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禁止涉外婚姻。此后六年，苏联公民无法与外国恋人登记结婚，已经结婚的也感觉日子不好过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10月法令废止。

禁止的理由

一些材料指出，禁止涉外婚姻的官方解释是不希望本国妇女在国外受歧视。然而尚未看到哪份政府公文明确提及这一点。1947年2月15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也未对禁止原因做出说明。

最可能的是，该决定是时代变化促成的。1930年代的苏联门缝开得很小，普通平民休想出国。战争改变了一切：首先，战后整个东欧地区都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在这些国家大量驻军。成千上万官兵长期部署，不断有人申请跟波兰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等外国异性组建家庭。其次，战时几百万苏联平民被掳往德国从事强迫劳动，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重返家园，但有一部分因舍不下外国配偶不肯回国，当地政府也拒绝强制遣返这些人。

上述情况的大背景则是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急剧恶化及冷战开始。鉴于涉外婚姻实际是苏联普通人移民的唯一合法机会，政府担心即使几万人出国也会对苏联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这种担心不能说毫无缘故，比如乌克兰逃亡者维克多·克拉夫琴科1946年在美国出版畅销书，生动描述强制集体化的恐怖和斯大林统治的种种残暴，严重打击了苏联海外宣传。

影响

涉外婚姻禁令对两类人影响最大：驻外工作期间结婚的苏联妇女（人数最多），以及苏联境内与外国人结婚的妇女（少见，主要是嫁给外交使团成员）。至于男性军人，军法严禁他们娶外国女子。某些部队的军人甚至仅仅跟外国女性交往就遭受重罚。

所以该禁令最初针对的是那些被迫滞留外国并结婚的苏联妇女。如果她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办法很简单：婚姻作废，妇女遣返。而那些生活在美占区或英占区的妇女，解决起来相对棘手。苏联政府通常会说此类婚姻未到苏联领事馆或民事部门登记注册，因此无效。而且不可能去领事馆重新登记，因为“涉外婚姻违法”。一番操作下来，苏联女公民（最常见）或男公民（甚少，但也有过）很快就被送回国了。

如前所述，1940年代末绝大多数苏联人自愿或非自愿地回到祖国，仅1.6万人居住西欧各地，都是结婚生了孩子的。考虑到实际困难，政府决定不动这些家庭。

至于苏联境内的涉外婚姻，通常由国家安全部来处理。国安人员或者直接接触、或者通过亲属间接接触，千方百计劝说（或威胁）他们跟外国人离婚。如果某个苏联人的外国丈夫（或妻子）决定离开苏联，配偶禁止随行。哪怕找高官求情也没用！

凡此种种，后来引发了一些戏剧性事件，甚至法律麻烦。

联合国丑闻

在禁令生效之前，确有部分苏联妇女心情复杂地与“老外丈夫”一起走掉。比如嫁给约瑟普·铁托长子的塔玛拉·韦格就因这桩“丑事”于1946年迁居南斯拉夫。结果，她高官爸爸因“丧失阶级警惕性”被免职、开除党籍。

嫁给乌拉圭大使馆职员的叶夫根尼娅·杜姆诺娃，则是乌拉圭外交部长亲自向莫洛托夫提出私人请求之后，才得以跟丈夫一同出国的。

两口子经历更严重磨难的也有，甚至闹出国际纠纷。1946年底，女共青团员利季娅·列辛娜嫁给智利大使奥坎波之子。次年秋苏联和智利发生外交冲突，关系破裂。然而，奥坎波大使一家拒绝离境，除非儿媳妇利季娅跟他们一起走。智利政府隔海支持，不许苏联使团离境，直到小奥坎波获准带走妻子。

1948年夏天奥坎波大使被任命为驻联合国代表，赶赴纽约上任。小奥坎波不肯与妻子分别，长期租住“国立酒店”（译注：临近克里姆林宫），为防“绑架”二人终日寸步不离。后来奥坎波大使向联合国法律委员会（第六委员会）投诉苏联政府的行为，家事变成国际丑闻，仍未动摇苏联领导人“挽留”利季娅的决心。

这段时间里，国家安全部反复找利季娅做工作，要求她离婚。可无论国安人员怎么逼迫、亲属朋友怎么劝说，意志坚定的女共青团员始终不为所动。酒店方面将夫妻俩房费提高一倍，希望他们知难而退，结果——无效！再后来，列辛娜-奥坎波案竟被提交部长会议讨论，国安部长谢苗·伊格纳季耶夫建议驱逐小奥坎波出境，再以《刑法》58条逮捕列辛娜。可由于某种原因，他的建议未能实施。几个月后斯大林咽气，谁都顾不上这对苦命鸳鸯了。1953年底，奥坎波和列辛娜终于离开滞留五年的莫斯科前往智利。

皇亲悲剧

列辛娜和奥坎波的故事总算有个幸福结局，可惜其他人未必同样幸运。米什卡·巴比乔夫是俄罗斯龙骑兵军官伊万之子、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的亲戚（译注：他母亲是孟尼利克二世的妻姐或妻妹）。伊万·巴比乔夫1898年护送俄罗斯使团抵达埃塞俄比亚，后定居，甚至当了省长。所以米什卡自幼在贵族圈长大，追随父亲成为军人，1930年被时任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送往法国空军学校，毕业后做过皇帝的私人飞行员，晋升为空军司令并创办民航。转入外交部门后，1944年米什卡被派驻苏联担任临时代办。

在此期间，米什卡与苏联女子柳德米拉·涅斯捷伦科娃相恋结婚，1947年4月生下儿子亚历山大。1948年初米什卡中风，部分瘫痪，苏联医生仅能保住他性命，遂决定去瑞典治疗。但苏联政府不许妻子、儿子随行。由于他注定无法回莫斯科履行原职，1949年政府把柳德米拉和亚历山大等人逐出莫斯科宅邸，并取消了二人的婚姻关系、没收结婚证。从此米什卡·巴比乔夫对妻儿的命运一无所知，不停写信试图联系，甚至请皇帝过问，终究未能团聚。1964年12月米什卡逝世，而柳德米拉为了不触怒当局，早已于1956年再婚，儿子改继父姓。唯一值得欣慰的是，2010年亚历山大赴埃塞俄比亚祭扫了生父坟墓。

普罗科菲耶夫案

涉外婚姻禁令不仅制造悲喜剧，还会导致法律麻烦，这就是所谓的“普罗科菲耶夫案”。你或许没想到，著名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竟然是苏联历史上唯一同时拥有两位合法妻子的人。

1923年，身在西班牙的普罗科菲耶夫与会说五种语言的歌剧女演员莉娜·科迪娜结婚，1936年二人携儿子奥列格定居莫斯科。谁知两年后普罗科菲耶夫移情别恋文学院女学生米拉·门德尔松（基辅人），瞒着妻子和米拉同居。

1948年初普罗科菲耶夫决定正式娶米拉为妻，此时尚未跟莉娜离婚。由于涉外婚姻禁令已经生效，民事登记处对此的解释相当“无懈可击”：认为与外国妇女（虽然莉娜持苏联护照）在境外缔结的、未经苏联领事馆登记的婚姻非法无效，也就没必要办离婚。莉娜闻听此事大闹一场，要求离开苏联，从此这个可疑的西班牙女人就进了政府“黑名单”。1948年2月（普罗科菲耶夫婚礼后）莉娜被捕，9个月后被判“间谍罪”、“叛国罪”，处20年劳改。

1953年涉外婚姻禁令废止。1956年6月莉娜提前获释，1957年打官司主张自己作为已故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唯一合法妻子的各项权利。法庭惊讶地发现普罗科菲耶夫第一段婚姻未结束，于是做出有利于莉娜的判决。然而米拉认为她也是普罗科菲耶夫合法妻子，提起诉讼。1958年3月最高法院支持其请求，和稀泥似的宣布两个女人都是“合法妻子”。后来苏联法律界管这件事叫“普罗科菲耶夫案”，普罗科菲耶夫也成了唯一同时拥有两位合法妻子的苏联男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原苏联国安官员、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莫卓欣查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及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文件，得出1936-1946年苏联安全部门抓获各国“间谍”之人数统计。

其中，1936年共抓获3669名“间谍”，包括：意大利人1275、日本人1013、德国人596、拉脱维亚人129、芬兰人125、爱沙尼亚人66、英国人42、其他国家人423。

1937年共抓获93890人，增长25倍！员工在领导督促下努力工作取得更大成绩并不奇怪，但谁又能做出如此惊人的“突破”呢？具体来说，波兰人位居第一，高达45302名（相当于满员三个师），之后是日本人18341、德国人11868、拉脱维亚人7371、罗马尼亚人4031、芬兰人1658、希腊人1291、爱沙尼亚人1206、伊朗人135、英国人532、保加利亚人111、中国人15，其他国家人432。

1938年共抓获171149人，绝对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达到历史最高峰，比“平静的”1936年增加了46倍！波兰人再次蝉联“冠军”：56663，日本人34565、德国人27432，弹丸之国拉脱维亚也派出了“间谍师”：11490人，伊朗人5859、芬兰人5804、英国人5459、爱沙尼亚人5401、希腊人2171、保加利亚人1061、中国人2178（较去年翻了145倍）、其他国家人9273。

也就是说，1937-1938年即有26.5万余人因“间谍罪”被逮捕。

1939年苏联反情报工作业绩急速下滑，“仅”抓获2860人。波兰一如既往地“派遣间谍”赴苏自投罗网：600人，德国终于位居第二：159人，之后是拉脱维亚人63、罗马尼亚人53、芬兰人39、伊朗人30、法国人11、以及1个孤单的意大利人，其他国家527。

1940年数字再次翻番，显然安全部门总结去年经验教训，从失败中获得启示。共抓获4760人，波兰虽已沦陷，仍旧顽强派出976个“间谍”，之后是罗马尼亚人788、德国人587、日本人364、拉脱维亚人322、芬兰人218、英国人103、法国人24、意大利人2、其他国家1375！

1941年是苏联反情报很奇怪的一年，总共记录抓捕2800人，比战争爆发前显著下降。波兰人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第一名你恐怕无论如何想不到——阿富汗（908人）！德国人屈居第二：557、意大利人328、罗马尼亚人125、伊朗人75、芬兰人67，美国间谍被单独列出：39人、同样亡国的法国人81人、日本人15……但其他国家合计6450人，跟2800人总数不符，贝利亚的工作肯定在什么地方出了纰漏。

1942年开始把“间谍”和“叛徒”合并统计，其中“纯”敌方情报人员6869名，德国人占绝对多数：6087，日本人334、芬兰人37、罗马尼亚人34、伊朗人31、英国人18、波兰人17、其他国家人252。去年的冠军阿富汗去哪儿了？费解啊……

1943年抓获6787名，德国人6383、波兰人140、日本人85、土耳其人和罗马尼亚人27、英国人20、阿富汗人19、意大利人2、法国人1、其他国家人53。美国人空白——还不是因为《租借法案》。

1944年抓捕4419名，德国人3515、罗马尼亚人625、波兰人61（又来了！）、芬兰人45、英国人30、阿富汗人23、日本人19、意大利人6、美国人5、其他国家37。

1945年大战结束，反情报工作恢复平静，共抓获1842名，德国人1146、罗马尼亚人336、日本人67、芬兰人64、中国人63、英国人46、波兰人19、美国人17、阿富汗人9、土耳其人7、法国人4、意大利人1、其他国家50。

1946年抓捕4316名，德国人2616、日本人814、英国人288、美国人212（《租借法案》退出历史），波兰人照旧出现，可怎么还有1个梵蒂冈人呢？此外，“南朝鲜其他侦察机关”条目下也有34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多年后回过头去看，1961年发生在穆罗姆市的这起事件，无疑是加速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破产并影响苏联历史进程的悲剧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1961年6月26号星期一傍晚，“奥尔忠尼启则”厂工长尤里·科斯季科夫酒后回家，途中决定跳上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搭便车，结果失败，头部坠地受重伤。市公安局长巴甫洛夫恰巧路过，试图摇醒科斯季科夫，后者大概说了什么，令局长十分不爽，要求手下警员教训教训这名25岁青工。上级的指示就是命令，于是科斯季科夫被扔进关押小流氓的第10囚室，当时已经气息奄奄。次日早晨，科斯季科夫的媳妇发现他躺在公安局院子里，脸上血肉模糊——牙齿折断、颅骨破裂。最终科斯季科夫因脑出血送医不治身亡。

6月29日，约12000人的“奥尔忠尼启则”厂举行自发集会，许多人坚信科斯季科夫被警察暴打致死。检察院和验尸官之前做出的结论无法令众人满意，认为本地专家跟当局沆瀣一气，要求从州首府弗拉基米尔市或莫斯科市找人来重新鉴定。但检察长以缺乏犯罪事实为由，宣布科斯季科夫死亡一案结案，拒绝听取工人们的意见。事态随之升温，有人提议6月30日出殡队伍游行到公安局示威抗议。

作家列夫·乌辛斯基在文章《穆罗姆-1961》中透露，6月30日当天点燃汽油桶的那颗火星，其实是民间志愿纠察队（译注：类似治安联防队）的一个令人费解的举动：把科斯季科夫的棺材拖出车外。科斯季科夫母亲看到后发出尖叫，这声尖叫如同行动指令，无数石块飞向公安局窗户，警察立刻夺门而逃。一名惯犯谢尔盖·杰尼索夫跳上掀翻的警车，扯开衬衫露出伤痕，宣称遭警察殴打（实际是被亲兄弟打的），自己侥幸未死，科斯季科夫却没挺过来。他话音刚落，民众大喊“打倒法西斯！”开始持械冲击公安局和当地克格勃机关。

公安局多处起火，消防车赶来但无法靠近。关在牢房的数名嫌疑人被连扯带拽放出，因为他们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不敢贸然行动挨枪子儿。其实没人开枪，警察已被迅速击溃，一些前科犯掌握了主动权。这些人逐间搜索办公室，砸毁家具、电话、打字机，撬开保险柜焚烧刑事案件材料，并把找到的武器分发给人群中的同伙。

记者亚历山大·苏哈列夫和尤里·沙塔洛夫日后调查时注意到一个有趣细节：捷尔任斯基和列宁半身像被愤怒群众推到角落以免受损，而在公安局外正有多名警察挨揍，谁也逃不脱，副局长莱辛受重伤。混乱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州执委会主席吉洪·苏什科夫意识到当地部门已经靠不住，亲自到场跟暴动群众对话，结果遭遇一阵嘘声。他又从弗拉基米尔市内务部警校调来200名学员，这才将人群强行驱散。第二天上午，其他工厂的工人和警校学员一块儿把受损的公安局收拾干净，但68支手枪、约1000发子弹，以及包括侦查档案和刑事案卷在内的数百份重要文件消失得无影无踪。

穆罗姆这边的调查尚未正式结束，7月23日，州西北方向的亚历山德罗夫市又出事儿了。

正如列夫·乌辛斯基在文章《亚历山德罗夫-1961》所言，当时有两名从扎戈尔斯克来的士兵，喝醉后行至广场，被市公安局头头逮捕，期间发生争斗。群众闻讯聚集抗议，大家都听说了穆罗姆发生的暴动，强烈要求释放“蒙冤挨揍者”。同时，政府和警方并未吸取穆罗姆事件经验教训，表现既胆怯又踌躇。12位围困在办公室的警察朝天鸣枪364响无效，两队徒手士兵赶来营救亦无效。多亏少先队之家女主任娜杰日达·沙普金娜挺身而出，劝说阻止约50名愤怒群众，12位警察才得以活着离开。

市公安局被捣毁焚烧后，人群连夜前往附近监狱，因为传言说两名军人被转移到那里（实际转移的是其他嫌犯，两名军人已移交部队）。群众投掷石块、封堵值班室窗户、焚烧停放的车辆。狱警见势不妙开枪射击，打死4人，打伤11人。7月24日凌晨2点，帕维尔·科尔任科少将指挥的内务部队“捷尔任斯基”师一部抵达现场平息暴动，消防队随即展开灭火。

最后，穆罗姆市“奥尔忠尼启则”厂多名干部被开除，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克格勃分部负责人等多名官员免职，参与暴动者被捕19人，3人判处死刑，其余刑期不等。亚历山德罗夫市暴动共起诉9人，4人判处死刑，另5人监禁15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67年秋季白俄罗斯古城斯卢茨克发生骚乱，起因是群众不同意一桩斗杀案的判决结果。骚乱导致一名警察、一名法官死亡，法院被烧毁。

案件主要被告名叫根纳季·加帕诺维奇，28岁，共产党员，在斯卢茨克市苏维埃执委会主管文化工作。1967年4月9日他在家和25岁亲戚（可能是小舅子）列昂尼德·希科喝酒，之后站在单元门口抽烟。建筑维修部门工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斯基醉酒后行至此处，加帕诺维奇和希科试图把他赶走，三人发生撕扯，尼古拉耶夫斯基被推下台阶。加帕诺维奇和希科继续殴打，尼古拉耶夫斯基逃跑，次日发现死于公园喷泉内。官方说法：尼古拉耶夫斯基患胃溃疡，强力击打导致出血，摸黑进入公园后失去意识，跌落喷泉溺毙。

警方并未对外公布案情，流言在四万人的城市中不胫而走，称尼古拉耶夫斯基“实际”死于刺伤或扼颈（据说尸检发现颈椎骨折、半裸的尸体旁有木桩）。被告身份传开后更加火上浇油，变成了党员干部残杀普通工人。一些市民私下议论，说尼古拉耶夫斯基家战争年代是游击队员，而加帕诺维奇父亲是（为纳粹效力的）伪警察，两家旧有世仇。其实，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加帕诺维奇是警察之子。

加帕诺维奇和希科被控“流氓罪”，1967年10月10日第一次开庭，主审法官是亚历山大·克里斯克耶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之父表示不相信地方法院的公正性，要求到明斯克（首都）审判。

大批工人群众站在死者家属一边，希望判处凶手死刑。但法院认为该案属于日常斗殴，应判处8年监禁。10月11日中午12点，约1.5万名市民聚集在法院大楼周边。由于拒绝设置大喇叭广播庭审实况，各种失真的消息口口相传。人们愤怒高喊“共产党官官相护！”、“交出凶手！”，并阻拦加帕诺维奇的妻子进入法庭作证。

10月12号情况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加帕诺维奇穿正装打领带、乘坐救护车出庭——因为拘留所某囚犯自杀，唯一一辆警车被调走；正装领带则是便于未成年目击者辨认。结果围观群众以为这是他将被无罪释放的信号，深感愤慨，互相传说“共产党要包庇杀害普通工人的凶手了”。

随着群众越聚越多，法庭担心出事儿，决定提前结束审判。当法警押解加帕诺维奇和希科出大楼时，人群爆发骚动，扬言除非交出被告私刑处置，否则谁也别想离开。

这时市内各企业已经下班，聚集人数很快增长到三千多。工人们收集铺路石，拆除篱笆做成棍棒，又拦截一辆运菜车，向法院投掷土豆和甜菜。情况立即报告给明斯克，接着上报莫斯科，内务部派出350名内卫部队官兵前来处置。

士兵们拉起警戒线阻止人群未果，形势更加严峻，遂发射催泪瓦斯强行驱散（系白俄罗斯战后首次使用催泪瓦斯）。人群散开后，一辆囚车将被告救出，加帕诺维奇身穿拘留所负责人斯坦尼斯拉夫·塔图尔上尉的警服做掩护，仍遭乱石丛击，囚车大灯及车窗碎裂，凹痕数十处。

当愤怒的群众意识到两被告已不在楼内，转而向士兵扔石头、打棍子、扬沙土，合力冲破警戒线。由于现场士兵没有武装，导致7人受重伤、35人受轻伤。有人从附近汽车油箱接出汽油，做成简易燃烧弹投向法院木墙，随即被灭火器扑灭。人群冲上二楼，泼洒汽油纵火，把没穿制服的斯坦尼斯拉夫·塔图尔上尉暴揍一顿，扔出窗外（或称自行跳楼），很快死于送医途中。

大火熊熊蔓延，人群不准消防车靠近，直接把水龙带剪断了。女法官加琳娜·阿列克谢耶娃困在楼内无法逃生，不幸葬身烈焰。之后人群觉得正义已经伸张，各自散去回家。斯卢茨克河大桥附近，当地驻军首长斯科罗杜莫夫上校拒绝出动军队镇压市民，赶赴现场劝说，结果也遭殴打。

为防范最坏的情况出现，斯卢茨克市党政主要领导集中在一处，受到20名持枪军人保护。

骚乱次日当局展开调查。斯卢茨克区委书记称该事件是“工作中的巨大污点”，当地党委企图把责任推诿给执法部门，指责他们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社会秩序。10月13日夜晚来自明斯克、莫斯科的联合委员会抵达，斯卢茨克市警察局长和检察长被就地免职。法院废墟彻底拆除，夷为平地，以免再“引起联想”。

70多名市民因参与骚乱被捕，大部分是工人、学生和退休者。其中，纵火的两人（尼古拉·格里纽克、伊万·波波夫）执行死刑，另外15人分别判处3到15年监禁。

杀人案被告加帕诺维奇最终获刑8年，刑满释放后居住在巴拉诺维奇市，2006年亡故。至于无辜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斯基究竟遭遇了什么，至今无法核实确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人们总会千方百计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尽管此类行为一直受到法律和政府的管制，但民众从未轻易放弃，而是寻找各种折衷办法。今天的人或许不知道，直到六十年代许多苏联家庭都持有枪支，后来才逐渐改变。

俄帝国时代个人购买火器根本不成问题，“帕拉贝鲁姆”、“纳甘”、“毛瑟”等品牌枪支公开出售。1914年4月《星火》杂志曾刊登“杰明和帕夫洛夫”武器店的广告，低价销售比利时勃朗宁M1906款手枪。这种小型手枪仅重350克，操作和携带十分方便，女士们把它藏进梳妆盒，店员们把它放在柜台下的角落，深受各界青睐。

20世纪初几乎每个俄国人都持有小口径枪支：包括商人、外交官、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售价也相当便宜，一把转轮手枪加50发子弹约2卢布。当然，广泛持枪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某段时期曾出现多名中学生因单恋而举枪自尽或决斗的新闻。（儿按：真正不想活的人没枪照样跳楼、投水）

有趣的是，俄帝国法律并无“超限度自卫”入罪的条款，也就是说，如果小偷“顺”人怀表被当场击毙，围观群众大概会纷纷点头表示赞成。“防卫过当”的概念仅在苏联建立后才引入法典。

1917年之后，新政权频繁遭遇武装反抗，不得不匆匆采取措施收缴民间枪支。私人拥枪从此沦为非法行为，持枪成了党内精英、执法机构和官员的特权。

1926年，曾广受欢迎的勃朗宁小手枪被新型“科罗温”手枪取代，它枪管更长，可装8发子弹（比勃朗宁M1906多2发），红军大部分指挥官人手一支。

普通百姓不甘心干瞪眼看别人玩枪，许多男性参加了狩猎协会，会员资格允许他们在家持有滑膛枪。某些最大胆的人则把少数未被没收的驳壳枪、“纳甘”转轮枪等革命前老枪藏在地窖深处。

1926年法律对“非法持枪”的惩罚是六个月劳动改造，1935年刑期提高至五年。但这并未彻底杜绝民间枪支，因为只在发生重大武装抢劫或杀人案后才会入户搜查。

1953年法律限制又被大大放宽，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不出示狩猎证的情况下买枪。此外，官方允许“可靠公民”——即党员和无前科者——随身携带手枪，退伍军人有权在家收藏战利品武器，甚至集体农庄领导都有枪……

可惜好景不长，1960年代政府再次取缔了这种自由，法令禁止平民拥有任何种类的武器，现役军人、警察、正式登记的持证猎人除外。

到了七十年代，民间自力更生创造出许多土制武器。最常见的是一种“短铳”，也就是枪管锯断的猎枪，很容易隐藏在雨衣、棉袄等宽松衣服下面——没错，主要被犯罪分子使用。

指虎则是老实人自卫的最佳选择。它用坚固金属自行加工制成，套在手上可以增强拳击力度。一些指虎表面有尖刺或方块状凸起，一些内藏铅芯，都是为了近距离格斗时揍人更狠。“彪悍的九十年代”各种案件丛生，指虎因此特别流行。

大约同一时期，棒球棍、撬棍、金属棒、刀甚至凳子腿都被普通居民广泛当作冷兵器使用，在无可退避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免遭不法侵害。喝酒引发的日常冲突偶尔会抄起斧头或铁锤解决。

所以，尽管有严格法律约束，相当一大批苏联居民其实是“装备精良”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

本文摘自：《苏联检察机关关于反苏煽动和宣传案件的资料汇编·1953年》

И.Ф.奇斯托皮扬（1928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多次前科，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局比尔里克站工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53年3月4日听到斯大林病重的广播公告时，污言秽语咒骂道：“他夺走了我的青春”。（1954年10月6日获释）

И.М.杰尼索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两次前科，在押人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53年3月6日在劳改营理发室得知斯大林死讯时说：“快把政府全都埋了吧”。

С.В.库库什京（1927年生，加里宁铁路局乌多姆利亚站工人）于1953年2月8日在车站小吃部醉酒后，污言秽语咒骂斯大林。（1954年6月9日获平反）

М.Д.伊万尼科夫（1891年生，一年级学历，两次前科，抽水站工人，卡巴尔达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普罗赫拉德内市）于1951-1953年间多次发表言论，称：革命前的生活更好，斯大林“企图灭绝人民，他跟希特勒有个协议”，斯大林撵走了真正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才是正牌领袖和伟大演说家；“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占据政府高位，俄罗斯人受穷挨饿”，“报纸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革命，纯属谎话【……】人家知道苏联工人生活艰难”。此人将苏联共产党称作“资本主义党”，曾说笑话：“手术过程中忘了给一个人装脑子，医生说这人就没脑子，因为他有党证”。斯大林逝世当天又对女人说：“蠢货，自己摔晕了【……】领袖【……】净折磨人，跟着他没好日子过”。（1954年12月22日获减刑）

П.Е.舍斯塔科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初中学历，参战军人，集体农庄庄员，库尔干州尤尔加梅斯基区农机站机械员）于1953年1月26日单位开会时，醉酒状态下抨击税收政策和地方政权，辱骂共产党员和集体农庄。（1955年1月27日获减刑，1988年12月22日获平反）

Ф.И.佳普金（1902年生，俄罗斯人，二年级学历，锅炉工人，阿穆尔州）于1953年3月4日在茶馆对斯大林的病因发表了污秽不堪的猜测。（1954年11月26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Ю.П.格拉西莫夫（193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残疾（断腿）无业，新西伯利亚州巴拉宾斯克市）于1953年2月18日在两张纸上书写呼吁用原子弹消灭共产党人的标语，又画了美国国旗和原子弹图案，打算投入票箱，但在1953年2月22日喝醉后被捕，两张纸被缴获。

Н.Г.切尔内赫（192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无固定职业）于1953年2月19日无票搭乘罗斯托夫-莫斯科火车，拒付罚款，又发表言论称：“很快就会打仗啦，我们要把你们都杀光，一枪一个。我见得多了——苏联99%的人是骗子和小偷，只有1%老实人”，同时辱骂集体农庄。

И.Э.达维坚科（1922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未完成，函授大学生，伤残军人，领取抚恤金，高尔基市）于1948-1952年间在熟人家和大学生中间多次发表反苏宣传，描述他被资本主义国家俘虏期间的生活水平，称苏联红十字会不救助战俘，新闻报道中关于对待战俘的态度问题是错误的，又说“希特勒的很多行为是为了德国人民”，一旦和美国开战“苏联人民不会跟着共产党走，苏联必败”。（1954年4月10日获减刑，1961年12月29日获平反）

К.В.阿维里亚诺娃（1899年生，退休，基辅州）于1953年1月在公寓内谈论关于逮捕医生的新闻报道时（译注：即“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编造谣言诽谤个别领导人”，并说反苏笑话。

А.И.古希科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小吃店经理，现居莫斯科州沃斯克列先斯克市）于1953年3月4日醉酒后走进戈鲁特温站小吃店，见柜台上芥末罐敞开着，对工作人员说：“斯大林快完蛋了，你们想把我也熏死啊”（或：“斯大林躺在那儿快不行了，你们也想让我倒下啊”）（1954年7月14日获减刑，1989年2月24日获平反）

В.И.奥谢特洛夫（1909年生，俄罗斯人，共产党员，农技专家，库尔干州）从1949年起多次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说“如果俄罗斯人掌权，我们肯定不像现在这样衣衫褴褛，会过得很好”；邻居们问他为什么不骑马选择走路，他回答：“如今人背着枷锁为奴，所以才步行。”（1954年12月11日案件补充侦查）

Г.С.博鲁波亚尔采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文化水平低，伤残军人，集体农庄庄员，基洛夫州图扎区）于1946-1952年间屡次诋毁“领导人之一”，又辱骂共产党员，称他们是骗子、蠢材，威胁要惩治他们。（1953年12月29日获减刑）

B.C.库里岑（1922年生，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在南乌拉尔铁路一线活动）于1953年4月11日在火车上耍流氓，争吵时口吐污言秽语，称其绝不承认苏联政府。（1955年4月20日案件重审）

В.К.科斯特加洛夫（1913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46-1947年在熟人中间发表反苏宣传”。

И.В.沙罗诺夫（1904年生，1927年因传播托洛茨基书籍开除党籍，两次前科，参战军人，钳工，加里宁州）1953年2月25日在小吃店咒骂科学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国家奠基人。（1955年3月5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А.М.别洛乌索夫（1906年生，俄罗斯人，有前科，冶金厂技工，斯维尔德洛夫州阿拉帕耶夫斯克市）1953年3月7日车间工人向他汇报：值此斯大林逝世之际，将提高产量并修复损坏的压缩机，他回应说：“他要是早点儿死，那么压缩机早就修好了”。

B.C.拉扎列夫（191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共产党员，南乌拉尔铁路局希纳尔站副站长）、В.П.佩尔菲利耶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火车站过磅员）此二人于1952-1953年间长期收听、散布“美国之音”广播内容。（1954年10月20日获减刑）

М.А.舍洛诺夫（189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高尔基市“斯大林”厂工人）于1952-1953年间抨击苏联生活条件，称：“集体农庄的粮食都被政府抢光了”、“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结果缺衣少穿”、“以前的农民自己挣钱自己花，现在的集体农庄庄员就连劳动日报酬也领不到，如果农庄主席拿出公款发给农民——他就倒霉了”、“要是列宁活着，咱的日子肯定不一样”，并曾辱骂颁布审判工人旷工法令的尼古拉·什维尔尼克（译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5年3月8日获减刑，1963年5月22日获平反）

Ф.Н.潘菲洛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财务部门监察员）于1948-1953年间在谈话中批评苏联领导人、苏联民主制度和集体农庄，声称边境地区的生活比国内好之类，并收听、散布“美国之音”广播内容。1953年3月5日在莫斯科市“库尔斯克”车站对同事表示：“宝座不会空置”，可能已经有候补人选了，说不定比斯大林更坏。

А.В.彼得罗娃（1918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1941年生活在被占领土，1943年被掳至德国做劳工直到1945年4月被美军解放，无业，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曾对熟人表示德国地主生活富足，又描述自己在德国劳作期间的生存条件，称美军对德国境内的苏联公民态度十分友善。

С.П.布吉诺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细木工，莫斯科州柳别尔齐市）于1953年3月9日哀悼大会过后表示：“只要给我200克伏特加，我就祈祷死去的领袖安息”，并散播关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笑话。（1955年7月9日获减刑）
（译注：此言暗指战争期间发给官兵的“人民委员100克”伏特加，意思是让他为斯大林祷告需要双倍）

И.Н.梁赞采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战争英雄，泥水匠，莫斯科市）于1949-1953年间宣称人民当前生活艰难，赞颂革命前俄罗斯的生活条件。指定律师在辩护书中指出证人证言有误：“梁赞采夫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买伏特加，现在伏特加很贵，哪有战前便宜。因此，证人误以为他说的1941年之前生活情况是革命前俄罗斯的生活情况，这明显不符合事实”。（1954年4月17日获平反）

Л.А.扎哈连科娃（1929年生，俄罗斯人，马格尼托尔斯克-锡拜铁路局养路工，车里亚宾斯克州）于1953年3月4日得知斯大林病重消息时说：“去死吧，让他死，他在那边儿有的是地方”。3月8日、9日又说：“他死了，他就该【……】他允诺过战后的好生活，可他给了我们什么。德国人统治的时候倒比现在好，什么都不缺。集体农庄的人日子苦啊，粮食几乎都交公了，农民吃不饱只有挨饿。”

Ф.Г.斯捷潘诺夫（1899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战争英雄，共产党预备党员，缝纫店会计，利沃夫市）于斯大林病重当天表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学者写的，斯大林挂名而已，如果他死了，没什么好悲伤的。“他死不死跟我没关系，反正我又不会涨工资”、“等你我将来死了，不会有个教授在我们头顶走来走去”。又声称资产阶级国家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远超苏联、斯大林死后很多人将失宠，比如朱可夫元帅、为什么尼古拉二世退位被杀，因为斯大林要他死……之类言论。

М.А.伊万诺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和固定住址，扎波罗热市）于1953年2月22日在扎波罗热第2火车站酒后辱骂斯大林和苏联政府。（1954年9月22日获减刑，1989年5月16日获平反）

Н.Д.恰什京（1904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有前科，参战军人，曾被俘，工厂钳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1952年夏秋季醉酒后辱骂“领导人之一”（事后查明类似情况不是第一次）。（1954年4月24日重审，1954年7月24日案件撤销）

А.З.布鲁斯科夫（1914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装卸工，萨哈林州亚历山德罗夫区）于1953年3月6日醉酒后听同事说斯大林逝世，称：“那又怎样”，接着表示：因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就爱重用格鲁吉亚人，而马林科夫是俄罗斯人。同事反驳说斯大林给了我们美好生活，布鲁斯科夫回答马林科夫也可以，甚至比斯大林干得更好。

Е.Г.卡缅科娃（191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1941-1944年生活在被占领土，1946年从德国遣返回国，无固定工作，斯摩棱斯克市）称赞在德国的生活，“诋毁苏联军人尊严”，批评党和政府领导人，抨击苏联生活条件。

С.В.瓦西里耶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铁路养路工，摩尔曼斯克州）于1953年3月6日早晨在组长家听说斯大林死讯时，脱帽掷地称：“领袖死了，现在大家都自由了，集体农庄解散、土地分给农民”。白天上班时又说：“你想想，亲爹死了，面包又不会因此更便宜”。3月9日斯大林葬礼当天五分钟默哀时，当所有人起身脱帽，瓦西里耶夫扯帽遮脸，讲笑话逗引身边女青年。（1954年9月18日获减刑）

И.В.马祖罗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文化水平低，曾在武装警卫队服役，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于1953年3月7日“允许”针对斯大林的“反苏攻击”。（1953年12月30日获减刑）

В.А.斯梅尔科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出身神甫家庭，工人，残疾人，有前科，高尔基州巴甫洛沃市）于1953年2月5日在小吃店醉酒后与人争吵，声称共产党人统统是寄生虫和鹰犬、劫掠人民，并污言秽语咒骂斯大林。

Н.И.索科夫（1913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电工，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区）于1953年3月5日在波多利斯克茶馆醉酒后发表言论，“表达了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创建者之一的反苏敌视态度”。（1955年3月24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П.Д.马尼科夫（1911年生，初级教育水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于1953年3月6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铁路局纳杰日金斯克站醉酒后说：“我们需要列宁，我为他感到惋惜，斯大林用不着【……】有十个人可以接他的班”，并破口大骂。（1954年6月2日获释）

Б.Н.布舒耶夫（1911年生，中学学历，药品管理局监察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1953年3月7日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捕，他在派出所解释称：听说斯大林已死，心里高兴，所以喝多了。（1954年6月2日平反）

В.А.谢尔宾（192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获勋，林业局工人，莫斯科州）1952年11月16日因流氓行为被带到派出所，期间破口大骂，声称斯大林“在全苏联盖满劳改营，想把这里变成另一个国家……我们需要私有制，而非劳改营”。（1955年5月26日获释）

Д.А.契若夫（191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1952年曾因持有武器受审，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于1952年4月因“抢劫商店”和“持有武器”两项指控拘押期间，抨击苏联现实、诋毁政府的刑罚政策、辱骂共产党员，说他们是“特洛伊库洛夫的狗”，又声称自己的案子是冤假错案（抢劫商店指控已终结）。

М.Н.顿斯基赫（1930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滨海边疆区）于1953年6日、8日两次醉酒后谈论斯大林之死，称“死了就让他见鬼去吧”，并说他不承认全国哀悼日。

П.В.沙特科夫（1902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厂搬运工，加里宁州卡利亚津市）于1949-1953年间多次抨击苏维埃政权、苏联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声称：报纸谎话连篇、“国家从集体农庄低价收粮、高价卖粮”、人民生活困苦、共产党员是下流东西……等。（1961年2月5日获平反）

А.П.谢苗诺夫（192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有流氓前科，无业，无户口，图拉州晓基诺市）于1953年3月4日早晨说：一个人靠工资没法活着，不偷不行。另据证人证言称：“1953年3月4日早晨，我走去法律咨询处，从广播里得知了领袖病重的官方消息。之后我到火车站，跟坐在前面的一位公民谈起我们正经历的悲痛——即领袖生病。我问：‘这位公民，你听说苏联人民领袖生病了吗？’坐我前面的那位公民，如我现在所知，姓谢苗诺夫的，愤恨地回答：‘那可好，他（指名道姓）死了最好’，接着大笑起来。我听了这卑鄙的话，骂谢苗诺夫是下流无赖。而他在对我们的领袖进行人身攻击之前，先做了个宗教手势，也就是胸口画十字。”

Н.И.扎伊采夫（1901年生，高等教育未完成，无业，高尔基州巴拉赫纳市）于1953年3月6日在市场小吃店喝醉，在街头和派出所咒骂斯大林。（1955年2月22日获减刑，1961年5月24日获平反）

А.И.马卡洛夫斯基（1888年生，俄罗斯人，宗教学校毕业，神学院教研室主任，列宁格勒州）于1919-1939年爱沙尼亚生活期间撰写书籍著作，在书中“曲解1917年十月革命精神”，1951-1952年批评苏联政府。1952年德国宗教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期间，马卡洛夫斯基劝同事少跟他们接触，因为苏联驻柏林代表曾对人家说我们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聊起来就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1953年11月11日获减刑）

Л.П.阿肯季耶夫（1908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有前科，1958年因“欺骗组织”被开除党籍，阿拉木图市）于1951年抨击集体农庄，声称集体农庄庄员生活贫困，并称赞美国和法西斯德国生活水平。使用伪造文件逃税。

Д.Т.奥维奇金（1909年生，残疾人，梁赞州米哈伊洛夫区）抨击集体农庄，威胁积极分子，称他们的权力“来自敌基督者”。（1970年11月16日获平反）

А.А.科斯特罗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厂工人，高尔基州博戈罗茨克市）于1948年-1952年间抨击集体农庄，称：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干得多挣得少，民脂民膏都被榨干了支援朝鲜、中国。1948年地方上“准备在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雕像附近安装电线杆和照明设备，科斯特罗夫却说：不用安电线杆，往雕像手里装个绝缘器，再拧上灯泡就行了”。（1989年4月26日获平反）

А.И.科兹洛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两次前科——包括托派分子，1935年之前是共产党员，现为集体农庄养蜂人，坦波夫州）于1947-1952年间批评苏联生活条件，声称皇帝统治时期更幸福，报纸上谎话连篇，并“表态反对保卫世界和平运动”。（1955年1月2日获减刑，1962年7月11日获平反）

Б.И.卡列林（1925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残疾人，无业，滨海边疆区阿尔谢尼耶夫市）于1952-1953年“在公共场所和熟人中间利用宗教偏见进行反苏宣传”。（1959年5月28日获减刑）

Н.С.邦达列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电工，加里宁格勒市）于1953年1月7日醉酒后进入地方电网办公室，开始骂人、耍流氓，砸碎玻璃和整流器，企图殴打女党委书记，大喊：党吸干劳动人民的血，应该解散。（1955年2月17日平反，不再适用刑法58条）
（儿按：可见当初针对的不是毁坏财物行为，直接定性为“反苏”，最高可判死刑）

С.И.波波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工厂钳工，莫斯科州柳别尔齐市）于1953年3月4日在厂里“容许对一位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反革命攻击，同时表示希望他早死”：“他若死了，适得其所”。（1954年8月4日获减刑，1989年2月24日获平反）

Д.В.马利科夫（1907年生，文化程度低，曾被掳到德国，现为工厂工人，列宁格勒州）于1945-1952年在工友中间介绍美国科技优越性，预言苏美大战美国必胜，“并讲述自己在德国的生活，说那边的猪过的比苏联工人、农民好”。

В.И.马尔特申（1918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水平，医院院长，库尔干州）于1952年11月6日醉酒进入俱乐部出席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在报告期间大喊：“胡扯”、“撒谎”、“假的”，又声称我们永远无法建成共产主义……等。

Ф.Г.索科洛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有前科，伯朝拉铁路局司机）于1943-1944年间表示：在苏联哪都没有真理，哪都没有生活目标，“战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因为盟军会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统统拿走，我国政府不敢拒绝【……】 我们对残疾人的所谓帮助只是一纸空文，他们在挨饿，政府只关心自己，不顾工人”，“我军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政府允许在教堂祷告，因此上帝保佑”。又于1951年底-1952年夏天声称：“报纸上写的美军在朝鲜的暴行并不准确，因为美国人批评我们，我们就反过来骂他们”，收音机里谎话连篇，“如果我军打不赢下一场战争，那么苏维埃政权就不可能也不必要存在了【……】 世界上根本没有列宁，他只是个传说”，“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建筑工地，让那些囚犯为了吃饱饭天天垒砖砌墙，确实很合算”；并认为外国原子弹比苏联的更强……等。（1954年12月22日获减刑）

М.Т.叶利谢耶娃（1920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共产党员，教师，安集延州）于1950-1952年间批评苏联电影的缺点，认为设计人员工资过低，并对其丈夫做出过不实谴责。又于1952年写信给狱中的丈夫，涉及反苏内容。（1954年12月18日获减刑）

В.Н.布尔玛京（1907年，俄罗斯人，中学学历，秋明火车站工人）于1952-1953年间对美国和苏联的工人生活水平与科技发展程度进行过多次评判，又于1953年3月听广播得知斯大林死讯后，对车站女工说：“别哭啦，亲爱的，他喝我们血够多了”。（1956年3月16日获平反）

А.С.伊格纳季耶夫（1914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司机，哈巴罗夫斯克市）于1953年2月23日在熟人家醉酒后咒骂苏联政府、苏联宪法和斯大林，说：“我为祖国干杯，但不为斯大林干杯”……等。（1955年2月23日获减刑）

Р.А.列斯科夫（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农机站拖拉机手）、Д.К.维克多罗夫（1932年生，俄罗斯人，共青团员，中学学历，有前科，农机站拖拉机手）、Я.П.兹维尔戈金什（1924年生，拉脱维亚人，中学学历，建筑修理工，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里夫斯基区），此三人于1953年2月15日醉酒后进入区委员会选举大会现场，高声吵嚷、撕扯报告、口吐污言秽语，诋毁苏联选举制度。

Г.Е.洛博达（1898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水平，水利部门总工程师，南哈萨克斯坦州奇姆肯特市）于1949-1951年间抨击货币改革、集体农庄、苏联报刊，声称苏联电影不能反映社会现实……等。（1956年11月17日获平反）

Г.А.米申科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集体农庄庄员，大卢基州）于1953年3月9日集体农庄哀悼大会上，致辞感谢斯大林带领人民走上康庄大道时说：米申科夫（他本人）家里一头牛都没有了。（1954年12月10日获平反）

П.М.季布罗夫（1907年生，中等技术教育水平，哈尔科夫站车辆段主任）于1953年1月31日夜晚醉酒进入车辆段女子宿舍，见墙上悬挂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肖像，遂指着斯维尔德洛夫肖像问：“你怎么还有这个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的像？”当场扯下撕碎，扔到地上。（1953年6月6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М.Ф.普罗科波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集体农庄庄员，卡卢加州）于1953年3月6日在米丘林斯克—斯摩棱斯克列车车厢内酒后吵嚷，污言秽语表达对斯大林逝世的喜悦心情。

К.И.季马科夫（1909年生，俄罗斯人，缝纫厂工人，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于1953年2月20日醉酒后咒骂斯大林和苏联选举制度。

М.Н.切钦（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南乌拉尔铁路局机务段司炉）于1952年多次咒骂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宪法。

Н.С.林切夫斯卡娅（192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在押人员，克麦罗沃州）于1953年1月-2月多次在劳改营内散发传单，呼吁推翻苏维埃政权。（1955年1月1日获平反）

С.Г.楚特琴科（192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国营农场汽修工，莫斯科州科罗缅斯基区）于1953年2月15日在沃斯克列先斯克—科洛姆纳列车上酒后耍流氓，与查票的列车员厮打，并破口大骂，称：“斯大林出卖俄罗斯人、憎恨俄罗斯人，只喜欢重视格鲁吉亚人”。（1955年2月5日获减刑，1988年12月23日获平反）

В.И.戈洛文（190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有前科，在押人员，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51-1952年在劳改营咒骂苏联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赞扬美国，声称美国肯定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击败苏联。

М.Д.萨普诺夫（1929年生，俄罗斯人，共青团员，小学学历，油井工人，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53年3月4日听广播得知斯大林重病的消息，在场一位女同事哭了起来，萨普诺夫嘲笑说：“好嘛，他病了，该找别人接班了”。又对另一位同事说：“这下可好，他要是咽气，咱们也没法活了”。（1954年4月3日案件重审）

К.З.巴甫洛夫（1904年生，乌德穆尔特人，集体农庄马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批评集体农庄生活条件，称农民辛苦种地，留不下多少粮食，甚至不够吃的，一切都给了工人，农民啥也没有。

М.Г.阿尼欣娜（193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集体农庄女庄员，莫斯科州马林斯基区）于1952-1953年给当地报纸《前进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寄去十封匿名信，内含关于党和政府领导人、集体农庄生活的四句头民谣，并曾在同村女人中间表演这些民谣。（1954年12月18日获减刑）

И.В.米申（1899年生，俄罗斯人，切尔诺夫策州）抨击集体农庄制度，传播小道消息，称“美国人快来啦，他们要把共产党员关起来吊死”。

А.Г.基尔祖诺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画家，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和固定住址）于1953年3月6日在苏呼米市小吃店醉酒后宣称：“格鲁吉亚皇帝死了，还会有俄罗斯皇帝，到时候亮出来给你们瞧瞧”。
（译注：苏呼米是格鲁吉亚港口城市）

А.К.拉索欣（1927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火车修理工，南乌拉尔铁路局喀拉塔雷站）于1953年3月4日在列车锅炉房和工人谈论斯大林病重，称：“他死了就少一个格鲁吉亚人，美国人会高兴的”，并污言秽语咒骂。

С.С.塔拉卡诺夫（1930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内务部劳改营管理局射手）于1953年2月10日醉酒后耍流氓，“诋毁苏联制度，表露失败主义情绪”。（1956年8月17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Н.П.罗舒普金（1929年生，俄罗斯人，轮船辅助工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米努辛斯克市）于1953年3月14日醉酒后跟客人谈论斯大林葬礼，说：“这人死了就该下地狱，他活了73年，我们活都活不下去，那些人尸位素餐吃得肠肥脑满，我们为了挣100卢布没日没夜连轴转【……】苏维埃政权不是他们创造的，是我们”。（1962年10月17日获平反）

Л.А.叶菲莫夫（1905年生，俄罗斯人，铁路扳道工，敖德萨市）于1951年给斯大林写匿名信，称：“你个犹太人的狗腿子，你让鲜血洒满乌克兰！但现在时候到了，乌克兰人民的血泪，那些被你驱逐到西伯利亚的乌克兰人的血泪都要降在你头上。乌克兰在哭泣，但那是时代的呐喊，时候到了，乌克兰必将再次胜利，开始自由贸易和自由劳动的新时代，摆脱你套在俄罗斯人脖上的枷锁，这一刻近了，德国人会来取你【……】的头，到那时小心点吧，犹太走狗斯大林。美国人会来取你的头，你会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颗原子弹将会落到你头上，落到你们一小撮犹太人占据的克里姆林宫。（落款）预言家”

М.Т.丹尼尔金（1914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参战军人，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莫洛托夫州）于1950-1953年间撰写了一系列文学著作和剧本，包括《文豪的视线》、《与斯大林对话》、《论人类的伟大》等。1951年在《深藏内心的想法》中他写道：“我经常思考穆索尔斯基和他的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本质，我发现许多事情现在听起来比当时更响亮。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诡异，圣愚的哭声中夹杂着含混的呻吟。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不幸在于：权力傲慢妄为，人民悲泣哀号，忍到忍无可忍，忽然爆发，如烈火般毁灭世间一切，甚至那些不该被毁灭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

苏联建立公民证制度不久，社会上开始流传“有证的是人，没证的是虫”。这句俏皮话来自诗人瓦西里·列别杰夫-库马奇对现实的讽刺批评，涉及苏联各界人民在护照颁领方面的不平等。

苏联的公民证制度始于1932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苏联身份证制度和强制性身份户口登记》的决议，最初目的就是统计和分类人口。身份证（国内护照）的功能，一方面便于统计人口、掌控人口迁徙，另一方面便于清除城镇中不事劳动生产的人（退休者、残障者除外）。随着集体化措施大规模开展，身份证亦有助揭露隐藏的富农、刑事犯和反苏倾向分子。

虽然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推行了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但并非全体苏联人都持有国内护照。例如，当局认为生活在集体农庄的公民根本无需护照——毕竟缺少身份证件使人很难逃离条件艰苦的集体农庄。农民们只能通过正当理由改变居住地的途径领取国内护照，比如上学、参军、到国家机关或工业企业任职等。

另外，1940年之后，国防企业、煤炭工业、铁路、国有银行和储蓄所工作人员持有身份证的权利也受限制。这些人虽然领取了国内护照，但必须上交管理部门，换发临时身份证件。如此一来，集体农庄农民和所谓“要害部门”的职工就被剥夺了旅行自由和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没有身份证走也走不远）。所以，身份证制度确实有助加强对公民的监控。

历史学家М.Н.波将金在《193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身份证制度》一书中介绍，苏联公敌、被剥夺选举权者、刑事惯犯、以及被怀疑持“异见”者，一律不发给国内护照。比方说某人虽在工厂工作，属于工人阶级，但他出身东正教神甫家庭，那么政府部门就可以考虑拒绝他的护照申请。神甫子女缺少身份证件，很可能导致整个人生滑向悲剧深渊。

相比上述那种“可发可不发”的情况，富农和被没收土地者即便削尖脑袋当上工人，也必然拿不到护照。拒绝签发身份证的决定由当地党委做出，对于被拒绝者而言，这就意味着强制驱离某些重点城市（几十万人因此迁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他“封闭城市”如基辅、敖德萨、明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等同样如此。正如一位当代人所言，拒发身份证催生了非法交易、行贿受贿和各种悲剧：“无身份证的人应当消失”，大城市多出一套空闲公寓，偏远地区（主要是农村）多出一名劳动者。

违反身份证制度将被罚款100卢布（当年算巨款），或最长30天劳动改造，屡犯者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判处两年监禁）。

1953年斯大林死后，严厉的身份证制度渐渐松解。那些手持临时身份证的“要害部门”职工领回了自己的国内护照，但集体农庄庄员的处境仍然类似农奴——只能凭借集体农庄主席根据心情签发的证明外出，最多30天。

话说回来，苏联政府控制人民并非没事找事，多年后只要集体农庄农民有机会在国内自由迁徙，那么农村人口必然呈减少趋势。“工农政党”的政策导致没人乐意当农民。1974年全体苏联公民都领取了国内护照，局面一度显得比较混乱。但户口登记制度并未废除，人民只准合法居住在他正式工作的地方。不过，聪明人经常能发现这套系统的漏洞，从而规避限制、移居到自己中意的地方。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

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帝国，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强奸妇女儿童案件以开会调解告终——强奸者或者赔钱、或在受害者家做工偿还。二十世纪初此类农村性侵案件通常移交法庭，农民嫌犯（尤其强奸儿童者）将被刑事处罚。

自亚历山大二世皇帝进行改革后，政府加强了对农村性犯罪的调查力度（之前一般由地主对其农奴“调查”和“审判”）。警方开始逐年记录平均案发数：1874~1883年约1.8千起，1884~1893年约3.1千起，1894~1905年约9.7千起。社会道德统计数据表明三十年间国内性犯罪数量增长了五倍多。

在十九世纪末，只有很小一部分强奸妇女案提交法院，所以警方的案件统计未必能够准确反映客观现实。尽管农村地区发生的强奸行为根本瞒不住人，但由于受害者——尤其未婚女性——大多选择不声张，当局反而不掌握情况。受害者之所以忍气吞声，主要是不想被村民指指点点，令全家声誉受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她们不主动报案：强奸控告要求进行医学检查，这种检查当局看来司空寻常，但农妇们却很畏惧。传统观念认为“女子张开大腿让人看伤风败俗”，而保守的民风恰恰“帮助”许多性犯罪不了了之。

不得不说，农村生活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强奸。农民家庭的日常习惯使得性观念不再“遮遮掩掩”。通常，全家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一间木屋睡觉，子女难免“非自愿”频繁目睹父母的性行为。农村儿童参加各种喜庆，比如婚礼、联欢，同样会见证许多淫秽场面。炎热的夏夜，青春期少男少女在土坯房或谷仓幽会，很容易把持不住发生点儿什么。

如前所述，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强奸妇女案甚少进入法庭审判。即便开庭，对农民罪犯的刑罚也比对市民罪犯的刑罚轻。例如1884年萨马拉省布祖卢克斯基县乡村法院判决两名强奸少女的罪犯赔偿10卢布。少女的父母拿到赔偿款，买了半桶伏特加酬谢法官。更多时候，村里召开村民大会解决此类案件。尼古拉·科斯特洛夫公爵对托木斯克省习惯法颇有研究，据他观察，强奸犯在村民大会上挨树条抽打，且经常以被奸女子或其亲属同意和解而告终。

在俄罗斯农村，强奸未成年少女比强奸成年女性更遭人痛恨。但实践表明强奸未成年的罪犯也并不总是被送上法庭。据1899年奥廖尔省民族学委员会通讯员的调查，“当未成年人被强奸后，父母或控告罪犯，或接受几个卢布的赔偿和解”。俄罗斯其他省份的资料亦证明调解结案是各地普遍做法。

此外，学者研究也佐证了农村强奸未成年人案件在诉讼前和解的现实。比如民族学家奥尔加·彼得洛芙娜·谢苗诺娃-田-尚斯卡娅在她的学术著作中举过一例：某20岁的苹果园守卫强奸13岁少女，少女母亲选择接受3卢布赔偿了事。

以及，俄罗斯著名画家瓦西里·马克西莫夫曾言：1899年圣彼得堡省库斯科沃村某年轻农民平素行为放荡，强迫15岁孤女与己性交。孤女的姑妈未报案，让该犯为她义务劳动一整年。1898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省柳比姆斯基县，方志学家兼记者А.巴罗夫报道称某富农”Н.К.”强奸伺候他生活的农女安娜，此案未开庭，”Н.К.”给农女做了新外套和连衣裙，赔偿其父母50卢布。

俄帝国农村性骚扰案件的统计同样困难重重，因为没有单独记载此类案件的资料。而且相比强奸案，骚扰行为恐怕更加不会告到法院。所以我们试图借助每年提交内政部的省内事故报表来填补空白。比如一份报表记载：1893年11月5日斯摩棱斯克省农民瓦西里·马特维耶夫·卡拉布什金意图奸污9岁农女阿芙多基娅·安德烈耶芙娜未遂，判处6年苦役。

20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农村地区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的报道，以1912年为例：“5月12日沃罗涅日省奥斯特罗戈日斯基县郊区，43岁农民舒利金奸污14岁农女玛丽采娃”；“8月26日托博尔斯克省星期六村，47岁的阿法纳西·波利扬诺夫遇见12岁农女玛特廖娜·巴雷什尼科娃，将她拽至谷物干燥室地窖，违背她的意愿强制性交，剥夺了她的童贞”；“12月24日库尔斯克省季姆斯基县，亚科夫·波斯特尼科夫强暴11岁农女奥尔加·沙塔洛娃”。

随着农村传统秩序崩坏，部分农民攻击性增加、犯罪兴趣增长。与此同时，无力抵抗的儿童越来越频繁遭受残酷性暴力。某些情况下对强奸受害者的侵害伴随着死亡威胁。例如：“1909年4月3日斯塔夫罗波尔省布拉格达尔念斯基县，26岁农民彼得·德沃里亚德京在村边牧场挥拳打倒11岁女童玛丽亚·奥科罗科娃，威胁用刀杀死她，并与她性交，剥夺了她的童贞”。1910年6月4日斯塔夫罗波尔地方法院判处该犯6年苦役。

刑法规定奸污14岁以下少女者处以最严厉刑罚。根据1885年版《刑事处罚与改造法典》：“奸污未满14岁少女，如果伴有暴力强迫，剥夺罪犯一切权利，服苦役10至12年”。

但由于传统形式社会控制在农村失效，纵有严刑峻法也无力预防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1911年3月28日叶卡捷琳诺达尔地方法院判处26岁库班州农民尼基福尔·弗拉岑科10年苦役。陪审员认定弗拉岑科“1910年7月13日窜入农民萨瓦·马克西缅科家中，将11岁女儿伊琳娜放在床上，用手帕紧紧缠绕她脖颈，违背她的意愿强行交媾”。

1908年8月21日伊尔库斯克地方法院以同样罪名宣判了40岁的尤利安·沃亚科夫斯基，案卷显示他1906年7月7日在博代博市与11岁农女伊丽莎白·库利京娜“进行性行为”。1911年5月7日托博尔斯克地方法院判处本省米哈伊洛夫斯基村43岁的菲奥多罗夫·苏沃洛夫6年流放苦役并剥夺一切权利，案卷显示他1910年2月17日与10岁农女所罗门妮达·马尔滕申科一起回家，后者雇佣他当保姆照顾自己表弟。菲奥多罗夫无视受害者反抗，与之“进行性行为”，剥夺了她的童贞。

侵害少女者并不一定是本地人，他们有时候会在远离家乡的地区寻找目标，希望这样就能避免被抓。1909年10月30日库班州9岁农女瓦西莉萨·博洛托娃被维亚特卡省28岁农民库济姆 ·波兹杰耶夫奸污，叶卡捷琳诺达尔地方法院判处其4年苦役，赔偿受害者5卢布。1909年11月6日新切尔卡斯克地方法院判处奥廖尔省叶列茨基县24岁农民雅科夫·吉洪诺夫有罪，因为他1909年6月26日在新切尔卡斯克的店铺劫持来买东西的7岁女童薇拉·扎波罗什采耶娃，将她带进里屋强奸。

许多作案者喜欢利用儿童的信任。例如1902年4月21日农民瓦西里·马哈罗夫报警称，他的5岁女儿被农民巴甫洛夫·穆雷金强行凌辱。据受害者描述，她和其他孩子玩耍时，同屋邻居穆雷金走过来给了她4戈比，然后将她抱至阁楼，“用一个东西塞入她两腿间”，并用手捂她嘴。

总之，二十世纪初登记、调查的农民社区和城市性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内政部刑事统计资料显示，俄罗斯帝国境内玷污女性名誉及性侵害案件从1909年的12662起增加到1913年的16195起，即四年增长了约四分之一。

究其原因，部分由于乡村女性开始脱离父权制虚礼约束，强奸发生后勇于向警方报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也能被提交法庭审理（而非早前那样村内调解）。随着法律文化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农民有了法制观念，妇女个人自尊心增强，强奸犯与被害者私了的做法逐渐成为历史。

资料来源：《“违背她的意愿”：十九世末至二十世纪初农村地区强奸骚扰及其刑事追诉》（弗拉基米尔·别兹金）
《新历史公报》2015年第3期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

1946年9月6日张贴在沃洛格达州基里洛夫区锡济马村的一份檄文

“俄罗斯人民！
我们想要讲述你们生活的真相。无论你是集体农庄庄员，还是林业基干工人，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听好了。各位的兄弟、子女和丈夫，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千百万同胞，他们的牺牲换回什么？你以为是幸福未来吗？不！是腐烂的土豆、是一磅面包半磅糠、是可望不可及的肉和糖、是一勺不见油星的粥糊糊、是从早到晚苦役般的劳作。我们心里清楚，这样讲可能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甚至托洛茨基分子之类。

俄罗斯人民啊！不要相信这种话。真正的人民公敌乃是斯大林及其党羽。正是他杀害了数百万人，正是他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进入森林和泥炭挖掘场、进入作坊和工厂。他要绞碎人民的血肉，只因他的目标是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别指望斯大林改善你的生活，肯定事与愿违！所以你何苦继续忍受这地狱般的折磨？缺吃少睡、衣衫褴褛，不敢讲真话，不敢随意旅行。对啦，兴许这混蛋很快就要禁止我们无证上厕所呢？！

俄罗斯人民啊！如今你们已被割裂了。人人互相监视，争先恐后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走狗告发各种“不法行为”。切不可如此，应当团结，要求合乎人道的工作休息条件，要求落在实处的、而非纸面上的自由。

一切敢于斗争斯大林及其党羽的人——团结起来吧！坚持不懈进行宣讲工作，破除浮言粉饰，教那些被驱赶得心惊胆颤的人们看清生活真相，告诉他们日子何以如此，罪魁祸首是谁。

俄罗斯人民啊！我们目标是：将斯大林及其党羽驱离克里姆林宫宝座，解散集体农庄，分配土地、牲畜和生产工具给农民个人使用，作坊和工厂转交工人，令大众享有选择居住地和工作种类的充分自由。之后我们沉默，直到下一次怒吼。

打倒斯大林和他的匪帮！

自由的俄罗斯人民万岁！”

资料来源：沃洛格达州联邦安全局档案室。В.П.库兹涅佐夫案卷宗，第2卷362页。

附：一首农民诗

感谢斯大林！
让我成了女地主！
我是役马，我是耕牛，
我是婆娘，我是汉子。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你一头母牛也不给我们留。
可加里宁说： “羊挤奶更多”。

延伸阅读：

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苏联人发表“不当言论”获罪实录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

1970年代伏尔加格勒，商店货架上食品非常紧俏——尽管仓库里香肠、牛奶和黄油堆成小山。怨气冲冲的群众纷纷致信党中央反映情况，检举企业不把食品投放市场，大部分都直接装车运走了。然而这些检举信统统被内务局首长康斯坦丁·伊万诺夫截留，或者丢进废纸篓，或者回信称：“情况无法证实”。

关于此人，让我们从头说起。1942年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十七岁青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以工人分遣队的身份参加保卫战。1943年他入伍成为坦克兵，在布拉格迎来德国投降。服役期间康斯坦丁屡受嘉奖，1950年复员回家，直接分配到警察部门。后来毕业于苏联首批成立的警校之一：伏尔加格勒高级警察学校。

斯大林死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大规模清退老干部、启用年轻有为的新人。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借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1960年出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1969年掌管伏尔加格勒州内务局，官拜警察少将。

自从1960年升官开始，康斯坦丁就逐渐在“黑白两道”平行发展。伏尔加格勒警察学校经常举办先锋模范讲习班，热衷出席的不仅有内务部大员、州党委领导，甚至还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原因很简单：公事结束后一定有盛大招待会，美酒佳肴摆满餐桌，由企业负责人直接配送。

所以自从1970年代初，伏尔加格勒国营商店的货架就开始空了。虽然本市有肉联厂、甜酒厂和糖果点心厂，但此类产品普通人几乎买不到。后来就连基本必需品也从商店消失，但在“某些市场”却十分充足。

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于，所谓“偷拿公物者”数量惊人，他们依靠工作上的便利，蚂蚁搬家似的从工厂往外偷运食品。客观地讲，苏联时代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企业职工零星私占、倒卖公物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在伏尔加格勒，内务局头子包庇下形成的“食品黑帮”分工明确，每个人在盗窃犯罪行动中都有固定角色安排。

早在担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期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就已明示、暗示企业负责人建立一种“互惠关系”。他保证属下警察不追究挪用社会主义财产的罪行，并持续收受稀缺物资作为回报。当他升任内务局首长后，“食物贡品”之外又增加了现金孝敬，“上贡”的人把钱塞进信封，藏到硕大的食品篮里送给他。

这一完整犯罪链条包含数百人：警局长官、企业领导、车间主任、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以及党委干部。本来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及同伙相信官官相护必然万无一失，却未料1986年东窗事发，这桩史无前例的巨大丑闻被揭发出来。

此前苏联从未公开审理将官级别的疑犯，他们会被逮捕、刑讯、处决，全程秘密进行。随着1985年秋天企业领导侵占公物时被抓获，克格勃逐渐查清了整个犯罪链条。之后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舒米林上校和内务局管理科基里洛夫上校相继落网，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的总后台是谁已经一目了然。

警察少将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受到严密监视。他身为内务局局长，竟对危险全无察觉，甚至不知下属被捕，以为他们去度假了、出差了、培训了。1986年5月底伊万诺夫在家中被克格勃逮捕。

六个月后庭审，康斯坦丁因受贿罪、盗窃罪判处十年监禁、没收个人财产。其余同伙分别获得刑期不等的惩罚。审判过程在报纸和电视广泛报道，因为新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消灭苏联的腐败”。

1996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写了一本书，叫《迫害》，讲述他自己对这件大案的说法。2008年3月逝世。

尽管苏联政府坚决否认国内存在有组织犯罪，然而现实生活有力驳斥了这种粉饰言论。苏联境内匪徒大盗层出不穷，造成民众恐惧、国库流失，执法人员焦头烂额。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