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尔盖·别利亚科夫

普遍平等恐怕是人类最难实现的梦想。我们早已飞上太空，很快将重返月球甚至踏足火星。鼠疫和霍乱已不成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冠状病毒和艾滋病毒未来将被控制。稳坐家中跟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朋友对话何其轻松惬意，环球旅行也不再是伟大冒险，成了度假休闲。也许人类终有一天能够把自己分分秒秒传送至地球任何角落。除了普遍平等，万事皆有可能。

新精英阶层

人在“平等”的名义下死亡和被杀，但就算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不存在平等，新经济政策时期及后来更是如此。市井庸人即便不明白其中道理也发觉：“普通的仆役，派头倒像政委！”小说家尤里·奥列沙写道：“我给一家大报写诗体小品文，每篇稿酬相当于养路工人一个月薪水。有时一天写两篇”。当时是1920年代，1930年代他就很少动笔了，依然有钱在“国民”餐厅一坐一整天，甚至管自己叫“国民大公”。

讽刺作家、剧作家维克多·阿尔多夫也喜欢“国民”和“大都会”。有一次，正在受穷的列夫·古米廖夫偕老婆去列宁格勒拜访阿尔多夫，被维克多·叶菲莫维奇叫了出租车带往餐厅吃饭。文学评论家艾玛·戈什坦因回忆录写道：“阿尔多夫家给他（列夫·古米廖夫）留下的印象，用他自己话说：贵族上流气派。那里只有光芒四射的女性：比如维罗妮卡·波隆斯卡娅（译注：女演员），或最高检察长的女儿，或伊利夫（译注：犹太裔作家兼记者）的妻子……妮娜·安东诺夫娜（阿尔多夫之妻）的沙发床上方挂着钟情于她的著名诗人的相片，比如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 而古米廖夫就坐她脚边”。

暂时不清楚艾玛·戈什坦因所谓“最高检察长女儿”是谁。苏联没这头衔，只有总检察长，1936年担任此职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只有一个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女儿季娜伊达，不到30岁。如果阿尔多夫家的真是她，那就证明1930年代名媛玛露西亚· 塔拉先科（伊利夫之妻）能够跟苏联最高级干部之一：维辛斯基的女儿平起平坐。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译注：苏联早期著名作家，1938年逝世）月收入3200卢布，十倍于普通劳动工人（当然得缴税：1200卢布）。这种水平的薪金按照苏联标准算得上“男爵”了，可如此成功富有的莫斯科人依然没法跟格鲁吉亚作家相提并论。“万民慈父”故乡的作家月收入20000-30000卢布，高到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莫斯科也不是绝对没有这种富翁，尤其剧作家群体。据说尼古拉·波戈金一个月挣四万，他的作品《拿枪的人》在全国几乎所有剧院上演，1938年还被改编为电影。

比起波戈金、维什涅夫斯基、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之辈，从西欧返回苏联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她不是作家联盟会员，直到1941年才被“分配”到国立文学出版社。她的诗集几乎没出版过，靠着翻译维持生活。茨维塔耶娃自己估算，1940年1月15日-6月15日的翻译和编辑酬劳为3840卢布，平均每月768卢布。这个数三倍于医生工资，两倍于大部分熟练工（“斯达汉诺夫式”除外）。如果茨维塔耶娃不在翻译上精益求精，她还能收入更多：“我终日忙碌，但由于每首四行诗——波德莱尔或弗兰科——我至少要译出四个版本，所以每天最多只能写20行（草稿80行），而别的译者（实话实说！）每天200行甚至400行清稿（此处茨维塔耶娃用了斜体字）”。事实的确如此，“别的译者”月入7000-14000甚至更高。

那个年代演员的收入超过作家、诗人。米哈伊尔·左琴科出过一册薄薄的短篇小说，得2000卢布。当时颇受欢迎的演员弗拉基米尔·亨金拿去登台朗诵，仅三场演出就挣到2000卢布。而且作家所得税率比演艺人员更高。“灰色收入”就更别提了——有个笑话：旁人问亨金参加没参加过“灰色”演出，他大惊：“还有别的演出吗？！”
（译注：“灰色演出”也有“左派演出”之意，亨金的意思是难道允许“右派”演出吗？）

有句夸赞人的话叫“穿得像女演员”。成为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首席演员，当上莫斯科大剧院或列宁格勒“基洛夫”剧院（马林斯基剧院）主角、独唱，乃是苏联人能够梦想的职业天花板之一。作家和演艺人员之外，运动员也属于苏联社会精英一分子，主要是效力于顶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们。足球早在战前就是苏联职业运动之一，至少”А”级（最高级）联盟如此。足球史学家阿克塞尔·瓦尔塔尼扬曾发现一份有意思的档案：1941年2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夫·梅赫利斯签署命令，规定“红军中央俱乐部和志愿体育协会主队”的足球运动员、教练、按摩师（梅赫利斯同志不知为何忘了队医）的工资水平。根据规定，高级教练工资1200-1500卢布，一级球员（10人）1200卢布，二级球员（12人）1200卢布，三级球员800卢布。这种工资很丰厚了。即便三级球员（可能是替补）的月薪也是新入职工程师的两倍。但苏联最优秀球员未必欢迎梅赫利斯的工资规定，因为他们有机会挣更多钱：“……打一场灰色比赛每人拿500卢布，实实在在”。

时髦如在巴黎

挣钱多还不够，得会花钱——享受一掷千金的快感。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但苏联国内漂亮衣裳和日用消费品远远不能满足高档需求，有钱难寻好料子。外国人到了苏联，想买点儿特产回家真犯愁。比如法国诗人安德烈·纪德甚至在莫斯科买不着带回巴黎送朋友的纪念品，他说：“商品，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劣质货。甚至让人联想，是不是故意把纺织品、日用品等东西造得尽可能无吸引力，好让人们仅仅出于需求而非喜爱去购买”。

纪德访苏同一年也就是1936年，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到苏联领取他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俄文版稿酬。翻译娜塔莉随行，二人闲逛列宁格勒购物。塞利纳说他哪怕在利比亚和喀麦隆也不敢把这种东西卖给客人：“……简直没法下手啊。我说苏联商品是‘无用的垃圾’，绝非夸大其辞。我和娜塔莉把他们商业街的店铺全走遍了，这辈子没见过的大粪也敢摆出来卖。想在此地穿衣打扮，必须是天才。他们的纺织品纯属粗制滥造，线头都没缝好……”

塞利纳是个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人士，经常被指责亲法西斯，所以他或许不是最可信的来源。但有意思的是，塞利纳的观察不仅跟立场客观的纪德部分吻合，也跟亲苏的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吻合。后者试图向世人介绍苏联民生光亮面，但也被莫斯科人简陋粗劣的服装所震惊：“……对于第一次造访莫斯科的人来说，市民的打扮似乎相当难看。的确，你能够买到必需品……但舒适性阙如。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想要穿得好、穿得有品味，必须付出极大努力，且永远无法完全达成目标”。

这就是当时极少数人有资格享受的国外旅行为什么如此重要和珍贵的原因。伊利亚·伊利夫第一次到巴黎，给老婆买了外套、裙子、四块面纱、鳄皮手袋、镯子、帽插羽毛、两条腰带（皮革和橡胶）、一盒香粉、两盒胭脂外加两个黑色睫毛膏。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也在巴黎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花两小时挑选）、鞋和衣料。

1935年7月1日，在纪念室内剧院成立20周年晚会上，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身穿巴黎时装和皮大衣闪亮登场，引起轰动。出国旅行是置办令大家羡慕的行头的宝贵机会，尽管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新巴黎巡演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嘴上说：“法郎不经花……好东西都很贵”，仍然豪掷1075法郎给自己置办外套、两顶帽子、若干内衣。莫斯科的女演员们还喜欢抢购虽不耐用但十分奢华的金银线头巾——用特殊真丝绸缎和金属线缝制。

1930年代俄罗斯的企业家经营尚未被摧毁净尽。私人裁缝如同私人医生一样受重视，昂贵稀缺的面料被委托给她们裁剪。号称“俄罗斯可可·香奈儿”的娜杰日达·拉玛诺娃（译注：时装设计师、戏装设计师）1940年仍健在，革命前她曾为皇后亲姐伊丽莎白·费奥多萝芙娜女大公服务，客户包括富商妻女和实业家、糖厂老板的情妇。如今她已年老，继续为首都特权剧院的女演员和外交官妻子们提供时装。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也是二十、三十年代拉玛诺娃工作室常客，1936年她夸耀说：“我做了件新大衣，非常漂亮雅致，拉玛诺娃缝的，而且很轻”。剧院赴远东巡演，拉玛诺娃为女演员们裁制各种颜色绉绸裙子：索菲娅·皮利亚夫斯卡娅穿浅黄色、奥莉加·拉布金娜穿粉红色…… 亚历山德拉·利亚明娜、叶莲娜·叶菲莫娃也为莫斯科高尔基剧院女演员们缝制贵得出名的衣裙，还有瓦尔瓦拉·丹尼林娜——战后她成为莫斯科收费最高的裁缝，客户包括柳博芙·奥尔洛娃和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

餐厅

莫斯科高级餐饮的水准曾经胜过服装。茨维塔耶娃1941年春写道：“我们吃得好，莫斯科应有尽有……”。战前，人们在莫斯科的商店甚至可以买到罗克福尔干酪、卡芒贝尔软酪和林堡奶酪，更不用说螃蟹、新鲜鲟鱼、熏鱼、熟猪肉、香肠和“美妙的熏脂肪”——也就是茨维塔耶娃口中的“培根”。这些美味诚然很贵，就像首都的高级餐厅一样，仅少数人能够消费。举个例子，在“国家”餐厅吃顿四道菜的正餐不低于13卢布，三道菜的不低于11卢布。饶是如此，这些餐厅从来门庭若市。瓦季姆·科津（译注：男高音歌手、作曲家）在“大都会”餐厅吃早饭很轻松，可到了夜晚，即使他这个明星有时也得跟别人拼桌。作家阿纳托利·雷巴科夫妹妹赖莎曾回忆：“各色人等齐聚好饭店：什么工程师、科学家、演员，多多少少都有点钱，身边当然跟着漂亮妞儿……”

战前莫斯科每个高级餐厅都以自己的菜单、装修、传统和音乐扬名。尤里·纳吉宾（译注：作家、编剧）是一位大鉴赏家、“生活享受家”，他回忆说“国家”餐厅的苹果派和奶油咖啡最出名，“大都会”的布里欧面包和油炸圈最出名，位于艺术剧院巷的“艺术”餐厅炸麻花和可可饮料最出名。这个名单其实还可以扩充下去。

1940年5月7日高尔基街“阿拉戈维”餐厅开业，标志着格鲁吉亚美食逐渐超越法餐和俄罗斯本土菜肴。浇汁肉丁与长馅饼慢慢淡出人们视线变成书籍插图，“萨茨维”、“恰霍赫比利”、“查纳基”、库帕特肠等取而代之。“萨沃伊”、“大都会”、“国家”的旧荣耀在新星“阿拉戈维”面前黯然失色，后者一步步登上莫斯科最贵最著名餐厅宝座。不过在战争前夕，格鲁吉亚美餐和高加索食俗才刚刚进入首都市场，莫斯科的名老餐馆仍然保留着所谓“耐普曼气派”（译注：指新经济政策时期暴发户派头）甚至十月革命前风貌。比如彼得罗夫斯基街2号“极光”餐厅招牌菜是俄式薄煎饼和全城最棒的露馅饼，“大都会”的招牌菜是鸡肉、鹧鸪肉加黑鱼子酱沙拉，而且他家的招牌冰淇淋配有巧克力酱和烤扁桃仁。

逢年过节期间，餐厅还会办一些主题节目。如1940年11月18日-1940年元旦这段时间“大都会”装扮成了“俄罗斯木版画风格”，举行“奇妙开心夜”，邀请茨冈合唱团在红色大堂表演，之后来的是“奥尔洛夫”茨冈人歌舞团。“萨沃伊”餐厅毫不示弱，雇佣“卡尔捷茨基”茨冈人歌舞团吸引食客。走进“国家”的人白天听着沙龙乐团进餐，夜晚欣赏著名的亚历山大·茨法斯曼爵士乐队。说实话，现场音乐和舞蹈彼时属于高级餐厅之必备。“萨沃伊”的“音乐和舞蹈之夜”持续到半夜，“国家”到凌晨四点，“大都会”也要到三点钟，而夏天在凉台上能一直跳到东方既白。

那年月苏联作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内部餐厅，服务优良，收费相对便宜。用常客尤里·奥列沙（译注：小说家、编剧）的话说，这种地方“一顿饭的价格就像‘国家’的衣帽架那么高”。正如《大师和玛格丽特》所写，菜单有烤羊肉串、小鲈鱼、银锅烧鲟鱼，以及“虾颈肉和新鲜鱼子酱”、“热那亚式烤鹌鹑”、“鸫鸟肉片汤”乃至松露。别惊讶，松露无须从法国、意大利进口，供应莫斯科顶级餐馆的白松露产自伊万诺沃州和莫斯科州地界，多在亚历山德罗夫、扎戈尔斯克周边。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妻子说他更喜欢“大都会”，但也光顾作家餐厅：“一顿不错的晚餐：鱼子酱、鲜黄瓜、榛鸡——主要是吃得开心。饭后米沙和鲍里斯·罗伯托维奇找别列津斯基打台球，米沙赢了。然后我们遇见米哈尔科夫两口子，跟他们和艾尔雷吉斯坦（译注：苏联国歌词作者之一）饮咖啡……总之，美妙的夜晚”。

小汽车和疗养院

私家车在苏联算奢侈品，就连人民委员和司令员们也坐公务车。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首席演员米哈伊尔·加博维奇有自己的小车，莫斯科音乐厅明星瓦莲京娜·托卡尔斯卡娅也有——这个女人魅力四射、衣着光鲜，“托卡尔斯卡娅是战前莫斯科最富有女演员”的神话竟流传至今。

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不仅有车还自己驾驶。1936年的一天他开着敞篷车从列宁格勒送安娜·阿赫玛托娃去莫斯科，行至加里宁市（译注：特维尔）附近忽然抛锚。集体农民迅速围过来，险些把这位苏联老爷打死。一名农妇恨恨嚷道：“看不出来吗？她是个贵族婆娘……”

甚至乘坐出租车也是某种社会地位标志。苏联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经济”、“舒适”、“商务”、“特级”或“豪华”的概念，但已经有了相当正式的出租车等级划分，比如М牌轿车 (ГАЗ-М-1)比“吉斯”便宜。出租车司机不去工人宿舍区拉客，更不服务首都边缘的无产阶级，涂成各种颜色（蓝、黄、深红）的“吉斯”只在“莫斯科”宾馆、大剧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地铁站附近趴活。这些舒适的豪华轿车载着艺术家和上等人观众，稳稳驶向首都的精英公寓或郊外特权疗养院。

不曾读过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书信的苏联人是幸运的，否则他们压根无法想象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演员以及苏联的作家和剧作家们战前过着何种生活。这位著名女演员乐滋滋地描述她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时怎样享受人生。奥莉加经常到巴尔维哈（译注：莫斯科州度假胜地，有旧庄园、城堡）度假治疗，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瓦西里·卡恰洛夫等人战前也多次到访这个地方，但只有奥莉加留下了生动的、甚至可说是津津有味的描写。

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1936年7月24日写给玛丽亚·契诃娃（译注：契诃夫胞妹）的信说：“疗养院规模宏大，我的房间赏心悦目，松树在窗前摇曳沙沙作响，森林环绕，百花齐放……菜肴是一流的，供应鳟鱼、铁钎子烤肉、各种馅饼——我加糖精吃。面包几乎不碰，一天两块糖”。

奥莉加说自己“几乎不碰面包”，现代读者可能要皱眉。今天的营养学家建议我们“每天摄入100克黑面包”，可在战前，面包并不是胃口大开美食家丰盛餐桌的点缀，而是几百万人果腹的主食。极少数“不碰面包”之人照样活得好好的，因为他们有鳟鱼、烤肉外加“各种馅饼”。

令人惊讶的是，战争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依旧不改她的战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1945年4月苏军正准备攻打泽洛高地，大后方莫斯科的糖、谷物和油脂实行票证供应，工人每天800克面包、职员600克、被抚养者400克。而奥莉加身在巴尔维哈，七点钟起床。她写道：“八点钟女按摩师来给我的身体做舒适按压。十点半吃早餐：两盘小菜，奶油咖啡搭配优质黑面包和黄油…… 可选的美食琳琅满目：打泡奶油大馅饼、果冻、汤羹、各式熟肉、鳕鱼、各种精致素菜……他们每天给我送菜单让我自己点。你看，我活得像地主婆”。

但这位“地主婆”的收入可能无法与电影明星及流行歌手柳博芙·奥尔洛娃、克拉夫季娅·舒利任科、利季娅·鲁斯兰诺娃相提并论。战前鲁斯兰诺娃正处于声望顶峰，穿金带银，喜欢收藏钻石、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珍珠…… 是啊，人民歌手没有珍珠怎么行呢？她和第三任丈夫：著名幽默演员米哈伊尔·加尔卡维收集古玩、圣像和俄国画家名作，两人位于拉弗卢申斯基巷的住宅俨然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分廊。

“为了官爷们”

所以渐渐地，在斯大林和战友们宣称的“平等”与表演性俭朴之下，斯大林的苏联变成了等级社会，普通人、低收入者、无特权者和新贵之间形成虽非正式但众目昭彰的分化。此处我们只谈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自由民”，如果算上数百万没有国内护照的集体农民，以及“古拉格”系统关押的囚徒，那么苏联的真实状况离着平等何止十万八千里。

苏联顶级精英、党政领导、军队和经济部门高级干部小心翼翼藏富扮低调，不仅对苏联人民，如果可能的话也对外国人装样子。1935年4月23日美国大使馆办招待会，尼古拉·布哈林身穿旧款长大衣，卡尔·拉狄克（译注：共产主义宣传家、外交官）“穿着某种野外服装”，教育人民委员安德烈·布勃诺夫“穿迷彩服”光临——看来是指军便服和马裤。伊万·别尔谢涅夫、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和亚历山大·泰罗夫（译注：三人都是演员兼导演）穿燕尾服、黑色礼服，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全套黑西装。他们的女伴：索菲娅·吉阿钦托娃、吉娜伊达·莱赫、阿丽西娅·科宁、叶莲娜·布尔加科娃自然穿着她们最好的晚礼服。

尽管如此，纸永远包不住火。

安德烈·纪德感叹：苏联正变得愈发“资产阶级化”，而政府对此持认可、鼓励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共产主义兄弟情谊越来越远：“那些身为或自以为‘当权者’的人面对‘手下’、劳工、女清洁工、保姆等表现出的蔑视或至少是冷淡，怎能不让人心生反感”。

罗曼·罗兰没有试图深入了解苏联社会，却也关注到不平等现象，尤其坐小车在莫斯科郊外行驶的时候。他提请人们注意农民小木屋与“领导及其贵客和受宠作家”大别墅的天壤之别：“在环绕莫斯科的这一地区，分散建着许多别墅，可它们并未标在地图上，这些别墅或者是专为政府首脑建的，或者是留给首脑的客人的，或者是分配给有成就的作家的。用硬石铺就的宽敞林荫道修建了好几条，人们会问这路到底通向何方呢？有人会告诉你：“从莫斯科通向别墅”。在这条路上，隔不远就站一个警察，再不然他们就躲在树林里担任警戒。有一座疗养院，整座建筑都是白色的，在林中勾勒出它那美丽的轮廓。我问这是为谁建的，人们答道：“是为政府的高官哩”。我接着问，那么石油大亨祖巴洛夫那戒备森严的广阔领地如今被派何用场，人们答道：“那儿现在已为高官建了别墅，成了他们的疗养地”。在路上，我们与鲍里斯·皮里尼亚克的车迎面相遇，他像其他作家一样在郊外有自己的别墅……我们在路上还碰到了许多农夫和工人，他们向我们投来忧郁的目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竟然向我们挥起了拳头……”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斯大林生活待遇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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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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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参加过基辅保卫战的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摩托化步兵团通信连长、敌后游击队队长、苏联英雄（1944）彼得·布莱科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反映乌克兰农村现状和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某些情况。之后布莱科被捕，出庭受审，剥夺称号和军功章。

第一封信（1945.7.20）：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曾在以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科夫帕克少将命名的乌克兰第1游击师担任3团团长。

我从后方摧毁了可恶的法西斯，我为尽快打败希特勒德国付出全部力量和本领。由于我的勇敢，除获得许多政府嘉奖之外，1943年5月又授予我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由于我参加喀尔巴阡突袭，1943年10月授予我列宁勋章。这些勋章到了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大概被束之高阁，只是对我保证下一次命令就发给我，但“下一次”出现多次，至今什么都没拿到手。1944年授予我二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1944年9月师部替我申请最高奖励：第二枚“金星”奖章，后来听说未获批准，代之以一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

战争年间承诺信誓旦旦，一旦打完仗却只剩空谈。而且不仅我自己，我们部队上百名值得高度褒扬的战士和军官都没拿到奖励。

也许我的想法不正确，但我认为：如果一个同志理当获勋，那么无论他是继续作战或被派往其他地方工作都不应改变这一点。

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处理政府嘉奖的方式是：如果某人三次、四次获勋，则拒绝发放下一枚勋章（无论他立下何等军功），理由是过去的奖励已经够多。在我看来，发食品配给卡可以这样做，但授勋只能根据功绩而非需要。眼下不少战士和军官从各地写信询问为什么没拿到嘉奖？乌克兰第1游击师的授奖材料都在联共（布）乌克兰中央Н.С.赫鲁晓夫处，但至今没个结果。我曾就此问题给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科夫帕克、斯特罗卡奇（译注：季莫菲·斯特罗卡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将）和Н.С.赫鲁晓夫写信，不知何故渺无回音。

我想问，应得的军功章到底还有没有？

所以我找您，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打扰了请原谅。

第二封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打扰了请见谅，但我要给您写一封不长的信。

我休假一个月，去了乌克兰，回到家乡切尔尼戈夫州巴图林地区米特琴基村我年迈的妈妈家。

途中我顺路拜访了并肩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同志们，参观了苏梅州的科诺托普地区、克罗列韦茨地区。我想向您简单谈谈集体农庄的真实生活和领导干部的工作。

米特琴基村原本是地区最大、文化水平最高的村庄之一。战前，虽然村领导、地区领导把好东西都吃喝光了，可日子挺富裕。集体农民劳动日报酬实发2-3千克粮食，但能挣5-7千克。确实，集体农庄管理者从未发过现金报酬，想必他们手头紧吧。尽管集体农民都知道自己的领导胡吃海喝、挥霍集体财产，只顾个人私利，却仍然为有粮食果腹而高兴，不辞辛劳工作着。

而现在令我惊讶的是，农民们不愿在集体农庄干活了。小组长催促大家每天劳动12个小时，但没几个人听他的。

每个集体农民都给自己找一块地，在这块地或自家菜园子种各种东西：黑麦、小麦、大麦、黍子之类。收获了就在家脱壳、晾晒。

集体农民们都在问，集体农庄什么时候解散？

记得战前，每个能干活的人黎明跑到集体农庄，恳求小组长给他分配工作，甚至让后者觉得很难办。所有的集体农民，包括我自己，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

我想了很久，得出结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管理不善。

春天农忙，集体农民缺少口粮，除了少数人（后面我会具体说是哪些人）之外，农民们甚至没有土豆吃，更别提油脂了。他们每天下田不是耕作，而是找那些埋着腐烂土豆的坑坑，刨出来剁碎，做成土豆粉。

而且农民们告诉我，1944年庄稼长势并不差，但打下来的少，没组织起来收割。只够交售国家征购和其他的，种子都没留足。劳动日报酬200克——仅限本村“古比雪夫”集体农庄，别的集体农庄颗粒无有。

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找了很多农民谈话，参加了村苏维埃的、集体农庄的各种会议，感觉一片茫然。我问自己：村庄和地区的规章制度究竟怎么啦？

村干部不顾念集体农庄，不考虑人民和国家，光想着他们自己。想着自己怎么吃饱喝足，怎么巴结上级。

村积极分子以前是附敌分子，过去服务德国人，现在服务苏维埃政权。他们有粮吃、有酒喝，啥都不缺。他们出席各种会议，管理集体农庄，有权制定和宣布决定，只不过自己不执行，就算执行也是做做样子。他们在酒桌上跟村领导、地区领导套近乎，得到后者大力撑腰。

1944年集体农庄未向糖厂交售甜菜，扔在大田过了冬，然后拿来做自酿酒，等于半数被盗。谁盗的？首先就是“积极分子”。村里受贿成风，比如村医基塞尔同志，你不给他一只鸡、半升酒，他不给你包手指。

丈夫在红军服役的女集体农民，带着3、4个孩子，为了下田割秸秆取暖，必须送给小组长1升伏特加、若干下酒菜，她若拿不出这些，就全家挨冻吧。或者深更半夜带绳子下田偷秸秆，或者偷挖甜菜回来自酿酒满足小组长、割草喂小组长的马，或者挨冻，或者因盗窃受审判。

米特琴基村成了本地区伏特加供应中心（注：原文如此）。

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部的地区部门着手打击，他们派人进村没收伏特加，从那些被认为给小组长酿过酒的人手里夺走酒具，转交常务酿酒者——“积极分子”。所以伏特加源源不断流入本地区。领导干部和以前的亲德分子推杯换盏，保护他们高枕无忧。

问集体农民：为什么不愿在集体农庄工作？他们回答：“我们为什么去干活？我们得不到任何回报。他们会把一切都喝光”。

村领导、地区领导无视广大前线红军战士家属的呼声，不关心她们的疾苦。更糟的是，都不肯跟她们好好谈谈。饱受战火蹂躏的集体农民至今住房不足。

存在严重违反人民委员会(СНК)决议、尤其1944年关于合同采购牛群的决议的情况。

本地区盗窃国家财产现象猖獗。不久前巴图林的乳脂厂耍阴谋诡计，盗卖黄油、奶酪等制品。

凡应该供应本地区集体农民、残废人和教师的各种商品货物，都莫名其妙失踪了，就算运进村庄也会瞬间消失，根本到不了普通庄员手中。

村庄和整个地区钳制批评，农民们瑟瑟发抖，会上谁也不谈缺点，尤其不敢提庄员和领导者的疏忽过错。最近已没人乐意去开会了，说：“反正不听我们的”。

早年的村领导奔赴战场，如今从前线回来，看到这些不公不义，试图写信向地区领导举报，却很快被送回红军，哪管他身有残疾，要不就撵到西乌克兰，免得干扰“现任领导”继续“忙工作”。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奥特基达奇和伊万·叶夫缅诺维奇·叶尔莫雷琴科就遭遇了这种事。其他人瞧在眼里，愈发不敢说话。也有人向上级写举报信，甚至有投书中央的，但信压根没送出去，区里对此心知肚明，显然他们那儿也有果戈里的邮政局长。反正写信之人倒霉。

今年2月我提笔给联共（布）乌克兰党中央书记科罗特琴科同志（译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杰米扬·科罗特琴科）写信反映，他许诺派代表调查。代表是派了，但看来只下到巴图林，而且是悄悄到的，除监察委员会书记以外谁都不知情。既然没去最基层，所谓检查自然没导致什么变化，惟区执委会主席古泽耶夫被免职，事后有人好言劝他：“你最好走掉，否则连累大家”。

苏梅州的科诺托普地区、克罗列韦茨地区亦有类似情况，但最大不同在于：这两个区的监察委员会书记Ф. Е.卡纳韦茨同志和Ф. Д.马秋申科同志（原科夫帕克部队指挥员）都是诚实、公正的工作者，全心全意为国为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身为地区主官，敢于同不公不义作斗争，驱逐见利忘义的奸人，既从普通集体农民也从前线战士里面培养领导干部，考察监督他们。人民认为公平正义比天大，所以态度完全不一样，甘愿下力气劳动。

但不幸的是在乌克兰这种领导少之又少，利欲熏心者居多。这些人什么样呢？

这些人被战争吓破胆，一直躲在远东的某个地方，等着“叔叔们”打跑德国人，给他们个温暖小窝重新生活。他们终于等来这一天，能够放开手脚贪求无厌了，通过掠夺和欺压集体农民换取苏维埃政权的赏识，吃光喝尽国家财产和公款，叫嚷着：“我们不是干部！”，甚至因成功欺骗政府受嘉奖。而且很多时候，这些躲在后方早已丧失党性的人很容易跟那些在乌克兰被占领期间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勾肩搭背。他们狼狈为奸，敌视前线战士，也就是游击队员。他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覆灭，因此对我们怀着仇恨和警惕。

如果有人肢体残疾返乡，这些人觉得他比自己更有才干、更诚实、更坚强，就会毫不犹豫把他送回前线免得碍事，或者想方设法吸引他参加团伙。

巴图林地区的领导干部：联共（布）乌克兰监察委员会、区执委会、区兵役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区部门、国家安全部地区部门等机关充斥着一群脱离群众及群众利益的人，他们为所欲为。

以上就是乌克兰许多地区的秩序。我不明白联共（布）切尔尼戈夫州委为什么知情纵容。

我在这里指出的只占现实百分之一，整体情况难以充分描写。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讲出所有细节来向您展示一幅真实画卷。

会见了在乌克兰其他地方工作的许多游击队员后，我敢说乌克兰其他各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结论：

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异己分子、腐朽分子趁着战乱混进党和苏维埃机关。而他们得逞的原因可能是缺乏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所谓“干部”死死压制人民的自由言论，利用战争在后方胡作非为（结果证明他们手段高——更准确地说，擅长欺骗政府）。

那么，怎样纠正这种迟早会让我国人民和我国经济付出高昂代价的病态现象？答案是：我们需要做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人们参加卫国战争的积极性进行审查。需要清洗乌克兰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把躲在大后方坐享胜利果实的德国走狗、懦夫和惊慌失措者清理出去。应该提拔那些经受过战火历练的新人。越快越好。

1948年9月（或10月）彼得·布莱科被捕，案件由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重大案件侦察组长米哈伊尔·留明主管。留明倒台后得知：抓彼得·布莱科的目的是搜集针对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的黑材料。总之，1949年5月布莱科被判处10年劳改（后减刑5年）、剥夺一切军功章。1953年平反恢复名誉，证章发还。1960年转入预备役，在高尔基文学院深造毕业，生前发表十余部描写战争的著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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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诗人、作家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乌欣活跃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他1924年生于弗拉基米尔省弗拉基米尔县阿列皮诺村（今弗拉基米尔州索宾斯基地区）农民家庭，是第十个孩子（老幺）。
俄罗斯农村始终是索洛乌欣文学作品的主题。苏共中央刊物《共产主义》杂志1982年第二期登载了对索洛乌欣的严厉批评，指责他“跟上帝调情”。索洛乌欣是最早公开提出重新思考列宁在俄罗斯历史中形象的人之一。“改革”年代流行一种观点，谓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属于“歪曲列宁理论”，而索洛乌欣针锋相对指出：那其实是列宁政策的必然延续。

以下段落摘自他1976年散文集《最后的阶梯（同时代人的自白）》：

农民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变成今天这样？大家自己心里都清楚，我们的集体农庄一片狼藉，庄稼收成很少，冬天用树枝子(веточный корм)喂牛，牛就站在齐膝深屎尿里，人都跑进城了，没跑的终日烂醉……

复活节那天我决定去教堂，去叶洛霍沃大教堂。复活节夜晚教堂附近总是噪杂吵嚷如巴别塔底：大客车围成圈，警察拉警戒线，共青团小组、纠察队——尽一切手段阻拦年轻人进教堂。而在每座教堂周围，都有十座这种大教堂无法容纳的人群。

您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是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的兴盛处。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这难道不是俄罗斯妇女的耻辱吗，这难道不丢脸吗！俄罗斯曾经遍地羊皮，如今我国女人为了求购一件保加利亚或加拿大的所谓熟羊皮大衣，不惜支付离谱价钱，一件上千卢布。这可是俄罗斯——毛皮之国。亚洲人来莫斯科排好几天队，买地毯带回地毯之乡中亚。

您知道吗，莫斯科的供应多多少少算体面了，其他几个大城市也差不多。奥廖尔人、库尔斯克人、坦波夫人、沃罗涅日人、弗拉基米尔人、喀山人、沃洛格达人到莫斯科采购，用网兜装着香肠、肉、鸡、蛋、奶渣、荞麦粒，有时甚至白面包回家。您知道吗，距离莫斯科50千米的地方买不着香肠和肉。更别提一个文明国家所应有的三十、四十种花样香肠了。就算在莫斯科您也买不着美味肠、熏肠、布伦瑞克肠等各式香肠，专为“有名有姓”之人服务的内部供应店除外。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个谁说的：“人民和党团结一心”。
您知道吗，有的城市整月不卖肉，油和奶经常断货。人家告诉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委凭票发给病人和儿童牛奶。这可是西伯利亚，曾经泡在黄油里的地方。（还有两件小事。我朋友热尼亚·马利采夫1976年4月在叶列茨肉类市场亲眼目睹他们以每千克17戈比的价钱卖牛骨，天天如此。除了这些骨头，叶列茨不销售任何肉。我本人在纳尔奇克市见到如下场景：大型肉品商店，镀锌板柜台干干净净，顾客不见踪影，售货员闲得翻书。店内除了猪蹄一概全无，在这个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城市，形同羞辱人。）
沃罗涅日人、奥廖尔人去莫斯科搬运香肠、鸡肉、鸡蛋。又托我买牛舌、买小牛肉，6卢布1千克的话就不要了。想想这价钱，再想想如今工资。您看看农村的国营店、村办商店，瞧瞧卖的都是些什么。这就是人民的幸福吗？这就是忍受煎熬折磨所换得的吗？

您打算做晚饭，心里想着：要么买两块牛里脊、小牛肉、牛肝、牛舌、牛肚，要么买猪蹄、猪肉、乳猪、鸡杂、火鸡、牛乳房、兔子。结果您进进出出二十间商店，只见一级牛肉和二级牛肉，且是冰冻的，或者一级、二级羊肉，最可能的情况是：光有牛腰子。这就是您的全部选项了。活在莫斯科您就偷着乐吧，外埠岂有这等好事。
您打算买蘑菇（我国森林盛产蘑菇），心里想着买哪种好呢：卷边乳菇、绒毛乳菇、丑乳菇、乳牛肝菌、红菇、鸡油菌、白菇、桦蘑、香菇，或者买块松露，或者买瓶酸腌凯撒菇？您连问一百间商店，要么根本没蘑菇，要么只有一种今天刚好进货的蘑菇。最可能的情况是：只卖酸腌牛肝菌。
唉，别考虑吃的啦。去花店吧。人家今天只卖菊花，虽然您很想要兰花、玫瑰、报春花、风信子、石竹花、鸢尾花、郁金香。您不能这样高要求，您正经历花卉短缺呢。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而这种专为“贵人”开的店，这些“小白桦”，难道不是天天打老百姓脸吗？同样的伏特加，为什么卖50卢布而不是4.12卢布？为什么搞得那么高级那么纯净？为什么店里一切东西都比外头贵至少五倍？而且，为什么这种商店有的国内其他商店没有呢？这也是为了劳动者利益吗？

全体国民，除了高级领导，都被屈辱的、难以忍受的排长队困住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已持续约六十年。不仅商品短缺，精神上也受损害。一位经济学家曾告诉我，即使到今天我国消费领域仍存在故意的“剪刀差”，即需求大于供给。这不仅是个商业问题，也是政策问题。毕竟求大于供的情况下顾客无从挑选，任何破烂货、残次品总归有人买。但最要紧的是，排长队的人不再是完整的人，他沦为忍气吞声、低三下四的“半人”，忘了尊严，忘记自己是个自由、自尊的人。

莫斯科有个泳池，名字就叫“莫斯科”泳池。没错，广大劳动群众是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原址上游泳。但泳池边的小木屋怎么回事？知情者叫它“木房子”，是个专门的芬兰浴室，有地毯和捷克啤酒，前厅还有壁炉。来吧，随便什么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都进来享受吧，可惜人家只招待少数人。这类人还有特别汽车、特供食品（所谓“黄米”）、公家别墅、特权疗养院（第4局）（译注：指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为党的最高层干部服务，今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之前身）、特殊门诊部和医院、特级多房间优质住宅、内部影片、免排队买电影票的入场券、专门保留的火车票，以及一拨就通、免着急上火的服务电话，不用像我们打“09”的时候永远占线忙音。这算哪门子平等啊？

— 但是人民有休假的权利，有去疗养院和休养所(Дом отдыха)的权利。
— 我本想告诉你：这些休养所一个房间睡四个人，闲极无聊沿着公园小路乱走，喝点儿酒，钻进灌木丛寻开心，在所谓“群众文化工作者”带领下合唱《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跳麻袋。但我想说另一个问题。著名的工会工作者В. В.波尔托拉诺夫曾对我讲，我国每年仅2%的工人和职员能够踏入疗养院、休养所。就是说，一个工人如果老实排号不走后门的话，五十年才有一次疗养休假机会，而且别忘了集体农民压根不在这2%范围内。所以真正享受这套福利的人微乎其微。

社会主义竞赛最荒谬可笑的情况：警察部门为了减少发案率，对某些违法犯罪行为不登记、不立案、不处理，采取纵容和隐匿的态度。

此外，我跟一些厂子的工人聊过…… 他们憎恨那些比自己工作卖力好几倍的同事。此中缘由很简单，就是生产指标。比方说本来一个班次制造一百个零件，工资4卢布。如果其中某人造出三百个零件，并且证明现用的机床具备这个能力，那么生产指标将立即翻三番。从此每个人都必须挥汗如雨制造三百个零件，而工资却没增加，更别说翻三番了。革新者和突击手无非在第一天能拿到产量翻三番的额外奖励，之后他们也得完成增长了的指标。所以这种“定额”制度本质上是保守的，悖谬之处在于其目的不是发展和繁荣，而是隐藏生产潜力。
同样道理，生产主管也对用新工艺取代旧工艺，或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兴趣寡淡。既然冲压制造老式勺子既能完成计划又对他有利（拿奖金），干嘛花时间研发新式勺子、完不成计划、拿不到奖金呢。何况没有哪个工人会因为新工艺取代了旧工艺而收入增加。所以何苦费时费力去冒险呢？冲压制造老式勺子岂非更安全吗？
库存过多怎么办？已经滞销好几个月了。但愿能从某个地方获知我国每年积压多少产品……

诚然，如今中等教育尤其高等教育惠及民众的程度远远超过革命前。但当年办教育注重实效，而非在宣传上大哄大嗡。农艺师、工程师、桥梁和船舶建设者、医生和教授都是根据需要培养的，不是为了统计报表好看，也不是为了追求持文凭的人数。
那时候教出来一个农艺师，他就是农艺师；教出来一个兽医，他就做兽医。现在大量女青年从农艺专业和畜牧专业毕了业，报表交上去，实际分配到集体农庄无所事事，随便干个什么职务，每月领区区九十卢布工资。

以前我在《星火》杂志做记者的时候，某个拥有四万九千工人、七千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型冶金厂厂长对我讲：如果他自己说了算，宁可每10-15位工程师里头只保留1位真才实学的。倘若给这个人开1000甚至2000卢布月薪，而不是现在的150卢布，你让他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但即使从生产效益上考虑，也不会允许厂长这样处置工程师们。他们已经培训出来了，已经拿到文凭了，总得有地方就业吧。于是塞给各生产企业，收入比工人少，整天混日子，在工人面前毫无权威，东戳一下西戳一下，实际成了企业躯体的寄生虫。您可能会问他们究竟干些什么？请看：“社会学家采访了某大型机床制造厂领导，发现该厂每月开56次业务问题会、15次特别问题会”。等于说每月开会70多次。而且厂领导肯定少算了，减去周末的话平均每天开三次会。每次开会连到齐带解散至少一小时，多则两小时，纯属浪费光阴。这是我从1975年10月《鳄鱼》杂志上读到的。
这种情况遍及我国整个经济部门，都是些平庸、平淡的半吊子，因为我们的教育似大水漫灌，不努力追求高度和深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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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盲目恋苏之人常说“苏联没有乞丐”。但历史资料显示，直到1960年代乞讨现象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是许多人糊口的唯一方式。

国内战争导致平民赤贫化，工业产值下降到1913年水平的20%。余粮征集政策断绝了农民进城卖粮之路，1921-1922年饥荒夺去约500万条人命。全国几百万营养不良的儿童嗷嗷待哺，但布尔什维克当局似乎更关心世界革命大势。

打击富农的行动和强制推广集体化造成第二轮贫民/饥民浪潮，1931-1933年大饥荒惨不忍睹，农民被迫食草甚至食人。1933年4月基辅州委开会通过秘密决议，“为减轻基辅市的负担，不允许无家可归者、流浪儿和乞丐在市内活动”，禁止无特别通行证的人员进入这座苏联第三大城市。当局断绝道路，市郊50千米范围内停售一切车船票，派警察封锁火车站，每晚搜查门洞、阁楼和地下室。

那时候的许多材料保存至今。比如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1935年2月份报告伟大领袖：“近期发现莫斯科多个地区行乞现象成倍增加……莫斯科街头年复一年出现的乞丐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首都而言越来越无法容忍”。但最令雅罗斯拉夫斯基恼火的还不是叫花子招摇过市有碍社会主义观瞻，而是这些饥民喜欢聚集大使馆周边，因为富裕的外国人比本国同胞更慷慨。这种行为无异于进行“反苏宣传”，损害了国家形象。雅罗斯拉夫斯基总结说：“依我看，消灭这种丑恶现象的时机已到”，建议斯大林大规模围捕乞丐，之后再“采取具体措施”。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被转给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他提交斯大林的报告承认情况确实令人惊讶：“1934年莫斯科抓获乞丐12848人，其中男性4399人、女性4515人、儿童3934人。1935年一月抓获702人，二月抓获893人”。国安头子注意到游走首都大街求施舍的基本是来自乌克兰和苏联西部各州的农民，并表示围捕手段是徒然的，因为近期已经有1.4万人通过这种方式被逐出莫斯科，可他们又设法回来了。所以雅戈达建议应该将乞丐们押送至哈萨克斯坦的特别安置点——肯定无法从那么远的地方返回美丽的莫斯科。

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出现第三轮行乞浪潮。正如叶莲娜·祖布科娃教授所言：“人民赤贫化，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孤儿数不胜数，残废退伍兵成群结队——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大规模乞讨现象复苏的土壤”。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大批集体农民再次涌入城市，因为被战火反复蹂躏的、人手短缺的集体农庄生活艰难。比如科斯特罗马州“为自由劳动”集体农庄仅剩18个劳动力，包括1名男性、7名女性和2名青少年，显然不能正常耕种土地。再者，外省人民甚至到了战后第七年仍在忍饥挨饿，比如1952年梁赞州地方党组织书记捷基纳向斯大林求助：“现在是十月份，可我们无法获得黑面包，没有黄油或植物油。商店没肉、没谷物、没糖。我请求派委员会过来追究该对此负责的人。毕竟饱汉不知饿汉饥。”同一时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集体农民每年仅食用13千克肉类，远低于医学上建议的维持健康的最低数量，再外加220克鱼类。

于是为了生活，农民们纷纷到城市行乞。以下案例很有说明意义：195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市抓获来自卡卢加州的乞丐数百人，调查发现当地六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定期到首都求施舍，甚至带着因此辍学的孩子。其中不仅包括普通农民，还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养牛场和乳品农场负责人的老婆。报告谓集体农民“为了个人致富”进城乞讨，这话部分正确，乞讨确实成了一门工作，比土里刨食强得多——但不要忘记1953年一些地方的集体农民劳动日报酬只有现金13戈比、粮食500克、干草3.5千克，还得缴税。因此集体农庄不愿沦为别人累赘的老人、病人、残疾人自己走去养老院或进城为丐。

1954年苏联内务部呈交中央的秘密报告称：尽管采取了防止和消除乞讨的措施，此类现象仍然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城市屡见不鲜。1951年下半年城市、铁路和水运部门的警察抓获乞丐逾10.7万人、1952年15.6万人、1953年18.6万人。被抓获的人当中，战争和劳动伤残者占70%，“临时因贫行乞者”（集体农民）占20%，职业乞丐仅10%（其中3%是健全人）。

虽然因保卫祖国而身体伤残的人能领取养老金，但这点钱在物资全面匮乏、黑市繁荣昌盛的大背景下很难过日子。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健全男性退伍回家，缺胳膊断腿之人怎么在劳动市场上跟他们竞争？战争中失明的莫斯科人麦德维杰夫在电车内乞讨被抓，交“人民法院”(Народный суд)审判，他当场表示560卢布养不活妻子和四个孩子，而自己在盲人协会所属企业工资甚少，还不如行乞呢。

面对实际情况，当局决定动用镇压手段。1951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秘密决议《关于消除莫斯科和莫斯科州乞讨现象以及加强对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进行打击的措施》，规定身体健全的乞丐流放偏远地区五年，无劳动能力者托付亲属扶养或由残疾人之家收容。驱逐当然很简单，收容却遭遇困难——本应在1952年竣工的35处残疾人之家和集体宿舍至1954年初只建成4处。于是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克鲁格洛夫报告中央：因为没地方安置，警察被迫释放绝大多数抓到的乞丐。他在提议采取更严厉惩罚措施（传唤乞丐亲属、延长拘留调查期限）的同时，也希望加速福利机构建设、增加残疾人和孤老补助金额、允许铁路部门免费运送乞丐返乡等。

经过各方努力，尤其赫鲁晓夫总书记的推动，1956年10月通过了苏联国家养老金立法，规定工人和职员、军人、天生残疾或因公致残者、失去家庭顶梁柱而生活无着者等人群享受国家养老金。八年后这项制度终于惠及农民，同时为参战老兵提供福利。大城市街头的乞丐渐渐消失，解体前后再次变得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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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苏联内务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预防和消除乞讨的报告》

1954.02.20

秘密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М.马林科夫同志
Н.С.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报告，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乞讨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现象仍然在苏联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继续发生。

在1951年7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打击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的措施》命令有效期内，城市、铁路和水运部门被警察拘留的乞丐人数为：

1951年下半年：107766人
1952年：156817人
1953年：182342人

在被拘留的乞丐中，70%是战争和劳动致残者，20%是陷入暂时贫困者，10%是职业乞丐——其中3%是身体健康的公民。

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全国乞丐的实际人数，因为其中许多人被警察多次拘留。例如，列宁格勒市有2160名乞丐被拘留过5次、100多人被拘留过30次，高尔基市有1060人被拘留两次以上，斯大林纳巴德市有1060人被拘留两次以上。

社会保障机构和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对预防和消除乞讨现象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未能做好将乞讨者安置于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雇佣他们、以及为他们提供养老金和教养监护的工作。

例如，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罗斯托夫被拘留的乞丐中，只有不超过2%-3%的人被雇佣并被安置于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

乞丐安置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足够数量的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及盲残人寄宿学校，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7月19日№2590-1264c号决议之规定，这些设施的建设进度极其缓慢，专门划拨的资金每年都用不完。原定1952年竣工的35所残疾人宿舍和寄宿学校，截至1954年1月1日仅建成4所。

因此警察机关不得不释放绝大多数被捕的乞丐。

一些行乞的残疾人和老人拒绝被送往残疾人之家，已经被安置的残疾人和老人往往擅自离开、继续行乞，使得打击乞讨活动更加复杂困难。

目前还没有关于将这些人强制留置在残疾人之家的法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打击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的措施》命令规定，将从事乞讨、逃避有利于社会的劳动、过寄生生活的人，以及没有固定职业和居住地的流浪者送往苏联偏远地区的特殊安置点，强制参加劳动。

然而，警察机关不能在消除赤贫的斗争中广泛运用该命令，因为大多数乞讨者是残疾人和老年人，不属于该命令的适用范围。另外，调查和核实这些人的材料需要长时间拘留，但对此并无法律规定。

由于上述原因，行乞之人仍然很多，某些地方有增无减。

从1951年到1953年，苏联政府、РСФСР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发布了一系列旨在预防和消除乞讨的决议。然而地方上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

在这方面最好采取额外措施来预防和消除乞讨。

苏联内务部认为有必要规定以下措施：

1.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下设立反乞讨委员会，成员包括执委会副主席、社会保障和卫生部门负责人、警察机关负责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及检察官。

赋予委员会以下职责：为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劳动和生活安排，提请人民法院(Народный суд)剥夺强迫儿童乞讨者的监护权，传唤从事乞讨人员的亲属出席委员会会议。

委员会有权决定将长期从事乞讨、无劳动能力且不服从社会感化的人员强制安置于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

2.在1954年内完成1951年7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2590–1264с号决议规定的РСФСР境内残疾人宿舍和寄宿学校的建设任务。

同时责成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在1954-1955年建设足够数量的老年人和残疾人之家。

3.为了防止不愿意住在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者擅自离开，从而剥夺他们行乞的机会，应将现有的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的一部分改造为实行特殊制度的封闭式收容所。

4.责成社会保障机关在10天内为被警方拘留并关押在收容/分流设施的乞丐做出适当安排。

责成执委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各州、各边疆区和共和国中心开设乞丐收容/分流设施。

5.经检察官批准，允许警察机关将根据1951年7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打击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的措施》命令抓捕的人关押在审前拘留所，期限为调查和核实所需的时间，但最长不超过30天。

6.赋予市执委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社会保障机构权力，根据无劳动能力乞讨者被拘留的地点分配他们进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而不考虑其居住地在何处。

7.责成地方执委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发布规定：追究公民放任其有法律义务供养之人乞讨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以及官员允许乞丐在市场、商店、食堂、小吃店、茶馆、电影院、铁路、水路和城市交通等公共场所行乞应承担的行政责任。

8.修订现行养老金法规，提高养老金标准。

规定：向自幼残疾或因事故致残的人士，以及无其他生活来源的单身老人发放养老金。

9.授权苏联交通部将因贫困而被领土和运输部门警察机关拘留的暂时陷入物质困难之人免费送回其长期居住地。

1953年12月，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由A.M.普扎诺夫同志、А.Л.杰多夫同志、С.Н.克鲁格洛夫同志、Р.А.鲁坚科同志、К.П.戈尔舍宁同志和Н.А.穆拉维约娃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全面审议了全国乞讨现象的状况，制定了为预防和消除乞讨现象所需的具体措施。

РСФСР部长会议目前正在落实委员会建议的各项提案。

苏联内务部长（签名）С.克鲁格洛夫
警察总局局长（签名）Н.斯达汉诺夫

（俄罗斯国家当代历史档案馆 全宗5.目录30.案卷78.41页）

附录2：

《Е.А.福尔采娃致Н.С.赫鲁晓夫关于莫斯科市同赤贫现象作斗争的措施的报告》

1954.04.10

Н.С.赫鲁晓夫同志

莫斯科的行乞人数最近有所增加。6个月来莫斯科警察局共拘留了约3500名乞讨者，其中包括554名莫斯科市居民，其余来自卡卢加州、莫斯科州和其他州，还有一些人无固定住所。

在所有被拘留者中，约1000人已被送往长期居住地，54名曾被多次拘留者的案件正在调查中。

社会保障机构已将255人安置在残疾人之家、医院和监护人的监管之下，并向赤贫者提供物质援助和就业。

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城市街道和公共场所每天仍会出现乞丐。

检查发现，妇女携带年幼孩子乞讨的情况很多。例如今年4月7日被拘留的34名妇女有13人携带小孩，其中3名是集体农民；4月8日被拘留的12名妇女有5人是集体农民。从事乞讨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和残疾人，其中许多人逃避就业援助和残疾人之家的引导。

目前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警察和社会保障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加强与赤贫作斗争的力度。

苏共莫斯科市委对这些措施的实施进行日常监督。

莫斯科市委书记（签名）Е.福尔采娃

（俄罗斯国家当代历史档案馆 全宗5.目录30.案卷78.92页）

延伸阅读：

赤贫的胜利者：卫国战争后的苏联伤残军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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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历史”这个词，我们往往联想起档案馆和图书馆尘封的书架，想起那些久远、陈旧的东西。似乎很少意识到“历史”也可以在我们身边，在寻常日用品中，甚至餐桌上。

那么，今人的餐桌还有什么苏联人吃过的东西吗？有的：博罗金斯基面包、冰淇淋、“贝加尔”牌汽水、“鸭梨”牌汽水…… 名单可以列很长，但最为人知的要数“医生”香肠，它早已成为苏联象征之一，并一直存在到如今。而且“医生”香肠的历史几乎完整反映了苏联复杂曲折的历史。

1930年代初的苏联，自相残杀的内战终于结束，国民经济缓慢恢复，各地农村逐渐实现集体化，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被彻底镇压。宏伟的建设项目进行中，强大的工业发展中，但包括肉类的副食品短缺问题困扰着全社会。人民需要恢复健康，共产主义建设者必须保证身强力壮，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创造一种高蛋白含量食品以代替肉类的想法。

从1934年开始，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阿纳斯纳斯·米高扬决定借鉴高度发达的美国模式来整顿苏联食品工业。在他领导下苏联开始兴建大型食品厂，若干种香肠、灌肠、瓶装牛奶、罐头和冰淇淋现身平民百姓餐桌。1936年4月29日А.И.米高扬签署命令生产多个品种的香肠，其中一种专门“用于受内战摧残和皇权专制压迫的人恢复健康”，也就是为在医院、疗养院康复治疗的病号准备的。

这种香肠的配方由全国顶尖专家、医生和全联盟肉食工业研究所共同确定，根据国家标准（ГОСТ 23670-79 “最高级熟食医生香肠”）规定，每100千克成品应当含有25千克高级牛肉、70千克半肥猪肉、3千克鸡蛋或混合蛋类、2千克全脂或脱脂奶粉。肉馅必须新鲜精制，可用盐、砂糖或葡萄糖、肉豆蔻或小豆蔻粉调味，辛辣调料除外。

民间传说，他们最初打算取名“斯大林香肠”，后考虑可能会被“全知全能”的НКВД误解，于是想出这个流传至今的名字，准确传达了产品之功效和目的。

“医生”香肠的配方和品质直到五十年代都没改变，虽然不同厂家的产品难免会因原料和员工技能的不同而有些许差异。而首都米高扬诺夫斯基肉联厂出品的“医生”香肠无疑是样板产品，选料昂贵、工艺精细。但“医生”香肠并不属于特供食品，任何人都可以在国营食品店（有货的时候）购买。

也正是由于国家规定的高标准，“医生”香肠实际是成本大于售价亏着卖的。2卢布20戈比多数家庭能够接受，这些钱在1970年代可买220盒火柴或11个华夫筒奶油冰激凌或11包“白海牌”卷烟等。
到了1970年代，由于干旱、管理低效等原因造成的农、牧业困难，新规定允许掺入不超过2%的淀粉或面粉，可执行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从大约1979年开始香肠品质明显退步，顾客怨声载道，说口感就像“吃厕纸”——虽然厕纸同样缺货。

1980年代中期苏联国运急转，香肠自然跟着剧变。1997年出现新国标，“医生”也成了注册商标。各种非肉类原料和食品添加剂广泛使用，曾经的美名一落千丈。但时至今日，很多人走进超市选购香肠的时候，仍然习惯性地先找找有没有“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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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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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纳托利·哈马耶夫

我是一个曾在苏联食堂吃了多年饭的人。起初作为大学生吃学校食堂，上班当了普通工程师吃单位食堂，最后到各地出差考察苏联经济——吃全国的食堂。今天打算写写我印象中苏联的食堂什么样子。

本人第一次亲身体验“非家庭餐厨”是在部队食堂，简直太可怕。第二道菜是煮大麦米，汤里飘着油脂块，糖渍水果暗褐色，茶淡而无味。我在部队减重15千克，其他跟我一样吃战士灶的伙伴也都迅速掉肉。军队里唯一像点样的吃食是白面包加少许黄油和两个鸡蛋当早餐，很单调，第二道菜几乎不放调料，味同嚼蜡且不健康。军官在另一间食堂用餐，干部灶当然好得多了。按照规定，值班人员应该在大食堂开饭前过来检查食物，但这个程序纯属应付公差，伙房给他单做一份，跟战士们的不一样。比方说吧，军官吃的粥用黄油调味，搁大肉块，战士的粥只有油脂块，偶尔见小肉丁。晚餐永远鱼肉配大麦米粥或黏糊糊粘成一坨的意大利面。后来我开始大学生涯，渐渐了解地方上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在电影、书刊、宣传画里，苏联人喜欢把公共餐饮视为社会主义的福祉和伟大成就来介绍，那副图景总是：苏联公民端坐铺白布的桌旁，翻看美味健康菜单点餐，享受优质可口佳肴！但实际上，苏联的公共餐饮业相当恶劣。

正如苏联几乎整个劳动领域，那些从事公共餐饮的人毫不在乎自身服务水准，毕竟苏联没有私营企业，也就是说缺少同行竞争。国家垄断了餐饮系统，甭管你乐意不乐意，只能走进5号食堂解决午饭问题。当年没多少替代选项，那么基于上述原因，一家餐饮机构不会由于饭菜质量低下突然流失客人、面临倒闭。导致公共餐饮恶劣的第二大原因在于普遍性贫穷和匮乏，各行各业充斥各种形式的腐败。凡有机会参与任何资源（食物、鞋子、衣服、燃料、建材等）分配的人十之八九监守自盗、从中渔利，罕有例外。

由于这种小偷小摸横行，本该美味可口的饭菜沦为勉强下咽的糟糠。例如半肉半素的“肉馅”、稀释到“酸牛奶程度”的酸奶油、“视条件”放或不放茶叶的茶水之类。我上大学那会儿通常来不及在宿舍吃早饭，第一节、第二节课中间跑去小吃部买个模样难看的露馅小圆饼充饥，售价15戈比，搞不清里头什么肉。大三、大四我就不吃露馅小圆饼了，买另一种糕饼，名字忘记，22戈比，消费得起，味道挺好。上午课全部结束，我就去大学地下室的学生食堂吃午饭，那儿永远排队。花75-80戈比能吃两道菜，搭配沙拉和糖渍水果。花90戈比或1卢布可吃甜蛋糕。一杯酸奶油1卢布20戈比，半杯有时候卖1卢比10戈比。酸奶油+甜蛋糕属于最高级、最令人满意的学生午餐了。

汤类有红菜汤、咸黄瓜肉汤、豌豆汤和加了稻米或面条的牛奶汤，似乎还有一种细面条和肉丸子汤。红菜汤特别难喝，压根比不上小时候妈妈在家做的。我记得豌豆汤还算可以接受。
我的第二道菜通常是煎肉饼(котлета)，什么肉不记得，口感跟烧牛肉有点儿像。多年后我出差到维尔纽斯、里加，第一次见识了人家餐厅的肉食什么水平。几乎整个苏联的煎肉饼都是油腻的碎面包干混合30-40%碎肉，蒜味浓烈。据当年的食堂工作人员介绍，每当肉馅开始变质，就加入大量蒜末掩盖异味。还有一种煎肉排(шницель)，同肉饼的区别之处在于形状更扁、售价更贵，穷学生领到助学金才会去吃，毕竟不是人人肯多花25戈比。食堂也有饺子，比肉饼贵10戈比，莫名唤起我对自家饺子的思念之情，虽然跟妈妈包的相比有云泥之别。

鱼糜制作的炸鱼排不知何故味道发苦，能吃出细碎的鱼骨。配菜一般是各种粥、通心粉和土豆泥。粥往往被熬成凝胶状，通心粉端出来也是这副形象。土豆泥令人倒胃口，经常是“带眼的”，也就是土豆皮没削干净，谁肯买有黑点点的土豆泥啊。
对了，我忘了提，苏联人煮稻米不可反复加热，否则品质最好的米也会碎裂如浆糊。

再说沙拉。苏联市面没多少高品质新鲜蔬菜，做不出什么好沙拉。我记得有一种醋拌卷心菜沙拉还可以。手头宽裕的时候买一份“苏式奥利维耶”(оливье)，对学生而言很高级了，满满一碗熟土豆、甜菜和绿豌豆，大量蛋黄酱，滋味丰富。还有一种熟甜菜、土豆、腌黄瓜、胡萝卜和洋葱拌的大杂烩，淋上植物油和醋，广受欢迎。至于新鲜黄瓜沙拉或番茄沙拉，非常非常少见。茶叶用大锅煮，长柄勺舀进杯子，咖啡也照此办理，当时一种用菊苣粉做的“代咖啡”十分流行。可想而知，你喝进嘴的茶和咖啡都被水严重稀释了。

糖渍苹果或糖渍其他干果不缺。间歇性供应甜点，酥皮点心、果酱馅饼之类，馋学生见了一扫而空。

大四、大五我在某研究所实习，那儿有个职工内部食堂，饭菜品质属于正常水平。虽然选择不多，但远胜大学生食堂。土豆泥就是土豆泥该有的样子，通心粉颗粒分明不黏糊。我记得在研究所吃“海军通心粉”很高兴，因为有碎肉末。小面包、小蛋糕也是现烤现卖的，味道佳。

毕业后正式参加工作，我千方百计避免在食堂吃饭。腰包有钱了下馆子，来一盘“塔巴卡鸡”，贵则贵矣，美味可口。饭店的菜单应该说不差，但我记得总想点基辅鸡，也很好吃。我在摩尔多维亚尝过玉米糊糊（“马马利加”），在立陶宛尝过“齐柏林奈”（译注：土豆内塞肉馅、奶酪馅，因形似齐柏林飞艇得名），虽是人家的“国菜”，我却不喜欢，印象不深。在格鲁吉亚吃了苏联最顶级佳肴——烤羊肉串，贵的要死，但肉质天然。七十年代末到阿拉木图部队单位出差，顺便喝羊肉汤，很满意。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也躲开食堂，去马雅科夫斯基广场的“北京饭店”，跟讽刺剧院一街之隔，当年午餐时段大厅供应简餐。饭菜好，价钱更“好”，不过对于工程师和办公室职员来说不算什么…… 工人群体或许感觉头沉。

总而言之，就像前面讲的，苏联公共食堂菜式稀少、品质低下，比起今天的正规餐厅何啻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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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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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后，为了向人民提供食品和工业消费品，迅速推行“票证供应制度”。这套制度事实上断断续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消亡。早在1918年春季的彼得堡，每证发放的每日定量面包甚至低于后来著名的“大封锁”125克。苏联政府战后大力宣扬125克，借此控诉战争之残酷，却“忘记”告诉人民1918年4月彼得堡工人每天所得口粮比这更少，甚至有停发的情况。同时期莫斯科工人平均每天100克面包，读者回忆一下彼得堡和莫斯科遭德军猛攻时的困境，不难想象这两座大城市1918年是个什么样子。

1918年12月颁发的票证大致分四类，第一类：从事重体力劳动者，第二类：从事轻体力劳动者，第三类：从事一切脑力劳动者，第四类：不参加劳动者。但由于粮食紧缺，票面规定的微薄食品不一定能够领到手。彼得堡“高温车间”工人的标准是每天半俄磅（227克）面包、每月一俄磅糖、半俄磅油脂和四俄磅鲱鱼。被扶养人、知识分子和各种“失势落魄者”领取供应时排在最后，而且往往什么也得不到。实际票证供应制度十分细致复杂，那时候彼得堡至少发行了33种有效期一个月的票证。

1919年3月又实行所谓“保留劳动定量配给”：特别重要企业（军工）的工人可以得到固定数量的面包，超额完成计划者发给实物奖金——也就是额外最高100%的个人口粮。1920年11月6日企业和机关工人、文员被统一划为一个群体，面包供应提高到每天400克，但出差到外地的话就未必是这个数了。举例来说，某人1920年秋季出差去叶卡捷琳堡，每天可得1俄磅面包（453克），去下塔吉尔：1.5俄磅，去上图拉：2俄磅，去库什瓦：四分之一俄磅。1921年2月《劳动报》刊文指出：“在今天的生活中，定量配给几乎是排在第一位的。越来越多人因为口粮原因选择去这个或那个单位上班，去这个或那个工厂劳动。几乎每个人在求职之前总要问问自己：他们给你什么?”

随着列宁颁布新经济政策，票证供应制被暂时地、局部地停止。斯大林1929年彻底取缔私营企业，该制度再次广泛施行。

有意思的是，面包票证制度始于粮食丰产的乌克兰大地，那里土地肥沃，就像老话说的：喂养半个世界。1929年3月该制度推广到莫斯科，面包之外的其他稀缺副食品如糖、肉、油、茶等也被囊括进来。莫斯科、列宁格勒工人及从事生产的文员每人每天900克，家属和其余人等500克。国内其他城市的定量总体低于此数，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决心，比如梁赞二月份特别规定工人每天650克黑面包加150克白面包、家属500克，单位文员200黑面包加300克白面包。其余人等如果参加了中央工人合作社(ЦРК)——每天500克，没参加者没份。工人群体每月供应肉类4.4千克、谷物3千克、面粉1千克、鱼类2.5千克、牛油400克、植物油600克、糖1.5千克、鸡蛋10个。茶叶供应量是每年300克。

1931年中期工业消费品凭票供应，1932-1933年甚至土豆也用票购买。苏联历史上最惨重的大饥荒恰在这段时期，个别地方出现人吃人现象。

苏联人唯一不用票敞开买的东西是伏特加。1930年代初打击酗酒的运动渐渐偃旗息鼓，酒类商店数量急剧增长——1933年头六个月列宁格勒市酒类商店从444家增至625家（1926年全市仅200家）。1930年9月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表示：“在我看来，应当尽可能提高伏特加产量。有必要抛弃虚伪的惭愧，直接、公开地最大限度增加伏特加产量，以保障真实的、严肃的国防”。

相比平民百姓凭证领取微薄食品，“红色贵族”们的餐饮水平好太多了。当时莫斯科吃食堂的高级干部74300名，吃特供的45000名，列宁格勒分别是12370名、10500名。高级干部坐火车出差，公务车厢饮食免费；逢着开大会，出席者一律尽情吃喝。例如1932年大饥荒时期，参加联共（布）中央九月全会各级干部消耗的食品在种类和价值方面着实令人瞠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为500名与会者供应93种食品，满足18天会期所需，包括：4吨肉，6.9吨香肠、公鸡、榛鸡、火鸡、鹅及各类火腿，鱼4吨（鲑鱼、鲟鱼、梭鲈鱼等），黑鱼子酱300千克，瑞士奶酪600千克，1.5吨黄油、无水黄油和含盐黄油，鸡蛋15000个，以及谷物、水果、蔬菜、浆果、蘑菇、乳制品、茶叶、咖啡、可可饮料、巧克力糖、烟卷、烟斗等……

官办分销商、工人合作社、工人供应部门开具的所谓“栅栏公文”和票据取代了自由贸易，盗窃行为变得司空见惯。1932年春天供应人民委员米高扬承认：“人人都在偷东西，直到共产党员。党员做贼比旁人更容易，他揣着党证，一般怀疑不到他”。据米高扬说，对莫斯科市内国营食品店全面检查发现每天12车皮物资被盗。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也提到这种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在分发购买食物和商品的票证时，有许多欺诈行为。因为总是这样，既然搞票证，就说明短缺，短缺就促使人，尤其是不坚定的人不按规矩办事。在这种情况下浑水摸鱼的人很多。卡冈诺维奇对我说：‘您准备一下，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个报告，讲讲莫斯科整顿票证制度的斗争。凡是以不合法手段、以浑水摸鱼的办法搞到票证的人，他们手中的票证要统统没收。’票证五花八门，一种发给上班的人，一种发给不上班的人。发给上班的人的票证也各不一样，这也是促使人们去玩弄花招甚至滥用权力的动力之一。当时我们会同所有的机关，包括工会、民警和肃反工作者在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节省了或者没收了数十万张票证，没收无权享受者手中的票证。因为当时正在为了粮食、为了食品、为了完成五年计划进行激烈斗争。要首先向那些亲自促进五年计划完成的人提供食物。”

之后赫鲁晓夫进宫当着斯大林的面作报告，讲“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斯大林插话说：“别夸口，别夸口，赫鲁晓夫同志。浑水摸鱼的人还多着呢，多得很，您还以为全都抓光了”。（译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全苏联废除票证供应制，12月做出决议从1935年1月1日起停用面包票证（第二天面包和面粉价格翻了一倍），1935年9月决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停用肉、糖、油和土豆票证。然而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供应依然困难。这段时期访苏的外国人表示很佩服苏联人民从最平凡事物中寻找发现快乐的能力：“他们排几个小时的队；面包、蔬菜和水果你大概觉得不好，但没别的可挑；布料和衣服你或许认为丑死了，但没别的可买。由于没有任何可供横向比较的东西——除了万恶的旧社会——你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拿给你的”。

说起莫斯科排队，那真是老生常谈。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大批外地顾客涌入莫斯科购物，到1939年春季简直像遭了灾。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称：“4月13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每个大百货公司门外总有成千上万人排队，关门也不散，熬一宿静候次日开门。商品几个小时全部售罄，但人们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外地人或投奔朋友家借住，或到火车站、门洞蜷缩，在首都度过整个假日。

当局试图采取措施扭转抢购局面，手段自然是镇压为主。警察出面将违反护照制度的“外省人”拖出队伍，带往火车站，那里有送他们回老家的专列。对超额购买商品的人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政治家甚至一度打算彻底取缔排队，1940年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又扩大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按照最新规定，现在只允许顾客在商店营业时段进行店内排队，不准排出门还拐几个弯儿。内务人民委员部定期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多少人违反排队规定，抓住多少惩治多少。但苏联人民毫不退缩，他们很能适应任何新情况。顾客躲在“热门商店”附近的门洞、公园，聚集在有轨电车站观望，随时准备冲向垂涎已久的稀缺货。限购条例也执行不下去，为了避免警察没收自己超额购买的面包，人们一拿到面包立刻掰碎、捏碎，跟刚买的谷物混合搅拌。

一位斯大林格勒居民投书报社诉说1940年粮食供应情况，曰：
“亲爱的同志们好！我要告诉你们最近几个月斯大林格勒出现的困难局面。我们现在没时间睡觉。凌晨2点出门排队买面包，5、6点钟店门外已排了600、700-1000人。傍晚下班的时候面包都卖完了，天黑后根本不营业。斯大林格勒市中心有个粮食市场，但小贩们7点收摊，而且未必有面包卖。开门开到凌晨3、4点钟的值班商店，我们这儿是没有的。那么请问，一个劳动者什么时候能够买到面包，尤其年轻母亲，怎样才能不叫孩子饿着肚子哭一天？大家不得不饥肠辘辘去工作，充其量在车间食堂吃些小点心垫垫，即便这儿的午餐也不一定供应面包。您打听打听，如今工人们在食堂吃的什么玩意儿，把过去喂猪的端给我们了。燕麦粥不放油，大麦米泛着青蓝色，碎麦粥也不见油星…… 每天挣7-10卢布，维持生活需要20-25卢布。处处买东西花高价，怎么从没见人来给我们涨工资啊。我们进商店买不着油。就像在（以前）波兰似的，互相借别人的脏肥皂沫洗衣服，更没东西给孩子洗澡。虱子浑身爬，癞子满大街。自从去年五一至今，我们没见过白糖、没见过稻米、没见过面粉，什么都没有…… 对人来说饥饿最可怕，这种深刻的恐惧使人心神不宁，失去理性，继而产生极大不满。无论在家、在单位、在任何地方，人们议论的都是同样话题：关于排队、关于短缺。谈到最后无非一声长叹，发发牢骚。而那些收入150-200卢布的家庭，五口人吃饭，真真切切是忍饥挨饿呀——都浮肿了。革命胜利22年，好日子来了，欢呼吧！务必赶在（人民）爆发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落款：维拉·伊格纳季耶娃，联共（布）党员。

随着伟大卫国战争到来，新一轮全面短缺席卷苏联。1941年7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再次发放食品票和某些工业消费品票（有意思的是，每份票证收取工本费10戈比），至1942年11月全国58个大城市实施票证供应。战时食品配给限额（面包）是：工人每天800克、文员500克、受人扶养者400克、儿童400克。糖（每个月）工人500克、文员300克、受人扶养者200克、儿童300克。但实际可能打折扣甚至断供。苏联政府根据《租借法案》订购了糖、肉罐头、黄油、蛋粉等重要物资，而布尔什维克心心念念图谋消灭的“世界资产阶级”：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从1941年6月22日开始向苏联发货，至1945年9月合计提供4915818净吨，总热量约67502474.4百万卡路里。如果按照每个现役军人每天摄入4000千卡计算，不难算出盟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红军提供的食物足够1000万人部队食用1688天。

由于全国主要产粮区被德军占领，苏联战时粮食产量甚至低于1932-1933年饥荒时期。不难理解饥饿导致的苏联人口损失更甚于兵燹。

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票证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1947年12月，那时苏联发生最后一次饥荒，许多人遇难。巴什基尔人扎伊图娜·库斯亚波娃回忆：“我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家里有面包吃的时候，每人50克，如同过节。我不舍得吃，毕竟太少，就藏在地毯下面。结果被妹妹找到吃了。我不生气也没哭，因为我觉得她更需要吃那块面包。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怎么就不觉得饿。我小时候唯一一次因为食物哭泣是囫囵吞了一块硬糖，好伤心啊，还没咂砸什么味儿呢。妈妈安慰说：糖已经下肚啦，可这话并没让我感觉好受些。15岁我第一次吃到碎麦米做的粥，至今不忘那美妙滋味…… 1947年春天我们下地捡拾烂土豆，只准在自留地寻找，踏入集体农庄田地会被立即逮捕。有一年秋天收割之后我们下田搜索，被赶走了，捡到的吃的也被没收。第一场雪后我们再次下田，拾起麦穗用衣襟兜着，可照样没留住，被农艺师拿走了。手脚冻得通红，我只穿了一件衣服。我们当时只是五六岁的小孩，被鞭打、驱赶，就为了捡几个麦穗……”

1953年7月苏共中央开全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言一针见血：
赫鲁晓夫：“忍不下去了。奶没有、黄油没有…… 我们的牛比战前减少350万头，牛少了意味着肉少、黄油少、皮子少……”
卡冈诺维奇：“……我之前在乌拉尔……食物问题当然也严重：肉很稀少，香肠不够……”
米高扬：“去年春天已经遭遇肉类供应危机了，说白了就是肉和动物油严重短缺。情况报给斯大林同志，他问：为什么短缺？我答：因为畜牧业不好，储备很差，但需求在增加…… 去年发生的我们都看到了，没肉吃，也许能给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和其他地方挤出点儿来…… 今年我们积攒肉类库存，加紧收购，年初的储备几乎是去年的两倍…… 但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保证上市，顿巴斯和乌拉尔马马虎虎，其他地方间断性供应……”

1955年苏联医学科学院营养研究所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打报告说：“……苏联人民饮食中的动物产品比例严重不足…… 牛奶和奶制品、肉类、鱼类和蛋类的实际消费量显著低于科学标准，导致通过饮食摄取的动物蛋白、脂肪和维生素A大大不足…… 蛋白质及维生素A、C的缺乏降低了人体免疫力，威胁少年儿童正常发育…… 俄罗斯联邦全部地区的动物产品消费都显著不足……”

1980年代中期由于基本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短缺，政府“应劳动人民要求”又一次发行票证，但某些地区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局部恢复了肉、黄油和糖的供应票。1983年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内的一些城市开始使用特定类型食品（如香肠）供应票，到1989年大部分城市和乡村广泛使用各种类型票证。凭票购买的食品有：伏特加和葡萄酒、茶叶和糖、面粉和肉制品等，蛋黄酱、糖果也在其中。工业消费品则包含肥皂、洗衣粉、火柴、烟草、套鞋（塔什干，1991）和女式内衣（叶列茨，1991）等。票证名称五花八门，从直截了当的“面包票”、“土豆票”，到拐弯抹角的“购货订单”（伊尔比特，1992）、“采办请帖”（伊尔库茨克，1985）、“新婚本子”（塔什干）、“顾客名片”（莫斯科，1991）、“限额卡”（下诺夫哥罗德，1991），甚至“酒精是您健康的敌人”（库尔干伏特加票，1991）！一些不喝酒的人也会买几瓶伏特加存着以备客人来访或叫水管工登门维修，还可以过几个月加价售出。

苏联解体之后，票证供应制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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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至今，总有人哀嚎“人民失去了怎样的国家”。本文简单摘录互联网上一些只言片语，希望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请注意，个别回忆描述听起来像都市传说，这自然是难免的。

“……黑海度假结束，我们坐车回家。大巴车半路坏了不能前进，司机一检查，发现连接燃油装置的某根橡胶波纹管破了。于是套上几个安全套，凑合着跑完剩下300公里……”

“……我父母离开拉脱维亚，到科加雷姆市住了几年。我妈原来是专职教钢琴的老师，结果派她去挥舞铲子卸水泥……”

“……35戈比的圆珠笔不能用来写字，但可以在墙上凿个洞，把螺丝钉拧进去……”

“……9年级和10年级之间的暑假棒极了，去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交流旅行。幸运名单提前一年公布，大家想方设法挤掉别人、换上自己，没人相信你这么渴望去布拉格仅仅是为了看建筑。犹太男生女生从开始就没列入名单，这事儿不必明说，也不用讨论。当同学们从布拉格回来，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色胶底运动鞋，鞋面印着捷克斯洛伐克三色旗……”

“……你们还记得吗，八十年代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学校食堂出现带吸管的纸盒果汁、新西兰黄油和色彩鲜艳的芬兰果酱。包装盒都留下了，试图让它们焕发第二次生命……”

“……最酷的跑鞋是‘苏联阿迪达斯’，因为总跟礼服正装搭配着穿……”

“……本市最酷的商店是二手寄卖店，因为那里有一台进口双卡带录音机……”

“……食用熏香肠，宜利刀薄切，务求片片如纸同，能随轻风入云中。因为您下回再看见这东西，已经是半年后了……”

“……您是否曾在电影院门口被共青团员巡逻队检查日记本？”

“……新年夜强打精神熬着不睡觉，就为了凌晨3点收看‘外国节目’，比如东德电视台、玛丽莱·罗多维奇、卡雷尔·戈特和意大利歌曲……”

“……那时候认为‘麦当劳’属于高级餐厅……”

“……9月1日，我带着封面印有‘奥林匹克-84’图样的日记本走进学校。这个图样是按照‘国际旅行社’宾馆垃圾桶内寻获的一个可口可乐罐体图案不精确描摹复制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牙科仍然使用19世纪的某些技术。举个例子，补牙的充填料是1885年某位德国人发明的，成分完全相同。一旦投入量产，他们没什么理由改变。还有绳索传动的低转速钻牙机，你见过这东西吗？砒霜‘杀神经’止痛术呢？也是19世纪产物，而最糟糕的是根本不止痛……”

“……还有手表，自然是‘火箭’表的外壳加‘胜利’表的机芯。六十年代末父亲把自己手表传给儿子，属于全社会司空见惯的做法……”

“……有个狡黠的幼儿园女老师，带孩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偶尔会领上3、4个娃娃去附近食品店买那些按人头限购的东西……”

“……很多东西在1980年奥运会之前消失了，甚至黄油。于是所谓的‘面包片黄油’闪亮登场，主要原料是水……”

“……莫斯科郊外有一家机械制造厂，还有水泥厂和钢筋混凝土构件厂。白班结束，也就是下午四点之后，几乎每一丛灌木底下皆坐着工人。到了夜里九点，他们或被老婆揪出、或自己手脚并用爬出。这些无产阶级的宿舍除了桌子、柜子再没什么像样家具，最高级的文化用品乃是退伍军人纪念相册。从1985年起家家户户门口飘出劣酒味儿，因为都在酿私酒呢……”

“……1975年我妈在莫斯科生下我妹，她讲的经历我永远不忘：首先他们把她衣裤剥光，再用生锈的剃刀刮毛，而且床上没铺床单……”

“……粘飞机模型要用到二氯乙烷溶剂。我记得我爸破口大骂，说二氯乙烷在他们研究所是当作有毒物品保管的，居然做成胶水卖给小孩子。他说的对，这种物质通过吸入、口服或皮肤接触可能损害肝、肾、肺和神经系统……”

“……1987年，一个小男孩的玩具枪包括М-16А1、巴拉贝鲁姆P-08手枪和伯莱塔92F手枪，都是父母从国外买的。但这些高级玩具没什么用，因为无论如何不可拿出家门。傻瓜都知道楼下那帮小混蛋要么直接抢走要么扔树上：‘少跟我臭显摆，我没有你凭什么有’……”

“……当年我在学校拥有绝对的瑰宝——铝制小手枪，是我拿100张口香糖包装纸换的。这玩意儿的确没啥用，但来自同学的艳羡和尊敬却是顶级的……”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有人送我爸爸一个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我爸从来是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于是连续两年给打火机注油、换火石，直到最后用裂了……”

“……1986年列宁格勒‘伏龙芝’百货商店，我被乐器柜台孤零零摆着的一个乌克兰铃鼓惊到了……”

“……冬天一些妇女（包括小姑娘甚至男人）不用安全卫生的唇膏，而用‘貂牌’凡士林硬膏涂嘴唇……”

“……想起这事儿我就打哆嗦：乌拉尔某城市的小吃店，出售颜色像淡茶水的液体，女服务员认为这就是浓咖啡……”

“……我奶奶至今留着一些苏联时代买的储备物资。当我看到1981年生产的像石头一样梆梆硬的一袋盐，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勃列日涅夫时代自行车价格相对低廉（就这样也得攒钱），但备用零件总是短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气门嘴难弄，引得个别人做贼。比如你把自行车停在面包店外1分钟，出来就发现气门嘴被拧走了……”

“……六岁那年冬天我妈领我去门诊部。从外头进来一个女人，可能是被到处缺货惹烦了吧，竟提出想买我身上穿的儿童皮袄……”

“……不久前奶奶对我说：你别把小块肥皂都扔了，应该拿旧的化纤袜子装好继续用……”

“……法国著名演员热拉尔·菲利普严重冒犯了全体苏联妇女的尊严。这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临走前跑到商店买买买，回去就在巴黎举办苏联女式内衣展。法国人对苏联内衣的款式、颜色和面料感觉不可思议，大姑娘小媳妇看见苏联纺织工人的奇思妙想，被逗得嗤嗤笑：淡蓝和粉红的衬裤仿佛退了色，长棉袜的花色和质感活像瓦楞纸板……”

“……条纹阔腿裤特时髦特流行！用窗帘缝的……”

“……某个认识的叔叔到阿拉斯加办事，花12美元买了双美国产儿童冬靴。但大人禁止我穿去学校，只能出门做客穿，因为在学校会被瞬间偷走……”

“……领退休金的老军人住着拐杖排‘优先队’，也就是跟普通排队者平行，颤颤巍巍一个挨着一个。这事儿我可忘不了……”

“……每天上完8小时的班，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你想想看，现在的时尚杂志《女职工》当年会刊登怎样用丈夫旧衬衫给孩子做衣服的建议——这不是笑话……”

“……1978年莫斯科，百货商店开业，我特意早去免得排队。顾客越聚越多，大门一开蜂拥往里挤，某位男士的手指被门边的装饰格栅卡住了，随即被旁人撞倒，手指断裂……”

“……我忘了具体什么情况，反正有个卖肉的欠我爸爸不少。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吃肉不成问题……”

“……为了去拍护照相片，问邻居借‘阿迪达斯’运动服穿。这是真事儿，不是编的段子……”

“……日本磁带的包装膜留着不扔。用刀尖仔仔细细从侧面划开，做成取放磁带的‘小抽屉’，或者就把普通的苏联磁带插进去，反正一眼瞧不出来……”

“……学院发食物‘餐包’，既有稀缺商品，也有大麦米这种没人要的玩意儿。起码八十年代的彼得堡是如此……”

“……我们大学附近（1989年前后）有个店‘投放’波兰化妆品……正门紧闭，顾客涌到后门抢购，深冬12月大排长队……后来传出消息说不卖了，店主把货藏起来给二道贩子留着呢……哎呀，那种愤恨，冻在脸颊的泪珠，还有屈辱感，简直了。这事儿千真万确，天寒地冻站5个小时，我的脚都快冻坏了，就为买几管口红，可能还买别的……”

“……我爸酒量不行，但逢着节日还是愿意喝点儿。小摊买两杯克瓦斯，却不能走远躲开那些醉汉，女售货员会喊：‘站窗前让我看见你们’，生怕把杯子给拿跑了……”

“……我妈以前在食堂工作，七十年代的时候她给我讲过一位从集体农场往城里运牛奶的送货员如何被警察抓现行的故事。这伙计停车在路边，每桶牛奶倒出些来，再往里掺水稀释，随地捡个木棍搅拌……”

“……格鲁吉亚和克拉斯诺达尔的茶叶分等级，最差的二级搀着碎草木屑，‘特级’则是‘本土茶’和印度或锡兰茶的混合品……”

“……商店摆着桦树汁罐头，巴掌长短的腌黄瓜和腌菜。没肉。集市上有肉，但比商店贵好几倍。售货员先把骨头拿出来卖，骨头卖光了才卖肉……”

“……我曾经买回一个写着‘午餐’的罐头，用土豆、圆葱和大蒜炒了，很好吃。第二天人家告诉我这是喂猫的鸡肉罐头。但确实好吃啊！比如今俄罗斯的那些给人吃的肉罐头更好！”（摘自开战斗机叛逃日本又定居美国的维克多·别连科的回忆录）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有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

“……进入罗斯托夫，找到汽车宿营地……领回床单——这件事我得专门讲讲——感觉不但没洗净，而且潮乎乎的。展开一看，我们都惊得心悦诚服：床单有个大窟窿，但是他们折叠的特别巧妙，你去领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

“……莫斯科‘索科利尼基’体育场举行苏联-加拿大青年冰球赛，结果以悲剧收场。加拿大人出于好意派发口香糖，不料引起争抢踩踏，21人身亡……”

“……拿旧裤衩或旧汗衫做月经带，剪成几个长条形缝在一起。使用后洗净（煮沸），晾干……”

“……秋季为了保持足部干燥，先往脚上套塑料袋，再穿靴子。当然，塑料袋是洗过晾干重复使用的……”

“……有一回堂兄从远东来做客，捎给我家一箱橙子。我们把橙子拿到外面像球似的滚来滚去，直到有人指出这是水果……”

“……厕纸永远供不应求，所以但凡看见哪儿排队一定要挤进去。而且大家都尽可能多买（限购），十卷、二十卷用绳穿起来，手里拎、脖上挂……”

“……你去买土豆，发现小得像豌豆，偶尔还有烂的，而且摆成一排不准拣选。刚想动手，女售货员立即尖叫：‘挨着拿，不让挑！’去的晚了，牛奶只有别人买剩下的，要么漏了要么涨袋了，你拿起其中还算像样的，小心翼翼捧回家……”

“……我记得一位朋友的的故事，她是萨哈林人。那个地方常有从日本漂来的各种垃圾冲上海岸，当地人就收集起来，倒不是卖废品，而是取用其中可‘回收’的东西——小盒子、小罐罐之类，以及日本旧鞋……他们把鞋面、鞋帮切掉，只留鞋底，再自制上半部分粘牢。据说人人都穿这种‘便鞋’……”

延伸阅读：

重返苏联便捷指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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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联历史，似乎没有哪个族群像罗姆人（吉普赛人/茨冈人）这样与苏维埃体制格格不入。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不关心政治和阶级成分。当局曾视他们为“异己”，千方百计斗争他们。

“吉普赛人/茨冈人”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多个族群的统称。他们自称“罗姆”，一种观点认为该词源自古代印度-雅利安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罗马”（拜占庭）之意。这些人热爱自由，倾向流浪生活，音乐和舞蹈热情奔放。表面看起来他们喜欢交流，有着开放的心灵，但实际并非如此。

罗姆人不接纳外族人进入自己生活圈子，长久以来保持种姓观念，自己人是“罗姆”，其他人全是“嘎缴”。

罗姆人没有书面历史，共同记忆口口相传。他们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屡屡遭到歧视、迫害，却不愿过多宣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比如纳粹德国对他们的大屠杀，以及苏联政府强迫他们改变生活方式的斗争。

人口普查很难得出苏联境内罗姆人的准确数字，因为很长时间不给他们发放身份证件，流浪生活方式也不利于进行统计。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登记罗姆人约6.1万，由于不信任政府代表，他们或躲藏、或冒充其他民族人士，所以实际人数应该更多。到了1937年该数字仅为二千，这种骤减显然不会仅仅是由于居无定所造成的，肯定还有其他因素，比如集体化。

必须指出，十月革命是对原俄帝国境内各阶层罗姆人的严峻考验。首先遭受新政权铁拳的是少数富裕罗姆人：商人、房主和地主。固有思维方式不允许他们公开反抗，罗姆人珍视生命胜过一切财产，所以这些一无所有的定居罗姆人不得不“回归旧道”，重新流浪。

此外，“资本家”、“富农”和“统治阶级”的消失造成以提供服务为业的普通罗姆人失去主要客户群。餐厅纷纷关门，大家没钱也没心情唱歌、跳舞、看戏、算命，亦不再购买罗姆人生产的种种商品。

苏联政府下大力气“同化”罗姆人，夺走马匹和家产，但收效甚微，这些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罗姆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强迫他们接受新制度的一大障碍，即使那些参加红军或共青团的罗姆人依然会在家里保留“红色角落”，按自己的习俗洗礼、嫁娶。

苏联政府印刷罗姆语宣传册，告诉罗姆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他们不愿也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一分子，于是镇压从天而降。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政府曾将罗姆人视为盟友，误以为他们的贫穷和“流浪集体主义”是一种阶级亲近的象征。而实际上罗姆人群体基本不问政治，他们不接受把人划分成不同阶级，更不用说军事独裁了。布尔什维克错误假设罗姆人普遍“贫穷”必然憎恨“富人”，却没看到正是由于富人的存在罗姆人才能够生活。而且罗姆人十分推崇贸易，并不相信从事商贸的人比从事生产的人低贱。

当苏联政府意识到无法真正同化罗姆人，立即把他们打入“不可信行列”。1932年苏联推行国内护照，有户口、有护照的人才可以领取食品配给证。城市被分为“开放”和“保密”两种，后者不允许罗姆人居住。同时开展抓捕、驱逐罗姆人的特别行动，仅1933年6月23日-7月3日就抓获、流放5470名。

此类围捕行动遍及苏联各地，大批罗姆人被押送到诺里尔斯克、乌赫塔、鄂毕河畔和泰加森林的寒冷定居点。胆敢逃跑的人（为数不少）判处劳改营服刑。

苏联当局不仅以政治罪名指控罗姆人，还指控他们进行非法外币交易，有些甚至到了荒唐的程度。1934年列宁格勒市逮捕一个科特里亚雷罗姆人锡匠，他把自己全部积蓄换成了黄金首饰。除照例指控他“反革命”、“间谍活动”外，还硬说他私购外币，依据是此人用外国硬币制作项链。最后该锡匠被判刑十年、没收全部财产。

但倒霉的不光他一个，大城市里面整个锡匠行业都被抓。锻冶对罗姆人来说乃是传统行当，对苏联政府来说则是操纵贵金属。而且罗姆人素来有把收入兑换成各国金币的习惯。此类“罪犯”不仅有判重刑的，甚至有枪决的。

战争年代，纳粹军队在苏联被占领土大肆屠杀犹太人、罗姆人，有研究认为至少三万罗姆人遇难。许多罗姆人被苏联红军和敌后游击队拯救。1956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定居法令对苏联罗姆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文件全称《关于从事流浪的茨冈人参加劳动》。它的意义在于国家层面第一次称呼罗姆人为“茨冈人”，视他们为“社会寄生虫”，更有可能针对其民族特征进行迫害。文件规定：拒绝定居的罗姆人最高可判五年。

地方政府继续满街搜捕罗姆人，指控他们从事非法交易（投机倒把）和游荡寄生。但另一方面，该法令也为罗姆人提供了出路，一些罗姆人搬进政府分配的新家，半自愿半被迫地接受“正式工作”，甚至在企业或集体农庄担任相应职务。这些罗姆人可以说已经充分社会主义化了，不再主动宣扬自己的民族。

随着机械化生产普及，罗姆人传统营生——养马变得越来越没意义，被迫以极低价贱卖。坚持抗拒的人可能会被抓。

总体而言，今天对苏联罗姆人在这段时期待遇的评价是正面的。国家试图促进罗姆人就业，开设罗姆儿童学校，拨给房屋和土地，90%的人因此渐渐定居下来。

罗姆人的文化早已融入俄罗斯文化之中，无论集体化、身份歧视或镇压都无法使苏联人民放弃对罗姆音乐和歌舞的喜爱。罗姆人乐团成功在苏联各城市举办巡演，电视台制作播出面向罗姆人的节目，介绍罗姆人生活的影片在国内放映时观众反响热烈。

因此可以说，苏联政府既对罗姆人施加过迫害，也释放出善意。为使他们社会主义化，国家大力宣传罗姆人是苏联大家庭之一员。电影《神出鬼没的复仇者》角色之一罗姆人亚什卡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热情不逊于俄罗斯战友，加林娜·勃列日涅娃也曾为罗姆人权益奔走呼吁。1989年，“罗姆克赫尔”（“茨冈之家”）文化和教育协会在莫斯科成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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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称作“第二面包”(Второй хлеб)，苏联时代过来的一些老人至今保持着开春时节到乡下别墅刨地种土豆的习惯。但古时候情况可不是这样。马铃薯进入俄罗斯之初农民普遍拒绝种植，叫这种块根植物“撒旦的苹果”、“恶魔的唾沫”，甚至引发暴动，朝廷不得不派兵弹压。

数百年来，耐储存的芜菁和萝卜一直是俄罗斯农民重要食物来源，或煮汤、油炸、烤馅饼，或发酵酿酒。西班牙征服者把土豆从美洲原产地带到欧洲，约在18世纪初经由未知途径传入俄罗斯，花了很久才在农民餐桌上占据一席之地。虽然故老相传彼得大帝访问荷兰期间品尝了土豆，很喜欢，欣然购买几桶发回老家——但这仅仅是传说而已。当年俄罗斯使馆所在的鹿特丹，各种商贸活动都被严格记录、保存，荷兰文献所载最早的土豆交易发生在1742年，也就是彼得大帝驾崩十七年后。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1730年曾有一盘子土豆被端到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面前。资料显示近卫谢苗诺夫斯基团的军官逢着放假也会吃土豆。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试图推广土豆，采购8吨，要求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周边、波罗的海沿岸和诺夫哥罗德种植。可惜大部分冻坏了，幸存的少部分交付农民埋入土中，却似乎忘记告诉他们怎样处理和食用。

农民不喜欢生土豆的味道，一些人误食绿色浆果和花序中毒。这种“德国菜”没能赢得老百姓欢心，但仍继续在俄罗斯北方地区播种，替代因寒冷不适宜生长的小麦。诺夫哥罗德总督雅科夫·西韦尔斯写道：“本省农民乐意栽培‘地苹果’。或者炖煮吃，或者搁汤里，或者当一种蛋糕馅料用”。而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农民则对土豆心怀敌意。

受自然环境和技术水平所限，古代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从事农业困难，作物歉收和饥荒司空见惯。1840年饥荒又起，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全部省份大规模推广土豆。为此成立了分发种植材料的社会机构，派员指导栽种、储存和利用，并奖励那些种植土豆成绩优秀的人。

但辟出一块田种土豆是一回事，用土豆取代传统的小麦和芜菁就是另一回事了。农民们不愿放弃本地小麦改吃“德国菜”，低声发牢骚，明着暗着抗拒。地方官态度粗暴，不择手段执行圣旨，激起弗拉基米尔、萨拉托夫、托博尔斯克、彼尔姆和奥伦堡等省发生“土豆暴动”，波及伏尔加地区和乌拉尔，参与者多达50万。观念保守的旧礼仪派信徒呼声最高，管土豆叫“撒旦苹果”、“魔鬼唾液”、“娼妓之果”。

于是调集军队，一些“热点地区”甚至开炮轰。暴动主谋要么受刑而死，要么流放西伯利亚，要么配军终生不得返乡。但农民未被这些惩罚吓倒，持续抵抗当局。

1843年11月“强制种土豆令”被废除，工作重心转为宣传和鼓励。一番折腾下来，马铃薯终于在田地稀缺或贫瘠的地方扎了根，俄罗斯北部、乌拉尔地区、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农民渐渐接受这种能养家糊口的块根植物。乌克兰和伏尔加地区主要是德国移民在播种，虽然一些人仍叫它“魔鬼芜菁”、“地梨”和“狗卵蛋”，但土豆的角色终究是越来越重要了。

土豆不仅能做主食、做菜，也可用来制造淀粉、酵母、酿酒或饲喂牲畜。乌克兰民谚：“上帝创造土豆是为了让穷人也有剥皮的机会”，足以证明民众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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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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