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伦克尔1883年生于今顿涅茨克地区的“君士坦丁堡”村，父亲是职员。几年后全家搬到敖德萨，据说这位“有远见”的爸爸给儿子买了一份假文件，文件上写着出生地“君士坦丁堡”，于是摇身变成土耳其侨民，得以免服帝国兵役。

纳夫塔利15岁那年到赫尔松一家建筑公司打工，后在尼古拉耶夫市一处工地当领班。1902-1904年在德意志帝国克滕市的建筑技工学校受训，毕业后返回尼古拉耶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军火生意，发了小财。

俄国内战期间，身为敖德萨港货物验收员的纳夫塔利·弗伦克尔允许走私品进入城市，并盗卖罚没物品赚钱，引起敖德萨传奇匪首米什卡·亚庞齐克的注意。亚庞齐克很欣赏弗伦克尔非法活动的才干，说他”给魔鬼本人当会计也不难”。1919年5月亚庞齐克拉起队伍投靠布尔什维克，后来改称第54“列宁”苏维埃革命团，弗伦克尔也跟着打了几场仗。同年8月4日亚庞齐克跟红军分队发生纠纷，被当场击毙。

弗伦克尔短暂的革命生涯宣告结束，回到敖德萨重拾老本行，组建了专门从事走私活动的大型地下网络，货源来自土耳其和罗马尼亚。新经济政策时期，弗伦克尔贩卖过巴黎的长袜、女帽和高级香水。1921年他成立轮船公司掩护走私活动，有的资料说还曾替政府从海外黑市收购黄金，但大部分被他和同伙私吞。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肆无忌惮的行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派出契卡干员捷连季·杰里巴斯赴敖德萨调查（此人在当地颇有背景），1923年11月23日将弗伦克尔逮捕。1924年1月判处死刑，罪名是侵吞8000美元公款，后改判十年苦役。

纳夫塔利·弗伦克尔进入索洛维茨基特殊目的集中营服刑。通过花钱行贿，让自己住进单间的石砌警卫室，名列行政工作人员名册。事实证明这家伙确实如亚庞齐克所说黑白两道通吃，他很快发现索洛维茨基营卫生条件恶劣，犯人们满身虱子，伤寒流行。于是向管理者提出由自己负责在一天之内新建澡堂，但需要分配人手。澡堂果然如期盖好，虱子被清除了，不久其他集中营也以类似方式建起澡堂。

之后弗伦克尔移送湖岸边的凯姆市服刑，他又注意到当地鞣制皮革丰富，于是在囚犯中召集手艺人做鞋，运往莫斯科出售，增加集中营收入。渐渐地，索洛维茨基营形成多种产业，包括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修理、销售等，至1926年都归纳夫塔利·弗伦克尔及其领导的办公室统筹指挥。

1926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决定将弗伦克尔的刑期减为五年，1927年提前释放。由于他已经是索洛维茨基营不可或缺的一员，直接被正式任命为生产部门负责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弗伦克尔首先着手改革囚犯激励制度。现在每个完成工作任务的犯人可获得800克面包、80克肉类犒赏，表现最突出者直接给予货币奖励。当然，这些钱只能在营区内部商店消费，而店内商品标价比外面高三倍，因此还是“国家”最终受益。接着，弗伦克尔关闭了集中营原有的剧院、陈列馆和报社，“文化人”囚犯一律发配北方抓海豹、打渔。1929年秋天，无劳动能力之人被拉走枪决。

索洛维茨基集中营党组织曾试图将反革命分子弗伦克尔拉下领导岗位，换上“失业”的党内同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闻讯宣布弗伦克尔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秘密雇员，表示支持他的集中营发展计划，禁止党组织干涉其经济工作。在与上级交流中，弗伦克尔表达了扩大集中营生产规模、利用囚犯免费劳力赚钱的长远蓝图。他甚至致信斯大林本人，描述自己对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发展的构想。这些观点传遍莫斯科，最高领袖亲自接见弗伦克尔，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弗伦克尔成为苏联境内所有“古拉格”集中营生产业务的总负责人，制定了通过伐木、修路、制造等体力劳动改造长期羁押囚犯的方案，“劳改营”之概念由此形成。弗伦克尔还提出在国内众多建筑工地使用几十万廉价囚犯，并允许实行经济核算制。这样一来，集中营犯人就不再是白白消耗粮食的在押者，而是供新生国家肆意压榨的人肉资源。

1930年弗伦克尔奉命到科米共和国监督组建劳改营系统。次年开始负责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项目，全长227千米，拥有19个船闸、15座水坝、49处河堤。斯大林决定将此工程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样板，规定了20个月的工期。作为比照，苏伊士运河全长164千米，施工十年；巴拿马运河全长82千米，施工33年。

弗伦克尔迎难而上，不负领袖期望，调集大批囚犯（1932年底高达10.8万人）挥动铁铲、镐头手工作业，很少投入重型机械，挖掘了2100万立方米土石。官方数据统计施工期间12300人死亡，民间估算死亡5万-30万。此前惯用的激励手段这次也发挥作用，足额完成或超额完成每日工作的囚犯可获得强化口粮供应（1200克面包）、优质蔬菜及现金，同时采取各种精神鼓励如流动红旗、口头表扬、书面表扬等。1933年6月30日运河全线竣工，弗伦克尔因功获颁列宁勋章。

休息了没俩月，1933年8月28日又派他去负责贝阿铁路建设。1937年曾被抓进卢比扬卡，传说斯大林亲自干预将其释放。由于监督贝阿铁路工程的经验，1940年弗伦克尔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铁道建设总局局长，兼任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副局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他的部门投入前线全力铺设铁路，有效保障部队和军需物资运送，为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弗伦克尔也因此第二次、第三次获得列宁勋章（1940年7月、1943年9月），授衔工程技术兵中将。1944年获红星勋章。

1947年4月，前敖德萨走私犯、现工程兵中将纳夫塔利·弗伦克尔因健康原因从内务部离职。1948年获劳动红旗勋章。1960年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7岁，葬韦坚斯科耶公墓。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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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马姆金1916年生于沃罗涅日省一个农场的多子女家庭。1918年失怙，母亲拉扯四个儿女长大。1931年亚历山大在集体农庄工作并上学，1934年考入奥廖尔财经技校。1936年通过共青团招生进入巴拉绍夫民航飞行学院，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塔吉克民航管理局。1938年成为候补党员。自1939年起他在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之间执飞邮递任务，不到三年时间飞行了1700小时，无任何违规违纪，被评为本单位先进分子。战争爆发后自愿要求上前线。

1941年7月9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命令：民用航空飞行大队全力支援红军现役部队行动。这些单位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得到保留，在其基础上成立民航特种飞行大队，因此其成员通常被认为参加了红军。亚历山大·马姆金编入民航第120独立航空团，1942年又和同事们转入民航第105独立航空团，隶属第3航空军。

第105独立航空团主要承担往返前线运送物资和伤员的任务，通常在夜间、气象条件不佳时飞行。亚历山大·马姆金的飞机是一架拆除武器的Р-5单发双翼机，长约10.5米，在1940年代初广泛用于侦查、轰炸、救护、货运等。

1943年8月22日，亚历山大·马姆金因在浓云密布的暗夜成功向前线游击队递送无线电操作员和弹药，荣获第一枚勋章：“1级卫国战争勋章”。此时他已执行了74次军事任务，其中15次是夜间降落在游击队附近，共运送13249千克武器弹药、人员16名、伤员24位。

至1944年3月，亚历山大又继续执行了33次军事任务，往返前线运送9吨武器弹药、人员41名、伤员113位。到目前为止他的飞行从未遭遇失败或紧急情况，尽管经常面临敌军地面火力或战斗机拦截，但他总能设法躲避攻击。1944年2-3月亚历山大每昼夜飞行3-4次，因功荣获“红旗”勋章。

“小星”行动

1943年夏季“邵尔斯”游击队转移到白俄罗斯波洛茨克周边森林，环绕游击区建立长约300千米的防线，开始侦察其中的乡镇村庄。

1943年秋季侦察小组偶然发现波洛茨克第1孤儿院搬到了别利奇察村，连大人带小孩约200名。当天秘密接触孤儿院院长福林科得知，德国占领军原本打算把这些孩子送回德国“教化”，或为伤兵提供血液，但因缺衣少食、营养不良导致面黄肌瘦、伤寒病流行，目前正面临集体处决的危险。

消息报告给游击队指挥部，决定加强监视别利奇察村、持续接触福林科，务必摸清村内敌军人数、武器、火力点、哨所等情况，伺机解救孤儿。后来命名为“小星”行动。

1944年2月18日，“邵尔斯”游击队出动约200人（总兵力三分之二）赶着50辆马车急行军20公里接近波洛茨克。随着夜幕降临，在别利奇察村外雪地悄悄挖掘一条带有机枪阵地的战壕。预定时间一到，苏联飞机在村上空来回盘旋迷惑敌人，精干小队快速进村带出孤儿、保育员、地下抵抗者及家人。走不动路的病孩被大人和大孩子抱着、搀扶着以最快速度抵达森林边缘。

他们被装上马车，直奔游击队营地。之后在叶梅利亚尼基村村民家吃饭、治疗、洗澡、休息，一段时间后又转移到更安全的斯洛文尼村解放区。

值得指出的是，整个救援行动自始自终未被德军发现，更未交火。成功的消息迅速传开，极大鼓舞了敌占区人民斗志。

1944年春，德军开始对波洛茨克-列佩利游击战区的抵抗力量展开惩罚行动，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他们。随着围剿兵力越聚越多，游击队照顾的孤儿变得不再安全，必须撤往更深大后方。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司令巴格拉米扬责成第3航空军转移儿童，于是飞行员亚历山大·马姆金、伊万·朱可夫、德米特里·库兹涅佐夫和同事们每天夜间飞行好几次，接送儿童和受伤的游击队员。到4月10日仍有约28名儿童等待后送，而德军包围圈持续收紧，地面防空火力密度骤增。

4月10日-11日夜晚亚历山大·马姆金驾机来回飞行8次。第9次降落在敌后临时机场，他把10个小孩、一位女保育员塞进Р-5飞机的领航员舱和货舱，2名腿部严重受伤的游击队员躺在机翼下的吊舱里。不料返航越过前线时突遭德军夜间战斗机拦截，Р-5发动机舱起火，迅速蔓延至驾驶舱。亚历山大·马姆金奋力操纵失去高度的双翼机远离前线、靠近友军，尽管情况危急，按规定可以跳伞逃生，但他不能让机上13个人活活摔死。马姆金的飞行服开始阴燃，两条腿被烈焰包裹，头戴的耳机和风镜融化，舱间隔板洞穿，几个孩子的衣服也冒烟了……

14岁的弗拉基米尔·西什科夫全程目睹了一切，他坐在领航员舱，起飞前亚历山大曾教他怎样打开舱门并协助乘客下机。

终于，亚历山大·马姆金安全迫降在紧邻红军阵地的冰湖湖面。他挣扎着爬出驾驶舱，已无法起身行走。少年弗拉基米尔和保育员瓦莲京娜·拉特科快速卸下儿童与伤员，一起跑到距离岸边200米处，身后飞机爆炸。

红军士兵闻讯赶至，亚历山大·马姆金最后一句话是：“孩子们活着吗？”听到肯定的回答，立即陷入昏迷。送医院抢救六天，因烧伤过重牺牲，期间从未恢复清醒。医生也无法解释一个风镜烧化在脸上、双腿烧至露骨的人如何能够控制飞机准确着陆又自行爬出。

整个行动期间共后送约200名儿童、保育员等平民，以及数十位伤员，运输大量弹药物资支援游击队。亚历山大·马姆金自己在4月10日-11日夜晚撤出了90人。

航空团指挥部申请上级追授亚历山大·马姆金中尉“苏联英雄”称号，但由于某种原因，他并未因这最后一次烈焰中飞行的惊人壮举获得任何称号或奖励。遗体下葬斯摩棱斯克州马克洛克村，1970年代举行仪式隆重迁葬“利多瓦格拉”烈士陵园。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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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之死

1972-1981年，波兰前上校理查德·库克林斯基向美国提供了大量华约组织机密文件。卡特总统国安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称赞他是“北约在的波兰头号情报官”。

破碎童年

理查德·库克林斯基1930年生于华沙一个工人家庭。纳粹侵略波兰那天，正在上学的库克林斯基被响彻全城的凄厉警报吓呆了。

德占期间，库克林斯基亲眼目睹纳粹军队在华沙街头的暴行，一群人的酷虐和另一群人的苦难给他幼小心灵留下了深刻阴影。13岁的他试图参加抵抗运动“波兰家乡军”，因太年轻未被收留。于是转而加入地下组织“剑与犁”，协助大人满城张贴招募志愿兵的海报。

没多久悲剧降临他家。理查德爸爸也是抵抗运动成员，被盖世太保俘虏，暴打一通送进集中营。1945年战争结束，理查德从德国劳改营返回波兰，四处寻找父亲下落，起初徒劳无果，后来才知早已死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孤儿库克林斯基搬到波兰西南部找工作，曾在弗罗茨瓦夫一家肥皂厂看大门。1947年入伍波兰陆军，年仅17。

思想动摇

此后二十年库克林斯基的军旅生涯顺风顺水。1967年已担任高级军官，是制定波兰同华约其他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虽然事业成功，但库克林斯基却被一个隐忧困扰：波兰军队“苏联化”倾向愈发严重，完全比照苏军进行改革。无论军事训练、教官、服装、思维方式等，任何偏离规定路线的行为都要受责罚。

入伍之初库克林斯基以为苏联的统治是暂时性的，希望有朝一日本国军官——比如自己——能够取代苏联指挥官，为波兰的利益而非苏联的利益服务。他厌恶苏联，盼着总有一天俄国人会停止对波兰的掌控。可惜事与愿违，苏联的铁手越抓越紧，沮丧的库克林斯基这才意识到波兰战后处境实际是新侵略者取代旧侵略者，人民终有一难。

库克林斯基陷入激烈思想斗争：我究竟为谁而战？为波兰人民，还是为苏联？二十年努力捍卫祖国利益，到头来竟沦为苏联镇压机器的一颗螺丝钉？！

突然变节

1967年库克林斯基作为国际管制委员会波兰代表团成员派驻越南六个月。该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1954年分割南、北越的《日内瓦会议宣言》执行情况。

苏联一向要求波兰实行反西方宣传，尤其妖魔化美国。库克林斯基在越南接触美国人，与他们面对面友好交流，发现人家并非青面獠牙。他早就知道苏联反西方言论夸大其词，越南之行让他亲身体会了其中虚伪。

从越南回国后库克林斯基受命参加“多瑙河行动”。表面看这次行动是多个华约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进行军事演习，但深入了解情况后库克林斯基发现真实目的是入侵该国镇压“布拉格之春”，因为当时的捷克共产党严重违背了苏联教师爷的意旨。1968年事件的结局和波兰军方的积极配合，令库克林斯基深感震惊、愤懑。

两年后波兰发生经济危机，政府决定大幅提高食品和日用必需品价格。波兰人民被激怒了，因为大多数人现在连维持生活都力不从心。波兰北部遍地涌现不满和抗议的呼声。鉴于两年前的“布拉格之春”，共产主义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担心抗议会动摇国家稳定。他们也害怕如果表现不够强硬，华约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开入华沙。于是政府决心彻底镇压民间反抗情绪，哪怕采取最暴力的手段。

当硝烟散尽，44名抗议者被杀，1000多人住院。军内许多人认为政府的镇压正当且必要，但库克林斯基却非常愤怒。他想不通政府为什么如此对待国民，尤其他们只是为了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库克林斯基早就对波兰军队失望透顶，1970年残酷镇压民众抗议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今他彻底明白了，波兰军队已经背叛波兰人民，他不愿为出卖波兰利益的集团继续服务。

此外，库克林斯基认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是苏联而非西方国家，这方面他受到波兰总参谋长博列斯拉夫·霍哈观点的极大影响，此人曾私下表达过对波苏不平等关系以及与西方发生战争的忧虑。库克林斯基后来说，如果东西方阵营爆发大战，“我们的前线只会变成洒满波兰人血肉的红色帝国祭坛”，担心北约军队投放战术核武器轰炸快速推进的苏军，令波兰全境化作荒漠。

这就是他为什么向铁幕另一边寻求援助的原因。

首次接触

1972年8月，库克林斯基和其他几位波兰高级军官乘坐总参谋部游艇出访德国、荷兰及比利时的港口城市，执行观察任务。这次旅行给他提供了接触西方情报机关代表的绝佳机会，于是他在船上用蹩脚英文写了封信，寄给美国驻波恩使馆：

“亲爱的先生，抱歉我英文不好。我是一名来自共产党的前MAF。我希望跟美军军官（中校、上校）见面（秘密），8月18、19日阿姆斯特丹，或21日、22日奥斯坦德。没有更多时间了。我和同志一起他们不知道。”

美国情报机关经过研判决定重视这封信，派出特工到阿姆斯特丹会见库克林斯基。交谈中库克林斯基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与美国人合作的愿望，表示自己的职位能够接触高度机密文件，包括苏联涉及东欧和西欧的战略计划、最新军事演习数据、武器装备进步等重要信息，相信CIA会对这些材料感兴趣。

危险游戏

结束出访返回波兰，库克林斯基甚至没告诉妻子他私下接触美国人。对家庭成员隐瞒重大事项心里并不好受，但为了安全不得不如此。

在波兰与美国特工的首次见面中，库克林斯基交出18盒苏联绝密文件的照相胶片，对方回赠一只伪装成打火机的间谍相机，因为他每天烟不离手。此次见面双方还约定了行动细节，诸如交接包裹的地点和方法、粉笔暗号等。行动指示必须简明易懂，因为任何小失误都可能导致身份暴露，付出生命代价。

随后几年库克林斯基连续向美国人提供各种绝密材料，到1980年已交付了约3.5万页，其中包括：

• 揭示苏联动用战略核力量的计划和条件的文件。
• 当时最新型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文件，如T-72坦克和“箭-1”防空导弹。
• 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防空基地的位置。苏联通过伪造、伪装躲避卫星侦查的各种方法。
• 苏联告知华约盟国其在对北约军队发动进攻性战争时的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
• 发生大规模冲突时华约国军队的指挥机制。文件显示除罗马尼亚军队外，战时华约各国军队统一划归苏联直接控制。波兰军队司令部的地位将被降为执行苏联指挥员的命令，仅负责联络和后勤保障。
• 华约国家军事演习的计划，透露出战争爆发时进行动员活动的细节。
• “信天翁”项目：位于波兰、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三处地下大型掩体，全球战争时作为军队通信和指挥中心。这些文件包含波兰掩体的具体地点、构造数据和加密通信设备数据等。
• 多达几十种苏联先进武器和电子战系统手册。
• 在波兰实施戒严的计划（1981-1983）
• 及其他……

需要指出的是，库克林斯基上校从未收取美国人金钱报酬。他的间谍行动完全基于自己心中的反苏意识形态。

惊险逃离

尽管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库克林斯基清楚自己就快暴露了。军队已经确信有人长期向西方泄密，只是查不出内鬼身份。库克林斯基侥幸躲过几次怀疑，可好运气总有用尽之日。

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短时间吸引几百万人加入，在国内外获得了强有力支持。波兰政府原本默认民间组织独立工会，后来顶不住苏联压力翻脸，实施全国戒严，对工会成员展开政治迫害和军警镇压。

由于身居高位，库克林斯基很早就掌握政府的计划，可想而知多么焦虑。他急于把准备戒严的消息传递给美国，希望西方能防止团结工会崩溃、遏阻苏联可能的武装入侵。

相关文件交给美国人不久，库克林斯基被叫去开会，会上宣布发现了泄密事件。库克林斯基是有权接触这些文件的少数人之一，所以是重点怀疑对象，肯定会被逮捕审讯。库克林斯基通知CIA，自己、妻子和两个儿子面临急迫危险。后者迅速制定撤离计划，让库克林斯基偕家人在华沙指定地点与特工会面，带他们越境进入东德再去西德。

于是库克林斯基全家先被带往大使馆，藏身纸板箱装上卡车，直奔边境检查站。到了边检站遭遇意外情况，库克林斯基听见美国司机跟边防军人起了争执，原来这辆卡车的牌号事先未登记，所以有权搜查。

当边防军人走近卡车，库克林斯基和家人吓得不敢喘气，生怕他打开后车厢乱翻。所幸车门没开，又等了一会儿，司机点火发动继续前进……

身份转变

全家抵达弗吉尼亚州的第二天，CIA授予库克林斯基“杰出情报勋章”，表彰他在重大任务中的出色表现。1982年CIA局长威廉·卡西致信罗纳德·里根总统，称“过去四十年里，没有谁比那个波兰人对共产主义造成的破坏更大……”。

美国人不吝赞美之词，家乡对他的态度则复杂得多。1984年5月波兰军事法庭缺席判处库克林斯基死刑，1989年改判25年有期徒刑，1995年宣告无罪——认为他当时的行为在冷战大背景下符合波兰利益。

1998年库克林斯基终于重返祖国。迎接他的是欢呼雀跃的人群、合唱团、阅兵和庆典。返程前库克林斯基面向全国发表人们期待已久的讲话，他说：“我认为自己仅仅是一名共和国的兵，履行了为陷入困境的祖国服务的神圣职责。我和众多参与到波兰及欧洲历史变革之中的人的不同点或许是，我的使命（及其后果）的特殊性。因此，我仍然很难相信自己现在经历的一切是真实的。”

2004年2月理查德·库克林斯基因中风在佛罗里达州逝世。CIA为他举行葬礼，棺椁运回华沙军人公墓安葬。格但斯克、克拉科夫等几座大城市追认他为名誉市民，2016年波兰政府追授准将军衔。

尾声

库克林斯基的长子1994年8月在美国某大学校园内被一辆无牌卡车碾死。次子1993年12月驾驶小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翻覆，不幸溺亡。库克林斯基从未表示两个儿子遭克格勃暗杀，但也没排除这种可能性。

一种声音认为理查德·库克林斯基是苏联情报总局（“格鲁乌”）的双重间谍，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苏联驻波兰武官尤里·雷列夫、历史学家帕维尔-维乔凯维奇、前波兰陆军副总参谋长弗朗西舍克·普哈拉等。据说波兰人民共和国前内务部长切斯拉夫·基什恰克曾言：“库克林斯基背叛了国家。我们怎样定义波兰不重要，无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波兰始终是波兰，是我们的祖国。”鉴于库克林斯基服役期间待遇很好，加之他逃亡出境后苏联没追究负责反情报工作的切斯拉夫·基什恰克，似乎间接表明库克林斯基的另一重身份。

还有些历史学家指出库克林斯基的作用被夸大了，因为他根本拿不到波兰军官无权接触的苏联绝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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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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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Незнакомка”（《无名女郎肖像》）画中人的原型究竟是谁，艺术界、史学界莫衷一是。但我们至少知道，充当模特儿的是画家伊万·克拉姆斯基之女索菲娅，甚至有人猜测画家刻意修改了女郎面部特征使其更像女儿。“无名女郎”经由教科书变得家喻户晓，索菲娅复杂曲折的命运却罕有人知。

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生于1866或1867年，是家中独女，深得父亲宠爱。在一所普通中学读书，因受家庭环境浓厚的创作氛围熏陶，很早就对绘画产生兴趣。克拉姆斯基也从小培养闺女的艺术才能，亲自做她第一位老师。索菲娅幼年有过一段丑小鸭时期，熟人普遍认为她不漂亮。但女大十八变，随着年龄增长确实越变越好看了。对父亲而言，索菲娅一直是他最喜欢的模特，甚至一度因生病把头发剪得参差不齐，却仍在父亲画布上光彩照人、眸如秋水。

索菲娅与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之女维拉（嫁给济洛季）和亚历山德拉是同龄人，关系友善。维拉·济洛季后来回忆道：“索菲娅小时候相貌平平，但有一张聪明、充满活力的脸。她活泼、开朗，于绘画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 16、17岁的索菲娅越来越美丽，头发也长长了，身材变得高挑纤细。她擅长舞蹈，外向、机智、魅力无穷，引来不少仰慕者。”

事实的确如此。克拉姆斯基的学生伊利亚·列宾就很欣赏她的身材。30岁画家阿尔伯特·伯努瓦诚心诚意上门求婚，但对16岁的索菲娅来说，这人似乎“太老了”。美女自己相中的未婚夫是青年医生谢尔盖·谢尔吉耶维奇·博特金，出身名医世家。亲戚们纷纷庆贺她俩订婚，克拉姆斯基尤其高兴，为新郎、新娘绘制精美的双人肖像……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眼看一桩好姻缘即将缔结，谢尔盖·博特金忽然移情别恋未婚妻的闺蜜亚历山德拉·特列季亚科娃。于是婚约解除，没多久谢尔盖和亚历山德拉喜结连理。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设法维持了与亚历山德拉的朋友关系，但这场打击令她陷入长期忧郁。16岁少女在丹青世界求得慰藉，开始全身心投入绘画，渐渐展现出真正的职业成功。
（儿按：谢尔盖·博特金日后做了医学教授，1910年突发中风逝世，享年50岁。兄弟叶夫根尼·博特金是宫廷御医，1918年死于布尔什维克之手）

济洛季曾言：“索菲娅跟父亲有种少见的友谊，近乎相互崇拜”。1884年伊万·克拉姆斯基为转移女儿失恋后的注意力，带她一起出国旅游（同时也为了缓解自己已经很严重的心脏问题）。游览法国期间索菲娅迷上了露天写生。旅行一年后，克拉姆斯基写道：“我的女儿，就像某种……风向标，让我看到真正的希望，即她的绘画才能”。克拉姆斯基清楚自己命不久矣，只担心女儿还没在世间找准自己的位置。去世前不久，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忧虑地说：“我这闺女性格刚强，似乎很能拿主意。可我有时候想，有主见会不会害了她，个人生活会不会以悲剧收场”。果然，索菲娅没从失恋打击中真正走出来，不恋爱不结婚。直到1901年父亲去世很久，她才跟圣彼得堡一位芬兰裔（或曰德国裔）律师乔治·容克成家。

伊万·克拉姆斯基虽然出身底层（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市文员之子），却凭着本事在皇宫挣得一席之地，多次为皇室成员画像（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平易近人。相比罗曼诺夫家族其他成员，他更喜欢接触有才干的平民），还为女大公们上过绘画课。所以他的画家女儿也得以出入宫廷，为皇帝、皇后、大公夫人及其子女等皇亲国戚绘制肖像。可惜索菲娅的众多作品如今所剩无几，一部分在民间藏家手中，革命时丢失或损毁；另一部分被她连同父亲画作赠与祖籍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博物馆，1942年博物馆起火，大量藏品化为灰烬。

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顶级画展。她还是优秀的书籍插图画家，曾为普希金纪念日出版物画过插图。而且她的风俗画也很出色。婚后索菲娅协助丈夫搜集了许多十二月党人资料，准备编纂成书，很遗憾从未付梓……

乔治·容克1916年死亡，各种苦难接踵而至：革命、内战、1919年母亲逝世…… 年过半百的索菲娅努力适应新生活，从1918年就在政府开设的艺术品修复工作室上班。身为一名虔诚信徒，宗教画巨匠、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穹顶画作者克拉姆斯基之女，却不得不担任冬宫反宗教博物馆的组织者，为“无神论者”出版社的《宗教史》画插图。索菲娅从不隐瞒自己信仰，也从未停止帮助邻人。她的许多“旧社会”熟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学生、宫廷女官甚至仅仅是贵族出身者——在列宁格勒饱受折磨，被剥夺了住房、财产、工作和收入，饥寒交迫。索菲娅想方设法替他们找活儿干，哪怕薪水微薄，比如翻译、家教、机器翻印之类，只要有口饭吃就行。这些举动后来都成了她的“罪”：信主有“罪”、助人有“罪”……

1930年12月25日索菲娅·容克-克拉姆斯卡娅被捕，依据《刑法》第58-2条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情节包括“建立旧贵族反革命组织，意图安插自己人进入苏联各机关、单位搜集关于社会情绪的情报……”每个卷入此案的人都谈到了索菲娅的虔诚信仰，使她的处境愈发复杂化。顺便一提，案卷材料显示索菲娅生于1867年8月21日，而她父亲信件曾提及生于1866年。我们当然认为亲爹比政府探员更了解女儿的生日。

总之，容克-克拉姆斯卡娅作为“异己分子”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3年，但由于神经受强烈刺激突发中风、严重瘫痪住进拘留所医院。四个月治疗康复后押送伊尔库茨克，刚抵达三星期又转移到坎斯克，一个月后病情再度恶化，送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931年10月15日，索菲娅给帮助政治犯改善处境的叶卡捷琳娜·巴甫洛芙娜·佩什科娃（译注：马克西姆·高尔基正妻）写信，讲述自己身患重病、流放期间两次手术。她努力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尽管健康不佳但一直工作：在伊尔库茨克为教科书和集体农庄杂志画插图，在坎斯克当地报社当摄影员和修版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她第二次中风，左半身彻底瘫痪。索菲娅请求改善待遇：如果不能返回列宁格勒，至少允许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直到恢复健康，并且一定要给一份工作，因为右臂是正常的，未受中风影响。“我既画肖像，也画挂图、标语、海报、招牌和插图，会摄影修版、会照片涂色。一句话：我能工作，爱工作…… 关于我的工作生活情况，您可以向叶莲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斯塔索娃求证，我的亡夫和她父亲是密友。她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还可以提供克拉姆斯基博物馆的相关资料……”

这封求助信以绝望的语句结束：“我可能判断出错、估计失误，对事态的发展做了错误对待，但我没有犯罪——在我丈夫（他是芬兰人）死后我自觉热爱祖国，把国籍改回俄罗斯，并签署文件放弃一切财产要求。如果我不爱国的话这么做就太荒谬了。帮帮我吧！我已经给М.И.加里宁写了信请求赦免。我恳求您的援助。如果可以宽恕我，我绝不辜负，您尽可相信这一点。我诚实工作了40年，在最后的，也许是很短暂的日子里感觉加于我的惩罚太沉重了…… 我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给您写下这些……”

1932年2月28日，鉴于索菲娅·容克-克拉姆斯卡娅身患重病，并考虑到该流放犯“不具社会危害性”，提出重新审查其案件。同年3月25日索菲娅返回列宁格勒，7月31日她给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写感谢信，表示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工作。1933年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因奇怪的原因去世，据兄弟阿纳托利说，她收拾鲱鱼的时候划破了手，“死于全身感染”。

1989年，因缺乏犯罪事实，索菲娅终于获得平反、恢复名誉。

附：俄联邦档案馆藏索菲娅致佩什科娃感谢信：

亲爱的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请允许我给您写几句话。我被释放了！但愿您能知晓我心中满怀的深深谢意。我不知道，请原谅，不知道有没有权力表达我的感谢，但我的良知要求我这样做…… 您别怪我，倘若这不恰当的话，我不知道，但违背良心不写这封信是不行的！我又回到列宁格勒——我工作了许多年的地方，大概现在还能再做一点事，哪怕很微小，只要体力允许，没准我会就此好起来呢！我甚至不知该向谁诉说自己的思绪和有多么感激。但我想，所有这些好事都是经由最高当局实现的，而您是其代表，所以就写给您吧。哪怕下面的话对您或任何人都是多余的、不想听的，但我还是要说：我谢谢您信任我的诚挚悔意和我作为一名老社会工作者的正直，以及通过工作去弥补任何错误与无心过失的热切期望。当然，我仍然病得很重，身体也很弱，但我愿利用不可避免的结束降临之前所剩的日子，在能力范围内，恢复我本人、以及我作为克拉姆斯基女儿的自食其力的名誉。就像前面所言，万一我有任何不妥，请原谅。

怀着最高的敬意，
女画家С. И.容克-克拉姆斯卡娅

延伸阅读：

油画《三套车》背后的故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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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改革那几年，“进步新闻界”几乎对斯大林身边的每个人进行各种指摘和控诉，承受最多恶名的大概要数弗拉西克将军。在那些报道中，负责斯大林保卫工作多年的弗拉西克被描写为奴才、看家狗，愚忠主人，让他咬谁就咬谁，而且贪婪、记仇、自私自利。甚至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也对弗拉西克做了不少负面描述，虽然他曾是她和哥哥瓦西里的主要监护人。

但事实是，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跟随斯大林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尽心尽力保卫领袖生命安全。当他离去后，斯大林只活了不到一年。

从教会学校到契卡

尼古拉·弗拉西克1896年生于白俄罗斯西部博贝尼奇村贫农家庭。幼年父母双亡，无法接受良好教育。他在教会学校读书到三年级，被迫开始打工，13岁当建筑工地杂工，之后干泥水匠，又到造纸厂当搬运工。

1915年3月弗拉西克应征入伍上前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167“奥斯特罗日斯基”步兵团服役，因表现勇敢获乔治十字勋章。后因伤提升为士官，调任驻扎莫斯科的第251步兵团排长。

十月革命爆发后，出身社会最底层的弗拉西克迅速下定决心，拉上几个人投奔布尔什维克队伍。起先他在莫斯科当民兵（警察），随即参加内战，察里津郊外再次负伤。1918年11月入党。1919年9月被派往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领导的直属机关工作。

保卫干部

1926年5月尼古拉·弗拉西克开始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处高级特派员。据其本人回忆，他成为斯大林警卫员始于1927年莫斯科的一桩突发事件：卢比扬卡警备司令部大楼被人扔炸弹。当时休假的业务人员紧急集体召回，他受命保卫契卡特别处、克里姆林宫、政府成员别墅等要害位置，尤其特别注意保护约瑟夫·斯大林。

尽管曾发生过列宁遭枪击的不幸历史，但1927年时候苏联最高元首保卫工作并不十分彻底。斯大林身边通常只有一名警卫员：立陶宛人尤西斯。当抵达斯大林休假住的别墅后，弗拉西克更加惊讶：别墅仅一位警卫队长值守，没桌布、没碗碟餐具，领袖吃从莫斯科带来的三明治。

就像所有白俄罗斯农民一样，尼古拉·弗拉西克是个可靠的顾家之人。所以他不仅负责保卫，还承担起照顾斯大林家庭生活的任务。

习惯了简单生活的领袖刚开始对新任警卫员的新措施半信半疑。但弗拉西克坚持主张，度假别墅很快迎来一位厨师和一位清洁女工，由最近的国营农场提供食品——此前该农场甚至没有联络莫斯科的电话线，这也是弗拉西克亲自安排的。

暮来朝去，弗拉西克在莫斯科南郊建起一整套“别墅系统”，一批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随时候命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设施都被严密保护着。尽管重要政府目标的保卫体制在弗拉西克之前就已存在，但却是他为领袖的国内出行、官方活动及出国访问制定了成熟的安全标准。

弗拉西克还规定，领袖出行时其本人与贴身卫士乘坐一辆车，其他随员分乘外观相同的多辆车，确保只有核心圈子才知道领袖究竟在哪辆车内。这套制度1969年救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命。

不可替代的、最可信赖的人

短短几年，弗拉西克已经成为斯大林身边不可或缺的、最受信任的人。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后，斯大林委托弗拉西克照顾三个孩子：女儿斯韦特兰娜、幼子瓦西里和养子阿尔乔姆·谢尔吉耶夫（译注：斯大林好友、已故政治家费奥多尔·谢尔吉耶夫的独生子）。

尼古拉·弗拉西克不是教育工作者，但他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阿尔乔姆和斯韦特兰娜都算比较省心的孩子，瓦西里自幼顽劣不服管教。弗拉西克明白斯大林不会纵容亲儿子，尽可能替频频闯祸的瓦西里文过饰非。可随着小子越长越大，行为愈发肆无忌惮，他这面“保护伞”也越来越难当了。

另外，弗拉西克喜欢摄影。斯大林、斯大林家人与核心圈子成员的许多珍贵照片即出自他手。

成年之后的阿尔乔姆和斯韦特兰娜回忆童年生活，对这位不是老师的”家庭教师“有截然不同的描述。斯韦特兰娜说弗拉西克“全权领导父亲的卫队，自认为差不多是父亲最亲密的人，但他本人文化水平极低，粗鲁愚笨，且官架子十足……”

阿尔乔姆·谢尔吉耶夫则说：“保卫斯大林安全是他主要职责。这个活儿真不是人干的。要对一切负总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十分了解斯大林的朋友和敌人…… 弗拉西克平常怎么履职？通宵达旦，不存在6-8小时换班这种说法。他毕生工作，不离斯大林左右，斯大林房间隔壁就是弗拉西克房间……”

10-15年时间，尼古拉·弗拉西克从普通警卫员成长为将军，领导着庞大的机构，不仅负责最高领导人安全，还替他打理生活。战争爆发，弗拉西克又承担从莫斯科撤离政府要员、外交使团和人民委员部的重任。不仅要把这些人护送到古比雪夫，还得把他们安置妥帖、确保无恙。列宁遗体秘密运出陵墓、以及1941年11月7日红场阅兵保卫也都是弗拉西克操办的。

加格拉暗杀

总之，弗拉西克在身边的许多年间，斯大林可以说毫发未损。同时从弗拉西克回忆录可知，这位高级别保卫干部对潜藏的行刺企图相当重视，直到晚年仍相信托洛茨基团伙曾经阴谋杀害斯大林。

1935年，弗拉西克的日夜警惕似乎得到验证：斯大林等人在加格拉地区划船时忽遭岸边火力射击，弗拉西克立即用身体掩护斯大林，所幸都没挨子弹，小船迅速脱离危险地带。

弗拉西克当然相信遭遇了暗杀，而反对者后来认为这一切不过是（贝利亚安排的）表演。具体到当时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性，即边防部队事先不知道斯大林乘船观光，误认做非法闯入者。

私掠母牛？

伟大卫国战争中，弗拉西克三次参与同盟国领袖会晤保卫工作，出色完成使命。他因德黑兰会议成功举行荣获列宁勋章，因克里米亚会议荣获库图佐夫一级勋章、因波茨坦会议再度荣获列宁勋章。

但就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他被人指控贪腐：据说会议结束后弗拉西克从德国带回许多珍贵物品，甚至包括马、两头母牛和一头公牛。后世常把此项指控援引为斯大林警卫人员贪婪无度的例子。弗拉西克对此的解释是：1941年德军进占其故乡博贝尼奇村，姊妹家房屋付之一炬，村民半数被杀，大侄女也被掳到德国服苦役，各种牲畜掠夺一空。后来姊妹和丈夫参加游击队，白俄罗斯解放后回家一看，村庄仅剩残垣断壁。所以，他要从德国带回牛马补偿亲属。

那么这种行为属于贪腐吗？从严格意义上讲也许属于吧。斯大林得知此案，严词命令停止进一步侦查。

失宠

1945年7月尼古拉·弗拉西克授中将衔。1946年开始领导隶属国家安全部的保卫总局，该机构年度预算1.7亿卢布，拥有几千名员工。弗拉西克虽不追求个人权力，仍然树敌无数。因为他过于接近斯大林，决定谁能面见斯大林、谁不能，足以影响领袖对某个人的态度。

党政领导层许多高官急于摆脱弗拉西克，关于他的各种“黑材料”被巨细靡遗地搜集起来，试图一点一滴损害斯大林对他的信任。1948年孔策沃别墅警卫长伊万·费多谢耶夫被捕，酷刑之下供称弗拉西克阴谋毒杀斯大林。斯大林对此不以为然，表示贴身警卫员如果真想这么干，早就动手了。

1952年政治局决定成立委员会检查苏联国家安全部保卫总局工作情况，一下子暴露出来令人极为不快的事实：别墅警卫员和工作人员趁领导人不来的空闲时候“狂欢作乐”，偷吃各种食品和名贵酒饮。接着找到证人，作证说弗拉西克本人“不反对”这种放松形式。

根据上述材料，1952年4月29日尼古拉·弗拉西克被解职，调往乌拉尔城市阿斯别斯特，做苏联内务部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副主任。

为什么斯大林突然抛弃一个忠心服务25载的旧人？也许他最近几年疑心越来越重，也许他认为酒后放纵盗窃国家财产是太严重的过失。第三种猜想：众所周知这段时期的斯大林开始提拔年轻干部，从前的老战友明着对弗拉西克说：“该换掉你了”。所以，也许斯大林正想借此机会把弗拉西克撵走？

无论怎样，对常年保护斯大林的贴身警卫员来说，这一结局委实难以承受。1952年12月弗拉西克又卷入“医生案”被捕，指控他无视利季娅·季玛舒克的举报——她曾控诉一批专家教授“治死”了日丹诺夫等领导人。对此，弗拉西克在回忆录中表示没有理由相信季玛舒克：“没有任何材料能往教授们身上泼污水，我向斯大林作了汇报”。

弗拉西克在狱中连受几个月高强度审讯。这位年过五旬、一朝失宠的领袖贴身警卫咬紧牙关坚持不服软。他准备承认“道德败坏”甚至盗窃公款，但绝不妥协“阴谋”和“间谍”指控。“我确实跟许多女人同居过，和她们一起与画家施滕贝格喝酒，但这些都是以牺牲我自己身体健康和业余时间为代价的。”

他能让斯大林晚点儿死吗？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抛开“被人谋害”的可疑猜测不谈，假如弗拉西克仍然在岗，很可能会延长其生命。当时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发病，躺卧地板若干小时无人察觉，因为谁都不敢入内“惊扰领袖休息”——但弗拉西克除外，他也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随着斯大林咽气，“医生案”宣告终止。除弗拉西克外其余被告先后获释。1953年6月拉夫连季·贝利亚垮台也没给弗拉西克的命运带来转机。

1953年1月17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裁定尼古拉·弗拉西克犯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193-17条”б”款判处10年流放，剥夺军衔和国家奖励。1955年3月弗拉西克流放期减为5年，押送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服刑。

1956年12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赦免弗拉西克，消除其犯罪前科。但未归还军衔和各项奖励（3枚列宁勋章、4枚红旗勋章、1枚库图佐夫一级勋章、1枚红星勋章）。

弗拉西克回到莫斯科，在这座熟悉的城市里他几乎一无所有：财产被没收，独立公寓变成集体公寓。弗拉西克频繁出入各个部门，不停给党政领导写申诉信，要求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无奈石沉大海。

于是开始秘密口述回忆录，谈他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做某些事的理由，以及评论斯大林：

“斯大林死后出现了‘个人崇拜’的说法…… 如果一个人，一个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通过言行赢得众人尊敬、喜爱，又有什么不好呢…… 人民爱戴、尊敬斯大林。他是国家的化身，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和胜利。他领导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人民都看在眼里。所以他享有极大权威。我十分了解他…… 而且我肯定，他只为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而活。”

“当一个人死了，不能为自己辩白的时候，指责他罪大恶极是很容易的。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没人敢指出他的错误？被什么阻挡了？恐惧吗？还是说就没有需要指出的错误呢？”

回顾平生，弗拉西克总结道：“我在25年无可指责的工作中，从未受过任何处罚，只有表扬和奖励，却被开除党籍、扔进监狱。但无论我处于什么状态，在狱中遭遇何等嘲笑、挖苦，我的灵魂不曾怨恨斯大林，从没有，一分钟也没有。我完全明白他生命最后几年身边那种氛围。这对于他很艰难。他毕竟是个年老患病的孤家寡人…… 他始终是我最亲爱的人，任何诽谤也无法动摇我对这位伟人的爱和最深敬意。对我而言他代表着我这一生最光辉、最宝贵的东西——党、祖国和同胞”。

死后平反

1967年6月18日弗拉西克患肺癌死于莫斯科，下葬顿斯科伊公墓。2000年6月28日俄联邦最高法院主席团撤销1955年对弗拉西克的判决，并以“无犯罪事实”终止此案。2001年10月弗拉西克养女领回父亲被法院剥夺的勋章。

直到2011年联邦警卫局才解密公开了尼古拉·弗拉西克的档案文件，虽然他是该局实际创建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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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伦芝·姆克奇扬(Фрунзе Мкртчян，昵称“福伦吉克”、“姆格尔”)是苏联电影界最耀眼的喜剧片明星之一，广受观众支持喜爱，1984年荣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在大银幕上他幽默爱玩，散发着无穷活力和光彩。而在摄影机后，却很少看到福伦芝展露笑颜，因为妻子和儿子的疾病总令他满面愁容。

福伦芝1930年生于亚美尼亚久姆利市，父母是逃离大屠杀的难民，都在纺织厂上班：母亲做职工食堂洗碗工，父亲做考勤员，后因家贫难活，偷拿了5米布料换钱买饭，被判10年劳改，在下塔吉尔伐木。

所以，尽管福伦芝从小具有表演天赋，却并未直接踏上艺术之路。因为读不起大学，他在工厂俱乐部当了好几年助理放映员，业余时间参加民间演出。后来福伦芝决心吃演员这碗饭，26岁从埃里温戏剧和艺术学院毕业，参演平生第一部电影《寻找收件人》。之后他连续获得导演邀请，第8部作品：喜剧电影《三十三》观众反响十分热烈，在《米米诺》中饰演角色的“金句”传遍大街小巷。

1966年福伦芝拍摄代表作《高加索俘虏》期间，第二任妻子多娜拉·尼古拉耶芙娜也在片中饰演一个角色。本来夫妻俩同场工作是件高兴事，但多娜拉却渐渐表现出病态妒忌行为，甚至限制丈夫行动。精神科医生诊断她患有遗传性精神分裂症，在亚美尼亚国内治疗一段时间，转往法国某精神病诊所，终未痊愈。他俩的儿子瓦兹根1972年出生，遗传了母亲的精神问题。

接连打击彻底改变了福伦芝的生活和情绪状态，过去那个激昂向上、热爱生活的人消失不见。虽继续从事表演事业，但露面频率显著降低。有人说他常常深夜在街头徘徊踱步，一个人静静思考心事。

福伦芝后来与第三任妻子塔玛拉结婚，无子女。生命最后几年，他全身心投入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剧院（埃里温“姆格尔·姆克奇扬”剧院），似乎恢复了年轻时的神采，重新找回人生目标。可惜命运的捉弄十分残酷，1993年12月29日福伦芝·姆克奇扬突发心脏病在埃里温家中逝世！数千人参加葬礼，出殡队伍穿过中央大街，灵柩安葬科米塔斯名人公墓。不久，剧院在痛失创始人的遗憾中开门营业。

多娜拉·尼古拉耶芙娜2001年死于亚美尼亚塞凡市精神病院，享年71岁。儿子瓦兹根2003年辞世，女儿妮娜1998年因癌症术后并发症死亡。如今只有一位外孙女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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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按：修改重发一篇旧文）

认识伊琳娜·雅科夫列娃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位受过良好教育、聪明漂亮的莫斯科大学编外副教授之女有朝一日会去杀人。而1917年11月在火车站打死旅客的那位醉酒布尔什维克也绝对想不到，这一举动竟宣告了几年后自己的死刑。

1915年，莫斯科编外副教授、律师、房东雅科夫列夫去世，撇下妻女和足够她们享受生活的丰厚遗产。女儿伊琳娜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会说多种语言，学过小提琴和马术，擅长解决逻辑问题，对事物细节过目不忘的能力每每令人惊奇。她的人生原本会像其他富家女孩一样平安度过，岂料遭遇1917年社会剧变。

1917年初伊琳娜结识青年律师尼古拉·阿拉克罗夫，夏天二人订婚。后来尼古拉成为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的助手，赴俄罗斯中部省份公干，伊琳娜随行。同年11月他俩坐火车返回彼得格勒，在火车站遭遇巡逻队盘查。尼古拉·阿拉克罗夫被带离车厢，某个酒气熏天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在伊琳娜的注视下开枪将其杀害。

之后的雅科夫列娃同大多数第一批移民一样，先逃往敖德萨，辗转君士坦丁堡乘船去柏林或巴黎。流亡法国期间伊琳娜认识了弗朗茨·特纳伯爵，1923年成婚。她常随丈夫出席各种政府接待活动，在一次会议上遇见苏联使团技术助理谢尔吉耶夫，赫然认出他就是当年杀害尼古拉的凶手之一！

特纳伯爵夫人无法立即实施复仇计划——首先必须查清凶手同伙身份。为此，伊琳娜暗中接近谢尔吉耶夫做他情妇，巧妙表示自己崇拜那些敢于杀死任何人的“冷血英雄”。谢尔吉耶夫闻言大喜，吹嘘说曾在1917年枪毙过一个反革命。伊琳娜心中有了底，假装好奇继续问出事情细节，包括巡逻队另几人的名姓。

经过一番准备，伊琳娜通知丈夫自己要回俄罗斯寻找隐藏的家族财宝。她持假护照重返祖国，开始搜寻凶手。讽刺的是，其中一人与未婚夫同姓，叫斯捷潘·阿拉克罗夫，当过契卡小头目，现因中风瘫痪。伊琳娜前往莫斯科附近疗养院探望此人，自称“侄女”，带着有毒软糖喂给“叔叔”品尝。医生查验尸体，认为死者与亲属重逢情绪过度兴奋，引发心脏病。

另外两个人：图什科维奇和马尔采夫，被伊琳娜约至小餐馆接受“采访”，理由是为描写内战的书籍搜集素材。伊琳娜成功在二人酒杯投毒，当他们失去知觉时，自己也假装剧烈腹痛“昏迷不醒”——当年的餐馆经常发生食物中毒。

当晚伊琳娜出境返回巴黎。她直奔谢尔吉耶夫住所，用安眠药将其灌翻、捆绑，握着手枪等候苏醒。谢尔吉耶夫醒转，伯爵夫人表明自己真实身份，吓得他当场尿裤，模样既丑陋又可悲。伊琳娜没开枪，推门走了。谢尔吉耶夫奋力挣脱绳索，慌慌张张跑到街上，被躲闪不及的出租车撞死。

伊琳娜读报得知谢尔吉耶夫死讯，进了家小餐馆，点一杯酒喝光，对准太阳穴扣动扳机。人们在她手袋内发现字条，写着“我一人所为”。伊琳娜·特纳-雅科夫列娃伯爵夫人殁年26岁，显然对她而言，替1917年未婚夫之死报仇是一件光荣之举。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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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是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1924年所生。1932年娜杰日达“自杀”身亡，幼小的瓦西里失去母亲，平常由负责斯大林警卫工作的尼古拉·弗拉希克将军及下属代为照顾。

众所周知，斯大林溺爱独生女斯韦特兰娜胜过其他孩子。但当小女孩渐渐长大，不堪忍受父亲的专制作风，从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斯大林和两个儿子的关系则更加复杂，尤其是自幼顽劣的瓦西里。这个男孩精力旺盛，成天跟一群没什么道德品质和自制力的男人（警卫员）厮混，早早学会了抽烟喝酒，让斯大林身边工作人员和学校老师深感头痛。他喜欢爬墙、爱搞恶作剧，坚信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受惩罚，这无疑对他的人格形成极其有害。

目前能见到的历史档案中，斯大林曾多次要求下属管教幼子。例如1933年9月致信祖巴洛沃别墅警卫队长叶菲莫夫，让他“好好看着瓦夏，别让他胡闹，不要放纵瓦夏，对他一定要严格要求。如果瓦夏不听保姆的话，或者惹她生气，你们就给我罚他。”

当然，瓦西里的行为、心态与缺乏纠正直接相关，毕竟哪个苏联人敢真正责罚斯大林儿子？他从“风气不好”的学校转入莫斯科第25模范学校，大多数老师对其劣迹视选择而不见，甚至在“自家孩子”跟前表现谄媚——这样做等于火上浇油。终于他们最后一丝耐心耗尽，不得不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最高领袖约束闹腾的儿子。

斯大林对此类“告状信”一向抱着理解和宽容。做父亲的心里很清楚，瓦西里的成长环境把他惯坏了，令他本就不易相处的个性更加难缠。所以斯大林不仅阅读老师的信，还亲自回信，其中一封1938年6月写给“马尔特申同志”的保存至今：

致马尔特申老师：
您的关于瓦西里·斯大林的不良行为的信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您的来信。
由于工作耽误了给您回信，请原谅。
瓦西里，一个被惯坏的且天分一般的少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粗野型的），往往偷奸耍滑，喜欢恫吓软弱的“师长”，经常厚颜无耻，意志薄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组织性。
各种各样的“干爸”和“干妈”有时过分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从而把他宠坏了。
我很高兴，在您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有自尊心的老师，对待瓦夏能像对待所有学生那样并要求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遵守学校全部规定。瓦西里是被校长们惯坏了，就像您提到的那位。这些弱骨头的人，学校不是他们呆的地方。而如果说瓦夏这厚颜无耻的家伙还没有来得及毁掉自己，那么这恰恰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还有这样一些不放纵纨绔子弟的老师。
我的建议是对瓦夏要更加严格地要求，不要害怕这任性的家伙以“自杀”来进行虚张声势的讹诈性的威胁。在这方面我将支持您。
很遗憾，我不可能亲自管教瓦西里。但是，我保证会时常过问他的情况。

当斯大林终于有时间亲自管教，瓦西里就遭殃了。虽然他家没有哪个工作人员敢透露严父责打儿子，但瓦西里定期受训斥的情况人人皆知。甚至传出一则故事：某次又挨训时，瓦西里顶撞父亲说自己也姓“斯大林”——意即爸爸你位高权重，干嘛抡起破拖鞋打“皇子”的屁股呢？

斯大林闻言神情自若——他总能沉得住气——回答：“你，不是斯大林。连我自己也不是斯大林”。然后指着墙上悬挂的画像说：“斯大林他在这儿”。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光环或名耀都来自国家元首的官方形象。家门之内，你我之间，父子关系而已。

不知顽劣儿子是否理解了父亲的训教，但他一生始终活在斯大林阴影之下。1953年3月瓦西里·约瑟夫维奇被撵出空军，逮捕，指控其“贪污”、“诽谤政府”等罪名，判刑8年。狱中患多种疾病半残，刑满流放喀山市，每月领退休金。1962年3月逝世——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报告赫鲁晓夫称死因是“过量饮酒”，建议就地安葬。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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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导致巨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电厂主任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对此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被法院判处10年监禁。虽然他自己也遭受了核辐射，却幸运地活了下来。

说实话，布留哈诺夫是个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他1935年生于塔什干，1959年塔什干工学院毕业，进入安格连火电站工作，从普通操作员逐渐晋升为涡轮车间主任。1966年受邀到顿涅茨克州斯拉维扬斯克火电站上班，一路做到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

1969年末他被组织任命为正在施工的切尔诺贝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主任，次年初带领队伍开始建设普里皮亚季市。核电站运行投产后，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领导岗位上屡获政府奖章，多次当选为地区党代表或主席团成员，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

1986年事故发生，苏共中央政治局解除了布留哈诺夫的职务。8月份他赶回塔什干老家奔丧，原来母亲闻听儿子受处分的消息，心脏病发作亡故了。我们现在知道，对布留哈诺夫等六名被告的庭审就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本地文化宫内，包括：核电站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值班主任鲍里斯·罗戈日金、反应堆车间主任亚历山大·科瓦连科和国家能源监察委员会检查员尤里·劳什金。他们被指控触犯《刑法》第220条：非法处理核材料或放射性物质。

尽管布留哈诺夫曾表示自己“不知道”爆炸发生当晚进行的任何测试，但许多人相信这纯属推卸责任，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责任问题值得商榷。总之，1988年7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决布留哈诺夫10年监禁。

布留哈诺夫进入卢甘斯克州的劳改营服刑，在那里继续从事“老本行”——烧锅炉。1991年9月提前释放。之后曾短暂担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技术部门负责人，1992年8月移居基辅，到乌克兰外贸部工作。由于他参与了核事故后果清理，虽然受辐射剂量相对较低，但随着年纪增长，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辞职回家。前后经历了中风、失明，沦为二级残疾，几乎不离开基辅的住宅。

布留哈诺夫老伴瓦莲京娜·米哈伊洛芙娜以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高级工程师，早已退休。儿子奥列格是基辅第六火电站工程师，女儿莉莉娅在赫尔松当儿科医生。

2021年10月13日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基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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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运动”高级将领之中，1983年4月在耶路撒冷辞世的米哈伊尔·赫利普诺夫（原顿河军少将）是死的最晚的一位。与他们不同，许多白军的中低级军官和普通战士活着见证了自己曾经的奋斗目标——苏维埃政权终结。

我们在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夫著《北美的俄罗斯人》和历史学家谢尔盖·沃尔科夫编纂的《白色运动参加者》资料库中，发现了许多相当长寿的“白军分子”。比如：

原帝国陆军上校、胸甲骑兵团团长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布拉佐利，1993年死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享寿100岁。此人出身波尔塔瓦省贵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加入俄国南部的“志愿军”，头部负伤。1920年从克里木半岛疏散到君士坦丁堡，辗转赴巴黎，为生计陆续做过汽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仓库经理、制图员、骑马教练等。葬于纽约。《军官集合》杂志讣告称：“1992年7月4日布拉佐利最后一次同家人庆祝团纪念日，因为认识的战友都已故去了。他生前热心参加各个军官组织，也是俄罗斯中等军事学校军官学员协会的成员，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出席节假日活动及见面会。”

1991年去世的原帝国军上校、白军上校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莱因哈特同样活了100岁。他参加过“一战”和俄国南部的内战，流亡法国、美国期间从事银行业。1981年退休养老，在新泽西州“托尔斯泰”农场住了十年。

至于下级军官，活到1991年之后的就更多，例如：

1918年参加第一次库班战役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伊万诺夫大尉，后来担任“俄罗斯全军联盟”主席，1993年夏天死于底特律。

原弗兰格尔军马拉炮兵少尉、《俄罗斯南部白色运动》一书的作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塔索夫1999年去世，曾在南斯拉夫、奥地利和美国居住。

还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白军军官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斯维热夫斯基（谢拉菲姆修士）。1899年生于乌克兰普罗斯库罗夫（赫梅利尼茨基），1917年谢尔吉耶夫炮兵学校毕业，“一战”期间在罗马尼亚前线杀敌。内战时曾进军官学校深造，参加过北塔夫里战役。1919年撤往君士坦丁堡，在保加利亚、比利时、德国生活。“二战”结束后在慕尼黑出家，1957年荣任俄罗斯境外东正教会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大主教，在此神职上工作了27年。晚年定居曼哈顿以北30公里的新迪维耶夫斯基修道院，1996年9月逝世。

他生前表示：“侨居国外对每个人都意味着恐惧和苦涩，我几乎经历了全过程：君士坦丁堡、加泰罗尼亚、利姆诺斯岛、保加利亚、比利时、美国。我属于第一批出来的俄罗斯人，我们先是失去了家园——俄国，又把残兵败将葬在别人的土地上，最后纷纷含着泪水和伤痛希望早日回家”。

当他94岁时被问及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局势，老主教回答：“诚然，俄罗斯目前很艰难，一切都需要时间和耐心。以及爱，这才是最重要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74年后，其他老迈的白军官兵怎样看待苏联解散，我们不得而知。但从1992年初新闻报道可以看出，俄侨群体的普遍心境大致是复杂而矛盾的，既怀着俄罗斯民主转型的期望，又为大片土地丢失而伤感。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俄国内战的参加者们显然都辞世了。但究竟谁才是“最后的白军”呢？根据一些消息来源，很可能是原顿河军的尼古拉·费奥多罗夫（1901-2003）。但也有说法称是2010年死于阿根廷的弗拉基米尔·肖斯塔克（105岁），他1920年在波兰战斗的时候只是个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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