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毒剂一直是各国秘密机构必不可少的武器。苏联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一度遥遥领先，但他们开发的各种杀人手段如今却饱受争议。

奇毒先驱

拉夫连季·贝利亚1938年开始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随即展开大规模整顿改革，要求属下安全人员侦办“人民公敌”和“间谍”等案件时更加细致、巧妙。历史学家注意到，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喜欢谋定而后动，事前充分考虑后果及影响，讨厌粗放的工作作风。所以新上任的贝利亚并不追随两位前任：亨利希·雅戈达和尼古拉·叶若夫的脚步，几乎彻底改变了整个国安系统。

但必须指出，正是雅戈达首先意识到秘密实验室制造的武器对国安机关打击国内外敌人至关重要。为此，1935年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毒理学秘密实验室迎来了新主任：格里戈里·梅拉诺夫斯基。此人的身份和工作地点、工作内容高度保密，其程度大概仅次于顶头上司贝利亚，

人体实验

早在1920年代苏联成立之初，国内就有专项研究化学毒药和生物毒素的部门，但直到30年代才开始真正受重视。贝利亚视察研究所及实验室后，梅拉诺夫斯基的官运骤然亨通，荣升国家安全上校、医学博士，按照贝利亚的指示领导改造位于卢比扬卡后面瓦尔索诺维耶夫斯基巷的毒理学实验室（官方文件称“X实验室”），将之划分成多个部门，并加装现代化空气过滤系统。

实验室各部门独立运作、互不相通，使工作人员面临的危险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梅拉诺夫斯基和同事们依然谨小慎微，毕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无法被尸检发现的各种毒药毒素。国安机构对此类杀人见效快且不留痕迹证据的物质深感兴趣。

理论研究成果必须通过实践检验，于是，审结的死刑犯被定期带到实验室特别拘留所，这些人多为累犯、惯犯，研究人员并不知晓他们的确切身份。

超级毒剂

梅拉诺夫斯基团队曾长时间研究河豚毒素——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物质。蓖麻毒素来源于植物，经过研究取得重大成功，可以悄无声息杀死房间内的人，梅拉诺夫斯基主张用气雾剂的形式投放。

然而多年来最主要的难题一直没能解决——他们研制的各种毒物都不可避免地在尸检时被检出。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实验室终于合成出一种新型化学毒药——К-2。

К-2的具体分子式至今不详，只知道属于胆碱类物质，进入人体后易被吸收，作用于肌肉和内脏器官神经末梢，导致窒息和血管堵塞。受试者通常会在10~15分钟内死亡。

这种新型毒药曾以特殊形式进行验证：受试者死亡后，该名生前无任何基础病的中年男子被运往“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诊医学研究所”。值班大夫当然不明内情，一番尸检后做出明确结论：“死于心脏病发作”。

此外，毒理学实验室不仅秘密制造强效毒药，还负责开发投放毒药的特种装置，例如拐杖枪、手持喷雾器、浸透毒药的枕头和被子、微型弹丸、超细针头等，用于充实特务人员的武器库。据信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和亚历山大·舒姆斯基、乌克兰大主教西奥多·罗穆扎、美籍“双面间谍”以赛亚·欧金斯、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马尔可夫等人都是被梅拉诺夫斯基团队的“发明”干掉的。

另一方面，科学家长期从事这种研究，心理不可能不受负面影响。实验室员工患上抑郁症、精神错乱甚至企图自杀的事情屡见不鲜。

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梅拉诺夫斯基团队的工作不仅没中止，反而加快了步伐。1942年对某个死刑犯做试验的过程中意外减少了蓖麻毒素剂量，结果发现这种毒性蛋白质可以作用于中枢神经，起到“吐真剂”的效果。梅拉诺夫斯基立即将此意外发现上报，并迅速获批开展进一步研究。尽管目前尚无此“吐真剂”的详细信息，但可以肯定最晚1944年已经获得了这种基于蓖麻毒素的试验性制剂，而且有国安官员申请用于“执行公务”。

纳粹德国投降第三年，梅拉诺夫斯基团队威力最大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是一种剧毒气溶胶，也是第一种可以填入弹头发射的生物活性毒素。它在战略上的意义不输原子弹，由拉夫连季·贝利亚亲自监督。历史学家发现相关实验材料依然保密，分别收藏于多个部门的档案室内。

获罪获刑

1951年格里戈里·梅拉诺夫斯基及实验室四位主要毒理学家：爱丁顿、莱赫曼、斯维尔德洛夫和马图索夫突然被捕，指控他们非法持有毒药、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篡夺政权并谋害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国家最高领导层。

历史学家至今仍在讨论逮捕他们的真实原因。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贝利亚应该对此负责，因为他企图成为唯一的国家领袖。但这种观点属于一面之词，并无坚实凭据，何况斯大林也不会对贝利亚的举动茫然无知。另一种说法认为系卷入“维克多·阿巴库莫夫案”，而维克多·阿巴库莫夫则是因“医生案”被捕。

秘密审判期间格奥尔基·梅拉诺夫斯基表示他遵照“领导层”指示办事，但无法提供授权使用毒剂进行暗杀的任何书面命令。高级国安官员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曾多次亲自参与消灭人民公敌、间谍和其他危险分子的行动，他在审判中作证称梅拉诺夫斯基及其“制剂”至迟自1937年就被用于特种业务。

考虑到毒理学实验室的拨款水平和机密程度，以及二十年里监督、保护这所距离卢比扬卡仅五分钟路程的实验室的人的姓名和职务，审判在特殊地点进行，至今无法找到文字记录。苏多普拉托夫的证词来自其回忆录。

1953年2月格奥尔基·梅拉诺夫斯基因“非法持有毒药”和“滥用职权”罪名判处十年徒刑，他在监狱反复上诉要求平反。1961年12月刑满释放后他继续喊冤，导致二次被捕，1962年初重获自由，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联盟共和国首都。于是他移居马哈奇卡拉，到某研究所任职，1964年被发现在寓所床上暴毙，时年65岁。尸检显示死因系心脏骤停，“体内未发现有毒物质”。

无法核实总共多少人成为梅拉诺夫斯基团队实验的牺牲品。专家们的数字各不相同，有人说数十条生命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下毒杀害，另一些人则坚称梅拉诺夫斯基毒杀了数百人，包括几名偶然途径实验室而被拘留的路人。

波琳娜·热姆丘任娜（娘家名：珀儿·卡尔波夫斯卡娅）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第三任夫人，当过党的高级干部，与斯大林妻子友善，最后被逮捕、流放到库斯塔奈州五年。

热姆丘任娜的经历常被用作约瑟夫·斯大林冷酷的例证，甚至对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家也不留情。还有人说这显示出“苏联制度”反人性的一面——莫洛托夫身为事实上的“二号人物”，妻子遭难居然默不作声。然而，这件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热姆丘任娜1949年1月29日被捕，官方指控她“同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多年保持犯罪联系”。此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毕竟热姆丘任娜一直是1942年4月份成立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跃成员。

虽然该委员会背后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积极参与，但并非苏联独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巴勒斯坦托管地都有类似委员会，只不过苏联的“委员会”后来在以色列建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5月14日大卫·本-古里安依据联合国分治方案宣布建立独立的犹太人国家，阿拉伯世界对此当然无法接受，第二天就集结军队发动进攻，史称“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称“独立战争”。

斯大林认为犹太民族建国在外交上对苏联利大于弊，所以在这场战争中援助以色列。可惜苏以友谊十分短暂，因为以色列很快选择倒向西方世界，尤其美国。

1948年苏联政府举办外交招待会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多国外交官出席，包括以色列首任驻苏大使果尔达·梅厄。据目击者描述，波琳娜·热姆丘任娜与梅厄夫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下交谈，之后当众用意地绪语讲话，自称是“犹太人的女儿”，赞扬梅厄夫人访问莫斯科犹太会堂，并表示“如果以色列人民过得好，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会过得很好”。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当时仍然属于很有影响力的组织，但当其最活跃成员之一发表此番言论之后，多疑的斯大林迅速断定：自己亲手培养了近在咫尺的“阴谋圈子”。

说到这里，也要考虑到“委员会”方面和“老一辈列宁主义党员”关于斯大林路线政策的意见分歧。许多人对斯大林的特殊保守主义深感不满，据传莫洛托夫本人也说过斯大林的路线是“错误的”。另外早在1946年，“委员会”首任主席所罗门·米霍尔斯就向热姆丘任娜反映过“地方上压迫犹太人”的现象，热姆丘任娜随后将此意见转告斯大林。

总之，1948年12月29日热姆丘任娜被开除党籍，次年1月被捕。稍早前她和丈夫假离婚，有人说是热姆丘任娜坚持要求如此：“如果这是党的需要，那么，我们就该分开。”

两个月后莫洛托夫被免除外交部长职务。热姆丘任娜流放库斯塔奈州，亲属亦遭株连，一个兄弟、一个姊妹死于狱中。

关于热姆丘任娜的案子还有另一种版本，涉及外交、海外亲属和间谍活动。波琳娜的兄弟之一萨穆伊尔·卡尔波夫斯基1920年代移民美国，改名“萨姆·卡普”，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大萧条时期生意十分艰难，1930年代他来苏联拜访波琳娜，迅速被苏联情报机构招募。之后他的公司开始从事汽车进出口贸易，实则购买美国军用物资运往苏联供拆解仿制。

1939年萨姆·卡普拿了苏联政府五十万美元，试图促使美国向苏联出售战列舰，结果协议未成。战后1948年他又成了美国政府针对反美活动调查的被告，审理期间供述了苏联方面贿赂、游说活动的细节和他自己获取的利益。

于是他变得两头不讨好。苏联觉得萨姆·卡普有“双面间谍”之嫌，渐渐转为“潜在敌人”。而他与热姆丘任娜的密切联系虽然止于1939年，但在两国交恶的大背景下，热姆丘任娜被怀疑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

而且话说回来，在当年严苛的政治环境中，热姆丘任娜所受的处分已然“很轻”了，毕竟那时的间谍罪和叛国行为最高可判死刑。

斯大林葬礼后第二天，拉夫连季·贝利亚安排波琳娜·热姆丘任娜恢复自由、恢复党籍，流放岁月计入党龄。有意思的是，经此磨难的波琳娜仍然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

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60年代中期曾探望莫洛托夫一家，她回忆热姆丘任娜对她说：“你父亲是天才。他铲除了我国的第五纵队，战争爆发后团结党和人民。如今革命精神无存，机会主义横行。”莫洛托夫女儿女婿则低头不语，因为他们是另一代人……

谢尔盖·科罗廖夫其人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1906年生于乌克兰城市日托米尔，父亲是莫吉廖夫人。谢尔盖童年时代在基辅和敖德萨的普通中学念书，十月革命后在家受教育——双亲都是老师。他很早就对航空技术产生浓厚兴趣，17岁设计过滑翔机。20岁进入基辅工学院和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深造，在校期间又设计过几种飞机，渐渐喜欢上火箭专业。

1930年代初谢尔盖·科罗廖夫研制了几种火箭原型，从监狱释放后（详见下文）到图林根苏联占领区工作，在“诺德豪森研究所”分析缴获的德国技术设备——包括V-2火箭。苏联第一种短程弹道导弹R-1就是科罗廖夫及其团队在V-2火箭基础上设计的，也可以说是德国货的山寨版。

1950年代科罗廖夫致力改进R-1导弹，完成了R-5导弹，开始着手研制R-7洲际导弹。除继承发展德国技术外，他还做出重大技术创新，例如苏联第一种固体燃料弹道导弹。1957年，R-7运载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进入轨道。

之后谢尔盖·科罗廖夫继续主持研制其他卫星，1961年使用“东方-1”宇宙飞船把尤里·加加林送上绕地轨道。

总而言之，谢尔盖·科罗廖夫是一位才华横溢、创新能力极强的人。但苏联书刊从没告诉过你：1930年代末科罗廖夫蒙冤被抓进劳改营的时候，面临牢底坐穿的绝境。

科罗廖夫因何被捕

1930年代末，斯大林的猜忌和偏执愈发严重，逮捕、镇压急速扩大——作家、科学家、政治家等纷纷落网，人人都被控以“间谍活动”（往往同时从事几十项通敌活动）、“参加托洛茨基组织”或“组织破坏活动”之类罪名。

所谓“间谍活动”的“证据”可能是家里有一本外国语词典，所谓“参加托派组织”的“口实”可能是电话里对老婆抱怨物价上涨。至于“破坏活动”，纯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密探的万金油——院子积雪没扫、车床刀片崩断都算！

全部案件内务人民委员部都有存档，卷宗里充斥着丑陋涂鸦和巨量语法错误，足以证明当年办案人员之草率、粗糙。

于是，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人就这么被毁了，谢尔盖·科罗廖夫亦不例外——1938年6月27日被捕，理由是“破坏国防工业”，实际是受人牵连——起诉书开头写得明明白白。

肃反人员的审讯手段跟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无甚区别，信奉“口供乃证据之王”。1938年6月28日，即科罗廖夫被捕次日，侦查员米哈伊尔·舍斯塔科夫当面咒骂科罗廖夫“法西斯杂种”，随即将其送上所谓“传送带”，就是令被捕者不吃不喝不睡觉，站着承受车轮大战。

科罗廖夫在“传送带上”被胶皮软管抽打腹股沟、脸上被吐口水，舍斯塔科夫与助手贝科夫轮番用刑。科罗廖夫后来给斯大林写过一份言辞极为克制的信，表示“舍斯塔科夫和贝科夫对我造成了肉体损伤和精神折磨”。

他们企图强迫科罗廖夫承认是“秘密反苏组织骨干成员”。该“线索”是肃反人员从火箭专家、工程师格奥尔基·朗格马克口中逼供获取的，此人连续多日受酷刑，到最后已然神志不清，处于半昏迷状态。

1938年9月25日谢尔盖·科罗廖夫被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列入拟枪决名单，这份名单获得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批准。9月27日开庭，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据《刑法》58条第7款、第11款之规定认为罪名成立，判处科罗廖夫强制劳动改造10年，褫夺公权5年。至于朗格马克本人，早在1938年1月11日就在某个地下室被枪击头部处决，骨灰直到1995年才发现。

科雷马及后来

谢尔盖·科罗廖夫的服刑地点是科雷马地区“马利佳克”金矿，属于去了就别想回来的地方。可以肯定，科罗廖夫在那儿绝对熬不过十年刑期，1939年底他就倒下了，患坏血病牙齿脱落，抬入医务室。

劳改营受难期间，“法西斯杂种”科罗廖夫致信斯大林，片言不提释放请求，只谈及他的“罪行”是如何被捏造的、谈及即将到来的战争，希望有机会继续完成自己的火箭飞机研究，以便未来抗敌之用。科罗廖夫此时还不知道他的逮捕令正是斯大林签署的。

1939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推翻去年9月27日的判决，1940年6月科罗廖夫在莫斯科被减刑至8年监禁，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监狱从事研究。1944年7月提前释放。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但诸位或许不知道的是，谢尔盖·科罗廖夫疑似在刑讯期间颚骨骨折，终生无法张大口。1966年手术麻醉时发现插管困难，可他从未主动对人说起，包括妻子。

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评价谢尔盖·科罗廖夫：“他从不发怒……他从不抱怨，从不指责咒骂别人。他没时间这样做。因为他明白，吹胡子瞪眼不产生创造灵感，只会心情压抑而已。”

格鲁吉亚诗人提襄·塔比泽（1895~1937）1937年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者”、“文艺阵线的破坏分子”和“法国间谍”，同年12月处决。

语言学家、斯拉夫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1876~1937），撰写过二百多种俄罗斯方言学、俄罗斯史学、斯拉夫语文、俄罗斯语法、语法理论、古俄罗斯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933年12月28日在莫斯科被捕，指控他秘密组建“语文学政府”（译注：即所谓“斯拉夫案”，纯属编造构陷）。获刑十年，押送索罗韦茨基特种营。1937年10月9日再次被定罪，10月27日执行死刑。两个儿子次年被枪杀。

尼古拉·彼德罗维奇·戈尔布诺夫（1982~1938），苏联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化学家、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化学委员会科委会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塔吉克-帕米尔”科考队队长，登顶“共产主义峰”。1935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秘书。1938年2月19日被控参与“旅行者和登山者反革命恐怖组织”，9月7日定罪处决。

1927年参加工农红军的兰茨贝格因间谍嫌疑被捕。侦查人员以他曾在布拉格大学念书的经历作为案件主要“突破口”。审讯中兰茨贝格表示，招募他的人是帕拉茨基（捷克史学家，1876年逝世）、加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捷克诗人，1856年逝世），还有一位戈茨·冯·贝利辛根（德国骑士，1562年逝世）。侦查人员如获至宝，将此口供写入审讯笔录。兰茨贝格很快被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判处死刑。1941年4月检察机关复核发现，除了兰茨贝格本人的“奇幻口供”之外，本案再无其他旁证。

白俄罗斯特别军区有一位“红军之家”图书馆长叫博伊科，被控在军人和军属中间传播保密总局禁止的七本书籍。包括：向三级军需官伊雷尤申科提供《苏联民族史》（瓦纳格著）、向军嫂提供小说《路灯下》（尼基福罗夫著）、对军人古谢夫表示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的小说《铁流》是本好书，以及向某军人提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决议》。经过认真细致调查，发现瓦纳格的书1936年出版，保密总局1938年3月27日下令禁止传阅；《路灯下》1937年5、6月份出版，保密总局1939年1月下令没收；如果小说《铁流》在序言中提及科夫秋赫（译注：即“郭如鹤”），则不允许传阅（主角原型叶皮凡·科夫秋赫军长1938年被镇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决议》一书从未被禁止。然而正是由于上述指控，1938年6月29日博伊科遭逮捕，关押一年多。1939年7月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军事检察院复查博伊科案，将他释放。

远东特别红旗军的博格丹诺夫大尉在向德米特里耶夫移交工作的过程中，转交了50册图书，委托后者阅览审查其中是否有违禁内容。德米特里耶夫自己不读，反而找了两名红军战士替他审阅。其中一名战士见书中有1926-1927年版的列宁文选，怀着敬仰之心和求知热望带回兵营拜读。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警惕的军队特别处人员居然从战士床尾箱的列宁文选中翻出“人民公敌”的文章。结果，倒霉的博格丹诺夫大尉被判六年监禁。

年轻的军需官扎巴卢耶夫天生鬈发。某日他对镜梳头，自言自语道：“我这头发长得……简直跟季诺维也夫一模一样。”旁人听见去告密，扎巴卢耶夫被捕。起诉书对他这句话的解释是：“……在指挥人员中间颂扬宣传人民公敌季诺维也夫”（译注：党的元老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934年被捕、1936年处决）。你说这事儿搞笑不搞笑？反正扎巴卢耶夫判了四个月监禁。他已经算幸运了。文盲红军战士别尔金上政治课听完1936年《宪法》，出门就讲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从1924年开始的，而是1936年。他随即被捕，法院判其八年监禁。

工农红军总军事检察长纳乌姆·罗佐夫斯基讲过一桩案子：1938年4月，某红军战士迫切希望改进作战训练的缺点，在连队墙报上表达对射击训练的关心。他为了引人注目，写道：“子弹飞起来不长眼，而且肯定没有明确目标”。这位战士为自己的“幽默”付出沉重代价，被控“张贴反革命标语”，逮捕判处八年监禁。

第14骑兵营副政委В.Н.格里申的“罪名”是：保存一张集体照直到1935年秋天，照片上有“人民公敌托洛茨基”。1937年9月23日基辅军区军事法庭判决营副政委10年监禁、褫夺公权5年。

北高加索军区新罗西斯克兵营，团军校学员博科夫在食堂不小心对其他学员说：“我就不信报纸上讲的，什么苏联技术装备世界第一。美国人、德国人比我们强多了。”镇压迅速降临，国家安全总局下令与当地军事委员会协调行动，立即逮捕四名学员。

空军总检察长、军级干部瓦西里·赫里宾被指控参与“法西斯军事阴谋”，并且同时替5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起诉书称：“调查表明，赫里宾出身贵族家庭，当过帝国军官，从内战第一天就开始了他的反革命、间谍和叛变活动…… 赫里宾从事间谍活动毫无困难，因为他凭借职务便利多次访问德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波兰，并且在苏联同这些国家的代表建立了直接联系。赫里宾绝对有能力转移出卖涉及工农红军航空兵及我国航空事业各方面的情报资料。”1938年7月29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对其剥夺军衔、没收财产，当天执行枪决。

1937~1938年间，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农村大肆搜捕“日本间谍”。他们具体寻找的目标确实很难理解。车里亚宾斯克州仅一宗“日谍案”就宣判了117名农民，枪决99人、18人十年劳改。伊尔库茨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反间谍处负责人А.Н.托洛茨基1938年3月在写给副手Б.П.库里维茨的信中部署大规模逮捕，表示：“要在各个部门展开更多采购”。库里维茨回信说：“已采购900头牛，宰杀切割280头。牲畜正在持续送达，未来3、4天肯定将有1000多头。因此，直到3月10号我都不可能全部杀完。”托洛茨基复信不再使用暗语，直接指示：“你找326个经三人小组判决的一类人员，活着送来——好帮你减轻负担。”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葛罗米柯（1909年生），因撕毁斯大林同志肖像、散布反革命托派宣传称苏联似乎因为斯大林同志的过错才有饥荒和苦役，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穆罕默德·阿里莫夫（1911年生），鄂木斯克人，因在工人中间进行反苏宣传（故意打碎列宁半身像），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谢尔盖·菲奥多罗维奇·杰明（1880年生），科尔米洛夫斯基区人，因贬损领袖声誉、撕毁斯大林肖像、撕毁欠条，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十年劳改。

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科斯托格雷兹，因贬损党的领导人声誉、撕毁领袖像，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1938年10月，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人员通知团政委：“俱乐部负责人、政治指导员雷布尼科夫将被带走”。团政委当然明白他们指的是“逮捕”，立即报告师政治部部长皮斯科留科夫。后者指示赶快召开党委会、开除雷布尼科夫党籍。于是在同一天，政治指导员失去了党籍，全体党员一致投票赞成。次日查明工作上出了错误，雷布尼科夫的党籍必须恢复。当然，全体党员一致投票赞成！

军法官В.博布列涅夫和Л.扎伊卡说，在一份呈报给叶若夫的指挥员名单上，某些原高级军官的姓氏被红色粗铅笔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的工作人员以为只有叶若夫才能划这种红记号，所以必须对“钢铁委员”的“指示”作出反应。他们确实反应了——按照博布列涅夫和扎伊卡的说法，这个误会直接导致二级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韦利卡诺夫、亚历山大·谢佳金和叶皮凡·科夫秋赫军长被捕……（儿按：此说不可轻信）

类似以上这些荒诞乖谬、可笑可恨的案子，当年层出不穷。本文篇幅所限无法逐一枚举……

最后，分享一则斯大林多次讲给身边人的小故事：某教授奚落不学无术的肃反人员，说他根本不知道《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是谁。肃反人员逮捕教授，洋洋得意告诉朋友：“那家伙对我招了！他就是作者！”

（附录）：

联共（布）区委会书记/巴什卡托夫同志

抄送：区执委会主席/克里谢弗斯基同志

特别报告

报告：我们在本地区多个集体农庄发现，常见的苏联词汇甚至领导人姓氏被用作牲畜绰号：比如“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的一匹红棕色骟马叫做“共青团员”。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集体农庄，小马驹绰号“伏罗希洛夫”。在巴热诺沃斯基集体农庄，有一匹叫“斯大林”的马。在“巴什基洛娃”集体农庄，黑鬃黄褐色骟马叫做“雇农”。在“彼得罗夫斯基”集体农庄，棕色小母马叫“女少先队员” ，黑鬃黄褐色小母马叫“女突击手”，小马驹叫“起义者”。在纳济莫夫斯基集体农庄，一些马绰号“女共青团员”、“女少先队员”、“柯秀尔”。（译注：约瑟夫·柯秀尔，苏联政治家，重工业人民委员）

在奥斯佳克斯基集体农庄，一些马匹取名“基洛夫”、“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共青团员”、“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游击队员”和“女突击手”。博格达耶夫斯基集体农庄一匹红棕色骟马也叫“共青团员”。

特此报告上述内容，以采取措施改变这些绰号。

在卡扎钦斯基工人供应处（隶属叶尼赛林木公司），骟马叫“伏罗希洛夫”，甚至有一头叫“克鲁普斯卡娅”的猪。

内务人民委员部叶尼赛地区分局副主任
国家安全中尉（柯罗特科夫）

副特派员
国家安全中士（克拉斯诺波利斯基）

延伸阅读：

地板打蜡工的“刺杀阴谋”

荒谬的1937年列宁格勒“聋哑人案”

苏联共产党末代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两位祖辈曾被斯大林政府镇压，妻子赖莎·季塔连科的祖辈也有同样遭遇。不同的是，米哈伊尔祖辈刑满回家，赖莎外祖父1937年被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潘捷列伊·戈普卡洛1937年被捕，理由是“参加右倾反革命组织”。审查持续一年多，期间饱受刑讯凌虐。所幸被捕14个月后在斯塔夫罗波尔助理检察官的庇护下获释，各项指控全部撤销。返回普里沃利诺耶村一年甚至当选集体农庄主席，在村民中声望很高。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安德烈·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政权不大赞同。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在自己农场单干。1933年干旱饥荒，他家濒临覆灭——六个孩子饿死仨。次年春安德烈被捕，理由是“破坏播种计划”，未向地方政府交付规定的种子。

随后两年安德烈·戈尔巴乔夫在伊尔库茨克附近伐木，因工作出色、行为良好提前释放回家。他参加了集体农庄，在故乡普里沃利诺耶主管养猪场直到逝世。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幼年在潘捷列伊·戈普卡洛家生活，亲身经历外祖父被捕的前前后后。他回忆说，当时同村人纷纷绕着他们家走，生怕跟被镇压者亲属扯上关系。

米哈伊尔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后有机会查询了解祖辈受镇压的案子，但直到1991年才提出请求。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瓦季姆·巴卡京授权向他提供当年的案卷材料。

潘捷列伊·戈普卡洛的刑侦材料显示，他是被早先逮捕的区执委会主席所告发，当局认为此人系右倾反革命组织头目。区执委会主席熬不住拷打逼供，胡编了一个50多人规模的“地下团伙”，其中包括1937年领导区委会的潘捷列伊·戈普卡洛。

尽管侦查人员坚持要求潘捷列伊提供“真实证词”，但他拒不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对戈普卡洛提出其他指控，称其破坏谷物收获、用减少饲料的手段饿死牲畜（他曾要求开垦草场），以及在职期间阻挠集体农庄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不予调配足够人力。

总之，审讯结果显示潘捷列伊·戈普卡洛在反革命组织指示下对“红十月”集体农庄实施前述犯罪行为，损害了集体农庄经济实力。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相信，若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助理检察官认为被告不构成托派分子，将本案从《刑法》58条（反革命罪）改为109条（职务犯罪），恐怕潘捷列伊难逃一死。

赖莎·戈尔巴乔娃的祖父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季塔连科曾经当过很长时间的集体农庄农民，后来发现无法靠着种地养活家人，搬去切尔尼戈夫谋一份铁路工作。他从未入党，生活中似乎也刻意远离政治。

1930年代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曾入狱四年，最终因“指控错误”释放。我们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动机告发他什么罪名，但肯定不涉及“反苏活动”，否则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很可能会被处决，而非坐几年牢活着出来。

跟他相比，赖莎·戈尔巴乔娃外祖父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的命运更悲惨，对其研究也更详细。据赖莎妹妹柳德米拉回忆，外祖父全家在政府分给农民的土地上辛苦耕作，是全村公认的勤劳、热心、衣食无忧之人。但1930年代初他们家被剥夺房屋、土地和生产资料，不得不打零工为生。1937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被捕，8月20日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枪杀。

作家尼古拉·岑科维奇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前的生活》一书中描写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审讯。他被指控在集体农庄从事反革命宣传，抨击苏联政府一切政策措施，还企图“瓦解”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纪律。侦查人员表示，彼得·帕拉达被撵出集体农庄后仍继续对身边人“持续进行”反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宣传。

被告人自辩从未进行任何反革命宣传，对苏联政府和集体化政策绝无不满，所以不认罪。至于“托派分子”的指控，彼得之女（赖莎·戈尔巴乔娃之母）说他几乎不了解托洛茨基其人其事，遑论参与什么“大阴谋”。检察官同意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一案的起诉意见，并根据“三人小组”的裁定执行死刑。赖莎外祖母不久即饿死——因为乡亲们都不肯帮助反苏者和“人民公敌”遗孀。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戈尔巴乔夫伉俪祖父、外祖父受难情由，更多细节有待日后查考。潘捷列伊·戈普卡洛享年59岁，安德烈·戈尔巴乔夫享年72岁，安德烈· 季塔连科生卒年不详。

科技发展到二十世纪，人类毁灭同类的方式可谓花样百出。其中极权主义政府最可怕的发明之一是“毒气杀人车”，使用发动机废气窒息“乘客”。很少人知道，早在德国法西斯广泛应用“移动毒气室”处决“人民公敌”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高官伊赛·贝格就已想出这一招了。

1930年，名为“国家恐怖”的飞轮在苏联六分之一人口的头顶越转越快。无数个三人小组宣布了无数起死刑判决，以至于“契卡”行刑的速度跟不上死囚增加的速度。

以莫斯科地区为例，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毙小队被迫以“斯达汉诺夫式”的效率密集行刑，该州遇害者数量竟占内务人民委员部杀人总数三分之一。且不是个别处决，而是每天拉一批人到布托沃射击场，排队枪毙、掩埋。比如1937年2月28号一天时间就杀了562人。与此同时，枪毙小队的刽子手人数却始终未超过5~7人，死囚发起暴动、抢夺武器、占领射击场的风险与日俱增。

后来，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行政管理部门首长伊赛·贝格提出的方案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建议用卡车运送死囚，外观与拉面包的厢式卡车一模一样。此举益处有二：首先外界看不见死囚数量，其次给人造成国内食品充足、“面包车”满街跑的印象。按照“贝格方案”，死囚（每次五十名）强迫脱光衣服（财物被契卡官员私分），绑手堵嘴塞进卡车货厢，然后导入发动机废气。卡车行驶至目的地，即便个别死囚一息尚存，也已经丧失抵抗力，可以轻松令其跪在乱葬坑边。开枪前往往还会对“人民公敌”拳打脚踢，契卡官员鲍里斯·罗德斯尤擅此道。

伊赛·贝格发明毒气杀人车短短两年之后，他自己也迎来了必死命运。当时拉夫连季·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决定再次清理部门内的“旧人”。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入党、拥有“契卡光荣分子”奖章的伊赛·贝格根本无法凭借年资和苦劳挽救自己。

于是这位行政管理首长因“粗暴对待同事”的理由被捕。侦查期间，某个姓卡列特尼科夫的人指认贝格是潜伏在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的托派分子。审讯中贝格发明“移动毒气室”的事实浮出水面，其本人也不否认曾“组织使用机动车辆执行判决”。当然，这个小细节在案件里显得微不足道，因为那时候根本无人追究国家安全机构的“残忍”行为。1939年3月7日伊赛·贝格以“恐怖分子阴谋家”的罪名被枪杀，葬于首都顿斯科伊公墓。1962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为其平反。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1930年1月30日）

绝密

关于富农问题：批准政治局所属委员会的建议草案（参见附件2）。

附件2
（对政治局第116号记录36条的附件）

绝密

一、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户的措施

从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出发，必需相应地用最有组织的方法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实行已开始的消灭富农经济的过程，并坚决地镇压富农对农民群众的集体农庄运动进行反革命抵抗的企图。鉴于农业运动日益临近，中央委员会认识到这些措施的紧迫性，决议如下：
要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立即实行、而在其他地区则根据大规模集体化实际开展的情况实行以下措施：
1. 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废除个体农户租赁土地和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有关法律（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总则第7和第8部分）。这条规定对中农户的例外情况应该由各地区执行委员会在州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来调整。
2. 吸收这些地区富农的生产资料、牲口、生产和生活用的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及种子的储备。
3. 同时为了彻底粉碎富农对贫农及中农部分阶层的影响和绝对地镇压来自富农方面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实行的措施的反革命抵抗，对富农采取以下措施：
(1) 第一类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予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
(2) 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属于第二类，应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
(3) 在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属于第三类，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
4. 三类中被消灭的富农户的每一类的数量应当按区、按照每个地区富农户的实际情况严格划分，其目的是为了在所有主要区被消灭的农户总数是平均的，约为3-5%。本指标(3-5%)的目的是为了集中打击真正的富农户并绝对防止这些措施扩大到任何中农户。
红军战士及工农红军指挥员的家属不应被迁移，财产不应被没收。对长期在工厂工作的富农的家属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对无论是农村的还是有关工厂组织的有关人员都要查明情况。

二、关于驱逐及分迁富农问题

最近的一段时期，要采取以下措施：
1. 建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最近4个月内(2~5月)对第一类及第二类的富农采取镇压措施，按照大概计算：遣送6万人去集中营并迁移15万富农去遥远的地区。要预先设法采取一切办法，以便在4月15日前这些措施能够实行，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上述数量的一半。采取这些办法一定要依据苏联各州集体化的速度并与联共(布)各边疆区委员会协调一致。
2. 被驱逐及关进集中营的富农家属在本人自愿并得到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时可以临时留下或永远留在原来的区(专区)。
3. 初步计划，根据地方的资料，规定各州分配去集中营和应驱逐的人数如下：

对余下的各州和各共和国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有关的边疆区委员会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协同一致制定出类似的初步计划。
4. 驱逐70000户去北方边疆区各专区，驱逐50000户去西伯利亚，驱逐2000~25000户去乌拉尔，驱逐20000~25000户去哈萨克斯坦。驱逐去的地区应该是没有人烟的和很不合适居住的地方，使用被驱逐的人从事农业劳动，或从事手工业（林业、捕鱼等等）。
被驱逐的富农应该移居在这些地区，组成居民区，由指定的管理员对这些居民区进行管理。
5. 在没收被驱逐和被分迁的富农的财产时，应只给他们留下最必要的家庭日用品、根据他们在新的地方的劳动性质的某些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的必需的起码的粮食储备。被驱逐的富农的钱款也要没收，但是要给每个富农手中留有用于路费和当地安家的必需的最低数额的钱款（每户为500卢布）。
6. 对留在原地的富农户，在拨给他们集体农庄耕地以外的新地段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专区执行委员会应指定移民的地方，目的是为了在划定的移民区只允许组成居民区，由专门的委员会（三人小组）或者是区执行委员会指定的和专区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全权代表对这些居民区进行管理。
(2) 给这类被迁移富农保留的生产资料数量应为其在重新划定的地段上从事生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3) 被迁移的人要担负一定的农业生产任务并有义务向国家及合作社机构缴纳产品。
(4) 专区执行委员会应当紧急研究利用被迁移的这批富农劳动力在特殊的劳动组合中和移民区内从事木材加工、道路、土壤改良以及其他劳动的方法问题。
(5) 对迁到区以外的富农家属，尤其必须注意抱有对立情绪的其余部分富农个别青年分化的可能性（在一些地方有可能）。同时，应该利用这样一些方法：让他们收集钱款去订阅报纸及图书、成立图书馆、举办公共食堂及其他文化生活设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吸引一部分青年小组以自愿的方式为地方苏维埃、为服务贫农等完成某项工作，以及成立特殊形式的生产组合和农业联合体。例如。成立因建筑和土壤改良工作以及造林、铲除森林的树根等等而组成的生产组合和农业联合体。所有这一切措施必须在地方政权机关最严格的监督下进行。
7. 对迁移到遥远地区去的富农户(第2类)的查抄要由区执行委员会根据集体农庄庄员大会决议和雇农、贫农大会的决议来规定并由专区执行委员会批准。其他富农户（第3类）迁移的方法由专区执行委员会规定。

三、关于没收和分配被没收的财产的问题

1. 没收富农的财产由区执行委员会的特别全权代表来执行，并要有苏维埃、集体农庄主席、贫雇农小组主席和雇农委员会的主席参加。
2. 在没收时要对被没收的财产进行准确的登记和估价，责成苏维埃对被没收的财物负责保存。
3. 被没收的富农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由区执行委员会转交给集体农庄作为贫农及雇农的经费，列入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从被没收的财产中全部偿还被消灭的富农经济应向国家及合作社机构缴纳的债务。
4. 集体农庄得到被没收的财产及土地后，应保证全部播种被转交的土地并向国家缴纳全部产品。
5. 被没收的富农的生活用建筑物用于苏维埃和集体农庄的公共的需要或者用于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住房的雇农的集体宿舍。
6. 所有三类富农的存折及公债券都要收回并进行登记，将其送交财政人民委员部有关机构保存时应开出收据。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绝对禁止从存入银行的款项中给被迁移的富农户支付任何费用，绝对禁止用公债抵押贷款。
7. 所有三类富农在合作社联合体中的股金和存款转入贫雇农集体化基金，存款和股金的所有人从一切形式的合作社中开除。
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执行消灭富农的现有决定时，中央委员会坚决指示，实行这些措施应该与贫农和中农真正的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并成为全盘集体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央对某些地区用赤裸裸地没收富农财产的做法偷换大规模集体化工作的事实坚决地提出警告。只有与最广泛地组织贫农和雇民相结合并在集体化的基础上与贫农和中农群众团结一致，没收富农财产的必要行政措施才能够顺利地解决党所提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及消灭富农的任务。
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应该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集体农庄群众首先是贫农和雇农的首创精神与积极性的基础上并在他们的支持下来实行上述一切措施。应该先通过集体农庄庄员全体大会和贫农及雇农大会的决议，然后才作出关于没收富农的财产和迁移富农的决定。要防止对实施这些措施的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并要求各地方组织采取一切办法最大限度地组织对这些措施的执行。中央委员会责成边疆区委员会及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行动上对贯彻现有的决定进行经常性的领导。

四、特别决议

1. 为了帮助地方党组织实施以上措施，中央委员会决定用4个月时间从工业州（莫斯科、列宁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哈尔科夫一顿巴斯等等）动员不低于专区比例的2500名党员。被动员的人不得迟于2月20日到达目的地。
2. 授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次运动进行期间在法庭外全权审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各州边防站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对案件的审理要与联共(布)边疆区委员会和检察机关的代表共同进行。
3. 1929-1930年预算年度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增加800名特派员编制，并拨付为此所需的经费，使之为那些没有特派员的行政区工作。要允许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首先从预备役的老契卡人员中动员这800人。此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部队要增加1100名步兵和骑兵（本预算年度）。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移交相应数量的人员。
4. 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在3天的期限内审核与执行上述措施有关的必需的开支预算，审核迁移富农去遥远地区的开支以及审核在西伯利亚及北方边疆区开办新的集中营的预算。这些预算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
5. 委托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5天的期限内拟定出必要的铁路运输计划。
6. 委托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金会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交通人民委员部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肃清在城市工业企业中的部分富农分子(不许在企业里开展任何的普遍清洗运动)，并采取坚决措施在今后不再允许这类分子回到生产中来。
7. 责成党委（特别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基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在高等院校和高等技术院校采取坚决措施反对同农村富农分子有联系的青年反革命集团。
8. 迅速修改关于宗教团体的法令，使这些团体的领导机构（宗教委员会、教派协会等等）完全没有可能变成富农、被剥夺权者及一切反苏分子的据点。
委托中央组织部颁布关于关闭教堂、宗教祈祷所和关于与宗教及教派运动作斗争的法令，目的是为了在苏维埃机构中扫除贯彻绝大多数农民群众作出的关于关闭教堂、宗教祈祷所等等决定的障碍。在这样的法令中也要指明，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这些措施应特别慎重。
9. 委托苏联人民委员会在5天的期限内根据本决议颁布法律修正案，目的是全盘集体化地区的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及民族共和国政府能够立刻运用修改后的法律，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要根据这些地方全盘集体化的速度而定。
10. 立刻（在3天的期限内）颁布无须发表的有关法令（不仅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即：
(1) 以立刻没收全部财产为威胁，普遍禁止富农未经区执行委员会的允许从自己的住地自由迁移;
(2) 以没收及其他惩罚手段为威胁，普遍禁止富农卖光其财产和器具。

苏联政府谋求根除宗教信仰，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然而这却促使很多人成为虔诚教徒，他们手抄宗教典籍、暗中进行宗教活动。当局的努力适得其反，着实可笑。

这是Т.И.普列特尼奥娃转交在押人员的一件物品，意图将其缝入棉袄衬里，送往拘押机构。制作者用绣花绷子把布料绷紧，再用印色油书写。织物的手感与纸张不同，难以在例行检查时被摸到察觉，而且印色油字迹不会因出汗或受潮漫漶模糊。选择《马可福音》是因为它是四福音书中篇幅最短的。在织物上书写福音书和祈祷文册的做法1930~1950年代逐渐传开，直到宗教迫害停止后才消失。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头十年间开展的反宗教运动中，没收教堂和修道院财产是主要手段之一。

历史上彼得一世皇帝曾用这种方式筹措战争经费（所以部分历史学家称呼他“最早的布尔什维克”），然而大规模残酷查抄教会富庶财产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内战和苏联成立头十年间。

1920年代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对“反动宗教界代表”的血腥镇压。甚至在1940年代斯大林与东正教会的关系明显缓和之后，仍会定期惩罚神甫和教会。但1922年内战期间毁坏教堂、没收财产、镇压神职人员的程度无疑达到了巅峰。

今人谈起1922年财产查抄运动，甚至无法具体计算其规模，因为当时只进行了象征性的登记造册。至于内战中各地教堂遭受的乱兵洗劫更是难以详述，所以我们仅能做粗略估计。

尽管1918年1月20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命令，旨在将教会财产转为国家所有，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政权并不主张把教会搜刮净尽。

然而掠夺教堂、抄没财产的单独行动却层出不穷，尤其在内战胜利方一直坚持严厉反宗教观点的环境中，许多神职人员都公开支持白色运动。据一些历史学家粗略估算，那几年里主要针对教堂最宝贵的财产实施查抄。后期陆续开展的高调没收和镇压行动对整个东正教会造成致命打击，被充公的有价证券和主教公会资产总计约4600万卢布。

破坏圣物也令布尔什维克收获颇丰，例如1919年仅从诺夫哥罗德教区教堂就掠夺了一百万卢布的黄金。按照历史学家克里洛夫的说法，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从各个教堂获取的资产总额约合现代的70亿卢布。

如前所述，这些都是粗略估算。查抄没收发生在内战混乱状态中，部分行动纯属洗劫，而且被抄走物品的文化价值肯定未得到适当评估，抛售贱卖毋庸置疑。

1922年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规模饥荒，反倒给反宗教运动和财产没收浪潮提供了新借口。苏联政府在窘境中一度允许社会组织和东正教会筹钱赈灾，教会成功筹得约900万卢布巨款。

布尔什维克党魁随即决定以饥荒为由开展新一轮查抄。2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没收教会贵重物品进行赈济》的命令，宗教领袖抗议无效。查抄浪潮在部分地方遭遇轻微抵抗，岂料竟演变成流血惨案。比如1922年3月15日的“舒亚事件”，信教群众试图捍卫教堂财产免遭没收，结果四人被枪杀。此事件直接导致列宁下令对宗教界人士实施新一轮暴力镇压。

野蛮残酷的运动告一段落后，1922年5月26日统计没收教会财产共465万金卢布，财政人民委员部仅使用200万采购粮食。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估计反宗教宣传、逮捕和没收运动本身就花费了150万卢布。另外，考虑到国家机器刚刚组建，必然有部分查抄财产未计入总数或流入个人手中。总之，苏联政府强夺获得的资金很可能少于东正教会自愿募集的救灾款。

教会及神职人员后来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又多次遭受镇压，但由于客观原因未再出现大规模充公没收行为。

除夺取教会财产外，建立之初的苏联政府也通过肃清“剥削阶级”、接收贵族庄园、查抄资本家等途径获取资金。向外国出售文化珍品和宗教珍品以补充预算亦非秘密，此种贸易的操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

种种途径获取的资金用于方方面面的需求。反布尔什维克的老生常谈总说：贱卖抄没物品换来的外汇都花在资助世界革命大业和国际共运拨款上了。今天如果继续这样讲，着实愚昧。布尔什维克查抄、变卖所得进款根本不够支援国外。实际上他们不得不优先投入生产发展、科研、教育方面，赈灾救荒、军队和行政事务同样等着用钱。但不可否认的是，确有大笔资金流向共产国际，因为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成员控制着一部分在“抄没物品”基础上创造的巨额财富。

布尔什维克翘首期盼全欧洲闹革命，积极投资助长煽动之。从斯大林确立权力到1937年“大清洗”再到共产国际解散，所谓“世界革命”的进程远未彻底终结。

□ 雅科夫·米尔金
（教授，经济学博士，俄罗斯联邦总统奖获得者）

假设您生活在1917年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家庭。

您的一块土地被无偿征收。土地上的私人财产被取消（根据1917年10月26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命令）。

您的市区房屋不复存在。城市范围（限额内）的土地和建筑所有权已被撤销（根据1917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命令）。

您在银行的私人保险箱被打开，其中的金钱（货币和金条）被没收（1917年12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如果您不配合，拒绝交出钥匙，那么保险箱内全部物品都将充公。

禁止不动产交易。您的寓所、土地和别墅自动变成未售出状态（1917年12月14日人民委员会命令）。您也无法卖掉农村的房屋（1918年9月8日司法人民委员部决议）。有价证券的偿付已禁止，禁止证券交易，您持有的全部证券都归零（1918年1月4日人民委员会命令）。如果您是作家，您的版权“转为人民财产”（1918年1月4日命令）。任何著作（科学、文学、音乐、美术）都可以被判定为国家财产（1918年11月26日人民委员会命令）。

您认购的政府公债作废（1918年1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公债作废的命令》）。禁止对外现金结算（1918年9月14日财政人民委员部决议），禁止国内外汇交易。限令两星期内上交全部外汇（1918年10月3日财政人民委员部决议）。停发每月超过300卢布之退休金（1917年12月11日人民委员会命令）。

您曾拥有一片森林吗？现在没了（1918年1月27日《土地社会化基本法》）。您的城市寓所或房屋已被彻底剥夺，城市不动产个人所有权被废除（1918年8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命令）。

您的企业股份不复存在了。企业、银行、保险机构、出版社、药房、乐器行等收归国有化的法令相继出台。私人收藏品也要没收。“矿井、矿山、工厂及一切牲畜和劳动工具充公”。“擅离职守或怠工破坏的罪犯交由革命法庭处理”。

您无法将遗产传给任何人，继承权已被取消（1918年4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不准您向任何人赠与超过一万卢布的款项，此种赠与权也被取消（1918年5月20日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您不得从外国携带“奢侈品”入境（1917年12月28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议）。

针对有产者征收的一百亿卢布“一次性特别税”同样需要您支持配合（1918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中：莫斯科征税额度二十亿卢布，彼得格勒十五亿卢布。此外，地方政权机构“可以向资产阶级人口规定一次性革命特别税”、“征收现金为主”（1918年10月31日人民委员会命令）。

至此，您的财物基本烟消云散。仅剩照片、银勺子、圣像、信件和几只戒指、耳环而已，外加几个小雕像。就算银行还有存款，也被恶性通货膨胀吞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