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_______同志
鉴于目前库存，您有权于1990-93年期间在地区商店自由购买男靴一双。
购买时商店收回此邀请函。
房产管理所
盖章处
(儿按：此种“邀请”实为另一种形式的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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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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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购靴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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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学者谈贝利亚的历史作用
1953年6月26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在政治局开会时被捕。关于他之后的命运，一种说法称“立即枪毙”，另一种说法称同年12月23日审判后处决。历史学家们对贝利亚在历史上的作用至今争论不休，一些人相信他是进步的改革者，一些人同情他是体制的人质，还有些人谴责他是二十世纪最大恶棍之一。我们请三位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来谈谈这位神秘的内务人民委员。
当局指控贝利亚叛国、从事间谍活动、阴谋夺权，企图分裂党中央、收集针对特定领导人的诽谤伪造材料，酷刑杀害被捕者……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描述此人临刑表现：“贝利亚死前一塌糊涂，终究像个懦夫。他哭得歇斯底里，双膝跪地，最后尿了一裤子。总而言之，活得可恶死得更可恶”。
一些当代历史学者认为贝利亚遭殃只因为斯大林继任者赫鲁晓夫讨厌他，整个抓捕、审判过程是精心策划的政治斗争。而更多“从手到肘沾满血”的低级别政治家都平安无事继续掌权。
军事历史学家鲍里斯·尤林的观点：
这个人的历史贡献至今不曾磨灭，瞧瞧俄联邦黑海沿岸就知道了。1930年代索契、阿纳帕、格连吉克等市镇从瘴疠沼泽变成度假胜地，离不开贝利亚同志和其他人的努力。他在那儿兴建基础设施、筹办疗养院所。而我国原先只有克里米亚一处疗养区。
拉夫连季·贝利亚负责核项目，从1943年起（儿按：实为1945年8月起）主抓不懈。俄罗斯至今仍是核大国，这要归功于贝利亚。
我们一直说他是掌管НКВД的“血腥刽子手”。但他担任该部首长时间相对较短，贝利亚取代前任叶若夫领导НКВД到伟大卫国战争中期（儿按：实际1945年12月卸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期间差不多80万人被撤销指控释放回家，就是说出狱的远多于入狱的（儿按：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建议苏共中央宣布大赦）。
历史学家、《贝利亚为什么遭人恨》作者丹尼斯·科巴的观点：
贝利亚签署文件批准镇压那么多人，无可否认他对成千上万死难者负有责任。但他两位前任手上沾的血要多得多。
任命拉夫连季·贝利亚当内务人民委员就是为了停止尼古拉·叶若夫时期的镇压浪潮。随着他上任，镇压规模显著下降。这并不是说该人民委员部变得慈悲仁爱了，它仍然是镇压机关，可被逮捕人数减少了。
卡廷大屠杀虽然是苏共中央决策实施的，但贝利亚是倡议人，是意识形态上的策动者。他还发起、推动“重新安置”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伏尔加河地区德裔居民，同样“拖累”死了不少人。
在当年那种政治和社会模式下，贝利亚是高效的管理者、出色的执行者。他做的事情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于今看来都不合适，这不难理解。那年月屈打成招家常便饭，“无罪推定”一句空谈。
斯大林死后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试着巩固自己政治影响力，发起一系列本应更具意义的改革。比如他提出苏联引入真正的联邦制，也就是给予加盟共和国更多自主权。另外贝利亚还事实上废除了“古拉格”系统（译注：指1953年3月建议苏共中央宣布大赦）。不过政治局其他委员联手反对他，他的计划并未成功。
我觉得关于他强奸妇女的说法十分离奇。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反间谍工作的头子业余时间奸污女人？很奇怪。
（儿按：“刚散会，布尔加宁就走过来说道：‘你听听我的卫队长是怎么说的。’卫队长也走了过来。他说：‘我听说刚刚把贝利亚抓起来了，我想向您报告，贝利亚把我前妻的女儿，一个七年级学生强奸了。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前，她姥姥去世，我的前妻得心肌梗死住院了。女孩一人在家。有一天晚上，她出去买面包，路过贝利亚的住所。她碰到一个老头，老头仔仔细细地把她打量了一番。她吓坏了。后来肃反工作人员把她叫去，送到贝利亚家中。贝利亚让她和自己一起吃晚饭，提议为斯大林干杯。她不肯喝，可他坚持说，必须为斯大林干杯。她同意了，把酒喝掉，后来睡着了，他就把她奸污了。’我对这人说：‘你所说的一切，检察官在审讯时都会考虑到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所以贝利亚属于典型的苏联领导人。谁敢挡道消灭谁，反过来谁有用就庇护谁，允许他们做任何事。大规模镇压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残酷得多，“从手到肘沾满血”，毕竟他跟斯大林关系密切，提供了最多的处决名单，一个都不放过。但赫鲁晓夫在历史上完全是另一幅形象。
历史学家、社会学者伊戈尔·丘拜斯的观点：
今天一些人编造很多拉夫连季·贝利亚的神话，例如说他是原子弹计划负责人。尽管众所周知原子弹是从“腐朽西方”偷来的，美国的核武器曾经比俄罗斯先进几年。
还有人说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立即推动大赦，几乎把他描述成支持民主之人。实际大赦仅涉及刑事犯，政治犯一个不放。结果获释的刑事犯成群结队为非作歹，搞得社会气氛紧绷。拉夫连季·贝利亚的真正用意是释放囚犯恶化治安，这样内务部（他的部）就可以索取更多预算。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又实施大赦，因为劳改营暴动此起彼伏。最后“古拉格”被废除了，但贝利亚早已作古。
贝利亚确实是个血腥霸王，是无数镇压的发起者。认为此人领导的НКВД处决较少是一种误解。当逮捕和镇压太过火，就把老领导扔进监牢枪毙顶罪，派个新人来接替，宣称：如今我们要把事情处理好，要复查旧案。这当然是假象，玩弄人民罢了。
诚然，1953年之后尘埃落定，不可能再恢复斯大林旧模式。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国家自由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没把事情做完。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受爱戴，如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根本没把改革进行到底。
贝利亚对妇女的行为，今天话说叫“性侵犯”，我称之为“严重性侵犯”。他利用职权令妇女就范，强奸、迫害都不在话下。受害者唯有忍气吞声，她们斗不过他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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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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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夫策市拘捕庆祝保罗·麦卡特尼生日16人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情况通报
1971年6月18日19点30分，切尔诺夫策州克格勃机关接到通知，称费季科维奇街一群青年举着带有某人照片和外文的标语牌招摇过市。在警察协助下拘捕全部16人。
被拘捕者：
1.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巴拉诺夫，1954年出生，第4中学10年级学生，非团员；
2.阿诺尔德·莫捷列维奇·施泰梅茨，1953年出生，建筑技术学校大一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3.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达维多夫，1955年出生，第4中学9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4.阿纳托里·尼古拉耶维奇·沙莫托夫，1953年出生，建筑技术学校大三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5.米哈伊尔·约瑟夫维奇·戈尔曼，1953年出生，暂时无业，35中学1970年毕业生；
6.谢尔盖·阿纳托利耶维奇·布尔津，1955年出生，14中学10年级”а” 班学生，共青团员；
7.米哈伊尔·阿列克斯·桑德勒，1952年出生，音乐学校大一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8.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舍伊宁，1953年出生，切尔诺夫策国立大学数学系大一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9.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格卢戈夫斯基，1953年出生，切尔诺夫策国立大学物理系大一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0.雅科夫·约瑟夫维奇·古德科夫，1953年出生，钢筋混凝土构件厂工人，共青团员；
11.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莫罗佐夫，1953年出生，暂时无业，共青团员；
12.莉玛·阿布拉莫娃·波利扬斯卡娅，1952年出生，函授中学二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3.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娃·拉夫列纽克，1954年出生，24中学10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4.塔季扬娜·格里戈利耶芙卡·德里格瓦利，1954年出生，24中学10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5.奥列格·列奥尼多维奇·罗什科万，1953年出生，铁路技术学校学生，共青团员；
16.维亚切斯拉夫·叶夫根尼耶维奇·维什普扬斯基，1954年出生，35中学10年级学生。
被拘捕者对警察解释说，他们聚集起来庆祝作曲家及“披头士”乐队歌手保罗·麦卡特尼生日，所以携带了从联邦德国《布拉沃》杂志剪下的此人照片。
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查明，所有被拘捕者都喜欢“披头士”的歌曲，爱听西方电台播放的音乐。受外国广播和电影影响，他们开始模仿“嬉皮士”。
被拘捕者塔季扬娜·德里格瓦利、柳德米拉·拉夫列纽克、亚历山大·巴拉诺夫自己解释说，参加聚集者打算成立“嬉皮士”社团，推举年长的阿诺尔德·施泰梅茨和莉玛·波利扬斯卡娅做领导，因为他俩十分了解“披头士”，酷爱其乐曲，但由于被拘捕已无法推举领导。
标语横幅系米哈伊尔·戈尔曼和根纳季·莫罗佐夫制作。
这些人原计划7月7日（“披头士”作曲家林戈·斯塔尔生日）在市内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披头士乐迷”游行，但被拘捕和进行预防性谈话之后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
上述“社团”并未制定明确的组织纲领。已将情况通报乌克兰共产党州委。
根据党和共青团组织决定，开除施泰梅茨、舍伊宁、沙莫托夫、桑德勒、格卢戈夫斯基、罗什科万的团籍和学籍。格卢戈夫斯基、古德科夫、莫罗佐夫、波利扬斯卡娅、施泰梅茨、戈尔曼、罗什科万因扰乱公共秩序拘留15日。
中学应届毕业生允许读完本学年，但操行评定不合格，这使他们一年内无资格领取毕业证书。
已对他们父母进行全面预防措施。巴拉诺夫、拉夫列纽克、维什普扬斯卡娅疏于管教子女，受党纪处分。
今年7月2日就此事制作播出了题为《人与法》的电视节目。
根据党组织决定，共青团市委书记米基丘克同志、第4中学校长罗夫捷同志和第35中学校长普里瓦洛娃同志因在青年人教育工作上失职，予以警告处分。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费多尔丘克
1971年7月12日
（资料来源：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馆）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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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国境线的间谍和偷渡者
▢ 尤里·乌菲穆采夫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苏中之间4100千米国境线（世界最长）的非法穿越者越来越多。大批人尝试从中国非法入境，有些基于政治原因，有些单纯为了寻求更好生活。例如在最南端的远东边境，每100千米每个月就有多达47人偷渡，可想而知整条国境线的总数多么巨大。克格勃掌握可靠信息，中国情报部门广泛利用这一渠道渗透自己的间谍。
滨海边疆区原克格勃局长格里戈利耶夫少将回忆：“中国情报机关积极利用任何渠道和手段渗透我国领土、搜集信息：包括派遣伪装成中国和朝鲜变节者的间谍、沿国境线全面监视和收买边民。”
为此需要对抓获的偷渡者进行仔细甄别，但滨海边疆区克格勃缺少相应隔离审讯设施，工作十分难做。遂决定新建设施，申请报告发给莫斯科。一天深夜11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致电时任滨海边疆区克格勃领导，对他说：
“您在滨海做了不少好事，我们委员会支持您，但我必须指出，建造审讯设施的申请属于政治上考虑不周。人们会以为国安委又盖新监狱了，还没法跟他们解释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您是政治机关领导人——必须想得深远。找找其他办法，比如能不能改造、增建内务局的看守所？我们会给您拨款的。”
于是拨下款子，改造了看守所。
克格勃使用不同标准甄别、处理偷越国境者。如果是头脑一时发热或出于经济目的，会被立即移交中方。但如果是政治动机，就跟他推心置腹谈一谈，不移交，派他悄悄跑回去执行任务。
甄别的重点在于快速识别职业间谍，这通常不难，他们大多傲慢无礼、言语轻蔑、翘着腿抽烟…… 立即押送移交回去。一些逃离政权、知晓宝贵秘密的中国情报人员被拉拢跟克格勃合作，不适合进一步发展之人则安排到偏远地区国营农场——主要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胜利”国营农场，并在他们中间安插线人。线人不知从哪儿买一顶旧军帽戴着，天天到同胞家串门，打听克格勃感兴趣的事情，拿10卢布酬劳。
1980年代末《独立报》记者季姆琴科有机会访问那边，他如此描述其中一个居民点：
“在被世人遗忘的马加丹州埃利根村，靠近雅库特边界、离冷极奥伊米亚康不远的地方，记者的机缘把我带到‘中国城’。这是当地人给一个犯人安置区起的诨名，中国叛逃者多年来一直在警察和克格勃密切监视下生活。在中国和苏联关系转暖的前夜，这个居民点正在度过它最后一段时光，所以我才有机会找居民和管理者谈话。
我的第一位交谈对象叫李心成（音译），他自称1971年逃避‘文化大革命’迫害主动向我国边防军投降，于是出了甄别营又进安置区，最后落脚在埃利根。那么其他被安置者有没有别的经历和故事？俄罗斯安全部（译注：1992年1月-1993年12月存在，今俄联邦安全局前身）驻马加丹州反情报官员麦德维杰夫向我分享了极北地区这种特殊定居点的往事。众所周知，1960-1980年代苏中关系紧绷，战争一触即发，所以我国安全机关看每个中国叛逃者都像间谍，于是有了甄别营和犯人安置区。我们不能把这些中国人随便撵回去了事，因为两国正处于全面外交对抗。曾有几次把中国人移交中国边防部队，结果他们当着我们代表的面开枪打死了。麦德维杰夫讲，后来中国派人赴苏联强行‘定居’，任务是全面了解地形和当地经济、掌握具体情况，潜伏‘一段时间’。这些肩负使命的人接受过怎样站稳脚跟的指导，首先尝试找苏联妇女结婚，取得合法身份和活动自由；或者故意犯一点轻罪，服满刑期拿到释放证明，凭证明申领护照。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民被限制在交通不便的科雷马。他们当然不愿接受，屡屡尝试逃往俄罗斯内地。但所有的逃跑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人居民点充斥着告密者和逆用特务。总而言之，国家安全机关警惕性特强。
居民点的气氛十分紧张，打架、杀人、吵吵闹闹。虽然可以随意活动，但制度非常严格：不准走出村子，夜晚10点熄灯，检查和搜查没完没了，犯错就关禁闭室，酗酒三次送劳动医疗防治疗养所强制脱瘾一年。然而即便做囚徒，他们也设法在俄罗斯扎下了根。
我问李心成有没有老婆孩子？答：‘我在俄罗斯跟不同的女人生了五个孩子，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哪儿都有，总之我在你们国家被监视生活了20年。’
然后一切都颠倒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同中国交好，推行另一种极端政策：大开国门，邻居似雪崩般涌来。昔日远东和极北安置区的许多犯人终于获得自由，纷纷跑进俄罗斯腹地。这些人早已熟知俄罗斯的语言、传统和思维方式，准备好了像其他人一样‘定居’在俄罗斯内陆”。
某位甄别过100多个中国越境者的克格勃官员评论上述报道：
“我没见过当场处决的情况。但几乎每个移交回去的中国人都被立刻反绑在棍子上，两个人抓住，第三个人用靴子狠狠踢他。我们一直要求中国边防部队别这么干，至少别当着我们面打人。有一回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大尉带着机密文件来投诚，跟他谈话，他表示：你们还没接触过中国人。他们纯粹无处可去，或者用‘软办法’——结婚、安家落户。中国人是很好的顾家男人。我们吸收这个大尉给我们工作。这是1969年的事儿”。
说到所谓“软办法”，国家安全局荣誉官员斯米尔诺夫上校在著作《边防审讯员的档案》中介绍过一个娶妻落户的案例：
“俩中国人生活在滨海边疆区，算是我们的某种顾问。其中一位着急找老婆。不知怎的他们发现科雷马河边一个小村庄住着一户塔兹人，塔兹人是北方一支少数民族。年轻的那个弟弟决定跟人家结亲，他俄国名叫别佳，哥哥有眼病叫瓦夏。我们仨一块儿进村，一位地段警察跑来协助。离客船发船还有一小时，新郎新娘躺床上，我和他哥和警察在窗外挨冻半个钟头，因为新郎正在屋里做爱呢。没挂窗帘，房基塌陷，室内活动一览无余。上了客船，安排兄弟住两人舱。捕捞秋刀鱼的女人们就搭乘这种船返回。海边的人都管它叫‘醉船’——大部分女人喝得七荤八素，双眼无神、面如冰霜。偏偏那些男的总爱往前贴。
我第一次检查俩中国人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新郎官。哥哥瓦夏沉默不语，呆滞地瞪着那只独眼。我绕着客船走一圈，没见别佳踪影。那些年轻娘们儿真能把他推下船。因为当时，达曼斯基岛事件之后，中国人不受待见，何况他一句俄语不会说。
我敲开客运大副舱门，他满脸不高兴，站在门口不打算帮我。一群全裸女人推开他，说：‘找中国人吗？他在21号舱！’我和大副过去把新郎官从醉酒婆娘身上拽开，婆娘在我们背后叫嚷：‘那你来呀！’
就这样好不容易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给新郎买点儿东西，给哥哥装个假眼，他俩就安心不闹腾了。”
可以这么说，那些“被盯上”的人，先拉去上一堂社会现实课，然后再上克格勃的“专业课”。所谓社会现实，体现在招待他们吃好喝好，带往商店参观，登时瞠目结舌：这是宣传吧！这不是宣传，宣传在国境那边儿呢——那边儿说俄罗斯人饥寒交迫。商店摆着黄油、香肠、稻米、面包和烟卷，都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
之后开始策反逆用，送回去执行任务。但格里戈利耶夫说：“我们掌握可靠信息，这条渠道也被中国情报机关频繁用来渗透他们的间谍。所以筛选变节者要慎重，细枝末节都得考虑到，包括直觉在内”。
例如一对夫妻进入滨海边疆区，谋职参加工作。但侦察员很快注意到小细节：丈夫和妻子睡觉不同床。施加沉重心理压力，二人承认不是真夫妻，是为了渗透俄罗斯假扮的。遂遣送他们回中国。
没多久又冒出一对，自称可以提供机密材料。把二人安排在秘密住所，之前的情况再次重演：丈夫和妻子不同眠，女的睡床男的睡地。俩人迅速逃走，被列入全苏通缉名单，最后在哈萨克斯坦抓获。他们逃亡途中在火车上抢劫一位俄罗斯人大笔现金。“夫妇”押送莫斯科，如有必要，可以让他俩为我所用。
滨海边疆区国安人员积累了丰富经验，写出一本怎样识别各类变节者的小册子，后来成为全克格勃系统培训教材。可资识别的标志甚至包括服装，因为每年都用布票买布。一位审讯员回忆：“观察偷越国境者的衣服，我知道哪个公社哪年供应的什么料子。中国人爱惜衣服，一条裤子穿很久，补丁摞补丁显示出什么时候供应了什么布，更因为这些布颜色不一样。”后来克格勃要求印发《偷越国境者初步侦察》参考手册，作者之一回忆说：“1982年我到莫斯科参加培训，在那儿受委托编撰这本书。刚开始不知道是苏联克格勃的命令，就写了些俏皮话取乐，比如在偷渡者体检项目里加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龙伯格测试保持稳定’。没想到居然通过主席审查印出来了。如果我事先知道，肯定不能乱开玩笑。而现在联邦边防局审讯员教材里就有我的这些贡献”。
（译注：“龙伯格测试”是蒙眼进行的身体平衡性检查）
国安人员掌握第一手信息，知道东方国家搜集情报的套路。举个例子，战前滨海地区出现一群伪装成越境游击队员的朝鲜人，自称躲避日本人追杀从满洲里逃来。滨海地区反间谍部门已经知道他们是日本特务，遂将计就计：派宋姓国安少校接近这些人。告诉朝鲜人上级信任他们，安排住在城郊，可以去剧院看戏，定期接受特殊培训。宋在他们中间如鱼得水，不光传递情报，还经常秘密越境。游戏进行的很顺利，直到战争前夕决定把他们全部消灭。
另一次有个叫“于贵”的（音译）叛逃苏联，克格勃认为又是圈套，假意制造充分信任于贵的氛围，开始帮他准备进出中国的穿梭行动。于贵执行了第一次任务，后来得知这次返回中国接到的指令是搜集关于军事单位部署、指挥员姓名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信息。返苏后于贵忙碌起来，寻找监视、监听设备。等一切准备停当，他开始违反居住制度频繁出入森林，在军事设施附近晃荡。邻居面前于贵解释说自己喜欢摘浆果、拾蘑菇、下河捞鱼，跟当地朝鲜人交往密切，经常夜间外出。终于惹恼了时刻警惕监视他的人，当于贵再次夜间离家时，“七小队”（隶属内务部外勤监视第七局）的人假扮醉汉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从此于贵天黑不出门了，但白天照样行动。不久克格勃派给他第二次任务，这次从中国境内带回一些情报，因而获得奖励。他用克格勃赏的钱购买照相机、望远镜，偷偷摸摸拍摄军用机场时被埋伏小组抓获。审讯中于贵承认自己的间谍行为并被判刑。
当然，干这种事情有时候结局是很悲惨的。
曾有三名克格勃人员陪同代号“蒙古”的中国间谍前往波格拉尼奇内镇邻近地区。途中一名克格勃身体不适，留下休息。抵达后第二名克格勃出发检查国境线，第三位是个小年轻，在车里陪同中国间谍。等待过程中这人睡着了，中国间谍抽出他的配枪先朝心口打一枪、又朝脑袋打一枪，撒腿就跑。也许他本没打算今天逃离，但事已至此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最好带点儿功劳回去——比如苏联手枪和消灭一个苏联克格勃，倘若被自己人抓住也有东西交待。当他跨越足迹检查地带时被发现，边防巡逻队赶至现场。中国间谍用一颗子弹打死扑过来的军犬，用另一颗子弹打死自己。
遗体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名克格勃奉命掩埋。二人给掘墓工人一瓶酒，没亲自核查尸体，结果工人误把间谍跟某个苏联朝鲜人搞混了。后者家属来办迁葬，惊见棺内躺卧中国人，吓得不轻。最后只好重埋一回。
再来谈谈非法越境的苏联人。中国在抚顺建立一座监狱关押他们，该监狱曾关押前国民党战俘直到1972年。苏联人使用单独的监室，还可以到图书馆借阅帝俄时代的书看。这些人主要是逃避战友欺凌的士兵，以及刑事犯或酒后迷路平民。比如1967年哈萨克斯坦有个叫昆芝巴耶夫的人喝多了骑马进入中国，十一年后中方连人带马一并送回。
1977年中国作为善意举动遣返的第一个变节者叫邦达里，曾是国营农场工人。此事甚至汇报过安德罗波夫本人。1970年该邦达里酒后迷路，领着狗步行跨越国境，向中国边民投诚。苏联边防军曾追踪邦达里足迹，发现覆盖老虎掌印，继而找到猛兽趴卧痕迹和一根骨头，判定邦达里葬身虎口，带回骨头销案。实际上邦达里被送到牡丹江市，混了个“饿死鬼”的名声，因为他体壮如牛，一餐能吃中国人一天饭量。
中国人善待邦达里，给他安排工作，定期询问他将来愿不愿意当国家部长——如果苏联发生政权更替，从乌拉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可能分离出一个新国家——邦达里对此持积极态度。他“被迫”撰写俄文公告、纲领、呼吁书和传单。后来某年十月革命纪念日邦达里再次喝醉，殴打中国人。当局把他丢进监狱，但继续尝试策反，带他参观剧院和长春市的“机器制造厂”（译注：可能指长春第一汽车厂）。该厂是苏联1950年代援建的，指给邦达里看放机床的“位置”，告诉他根据合同此处本应有苏联援助机床，但机床没来，搁块牌牌写着“这就是苏联履行合同的方式”。
最后遣返邦达里的时候，中国把那条狗也还了。虽不知七年间狗在哪儿养着，几乎走不动路，却含着泪一眼认出旧主人。邦达里拒绝抱狗回去。
同样关押在抚顺监狱的还有米罗诺夫中尉和列兵斯塔里科夫，二人在蒙古国境内狩猎狍子，追着追着跨越国境。米罗诺夫让斯塔里科夫留下看车，自己上山观察地形，这时中国边防部队冲出来逮捕斯塔里科夫，向他腿部开枪，又打掉大拇指一截骨头。中尉听见枪响飞奔救援，同样被捕。关押期间斯塔里科夫两次越狱，钻进火车厢货物底下忍饥挨渴，试图越境回家，但两次都被中国边防部队截获。
某年边境工事区走失了列兵阿维季相，他的两个战友因涉嫌欺凌被捕。经过长时间审讯，俩兵痞招供他们把阿维季相溺死在市内公厕。于是清空厕所，果然发现一具尸骨。侦查持续一年半，案件移交法院，忽然中国那边把活生生的阿维季相送来了！原来此人跟战友闹矛盾，战友把他弄到乌苏里江边，呼唤中国渔民游过来带走阿维季相。于是阿维季相被中国边防部队抓获，关押一年半，因为没什么利用价值而遣返。
1970年情报总局(ГРУ)驻远东地区无线电监听站军官瓦连京·捷尔别涅夫叛逃中国，关押九年送还苏联。
同年中国向阿穆尔州移交俄罗斯奥赛梯人布里塔耶夫，此人曾在贝阿大铁路工作，使用裹着玻璃纸的自编树条筐漂过阿穆尔河越境！中国情报机关把他单独关押，开始策反，许诺一旦苏联变天就让他做高加索地方官。中国原本的计划是派布里塔耶夫到莫斯科附近潜伏，买栋别墅，秘密成立组织严密的地下党。预备在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和乌拉尔设置党支部，中方认为这些地方将变成苏联最不稳定的地区。
就这样准备了约一年光景，研究了途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或阿穆尔州（备选）偷渡回苏的路线。然而即将行动前夕，早先干过军用贸易机构采购员的布里塔耶夫动起商业脑筋，声称中国人不知道苏联物价，给他买别墅的钱根本不够。中国人表示钱足够了，布里塔耶夫高加索犟脾气发作，双方在酒后争吵中不欢而散。之后三个月中国情报机关停止接触布里塔耶夫，决定踢他回去。这件事做得真巧妙，遣返之前完全瞒着布里塔耶夫，拉他到小城绥芬河摆宴席灌醉，再用挂窗帘的车送至边境检查站。布里塔耶夫毫无防备下了车，据现场一位克格勃回忆：“我头回看见一个人的瞳孔吓得发白”。布里塔耶夫押到莫斯科审讯一年，等于说他在中国、苏联蹲了两年牢，最终“心理崩溃”进精神病院。
伊尔库茨克居民索科洛夫最后命运也是进精神病院，他交待自己打算偷越国境找中国妇女结婚。为了带点儿“礼物”过去，索科洛夫开始搜集西伯利亚军事单位和军工厂情报，进入工厂和航空设施偷拍、画图。不得不说这人艺术天赋极高，后来工程师们审看索科洛夫在某厂画的航空发动机零件素描，冷汗直冒……
此外，又发现索科洛夫记忆力超群，精通五卷本俄文《毛选》，随便提一段话他都能精确指出某篇、某页、第几行。而且他体力充沛，不仅拳击出色，还能背负50千克包袱行走60千米。这些本领似乎不应该出现在“寻常人”身上，检查结论称索科洛夫患有“精神分裂症”。
克格勃负责运输安全的部门也调查涉及中国的民航案件。根据最高苏维埃法令，1973年1月之后“劫机”属于单独罪名，所以每架大型客机上都有武装警察执勤以防万一。1973年5月18日苏联公民勒扎耶夫劫持莫斯科至赤塔的图-104客机，威胁炸机，要求改飞中国。乘警开枪击中勒扎耶夫后背，携带的简易炸弹忽然爆炸，飞机凌空解体，81人全部死亡。
1985年12月19日，三十三岁的航班副驾驶员列兹金·阿里穆拉多夫劫持安-24客机迫降在黑龙江省甘南县境内农田。哈尔滨法院判处此人八年徒刑，三年后释放，1989年移交苏联。1990年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又判他五年监禁。
一架苏联直升机迷航，迫降中国境内。中国边防部队很快来到直升机和飞行员身边，之后飞行员又协助因暴风雪联系不上基地的中国人撤离。
英国反情报官员彼得·莱特讲过：“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痕迹的犯罪，所以直觉，无论好坏，总能在成功揭露这种活动上发挥重要作用”。
1978年5月9日某人跳下滨海边疆区达利涅列琴斯基地区沿国境线运行的火车，横渡乌苏里江到了对岸月牙湖附近。苏联边防军在岸边发现仍有体温的衣服、一包烟和门钥匙，通知哨所和巡逻艇警戒。达利涅列琴斯基边防总队报告哈巴罗夫斯克总部值班人员，请示如何处置，但军区领导严重玩忽职守未作应答。于是参谋长命令视情况采取行动，务必阻止非法越境。边防总队长得令，决定冲到中国一侧实施抓捕，支队长带20个登陆人员乘坐两艘“鹳鸟”汽艇靠上中国江岸，朝天鸣枪，紧追偷渡者。此时偷渡者已深入中国2千米，跑进一间木制哨所。抓捕队进屋搜索，见空无一人，后来才知道偷渡者藏身湖沼水下，像个职业间谍似的含着芦苇呼吸。支队长抓了几个农民用于后续双方交换，可农民躺地上不肯走。支队长放了几枪，吓得农民纷纷跳起来。据1993年哈尔滨政府出版的该省对外关系刊物，此举造成两名中国人受伤。
若非抓捕队员通过电台及时接到撤离命令，真不知事件如何收场。命令直接来自莫斯科边防军司令部，他们已经知晓情况。
第二天中国方面提出抗议。时任边区党委第一书记直言：“正是愚蠢的决定导致了武装冲突”。安德罗波夫亲自抓调查，惩罚一些军官，但忠实执行支队长命令的战士受嘉奖。
然而事件终究闹大，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出示苏联边防军遗留的弹壳做证据。苏联道歉的理由是追捕武装逃犯，要求将此人遣返，但究竟姓甚名谁却说不清楚。
然后，彼得·莱特讲的“直觉”起了作用。
滨海边疆区原克格勃局长格里戈利耶夫说：“如果这事儿能讲的话，我常常梦中办公，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偏门办法”。这一次他又发梦，梦见下属报称东方港宿舍不明人员失踪，“接着我脑海中显现手拿门钥匙的模糊人影”。早晨上班，格里戈利耶夫命令把在乌苏里江岸拾获的钥匙拿去东方港宿舍逐门查对，发现偷渡者系失踪工人斯塔尔琴科。后来克格勃经由自己的渠道核实斯塔尔琴科经中国去了美国，从那儿给在克拉斯诺达尔的情妇打电话，被全程录音。
多年前泰加森林曾有过一次搜寻中国越境者的行动，甚至莫斯科都派员指导，然而迟迟无果。当时参加搜寻的斯米尔诺夫大尉回忆：“一名当地人到我面前说，请原谅，也许你听了不信，也许会笑，但我岳母是村里有名的算命婆，眼观千里。她用自己的办法找了两天，说应该在这片地区搜索。卢比扬卡来的上级听完点点头：多么有用的帮助！算命的也给你们干活啊！结果偷渡者在算命婆所指位置不远处被抓获。我不信什么占卜，但事实如此。”
所以还是那句话，直觉无论好坏都有用。
即使到了苏联克格勃解散前夕，非法越境问题仍有待解决。1991年9月某天上午八点，第一总局局长谢巴尔申案头“主席（巴卡京）专用电话”铃响：
— 日本报纸说几千个党员干部正通过新疆偷渡中国，立即查证。
— 我认为这是假消息。现在传开了吗？
— 立即查证！
主席下令10分钟后，驻北京和东京的情报机构已经接到电报，要求他们迅速核实并向莫斯科汇报。谢巴尔申回忆：“任务就是任务，我干这行这么多年执行过许多荒谬任务，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
同样的命令也下达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的边防军和克格勃。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抓获了两个中国越境者，已遣返回去。
没多久电话铃又响：
— 关于叛逃者您有什么消息吗？
— 边防军说一切平安。
— 边防军说什么不劳你告诉我！情报怎么讲？
— 还没有。一旦我从驻外机构得知情况立即向您汇报。我相信此事是假消息。
再后来，驻东京的情报员约文章作者见面，那个日本人援引了一些模糊传闻。驻北京的干脆断然否认中国接收任何叛逃者。谢巴尔申面见巴卡京说：“这是相当明显的虚假报道。作者料到新政府心态不稳，故意动摇共产党人。谎言会被揭穿——但这不重要，疑心未消，下次有毒的种子还会从其他地方扔到犁好的土壤。这种手段我们太熟悉了”。
谢巴尔申表示：“决定忽略日本的报道——这是完全正确的决定。直接无视它，假宣传就没用了”。9月6号《消息报》刊登短讯：“昨天我们发表了塔斯社东京消息，称克格勃工作人员和苏共党员干部外逃中国。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核实，发现不符合事实”。
所谓“我们的记者”，想必就有谢巴尔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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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的一些冷知识
1.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俄罗斯境内俄罗斯族人数约1.11亿。
2.俄罗斯人最常见的单倍群是R1a、I1b、N1c。
3.中国有个“恩和俄罗斯民族乡”，俄罗斯族与华俄后裔大约占70%。
4.十六世纪开始小范围使用“俄罗斯”一词代替“罗斯”，当时莫斯科产生了“第三罗马”的概念。
5.十七世纪奥地利外交官西吉斯蒙德冯·赫伯斯坦在《莫斯科事务笔记》中写道，自古以来俄罗斯人被叫做“罗谢亚”——“意思是散布于各处的民族，因为罗谢亚在俄罗斯人语言里表示分散”。
6.芬兰语称呼俄罗斯人的中性词是”Venäläinen”，源自斯拉夫部落最古老名称“韦涅德”。
7.爱沙尼亚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叫“踢不拉”，据说是俄语脏话“X你妈”的变体。这个词本来指“苏联人”，苏联吞并爱沙尼亚后禁止使用。
8.历史学家韦尔纳茨基认为“俄罗斯”之名源自波斯语“卢赫斯”，意为“光线、明亮、洁白”。
9.至于“罗西奇”这个词，系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作者创造的新词，从未见过俄罗斯人以此自称。
10.苏联朝鲜人称呼俄罗斯人“毛子”，意为“大胡子”。
11.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俄罗斯和瑞典发生10次战争。
12.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在241年间发生了12次战争。平均下来，俄罗斯和土耳其每20年就要交兵一回。
13.俄罗斯哲学家伊万·伊林写道：“索洛维约夫统计过，从1240年到1462年（222年）发生了200次战争和入侵。苏霍京统计从十四世纪到二十世纪（525年）发生了329年的战争。俄罗斯历史中三分之二时间都在打仗”。
14.М.В.菲利莫申估算伟大卫国战争死了约600万俄罗斯人。
15.古罗斯时代，俄罗斯人自称“卢辛”、“卢萨克”。保加利亚语“卢辛”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初期。
16.俄罗斯境内讲俄语的人约1.375亿，全世界讲俄语的人约2.582亿。
17.就使用人数而言，俄语排名世界第五。
18.普希金创造了最多的俄语词汇，约25000个。莎士比亚对英语的贡献亦如此。
19.俄语唯一的单音节形容词是“恶”(злой)。
20.俄语有441个带“爱”的词汇，英语有108个。
21.最早的俄罗斯姓氏出现于十三世纪，但之后600年大多数人“有名无姓”。
22.给自己冠姓的风尚是从立陶宛大公国传入罗斯的。
23.到了1930年代普遍发放国内护照的时候，每个苏联人都要有姓氏。
24.约瑟夫·斯大林1945年5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宴会上发表重要祝酒词：《为俄罗斯人民干杯！》。
25.俄罗斯中部地名常见的某某“格达”，例如沃洛格达、苏多格达、朔格达…… 乃古代梅里亚人遗风。
26.“俄罗斯乌斯季耶村”的居民属于西伯利亚最古老俄罗斯族群之一，他们是哥萨克人和沿海居民通婚的后代，使用一种极罕见方言。
27.俄罗斯人侍奉过19位君主，来自两个王朝：留里克、罗曼诺夫。
28.“罗曼诺夫家”的人并非一开始就姓罗曼诺夫，他们既有雅科夫列夫家族血统，又有扎哈林-尤里耶夫家族血统。直到祖爷爷安德烈·科比拉的曾孙：费奥多尔·科什卡之后又很多年，菲拉列特大牧首才正式使用“罗曼诺夫”姓氏。
29.难以想象俄罗斯人没有巴拉莱卡琴？你大概不知道巴拉莱卡曾屡次被禁，查抄没收统一拉到城外烧毁，理由是“反对轻佻娱乐”。这种乐器重获新生约在十九世纪中期，一位贵族音乐家瓦西里·安德烈耶夫让巴拉莱卡再次流行起来。
30.古时候，俄罗斯人几乎家家户户门边都有“乞丐凳”，讨饭的或不请自来之客可以坐在上面。
31.俄罗斯帝国1910年人均酒精消费量排名欧洲倒数第二，仅次于挪威。
32.俄罗斯曾两次明令禁止“熊戏”：1648年、1867年。然而直到1920年代仍能见到人牵着熊满街走。
33.俄罗斯人不怕打架。1048年的编年史作者涅斯托尔写道：拳斗是俄罗斯小伙子最喜欢的消遣活动。
34.古时候俄罗斯男人的“脸面”不是锦衣华服，而是美髯。通常认为胡子不好人品不好，不蓄须者形同流浪汉。
35.俄罗斯民间形容酒量：第一杯身体健康，第二杯心情愉快，第三杯精神舒畅，第四杯迷迷糊糊，第五杯东倒西歪，第六杯胡思乱想，第七杯疯疯癫癫，第八杯手不能抬，第九杯瘫软如泥，第十杯无法无天。
36.研究者在一本1057年的编年史发现了最早使用俄语问安词”здравствуйте”的例子，其作者写道：“身体健康，并祝长寿”。
37.俄语骂娘的历史可上溯至十一世纪诺夫哥罗德桦树皮文献，根据上下文语境分析，“母亲”一词被当作秽语使用。
38.字母Б开头的那个骂娘话，曾被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下令禁止。在此之前这个词相当寻常，用来表示“淫乱”、“欺骗”、“谬见”、“邪说”或“错误”。
39.套娃实际不是俄罗斯土产，最初是从日本传入的一种玩具。
40.俄罗斯人爱下棋。考古证实早在十二世纪的时候不仅贵族下棋，普通人也下棋。然而曾有人试图禁止这种大众活动——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提出把下象棋的人逐出教门。
41.俄罗斯树皮鞋的特点是斜着编（形成斜方格），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则是直着编。
42.通常认为的很多“俄罗斯菜”并非原产，比如饺子(Пельмени)源自中国，大杂烩(винегрет)源自斯堪的纳维亚。
43.俄罗斯古代的某些妇女职业今已消失，比如收钱哭丧的、专门搅拌水果软糕的、塑造陶盆陶罐的、打结编绳的……
44.对待面包有一整套严格的“面包法则”：烘烤时祝福、烤出来不能掰断、不可抛投、不可放在没桌布的桌面上之类。
45.以前接生婆会陪伴产妇40天，协助她洗浴、康复和裹襁褓。裹襁褓过去俗话叫“包袱卷儿”。
46.俄罗斯人摆阔能到什么程度？十九世纪中期叶卡捷琳堡两位金矿主给儿女办喜事，婚礼进行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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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者十项特征
▢ 德米特里·塔拉托利
本文尝试描述斯大林主义者的标志和特征。不带情绪，不估计数量，只求给这类人做个定义。
1. 他认为：他这个人存在的意义应当是国家赋予的。
2. 他认为：社会正义可以甚至必须通过镇压来实现。不相信其他途径。
3. 他不认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是有价值的。
4. 他需要一个“领袖”作为国家化身，意义在于：公正和惩罚皆出自领袖。
5. 他凭借自己是伟大国家一分子的荣耀感，授予领袖“挥金如土”的权力。
6. 他抵触个人权利的概念，认为集体永远优先个体。
7. 对他而言，正义不是机会平等，而是消费平等。
8. 他相信忠诚是安全的保证，并且同意任何形式的不忠都应受惩罚。
9. 任何超出国家规定轨道的个人倡议，即便不是颠覆性的，至少是有害的。倡议的范围（比如一人看管多台机床、斯达汉诺夫式劳动）应当由国家给出。
10. 他能够接受东正教作为国家的属性和信仰的表现，但决不接受耶稣。因为他有一个“领袖”就够了，也就是旧约意义上的弥赛亚、新约意义上的敌基督先锋……
上述某些特征不仅限“苏联人”，但苏联确实使其具象化了。今后的情况取决于这些特征在非苏联出生人群中扩撒蔓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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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80年代苏联的新纳粹
▢ 谢苗·查尔内
（历史学家，记者）
今天经常听闻、读到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击败希特勒的国家居然有希特勒崇拜者公开上街？”提这问题的人显然以为他看见的纳粹分子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出现的。实际上，如今俄罗斯新纳粹分子的前身在苏联时代就已产生。只不过那时候他们被迫从事地下活动，秘密表达观点，而且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团体，他们没有自己的“史官”，所以流传下来的事迹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青年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纪念”档案馆、1979-1991年《苏联公报》等来源找到一些资料，足以查考俄罗斯境内希特勒徒子徒孙的主要活动。
“怪咖”和“政治家”
关于苏联纳粹主义团体的最早材料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后期，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代末可以找到几十个案例，记录了不同年龄段和社会地位的人（尽可能）公开宣称自己是纳粹主义支持者。这批人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所谓“怪咖”(стиляга)和“政治家”。“怪咖”基本是在校学生和青年人，在纳粹主义群体中占多数，精神上认同纳粹主义美学及其列队游行、对形体美的崇拜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目前所知第一个“玩票”性质的新纳粹团体是Ю.П.尤尔琴科（1939年生人）领导一群基辅中学生创建的。他们最初只把法西斯主义当游戏玩，后来决定组成纳粹主义青年团（形式上是法西斯主义，因为当时的苏联人很少懂得区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区别），名唤“SS维京”，宗旨是在苏联建立“国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强制实行社会主义，并且认为希特勒是个天才。侦办他们的刑事案件1957年12月终止，因为查明该“维京”团体成员除了胡打胡闹之外没有进一步行动。
1960年4月在巴库查获另一个亲纳粹团体。该团体成员是两所本地学校的九年级学生，他们开会讨论纳粹主义“优越性”和元首的“杰出思想”，反思德国“意外”战败的原因。其中几位学生家长社会地位颇高（阿塞拜疆地方工业部长、阿塞拜疆内务部核心机关成员），没料到孩子居然对希特勒生平兴趣浓厚，四处收集德国1930年代老照片，又缝制了一面带卐字的旗帜。然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游戏，所以他们最多能做到5月9日佩戴纳粹臂章去上学。
效仿纳粹的习气到了1970-1980年代蓬勃发展，一些中学生秘密成立“法西斯主义组织”。此种潮流的催化剂是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它是苏联影视业最早展示纳粹主义“宏大风格”的作品之一，同时将之“人性化”了。苏联当局很快意识到这种爱好相对无害，所以大多数“怪咖”一旦被党组织或共青团抓住，惩罚仅限预防措施，也就是叫到克格勃和区委/州委办公室训话。1985年克拉斯诺达尔逮捕的С.Л.谢尔巴耶夫大概是最后一个这种“怪咖”，此人听重摇滚，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自由人的敌意联盟”，而非“奴隶的友爱联盟”——也就是他所指的苏联制度。
跟“怪咖”不同，“政治家”不是被纳粹主义美学、而是被希特勒本人所吸引。“政治家”多数是心智成熟之人，个别人可能属于某个持不同政见团体。然而，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了解十分模糊，往往只钟情于一条：消灭犹太人。例如维亚切斯拉夫·索列涅夫，他退出维克多·波列诺夫的“俄罗斯人民民主党”之后，1957年制定“俄罗斯民族党”党纲，但根据波列诺夫的说法，索列涅夫的观点后来趋向缓和，1980年代后期开始呼吁区别对待“有害犹太人”和“有益犹太人”。
阿列克谢·多布罗夫斯基结伙成立的“俄罗斯国家社会主义党”也是亲纳粹团体，1950年代后期活跃在莫斯科。尽管多布罗夫斯基1990年代初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崇拜希特勒，可后来又声称对“纳粹党的手势和礼仪、德国人的精确性”印象深刻，他的朋友们则喜欢“战斗力、坚定言语、纪律、服从、符号和举臂行礼”。虽然他们的父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且战争结束不久，却丝毫不影响该党党员。多布罗夫斯基说他的支持者（当然还有他自己）认为害死百姓的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另有其人（换句话说，抱持战争对美国或“世界犹太人”有利的观点）。
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不迷恋希特勒人格。当回忆自己1958-1961年第一次在摩尔多瓦劳改营服刑以及同俄罗斯党卫军的关系时，多布罗夫斯基否认纳粹大屠杀，遗憾表示希特勒“是大自由主义者”。而按照波列诺夫的说法，多布罗斯基进了劳改营仍主张效仿法西斯路线杀光犹太人。同时多布罗夫斯基也有崇拜纳粹“宏大风格”的一面——曾在劳改营身穿党卫军制服拍照。
1963年沃罗涅日查获三名17-19岁青年人一年前成立的团体，自称：“国家社会主义秘密军事组织”，摆出一副要见血的架势。他们不仅庆祝希特勒生日、佩戴从战场遗址拾获的纳粹勋章，还渐渐囤积武器，准备战争爆发后打击苏联政府。搜查中至少缴获一支用自动步枪改造的短管枪。由于缺少资料，无从确定该团体被捕后的命运。
类似情况还有不少。例如1970年12月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某个姓连塔耶夫的工人张贴传单，写着：“我们的理想：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万岁！”1973年在押人员В.М.克拉斯诺夫向联邦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投寄“纳粹党纲领提要”，1974年另一名在押人员Ю.Е.巴库宁制订“国家社会主义党章程”——但不清楚这究竟属于头脑发热，还是为了被转移到政治犯监区而故意耍的手段。1981年阿列克谢·维坚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加里宁格勒（译注：今科罗廖夫市）成立“俄罗斯新工人民族主义党”，1990年代此人声名狼藉。
虚虚实实之间，还有个尼古拉·布劳恩（1938年生人，1969年被捕），当局对他的指控包括庆祝希特勒生日等。布劳恩同案犯之一阿纳托利·伯格后来说布劳恩一方面很喜欢研究希特勒，愿意听人家私下称呼他“元首”，但另一方面，庆祝希特勒生日是故意游走危险边缘的把戏，布劳恩似乎对此情有独钟。21世纪初布劳恩本人也自辩说庆祝希特勒生日乃是“为了让人注意他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而在法庭上这项指控被添油加醋变成了：企图炸毁列宁墓。
希特勒是艾森豪威尔变体？
翻阅这些刑事案件和回忆，不禁要问：为什么全国几十（甚至几百）人选择第三帝国元首做偶像？抗击第三帝国战争的硝烟才刚刚散去呀！
大胆猜想，这种选择是出于“逆反”。他们不相信苏联官方宣传成天妖魔化对手，抹黑杜鲁门、铁托、1956年匈牙利起义者和希特勒是一类坏蛋。他们视希特勒为共产主义死敌，认为他遭受了不公正诋毁，就好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样——许多“普通反苏人士”在此公身上寄予厚望。一些“纳粹分子”刑事案件能够直接证实上述猜想，比如1957年3月查尔朱市逮捕的М.Ф.日罗霍夫，他朝警察大叫：“希特勒万岁！法西斯主义万岁！美国万岁！”1958年7月逮捕的另一名被告干脆高呼：“艾森豪威尔万岁！希特勒万岁！”
而不清晰的反纳粹宣传导致这些人错误认知加深，例如1959年巴布什金市逮捕的某锅炉工相信：“希特勒是个聪明人，他想解放俄罗斯人民脱离奴役”。
结果，纳粹主义（确切说是法西斯主义，但那时候概念模糊）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替代品，主张坚决斗争共产主义，直到杀光苏共中央为止。我们可以在莫斯科石匠Б.С.布利诺夫案中看出这种认同，该人1957年被捕，曾议论匈牙利事件说：“如果我们有苏维埃-法西斯党，本人第一个参加，揍扁共产党员”。1967年第比利斯市三名中学生案（分别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则表明法西斯主义在反政府者眼中多么光辉：仨小子决心为终结苏联对格鲁吉亚的占领而奋斗，自称：“秘密法西斯组织”。
必须指出，许多希特勒崇拜者，包括“怪咖”在内，对希特勒思想之真意半懂不懂。举例来说，正牌国社党员几乎不可能接纳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但1960年查获的“巴库集团”成员大多数是这俩民族的人。1963年2月被定罪的犹太裔工程师格罗霍夫十分遗憾希特勒没能征服苏联，他这种思想更令人哭笑不得。
特殊国情……
波罗的海地区亲纳粹团体的发展又跟苏联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这儿的个别人崇拜希特勒有其特殊性，同当地民族独立运动，以及辩白战争时期服务党卫军、伪警察的所谓“战争英雄”的思潮紧密相连。例如1962年1月一群青年人在塔尔图市散发传单，帮当地法院审判的战时附敌分子说好话；1966年拉脱维亚民族运动一名成员在拉脱维亚国立大学教室画卐字；1967年两个立陶宛青年在利耶帕亚市跳伞塔顶悬挂卐字旗。1986年，拉脱维亚最后一个因反苏宣传被定罪的人：Р.希拉腊乌普斯称得上是这种情绪的最佳代表，他遗憾德国战败，因为波罗的海地区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认为如果希特勒战胜的话，他们的国家将有可能独立。
所以这些地方的亲纳粹言行表现得最突出。1969年4月11日塔林“莱奥莱奥”歌舞团在某集体农庄音乐会上表演了一支党卫军爱沙尼亚军团战歌。1980年9月22日塔林举办音乐会纪念本市解放，一群约20-30名青少年佩戴卐字袖章闯入会场，喊叫：“希特勒万岁！”
此外还有德裔苏联人和战时附敌分子惋惜德国战败的少数案例。
走向广场
虽然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苏联纳粹分子倾向于潜伏地下，但他们的“后人”八十年代初却突然高调亮相。目前可确认的是，莫斯科市新纳粹进行过两次公开活动。
1980年4月，10年级学生维克多·亚库舍夫（17岁）和一群同班同学跑去“巡查”莫斯科犹太教堂，他们身上仅有的纳粹服饰是靴子和黑衫。亚库舍夫本人表示他和朋友（10-12人）“只是看看”，表达“俄罗斯人对犹太人的兴趣”。他们的行为当时并未引起公众注意。
两年后发生的另一次事件，即普希金广场新纳粹分子示威，却被各家报纸广泛报道。最先刊登此事的是《苏联公报》，它是异议人士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在慕尼黑运营的。《苏联公报》报道说：10-15名高中生身穿带卐字的黑衫于17点、19点两次现身普希金广场，其中二人（或称六人）被警察抓捕。后来的报道进一步称：示威期间“俄罗斯”电影院有人散发新法西斯传单，这些人的头目稳坐高尔基街对面的“里拉”餐馆指挥手下，后者很快跟围观群众扭打撕扯。巴黎出版的《俄罗斯思想报》对此报道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一群青年企图在莫斯科市举行‘法西斯主义’示威。当天傍晚普希金广场聚集大批年轻人，一边是穿黑衫、剃短发的‘法西斯分子’，其中一些人佩戴卐字徽章；另一边则是各足球队、冰球队的球迷。本次示威活动事先已传扬开来（莫斯科学校老师警告学生4月20号不要去普希金广场，结果起了反作用——而这可能在当局意料之中）。据目击者讲，示威刚开始，‘法西斯分子’和球迷就打成一团，引起路人驻足。警方长时间观察不干预，最终抓捕了一些‘法西斯分子’和球迷”。
有传闻说苏联存在几个小型法西斯主义青年团体，其成员主要是党内高级干部家子女。可想而知，此类团体在曾被战争重创的国家肯定不受欢迎。与其说“官二代”们同情希特勒，倒不如说他们同情这个缺乏真正领袖、强大权力和钢铁纪律的国家。
无论如何，这些“表演”终究具有很强挑衅意味，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如前文所言，普希金广场示威事先已广为人知，当局很可能会利用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性质来诋毁人权运动。
然而著名的俄罗斯右翼激进分子研究者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对此事的描述要平淡许多：“……一群高年级学生，人数不超过15个，在人权活动家最喜欢的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孩子们多次同时抬右臂行‘罗马礼’，一字一顿地（小声）说‘希特勒万岁！’。事后亚库舍夫自吹自擂，称他本人虽未在那个光荣的日子亲临普希金广场，但示威者都是他的徒弟和追随者。”
总结上面三种描述，不难发现这次新纳粹示威事件真是一场烂戏。几乎刚开始就变成对立年轻人互殴，有人受重伤了才被警察制止。虽然逮捕若干名，却不知是否起诉定罪。
但无论如何，普希金广场这种地方闹出这种风波，本身就冲击着首都知识分子和西方媒体的观感。亚库舍夫1980年“巡查”犹太教堂的旧案被迅速翻出来。同时《苏联公报》开始连续报道1980年莫扎伊斯克市审判18名新纳粹分子案、1981年11月1日库尔干市百余名高年级学生穿戴卐字服装和袖章呼喊“法西斯主义救俄罗斯”示威事件，以及南乌拉尔斯克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列宁格勒市（喀山大教堂附近）“等其他地方”发生的新法西斯主义活动。尽管正如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所言，这些报道往往基于未核实消息，也就是道听途说，但经由“西方之口”重复，就成了言之凿凿的事实迅速传遍苏联，仿佛境内存在一种强大的法西斯主义军事化组织。1983年1月已经有人询问“知识”协会的讲师：下塔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基辅是否真有青年人“呼喊纳粹口号”。虽然亚库舍夫自己说过：“没有组织，没有名称，没有结构，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简单，无非读几本关于德国、关于当代新法西斯主义的书……”后来，种种传言彻底扭曲了普希金广场示威事件目击者的印象，例如在亚历山大·列克姆丘克的回忆录中，案发现场变成了“纪念希特勒生日大会……大家都穿一种衣服，互致‘希特勒万岁！’，佩戴卐字袖章”——这种场景更符合1990年代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根据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的证言，1983-1986年每年4月20号之前莫斯科大学集体宿舍都会传出风声说“普希金广场将有法西斯示威”。于是最活跃的大一新生并肩奔赴诗人纪念碑“打纳粹”，到了地方发现除警察和共青团员巡防队之外概无闲人。有时热心学生会被抓去警察局，发生如下对话：
— 你来干什么？给希特勒过生日？
— 不，恰恰相反，我来打击法西斯分子！
— 傻冒！苏联没有法西斯。你如果想跟他们斗争，去你们学校共青团员巡防队报名吧。
“反法西斯斗士”警惕性高涨，1982年差点儿揍了一个名叫“奇怪游戏”的新组建乐团。观众被乐团成员的装扮惊到了，因为社会流传纳粹分子也喜欢打细领带、两鬓剃光。结果，“奇怪游戏”很长时间不敢演奏进行曲，惟恐洗不清嫌疑。
那么问题来了：尽管1982年不是进行示威的最好时机，究竟什么原因促使苏联的“希特勒迷”公然走上广场？为什么之后不再重复呢？
西方的苏联研究者宣称这次示威是苏联体制开始法西斯化的征兆，认为党和克格勃内部的集团是青少年纳粹背后推手。但后来的事情表明这种论断站不住脚，因为研究者们无论如何找不到组织内部存在这种“集团”，当年的领导人们也没在回忆录中提起过。
然而考虑到新纳粹分子的高调举动和强力部门的消极态度，不妨假设幕后有克格勃身影。此外，根据当年内务部消息灵通人士口头提供的情况，国安部门代表早在1970年代末就禁止内务部对现存的法西斯主义团体采取行动。所以，示威是否另有目的，即新纳粹只是稻草人，用来吓唬那些对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深感不满的民众。
有意思的是，当局千方百计不让人议论新纳粹示威。例如1982年4月26日莫斯科印刷学院预科班政治消息课上，学生П.马斯洛夫开始谈论新纳粹示威，说他本人也在现场。党史女教师立刻找来克格勃官员格拉乔夫，后者告诫马斯洛夫和朋友：“学生不该参与打击法西斯，有专职部门负责”。最后马斯洛夫险些被开除学籍。同时，从官方渠道泄露的消息辗转登上国外俄文报纸。对纳粹德国暴行记忆犹新的老前辈自然更愿意站在政府一边，暂时忘记“生活困难”。
改革后时期发生的事情使我们相信上述推测确实可信。根据《俄罗斯的纳粹主义》作者维亚切斯拉夫·利哈乔夫的说法，安全部门曾经照此炮制“俄罗斯民族团结”(РНЕ)，增强该组织实力，在某些时候（如1993年10月）派其扮演稻草人。当其创始人、头目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独立单干之后，РНЕ被迅速边缘化。
除利用示威者扮演稻草人外，新纳粹表演也是当局全面加强管控青年社会团体的好借口。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体育爱好者、尤其练武的“守规矩”。根据《苏联公报》一篇报道：早在学生示威前，家长们就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被警告说目前有些亲纳粹团体打着各种体育俱乐部旗号成立。1984年政府下令禁止教授空手道。于是乎，原先散播的所谓体育社团是法西斯“干部熔炉”的说法也成了坚实论据。随后，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情报机关开始打击不合心意的音乐，宣布一些乐队是“法西斯主义”。
浮出水面之前
至1980年代中期，纳粹分子已经成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市传说的常见角色。甚至有关于法西斯妖怪的儿童恐怖故事。可惜，除了一篇1982年6月一群穿卐字夹克衫流氓破坏夏园大部分雕塑的费解证词之外，没找到1980年代前期列宁格勒新纳粹活动的其他文献证据。随着改革开始，新纳粹不再是神话。我记忆里，《鳄鱼》杂志1980年代末发过几篇文章绘声绘色描述他们，但那时候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开放政策唤醒了政治生活方方面面。少数“纳粹分子”很容易融进“纪念碑”、“维涅季”、”РНЕ”之类社会团体中。纳粹分子在城市传说中的地位则被“柳别尔”取代。
1987年新纳粹自己浮出水面，4月20号希特勒生日，两队17-22岁青少年身穿黑衫、臂带卐字，沿涅瓦大街和“起义广场”地铁站附近齐步游行。同日彼得戈夫也出现类似示威。新纳粹大规模亵渎犹太人墓地的墓碑昭示他们“出水”，4月17、20日两天140个墓碑遭破坏或涂污。4月25日一群青少年呼喊“打倒犹太人，拯救俄罗斯！”企图砸烂列宁格勒犹太教堂。参加这些行动的以职校学生居多。列宁格勒新纳粹头目叫罗曼·博伊佐夫。前一年也就是1986年，列宁格勒警察局对本地新纳粹游行示威、亵渎坟墓和打砸企图熟视无睹。
当局对新纳粹的追捕也几乎停止了。苏联最后一起侦办的纳粹宣传案1988年立案——塔林市逮捕策划组织“爱沙尼亚民族法西斯党”的С.若尔丁，但“由于情况变化”而撤案。
引用和参考：
（译注：太长，略）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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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情报员手册：《芬兰人民日常生活和习惯》（节选）
关于饮食
餐桌摆设
请注意：如果桌上没放烟灰缸，则不准吸烟（尤其餐厅、酒吧、咖啡馆）
两人桌摆设
餐刀在右，叉子在左，第一道菜前有勺子。左边小碟子是放面包和黄油、胡椒粉、芥末、盐的。
餐巾的用法：置于腿上，不可塞入衣领，用于擦拭手和嘴唇。
刀叉的用法：烤肉和菜肴用刀切小，叉起一小块食用。
叉子永远用左手拿着。
用手拿面包，然后放在左边的小碟子上。
刀叉置于餐盘两侧表示客人用餐未毕。
吃面包配黄油：用刀从小碟子取少量黄油涂抹面包上，然后将黄油刀放回碟子。
抓握高脚杯身（不可捏着杯脚）。葡萄酒、伏特加和其他酒精饮料都是分次饮用的（一杯喝2-3口）。不可碰杯，举到嘴边，说祝酒词。
食毕，刀叉并排放在餐盘内，表示已经吃完。服务员送下一道菜。
有自助餐的餐馆：午饭约400-500芬兰马克。客人自选冷盘、头道菜、二道菜、三道菜，吃饱为止。
餐盘、刀叉和冷盘摆在长桌上，热菜在炉灶上或另一张桌上。个人餐盘不可堆满食物，应少量多次取用。
户外就餐区：务必脱帽。这里不可催促服务员，耐心等待，因为您是来放松休息的。
在饭店、餐厅和旅馆，顾客习惯为衣帽寄存服务支付30-40马克小费。
咖啡桌的摆设：有一个糖罐和一把取糖的小勺，可以用它取糖块，但不可放入自己杯中搅拌。
别碰咖啡壶，那是服务员的事情。坐好，有人来帮您倒。
根据自己喜好添加鲜奶油给咖啡调味（不可滥用奶油和糖）。很多人爱喝黑咖啡。
用糖勺取一块糖，用咖啡杯底下杯碟旁自己的勺子搅拌。糖通常放2-3块。
搅拌咖啡不可叮当作响。安静做每件事，勿引人注意。
吃小蛋糕：用搅拌咖啡的勺子取食。
关于衣着
打领带：请注意领结应该系得短小。
穿正装读书时不可四仰八叉，要保持个人仪表。
可在西装下穿一件毛背心（无袖）。注意发型和胡须。
有袖毛衣（羊毛衫）全部扣子都系好，穿西装上衣通常不这样做。
毛衣下摆不可塞入裤腰。
穿有扣有领的毛衣，要在衬衫上打领带。
穿套头毛衣（运动式）无需打领带。
可用薄围巾代替领带。
双排扣西装，通常只系一颗内纽扣。衣兜浅，裤腿瘦。
穿三件套西装，背心纽扣一定要系。
外衣口袋盖要放在外侧。
集市购物，即便穿着漂亮衣服，也要背上背包。
鞋子必须始终保持清洁。对男性而言，衬衫领口、袖口和鞋子要特别关注，应当及时清洗擦拭。
长外套很少人穿，多数是老年男性。
戒指通常戴在左手无名指。
关于国内移动
自行车是农村地区和小城镇普遍的交通工具。
如果没有专用车棚，自行车就直接停在路边墙下。
公共汽车座位头顶有带编织网的架子，你可以放置个人物品如帽子、报纸、杂志、手套等，但提箱除外，车厢后部有存放行李的专门空间。落座别人身边之前要先征得同意。
到花园（公园）休息，坐在“老汉”或妇女身边有失体面，最好找个空位子。
关于住宿
旅馆双人间费用2500-3500芬兰马克。房间门旁有三个呼叫服务的按钮。
旅馆单人间费用1500-2000芬兰马克。
关于宗教
路德教会的礼拜仪式：做礼拜者手拿祈祷书坐长椅，不在胸前画十字也不鞠躬。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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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时期举报警察滥权的群众来信
不管什么时代，一些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滥用权力，无论他身为国家领导人或基层执法者。现存信件显示，苏联部分警察把赫鲁晓夫的“解冻”歪曲成了“劫动”。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古科沃市Н.波利亚科夫的信：
6月15日星期六，“古科沃煤业”托拉斯15/16矿井的几位工人决定出城玩一天。就在去兹韦列沃站途中，我们的车被兹韦列沃警察局醉酒警员拦截，没收司机的行程单。当我试图询问他为何这样做时，叶尔米洛夫警员用皮靴踢我胸口，接着把我拖下车。然后叶尔米洛夫拔出手枪要杀人，同志们冲过来把他的枪打掉了。此事报告给兹韦列沃警察局长，但他处于酒后不冷静状态，未查明情由，反而在小孩面前（我们和家人共同出行）破口大骂，威胁让我们坐牢。事实上，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本人，以及古科沃第1建筑工程局高级施工员И.Я.博利涅尔和同一部门施工员С.С.希多格利泽被殴打并拘留。后来叶尔米洛夫警员持铁器打我左眼，传唤审讯时又多次打我。直到凌晨2点录取书面口供后才放我们回家。我被打得失去工作能力，在古科沃门诊部治疗很长时间。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斯科市Н.谢廖金的信：
6月24日我和兄弟去电视机修理部。在巴巴耶夫工厂站登上40路公交车时，突然有人抓我头发向下摁我头、反剪我双手。我问为什么袭击我，听到一通脏话回应。然后我发现袭击者是警察，其中包括警员叶尔绍夫上尉。他们把我拖到沥青路上，打断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扔进一辆车。后来我在莫斯科第98警察局苏醒，他们对我进行搜查，拿走我的共青团员证和通行证。我在警察局关了几个小时，有人告诉我抓错人了。第二天早上救护车把我送到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我被诊断为“脑震荡”，住院10天。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诺夫哥罗德州赫沃伊诺耶镇Н.П.斯坦丘科夫的信：
1957年7月2日在赫沃伊诺耶镇“海燕”体育场，警员晓戈列夫走到我面前让我给他买伏特加。我没给他买伏特加，然后警员斯米尔诺夫把我抓进警察局。他二人都喝醉了，砸坏我的假肢，撕破我的外套、上衣和内衣，把我赤身裸体用绳捆着打。
我向地区和州警察局投诉，可他们未采取任何措施，斯米尔诺夫警员反而对我立案，威胁要驱逐我和全家。请保护我不被警察欺辱。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洛杰奇诺市Г.С.达什克维奇的信：
1938年出生的共青团员В.П.斯卡宾被打伤，住进莫洛杰奇诺铁路医院。他说，打人者是莫洛杰奇诺警察局警员。
他说：1957年8月18日跟同事们分手后，独自从市公园回家。快到家的时候遇见一个警察，反扭他胳膊打他，接着吹响哨子，又跑来三个警察群殴斯卡宾。打他的腹部、后背和脸，昏迷失去知觉，在警察局剧痛苏醒。
市警察局长说可以放过他，警告斯卡宾不准把挨揍的事告诉任何人，甚至让他写了字据，表示他斯卡宾不对警察局提出任何索赔。
我们惯常认为警察是秩序维护者，但胡乱打人算什么秩序？这是第二起案件。1938年出生的В.П.维亚尔6月22或24日也被警察殴打，抢走随身手表一块，至今未归还。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科特拉斯市Е.А.沃罗比约夫的信：
1957年7月18日，我和“诺金斯克号”轮船水手В.库尔涅科夫、Н.П.马肯、Д.斯米尔诺夫四人在科特拉斯市河运站。
17点左右一个少校（不知其姓名）领着7-9个警察走向我们。不警告，也没检查我们证件就扭我们胳膊。我们问什么事，对方不答，反而打我们脸，把我们拽进科特拉斯市河运站派出所狠揍，拳打脚踢。我和同事呼救，河运站派出所外人群越聚越多，这时殴打才停止。警察把我们塞进一辆封闭式汽车，拉去市警察局。我们在车内继续遭殴打。
我两眼乌青，左臂肘部破裂，鼻子断了，同事们和我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我两天站不起身，还咳血。
被抓之后五天才送我们到科特拉斯第2监狱，十天后才让我们去科特拉斯医院诊治，但接诊大夫跟警察谈了很长时间话，没给我做检查，写证明说我未受伤。
科特拉斯警察打人的事情并不罕见。1957年4月15日公民В.扎波尔斯基（家住卢那察尔斯基街53号）在看守所被殴打，1957年7月6日施皮岑斯基厂工人М.Д.波波夫和其他几名公民也遭殴打。
本人至今仍在科特拉斯第2监狱。没有任何调查。请帮助加急处理我的投诉。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利沃夫市А.К.萨兰丘克的信：
利沃夫市发生如下案件：4月6日-7日公民Б.П.沃隆离家未归，4月7日他夫人卓雅·沃隆娜得知噩耗，丈夫因突发心脏病死于利沃夫第2警察局醒酒所，遗体在停尸房。
沃隆的夫人和母亲看到死者遍体鳞伤，几乎无法辨认，当时只有36岁。
于是死者亲属从基辅请来法医检验，发现：两根肋骨骨折、肾脏受损、鼻梁断裂。
对负责该醒酒所的警员提出刑事诉讼。
庭审期间查明，Б.П.沃隆在醒酒所遭三名警员殴打。庭审中出示两份文书：第一份声称沃隆是在轻度醉酒的健康状态下进入醒酒所的，第二份则称沃隆被送到醒酒所时烂醉如泥，死于心脏病。
这两份文书都是古尚斯基医生在同一天起草的，但第二份晚了几个小时，也就是沃隆死亡之后。大概他们忘记销毁第一份文书。
许多曾进过醒酒所的出庭证人描述了警察如何殴打被拘留者、如何在男人面前剥光女人衣服，以及不归还查扣的公民贵重物品和钱款。庭审还发现许多被拘留者抓进醒酒所时并未饮酒。
现已查明，醒酒所是经济核算制单位，有特殊的“生产财务计划”，因为每接收一个人可得40卢布。
一些证人告诉法庭，他们曾向市和州警察部门投诉醒酒中心的虐待行为，但投诉没得到回应。
法庭判决导致Б.П.沃隆死亡的罪犯刑期不等的监禁，但纵容此等恶行和胡作非为的领导干部也应受惩处。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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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 佚名
亲爱的读者，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苏联餐饮业后厨偷肉、偷酸奶油的黑幕。今天咱们放眼观瞧，看看苏联其他经济部门从业者是怎样职务侵占的。
首先，从理论上谈谈社会主义条件下大规模盗窃的不可避免性：
国有化、集体化、取消私有财产权之后，苏维埃国家一切都归党的官僚掌握。百姓除镣铐外一无所有，苏联之父列宁同志看着是好的。根据他的伟大教导，恰恰是穷困潦倒的乞丐、无产者正确看清了人类历史必由之路。而那些资本家、有产者，整天吃野味、吃菠萝，猪油迷了眼。农民，由于其生产的私人性质，倾向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妓女，卑劣又腐朽，甚至不算个阶级。
为擦亮双眼，特规定全体苏联人属于身无长物之无产阶级。资本家枪毙一部分——免得妨碍人类福祉，“剥夺”一部分——很快淡化为遥远记忆。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和奶牛，成为农村无产者；知识分子不再享受非劳动报酬（例如发明奖励上限20000卢布），成为脑力无产者。
由于被剥夺了私有财产权，无产阶级群众领悟到“周围一切都是人民的，人民的就是我的”，对此深信不疑。无产者拿点儿东西，怎么能叫偷呢？叫“共产”！当然了，共产什么主要取决于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
苏联商业工作者
食品售货员耍各种花招坑害顾客，比如包装材料计入重量和缺斤短两。撒漏、干缩、破碎、腐烂……都是销账好名目。“省”出来的生鲜货带回家自己享用，耐储存的拿去换日用工业品。
工业品售货员擅长“后门交易”、“柜台下交易”。比如商店进货一批捷克鞋，显然苏联人人都爱捷克鞋，但除了“布尔什维克厂”的“老头鞋”，买不到别的，因为外国货根本不上架销售。捷克鞋私下加价转让给熟悉的“贩子”、“倒爷”，他们拿去莫斯科之外的大小城市跳蚤市场，二次加价兜售。爱美的、赶时髦的人省吃俭用打扮自己，逛市场逛出了精品店扫货的感觉。
更巧妙的办法是走寄卖商店。这种商店转售“小白桦”出来的高级货，远洋水手捎带的舶来品、走私货，从住宅偷的好东西（赃物），以及国营店售货员私藏的稀缺品。
售货员做贼的另一种特殊形式叫“以物易物”。就是你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你的商店，以“国家牌价”卖给她，她也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她的店里，以“国家牌价”卖给你。这样一来就不必去跳蚤市场找投机商加价购买，所以你俩都“赚了”。
苏联工人
你说，要怎样从机器制造厂偷点儿有用东西，又如何在保密企业神不知鬼不觉盗窃？
我曾在一位受尊敬的苏联工人的储藏室看见如下物品：硬质合金钻头、各种目数金刚砂纸、氧化铬研磨膏、昂贵的成套针矬、切削螺纹的丝攻和丝板、凿子、各式金属丝（包括镀铬丝等）。您可能会问：他要这些干什么？不是每样东西都能随便买到。此人喜欢在家做手工，几乎每件家具都是自己亲手造的，还会用白铁丝给女人打首饰。顺便告诉您：别人家餐具橱放小象玩具，他家放涡轮叶片。
汽车工厂零配件失窃的数量很大。打个比方，假如“日古利”特别容易断裂的凸轮轴又缺货了，请到全国任意跳蚤市场选购。
简言之，广大人民群众从工厂盗取一切自家可用的东西。社会上管这号人叫“孽孙”，当年创作不少讽刺作品揭露他们。当然，肯定不是人人都甘愿做贼，毕竟这种行为既犯法又丢脸，可架不住许多人不在乎。
举本人经历为例，我不止一次见过占小便宜的家伙端出糖果店偷的大块巧克力，还曾买过一米长未切割香烟，显然是卷烟厂流失的。
熟食店员工把小灌肠缠绕身上，外面套件衣服——这时候就知道胖婶的妙处啦，不显眼嘛。汽车厂员工想要曲轴和配重块，曲轴挂后背，配重块挂前胸，皮袄一裹慢慢走，少眨眼，要看起来轻松愉快。您如果跟本厂开卡车运垃圾的驾驶员搞好关系，能偷的就更多了。
盖别墅的工人偷建材、工具和工作服，直接拎走就行。您家附近若有建筑工地，花几十卢布随随便便就能找他们买几立方混凝土砂浆和砖头。砖头按“碎裂”在账目上注销，但我认为砂浆根本没法算，天天有凝固浪费的。
货车车厢不挂锁，否则钥匙就得两地送。车门用铅封，但铁路工人懂得怎样撬开拿点儿东西再原样封好。众所周知枕木是建造温室、澡堂地基甚至整间别墅的优质材料，所以丢得特多。
某位装卸工对我讲过他的故事，当时我俩边休息边喝刚从卡车上偷的梨汁汽水。此人曾在乳品厂工作，围墙隔壁是酒厂。午休的时候，一袋袋牛奶和奶渣扔过去，装满酒的橡胶容器飞过来，喝完掷还人家。他是酒鬼，遂在邻厂谋个职位，畅饮之余用热水袋往家偷。有一次他跟司机合伙偷走一大桶，俩人连喝一星期，被开除。
再讲个活生生的例子：炼油厂开出装满汽油的罐车，驶入调车场。场站检查发现有泄漏，指示司机移动到另一条铁轨，同时通知炼油厂。厂代表今天过不来，60吨汽油泄漏到树林附近小沟，漫溢周边空地。铁路编组员和调车场司机看到这种情况，自己拎着油桶走向罐车……不久他们出现在调车场旁边公交站，把汽油卖给私家车主。既然罐车泄漏屡屡发生，调度员和场站经理也参与进来分一杯羹，只要尝到甜头，就开始蓄意破坏罐车。
苏联集体农民
集体农庄庄员也是能偷尽偷，包括粪便，这玩意儿在别墅度假者中间是畅销货，每车大约50-100卢布。有一回我和朋友喝醉了，临时起意到某个国营农场的大学同学家拜访。次日酒醒，我们六个人饱餐一顿丰盛午饭，有鸡肉沙拉、鸡杂面条和炸鸡块。同学他爸自豪地问：“你们猜猜老爹在哪儿上班？”我们说：“养鸡场啊！”
庄稼汉要盖房，就到当地林业局的土地上锯树，或者到木材厂偷板子。我小时候跟村中顽童偷过黄瓜，还曾在克里米亚偷葵花子，装满了“扎波罗热人”的后备箱。还有一次偷玉米，因为想煮着吃。当年我虽是小孩，但记得并不认为偷国营农场大田是犯罪。到别人后院偷才叫犯罪，我也干过——偷人家苹果。但其中动机是故意犯浑，我们知道自己在做贼，感觉很刺激。
驾驶员
驾驶员们拉什么偷什么，无论苹果或伏特加。然而最主要的是偷时间和汽油，把公家车用于私人营生，叫做“赚外快”。您搬家没车试试？而且找不着搬运工？这时候朋友托朋友，花几个钱就能解决难题。谁家有辆“伏尔加”，简直是香饽饽。出租车供不应求，收费便宜得多。
说到开出租的，没几个清白。首先，出车不开计价器，钱直接装自己兜里；其次，他们要按照各项规定向车队维修工和清洁工付费；第三，在汽油和零配件上动手脚。他们根据需要贿赂身边所有人，包括警察。
甚至电力机车司机也赚外快，想不到吧。有一次我坐在电力机车驾驶室跨城旅行，因为车票难买，多给司机十卢布无所谓啦。
苏联知识分子
您以为医生不偷吗？我朋友的妈妈当大夫，她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悄悄喝她拿回家的医用酒精！
但我觉得老师不偷，学校有什么可偷的？
动物园员工偷饲料，还记得“狮子吃不饱”的传闻否？肉的情况我不敢乱讲，但亲眼见过女员工白天拿胡萝卜、卷心菜喂猴子，自己晚餐吃胡萝卜卷心菜沙拉。说实话，我没法责备她们，这些人大学文凭，开80卢布薪水，纯粹凭着一腔热忱忙工作。
如果设计师没机会到试验单位就职，只好偷“科希诺”牌铅笔、橡皮和回形针。如果有机会，那就随大流偷各种钻头和“美国真金”做首饰。
大客车载着工程师们到集体农庄菜地收卷心菜，巡逻队在外围监视。回城途中客车被截停，搜出一包又一包卷心菜。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帮集体农庄无偿劳动，拿点儿胡萝卜、土豆是大家普遍默许的，连领导都不说什么。
不过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偷公家东西的机会较少。
手工业者
由于商品和服务短缺，一些手工业者略尽绵薄加以填补。他们从工厂车间偷出材料，制造不同于苏联垃圾的东西，或者修补这些垃圾，或者复制垃圾。
比如一切电器都有周期性故障。今天的消费者早已习惯一台电视一直用到坏换新的，可苏联电视每年至少坏一次。如果您说您家的“地平线”到现在还能看，请解释解释为什么当年开了那么多修理店，店内堆满那么多家用电器。
等候电视修好少则一月、多则一年——您翻翻旧报纸就知道了，“生活服务社”差劲到允许大家顺便批评的程度。所以某位工程师从军用通信设备厂偷点儿星级元件，收少许费用帮人装到电器上，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业外人士看到这儿或许不明白，是这样：材料生产中的零件品质取决于公差，比如标称值百分比。苏联电器元件使用同样的流水线生产，但品质最好的（比如电阻接近标称值）打上星号供军工厂，次好的供民用工厂，最劣的进入修理店和零配件商店。所以，使用盗窃零件的家庭修理师傅只需更换四只功率晶体管，就能显著改善您“奥德赛”牌放大器的可靠性。
还有给脆弱、弯折的苏联木门包裹保温材料的师傅，用的是赃物人造革、工业用棉和家具铁钉。我记得这些东西直到九几年才有公开销售。您找找老房子看看，门几乎都包过，除非换过铁门。
地下商人
苏联式盗窃的最高境界是建立秘密制造业。关键在于那年头无需营销、品牌和什么推广招徕顾客。普通人有钱买不着好货，任何比苏联国标狗屎稍强点儿的东西必有人求购——当然国标狗屎也不愁卖啦。地下商人用失窃材料造出东西，通过已买通的商店经理销售。
干这种事不要求高超智慧，您所需的一切东西都由于管理不善摆在明处。写到这儿必须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始终存在库存过剩问题。国家计委规定产品目录，如果长筒女靴过时了，还可以继续生产两年，送去减价商店和农村商店再卖四年。
九十年代我结识几位曾经的地下商人，他们为苏联石油工业制造设备，其网络包括研究所和工厂。我不清楚人家怎么运作的，但从本质上讲，譬如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闸阀，想办法把它卖给采油的就行了。九十年代他们直接收购工厂，告别了管理不善，却又遭遇新问题：敲诈、征税、保护伞……
总结
写这篇文章绝非贬低苏联各族群众，我的用意恰恰相反。某甲偷某乙历来是犯罪行为。只有把国家厚颜无耻攫取人民的全部财富偷回来，才不受人民谴责。
苏联人集体盗窃，因为没有主人，劳苦大众沦为赤贫乞丐，排队入住国有公寓，在国营工厂打工糊口，失去发小财的权利，留不下像样东西给子女，攒够棺材本就是好奔头。从本质上讲，干部官僚同样是乞丐花子，对工厂或集体农庄态度冷漠。苏共中央委员领导一切，但什么也卖不出去，所以拿着国家纯粹用于炫耀，比如导弹越造越多，跟美国人争风吃醋。
共产党人自己明白这一点，甚至想出个术语“管理不善”(бесхозяйственность)。真奇怪，起初把主人赶尽杀绝，之后又抱怨主人缺席。
您会说今天他们偷的比过去多万倍，不错，但如果他们在大半个世纪生活中，偷国家一点东西贴补家用不以为耻反为荣，怎么拦着人不偷呢？大家都知道，全苏联的消防柜除悬挂灭火器、长杆钩、斧头之类应急用品外，必备一两个倒锥形水桶。这种桶子底部尖尖，不是寻常那种平底，不能直立放置，应该没人偷。可我亲眼见过奥尔忠尼启则市（弗拉季高加索）中央市场旁边“赫鲁晓夫楼”某户阳台外面挂着一排尖底桶，当花箱用，颜色涂的很欢快。再过一个世纪原苏联的人民才会停止盗窃，开始认同国家、爱护国家，因为它对自己有益。
而且，唯有这种苏联残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人继续糟蹋住宅楼刚装的单元门。似乎入户门里面的才是自己的，外面的都是“国家的”、“无主的”、“敌对的”。
再者，骂苏联不必然等于赞扬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反而可能意味着不希望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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