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里·乌菲穆采夫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苏中之间4100千米国境线（世界最长）的非法穿越者越来越多。大批人尝试从中国非法入境，有些基于政治原因，有些单纯为了寻求更好生活。例如在最南端的远东边境，每100千米每个月就有多达47人偷渡，可想而知整条国境线的总数多么巨大。克格勃掌握可靠信息，中国情报部门广泛利用这一渠道渗透自己的间谍。
滨海边疆区原克格勃局长格里戈利耶夫少将回忆：“中国情报机关积极利用任何渠道和手段渗透我国领土、搜集信息：包括派遣伪装成中国和朝鲜变节者的间谍、沿国境线全面监视和收买边民。”
为此需要对抓获的偷渡者进行仔细甄别，但滨海边疆区克格勃缺少相应隔离审讯设施，工作十分难做。遂决定新建设施，申请报告发给莫斯科。一天深夜11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致电时任滨海边疆区克格勃领导，对他说：
“您在滨海做了不少好事，我们委员会支持您，但我必须指出，建造审讯设施的申请属于政治上考虑不周。人们会以为国安委又盖新监狱了，还没法跟他们解释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您是政治机关领导人——必须想得深远。找找其他办法，比如能不能改造、增建内务局的看守所？我们会给您拨款的。”
于是拨下款子，改造了看守所。
克格勃使用不同标准甄别、处理偷越国境者。如果是头脑一时发热或出于经济目的，会被立即移交中方。但如果是政治动机，就跟他推心置腹谈一谈，不移交，派他悄悄跑回去执行任务。
甄别的重点在于快速识别职业间谍，这通常不难，他们大多傲慢无礼、言语轻蔑、翘着腿抽烟…… 立即押送移交回去。一些逃离政权、知晓宝贵秘密的中国情报人员被拉拢跟克格勃合作，不适合进一步发展之人则安排到偏远地区国营农场——主要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胜利”国营农场，并在他们中间安插线人。线人不知从哪儿买一顶旧军帽戴着，天天到同胞家串门，打听克格勃感兴趣的事情，拿10卢布酬劳。
1980年代末《独立报》记者季姆琴科有机会访问那边，他如此描述其中一个居民点：
“在被世人遗忘的马加丹州埃利根村，靠近雅库特边界、离冷极奥伊米亚康不远的地方，记者的机缘把我带到‘中国城’。这是当地人给一个犯人安置区起的诨名，中国叛逃者多年来一直在警察和克格勃密切监视下生活。在中国和苏联关系转暖的前夜，这个居民点正在度过它最后一段时光，所以我才有机会找居民和管理者谈话。
我的第一位交谈对象叫李心成（音译），他自称1971年逃避‘文化大革命’迫害主动向我国边防军投降，于是出了甄别营又进安置区，最后落脚在埃利根。那么其他被安置者有没有别的经历和故事？俄罗斯安全部（译注：1992年1月-1993年12月存在，今俄联邦安全局前身）驻马加丹州反情报官员麦德维杰夫向我分享了极北地区这种特殊定居点的往事。众所周知，1960-1980年代苏中关系紧绷，战争一触即发，所以我国安全机关看每个中国叛逃者都像间谍，于是有了甄别营和犯人安置区。我们不能把这些中国人随便撵回去了事，因为两国正处于全面外交对抗。曾有几次把中国人移交中国边防部队，结果他们当着我们代表的面开枪打死了。麦德维杰夫讲，后来中国派人赴苏联强行‘定居’，任务是全面了解地形和当地经济、掌握具体情况，潜伏‘一段时间’。这些肩负使命的人接受过怎样站稳脚跟的指导，首先尝试找苏联妇女结婚，取得合法身份和活动自由；或者故意犯一点轻罪，服满刑期拿到释放证明，凭证明申领护照。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民被限制在交通不便的科雷马。他们当然不愿接受，屡屡尝试逃往俄罗斯内地。但所有的逃跑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人居民点充斥着告密者和逆用特务。总而言之，国家安全机关警惕性特强。
居民点的气氛十分紧张，打架、杀人、吵吵闹闹。虽然可以随意活动，但制度非常严格：不准走出村子，夜晚10点熄灯，检查和搜查没完没了，犯错就关禁闭室，酗酒三次送劳动医疗防治疗养所强制脱瘾一年。然而即便做囚徒，他们也设法在俄罗斯扎下了根。
我问李心成有没有老婆孩子？答：‘我在俄罗斯跟不同的女人生了五个孩子，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哪儿都有，总之我在你们国家被监视生活了20年。’
然后一切都颠倒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同中国交好，推行另一种极端政策：大开国门，邻居似雪崩般涌来。昔日远东和极北安置区的许多犯人终于获得自由，纷纷跑进俄罗斯腹地。这些人早已熟知俄罗斯的语言、传统和思维方式，准备好了像其他人一样‘定居’在俄罗斯内陆”。
某位甄别过100多个中国越境者的克格勃官员评论上述报道：
“我没见过当场处决的情况。但几乎每个移交回去的中国人都被立刻反绑在棍子上，两个人抓住，第三个人用靴子狠狠踢他。我们一直要求中国边防部队别这么干，至少别当着我们面打人。有一回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大尉带着机密文件来投诚，跟他谈话，他表示：你们还没接触过中国人。他们纯粹无处可去，或者用‘软办法’——结婚、安家落户。中国人是很好的顾家男人。我们吸收这个大尉给我们工作。这是1969年的事儿”。
说到所谓“软办法”，国家安全局荣誉官员斯米尔诺夫上校在著作《边防审讯员的档案》中介绍过一个娶妻落户的案例：
“俩中国人生活在滨海边疆区，算是我们的某种顾问。其中一位着急找老婆。不知怎的他们发现科雷马河边一个小村庄住着一户塔兹人，塔兹人是北方一支少数民族。年轻的那个弟弟决定跟人家结亲，他俄国名叫别佳，哥哥有眼病叫瓦夏。我们仨一块儿进村，一位地段警察跑来协助。离客船发船还有一小时，新郎新娘躺床上，我和他哥和警察在窗外挨冻半个钟头，因为新郎正在屋里做爱呢。没挂窗帘，房基塌陷，室内活动一览无余。上了客船，安排兄弟住两人舱。捕捞秋刀鱼的女人们就搭乘这种船返回。海边的人都管它叫‘醉船’——大部分女人喝得七荤八素，双眼无神、面如冰霜。偏偏那些男的总爱往前贴。
我第一次检查俩中国人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新郎官。哥哥瓦夏沉默不语，呆滞地瞪着那只独眼。我绕着客船走一圈，没见别佳踪影。那些年轻娘们儿真能把他推下船。因为当时，达曼斯基岛事件之后，中国人不受待见，何况他一句俄语不会说。
我敲开客运大副舱门，他满脸不高兴，站在门口不打算帮我。一群全裸女人推开他，说：‘找中国人吗？他在21号舱！’我和大副过去把新郎官从醉酒婆娘身上拽开，婆娘在我们背后叫嚷：‘那你来呀！’
就这样好不容易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给新郎买点儿东西，给哥哥装个假眼，他俩就安心不闹腾了。”
可以这么说，那些“被盯上”的人，先拉去上一堂社会现实课，然后再上克格勃的“专业课”。所谓社会现实，体现在招待他们吃好喝好，带往商店参观，登时瞠目结舌：这是宣传吧！这不是宣传，宣传在国境那边儿呢——那边儿说俄罗斯人饥寒交迫。商店摆着黄油、香肠、稻米、面包和烟卷，都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
之后开始策反逆用，送回去执行任务。但格里戈利耶夫说：“我们掌握可靠信息，这条渠道也被中国情报机关频繁用来渗透他们的间谍。所以筛选变节者要慎重，细枝末节都得考虑到，包括直觉在内”。
例如一对夫妻进入滨海边疆区，谋职参加工作。但侦察员很快注意到小细节：丈夫和妻子睡觉不同床。施加沉重心理压力，二人承认不是真夫妻，是为了渗透俄罗斯假扮的。遂遣送他们回中国。
没多久又冒出一对，自称可以提供机密材料。把二人安排在秘密住所，之前的情况再次重演：丈夫和妻子不同眠，女的睡床男的睡地。俩人迅速逃走，被列入全苏通缉名单，最后在哈萨克斯坦抓获。他们逃亡途中在火车上抢劫一位俄罗斯人大笔现金。“夫妇”押送莫斯科，如有必要，可以让他俩为我所用。
滨海边疆区国安人员积累了丰富经验，写出一本怎样识别各类变节者的小册子，后来成为全克格勃系统培训教材。可资识别的标志甚至包括服装，因为每年都用布票买布。一位审讯员回忆：“观察偷越国境者的衣服，我知道哪个公社哪年供应的什么料子。中国人爱惜衣服，一条裤子穿很久，补丁摞补丁显示出什么时候供应了什么布，更因为这些布颜色不一样。”后来克格勃要求印发《偷越国境者初步侦察》参考手册，作者之一回忆说：“1982年我到莫斯科参加培训，在那儿受委托编撰这本书。刚开始不知道是苏联克格勃的命令，就写了些俏皮话取乐，比如在偷渡者体检项目里加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龙伯格测试保持稳定’。没想到居然通过主席审查印出来了。如果我事先知道，肯定不能乱开玩笑。而现在联邦边防局审讯员教材里就有我的这些贡献”。
（译注：“龙伯格测试”是蒙眼进行的身体平衡性检查）
国安人员掌握第一手信息，知道东方国家搜集情报的套路。举个例子，战前滨海地区出现一群伪装成越境游击队员的朝鲜人，自称躲避日本人追杀从满洲里逃来。滨海地区反间谍部门已经知道他们是日本特务，遂将计就计：派宋姓国安少校接近这些人。告诉朝鲜人上级信任他们，安排住在城郊，可以去剧院看戏，定期接受特殊培训。宋在他们中间如鱼得水，不光传递情报，还经常秘密越境。游戏进行的很顺利，直到战争前夕决定把他们全部消灭。
另一次有个叫“于贵”的（音译）叛逃苏联，克格勃认为又是圈套，假意制造充分信任于贵的氛围，开始帮他准备进出中国的穿梭行动。于贵执行了第一次任务，后来得知这次返回中国接到的指令是搜集关于军事单位部署、指挥员姓名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信息。返苏后于贵忙碌起来，寻找监视、监听设备。等一切准备停当，他开始违反居住制度频繁出入森林，在军事设施附近晃荡。邻居面前于贵解释说自己喜欢摘浆果、拾蘑菇、下河捞鱼，跟当地朝鲜人交往密切，经常夜间外出。终于惹恼了时刻警惕监视他的人，当于贵再次夜间离家时，“七小队”（隶属内务部外勤监视第七局）的人假扮醉汉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从此于贵天黑不出门了，但白天照样行动。不久克格勃派给他第二次任务，这次从中国境内带回一些情报，因而获得奖励。他用克格勃赏的钱购买照相机、望远镜，偷偷摸摸拍摄军用机场时被埋伏小组抓获。审讯中于贵承认自己的间谍行为并被判刑。
当然，干这种事情有时候结局是很悲惨的。
曾有三名克格勃人员陪同代号“蒙古”的中国间谍前往波格拉尼奇内镇邻近地区。途中一名克格勃身体不适，留下休息。抵达后第二名克格勃出发检查国境线，第三位是个小年轻，在车里陪同中国间谍。等待过程中这人睡着了，中国间谍抽出他的配枪先朝心口打一枪、又朝脑袋打一枪，撒腿就跑。也许他本没打算今天逃离，但事已至此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最好带点儿功劳回去——比如苏联手枪和消灭一个苏联克格勃，倘若被自己人抓住也有东西交待。当他跨越足迹检查地带时被发现，边防巡逻队赶至现场。中国间谍用一颗子弹打死扑过来的军犬，用另一颗子弹打死自己。
遗体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名克格勃奉命掩埋。二人给掘墓工人一瓶酒，没亲自核查尸体，结果工人误把间谍跟某个苏联朝鲜人搞混了。后者家属来办迁葬，惊见棺内躺卧中国人，吓得不轻。最后只好重埋一回。
再来谈谈非法越境的苏联人。中国在抚顺建立一座监狱关押他们，该监狱曾关押前国民党战俘直到1972年。苏联人使用单独的监室，还可以到图书馆借阅帝俄时代的书看。这些人主要是逃避战友欺凌的士兵，以及刑事犯或酒后迷路平民。比如1967年哈萨克斯坦有个叫昆芝巴耶夫的人喝多了骑马进入中国，十一年后中方连人带马一并送回。
1977年中国作为善意举动遣返的第一个变节者叫邦达里，曾是国营农场工人。此事甚至汇报过安德罗波夫本人。1970年该邦达里酒后迷路，领着狗步行跨越国境，向中国边民投诚。苏联边防军曾追踪邦达里足迹，发现覆盖老虎掌印，继而找到猛兽趴卧痕迹和一根骨头，判定邦达里葬身虎口，带回骨头销案。实际上邦达里被送到牡丹江市，混了个“饿死鬼”的名声，因为他体壮如牛，一餐能吃中国人一天饭量。
中国人善待邦达里，给他安排工作，定期询问他将来愿不愿意当国家部长——如果苏联发生政权更替，从乌拉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可能分离出一个新国家——邦达里对此持积极态度。他“被迫”撰写俄文公告、纲领、呼吁书和传单。后来某年十月革命纪念日邦达里再次喝醉，殴打中国人。当局把他丢进监狱，但继续尝试策反，带他参观剧院和长春市的“机器制造厂”（译注：可能指长春第一汽车厂）。该厂是苏联1950年代援建的，指给邦达里看放机床的“位置”，告诉他根据合同此处本应有苏联援助机床，但机床没来，搁块牌牌写着“这就是苏联履行合同的方式”。
最后遣返邦达里的时候，中国把那条狗也还了。虽不知七年间狗在哪儿养着，几乎走不动路，却含着泪一眼认出旧主人。邦达里拒绝抱狗回去。
同样关押在抚顺监狱的还有米罗诺夫中尉和列兵斯塔里科夫，二人在蒙古国境内狩猎狍子，追着追着跨越国境。米罗诺夫让斯塔里科夫留下看车，自己上山观察地形，这时中国边防部队冲出来逮捕斯塔里科夫，向他腿部开枪，又打掉大拇指一截骨头。中尉听见枪响飞奔救援，同样被捕。关押期间斯塔里科夫两次越狱，钻进火车厢货物底下忍饥挨渴，试图越境回家，但两次都被中国边防部队截获。
某年边境工事区走失了列兵阿维季相，他的两个战友因涉嫌欺凌被捕。经过长时间审讯，俩兵痞招供他们把阿维季相溺死在市内公厕。于是清空厕所，果然发现一具尸骨。侦查持续一年半，案件移交法院，忽然中国那边把活生生的阿维季相送来了！原来此人跟战友闹矛盾，战友把他弄到乌苏里江边，呼唤中国渔民游过来带走阿维季相。于是阿维季相被中国边防部队抓获，关押一年半，因为没什么利用价值而遣返。
1970年情报总局(ГРУ)驻远东地区无线电监听站军官瓦连京·捷尔别涅夫叛逃中国，关押九年送还苏联。
同年中国向阿穆尔州移交俄罗斯奥赛梯人布里塔耶夫，此人曾在贝阿大铁路工作，使用裹着玻璃纸的自编树条筐漂过阿穆尔河越境！中国情报机关把他单独关押，开始策反，许诺一旦苏联变天就让他做高加索地方官。中国原本的计划是派布里塔耶夫到莫斯科附近潜伏，买栋别墅，秘密成立组织严密的地下党。预备在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和乌拉尔设置党支部，中方认为这些地方将变成苏联最不稳定的地区。
就这样准备了约一年光景，研究了途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或阿穆尔州（备选）偷渡回苏的路线。然而即将行动前夕，早先干过军用贸易机构采购员的布里塔耶夫动起商业脑筋，声称中国人不知道苏联物价，给他买别墅的钱根本不够。中国人表示钱足够了，布里塔耶夫高加索犟脾气发作，双方在酒后争吵中不欢而散。之后三个月中国情报机关停止接触布里塔耶夫，决定踢他回去。这件事做得真巧妙，遣返之前完全瞒着布里塔耶夫，拉他到小城绥芬河摆宴席灌醉，再用挂窗帘的车送至边境检查站。布里塔耶夫毫无防备下了车，据现场一位克格勃回忆：“我头回看见一个人的瞳孔吓得发白”。布里塔耶夫押到莫斯科审讯一年，等于说他在中国、苏联蹲了两年牢，最终“心理崩溃”进精神病院。
伊尔库茨克居民索科洛夫最后命运也是进精神病院，他交待自己打算偷越国境找中国妇女结婚。为了带点儿“礼物”过去，索科洛夫开始搜集西伯利亚军事单位和军工厂情报，进入工厂和航空设施偷拍、画图。不得不说这人艺术天赋极高，后来工程师们审看索科洛夫在某厂画的航空发动机零件素描，冷汗直冒……
此外，又发现索科洛夫记忆力超群，精通五卷本俄文《毛选》，随便提一段话他都能精确指出某篇、某页、第几行。而且他体力充沛，不仅拳击出色，还能背负50千克包袱行走60千米。这些本领似乎不应该出现在“寻常人”身上，检查结论称索科洛夫患有“精神分裂症”。
克格勃负责运输安全的部门也调查涉及中国的民航案件。根据最高苏维埃法令，1973年1月之后“劫机”属于单独罪名，所以每架大型客机上都有武装警察执勤以防万一。1973年5月18日苏联公民勒扎耶夫劫持莫斯科至赤塔的图-104客机，威胁炸机，要求改飞中国。乘警开枪击中勒扎耶夫后背，携带的简易炸弹忽然爆炸，飞机凌空解体，81人全部死亡。
1985年12月19日，三十三岁的航班副驾驶员列兹金·阿里穆拉多夫劫持安-24客机迫降在黑龙江省甘南县境内农田。哈尔滨法院判处此人八年徒刑，三年后释放，1989年移交苏联。1990年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又判他五年监禁。
一架苏联直升机迷航，迫降中国境内。中国边防部队很快来到直升机和飞行员身边，之后飞行员又协助因暴风雪联系不上基地的中国人撤离。
英国反情报官员彼得·莱特讲过：“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痕迹的犯罪，所以直觉，无论好坏，总能在成功揭露这种活动上发挥重要作用”。
1978年5月9日某人跳下滨海边疆区达利涅列琴斯基地区沿国境线运行的火车，横渡乌苏里江到了对岸月牙湖附近。苏联边防军在岸边发现仍有体温的衣服、一包烟和门钥匙，通知哨所和巡逻艇警戒。达利涅列琴斯基边防总队报告哈巴罗夫斯克总部值班人员，请示如何处置，但军区领导严重玩忽职守未作应答。于是参谋长命令视情况采取行动，务必阻止非法越境。边防总队长得令，决定冲到中国一侧实施抓捕，支队长带20个登陆人员乘坐两艘“鹳鸟”汽艇靠上中国江岸，朝天鸣枪，紧追偷渡者。此时偷渡者已深入中国2千米，跑进一间木制哨所。抓捕队进屋搜索，见空无一人，后来才知道偷渡者藏身湖沼水下，像个职业间谍似的含着芦苇呼吸。支队长抓了几个农民用于后续双方交换，可农民躺地上不肯走。支队长放了几枪，吓得农民纷纷跳起来。据1993年哈尔滨政府出版的该省对外关系刊物，此举造成两名中国人受伤。
若非抓捕队员通过电台及时接到撤离命令，真不知事件如何收场。命令直接来自莫斯科边防军司令部，他们已经知晓情况。
第二天中国方面提出抗议。时任边区党委第一书记直言：“正是愚蠢的决定导致了武装冲突”。安德罗波夫亲自抓调查，惩罚一些军官，但忠实执行支队长命令的战士受嘉奖。
然而事件终究闹大，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出示苏联边防军遗留的弹壳做证据。苏联道歉的理由是追捕武装逃犯，要求将此人遣返，但究竟姓甚名谁却说不清楚。
然后，彼得·莱特讲的“直觉”起了作用。
滨海边疆区原克格勃局长格里戈利耶夫说：“如果这事儿能讲的话，我常常梦中办公，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偏门办法”。这一次他又发梦，梦见下属报称东方港宿舍不明人员失踪，“接着我脑海中显现手拿门钥匙的模糊人影”。早晨上班，格里戈利耶夫命令把在乌苏里江岸拾获的钥匙拿去东方港宿舍逐门查对，发现偷渡者系失踪工人斯塔尔琴科。后来克格勃经由自己的渠道核实斯塔尔琴科经中国去了美国，从那儿给在克拉斯诺达尔的情妇打电话，被全程录音。
多年前泰加森林曾有过一次搜寻中国越境者的行动，甚至莫斯科都派员指导，然而迟迟无果。当时参加搜寻的斯米尔诺夫大尉回忆：“一名当地人到我面前说，请原谅，也许你听了不信，也许会笑，但我岳母是村里有名的算命婆，眼观千里。她用自己的办法找了两天，说应该在这片地区搜索。卢比扬卡来的上级听完点点头：多么有用的帮助！算命的也给你们干活啊！结果偷渡者在算命婆所指位置不远处被抓获。我不信什么占卜，但事实如此。”
所以还是那句话，直觉无论好坏都有用。
即使到了苏联克格勃解散前夕，非法越境问题仍有待解决。1991年9月某天上午八点，第一总局局长谢巴尔申案头“主席（巴卡京）专用电话”铃响：
— 日本报纸说几千个党员干部正通过新疆偷渡中国，立即查证。
— 我认为这是假消息。现在传开了吗？
— 立即查证！
主席下令10分钟后，驻北京和东京的情报机构已经接到电报，要求他们迅速核实并向莫斯科汇报。谢巴尔申回忆：“任务就是任务，我干这行这么多年执行过许多荒谬任务，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
同样的命令也下达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的边防军和克格勃。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抓获了两个中国越境者，已遣返回去。
没多久电话铃又响：
— 关于叛逃者您有什么消息吗？
— 边防军说一切平安。
— 边防军说什么不劳你告诉我！情报怎么讲？
— 还没有。一旦我从驻外机构得知情况立即向您汇报。我相信此事是假消息。
再后来，驻东京的情报员约文章作者见面，那个日本人援引了一些模糊传闻。驻北京的干脆断然否认中国接收任何叛逃者。谢巴尔申面见巴卡京说：“这是相当明显的虚假报道。作者料到新政府心态不稳，故意动摇共产党人。谎言会被揭穿——但这不重要，疑心未消，下次有毒的种子还会从其他地方扔到犁好的土壤。这种手段我们太熟悉了”。
谢巴尔申表示：“决定忽略日本的报道——这是完全正确的决定。直接无视它，假宣传就没用了”。9月6号《消息报》刊登短讯：“昨天我们发表了塔斯社东京消息，称克格勃工作人员和苏共党员干部外逃中国。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核实，发现不符合事实”。
所谓“我们的记者”，想必就有谢巴尔申的人……
延伸阅读：
苏联的走私路线
1967年“斯维尔斯克号”事件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