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女农民致米哈伊尔·加里宁的信

1945年11月26日,雅罗斯拉夫尔州乌戈利奇斯基地区斯帕斯基村苏维埃女居民菲拉托娃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的信:

“亲爱的加里宁同志。我想请求您再免除一年的国家税收和(粮食)征收,因为我家太苦了。丈夫是卫国战争残废军人。两个孩子:5岁的女儿也是残废,一条腿短不会走路,儿子5个月。不能把他们单独留家里,也没人替我带。丈夫整天心烦意乱,孩子们对他有影响,他什么都做不了。他的专长是细木工,可两腿受伤不能发挥自己手艺。

我们1940年组建家庭。1944年丈夫受伤复员回来后买了座老房子,本想当劈柴烧。这房子只有一间屋,但好歹遮风挡雨。带着小孩子和残废人住公寓很难。我看着自己孩子,心在滴血。他们吃不饱肚子,衣不蔽体,爹娘一屁股债。夏天我撇下孩子挣了80个劳动日(译注:“劳动日”是集体农民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计算单位,相当于中国的“工分”),每劳动日有360克粮食,去年欠下50千克粮食,先预支6千克粮食和64千克土豆,靠自己努力活着。后找集体农庄借款一万建房,还了七千仍欠三千。面包和粮食欠集体农庄主席的。想想这些,真是负债累累、缺衣少鞋、三餐不济、挨冷受冻。每个新生婴儿有10米布,可我没钱买。另外国家税收附着战争税,我们家徒四壁而已。一栋房子半边归自己,半边欠别人。找集体农庄借款的条件是,还不上钱房子就充公。

因此,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求您看在卫国战争残废军人的份上,再免除国家税和征收至少一年。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不要拒绝我的请求。我身为母亲和妻子,认为国家应该回报祖国保卫者、卫国战争残废军人,恳求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宽免并帮帮我们艰难的生活。我的地址是:乌戈利奇市斯帕斯基村苏维埃切尔诺夫卡村,索菲娅·尼古拉耶芙娜·菲拉托娃。

亲爱的加里宁同志,我还得替孩子求口吃的,生活太难了,没食物喂他们。丈夫上班只有他自己一份饭,我不能抛下孩子。人家说,住在农村不该缺吃的。母亲理应喂饱孩子,我不能不管他们。我的专长是开联合收割机,但不能抱着孩子开机器。我对大女儿照顾不够,造成她一辈子残废。明年夏天我就给孩子断奶去工作。但目前也得活,所以顺便请求您,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保证我的孩子不愁吃喝免于饿死。毕竟建筑活儿加上年幼的孩子,负担太重,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就没见过面包了。如果给他们面包,他们会像吃糖一样吃掉的。我身为孩子妈,为了早日还钱,三餐只吃土豆。您看,前不久孩子和母亲额外给了1千克面包定量,残废丈夫……又被要求培训干部所需的替代他的人。

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别拒绝孩子的请求。”

(雅罗斯拉夫州国家档案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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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人民致《真理报》的信函(摘录)

绝密

一:票证和排队问题

“雷宾斯克的工人合作社供应每户1千克黑面包、500克白面包,无论家里几个人,他们制定计划的时候不考虑1千克面包6-8个人够不够吃…… 大家都听说了令人不安的传言,所以从午夜开始排队买面包……”(雷宾斯克市,工人马武克维奇)

“所以我不得不找个体小贩,他们一磅面粉要价20戈比…… 这里有人告诉我写信也没用,不会发表的,因为…… 那行吧,我等着瞧”(梁赞,工人扎洛夫)

“买面包的长队从夜里8点开始排,直到次日上午9点,下雨也不散。排队的男女工人和职员们如此问候苏维埃政权:‘原来苏联政府就这样供应粮食啊,现在她别想勾引我家兄弟站这儿了……’、‘我敢说明年一个人的工资肯定能买两袋面粉’。没必要逐一列举反苏言论,这种话没完没了且花样翻新,最后必然骂得很难听”(别日察市,莫洛季科夫)

“梅连基市民深夜2点开始排队,白天堵得街道过不去人。小孩也来排队,被大人们前挤后推,每天送医院的时候都半死不活了”(弗拉基米尔省梅连基市,共青团预备团员А.切尔诺夫)

“……现在红军已经回家,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整编部队,但家里的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凡此种种让西伯利亚人怒火中烧。有人来开贫农大会,之后开全体大会,弦越绷越紧,贫农和中农开始反目为仇,再后来中农被抄家,粮食全被拿走,贫农只有挨饿的份,这才明白了政府的卑鄙勾当…… 这些败类害得我们饿肚子好几星期,哪儿都买不着面粉和面包”(来自乌拉尔州库尔干地区茨冈新村的信,由其儿子:国立莫斯科大学一年级学生П.罗戈夫转寄)

“农民手里的粮食被永远夺走了。失业现象普遍,殃及整个边区人口,贫农受害最重。集市没有卖面粉或玉米的。部分农民偷偷藏了些,掺进三分之一的草烤面包吃…… 土地撂荒,播种很少,没处买种子,尤其对贫农来说…… 农民互助协会的面包房烤了面包卖,每人每天限购1磅,还得拉关系套近乎。面包房门外昼夜排队。比方说一个贫苦的雇农要挣钱买面包,得排半天队才能买1磅,再带着这点儿东西到草原上从日出干到日落。草原名吃就是面包和水,1磅够吗?如果农民雇个工,不管吃,雇工必须自己带面包,因为农民就没有面包,互助协会又不给。那么粮食和钱是怎样被夺走的呢?他们拿来公债券要求认购,农民不肯,说没钱,于是夜里10点被叫到执委会,明确告知:你必须出50卢布或100卢布认购公债。敲桌子瞪眼,禁止申辩,如果继续拒绝,就把他和15个人锁在炉火很旺的房间几小时。万一还不服,直接告诉他明天2点卷着铺盖来执委会。农民不得不把母牛或仅有的马低价卖掉。而且禁止他透露半夜被叫去执委会的原因,谁敢说谁犯法,立即写材料,照着组织煽动匪帮的罪名押赴克拉斯诺达尔,家当、田产公开拍卖。中农受影响,富农也受影响,自愿抛下一切找地方逃难去了…… 贫农敲互助协会的门讨要面粉……”(库班地区克连纳夫斯基新村,原基层党组织指导员А.阿夫杰耶夫)(信后附言:请转交中央选举委员会,地方政府盯着我,我没法讲这些)

“地方政府对庄稼汉的做法究竟对不对。无论贫农、中农一律夺走粮食,每人每月留下10磅口粮…… 我63了,不种地,10磅活不下去…… 最高机关睁睁眼吧,他们每个月只给农民吃10磅啊,农民一天苦干16个钟头,有时更长”(乌拉尔州特罗伊茨基地区乌韦利斯基区执委会乌韦利斯基村苏维埃,Ф.И.列别杰夫)

二:休假工人对农村的观点(缺)

三:农民来信(缺)

四:红军战士来信

“人为的饥荒”。“21年我们苏联的饥荒是自然原因导致,跟人的行为无关。目前这次饥荒几乎完全是我们自己所造成…… 政治家实行粮食征购,在目前的城市里…… 每人每天1磅面包。请问,这种条件下体力劳动者能否提高他的生产力…… 每个面包房外都排长队…… 如今工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严重不满,当工人不满的时候,我们大多数农民又是怎么想的呢…… 何况现在某些工人也开始说昏话了,说红军战士不干正事吃全额口粮,而他们在工厂上班却要靠1磅面包过活——所以军队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萌芽了。红军战士们收到家信,有时也会写着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事情。军队的党员干部很难对由此引起的情绪做工作…… 我们的《真理报》一定要考虑这种情况,不能再让政府领导人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了”(敖德萨,鲍曼诺夫团6连随军记者伊万·切尔涅加)

“我收到一封来自弗拉基米尔省戈罗霍韦茨市的信,说当地生活愈发困难,甚至有人饿死。合作社面包短缺,每证只给1千克,多了没有……”(第1“斯大林”特殊部队62骑兵团战士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谢尔吉耶夫)

《真理报》群众工作部编写
1928.07.02

资料来源:《苏联农村悲剧:集体化与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1927年5月1日-1929年11月公文及材料》,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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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多年来公开出版的关于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文献汗牛充栋,包括信件和日记,其中一些构成了研究那段岁月的史料基础。

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人习惯写日记。今天我们就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上尉、第371“斯大林”工厂副厂长(分管招聘和解雇)费奥多尔·博布罗夫(1898-1959)1942年的部分日记摘抄如下:

1942年4月5日
早餐吃了顿好的。白天去警察局交印章,说好定做一枚新圆章。回家点着炉子。去邮局,给妈妈寄钱1000卢布。去找娜迪亚,给她白面包和200(克)面粉。去办公室。晚上从人民委员部领到烟熏香肠和咸肥猪肉块。
(注:上文的“妈妈”指的是他妻子,娜迪亚可能是姊妹。)

1942年4月6日
把分来的人介绍给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接待访客。今天大楼被猛烈炮击,19车间挨了1到3发,党委办公楼挨了2发。被打穿,1人死亡。鲁多梅托夫和叶列梅耶夫巡查厂区。晚上住办公室。吃了晚饭。

1942年4月7日
早饭难吃。接待访客。去办公室,午饭也不好吃。写信给НКВ(装备人民委员部)。晚上回家吃顿丰盛晚餐。喝茶喝牛奶。

1942年4月8日
早晨送走访客。自己吃了顿好早饭。去局里,找齐鲁尔交报告。明确了在我职权范围内可以给予一个允许在厂里工作的人证明材料。接待访客。给妈妈写信。领到НКВ发的糖、饼干和罐头。晚餐自己吃得好。

1942年4月9日
早晨研究靶场人员分配问题。奉命写信给НКВ副人民委员谈关于 […] 接待访客的问题。去局里,接到任务4月10号突击搜查工厂。给妈妈写信。找科什金谈寄钱问题,星期一可以寄出。晚饭不赖。读报。睡得香。

1942年4月10日
早餐吃得好,洋葱、卷心菜和黄油小米粥,喝了咖啡。派人去靶场。接待访客。组织突击搜查小组。找3车间、4车间干部进行准备工作。不顺利,干部们不露面,不懂岗位专业。

1942年4月11日
巡查各车间、各部门和全部房间、防空洞。抓到5个人在厂里闲着根本没事儿干。查出许多脏污,打扫太糟糕了。接待访客。晚上去澡堂好好洗了洗,吃晚饭。到娜迪亚家过夜,早晨把她送去舒瓦洛沃。
(注:舒瓦洛沃是列宁格勒北部的别墅区,博布罗夫岳母在当地有二居室住宅。)

1942年4月12日
早餐丰盛。为人民委员写电报,中午在25车间吃了顿好饭,晚上去电报局,但电报发不成。

1942年4月13日
早餐吃得好,去电报局发人民委员的电报。回家看看,一切如常。白天开会谈借款问题。我检查围墙,发现状况极差,缺少大门,一些位置既没栅栏也没保卫,随便什么人都能窜进来。晚上审阅借款文件。吃了晚饭,读信。

1942年4月14日
早晨跟厂长开会,之后吃了顿好早餐。接待工人及家属。晚区委开会谈借款问题。没什么重要的。布置任务让我写一份人在哪儿的报告。晚饭吃得好。

1942年4月15日
检查在岗工人花名册。汇报厂长。宣读两份关于旷工者的命令,吃了一顿好饭,审完借款文件。接待访客。党委开会谈借款,进展不顺利,因为根本没时间去车间和部门做工作。大家都不知情

1942年4月16日
早晨布置任务,统计多少人死亡、失踪和未经允许撤退。没资料。接待访客,吃早饭,给彼得格勒委员会打电话……

1942年4月17日
早晨送走访客。早饭吃得好。派人去杰维亚特基诺办借款单据的事,没办成,因为休息日。晚上到扎尔科夫斯基区兵役局……去局里。拿……材料和鲱鱼。喝奶茶,吃香肠等。

1942年4月22日
访客全部送走。到19车间研究厂区保卫问题。签保留证。去市兵役局开会,提出分配120人参军。在马克林大街遇猛烈炮击。派机要通信员给妈妈寄钱1000卢布。与贝特曼谈食品联合厂问题。整理信件。布置任务给市委挑选材料。安排19车间保卫力量。

1942年4月23日
送走访客。海军要的人挑选完毕……下令对旷工和脱岗者进行审判。给妈妈发电报。

1942年4月24日
派齐甘科夫和鲁布廖夫斯基赴拉多加查人。审阅分配去参军者名单。接待访客……发生空袭,瓦西里岛被轰炸,击中我们的公寓,我家玻璃全碎,吊灯完蛋。晚上到局里,要求我向消防部门和保卫部门报告。

1942年4月25日
接待访客。与总工程师一起审查不适合留用的人员……回家,屋里很冷,所有东西都坏了……

1942年4月26日
找车间主任研究派人参军的问题。听齐甘科夫和鲁布廖夫斯基汇报拉多加之行……回家堵死窗口,翻阅值班表和保卫出勤表……

1942年4月28日
晚上跟车间主任谈工作。买烟丝400克,96卢布。给车间主任和副主任发额外食品券,未发全。

1942年5月2日
早晨巡视厂区。接待访客。挑几个人干保卫。天黑后在厂里兜圈。感觉不舒服。吃阿司匹林,上床但睡不着。起来吃了点儿好吃的。

1942年5月3日
早上有空袭警报。8点出发去舒瓦洛沃。他们那边不错,一切都好。拿了面包、鱼和稻米、香肠。然后回家。去找朱可夫。5月1号相见甚欢。回厂。躺下睡觉。很累,从布洛欣公园步行过来的。

1942年5月7号
早晨接待访客。回旧房子,发现一个文件柜,内有举报材料等各种文件。交尼基丁去整理……

1942年5月11日
早晨接待访客。白天陪乌兹别克斯坦代表下车间,然后饮茶。晚上开党委会,讨论党委致市党委人事部报告。干部培训问题。5月份105人,还需要200人……
(注:共和国党中央书记科坎巴耶夫率领的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为列宁格勒保卫者送来68车皮”五一节礼物“,包括坚果7车皮、葡萄酒7车皮、苹果干8车皮、糖果2车皮等。)

1942年5月15日
从早上开始忙着送人去区兵役局,但由于武装部组织不力和车间主任的散漫态度,只送去了少量义务兵役人员。我们要继续反对自由主义态度。编写劳动力申请表。

1942年5月16日
指示阿库洛夫14点之前把昨天没出现的人一个不落送去区兵役局……晚上在贝特曼家喝茶。

1942年5月17日
吃早饭,喝茶。白天检查送人去区兵役局的情况。进电影院看电影。晚上到朱可夫家和卓尔季科夫家,然后回自己家。读信。

1942年5月18日
早晨在家。去邮局给妈妈寄钱2000卢布。去НКВД办公室。检查送人参军情况,毫无进展……

1942年5月19日
早上去厂里,全天访客不断。准备了一个包裹寄给妈妈……

1942年5月23日
接待访客……晚上去电影院。

1942年6月8日
早晨打理菜园。白天奉苏联国家计委之命到”涅瓦“厂、”卡纳特“厂谈干部问题……晚上种甜菜和黄瓜。

1942年6月11日
早晨打理菜园。接待访客。去局里找科什金。晚上种各类蔬菜。

1942年6月15日
早晨和利夫西泽到“中央铸造厂”谈干部问题。别无他事。准备报告。晚上在菜园……

1942年6月21日
早晨洗澡刮胡子。白天开庆祝大会,吃午饭。晚上回家,房间像谷仓一样。爆炸把胶合板全掀了,唯一没碎的玻璃也碎了,房顶破了。没法再住,需要换公寓。

1942年8月6日
联共(布)市委工作委员会开始工作,一直到8月12号。查明了可怕的景象。工委会调查25人,包括生病者,只有2人在家,其余的要么死了要么自己跑了。必须把我们的干部叫回工厂。

1942年9月21日
在部门忙了一整天。晚上在菜园收甜菜和萝卜,拔卷心菜2棵。枯苗烂叶扔掉不少。

1942年9月30日
早晨运卷心菜,白天准备报告。晚上到娜迪亚家。

1942年10月8日
派人去蔬菜仓库。蔬菜库存看起来井井有条,实际损耗很多。大量不能吃的。

1942年11月7日
早晨检查车间。淋浴间洗澡,刮脸。午餐有伏特加。晚餐吃鱼子酱和剩菜……


为更好理解博布罗夫上尉日记的内容,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数字。不同研究者估算,侵略者封锁列宁格勒共造成60万-150万平民死亡,其中仅3%死于炮击、轰炸,其余97%死于长期营养不良。当食品耗尽,人们不得不用油渣、墙纸糨糊、皮带和皮靴充饥。街头死尸横七竖八,行路者司空见惯。列宁格勒统计部门资料显示,1942年3月该市死亡98970人、4月79700人、5月53180人。

令人惊讶的是,博布罗夫这本日记与另一本著名日记:12岁女学生塔妮娅·萨维切娃的围城日记在时间段上重合。后者日记现存9页,6页记录了亲人饿死的确切情况——母亲、祖母、姐姐、哥哥和两位叔叔。塔妮娅本人因多种疾病折磨死于1944年7月1日。传说她的日记曾作为证据在纽伦堡审判时展示,但那样的话原件似乎应该保存在德国而非俄罗斯。

今天看来,这两份日记都有资格成为“历史法庭”的证据,因为两者之间的联系比乍看起来要多。博布罗夫上尉家住瓦西里岛四街5号,塔妮娅·萨维切娃家住瓦西里岛二街13/6号。塔妮娅记下哥哥列昂尼德死于1942年3月17日、瓦夏叔叔死于4月13日、廖沙叔叔死于5月10日、母亲死于5月13日;费奥多尔·博布罗夫则无一日不饱餐,多次给妻子寄钱。博布罗夫和萨维切娃的住处斜对着,二人肯定曾擦肩而过(但未必认识)。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一个基辅女人的战时日记

妮娜·康德拉坚科回忆战时岁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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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的“壮阳”食品

众所周知,苏联人“没有性”——开个玩笑,但“伟哥”之类增进性欲和性能力的化学药当年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相关专业医学刊物也十分稀少,这就导致有需求的人采取各种“民间手段”,比如所谓“壮阳”食品。今天我们简单谈谈这个话题。

牡蛎、鳄梨、扁桃仁这些历史上曾被用做性欲增强剂的东西,苏联平民无法获得。在苏联人常用的“壮阳”食谱中,圆葱、大蒜、洋姜、辣椒、月桂叶等辛辣芳香调味品占据着主要位置。人们相信这些调料对荷尔蒙分泌有正面作用,促进血液流向生殖器官。所以,如果苏联妻子给丈夫做一桌辣菜,睡前大概是要有活动了。鸡蛋也很受欢迎,尤其生吃。蜂蜜同然,据说古代波斯人早就试过(因此把婚后第一个月叫“蜜”月)。当然,现代医学证明鸡蛋、蜂蜜都对人体有滋补作用,多吃富含锌、硒和维生素E的食品也有益于生殖健康,比如牛肉、鸡内脏、蘑菇、稻米、玉米、核桃、葵花籽、南瓜子、大豆等豆类。

各类乳制品中,酸奶油独受青睐不是没道理的:它含有大量蛋白质和维生素,对男性身体和精子的产生很有帮助。当年有一种著名的“壮阳”鸡尾酒即是用生鸡蛋和酸奶油调制。还有人认为牛羊的睾丸能够“重振雄风”,但基本没人生吃,而且专家说加热会破坏其中的睾丸激素。

苏联时代除了鱼之外的海鲜难买,其中富含的碘、锌等微量元素已被证明对男性有益。特别是贝类,不仅蛋白质丰富,还有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E、维生素D。至于鱼子酱,那更是供不应求的奢侈品。

果蔬方面,草莓、西瓜、香蕉、苹果、枣、萝卜、旱芹、欧芹、苤蓝和海白菜都是常见食材,一种号称能“壮阳”的所谓维生素沙拉就是把苹果、胡萝卜和萝卜擦碎,混合起来用蜂蜜、柠檬汁拌着吃。

正如前文所说,既然化学药没有,那么担心自己勃起问题的男士就会去买暗中流通的“草药”,甚至咨询民间治疗师。妇女们私下传抄药方,煎煮或泡药酒给丈夫喝。这些药用植物包括百里香、山芥、金丝桃、荨麻、三叶草、香科科、良姜、鬼针草、千叶蓍、啤酒花、燕麦、刺柏、桦树芽、花楸果、野蔷薇和山楂,那时候的人经常利用夏天到乡间别墅休假的机会搜集采集它们。芦荟作为普遍的家庭栽培植物,也会拿来做芦荟药酒或挤出汁兑蜂蜜。

俄罗斯远东地区才有的石髓(Мумиё)、五味子和人参更属于稀罕物,绝大多数苏联人只闻其名未见其形。其中人参的“壮阳”功效似乎源于形状的误会,且传闻是大补之物。但这东西虽然能增强体力和免疫力,对生殖系统好像并无特别作用。

显然,苏联时代的人几乎不可能知道什么叫西班牙苍蝇,什么叫犀牛角酊剂。而这两种东西的真实效力,讲的婉转一点:很值得怀疑,亦有证据表明会损害健康。个别人或许从各种渠道听过外国有刺激性欲的药片、药膏、喷剂、凝胶、润滑油等,但也只是听听而已。偶尔药店会出售芦荟药酒、刺五加药酒和红景天药酒,具体怎样谁喝谁知道。医用水蛭在苏联是合法的,一些人认为把水蛭施用于骨盆的某些位置,能消除静脉瘀滞、稀释血液,从而改善勃起。

最后,当年有一种兽药俗称“马匹刺激剂”,也就是睾丸血清提取物。原本只用于促进牲畜繁殖,很快就有人注意到它对人体的类似作用。无论男女使用后性器官开始充血,植物神经和中枢神经被激活。这东西直到今天仍能在某些药店买到,但有明确的剂量和健康限制,可千万别乱来啊!

苏联的“2号产品”是什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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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河纤夫的真实待遇

伊利亚·列宾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苏联时期被视为俄帝国对劳动人民压迫的象征,惨兮兮的、半饥半饱的贫农如牛马般沿河拉纤,挣“三戈比”。

实际情况却是,纤夫收入并不低,工作形式亦非多数人印象中的样子。

与一般认知不同,纤夫极少上岸拉船行进,因为伏尔加河自然环境决定了人走在地面无法对抗水流的力量。帆船或划桨货船进入难行河段,通常会派另一艘船在尽可能远的前方下锚,用缆绳一端连接后船,另一端系于船尾绞盘。纤夫们在前船甲板奋力摇动绞盘,助力后船克服逆流,之后重复这个过程。所以,伏尔加纤夫上岸拉纤通常是为了救援搁浅或破损进水且无法用马匹来代劳的遇险船。

列宾油画表现的恰恰是“拉船脱困”场景,货船悬挂倒置三色旗代表遇险信号。由于纤夫干这个活在泥泞中跋涉,故只穿破旧衣裳。

这里必须指出,一些水流缓慢的狭窄小河及人工运河两岸确实曾有身背皮带的长长的拉纤队伍。据未经考证说法,1873年俄帝国交通部长阿列克谢·博布林斯基伯爵曾斥责列宾:“你究竟为什么画这荒谬的画?我已把这种陈旧落后的运输方式减少为零,很快就会消失不见!”果然,随着蒸汽船和铁路蓬勃发展,货物运输变得又快又廉价,社会对纤夫的需求显著降低。

再谈报酬。19世纪中期一位普通纤夫月收入60-80卢布,指挥(领队)100-120卢布。地方医生和普通中学教师(属于中产阶级)月收入80卢布,医助35-40卢布。也就是说,普通纤夫在航运季节的报酬比肩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领队则跻身“富人”行列。

航运季节纤夫的饮食当然由雇主提供,后者必须保证他们吃饱喝足心情满意,否则每耽误一天都会造成严重损失。面包、肉、鱼、黄油、茶、烟草甚至鱼子酱,无需纤夫自己花钱,因此辛苦半年的纯收入足够全家之后六个月吃穿无忧。但拉纤毕竟是个体力活,一些领队后来改行当船长,许多发了财的普通纤夫则买地耕种或做点小生意。另一个能够证明他们经济实力的事实是:伏尔加河沿岸许多精美教堂最初是纤夫群体捐资修建的。

综上所述,19世纪中后期拉纤是报酬优渥的高强度劳动,对身体健康、不怕吃苦的人而言,干这行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

作家兼报社记者弗拉基米尔·吉利亚罗夫斯基出身大贵族家庭,母亲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他年少时读书能力不强,考试失败,没带证件、身无分文逃家出走。后在雅罗斯拉夫尔找个拉纤的活,从科斯特罗马到雷宾斯克(当时的粮食转运中心)劳动20天,也算是“体验生活”吧。

题图照片收藏在俄罗斯国立音乐博物馆(莫斯科),描述是:“玻璃负片,拉纤者,妇女拉着驳船沿河岸行走”。拍摄者叫В.В.列皮奥欣,摄于1920-1930年代俄罗斯某地。不应晚于1929,因为那一年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发文取缔了人力拉纤。

最后开个小玩笑:《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列宾画了三年,3000卢布卖给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合每月83卢布,相当于画中人收入水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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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安德罗波夫抓闲人

经过勃列日涅夫时代长约二十年的“停滞期”,1982年上台接班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意识到苏联人民普遍工作热情不高。旷工者数量达到临界水平,总书记身边人回忆他对工作时间“大批闲人徘徊莫斯科街头”深感愤怒。尝试经济转型的同时,新一届政府再次拾起惯用的克格勃式压制手段(译注:安德罗波夫曾任克格勃主席),尽管力度不如柯西金时期。

1970年代苏联劳动生产率持续下滑。据现代经济学家估算1976-1980年国家物质生产增长率每年仅1%(官方数字4.3%),低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企事业单位主管人员放任默许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使许多人更加轻视自己职责。

经济增速减缓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同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对苏联的生存构成“威胁”。1970年代末甚至一些潜在对手的军事装备也部分超过苏联。

1977年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宪法)第十四条规定:“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及其成果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国家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结合起来,鼓励革新和创造性的工作态度,以促使劳动成为每一个苏联人的生活第一需要。”
第四十条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即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并按其工作数量与质量获得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数额的劳动报酬的权利,包括根据其志愿、才能、职业训练、教育程度并在考虑到社会需要情况下选择职业及工种的权利。”
第六十条规定:“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苏联公民的义务和荣誉,是在他所选择的有益于社会的活动领域从事诚实的劳动,遵守劳动纪律。脱离有益于社会的劳动,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不相容的。”

所以,理论上每个有劳动能力的苏联人都有法定义务参加工作。在此之外的人基本属于:

1.社会边缘人(酗酒者、流浪者、罪犯等)

2.罗姆人(吉普赛人)

3.影子经济参与者(妓女、家庭手工业者、投机倒把分子等)

4.无工作意愿的普通人,通常依靠有合法收入的亲戚接济过活。

值得注意的是,以现代观点来看,所谓“家庭手工业”者及体制外文艺工作者并不能算做“无业游民”,但当时不这样认为。比如著名摇滚乐手维克多·崔,也找了一份锅炉工的“正式工作”以免触法。

198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提出“加快经济增速”的问题。动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加强劳动纪律,深知国内实际情况的安德罗波夫直言:“人民太自由散漫了”。虽然早在1980年10月苏共中央就下发过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工作、加强劳动纪律的两个文件,但1983年8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联合做出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决议具有里程碑意义(详见下文)。

警察和民众纠察队迅速响应,开始在工作时间上街寻找旷工者与“寄生虫”(无业者),着重搜索百货商店、小餐馆、各种娱乐场所甚至澡堂、教堂。他们会突然要求电影院中止放映,挨个检查观众证件并询问“为什么不上班”。但人民群众也有充分理由对答,比如出来购买某种紧俏商品,此种商品正好在当前时段投放货架——已婚妇女们讲这话尤其理直气壮。

可想而知,大规模运动式检查难免导致意外情况,例如逃课的学生也被“抓获”,校长不得不赶往警察局替他们家长做一番解释。各种报刊连篇累牍进行“反寄生虫”宣传,可没几个人拿正眼看——空洞的共产主义口号喊了几十年,官办印刷物早已失去公信力。

安德罗波夫时代,劳动纪律变得更加严格:现在无故离开岗位三小时就算旷工,违纪或醉酒上班的人将被调到低薪岗位三个月或更久。突击检查中被扣留者的名单交给单位负责人,由他们决定怎样处分,但惩罚措施并不十分严厉:扣奖金、缩短假期、训诫谈话等。屡次违反劳动纪律则构成解雇开除的理由。此外,还对那些“不能维护工作场所劳动纪律”的领导干部进行处理。一番运动下来,虽然出现不少“过火”之处,终归收到了积极效果:官方宣布一年内物质生产量增加6%。

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继任者嘴上说要延续这一路线,实际停止了满大街抓闲人的做法——可能是因为旷工者都躲藏家中,不愿冒险出现在公共场所。据一些政治分析家称,“安德罗波夫搜捕”令相当数量民众对苏联政府的负面观感更加恶化,一定程度上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创造了基础。


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决议

1983年7月28日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指出,千方百计加强劳动纪律是顺利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高国民经济效益、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基础、提高群众劳动和政治积极性、改善民主制度的重要条件。

在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导下,苏共中央全会、全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各部委和机关、工会和共青团组织正通过一定的工作加强劳动纪律、减少国民经济中的人员流动。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工作正直、勤恳,对确保生产、运输、服务行业正常秩序表现出深厚热情,这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如果这些工作每天都能有目的性地进行,且广大职工都能参与其中,必将取得良好效果。

当前条件下,劳动集体和劳动者本人在加强劳动纪律方面的作用日渐提高。苏联通过的《劳动集体法》为积极影响每个劳动者工作、奖励先进分子、打击违反纪律的行为提供了新手段。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工业、建筑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非生产性行业中工时的损失仍然巨大,各地劳动资源未被合理利用,人员流动减少缓慢。部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职员劳动不积极,不重视集体利益,旷工、迟到、酗酒,经常无正当理由从一个企业换到另一个企业。游手好闲者、旷工者和为了多挣钱频繁换工作者往往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的工资及各项福利跟那些勤恳工作之人无异。在与这种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力量、苏联的法律和纪律处分措施未得到充分使用。职工大会、同志审判会的作用在这些情况中仍然不强。劳动纪律情况受到那些导致工人和职员脱离工作岗位的社会事件的负面影响。

部委和机关、生产业务领导干部没有为独立企业、建筑工地、集体农庄与国有农场的正常高效工作创造必要的组织和经济条件。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生产组织方面的缺陷导致停工、突击作业和加班,以至完不成计划任务和责任,对纪律造成负面影响并最终拖累了劳动生产率增速。

有事实表明,一些部委、机关、行政部门、科学机构、计划和设计机构的个别人员纪律性不强、工作安排不清、工时利用不充分。

一些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接受、默许低水平的劳动纪律,隐瞒管理不善的事实,未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来引导生产秩序。

凡此种种皆证明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未被充分利用的潜力。使这股潜力服务于社会,是最紧迫的经济和社会政治任务。

我们党和国家各项活动的最高目标和中心意义,从来都是并将继续是劳动者的福祉。完成党提出的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的基础,乃是人民勤恳工作,秩序和组织严明。

苏共中央全会11月(1982年)和6月(1983年)做出的,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坚决反对任何违反党、国家和劳动纪律的行为的指示,以及加强这方面群众政治、教育工作的指示,得到苏联人民广泛拥护。劳动者建议强化对旷工、迟到等违纪行为的责任,更加严格问责那些疏于组织工作、不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方法的干部。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决定:

1.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苏联各部委和机关、各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党组织、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应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劳动纪律,增进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单位与团体的组织性和秩序,以保证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

要教育全体劳动者发自内心深刻理解自己的公民义务——自觉地、勤恳地为祖国利益而劳动。避免使这项重要政治工作沦为短期运动,坚决在每个劳动集体中形成高要求、严责任的氛围。

在广泛运用物质和精神奖励表彰忘我劳动的同时,有必要坚决铲除对违反劳动和生产纪律者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做法,有效运用社会舆论影响和现行法律规定来实现这一目标。破坏劳动纪律的行为必须被视为逃避苏联宪法规定的勤奋劳动的义务。

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不仅意味着严格遵守劳动集体内部规章、秩序,还意味着对本职工作的自觉性、创造性态度,保证高质量、有成效地利用工作时间。

2.苏联各部委和机关、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应强化企业、团体、机构及其下属部门领导对劳动纪律状况和人员流动的责任。对于未采取措施增强纪律和秩序、未减少人员流动、未可靠统计工时浪费的领导干部,剥夺其主要工作成果和社会主义竞赛成果的奖金,并使其承担纪律或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领导干部无力保证其职责范围内适当劳动纪律的,视为失职。

3.把增强劳动集体作用和有效行使赋予他们的权利作为提高和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工作的最重要方向。由此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人格正是在劳动集体中形成和锻炼的。在当前条件下,发展生产队这种集体劳动形式,为整个集体和每个劳动者的创造性能量与劳动积极性提供有利条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劳动集体、生产队、区段、农场和车间应经常讨论劳动纪律问题、加强纪律的措施及旷工等违纪行为,以便对违纪者施加适当的社会影响,并向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按现行法律法规追究这些人责任的问题。

苏联各部委和机关、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党和工会委员会、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应创造必要条件,便于劳动集体行使《苏联劳动集体法》规定的保障劳动纪律的权力。

4.认定:在工作时间内,无正当理由以各种会议、代表大会和研讨会、体育竞赛、业余文艺活动、集体游览分散工人和职员精力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各部委和机关、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应依据现行法律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管理。

5.为了提高对勤恳尽责、成绩优秀的老职工(Ветеран труда)的道德表彰,有必要规定工人和职员不是在退休之际领取“老职工”奖章,而是在达到享受退休金或养老保障金年龄时领取。

6.报纸和刊物编辑部、苏联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发行委员会、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苏联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应系统性报道为加强劳动纪律、减少人员流动、提高工时利用、改善劳动组织和生产秩序而开展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广泛宣传劳动集体的正面经验。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坚信,党组织、工会、共青团、苏维埃和经济组织、企业劳动集体等部门和机构必将千方百计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苏共中央总书记
尤里·安德罗波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古拉·吉洪诺夫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斯捷潘·沙拉耶夫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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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吉尔吉斯饥荒的报告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吉尔吉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饥荒的报告

1933年7月1日

绝密

吉尔吉斯一些地区出现食品紧缺。由此引发的饥荒导致疾病和浮肿,已有饿死者登记在册。最近一个半月,仅阿莱-古尔琴斯基地区就登记了30多人饿死。加里宁斯基地区12个集体农庄报告有人饿死。奥尔托耶夫斯基村苏维埃2名集体农庄庄员死于饥饿。雷科夫斯基地区多个集体农庄彻底断粮。广大庄员正在挨饿。“伊特马克”集体农庄2人饿死。

大量农民因粮食紧缺脱离集体农庄,前往其他地区与共和国逃荒,许多人进入中国觅食。在过去一个半月里,斯大林斯基、塔拉斯斯基、克孜勒-贾尔斯基和阿拉梅丁斯基地区共有91起脱离集体农庄逃往吉尔吉斯其他地区的案件登记在册。

阿莱-古尔琴斯基地区(吉尔吉斯南部)集体农庄庄员进入中国觅食的情况尤其多。甚至更北边一些地区的庄员也会越境觅食。每天都有40-50人央求边防哨所放他们溜进中国找吃的。部分人直接非法越境。由于喀什噶尔事件,一些人把盗窃的牲畜赶到中国变卖,再携带食物返回吉尔吉斯……(译注:后文不全)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政治处第2科副科长 卡甘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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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肉罐头极简史

很多人误以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人才吃到肉罐头,也就是美国向苏联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早在1870年就有了罐头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谓“铁罐肉”是俄军士兵主要食品之一。所以,让我们来简单追溯一下肉罐头在俄罗斯的发展史吧。

众所周知,19世纪初法国厨师尼古拉·阿佩尔发明了食品罐头雏形,不久英国商人彼得·杜兰成功研制薄钖铁锡罐头并在英国申请专利。所以早在1826年英国就开始批量生产并供应军队。这种罐头跟今天的产品当然没法儿比,不仅手工灌装、消毒不严,而且难以开启,士兵们光用刀还不行,得找锤子和凿子。

几乎同时,俄罗斯也在研究长期保存军需食品的好办法。然而几十年间铁罐肉并未在俄国扎下根,直到组织囚犯和大学生对西欧进口的罐头食品进行一系列试吃实验后,政府才开了绿灯。于是1870年建起国内第一座罐头工厂。

在欧洲——尤其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史上,”Belle Epoque”(美好年代)这个词特指19世纪末至“一战”前的和平繁荣时期。这段日子也正好是罐头大发展的时期,到20世纪初铁皮罐头已成为保存食物的常见方式。1914年大战爆发,肉罐头迎来辉煌岁月,军队成了罐头厂大客户。例如圣彼得堡生产的五种罐头:焖肉丁、粥、豌豆肉、豌豆浓汤和炒牛肉(羊肉)就被送往前线填饱士兵肚子。

1915年,少量“自热罐头”发给俄军试用。这种罐头底部可以旋转,使得水和生石灰接触反应,既能加热食物又不产生烟雾暴露己方位置。很可惜,俄国工程师叶夫根尼·费奥多罗夫的这项发明“一战”后在本国被遗忘了,反倒给德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二战”期间批量供应前线。

1931年著名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肉联厂落成,没几年牛肉加工量跃居全苏第一,总加工量全苏第三。伟大卫国战争前夕苏联已建起规模可观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储备,包括肉7000吨、香肠4000-5000吨、罐头200万个…… 但这些后勤基地和国家物资储备库多半位于欧洲领土,很快落入德军之手。剩余库存到1943年已消耗殆尽,基本靠着美国《租借法案》支援的肉罐头保障官兵热量摄入。

战后多年,罐头的“传奇”仍有续篇。据说1966年某位老先生造访全苏罐头工业研究所,摸出一个罐头,上面印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罐头厂,炖肉,1916年”。原来此老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罐头是他保留的“前线纪念品”。专家进行品尝和分析测试发现,虽然出厂已50年,这个肉罐头仍然状况良好,证明其主要特性——耐存储十分可靠。

另一方面,跟战后苏联的许多物资一样,肉罐头也是稀缺货,产量受国家计划管控,首先满足部队和各种军工综合体的需求。当其保质期(3-6年)即将结束,肉罐头会投放市场被普通群众抢购一空。那年头,所谓“家庭福利”往往取决于橱柜角落有多少应急储备:炼乳、肉罐头、油渍鲱鱼罐头、速溶咖啡等…… 此类产品凭票购买,特权阶层另有获取渠道。

再后来苏联解体,一些企业开始销售军队仓库的肉罐头,另一些则着手研制新产品。由于生产标准和质量控制相当模糊,顶着“军用肉罐头”或“家庭肉罐头”名目的可以是任何东西。原先的“全苏国家标准”(ГОСТ)演变为“独联体跨国标准”,但即使写明“遵守ГОСТ制造”,也不等于品质一定有保障,违反ГОСТ的生产者未必被严肃追究责任。所以,今天的俄罗斯消费者挑选肉罐头时应着重注意最高等级、纯天然原料和产品评价,毕竟当无法烹饪或保存新鲜肉类时,肉罐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替代品。

延伸阅读:

苏联香烟极简史

苏联鸡尾酒极简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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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的“梁赞奇迹”

1959年底,梁赞州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拉里奥诺夫报告中央:已三倍超额完成国家肉类征购计划。但事后证明,“杰出的”经济成就实为一场惨痛失败。

1957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各州各共和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言:坚信我国能够在经济指标上“追赶并超过美国”,从而为1980年共产主义全面胜利创造条件。赫鲁晓夫并不是第一个向西方发出这种挑战的人,列宁当年就讲过:论政治制度苏联已赶上发达国家,但现在重要的是经济方面赶超他们。1933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约瑟夫·斯大林也强调过类似观点。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去世后,苏联经济处于困难境地。政府要重建毁于战火的城市,修工厂、铺公路,并为军队补充现代化装备。凡此种种无不要求巨大人力、物力开支。国家无法从全部经济领域压榨资源:重工业快速发展的代价就是农业生产率下降。

例如据统计,1940年苏联收获22.25亿蒲式耳谷物,1953年仅收获18.5亿。黄油、牛奶和肉类供应短缺,民众控诉信如雪片般飞向报社编辑部。新切尔卡斯克市居民“费多斯金娜”抱怨商店柜台空空如也,“没粮、没糖、没蔬菜”,只能在黑市以高昂价格购买。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心采取措施改变农业状况。他知道仅靠行政指令的办法是不行的,必须促进农民劳动积极性。为此,总书记降低了集体农庄家庭自留地的税,鼓励他们利用空余时间耕种开发,再把产品卖给国家。但赫鲁晓夫的目标绝非仅仅填满本国商店货架,他还想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争高下。总书记认为,如果苏联生产的牛奶和肉类超过美国,就表明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超过美国人。然而这一看似值得赞赏的愿景却遭到中央同志们抨击:马林科夫与卡冈诺维奇表示短期内提高肉产量3.5倍(以赶超美国)是不现实的。按照经济学家估算,要到1975年才可能追平美国。

赫鲁晓夫答复说:“某些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国农业有能力三倍提高肉产量。但他们是怎样做的呢?跟往常一样,摇着铅笔计算牛一年长多重、几年长多少。同志们,你们必须了解当代苏联人民积蓄的力量。这是一种政治现象,是我们党多年工作的成果。”

上行下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宏大计划终究得到部分地方领导人支持。比如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拉里奥诺夫公开宣布:该州计划在一年内增加肉类交售量3倍。拉里奥诺夫不是个空说大话的人,战争时期他担任雅罗斯拉夫尔市国防委员会主席,通过扩大企业附属农场面积和组织私人菜园等措施,源源不断向前线供应弹药和食品。但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情况不同了!

拉里奥诺夫的冒险性倡议在州党代会上通过,1959年初《真理报》奉赫鲁晓夫之命进行了报道。这位激进州官至此无路可退,梁赞州还没开始执行计划就获颁“列宁”勋章(2月),各肉类生产单位只好以加倍努力工作来应对。

农场首先按照州委指示屠宰了全部能繁母牛以及大部分奶牛和种公牛,共1959头。又征用集体农庄农户自留地的牛,仍达不到目标。于是拉里奥诺夫下令向邻州买牛(甚至远赴哈萨克斯坦),挪用消耗了原本用于购买机械设备、修建学校、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大量资金。但即便如此依然不够数,许多农业单位被要求杀鸡,乡村学校开始养兔。甚至公然盗抢牲畜的案件亦有发生。

总之,梁赞州采取各种手段终于完成计划,1959年12月6日向上级报告交售国家15万吨肉类,超过去年3倍。拉里奥诺夫大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承诺明年(1960)交售18万吨肉!赫鲁晓夫立即行动,赶在本年度结束前授予拉里奥诺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可惜现实很残酷,1960年梁赞州肉类产量仅3万吨——经过前一年大规模宰杀,牛只数量相比1958年减少65%。由于集体农庄的耕牛被拽走,粮食产量陡然下降50%。刚开始莫斯科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国家需要集体农民“忘我劳动”的有感染力的榜样。画家伊利亚·格拉祖莫夫奉命前往梁赞为主要农业领导人绘制肖像。

随着该州肉类资源枯竭,商店几乎见不着荤腥,灾难终于瞒不下去了。政府委员会紧急赶赴梁赞州“揭穿”骗局。1960年9月22日地方报纸报道拉里奥诺夫“死于心力衰竭”。尽管有传言说他开枪自杀,地点或曰办公室或曰自己家,还有说故意或意外吃过量安眠药死的,都无可信的书面证据。甚至有些下属认为拉里奥诺夫是“被命令自杀”,别无选择。

这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闹剧日后被史学界称为“梁赞奇迹”。研究“拉里奥诺夫现象”的学者经常思考:他难道是个短视的领导干部,做这种风险大、收益微的事情?不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对其中利害关系心知肚明,同僚们也都有数。据说当年梁赞州委某人的老婆问丈夫:“你们把牲口统统宰了,往后肉从哪来?割自己大腿吗?”丈夫不答,举起双手捂着脸。

我们应当这样看待拉里奥诺夫的性格和行为:他半辈子投身党的事业,早已习惯不打折扣执行上级部署。他担任第一书记期间确实为本州基建发展做了突出贡献,使梁赞市摆脱旧面貌成长为工业和文化中心。所以赫鲁晓夫提出“肉产量赶超美国”的口号,拉里奥诺夫直接就奉为圭臬,而不顾具体实施的可行性。当然,拉里奥诺夫对赫鲁晓夫的支持也部分基于中央的援助承诺——比如提供牛饲料等——但梁赞州实际没等来援助,千钧重担全靠自己硬扛。

另外不要忽略一个细节:拉里奥诺夫是当时为数不多从斯大林时期(1938)开始政治生涯的州领导人之一,可以粗略理解为“前朝老臣”。对他而言,积极响应赫鲁晓夫号召,乃是在揭露、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取悦新任总书记、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

而且,拉里奥诺夫执行激进计划的手段尚不算特别出格。正如历史学博士丹尼斯·科内舍夫指出:几乎同一时期,高尔基州卢科亚诺夫地区委员会为增加肉类交售量,对从事任何农业的人征收粮食税,并克扣一些人的工资。群众被严厉警告:“不管用什么办法从什么地方弄到肉,定额必须完成”,否则你的工作岗位就危险了。只是在梁赞州,预定计划与实际情况的差距最大、最引人注目。

耐人寻味的是,赫鲁晓夫倒台后,“梁赞奇迹”成了谴责他的罪名之一。“赶超美国”的口号也渐渐被大家遗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未能改善农业生产,政策失误反而导致肉类和乳制品短缺昂贵,困扰勃列日涅夫好长时间。

拉里奥诺夫虽死,仍有人步其后尘。197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第一书记沙洛夫·拉希多夫报告莫斯科:“每年交售300万吨棉花”,实际不足半数。委员会前往塔什干调查,竟揭出大规模贪腐犯罪,史称“棉花案”。拉希多夫本人最后同样死于“心脏病”。

1981年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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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下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列宁格勒被纳粹军队围困期间,城内并不是每个人都忍饥挨饿,更非每个人都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后者中的一些人昧着良心盗取平民赖以存活的食物,再把多余的转手卖出。高级党员、售货员、食堂工人和“投机商”通过各种途径消耗、囤积大量食品,他们不但没受过饥饿折磨,甚至还会将吃不完的丢弃。

叶利谢耶夫食品店

列宁格勒被围时期,市内最大的食品店:叶利谢耶夫商店宣布关门歇业。但据工作人员妮娜·斯皮罗娃说,艰难年代这里其实是富足王国,特权阶层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历史学家尼基塔·洛马京也证实,叶利谢耶夫商店在列宁格勒前线军事委员会的文件中被叫做:“1号食品店”。

政府用木板封死商店正面窗户和涅瓦大街正门,造成停业假象。但里面有个秘密特供中心,一直运行到战争结束。货架摆满鲜肉、水果、巧克力、咖啡、罐头、糖果、酒精饮料和各种香肠,仅限名单人员购买,也就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科学家、文艺界代表等。为防止排队引起物议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抢购,特供中心实行特别制度:每张保密名单上的一百多个人必须在严格指定的时间前来,从小花园街后门悄悄进店。

党的干部

伊戈尔·博格丹诺夫著作《列宁格勒大封锁面面观》介绍了当时城内高级党员的丰富生活,其中就包括食品特供制度。比如干部聚餐时根本无人计算酒菜数量,放开肚皮随便吃喝。他翻遍各种档案,没找到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饿死的证据,反而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尼古拉·利布科夫斯基的日记中瞧出一点端倪:

从1941年12月第一笔日记可知,此人饮食与平日无异:早餐吃黄油粥、饮甜茶两杯,午餐喝汤,晚餐照常吃肉。1942年3月住进市委医院,把这里比作安逸的疗养所,详细记录三餐饮食,包括禽肉、羊肉、各种鱼、香肠、奶酪、鱼干、鱼子酱、馅饼、炼乳、茶、咖啡、可可饮料、红葡萄酒、波特酒等,黑面包和白面包每人每天300克。

伪造票证

由于仓库确实有这么多等待配发的食物,给了投机者和伪造票证者大显身手的机会。曾经受工厂同事们尊敬的津克维奇同志和扎罗马耶夫同志就是其中代表。他俩找了个印刷厂的清洁女工当同伙,把她偷出来的废公文纸加工一番,伪造成食品供应票,在一家可靠的销售点变现。他们诈骗三个月,结果拥有了一座真正的食品仓库,囤积200个罐头、800千克肉、100千克糖、几十千克通心粉和谷物、百余包卷烟、600瓶伏特加,以及……4吨面包!

这种从饥民口中夺食的恶劣行径一直持续到他们被ОБХСС(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侦查员抓捕才告终止。另一个姓霍洛德科夫的商人也在类似案件中被抓,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果然报应难逃。

食堂职员

还有一类列宁格勒人借助职务之便免受饥馁,那就是暗中克扣的食堂员工。普通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举报信如雪片般飞向内务人民委员局。

比如一封信里说:“在食堂、商店、面包厂上班的人生活很好,而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获得很少一点食物”。另一封信指出:每个人的口粮名义上均等,但“食堂工作的人偷了不少。如果发给各人回家做饭,确实能吃饱。但在食堂吃,该有的根本吃不到”。

于是每个被困列宁格勒的厨师都要经受良心考验:正人君子不该偷窃挨饿之人的口粮,可那些敢于冒险的坏蛋即便被抓,身后也总有大批效仿者继续作案。

投机商贩

消息灵通的人无论什么年月总能发现“商机”。当一些人涌进兵役局参军入伍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跑去食品店抢购不易腐烂的必需食品。仓库储存的这些植物油、糖、面粉和罐头,加之分配机构内部的“关系”与“门路”,促使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市内形成投机商群体。他们通过黑市私下销售,收取珠宝、家具等实物,价格一天比一天高。

整个大封锁困难时期,ОБХСС刑事起诉了14545名投机商,没收价值73420卢布的3284块金表、1255千克黄金制品、23317736卢布现金和面值4081600卢布的政府债券。

其中典型代表,如“莫斯科”市场的一位小店经理达列夫斯基,侦查员在此人仓库发现重约一公担的黑市食品,继而搜查其公寓,小小的房间竟塞满了古玩、水晶玻璃器皿、油画、瓷器、勋章、金币和贵重书籍,总价值估计30万卢布。

再如卢克申团伙的曝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团伙成员大多出身珠宝生意世家,乘国难之际低价收购黄金首饰或以物易物,倒卖给投机分子。

最令侦查员震惊的案子大概是某个叫卡日丹的人,他有办法把阿富汗大米辗转偷运至列宁格勒,放在亚沙·芬克尔经营的照相馆出售,获利丰厚。他公寓里不但有各种绘画、瓷器、金银器等,还从婴儿床的两个床垫中分别搜出70万卢布钞票和36万美元钞票,以及藏在花盆的金币、金锭。最终从他和6个同伙处缴获150万卢布现金、3.5千克黄金制品、30块金表等贵重物品,总价值400万卢布。作为参考,1943年一架雅克-3战斗机或一辆T-34坦克造价10万卢布。

观点:列宁格勒围城时期食物分配不均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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