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苏联历史，似乎没有哪个族群像罗姆人（吉普赛人/茨冈人）这样与苏维埃体制格格不入。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不关心政治和阶级成分。当局曾视他们为“异己”，千方百计斗争他们。

“吉普赛人/茨冈人”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多个族群的统称。他们自称“罗姆”，一种观点认为该词源自古代印度-雅利安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罗马”（拜占庭）之意。这些人热爱自由，倾向流浪生活，音乐和舞蹈热情奔放。表面看起来他们喜欢交流，有着开放的心灵，但实际并非如此。

罗姆人不接纳外族人进入自己生活圈子，长久以来保持种姓观念，自己人是“罗姆”，其他人全是“嘎缴”。

罗姆人没有书面历史，共同记忆口口相传。他们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屡屡遭到歧视、迫害，却不愿过多宣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比如纳粹德国对他们的大屠杀，以及苏联政府强迫他们改变生活方式的斗争。

人口普查很难得出苏联境内罗姆人的准确数字，因为很长时间不给他们发放身份证件，流浪生活方式也不利于进行统计。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登记罗姆人约6.1万，由于不信任政府代表，他们或躲藏、或冒充其他民族人士，所以实际人数应该更多。到了1937年该数字仅为二千，这种骤减显然不会仅仅是由于居无定所造成的，肯定还有其他因素，比如集体化。

必须指出，十月革命是对原俄帝国境内各阶层罗姆人的严峻考验。首先遭受新政权铁拳的是少数富裕罗姆人：商人、房主和地主。固有思维方式不允许他们公开反抗，罗姆人珍视生命胜过一切财产，所以这些一无所有的定居罗姆人不得不“回归旧道”，重新流浪。

此外，“资本家”、“富农”和“统治阶级”的消失造成以提供服务为业的普通罗姆人失去主要客户群。餐厅纷纷关门，大家没钱也没心情唱歌、跳舞、看戏、算命，亦不再购买罗姆人生产的种种商品。

苏联政府下大力气“同化”罗姆人，夺走马匹和家产，但收效甚微，这些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罗姆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强迫他们接受新制度的一大障碍，即使那些参加红军或共青团的罗姆人依然会在家里保留“红色角落”，按自己的习俗洗礼、嫁娶。

苏联政府印刷罗姆语宣传册，告诉罗姆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他们不愿也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一分子，于是镇压从天而降。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政府曾将罗姆人视为盟友，误以为他们的贫穷和“流浪集体主义”是一种阶级亲近的象征。而实际上罗姆人群体基本不问政治，他们不接受把人划分成不同阶级，更不用说军事独裁了。布尔什维克错误假设罗姆人普遍“贫穷”必然憎恨“富人”，却没看到正是由于富人的存在罗姆人才能够生活。而且罗姆人十分推崇贸易，并不相信从事商贸的人比从事生产的人低贱。

当苏联政府意识到无法真正同化罗姆人，立即把他们打入“不可信行列”。1932年苏联推行国内护照，有户口、有护照的人才可以领取食品配给证。城市被分为“开放”和“保密”两种，后者不允许罗姆人居住。同时开展抓捕、驱逐罗姆人的特别行动，仅1933年6月23日-7月3日就抓获、流放5470名。

此类围捕行动遍及苏联各地，大批罗姆人被押送到诺里尔斯克、乌赫塔、鄂毕河畔和泰加森林的寒冷定居点。胆敢逃跑的人（为数不少）判处劳改营服刑。

苏联当局不仅以政治罪名指控罗姆人，还指控他们进行非法外币交易，有些甚至到了荒唐的程度。1934年列宁格勒市逮捕一个科特里亚雷罗姆人锡匠，他把自己全部积蓄换成了黄金首饰。除照例指控他“反革命”、“间谍活动”外，还硬说他私购外币，依据是此人用外国硬币制作项链。最后该锡匠被判刑十年、没收全部财产。

但倒霉的不光他一个，大城市里面整个锡匠行业都被抓。锻冶对罗姆人来说乃是传统行当，对苏联政府来说则是操纵贵金属。而且罗姆人素来有把收入兑换成各国金币的习惯。此类“罪犯”不仅有判重刑的，甚至有枪决的。

战争年代，纳粹军队在苏联被占领土大肆屠杀犹太人、罗姆人，有研究认为至少三万罗姆人遇难。许多罗姆人被苏联红军和敌后游击队拯救。1956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定居法令对苏联罗姆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文件全称《关于从事流浪的茨冈人参加劳动》。它的意义在于国家层面第一次称呼罗姆人为“茨冈人”，视他们为“社会寄生虫”，更有可能针对其民族特征进行迫害。文件规定：拒绝定居的罗姆人最高可判五年。

地方政府继续满街搜捕罗姆人，指控他们从事非法交易（投机倒把）和游荡寄生。但另一方面，该法令也为罗姆人提供了出路，一些罗姆人搬进政府分配的新家，半自愿半被迫地接受“正式工作”，甚至在企业或集体农庄担任相应职务。这些罗姆人可以说已经充分社会主义化了，不再主动宣扬自己的民族。

随着机械化生产普及，罗姆人传统营生——养马变得越来越没意义，被迫以极低价贱卖。坚持抗拒的人可能会被抓。

总体而言，今天对苏联罗姆人在这段时期待遇的评价是正面的。国家试图促进罗姆人就业，开设罗姆儿童学校，拨给房屋和土地，90%的人因此渐渐定居下来。

罗姆人的文化早已融入俄罗斯文化之中，无论集体化、身份歧视或镇压都无法使苏联人民放弃对罗姆音乐和歌舞的喜爱。罗姆人乐团成功在苏联各城市举办巡演，电视台制作播出面向罗姆人的节目，介绍罗姆人生活的影片在国内放映时观众反响热烈。

因此可以说，苏联政府既对罗姆人施加过迫害，也释放出善意。为使他们社会主义化，国家大力宣传罗姆人是苏联大家庭之一员。电影《神出鬼没的复仇者》角色之一罗姆人亚什卡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热情不逊于俄罗斯战友，加林娜·勃列日涅娃也曾为罗姆人权益奔走呼吁。1989年，“罗姆克赫尔”（“茨冈之家”）文化和教育协会在莫斯科成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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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常说厨师是最善良的职业，但一个好人也可能发飙做大案。历史上不乏厨师伤人害命的例子，毕竟他们的专长就是熟练使用各种刀具嘛。

“阿克拉切耶夫时代”这个术语指的是19世纪初那一段军警暴虐时期。我不明白为什么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一直没给阿克拉切耶夫伯爵立碑？为什么我国主要地缘战略家和历史学家没在煌煌巨著中援引人家的事迹？不对，我其实是知道的：阿列克谢·阿克拉切耶夫毕生憎恶官员受贿，凡被抓住的立即解除职务，管他是什么人的亲戚故旧！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在当代俄罗斯领袖看来这纯属吹毛求疵，是鸡蛋里挑骨头，是对客观国情和历史沿袭的粗暴践踏。

言归正传。阿克拉切耶夫深受亚历山大一世皇帝信任，普希金对他抱持好感，后世称之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管理者之一”。此人除了形貌不扬、性格阴郁之外，素有好色之名。他的头号情妇叫阿纳斯塔西娅·费奥多萝芙娜·舒姆斯卡娅（娘家姓明金娜），原系小商人之妻，后在伯爵位于诺夫哥罗德省的戈鲁基诺庄园当管家，实则姘居。这个狡猾的女市侩手段颇高，能让达官显贵拜倒裙下；总督为了巴结伯爵，见了她也得低头吻手。虽出身微贱，却因傍上阿克拉切耶夫，假造公文冒充“贵族血统”。为保住宠幸，阿纳斯塔西娅精心计算他暂时离开戈鲁基诺庄园的日子，宣布自己“怀孕”。

但婴儿其实是从遥远村子抢来的，稀里糊涂变成伯爵私生子，取名米哈伊尔·舒姆斯基，长大当了侍从武官，后因酗酒闹事被撵出军队。其生母据说叫卢基亚诺娃，好几次尝试把她毒死灭口的行动统统失败。

阿纳斯塔西娅·舒姆斯卡娅除了媚术高超、嫉妒心炽盛，虐待仆役的手段同样惊人。屡屡有农奴被她下令打死、毒死或弄残废，其中最恶劣的一例是年轻漂亮女仆普拉斯科维娅，被伯爵情妇用酷刑（烧热的拔毛钳子烫乳房等）折磨得差点儿自杀。此事发生在1825年。

普拉斯科维娅的兄弟瓦西里正好是庄园厨房的厨师之一，岂能不思报仇？俄罗斯女作家叶卡捷琳娜·杜布罗宾娜如此描写当时发生的事：

“说真的，瓦西里表面若无其事，拉开放刀具的桌子抽屉，选了一把在砺石上磨，直磨得锋利无比、吹毛即断。然后瓦西里走到厨师长面前，笑着说：就该用这种刀开膛剥牛皮！

之后几天瓦西里干活特别积极，连厨师长都说伯爵不在家无需这么忙碌。当夜幕降临，四周一片寂静时，瓦西里像个影子似的溜进厨房，拉开抽屉，拿起那把大刀藏于白围裙下。

他蹑手蹑脚接近阿纳斯塔西娅寝室，先悄悄观察：

是啊，必须杀死她！若留下这毒妇，多少幸福、多少家庭将毁于她手。上帝不公，竟赐给她如此美貌。现在，这蛇蝎苍白的面孔满带情欲和懒倦。

瓦西里浑身颤抖，迅速出刀刺向阿纳斯塔西娅咽喉。激烈的情绪攫住了他，使他几乎看不清自己的动作——这一击很轻，刚刚划破皮肤而已。阿纳斯塔西娅尖叫醒来，迅速拽掉被子，迷人的裸体在瓦西里面前展露无余。瓦西里定定神，二次捅刺，对方却将刀抓住。这刀果然锋利，她右手两根手指掉落地面，顿时血如泉涌。

— 瓦夏……瓦先卡…… 饶命！放了我吧…… 别杀我，别杀我！

— 你饶过帕沙吗？你没给嘉娜下毒吗？人人都恨你…… 瓦西里喘着气自言自语，挥刀又给她咽喉添了一道伤口。阿纳斯塔西娅发出呼哧声，双臂伸展，头向后仰……

瓦西里扔下刀往外逃，冲进仆人房。工友们正在吃晚饭，某个厨子刚才见他没来，奇怪地问：你上哪啦？

— 宰畜牲去了…… 我把阿纳斯塔西娅宰了！”

阿克拉切耶夫惊悉噩耗，表现异常激烈，传说“摔出马车、满地乱滚、撕扯头发、涕泗横流”，副官“经过搏斗”才把他安顿好。亚历山大一世对此案表达关注。诺夫哥罗德地方长官和（后来督造尼古拉耶夫铁路的）彼得·克莱因米赫尔将军负责调查，期间广泛株连，刑讯逼供超出法律允许限度。最后判决瓦西里·安东诺夫175下鞭笞、黥面、永久流放服苦役，普拉斯科维娅·安东诺娃定为同谋，鞭笞125下、永久流放；其余人等不同程度刑罚。当时认为鞭笞200下如同死刑，多么强壮的男人也熬不住。到了行刑那天，瓦西里果然受100下鞭笞后死亡，普拉斯科维娅受90下鞭笞死亡。

有意思的是，阿克拉切耶夫伯爵生命最后几年的庄园管家由阿纳斯塔西娅侄女塔季扬娜·明金娜接任。此女心善，常出面庇护奴仆，却不得阿克拉切耶夫欢心。伯爵死后她才有机会结婚，而且没从老东西的遗产中分得什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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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动命令
1937年8月15日
莫斯科市
№ 00486

接此命令后，立即着手镇压自1936年8月1日起被军事委员会和一级、二级军事法庭判决有罪的叛国者和托洛茨基右派间谍破坏分子之妻子。

执行此项业务时，遵循以下要求：

行动准备

1) 仔细检查每个拟定进行镇压的家庭，注意搜集补充资料和毁誉材料(Компромат)。

根据所搜集的材料，制定：
а) 家庭总体情况的一般性说明：被定罪户主的名和父名，因何种罪行、何时、由谁做出何种处罚；家庭成员名单（包括被定罪者的全部被抚养人和共同生活者）；每个家庭成员的详细背景资料；关于被定罪者妻子的毁誉材料；15岁以上少年的社会危险性评估；家中是否有需要照料的高龄父母、是否有重病号或传染病号、是否有需要看护的儿童。
б) 关于15岁以上少年的社会危险性及反苏行为能力的单独简报。
в) 15岁以下学前和学龄儿童名单。

2) 报告和名单由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及州一级内务部门负责人审核。

之后：
а) 授权逮捕和搜查叛国者妻子；
б) 确定对被捕者子女采取的措施；
в) 指示对被定罪者父母与其他亲属、被抚养人和其他共同居住者采取的措施。

进行逮捕和搜查

3) 逮捕拟被镇压者。办逮捕证。

4) 罪犯被逮捕时，与其有合法或事实婚姻关系的妻子也应逮捕。

已经与罪犯离婚的妻子，属于下列情况的可以逮捕：
а) 参与该犯反革命活动的；
б) 包庇该犯的；
в) 明知该犯反革命活动却未告知政府有关部门的。

5) 不应逮捕者：
а) 孕妇；照顾哺乳期婴儿的、患重病或传染病的罪犯之妻；患病需要照料的儿童；高龄老者。
对这类人的措施暂时限于要求签署保证书不离开居住地，密切监视。
б) 罪犯妻子揭发自己丈夫、向有关部门交待情况的，构成对丈夫进行深入调查和逮捕的依据。

6) 逮捕的同时进行彻底搜查。没收下列物品：武器、子弹、爆炸物和化学品，军用设备，复印设备（胶印机、玻璃版印刷机、打字机等）、反革命书刊、往来信件、外币、贵金属、硬币和制品、个人文件与货币文件。

7) 没收属于被捕者的个人财产（被捕者随身必需的内衣、外衣、鞋子、被褥等除外）。查封被捕者住所。
家中如有成年子女、父母和其他亲属与被捕者同住，除保留他们的个人物品外，还应从没收查封财产中留下必需的居住空间、家具及日用品。

8) 逮捕和搜查之后押送罪犯之妻进入监狱。同时严格按照下述要求运送儿童。

办案制度

9) 为每个被逮捕者和每个15岁以上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少年建立侦查案卷，其中除规定文件外，还应包括专门报告（第一条”а”、”б”款）及简短起诉结论。

10) 侦查案卷上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特别会议审核。
远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东西伯利亚州的内务部门负责人不要将被逮捕者侦查案卷呈送特别会议，而要发电报汇报关于罪犯家庭的一般情况（第一条”а”款）供特别会议审议。特别会议将通过电报回复内务人民委员局负责人对每个家庭的处理决定，同时指定监禁地点（劳改营）。

案件审办和刑罚标准

11) 宣判有罪的叛国者妻子和15岁以上子女，其具有社会危险性及实施反苏行为能力者，由特别会议审理。

12) 宣判有罪的叛国者妻子，视其社会危险程度在劳改营关押不超过5-8年。

13) 对社会有危险的罪犯子女，视其年龄、危险程度和改正可能性，在劳改营或НКВД劳改队关押，或安置于各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特种保育院。

14) 特别会议的判决通过电报传达给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及边疆区、州内务部门负责人，以便遵照执行。

15) 侦查案卷一律存放在苏联НКВД档案室。

执行判决的程序

16) 已经特别会议裁定的叛国者妻子，送苏联НКВД劳改营管理总局专门指定之捷姆尼科夫劳改营（译注：摩尔多维亚境内）服刑。
押送劳改营的程序遵照现行规定。

17) 被定罪的叛国者妻子，如因其本人患病或照顾患病子女未被捕者，待痊愈后逮捕并押送劳改营。
带哺乳期婴儿的叛国者妻子，判决下达后不在监狱关押，直接送劳改营。
年老的罪犯妻子亦照此办理。

18) 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子女，其第一类、第二类依照НКВД劳改营管理总局特别命令、其第三类依照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命令送劳改营、НКВД劳改队或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特种保育院。

安置罪犯子女

19) 罪犯定罪后遗留的无人照顾之孤儿均按下列规定安置：
а) 1岁、1岁半到3岁的幼儿安置于罪犯居住地的共和国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
б) 3岁到15岁的儿童可安置于其他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或除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明斯克及沿海、边境城市之外的边疆区和州的保育院。

20) 15岁以上少年视情况单独决定。根据其年龄、靠劳动独立生活的能力，或被其他有抚养能力亲属收留的可能性，这些少年可以被：
а) 依照第19条”б”款遣送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
б) 遣送到其他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除上述城市外）参加劳动或上课学习。

21) 被定罪母亲携带的哺乳期婴儿一并送入劳改营，待其1岁到1岁半时交由共和国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抚养。

22) 3-15岁的儿童属于国家保障人群。

23) 如果遗留的孤儿情愿被其他亲属（未被镇压者）收养，成为其被抚养人——不必阻止。

接收和分配儿童的准备

24) 执行本次行动的每个城市要有下列设施：
а) 接收分配中心，儿童在母亲被捕后将立即送至这里，接着转送保育院。
б) 设立专门设施，收容НКВД特别会议裁定的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少年。
对上述少年，有条件的可使用НКВД劳改队收容儿童设施。

25) 指定接收罪犯子女的教育人民委员所辖儿童保育院所在地之内务部门负责人，应当协同州国民教育局负责人或代表检查保育院工作人员，解雇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反苏的、腐化堕落的。用通过审查的、政治上可靠的人取代他们，以教育、教管抵达的少年儿童。

26) 内务部门负责人有权决定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哪些保育院和托儿所可以接收3岁以下儿童，并确保立即无条件接收他们。

27) 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州的内务部门负责人，应亲自用电报向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什内尔松同志汇报母亲被逮捕的儿童名单。名单必须包括：儿童的姓、名、父名、出生年月、学校年级。该名单要对儿童进行分组，分组时不可将有亲属关系或朋友关系的儿童分配在同一保育院内。

28) 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最终决定儿童的具体分配。他将通过电报告知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州内务部门负责人，哪个儿童分配到哪所保育院。电报副本将发给相应保育院负责人，作为其接受儿童的凭据。

29) 逮捕罪犯之妻时，他们的子女连同其个人文件（出生证明、学生证）一并带走，内务部门委派男、女工作人员专职陪同，送入：
а) 3岁以下儿童送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
б) 3-15岁儿童送接收分配点；
в) 15岁以上有社会危险性的少年送指定专门设施。

移送儿童到保育院的程序

30) 儿童由接收分配点主任或НКВД劳改处儿童接收主任和国家安全局特别任命之男、女业务员负责接收。
设立专用登记册记录接收的每个儿童，他们的文件用信封分别密封。
之后这些儿童按照目的地分组，由专人陪同分批送往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抵达后连同其个人文件移交给保育院负责人签字接收。

31) 3岁以下幼儿必须交由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保育院或托儿所负责人本人签字接收。幼儿的出生证明必须同时移交。

罪犯子女登记

32) 安置于各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的罪犯子女，由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登记造册。
15岁以上少年及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子女由苏联НКВД国家安全总局第8处登记造册。

对罪犯子女的监督

33) 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州的内务部门负责人负责监督罪犯子女的政治情绪，关注他们的学习和日常教养。

报告制度

34) 每三天发电报向我本人汇报业务进度。任何意外和特殊情况必须立即报告。

35) 镇压被定罪叛国者妻子的行动定于今年10月5日结束。

36) 今后一切被定罪叛国者、托洛茨基右派间谍之妻子，均按照本命令规定的程序随其丈夫一并逮捕。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国家安全总委员
（叶若夫）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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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命令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宣传机器和镇压机器开足马力攻击索尔仁尼琴。大作家不退缩，反而向政府施压，要求出版他的著作、允许他跟西方同行联系。1960年代末的克格勃仍然认为可以“从道德上摧毁”索尔仁尼琴，开始散布关于他的谰言。

国安部门针对三种类型的公民使用三种话术：告诉思想开放的人索尔仁尼琴“当过盖世太保”，告诉乡土派作家索尔仁尼琴本姓“索尔仁尼采”，又告诉不关心政治的人索尔仁尼琴“患精神分裂症”。

但“抹黑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索尔仁尼琴的声望在社会各界与日俱增。另外，克格勃怀疑这位作家身边正在形成反苏组织。因写书诽谤持不同政见者而名声不佳的亲政府学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译注：炮兵元帅尼古拉·雅科夫列夫之子，传闻1952年投奔美国大使馆无果）回忆说，他有一次跟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谈话，后者遗憾表示“我们放任索尔仁尼琴建立强大的反苏阵线”。

安德罗波夫相信这个“反苏阵线”由“弗拉索夫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希特勒残渣余孽和刑满释放人员组成，总数几万甚或十几万”。这股力量是克格勃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们是当时真正能够威胁到苏联的力量。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足为虑，国安部门在1960年代末已经学会对付他们——或者隔绝孤立，或者施恩邀买（吸收进体制内）。

至于索尔仁尼琴是否计划建立这样的组织，今天还说不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克格勃转而认为解决“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唯一方案是杀掉他。

1971年夏天索尔仁尼琴到俄罗斯南部进行怀旧之旅，突发严重皮肤病。二十年后他才得知，当时造成大面积皮损的原因不是什么过敏，而是蓖麻毒素——1992年原罗斯托夫州克格勃分局退休中校鲍里斯·伊万诺夫承认他参与了秘密毒杀索尔仁尼琴的行动。他介绍说从莫斯科抵达新切尔卡斯克的“上级”连同几名当地特务在食品店接近“行动目标”，顺利注射蓖麻毒素。索尔仁尼琴年轻时曾战胜癌症，这幅好身板也扛过了此次中毒。

1992年晚些时候，国安机关答复《绝密报》关于暗杀索尔仁尼琴事件的书面问询，称：
“А.И.索尔仁尼琴（代号‘蜘蛛’）不在业务登记册上，涉及他的105卷档案已于1990年6月3日销毁，因为该案已无现实意义，不具备业务价值和历史价值”。

大作家中毒幸存，带病给安德罗波夫主席写公开信。但信的内容不是声讨这次未遂暗杀（他当时尚不了解真相），而是一队便衣特务在他位于纳罗-福明斯基地区圣诞村的乡下小屋殴打、拘留他的工程师朋友亚历山大·戈尔洛夫。

戈尔洛夫先被多人群殴，又受威胁要他签字保证闭嘴。戈尔洛夫拒绝了。这事儿发生在1971年8月12日，索尔仁尼琴得知后大怒，因为当初是他邀请戈尔洛夫去小屋短住的。很快公开信被西方电台广而告之：“部长公民（安德罗波夫），我要求你公开全部袭击者的姓名，对他们进行刑事处罚并向全社会解释。否则我只能认为你是幕后主谋”。

克格勃试图掩盖真相洗清自己，声称是一队警察跑到别人乡村小屋搞抢劫。安德罗波夫报告苏共中央：“将对索尔仁尼琴声明，所谓克格勃参与此事是他本人的臆想，整件事纯属刑事犯罪。为了消除对我们的不利后果，我们建议指示苏联内务部承认‘警察抢劫’的说法”。

时任内务部长晓洛科夫火冒三丈：居然想把“叶若夫-贝利亚式”的肮脏政治案件甩给警员背锅？说不定安德罗波夫和晓洛科夫之间的矛盾就是从此埋下的种子。不管怎样，晓洛科夫终究救过索尔仁尼琴的命，比如1971年冬-1972年春有人在茹科夫卡警告索尔仁尼琴务必提防致命车祸，这位“善人”正是晓洛科夫部长的女儿伊琳娜。

1971年秋晓洛科夫亲自给苏共中央秘书处打报告，反对克格勃行事手段。晓洛科夫认为索尔仁尼琴很有才华，不该远远推开。与其追踪迫害，不如施以“怀柔手段”：在苏联出版他的作品，那么西方对他的兴趣就会降低。内务部长甚至建议“抓紧时间为索尔仁尼琴提供莫斯科市内住所，登记户口”，给他列宁奖，给他发钱，让他平生头一回活得“像个人样”。晓洛科夫认为索尔仁尼琴不仅虚荣心重，而且贪财，每月2000-3000卢布足矣收买。万一这样还不“驯服”，就把他送出国，但绝不可以流放或监禁，否则会跟西方闹僵。

有点出乎意料，勃列日涅夫赞成晓洛科夫意见——当时苏联正在对美搞“缓和”，犯不着为个作家被国际社会视为“斯大林二世”。

安德罗波夫当然不会轻易罢休，但也不再考虑“肉体消灭”，重新开始“道德摧毁”。1973年8月4日索尔仁尼琴的打字员之一、退休老太太叶卡捷琳娜·沃罗尼扬斯卡娅在列宁格勒被捕，扛不住120小时连续审讯，供出《古拉格群岛》手稿副本的位置。8月9号她获释回家，推测23号18点上吊“自杀”，索尔仁尼琴的照片立在屋内，周围摆满蜡烛。克格勃对外宣称沃罗尼扬斯卡娅“留下遗书”怪罪索尔仁尼琴连累自己，但索尔仁尼琴坚信是克格勃杀人灭口，9月2日决定在西方印刷出版《古拉格群岛》。

再后来政治局讨论驱逐索尔仁尼琴事宜，只有勃列日涅夫、晓洛科夫和安德罗波夫赞同（安德罗波夫提议驱逐到伊拉克或黎巴嫩），其他委员都建议直接监禁，或作为最后手段流放北方寒地（柯西金提出流放到上扬斯克）。最终讨论的结果，决定驱逐索尔仁尼琴到联邦德国（维利·勃兰特总理发出邀请），又从那儿去的瑞士。

索尔仁尼琴侨居瑞士期间，安德罗波夫在他身边编织密实情报网，打算利用作家的名望发动信息战：贿赂西方媒体、培养传声筒等。这些情况本文就不展开谈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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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莉亚·萨莫伊洛芙娜·泽姆利亚奇卡1876年3月20日生于莫吉利廖夫市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萨穆伊尔·马尔科维奇·扎尔金德是第一公会商人（译注：可进行全国范围贸易或海外贸易）。罗萨莉亚基辅女中毕业，里昂大学医学系文凭，1893年追随社会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1896年成为俄罗斯社会民主运动成员、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化名：“恶魔”、“奥西波夫”、“瓦列里娅”、“安雅阿姨”。1901年起担任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在敖德萨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第聂伯罗市）的代理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市委二级代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三级代表。1903年增补进入党中央。1905年成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

1905年起在乌拉尔地区代表“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进行活动。2月16日写信给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我发现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委员会全面失败。各城市团体都未成立委员会。”之后担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市委书记，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工作。多次被捕。

1909年任巴库党组织书记，随后流亡海外。1915-1916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莫斯科局委员。

1917年10月在罗戈日斯基-西蒙诺夫斯基地区领导工人武装暴动。在莫斯科市工人免费夜校授课。

十月革命后成为党和苏维埃领导人。多次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18年被任命为旅军事委员。1918-1919年工农红军第8军政治部主任，1919-1920年第13军政治部主任。1919年4月曾作为第8军政治部代表参加卢甘斯克保卫战。1920年出任北方铁路政治部主任。

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军事反对派”成员。

1920年11月-1921年2月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州委执行书记。1920年11月4日成立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推选库恩·贝洛为主席，罗萨莉亚是委员之一。她和格奥尔基·皮达科夫在克里木半岛发动“红色恐怖”，大规模屠杀平民和彼得·弗兰格尔军被俘官兵。起初枪决，后为“节省子弹”改用集体溺毙。部分尸体悬挂在路灯、公园树木或纪念碑上示众。这些做法后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方局主席米尔赛德·苏丹-加里耶夫致莫斯科报告的促使下逐渐停止，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也承认在克里米亚的恐怖手段过火。克里米亚民族志学家彼得罗夫认为能够证实的受害者至少2万人。统计资料显示1921年克里米亚城市人口较1917年减少10.6万。

米尔赛德·苏丹-加里耶夫对这一时期的泽姆利亚奇卡有如下回忆：

“萨莫伊洛娃（泽姆利亚奇卡）同志是个极度神经质的病态女人，在她自己的工作中否认任何信仰体系，几乎每个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留下了‘阿拉克切耶夫时代’的记忆。她常发无名火，跟几乎所有同志谈话时调门都太高，要求特别严格…… 任何人只要胆敢‘持有个人观点’或单纯‘心怀不满’，她就对人家施以不公正惩罚…… 萨莫伊洛娃同志在克里木任职期间吓得人人胆颤心惊，不敢违背她哪怕最糊涂、最错误的命令。”

（译注：“阿拉克切耶夫时代”意指19世纪初残酷的军警统治）

尼基塔·赫鲁晓夫描述泽姆利亚奇卡是个“性格与众不同的人”，时人都说她是穿裙子的男人。在与各种反党言行作斗争时不讲情面，坚持不懈，直来直去，铁面无私……

历史学家扎鲁宾认为：罗萨莉亚·萨莫伊洛芙娜对待“党内同志”的这种态度，表明她对“阶级敌人”绝不会丝毫留情。

1921年罗萨莉亚·泽姆利亚奇卡因在政治教育和提高红军部队战斗力方面的贡献，被授予“红旗勋章”。她是首位获此勋章的妇女。

1922-1923年任莫斯科河南岸区委会书记。1924-1928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南局委员。1926-1931年交通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委员，俄共（布）第八、第九至第十三届大会代表。1924年俄共（布）八大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选为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副主席、主席。

1942年罗萨莉亚·泽姆利亚奇卡监督有关部门将莫斯科大学从阿什哈巴德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并于次年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迁回莫斯科。

联共（布）十八大当选联共（布）中央委员。1939-194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9年5月-1940年9月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7年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第一届、第二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家住莫斯科滨河街公寓(Дом на набережной)，据说她晚年频繁在楼梯间“涂写”对公寓其他住户的控诉和谴责。

1901年第一次结婚，次年丈夫自杀。1920年再婚。无子女。

1947年1月21日（列宁忌日）逝世。骨灰葬入红场克里姆林宫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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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

1930年2月2日 №44/21 莫斯科市

为了最有组织地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坚决遏制来自富农的阻挠苏维埃政权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全盘集体化地区——的任何企图，必须在最近一段时间对富农，尤其对其中最富裕的、反革命最积极的部分给予歼灭性打击。富农的抵抗也必须坚决镇压。

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要求在党和苏维埃工作的整个基本路线上保持高度紧张。党赋予ОГПУ机关的这项任务特别严肃、特别复杂、特别重要。

我们机关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非凡的力量、决心和耐性，需要特别严格的阶级路线和准确、迅速的行动。

这些任务，只有在得到基本雇农-贫农和中农群众的无条件拥护时才能顺利完成，只有在同群众集体化过程紧密联系起来时才能顺利完成。只要我们的措施严格保持阶级坚定性，就能得到雇农-贫农和中农群众的最完全支持。

首先予以打击的第一类富农活跃分子：

1）反对、阻挠党和政府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措施最恶劣、最活跃的富农。逃离常住地转入地下活动，尤其勾结白军活跃分子和土匪强盗搞封锁的富农。
2）身为白军活跃分子、叛军、前强盗、前白军军官、被遣返者、原宪兵警察积极分子等，现在表现出反革命活动、尤其有组织反革命活动的富农。
3）身为各宗教教会理事会在职成员，或各社区和团体中的教派分子，积极表现自己的富农。
4）特别富裕的、放高利贷的、投机倒把的、破坏自己产业的，曾为地主和拥有大片土地的富农。

计划在苏联个别地区采取行动消除上述富农-白军反革命活跃分子（第一类）数量如下：

乌克兰：15000。
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6000-8000。
伏尔加河中游地区：3000-4000。
中央黑土区：3000-5000。
伏尔加河下游地区：4000-6000。
白俄罗斯：4000-5000。
乌拉尔：4000-5000。
西伯利亚：5000-6000.
哈萨克斯坦：5000-6000。

这类被捕人员集中到ОГПУ地方部门。对他们的案件使用紧急程序侦查结束，交由ОГПУ全权代表组建的三人小组进行不开庭审理。此类被捕人员以送往集中营监禁为主；对最顽固、最恶劣的反革命积极组织、团体或个人应处以最严厉刑罚乃至死刑。

被逮捕者、被关进集中营或被处以极刑者的家属，应当像那些在大规模运动中被强制迁移的富农及其家属一样迁往联盟北部地区，同时要考虑到家庭中是否存在有劳动能力者，以及这些家庭对社会的危险程度。

没收这些家庭的财产，程序执行上比照没收被强制迁移富农的家庭。

强制迁移富农及其家庭的运动，首先在苏联下列地区进行：

1.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出30000-35000个家庭。
2.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迁出20000个家庭。
3.中伏尔加边疆区：迁出8000-10000个家庭。
4.中央黑土区：迁出10000-15000个家庭。
5.下伏尔加边疆区：迁出10000-12000个家庭。
6.白俄罗斯：迁出6000-7000个家庭。
7.西伯利亚：迁出25000个家庭。
8.乌拉尔：10000-15000个家庭。
9.哈萨克斯坦：10000-15000个家庭。

对于其余的州、共和国，将在近段时间同ОГПУ全权代表协调后给出适当数字。
出发地点和数量可能会视情况改变。

安置强制迁出的富农和家庭，以及被逮捕的富农-白军反革命积极分子家庭的地点暂定如下：

从北高加索边疆区：23000到乌拉尔、50000到哈萨克斯坦。
从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50000到北方边疆区。
从中央黑土区：20000到北方边疆区。
从下伏尔加边疆区：18000到西伯利亚。
从中伏尔加边疆区：14000到西伯利亚。
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2000到西伯利亚。

迁出行动初步开始日期如下：
北高加索、中伏尔加、下伏尔加边疆区：1930年2月10日
乌兹别克、中央黑土区：1930年2月15日
白俄罗斯：1930年3月1日

被迁出者集合点发车日期如下：
北高加索、中伏尔加、下伏尔加边疆区：1930年2月15日
乌兹别克、中央黑土区：1930年2月20日
白俄罗斯：1930年3月1日

为执行上述各项任务，我命令：

1.以最快速度消灭全部反革命活跃组织、团体及反革命活跃人员。消灭活跃匪帮。确保所有此类案件快速侦结、ОГПУ全权代表三人小组不开庭紧急审理。驱逐富农期间发生的所有此类案件要毫不迟疑地办结。

2.为了审理这些案件涉及的人员（第一类），要立即成立ОГПУ全权代表三人小组，吸收联共（布）边区委员会和检察院代表参加。三人小组名单须呈交ОГПУ委员会批准。

3.为直接领导全面驱逐富农及其家属（第二类）、在行动中集中全部材料、以及在中枢和外围之间建立常设联络，根据全权代表指示成立三人业务小组。
为在ОГПУ区（州）分支机关进行上述工作，建立由ОГПУ分局负责人领导的三人业务小组。
为直接参加地区行动，组建地方性业务分队。
建立警备司令领导的集合点，用于接收、登记和持续发运强制迁出者。在集合点组建侦查-讯问小组。集合点领导与负责现场编组和派发列车的ОГПУ运输队(ТО)机关组织直接联系。

4.责成ОГПУ全权代表组建肃反人员/军人联合预备队，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在ОГПУ分支机关的领导下，尤其要在特别危险地区（就可能出现复杂情况而言）建立ОГПУ机动分队。
红军部队任何时候都不参加行动。只有在出现极端事件，发生暴乱，ОГПУ部队兵力不足的情况下，经过边区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和ОГПУ全权代表协商一致，可以由ОГПУ审核挑选红军官兵成立秘密军事分队。

5.乌兹别克斯坦、北高加索、下伏尔加、中伏尔加、中央黑土区和白俄罗斯军区的ОГПУ全权代表，不迟于2月7日提交最终详细行动方案以供批准。
其他地区ОГПУ全权代表今年2月20日之前提交方案。
为了最后确定进入集合点的被驱逐者人数，乌兹别克斯坦、北高加索、下伏尔加、中伏尔加和中央黑土区ОГПУ全权代表不迟于今年2月4日10时提交同边区机关协调一致的数字。白俄罗斯军区ОГПУ全权代表今年2月20日之前提交此数字。

6.务必（尤其在地区和民族区）严密监督富农及其家庭成员名单编制情况（以便驱逐和没收财产），同时密切监督驱逐行动本身。通过区执行委员会采取适当措施提出并消除发现的缺陷和过火之处等。确保行动时间和规模符合指令。

7.ОГПУ运输队组织列车不间断发运被驱逐者，要求限期制定好关于车辆运行秩序和押送队的工作细则。
被驱逐者动身时可以携带不超过限量的私人财物和食品。被驱逐的富农家庭有义务携带自己的斧、锯、铲和木工工具，可能的情况下再带上挽具和够吃两个月的粮食，每个家庭携带物资总重不超过25-30普特。登车时，斧、锯、铲（及其他劳动工具）集中放置在同一列车的单独车厢内。容器必须是柔软的。
ОГПУ运输队机关要全程保障被驱逐者的热水供应，并经由交通人民委员会方面提供餐食和医疗救助。ОГПУ运输队在车站（军站除外）设立补给点供应热饭，不少于两天一次。补给点的位置和列车通过时间要及时通知全权代表。

8.大批驱逐行动开始时在最终下车地点安排监禁设施。

北方边疆区、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ОГПУ全权代表应尽快完成被驱逐者的接收和安置工作，并提交关于管理被驱逐者的个人意见。

10.在上述措施全过程中千方百计加强报道和宣传工作，保证这些地区深入、全面了解。
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发现一切酝酿中的反革命行动和活动的反革命匪帮组织，务求提前阻止，一旦发生必须立刻果断消灭。
ОГПУ运输队要加强铁路沿线信息搜集工作。军队特别部门尤其要关注列车途经区域和那些可能参加行动的单位。
行动期间加强信件秘密检查，特别是对寄送红军的信件要做到100%检查，同时也要加强对来自国外和寄往国外信件的检查。政治检查部门将通过动员肃反预备人员增强这方面力量。

11.其辖区内目前不进行驱逐富农行动的ОГПУ全权代表，要通过信息搜集工作最全面最充分查明驱逐行动引起的反响。

12.千方百计加强边境防务。
加强对一切国有建筑和企业的保卫。尤其注意大型粮仓。
在一切存放武器、大炮等军用物资的地点加强保卫和情报工作。

13.千方百计增强我们机关在城市的工作，以充分查明市民阶层的情绪、他们同农村的联系，并消除揭露出来的有组织反革命活动。

14.尽可能全面加强刑事侦查局对盗匪犯罪和一般犯罪的打击力度。

15.在ОГПУ各全权代表和中枢机关之间建立清晰、畅通联络。这种联络要能够充分地、不间断地反映行动进展。联络工作遵照已发布的指令。内地和边境的ОГПУ全权代表之间也要建立紧密联络以便充分协调行动。

16.采取一切办法确保我们机关的全体人员充分理解赋予ОГПУ机关的任务的极端严肃性和重要性。要特别强调在各项措施中最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同时也要明白，在驱逐行动期间，我们机关当前履行的各重要方面日常工作不得被以任何形式削弱。
地方机关全权代表发布的与驱逐行动有关的各种命令和原则指示，应送交副本给ОГПУ。
关于行动组织结构的初步细则、集合点和集合点侦讯小组的工作，以及对ОГПУ运输队方面的指示，见附件。

ОГПУ副主席 Г.雅戈达

延伸阅读：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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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讨论、涉嫌反帝制活动，由死刑改判苦役。多年后他的侄子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遭遇相似命运，只因不受苏联“待见”就被投入斯大林的劳改营。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63年生人，父亲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建筑家）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一辈子只见过伯伯两次：2岁一次、13岁一次。

1888年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学系毕业，1890年到内政部中央统计委员会工作。他参加过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被派往突厥斯坦登记游牧民族，积累了丰富经验。1893年安德烈成为俄罗斯地理学会正式成员，1903年开始担任学会秘书十三载，组织、领导多次科考活动，负责编辑学报和其他刊物。1906-1917年兼职国民教育部工作，为学校编撰地理课本等教学资料。因贡献突出，授予五品文官(статский советник)职衔、二级“圣安娜”勋章。

十月革命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频繁调动工作，陆续在统计部门、农业部门、矿业部门、铁路等处供职。1925年7月到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上班，整理研究各种珍贵历史文献。此期间他投入大量精力出版父亲的回忆录，这本书后来成为他“一生最大的遗产”。1930年11月安德烈被卷入所长谢尔盖·普拉托诺夫院士的所谓“学院案”（译注：政治构陷案，1967年案件平反），被捕。

该案涉案人员被指控“反革命”、“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帝制”，所谓“罪证”是文学研究所收藏有大量尼古拉二世年间的档案、文件，包括末代俄皇退位诏书副本。虽然安德烈跟“主犯”之一叶夫根尼·塔尔列院士私交不深，却被着重关照，处没收全部财产、十年劳改，押送索洛维茨基特种监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参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

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他的孙子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求见刚卸任不久的教育人民委员、苏联科学院院士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表示自己无法直接影响案件，但可以向米哈伊尔·加里宁反映情况，因为后者有权要求重新调查。几乎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学院案”的态度也出现缓和。最终在卢那察尔斯基和加里宁的运作下，1931年5月1日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突然身穿囚服返回家中。此后他在水文研究所上班，1933年9月13日逝世。终身未婚，葬圣彼得堡“斯摩棱斯克”东正教公墓。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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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一批反苏分子驱逐出苏联》

莫斯科市，1979年5月23日

摘要：境外反苏团体和国内反社会分子认为，将一批刑事罪犯驱逐出苏联是对他们“从内部动摇社会主义”计划的打击。

根据1978年11月16日苏共中央129/44号决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于1979年4月27日将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苏联国籍的刑事罪犯温斯、库兹涅佐夫、德穆希茨、莫洛佐夫和金兹堡驱逐到美国，并用他们交换回被美国政府定罪的苏联情报员切尔尼亚耶夫和恩格尔同志。同时犹太民族主义者阿尔特曼、布特曼、扎尔曼松、潘松与赫诺赫已获准离开苏联，目的是改善国内业务环境，为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准备。

（译注：格奥尔基·温斯是苏联宗教异见人士；爱德华·库兹涅佐夫与马克·德穆希茨是反苏活动人士，劫机出境失败；瓦连京·莫洛佐夫是教师、异议作家；亚历山大·金兹堡是记者、人权活动家。此五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换回了苏联情报员鲁道夫·切尔尼亚耶夫、瓦迪克·恩格尔）

国家安全委员获得的材料证明，境外反苏团体和国内反社会分子认为上述人员的被驱逐和离开苏联乃是对他们“从内部动摇社会主义”计划的严重打击。境外评论员强调，西方已经失去了温斯、库兹涅佐夫、阿尔特曼等反苏分子，他们原本是情报机构和颠覆中心敌对计划的“可靠执行者”，也是对苏联现实、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内政外交政策恶意诽谤的来源。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自由”电台5月7日指出：“苏联领导层通过摆脱不受欢迎者使自己受益”，第二天“美国之音”哀叹：“苏联再次智胜西方”。

值得注意的是，同境外颠覆中心有联系的反社会分子之一切尔诺沃尔，就驱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莫罗兹一事对此类中心造成的影响发表了声明，其中提到莫罗兹的个性和民族主义纲领。他说：“克格勃知道驱逐谁。显然，随着莫罗兹被驱逐，在国外煽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间仇恨，以及班德拉派和梅利尼科夫派——两个对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派别——之间仇恨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译注：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沃尔是乌克兰政治家、苏联时代异见人士，乌克兰人民运动党创始人）

国内反社会分子认为，金兹堡、库兹涅佐夫及其他敌对行动煽动者、犹太民族主义领导人和反苏教派分子遭驱逐是他们的实质性损失。作为反苏活跃分子，被驱逐者之一的妻子卓尔科夫斯卡娅毫不掩饰地声称：驱逐反苏分子将显著削弱其同伙的处境。浸信会分裂分子涅皮连科表示：驱逐温斯是对非法的教会理事会的沉重打击，他是理事会成员之一。

被驱逐者本人对自身处境也有相似看法。比如金兹堡和温斯都表示：他们认为最好不要驱逐出境，甚至继续监禁也行，以便他们跟自己的工作环境保持联系。

反社会分子的一个主要关切，是所谓资助反苏活动和援助罪犯基金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基金主要管理者金兹堡被驱逐后就出现了。

国家安全委员将继续采取措施遏制被逐出苏联者同伙的敌对活动。

根据情报作以上报告。

委员会主席 Ю. 安德罗波夫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89.目录25. 卷38.1-3页 打字稿）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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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全国上下组织筹备1980年夏季奥运会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 会（克格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时任克格勃主席是后来的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其任务不仅要确保安全、杜绝隐患，更要向数千来宾展示一幅完美的、坚不可摧的画卷。

国安部门提前几年就开始为奥运会做准备，近年解密的乌克兰克格勃档案揭示了苏联政府当时担心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基辅是承担第22届夏季奥运会赛事的第三重要城市，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足球预选赛四分之一决赛将在这里进行。另外，奥运火炬传递将途径从切尔诺夫策到哈尔科夫的6个州。

1977年3月，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前三年，乌克兰克格勃内部成立了负责此事的专门工作组，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亲自任组长，定期向乌克兰党中央汇报工作。翻看现存于乌克兰安全局档案馆的费多尔丘克1978年9月-1980年6月之间撰写的六份“奥运文件”，第一份文件开宗明义指出工作的主要方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业务渠道获取的材料表明，敌方情报机关和国外反苏组织正在计划和准备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各种破坏活动。”

乌克兰克格勃确定了三大“风险群体”，也就是国安部门认为有可能干扰苏联体育盛事的人：1、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恢复乌克兰历史上的独立地位，或至少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保持更多独立性；2、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主要追求苏联犹太人移民海外的权利；3、“教派分子”，被禁止的新教教派代表（如“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主要为教友们争取信仰自由。

这三大群体在苏联都有人被打成政治犯，奥运会可能成为吸引世界关注这一问题的平台。同时克格勃坚信三大群体背后站着北约国家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他们可以派遣自己的特工和骨干人员来苏进行“破坏活动”。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在一份文件中写道：“特别是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驻巴黎负责人普里默尔正在法国犹太人、尤其在苏联犹太侨民中间，挑选能在奥运会期间出于挑衅目的为所谓‘良心犯’和被苏联禁止离境者发言辩护的人”。

虽然外国活动分子（真实的或想象的）几乎无法组织什么像样的活动，但克格勃对一切有可能政治化奥运会的企图都保持警惕：海报和口号、旗帜（以色列国旗或乌克兰蓝黄旗）、公开言论、静坐抗议等。另外安全部门还预计外国活动分子将作为奥运代表团成员合法入境，随身带来“有害”材料——书籍、报纸、传单之类。上述克格勃文件甚至指出一项名曰“莫斯科-80”的特别行动，称宗教团体计划将50万册书刊运进苏联：“教权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国家福音’的领导人制定了名为‘莫斯科-80’的行动，准备了约50万册用苏联各族人民语言撰写的宗教宣传品，通过他们的特使以奥运会旅游团为掩护带入我国”。

其实，国际体育赛事出现此类和平表达并不罕见，例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苏联对阵民主德国的足球赛上，乌克兰裔加拿大人达尼洛·米迦尔突然进入场地，打出蓝黄旗、跳民族舞。

如果换作其他场合，抗议者无非拘留而已，他们的诉求不会被（苏联媒体）广泛传播。但奥运赛场不同，几千个记者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警察抓人的录像和照片肯定比抗议行为本身更吸睛。

文件指出：“……НТС领导建议每个行李箱装书30本、小册子150份，衣服口袋也塞几份。当被苏联海关人员查获时乘机把事情闹大，拉上同伴抗议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并要求查看没收他们随身物品的法律依据。跟随此类团体的记者、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摄影记者应记录此类‘风波’，以挑动西方的反苏宣传”。

不仅文宣

然而，如果你相信克格勃的预判，那么海报和传单远非“敌人”的全部手段：“尤其严重的是关于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破坏和其他特别危险极端主义行为的报告。联邦德国和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图谋培训恐怖分子，计划派遣他们在奥运会期间以游客身份进入苏联实施极端主义行动”。

据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在谋划“恐怖袭击”。文件指出涉事的是一个叫“乌克兰青年联盟”的、跟“班德拉派”关系密切的青年爱国体育组织，其成员在美国和欧洲的训练营接受恐怖行动培训。

乌克兰历史学家根纳季·伊万努申科在伦敦长期从事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档案收集工作，跟当年侨居西方的活动家多有交流，没发现该组织沾染恐怖主义的确实证据。他强调，那时候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不具备进行此类活动的手段和资源，克格勃所谓的“营地”只是乌克兰青年聚会处，并未培训武装人员。另外，伊万努申科也没见到任何文件表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当真重视过莫斯科奥运会，遑论派员参与。

但无论如何，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劫持以色列运动员的悲惨先例殷鉴不远，令人们不得不担心莫斯科奥运会万一出事怎么办。这就是克格勃内部决定组建反恐分队（“阿尔法”小组）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巴勒斯坦，克格勃文件称：“业务收集的情报显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层已经决定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不准在苏联领土发动恐怖袭击”。

克格勃通过42名驻外特务和另外49个留学生信息源探听计划中的外国行动。6月份海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之一：“梅利尼科夫派”的两个人（可能是特务）被确定与克格勃有联系，“通过他们查明了赴苏联参加奥运会的外籍乌克兰裔敌对行为人，并将旨在限制1980年奥运会期间民族主义者破坏行为的虚假信息传递给了民族主义中心”。

据克格勃说，奥运会之前半年共有44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密使、35名“宗教宣传中心”密使访问乌克兰，其中10人被驱逐出境，69人被正式警告。预计抵达基辅出席比赛的外国来宾约8000名，因此组织者决定看台上每三排部署“社会代表”（共青团员、民间纠察队员等1200人）和民警（120人）就坐，以便“及时发现并制止外国人的可能举动”。13名编外克格勃人员及626名特务负责控制外国来宾，并设法在他们的住处（36个涉外设施）探听消息。

至于奥运会的恐怖主义威胁，文件坦言这类袭击更可能由苏联居民而非外国人发动。

近些年苏联情报机关掌握了一些声称要刺杀国家领导人的家伙，虽然大多数只是嘴上喊喊而已，但乌克兰境内登记在册的有12人。还对253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做了工作，具体细节不详，可能是奥运会期间把他们隔离在精神病院。

克格勃协同民警联合开展“军械库行动”，1980年收缴火器29支，子弹近4000发，炸药11千克、手榴弹13颗、爆炸装置10个，逮捕持有上述物品者38人。

白采尔科维市一个姓克拉夫琴科的人联系当地部队某军人，索要装满子弹的手枪和军礼服，自称他和朋友计划在奥运会期间“制造混乱”，唤起当局对工人问题的关注。该军人是克格勃线人，把整件事汇报上级。克拉夫琴科之后的遭遇不得而知，但克格勃揽下了预防危险发生的功劳。

波兰女子达努拉·利尔动身去利沃夫，波兰边防军在她行李中发现50枚毒气弹。该女子解释称她的波兰朋友伊万尼茨基托她把东西捎到利沃夫。“据说毒气弹是供乌克兰某些组织成员在奥运会期间使用”。不知此事如何告终。

奥运会开幕前几天，匈牙利边防军在奥地利边境拦截一辆联邦德国公民驾驶的准备前往苏联的汽车。车内查获带光学瞄准镜的步枪及爆炸子弹，备用油箱内发现俄文、匈牙利文宗教书籍。此事发生后，乌克兰边境沿线的克格勃单位加强了对从西部入境车辆的检查力度。

整条火炬传递路线、中央体育场、运动员和代表团住所、基辅各战略设施都是克格勃的保护对象。费多尔丘克文件包含了负责各项工作“办公室”的职员人数：整个共和国2500人，基辅市1100人（首都警员9700人），接待外宾最多的“罗斯”宾馆竟有379名克格勃及内务部人员驻守。从1979年开始，被挑选参加奥运会安保的国安人员就开始在基辅和哈尔科夫负责各项国际比赛和苏联人民运动会的保卫工作，作为预演锻炼他们的技能。

禁止一批，关押一批

“奥运会促使政府释放政治犯”的愿景终究破灭了。相反，1979年出现新一轮搜查、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浪潮，1980年春达到顶峰。乌克兰境内，瓦西里·斯图斯、斯捷潘·赫马拉、尤里·利特温、奥列西·舍甫琴科、格奥尔基·普里霍季科等人属于重点关注对象。当局目的很简单：使这些活跃异议分子在奥运期间远离国际视线。被逮捕者自己当然明白为什么在这个特殊时刻再次遭受特殊待遇，暂时自由的人则被严密监视并进行预防性谈话。

新教徒也被打击：“为压制教派分子积极性、遏制他们的激进活动，基辅市检察院刑事科搜查了15名活动头目和浸信会分裂者权威。在搜查过程中，捣毁了非法的‘信徒’出版社三个装订作坊、一个所谓‘排字车间’，没收约1500份思想意识有害及宗教宣传材料”。

61岁基辅女市民克拉芙基娅·德米特里辛娜与女儿合住规划拆除的陋室，一直想申请新房。她之前从未被克格勃关注，直到某次气急失言，声称将邀请奥运外宾到自己家参观居住条件。对德米特里辛娜进行了预防性谈话，她保证不邀请任何人来家。

对付构成潜在威胁的外国人，采取“拒之门外”的办法，不让麻烦鬼入境。早在1979年3月，乌克兰克格勃就制订了300多名有意出席奥运会、怀疑“与敌方情报机关和意识形态中心有联系”的外国人名单，其中148人被禁止进入苏联。到1980年6月奥运会前夕，这个数字显著增加：“在进行预定侦查行动中，发现359名有意在奥运会期间进入苏联的外国人可能会参加敌人策划的间谍-破坏活动，对他们的入境情况进行控制。对于有严重劣迹的2888名外国人，建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禁止他们在此期间入境苏联”。文件此处措辞含糊不清，看不出被“控制入境”的359人跟被“建议禁止入境”的2888人有什么区别。

截至1980年2月，参赛国申报的13600名代表队及辅助人员已被苏联国安机关逐个审查筛选，545人“由于安全原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乌克兰克格勃文件中，涉及奥运火炬传递和基辅足球赛的内容可能是最无聊的部分。一句话概括：完全顺利，压根没人尝试抗议或其他“反社会行为”。

幻想的威胁

奥运会终于盛大开幕啦。克格勃继续绷紧神经工作，发现37名入境外宾“涉嫌与敌方情报机关、犹太复国主义和宗教中心有勾结”。此外，“苏联特色”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外国人在“不适宜地点”摄影：莫斯科民警抓获三名法国人在高尔基街对着旧房子和垃圾箱拍照！仨游客被正式警告，相机胶卷被悄悄曝光，然后释放。

伊迪斯·雷切尔于奥运会开幕当天从伦敦飞往基辅，携带18份俄文、英文和希伯来文“犹太复国主义”书籍和手册，以及60个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标志”大卫之星徽章。该女子解释说这些东西是伦敦犹太教堂托付她捎给苏联犹太拉比的，她并不知道携带了“违禁品”。

法国妇女克洛德·雷恩行李箱内有一本《莫斯科反导览》，克格勃认为这是一本“声称我国对外国人进行‘全面监视’的书，对‘国际旅行社’公司和克格勃机关的业务进行粗暴污蔑”。《莫斯科反导览》的作者是俄罗斯侨民作家、自由电台记者德米特里·萨维茨基，2019年去世。

奥运会期间，从入境乌克兰的外宾手中合计没收1880份“反苏、污蔑、宗教宣传和色情材料”，以及183个大卫之星图案。

克格勃援引乌克兰人民和外宾对奥运会的观感，谈起基辅承办的赛事几乎都是热情洋溢的。莫斯科举行的开幕式被视为苏联体制的大胜、美国卡特政府的大败——因为卡特总统在国际上呼吁抵制本届奥运会。

只有极少数西班牙和哥斯达黎加运动员对密不透风的监视和规模空前的安保表达不满，西班牙人曼努埃尔·苏尼加说：“保护我们的人比西伯利亚还多”。克格勃文件则称：“为了促使外国人对苏联现实形成客观看法，通过业务手段对其施加正面影响，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政治上有利的采访并刊登见报”。

那么，顺利举办的第22届奥运会能否算作克格勃专业能力的证明？从某些方面看也许能。然而上述文件体现的克格勃工作多数不是细致侦查和巧妙分析，而是高射炮打蚊子（逮捕异见人士）。何况对比奥运前和奥运中编写的文件可以看出，潜在威胁的规模从一开始就被高估夸大了。

延伸阅读：

克格勃报告：莫斯科奥运会前驱逐一批人出境

关于针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敌对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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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所知道的关于这种酷刑的最可怕案例出现在1933年。

一位普普通通的50岁女人被领到我面前，她的状态令我吃惊：眼神充满恐惧，脸上毫无表情。

后来我俩单独相处，她才开口说话，语速缓慢，没有声调，仿佛呓语：“我没疯。我以前是党员，现在不想做党员了！”她接着谈起最近经历的事情：原来她是某女子拘留所的看守，偷听到两名侦查员闲聊，其中一人吹嘘称能让任何囚犯按他的心意说任何话、做任何事。为了证实所言不虚，他描述了自己打赢的一个“赌”——迫使一位母亲掰断自己1岁幼儿的手指。

此中秘密在于，他先掰断母亲另一个10岁小孩的手指，接着表示如果母亲肯亲手掰断1岁幼儿的小拇指，他就停止这种折磨。那母亲被栓在墙壁的钩子上，当10岁孩子哭号着：“啊，妈妈，我不行了”，她彻底精神崩溃。随后发了疯，杀死幼儿，拎着腿把头往石墙上撞……

女看守讲完，接着说：“我听了这话，五雷轰顶……因为我也是当娘的，也有孩子，一个10岁一个1岁”……

（И.С.教授：《从精神病理学角度看布尔什维主义》，《文艺复兴》杂志“文学政治”分册，编辑：谢尔盖·梅利古诺夫。巴黎“文艺复兴”出版社，第六期，1949年11-12月）

（儿按：本文未提供“女看守”和“教授”的具体姓名，所述事件发生时间亦不详，真实性存疑。谢尔盖·梅利古诺夫系1920年代流亡法国的历史学家、政论家，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是《俄罗斯的红色恐怖》。但此人客观性和专业程度一直以来都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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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苏共党内对“红色恐怖”的批评：

……红色恐怖的受害者越来越多，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行动缺乏正当性及合法性，这不能不引起布尔什维克阵营内一些党务活动家的阻力，1918年10-12月发生的几场论战就是明证。尤其10月25日中央委员会开始讨论关于“契卡”的新地位问题，部分党员斥责“该组织权力无边，不仅把自己置于苏维埃之上，更置于党之上”。布哈林、奥里明斯基和内务人民委员(РСФСР)格里戈利·彼得罗夫斯基要求采取措施遏制这个“充满罪犯、虐待狂和流氓无产阶级腐化分子的横行霸道的组织”，政治控制委员会（译注：后来叫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列夫·加米涅夫直接要求废除全俄肃反委员会。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仇恨和涤荡之歌》）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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