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进行“大镇压”期间，涌现出不少“积极杀人”的行刑者。本文简单介绍其中几位。

公认的行刑数字最高纪录保持者是НКВД刽子手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布洛欣，各种文学作品说他处决了几千甚至一万五千人。

瓦西里·布洛欣1895年生于弗拉基米尔省农民家庭，放过羊，做过泥瓦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中做上士，1918年投奔红军，1921年入党，在内务部队任排长。

之后他继续留在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不仅领导行刑队，也亲手消灭斯大林的敌人。据统计他的枪下冤魂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中央委员伊瓦尔·斯米尔加、外交官列夫·卡拉汉、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埃马努伊尔·克维林、政治局委员弗拉斯·丘巴尔、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作家伊萨克·巴贝尔、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等许多名人。叶若夫也是被布洛欣击毙。

政治犯行刑队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各部门官员组成，他们履行职务的时候称作“特殊任务委员”，白天保卫一批党政高官，夜晚杀死另一批党政高官。

瓦西里·布洛欣很享受处决别人的过程。总穿一件深棕色皮夹克，戴手套，再系一条长长的皮围裙，免得血溅满身。他爱使“瓦尔特”手枪，长时间连续射击耐用可靠，不会耽误他一天杀两百多。1940年到特维尔州出差期间，布洛欣亲手枪毙了600人。

据说布洛欣工作前不饮酒，禁止下属沾伏特加，但行刑后往往大醉酩酊，留下一箱空酒瓶。

由于“业务”突出，布洛欣先后荣获列宁勋章、2次红旗勋章、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红星勋章等国家奖励，赠送个人武器和金表，又两次获得“荣誉国家安全官员”奖章。

1953年斯大林逝世，布洛欣少将立即“因健康原因”退休，实际是贝利亚说的：“在这个地方工作太久了。”1954年11月被剥夺军衔，1955年2月去世。

另一位НКВД“高效”刽子手是拉脱维亚人彼得·伊万诺维奇·马格，据说九年杀了约10000人。他1879年生于农村，1917年入党，1920年起担任“契卡”内部监狱典狱长。1931年开始亲自处决囚犯。

这个人行刑时情绪不稳定。时而兴奋狂躁，某次连杀二十多人之后差点儿打死到场监刑的特别处领导波波夫；时而又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听见求饶会微笑，还会礼貌要求妇女脱光衣服再受死。通常他每次杀3-15人，每周工作7天，喜欢用枪射击囚犯后脑勺，同时脚踢屁股以免沾血。下了班就大吃大喝，丝毫不受血腥味儿影响。

彼得·马格先后获列宁勋章、红星勋章、红旗勋章和荣誉国家安全官员”奖章。1940年因写信给斯大林告状，被贝利亚解职，从此酗酒无度，1941年死于肝硬化（或称自杀）。

格鲁吉亚人萨尔基翁·尼古拉耶维奇·纳达拉亚1926年进入国安机关工作，1937年成为格鲁吉亚国家安全总局局长，1953年调入苏联内政部，同时担任贝利亚的个人警卫队长。

在“大镇压”年代，他的最高杀人记录是一天枪决500人，属于名副其实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但他也是唯一被逮捕判刑的刽子手，贝利亚倒台后法庭指控他为贝利亚“提供女人”，1955年以《刑法》58条罪名坐牢10年。1965年出狱后回莫斯科居住，1982年2月死于急性心衰。

发明毒气杀人车的伊赛·贝格亦无善终，1962年获平反恢复名誉。

除上述几人之外，瓦西里·希加列夫和伊万·希加列夫兄弟、伊万·弗兰采维奇·尤西斯、费尔迪南·伊万诺维奇·索特尼科夫、伊万·伊万诺维奇·费尔德曼等人皆是当年大名鼎鼎的行刑者，各以其处决数量载入史册。而且他们都体面地葬在城市公墓，跟各路社会名流、贤达“为邻”。只不过民间传言其中几人的墓碑经常被红油漆涂写“刽子手”，之后又被悄悄擦干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伦克尔1883年生于今顿涅茨克地区的“君士坦丁堡”村，父亲是职员。几年后全家搬到敖德萨，据说这位“有远见”的爸爸给儿子买了一份假文件，文件上写着出生地“君士坦丁堡”，于是摇身变成土耳其侨民，得以免服帝国兵役。

纳夫塔利15岁那年到赫尔松一家建筑公司打工，后在尼古拉耶夫市一处工地当领班。1902-1904年在德意志帝国克滕市的建筑技工学校受训，毕业后返回尼古拉耶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军火生意，发了小财。

俄国内战期间，身为敖德萨港货物验收员的纳夫塔利·弗伦克尔允许走私品进入城市，并盗卖罚没物品赚钱，引起敖德萨传奇匪首米什卡·亚庞齐克的注意。亚庞齐克很欣赏弗伦克尔非法活动的才干，说他”给魔鬼本人当会计也不难”。1919年5月亚庞齐克拉起队伍投靠布尔什维克，后来改称第54“列宁”苏维埃革命团，弗伦克尔也跟着打了几场仗。同年8月4日亚庞齐克跟红军分队发生纠纷，被当场击毙。

弗伦克尔短暂的革命生涯宣告结束，回到敖德萨重拾老本行，组建了专门从事走私活动的大型地下网络，货源来自土耳其和罗马尼亚。新经济政策时期，弗伦克尔贩卖过巴黎的长袜、女帽和高级香水。1921年他成立轮船公司掩护走私活动，有的资料说还曾替政府从海外黑市收购黄金，但大部分被他和同伙私吞。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肆无忌惮的行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派出契卡干员捷连季·杰里巴斯赴敖德萨调查（此人在当地颇有背景），1923年11月23日将弗伦克尔逮捕。1924年1月判处死刑，罪名是侵吞8000美元公款，后改判十年苦役。

纳夫塔利·弗伦克尔进入索洛维茨基特殊目的集中营服刑。通过花钱行贿，让自己住进单间的石砌警卫室，名列行政工作人员名册。事实证明这家伙确实如亚庞齐克所说黑白两道通吃，他很快发现索洛维茨基营卫生条件恶劣，犯人们满身虱子，伤寒流行。于是向管理者提出由自己负责在一天之内新建澡堂，但需要分配人手。澡堂果然如期盖好，虱子被清除了，不久其他集中营也以类似方式建起澡堂。

之后弗伦克尔移送湖岸边的凯姆市服刑，他又注意到当地鞣制皮革丰富，于是在囚犯中召集手艺人做鞋，运往莫斯科出售，增加集中营收入。渐渐地，索洛维茨基营形成多种产业，包括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修理、销售等，至1926年都归纳夫塔利·弗伦克尔及其领导的办公室统筹指挥。

1926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决定将弗伦克尔的刑期减为五年，1927年提前释放。由于他已经是索洛维茨基营不可或缺的一员，直接被正式任命为生产部门负责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弗伦克尔首先着手改革囚犯激励制度。现在每个完成工作任务的犯人可获得800克面包、80克肉类犒赏，表现最突出者直接给予货币奖励。当然，这些钱只能在营区内部商店消费，而店内商品标价比外面高三倍，因此还是“国家”最终受益。接着，弗伦克尔关闭了集中营原有的剧院、陈列馆和报社，“文化人”囚犯一律发配北方抓海豹、打渔。1929年秋天，无劳动能力之人被拉走枪决。

索洛维茨基集中营党组织曾试图将反革命分子弗伦克尔拉下领导岗位，换上“失业”的党内同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闻讯宣布弗伦克尔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秘密雇员，表示支持他的集中营发展计划，禁止党组织干涉其经济工作。在与上级交流中，弗伦克尔表达了扩大集中营生产规模、利用囚犯免费劳力赚钱的长远蓝图。他甚至致信斯大林本人，描述自己对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发展的构想。这些观点传遍莫斯科，最高领袖亲自接见弗伦克尔，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弗伦克尔成为苏联境内所有“古拉格”集中营生产业务的总负责人，制定了通过伐木、修路、制造等体力劳动改造长期羁押囚犯的方案，“劳改营”之概念由此形成。弗伦克尔还提出在国内众多建筑工地使用几十万廉价囚犯，并允许实行经济核算制。这样一来，集中营犯人就不再是白白消耗粮食的在押者，而是供新生国家肆意压榨的人肉资源。

1930年弗伦克尔奉命到科米共和国监督组建劳改营系统。次年开始负责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项目，全长227千米，拥有19个船闸、15座水坝、49处河堤。斯大林决定将此工程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样板，规定了20个月的工期。作为比照，苏伊士运河全长164千米，施工十年；巴拿马运河全长82千米，施工33年。

弗伦克尔迎难而上，不负领袖期望，调集大批囚犯（1932年底高达10.8万人）挥动铁铲、镐头手工作业，很少投入重型机械，挖掘了2100万立方米土石。官方数据统计施工期间12300人死亡，民间估算死亡5万-30万。此前惯用的激励手段这次也发挥作用，足额完成或超额完成每日工作的囚犯可获得强化口粮供应（1200克面包）、优质蔬菜及现金，同时采取各种精神鼓励如流动红旗、口头表扬、书面表扬等。1933年6月30日运河全线竣工，弗伦克尔因功获颁列宁勋章。

休息了没俩月，1933年8月28日又派他去负责贝阿铁路建设。1937年曾被抓进卢比扬卡，传说斯大林亲自干预将其释放。由于监督贝阿铁路工程的经验，1940年弗伦克尔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铁道建设总局局长，兼任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副局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他的部门投入前线全力铺设铁路，有效保障部队和军需物资运送，为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弗伦克尔也因此第二次、第三次获得列宁勋章（1940年7月、1943年9月），授衔工程技术兵中将。1944年获红星勋章。

1947年4月，前敖德萨走私犯、现工程兵中将纳夫塔利·弗伦克尔因健康原因从内务部离职。1948年获劳动红旗勋章。1960年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7岁，葬韦坚斯科耶公墓。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关于”Незнакомка”（《无名女郎肖像》）画中人的原型究竟是谁，艺术界、史学界莫衷一是。但我们至少知道，充当模特儿的是画家伊万·克拉姆斯基之女索菲娅，甚至有人猜测画家刻意修改了女郎面部特征使其更像女儿。“无名女郎”经由教科书变得家喻户晓，索菲娅复杂曲折的命运却罕有人知。

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生于1866或1867年，是家中独女，深得父亲宠爱。在一所普通中学读书，因受家庭环境浓厚的创作氛围熏陶，很早就对绘画产生兴趣。克拉姆斯基也从小培养闺女的艺术才能，亲自做她第一位老师。索菲娅幼年有过一段丑小鸭时期，熟人普遍认为她不漂亮。但女大十八变，随着年龄增长确实越变越好看了。对父亲而言，索菲娅一直是他最喜欢的模特，甚至一度因生病把头发剪得参差不齐，却仍在父亲画布上光彩照人、眸如秋水。

索菲娅与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之女维拉（嫁给济洛季）和亚历山德拉是同龄人，关系友善。维拉·济洛季后来回忆道：“索菲娅小时候相貌平平，但有一张聪明、充满活力的脸。她活泼、开朗，于绘画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 16、17岁的索菲娅越来越美丽，头发也长长了，身材变得高挑纤细。她擅长舞蹈，外向、机智、魅力无穷，引来不少仰慕者。”

事实的确如此。克拉姆斯基的学生伊利亚·列宾就很欣赏她的身材。30岁画家阿尔伯特·伯努瓦诚心诚意上门求婚，但对16岁的索菲娅来说，这人似乎“太老了”。美女自己相中的未婚夫是青年医生谢尔盖·谢尔吉耶维奇·博特金，出身名医世家。亲戚们纷纷庆贺她俩订婚，克拉姆斯基尤其高兴，为新郎、新娘绘制精美的双人肖像……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眼看一桩好姻缘即将缔结，谢尔盖·博特金忽然移情别恋未婚妻的闺蜜亚历山德拉·特列季亚科娃。于是婚约解除，没多久谢尔盖和亚历山德拉喜结连理。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设法维持了与亚历山德拉的朋友关系，但这场打击令她陷入长期忧郁。16岁少女在丹青世界求得慰藉，开始全身心投入绘画，渐渐展现出真正的职业成功。
（儿按：谢尔盖·博特金日后做了医学教授，1910年突发中风逝世，享年50岁。兄弟叶夫根尼·博特金是宫廷御医，1918年死于布尔什维克之手）

济洛季曾言：“索菲娅跟父亲有种少见的友谊，近乎相互崇拜”。1884年伊万·克拉姆斯基为转移女儿失恋后的注意力，带她一起出国旅游（同时也为了缓解自己已经很严重的心脏问题）。游览法国期间索菲娅迷上了露天写生。旅行一年后，克拉姆斯基写道：“我的女儿，就像某种……风向标，让我看到真正的希望，即她的绘画才能”。克拉姆斯基清楚自己命不久矣，只担心女儿还没在世间找准自己的位置。去世前不久，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忧虑地说：“我这闺女性格刚强，似乎很能拿主意。可我有时候想，有主见会不会害了她，个人生活会不会以悲剧收场”。果然，索菲娅没从失恋打击中真正走出来，不恋爱不结婚。直到1901年父亲去世很久，她才跟圣彼得堡一位芬兰裔（或曰德国裔）律师乔治·容克成家。

伊万·克拉姆斯基虽然出身底层（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市文员之子），却凭着本事在皇宫挣得一席之地，多次为皇室成员画像（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平易近人。相比罗曼诺夫家族其他成员，他更喜欢接触有才干的平民），还为女大公们上过绘画课。所以他的画家女儿也得以出入宫廷，为皇帝、皇后、大公夫人及其子女等皇亲国戚绘制肖像。可惜索菲娅的众多作品如今所剩无几，一部分在民间藏家手中，革命时丢失或损毁；另一部分被她连同父亲画作赠与祖籍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博物馆，1942年博物馆起火，大量藏品化为灰烬。

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顶级画展。她还是优秀的书籍插图画家，曾为普希金纪念日出版物画过插图。而且她的风俗画也很出色。婚后索菲娅协助丈夫搜集了许多十二月党人资料，准备编纂成书，很遗憾从未付梓……

乔治·容克1916年死亡，各种苦难接踵而至：革命、内战、1919年母亲逝世…… 年过半百的索菲娅努力适应新生活，从1918年就在政府开设的艺术品修复工作室上班。身为一名虔诚信徒，宗教画巨匠、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穹顶画作者克拉姆斯基之女，却不得不担任冬宫反宗教博物馆的组织者，为“无神论者”出版社的《宗教史》画插图。索菲娅从不隐瞒自己信仰，也从未停止帮助邻人。她的许多“旧社会”熟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学生、宫廷女官甚至仅仅是贵族出身者——在列宁格勒饱受折磨，被剥夺了住房、财产、工作和收入，饥寒交迫。索菲娅想方设法替他们找活儿干，哪怕薪水微薄，比如翻译、家教、机器翻印之类，只要有口饭吃就行。这些举动后来都成了她的“罪”：信主有“罪”、助人有“罪”……

1930年12月25日索菲娅·容克-克拉姆斯卡娅被捕，依据《刑法》第58-2条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情节包括“建立旧贵族反革命组织，意图安插自己人进入苏联各机关、单位搜集关于社会情绪的情报……”每个卷入此案的人都谈到了索菲娅的虔诚信仰，使她的处境愈发复杂化。顺便一提，案卷材料显示索菲娅生于1867年8月21日，而她父亲信件曾提及生于1866年。我们当然认为亲爹比政府探员更了解女儿的生日。

总之，容克-克拉姆斯卡娅作为“异己分子”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3年，但由于神经受强烈刺激突发中风、严重瘫痪住进拘留所医院。四个月治疗康复后押送伊尔库茨克，刚抵达三星期又转移到坎斯克，一个月后病情再度恶化，送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931年10月15日，索菲娅给帮助政治犯改善处境的叶卡捷琳娜·巴甫洛芙娜·佩什科娃（译注：马克西姆·高尔基正妻）写信，讲述自己身患重病、流放期间两次手术。她努力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尽管健康不佳但一直工作：在伊尔库茨克为教科书和集体农庄杂志画插图，在坎斯克当地报社当摄影员和修版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她第二次中风，左半身彻底瘫痪。索菲娅请求改善待遇：如果不能返回列宁格勒，至少允许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直到恢复健康，并且一定要给一份工作，因为右臂是正常的，未受中风影响。“我既画肖像，也画挂图、标语、海报、招牌和插图，会摄影修版、会照片涂色。一句话：我能工作，爱工作…… 关于我的工作生活情况，您可以向叶莲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斯塔索娃求证，我的亡夫和她父亲是密友。她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还可以提供克拉姆斯基博物馆的相关资料……”

这封求助信以绝望的语句结束：“我可能判断出错、估计失误，对事态的发展做了错误对待，但我没有犯罪——在我丈夫（他是芬兰人）死后我自觉热爱祖国，把国籍改回俄罗斯，并签署文件放弃一切财产要求。如果我不爱国的话这么做就太荒谬了。帮帮我吧！我已经给М.И.加里宁写了信请求赦免。我恳求您的援助。如果可以宽恕我，我绝不辜负，您尽可相信这一点。我诚实工作了40年，在最后的，也许是很短暂的日子里感觉加于我的惩罚太沉重了…… 我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给您写下这些……”

1932年2月28日，鉴于索菲娅·容克-克拉姆斯卡娅身患重病，并考虑到该流放犯“不具社会危害性”，提出重新审查其案件。同年3月25日索菲娅返回列宁格勒，7月31日她给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写感谢信，表示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工作。1933年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因奇怪的原因去世，据兄弟阿纳托利说，她收拾鲱鱼的时候划破了手，“死于全身感染”。

1989年，因缺乏犯罪事实，索菲娅终于获得平反、恢复名誉。

附：俄联邦档案馆藏索菲娅致佩什科娃感谢信：

亲爱的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请允许我给您写几句话。我被释放了！但愿您能知晓我心中满怀的深深谢意。我不知道，请原谅，不知道有没有权力表达我的感谢，但我的良知要求我这样做…… 您别怪我，倘若这不恰当的话，我不知道，但违背良心不写这封信是不行的！我又回到列宁格勒——我工作了许多年的地方，大概现在还能再做一点事，哪怕很微小，只要体力允许，没准我会就此好起来呢！我甚至不知该向谁诉说自己的思绪和有多么感激。但我想，所有这些好事都是经由最高当局实现的，而您是其代表，所以就写给您吧。哪怕下面的话对您或任何人都是多余的、不想听的，但我还是要说：我谢谢您信任我的诚挚悔意和我作为一名老社会工作者的正直，以及通过工作去弥补任何错误与无心过失的热切期望。当然，我仍然病得很重，身体也很弱，但我愿利用不可避免的结束降临之前所剩的日子，在能力范围内，恢复我本人、以及我作为克拉姆斯基女儿的自食其力的名誉。就像前面所言，万一我有任何不妥，请原谅。

怀着最高的敬意，
女画家С. И.容克-克拉姆斯卡娅

延伸阅读：

油画《三套车》背后的故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斯大林时代的一个标志性做法是对所谓“人民公敌”进行大规模镇压。其中许多人遭枪决，亲属往往被通知此人“剥夺十年通信权”，其实早已弃尸乱葬岗。行刑的地方和掩埋的地方长期属于绝密信息，近十几年才见公开报道。

科穆纳尔卡刑场

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郊外列宁地区建立了多个隶属国安部门的国营农场和设施，其中之一位于科穆纳尔卡村（公社村），革命前是地主庄园，后来曾作为亨利希·亚戈达的夏季别墅。

该特殊设施占地20公顷，带刺铁丝网和铁栅栏严密包围。自1937年起，那些在卢比扬卡、莱福尔托沃、布提尔卡和苏哈诺夫卡监狱处决的人的尸体夜间运至此地。甚至有传言说：苏哈诺夫卡特别监狱和科穆纳尔卡村之间挖了条隧道，以便秘密运送尸体。另有说法称，科穆纳尔卡设施原本的用途是掩埋被镇压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内部人”——巧的是亚戈达最后也躺在这儿——但渐渐的也用于埋葬在莫斯科各监狱被“三人小组”决定处死的其他“人民公敌”。

据俄联邦安全局公开资料，此地当年埋了约10000-140000人，大部分身份不详，仅能确定约5000人的姓名，包括政治家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谢·李可夫、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阿尔乔姆·韦肖雷、布鲁诺·亚申斯基、蒙古国政治家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奥勒扎·巴德拉克、共产国际领导人等……

布托沃射击场

与主要埋葬“精英分子”的科穆纳尔卡不同，莫斯科郊外布托沃村附近的布托沃射击场最初就是为普通人准备的，1935年建成运行，革命前也是一处地主庄园。在此地被杀被埋的人包括蒙受荒谬罪名的农民（有时甚至全家灭门）、工人、职员和劳改营囚犯（约占总数三分之一，如科学家、神甫、教派分子、惯偷等）。另一部分死者是残疾人——由于盲人、聋人和肢残者难以从事体力劳动，长期关押等于“浪费粮食”，于是经过正式医学检查后处极刑。

根据文献资料研究，1937年8月8日-1938年10月19日布托沃射击场处决了20765人，确定姓名者3000余位，如作家谢尔盖·奥斯伦德、所罗门·布罗伊德、神甫弗拉基米尔·阿姆巴尔楚莫夫、女演员玛丽亚·莱科等。

列瓦索沃

今天的列瓦索沃是圣彼得堡郊外一处纪念公墓。1937-1954年的列瓦索沃则是个恐怖之地，来自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公民，甚至外国人：波兰人、德国人、瑞典人、挪威人和意大利人被大批拉到这里集体处决、埋葬，总数约4.5万。包括原列宁格勒地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原国家安全部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历史学家谢尔盖·杜宾斯基等。

如果你现在去列瓦索沃参观，不仅能见到各国、各民族大镇压遇难者纪念碑，还有为不同宗教信仰遇难者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者设立的纪念碑。比较著名的是一口“纪念钟”与“十二拉比纪念碑”。

桑达莫赫

这片林地距离卡累利阿半岛波韦涅茨镇约20公里。1934-1939年许多人在此被处决后抛入深坑，目前已发现了236个埋尸坑。研究者统计，国安部门在桑达莫赫枪杀了5130名“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囚徒、卡累利阿居民和“特殊定居者”，以及1111名索洛维茨基特别劳动营囚徒和众多社会名流，包括古画修复家亚历山大·阿尼西莫夫、诗人瓦连京·瓦尔塔诺夫、外交官格里戈里·什克洛夫斯基等，总数至少6241人。自1997年以来，桑达莫赫纪念公墓陆续树立了“索洛维茨基巨石”、穆斯林纪念碑、犹太人纪念碑、哥萨克十字架、波兰人纪念碑、芬兰人纪念碑等十多个大型纪念碑和不计其数的个人小型纪念物。

皮沃瓦里哈

20世纪30年代，在伊尔库茨克州皮沃瓦里哈镇天然林区建立了隶属本州内务局的“五一”国营农场，附近有内务局员工夏季别墅和子女夏令营。1937年在国营农场内开辟特殊区域，掩埋那些被“三人小组”处死的伊尔库茨克市及周边居民。判决和行刑通常在伊尔库茨克市利特维诺夫街13号内务局地下室和巴里卡德街63号内务局监狱执行，夜晚运送尸体到皮沃瓦里哈埋葬。

至今当地人挖土时仍能发现人骨、鞋履和纽扣。据统计，大恐怖时期约17000人长眠于此。

亚古诺夫卡

1937-1938年，今克麦罗沃州境内亚古诺夫斯基村有一个所谓的“处决营”，掩埋大恐怖受害者。目击者描述，被杀者尸体扔进沟壑，衣服集中烧毁，周围居民成天听到枪响，看见烧焦的布料残片在营地外随风飞舞。

如今在营地原址建起一座小型纪念教堂。

延伸阅读：

“斯达汉诺夫式”刽子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时至今日，我们仍听闻斯大林孝子贤孙们哀叹：“唉，斯大林同志除恶未尽，杀人太少！就该把‘人民公敌’的九族十八代用热烙铁弄死！”

然而这些又蠢又坏的红色法西斯们或许没想到，偶像斯大林当年正是这样干的。在斯大林时代苏联，逮捕被镇压者亲属乃政府部门通行的习惯做法。最常见的是妻子被捕，有时株连兄弟姐妹，甚至年迈父母——如果还活着。

例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坏了事”之后，下列亲属被捕：母亲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死于流放）、妻子妮娜·叶甫根耶芙娜（流放，1942年枪毙）、女儿斯韦特兰娜（1922年生，遣送“特殊孤儿院”，后流放）、兄弟尼古拉（枪毙）、尼古拉之妻（劳改）、兄弟亚历山大（枪毙）、亚历山大之妻（劳改）、姊妹伊丽莎白（劳改）、伊丽莎白丈夫尤里（枪毙）、姊妹奥莉嘉（劳改）、奥莉嘉丈夫（劳改）、姊妹玛丽亚（劳改）、玛丽亚丈夫（枪毙）、玛丽亚女儿（流放）、姊妹索菲亚（流放）。只有一个姊妹娜塔莉亚逃过劫难，改姓生活。元帅的情妇（事实妻子）尤利娅·库兹明娜也被判处8年劳改。上述几位亲属熬过多年监禁、流放和强迫劳动，终于1957年获释、平反。

历史档案甚至连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母亲玛芙拉·彼得洛芙娜准确的娘家姓都没记录下来，一些资料称“米洛霍娃”，另一些称“米列霍娃”。根据平反文件，玛芙拉·彼得洛芙娜1870年生于斯摩棱斯克省（也有说生于1869年的）。家庭赤贫，姊妹五个，父亲彼得·普罗霍罗维奇送玛芙拉到世袭贵族图哈切夫斯基家当佣人。据说这五姐妹个个貌美，但玛芙拉的身材、气质尤其出众，于是贵族少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与她相爱，此人是图拉省总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图哈切夫斯基遗孀索菲亚·瓦连京诺芙娜的儿子。玛芙拉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接连生了四个孩子后得以正式结婚，其中就包括未来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如前所述，元帅共有2兄弟5姊妹，除娜塔莉亚外都被打成“人民公敌”亲属镇压，母亲同然。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本人1937年5月22日被捕，6月11日深夜或12日凌晨枪毙。早在6月9日（也就是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即宣布了流放玛芙拉·彼得洛芙娜的决定。年近七十的老太太起初在阿斯特拉罕煎熬四年，1941年秋天又改变流放地押赴哈萨克斯坦，但她似乎未能抵达，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下落成谜。

1989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姊妹奥莉嘉·尼古拉耶芙娜上诉检察机关，要求为母亲平反昭雪。但当时缺乏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死亡的任何信息，工作无法进行。

之后一年，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州检察院努力寻找该人踪迹。他们向有可能知晓其下落的政府部门发函询问，但总是返回相似的答案：不知道、没见过、未记录……且公函上的名字常常错讹，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也被混淆，更增加了查询难度。

最终找到了流放途中一直照顾玛芙拉·彼得洛芙娜的“难友”哈娜·佩洛娃。得知：所有从阿斯特拉罕出发的流放者都挤在一艘驳船上，没吃没喝，条件恶劣，临时靠岸才能买一点点面包块。他们花两星期经伏尔加河进入里海，在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下船。随后流放者被塞进有炉子的取暖客车驶向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州，12月抵达切尔卡尔市。但这并非旅程终点，他们又冒着严寒、暴雪骑骆驼在白茫茫的哈萨克草原上艰难跋涉9个小时。

好不容易走到阿克托别州切尔卡尔区集体农庄，玛芙拉·彼得洛芙娜和索菲亚·拉杰克、哈娜·佩洛娃等几名流放者住进一处窑洞，这时候老太太已经快站不住了。大家试图照顾她，可没人受过医护训练。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母亲很快咽气，挖个坑埋在窑洞外。官方文件指出这一天是1941年12月23日，但在场者回忆不同，所以玛芙拉·彼得洛芙娜·图哈切夫斯卡娅的真实死亡日期无法确定。

法院迟至1990年10月才正式认定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死亡的事实。之后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方面遗失许多材料，包括玛芙拉·彼得洛芙娜的监管档案、各种公文、剪报和目击证人笔录。

必须指出的是，阿克纠宾斯克师范学院的同学在寻找过程中做了突出贡献。根纳季·马卡列维奇和年轻同志们研读档案文件、采访村民，一点一滴还原玛芙拉·彼得洛芙娜最后的人生，而且在坟墓上立起一块小小的纪念碑。检察院正是在同学们工作的基础上整合、固定了全部证据。

今人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评价两极分化。事实是：他忠于红军，甚至残酷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1930年代建议改革武装部队、重视航空兵、坦克兵、航空母舰的作用，推动研制多管火箭炮、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雷达等。后来这个人连同几百名苏军将领被贴上“阴谋家”或“间谍”的标签处死，过了二十年又都平反恢复名誉。可家属呢？母亲呢？他们做了什么呢？又遭遇了什么呢？卑鄙的政策难道不是出自扭曲年代的“斯大林主义者”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袷袢战争（或称袷袢起义，1919年3-4月）是俄国内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布尔什维克暴动。范围包括辛比尔斯克省塞兹兰、森吉列耶夫、卡尔孙三个县和萨马拉省斯塔夫罗波尔、梅列克斯县。“袷袢”是当地农民普遍穿着的一种冬季束腰外衣，熟羊皮或厚呢料制成。

起因

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当局的粗暴行为：政治和粮食专政、余粮征集制、劫掠村庄等。1919年初在辛比尔斯克省农村有3500名“粮食支队”工人和1700名征粮军人，他们从中心城市下乡征购粮食，到2月份已经从农民手中夺取三百多万普特谷物。与此同时，政府自1918年12月开始征收“特别税”。农民们纷纷议论：这回注定要饿死了。

过程

1919年3月3日征税特派员进入森吉列耶夫县新杰维奇耶村（约1000户8500人），要求向国家供应粮食和牲畜。因态度粗鲁、蛮横，激起农民强烈不满，逃进教堂敲钟示警，标志着起义正式开始。村民们逮捕了乡执委会成员、共产党员和征税特派员，缴获一部电报机，并解除了一个红军分队（50人）的武装。

3月4日乡执委会改选大会召开。县肃反委员会主任卡济米洛夫和红军指挥员巴甫洛夫带兵进入新杰维奇耶村解救被捕共产党员。然而红军战士纷纷倒戈站到农民一边，卡济米洛夫和巴甫洛夫反成俘虏。结果，卡济米洛夫与副手、巴甫洛夫和前一天被捕的县粮食委员会指导员一并枪决，尸体丢入伏尔加河冰窟窿。卡济米洛夫死前曾遭拳头、铲子、皮鞭等狠狠暴打，原因是他平日行径十分恶劣，喝醉酒动辄勒索肉和奶制品，吃拿卡要毫无顾忌，夜晚喜欢朝天放枪等……群众民愤极大。

农民随即组织自己的指挥部和委员会领导起义。附近不远的乌索利耶村、乌辛斯科耶村和亚戈德诺耶村也于当天加入进来。1919年3月5日前往亚戈德诺耶村平叛的红军分队遭包围缴械，指挥员格林贝格被毙，战士们就地加入农民军。

当辛比尔斯克省和萨马拉省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农民战争之火迅速蔓延。庄稼汉虽然武器不多，只有自制梭镖、草叉、斧头、棍棒之类，以及身上穿的袷袢，却能凭借简陋装备推翻地方布尔什维克政权，挨个村驱逐贫农委员会，消灭契卡分子和共产党员。

起义者从亚戈德诺耶村出发，经过波茨捷普基村、尼科尔斯科耶村、波尔科夫卡村等地，开始进攻斯塔夫罗波尔（今陶里亚蒂市），于3月7日兵不血刃将其占领。他们在这里把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城市指挥官——亚戈德诺耶村民、退役中尉阿列克谢·多里宁和两位助手：贝罗乌索夫、巴斯特留科夫。斯塔夫罗波尔执委会通过自己的《消息报》呼吁全体市民：“公民同志们，快来支持人民政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苏维埃万岁！众人的意志万岁！”起义队伍打算进一步夺取塞兹兰和萨马拉，加入从东面推进的高尔察克军。此时参加袷袢战争的人数已达10-15万。

3月7日在萨马拉，省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和东方面军第4军指挥员伏龙芝倡议成立革命战地指挥部，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们制定了袭击起义中心地区的计划，避免同农民军主力陷入混战，直捣斯塔夫罗波尔，一举消灭起义领导层。

辛比尔斯克指挥部派出了镇压起义部队，主要由“粮食支队”、预备役军人和契卡分子组成。但这些人的力量不足以遏制农民军，反而被击退了几支分队。比如3月8日在乌辛斯科耶村，一支包括110名红军战士和“粮食支队”组成的镇压部队被伏击歼灭。辛比尔斯克指挥部只得调来红军正规部队和马扎尔人、奥地利人组成的“特种任务部队” (ЧОН)。

3月9日在萨马拉，一个红军预备役团杀死政委发动起义。省契卡大队、红军指挥学校学员、工人粮食团、2个炮兵连、1个机枪连前往镇压。起义者没有武器，错失了夺取市内军火库的时机，结果被包围消灭。3月10日“袷袢起义”达到最高峰，遍及整个伏尔加中部地区。同一天，装备机枪、大炮的红军正规部队开始猛攻农民军，起义中心斯塔夫罗波尔受到来自塞兹兰和萨马拉的两路攻击。

农民军组织松散、武器简陋，尽管在每个村庄同红军殊死搏斗，仍挡不住正规军冲击。3月13日红军攻入斯塔夫罗波尔，经过一昼夜巷战，于14日早晨占领全城。除多里宁和残余守军突围逃脱外，起义领导层全部战死。多里宁的助手贝罗乌索夫和巴斯特留科夫被俘枪毙。同一天新杰维奇耶村也被攻破。最后一次大战斗发生在3月17日，一支2000人的农民军试图夺取卡尔孙县城，被辛比尔斯克派出的红军击溃。

结果

随着农民军主力被击败，布尔什维克对起义者村镇的住户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农民被赶进集中营，被枪毙、绞死、淹死，村庄也遭焚毁。斯塔夫罗波尔和新杰维奇耶失守后，农民军残部各自为战，从1919年3月底顽抗到4月初。

米哈伊尔·伏龙芝向列宁汇报自己反农民起义“成果”的报告中写道：“当运动被镇压时，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毙敌1000人。此外，逮捕处决了600余名头目和富农。运动初期消灭我们110人分队的乌辛斯科耶村已经焚为白地。”

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3月21日给列宁和斯大林发电报，指出：“辛比尔斯克省和相邻几个省发生暴乱的原因之一是乡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工作极其糟糕。参加暴乱的大部分人对中央政权是尊重和信任的。必须派苏维埃突击检查团来这里。最好从莫斯科来一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授以全权的权威人士。要对付反革命和利用不满情绪兴风作浪的阴谋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重要代表必须坐镇东方面军特别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主要地点。”

1919年4月6日，当“袷袢战争”基本平息，托洛茨基在萨马拉发表讲话，强调：“伏尔加河地区农民起义是对我们的严厉警告”。

1919年4月契卡工作人员提交捷尔任斯基的报告称：“从财产状况看，暴动村庄里面中农占绝大多数，每个村富农人数平均不超过5-10名”。

1919年5月13日萨马拉市执委会向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指出暴动的两个基本原因是：无视农民的需求进行征收和动员，以及公职人员胡作非为。当地滥权现象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镇压起义期间萨马拉市执委会被迫公开表态，承诺“滥用手中权力的公职人员一律立即送交革命军事法庭”。

尾声

阿列克谢·多里宁逃离斯塔夫罗波尔后，在朋友的庇护下东躲西藏，最终返回老家。他在村里遇见老朋友、红军战士阿列克谢·沙巴诺夫，此人休满假不想归队。于是多里宁就以沙巴诺夫的身份进入红军服役，曾跟邓尼金部队交战。苏波战争时负伤，住院期间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声明，解释了自己是谁、参加“袷袢起义”的原因，并要求赦免。

1920年4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阿列克谢·多里宁进行特赦。有报道称他甚至升任33骑兵师第2旅旅长。内战结束，多里宁归乡，1951年11月5日逝世。1988年6月萨马拉州检察机关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延伸阅读：

1920-1921伊尔库茨克省农民起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绝密
联共（布）中央秘书处
斯大林同志

由于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日渐增多，近来我们针对此类人员进行了效果显著的沉重打击。

1937年8月-11月，逮捕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共计31359人，其中：
都主教和主教……….166
教士……….9116
修道士……….2173
富农阶级教派积极分子……….19904

上述人员判处死刑者……….13671
其中：
主教……….81
教士……….4629
修道士……….934
富农阶级教派积极分子……….7004

特别针对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反苏积极分子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进行了打击。我们的行动措施造成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几乎被彻底消灭，大大削弱了教会的力量，使之出现混乱。

至于残余的个别主教，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我们防止任何人培养、提拔新的主教或都主教。教士和传教士的数量减少了二分之一，应该足以促使教会和教派分子今后分裂瓦解。

然而，并不是所有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和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都采取了恰当的行动镇压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这些措施不力的内务人民委员局包括：加里宁州、奥廖尔州、库尔斯克州、列宁格勒州、伊万诺沃州、莫斯科州等17个州，其境内仍有许多教士、传教士，以及相当数量的教堂在活动。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联盟共有6990座合法教堂、9570名教士和超过2000名传教士。

被捕主教、教士、修士、传教士、富农积极分子和教派分子构成的大型反苏组织和团体，已经被我们大部分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安全机关揭露并肃清。通过分析这些案件的侦查与审讯材料，证明各教派反革命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反苏阵线。

吉洪诺夫派、革新派和格里戈利耶夫派（译注：东正教主要派别）为了恢复教会的统一，招徕人手、建立团伙。对此查明，这些不同派别间原有的界限实际已不复存在，教会领袖和教派分子领袖只是基于策略考虑才在表面上予以支持。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会同西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了“托尔斯泰主义派”、“星期六派”等宗教法西斯反苏组织。组织领导人：著名托尔斯泰主义者霍洛什和布雷金在审讯中供述，他们的主要使命是成立“信徒联盟”，即囊括所有教派团体在内的统一反苏阵线。
托尔斯泰主义组织大肆宣扬失败主义思想，吸收青年成员、唆使他们拒绝到工农红军服役。

古比雪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也肃清了相似性质的反苏组织，系各教派主教和传教士基于共同的反苏事业合谋形成。调查得知，该组织领导者是古比雪夫州革新派都主教维诺格拉多夫和西伯利亚州吉洪诺夫派都主教布利诺夫（日本特务），在古比雪夫、伊尔库斯克、普斯科夫、雅罗斯拉夫尔、奔萨、乌里扬诺夫斯克、塞兹兰等城市设有分支机构。教派分子方面，屡次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刑的传教士列文丹托也是领导人之一。

肃清上述案件的材料指出，神职人员及教派分子反革命活动的滋生，是建立在叛乱、特务破坏和恐怖组织的基础之上。应当注意，大部分被肃清的组织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特征。

巴什基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肃清了一个宗教叛乱组织，为首者是科兹洛夫主教。该科兹洛夫主教身为吉洪诺夫派分子，以成立法西斯主义暴乱组织为基础，招徕、容纳革新派教士和信众。在科兹洛夫的授意下，教士杰格佳廖夫、维泽尔斯基、博戈柳博夫等人成立了500多人的白匪军叛乱队伍。此案共逮捕341人，缴获步枪152支、手枪16支。

奥伦堡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了一个由教士和教派分子构成的叛乱组织，逮捕213人，其中包括4名主教、38名原军队神甫、4名旧军官。搜查缴获步枪、手枪、2千克炸药及诸多君主制书籍。该组织头目瑟乔夫供称，他早在1910年就跟日本情报机关建立联系，受其指示组建叛乱队伍。据瑟乔夫和其他参与者的口供显示，远东、西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流域存在一个教士组成的大型叛乱组织网络。

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九月肃清了以所谓“乌克兰教区长”季亚科夫都主教（德国、波兰特务）为首的吉洪诺夫派教士法西斯组织。按照季亚科夫的指令，组织参与者——神甫林切夫斯基和杰利耶夫在乌克兰的教区成立了法西斯分部，准备在战争爆发时纠集叛乱队伍，并在适龄入伍者中间开展腐化宣传。

乌兹别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揭露并肃清了一个教士-修道士间谍组织，系英国特务、伊朗驻阿什哈巴德领馆员工波塔图耶夫于1936年7月创建。此人将吉洪诺夫派主教希普林和神甫巴格良斯基招入英国情报机关麾下，委派他俩找人从事间谍活动，在大型工业企业培植破坏分子，并在教会中建立反革命小组。

西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由教派分子、福音会成员和浸信会成员构成的法西斯间谍破坏组织。其头目：传教士库赫曼在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各工业部门成立了19个恐怖和叛乱小组。库赫曼与其他传教士计划，当德国进攻苏联之际，以爆炸手段同时摧毁库兹巴斯的全部矿井、冶金厂基础设备及斯大林斯克市和克麦罗沃市的化工厂。该案已逮捕337名积极成员。

库尔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法西斯宗教恐怖组织，逮捕涉案者297人，包括：主教、教士、修士、旧地主等。他们在库尔斯克州17个区建立分部，分部又在教区拥有基层单元。该组织最积极的活动表现为在姆岑斯克、奥廖尔、别尔哥罗德成立教士恐怖作战小组，妄图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发动恐怖袭击。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会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分支广泛的法西斯宗教间谍恐怖组织，即所谓格里戈利耶夫派，逮捕400余名积极成员。该组织头目佐林（盖世太保特务）供称，该组织的宗旨是向成员灌输恐怖主义思想，以怂恿他们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发动恐怖袭击。

教士和教派分子针对新宪法和即将到来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发动了十分猖狂的反苏进攻，目的在于运用合法手段加强教会和宗教主义的地位。许多被我们逮捕的都主教和主教们向信众发出呼吁，号召为教会的政治权利而斗争。一些地下教士和教派分子被揭露并肃清，其中的积极分子在信众中间开展反苏活动，企图耍各种花招安插他们的代表参加选举。同时，教士和传教士积极分子也从事反苏活动，设法败坏候选人的名声，准备在选举期间发动反苏进攻。

沃罗涅日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今年八月在利佩茨克区肃清一个君主主义教会组织。组织头目托波罗夫主教曾询问成员，是否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准备纲领”，企图安插该组织的谢戈廖夫神甫参选。

古比雪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肃清一个教派组织，其成员受维诺格拉多夫主教指使，秘密举行非法集会，决定散布关于某候选人的恶毒谣言，从而达到让自己候选人取而代之的目的。最近他们又在信徒中间进行宣传，号召抵制选举。同时该组织成员还讨论了在选举期间对斯大林同志发动恐怖袭击的问题。

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年十月在基洛沃市肃清一个革新派教士反苏组织，抓获主要头目科瓦申科主教、乔卡诺夫斯基都主教。该组织成员针对即将到来的苏维埃选举开展大量工作，企图推出他们的候选人，并为此在信教群众中间百般宣传。列宁格勒州一个被肃清的反苏宗教组织（逮捕205人）头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主教在审讯时供称，他受斯特拉戈罗德斯基都主教指使，企图利用即将到来的苏维埃工人代表选举，安插自己的教士候选人。

坦波夫州肃清一个以阿连托夫主教为首的教会组织，其目标是“为教会赢得政治自由，争取召集大会、发行宗教书刊、开办神学教育机构等权利”。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侦查材料显示，一些活跃的教士企图在信教群众中间开展宣传，号召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时支持他们的候选人：谢尔吉和维金斯基都主教，此二人分别是吉洪诺夫派和革新派的领袖。
据悉，谢尔吉都主教跟神职人员谈话时也曾鼓励这种反苏活动，并怂恿他们在选举期间采取反苏进攻。特别是，谢尔吉都主教建议把印有反苏漫画的选票投入票箱。

上述材料还指出，一些教士、传教士利用合法活动的教会和所谓“二十人教会”（译注：在苏联注册一个宗教团体的最低法定人数为20人）培养反苏骨干，同时加强创办各种“地下教会”的工作，通过这些组织大肆吸纳持反苏观点的信众。

斯摩棱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今年九月查封、肃清斯摩棱斯克市一所非法修道院。现已查明，斯摩棱斯克市几名教士为达到纠集反苏信徒之目的，秘密成立该非法修道院，在其中安置修士和修女充当代理人。他们传播离间谣言——教士们成功吸引了大批信徒前往修院朝圣——导致周边地区集体农民谎称“做礼拜”脱离集体农庄。在此类案件中，我们面对的是教士和信徒们明确且严重的反革命活动，那些最不可调和的教士甚至部分信众，受到这种神职人员及一些教派分子的挑唆，转入地下，从狂热者中形成新的反苏骨干，并暗中举行宗教仪式。

外国情报机构，尤其意大利和梵蒂冈的秘密间谍，都在密切关注这一进程，甚至煽风点火，试图在东正教狂热者中间培植对天主教会有利的团体。在此基础上，罗马教宗的代表还希望组建秘密修士团，很像天主教的耶稣会和道明会。

伊万诺沃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就肃清了这样一个名为“全俄修士兄弟会”的反苏组织。其头目是著名教会活动家波兹捷耶夫斯基大主教，他身为天主教拥护者，向狂热者灌输天主教思想。此外，波兹捷耶夫斯基还跟东正教会的列莫夫大主教有来往，后者早前被逮捕审讯时供称，他受罗马教廷驻莫斯科秘密使节、法国主教涅维的指使，在东正教教士中间成立耶稣会，传播恐怖主义思想。

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侦查材料显示，生活在莫斯科的法国司铎布朗亦是梵蒂冈秘密代表，在进行情报搜集的同时积极筹建耶稣会，工作对象主要是旧知识分子中间的信教者。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局的多份报告指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进行反宗教工作，并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地方未切实建立战斗无神论者同盟，轻视对群众的反宗教教育，采取放任自流态度。因为这个缘故，近期查封教堂的工作几乎停滞。据同盟称，我们现有7123座闲置教堂未被正式查封，即现存教堂总数的一半多。

这方面做得特别不理想的地区是：
伊万诺沃州——509座闲置而非正式查封的教堂；
列宁格勒州——360座；
沃罗涅日州——325座；
古比雪夫州——389座；
坦波夫州——379座；
高尔基州——237座；
雅罗斯拉夫尔州——322座；
车里雅宾斯克州——205座

地方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干部，以及战斗无神论者同盟，未能利用眼下关闭这么多闲置教堂的好机会——阻力小、速度快，也显然没考虑到，每座这种教堂都是信徒眼里的可乘之机、是教会反革命积极分子煽动挑拨各种反苏表现的借口。教士、修士和教会长老竭力唆使信徒在闲置未正式查封的教堂从事反苏活动。事实上，这种活动近来已经在摩尔多瓦和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出现了。教堂被地方、边疆区和州苏维埃决定关闭后，改造再利用充当公共文化活动场所的情况同样令人遗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10000座原教堂建筑未被再利用或拆除。

追究反宗教工作停顿、混乱的原因，正如我们现在判明，是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民公敌混入战斗无神论者同盟（包括中央委员会）所导致的。被国家安全总局第4处逮捕的战斗无神论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卢卡乔夫斯基在审讯时供认，他在无神论者同盟委员会内建立了托派组织，并遵照德国盖世太保的命令破坏反宗教工作。托派分子为了制造假象、混淆视听，专门在无神论者中间开展反宗教工作，他们的算计是：决不能向信教群众揭穿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为遏制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已经给工作成绩不佳的17个州的内务人民委员局下发了特别指示，要求立即肃清全部教会-教派分子反革命组织。

（儿按：原文出自《1936-1938年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镇压》，В.郝斯托夫、Л.萨缪尔森 著。研读报告内容，可以判断撰写、呈交于1937年11月末 — 12月初）

延伸阅读：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37年8月，列宁格勒聋哑人协会戏剧小组的演员们忙于排练十月革命纪念日献礼节目，剧本基于奥斯特洛夫斯基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当排练如火如荼之际，一群陌生人突然闯入大厅，二话不说逮捕导演。不久这群残障者被指控“参加法西斯组织”，共牵连54人，35人遭刑讯逼供后判处枪决。此事件无疑是“大恐怖”历史中最荒谬的冤案之一。

1920年代，在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大公府邸建立了列宁格勒聋哑人教育之家，很快成为残障人士的文化活动中心，拥有电影院、图书馆、各种青工讲习班与兴趣小组。聋哑导演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塔戈尔-卡利耶利领导的全国第一家聋哑人剧院也在其中。

1937年夏天，塔戈尔-卡利耶利导演突遭便衣抓捕，焦虑的演员们很快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危险。几天后大搜查开始，就连表演用的花剑也被当做非法冷兵器没收。接着演员们被安全部门从家中带走，在内务人民委员局大楼通过手语翻译接受审讯。威逼恐吓之下，列宁格勒“聋哑人案”像雪球般越滚越大，短短数月就逮捕了五十多人。

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其实都是全俄聋哑人协会列宁格勒分会主席埃里克·托季米亚宁告密的牺牲者。埃里克·托季米亚宁是地方名人，曾经为残障群体办了不少实事，直到他听说有聋哑人在火车站和列车上兜售手工明信片。也许他天真地认为这是一种“投机倒把”行为，也许他仅仅因为没从中分得好处，总之，他立即向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ОБХСС)提交举报信，声称明信片可能包含反革命材料。

来自民警部门的ОБХСС局长扬·克劳泽发现可以把这桩案子夸大成政治案件，借以邀功请赏。搜查期间在涉事者亚历山大·斯塔德尼科夫公寓内意外缴获一张印有希特勒形象的小卡片，又发现德国政治移民、德国共产主义者、缝纫车间工人阿尔伯特·布吕姆（聋哑）住在相邻房间。

实际上，那张所谓的“希特勒照片”是阿尔伯特·布吕姆从家乡带来的香烟盒里面的宣传品，斯塔德尼科夫可能是顺手拿走的，也可能是布吕姆赠送或卖给他的。结果阿尔伯特·布吕姆被定性为“盖世太保间谍”，他的朋友都作为同谋逮捕，其中包括雕塑家/市执委会成员托佳明诺夫、夜校老师明茨洛娃、艺术学校摄影员布良采夫，以及企业先进工人、生产负责人、全俄聋哑人运动会获奖者等。他们全部被指控组建了一个跟德国领事馆有直接联系的法西斯恐怖组织，企图对党的领导人发动恐怖袭击。

审讯中，凡不肯老实配合警察的聋哑人均遭酷刑对待，而警方出具的案卷材料根本令人难以置信。例如，笔录显示已发现的阿道夫·希特勒照片竟达1400张！一名37岁残障摄影师尼森鲍姆则“供称”他准备杀害约瑟夫·斯大林。

调查人员急于快速结案，配合审讯的手语翻译十几个小时连轴转，没有午餐休息，被迫目睹殴打辱骂残障者全过程。当他们心理崩溃开始哭泣时，就被威胁如果不合作，将被带进大房间的地下室（译注：枪毙）。

顺便一提，假如此案发生在两年之后，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苏德建立表面友谊的情况下，一切都将完全不同。被捕者很可能训斥吓唬一通了事，最多给予轻微程度的惩罚。但在1937年，按照逮捕并消灭“人民公敌”的现行指令，安全部门不会手下留情。

最终，根据“公正调查”之结论，认为全俄聋哑人协会的“法西斯恐怖分子”在军工厂从事间谍活动，并计划于1936年5月1日、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1937年1月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广场发动恐怖袭击（但未解释上述袭击为何没出现）。特别“三人小组”据此决定对本案34名被告执行死刑，最年轻者22岁，最年长者64岁，其中包括聋协的埃里克·托季米亚宁（多么讽刺）——历史学家А.拉祖莫夫相信调查人员也罗织了这位告密者的“罪状”，甚至他那封举报信就是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是：

А.Г.阿古列耶夫、Я.М.安特尔、Н.А.布良采夫、Н.А.瓦西里耶夫、А.М.瓦西里耶娃、Н.И.温特尔、А.В.维希克耶维奇、А.А.戈洛温娜、Э.М.戈尔丰克利、М.И. 格里戈利耶夫、Н.Я.古尔耶维奇、Н.Г.德沃依诺夫、Н.Л.捷布涅尔、В.Г.多罗茨基、Б.В.热尔科夫斯基、В.И.扎克斯、Г.С.佐洛特尼茨基、Е.И.克鲁舍甫斯卡娅、П.И.库姆耶、Т.В.库尔恰温、В.С.卢岑科、М.С.马尔科维奇、М.С.明茨洛娃、А.В.涅克拉索夫、И.М.尼森鲍姆、А.К.巴甫洛维奇、А.А.彼得罗夫、Е.Ф.波戈尔热利斯卡娅、В.В.列济科、А.С.斯塔德尼科夫、М.С.塔戈尔-卡利耶利、Э.М.托季米亚宁、М.Д.乔索娃、И.И.切尔温斯基，以上人员1937年12月24日处决。另有一名德米特里·巴夫洛维奇·霍林1938年1月处决。

其他19名被告分别判处在卡拉干达和摩尔多瓦劳改营服刑十年，他们是：

萨穆伊尔·坦列耶维奇·阿布拉姆宗、列昂尼德·埃米利耶维奇·博恩、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瓦西里耶夫、彼得·特罗菲莫维奇·维什克维奇、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格沃兹杰夫、马克·约瑟夫维奇·古特金、罗斯季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祖布科夫斯基、奥斯卡·季诺维耶维奇·凯塞尔、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库兹明、弗拉基米尔·阿尔谢尼耶维奇·利亚林、谢尔盖·阿法纳西耶维奇·米丘科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莫洛佐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普希金斯基、瓦西里·伊利伊奇·罗曼诺夫、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罗斯金、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维亚琴科、伊茨霍克·门捷列耶维奇·所罗门诺夫、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斯捷潘诺夫、边齐安·阿克克罗维奇·爱伦堡。

ОБХСС局长扬·克劳泽未能获得他期望的晋升。随着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执掌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3月克劳泽与其下属被立案调查，1940年因工作中的伪造欺诈行为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枪毙，“克劳泽主义”变成骂人话。劳改营服刑者同年获释。冤死者1955年平反昭雪，在埋葬他们遗体的列瓦绍夫斯基墓地，2008年落成一座纪念碑，碑刻手语五指张开，意为“寻求援助”。

走出劳改营的两个聋哑人：萨穆伊尔·阿布拉姆宗和格奥尔基·格沃兹杰夫曾表示，他们从未交代任何“罪行”，却被手枪把击打后脑，看都没看就在口供上签了字。Г.С.佐洛特尼茨基遇害时女儿仅三个月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本文摘自：《苏联检察机关关于反苏煽动和宣传案件的资料汇编·1953年》

И.Ф.奇斯托皮扬（1928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多次前科，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局比尔里克站工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53年3月4日听到斯大林病重的广播公告时，污言秽语咒骂道：“他夺走了我的青春”。（1954年10月6日获释）

И.М.杰尼索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两次前科，在押人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53年3月6日在劳改营理发室得知斯大林死讯时说：“快把政府全都埋了吧”。

С.В.库库什京（1927年生，加里宁铁路局乌多姆利亚站工人）于1953年2月8日在车站小吃部醉酒后，污言秽语咒骂斯大林。（1954年6月9日获平反）

М.Д.伊万尼科夫（1891年生，一年级学历，两次前科，抽水站工人，卡巴尔达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普罗赫拉德内市）于1951-1953年间多次发表言论，称：革命前的生活更好，斯大林“企图灭绝人民，他跟希特勒有个协议”，斯大林撵走了真正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才是正牌领袖和伟大演说家；“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占据政府高位，俄罗斯人受穷挨饿”，“报纸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革命，纯属谎话【……】人家知道苏联工人生活艰难”。此人将苏联共产党称作“资本主义党”，曾说笑话：“手术过程中忘了给一个人装脑子，医生说这人就没脑子，因为他有党证”。斯大林逝世当天又对女人说：“蠢货，自己摔晕了【……】领袖【……】净折磨人，跟着他没好日子过”。（1954年12月22日获减刑）

П.Е.舍斯塔科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初中学历，参战军人，集体农庄庄员，库尔干州尤尔加梅斯基区农机站机械员）于1953年1月26日单位开会时，醉酒状态下抨击税收政策和地方政权，辱骂共产党员和集体农庄。（1955年1月27日获减刑，1988年12月22日获平反）

Ф.И.佳普金（1902年生，俄罗斯人，二年级学历，锅炉工人，阿穆尔州）于1953年3月4日在茶馆对斯大林的病因发表了污秽不堪的猜测。（1954年11月26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Ю.П.格拉西莫夫（193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残疾（断腿）无业，新西伯利亚州巴拉宾斯克市）于1953年2月18日在两张纸上书写呼吁用原子弹消灭共产党人的标语，又画了美国国旗和原子弹图案，打算投入票箱，但在1953年2月22日喝醉后被捕，两张纸被缴获。

Н.Г.切尔内赫（192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无固定职业）于1953年2月19日无票搭乘罗斯托夫-莫斯科火车，拒付罚款，又发表言论称：“很快就会打仗啦，我们要把你们都杀光，一枪一个。我见得多了——苏联99%的人是骗子和小偷，只有1%老实人”，同时辱骂集体农庄。

И.Э.达维坚科（1922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未完成，函授大学生，伤残军人，领取抚恤金，高尔基市）于1948-1952年间在熟人家和大学生中间多次发表反苏宣传，描述他被资本主义国家俘虏期间的生活水平，称苏联红十字会不救助战俘，新闻报道中关于对待战俘的态度问题是错误的，又说“希特勒的很多行为是为了德国人民”，一旦和美国开战“苏联人民不会跟着共产党走，苏联必败”。（1954年4月10日获减刑，1961年12月29日获平反）

К.В.阿维里亚诺娃（1899年生，退休，基辅州）于1953年1月在公寓内谈论关于逮捕医生的新闻报道时（译注：即“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编造谣言诽谤个别领导人”，并说反苏笑话。

А.И.古希科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小吃店经理，现居莫斯科州沃斯克列先斯克市）于1953年3月4日醉酒后走进戈鲁特温站小吃店，见柜台上芥末罐敞开着，对工作人员说：“斯大林快完蛋了，你们想把我也熏死啊”（或：“斯大林躺在那儿快不行了，你们也想让我倒下啊”）（1954年7月14日获减刑，1989年2月24日获平反）

В.И.奥谢特洛夫（1909年生，俄罗斯人，共产党员，农技专家，库尔干州）从1949年起多次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说“如果俄罗斯人掌权，我们肯定不像现在这样衣衫褴褛，会过得很好”；邻居们问他为什么不骑马选择走路，他回答：“如今的人背负枷锁为奴，所以步行。”（1954年12月11日案件补充侦查）

Г.С.博鲁波亚尔采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文化水平低，伤残军人，集体农庄庄员，基洛夫州图扎区）于1946-1952年间屡次诋毁“领导人之一”，又辱骂共产党员，称他们是骗子、蠢材，威胁要惩治他们。（1953年12月29日获减刑）

B.C.库里岑（1922年生，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在南乌拉尔铁路一线活动）于1953年4月11日在火车上耍流氓，争吵时口吐污言秽语，称其绝不承认苏联政府。（1955年4月20日案件重审）

В.К.科斯特加洛夫（1913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46-1947年在熟人中间发表反苏宣传”。

И.В.沙罗诺夫（1904年生，1927年因传播托洛茨基书籍开除党籍，两次前科，参战军人，钳工，加里宁州）1953年2月25日在小吃店咒骂科学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国家奠基人。（1955年3月5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А.М.别洛乌索夫（1906年生，俄罗斯人，有前科，冶金厂技工，斯维尔德洛夫州阿拉帕耶夫斯克市）1953年3月7日车间工人向他汇报：值此斯大林逝世之际，将提高产量并修复损坏的压缩机，他回应说：“他要是早点儿死，那么压缩机早就修好了”。

B.C.拉扎列夫（191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共产党员，南乌拉尔铁路局希纳尔站副站长）、В.П.佩尔菲利耶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火车站过磅员）此二人于1952-1953年间长期收听、散布“美国之音”广播内容。（1954年10月20日获减刑）

М.А.舍洛诺夫（189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高尔基市“斯大林”厂工人）于1952-1953年间抨击苏联生活条件，称：“集体农庄的粮食都被政府抢光了”、“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结果缺衣少穿”、“以前的农民自己挣钱自己花，现在的集体农庄庄员就连劳动日报酬也领不到，如果农庄主席拿出公款发给农民——他就倒霉了”、“要是列宁活着，咱的日子肯定不一样”，并曾辱骂颁布审判工人旷工法令的尼古拉·什维尔尼克（译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5年3月8日获减刑，1963年5月22日获平反）

Ф.Н.潘菲洛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财务部门监察员）于1948-1953年间在谈话中批评苏联领导人、苏联民主制度和集体农庄，声称边境地区的生活比国内好之类，并收听、散布“美国之音”广播内容。1953年3月5日在莫斯科市“库尔斯克”车站对同事表示：“宝座不会空置”，可能已经有候补人选了，说不定比斯大林更坏。

А.В.彼得罗娃（1918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1941年生活在被占领土，1943年被掳至德国做劳工直到1945年4月被美军解放，无业，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曾对熟人表示德国地主生活富足，又描述自己在德国劳作期间的生存条件，称美军对德国境内的苏联公民态度十分友善。

С.П.布吉诺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细木工，莫斯科州柳别尔齐市）于1953年3月9日哀悼大会过后表示：“只要给我200克伏特加，我就祈祷死去的领袖安息”，并散播关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笑话。（1955年7月9日获减刑）
（译注：此言暗指战争期间发给官兵的“人民委员100克”伏特加，意思是让他为斯大林祷告需要双倍）

И.Н.梁赞采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战争英雄，泥水匠，莫斯科市）于1949-1953年间宣称人民当前生活艰难，赞颂革命前俄罗斯的生活条件。指定律师在辩护书中指出证人证言有误：“梁赞采夫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买伏特加，现在伏特加很贵，哪有战前便宜。因此，证人误以为他说的1941年之前生活情况是革命前俄罗斯的生活情况，这明显不符合事实”。（1954年4月17日获平反）

Л.А.扎哈连科娃（1929年生，俄罗斯人，马格尼托尔斯克-锡拜铁路局养路工，车里亚宾斯克州）于1953年3月4日得知斯大林病重消息时说：“去死吧，让他死，他在那边儿有的是地方”。3月8日、9日又说：“他死了，他就该【……】他允诺过战后的好生活，可他给了我们什么。德国人统治的时候倒比现在好，什么都不缺。集体农庄的人日子苦啊，粮食几乎都交公了，农民吃不饱只有挨饿。”

Ф.Г.斯捷潘诺夫（1899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战争英雄，共产党预备党员，缝纫店会计，利沃夫市）于斯大林病重当天表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学者写的，斯大林挂名而已，如果他死了，没什么好悲伤的。“他死不死跟我没关系，反正我又不会涨工资”、“等你我将来死了，不会有个教授在我们头顶走来走去”。又声称资产阶级国家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远超苏联、斯大林死后很多人将失宠，比如朱可夫元帅、为什么尼古拉二世退位被杀，因为斯大林要他死……之类言论。

М.А.伊万诺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和固定住址，扎波罗热市）于1953年2月22日在扎波罗热第2火车站酒后辱骂斯大林和苏联政府。（1954年9月22日获减刑，1989年5月16日获平反）

Н.Д.恰什京（1904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有前科，参战军人，曾被俘，工厂钳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1952年夏秋季醉酒后辱骂“领导人之一”（事后查明类似情况不是第一次）。（1954年4月24日重审，1954年7月24日案件撤销）

А.З.布鲁斯科夫（1914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装卸工，萨哈林州亚历山德罗夫区）于1953年3月6日醉酒后听同事说斯大林逝世，称：“那又怎样”，接着表示：因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就爱重用格鲁吉亚人，而马林科夫是俄罗斯人。同事反驳说斯大林给了我们美好生活，布鲁斯科夫回答马林科夫也可以，甚至比斯大林干得更好。

Е.Г.卡缅科娃（191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1941-1944年生活在被占领土，1946年从德国遣返回国，无固定工作，斯摩棱斯克市）称赞在德国的生活，“诋毁苏联军人尊严”，批评党和政府领导人，抨击苏联生活条件。

С.В.瓦西里耶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铁路养路工，摩尔曼斯克州）于1953年3月6日早晨在组长家听说斯大林死讯时，脱帽掷地称：“领袖死了，现在大家都自由了，集体农庄解散、土地分给农民”。白天上班时又说：“你想想，亲爹死了，面包又不会因此更便宜”。3月9日斯大林葬礼当天五分钟默哀时，当所有人起身脱帽，瓦西里耶夫扯帽遮脸，讲笑话逗引身边女青年。（1954年9月18日获减刑）

И.В.马祖罗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文化水平低，曾在武装警卫队服役，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于1953年3月7日“允许”针对斯大林的“反苏攻击”。（1953年12月30日获减刑）

В.А.斯梅尔科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出身神甫家庭，工人，残疾人，有前科，高尔基州巴甫洛沃市）于1953年2月5日在小吃店醉酒后与人争吵，声称共产党人统统是寄生虫和鹰犬、劫掠人民，并污言秽语咒骂斯大林。

Н.И.索科夫（1913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电工，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区）于1953年3月5日在波多利斯克茶馆醉酒后发表言论，“表达了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创建者之一的反苏敌视态度”。（1955年3月24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П.Д.马尼科夫（1911年生，初级教育水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于1953年3月6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铁路局纳杰日金斯克站醉酒后说：“我们需要列宁，我为他感到惋惜，斯大林用不着【……】有十个人可以接他的班”，并破口大骂。（1954年6月2日获释）

Б.Н.布舒耶夫（1911年生，中学学历，药品管理局监察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1953年3月7日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捕，他在派出所解释称：听说斯大林已死，心里高兴，所以喝多了。（1954年6月2日平反）

В.А.谢尔宾（192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获勋，林业局工人，莫斯科州）1952年11月16日因流氓行为被带到派出所，期间破口大骂，声称斯大林“在全苏联盖满劳改营，想把这里变成另一个国家……我们需要私有制，而非劳改营”。（1955年5月26日获释）

Д.А.契若夫（191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1952年曾因持有武器受审，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于1952年4月因“抢劫商店”和“持有武器”两项指控拘押期间，抨击苏联现实、诋毁政府的刑罚政策、辱骂共产党员，说他们是“特洛伊库洛夫的狗”，又声称自己的案子是冤假错案（抢劫商店指控已终结）。

М.Н.顿斯基赫（1930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滨海边疆区）于1953年6日、8日两次醉酒后谈论斯大林之死，称“死了就让他见鬼去吧”，并说他不承认全国哀悼日。

П.В.沙特科夫（1902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厂搬运工，加里宁州卡利亚津市）于1949-1953年间多次抨击苏维埃政权、苏联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声称：报纸谎话连篇、“国家从集体农庄低价收粮、高价卖粮”、人民生活困苦、共产党员是下流东西……等。（1961年2月5日获平反）

А.П.谢苗诺夫（192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有流氓前科，无业，无户口，图拉州晓基诺市）于1953年3月4日早晨说：一个人靠工资没法活着，不偷不行。另据证人证言称：“1953年3月4日早晨，我走去法律咨询处，从广播里得知了领袖病重的官方消息。之后我到火车站，跟坐在前面的一位公民谈起我们正经历的悲痛——即领袖生病。我问：‘这位公民，你听说苏联人民领袖生病了吗？’坐我前面的那位公民，如我现在所知，姓谢苗诺夫的，愤恨地回答：‘那可好，他（指名道姓）死了最好’，接着大笑起来。我听了这卑鄙的话，骂谢苗诺夫是下流无赖。而他在对我们的领袖进行人身攻击之前，先做了个宗教手势，也就是胸口画十字。”

Н.И.扎伊采夫（1901年生，高等教育未完成，无业，高尔基州巴拉赫纳市）于1953年3月6日在市场小吃店喝醉，在街头和派出所咒骂斯大林。（1955年2月22日获减刑，1961年5月24日获平反）

А.И.马卡洛夫斯基（1888年生，俄罗斯人，宗教学校毕业，神学院教研室主任，列宁格勒州）于1919-1939年爱沙尼亚生活期间撰写书籍著作，在书中“曲解1917年十月革命精神”，1951-1952年批评苏联政府。1952年德国宗教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期间，马卡洛夫斯基劝同事少跟他们接触，因为苏联驻柏林代表曾对人家说我们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聊起来就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1953年11月11日获减刑）

Л.П.阿肯季耶夫（1908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有前科，1958年因“欺骗组织”被开除党籍，阿拉木图市）于1951年抨击集体农庄，声称集体农庄庄员生活贫困，并称赞美国和法西斯德国生活水平。使用伪造文件逃税。

Д.Т.奥维奇金（1909年生，残疾人，梁赞州米哈伊洛夫区）抨击集体农庄，威胁积极分子，称他们的权力“来自敌基督者”。（1970年11月16日获平反）

А.А.科斯特罗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厂工人，高尔基州博戈罗茨克市）于1948年-1952年间抨击集体农庄，称：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干得多挣得少，民脂民膏都被榨干了支援朝鲜、中国。1948年地方上“准备在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雕像附近安装电线杆和照明设备，科斯特罗夫却说：不用安电线杆，往雕像手里装个绝缘器，再拧上灯泡就行了”。（1989年4月26日获平反）

А.И.科兹洛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两次前科——包括托派分子，1935年之前是共产党员，现为集体农庄养蜂人，坦波夫州）于1947-1952年间批评苏联生活条件，声称皇帝统治时期更幸福，报纸上谎话连篇，并“表态反对保卫世界和平运动”。（1955年1月2日获减刑，1962年7月11日获平反）

Б.И.卡列林（1925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残疾人，无业，滨海边疆区阿尔谢尼耶夫市）于1952-1953年“在公共场所和熟人中间利用宗教偏见进行反苏宣传”。（1959年5月28日获减刑）

Н.С.邦达列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电工，加里宁格勒市）于1953年1月7日醉酒后进入地方电网办公室，开始骂人、耍流氓，砸碎玻璃和整流器，企图殴打女党委书记，大喊：党吸干劳动人民的血，应该解散。（1955年2月17日平反，不再适用刑法58条）
（儿按：可见当初针对的不是毁坏财物行为，直接定性为“反苏”，最高可判死刑）

С.И.波波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工厂钳工，莫斯科州柳别尔齐市）于1953年3月4日在厂里“容许对一位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反革命攻击，同时表示希望他早死”：“他若死了，适得其所”。（1954年8月4日获减刑，1989年2月24日获平反）

Д.В.马利科夫（1907年生，文化程度低，曾被掳到德国，现为工厂工人，列宁格勒州）于1945-1952年在工友中间介绍美国科技优越性，预言苏美大战美国必胜，“并讲述自己在德国的生活，说那边的猪过的比苏联工人、农民好”。

В.И.马尔特申（1918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水平，医院院长，库尔干州）于1952年11月6日醉酒进入俱乐部出席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在报告期间大喊：“胡扯”、“撒谎”、“假的”，又声称我们永远无法建成共产主义……等。

Ф.Г.索科洛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有前科，伯朝拉铁路局司机）于1943-1944年间表示：在苏联哪都没有真理，哪都没有生活目标，“战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因为盟军会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统统拿走，我国政府不敢拒绝【……】 我们对残疾人的所谓帮助只是一纸空文，他们在挨饿，政府只关心自己，不顾工人”，“我军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政府允许在教堂祷告，因此上帝保佑”。又于1951年底-1952年夏天声称：“报纸上写的美军在朝鲜的暴行并不准确，因为美国人批评我们，我们就反过来骂他们”，收音机里谎话连篇，“如果我军打不赢下一场战争，那么苏维埃政权就不可能也不必要存在了【……】 世界上根本没有列宁，他只是个传说”，“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建筑工地，让那些囚犯为了吃饱饭天天垒砖砌墙，确实很合算”；并认为外国原子弹比苏联的更强……等。（1954年12月22日获减刑）

М.Т.叶利谢耶娃（1920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共产党员，教师，安集延州）于1950-1952年间批评苏联电影的缺点，认为设计人员工资过低，并对其丈夫做出过不实谴责。又于1952年写信给狱中的丈夫，涉及反苏内容。（1954年12月18日获减刑）

В.Н.布尔玛京（1907年，俄罗斯人，中学学历，秋明火车站工人）于1952-1953年间对美国和苏联的工人生活水平与科技发展程度进行过多次评判，又于1953年3月听广播得知斯大林死讯后，对车站女工说：“别哭啦，亲爱的，他喝我们血够多了”。（1956年3月16日获平反）

А.С.伊格纳季耶夫（1914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司机，哈巴罗夫斯克市）于1953年2月23日在熟人家醉酒后咒骂苏联政府、苏联宪法和斯大林，说：“我为祖国干杯，但不为斯大林干杯”……等。（1955年2月23日获减刑）

Р.А.列斯科夫（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农机站拖拉机手）、Д.К.维克多罗夫（1932年生，俄罗斯人，共青团员，中学学历，有前科，农机站拖拉机手）、Я.П.兹维尔戈金什（1924年生，拉脱维亚人，中学学历，建筑修理工，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里夫斯基区），此三人于1953年2月15日醉酒后进入区委员会选举大会现场，高声吵嚷、撕扯报告、口吐污言秽语，诋毁苏联选举制度。

Г.Е.洛博达（1898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水平，水利部门总工程师，南哈萨克斯坦州奇姆肯特市）于1949-1951年间抨击货币改革、集体农庄、苏联报刊，声称苏联电影不能反映社会现实……等。（1956年11月17日获平反）

Г.А.米申科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集体农庄庄员，大卢基州）于1953年3月9日集体农庄哀悼大会上，致辞感谢斯大林带领人民走上康庄大道时说：米申科夫（他本人）家里一头牛都没有了。（1954年12月10日获平反）

П.М.季布罗夫（1907年生，中等技术教育水平，哈尔科夫站车辆段主任）于1953年1月31日夜晚醉酒进入车辆段女子宿舍，见墙上悬挂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肖像，遂指着斯维尔德洛夫肖像问：“你怎么还有这个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的像？”当场扯下撕碎，扔到地上。（1953年6月6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М.Ф.普罗科波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集体农庄庄员，卡卢加州）于1953年3月6日在米丘林斯克—斯摩棱斯克列车车厢内酒后吵嚷，污言秽语表达对斯大林逝世的喜悦心情。

К.И.季马科夫（1909年生，俄罗斯人，缝纫厂工人，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于1953年2月20日醉酒后咒骂斯大林和苏联选举制度。

М.Н.切钦（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南乌拉尔铁路局机务段司炉）于1952年多次咒骂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宪法。

Н.С.林切夫斯卡娅（192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在押人员，克麦罗沃州）于1953年1月-2月多次在劳改营内散发传单，呼吁推翻苏维埃政权。（1955年1月1日获平反）

С.Г.楚特琴科（192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国营农场汽修工，莫斯科州科罗缅斯基区）于1953年2月15日在沃斯克列先斯克—科洛姆纳列车上酒后耍流氓，与查票的列车员厮打，并破口大骂，称：“斯大林出卖俄罗斯人、憎恨俄罗斯人，只喜欢重视格鲁吉亚人”。（1955年2月5日获减刑，1988年12月23日获平反）

В.И.戈洛文（190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有前科，在押人员，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51-1952年在劳改营咒骂苏联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赞扬美国，声称美国肯定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击败苏联。

М.Д.萨普诺夫（1929年生，俄罗斯人，共青团员，小学学历，油井工人，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53年3月4日听广播得知斯大林重病的消息，在场一位女同事哭了起来，萨普诺夫嘲笑说：“好嘛，他病了，该找别人接班了”。又对另一位同事说：“这下可好，他要是咽气，咱们也没法活了”。（1954年4月3日案件重审）

К.З.巴甫洛夫（1904年生，乌德穆尔特人，集体农庄马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批评集体农庄生活条件，称农民辛苦种地，留不下多少粮食，甚至不够吃的，一切都给了工人，农民啥也没有。

М.Г.阿尼欣娜（193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集体农庄女庄员，莫斯科州马林斯基区）于1952-1953年给当地报纸《前进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寄去十封匿名信，内含关于党和政府领导人、集体农庄生活的四句头民谣，并曾在同村女人中间表演这些民谣。（1954年12月18日获减刑）

И.В.米申（1899年生，俄罗斯人，切尔诺夫策州）抨击集体农庄制度，传播小道消息，称“美国人快来啦，他们要把共产党员关起来吊死”。

А.Г.基尔祖诺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画家，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和固定住址）于1953年3月6日在苏呼米市小吃店醉酒后宣称：“格鲁吉亚皇帝死了，还会有俄罗斯皇帝，到时候亮出来给你们瞧瞧”。
（译注：苏呼米是格鲁吉亚港口城市）

А.К.拉索欣（1927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火车修理工，南乌拉尔铁路局喀拉塔雷站）于1953年3月4日在列车锅炉房和工人谈论斯大林病重，称：“他死了就少一个格鲁吉亚人，美国人会高兴的”，并污言秽语咒骂。

С.С.塔拉卡诺夫（1930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内务部劳改营管理局射手）于1953年2月10日醉酒后耍流氓，“诋毁苏联制度，表露失败主义情绪”。（1956年8月17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Н.П.罗舒普金（1929年生，俄罗斯人，轮船辅助工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米努辛斯克市）于1953年3月14日醉酒后跟客人谈论斯大林葬礼，说：“这人死了就该下地狱，他活了73年，我们活都活不下去，那些人尸位素餐吃得肠肥脑满，我们为了挣100卢布没日没夜连轴转【……】苏维埃政权不是他们创造的，是我们”。（1962年10月17日获平反）

Л.А.叶菲莫夫（1905年生，俄罗斯人，铁路扳道工，敖德萨市）于1951年给斯大林写匿名信，称：“你个犹太人的狗腿子，你让鲜血洒满乌克兰！但现在时候到了，乌克兰人民的血泪，那些被你驱逐到西伯利亚的乌克兰人的血泪都要降在你头上。乌克兰在哭泣，但那是时代的呐喊，时候到了，乌克兰必将再次胜利，开始自由贸易和自由劳动的新时代，摆脱你套在俄罗斯人脖上的枷锁，这一刻近了，德国人会来取你【……】的头，到那时小心点吧，犹太走狗斯大林。美国人会来取你的头，你会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颗原子弹将会落到你头上，落到你们一小撮犹太人占据的克里姆林宫。（落款）预言家”

М.Т.丹尼尔金（1914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参战军人，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莫洛托夫州）于1950-1953年间撰写了一系列文学著作和剧本，包括《文豪的视线》、《与斯大林对话》、《论人类的伟大》等。1951年在《深藏内心的想法》中他写道：“我经常思考穆索尔斯基和他的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本质，我发现许多事情现在听起来比当时更响亮。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诡异，圣愚的哭声中夹杂着含混的呻吟。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不幸在于：权力傲慢妄为，人民悲泣哀号，忍到忍无可忍，忽然爆发，如烈火般毁灭世间一切，甚至那些不该被毁灭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

自古以来，毒剂一直是各国秘密机构必不可少的武器。苏联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一度遥遥领先，但他们开发的各种杀人手段如今却饱受争议。

奇毒先驱

拉夫连季·贝利亚1938年开始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随即展开大规模整顿改革，要求属下安全人员侦办“人民公敌”和“间谍”等案件时更加细致、巧妙。历史学家注意到，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喜欢谋定而后动，事前充分考虑后果及影响，讨厌粗放的工作作风。所以新上任的贝利亚并不追随两位前任：亨利希·雅戈达和尼古拉·叶若夫的脚步，几乎彻底改变了整个国安系统。

但必须指出，正是雅戈达首先意识到秘密实验室制造的武器对国安机关打击国内外敌人至关重要。为此，1935年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毒理学秘密实验室迎来了新主任：格里戈里·梅拉诺夫斯基。此人的身份和工作地点、工作内容高度保密，其程度大概仅次于顶头上司贝利亚，

人体实验

早在1920年代苏联成立之初，国内就有专项研究化学毒药和生物毒素的部门，但直到30年代才开始真正受重视。贝利亚视察研究所及实验室后，梅拉诺夫斯基的官运骤然亨通，荣升国家安全上校、医学博士，按照贝利亚的指示领导改造位于卢比扬卡后面瓦尔索诺维耶夫斯基巷的毒理学实验室（官方文件称“X实验室”），将之划分成多个部门，并加装现代化空气过滤系统。

实验室各部门独立运作、互不相通，使工作人员面临的危险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梅拉诺夫斯基和同事们依然谨小慎微，毕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无法被尸检发现的各种毒药毒素。国安机构对此类杀人见效快且不留痕迹证据的物质深感兴趣。

理论研究成果必须通过实践检验，于是，审结的死刑犯被定期带到实验室特别拘留所，这些人多为累犯、惯犯，研究人员并不知晓他们的确切身份。

超级毒剂

梅拉诺夫斯基团队曾长时间研究河豚毒素——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物质。蓖麻毒素来源于植物，经过研究取得重大成功，可以悄无声息杀死房间内的人，梅拉诺夫斯基主张用气雾剂的形式投放。

然而多年来最主要的难题一直没能解决——他们研制的各种毒物都不可避免地在尸检时被检出。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实验室终于合成出一种新型化学毒药——К-2。

К-2的具体分子式至今不详，只知道属于胆碱类物质，进入人体后易被吸收，作用于肌肉和内脏器官神经末梢，导致窒息和血管堵塞。受试者通常会在10~15分钟内死亡。

这种新型毒药曾以特殊形式进行验证：受试者死亡后，该名生前无任何基础病的中年男子被运往“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诊医学研究所”。值班大夫当然不明内情，一番尸检后做出明确结论：“死于心脏病发作”。

此外，毒理学实验室不仅秘密制造强效毒药，还负责开发投放毒药的特种装置，例如拐杖枪、手持喷雾器、浸透毒药的枕头和被子、微型弹丸、超细针头等，用于充实特务人员的武器库。据信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和亚历山大·舒姆斯基、乌克兰大主教西奥多·罗穆扎、美籍“双面间谍”以赛亚·欧金斯、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马尔可夫等人都是被梅拉诺夫斯基团队的“发明”干掉的。

另一方面，科学家长期从事这种研究，心理不可能不受负面影响。实验室员工患上抑郁症、精神错乱甚至企图自杀的事情屡见不鲜。

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梅拉诺夫斯基团队的工作不仅没中止，反而加快了步伐。1942年对某个死刑犯做试验的过程中意外减少了蓖麻毒素剂量，结果发现这种毒性蛋白质可以作用于中枢神经，起到“吐真剂”的效果。梅拉诺夫斯基立即将此意外发现上报，并迅速获批开展进一步研究。尽管目前尚无此“吐真剂”的详细信息，但可以肯定最晚1944年已经获得了这种基于蓖麻毒素的试验性制剂，而且有国安官员申请用于“执行公务”。

纳粹德国投降第三年，梅拉诺夫斯基团队威力最大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是一种剧毒气溶胶，也是第一种可以填入弹头发射的生物活性毒素。它在战略上的意义不输原子弹，由拉夫连季·贝利亚亲自监督。历史学家发现相关实验材料依然保密，分别收藏于多个部门的档案室内。

获罪获刑

1951年格里戈里·梅拉诺夫斯基及实验室四位主要毒理学家：爱丁顿、莱赫曼、斯维尔德洛夫和马图索夫突然被捕，指控他们非法持有毒药、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篡夺政权并谋害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国家最高领导层。

历史学家至今仍在讨论逮捕他们的真实原因。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贝利亚应该对此负责，因为他企图成为唯一的国家领袖。但这种观点属于一面之词，并无坚实凭据，何况斯大林也不会对贝利亚的举动茫然无知。另一种说法认为系卷入“维克多·阿巴库莫夫案”，而维克多·阿巴库莫夫则是因“医生案”被捕。

秘密审判期间格奥尔基·梅拉诺夫斯基表示他遵照“领导层”指示办事，但无法提供授权使用毒剂进行暗杀的任何书面命令。高级国安官员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曾多次亲自参与消灭人民公敌、间谍和其他危险分子的行动，他在审判中作证称梅拉诺夫斯基及其“制剂”至迟自1937年就被用于特种业务。

考虑到毒理学实验室的拨款水平和机密程度，以及二十年里监督、保护这所距离卢比扬卡仅五分钟路程的实验室的人的姓名和职务，审判在特殊地点进行，至今无法找到文字记录。苏多普拉托夫的证词来自其回忆录。

1953年2月格奥尔基·梅拉诺夫斯基因“非法持有毒药”和“滥用职权”罪名判处十年徒刑，他在监狱反复上诉要求平反。1961年12月刑满释放后他继续喊冤，导致二次被捕，1962年初重获自由，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联盟共和国首都。于是他移居马哈奇卡拉，到某研究所任职，1964年被发现在寓所床上暴毙，时年65岁。尸检显示死因系心脏骤停，“体内未发现有毒物质”。

无法核实总共多少人成为梅拉诺夫斯基团队实验的牺牲品。专家们的数字各不相同，有人说数十条生命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下毒杀害，另一些人则坚称梅拉诺夫斯基毒杀了数百人，包括几名偶然途径实验室而被拘留的路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