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 145

1968年8月24日

内容：

关于实施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规定。

莫斯科，1968

命令
苏联部长会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1968年

内容：
№145 关于实施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规定。

№ 145 1968年8月24日 莫斯科市

公布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薪酬委员会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1968年7月1日№ 186/П-14《关于批准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决议。

命令：

1. 苏联部长会议、自治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各边疆区、各州国家安全委员局、处，克格勃边防区军首长、部队指挥员，培训机构负责人，企业、机关和组织领导，管理局首长，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独立克格勃局处：根据苏联卫生部制定的供应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医学指示，以及向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工人和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规定，与地方工会委员会协商，制定有资格领取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劳动条件有害工种、工人和职员名单。

2.免费供应牛奶的开支来源：

克格勃机关——依照克格勃预算第1条之规定（额外类型货币工资）；

克格勃部队——依照部队预算第8条之规定；

培训机构——依照预算第11条”и”款之规定；

依靠财政维持运转的医疗、科学研究和其他部门及组织——依照国家预算相应开支；

实行经济核算制及未列入预算的企业和单位——来自商品产品、建筑安装工程或服务收费。

苏联部长会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А.马雷金少将

▢ 阿纳托利·哈马耶夫

我是一个曾在苏联食堂吃了多年饭的人。起初作为大学生吃学校食堂，上班当了普通工程师吃单位食堂，最后到各地出差考察苏联经济——吃全国的食堂。今天打算写写我印象中苏联的食堂什么样子。

本人第一次亲身体验“非家庭餐厨”是在部队食堂，简直太可怕。第二道菜是煮大麦米，汤里飘着油脂块，糖渍水果暗褐色，茶淡而无味。我在部队减重15千克，其他跟我一样吃战士灶的伙伴也都迅速掉肉。军队里唯一像点样的吃食是白面包加少许黄油和两个鸡蛋当早餐，很单调，第二道菜几乎不放调料，味同嚼蜡且不健康。军官在另一间食堂用餐，干部灶当然好得多了。按照规定，值班人员应该在大食堂开饭前过来检查食物，但这个程序纯属应付公差，伙房给他单做一份，跟战士们的不一样。比方说吧，军官吃的粥用黄油调味，搁大肉块，战士的粥只有油脂块，偶尔见小肉丁。晚餐永远鱼肉配大麦米粥或黏糊糊粘成一坨的意大利面。后来我开始大学生涯，渐渐了解地方上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在电影、书刊、宣传画里，苏联人喜欢把公共餐饮视为社会主义的福祉和伟大成就来介绍，那副图景总是：苏联公民端坐铺白布的桌旁，翻看美味健康菜单点餐，享受优质可口佳肴！但实际上，苏联的公共餐饮业相当恶劣。

正如苏联几乎整个劳动领域，那些从事公共餐饮的人毫不在乎自身服务水准，毕竟苏联没有私营企业，也就是说缺少同行竞争。国家垄断了餐饮系统，甭管你乐意不乐意，只能走进5号食堂解决午饭问题。当年没多少替代选项，那么基于上述原因，一家餐饮机构不会由于饭菜质量低下突然流失客人、面临倒闭。导致公共餐饮恶劣的第二大原因在于普遍性贫穷和匮乏，各行各业充斥各种形式的腐败。凡有机会参与任何资源（食物、鞋子、衣服、燃料、建材等）分配的人十之八九监守自盗、从中渔利，罕有例外。

由于这种小偷小摸横行，本该美味可口的饭菜沦为勉强下咽的糟糠。例如半肉半素的“肉馅”、稀释到“酸牛奶程度”的酸奶油、“视条件”放或不放茶叶的茶水之类。我上大学那会儿通常来不及在宿舍吃早饭，第一节、第二节课中间跑去小吃部买个模样难看的露馅小圆饼充饥，售价15戈比，搞不清里头什么肉。大三、大四我就不吃露馅小圆饼了，买另一种糕饼，名字忘记，22戈比，消费得起，味道挺好。上午课全部结束，我就去大学地下室的学生食堂吃午饭，那儿永远排队。花75-80戈比能吃两道菜，搭配沙拉和糖渍水果。花90戈比或1卢布可吃甜蛋糕。一杯酸奶油1卢布20戈比，半杯有时候卖1卢比10戈比。酸奶油+甜蛋糕属于最高级、最令人满意的学生午餐了。

汤类有红菜汤、咸黄瓜肉汤、豌豆汤和加了稻米或面条的牛奶汤，似乎还有一种细面条和肉丸子汤。红菜汤特别难喝，压根比不上小时候妈妈在家做的。我记得豌豆汤还算可以接受。
我的第二道菜通常是煎肉饼(котлета)，什么肉不记得，口感跟烧牛肉有点儿像。多年后我出差到维尔纽斯、里加，第一次见识了人家餐厅的肉食什么水平。几乎整个苏联的煎肉饼都是油腻的碎面包干混合30-40%碎肉，蒜味浓烈。据当年的食堂工作人员介绍，每当肉馅开始变质，就加入大量蒜末掩盖异味。还有一种煎肉排(шницель)，同肉饼的区别之处在于形状更扁、售价更贵，穷学生领到助学金才会去吃，毕竟不是人人肯多花25戈比。食堂也有饺子，比肉饼贵10戈比，莫名唤起我对自家饺子的思念之情，虽然跟妈妈包的相比有云泥之别。

鱼糜制作的炸鱼排不知何故味道发苦，能吃出细碎的鱼骨。配菜一般是各种粥、通心粉和土豆泥。粥往往被熬成凝胶状，通心粉端出来也是这副形象。土豆泥令人倒胃口，经常是“带眼的”，也就是土豆皮没削干净，谁肯买有黑点点的土豆泥啊。
对了，我忘了提，苏联人煮稻米不可反复加热，否则品质最好的米也会碎裂如浆糊。

再说沙拉。苏联市面没多少高品质新鲜蔬菜，做不出什么好沙拉。我记得有一种醋拌卷心菜沙拉还可以。手头宽裕的时候买一份“苏式奥利维耶”(оливье)，对学生而言很高级了，满满一碗熟土豆、甜菜和绿豌豆，大量蛋黄酱，滋味丰富。还有一种熟甜菜、土豆、腌黄瓜、胡萝卜和洋葱拌的大杂烩，淋上植物油和醋，广受欢迎。至于新鲜黄瓜沙拉或番茄沙拉，非常非常少见。茶叶用大锅煮，长柄勺舀进杯子，咖啡也照此办理，当时一种用菊苣粉做的“代咖啡”十分流行。可想而知，你喝进嘴的茶和咖啡都被水严重稀释了。

糖渍苹果或糖渍其他干果不缺。间歇性供应甜点，酥皮点心、果酱馅饼之类，馋学生见了一扫而空。

大四、大五我在某研究所实习，那儿有个职工内部食堂，饭菜品质属于正常水平。虽然选择不多，但远胜大学生食堂。土豆泥就是土豆泥该有的样子，通心粉颗粒分明不黏糊。我记得在研究所吃“海军通心粉”很高兴，因为有碎肉末。小面包、小蛋糕也是现烤现卖的，味道佳。

毕业后正式参加工作，我千方百计避免在食堂吃饭。腰包有钱了下馆子，来一盘“塔巴卡鸡”，贵则贵矣，美味可口。饭店的菜单应该说不差，但我记得总想点基辅鸡，也很好吃。我在摩尔多维亚尝过玉米糊糊（“马马利加”），在立陶宛尝过“齐柏林奈”（译注：土豆内塞肉馅、奶酪馅，因形似齐柏林飞艇得名），虽是人家的“国菜”，我却不喜欢，印象不深。在格鲁吉亚吃了苏联最顶级佳肴——烤羊肉串，贵的要死，但肉质天然。七十年代末到阿拉木图部队单位出差，顺便喝羊肉汤，很满意。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也躲开食堂，去马雅科夫斯基广场的“北京饭店”，跟讽刺剧院一街之隔，当年午餐时段大厅供应简餐。饭菜好，价钱更“好”，不过对于工程师和办公室职员来说不算什么…… 工人群体或许感觉头沉。

总而言之，就像前面讲的，苏联公共食堂菜式稀少、品质低下，比起今天的正规餐厅何啻霄壤。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出租马车”一直是古代俄罗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工具。圣彼得堡建城之初，马车夫们聚居在今天利戈夫斯基大街、大斯摩棱斯基大街等位置的棚户区，邻近主干道。从事出租马车这一行必须遵守严格规定，违者将受鞭打或流放服苦役。18世纪上半叶行业规章修订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705年。从1739年开始设立专职人员监督出租马车运营情况，限制夏季时速不超过10俄里、冬季12俄里。

1783年开始把规章条文写在《出租马车运营证》上，连同号牌发给马车夫。号牌上有该车夫所属警察分局的编号及其本人编号，必须佩戴在外衣显眼位置。至18世纪末这种号牌发放了5000多个。1883年彼得堡已有带轮出租马车1万辆、雪橇马车16000辆，组建了从业者行会。一般来讲出租马车分三等：低档的“瓦涅克”（1匹马、硬座，脏乎乎但廉价）、中档的“戈卢布奇科夫”（2匹马，更干净体面）和高档的“利哈切”（豪华款）。用现代出租车业的行话来说，这就是以收费“过滤”乘客，“利哈切”马车夫只拉那些富裕慷慨的客人，同时服务水平力求最高。此外还有一种“罗莫维科夫”（大车），光运货不载客。

出租马车夫通常8点钟出工，运营16到19个小时，部分人干夜班。车厂老板一般雇佣40-80名车夫，其中包括夜班的。马匹跑一天歇一天，车夫却没有固定休息日，睡在专门盖的宿舍，往往和衣而卧以备半夜忽然有人叫车。他们的大部分收入交给车厂老板，并为住宿、损坏的马具和马车修理单独付费。

1899年1月1日圣彼得堡市议会表决通过出租马车收费标准，分为白天价（15分钟20戈比、1小时60戈比）和夜间价（0-7点15分钟30戈比、1小时90戈比），从火车站、剧院和娱乐休闲场所叫车加收15戈比“趴活费”。但很少有人执行官方价，大多口头约定。20世纪初出现了里程计价器，固定于马车座椅，用小红旗标示。

火车站、大旅店和十字路口有出租马车停车场。按照市长的要求，使用纯种马和漂亮车的车夫被派驻一流旅店（米哈伊洛夫斯基街“欧罗巴”旅馆、兹纳缅斯基广场“大北方”旅馆等）、高级餐厅和俱乐部拉活。当时最大的停车场位于圣以撒广场蓝桥和喀山大教堂之间，今格里博耶多夫运河附近。如果马车夫在规定区域外停车、鲁莽驾驶或故意低速驾驶，可以进行罚款。

马车夫白天工间会到所谓的“大车店”休息、吃饭并喂马。彼得堡有几百家这种客栈，通常挂块牌子上写“马多槽足”以示地方够大。客栈院内可容纳20-40匹马，放置料槽投喂干草、燕麦，车夫们也可在此拎水擦洗马车。花园街和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中间的“凤凰”客栈特别受欢迎，有两个出入口：客商走正门，马车夫走院门，后者主要在此等待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夜场落幕。利戈夫斯基大街以前叫利戈夫斯基街，位于涅瓦大街和支流运河之间，当时属于马车夫聚集区，有旅店、客栈、酒馆、茶室、面包房等服务设施，还有自己的澡堂，每周开门三次。在此区域居住、经营的基本是卡卢加省外来人。一些小店伙计甚至扮演着“熟客银行家”的角色，因为马车夫不愿把收入交给车厂老板，所以委托信得过的店伙计保管，请他们给农村亲戚寄钱、代买生活必需品，有时赊账吃饭。

“前进吧，奋勉者！”——此言出自俄罗斯大作家安东·契诃夫之口，他1890年曾到叶卡捷琳堡参观。在契诃夫之前，访问这座大城市的外国人和俄罗斯人很少在旅行笔记中提及城市马车夫。此类文学作品写的基本是陪伴旅人克服乌拉尔山区艰难险阻的那种长途车夫，因为当时道路条件恶劣，行程漫漫，旅人有足够时间观察研究车夫的性格，使他们成为文章主角。

城市车夫就这样被文化人有意无意忽视了。但叶卡捷琳堡自古以来存在这一行，毕竟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帝国尤其乌拉尔地区严重依赖畜力运输，无论客运货运总归马车唱主角。城际往返属于驿站车夫和赶大车的业务，城内交通则是出租车夫的天下。

长期以来叶卡捷琳堡市内出租马车数量受制于市民财富程度。贫民坐不起，富人（不仅商贾和官员，甚至小市民阶层）自家养着车夫和马车。美国人乔治·肯南1885年到访，看见叶卡捷琳堡街头“精致的私人马车和出租马车，车夫身着制服……”

叶卡捷琳堡几乎每一处大宅院都有马厩和车库，居民们坐车出行既为办正事也为找乐子——尤其冬天。严寒时节大众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拉长雪橇，上面坐满浑身毛茸茸、眉眼笑嘻嘻的乘客，催动骏马从主街道尽头出发，沿着大路急速奔跑，接着转入本市通往上伊谢季工厂的林荫路，抵达工厂再折返，沿途不忘光顾饮酒场所。

可供叶卡捷琳堡人挑选的马车类型不少，有报纸为证。1880年7月16日《叶卡捷琳堡周报》刊登广告：“出售旅行用弹簧马车，请到瓦斯涅佐夫斯基街波尔科夫宅询问马车夫彼得”。数月前该报另一则广告称：“出售下列物品：三辆旅行用四轮马车、一辆市内四轮马车、一辆带蓬轻便马车和丝绒地毯，请找大教堂旁边哈利托诺夫宅”。1892年的广告说：“叶卡捷琳堡市郊切尔尼亚捷夫别墅出售轿式雪橇、普通雪橇、四座马车和四轮轻便马车”。

俄罗斯帝国城市居民区的马车运输业由市议会管理，1892年朝廷授权议会对马车运输业、马车类型、城市公共马车和其他社会马车做出强制性规定，并对使用马匹牵引的车辆设置定价。1900年的一部法律授予地方自治机关对载人马车业做出强制性规定的权力，并为在城市外居民点运营的载人马车设置定价。市议会可以从本市经营的马车业利润中酌定征收特别税。1887年颁布了马车税则：每匹拉车马每年征税不超过10卢布，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协商确定每个城市最高税额及免税例外。

我们来看帝国末期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新西伯利亚）的载人出租马车收费标准：
1.一小时路程40戈比，超过两小时每小时加收30戈比，不足一小时的按一小时计算。
2.从码头和火车站雇车不计算小时收费，而是根据目的地。
3.在码头和火车站之间移动的乘客，1人或2人携带手提箱的，收费75戈比。
4.从车站区雇车到火车站：30戈比；从火车站到中心区：50戈比；从卡缅卡区到苏尊区：40戈比。
5.从码头到中心区：50戈比；从卡缅卡河码头到苏尊街：40戈比；从码头到车站区：60戈比。
6.从卡缅卡河畔车站区到苏尊街：75戈比，继续走：1卢布；从中心区到苏尊街：40戈比，再往前走：75戈比。
7.从新广场雇车到中心区：29戈比，到车站区：30戈比，到扎卡缅斯基区：40戈比。
8.在同一个市区内移动：20戈比。
9.从卡缅卡出发到面包干厂：1卢布50戈比；从中心区出发：1卢布20戈比；从车站区：1卢布。
10.中心区到火车站区：30戈比；扎卡缅斯基区到苏尊街：30戈比。
11.沿着会堂和学校间的铁路线走：30戈比，再向前到叶利佐夫卡：加收10戈比。
12.从苏尊街到酒类专卖店及东侧毗邻街区：加收15戈比。
13.除上列位置外，抵达终点要求继续前进及一般出城：自行协商。
14.下列情况一点五倍收费：
а) 4月1日到9月1日：晚10点到晨4点；9月1日到4月1日：晚10点到晨5点。
б) 公共假期：复活节3天、圣诞节3天、圣三一日、谢肉节最后一日。
в) 每年4月1日到5月1日、9月1日到10月15日道路泥泞时期；此外确实出现道路泥泞应收一点五倍车费时，经地方行政机关核实，在本地报纸刊文公布并通知队长。
15.使用带油灯照明之弹簧车厢的马车夫深夜运营，另加收四分之一车费。

再来看比斯克市出租马车价目表：
白天每小时：35戈比。
单程，即从雇车地点到市内车站：20戈比。
从库兹涅茨基载客到卡赞卡的城市边缘或反方向：25戈比。
晚12点后载客每小时45戈比，单程25戈比。
冬季夜晚前往河对岸城区40戈比，白天30戈比。
对于多人同乘或出城，双方自行协商车费。
复活节三天、圣诞节和新年，马车夫一点五倍收费。
谢肉节期间市内乘车游玩：双驾马车每小时1卢布20戈比，单驾马车70戈比。
（上述价格信息摘自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鄂毕河两岸与巴尔瑙尔市，1912-1913》统计资料）

20世纪初有个二十岁梁赞农民瓦西里到首都谋生，起初也是从最差的低档马车做起。他渐渐摸出门路，学会法语、意大利语、英语短句招徕乘客，跟人家探讨时政和文学话题，还会背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乘客们无不感觉惊奇，许多人特地找来坐他车。瓦西里的生意迅速红火，换了良马、好车，甚至印了烫金边的名片，车厢内总放着几本书。

一些城市的警察局规定马车夫有义务免费将重病、伤残或醉酒乘客送达目的地，必要时协助警察抓捕犯罪分子。
偏远的伊尔库茨克市直到1836年9月才出现第一批出租马车，明令禁止搭载儿童、老人、醉汉和不讲俄语的人，违者最高罚款25卢布。此外还要求马车夫遵守着装规定、保持仪容整洁，善待马匹，持牌上岗。驾驶时禁止嗑瓜子、乱喊叫、唱歌、打下流手势，一律靠右行驶，不准超车，除特殊情况外禁止随地停车，酒后上岗罚款15卢布。乘客雇车时不能对着马脸挥手，不能大声调笑、咳嗽或打喷嚏，以免惊吓马匹发生危险。

莫斯科出租马车行业出现较早，据说1645年有从业者二千人，1775年五千人、1838年八千人、1895年一万九千人。车夫年龄限制18-65岁，多数是底层百姓，也就是进城务工农民。当局要求他们挂车牌、穿制服、打扫车厢，不准酒驾。随着有轨电车和汽车的兴起，城市出租马车越来越不好干，1930年代这个行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延伸阅读：

伏尔加河纤夫的真实待遇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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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至今，总有人哀嚎“人民失去了怎样的国家”。本文简单摘录互联网上一些只言片语，希望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请注意，个别回忆描述听起来像都市传说，这自然是难免的。

“……黑海度假结束，我们坐车回家。大巴车半路坏了不能前进，司机一检查，发现连接燃油装置的某根橡胶波纹管破了。于是套上几个安全套，凑合着跑完剩下300公里……”

“……我父母离开拉脱维亚，到科加雷姆市住了几年。我妈原来是专职教钢琴的老师，结果派她去挥舞铲子卸水泥……”

“……35戈比的圆珠笔不能用来写字，但可以在墙上凿个洞，把螺丝钉拧进去……”

“……9年级和10年级之间的暑假棒极了，去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交流旅行。幸运名单提前一年公布，大家想方设法挤掉别人、换上自己，没人相信你这么渴望去布拉格仅仅是为了看建筑。犹太男生女生从开始就没列入名单，这事儿不必明说，也不用讨论。当同学们从布拉格回来，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色胶底运动鞋，鞋面印着捷克斯洛伐克三色旗……”

“……你们还记得吗，八十年代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学校食堂出现带吸管的纸盒果汁、新西兰黄油和色彩鲜艳的芬兰果酱。包装盒都留下了，试图让它们焕发第二次生命……”

“……最酷的跑鞋是‘苏联阿迪达斯’，因为总跟礼服正装搭配着穿……”

“……本市最酷的商店是二手寄卖店，因为那里有一台进口双卡带录音机……”

“……食用熏香肠，宜利刀薄切，务求片片如纸同，能随轻风入云中。因为您下回再看见这东西，已经是半年后了……”

“……您是否曾在电影院门口被共青团员巡逻队检查日记本？”

“……新年夜强打精神熬着不睡觉，就为了凌晨3点收看‘外国节目’，比如东德电视台、玛丽莱·罗多维奇、卡雷尔·戈特和意大利歌曲……”

“……那时候认为‘麦当劳’属于高级餐厅……”

“……9月1日，我带着封面印有‘奥林匹克-84’图样的日记本走进学校。这个图样是按照‘国际旅行社’宾馆垃圾桶内寻获的一个可口可乐罐体图案不精确描摹复制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牙科仍然使用19世纪的某些技术。举个例子，补牙的充填料是1885年某位德国人发明的，成分完全相同。一旦投入量产，他们没什么理由改变。还有绳索传动的低转速钻牙机，你见过这东西吗？砒霜‘杀神经’止痛术呢？也是19世纪产物，而最糟糕的是根本不止痛……”

“……还有手表，自然是‘火箭’表的外壳加‘胜利’表的机芯。六十年代末父亲把自己手表传给儿子，属于全社会司空见惯的做法……”

“……有个狡黠的幼儿园女老师，带孩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偶尔会领上3、4个娃娃去附近食品店买那些按人头限购的东西……”

“……很多东西在1980年奥运会之前消失了，甚至黄油。于是所谓的‘面包片黄油’闪亮登场，主要原料是水……”

“……莫斯科郊外有一家机械制造厂，还有水泥厂和钢筋混凝土构件厂。白班结束，也就是下午四点之后，几乎每一丛灌木底下皆坐着工人。到了夜里九点，他们或被老婆揪出、或自己手脚并用爬出。这些无产阶级的宿舍除了桌子、柜子再没什么像样家具，最高级的文化用品乃是退伍军人纪念相册。从1985年起家家户户门口飘出劣酒味儿，因为都在酿私酒呢……”

“……1975年我妈在莫斯科生下我妹，她讲的经历我永远不忘：首先他们把她衣裤剥光，再用生锈的剃刀刮毛，而且床上没铺床单……”

“……粘飞机模型要用到二氯乙烷溶剂。我记得我爸破口大骂，说二氯乙烷在他们研究所是当作有毒物品保管的，居然做成胶水卖给小孩子。他说的对，这种物质通过吸入、口服或皮肤接触可能损害肝、肾、肺和神经系统……”

“……1987年，一个小男孩的玩具枪包括М-16А1、巴拉贝鲁姆P-08手枪和伯莱塔92F手枪，都是父母从国外买的。但这些高级玩具没什么用，因为无论如何不可拿出家门。傻瓜都知道楼下那帮小混蛋要么直接抢走要么扔树上：‘少跟我臭显摆，我没有你凭什么有’……”

“……当年我在学校拥有绝对的瑰宝——铝制小手枪，是我拿100张口香糖包装纸换的。这玩意儿的确没啥用，但来自同学的艳羡和尊敬却是顶级的……”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有人送我爸爸一个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我爸从来是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于是连续两年给打火机注油、换火石，直到最后用裂了……”

“……1986年列宁格勒‘伏龙芝’百货商店，我被乐器柜台孤零零摆着的一个乌克兰铃鼓惊到了……”

“……冬天一些妇女（包括小姑娘甚至男人）不用安全卫生的唇膏，而用‘貂牌’凡士林硬膏涂嘴唇……”

“……想起这事儿我就打哆嗦：乌拉尔某城市的小吃店，出售颜色像淡茶水的液体，女服务员认为这就是浓咖啡……”

“……我奶奶至今留着一些苏联时代买的储备物资。当我看到1981年生产的像石头一样梆梆硬的一袋盐，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勃列日涅夫时代自行车价格相对低廉（就这样也得攒钱），但备用零件总是短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气门嘴难弄，引得个别人做贼。比如你把自行车停在面包店外1分钟，出来就发现气门嘴被拧走了……”

“……六岁那年冬天我妈领我去门诊部。从外头进来一个女人，可能是被到处缺货惹烦了吧，竟提出想买我身上穿的儿童皮袄……”

“……不久前奶奶对我说：你别把小块肥皂都扔了，应该拿旧的化纤袜子装好继续用……”

“……法国著名演员热拉尔·菲利普严重冒犯了全体苏联妇女的尊严。这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临走前跑到商店买买买，回去就在巴黎举办苏联女式内衣展。法国人对苏联内衣的款式、颜色和面料感觉不可思议，大姑娘小媳妇看见苏联纺织工人的奇思妙想，被逗得嗤嗤笑：淡蓝和粉红的衬裤仿佛退了色，长棉袜的花色和质感活像瓦楞纸板……”

“……条纹阔腿裤特时髦特流行！用窗帘缝的……”

“……某个认识的叔叔到阿拉斯加办事，花12美元买了双美国产儿童冬靴。但大人禁止我穿去学校，只能出门做客穿，因为在学校会被瞬间偷走……”

“……领退休金的老军人住着拐杖排‘优先队’，也就是跟普通排队者平行，颤颤巍巍一个挨着一个。这事儿我可忘不了……”

“……每天上完8小时的班，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你想想看，现在的时尚杂志《女职工》当年会刊登怎样用丈夫旧衬衫给孩子做衣服的建议——这不是笑话……”

“……1978年莫斯科，百货商店开业，我特意早去免得排队。顾客越聚越多，大门一开蜂拥往里挤，某位男士的手指被门边的装饰格栅卡住了，随即被旁人撞倒，手指断裂……”

“……我忘了具体什么情况，反正有个卖肉的欠我爸爸不少。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吃肉不成问题……”

“……为了去拍护照相片，问邻居借‘阿迪达斯’运动服穿。这是真事儿，不是编的段子……”

“……日本磁带的包装膜留着不扔。用刀尖仔仔细细从侧面划开，做成取放磁带的‘小抽屉’，或者就把普通的苏联磁带插进去，反正一眼瞧不出来……”

“……学院发食物‘餐包’，既有稀缺商品，也有大麦米这种没人要的玩意儿。起码八十年代的彼得堡是如此……”

“……我们大学附近（1989年前后）有个店‘投放’波兰化妆品……正门紧闭，顾客涌到后门抢购，深冬12月大排长队……后来传出消息说不卖了，店主把货藏起来给二道贩子留着呢……哎呀，那种愤恨，冻在脸颊的泪珠，还有屈辱感，简直了。这事儿千真万确，天寒地冻站5个小时，我的脚都快冻坏了，就为买几管口红，可能还买别的……”

“……我爸酒量不行，但逢着节日还是愿意喝点儿。小摊买两杯克瓦斯，却不能走远躲开那些醉汉，女售货员会喊：‘站窗前让我看见你们’，生怕把杯子给拿跑了……”

“……我妈以前在食堂工作，七十年代的时候她给我讲过一位从集体农场往城里运牛奶的送货员如何被警察抓现行的故事。这伙计停车在路边，每桶牛奶倒出些来，再往里掺水稀释，随地捡个木棍搅拌……”

“……格鲁吉亚和克拉斯诺达尔的茶叶分等级，最差的二级搀着碎草木屑，‘特级’则是‘本土茶’和印度或锡兰茶的混合品……”

“……商店摆着桦树汁罐头，巴掌长短的腌黄瓜和腌菜。没肉。集市上有肉，但比商店贵好几倍。售货员先把骨头拿出来卖，骨头卖光了才卖肉……”

“……我曾经买回一个写着‘午餐’的罐头，用土豆、圆葱和大蒜炒了，很好吃。第二天人家告诉我这是喂猫的鸡肉罐头。但确实好吃啊！比如今俄罗斯的那些给人吃的肉罐头更好！”（摘自开战斗机叛逃日本又定居美国的维克多·别连科的回忆录）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有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

“……进入罗斯托夫，找到汽车宿营地……领回床单——这件事我得专门讲讲——感觉不但没洗净，而且潮乎乎的。展开一看，我们都惊得心悦诚服：床单有个大窟窿，但是他们折叠的特别巧妙，你去领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

“……莫斯科‘索科利尼基’体育场举行苏联-加拿大青年冰球赛，结果以悲剧收场。加拿大人出于好意派发口香糖，不料引起争抢踩踏，21人身亡……”

“……拿旧裤衩或旧汗衫做月经带，剪成几个长条形缝在一起。使用后洗净（煮沸），晾干……”

“……秋季为了保持足部干燥，先往脚上套塑料袋，再穿靴子。当然，塑料袋是洗过晾干重复使用的……”

“……有一回堂兄从远东来做客，捎给我家一箱橙子。我们把橙子拿到外面像球似的滚来滚去，直到有人指出这是水果……”

“……厕纸永远供不应求，所以但凡看见哪儿排队一定要挤进去。而且大家都尽可能多买（限购），十卷、二十卷用绳穿起来，手里拎、脖上挂……”

“……你去买土豆，发现小得像豌豆，偶尔还有烂的，而且摆成一排不准拣选。刚想动手，女售货员立即尖叫：‘挨着拿，不让挑！’去的晚了，牛奶只有别人买剩下的，要么漏了要么涨袋了，你拿起其中还算像样的，小心翼翼捧回家……”

“……我记得一位朋友的的故事，她是萨哈林人。那个地方常有从日本漂来的各种垃圾冲上海岸，当地人就收集起来，倒不是卖废品，而是取用其中可‘回收’的东西——小盒子、小罐罐之类，以及日本旧鞋……他们把鞋面、鞋帮切掉，只留鞋底，再自制上半部分粘牢。据说人人都穿这种‘便鞋’……”

延伸阅读：

重返苏联便捷指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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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赫尔曼·皮亚托夫年轻时代在乌兹别克斯坦学医，撰文回忆自己参加集体采棉的经历：

“或许医生做不成，肯定要当采棉工！”
——塔什干医学院学生名言，1983年

说起采摘棉花，我印象最深刻的不仅是无偿的、奴隶般的苦役劳动，还有名唤“女子卫生室”的一种“设施”。

请想象一下：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的饥饿草原上，平行排列着四座长条形简易木房。木房一侧是土路，路后有棉田，另一侧也是棉田。棉田和木房之间的一小块空地，是我们这些被强制参加采棉的医学生的“生活空间”。

这里放着几个储水罐、几个烧水大锅，再远些靠近棉田的地方，就是写着“女子卫生室”的设施——别误解了，不是厕所！该设施仅用于卫生程序，不解决排泄需要。

设施由四根凸板组成，你知道什么是“凸板”吗？就是把一根原木锯成方木之后，带着树皮的半圆形废料。这四根有小缺口的凸板约一人多高，垂直插入地面，就像木柱一样，中间可容纳人站立。

四根凸板外侧绷着粗麻布，但不是完全包裹，因为麻布要么一开始就没发够，要么被偷了。总之，宽度约60厘米——垂到地没意义，下面是脚；扯到顶也无必要，脸不怕看。大概从膝盖到腋窝那么个范围吧。

我们的女同学就在该设施内进行“卫生程序”，说白了就是洗澡。

这下你肯定明白了吧？继续想象：你是塔什干医学院一年级女生，在400个同学众目睽睽之下（每座木房住100人）走进仅20米开外的该设施进行“卫生程序”，也就是洗干净自己。如果有人经过，上面看到你的脸，下面看到你的小腿和脚。而且麻布只围三面，另一面留作出入口，对着田地方向，因为大家假设那边不会有“观众”。

我如今很希望当年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拍下这段历史。八十年代有照相机，但不知是否有同学带着。我当然不是说拍女学生洗澡，是拍那个“设施”，那个臊得我千方百计绕行的设施。毕竟如果你对孙辈讲起这件事，空口无凭的人家未必信。

厕所什么样？没厕所，只有露天挖的几条“沟”，上无片瓦、四面大敞，所以仅限夜间使用。白天都下田解决，400位大学生“脱裤施肥”两个半月。

宿舍高低床也是用凸板打的，女生睡下层，男生睡上层。女生想尽各种办法隔出一个私密空间，男的无所谓。从家背来褥子铺上。床单亦自带，父母来探望才换洗，否则一条床单用到底。

洗澡两星期一次，少数人用水舀子冲身，多数人用脏乎乎的浴盆。

早晨6点起床。半小时洗漱吃饭，再15分钟或半小时集合走路下地。7点钟太阳升起，进入棉田一干一整天（12小时），直到棉花堆成山。暮色四合，百人一队走回宿舍。队长和统计员是正常解剖学系的青年讲师。

大学生采棉任务量每人每天60千克。对于从未干过这活儿的城市大一新生来说任务太重，即便他身体强壮，最多摘到40千克；女生25-30千克。未完成“定量”的惩罚是把你揪到“总部”，四个队的队长、统计员，外加班级主任、系副主任和党小组长，围着你大叫大骂施加压力。吓得女生哭啼啼，边往外走边嚎啕。施压的主要手段是威胁开除——这可不是空话，因为你刚上课一个多月，半分之差就能被别人取而代之。

对于我这种没什么后台的人，开除是很可怕的：进医学院本就不易，靠自己难以办到。苏联时代的中亚共和国及哈萨克，没门路、不使钱的话休想跻身医学院。我和其他平民子弟多亏苏联总检察院查办了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暂时肃清各部门腐败纠葛，考学这才变得相对容易起来。否则，你要么有亲戚是学院领导或招生委员会领导，要么行贿——10000苏联卢布换毕业后100卢布月薪。相当于今天的400万。

所以总而言之，采棉“不够数”真不是小事情，许多同学因此陷入抑郁。但无论如何，60千克对于新手太不现实了。此中问题在于没经过长期锻炼的人背部肌肉无法适应12小时弯腰劳动。照片里的棉花都在人腰部高度，伸手可得。但实际上手工摘的是联合采收机够不到的低矮不标准植株，我们必须弯腰-直立-再弯腰-再直立……反反复复12小时！

更糟糕的活儿是“捡漏”：“净捡”或“高捡”即收集采收机遗漏的棉花，行走距离相同，所得甚少，40千克也难。“脏捡”或“底捡”则是拾起掉落地面的棉桃，混杂着残枝断叶。但“脏捡”的定额却是“净捡”两倍：120千克。

总之，经过第一学年两个半月“战斗洗礼”，第二年我终于达成每天供应国家60千克净棉的任务，这也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即便积累了经验，我也只能在未被采收机“席卷”的棉田完成60千克。那么分配到已经机摘过的棉田怎么办呢？我们就“打游击”，溜去其他正进行“第一次采摘”的棉田，有时要走3、4千米。上午先攒够40千克背回，下午再不慌不忙摘20千克。

文章开头我为什么说这是奴隶般的苦役？

首先，这项劳动是强制性的！不准拒绝，否则开除。即使生病也逃不掉，如果真病了，他们会让你在地区医院躺过整个摘棉季，这样领导就好汇报说：“全体学生一律下田”。我们全系只有一个女生——她是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的女儿——不用采棉，其余人全得去。某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儿子去了，副校长的儿子去了，有各种“后台关系”的人也都去了。还有个小伙子糖尿病，一天打三次胰岛素，照去不误。

其次，劳动十分艰苦，要求你挑战极限！否则如果是自由人，就该根据个人能力参加工作，按劳取酬，多劳多得。

第三，劳动违反规定！无视所谓“八小时工作”的一切规章制度，从日出到日落。哪个队白天没干够数，天黑后用拖拉机灯照着继续干。无休息日！

第四，这种劳动几乎无报酬！虽然严格来说每采摘1千克应得若干戈比，但这些钱通常还不够扣除的伙食费。

挣口吃的！奴隶劳动只为挣口吃的！而我们不光挣不下买饭钱，甚至倒欠他们的！那是不是我们三餐大吃黑鱼子酱，就像今日某些怀念苏联的人那样？非也。

我们的早饭是方面包、10克黄油、茶和糖。茶总有股柴油味儿，虽然是烧劈柴煮的，可容器不干净，茶水表面漂着一层“油花”。那些收到家里包裹的同学可以额外吃点儿奶酪、香肠、果酱和糖块，如果他们父母能搞到的话。大多数人没这好条件。

午餐和晚餐是某种介于头道菜和二道菜之间的食物，煮大米或煮面条，加入用植物油、番茄酱和烤肉熬制的酱汁调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每个有机会偷吃的人吃完以后剩下的东西。植物油很可怕，让我反酸烧心。

另外，虽然我们出大力工作，燃烧很多卡路里，胃口却不好——因为许多人接触棉花脱叶剂罹患中毒性肝炎。脱叶磷是一种有机磷化合物，与用作化学武器的有机磷毒剂同属一类。使用联合采收机采棉，喷洒脱叶磷是必须步骤，但有时喷洒过后叶片不脱落，采收机无法工作，就派我们去。叶片被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包裹着，我们就用这双手吃饭，因为野外没条件及时洗手。田间饮用水不够喝，学生渴急了就喝沟渠的灌溉水，于是中毒性肝炎基础上又得了贾第虫病。

毕业之后好几年我的肝脏和胆囊总感觉不对劲。

如果你在棉田生了病，除非体温超过38.5℃才允许留在宿舍休息，否则就请轻伤不下火线吧。本人病过一次，要么是病毒感染要么着凉受寒，早晨下田劳动，吃过午饭状态相当不好，几乎无法站立。从农田到宿舍区区几千米路，我走回去后差点儿摔下床。体温39.5℃，意识模糊。

一望无垠的棉田仿佛监狱，虽没有铁丝网、没有持枪警卫，但你无论如何不会逃跑——被开除的威胁迫使人留下干活。就连当爹娘的也发现了棉田跟监狱或集中营的相似处。有些父母大清早来看孩子，正遇见排着队往地里走，很惊讶：“一百个17、18岁的学生，没人说话、开玩笑，皱着眉头苦着脸（起太早）沉默不语。像囚犯似的！”

我们真的笑不出来：每天夜里沾枕就睡，早晨睡醒整个后背从骶骨到脖颈酸痛！我也不例外，下田干活我得花好几分钟弯腰。

写到这里，估计很多苏联时代曾经下乡帮农的人该提出反对意见了，但不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而是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而且他们的回忆没那么糟糕。我用一句话回答：

不错，苏联各地不一样！

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些高加索共和国，行政行为合法性比俄罗斯、乌克兰等少十倍。布尔什维克所谓“俄罗斯帝国民族边缘地区，除一般的资本主义压迫外，还增加了地方的、民族的剥削者压迫”之论述在此适用。这话绝对正确，只不过还得加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状语。我故意把这俩词放在引号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版封建主义、奴隶劳动、无公民权，以及屈辱。

我们这些城里孩子，上了大学才领略到棉田奴隶劳动的“妙处”。而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环路之外，小学生也要下地帮农，而且一年两次：秋天采摘、春天除草。因此他们没多少时间学习，外省来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他们在完全不会俄语的情况下进入医学院，第一学期就用俄语给他们授课，大部分人在课堂和讨论上听不懂任何内容。然后他们就都成了医生！但咱们今天不谈民族共和国专家水平低下的话题。

再说说奴隶制。

大学生、中小学生不光在棉田当奴工。比如第一学年后我们还到“建筑施工队”干了半年。诚然不远，就在塔什干的一个区帮忙建学校。后来我们某位同学——检察长之子——把这事儿对他爸讲了，我们才拿到工资。我个人的薪水是：5卢布！作为我从事混凝土工作一个半月的报酬！夏天40℃高温，我在烈日炙烤下每天把10-15吨砂浆铲进水泥搅拌机。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心里从未感觉气愤或要求什么！我们早已习惯共产主义政权的做派，无视个人需求，强迫我们义务劳动，甚至没想过“争取权利”！

的确，苏联其他共和国也派人去刨土豆、收蔬菜，也不问个人意见、无视个人需求。党说：“干！”共青团员说：“是！”尽管他们生活条件可能舒适些，饮食丰富些，但劳动仍然是强迫性的，所以还是奴工。古罗马和废奴前美国的庄园主人也有给奴隶好吃好住的，却不能说他们的奴隶是自由人。

所以，倘若你们谁十分怀念苏联，何不去乌兹别克斯坦采棉花体验体验呢？那儿一向缺人手。苏联解体之后很久，“自由、民主”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中小学生依然下田采棉，直到2016年秋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停止有组织使用童工的做法。希望有人告诉我今天的情况，拍照片放上社交网络，我很乐意拜读。别拖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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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安组织曾经开会讨论乌兹别克斯坦童工问题，乌兹别克代表信誓旦旦保证绝无这种事。于是当场出示田间儿童干活的照片。此后乌兹别克禁止在农田拍照或摄像。
莫斯科女居民玛琳娜·科兹洛娃出生成长于苏联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2015年她撰文回忆了自己童年时代下田采棉花的经历：

“每年9月初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所谓的‘采棉运动’，不仅农民，公务员、大学生和中小学生都要下田。虽然明面上说不强迫后者参与这种年复一年的劳动，但接到‘上级命令’的政府雇员或私营公司雇员多不能免。这种动员城市居民参加农业生产的做法从苏联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但很难将其称为‘苏联的可悲遗产’，反而更令人联想到奴隶时代。”

我从乌兹别克的一个门户网站读到以上文字，可见35年来这种情况并无改变。依然使用免费劳力手工采收棉花，包括童工，跟我小时候一样。

本人生于乌兹别克一个小镇的公务员家庭，棉花一直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春季4、5月份，全体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参加棉田锄草。夏季，农用飞机从头顶飞过为棉花授粉。由于镇子不大，我家距离棉田不过300米，所以也会受影响。

秋季的棉田人声鼎沸。九月初棉花成熟，从这一刻起非城市居民的生活完全围着它转。必须指出，大城市居民的待遇跟我们很不一样：中小学生基本不动员，大学生参加短期采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仅周末下田。而在小镇和乡村，根本没人把你当娃娃对待，“人人采棉”这句话绝不只是说说而已。

我母亲是一所俄语学校的校长，所以负责安排本校包干区域内的采棉计划。通常情况下，8-10年级的学生夜里就睡在田边的所谓野战营地，一次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每周放假一天，回家洗澡换换衣服。老师跟他们同住，只有那些有小孩的或单亲母亲才被允许夜晚回家。

4-7年级学生白天下田，大卡车早晨送、傍晚接。9点开工，18点收工，午休吃饭1小时，顶着烈日和大雨，同样每周放假一天。10岁的孩子啊！

会做饭的人最幸运，因为有机会参加伙食组，免于下田劳动。老师领着学生用柴火烧大锅，做好后也不是集中用餐，而是派拉人的卡车送至地头。饭通常是浓汤，放了肉和大量蔬菜，这些在9月份的乌兹别克斯坦很常见。我记得我们都又饿又累，以至于天天吃同样的东西还觉得是美味佳肴。

我妈妈很少在棉田过夜，因为她的职责之一是每天到地区指挥部汇报本校采棉量。

我爸秋天也经常下田，但要过夜，毕竟男的不享受任何照顾，所以妈妈只好带我去指挥部。指挥部工作晚10点开始，那时白天收的棉花都已打包过磅，拍电报汇报上一级。如果完成了本日计划，我和妈妈11点就能回家上床。如果未完成，妈妈就要去主席面前挨训，我躺在墙角某个吱吱作响的椅子上睡觉。第二天9点再次爬上卡车。

每个人——即使10岁小孩——都有每周采棉定量。对于六年级以下学生，家庭成员可以帮你完成此定量，比如提前一星期完成就能歇息一星期。六年级以后视同大人，应该懂得全校计划未完成的后果，万一连续下雨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为人人。所有人每天晚间守在电视前，乌兹别克国家电视台定时播放各州执行计划的百分比。如果你的州完成了计划，意味着自由和解脱。

我曾设想这些事发生在我孩子身上，或者今天的自己身上——当年的老师们差不多我这个岁数——越想越感觉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候，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一切理所当然，毕竟身边所有人都这样生活。

直到后来才明白并非“所有人”。12岁那年妈妈升官了，全家搬到大城市居住，距离出生的小镇仅20千米。我赫然发现这地方简直像另一个国家，学童不用采棉花，我的许多同学甚至一次都没采过。而工人和职员仅需周末下田劳动。20千米，天壤之别。

时隔几十载，我仍然记得他们给田地授粉的化学剂飘到身上的气味，仍然记得手被坚硬木箱磨破血肉淋漓的痛楚。我忘不了脱掉采棉围裙（一种带兜围裙，挂在身前边采边放）称重、得知自己完成本日定量、终于可以躺在树荫下喘口气的那种强烈幸福感。

但这一切可能从没发生在我身上，可能全是我的想象，因为天堂般的苏联绝不会有儿童奴工。

从早忙到晚，棉花堆得像小雪山。我和女同学很想跳上去体验体验身处云端的感觉，但不可以。棉花是白色的金子。

延伸阅读：

医学生参加强制采棉的一段经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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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政治处关于中央黑土州企业职工供应情况的特别报告

1933年7月17日
秘密

6月份中央黑土州大多数工厂尤其中小型工厂面包供应量减少，食堂膳食水平降低。建筑工人的供应情况不能令人满意。

在沃罗涅日，整个6月份每天都有300-400人从凌晨3点开始排队买面包。6月25日有人在排队妇女中间发表反苏宣传如下：“你们天天出来排队，你们的丈夫在工厂饿着肚子干活。难道他们忘了怎么向政府要求改善自己生活。跟他们说，叫他们别上班啦，这样政府才会给你们面包”。

由于食品短缺，最近注意到工人包括党员发表反苏宣传和负面言论的情况：

“我们都快饿死了，却有整火车的所谓过剩粮食运往外国。这不是苏维埃政权，是强盗。工人和农民给这个政权干活干不完，他们对工人讨债讨不完，对农民征粮颗粒不留。应该组织起来抵抗这种抢劫”。（“自由雄鹰”厂）（译注：利佩茨克冶金厂）

“折磨死我们了，应该叫全体工人联名给莫斯科写信。说不定中央委员会能够出手惩治这些蛇鼠一窝的恶棍。只要工人们罢工，很快就会有人来关注”。（瑟尔斯基矿场17号井）

“最好来场战争，咱们趁乱杀光这些恶棍，生活就会变好。战争也不会久，最多两个月，如今全体工人和农民都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利佩茨克建筑企业季节工）

“苏联光说德国法西斯恐怖，自己的工人却瘪着肚子劳作，吃垃圾活命。人人都乐意让希特勒掌权，但不乐意如今这般挨饿”。（阿尔任斯基制呢厂机械精纺车间工长）

“以前我们为自由、为过上美好生活而战斗。现在却喂我们吃泔水。究竟要忍耐到哪天？我们除了像内战时期那样战斗之外，别无他法了”。（旧奥斯科尔，建筑工地）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政治处第6科副科长 拉斯卡奇科夫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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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政府会以牵强附会的理由把人送入特种精神病院，炮制出毫无根据的“诊断”，再对患者进行“煞费苦心”的所谓“治疗”。现为媒体主编、记者的精神病学家、医学副博士彼得·卡缅琴科作为亲历者，为我们揭开了苏联“惩罚性精神病学”的一角：

学界弃儿

1983年全联盟神经病及精神病学会自愿退出世界精神病协会(WPA)。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在维也纳召开的下一届国际大会上就会被人家耻辱地逐出了。

时任克格勃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就此事向苏共中央报告称：“敌方情报机关准备在1983年奥地利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上实施新一轮反苏行动”。

WPA将苏联同行排斥在外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一个调查滥用精神病学的国际委员会的结论，该委员会收集了大量“苏联出于政治目的系统性滥用精神病学”的证据。而苏联自己直到1988年才承认利用精神病学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当年1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给予精神病学救治的条件和方法的规定》，旨在取缔基于政治动机使用精神病学对公民施加法外迫害的现象。该《规定》是苏联历史上第一部规范精神病医疗服务的官方条例。

但在此之前一切都听部门指令，这些指令不登报刊载，外界无从得知。

1988年《规定》通过后，原由苏联内务部管辖的11所特种精神病院转隶苏联卫生部，另5所关门停业。77.6万名公民被从“精神病人登记册”上删除，次年又删除了约100万。同时修改精神病院收容、治疗患者的条例。

本人（投身新闻出版界之前）曾在精神病学领域工作十年半，其中六年（1982-1988）在莫斯科第15市立临床精神病院做精神科大夫。先声明：我从未专门研究过苏联滥用精神病学的问题，所以下面只讲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

从精神病院到建设岗位

苏联年间，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比现在容易得多。对人进行治疗不需要本人同意。

正常情况下，准患者先到精神神经病防治所(ПНД)治疗，然后独自或由亲属陪同到精神病院住院。这个转诊过程需要医生开具《初诊书》和住院必要性理由。

接诊室的值班大夫对患者进行评估，出具《入院诊断》，根据患者病情程度、以及对本人和他人的危险性评定为“严重”或“普通”。若发现自杀倾向，则标注“自杀”。然后带患者洗澡、理发（如果需要）、换病号服，送至病房。病房按性别分男女，进一步细分为“急症”、“疗养”、“老年”（顾名思义）和“少年”病房。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精神病院设有“酒精科”，收治慢性酒精中毒者。这类人也会被送去劳动医疗防治疗养所(ЛТП)，强制治疗酒精中毒的同时强制参加劳动，比如”ЗИЛ”汽车厂。后来精神病院的“酒精科”一律转到专门的成瘾性戒断医院。但在此之前，我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市立15院“酒精科”（100张床位）主任呢。

为了把某个人合法送去ЛТП，必须满足下列条件：诊断为慢性酒精中毒2期或3期，2-3个疗程无效，被醒酒所收容，警局出具的申请书和工作单位的劣迹评定。然而警察厌恶游手好闲的酒鬼，常常不跟任何人商量就直接把他们扔进ЛТП。我这个大学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却要确定一群大男人的命运，只好尽力凭良心办事：劝说、治疗、弥合、打马虎眼……

确实没治的顽固酒鬼最后终究进了ЛТП，乖乖加入发达社会主义建设大军。可他们能干什么呢？有些接受劳动医疗防治的人一出来就迅速崩溃了。

假钱和政委之手

所以，大多数患者是自愿住院的，但也有强制收治的。对于已经登记注册的暴力型患者，可以呼叫精神病院出车接：值班大夫开单、护工用约束带捆绑，以最快速度送院。警察局、醒酒所和国家机关都有权呼叫精神病院接人，特殊情况下病人被径直带到值班的精神病医生面前，由他亲自开住院单。

如此一来，精神病院实际收容了许多外埠人：流浪的、告状的、突发奇想的、讨说法的，多数被从街头、火车站和国家机关接待室直接送来。

1985年春的某一天我正在值班，文化部接待室送来一位衣衫不整的男子，手里拎着塞满旧报纸的皮箱。他是科斯特罗马州人士，来莫斯科递交自己用旧报纸制作的胜利40周年纪念碑全尺寸设计稿。据他说纪念碑高约100米。

在护工监视下，我请这位民间艺术家展示纪念碑设计稿的局部。大约半小时后，诊室里出现一尊摇晃、歪斜的奇怪纸质结构。男子说这就是“政委之手”的样子，紧紧攥着被纳粹分子射杀的党员的党证。

必须承认，我缺乏空间想象力，所以没本事欣赏这尊造像的优点——运气欠佳的艺术家进了“急症”病房，祖国纪念碑艺术很可能因此失去潜在的杰作。

还有一次，警员逮捕送来一名“恶意造假币者”。这个倒霉蛋把报纸仔仔细细裁成长方形，圆珠笔写上“鲍里斯的卢布”，买东西付款时被抓。虽然他拒不认罪，但还是要接受治疗。

苏联游民在哪里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联的街头看不到流浪者？很简单：警察会把外埠人集中送到市立精神病院值班室。流浪者洗个澡，暂时收入病房，医生想办法问明他从哪来、受了什么委屈。等攒够一批再统一送他们回老家。

到了老家医院，有亲戚找亲戚，没亲戚进当地精神病院。编个诊断出来根本不是问题。有没有脑震荡？有！那就写：“慢性酒精中毒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

不肯住院的直接“绑来”——用宽条粗帆布捆扎。我印象里从没见过给人穿拘束衣的。到了病房，暴力倾向者在观察室打屁股针镇静，一般是氯丙嗪（2ml肌注），必要时用华夫格毛巾固定在床上，双臂双腿绑于床架，安全又牢靠。

观察室8-12张床，护工24小时值班，女观察室当然是女护工。市立15院的女护工传统上来自谢尔普霍夫，因为医院靠近卡希拉公路，从那边儿招人相对方便。这些五六十岁妇女身强力壮，训练有素、勇敢果断，可以闪电般击倒并捆绑暴力患者。病人进了病房门一锁，命运完全取决于大夫的专业技能和道德良心。

苏联精神病院收治的患者绝大多数存在明确指征，到今天也要承认这一点。包括各种因素导致的急性、慢性精神病：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精神变态、反应性精神病、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癫痫、各类先天及后天痴呆等…… 这些人如果到今天的医院，按照现行标准进行诊断，也是要收治的。可惜，当时不光有这些人。

观其行迹，查其心境

我当大夫那几年的精神病学实践基本在女性青少年病房。很大，一百张床，占据两层楼。“三个半”医生负责，也就是每人要管30位患者。

患者都是14-18岁有各种精神病态的女孩子。由于国内其他地方没有专门的青少年精神病机构，所以最难治的全送来首都了。患者多自然任务重，有时超额收治110-120人。好在工作人员业务熟练，药品不缺。社会主义一体化的作用于此体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制药业十分发达，足以向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提供足够数量的高品质药物。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青少年只是由于反社会行为就被送来。逃学、离家出走、饮酒、性交、反抗警察等都被认为是“该关疯人院”的充分理由。

那些往往来自不正常家庭的青少年可能仅仅因为晚九点后在单元门口、儿童广场或凉亭结伴同坐，或因举止无礼、地段警看不顺眼就被逮捕。先带到居住地警察局儿童室登记，接着办拘留，再叫父母来问话。多次警告之后，负责青少年事务的专员联络ПНД，送孩子进医院。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没进成人病房而是到了我们这儿，其实是件好事。

只要一个青少年“反社会分子”被照例送到医院做检查、被诊断患病（医生不可能写一份无诊断的含糊病历），那么警察就不再对这个“疯子”负任何责任，同时提高自己的业绩。

可医生怎么处置他们？一方面，是精神变态儿童、性乱交小流氓、女酒鬼和吵闹鬼。另一方面，那些实际被强制拖来的孩子，是安静忧郁的宅家少女、低能的精神分裂、患严重神经性厌食症的女优等生、恶性癫痫患者和一心求死的癔症患者…… 结果低级别医务人员和病人自己会把这些人根据“行为”和“心态”分作两类。对前者而言住院是一种惩罚，后者则需治疗甚至挽救。

在拥挤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把二者完全隔离。“行为有病”的会跑去欺负“心态有病”的，躲着工作人员辱骂嘲笑她们，抢东西，甚至动手打。早晨查房，“安静房间”的病号多半有点鼻青脸肿。不用说，患者、家属包括工作人员都不乐意发生这种事。我们不得不采取惩罚措施。

索佛新交叉

企图逃跑、攻击病友、偷窃和在病房吸烟属于最严重的违规。对于轻微违规，惩罚可能是剥夺散步时间或延迟出院，但多数时候这样做没什么用。就连父母、老师和警察在“外头”都没法子管制他们。何况真正的患者和工作人员也该受到保护。

最有效的行为矫正手段是“索佛新”——桃油溶解的无菌硫磺注射液。这种热疗法药物在苏联原本针对精神分裂症和梅毒，肌肉注射会导致明显发热效应，体温急剧升高，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精神类药品更好吸收。不过，它更多地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在临床应用。

虽然它不会对健康的身体造成实质损害，但40℃以下发烧和注射部位剧痛足以令不良少女记忆深刻。她们被告知索佛新是住院治疗的重要环节。打过这种药之后，该上厕所上厕所，该进食堂进食堂，再无意愿和力气违反管理制度。

注射位置通常在一侧臀部，偶尔在双臀或肩胛骨下方。还有所谓“索佛新交叉”：同时在双臀和两侧肩胛骨四点注射。我们病房从没用过，但我知道成人“急症”病房有用作惩罚手段。

我见过最恶劣的做法是在没有矫正器(корректор)的情况下联合使用索佛新与氟哌啶醇。索佛新导致发烧和注射部位剧痛，氟哌啶醇引发肌肉抽搐，真是地狱般的体验！而这正是我行医初期短暂干过的男性“急症”病房主任惩罚患者的方式。

一个疗程的索佛新之后，女患者行为彻底改观：信誓旦旦向父母、警察、老师、医生保证做全世界最好、最听话的人，考试拿满分，永不来医院。这番经历对许多人来说刻骨铭心，有助她们在“外头”举止得体，至少不被抓住。

“教她们吧！娶她们吧…… 每个都得治！”

无论患者是因为“行为”或“心态”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替她们感到遗憾，竭尽所能施以援手。但做到这一点有时并不容易。

有一次我安排了若干人9月1日之前出院，好让她们准时开学。否则难免要补很多课，更容易出现旷课。上午开会，我们戏称为“房顶工碰头会”，医院的主任医生得知将有许多人出院，大发雷霆——因为他之前曾遇过这种情况。发火的原因是今年夏天医院未完成床位日计划，所以禁止任何人出院。我告诉他孩子们需要上学，主任医生面红耳赤，跳脚尖叫：“教她们吧！娶她们吧…… 每个都得治！”

但我终究放她们走了，有些人已进入康复休假阶段，有些人根本没病，只是被假病案困住，再不让出院就形同犯罪了。

对于那些没病的患者，如何写诊断是个大问题。如上所述，当务之急是把病案存档、下出院诊断。此外，为了统计需要，还得按照官方的精神疾病分类法进行编码。

不存在“精神健康”这一说，做这行的原则是“来人就要下诊断”。我既要想办法让这些人不被列入精神病人登记册，又要避免自己被抓住。

比如下面这个案例。某17岁女生十年级毕业后的暑假在法院做助理文员，同事们不友好，屡屡欺负她。某日女生再次被训斥，情绪失控，因为是最后下班的人，正好放火焚烧案卷。虽然她登时后悔，奋力扑救，可惜无济于事。结果，一个歇斯底里、灰头脏脸的“疯丫头”进了疯人院。

这女生挺可爱，我能理解她遭遇的麻烦。最后我写了既难以据此追究刑事责任、也无法送她去精神神经病防治所的诊断：“一个有行为和情绪偏差的青少年的急性应激反应”。我甚至找不到适当的分类代码。此类情况真不少。

克格勃分处和告密医生

1980年代初西方人权组织不断指责苏联精神病医生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其结果是全联盟神经病及精神病学会被世界精神病协会除名（虽然我们提前退了）。这些指控几分真实、几分宣传，我不知道。

关于这个问题，我能告诉大家的是，市立15院一号楼四层有“克格勃分处”。至少医院同事是这么叫的。虽然名义上属于15医院，但地位特殊，普通大夫无权入内。即便夜间查房的时候，值班医生也是站在第一道铁门和第二道铁门之间做记录。有人说那里头是治疗精神错乱国安官员的地方，究竟关没关异议分子我也不清楚。

改革之后从可靠渠道得知，市立15院几乎每个科室都有克格勃线人，他们定期汇报与世隔绝的医院门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医院的头头是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因为这份工作他经常得到公费出国机会。

女良心犯

说起来我也见过一次持不同政见者。1984或1985年，具体记不太清，进来一位叫娜斯佳的16岁少女，姓什么忘了。警察在她母亲陪同下把她送入病房。

在他们看来，娜斯佳最近一年的行为很不像话。她在学校频频找老师辩论，声称苏联是灾祸帝国，苏联体制是法西斯集中营，国家领导人是白痴。拿到国内护照，她直接在上面画纳粹党标志，涂写脏话，要求警察局逮捕她，或者干脆作为人民公敌关进监狱。

值班警员打电话叫她妈妈把这个“持不同政见者”领回家好生管教。从此娜斯佳就不上学了，跑到阿尔巴特街混社会，头不梳脸不洗浑身邋遢，在家熬夜不睡觉，自称嬉皮士。只吃纸盒装的速食汤，拒绝妈妈做的饭，偷偷带东西出门，说有克格勃监视她，还用剃刀划手。母亲最后实在无奈，找到ПНД，在警察协助下送娜斯佳进医院。

娜斯佳在病房情绪激动，侵略性强，言语粗暴，乱扔用过的护垫，说自己“被克格勃下令关在疯人院”，全院职工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声言自己多么多么憎恨苏联…… 诸如此类。

问娜斯佳为什么只吃盒装汤，她说“妈妈做饭的时候，自己脑子里会涌出不好的念头，所以才不吃她做的饭”。很显然这姑娘病了，需要接受治疗，我迅速制定治疗方案。

探视时间来了几个熟人要求见她，我就给他们解释娜斯佳得了什么病，严重程度怎样。几天后“自由电台”播出消息，说一名“良心犯”被莫斯科市立15精神病院强制关押，并在克格勃授意下被注射了强效精神药物。而我本人则被形容为惩罚性精神病学的代表。

再后来不知是谁说动了娜斯佳妈妈，反正她坚决要求女儿立即出院。很遗憾事情变成这样。以上就是我实际经历的惩罚性精神病学。

后记

最后我必须为自己这辈子相当一段时间所从事的职业辩护几句。苏联精神病学一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为犯罪或惩罚手段，我认为这至少是不公正的。

人们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和道德去评判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的人和事。我们当今社会认为的许多可怕的、反常的事情在苏联年间稀松平常，反之亦然——我们当今坦然接受的许多事情在那时被视为极不道德、无法容忍的。

我很幸运，曾经与许多优秀的专家、卓越的同事一起工作，我怀着崇敬之心想念他们，成千上万病人经他们治疗恢复健康。但很不幸，确实有其他案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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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全国上下组织筹备1980年夏季奥运会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 会（克格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时任克格勃主席是后来的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其任务不仅要确保安全、杜绝隐患，更要向数千来宾展示一幅完美的、坚不可摧的画卷。

国安部门提前几年就开始为奥运会做准备，近年解密的乌克兰克格勃档案揭示了苏联政府当时担心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基辅是承担第22届夏季奥运会赛事的第三重要城市，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足球预选赛四分之一决赛将在这里进行。另外，奥运火炬传递将途径从切尔诺夫策到哈尔科夫的6个州。

1977年3月，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前三年，乌克兰克格勃内部成立了负责此事的专门工作组，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亲自任组长，定期向乌克兰党中央汇报工作。翻看现存于乌克兰安全局档案馆的费多尔丘克1978年9月-1980年6月之间撰写的六份“奥运文件”，第一份文件开宗明义指出工作的主要方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业务渠道获取的材料表明，敌方情报机关和国外反苏组织正在计划和准备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各种破坏活动。”

乌克兰克格勃确定了三大“风险群体”，也就是国安部门认为有可能干扰苏联体育盛事的人：1、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恢复乌克兰历史上的独立地位，或至少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保持更多独立性；2、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主要追求苏联犹太人移民海外的权利；3、“教派分子”，被禁止的新教教派代表（如“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主要为教友们争取信仰自由。

这三大群体在苏联都有人被打成政治犯，奥运会可能成为吸引世界关注这一问题的平台。同时克格勃坚信三大群体背后站着北约国家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他们可以派遣自己的特工和骨干人员来苏进行“破坏活动”。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在一份文件中写道：“特别是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驻巴黎负责人普里默尔正在法国犹太人、尤其在苏联犹太侨民中间，挑选能在奥运会期间出于挑衅目的为所谓‘良心犯’和被苏联禁止离境者发言辩护的人”。

虽然外国活动分子（真实的或想象的）几乎无法组织什么像样的活动，但克格勃对一切有可能政治化奥运会的企图都保持警惕：海报和口号、旗帜（以色列国旗或乌克兰蓝黄旗）、公开言论、静坐抗议等。另外安全部门还预计外国活动分子将作为奥运代表团成员合法入境，随身带来“有害”材料——书籍、报纸、传单之类。上述克格勃文件甚至指出一项名曰“莫斯科-80”的特别行动，称宗教团体计划将50万册书刊运进苏联：“教权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国家福音’的领导人制定了名为‘莫斯科-80’的行动，准备了约50万册用苏联各族人民语言撰写的宗教宣传品，通过他们的特使以奥运会旅游团为掩护带入我国”。

其实，国际体育赛事出现此类和平表达并不罕见，例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苏联对阵民主德国的足球赛上，乌克兰裔加拿大人达尼洛·米迦尔突然进入场地，打出蓝黄旗、跳民族舞。

如果换作其他场合，抗议者无非拘留而已，他们的诉求不会被（苏联媒体）广泛传播。但奥运赛场不同，几千个记者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警察抓人的录像和照片肯定比抗议行为本身更吸睛。

文件指出：“……НТС领导建议每个行李箱装书30本、小册子150份，衣服口袋也塞几份。当被苏联海关人员查获时乘机把事情闹大，拉上同伴抗议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并要求查看没收他们随身物品的法律依据。跟随此类团体的记者、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摄影记者应记录此类‘风波’，以挑动西方的反苏宣传”。

不仅文宣

然而，如果你相信克格勃的预判，那么海报和传单远非“敌人”的全部手段：“尤其严重的是关于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破坏和其他特别危险极端主义行为的报告。联邦德国和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图谋培训恐怖分子，计划派遣他们在奥运会期间以游客身份进入苏联实施极端主义行动”。

据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在谋划“恐怖袭击”。文件指出涉事的是一个叫“乌克兰青年联盟”的、跟“班德拉派”关系密切的青年爱国体育组织，其成员在美国和欧洲的训练营接受恐怖行动培训。

乌克兰历史学家根纳季·伊万努申科在伦敦长期从事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档案收集工作，跟当年侨居西方的活动家多有交流，没发现该组织沾染恐怖主义的确实证据。他强调，那时候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不具备进行此类活动的手段和资源，克格勃所谓的“营地”只是乌克兰青年聚会处，并未培训武装人员。另外，伊万努申科也没见到任何文件表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当真重视过莫斯科奥运会，遑论派员参与。

但无论如何，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劫持以色列运动员的悲惨先例殷鉴不远，令人们不得不担心莫斯科奥运会万一出事怎么办。这就是克格勃内部决定组建反恐分队（“阿尔法”小组）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巴勒斯坦，克格勃文件称：“业务收集的情报显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层已经决定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不准在苏联领土发动恐怖袭击”。

克格勃通过42名驻外特务和另外49个留学生信息源探听计划中的外国行动。6月份海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之一：“梅利尼科夫派”的两个人（可能是特务）被确定与克格勃有联系，“通过他们查明了赴苏联参加奥运会的外籍乌克兰裔敌对行为人，并将旨在限制1980年奥运会期间民族主义者破坏行为的虚假信息传递给了民族主义中心”。

据克格勃说，奥运会之前半年共有44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密使、35名“宗教宣传中心”密使访问乌克兰，其中10人被驱逐出境，69人被正式警告。预计抵达基辅出席比赛的外国来宾约8000名，因此组织者决定看台上每三排部署“社会代表”（共青团员、民间纠察队员等1200人）和民警（120人）就坐，以便“及时发现并制止外国人的可能举动”。13名编外克格勃人员及626名特务负责控制外国来宾，并设法在他们的住处（36个涉外设施）探听消息。

至于奥运会的恐怖主义威胁，文件坦言这类袭击更可能由苏联居民而非外国人发动。

近些年苏联情报机关掌握了一些声称要刺杀国家领导人的家伙，虽然大多数只是嘴上喊喊而已，但乌克兰境内登记在册的有12人。还对253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做了工作，具体细节不详，可能是奥运会期间把他们隔离在精神病院。

克格勃协同民警联合开展“军械库行动”，1980年收缴火器29支，子弹近4000发，炸药11千克、手榴弹13颗、爆炸装置10个，逮捕持有上述物品者38人。

白采尔科维市一个姓克拉夫琴科的人联系当地部队某军人，索要装满子弹的手枪和军礼服，自称他和朋友计划在奥运会期间“制造混乱”，唤起当局对工人问题的关注。该军人是克格勃线人，把整件事汇报上级。克拉夫琴科之后的遭遇不得而知，但克格勃揽下了预防危险发生的功劳。

波兰女子达努拉·利尔动身去利沃夫，波兰边防军在她行李中发现50枚毒气弹。该女子解释称她的波兰朋友伊万尼茨基托她把东西捎到利沃夫。“据说毒气弹是供乌克兰某些组织成员在奥运会期间使用”。不知此事如何告终。

奥运会开幕前几天，匈牙利边防军在奥地利边境拦截一辆联邦德国公民驾驶的准备前往苏联的汽车。车内查获带光学瞄准镜的步枪及爆炸子弹，备用油箱内发现俄文、匈牙利文宗教书籍。此事发生后，乌克兰边境沿线的克格勃单位加强了对从西部入境车辆的检查力度。

整条火炬传递路线、中央体育场、运动员和代表团住所、基辅各战略设施都是克格勃的保护对象。费多尔丘克文件包含了负责各项工作“办公室”的职员人数：整个共和国2500人，基辅市1100人（首都警员9700人），接待外宾最多的“罗斯”宾馆竟有379名克格勃及内务部人员驻守。从1979年开始，被挑选参加奥运会安保的国安人员就开始在基辅和哈尔科夫负责各项国际比赛和苏联人民运动会的保卫工作，作为预演锻炼他们的技能。

禁止一批，关押一批

“奥运会促使政府释放政治犯”的愿景终究破灭了。相反，1979年出现新一轮搜查、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浪潮，1980年春达到顶峰。乌克兰境内，瓦西里·斯图斯、斯捷潘·赫马拉、尤里·利特温、奥列西·舍甫琴科、格奥尔基·普里霍季科等人属于重点关注对象。当局目的很简单：使这些活跃异议分子在奥运期间远离国际视线。被逮捕者自己当然明白为什么在这个特殊时刻再次遭受特殊待遇，暂时自由的人则被严密监视并进行预防性谈话。

新教徒也被打击：“为压制教派分子积极性、遏制他们的激进活动，基辅市检察院刑事科搜查了15名活动头目和浸信会分裂者权威。在搜查过程中，捣毁了非法的‘信徒’出版社三个装订作坊、一个所谓‘排字车间’，没收约1500份思想意识有害及宗教宣传材料”。

61岁基辅女市民克拉芙基娅·德米特里辛娜与女儿合住规划拆除的陋室，一直想申请新房。她之前从未被克格勃关注，直到某次气急失言，声称将邀请奥运外宾到自己家参观居住条件。对德米特里辛娜进行了预防性谈话，她保证不邀请任何人来家。

对付构成潜在威胁的外国人，采取“拒之门外”的办法，不让麻烦鬼入境。早在1979年3月，乌克兰克格勃就制订了300多名有意出席奥运会、怀疑“与敌方情报机关和意识形态中心有联系”的外国人名单，其中148人被禁止进入苏联。到1980年6月奥运会前夕，这个数字显著增加：“在进行预定侦查行动中，发现359名有意在奥运会期间进入苏联的外国人可能会参加敌人策划的间谍-破坏活动，对他们的入境情况进行控制。对于有严重劣迹的2888名外国人，建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禁止他们在此期间入境苏联”。文件此处措辞含糊不清，看不出被“控制入境”的359人跟被“建议禁止入境”的2888人有什么区别。

截至1980年2月，参赛国申报的13600名代表队及辅助人员已被苏联国安机关逐个审查筛选，545人“由于安全原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乌克兰克格勃文件中，涉及奥运火炬传递和基辅足球赛的内容可能是最无聊的部分。一句话概括：完全顺利，压根没人尝试抗议或其他“反社会行为”。

幻想的威胁

奥运会终于盛大开幕啦。克格勃继续绷紧神经工作，发现37名入境外宾“涉嫌与敌方情报机关、犹太复国主义和宗教中心有勾结”。此外，“苏联特色”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外国人在“不适宜地点”摄影：莫斯科民警抓获三名法国人在高尔基街对着旧房子和垃圾箱拍照！仨游客被正式警告，相机胶卷被悄悄曝光，然后释放。

伊迪斯·雷切尔于奥运会开幕当天从伦敦飞往基辅，携带18份俄文、英文和希伯来文“犹太复国主义”书籍和手册，以及60个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标志”大卫之星徽章。该女子解释说这些东西是伦敦犹太教堂托付她捎给苏联犹太拉比的，她并不知道携带了“违禁品”。

法国妇女克洛德·雷恩行李箱内有一本《莫斯科反导览》，克格勃认为这是一本“声称我国对外国人进行‘全面监视’的书，对‘国际旅行社’公司和克格勃机关的业务进行粗暴污蔑”。《莫斯科反导览》的作者是俄罗斯侨民作家、自由电台记者德米特里·萨维茨基，2019年去世。

奥运会期间，从入境乌克兰的外宾手中合计没收1880份“反苏、污蔑、宗教宣传和色情材料”，以及183个大卫之星图案。

克格勃援引乌克兰人民和外宾对奥运会的观感，谈起基辅承办的赛事几乎都是热情洋溢的。莫斯科举行的开幕式被视为苏联体制的大胜、美国卡特政府的大败——因为卡特总统在国际上呼吁抵制本届奥运会。

只有极少数西班牙和哥斯达黎加运动员对密不透风的监视和规模空前的安保表达不满，西班牙人曼努埃尔·苏尼加说：“保护我们的人比西伯利亚还多”。克格勃文件则称：“为了促使外国人对苏联现实形成客观看法，通过业务手段对其施加正面影响，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政治上有利的采访并刊登见报”。

那么，顺利举办的第22届奥运会能否算作克格勃专业能力的证明？从某些方面看也许能。然而上述文件体现的克格勃工作多数不是细致侦查和巧妙分析，而是高射炮打蚊子（逮捕异见人士）。何况对比奥运前和奥运中编写的文件可以看出，潜在威胁的规模从一开始就被高估夸大了。

延伸阅读：

克格勃报告：莫斯科奥运会前驱逐一批人出境

关于针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敌对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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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致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请求发行食品票证的信：

“由于食品供应方面存在的困难，苏联不少州和地区采取了凭票证供应肉、油、蛋 、香肠等食品的做法，这些票证由住宅公用事业处或房产管理局（所）按月发放。
恳请开会研究讨论在我们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也施行这种制度。
请将结果告知我们全体职工，并书面通知“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工会委员会。”

（共67个签名）

1978年11月24日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就矿职工要求发行食品票证问题致“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总工程师Б.Б.普罗塔索夫的信：

“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区执委会向您转交“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的集体申请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发行食品票证。区执委会建议您找申请信的作者谈话，解释清楚实行票证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产量不足和居民购买力提升之故，长期没有肉类销售。为了拥有丰富的此类产品，需要改善对国营农场的支援以获取更多农产品。同时应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公共食堂之肉类及奶制品，响应工人供应处的申请为他们调拨交通工具。

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

1979年1月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关于请求发行食品票证致彼尔姆州领导的信：

“苏联共产党州委书记Б.В.科诺普廖夫同志
工会州委主席В.И.别古申同志
州执委会商业主席：

我们恳请州各位领导结合劳动者肉、油、蛋等食品保障方面出现的困难，解决凭票证供应食品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向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的领导提出申请，现将他们的答复随信交给你们。我们认为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敷衍了事的官样文章，因为许多苏联城市已经有了凭票证供应稀缺食品的制度。我们要求在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也实行这种制度。

至于信中所言我们应当帮助国营农场收割庄稼的问题，答复如下：我们每年都对国营农场提供协助，前去收割干草、谷物和土豆。1978年地区的《维舍拉报》多次发表文章表扬矿工们在国营农场的工作。”

劳动者签名（共1234人）

1980年2月22日别列兹尼基市化工厂职员、工人致《红星报》、《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我们是化工厂总实验室职工，经常去“森林”国营农场支援农业生产。1980年2月21日我们到该农场第三分部：沃洛金卡缅村分选土豆，途径牛棚，惊讶发现外表破旧无人打理，走进棚内，一副惨状赫然映入眼帘。饥饿的母牛站在齐膝深粪尿中，活的直接从死的尸体上踏过，数了数共有四头死牛，两头腐臭了。尤其令我们愤慨的是，一头产犊母牛的犊子已冻硬了，而它自己也处于死亡边缘，饥饿虚弱到无法站立，甚至乳房都冻结在地面。我们把随身带的面包全部投喂，又去小卖部买，当然这也不够。又铲了牛棚的饲料（青贮饲料和干草）来喂，母牛见了这点儿吃的，简直要跳出围栏拼命。同国营农场工人谈话得知，这些饲料原准备吃到2月25日，因为24日是选举日，开农机的人都会喝醉，饲料运不来。牛无人照料的原因则是，负责牲口的是个女酒鬼，被从别列兹尼基市撵出来，跑到这儿找了份“差事”。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种情况也能解决。我们可以指定这个牛棚跟工厂结对子，把食堂的残羹剩饭给牛吃。这样一来或许就不会出现城市商店黄油缺货、乳制品不足的问题了。奶牛遭殃的地方距离城市30分钟车程，如果喂饱、照顾它们，它们就会报以黄油、奶渣和鲜奶。

见信请采取具体措施并答复我们。

1980年2月22日

鲁多伊、谢里科娃、瓦西耶娃、马特维耶娃、科罗别伊尼科娃、叶若娃、加尔楚什京娜、克罗波娃、科洛季、尤迪乔娃、沃季诺娃、福米纳、阿波罗诺娃、加比杜林娜、伊萨科娃、舍尔斯托比托娃、索特尼科娃、舒姆科娃、谢缅丘克、马什科娃、基姆、济甘辛娜、科热夫尼科娃、洛日金娜、米罗诺娃、乌索姆托娃、托卡列夫斯基”

1980年3月丘索沃伊市女居民关于食品和基本生活品供应乱象致《真理报》编辑部的匿名信：

你好，亲爱的《真理报》！

我想请你们帮个大忙：帮我寻求真理。告诉我这个笨脑筋的女人，我究竟生活在哪种制度、什么社会。大家都讲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可我不信。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赋予人自由和富裕的社会。确实有人过得挺好，但不是每个人。我一整月买不到肥皂，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粗洗衣皂，香皂更别提了，这算哪门子富裕？我有三个孩子，老大8岁，老小9个月，我怎么给他们洗澡、洗尿布？请帮帮我，除非全国就我自己这样。而且不仅没肥皂，也没有洗衣粉和牙膏。我没多少东西喂小家伙，因为买不到碎麦米，也无黄油可煮粥。牙膏、牙刷都没卖的。2年没吃肉，最近我们每人凭票买了0.5千克，这是一年一次的供应。另一回我们凭票买了鸡肉，半只鸡俩人分。就连骨头都不常卖，一旦上货了也买不着，因为每人限购2千克，我排队排35位轮不到。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如何养家养孩子？今天在市场遇着投机倒把分子卖1卢布一块的洗衣皂，买不起。时至今日和平了三十年，这些东西都哪儿去了？没鱼，什么无须鳕鱼、比目鱼、大西洋鳕鱼都短缺，偶尔有明太鱼，也是很少啦。巧克力根本不存在。面粉断货。劳驾解释一下是只有我们城市这个样，还是其他地方也这样？我排长队给家里买回1千克香肠，多了不卖。市党委完全漠视民情，群众口口声声叫他们“白宫”。当然人家用不着操心，毕竟共产党员吃特供餐厅，天黑了才营业，免得引人注目。就连市委看大门的也过得挺好，能往家带4根熏肠和炼乳。这批人眼里看不见贫苦，直接坐小车进餐厅，想吃啥吃啥，可平民百姓呢？请解释解释我们城市的情况吧，这些乱象我们忍无可忍了。食品缺，基本生活用品缺，商店唯独伏特加酒敞开供应，男人全成了酒鬼，上班也拎着瓶子，顿顿不落。

香肠每周销售一次，工人们排着队买；伏特加天天卖不光，所以除了喝酒还能吃什么干什么？流氓坏蛋充斥街头，谋杀、强奸、夺人衣物，警察无法破案，他们自己胆怯了。我没时间继续写，也不能落款签名。那就匿名信吧，只是我再难保持沉默。就算为真理我也不能坐牢，我有孩子。恳请你们，采取措施，帮帮我们彼尔姆州丘索沃伊市。

1980年4月11日彼尔姆州执委会商业管理局副局长И.Н.沃尔科夫关于检查丘索沃伊市商业情况致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的信：

针对《真理报》编辑部收到的诉苦信提出的问题，对丘索沃伊市国营商店食品销售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时发现有下列商品在售：5种通心粉制品，1-2种谷物，1级面粉和馅饼面粉，3种油：植物油、猪油和骨脂油（译注：从猪、牛之长骨、海绵骨提取的混合动物脂肪，形似融化的黄油），散装奶，酸奶油，立陶宛干酪，蔬菜罐头，3公升罐装蔬菜汤，酸腌卷心菜，咸黄瓜肉汤，酸黄瓜，西红柿，3公升罐装果汁饮料。新鲜土豆、甜菜根、盐腌西红柿及黄瓜有货。

糖果点心类：5-6种硬糖，1-2种蜜糖饼干，4-5种酥饼干，华夫饼干。鱼类：非洲鳕鱼，冰鲜沙丁鱼，罐装及散装斑点莎瑙鱼，五香小沙丁鱼，“旅行者早餐”牌鱼罐头。

每天有5-6间商店（共27间商店）出售香肠制品，平均日销量1.5-1.8吨。1977年2月开始施行凭票证向居民销售肉类的制度。

根据资源情况制定畜肉和家禽售价。

1979年库存肉类453吨，向居民销售240吨，供应战争残疾者和糖尿病患者60吨，供应社会福利部门153吨。今年1月-2月受肉类限额80吨影响，每人每月凭票购买0.5千克，共售出70吨。

1979年库存动物油337吨，向居民销售265吨。今年1月因货源匮乏未销售黄油。2月-3月限额37吨，售出20吨，每人每月凭票购买200克。

检查发现洗衣粉和牙膏无销售，但该商品第一季度储备已全部售罄。

责成主管贸易的市商业局局长Л.И.博扬京娜同志增加代售猪油的商店数量，确保不间断销售“小孩”牌混合奶粉、大米和鱼罐头，加强面包的质量控制。

管理局副局长И.Н.沃尔科夫

（译注：丘索沃伊市位于彼尔姆州东南，1979年人口56447人。）

1980年8月彼尔姆市“捷尔任斯基”机械厂工人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敬爱的编辑部！
彼尔姆“捷尔任斯基”厂的工人向你们致信。贵报写道暑假来临，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苦难来临，且年年如此。去年我们就想写这封信，后又觉得可能会有变化，尤其党做出决议后，可如今情况更糟糕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彼尔姆歪曲了帮助集体农庄采购饲料、收割庄稼这件事的本质。六月底厂里派许多人去集体农庄，每25位工人去一个，一直帮助到11月10号。但一个人不可能在集体农庄连着干4个月，充其量1个月，那就是说实际要去5、6个人。但你得知道，很多人基于健康状况无法前往，或者家里有孩子、老人需要照料等，因此所有的不幸都落在我们青年、中年肩上。即使快退休的也得去，却只拿50%工资，帮集体农庄干活都赚不够买面包的钱（一小撮人确实赚够了）。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集体农庄并不需要我们派出这么多人手。派人的事务工组长和主席直接说了算，宁可多派不肯少派，因为通常是不能补派的，集体农庄领导一旦跟不上计划就抱怨缺人，可明明有人闲着没活儿干。

今年情况依旧如此。而我们苦恼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工人不愿去集体农庄的原因在于：集体农庄领导变得蛮横无理，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安置情况，到了那儿待遇竟不如牲口。村里住房不够，就打发我们睡条件很差的房子，既无收音机也无电灯。街上放个公用炉子烧饭。没地方晾晒鞋和衣裤。他们甚至叫我们住没窗的房子，男女混宿，拉个床单当隔断。

总之我们过得就像石器时代原始人。贵报文章描述别的地方宿舍如何如何、食堂如何如何、供应如何如何，我们是不信的。我们大部分人挣钱很少，甚至欠着债，因为我们不采购饲料，而是做打扫畜栏、拉运粪肥之类，帮那些闲人干活儿。

州里也有保障工作、住房、餐食的集体农庄，但数量太少，奥尔金斯基地区就没有这种好农庄。你们可能会说应该多帮助，少叫苦，但有时连续几天没面包吃，我们不认为这种情况下还必须去帮助。虽然我们给你们写信，其实没指望你们做什么，因为这些事对你们而言太不真实了。我们理解（集体农庄）需要支援，但很快就会失去耐心再不去了，因为去了挣不着钱，白白损失工厂上班的工资。

最后讲几句帮农的事吧。我们秋天去郊区的集体农庄收土豆，人家自己都忘记时候到了该收。再说说被帮助者的行为，我们帮他们干活，他们不给我们送水，连个装水的桶都要不来。田野广阔不见一棵树，想生火却没劈柴，下雨必须赶快跑，否则淋一天。听说在乌克兰，帮农的人甚至有牛奶喝，我们却饮水不足。这些话若是30年前公开讲，可能会被判到遥远的地方，我们不相信今天还这样，这也是写这封信的唯一原因，但愿只是个别地区的问题吧。

谨启
全体职工，（代笔）科纳科夫”

1981年12月彼尔姆市专业设计与工艺局职工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81年11月，根据彼尔姆市苏维埃执委会的决定，企业职工、市各级单位职工和彼尔姆工学院学生被集体派往市果品蔬菜贸易组织基地采收蔬菜。我们是彼尔姆专业设计与工艺局的职工，分配在波利尼萨温斯基卷心菜储藏库工作。我们所有人对仓库几十吨、几百吨卷心菜腐烂、而市内商店无菜可卖这一事实深感愤慨。我们不得不把腐烂的卷心菜清出仓库，在院中堆积如小山。我们认为，那些负责妥善保管农业收成的人应当承担苏联法律所规定的最严厉惩罚。（因为）国家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上百人的劳动成果被毁。

究竟谁对此负责呢？

诺尔金、苏博京娜、马尔科芙斯卡娅、费多谢耶夫、库兹涅佐夫（共16人签名）”

1982年1月5日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书记В.А.科济奥罗夫关于“彼尔姆果蔬”联合公司仓库卷心菜腐坏的情况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通知贵报，经审查彼尔姆专业设计与工艺局职工关于“彼尔姆果蔬”联合公司仓库卷心菜腐坏的联名信，证实了信中反映的部分情况。目前材料已递交州党委协助调查，以便将重大过失责任人绳之以法。所采取的措施容后补充通知。联名信作者已于1981年12月31日获得州委商业和生活服务部指导员Б.А.鲍尔琴科同志口头答复。

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书记В.А.科济奥罗夫”

（彼尔姆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延伸阅读：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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