站出大事儿啦！死人啦！需要帮助！”

全村老少皆颠倒衣裳去救，抱着可以撕做绷带的干净床单、碘酒、绿药水（一种含酒精的消毒水）等奔向铁路道口。眼前场景吓了他们一跳：歪歪扭扭的车厢散落铁轨旁，血淋淋的尸体四肢不全，还有些重伤者浑身鲜血趴在地面。集体农庄庄员们大多经历过战争，迅速行动起来。男人寻找幸存者，女人包扎涂药，就连孩子也有工作——提桶打水喂给伤员喝。

医疗队和部队官兵随后赶到。他们首先抢救那些容易拖出车厢的人，然后小心翼翼清理残骸，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仔细搜索被困者。大家很快发现死伤者基本都是年轻男子，尸体暂时停放路边，伤者转送医院。

日出天亮，人们得知出事故的是从西伯利亚出发经莫斯科开向西部的№751次列车，乘客绝大部分是来自鄂木斯克州、阿尔泰边疆区的义务兵及陪同军官，另外还有喀山航空学院的几个高年级学生。

现场清点共发现99具遗体，254人重伤。伤者分别送到维亚济马、莫扎伊斯克、格扎茨克（加加林市）、乌瓦洛夫卡的医院，两天后又有13人治疗无效身亡。死者包括送兵的军官：两位中士和军列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塔莫舍维奇上校——这本应是他临退役前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直接经济损失约30万卢布。

第二天附近村庄的女集体农民被上级要求替死者缝制长裤和衬衫，政府为此运来几卷布料。男集体农民被派往距离铁路2千米的德洛夫尼诺公墓挖坑、打棺材。死者就在道口旁的草地擦洗干净，套穿寿衣。

由于难以在短时间内逐一通知死者家属，更无法等待他们抵达，死掉的义务兵和学员都就近埋葬了。只有一对来自拉脱维亚的夫妻及时赶到莫斯科州领回儿子廖瓦·扬库斯的遗体，其他西伯利亚父母就没这个能力了。那么军列为什么会脱轨？它并未撞击第二辆火车，现场也没有轿车或卡车被撞，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一次审讯期间751次列车司机科斯帕罗维奇承认他当时摸黑驾驶，因为蒸汽机车头部的探照灯泡在之前途径乌瓦罗夫卡站时烧坏了。科斯帕罗维奇考虑停车修理将延误时刻，认为自己很熟悉这条路线，又没什么危险，所以并未放慢车速，仍保持时速35-40千米。

然而即将驶入德洛夫尼诺站之际，他忽然看见正前方黑暗中有个“不明物体”，赶快紧急制动。可惜为时已晚，车头因撞击脱轨，身后载有义务兵及学员的旅客车厢和“取暖货车”（战争年代生炉子取暖运输旅客的货车厢）一个接一个被甩出轨道。当天的车厢编组顺序是：2节旅客车厢+28节装义务兵的取暖货车+1节食品冷藏车+19节取暖货车+18节载煤货车。由于重载车厢在后，巨大惯性使它们冲撞挤压前方木制取暖货车，断裂的木板导致乘客或死或伤或残。

而那个“不明物体”的身份也被查明。根据《事故原因初步报告》，1952年8月6日火车脱轨的直接肇事者居然是农村的一匹拉车马！这匹马离群独自闲逛，不慎走上铁轨，很可能毛色偏暗所以司机没能提前发现它。当两者相距15-20米时科斯帕罗维奇采取紧急制动，接着相撞，蒸汽机车顶着马尸冲过9米铁路桥，继续向前滑行76米至交叉道口。此时一根马骨卡入道岔，于是列车脱轨。

倒霉的马属于莫斯科州乌瓦罗夫斯基地区“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牧场，农庄主席是科瓦利科夫同志，当夜值班的马夫是女庄员阿尔乔莫娃。直到几十年后记者亚历山大·多布罗沃利斯基才终于搞清楚为什么这匹马会自己溜达到铁轨上闯大祸。原来，战后几年开始了巩固扩大集体农庄的运动，周边几个村庄合并成一个大型集体农庄，中心在茨维特科夫斯基村。大牧场就位于那里，马匹集中统一管理，天黑了派个人带出来吃草。8月6日夜晚老年女庄员阿尔乔莫娃被委派干这个活儿，她本身有病行动迟缓，照管不过来。其中一匹老马兴许思念自己在卡卢日斯基村的旧家旧马厩，凭着记忆往回走，结果上了铁轨。

政府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提交部长会议讨论，斯大林也在场。有人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要求审判若干名铁路职工和集体农民。但据时任西部铁路局负责人康斯坦丁·菲利波夫说，这一回斯大林出乎意料地表现“仁慈”，提出减少应对此负责的人数。1952年9月2日斯大林签发《关于德洛夫尼诺站№751次列车事故》的秘密决议，起诉三个人：莫扎伊斯克铁路区段负责人瓦雷兹金、养路领工员泽列诺夫（“二人未采取适当措施保护铁轨”）和“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主席科瓦利科夫（“未采取措施监督集体农庄牲畜在铁路旁吃草”）。法院分别判处他们2-7年监禁，可能是考虑到斯大林的态度故而从轻发落。老妇阿尔乔莫娃未受谴责，毕竟她体弱多病，根本不能胜任放马工作。科斯帕罗维奇也没被牵连，因为技术鉴定指出“№751次列车的司机正确操作刹车”。

决议同时要求采取措施保证铁路安全。责成铁道部1个月内向每个遇难者的家属支付2000卢布一次性补偿金，并提供一次免费往返旅行，每个家庭限2人。

2012年俄罗斯铁路公司响应当地村民倡议，拨款为埋葬于德洛夫尼诺公墓的事故遇难者更换新墓碑。102块墓碑中有16块无姓名，只写了生卒年1933-1952，另几块墓碑只写姓氏或只写名字。也就是说，事故过去半个多世纪，仍有少部分死者真实身份未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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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8日莫斯科不同地点遭遇三次炸弹袭击：17:33正在“伊斯梅洛沃”站和“五一”站之间运行的地铁车厢发生爆炸，18:05捷尔任斯基街（大卢比扬卡街）15号食品店（邻近克格勃大楼）发生爆炸，18:10十月二十五日街（尼古拉街）5号食品店爆炸。袭击共造成7人死亡（全部是地铁车厢内乘客），37人受伤。捷尔任斯基街食品店的炸弹放在坚固的柜台下，十月二十五日街食品店的炸弹丢在铸铁垃圾桶内，可能是这两处无人死亡的原因。

媒体照例保持沉默。社会上流传小道消息，称“死伤数百”，引起市民恐慌。

苏联总检察院、内务部和克格勃派出精干人员侦办，国家安全少将瓦季姆·乌迪洛夫统筹领导，专案代号“爆破手行动”。六个多月陆续询问了有可能看到犯罪分子的目击证人500余名，但没人能够清楚描述作案者形貌，许多证人提供的情况自相矛盾。

专案组成员之一阿尔卡季·雅洛沃伊回忆：“我们部门的领导尼古拉·马尔科夫斯基命令彻底清理十月二十五日街爆炸地点旁边的历史古文献研究所屋顶积雪，不少人埋怨说这么干也太蠢了吧”。结果竟找到一根闹钟指针，系埃里温钟表厂产品。

专家团队又发现三枚炸弹是用一种带氟化钙涂层的特殊电焊条焊接制造，这种焊条仅限军工企业使用，判断至少一名犯罪分子从事国防工业工作。

综合收集到的各项物证，专案组圈出生产销售这些材料的“可疑”城市：埃里温、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于是有人提出作案者可能是亚美尼亚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后来一位克格勃人员在塔什干机场注意到某旅客携带的提包与犯罪分子使用的提包相同，赶快买个新包跟人家交换，查明是埃里温皮革制品厂出产。

1977年10月底犯罪分子再次发动袭击，他们进入莫斯科市“库尔斯克”火车站，购买莫斯科-埃里温返程车票后将炸弹提包留在候车大厅。过了一会儿一位旅客见提包无人看管，打开发现电线和计时装置，遂通知值班警察。调查组在包内寻获重要证据：埃里温生产的带奥林匹克标志蓝色运动服和护耳皮帽，帽子上沾着几根黑头发。

于是立即指示外高加索方向各火车站、机场警察仔细寻找没穿外衣、黑色卷发的男子，果然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边境往返莫斯科和埃里温的№55次列车上抓获一名只穿蓝色运动长裤的年轻黑发男子，随身无相应上衣、证件和旅行用品。此人叫阿科普·斯捷潘尼扬（1947年生，工人），与画家朋友扎文·巴格达萨良（1954年生）同行，不能说明他们去莫斯科的目的。后来斯捷潘尼扬母亲指认“库尔斯克”火车站装炸弹的包确是她儿子之物，搜查公寓发现与莫斯科爆炸案类似的爆炸物。

专案组继续调查，认定一个叫斯捷潘·扎提克扬的人是恐怖袭击幕后主谋。此人在埃里温机电厂工作，有妻子和两个年幼孩子，学生时代秘密创建了主张亚美尼亚独立的地下党，四处散发传单，认为“压迫亚美尼亚人民”的俄罗斯人应受惩罚。阿科普和扎文是他邻居，也被吸收为党员。

苏联最高法院1979年1月16-20日不公开审理三名被告，根据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指示制作成纪录片，所以被告的部分发言得以保存，比如扎提克扬当庭宣称：“我已多次声明，我不承认你们的审判，不需要任何辩护律师。我是原告，不是被告。你们无权审判我，因为犹太-共济会俄罗斯帝国不是个法制国家！好好记住这一点吧”。
庭审结束，扎提克扬最后用亚美尼亚语高呼：“转告别人，这是斯捷潘的遗言：复仇、复仇、再复仇”。

1月24日法院宣判三名被告有罪，处以枪决。1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驳回请求宽大处理的申请，当天执行死刑。次日全苏联只有《消息报》简短报道审理和判决，仅提及扎提克扬姓氏。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最高法院做出死刑判决后通常需要六个月时间审议上诉，或依法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赦免请求。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判决，尤其苏联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1月30日致信勃列日涅夫：“有充分理由担心此案出现了司法错误或故意造假。地铁爆炸案发时扎提克扬不在莫斯科，许多目击者可以证明他不在场，但侦查员对澄清这一点及其他重要案情并无兴趣。法院审理不必要地完全封闭和秘密，甚至不通知家属。这种彻底违背公开原则的庭审不可能查明真相”。要求暂停执行判决，依法重审。

萨哈罗夫院士打电话告知外国记者和机构写给勃列日涅夫信的内容。几小时后他单位陆续接到电话，来电者纷纷表示自己参加了扎提克扬庭审，对萨哈罗夫辩囿杀人犯行径深感愤慨。《消息报》刊登谴责萨哈罗夫的文章，继而引起更多“群众来信”，包含对萨哈罗夫的人格侮辱和死亡威胁。

到了1980年代，苏联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历史学家指出有理由怀疑扎提克扬是否确实参与爆炸案。比如：安德烈·萨哈罗夫说扎提克扬跟兄弟见面时称：“除了让我的孩子变成孤儿，我再无任何罪过”，认识扎提克扬的人则表示恐怖主义不是扎提克扬的行事风格。一些人权活动家透露埃里温监狱的囚犯们受到压力，被迫作证扎提克扬策划恐怖袭击。米哈伊尔·赫勒和亚历山大·涅克里奇1996年合著出版的一本书说三名被告都有不在场证明。

苏联地下组织“新共产党”领袖之一亚历山大·塔拉索夫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莫斯科爆炸四个月后他因涉案嫌疑被捕，最终“百分之三百”自证清白（案发时住院卧床）才被释放。因此塔拉索夫说他“强烈怀疑扎提克扬与同案枪决的两名同志是否真的引爆了炸弹”。

1985年7月逃往西方的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原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专案组找不到莫斯科爆炸真凶，只好抓三个亚美尼亚人当“替罪羊”。持不同政见者谢尔盖·格里戈良茨甚至提出该案系安德罗波夫和时任克格勃五局局长菲利普·波布科夫秘密指示“阿尔法”特种部队所为，借此镇压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摧毁异见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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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灰的大衣红红的脸，大盖帽眯着两只眼；
刑侦警察前边走，终日醺醺拧眉头；
别哈瑟斯跟在后，免费喝酒不用愁；
交通警察排第三，买醉从来不买单；
检查处长摇摇晃，酩酊如泥没人样；
第五原是醒酒所，连偷带抢又勒索；
第六却是小保安，半夜盗窃把杯贪；
楞眉横眼巡防队，做派活像党卫队；
地段警察走最后，脑涨胃疼真难受！

（译注：“别哈瑟斯”——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

延伸阅读：

《二百个警务趣事》（节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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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Реввоенсовет)制定的1933-1938年工农红军发展计划要求国内无线电工业“进一步发展通信设备，为包括步兵连、骑兵连、炮兵、飞机、坦克在内的各军兵种提供无线电台”。但遗憾的是，该计划并未如期实现。

苏联无线电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飞机、坦克的制造速度。截至1939年1月1日红军拥有21000辆坦克、7700架飞机，战争爆发时已扩充到25700辆、18700架，而各型无线电台仅37400部。考虑到不仅坦克、飞机安装无线电，步兵、骑兵和炮兵也有需求，显然是不够的。为了履行上级计划，就必须新建工厂并为无线电工业提供现代化生产设备。然而实际仅在弗里亚季诺建设了一座工厂（译注：“电子管”厂），其车间使用购自美国RCA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进口设备，这些进口设备的另一部分则安装在列宁格勒“斯维特兰纳”厂。但他们的产品无法足额供应军队。

于是苏联跟一些国家签订采购急需无线电设备的合同，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例如1940年2月11日苏德之间的一份经济协议约定：1941年5月之前德国应向苏联销售价值46.2万帝国马克的各类无线电设备，占苏联无线电进口总额之54%。然而即使“海外购”也难以令红军摆脱“无线电饥荒”。以莫斯科军区为例，1940年1月1日统计583架飞机仅43架装有无线电台，坦克连只有连长的指挥车配备无线电台。到战争爆发之日，无线电只能保障总参谋部30%的通信，守边境的西部特别军区27%，基辅特别军区30%。

多年之后我们阅读档案得知这些数据。但在当时——1939年3月，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出席联共（布）十八大，报告部队通信情况时却说：
“由于大批量装备现代化通信设备，通信兵规模扩大了37%。开始采用工作范围更大的无线电台…… 通信部队机动性增强，现在几乎完全摩托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红军通信情况的自满情绪仅限军队高层，一些基层指挥员已经意识到无线电通信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在各部队更广泛配备无线电台的重要性。

1940年4月苏芬战争结束，联共（布）中央召集高级指挥员开会，有人敲响了第一声“警钟”。芬兰前线战绩最好的师之一：步兵70师师长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起身讲话，直言部队指挥中潜藏的缺陷：
“所有命令都是通过电话公开传达的。军司令库罗奇金给我打电话问：快说，您的指挥部在哪？我只好请求以书面形式报告而非电话里明讲……”

斯大林当即提问：
— 为什么不用电台？
基尔波诺斯答：
— 如果部队移动到无线电范围之外，连接就会中断。
列席者有人插话：
— 我就不信任电台。

基尔波诺斯继续说：
“我必须报告关于通信的情况，人民委员同志，我们师有线通信良好，无线电台很差。他们反映，首先，不爱用，其次，我们对这方面掌握不足。是的，不喜欢用的原因是对无线电台不了解，我们应该学习”。

一个月后，1940年5月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向谢苗·铁木辛哥元帅移交工作期间，听取了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制定出一份关于现阶段红军情况的决议。关于通信组织方面文件指出：
“9.通信部队现在装备了许多过时的电话/电报设备和无线电台。新型无线电的推广工作极其缓慢、规模不够。部队几乎所有类型的通信设备都缺乏保障。
通信部队的一大问题是缺少高效的、保密的设备。
落后的通信设备和混乱的通信组织，导致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行动期间，以及同白芬兰军作战期间部队缺少稳定的、不间断的通信”。

这之后又过了八个月，部队通信情况未见实质性改观，而欧洲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这就要求领导层采取更多措施增强部队实力、巩固苏联安全，尤其要解决在苏芬战争中暴露出来的红军训练和战斗力方面的严重不足。

1940年12月底莫斯科召开红军最高级指挥员及政工干部会议，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首长、各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员、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成员，以及一些军长、师长共270余人出席。按照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指示，会上准备了28份关于军事理论和实践中最迫切问题的报告。
尼古拉·加皮奇少将是唯一出席的通信部队代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的报告被认为不紧要，所以就等着有人顺便指出红军现存的通信问题。但这个时候人们对通信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仍未充分了解，加皮奇本人也还没完全明白作战行动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武器火力。虽然从理论上讲火力几乎可以被无限放大，可它并不是战斗力的决定因素。如果不能运用高质量的通信来指挥、调动部队，就谈不上军事组织的有效性。

卫国战争前很多年红军一直依赖有线通信，无线电台扮演次要角色。然而在全面战争条件下，战场上兵员、火炮、坦克和车辆严重饱和，再想建立有线通信是非常困难的。相当一部分线路必须埋于地下，避免被敌军炮击和空袭切断。

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在会上表示：
“由于技术装备的大量应用，管理部队变得更加复杂，但无线电通信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又使各级指挥员有充分机会对手中部队进行持续、果断地指挥”。
总参谋部情报部（格鲁乌）部长菲利普·格利科夫中将说得更明确：
“关于指挥手段我想强调，参考西方国家尤其德国的经验，我军必须果断转到普遍无线电化的路子上。我们应该把无线电而非有线通信作为发展通信的重点，要为部队配备便携式无线电台”。
会开到最后，甚至未列在出席名单上的航空兵少将、红军空军副总监察长季莫菲·赫柳金也起立发言说：
“地面指挥部和航空兵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意义重大。无论空中指挥员还是地面指挥员都应当拥有。通信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没实现。现代化通信必然是、也的确是无线电。这是最主要的”。

此时距离伟大卫国战争还有半年，国内无线电生产企业为数不多，其中仅5家是大工厂。这么短的时间够做什么呢？

战争终于爆发了。一些敌军飞机搭载特种设备和炸弹专门破坏苏联通信设施与线路，像蝙蝠一样在电话/电报主干线上空盘旋。个别敌机炸完不走，继续滞空监视，阻止地面恢复重建工作，甚至追击落单的通信兵。电报/电话通信频繁中断，给部队指挥造成极大困难。

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曾这样描述战争第一天：
“很快值班人员报告通信中断。无论莫斯科、基辅还是卢茨克都无应答…… 到了十点钟我们终于短暂接通卢茨克，军总部一名工作人员着急地说通信频繁中断，他不知道前线情况。几乎同一时间传来基辅被德军轰炸的消息。随即线路再次被破坏。无法联系军区司令部，6月22日一整天没有他们的命令…… 我们只好自己搜集各种信息…… 但这也付出了高昂代价：许多参谋军官执行任务时牺牲”。
2002年再版的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军人的天职》恢复了以前被删节的部分，描述德军怎样破坏苏联通信线路：
“他们（敌人）使用小型航空炸弹，这种炸弹外壳带杆子用来破坏电话线，杆子接触电线瞬间就爆炸。这种小炸弹从飞机上成批投放。另外，还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破坏分子破坏通信线路，说不定在战前就开始动手了”。

1961出版的伊万·费久宁斯基将军回忆录《在警报中醒来》写道：
“敌人的飞机和破坏小队打掉了通信节点和线路。总部没有足够的无线电台，我们也不习惯使用它们…… 传达命令的人要么迟到、要么干脆来不了…… 跟友邻部队总是缺乏联络，而且往往没人愿意去建立联络。敌人利用这一点，渗透到后方打我们的指挥部……”。

苏联西部是德军主攻方向，情势特别艰苦。红军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3、第4、第10和第13）共44个师、1个空降团和21个航空团，在第一时间被切断了前指与后方司令部的联系，花费好久才恢复，第3集团军一度完全失联。6月22日中午第3集团军司令员报告说仅有的三部无线电台两部已遭毁坏，第三部故障。西部方面军总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在明斯克请求莫斯科支援三部无线电台，后者答应派飞机，但始终没送到。所以不能跟部队保持畅通联络，指挥员不知道他们在哪、战况如何。

由于这些破坏，前沿空军指挥部跟航空师司令部，以及后者跟团部之间的有线通信于6月21日23点被切断，每个机场只能各自为战。

但对通信产生负面影响的不仅是线路和无线电台的缺乏或被毁。在战争最初阶段极其艰苦、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许多指挥员并不总是知道怎样运用手中无线电设备调兵遣将。许多部队和单位出现了后来臭名昭著的“无线电恐惧病”，误以为敌军准确炮击、轰炸指挥部的原因是无线电台在这里工作。所以这些部队的电台要么不开机，要么被安置在距离指挥部很远的地方。

时任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将军后来回忆：
“薄弱环节之一是跟前线、尤其西部前线的通信，非常不稳定。由于通信频繁中断，我们并不总能掌握全部必要的细节。前线司令部也抱怨与各部队之间的联络不畅通。所以，即使我们建立了联系，也无从得知关于部队状态的足够情况。”

红军在战前缺乏或者说低估了无线电的作用，结果付出惨重代价，这也是苏联在战争初期遭受挫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架设的线路因空袭或破坏活动被毁、军用无线电台只在固定位置工作，以及对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运用无线电通信的方法缺少研究，共同导致了开战之初指挥部跟部队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

红军指挥层对这个问题迅速做出反应。1941年7月23日国防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改进红军通信工作》的特别命令，指出：
“指挥部队不力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信组织工作不合格，主要是忽视了无线电通信这一最可靠的通信方式”。命令要求“各部队、各单位指挥员和政委要负起个人责任，迅速保证充分运用无线电设备指挥部队……”。

下达命令的同时开始寻找责任人，而且找到了。

1941年7月22苏联最高法院宣判：原西部方面军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弗拉基米尔·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通信兵少将安德烈·格里戈利耶夫和原第4集团军军长亚历山大·科罗布科夫少将“表现怯懦、失职，未经许可放弃阵地，导致部队崩溃”等罪行，判处他们死刑。本文不探讨这种严厉判决公正与否——1956、1957年四人先后平反，只看前线通信主官被指控的内容。

1941年7月28日国防人民委员部№0250号命令称：
“……原西部方面军通信部长А.Т.格里戈利耶夫有能力在方面军司令部与作战部队和兵团之间建立畅通联络，却表现出惊慌失措和构成犯罪的无所作为，未能运用无线电通信手段，造成从战争第一天开始对部队的指挥就中断了”。

由此可见，当时最高领导层对于军事通信技术装备，尤其无线电通信的实际情况仍然知之甚少。

上述宣判同一天（7月22日）莫斯科举行由集团军级军法官瓦西里·乌尔里希主持的军事委员会闭门审判会议，红军通信部长尼古拉·加皮奇少将被解职，8月8日逮捕。此人担任该职务仅一年，这么短时间不可能解决通信组织工作积累多年的、对各部队、兵团及其指挥部战斗准备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全部问题和缺陷。

卫国战争头几个星期，各方面对通信工作怨声载道。尼古拉·加皮奇被认定是造成此种灾难性局面的罪魁祸首。起诉书指控他：
“于1940年8月-1941年8月担任红军通信部部长期间，犯罪性地领导部门工作，没有为军队提供必要数量的通信设备，给指挥部队造成了困难。他领导的通信部在同德国开战的第一个月未能满足前线需要，未能与前线建立畅通联络”。

加皮奇案调查持续了11年之久。除了所谓“犯罪性领导部门工作”外，还指控他参加“军事法西斯集团”，内战期间“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等。1952年军事委员会判处他十年劳改，剥夺军衔，发配伊尔库茨克州伐木。1953年7月获得平反，恢复军籍、军衔。

总而言之，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几个小时之内，敌人摧毁了大量民用、军用通信节点及线路，使得指挥部队极为困难。通信中断意味着团与师、师与集团军、集团军与总参谋部之间无法沟通，个别部队和兵团在混乱迷茫中行动，导致人员和装备不合理的高损失。

但是，不仅指挥员获取信息、调遣部队要求良好通信，地面、空中和海上的战斗同样需要。毕竟陆战可以拉电话线，可以派通信员跑腿递送文件，坦克、飞机、军舰呢？总不能在它们之间架线、派人吧，所以需要无线电台。

按照通信兵元帅伊万·佩列瑟普金的说法，战争开始时工业部门为军队提供了约35种无线电设备（其他资料称约20种）。但其中大多数由于工作不可靠或别的缺点（功率小、尺寸大、沉重），不受军队欢迎。

各兵种通用的5-АК型车载无线电台，电报模式下的工作半径是静止时50千米、移动时30千米，电话模式下15-25千米。战前列装部队的还有РБ、РРУ等型号无线电台。最常见的坦克用71-TK无线电台1933年开始使用，电报模式静止时50千米，移动时30千米，电话模式15千米。1941年开始有了9-Р（静止25千米，移动18千米）、10-Р、РСНК坦克电台。有线通信则使用УНА-Ф-31、УНА-И-31电话机。1941年7月，也就是列宁格勒被围前一个多月，科济茨基无线电厂制造了少量更先进的“北方”型坦克电台，之后该厂疏散到东部大后方，1941年12月开始恢复生产。

通信手段落后是机械化兵团的主要弱点之一。同1939年的模范军团一样，71-ТК坦克电台和5-АК车载电台一直是主力。这些设备过去就不足以指挥坦克兵团，更别提坦克数量几乎翻倍的新式兵团了。举例来说，第14机械化兵团拥有534辆坦克，6月23日发起反攻的时候竟只靠一台5-АК传达命令，有线通信为零，战斗两天损失惨重。

Ю.И.穆欣、С.С.巴察诺夫合著《战争与我们》也提到这种尴尬状况：比如一场战斗开始前，坦克连连长上半身探出舱口挥舞小旗发信号，意思是“跟我行动”。如果攻击受挫，坦克停止，连长必须再次探出身体，冒着被敌人瞄准的风险再次挥舞小旗下达命令。

除无线电设备欠缺外，另一个问题是部分指挥型坦克的天线安装在炮塔外围，样子像扶手，一看就知其用途。这在卫国战争前的局部冲突中已经造成指挥坦克损失率高于普通坦克，德军自然懂得优先射击它们。德国坦克早先也装过这种“扶手型”天线，发现损失增加后改为不那么显眼的鞭状天线。

再来看航空兵。1940年几个代表团访问德国，参观了军工厂，签署了进口武器样品的协议。代表团之一获准进入航空厂，他们下单购买德国军用飞机样品，运回苏联的空军科研所试飞，供航空专家研究熟悉其性能。对这些样品（Bf-109E、Bf-110、Ju-88、Do-215）测试后发现，德国军机如果不安装无线电台、无线电罗盘、盲降系统等先进设备的话就无法保证其作战效能。参与测试的工程师鲍里斯·切尔托克后来回忆：
“全部飞机都配备有武器、最新式飞行导航设备，以及超短波/短波无线电台…… 开启机载无线电台后，我们对飞机之间的通信可靠性深信不疑。而我国飞机在服役期间，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实现互相之间或同地面的无线电对话”。

于是军队开始强制要求在飞机上安装无线电设备，但这项任务难以完成，因为战争前夕国内无线电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最新型战机，例如米格-3、雅克-1、拉格-3或者根本没安装无线电，或者即使小部分安装了（出厂时平均15架安装1架），却由于发动机点火系统等各种来源的频繁干扰造成飞行员实际无法使用无线电。尽管明文规定“从1941年1月开始量产的每架雅克-1都必须配备РСИ-4无线电台”，但仍有约1000架该型号飞机下线时未安装任何无线电台。那些准备安装在飞机上的电台技术规格落后，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自己也承认：
“工厂制造的无线电台很重（51千克），品质很差，运行时不可靠，不能提供堪用的无线电收发性能”。

由于缺乏机组之间以及同地面的通信手段，大大削弱了机群机动、航向引导、寻找目标、组织进行集体空战等的灵活性。德军飞行员指出1941年俄罗斯没有从地面与战斗机进行无线电联络的装备。苏联战斗机指挥员在空中使用视觉信号下命令，因为僚机没装电台。

三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波克雷什金曾说：
“我们这些飞行员深刻了解无线电在战斗中的作用。我在前线屡屡感觉遗憾的是，战争头两年我军飞机很少有无线电台。我们在空中变得像哑巴，唯一的‘沟通’方式是摇晃翅膀。如果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在必要时刻喊话警告战友注意危险，那将赢得多少次胜利啊”。

19世纪末亚历山大·波波夫发明出无线电收发装置，首先就是同俄国海军合作进行的岸舰试验。此后各国海军一直是无线电大客户，因为战舰、潜艇和海军航空兵飞机在远离陆地的公海执行任务，必须有可靠手段监视敌人并随时通报基地指挥部。1920年代中期苏联决定彻底更新舰队的通信设备，拆除老旧换新款，委任无线电专家阿克塞尔·贝格负责此事。1926-1928年列宁格勒“科济茨基”厂开始生产舰载无线电台，战争爆发后这家代号210的企业仍然是无线电设备主要制造商。随着新舰艇下水，海岸防空和舰队防空能力增强，对各类无线电器材的需求也同步增长，先后共七家企业参与生产（210厂、208厂、203厂、197厂、193厂、321厂、320厂）。但他们的产能仍不足以满足海军。

1941年6月苏联西部三个舰队（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拥有3艘战列舰、7艘轻巡洋舰、42艘驱逐舰、145艘潜艇、16艘巡逻艇、72艘扫雷舰、130艘鱼雷艇。远东的太平洋舰队有9艘驱逐舰、73艘潜艇、8艘巡逻艇、8艘扫雷舰和139艘鱼雷艇。这些军舰战前广泛安装了“无线电报站”(РТС)，战列舰无线电操作员32人、巡洋舰22人、驱逐舰10人、潜艇7人。尽管无线电工业逐年提高对海军供货量，却一贯未能完成年度计划。战前海军的无线电通信手段好于空军和地面部队，惟操作员短缺，仅满足定员的40-45%。

总而言之，为消除工农红军无线电领域存在的缺陷，必须举全国之力采取紧急措施来发展无线电工业。除疏散到东部大后方的工厂外又另建新厂，至战争胜利时数量几乎翻倍。科学团体也在寻找方法用简单设备替代更复杂的设备，比如向公民征集无线电零件组装电台、把机载电台改造为坦克电台等。

这些措施起到了效果。1941年6月22日-12月31日期间部队只接收56000套各类无线电设备，1942年提高到275000套、1943年495000套、1944年487000套，至战争结束合计1514000套。如此一来，无线电台足够安装在全部坦克、飞机上（胜利时红军拥有86100辆坦克、115600架飞机）。一个步兵师在战争之初仅使用22部电台，战争结束时已有130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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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苏联红军空军战时油料供应问题

卫国战争前夕苏联军火残次严重

三个人一杆枪

1982年2月17日下午5时许，在莫斯科地铁“航空发动机”站周边上班的市民像往常一样准备坐车回家。人流滚滚而来，值班员开启备用的四号自动扶梯以免拥堵，岂料竟发生了莫斯科地铁运营史上最严重事故之一。

由于机械故障，扶梯制动器忽然失去作用，台阶在高处乘客体重的作用下以正常速度2.5倍下行。众人瞬间失去平衡摔倒，一个挨一个滚落，堵住电梯下层出口。上方入口的人不明情况，继续踏上电梯，导致几十至一百人你压着我我压着你。几位腿脚灵活的企图越过护栏到相邻上行扶梯避险，但3毫米塑料挡板无法承受他们重量，直接从2米高度坠地受轻伤，个别人还被碎片划出血。而那些动弹不得的受害者情况更糟糕，八名死者全部死于挤压窒息。

悲剧持续110秒。5点10分地铁站入口限流，5点35分禁止进入。走出车厢的乘客被血腥场面吓得发懵，一些人迅速回过神来手拉手组成人链保护伤者。又10分钟后整个站点关闭，列车甩站不停。救护人员闻讯赶赴现场。

1980年代初政府对媒体的限制仍然很严格，报纸不能自由报道社会上发生的负面事件。第二天《莫斯科晚报》仅刊登寥寥数语：“1982年2月17日莫斯科地铁加里宁线‘航空发动机’站发生自动扶梯事故。多名乘客受伤。事故原因调查中”。地铁员工被禁止谈论相关信息，急诊医生也被要求保持沉默。

出了这么大事儿不对公众讲实话，就别怨社会流言满天飞了。市民们交头接耳传说地铁乘客“掉进扶梯下方齿轮仓”，被运行中的机器撕成碎片，血肉喷涌，“死了七百人”；又传说某警察单臂抓住扶手，多个人在下面抓他另一条胳膊，竟“生生扯断”；甚至说设计这款扶梯的工程师获奖后立即出国，有“搞破坏”嫌疑……

需要指出的是，“航空发动机”站地面铺的是黯红条纹大理石板。很多莫斯科人忘了这颜色其实跟一年前没两样，误以为“血迹”渗入内部难以擦净，将之视为事故伤亡惨重的“证据”，不愿再涉足这晦气之地。“航空发动机”站很快变得门可罗雀，相当一段时间无人使用。

1982年4月美国纽约的《新俄罗斯话语报》添油加醋报道此次事故：
“据目击者描述，由于拥挤的自动扶梯断裂，几百人卷入不停运转的机械装置中，几十人被碾死，逾百人受伤。这一切被旁边上行的乘客全程目睹，顿时引起恐慌，导致更严重伤亡：多人被挤压踩踏毙命”。

但真实情况是根本没人被“运转的机械”吞噬，也无可能从扶梯直接落入机舱。绝大多数死伤系挤压所致，一名男子的脚因长时间卡住不得不截肢，高坠者跌伤的原因是水泥地面太坚硬。

1982年11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召集闭门会议，给出受害者准确数字：30人受伤、8人死亡。

调查人员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航空发动机”站自动扶梯1981年12月新安装的制动器失灵。地铁工作人员不熟悉新操作规范，仍按旧办法调节，令扶梯在应急模式下运行近三个月。事故发生时第96级台阶断裂，插入下层梳齿致其变形受损。保护装置立即启动切断电机。但制动距离小于11米的话，电磁制动器不能形成必需的制动力矩，机械制动器则由于链条速度未达设定阈值而不工作。于是扶梯在高处乘客体重（合计12吨）作用下加速下冲。地铁员工使用急停按钮无效，连忙呼叫机房断电，这才彻底停止。

结论一出，地铁管理部门感觉难办了。该型号自动扶梯屡遭投诉，如今必须全面检查。但如果要检查，将连累至少六座地铁站关闭，整条线路瘫痪，酿成丑闻。最后决定只关闭“航空发动机”站，大修持续三星期，70人团队三班倒，放弃休息日昼夜施工。而其他地铁站的扶梯通过加强台阶、升级制动器、更换主传动轴和扶手挡板等办法逐步排除隐患。

1992年《莫斯科晚报》再次刊登1982年地铁扶梯伤人事故，这回的调查报道很详细，公众终于获知真相。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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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甫柳什金
《克格勃：昨天、今天、明天》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莫斯科，1994年

克格勃从1978年开始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大规模指控义务兵从事“间谍活动”。我本人的案件是这长串案件的第一个…… 正因如此，我将试着以亲身经历来说明他们炮制此类案件的套路和手段。

我1976年应征入伍。当时正在莫斯科汽车和道路学院上夜校，被他们直接拉去军队，分配在乌克兰巴甫洛格勒附近的一个训练单位。部队隶属战略火箭兵，训练单位自然是秘密的，军中术语叫保密通信。

但该单位实际并不保什么密，都是编出来吓唬人的。他们告诉我们，士兵之间必须互相监视，必须密切留意在本单位工作的平民的全部言谈。每次开会总要再强调一遍，说是巴甫洛格勒（很小的乌克兰小镇）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潜伏着一个老盖世太保，1945年该部队在此驻扎，老特务三天两头翻垃圾堆寻找情报，传送给美国中情局——纯属鬼话。

鬼话之二说：某美国外交官驾驶苏联牌照汽车进入巴甫洛格勒，借助某种设备窃取训练单位电子情报。士兵们津津乐道这类话题，越传越离谱，上上下下被一种“防谍反谍”热情笼罩着。

我们学习使用各种秘密设备，全都签了保密协议，按通常理解就是接近所谓国家机密的人。在这支部队服役的兵大多来自乌拉尔地区偏远市镇，也有莫斯科的。大家心知肚明：克格勃会从这些操作特种通信器材的人里面挑选将来退伍后到克格勃工作的人。

今天我和朋友们谈起过去，很难肯定地讲当年在吸烟室发生的指控我和我战友犯罪的谈话（写在档案材料里）是否因为我们学习的设备有可能是所谓外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目标？

我强调：“所谓”外国情报机构，因为没见哪份材料明确指出是哪国机构。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任何人，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无法确定这次谈话究竟真正发生过还是克格勃胡编的。但参与谈话的有12个人（档案所载），12个人一致点头表示“对，很可能感兴趣”。在反间谍狂热形势下这种谈话不无可能。

所以克格勃开始搜集我的、我亲密战友的、和另一位跟我们同单位的小伙子的材料。我们仨都是莫斯科人。其中一人被克格勃指控在军中招募窃取情报的同伙，于是有了上述谈话。谈话结束不久我生病住院，出院回单位没几天，三个人被调动到三个地方。

我被分到文尼察，在战略火箭兵某导弹基地指挥所上班。发射按钮跟我的岗位一墙之隔，也就说战略核导弹总控制系统在我身边。我天生好奇心重，对万事都感兴趣：导弹什么型号？它们怎么飞行的？这套系统怎么组成的？为什么放这儿？您看，这就是个18、19岁大男孩的正常兴趣。我没办法甘做“螺丝钉”，我需要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后果。

我跟那俩战友通信，互相交换家信中透露的各种情况，保持着温暖、亲密的同志关系。年轻人相处爱开玩笑，我不否认我们都不喜欢当兵，讨厌这种环境，讨厌营区的氛围。比如去了司令部的战友给我写信，引用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某黑人男士携带20千克废纸入境苏联，人家问他：“拿这么多废纸干嘛呀？”黑人答：“干嘛？我听说你们苏联20千克废纸换一个白女人啊？”如果你还记得，这里指的是威尔基·柯林斯代表作《白衣女人》。（译注：苏联有废纸换新书的做法）

于是我给该战友回信：“萨沙，你与其整天忙些文书工作，不如攒够20千克废纸也换个白女人”。克格勃读了信，认为我怂恿战友利用在导弹部队司令部工作的职务便利搜集机密材料。我可没瞎编，档案里写着呢。荒谬吧？但的确发生了。

那么，本人“搜集”的机密材料有哪些呢？首先，我有权接触国家绝密，也就是保密通信设备的密钥数字，通过自动控制系统每天更换；还能接触一系列重要的、绝密的文件——都属于我的工作范围。第二，任何一个兵在基地各处行走看到的东西我也看到了：比如右边有个发射井，左边也有个发射井，它们的编号是什么。另外，军官们普遍慵懒，习惯受人伺候，即使导弹部队军官也不比别人更聪明更有能力。值夜班相当无聊，又对自己的职责缺乏足够认识，有些事情我能做他们懒得做，就吩咐我跑腿代劳。

所以，在军官的允许下我熟知这个导弹团的几乎全部文件。他们会递给我文件说：“读一遍，如果有演习的话你就照着做”。可能有人不知道秘密文件怎么保存的，是这样：存放于密码保险柜内，用值班军官的个人印章密封，钥匙随身带。即使我再怎么想窃密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打开保险柜。就这样，我慢慢熟悉了密码表、作战手册等被认为关系重大的文件。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思，替上级研究这个系统，实际做了导弹团值班军官的工作，什么都看了，什么都学了，知道它怎么运行了。在我被捕之前从没哪个军官认为不妥，大家觉得很平常，还建议我继续当兵，考个专科学校或军校完成学业。

时光荏苒，就在两年服役期满退伍前夕，我因违反着装规定被团长抓住，罚关禁闭室7天。那天是11月15号，进了禁闭室，他们递过来逮捕通知书，我一看写着11月13日，就说：“对不起，今天15号！你们是不是12号决定逮捕我今天才来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奇怪了，部队特别处（译注：国家安全部门派驻军队的机关）领导正好也在屋里，他（而不是押我过来的团首长）解释说刚才给我的是他们的工资单。我仍然不懂工资单跟我关禁闭有什么干系。之后他们修改了日期，锁上牢门，告诉我：“不要紧，等等吧，会再来找你的”。

一天后我被带往特别处，让我回答有哪些朋友，我就详细写了在单位内外跟谁接触过。问话的人态度很友好，甚至可以说是善意的，对我讲：“说实话，我们知道你对导弹技术很感兴趣，也掌握不少关于导弹部队的信息。我们想弄明白你对这些东西的了解程度和记忆程度。如果不困难的话，我们就不打扰你，给你一个房间和纸笔，请尽量把你掌握的知识系统地写一写”。

我问：“这是为什么？”答曰：“我们就是感兴趣而已。我们发现你知道的不少，所以很好奇你怎么学会的，毕竟没人教过你”。我说：“那好吧”。认认真真写了大概40页纸，相当详细，完全没有戒心，把自己对曾经服役的文尼察导弹基地的了解，以及所知的苏联战略火箭力量的一般性情况都写了。然后戏剧性时刻来了，向我宣布：“对于一个仅仅感兴趣的人而言，你知道的太多了。你是搜集情报出卖的人”。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源起。同我保持通信的两位战友被拖下水，20千克废纸的玩笑定性为企图推动、怂恿同志搜集导弹部队秘密情报，厌烦当兵生活的抱怨也成了“罪证”。往来信件我都留着，我就没有烧信的习惯。克格勃用红铅笔在这些信上画线，标出符合他们认为的带“暗示性”的句子，在档案里列为：“怂恿搜集情报的暗语”。我当然理解不了。我说：“伙计们，太荒谬了吧！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明白这很荒谬，可单位里知道你掌握机密信息的人太多了。我们的组织也是官僚主义。给你张纸，你把掌握的都写下来，然后给你个正式警告——填个表（他们给我看了表格）签个字就完了。你就可以回家去”。文尼察部队特别处主任斯捷普林少将说：“我以国安人员身份和共产党员身份向你保证，签了字什么都不会发生”。

那时候我才20岁啊！我同意了，说：“行吧。你们知道我什么都没干。我签字让这一切结束吧”。又说：“好，我承认搜集了情报”。之后我再没多说，搜集情报出卖给哪个国家之类的压根没人关心。岂知我松口配合竟留下后患。

过了几天苏联克格勃侦查员出现，说：“现在需要你填表，我们是个官僚组织，他们应该把这些交给我们，也确实交了。再配合一下就都结束了”。我老老实实填完表，被带到文尼察登上军用飞机，客舱除了五个侦查员和我再没别人。下飞机到库宾卡，又到克格勃列福尔托沃看守所。走进侦查员办公室，他说：“别急，这就放你。现在找检察院把手续办完”。

桌上有一部市话，我说：“听着，今天12月27号了，我本应该11月退役的。请允许我给父母打个电话，毕竟快俩月没联系了，我得告诉他们我在莫斯科”。他说：“急什么呀？等会儿你就可以回家，我们送你”。接着拿出用回形针固定的两页纸：“看一下签个字”。

我完全没怀疑在跟正人君子打交道，看都没看直接签字递给他，说：“谢谢你，可以走了吗？”他说：“让你看一下！”我掀开纸说：“看什么？都签字了还要怎样，我以为我们的君子协定是我签字你放我走”。他说：“不，不，读一遍”。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是一份期限两个月的逮捕决定，我已经被列为间谍活动嫌疑犯。

现在所有这些文件，和我的自愿供述，都有法律效力了。侦查员平静地把《刑法》递给我，说：“你看，我们是个非常强大的组织。第64条可判枪决。没人能阻止我们，永远没有，我们想做什么就能做到。如果你拒绝认罪的话，我有你的供述，40页纸，保证你被极刑处理”。

那好，按我当时的想法，既然人家划下游戏规则，我惟有服从。我认罪了，竭尽全力让案情显得荒唐，而且我相信我成功了。我被正式指控替一个外国情报机构（未指明哪国）从事间谍活动，利用1978年退役到两年后奥运会开幕这段时间将搜集到的一些情报传递给外国特务。所有这些都写入案卷。

克格勃甚至不愿杜撰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版本，对他们来说东拼西凑盖个章就够了，足以提交法院。

开庭当天只有陪审员、检察员、辩护人和我们几个，再就是扛肩章的、穿便衣的。我父母在门外不准进。庭审持续一星期，直到宣读判决书，法官念道：“……鉴于上述情况，判决如下……”的时候，才宣布“让父母进来！”意思是亲耳听听孩子判多少年。所以，二老除了眼睁睁看我1981年进劳改营之外，什么事都不知道，只知道判了我六年。

我在劳改营陆续遇见新抓获的“外国间谍”，原来我是头一个。事实证明我们这些人的案子是同一批侦查员办的。本人的案卷多达24册，他们把能挖的都挖出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没人会仔细审读这些东西，没人会在这24本厚重案卷里寻找真相。三小时的庭审录像、四十个侦查员——我打包票绝对是四十个，我直到进了劳改营才想明白。

劳改营里我认识了比我晚进来的“间谍”，互相对比侦查员的姓名，意识到这四十个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编造此类案件。我遇见的难友说：“我们听过你的姓氏”。一个小伙子在牢房瞪大眼睛对我说：“我知道你这人”。我问：“哪儿听的？什么地方？”他说：“我在部队的时候听他们宣读命令，抓获一名中情局间谍”。我说：“谢谢啦！”最后发现别人也听过他的姓名。这样的“间谍”我前后结识五位，指控他们什么？

萨沙·芬克尔施特恩在北方舰队基建工程营当兵，是北方舰队唯一的犹太人。某天他喝多了回营房（基建工程营管得松，而且他还剩两个月退伍），开始念叨醉话：“我受够你们这些人啦！等老子退了役，老子到处说！”正巧被一个军官听到。萨沙·芬克尔施特恩确实喝醉了，第二天就被关禁闭，对他立案侦查，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意图向西方情报机构传递信息。

施泰曼也是犹太人，在海军当准尉，谎称自己有个兄弟去了美国。侦查发现他实际没有海外关系，仍指控他意图离开军队后将某些情报传递给并不存在的美国兄弟，由后者转交中情局。

瓦季姆·西蒙诺夫是列宁格勒小伙儿，指控他在某个展览会上认识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休·哈莫顿，并记下对方工作电话。一位同事翻瓦季姆笔记本，问这个号码是谁的，他说：“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的”。就这么点儿事儿，足以令他被捕，判处间谍罪。

办我案子的侦查员切尔内什如今在克格勃高级学校教书（译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捷尔任斯基”高级学校，1992年改称俄联邦安全局学院）。办过我的案子、早先也办过纳坦·夏兰斯基案的侦查部门头头现在是俄罗斯安全部（译注：1992年1月成立，1993年12月改制为俄联邦安全局）侦查局头头。我见过的侦查员之一奥列格·斯塔尔采夫去年3月从德国回来，他在当地的工作是监视苏联/俄罗斯驻军，另一位奥列日科上尉仍在德国做相同工作。由于我的案子，他们都顺利获得职衔和晋升。

去年我才平反，但不得不从头经历一遍，配合他们重新调查，再次自己证明没干那些莫须有的事情。这就是克格勃。他们煞费苦心重审我的案子，但仅限于我，我要求平反全部士兵他们不理会，直到今天还没这么做，也不肯这么做。他们不想提起自己以前编造的假案，只想让大家都忘掉。

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文明的国家，首先要建立文明的安全部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亚罗斯拉夫·巴什塔昨天发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90%的旧职员已被解雇。俄罗斯的情况可不是这样，那些人依然享受高官厚禄，掌握巨大特权，根本不怕追究。

至于前克格勃将军，我说的是奥列格·卡卢金（译注：出席会议），他夸夸其谈，却从不指名道姓，满嘴空话。虽然1981年列宁格勒间谍案发生的时候他是克格勃列宁格勒分局头目，理应了解此事。但实际情况或许这样：克格勃乃是分工严密的组织，擅长保守秘密，如果他们允许某个人公开讲话，讲的必不是我们真正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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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尼古拉·伊甫柳什金小传

1958年7月28日生于莫斯科市，大学学历。1976年11月应征入伍，1978年12月27日在乌克兰文尼察市被捕，指控他为一个未指明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同案犯：战士А.博金、А.尤里耶夫）。曾在列福尔托沃看守所拘押。1979年8月8日依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56-1条判决有罪，处剥夺自由6年，其中前2年在监狱服刑。1979年9月-1980年12月关押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奇斯托波尔监狱，1981年1月-1983年1月关押在彼尔姆州波罗温卡村第37号严管劳改营，1983年2月-1984年12月回到奇斯托波尔监狱。因“恶意挑战劳改管理机关合法要求及违反改造程序”，1984年9月4日奇斯托波尔法院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188-3条判处他2年10个月监禁。押送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严管劳改营（伐木）。1986年1月23日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决定取消奇斯托波尔法院1984年9月4日的判决。1986年2月25日释放出狱，到弗拉基米尔居住，在拖拉机厂上班。1987年回莫斯科生活，在“沃伊柯夫”铸铁厂工作，继续莫斯科汽车和道路学院夜校学习。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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