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下)

近期苏共中央收到大量关于城市和工人新村粮食、糖、食油、肉类等必需食品供应不满意的群众来信。

以下是部分信件摘抄。

格罗兹尼市各企业、机关41名工人和职员联名致Н.С.赫鲁晓夫的信:
“亲爱的、最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来自格罗兹尼各企业、家住本市不同地方的工人,想向您提出关于面包、糖、油、肉等食品贸易中最无法容忍情况的集体控诉。目前在市内或工人新村购买1千克面包需排队2、3、4个小时。食堂和小吃部每人限购300克面包或半个长条白面包,吃不饱也不能再要,他们说出售面包执行严格配额,却无人解释配额究竟如何。商店每1个月或2个月供应一次糖和黄油,因此几百人排长队,边排队边争吵、打架也就毫不为奇了。结果就是,假如一位工人不能排队3、4个小时买面包,除了在食堂耗个45-60分钟别无他法,糖和黄油什么味儿都快忘了。不久前苏共格罗兹尼州委审议了本市面包等食品的贸易问题,但从那之后情况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日益恶化。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呼吁您——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采取适当措施处理那些对食品尤其面包贸易有严重过错者,因为目前的局面根本无法容忍。战争年代和战后几年我们做好了准备承受一切困难,但眼下在我们看来已有充分条件满足工人和职员的需求,为他们提供足额面包及至少50%的糖、油等副食品。我们每天孜孜不倦工作,我们供职的企业一贯完成国家计划,所以我们有权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对我们的关心和着想……”

莫洛托夫州巴甫洛夫斯克市石油机器制造厂工人、苏共党员Л.И.索罗多夫尼科夫同志来信说:
“在这里我请求你们着手干预居民食品供应的问题,如肉类、香肠、罐头、糖果、白糖、饼干、蜜糖饼和动植物油,以及服装如毡靴、皮靴、儿童鞋等…… 我们巴甫洛夫斯克距离地区中心120公里,商店除了茶叶和38卢布的糖果几乎什么副食品都没有,夏天进货的白糖也少得可怜。面粉每年只卖3次: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工人合作社,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商店根本不卖黄油,香肠也完全没有…… 商业机构努力采购更多工人们需要的商品,如毡靴、皮靴、透花纱、绵绸、毛料子、缝纫机等,想了各种办法,但进入零售环节供工人购买的非常少。我家7口人,估计将来更多,老婆是党员,以前在工厂铸造车间,现在不能上班了,二等残废,肺结核病,最小的儿子两岁半也有病——妈妈传染的,她们都需要营养,主要是脂肪等,但商店买不到,除了私人市场:黄油每千克50卢布,肉20-25卢布。天气越来越冷,我全家都没有毡靴,因为商店不卖,私人市场一双250-300卢布的买不起…… 我决定请求你们解决这些商品问题,惩治违反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的人,并采取措施……”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科特拉斯市工人、党员扎米亚京同志来信说:
“我迫不得已给你们写信,提出向科特拉斯市民供应食品和基本必需品的问题。过去十年尤其1955年生活物资保障情况非常糟糕。商店有卖品质很差的鳕鱼,而且往往连续几个月断货,鲱鱼也有。至于肉类每年销售不超过5-7次,品质不佳,工人难买,因为要排队5小时,如果你和妻子是双职工,下班赶来早已卖光。市场的牛肉24-27卢布一千克,猪肉27-30卢布,工人阶层难以负担。黄油每年供应三次: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总要排队2、3个钟头才能买着…… 话既说到这儿,工人和家属买个面包都要排队5小时,其他东西更别提了,而市领导却对城市居民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漠不关心。至于其他生活物资供给如成衣、鞋靴、外套,不敢奢望,我本人度过了战后10年光阴,现在全家7口,买不上1米毛料子……”

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沃特金斯克市工人Н.С.巴尔明来信说:
“一年多以来我们沃特金斯克一直缺少面粉、糖、油等基本食品。比如1953-1954年商店每个月都卖糖,每次几乎卖一星期,而今年5月1日至今只在1-3个商店销售了3次,每次还不足1天。本市居民被迫前往其他城市甚至邻州(如莫洛托夫州)买糖。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倒是不缺吃的,我们市民去那里买1千克糖或面粉却要排队一整天。街坊邻居和工友同事之间聊的尽是去伊热夫斯克等城市买食品过节的话题…… 另外市民中还流传着关于食品短缺现状的不健康言论…… 在厂党代会总结改选大会上,沃特金斯克市委第一书记被问到关于我市食品短缺的问题,他的回答令现场代表们哄堂大笑,全对他的说法不满意。请问,如果共产党员都不能得到清楚明确答案的话,又怎么向广大党外人士答复解释呢?”

加里宁格勒州维索科夫斯基地区扎戈尔斯科耶七年制中学工会组长А.Ф.彼得罗夫同志来信说:
“扎戈尔斯科耶工会小组指派我向党中央写信如下:农村居民尤其农村知识分子的供应非常糟糕。教师工资不足以喂饱全家,也不够到维索科夫斯基地区莫特科夫斯基农村消费合作社商店购买日用工业品。老师们至今仍要远赴莫斯科或列宁格勒采购糖、砂糖、谷物和面粉,但教学期间除了节假日哪有时间去呢?学校曾对上级提出保障食堂必需食品的请求,如石沉大海。区党委和区消费联合社很清楚全区居民供应情况,可就是不采取行动。加里宁州消费联合社同样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做的只是在节日: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供应白面粉及糖果点心之类副食品,平常没有。这对吗?强烈呼吁党中央指示我们地区的贸易机构为教师与学生提供必需食品……”

基洛夫州“基林铁建”托拉斯第10建筑队工会主席罗曼诺夫同志来信说:
“应第10建筑队工会及广大职工的委托,特此请求协助解决建筑队工人食品及日用工业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州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掌握建筑工区工人工业用品尤其食品短缺的实际情况,却至今未采取措施任其恶化。建筑队工会及行政部门多次亲自向纳戈尔斯基森工局工人供应处提出申请,约见了基洛夫州党委代表、林业与合金工会州委代表及“基林铁建”托拉斯负责人,毫无改观…… 现提供工人供应处公共饮食保障方面的一组数据协助判断:8月19日到10月5日,一百五十名工人、职员及家属从纳戈尔斯基森工局工人供应处供应站获得各类食品如下:肉和肉罐头153千克、蔬菜(卷心菜、黄瓜)432千克、食用油144千克、白糖100千克、硬糖103千克、各色面食280千克。上述食品主要进入食堂,不在食堂吃饭的工人家属只能到食堂商店购买200克人造奶油、谷类和1-2千克蔬菜,一个半月里没买到过1克肉和糖。工人中间正在滋生不满情绪,部分人拒绝上班,部分人劳动合同期未满自行离职。过去3、4个月未经批准脱离岗位者16名,多数是青年……”

科斯特罗马州谢克沙姆斯基林业局局长М.В.亚季科夫同志来信说:
“赫鲁晓夫同志,冒昧向您写一封短信,告知您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目前对我们工人的食品供应十分糟糕,我手下300名工人,只供应200千克面包。这些人单身未婚者极少,几乎每家都有3、4甚至8口,所以每天至少需要500-600千克面包喂饱900多张嘴,可我们只有200千克。兄弟单位的情况基本类似,1955年秋每天200千克,更何况没有谷物或糖。工人天天质问我为什么没面包、没糖、没谷物,我哑口无言不知该说什么。11月7日放假,工人们连1克糖都没有,没有任何过节的东西。赫鲁晓夫同志,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完成计划呢?每天十几个女人抱着孩子找我哭诉,说她们在家没面包吃,丈夫从森林收工回来都没法开晚饭。我不知道谁该对此负责,区委表示这就是极限了。赫鲁晓夫同志,这封信绝对属实,我相信说实话只会起好的作用。”

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的Н.И.阿诺索夫来信说:
“我们塞米巴拉金斯克市频繁出现面包短缺,尤其进入10月以来面包店大排长队,从凌晨4点开始排。面包店早晨8点上班,11点就售罄关门了。而且大部分面包掺了黑麦,口感不好。人们为买面包不得不中途脱岗或迟到,因为准点下班以后什么也买不着。商店的白糖从节日到假期之间供应,无其他甜食,饼干时有时无。比如1955年10月25日之后长时间不卖白糖和糖果,即使卖白糖也每人限购0.9千克,照样排长队。油的情况同样不好,黄油几乎见不着……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不仅成年人吃不上维持健康的食物,连给小孩买吃的都难……”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下塔吉尔市奥西波夫致Н.С.赫鲁晓夫的信:
“如您所知,下塔吉尔是个大城市,但这座大型工业城市却秩序混乱。在塔吉尔,尤其乌拉尔车辆制造厂新村,商店出现长时间排队买黑面包的情况,白面包就不用说了。长长的队伍连站几个小时还不一定能买到,肉、糖、油、奶更加渺茫。为了获得这些食物,说得客气点儿,跟打仗差不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苏联人习惯了困难,十分理解并且有办法应对这些困难,但当事情愈发丑恶离谱到不属于困难而是其他情况的时候,当人民群众无法及时买一块黑面包、下了班排队两三个小时却空手回家的时候,简直太过分了…… 下塔吉尔地方政府对商业和居民供应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反应迟钝或根本不重视,所以局面不但没变好反而更糟了……”

新西伯利亚市基里亚科娃、希维亚科娃、舒姆罗、雅科夫列娃的联名信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首先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日向您表示祝贺。大伙讨论了很久,决定写信告诉您一件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商业方面至今情况糟糕。您或许不同意这一点,毕竟跟西方签了贸易协议,我们看报纸有所了解,也很高兴与邻国的关系改善。但国内贸易怎样,谁来关注呢?我们住新西伯利亚市,食品店几个月不卖油,糖、白面包和其他面包无影踪。乳制品如鲜奶、酸奶油、奶渣等通常很少见。肉、鱼、蔬菜、水果、面粉和谷类也是零星出售,一旦听说开始卖什么了,排队若干小时就一定能买到吗?买不着洗衣皂只好用香皂,但贵得多啊。日用工业品的情况同样好不到哪儿去。冬天快来了想买毡靴,但没货也不会有货。儿童暖衣、皮大衣也没卖的。而夏天买不到凉鞋、拖鞋,鞋的尺码也不全,应该生产更多常见尺码的。至于网状纱、床罩、贴身内衣等只能去旧货摊花高价买。苏联成立38年了,很遗憾我国贸易系统至今仍如此混乱。倘若我们这儿的物资供应像莫斯科、列宁格勒那样该多好啊。而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假如这封信有说得不对之处或者您想答复,请通过《消息报》发表。”

新西伯利亚市转送党员M.Е.马什塔科娃同志的信说:
“最近三年(1953-1955),由于党和苏维埃贸易管理工作的恶化,西伯利亚各城市大部分劳动者的物资水平急剧下降,主要表现在食品部门。尽管国家屡次降低基本日用品和食品价格,但食品售价仍比国家定价高5-6倍,导致工人和职员等直接生产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部分劳动者物质福利降低。国营商店完全没有鱼,肉很少且瘦得让人不想买,白糖和面包制品销售长期中断,几乎见不着糖果制品,水果无论干的或新鲜的根本没有,蔬菜也绝无出售。由于上述情况人们抱怨连连,说:‘我们的钱都进了投机倒把商贩和集体农民腰包,估计很快会出现财政困难,因为钱都藏花盆了’。”

喀山市转送634工厂女工人М.罗曼诺娃致Н.С. 赫鲁晓夫的信说:
“我想让您知道喀山市的商店缺少食品,货架空空如也。如果您来我们这儿的食品店,只能买茶叶、咖啡和玉米片,这就是全部了,谷物制品、肉、白糖、糖果、食油、鱼类、饼干、蜜糖饼甚至贵的35-40卢布一千克的糖果都完全没货,更别提便宜的了。我不明白如今食品状况怎么会这样…… 无论您何时来,若正巧看见我们拎着什么东西,可别以为是免费发的,那都是商店里花钱买的。若您站在柜台前被汹涌人群挤得无法脱身,那只是因为东西紧俏才来这么多人……”

鄂木斯克州转送纳济瓦耶夫斯基发电厂工人列昂诺夫、安德烈耶夫斯基、利森科的信:
“我们经历了长时间的(约一年多)严重食品短缺。首先面包店排队极长,工人们整宿等待。对于那些第二天上早班的尤其困难,如果家中无闲人代劳那就更难了。这段时期白糖、谷类、食油都未敞开供应,偶有销售也被那些不从事有益于社会劳动的人买走了,工人是买不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曾向苏共区委反应,叫我们上区执委会商业局,那儿的人表示有限额,超过限额即不能增加面包烘焙量。今年春天我们致信《真理报》,编辑部回信称已将我们的信转交鄂木斯克州党委秘书处,但我们未收到答复,之后亦未改善。我们认为当前情况极其无法容忍,因此恳请你们予以协助,至少提供够吃的面包……”

由于供应不足,一些信件表达了有怨气、不健康的观点。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转交比金斯基地区Н.А.巴尔通格的信:
“当村镇商店10月31日宣布将因为收购土豆而暂停供应白糖时,村劳动者对地方当局的举动甚至政府本身深感不满,因为村民的主食是面包和糖,而且长期限量供应,买面包须凌晨3、4点排队,买糖从半夜排队,谷类一个月出售一次,廉价卷烟无货,马合烟也无货。曾为了糖的问题找过市委,人家的答复就好像我们什么都不懂似的……”

车里雅宾斯克州索斯诺夫斯基地区安装工人А.А.戈卢别夫的信:
“今天11月7号,我4点起床出门排队,9点半买到面包,寒风中站了5个多小时。排队的时候我想了很多…… 先简单介绍自己,我是俄罗斯人,1920年生,安装工,受过初级教育,爱自己的祖国,希望她真正繁荣幸福。我们苏联的很多实际情况令我很不满意。今天是伟大的十月革命38周年纪念,苏联共产党领导我们富裕而辽阔的国家将近四十年了。集体农庄成立了这么多年,本应将我国农业发展到难以企及的高度。但如果集体农庄无法产出足够国内消费的粮食,其基础大概不太牢固。自集体农庄建立以来我国一直缺粮,至今仍缺。无论颁布多少决议、命令、指示,要求我们的集体农庄提高农产品产量,竟都无济于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事业进展不顺利,为什么我们(工人和农民)在苏联的生活在物质意义上比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更差?我国人民勤劳,物产丰富,看来错在你们自身,也就是中央和以主席为首的苏联部长会议——你们治国无方,快四十年了没让人民过上理应享受的好日子。错的是您,赫鲁晓夫同志,是您造成我为了块面包寒风中排队5小时…… 请原谅我不礼貌的言辞,请相信我给您的公开信是出于真诚心愿,愿我们苏联各方面能够越来越好……”

喀山市Н.罗曼诺夫来信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这个工人给您写信,保证句句属实。或许信永远到不了您手,但我仍然希望它能帮助我国主管部门看到真实情况。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报纸和电台说我们什么都不缺,甚至有富余,其实商店除了螃蟹罐头什么好吃的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喀山就连黑面包都不够,更别提白面包了…… 战争结束10年,按说生活该恢复到战前水平,可惜不然,甚至不如战前。以我目前的经济水平足够在1927-1929年买栋房子,可现在都没法在商店买面包、糖、土豆和肉…… 请您更加详尽了解群众需求,改善我们的生活。人民信任自己的政府,但食品供应情况很糟,我们都想生活的更好,也理应生活的更好;不能光莫斯科的商店有琳琅满目食品,喀山也该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本应吃饱喝足、衣衫体面,但我所见的并非这样,我家四口人都工作,挣3000卢布,仍感觉日子紧巴。我想请您鞭策一下我们慢性子的州党委书记穆拉托夫同志,另外如果可以的话,请您通过电台如实告知各项困难。相信未来将会更好,二十大上您清理了旧摊子、计划了新生活,我们自己也能逐步实现最好的结果……”

古比雪夫州新古比雪夫斯克火车站第4通信段工人Н.И.尤尔科夫来信说: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原谅我的坦率和焦虑,我想得到问题答案。我们为捍卫和平的成绩而高兴,为我国工业、建筑业、文化事业的进步,尤其农业大发展、粮食产量增加而高兴——反正电台和报纸这么说。可这都是宣传,实际情况怎样呢?还不是活一天算一天,有时就这一天都难熬。我代表不了所有人,可我敢断言,别的劳动者无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子生活(面包白水)。说说我自己吧,本人15岁参加工作,劳动了22年,一向成绩优秀,但多年来所见的只有贫困,尤其最近几年工人几乎拿不到仅够糊口的工资。我们听到、读到的宣传说我国食品全面丰富,农产品各项指标超额完成计划,那么这些东西在哪儿呢?为什么商店货架空了3年(当然酒不缺)。工人们无处购买谷物、肉类、油、糖、面食之类吃的,甚至面包都不够。要何去何从,往后怎么活?…… 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生活的真相,我觉得政府不掌握下面真实情况…… 我明白当官的会因为这封坦率的信追究我,但我不怕,因为这些都是实情,我也不愿帮着宣传掩盖实情……”

其他城市、州和共和国亦有类似内容来信。

苏共中央总务部信访局主任(签名:谢布雷金)
1955年11月24日

延伸阅读: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上)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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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上)

苏共中央收到若干信件,指出食品消费品供应恶化导致劳动者物质福利下降。部分摘录如下:

新切尔卡斯克市费奥多西诺娃来信说: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再也无法对我们苏联人民面临的艰难境况保持沉默。人民诚实认真地投入全部精力到工作和学习,却没什么吃的东西恢复元气。商店空得很。我们挣的钱都给了投机商人,仍然活得半饥半饱。儿童和青年已经8个月未见白糖、奶油了,只有面包。这确实不算饥荒,但一代人不可能光吃面包健康成长。蔬菜、谷物全都没有。我知道国家现在困难着,粮食歉收,集体农庄不理想,国际局势紧张,可在各种建设项目和军人退休金上也挥霍了不少钱。人民有衣穿是要感谢党和政府,但食品供应到了危险边缘也是事实。我们的新切尔卡斯克工学院组织1200名大学生查体,发现250人有肺部病灶。孩子们苦啊,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被剥夺了。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写这封信的不是什么心怀恶意的敌人,而是一个苏联妇女,一个母亲、劳动者、党员。我边写边流泪,因为养不好孩子令我心如刀绞,因为大学生每天忍饥挨饿15、16个小时坚持上课。技校助学金140卢布,学院300卢布,拿着钱却买不来吃的。”

莫斯科市地方党组织1927年老党员О.Н.瓦西里耶娃同志来信说:
“近三十年来我全心全意信奉我们党的全部决定、全部措施,从无丝毫怀疑,而且尽己所能协助其实现。那么我现在担心什么?我是出身舒亚(译注:可能指伊万诺沃州舒亚市)的女工,一直跟家乡有联系,那个地区未被战火波及,战前集市上摆满各种农产品,现在却空空荡荡。肉卖30-35卢布,牛奶一升6、7卢布,诸如此类。这是怎么了?依我看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党的干部。近些年,按照惯例,党的机关干部多是不了解本地情况的外地人,很少接触群众。”

39017部队转送军人А.М.叶罗申的信:
“当我得到探亲假的时候,我像只小鸟一样坐快车飞奔回家探望父母和家人。大家相见甚欢,毕竟我三年没回去了。但父母却沒能力设宴庆祝,尽管他俩很想这样做。我父亲是个受尊敬的熟练粉刷工,挣钱不比别人少,甚至高于一些人。我母亲患病不能劳动,两个妹妹未成年。为什么父亲养不起这样一个家?要知道他是个急公好义的人,不喝酒,我母亲也从不乱花钱,可以说他们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我们国家,虽然我没仔细算过,大概人均45普特(译注:1普特约16千克)粮食,还不包括处女地。请问这些宝贵的粮食到哪儿去了?月收入再怎么精打细算都不够正常生活的。工人是我们的主要成分,肩负生产重任。承担了这么多辛劳的人民,却没过上苏联人应得的生活。以我邻居为例,他是个强壮的、技术出色的钳工,挣1000卢布养两个孩子,从不看电影,因为他知道任何不必要的开支都会影响一日三餐。我是跟他谈过的。显然如今的生活比1950年更艰难了。我这次回家探亲,进商店买不着小白面包,听说还不光我们谢尔巴科夫(译注:可能指雅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缺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原谅我这封不寻常的信,身为共青团员我不能闭着嘴不讲实话。”

莫斯科市Н.克拉西洛夫给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信:
“我想通过这封信与您分享我对我国普通人的想法。我受过中等教育,自认对党的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各种问题足够了解,同时作为一个爱国者我也完全支持这些政策。但既然决定写信,就想谈谈我国生活中为数甚多的缺点和不足。让我们睁大眼睛仔细看一看、评估一番吧。应该说我国大部分群众的生活仍很艰难。以我为例,家里日子尚可,每月预算2000卢布,按照当前物价这是维持中等程度生活的最低数字了。但我们国家只有少数人能达到这个水平,许多人的月度预算是500-600卢布,宽裕点儿的1000卢布。想象一下现如今600卢布过的日子吧。我们的人民经历了太多,现在该为他们创造正常生活条件了。而实际上,生活幸福的、有保障的人偏偏不是那些直接创造一切财富的人。苏联人民曾经饱满的热情不知何故消退了。每个人孜孜以求用各种办法赚钱,其他一概抛诸脑后。近几年政府成员访问了我国不少地方,这开了好头。应该继续这种实践,去亲眼看看群众生活,多走访那些特别困难地区,查明其原因并促使其改善。”

列宁格勒348厂工人П.И.季莫申致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信:
“您的历次讲话充满了慈父般的关怀与温暖的家常话。我们工人尤其爱听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严厉斥责某些基层领导。唉,这种人又有多少被斥责过呢。现在我想以自己为例谈一谈,我是普通工人,五级起重工,每个月好的时候挣800卢布。大女儿16岁,小女儿4岁,一个儿子9个月,还有一个儿子跟苏联军队一样大(译注:指1946年出生)。也就是说我要抚养四个人,自己排第五。这种家庭的父亲没能力给孩子提供任何他们喜爱的东西。800卢布工资扣除房租、所得税、还债、工会费之后,五个人每天吃饭钱平均4-5卢布。此外,我们还要穿衣穿鞋,衣服鞋子都不便宜。理解了上述数字的人可以断言:这家五口人很难甚至无法靠工资生活,但仍要活下去。唉,我们就是这么过的。”

弗拉基米尔州穆罗姆市工人塔尔哈诺夫、科尔涅耶夫来信说:
“居住在穆罗姆市及附近地区工人阶级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难。我们的困难是什么?我们记得战后那段时间黑面包吃得饱,而如今想买2千克面包必须早晨7点开始排队三小时。从报刊上写的来看,情况越来越奇怪了,我们生产的东西明明比刚打完仗那会儿更多,但它们都去哪儿了以至于什么都买不着?直说吧,你们作为执政者如果无力保障工人的面包,那就重新发行食品配给证,好让我们免于饿死。”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的信:
“目前乌里扬诺夫斯克市食品供应情况不佳。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日下降中。广播和报纸说每年的产量高于前一年,但我们的日子却相反:每年都比前一年惨。这可以通过举例说明:1952年一桶土豆售价3-4卢布,1953年7卢布,1954年涨到10卢布。1952年商店除了黄油也有植物油,1953年就只有人造黄油和牛油,1954年这两样东西变成偶尔供应,现今干脆什么油都没啦。不仅食品稀缺,工业品也缺,商店空空如也。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被资本主义包围,时刻准备对付他们的挑衅,但尽管如此,总该有点最低生活水平啊。如果每天下班回了家,整晚东跑西颠买吃的,次日一大早再去上班,就别怪人们对生活发怨言了。所以我们首先求助您,请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伸手救救我们。”

来自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信:
“战争结束十年了,战时的生活倒比现在还好些,最近尤其明显,每家食品店外总有千把人排队等候那可怜的半千克糖或油。集市东西非常贵,普通苏联人去一趟集市就没了一个月薪水,所以唯有那些月收入三千以上或掌握公款的人才逛得起。您自然很难了解平民百姓的生活并做出正确决策,但您应当多加了解,因为群众的精气神高于一切,当前紧张时期更应达到其应有的高度。部队同样士气低落,军官薪金不够花,总是欠债,因为物价高昂且商店没什么可买的。听一听人们排队时的言论吧,我们这些基层老党员臊得无地自容。”

来自弗拉基米尔州亚历山德罗夫市的信:
“我们请求您过问一下亚历山德罗夫市劳动者的生活。战争结束十年了,所有报纸、杂志、文学作品连篇累牍谈论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相比战前飞跃提高之类。但抬起眼来瞧瞧实际情况怎样?我们平民百姓觉得,您要么不知道真实情况,要么知之甚少,毕竟我国党和经济领导人从来都爱夸大现实、报喜不报忧。像我们祖国这种国家,和平时期食品供应原本不该成为问题。真无法相信国家竟然这么穷,城市主要劳动群众的生活竟然这么难,商业组织即市国营商店竟然这么惨淡。我市商店无任何动物油存货,植物油紧俏,糖偶尔上架,卷烟为零,不见肉类,甚至面包都不多。衣裤鞋帽等在亚历山德罗夫也没什么可选的。劳动者们不得不把节假日用于往返莫斯科购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工人平均工资同战前基本持平——400-500卢布每月,物价则不然:比如战前白糖一千克4卢布30戈比,现在11卢布;饼干4卢布20戈比,现在9-14卢布;战前300-400卢布就能购置一身中档男装,现在则须800-1000卢布。要么多掏钱,要么就找投机倒把分子买。自从商店供应吃紧,集市的物价也水涨船高,战前你花6-9卢布能买一千克最好的羊肉,现在25-30卢布了。每个共产党员面对工人只会空话连篇,听了叫人难过。依我们看,有人正在伤害劳动者、在他们中间制造不满。”

其他州亦有类似内容来信。

苏共中央总务部信访局主任(签名:卡巴什京)
1955年4月25日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下)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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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 文:尼古拉·瓦尔谢戈夫

也许有些人记得(或编造?)这样一个故事。话说1970年代,某工厂用自己的食堂做实验:撤除收银员,摆个收款盘,让打饭的人自行算钱、自觉付费,比如放下1卢布,拿走23戈比找零。起初一切顺利,可月底的时候发现食堂亏钱了。组织者对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水准深感失望。之后忽有一天,盘中惊现巨款,超过上月赤字。原来那一天是工厂发薪日,众人不但补足了自己之前欠的饭费,甚至多给了。

依我看,这也只是苏联童话之一,除非有人能够具体指证此事究竟发生在哪儿、对谁做的实验。

本人1973年参加工作,在机务段,上班第二天放在更衣室的新工作服被盗。1980年代我在”ЗИЛ”汽车厂,整车他们都有办法偷走,更不用提那些小零件比如稀缺的火花塞了。干这事儿的人不以为耻,口号是“我们没偷,我们拿回欠我们的待遇”。莫斯科的开架自选商店偶尔抓获偷香肠的人,就连疗养院也要把饮水桶的水杯用链子拴牢。因此我不信工厂职工会付清欠款。而且,这个故事恰恰显示出工人工资可怜到何种程度,诚实之人吃顿午饭的钱居然都不够。既窘迫至此,不偷怎么办呢?何况食堂员工本身也做贼,缺斤短两、造假账,掺水稀释酸奶油。倘若上述实验真的大获成功,为何不在全苏联推广先进经验呢?

说实在的,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实验最终失败?原因就在于只有当绝大多数人具备了高度社会责任感时,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出现。而实际上这种人凤毛麟角。所以就不该歪曲历史真相,对当代年轻人扯谎苏联时代的人更道德、更正派。

我不能说什么叫诚实,但如今这代人远比苏联那代人更有文化修养。以前如果您去机关部门办事,往往被粗鲁对待甚至被辱骂。您恭立肥胖女官员面前唯唯诺诺、无比卑微,仿佛您的出现破坏了她一天好心情。

如果一个苏联人穿越到今天,进机关部门办事,迎面走来一位清爽整洁的姑娘微笑说“您好,请问怎么帮您?”——他多半以为这姑娘精神不正常,吓得倒退三步。

罢了,就让苏联的美丽童话和诚实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事迹四处流传吧。童话人人爱听,只是别迷信。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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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退伍军人致《真理报》的信

目前高技能脑力劳动者和低技能体力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差距悬殊。

清洁工(“女事务员”)、托儿所和幼儿园女护理员工资210卢布,有轨电车售票员、站台检票员、洗衣女工、看门人280-310卢布,而行政管理人员、教授职称者、作家、名演员、设计师、高级军官收入15000卢布甚至更多。差距竟达1:72或1:48。也就是说,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成员、共产主义建设者,即那些从事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的群体,尽管很重要、很有用、很宝贵,却比其他人富裕72倍或48倍。何况这些“其他人”为数更多。

即使考虑大型企业熟练工人全额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后的工资(800-1700卢布),也仅相当于高技术专家薪酬的十八分之一。

当然,我不是在谈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也不是要抛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之基本公式,但应保证工资差异约在1:5或1:4区间内(即一些人的收入不低于400-500卢布,另一些人不高于2000卢布)。此处特指固定工资,不包括井下矿工的计件工资,那些人多劳多得,哪怕收入再高也不应受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学校的清洁女工薪酬210卢布,州国民教育局学校的300卢布,航空技术学校的400卢布,农学院的410卢布(1954年4月)。同工不同酬究竟为何?
类似例子: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女护理员工资210卢布,儿童之家的310卢布。(译注:苏联的“儿童之家”是抚养三岁以下无父母幼童的孤儿院)

尽管出台了系统性降低商品价格的政策,大部分人生活仍属不易。一个收入200-300卢布的家庭日子很难过,无力给孩子买牛奶、黄油、苹果,衣裤破破烂烂,买不起毡靴和冬装,更别提看电影、看话剧。

所以这样的家庭能在国营商店买570卢布一米的厚呢子做件大衣吗?!便宜的57-60卢布一米的呢子通常没货,即使有,对这种家庭而言也偏贵了。

清洁工、洗衣工能花400-500卢布给自己换新装,能买得起1500-2000卢布一件的大衣吗?

这样的家庭吃黑面包和土豆度日,购买的糖远远满足不了正常需求,还得省出钱来买柴火,给上学的孩子买书、买课本和练习册。

与此同时,另一些家庭身穿卡拉库尔羔羊皮或海狗皮袄,用绸缎、薄天鹅绒、风衣呢、波士顿呢打扮自己,在豪华餐厅一掷千金,购置汽车、摩托车、收音机,雇女佣,看戏长踞一等座。

当前出现了某种对立,虽非社会秩序的对立,但终究是对立。前述两种家庭互不往来,纵然接触也是贫家妇被富家主雇了去洗衣服、擦地板、锯柴火,即所谓“黑骨头和白骨头”的接触。

高收入家庭的主妇通常不工作也不持家,低收入家庭的女人既要上班挣钱又要打理家务。贫家妇女活到60岁自称“纽拉”或“达莎”,无父名;富家千金19、20岁的时候人人都知道她芳名叫“瓦列里娅·阿尔卡季耶芙娜”、“莉拉·伊万诺芙娜”或“玛丽亚·彼得洛芙娜”。

贫家小孩(尤其兄弟姊妹多的)大多成长缓慢、面黄肌瘦,衣衫破旧,没什么玩具。

瓦连京·奥维契金在他的文章《论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报》1954年7月31日第91期)中提出:每年都将没经过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提名斯大林奖不合适的问题,他建议5年评奖一次以减少公款开支,确保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客观更严格的评价。该文还谈到有必要重新思考版权的某些问题,如稿酬数额与过高的版税。例如一部多少还算成功的作品的作者可以通过再版获得金钱(当他们多次出版自己作品损害他人利益时总要耍些“手段”),就能把自己家布置得富丽堂皇,买各种古董家具,进门如同走进博物馆。

理应严格规定此类收入,设置每年最高限额。瓦连京·奥维契金把这种作家的收入称作公共资金管理不善。我们不能容忍某些人有机会想怎么奢侈就怎么奢侈、想获得什么就能获得什么,而仍有相当数量家庭(这话就该大声大胆地讲出来)面带菜色、步履维艰,缺乏基本用品——比如应季服装。

富人家、穷人家都有孩子。每个孩子都有权利且应该能够享受快乐童年!倘若我们客观上还未给全体苏联人提供真正丰富的物质幸福,那就必须对现行的分配做一番严肃调整。

我国应该把低薪劳动者——清洁工、护理员、洗衣工、看门人——的工资从210-300卢布提高到400-500卢布,重新审核高薪专家的收入,限定最高工资2000卢布(特殊情况2500-3000卢布)。这个数绰绰有余!这样做将是公平的,脑力劳动者不至于感觉委屈,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肯定明白同甘共苦的含义。社会不能没有清洁工、护理员、洗衣工和看门人,也不能坐视他们极低的生活水平。他们没受过多少教育不是他们的错,但以目前工资他们的子女也没法接受充分教育。当然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简单的体力劳动终归需要人去从事。我重复一遍,有觉悟的苏联人不会因自己过高的工资(以目前标准)被降低而抱屈负气,医生拿600-700卢布、教师拿700-900卢布足够生活了(他们的工作也是有创造性的)。

摘自《真理报》编辑部收到的“现行工资制度在实践中的缺陷及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群众来信
1954.11.05

写信者:Г.Н.涅日丹诺夫,1917年生,伟大卫国战争残疾军人,图书管理员(莫洛托夫市(彼尔姆市)布尔什维主义街35号)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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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1946年8月13日,辛菲罗波尔К.Ф.阿尼西莫夫大尉的信:

“犹豫和踌躇已经困扰我长达两年了,我决定行使一名党员的权力,直接向您提问。这封信可能刺耳又自负(对此先道个歉),但都是掏心窝的话,请您帮我排解疑虑。

近来报刊、广播中越来越多出现我们国内生活的令人担忧的消息。《真理报》不仅发表了讽刺官僚主义、钳制批评、受贿贪污和投机倒把的小品文,还刊登了检察机关和国家监察部的通讯,甚至在特别社论中开始呼吁秩序,等于承认这些丑恶现象在我们国内生活中广泛存在。

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联共(布)中央揭露的克里米亚州的情况,导致联共(布)克里米亚州委领导层发生变化。该州联共(布)党委和州执行委员会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后果,是许多地区党和苏维埃组织受贿及勒索集体农庄钱物现象(等于盗窃国家财产!)肆意横行,致使许多移民安置的集体农庄瓦解崩溃、庄员因饥饿逃出克里米亚州境。似这种对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野蛮态度不仅克里米亚存在,我国其他地方同样广泛存在。赫尔松州不少地区(比如秋鲁平斯基地区)的集体农庄由于今年收成不好,且未获得地方当局任何关怀和援助,庄员们实际上正忍饥挨饿并四处逃亡。

纵观苏联大地,集体农庄出资“奉养”地区领导干部实属司空见惯…… 区委会和区执委会粗暴无视集体农庄大会意志,在庄员们不知情、不乐意的情况下专横任免集体农庄主席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以至于庄员不把自己视为集体农庄的主人,只觉得自己是国营农场雇工。集体农庄主席既然来自上级任命而非庄员选举,遂飘飘然自以为独立于众人,言行举止如同地主管家。他们压榨集体农庄每一滴油水,根本不关心农民福祉和生命,满脑子想着怎么取悦地区领导和更上级领导,挪用集体农庄公款喂肥自家牛、猪等牲畜,行贿的钱也从这里面出。1945-1946年我在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父母家)、加里宁州(三星期预备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要塞区服兵役)屡次遇到上述情况。”

1948年,哈尔科夫州布利兹纽科夫斯基区新伊万诺夫斯基国营甜菜种植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П. В.库赫京娜与Х. Ф.图托娃的信:

“我们俩——П. В.库赫京娜和Х. Ф.图托娃——因为在社会主义领域做了些微小的工作,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我们将投入更多精力和注意力继续工作,以期在未来取得新丰收。

而目前,我们在国营农场劳动一季,挣来的粮食相当于450卢布一公担,市场上卖150卢布一公担。

纺织品难买,鞋和肥皂也难买。总之,没人肯关心我们。我们履行了1947年的劳动责任,却未获得任何工资,没有糖,没有现金,没有面包。可当初签合同的时候,这些都是保证过的。现将1947年的合同寄给您,请读一下,看看我们领导做的对不对。

(信尾П. В.库赫京娜写的补充:)

我,库赫京娜,在国营农场工作。奉养两位老人:丈夫的父亲、和三个儿子捐躯前线的母亲。
我向区执委会申请建筑材料,被拒绝。可我没地方住啊,我家房子今天不塌明天塌,买不来木材,不知如何摆脱困境。不仅没房住,冬天来了也没东西取暖。
总之我的处境艰难:养两位老人和一个衣衫不整的孩子,没地方住,而且冬天快到了。”

1952年9月2日,苏梅州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地区米哈伊洛夫卡村九年级学生、预备党员А. Е.巴戈纳的信:

“……之前战争年代人手、畜力和工具短缺,落后的集体农庄从土地收获的作物不多,所以劳动日报酬也少。

战后复员的集体农民回到农庄看见这种情况,选择去企业上班。本就因战争虚弱萎靡的集体农庄再由玩忽职守的主席领导,更得不到劳力补充。这就导致在管理不善的地区,时至今日虽然集体农庄规模有所扩大却依然落后,庄员生活水平低下。集体农民在自己农庄若是既挣不着钱又无外快,惟有“人往高处走”,一走不回头。

剩下没走的许多庄员今年外快收入稀少,被迫卖掉奶牛缴税,因为他们菜园面积大(0.5公顷),菜园没了活不下去。

服装、食物等方面没什么可说,隔着老远就能认出谁是集体农民…… 我们就是例子。我家以前要缴1202卢布的税,母亲独自工作(父亲再婚),每年约计200个劳动日(译注:“劳动日”是集体农民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计算单位,相当于中国的“工分”)。现钱,当然是看不到的——购买公债了。直到父亲寄来一纸证明(他在矿井工作)我们才不用缴税,之后的日子虽然贫穷但能忍受,不过现在我们也要卖掉奶牛离家一年了,总不能靠偷吧,不偷就只好出门挣外快过活。

最近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地区“斯大林”集体农庄两名女性因盗窃粮食的罪名面临审判。
她们为什么甘心做贼?也许她们的孩子入了冬就要挨饿,集体农庄又给不了多少。假使她俩生活在“高标准”状态,就是另一回事了。
她们或许会被判10年。但如果她们因生活所迫而盗窃却要坐牢10年,不公平。

如果我写错什么,请见谅。我只念了8年级,缺课1年,低年级的时候学习不认真,确实文化水平不高。“

1952年11月3日,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地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劳动者村“赫鲁晓夫”集体农庄女庄员О.П.日捷列娃的信: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В.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我迫不得已才对您说这些。如有打扰请见谅,但我不得不如此。我对自己艰难的经济状况进行了长久思考,最后得出结论,您可以帮助我摆脱出来。

我是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在牲口棚工作,全年无休。女儿去年也参加了工作,挣的钱难以度日。我还有两个学龄孩子,拿什么供他们念书?拿什么供他们吃喝?我不知道。两手空空。我全年工作约500个劳动日,分得140千克粮食,另200千克抵偿旧债。女儿念了三年书,家境贫寒只能送她进城当保姆,没什么好衣服穿。劳动日没有现金工资。卖牛奶的钱交完税再买面粉糊口。另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14岁,被迫中途辍学(一个3年级一个5年级),因为吃的不够,缺衣少鞋。

我们集体农庄的业务很差。去年死了1000多头牲口,每天死13头。草料剩下不少,可牲口没了。最近又开始死,五头小牛犊已经完了。不明白是怎么搞的。去年没人被追究责任,今年同样。

集体农庄主席瓦西里科夫收入1200卢布,酗酒贪杯。去年牲口大批死亡的时候,他指示我们把畜群赶进未收割的燕麦田(冬季)。牲口赶出去了,第二天几乎死光。为掩盖自己罪行,主席又让把幸存的母牛宰杀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卖肉,告诉他们用这笔钱能买回多少就买多少。这么一弄,又买得瘦了,照旧纷纷死掉。瓦西里科夫主席还把自己的瘦母牛混在运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里面,调换了好牛回家。

斯大林同志,我该怎么办?劳动一整年挣不来面包!有一天我去商店买面包,售货员无论如何不卖给我,说是只卖给老师。我伤心透了:种粮食的人没面包吃。孩子们没面包只能吃土豆。肉就不必提了,我们从没见过。

斯大林同志,你能不能派可靠的人核查这些事实并惩处犯罪者?听说全州去年死亡许多牲口,大概本州的工人们也对此很不高兴吧。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他们的责任。又听说报上登了,好像州委书记提拔到了党中央,可他负责的州一个冬天死了27万头牲畜。这种胡作非为的人为什么能进中央?(注:Г.А.杰尼索夫,1950-1955库尔干州委第一书记,1952-1966联共(布)中央委员)

我不识字,提的问题或许不准确。丈夫1941年死于前线,大儿子也没了。

奥莉加·巴甫洛芙娜·日捷列娃
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地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劳动者村,‘赫鲁晓夫’集体农庄”

联共(布)党员库普提京的信(1952年11月11日之前):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有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政府和您本人是否了解沃洛格达州集体农民的真实情况?

战后我本人多次造访沃洛格达州梅日杜列琴斯基地区各集体农庄,尤其“十月革命”、拉夫连季耶夫斯基、希伦齐斯基和古扎列夫斯基村苏维埃集体农庄。这些村苏维埃的集体农民生活相当贫苦,不少人真正处于饥饿状态。

播种粮食作物、蔬菜和饲料作物的农田理所当然地逐年扩大,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却在减少。在执行播种计划上,集体农庄一贯蒙骗村苏维埃,村苏维埃一贯蒙骗区苏维埃。我曾亲眼看见大片农田杂草茂盛,只夹着少许黑麦穗。集体农民说这些黑麦播种在未耕的田地上,尽管人人都知道沃洛格达州境内只有施过肥的壤土才能粮食丰收。这一条件自1940年就根本没满足,宝贵的肥料——牲畜粪便被集体农庄畜棚和马厩抛弃,很多年未见成堆的粪肥了。众所周知沃洛格达州以出产最好的草料、苜蓿和块根植物闻名,集体农庄反倒因饲料匮乏每年损失大量牛只。这是沃洛格达人闻所未闻的。为保证牲畜存栏计划,地方当局建议集体农庄用购买粮食的办法补偿死去的牲畜数量。由于上述情况,集体农庄每年都要欠国家大笔债务,更不用说庄员们自从1940年就未收到一克粮食、一个戈比的劳动日报酬了。集体农民做着完全无偿的劳动,只计算劳动日却不发酬劳。直到1947年1月废除粮食票证制度前人们吃的都是草,真正的草,晒干、磨碎掺着面粉烤面包。即便如此,集体农民仍然无怨无悔在农庄工作。这些年由于城里自由销售面包,他们的日子轻松些了。如今他们说:“我们为劳动日劳动,为买面包挣钱”。他们已经习惯现状,并不特别气愤,认为事情本该如此且将一直如此,决不因此指责谁。集体农民家家户户窗外有菜园子,从中收获了足够吃的好土豆,这是唯一能让他们免于饥荒的东西。的确,约50%的集体农民养着奶牛,使他们有机会吃到奶制品并交售牛奶给国家。不养奶牛的人生活更难,家中孩子没奶喝,而且集体农庄的儿童一般都没糖吃。

一部分有奶牛的集体农民养牛不易。直接从事收割干草的人不愁干草,不从事打草工作的人就要买干草,虽然集体农庄草场每年都有大量未收割的草被雪覆盖,甚至已收割的草也有遗留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集体农民为自家奶牛割草,只知道他们不肯为集体农庄的利益割草。集体农庄领导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经营。

地区政府代表很少下到集体农庄,根本不去田间地头,对真实情况兴趣寡淡。他们只会走进集体农庄办公室查阅执行经济计划的账目数字,只会要求履行计划而不考虑任何实际原因。

这些才是千真万确的真相,只要在前述村苏维埃的任何一个集体农庄视察一天就会对此确信无疑。

我觉得集体农庄出现这些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人才。老年人逐渐过世,青年人上完学远走高飞,就连那些不爱念书之人也想方设法离开农村。集体农庄没地方补充新鲜血液。另外,集体农庄和村苏维埃弄虚作假瞒骗国家也造成很大危害。

近些年集体农庄未按照章程建立种子基金或保险基金,它们只列在纸面上。
总收获量完成粮食交售任务之后就无法支付农技站。再每年从国家借种子。

综上所述我认为地区领导对这些事实置之不理是错误的,我觉得照此恶化下去,沃洛格达州不少集体农庄将很快彻底衰败。
依我看,中央机关必须出面干预。

联共(布)党员库普提京”

1952年12月20日,坦波夫州雷索戈尔斯基地区杜布卡村“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主席И.Е.克留科夫的信:

“……我从1946年开始在上述地区“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担任主席。年复一年工作了7载,无力保障我的庄员们面包等重要生活物资。本农场年年收成不错,农民全力耕耘、收获以求自己口粮不缺。

但实际情况根本相反。收获后首先履行交售国家任务,再跟农机站结算机器费用即实物支付,最后留下种子,似乎一切都正常,但不幸的是,耕种庄稼的集体农民每个劳动日报酬竟不多于200克。

请问人能靠这200克过活吗?当然不能,我作为集体农庄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至少给庄员们2千克。但我们区委会和区执委会听说此事,叫我去开会。

他们说,如果你(也就是我)不完成交售国家的任务,就要审判我,把我开除出党。简而言之,不仅要毁了我的家庭,还要毁我整个人生。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问有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允许耕种粮食的集体农民没粮吃?
于是我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我们中央也就是您的指示,地方当局就彻彻底底违法了。我们的报刊、电台说我国集体农民生活富足,但真无法靠这点儿东西实现富足,好比我们集体农庄:每家3、4个人合穿一件冬装,冬天60%的小孩缺衣服不能出门上学。

我估计,除非我们正准备战争才会导致如此巨大的粮食征购量,因为从报纸和广播得知我国总产量约80亿普特。我明白国家需求大量粮食,我们要支援各民主国家,但我觉得应该首先满足本国人民口粮,再把余粮销售外国。

听广播得知美国出现饥荒和失业,我发现我国同样如此,尤其在集体农庄,面包和其他种类食品严重不足。

综上所述,请您指示我们的区委会和区执委会,让他们反思:动用审判和开除党籍手段威胁未履行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究竟对不对。因为我们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保卫家乡不是为了让人吃不饱穿不暖,而是为了实现真正繁荣富足的生活。”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斯捷潘·丹尼洛夫论集体农庄之弊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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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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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女农民致米哈伊尔·加里宁的信

1945年11月26日,雅罗斯拉夫尔州乌戈利奇斯基地区斯帕斯基村苏维埃女居民菲拉托娃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的信:

“亲爱的加里宁同志。我想请求您再免除一年的国家税收和(粮食)征收,因为我家太苦了。丈夫是卫国战争残废军人。两个孩子:5岁的女儿也是残废,一条腿短不会走路,儿子5个月。不能把他们单独留家里,也没人替我带。丈夫整天心烦意乱,孩子们对他有影响,他什么都做不了。他的专长是细木工,可两腿受伤不能发挥自己手艺。

我们1940年组建家庭。1944年丈夫受伤复员回来后买了座老房子,本想当劈柴烧。这房子只有一间屋,但好歹遮风挡雨。带着小孩子和残废人住公寓很难。我看着自己孩子,心在滴血。他们吃不饱肚子,衣不蔽体,爹娘一屁股债。夏天我撇下孩子挣了80个劳动日(译注:“劳动日”是集体农民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计算单位,相当于中国的“工分”),每劳动日有360克粮食,去年欠下50千克粮食,先预支6千克粮食和64千克土豆,靠自己努力活着。后找集体农庄借款一万建房,还了七千仍欠三千。面包和粮食欠集体农庄主席的。想想这些,真是负债累累、缺衣少鞋、三餐不济、挨冷受冻。每个新生婴儿有10米布,可我没钱买。另外国家税收附着战争税,我们家徒四壁而已。一栋房子半边归自己,半边欠别人。找集体农庄借款的条件是,还不上钱房子就充公。

因此,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求您看在卫国战争残废军人的份上,再免除国家税和征收至少一年。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不要拒绝我的请求。我身为母亲和妻子,认为国家应该回报祖国保卫者、卫国战争残废军人,恳求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宽免并帮帮我们艰难的生活。我的地址是:乌戈利奇市斯帕斯基村苏维埃切尔诺夫卡村,索菲娅·尼古拉耶芙娜·菲拉托娃。

亲爱的加里宁同志,我还得替孩子求口吃的,生活太难了,没食物喂他们。丈夫上班只有他自己一份饭,我不能抛下孩子。人家说,住在农村不该缺吃的。母亲理应喂饱孩子,我不能不管他们。我的专长是开联合收割机,但不能抱着孩子开机器。我对大女儿照顾不够,造成她一辈子残废。明年夏天我就给孩子断奶去工作。但目前也得活,所以顺便请求您,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保证我的孩子不愁吃喝免于饿死。毕竟建筑活儿加上年幼的孩子,负担太重,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就没见过面包了。如果给他们面包,他们会像吃糖一样吃掉的。我身为孩子妈,为了早日还钱,三餐只吃土豆。您看,前不久孩子和母亲额外给了1千克面包定量,残废丈夫……又被要求培训干部所需的替代他的人。

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别拒绝孩子的请求。”

(雅罗斯拉夫州国家档案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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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人民致《真理报》的信函(摘录)

绝密

一:票证和排队问题

“雷宾斯克的工人合作社供应每户1千克黑面包、500克白面包,无论家里几个人,他们制定计划的时候不考虑1千克面包6-8个人够不够吃…… 大家都听说了令人不安的传言,所以从午夜开始排队买面包……”(雷宾斯克市,工人马武克维奇)

“所以我不得不找个体小贩,他们一磅面粉要价20戈比…… 这里有人告诉我写信也没用,不会发表的,因为…… 那行吧,我等着瞧”(梁赞,工人扎洛夫)

“买面包的长队从夜里8点开始排,直到次日上午9点,下雨也不散。排队的男女工人和职员们如此问候苏维埃政权:‘原来苏联政府就这样供应粮食啊,现在她别想勾引我家兄弟站这儿了……’、‘我敢说明年一个人的工资肯定能买两袋面粉’。没必要逐一列举反苏言论,这种话没完没了且花样翻新,最后必然骂得很难听”(别日察市,莫洛季科夫)

“梅连基市民深夜2点开始排队,白天堵得街道过不去人。小孩也来排队,被大人们前挤后推,每天送医院的时候都半死不活了”(弗拉基米尔省梅连基市,共青团预备团员А.切尔诺夫)

“……现在红军已经回家,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整编部队,但家里的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凡此种种让西伯利亚人怒火中烧。有人来开贫农大会,之后开全体大会,弦越绷越紧,贫农和中农开始反目为仇,再后来中农被抄家,粮食全被拿走,贫农只有挨饿的份,这才明白了政府的卑鄙勾当…… 这些败类害得我们饿肚子好几星期,哪儿都买不着面粉和面包”(来自乌拉尔州库尔干地区茨冈新村的信,由其儿子:国立莫斯科大学一年级学生П.罗戈夫转寄)

“农民手里的粮食被永远夺走了。失业现象普遍,殃及整个边区人口,贫农受害最重。集市没有卖面粉或玉米的。部分农民偷偷藏了些,掺进三分之一的草烤面包吃…… 土地撂荒,播种很少,没处买种子,尤其对贫农来说…… 农民互助协会的面包房烤了面包卖,每人每天限购1磅,还得拉关系套近乎。面包房门外昼夜排队。比方说一个贫苦的雇农要挣钱买面包,得排半天队才能买1磅,再带着这点儿东西到草原上从日出干到日落。草原名吃就是面包和水,1磅够吗?如果农民雇个工,不管吃,雇工必须自己带面包,因为农民就没有面包,互助协会又不给。那么粮食和钱是怎样被夺走的呢?他们拿来公债券要求认购,农民不肯,说没钱,于是夜里10点被叫到执委会,明确告知:你必须出50卢布或100卢布认购公债。敲桌子瞪眼,禁止申辩,如果继续拒绝,就把他和15个人锁在炉火很旺的房间几小时。万一还不服,直接告诉他明天2点卷着铺盖来执委会。农民不得不把母牛或仅有的马低价卖掉。而且禁止他透露半夜被叫去执委会的原因,谁敢说谁犯法,立即写材料,照着组织煽动匪帮的罪名押赴克拉斯诺达尔,家当、田产公开拍卖。中农受影响,富农也受影响,自愿抛下一切找地方逃难去了…… 贫农敲互助协会的门讨要面粉……”(库班地区克连纳夫斯基新村,原基层党组织指导员А.阿夫杰耶夫)(信后附言:请转交中央选举委员会,地方政府盯着我,我没法讲这些)

“地方政府对庄稼汉的做法究竟对不对。无论贫农、中农一律夺走粮食,每人每月留下10磅口粮…… 我63了,不种地,10磅活不下去…… 最高机关睁睁眼吧,他们每个月只给农民吃10磅啊,农民一天苦干16个钟头,有时更长”(乌拉尔州特罗伊茨基地区乌韦利斯基区执委会乌韦利斯基村苏维埃,Ф.И.列别杰夫)

二:休假工人对农村的观点(缺)

三:农民来信(缺)

四:红军战士来信

“人为的饥荒”。“21年我们苏联的饥荒是自然原因导致,跟人的行为无关。目前这次饥荒几乎完全是我们自己所造成…… 政治家实行粮食征购,在目前的城市里…… 每人每天1磅面包。请问,这种条件下体力劳动者能否提高他的生产力…… 每个面包房外都排长队…… 如今工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严重不满,当工人不满的时候,我们大多数农民又是怎么想的呢…… 何况现在某些工人也开始说昏话了,说红军战士不干正事吃全额口粮,而他们在工厂上班却要靠1磅面包过活——所以军队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萌芽了。红军战士们收到家信,有时也会写着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事情。军队的党员干部很难对由此引起的情绪做工作…… 我们的《真理报》一定要考虑这种情况,不能再让政府领导人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了”(敖德萨,鲍曼诺夫团6连随军记者伊万·切尔涅加)

“我收到一封来自弗拉基米尔省戈罗霍韦茨市的信,说当地生活愈发困难,甚至有人饿死。合作社面包短缺,每证只给1千克,多了没有……”(第1“斯大林”特殊部队62骑兵团战士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谢尔吉耶夫)

《真理报》群众工作部编写
1928.07.02

(资料来源:《苏联农村悲剧:集体化与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1927年5月1日-1929年11月公文及材料》,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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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河纤夫的真实待遇

伊利亚·列宾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苏联时期被视为俄帝国对劳动人民压迫的象征,惨兮兮的、半饥半饱的贫农如牛马般沿河拉纤,挣“三戈比”。

实际情况却是,纤夫收入并不低,工作形式亦非多数人印象中的样子。

与一般认知不同,纤夫极少上岸拉船行进,因为伏尔加河自然环境决定了人走在地面无法对抗水流的力量。帆船或划桨货船进入难行河段,通常会派另一艘船在尽可能远的前方下锚,用缆绳一端连接后船,另一端系于船尾绞盘。纤夫们在前船甲板奋力摇动绞盘,助力后船克服逆流,之后重复这个过程。所以,伏尔加纤夫上岸拉纤通常是为了救援搁浅或破损进水且无法用马匹来代劳的遇险船。

列宾油画表现的恰恰是“拉船脱困”场景,货船悬挂倒置三色旗代表遇险信号。由于纤夫干这个活在泥泞中跋涉,故只穿破旧衣裳。

这里必须指出,一些水流缓慢的狭窄小河及人工运河两岸确实曾有身背皮带的长长的拉纤队伍。据未经考证说法,1873年俄帝国交通部长阿列克谢·博布林斯基伯爵曾斥责列宾:“你究竟为什么画这荒谬的画?我已把这种陈旧落后的运输方式减少为零,很快就会消失不见!”果然,随着蒸汽船和铁路蓬勃发展,货物运输变得又快又廉价,社会对纤夫的需求显著降低。

再谈报酬。19世纪中期一位普通纤夫月收入60-80卢布,指挥(领队)100-120卢布。地方医生和普通中学教师(属于中产阶级)月收入80卢布,医助35-40卢布。也就是说,普通纤夫在航运季节的报酬比肩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领队则跻身“富人”行列。

航运季节纤夫的饮食当然由雇主提供,后者必须保证他们吃饱喝足心情满意,否则每耽误一天都会造成严重损失。面包、肉、鱼、黄油、茶、烟草甚至鱼子酱,无需纤夫自己花钱,因此辛苦半年的纯收入足够全家之后六个月吃穿无忧。但拉纤毕竟是个体力活,一些领队后来改行当船长,许多发了财的普通纤夫则买地耕种或做点小生意。另一个能够证明他们经济实力的事实是:伏尔加河沿岸许多精美教堂最初是纤夫群体捐资修建的。

综上所述,19世纪中后期拉纤是报酬优渥的高强度劳动,对身体健康、不怕吃苦的人而言,干这行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

作家兼报社记者弗拉基米尔·吉利亚罗夫斯基出身大贵族家庭,母亲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他年少时读书能力不强,考试失败,没带证件、身无分文逃家出走。后在雅罗斯拉夫尔找个拉纤的活,从科斯特罗马到雷宾斯克(当时的粮食转运中心)劳动20天,也算是“体验生活”吧。

题图照片收藏在俄罗斯国立音乐博物馆(莫斯科),描述是:“玻璃负片,拉纤者,妇女拉着驳船沿河岸行走”。拍摄者叫В.В.列皮奥欣,摄于1920-1930年代俄罗斯某地。不应晚于1929,因为那一年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发文取缔了人力拉纤。

最后开个小玩笑:《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列宾画了三年,3000卢布卖给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合每月83卢布,相当于画中人收入水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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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帝国后期建设成果简介

受布尔什维克长年宣传、灌输,苏联人民普遍相信一个概念:俄罗斯帝国农民多数文盲,穿着草鞋饥肠辘辘、步履蹒跚,到死都没见过电灯、电话;工厂、体育场、电影院都是苏联成立后才修建的……

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历史学家安德烈·鲍里修克通过研究国家档案馆文献资料,写成《被命令忘记的俄罗斯史》一书,其中提到:俄帝国后期经济发展总体呈上升态势:亚历山大二世年间钢产量提高1.7倍,亚历山大三世年间提高2.9倍,尼古拉二世年间提高4.3倍,临时政府时期下降1.4倍,列宁时期下降3倍。直到斯大林时期钢产量才又提高4.3倍,恢复革命前水平……

俄罗斯和乌拉尔

1912年奥布鲁切夫堡垒在彼得堡建成,同时在喀琅施塔得修筑尼古拉耶夫、阿列克谢耶夫两座要塞。

莫斯科郊外多个新城镇拔地而起:埃列克特罗戈尔斯克、埃列克特罗斯塔利、埃列克特罗乌格利(译注:三处地名都与“电力”相关)、多莫杰多沃、库夫希诺沃、莫罗佐夫斯克。

1896年联通伏尔加河与波罗的海的马林斯基运河系统重建工程完毕。俄罗斯中部、阿尔汉格尔斯克、顿涅茨克和里加之间形成铁路连接。图拉的兵工企业翻新改造结束,新建两座炸药和枪炮厂。

1913年一条铁路支线从阿斯特拉罕通往萨拉托夫。斯维亚日斯克、雅罗斯拉夫尔和新西伯利亚建成铁路桥。

20世纪初在乌拉尔地区铺设了2300千米铁路,新建下瓦尔托夫斯克、科佩伊斯克、沃尔昌斯克、杰格佳尔斯克、塔夫达等城镇。

顿巴斯、克里米亚和高加索

20世纪初,顿巴斯地区的一些小型居民点蓬勃发展成尤佐夫卡(顿涅茨克)、杰巴利采沃、叶纳基耶沃、蒂米基耶夫斯基(马克耶夫卡)等繁荣城镇,同时新出现了安特拉齐特、阿拉恰耶夫斯克、佩列瓦利斯克等居民点。

1908年北顿涅茨克铁路开始铺设,连接哈尔科夫、顿巴斯和利沃夫。同年一座横跨第聂伯河的双层大桥竣工,一边是顿巴斯另一边是克里沃罗格铁矿区。1914年,当时欧洲唯一的跨第聂伯河铁路拱桥:梅列法-赫尔松大桥破土动工,之后因革命被迫中断。

1903年北顿涅茨克船闸系统开始建设,用于向俄罗斯运送煤炭。1913年顿巴斯地区约有1200座矿井投产运营,最深的是“新斯莫利亚尼诺夫井”——745米。二十年来该地区钢产量增长8.5倍、生铁产量增长7倍、焦炭产量增长12倍。

在卢甘斯克建立全国最大的子弹厂,在马里乌波尔建立装甲板制造厂。1918年顿涅茨克和卡迪耶夫卡建成了生产苯、硝酸、硝酸铵的工厂(TNT原料)。

第聂伯河运输船队达400艘。疏浚加深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南布格河的工程有序展开,期间动用挖土机与挖泥机,新建了水坝及船闸。敖德萨港、尼古拉耶夫港获得电力供应。

由于基辅高楼林立,居民人数增长2倍。其中最高的“摩天大厦”是12层的金茨堡大楼。

1910年开始论证、筹划克里米亚大桥,后因战争中断。刻赤和叶夫帕托里亚通了铁路,半岛上铺设了500多千米汽车公路。刻赤港、费奥多西亚港修建中。

1913年塞瓦斯托波尔13号炮台落成,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有效遏阻德军攻势。

高加索地区的图阿普谢、弗拉季高加索、格罗兹尼、别斯兰、巴库、马哈奇卡拉等城市通过铁路与俄罗斯内地相连。新罗西斯克港建成。“库班”机械制造厂开始生产炼油设备和军工设备。索契市修建了海滨度假村,埃森图基拥有了水力发电站。

远东和西伯利亚

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最雄心勃勃的基础建设项目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全长约10000千米,1916年顺利竣工。铺设过程中使用了步行挖掘机和卡车,穿山开凿39条双轨隧道,最长者2千米。

1910年联通哈巴罗夫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阿穆尔公路通车。汽车和摩托车在远东地区不再罕见。

1897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建成,并连接铁路支线。

1898年乌苏里斯克市建立,1903年新西伯利亚市建立,1906:结雅市,1907:科尔萨科夫,1912:阿列克谢耶夫斯克,1915:南萨哈林斯克、鄂毕河畔卡缅。

1916年哈巴罗夫斯克市“阿列克谢皇太子”大桥横跨阿穆尔河两岸,当地人昵称此桥“阿列克谢耶夫斯基”。落成时是欧亚大陆最宏伟桥梁:全长2600米,18个桥洞,上层双车道,下层双轨铁路。这一工程奇迹耗资1350万卢布。

1890年代至1917年,东西伯利亚煤产量增加100倍。库兹巴斯、切列姆霍沃、米努辛斯克、坎斯克-阿钦斯克等煤田相继被开采,年产量从0.04百万吨跃升到4百万吨。

极圈内城市摩尔曼斯克1916年建成,此地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后来成为主要潜艇基地。同年阿帕季特、尼扬多马两座城市建成。1915年开始修建奥斯特罗夫诺伊海军基地。

1910年全国大多数地方覆盖电话线网络,包括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及远东。一年后雅库茨克第一次响起电话铃声,全球功率最强的无线电台之一在楚科奇启用。

中亚

1900年在突厥斯坦开凿罗曼诺夫运河灌溉大草原。1901年一条铁路线延伸到阿富汗边境。里海沿岸石油开采量连续10年攀升,从年产1400吨到127600吨。

1907年图雅-穆云斯基铀矿采出第一块矿石。塔什干获得电力供应。

……

篇幅所限,不能逐项列举俄帝国后期取得的全部建设成果。总而言之,帝国政府设计了远大的发展计划,但被无法避免的革命打断。经过生产水平急速下降、克服各种人为损害之后,苏联的社会建设逐渐走上正途,却难以重现尼古拉二世年间经济增长率。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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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安德罗波夫抓闲人

经过勃列日涅夫时代长约二十年的“停滞期”,1982年上台接班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意识到苏联人民普遍工作热情不高。旷工者数量达到临界水平,总书记身边人回忆他对工作时间“大批闲人徘徊莫斯科街头”深感愤怒。尝试经济转型的同时,新一届政府再次拾起惯用的克格勃式压制手段(译注:安德罗波夫曾任克格勃主席),尽管力度不如柯西金时期。

1970年代苏联劳动生产率持续下滑。据现代经济学家估算1976-1980年国家物质生产增长率每年仅1%(官方数字4.3%),低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企事业单位主管人员放任默许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使许多人更加轻视自己职责。

经济增速减缓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同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对苏联的生存构成“威胁”。1970年代末甚至一些潜在对手的军事装备也部分超过苏联。

1977年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宪法)第十四条规定:“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及其成果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国家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结合起来,鼓励革新和创造性的工作态度,以促使劳动成为每一个苏联人的生活第一需要。”
第四十条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即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并按其工作数量与质量获得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数额的劳动报酬的权利,包括根据其志愿、才能、职业训练、教育程度并在考虑到社会需要情况下选择职业及工种的权利。”
第六十条规定:“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苏联公民的义务和荣誉,是在他所选择的有益于社会的活动领域从事诚实的劳动,遵守劳动纪律。脱离有益于社会的劳动,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不相容的。”

所以,理论上每个有劳动能力的苏联人都有法定义务参加工作。在此之外的人基本属于:

1.社会边缘人(酗酒者、流浪者、罪犯等)

2.罗姆人(吉普赛人)

3.影子经济参与者(妓女、家庭手工业者、投机倒把分子等)

4.无工作意愿的普通人,通常依靠有合法收入的亲戚接济过活。

值得注意的是,以现代观点来看,所谓“家庭手工业”者及体制外文艺工作者并不能算做“无业游民”,但当时不这样认为。比如著名摇滚乐手维克多·崔,也找了一份锅炉工的“正式工作”以免触法。

198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提出“加快经济增速”的问题。动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加强劳动纪律,深知国内实际情况的安德罗波夫直言:“人民太自由散漫了”。虽然早在1980年10月苏共中央就下发过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工作、加强劳动纪律的两个文件,但1983年8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联合做出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决议具有里程碑意义(详见下文)。

警察和民众纠察队迅速响应,开始在工作时间上街寻找旷工者与“寄生虫”(无业者),着重搜索百货商店、小餐馆、各种娱乐场所甚至澡堂、教堂。他们会突然要求电影院中止放映,挨个检查观众证件并询问“为什么不上班”。但人民群众也有充分理由对答,比如出来购买某种紧俏商品,此种商品正好在当前时段投放货架——已婚妇女们讲这话尤其理直气壮。

可想而知,大规模运动式检查难免导致意外情况,例如逃课的学生也被“抓获”,校长不得不赶往警察局替他们家长做一番解释。各种报刊连篇累牍进行“反寄生虫”宣传,可没几个人拿正眼看——空洞的共产主义口号喊了几十年,官办印刷物早已失去公信力。

安德罗波夫时代,劳动纪律变得更加严格:现在无故离开岗位三小时就算旷工,违纪或醉酒上班的人将被调到低薪岗位三个月或更久。突击检查中被扣留者的名单交给单位负责人,由他们决定怎样处分,但惩罚措施并不十分严厉:扣奖金、缩短假期、训诫谈话等。屡次违反劳动纪律则构成解雇开除的理由。此外,还对那些“不能维护工作场所劳动纪律”的领导干部进行处理。一番运动下来,虽然出现不少“过火”之处,终归收到了积极效果:官方宣布一年内物质生产量增加6%。

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继任者嘴上说要延续这一路线,实际停止了满大街抓闲人的做法——可能是因为旷工者都躲藏家中,不愿冒险出现在公共场所。据一些政治分析家称,“安德罗波夫搜捕”令相当数量民众对苏联政府的负面观感更加恶化,一定程度上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创造了基础。


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决议

1983年7月28日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指出,千方百计加强劳动纪律是顺利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高国民经济效益、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基础、提高群众劳动和政治积极性、改善民主制度的重要条件。

在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导下,苏共中央全会、全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各部委和机关、工会和共青团组织正通过一定的工作加强劳动纪律、减少国民经济中的人员流动。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工作正直、勤恳,对确保生产、运输、服务行业正常秩序表现出深厚热情,这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如果这些工作每天都能有目的性地进行,且广大职工都能参与其中,必将取得良好效果。

当前条件下,劳动集体和劳动者本人在加强劳动纪律方面的作用日渐提高。苏联通过的《劳动集体法》为积极影响每个劳动者工作、奖励先进分子、打击违反纪律的行为提供了新手段。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工业、建筑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非生产性行业中工时的损失仍然巨大,各地劳动资源未被合理利用,人员流动减少缓慢。部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职员劳动不积极,不重视集体利益,旷工、迟到、酗酒,经常无正当理由从一个企业换到另一个企业。游手好闲者、旷工者和为了多挣钱频繁换工作者往往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的工资及各项福利跟那些勤恳工作之人无异。在与这种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力量、苏联的法律和纪律处分措施未得到充分使用。职工大会、同志审判会的作用在这些情况中仍然不强。劳动纪律情况受到那些导致工人和职员脱离工作岗位的社会事件的负面影响。

部委和机关、生产业务领导干部没有为独立企业、建筑工地、集体农庄与国有农场的正常高效工作创造必要的组织和经济条件。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生产组织方面的缺陷导致停工、突击作业和加班,以至完不成计划任务和责任,对纪律造成负面影响并最终拖累了劳动生产率增速。

有事实表明,一些部委、机关、行政部门、科学机构、计划和设计机构的个别人员纪律性不强、工作安排不清、工时利用不充分。

一些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接受、默许低水平的劳动纪律,隐瞒管理不善的事实,未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来引导生产秩序。

凡此种种皆证明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未被充分利用的潜力。使这股潜力服务于社会,是最紧迫的经济和社会政治任务。

我们党和国家各项活动的最高目标和中心意义,从来都是并将继续是劳动者的福祉。完成党提出的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的基础,乃是人民勤恳工作,秩序和组织严明。

苏共中央全会11月(1982年)和6月(1983年)做出的,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坚决反对任何违反党、国家和劳动纪律的行为的指示,以及加强这方面群众政治、教育工作的指示,得到苏联人民广泛拥护。劳动者建议强化对旷工、迟到等违纪行为的责任,更加严格问责那些疏于组织工作、不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方法的干部。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决定:

1.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苏联各部委和机关、各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党组织、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应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劳动纪律,增进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单位与团体的组织性和秩序,以保证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

要教育全体劳动者发自内心深刻理解自己的公民义务——自觉地、勤恳地为祖国利益而劳动。避免使这项重要政治工作沦为短期运动,坚决在每个劳动集体中形成高要求、严责任的氛围。

在广泛运用物质和精神奖励表彰忘我劳动的同时,有必要坚决铲除对违反劳动和生产纪律者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做法,有效运用社会舆论影响和现行法律规定来实现这一目标。破坏劳动纪律的行为必须被视为逃避苏联宪法规定的勤奋劳动的义务。

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不仅意味着严格遵守劳动集体内部规章、秩序,还意味着对本职工作的自觉性、创造性态度,保证高质量、有成效地利用工作时间。

2.苏联各部委和机关、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应强化企业、团体、机构及其下属部门领导对劳动纪律状况和人员流动的责任。对于未采取措施增强纪律和秩序、未减少人员流动、未可靠统计工时浪费的领导干部,剥夺其主要工作成果和社会主义竞赛成果的奖金,并使其承担纪律或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领导干部无力保证其职责范围内适当劳动纪律的,视为失职。

3.把增强劳动集体作用和有效行使赋予他们的权利作为提高和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工作的最重要方向。由此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人格正是在劳动集体中形成和锻炼的。在当前条件下,发展生产队这种集体劳动形式,为整个集体和每个劳动者的创造性能量与劳动积极性提供有利条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劳动集体、生产队、区段、农场和车间应经常讨论劳动纪律问题、加强纪律的措施及旷工等违纪行为,以便对违纪者施加适当的社会影响,并向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按现行法律法规追究这些人责任的问题。

苏联各部委和机关、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党和工会委员会、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应创造必要条件,便于劳动集体行使《苏联劳动集体法》规定的保障劳动纪律的权力。

4.认定:在工作时间内,无正当理由以各种会议、代表大会和研讨会、体育竞赛、业余文艺活动、集体游览分散工人和职员精力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各部委和机关、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应依据现行法律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管理。

5.为了提高对勤恳尽责、成绩优秀的老职工(Ветеран труда)的道德表彰,有必要规定工人和职员不是在退休之际领取“老职工”奖章,而是在达到享受退休金或养老保障金年龄时领取。

6.报纸和刊物编辑部、苏联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发行委员会、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苏联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应系统性报道为加强劳动纪律、减少人员流动、提高工时利用、改善劳动组织和生产秩序而开展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广泛宣传劳动集体的正面经验。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坚信,党组织、工会、共青团、苏维埃和经济组织、企业劳动集体等部门和机构必将千方百计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苏共中央总书记
尤里·安德罗波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古拉·吉洪诺夫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斯捷潘·沙拉耶夫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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