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巨量放射性物质外逸，当局匆忙组织周边居民集体疏散。本文作者时年9岁，身为一个低龄小孩，她的记忆难免存在偏差，可供参考：

我1977年生于普利皮亚季，在那儿一直生活到1986年4月27日。事故发生时我已经9岁了，记得所有事情，当然，如今再想起来，终究是二十五年前的回忆……

我是4月26日（星期六）早晨发觉不对劲儿的。妈妈叫醒我去上学，我看见姐姐迪娜居然没去参加比赛，她应该六点钟出门的。我问“为什么？”妈妈含糊回答：不让去了。谁不让？为啥不让？

原来，我妈和迪娜六点钟到公交站等车，来了个穿制服的人叫赶紧回家。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快回家！请注意这是六点，事故发生在凌晨两点半。我妈妈没处打听：附近没公用电话，爸爸出差，敲邻居家门未免太早。所以只好把我姐和我送到学校。

学校也跟往常不一样了。每扇门下塞着湿抹布，每个洗手池都摆着肥皂，这是前所未见的。技工拿着抹布在学校各处奔跑，有什么擦什么。虽然听见传言，但核电站爆炸对于二年级小学生来说实在难以想象，老师又没发话，所以我并不太担心。

第二节课，来了两位阿姨，每人发两颗小药片……

无论后来我如何指责当晚各级负责同志的行为，但我至今认为：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天不亮就被揪起来，赶在八点前迅速擦洗校舍，放置肥皂，通知老师们坚决不准开窗。而且九点钟给孩子们分发了碘片。也许我现在没留下残疾正是因为早晨吃了药而不是天黑才吃？谁知道呢？

我们那儿的居民一直有缺碘问题，需要碘的甲状腺奋力工作着。破损反应堆向空气中释放碘-131，因此现在等于在进行一场争分夺秒的救命比赛：如果你尽快补充安全的碘，万事大吉，否则甲状腺吸收放射碘，会受到永久性损害。

课后放学，要求我们直接回家不许闲逛。这天是普里吉亚季最后一个上课日，各处擦洗干净，门窗紧闭……

妈妈禁止我们到游泳池。惊人但不恐怖的消息在邻居间口口相传：的确发生了大爆炸和火灾，幸而且理所当然已经扑灭。虽然大家都提到辐射问题，但普里吉亚季目前辐射值如何？正常标准又是多少？情况究竟严重不严重？如果无法出城，长途电话又不通，该怎么办？

据说有人开车穿过森林，遭受大量辐射，因为那儿是最脏的地方。我不懂，但我信这话，核电站周围的林木确实变色了。

傍晚，碘片分发至各家各户。但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用牛奶送服普通碘酒了。

4月27日早晨宣布疏散。虽说是“暂时性的”，但这个“暂时”足以令许多人彷徨失措。以前只在战争电影见过疏散，我们要去哪儿？多远？住哪儿？工作怎么办？小婴儿怎么带？宠物牵不牵？随身拎多少行李？多少钱？证件？食物？……全乱套了。

12点前众人在楼院集合，不知为什么这么早，反正又等了两小时。问警察究竟把我们送往何地，他说他也不知，但保证三天就能回来。虽然明白他讲不了别的，可心里毕竟难过。

终于一辆大客车开到门前，也许两三辆？记不准了。大家登车落座，缓缓开动，汇入一眼望不到头的、如香肠般蜿蜒扭曲的车队中，人们瞬间回过味儿来：普利皮亚季近5万人口，来了1000多辆客车。既然36小时动员1000辆车，肯定出大事儿。

顺便说一句，这几年我才发觉普利皮亚季大疏散是一项后勤壮举。我不知道疏散决定具体何时做出，但组织4.8万人撤离和重新安置（！）只花了48小时多一点，仔细想想确实不可思议。

不过话说回来，疏散过程无疑是烦闷而漫长的。车队曾在田野短暂停歇，接着继续前进，分头散开驶入各村各庄。天色渐暗，载着我们的几辆车进入“雅布隆卡”村（罗夫诺州），无精打采的老乡出来围观垂头丧气的普利皮亚季人。集体农庄主席现身，指定安排哪个家庭收留哪个家庭。于是被指定、被安排的人都进屋了。

说实话，这种情况如今不会发生了吧。请想象：你突然被叫出家门，面对警察和当官的，得知你必须免费收留一些来自污染区的陌生人，而且时间未定。现在的人多半不会同意，但老乡没说一句不欢迎的话，问了情况，表示同情。

收留我们的老乡很友善，却也很疲惫，自己家日子也不好过。给我们拿了吃的，安排床铺睡觉。感激他们。

次日晨妈妈决定投奔切尔卡瑟州娘家。我们仍然相信“三天返回”的许诺，但在一个贫困农家搅扰三天实在过意不去。吃完早饭，告别出门，发现想走的普利皮亚季人还真不少，又凑成一队。

行至村道和公路交叉口，请一个交警帮我们拦车。虽然那位司机未必打算去汽车站，还是让我们上了。

汽车站也乱成一锅粥，大部分开往火车站的车取消。好在我们终究上了车，即使妈妈没钱人家也不会要票，因为普利皮亚季人已经变成全苏优抚对象。

反正一路颠簸，傍晚时分总算踏进家门。外婆哭了，外公眼眶也红了，二老大概没想到还能再看见我们。这是有原因的：政府不说实话，长途电话切断，城市被封锁，社会传言核电站大爆炸，灰烬厚达20厘米，周边无人幸存。真不知道这几天他们是怎么过的？

第二天爸爸赶来跟我们会合。他也受了惊吓，但没那么严重。彼得堡总办事处的人跟他说了大致情况，让他紧急休假，但他自己有打算。爸爸立即把我们塞进汽车，向着切尔卡瑟州医院开去。

医院内挤满普利皮亚季人，大量人员被送来，但院方并不清楚怎么接收。首先打发我们到地下室，显然是不知从哪儿临时抓来的剂量测定员用仪器测我们身体辐射水平。他们甚至不太想告诉我们结果，不同位置数值从50毫伦琴到600毫伦琴不等。询问“正常标准应该多少？”答曰不知道。

关于剂量问题，到现在我也没法确定究竟是多还是少。当时他们用X光设备测生物伦琴当量，后来我查了一下，应该是“戈瑞”、“希沃特”什么的。再后来看维基百科，疏散出来的人平均受到0.33希沃特辐射——平均。根据剂量之多少，电离辐射会对人体造成确定性及随机性损伤，所以我们既不知受了多少辐射，亦无从预估它将如何影响我们。

住院两个星期，每天清洁身体一个半小时，天天做测试，吃一把维生素丸。一周后人们大叫大嚷，强烈要求领回各人衣服出院（刚住进来就换穿像浴袍的病号服和拖鞋）。医院表示很愿意让我们回家，但衣服拿去消除辐射了，不知什么时候发还。大家听了很失望，但谁也没法穿着病号服、拖鞋出院呀。

第二周领到买新衣服的钱，不知道技术上、财务上怎么操作的，总之我们被量了尺寸，隔天就送来新衣服。忘了妈妈买的什么，我和迪娜连衣裙两条，都大了。

结果我的连衣裙给迪娜穿，她的卷着边给我穿，出院直奔商店另买合身衣服。然后去理发店剪掉我漂亮的长发——虽然连续洗了俩星期，依然能测到辐射。

就我个人而言，疏散至此结束，正式开始“后事故”时期。

延伸阅读：

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逗留基辅的外国人

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辐射事故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安全运行的秘密报告

1948年7月4日，萨马拉市（古比雪夫）上空黑云密布，雷雨交加。上午10:25一道闪电击中“石油和石油制品运输供应管理总局”设在河岸的18号储罐，瞬间发生爆燃。油罐像个巨型火盆熊熊燃烧，附近瞭望塔立即向消防指挥部发信号。10:28油库消防队开始对17号、16号罐喷水降温，却无法阻止这两个油罐过热起火。

上午10:35，独立军事化消防队(ОВПК)一队长М.П.马卡洛夫带领两支城市消防队的六台消防车率先抵达事故现场。此时参加扑救的共55人，歇班的消防员也闻讯赶来，其中包括С.И.泰尔基大尉。当天他本应去市外别墅找小女儿，得知消息立即冲向火场，在消防指挥部值班领导赶到之前担任现场指挥，命令全市宣布四级（最高级）火警，疏散妇产医院全体人员。泰尔基呼叫ОВПК一队的泡沫消防车、水泵车速来增援，部署四门水炮冷却19号罐外壁。泰尔基大尉不知道今天将是他人生最后一天……

10:40消防指挥部副主任В.М.格鲁宾科夫中校、技术上尉М.И.科雷哈洛夫，及ОВПК三队、四队、十八队五台消防车、两台水罐车、三台泵车前来支援。11:15州消防管理局К.К.伊万诺夫上校赶到火场，判断目前的情况仅仅是更大灾难的开始，麻烦还在后头。此前苏联从未发生油库火灾，更不用说如此规模。

油库管理者的散漫大意也助长了火势蔓延，他们未及时更新油库消防设施，甚至连报警电话都没打通。

事后官方报告指出：“……当天古比雪夫油库总容积97589吨。起火时29个金属油罐共储存63968吨，包括煤油23952吨、原油5233吨、深色石油产品34783吨…… 由于古比雪夫中转油库建于革命前，已不符合现行消防安全技术规范。尤其火灾前夕储罐间距不足2.5米（个别间距10米）。虽然油库配备了2台固定泡沫喷射器，但部分储罐之间未设防火墙，罐顶未密封，仅用木桁架、木板条遮盖。此外，油库的办公和服务建筑（车间、办公室、器材库等）分别建于储罐区域，距离罐体17-34米不等…… 火灾发生时油库外围有持枪军事警卫把守，职业化消防队(ППК)正常执勤。油库消防站安装了接入城市电话网的交换机，也可以内线拨通油库各部门、各车间。然而油库ППК和地区ОВПК一队之间的的电话线自1948年4月1日起故障，导致无法用‘1号线’联系市内消防力量。石油和石油制品运输供应管理总局规定的火灾报警灯在事故发生时也未安装。
ППК拥有一台嘎斯改装水泵消防车，该车除规定设备外还有一部移动式泡沫喷射器。油库安装了初级灭火设备。ППК人员编制23名，值班室7人驻守。事故发生后两个泡沫喷射站的固定泡沫喷射器参与扑救，每喷射器带两个550千克泡沫储罐，油库当天共有7500千克泡沫库存。两个泡沫喷射站：第一个位于消防站内，第二个位于17号油罐附近，但过去几年这两个站未进行实际演练。
最近的消防力量是ОВПК一队，距离油库2千米。ОВПК一队有瞭望塔，值班员望见油库失火即通知‘1号台’。一队战斗编组有一台水罐车、两台嘎斯改装水泵消防车，以及附属该队的学员培训队。”

11:05火场又得到62名消防员、7台消防车增援。“恰帕耶维茨”特种消防列车通过铁路尽可能靠近油库。几乎同时抵达的还有油库工人及河运工人联合分队、50名航空航海预备学校学员和当天休假的全部消防员、民警。14:00参与扑救人数约300名。

油库消防站水泵功率不足，每分钟只能抽水70立方米。14:00调来两艘渡船、五台泵车助阵，抽水能力上升至每分钟150立方米。指挥部决定彻底扑灭尚余煤油约120吨的16号储罐，四名消防员扛着空气增压泡沫泵的喷枪冒险登上罐顶压制，但罐内多次复燃。

14:40预想的“更大灾难”果然出现：18号罐涌出一条火龙扑向储存柴油的19号罐，导致16、17、18、19号罐沦为炼狱。17号罐油层下的水形成蒸汽垫，将罐中全部内容物和巨型钢铁盖子腾空抛起。火焰风暴瞬间席卷临近街区，萨马拉河岸被高温蒸汽笼罩。

多达50人被卷入大火。距离油库较远的“萨拉托维茨号”驳船上，除了被冲击波推入水中的船长И.В.扎洛坚科夫和轮机员К.Д.拉夫罗夫、位于底舱的锅炉工别斯索利采夫侥幸未死，另外8名船员和7名随船家属全部遇难，包括拉夫罗夫妻子和6个月婴儿，以及扎洛坚科夫的1岁半小孩。不仅地面燃烧，水面一层油膜也在烧。

现场消防员、已故内务少校А.Д.塔马罗夫回忆：“起初我们看见罐体顶部钢结构剧烈颤动，下一秒，红热的储罐内飞出一大团白热物体，仿佛被主妇忘记的沸腾牛奶。喷射力量巨大，烈焰直上云霄，高于钢结构80-100米。当喷射的燃烧油料沿罐壁再次落回地面，顺着斜坡一路淌入萨马拉河。火龙卷摧枯拉朽，火海每秒钟都在向四面八方蔓延，逼近舍普诺夫卡村和附近居民区的速度尤其快。我们周围所有能燃烧的东西都燃烧融化，火苗甚至越过萨马拉河到了对岸。虽然我距离油库几百米远，但那一刻全身每根汗毛都感到炽风猎猎、大地颤颤。震耳欲聋的爆音和火焰噼啪声越来越响，黑色的刺鼻烟云片刻就遮住了七月骄阳……”

储罐附近人员来不及撤退，不幸丧生，他们是：Я.Ф.列多夫斯基中士带领的ОВПК十八队全员，和С.И.泰尔基带领的ОВПК一队、二队、七队战斗编组。渡轮和驳船上保障抽水的消防员同时罹难，包括年仅24岁的ОВПК四队副队长、内务技术中尉莱莎·库利科娃。

事后统计牺牲35人，其中军官4名、消防战士和士官15名、油库与河运工人6名、工人家属10名。

下午基涅利市、恰帕耶夫斯克市消防队抵达，傍晚时分塞兹兰市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市消防队也来支援。别济姆扬斯基卫戍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出动9支消防队，古比雪夫卫戍区派来200名战士。凡能动员的渡轮、汽船和消防车辆都被投入灭火。19:50第15号储罐（译注：原文如此）再次喷射燃烧油料。次日凌晨三点，苏联内务部国家消防总局副局长А.В.叶尔米洛夫、工程上校Г.М.马米康扬茨与苏联石油和石油制品运输供应管理总局高层领导从莫斯科赶到火场。

1948年7月5日10时10分，油库明火终于被扑灭。又花了两星期时间搜寻遇难者遗体，可惜部分人被烧得只剩头盔或皮靴。事故造成经济损失1346619卢布。

1948年7月6日国家消防总局与石油和石油制品运输供应管理总局关于中转油库大火原因及后果的联合调查报告指出：“在火灾发生之初及油料喷出之后，消防队伍和器材的配置可以说完全正确，全体队员表现优异，许多人英勇无比…… 面对油料喷出、人员和器材损失严重、水管报废的困难局面，仍能高水平组织消防作业，确保了火势被限制在四个油罐范围内。”

参加救火的全体消防队员被授予勋章和奖章。19名牺牲官兵合葬在本市中央公墓，次年树立纪念碑。

延伸阅读：

1989年立陶宛化肥厂液氨泄漏事故

1989年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

1972年3月10日明斯克无线电器厂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街一分厂外壳车间发生大爆炸，100余人罹难，300多人不同程度受伤。这次爆炸是二战后白俄罗斯境内破坏最大、受害者最多的生产事故。

当地时间3月10日19:30，明斯克无线电器厂（今“地平线”控股公司）一个生产车间夜班时段发生剧烈爆炸。巨响传到几公里之外，两层厂房完全坍塌化作废墟。明火不大，只在通风管道内蔓延，车间存放的生产废料被点燃。

救援队伍赶来前十多分钟，附近居民及过路人冲进事故现场全力救助伤者。之后警察和内务部队封锁了厂区周边。

由于救援队伍缺乏清理残垣断壁的机械设备，搜救工作变得复杂化。当夜严寒，许多被困者死于体温过低或失血过多。次日早晨吊车抵达，可惜功率不够，沉重的厂房残骸半空掉落，压死了正下方的被困者。搜救行动持续三天，好歹从瓦砾下拖出84具尸体，另22人送医不治，共106人遇难。最后获救的工人叫瓦列里·索洛维耶夫，顽强坚持三昼夜，腿骨骨折、体温降到24℃，终于重见光明。

日后出任苏联国防部长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率领政府委员会从莫斯科飞赴明斯克。

官方资料中关于此事的信息很少，报纸也只做了简短报道：
“昨天3月10日明斯克无线电器厂生产车间夜班发生事故，造成人员死伤。受害者已送往医院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

爆炸过后，社会上随即传出多个版本的事故原因，其中之一指出：悲剧发生前刚刚进口的奥地利清漆的特性未经过仔细研究。抛光工序产生的粉尘浓度极限规定为每立方米65克，但后来军队专家实验发现最低5克就能引起爆炸。

另一种分析则称车间的设计和建造本身存在隐患。尤其该车间最初计划用于纺织工业，其通风系统完全遵循另一套标准。对于目前的生产工艺，集尘设施应至少远离车间100米，以防火花意外落入通风管道引起明火和爆炸，但集尘设施就位于车间正下方，爆炸后连人带物坠入坑底，大大增加了事故损失。此外，工厂被认为有火灾风险无爆炸风险，从而又降低了生产安全标准。

1972年4月4日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议无线电器厂爆炸调查结论，正式认定工厂管理人员在验收和使用通风系统方面的不负责态度是引发灾难的原因。调查还发现，悲剧发生前工厂职工曾向管理人员报告车间粉尘浓度高，却被敷衍过去。

然而许多年之后，时任分厂主任的尼古拉·霍米夫却声称官方认定的事故结论完全错误，因为车间投产运行仅仅几个月，不足以积累导致大爆炸的粉尘量。并且企业实际上执行的是军工生产任务，不可能“按照纺织工业安全标准”建设车间。

无论如何，无线电器厂多名管理者，以及设计厂房（包括通风系统）的列宁格勒国家设计院相关人员都被认定负有责任。一分厂主任霍米夫判刑2年、服刑6个月遇大赦，出狱后在明斯克各组织机构工作到退休。无线电器厂厂长扎哈连科、总工程师库策尔也被起诉。厂党委书记易洛多夫、乌季科夫、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叶尔绍夫和明斯克市党委第二书记列皮奥什金受党内严重警告、解除职务。苏联无线电工业部部长卡尔梅科夫也被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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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立陶宛化肥厂液氨泄漏事故

尼古拉二世皇帝1896年5月14日（格里历26日）登基加冕，定于1896年5月18日在莫斯科市郊举行群众庆祝活动，竟酿成俄罗斯近代最大悲剧之一：霍登场惨案。汹涌的观礼人群争抢礼品，导致近2000人死伤。

19世纪末的霍登场位于莫斯科郊区，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就用于举办各类庆祝活动，包括皇帝登基仪式。平日这块空地是莫斯科驻防军的训练场，因此遍布沟堑和坑道。其中最大一条沟堑在第十五届全俄贸易、工业和艺术展览会“帝皇馆”（该建筑保存至今，被楼群包围）背后，约70х200米，沟壁陡峭近乎垂直。由于长期挖沙、取土，沟底也变得崎岖不平。

这条大沟对面接近边缘的地方，排列着150个分发“皇家礼物”的摊位亭。共准备了400000个礼品袋，内装：纪念水杯、特制面包、香肠、蜜糖饼、花样甜食、皇帝皇后肖像方巾等。此外还将在庆祝现场免费提供30000桶啤酒和10000桶蜂蜜。可想而知这对平民百姓是多么大的诱惑！消息早早传出，尤其那个纪念水杯事先在莫斯科商店橱窗展览多日，令许多人垂涎三尺，提前跑来大沟附近占位置，说：“坐到天亮，直接去领东西，反正很近。”

结果人群越聚越多，远远超过准备的礼品，粗略估计黎明前已有500000人翘首等待！日出前后整个霍登场雾气弥漫，群众因疲劳和烦躁开始咒骂、争执，死了几个人。

就在此时，忽然传出消息说摊位亭工作人员正在“私分礼品”，迷迷糊糊的人群瞬间清醒，朝着相同方向快速移动。区区1800个警察根本无力维持秩序，尖叫声、嘶吼声、呻吟声此起彼伏。摊位亭工作人员眼见来者不善，很可能要拆亭子、打人，急忙把礼品袋抛向人群，加剧了争抢、踩踏。后队推挤前队，无数人失去平衡滚落沟底，站不直、爬不出，一层压一层……

拥挤踩踏大约持续15分钟。莫斯科当局闻讯急派哥萨克分队前往清场。他们努力驱散人群，起码防止了危险地区的进一步聚集。

尼古拉二世皇帝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也接到汇报。事故现场被快速清理，原定庆祝活动不变。管弦乐队演奏了一场音乐会，下午2点皇帝亲临，接受雷鸣般的欢呼并齐唱国歌。当晚克里姆林宫继续庆典，随后在法国大使招待会上举行舞会。有人说皇帝不听劝阻执意参加舞会“以免加冕大礼蒙尘”，也有人说群臣出于外交考虑劝说皇帝勉强出席，所以尼古拉二世“面如白纸”、“神情憔悴”。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389人死于霍登场踩踏事件（包括送医不治者），几百人不同程度受伤、致残。按照现代医学说法，绝大多数死者死于“压迫性窒息”。皇帝原本要求向每名罹难者发放抚恤金和丧葬费1000卢布，当他得知实际死亡人数后又减为每人50-100卢布，总共8万或9万卢布（部分家属分文没得）。5月19日、20日，皇帝、皇后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走访医院探视慰问，赠送住院者1000瓶葡萄酒。并为事件造成的孤儿专门成立了抚育院。与之相比，加冕典礼庆祝活动花费国库1亿卢布，相当于那年公共教育预算的三倍。

莫斯科两大报纸未及时报道霍登场惨案，警方从中作梗。只有《俄罗斯公报》刊发了消息。

莫斯科警察局长弗拉索夫斯基和副手被免职，前者获得每年15000卢布的终身养老金。

然而，社会大众普遍把谴责的矛头指向负责庆典的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认为他无视组织过程种种混乱，还拒绝调动军队到场维持秩序。同年大公出任莫斯科军区最高指挥官。

由于霍登场惨案和1905年1月9日的“血腥星期日”事件，激进反对派称呼俄国末代皇帝“血腥尼古拉”，此外号后来被苏联史学界沿用。

楚瓦什自治共和国马林斯基波萨德地区埃尔巴鲁索沃村的木制学校是一幢革命前木板建筑，系本地锯木厂老板捐建，到火灾发生时已使用了47年。学校容纳200多个孩子，来自本村和周边几个村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府未能给学校提供集中供暖或电力取暖设备，更无法择址另建新校舍。

1961年11月5日，时值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前夕，学校举行集体活动。由于没有小礼堂，使用了相邻的两间教室作为活动场地，它们之间的隔断墙可以临时拆除。

为腾出空间，课桌椅统统挪到墙边、窗边层叠堆放，前门也被挡住，仅剩一扇小门和一扇窗无阻碍。由于纪念活动要求全员参加，所以两间教室被230名1-6年级学生、老师挤得满满当当。校长上台讲话毕，男孩子们跳起水兵舞，欢快的音乐使大家沉浸在节日前的轻松氛围中，无人注意户外那似乎预兆着不详的浓雾。

此刻隔壁房间内，物理老师正和2名高中生捣鼓一台发电机，因为要用它照明和放电影。房间角落有一个柴火炉，物理老师打算取暖，潮湿的木柴燃烧不畅，于是拎起汽油桶往上浇，却犯了个严重错误——倾倒太多。结果桶内汽油被瞬间点燃，吓得他向后猛跳，油桶扔在地上引起大火，沿着墙壁快速蔓延。物理老师跳窗跑走，高中生奔出走廊——都忘了通知相邻教室紧急撤离……

烈焰和浓烟充满教室，慌乱和推搡中有人大喊：“不要打碎窗户！”但逐一挪开堆放的桌椅是不可能的，唯一的紧急出口（小门）不知被谁锁住了。一面玻璃被手风琴表演者用乐器砸烂，几个年龄稍大的学生朗跄逃离，另一些人紧跟着，可惜仍有106个孩子和4名老师葬身火海，其中包括20名学龄前儿童。如果不是学校管理者的荒唐指挥，死难人数本可更少——当村民们蜂拥赶来，居然被校长要求不救人命先救档案！消防队接警40分钟后开着车抵达扑灭余火，发现死者通体焦黑如炭。次日（11月6日）当局安排父母辨认，许多尸体只能通过衣服残片勉强识别。几个一年级学生紧紧抱着老师，和她一起活活烧死……

遇难者尸体并未交给家属，而是被卡车集中拉到公墓立即下葬，伤心欲绝的母亲们跟在车后挥泪奔跑。当局之所以违背民间第三天下葬的习俗，主要是担心引发大规模抗议，而且不敢让11月7日“蒙上阴影”。警察封锁周边地区，只准近亲属进入墓地。110口棺材排成两排停在巨坑底，推土机借着卡车前灯的照射将它们永远掩盖。车辆刚一撤离，女人们立刻冲上墓土，在自家孩子棺材位置打下木桩做标记，生怕将来祭扫时混淆。惨案惊得全体村民心绪不宁，众人试图冲破封锁线，要求严惩肇事者：物理老师和校长。毕竟此次事件的后果堪比打仗——人口从未超过一千的埃尔巴鲁索沃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死亡140人，和平年代一场火竟烧死110人。为防父母和亲属“发疯”，护士挨家挨户上门注射镇定剂、喂安眠药。

事后104名家属分别获得30-50卢布一次性经济补偿，某位失去四个孩子的母亲则获得300卢布。22名烧伤儿童赴莫斯科治疗了10-11个月，带着残疾回家，终身未享受残疾补助或其他福利待遇。地委讨论此事的会议纪要规定：仅允许地委、市委领导、执委会主席、检察官等高级干部查阅、调看相关保密材料，严禁书面摘录或口头讨论会议纪要内容……

11月7日，节日庆祝活动照旧在这个悲痛欲绝的村庄举行。死者亲属被要求签署封口协议。

据村民回忆，校长萨穆伊尔·亚卢金畏罪躲进森林，后被逮捕、判刑19年（译注：一说判刑8年），服刑7年释放，再未露面。物理老师米哈伊尔·伊里特科夫判刑14年（译注：一说判刑10年），传闻服刑到第4年就自杀了。地委决议曾指出二人”政治和道德素质极低“，表明教师培训工作存在严重问题。后来有人问调查委员会成员伊戈尔·基姆斯塔奇少校：物理老师怎会不了解汽油的危险性？少校答：他就是掉以轻心了，甚至无视身边高中生的警告。地区教育局负责人马特维耶夫也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

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终于召开了迟到30年的追悼大会。历史学家波林娜·伊万诺芙娜出版了关于此事的专著。1994年一座火灾遇难者纪念碑落成揭幕。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导致巨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电厂主任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对此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被法院判处10年监禁。虽然他自己也遭受了核辐射，却幸运地活了下来。

说实话，布留哈诺夫是个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他1935年生于塔什干，1959年塔什干工学院毕业，进入安格连火电站工作，从普通操作员逐渐晋升为涡轮车间主任。1966年受邀到顿涅茨克州斯拉维扬斯克火电站上班，一路做到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

1969年末他被组织任命为正在施工的切尔诺贝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主任，次年初带领队伍开始建设普里皮亚季市。核电站运行投产后，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领导岗位上屡获政府奖章，多次当选为地区党代表或主席团成员，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

1986年事故发生，苏共中央政治局解除了布留哈诺夫的职务。8月份他赶回塔什干老家奔丧，原来母亲闻听儿子受处分的消息，心脏病发作亡故了。我们现在知道，对布留哈诺夫等六名被告的庭审就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本地文化宫内，包括：核电站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值班主任鲍里斯·罗戈日金、反应堆车间主任亚历山大·科瓦连科和国家能源监察委员会检查员尤里·劳什金。他们被指控触犯《刑法》第220条：非法处理核材料或放射性物质。

尽管布留哈诺夫曾表示自己“不知道”爆炸发生当晚进行的任何测试，但许多人相信这纯属推卸责任，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责任问题值得商榷。总之，1988年7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决布留哈诺夫10年监禁。

布留哈诺夫进入卢甘斯克州的劳改营服刑，在那里继续从事“老本行”——烧锅炉。1991年9月提前释放。之后曾短暂担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技术部门负责人，1992年8月移居基辅，到乌克兰外贸部工作。由于他参与了核事故后果清理，虽然受辐射剂量相对较低，但随着年纪增长，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辞职回家。前后经历了中风、失明，沦为二级残疾，几乎不离开基辅的住宅。

布留哈诺夫老伴瓦莲京娜·米哈伊洛芙娜以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高级工程师，早已退休。儿子奥列格是基辅第六火电站工程师，女儿莉莉娅在赫尔松当儿科医生。

2021年10月13日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基辅逝世。

1961年3月发生在基辅市库列涅夫卡区的“洪水”，被认为是仅次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苏联第二大人为灾难。尽管如此，基辅以外的人对此事知之甚少，因为关于灾难的消息长期被当局严格保密。

官方竭力掩盖关于这起可怕事件的真相，报纸和电台只字不提，毕竟导致灾难发生的责任完全在于政府。今天人们通常把时任基辅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的阿列克谢·达维多夫视为库列涅夫卡洪水的主要责任人，具体而言，就是他签字同意在市区旁设置规模巨大的废料场。

没人知道为什么危险的废料场会毗邻居民区，指责达维多夫犯下致命疏忽的人更是极少了解这位官员曾经的功劳。1947年约瑟夫·斯大林派遣达维多夫接手废墟中的基辅市，并亲自监督其工作。在达维多夫领导期间，共和国首都修建了帕顿桥、新马戏院、第一条地铁线和鲍里斯波尔机场。

1950年代密集的基建工程产生巨量建筑废料，砖厂排放的泥浆尤多，所以需要相应规模的储存场地。市执委会选址在娘子谷(Бабий Яр)，事后看这是第一个错误，因为这里非常接近地势低洼、人口稠密的库列涅夫卡区。

泥浆库只有一道堆积坝，这是第二个错误，因为出现了严重的设计缺陷：首先，设计者低估了泥浆对水利工程结构的压力，这种半液态粘稠物质作用在坝体上的压强比水大得多；其次，也未考虑到融雪和春雨汇入后，内容物体积大大增加的问题。

1961年3月12日，市执委会接到令人担忧的报告，称坝体出现明显可见裂缝，有水渗出。12日夜间到13日早晨情况不断恶化，上午灾难发生。

库涅夫卡是基辅的工人区，每天的忙碌始于早六点。有人刚刚起床，有人已经站在公交车站翘首等候。在距离溃坝最近的伏龙芝街，水沟的水位最近几天一直在涨，可惜无人警觉。再往高处不足一公里，“斯巴达克”体育场附近的泥浆已经冲毁了第一批民房。

当地居民紧急致电市执委会，说大坝就在他们眼前决口，然而为时已晚。八点三十分坝体彻底溃裂，泥浆骤然涌出，形成宽20米、高14米的巨浪，裹挟着固体建筑垃圾、残砖断瓦和沿途树木冲向有轨电车库。那里的工人早已打开高压电闸，死亡近在咫尺。

泥浆洪流迅速淹没整个车库，损毁部分建筑。一些人爬上房顶侥幸躲避，其他人或被泥浆憋死、或被电击而死。洪流继续前进，袭击公交车行驶的马路，此处的一位幸存者描述道：

“我刚坐上一辆拥挤的公车，忽然大水涌来。有人高声叫喊，人们意识到自己被困。四周一下子黑暗起来，一道灰蒙蒙的、冒着泡泡的汹涌巨浪出现，比房顶都高。站我前面的年轻人拽开车门撒腿就跑，我紧跟其后。我被冲翻，但幸运地飘在水面，玩命游到‘斯巴达克’体育场附近抓住围栏。然后扭身一看，发现公交车起火了。”

“斯巴达克”体育场完全泡在水中，甚至屋顶护栏都看不见了。库列涅夫卡区整体被淹，几乎无处逃生。浓稠泥浆轻松击碎红砖房、推翻水泥房。罹难者不仅死于溺水，也有受冲撞挤压、骨骼断裂而死的。

暂未被波及的街道开始紧急疏散，但由于组织极其混乱，进一步增加了死亡人数。驻军乘坐履带车辆和轮式车辆赶来救援，随即发现自己被泥泞困住，进退不得。

另外，洪流的性质令库列涅夫卡区的情况更加恶化。泥浆迅速干燥变成致密土块，隔绝了空气，导致房屋瓦砾下被掩埋者缺氧窒息，几乎无人生还。

根据基辅市公布的官方数字，这起人祸仅有150名遇难者。但事发现场的人心里都明白，真实数字被严重低估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阿西莫夫常年研究人为灾难，他相信至少1500基辅市民死于库涅夫卡泥浆洪流。

政府报告指出，事故共摧毁68栋住宅楼、13栋政府建筑、163处平房，1228人无家可归。由于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掩盖灾难规模，文件中没有死伤者名单信息。

3月13日基辅切断国内、国际通讯联系，三天后（1961年3月16日）才发表官方声明。死者被分散送往市内各区的停尸间，之后葬在各个墓地，并未辨识死者身份，更未寻找、通知家属亲朋。墓碑上刻着不同的死亡日期。公墓档案或者不登记、或者故意错记，除了真实死亡原因外，死因五花八门。今人可能永远无法确知具体死难者人数。

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洪流平息后，立即动用建筑设备和工兵装备清除街道上局部厚达四米的污泥。士兵们没有处理这种现场的知识、经验，结果又发生废墟下少数幸存者被挖掘机或起重机致死的悲剧。

事情结束后，莫斯科成立委员会调查这起人祸。调查在最严格的保密状态下进行，结论是事故完全系废料场水坝工程计算错误导致。据称六名设计者被秘密法庭判决有罪，市执委会主席阿列克谢·达维多夫日后死于心脏病发作（也有传言称自杀）。

莫斯科时间1989年6月3日夜晚，巴什基尔共和国境内阿沙——乌卢捷利亚克铁道线附近一条管道泄漏，大量易燃气体积聚。两列客运火车相向驶来，偶然迸发的火花引发剧烈爆炸，导致约600人遇难。这是俄罗斯/苏联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铁路事故。

随着苏联改革进程的启动，境内各种严重灾难、事故频发，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传出人员伤亡的可怕消息。比如两艘核潜艇沉没、“阿西莫夫上将号”轮船沉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亚美尼亚强震，以及接连不断的各种铁路事故。仿佛机械设备和大自然同时对苏联“发难”。

然而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原因往往并非单纯由于机械故障，更多归咎于人为过失，即操作者无视安全规范、玩忽职守。就在本次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之前两年，居然连续出现至少四次导致生命损失的铁路事故：1987年8月7日卡缅斯克站，铁路工人违反规章制度致使重载货运列车制动失灵，高速撞击客运列车，107人遇难。1988年6月4日，阿尔扎马斯站炸药列车爆炸，91人遇难。同年8月16日，调度员错发指令导致莫斯科——列宁格勒“极光号”城际快速列车出轨，31人遇难。10月4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站，炸药列车撞击煤炭列车并爆炸，4人遇难、500多人受伤。上述事故中，人为过失无疑是重要原因。

这一系列悲剧本该引起相关方面人员高度警惕，对工作和安全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可惜事实证明并没有！

五年前的1984年，ПК-1086输油管道沿着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预定路线持续铺设。第一阶段基本完工后，原定输送石油的720㎜管道被命令改为输送天然气-汽油混合物。尽管技术规范禁止使用直径超过400㎜的管道输送液化气，但为了省钱，旧管道并未更换。

另外，虽然管道多次穿越居民点和铁道线，但同样出于节约资金的考虑，决定不安装快速检测气体泄漏的自动遥测系统，代之以人工巡查和直升机巡查，可惜后来也被取消。管道基本处于无人监视状态。上级认为把这个责任推诿给附近居民无疑更省钱，万一发现泄漏→打电话报告→政府派人处理，不就行了嘛。

管道投入使用后又发现另一违规之处：某段三千米长的管道距离村庄不满一千米，属于明文禁止的事项。于是不得不新建旁路管道，施工位置恰恰是后来大爆炸的位置。

一种观点认为，旁路管道施工期间动用挖掘机，铲斗可能意外损伤了管道，却未及时察觉。施工结束后管道被立即掩埋，严重违反对管道完整性进行检查的强制规定。工人疏忽尚可理解，在场领导不纠正、施工文件未签字，等于根本没人过问安全问题，简直无法原谅。

破损的管道“带病”输送液化气，直到爆炸发生前40分钟开始泄漏。但如果另一些人足够警觉、采取正确行动，悲剧本可避免。6月3日21点左右明尼巴耶沃天然气处理厂通知管道运行部门：管道内压力急剧下降、混合物流速减低。夜间值班人员闻讯漠然。首先，操控台距离现场250多千米，无法快速核实，其次，他急着回家，怕赶不上公交车。所以此人没给来接班的操作员留下具体指示，只说其中一段管道压力下降，需要“增压”。

于是轮班人员开始增压。很显然，泄漏已经持续好久了，但对管道本身损害轻微。增压后破裂区域继续扩大，形成长约2米的狭隙。

泄漏点不足1千米外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轨。受天气影响，大量丙烷、丁烷等易燃气体积聚在该处低洼地带，变成炼狱只需一颗火星。在易燃气体逐渐累积的三小时中，多趟列车驶过该地，部分司机通报调度员发现有害气体泄漏（天然气本身无味，所以闻到的是浓重汽油味）。但调度员对此无能为力——既不知道管道运行部门的联系方式，也承担不起“阻碍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行”的罪名。

与此同时，两趟旅客列车正相向驶来。一趟从新西伯利亚开往阿德列尔（211号），另一趟从阿德列尔开回新西伯利亚（212号）。本来按照运行图这两趟列车不应交会，但新西伯利亚出发的列车上有孕妇临产，中途停车耽误了时间。

莫斯科时间6月3日23:15，当地时间6月4日01:15，两趟列车交会错车，剧烈爆炸瞬间发生。100千米外可见明显火焰，11千米外的阿沙市居民几乎全部惊醒，无数窗玻璃被震碎。

由于爆炸地点靠近森林，道路恶劣车辆难行，第一批出发的医疗队费了老劲才进入现场。其中部分医生回忆，他们感觉无比震惊，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因为得到的通知是旅客列车失火，若干伤员需要治疗。谁都没想到居然目睹此番末日场景，甚至有人觉得站在原子弹爆心。

事后估算爆炸威力相当于250~300吨TNT，最高估算12千吨，接近广岛核爆（16千吨）。过火面积250公顷，周边林木被毁，残存树干像烧过的火柴棍。长达250米的铁轨扭曲变形或不翼而飞，供电接触网构件最远被震出数公里外。满眼都是车厢碎片、人体残骸和正在燃烧的被褥。

两列旅客列车共挂38节车厢，211号20节，212号18节。部分车厢面目全非，状态稍好的车厢内外也遭火焰吞没，还有一些车厢被冲击波直接抛向路堤。

当人们意识到事故规模后，附近所有居民点的医生、警察、消防员、士兵全部被召集至现场。普通百姓也积极参与抢救。一息尚存者被汽车送往阿沙市医院，从那里用直升机转运至乌法、车里雅宾斯克、古比雪夫等地。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专家团队次日抵达开始调查。

两趟列车上大多是“度假客”。暑期已经开始，全家去南方玩，车厢座无虚席。乘客加车组人员共约1300名，包括383名儿童。这些孩子不仅有随父母度假的，还有些是去夏令营的。列车停靠车里雅宾斯克时挂载一节车厢，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青年曲棍球队亦在其中。

死亡人数估计为575~645名。出现误差的原因是当时不单独卖儿童票，因此实际罹难数字很可能大于官方宣布的575人。而且无票乘车者也得考虑在内——驶往度假地的火车票很容易售罄，列车员私自收钱放人上车几乎是半公开的做法。儿童死亡181名，约占三分之一。“拖拉机”曲棍球队10名队员仅一人生还，他叫亚历山大· 瑟乔夫，背部大面积烧伤，康复后重返赛场。

200多人在爆炸中当场殒命，其余的送院不治身亡。620余人受伤，绝大多数是严重烧伤，许多人至今残疾。只有几十个最幸运的乘客逃过一劫，仅受轻伤。

6月4日下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根纳季·韦杰尔尼科夫与政府事故调查委员会抵达现场。总书记表示，灾难极有可能是公职人员玩忽职守、管理混乱和经营不善导致的。同时宣布6月5日为全国哀悼日。

苏联当时实行公开化政策，此次事故未被掩盖，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民众发现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其实是国内历史上最严重的铁路事故，遇难人数相当于俄罗斯帝国铁路运行八十年的死亡人数之和。

起初调查人员着重考虑恐怖袭击，后来发现管道泄漏的证据，遂认定天然气爆炸。但引发爆炸的确切原因至今不详，或许是扔出车窗的烟头，或许是电力机车集电弓偶然迸发的火花……

事故引发社会广泛共鸣，看起来政府这一次真想追究到底，不打算偏袒任何人了。侦查方向一度集中在高级官员身上，而非随便找几个替罪羊。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沙根·东加良似乎要倒霉。

在此期间查明：出事管道基本无人维护，为节省资金，从遥测设备到巡视员等各种预防措施几乎全被取消。管线实际属于无主状态，谁也不关心。

侦查工作快速推进一段时间后趋于停滞。苏联解体带来政治、经济大震动，这场灾难渐渐被人们遗忘。1992年俄罗斯举行该案首次庭审，要求补充调查，结果侦查方向彻底扭转，高级官员从涉案名单中消失。主要被告不再是那些违反安全守则的人，而是负责旁路管道施工的人。

1995年审判重启，包括工程师、建筑部门总监、管道站负责人等九名被告全部宣判有罪，其中两人被赦免，其余人最长服刑五年。事故发生六年来，俄罗斯大地又出现了太多太多苦难，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1992年在事故旧址集体墓坑附近竖立八米高的纪念碑，每年都会举行追思活动。

2009年悲剧二十周年之际，另一座遇难者纪念碑在新西伯利亚铁路客运站落成揭幕。

1973年5月18日，当地时间上午九点多（莫斯科时间凌晨三点多），赤塔市郊约100千米地方的伐木场工人正在作业。忽听天空一声巨响，本能地抬头观望，赫然看见飞机碎片和人体从空中四散坠落。这一幕令他们终生难忘……

与此同时，赤塔机场调度员正用颤抖的手指打电话报告：苏联民航109航班在雷达屏幕上突然消失！他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因为数分钟前刚刚收到飞机遭劫持的消息。

遭劫持的Tu-104A客机尾号42379，前一天18:12从莫斯科起飞，目的地是赤塔。途中降落三次，一切都很平静。第三次降落在伊尔库茨克机场后，轮班机组成员登机继续飞往赤塔。机上共81人，包括9名机组成员及4名儿童。该型号飞机原本只有70个座位，经过改造可容纳85位乘客。当时这架飞机已飞行了19329小时、8841次起降。

当飞机进入赤塔航空管制区，调度员允许飞行员下降至3900米高度。然而短短四分钟后（莫斯科时间03:36），机载无线电连续三次发出遇险代码，接着飞行员告知调度员：客舱内有人要求改变航线，机组将维持在6500米高度。正当调度员向上级汇报情况时，再次传来遇险代码，意味着情势陡然加剧，之后Tu-104的雷达光点化为“云雾状”，随即消失……

一个半小时后，搜索直升机在赤塔以西97千米处发现飞机残骸散落10千米范围内。这表示飞机空中爆炸解体，不可能有人生还。随后赶至的搜救人员从地面和树顶收殓了乘客和机组成员尸体。

伐木工人的目击证词也确认飞机凌空发生爆炸。事故原因直接指向恐怖袭击。

1970年10月布拉金斯卡兹父子成功劫持一架An-24客机飞往土耳其，空姐娜杰日达·库尔琴科遇害，导致苏联修改民航安全条例。三年后再次发生类似案件，且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政府感觉难以向人民解释，于是严密封锁消息。结果多年后传出流言，称109航班遭到军机或防空导弹射击坠毁。这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即使当局决定击落即将跨越国境的被劫持航班，也无法在警报发出几分钟内“火速完成”。

1970年布拉金斯卡兹案发生后，政府秘密规定：沿国境线飞行的航班必须有内务部或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便衣官员随行。5月18日随行109航班的是警察少尉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地面搜索过程中发现他的配枪，弹匣少了两颗子弹。

死亡乘客中有一男子，后背左下肋骨区域有两个弹孔，查明其身份是1941年出生的成吉斯·尤努斯-奥格雷·勒扎耶夫。难道他就是恐怖分子，所以警察向他开枪吗？或者，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瞄准别人，却不幸误伤成吉斯·勒扎耶夫？

侦查人员进入勒扎耶夫的住所搜查，很快确认他就是恐怖分子。房间内起获爆炸装置和松发引信——也就是按下后必须保持按压，否则引爆。尚不清楚勒扎耶夫带上飞机的炸弹是否采用了松发引信。随着调查深入，劫机者动机逐渐明朗。成吉斯·勒扎耶夫生于基洛瓦巴德（今阿塞拜疆国占贾市），毕业于第比利斯，梦想成为外交官。为此他曾到莫斯科报考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可惜未被录取，因其包括俄语在内的语言能力较弱。

勒扎耶夫考学失败，应征入伍当工兵，退役后靠着某种差事为生，但始终未放弃自己的外交梦。勒扎耶夫的一位熟人表示：劫机发生一周前他忽然谈起要移居中国。熟人听闻这话一笑置之，毕竟大家早就习惯了成吉斯的古怪行为。万万没想到勒扎耶夫当真买了109航班的机票，手里拿着一包东西从伊尔库斯克登机落座。抵达赤塔前夕他叫来空姐，表示自己有炸弹，命令改变航线。

专家还原现场情况认为，空姐将劫机消息告知机组人员，很可能也悄悄通知了警察。或者，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目睹或听到勒扎耶夫的企图，职责要求他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制服罪犯。然而机上警察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能开枪。叶日科夫极大可能去抢夺炸弹，却被甩脱，勒扎耶夫跑向驾驶舱，叶日科夫追击并开枪。法医鉴定子弹打中勒扎耶夫的致命部位，但他死前启动了相当于6千克TNT的爆炸物，飞机解体碎裂。

勒扎耶夫当过工兵，技能足以自制炸弹。至于炸药的来源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推测是从无名氏地质学家手里非法购买的。如果系其他来源获取，那么很多官员就要有大麻烦了。

总之，109航班空难造成80人死亡（不包括劫机者），事故原因被确定为一名有精神问题的恐怖分子单独行动导致。但我们无法确认或排除勒扎耶夫有无同伙协助。

部分遇难者亲属获知情况后，将全部责任归咎到警察身上。弗拉基米尔·叶日科夫时年22岁，当天上飞机是帮同事替班。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很会画画，希望有朝一日改行当新闻记者，经常给当地报纸写杂文。熟悉叶日科夫的人确信他一定会开枪，因为那种电光火石的瞬间无从选择。

109航班空难调查结束后，苏联政府再次修订民航安全条例。实践证明内务部或克格勃官员武装护送民航飞机的做法过于冒险，应当着重加强对乘客与行李的安全检查。

至今在赤塔郊外难以接近的土地上，仍遗留有部分飞机残骸，提醒今天的人们勿忘1973年5月发生的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劫机悲剧。

延伸阅读：

1988年基辅炸机未遂案

伏努科沃机场三机坠毁事故

1989年春天在立陶宛城市约纳瓦发生了苏联历史上最严重的生产事故之一，数千吨有毒化学品泄漏。波罗的海国家民族主义者借机指责“俄罗斯占领者”故意破坏生态环境。事后反思，如果当时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能够暂时搁置分歧矛盾，或许事故后果不至于那么严重。

毒云

约纳瓦是立陶宛中部小城，1962年在城市东郊建起一座用天然气提取氮肥的“阿佐特”工厂，安全运行27年。

1989年3月20日正午时分厂区发生爆炸。液氨储罐的盖子出现细小裂口，可能本身就带铸造缺陷，也可能是金属疲劳所致，总之约7500吨零下340摄氏度的液氨爆炸泄漏。重达数吨的储罐向侧面腾空飞起25米，落地时砸毁混凝土墙和天然气管道。液氨形成有毒液体湖，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最深处半米，随后被附近正在运转的压缩机点燃。

紧接着化肥仓库起火，几千吨硝磷钾肥料熊熊燃烧，释放出含氯、盐酸和一氧化二氮的剧毒烟雾。工厂消防员立即着手灭火。当晚十九点多民防部门开始疏散约纳瓦市及周边五万居民，组织巡逻队挨户排查，少数必须留守者佩戴防毒面具。又过了一段时间风向转变，毒物朝着北方和东方的乌克梅尔盖、凯代尼艾、希尔温托斯三地缓缓飘去。

3月21日逼近凯代尼艾的毒云长50千米、宽7千米。乌皮尼凯村测得最大铵浓度超标150倍。与此同时，事故现场集中了62辆消防车，821名消防员，在临近地区七个泵站的协助下奋力喷洒灭火，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三天半。波罗的海军区部队和非军事单位也赶来支援。为防止毒水入河，人们堵塞雨水管道，在河边筑起堤坝，并将毒水抽进90个空罐转移至旧采石场。之后两天铺设了2千米长的临时管道，将2万立方米毒水泵入采石场，配备机械设备的工兵营为此又挖掘一个额外的深坑。

3月23日13点之前明火被扑灭，事故后果得到有效控制，成功避免生态灾难。

后果

爆炸发生后第一分钟厂区内即有五人死于氨中毒——他们当时未遵守规定佩戴防毒面具。其余工人在凄厉的警报声中跑出车间，趟过寒冷刺骨的“液氨湖”逃生，共57人受伤，其中42人住院，29人因吸入有毒气体致残，日后发展为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

一名住院工人因医治无效死亡，3月21日一名消防员在化肥仓库殉职，最终遇难人数为七名。此外，受污染地区农场的20头小猪和26头牛犊死亡。据专家估计，如果不是客观条件有利、各方力量迅速采取正确措施，遇难者很可能会多达几千人。约纳瓦居民之所以有时间疏散，原因主要是风力不强，几乎没有毒云飘至市中心。

约纳瓦事故造成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化学物品泄漏。苏联政府公开承认发生“地区性化学污染”，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之殷鉴不远，当局并未封锁消息。然而新闻媒体也没有对此事深入报道，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重组政策引发的动荡背景下，事故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战略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弗拉德连·马雷舍夫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度评价值班调度员的反应，使居民得以及时疏散、伤者及时治疗。然而遗憾的是，当年的民族矛盾起了消极作用：讲俄语的工厂调度员致电应急部门通报情况，立陶宛接线员却出于某种原因拒绝服务。该调度员不得不通过当地卫戍司令部将信息“辗转”告知民防指挥部。若非这被延误的25分钟，救援工作本可提早展开。

就危险化学品泄漏数量而言，此次事故规模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