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坦尼斯拉夫·查利克

苏联时代城市平民改善自家居住条件只有一种办法：跟别人交换寓所。其间暗箱操作、非法经纪人和私下付款屡见不鲜。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基辅，市执委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古谢夫奉命做介绍，时间两分半 （!），包括翻译。

主席是这么说的：“总统先生，现在基辅每天新建80套住宅，一年25000”。

寥寥数语令外宾印象深刻，尼克松当天在玛丽亚宫（马林斯基宫）举办的政府招待会上随口引用了这个数字。

如果我们去查阅1970年代基辅市官方材料，将看到一幅貌似兴旺的景象：城市住房平方米数逐年增加。比如1970年基辅可用住房2120万平米、1971年2240万、1972年2360万、1973年2480万、1974年2610万、1975年2720万…… 那么根据官方数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每年新增约120万平米住宅。但实际上公寓短缺十分严重，新建速度远远落后于需求增长——这一点就连苏联自己的宣传部门也承认，但他们认为跟“腐朽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代表工农利益的先进国家的公寓是免费提供的。

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骄傲的理由怪可疑。毕竟建设免费分配的住房属于赔钱方案，而国家预算投入社会规划方面从来不算慷慨。因此建成的住房面积比市民需求的少百倍，许多人排队苦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领到政府吹嘘的免费住房。

请想象一下：你是个1970年代的基辅人，有一天需要改变居住条件——比如搬出父母家，到离单位近些的地方生活。但不可能卖掉旧房另买一套！因为房子是国家的，不归居住者拥有，你们属于租户、房客。

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另一套机制：交换而非买卖住房。市苏维埃执委会专门成立了经济核算制机构：住房交换局，局里有大文件柜，你可以在值班检查员协助下寻找合适公寓。那么理论上讲，你只要去到火车站街7号（就在火车站旁边），请那位经济核算魔法师打开柜子拿出秘藏地址卡，然后找到心仪的公寓，跟现任住户好好商量商量，乔迁之喜就近在眼前啦……吗？

可惜，现实生活要复杂得多。

首先，面见检查员并不容易，办公室外排大队，因为挨个看地址是很缓慢的，你可能等待数小时都进不去门。其次，查阅地址卡收费1卢布（这笔钱足够坐无轨电车上下班半个月）。第三，该部门并未包含全部可交换公寓，最具吸引力的房源由于某种缘故未列入其中。

所以跑一趟“黑市”更管用，它就位于交换局外头（后来转移到地铁“大学”站后面的植物园广场）。你在这里会遇见同样有意交换住宅的人，想问什么当场问清，还可顺便了解他是否对你家感兴趣。一两个钟头谈十几位，大大提高找房效率。

那怎么知道谁需要什么？很简单，人们在胸前举个纸板，写明自己意向。比如“3 = 2 + 1”，意思是这人想把三室一厅换成二室一厅加一室一厅（两套），所以会注意寻找有没有举“2 + 1 = 3”的。然而找房算术有时候也奇怪：常有人举着“1 + 1 = 3”的纸板。小学生见了拽拽妈妈袖子说：“叔叔写错啦，我们去告诉他让他改！”小朋友不知道，“叔叔”打算用两套一室一厅换一套三室一厅。有额外付费，但不能写明，因为是违法的。

公寓幸运女神只对精力充沛之人展露微笑。如果你真想改变住房条件，每星期至少到“黑市”站2、3次，有时持续好几年。常客们互相都认识，记得谁寻找什么，碰巧了就推荐一下。而那边那位看起来精明的男士是中间人，当年叫掮客（苏联解体后叫经纪人）。掮客们大多是科研机构拿半薪的兼职人员充当，所以有空出来在“黑市”帮人找房。全职的干不了这活儿：任何公民连续四个月或半年不工作，警察可以将其列为“寄生虫”——属于刑事罪名。

与公办中介机构不同，掮客提供的房源信息颇具优势和吸引力。为此你得付一大笔钱，相当于该人在科研机构工资的3-4倍。然而不能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刑法》规定“私营企业主活动和商业中介”最高判五年并没收财产。所以掮客们很小心，尽量只跟熟面孔合作。

无论如何，你总算跟“黑市”上真正管点儿用的人搭上话了。咨询住房信息一般先问问在市中心还是在坡地？1970年代的市中心通常指赫雷夏蒂克街、利沃夫广场、胜利广场一带以及佩切尔西基区。如果想从坡地搬到市中心，你或者接受较小的面积（譬如3 + 1 = 3），或者加钱（数额好商量）。

如果邻里关系没矛盾，再问问楼层。底层最不受欢迎（不像今天），因为公寓大多无阳台，夏天恐怕有人翻窗入室。顶层亦然——漏不完的水，找不完的房管处。

继续问：砖砌房还是预制板房？后者评价不高，1970年代初基辅曾流传一种说法，称预制板房住户更容易生病，水汽不能充分蒸发，聚集起来释放有害物质。很难讲这话有几分依据，但事实是这种房子的墙壁往往潮湿，因为是用松香（松脂）抹混凝土板之间接缝。混凝土本身品质也差，发行量颇大的《基辅晚报》曾写过一篇小品文，轰动半座城。

而我们今天选房注重户型：客厅几平方？卧室几平方？布局怎样？外阳台内阳台？有独立淋浴房吗？集中供暖或烧锅炉？诸如此类。

所以当年找到心仪的住房难归难，终究有机会。可是你看中房子的现任房客未必看中你的房子。为了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你又开始帮人家找房。一通忙活下来，换套房子往往要涉及5、6个环节（听说基辅曾出过涉及10个环节的宏大交换，叹为观止！），可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中途生变，或发现了更优选，那么交换告吹……

假使一切顺利，各方达成一致，你以为就能搬了吗？慢来。现在最主要的是征得房屋所有者——“国家”——之同意。每个地区都有住房登记和分配部门，负责该部门的检查员就是你接下来必须面对的命运仲裁者。检查员将核查准备交换的两套住房是否等值：首先为了杜绝私下支付非法款项，其次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个大家庭故意搬进较小住房，人均面积不足6平米，从而立即进入排队名单要求分房子。总之，只要检查员不签字，你之前的努力统统无效。

除交换外，改善居住条件的另一途径是加入住房建筑合作社。说合作社成员“盖合作社”或“盖房子”，并非指他们一砖一瓦自己动手，而是指住房建筑合作社实际帮他们盖。1973年热门电视剧《大课间》带火了这个词：“你老盯着我干嘛？” “你又想干嘛？盖合作社啊？”

如果你蠢蠢欲动打算参加合作社，请谨记门槛不低。比如基辅鲁萨诺夫卡区一栋九层板房公寓，三楼的两居室花费1800卢布，八楼的三居室2000卢布。社会平均月工资144卢布。首付款只占房屋造价40%，其余60%属于国家贷款（译注：几乎无息），住房建筑合作社成员还款期25年。那么以前述八楼41平米三居室为例，每月需还贷32卢布。很贵啊，毕竟类似的国有公寓租金仅一半左右。

早在1960年代，当基辅第一批合作建房户喜气洋洋乔迁新居后，他们的亲戚朋友仿佛大梦初醒。城市一派繁荣景象。自此你也想入社的话，就必须贿赂理事会成员，数额相当于住房首付款50%。

1979年基辅拥有36个住房建筑合作社，名称大多根据主管部门设立，比如“国家计委工作人员”、“艺术学”、“苏联科学”、“心脏病专家”、“邮电工作人员”、“1路公共汽车”、“大学”、“动力工程师”、“飞行员”。

不过在苏联社会条件下，公民自掏腰包造房并非解决居住问题的万灵药。毕竟住房建筑合作社不是你想加入就能入，只接受“急需者”——人均面积小于6平米的家庭（1975年放宽至7.5平米）。此外为避免社会贫富分化，合作住房有面积限制（每人不超过13.65平米），房间数量不得多于家庭人数。所以就算合作社成员再有钱，也不能买下相邻的两套房变成一套大房。

合作房屋和国有房屋一样，条件谈妥也能交换。“黑市”上诞生了新概念：“未偿付合作房”，就是说拿国有房屋换合作房屋（通常户型较佳）的人将承担25年还贷义务。

合作住房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继承，国有住房不行。后者住户如果死了，家里又没有其他登记居住者，那么国家收回再分配。很多老人的子女和孙辈不惜代价保住房子，实现的方式包括：
第一：用两套住房（自己的和父母的）换取一套共同的。这个法子的缺点是寻找合适房源可能耗时太久，新房装修加搬家不可避免要一笔大开支。
第二：家庭内部交换，比如奶奶（一室一厅）跟孙子换，而孙子跟父母同住。这个法子的优点是实际上每个人都留在原地，只改一改户口登记，而且不产生装修及搬家费用。

总而言之，最后种种的焦虑、手续、感受和在官员办公室的踱步都成为过去式。你终于拿到交换许可证和新住房证，必须抓紧时间：许可证有效期为签发之日起10天，须在期限内提交给新居住地房管处。搬家期限为一个月。

搬家同样不简单。一般来讲分两次，易碎物品如餐具、茶具、玻璃器皿、瓶装果酱、自制罐头等物品打出租车运走，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就借人家车拉。家具、书籍、行李箱等杂物用厢式货车。倘若东西少，还有一种货运出租车。叫这些车请找弗拉基米尔街29号基辅运输代理处，每车基础费用2卢布，按里程加价（每千米25戈比）。而搬家最大花销是装卸费，取决于家具和重物件数、楼内有无电梯及搬家工的胃口。

随着别列兹尼亚基区、奥博隆区、维诺格拉达尔区的成片新建住宅大规模入住，搬家量急增，政府又开设专门的家庭用品运输机构。1979年基辅有八个这种机构，分别负责若干市区。

1995年乌克兰实行住房商品化，从此人们都买卖房子，再没交换的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谢尔盖·别利亚科夫

普遍平等恐怕是人类最难实现的梦想。我们早已飞上太空，很快将重返月球甚至踏足火星。鼠疫和霍乱已不成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冠状病毒和艾滋病毒未来将被控制。稳坐家中跟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朋友对话何其轻松惬意，环球旅行也不再是伟大冒险，成了度假休闲。也许人类终有一天能够把自己分分秒秒传送至地球任何角落。除了普遍平等，万事皆有可能。

新精英阶层

人在“平等”的名义下死亡和被杀，但就算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不存在平等，新经济政策时期及后来更是如此。市井庸人即便不明白其中道理也发觉：“普通的仆役，派头倒像政委！”小说家尤里·奥列沙写道：“我给一家大报写诗体小品文，每篇稿酬相当于养路工人一个月薪水。有时一天写两篇”。当时是1920年代，1930年代他就很少动笔了，依然有钱在“国民”餐厅一坐一整天，甚至管自己叫“国民大公”。

讽刺作家、剧作家维克多·阿尔多夫也喜欢“国民”和“大都会”。有一次，正在受穷的列夫·古米廖夫偕老婆去列宁格勒拜访阿尔多夫，被维克多·叶菲莫维奇叫了出租车带往餐厅吃饭。文学评论家艾玛·戈什坦因回忆录写道：“阿尔多夫家给他（列夫·古米廖夫）留下的印象，用他自己话说：贵族上流气派。那里只有光芒四射的女性：比如维罗妮卡·波隆斯卡娅（译注：女演员），或最高检察长的女儿，或伊利夫（译注：犹太裔作家兼记者）的妻子……妮娜·安东诺夫娜（阿尔多夫之妻）的沙发床上方挂着钟情于她的著名诗人的相片，比如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 而古米廖夫就坐她脚边”。

暂时不清楚艾玛·戈什坦因所谓“最高检察长女儿”是谁。苏联没这头衔，只有总检察长，1936年担任此职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只有一个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女儿季娜伊达，不到30岁。如果阿尔多夫家的真是她，那就证明1930年代名媛玛露西亚· 塔拉先科（伊利夫之妻）能够跟苏联最高级干部之一：维辛斯基的女儿平起平坐。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译注：苏联早期著名作家，1938年逝世）月收入3200卢布，十倍于普通劳动工人（当然得缴税：1200卢布）。这种水平的薪金按照苏联标准算得上“男爵”了，可如此成功富有的莫斯科人依然没法跟格鲁吉亚作家相提并论。“万民慈父”故乡的作家月收入20000-30000卢布，高到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莫斯科也不是绝对没有这种富翁，尤其剧作家群体。据说尼古拉·波戈金一个月挣四万，他的作品《拿枪的人》在全国几乎所有剧院上演，1938年还被改编为电影。

比起波戈金、维什涅夫斯基、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之辈，从西欧返回苏联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她不是作家联盟会员，直到1941年才被“分配”到国立文学出版社。她的诗集几乎没出版过，靠着翻译维持生活。茨维塔耶娃自己估算，1940年1月15日-6月15日的翻译和编辑酬劳为3840卢布，平均每月768卢布。这个数三倍于医生工资，两倍于大部分熟练工（“斯达汉诺夫式”除外）。如果茨维塔耶娃不在翻译上精益求精，她还能收入更多：“我终日忙碌，但由于每首四行诗——波德莱尔或弗兰科——我至少要译出四个版本，所以每天最多只能写20行（草稿80行），而别的译者（实话实说！）每天200行甚至400行清稿（此处茨维塔耶娃用了斜体字）”。事实的确如此，“别的译者”月入7000-14000甚至更高。

那个年代演员的收入超过作家、诗人。米哈伊尔·左琴科出过一册薄薄的短篇小说，得2000卢布。当时颇受欢迎的演员弗拉基米尔·亨金拿去登台朗诵，仅三场演出就挣到2000卢布。而且作家所得税率比演艺人员更高。“灰色收入”就更别提了——有个笑话：旁人问亨金参加没参加过“灰色”演出，他大惊：“还有别的演出吗？！”
（译注：“灰色演出”也有“左派演出”之意，亨金的意思是难道允许“右派”演出吗？）

有句夸赞人的话叫“穿得像女演员”。成为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首席演员，当上莫斯科大剧院或列宁格勒“基洛夫”剧院（马林斯基剧院）主角、独唱，乃是苏联人能够梦想的职业天花板之一。作家和演艺人员之外，运动员也属于苏联社会精英一分子，主要是效力于顶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们。足球早在战前就是苏联职业运动之一，至少”А”级（最高级）联盟如此。足球史学家阿克塞尔·瓦尔塔尼扬曾发现一份有意思的档案：1941年2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夫·梅赫利斯签署命令，规定“红军中央俱乐部和志愿体育协会主队”的足球运动员、教练、按摩师（梅赫利斯同志不知为何忘了队医）的工资水平。根据规定，高级教练工资1200-1500卢布，一级球员（10人）1200卢布，二级球员（12人）1200卢布，三级球员800卢布。这种工资很丰厚了。即便三级球员（可能是替补）的月薪也是新入职工程师的两倍。但苏联最优秀球员未必欢迎梅赫利斯的工资规定，因为他们有机会挣更多钱：“……打一场灰色比赛每人拿500卢布，实实在在”。

时髦如在巴黎

挣钱多还不够，得会花钱——享受一掷千金的快感。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但苏联国内漂亮衣裳和日用消费品远远不能满足高档需求，有钱难寻好料子。外国人到了苏联，想买点儿特产回家真犯愁。比如法国诗人安德烈·纪德甚至在莫斯科买不着带回巴黎送朋友的纪念品，他说：“商品，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劣质货。甚至让人联想，是不是故意把纺织品、日用品等东西造得尽可能无吸引力，好让人们仅仅出于需求而非喜爱去购买”。

纪德访苏同一年也就是1936年，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到苏联领取他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俄文版稿酬。翻译娜塔莉随行，二人闲逛列宁格勒购物。塞利纳说他哪怕在利比亚和喀麦隆也不敢把这种东西卖给客人：“……简直没法下手啊。我说苏联商品是‘无用的垃圾’，绝非夸大其辞。我和娜塔莉把他们商业街的店铺全走遍了，这辈子没见过的大粪也敢摆出来卖。想在此地穿衣打扮，必须是天才。他们的纺织品纯属粗制滥造，线头都没缝好……”

塞利纳是个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人士，经常被指责亲法西斯，所以他或许不是最可信的来源。但有意思的是，塞利纳的观察不仅跟立场客观的纪德部分吻合，也跟亲苏的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吻合。后者试图向世人介绍苏联民生光亮面，但也被莫斯科人简陋粗劣的服装所震惊：“……对于第一次造访莫斯科的人来说，市民的打扮似乎相当难看。的确，你能够买到必需品……但舒适性阙如。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想要穿得好、穿得有品味，必须付出极大努力，且永远无法完全达成目标”。

这就是当时极少数人有资格享受的国外旅行为什么如此重要和珍贵的原因。伊利亚·伊利夫第一次到巴黎，给老婆买了外套、裙子、四块面纱、鳄皮手袋、镯子、帽插羽毛、两条腰带（皮革和橡胶）、一盒香粉、两盒胭脂外加两个黑色睫毛膏。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也在巴黎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花两小时挑选）、鞋和衣料。

1935年7月1日，在纪念室内剧院成立20周年晚会上，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身穿巴黎时装和皮大衣闪亮登场，引起轰动。出国旅行是置办令大家羡慕的行头的宝贵机会，尽管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新巴黎巡演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嘴上说：“法郎不经花……好东西都很贵”，仍然豪掷1075法郎给自己置办外套、两顶帽子、若干内衣。莫斯科的女演员们还喜欢抢购虽不耐用但十分奢华的金银线头巾——用特殊真丝绸缎和金属线缝制。

1930年代俄罗斯的企业家经营尚未被摧毁净尽。私人裁缝如同私人医生一样受重视，昂贵稀缺的面料被委托给她们裁剪。号称“俄罗斯可可·香奈儿”的娜杰日达·拉玛诺娃（译注：时装设计师、戏装设计师）1940年仍健在，革命前她曾为皇后亲姐伊丽莎白·费奥多萝芙娜女大公服务，客户包括富商妻女和实业家、糖厂老板的情妇。如今她已年老，继续为首都特权剧院的女演员和外交官妻子们提供时装。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也是二十、三十年代拉玛诺娃工作室常客，1936年她夸耀说：“我做了件新大衣，非常漂亮雅致，拉玛诺娃缝的，而且很轻”。剧院赴远东巡演，拉玛诺娃为女演员们裁制各种颜色绉绸裙子：索菲娅·皮利亚夫斯卡娅穿浅黄色、奥莉加·拉布金娜穿粉红色…… 亚历山德拉·利亚明娜、叶莲娜·叶菲莫娃也为莫斯科高尔基剧院女演员们缝制贵得出名的衣裙，还有瓦尔瓦拉·丹尼林娜——战后她成为莫斯科收费最高的裁缝，客户包括柳博芙·奥尔洛娃和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

餐厅

莫斯科高级餐饮的水准曾经胜过服装。茨维塔耶娃1941年春写道：“我们吃得好，莫斯科应有尽有……”。战前，人们在莫斯科的商店甚至可以买到罗克福尔干酪、卡芒贝尔软酪和林堡奶酪，更不用说螃蟹、新鲜鲟鱼、熏鱼、熟猪肉、香肠和“美妙的熏脂肪”——也就是茨维塔耶娃口中的“培根”。这些美味诚然很贵，就像首都的高级餐厅一样，仅少数人能够消费。举个例子，在“国家”餐厅吃顿四道菜的正餐不低于13卢布，三道菜的不低于11卢布。饶是如此，这些餐厅从来门庭若市。瓦季姆·科津（译注：男高音歌手、作曲家）在“大都会”餐厅吃早饭很轻松，可到了夜晚，即使他这个明星有时也得跟别人拼桌。作家阿纳托利·雷巴科夫妹妹赖莎曾回忆：“各色人等齐聚好饭店：什么工程师、科学家、演员，多多少少都有点钱，身边当然跟着漂亮妞儿……”

战前莫斯科每个高级餐厅都以自己的菜单、装修、传统和音乐扬名。尤里·纳吉宾（译注：作家、编剧）是一位大鉴赏家、“生活享受家”，他回忆说“国家”餐厅的苹果派和奶油咖啡最出名，“大都会”的布里欧面包和油炸圈最出名，位于艺术剧院巷的“艺术”餐厅炸麻花和可可饮料最出名。这个名单其实还可以扩充下去。

1940年5月7日高尔基街“阿拉戈维”餐厅开业，标志着格鲁吉亚美食逐渐超越法餐和俄罗斯本土菜肴。浇汁肉丁与长馅饼慢慢淡出人们视线变成书籍插图，“萨茨维”、“恰霍赫比利”、“查纳基”、库帕特肠等取而代之。“萨沃伊”、“大都会”、“国家”的旧荣耀在新星“阿拉戈维”面前黯然失色，后者一步步登上莫斯科最贵最著名餐厅宝座。不过在战争前夕，格鲁吉亚美餐和高加索食俗才刚刚进入首都市场，莫斯科的名老餐馆仍然保留着所谓“耐普曼气派”（译注：指新经济政策时期暴发户派头）甚至十月革命前风貌。比如彼得罗夫斯基街2号“极光”餐厅招牌菜是俄式薄煎饼和全城最棒的露馅饼，“大都会”的招牌菜是鸡肉、鹧鸪肉加黑鱼子酱沙拉，而且他家的招牌冰淇淋配有巧克力酱和烤扁桃仁。

逢年过节期间，餐厅还会办一些主题节目。如1940年11月18日-1940年元旦这段时间“大都会”装扮成了“俄罗斯木版画风格”，举行“奇妙开心夜”，邀请茨冈合唱团在红色大堂表演，之后来的是“奥尔洛夫”茨冈人歌舞团。“萨沃伊”餐厅毫不示弱，雇佣“卡尔捷茨基”茨冈人歌舞团吸引食客。走进“国家”的人白天听着沙龙乐团进餐，夜晚欣赏著名的亚历山大·茨法斯曼爵士乐队。说实话，现场音乐和舞蹈彼时属于高级餐厅之必备。“萨沃伊”的“音乐和舞蹈之夜”持续到半夜，“国家”到凌晨四点，“大都会”也要到三点钟，而夏天在凉台上能一直跳到东方既白。

那年月苏联作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内部餐厅，服务优良，收费相对便宜。用常客尤里·奥列沙（译注：小说家、编剧）的话说，这种地方“一顿饭的价格就像‘国家’的衣帽架那么高”。正如《大师和玛格丽特》所写，菜单有烤羊肉串、小鲈鱼、银锅烧鲟鱼，以及“虾颈肉和新鲜鱼子酱”、“热那亚式烤鹌鹑”、“鸫鸟肉片汤”乃至松露。别惊讶，松露无须从法国、意大利进口，供应莫斯科顶级餐馆的白松露产自伊万诺沃州和莫斯科州地界，多在亚历山德罗夫、扎戈尔斯克周边。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妻子说他更喜欢“大都会”，但也光顾作家餐厅：“一顿不错的晚餐：鱼子酱、鲜黄瓜、榛鸡——主要是吃得开心。饭后米沙和鲍里斯·罗伯托维奇找别列津斯基打台球，米沙赢了。然后我们遇见米哈尔科夫两口子，跟他们和艾尔雷吉斯坦（译注：苏联国歌词作者之一）饮咖啡……总之，美妙的夜晚”。

小汽车和疗养院

私家车在苏联算奢侈品，就连人民委员和司令员们也坐公务车。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首席演员米哈伊尔·加博维奇有自己的小车，莫斯科音乐厅明星瓦莲京娜·托卡尔斯卡娅也有——这个女人魅力四射、衣着光鲜，“托卡尔斯卡娅是战前莫斯科最富有女演员”的神话竟流传至今。

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不仅有车还自己驾驶。1936年的一天他开着敞篷车从列宁格勒送安娜·阿赫玛托娃去莫斯科，行至加里宁市（译注：特维尔）附近忽然抛锚。集体农民迅速围过来，险些把这位苏联老爷打死。一名农妇恨恨嚷道：“看不出来吗？她是个贵族婆娘……”

甚至乘坐出租车也是某种社会地位标志。苏联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经济”、“舒适”、“商务”、“特级”或“豪华”的概念，但已经有了相当正式的出租车等级划分，比如М牌轿车 (ГАЗ-М-1)比“吉斯”便宜。出租车司机不去工人宿舍区拉客，更不服务首都边缘的无产阶级，涂成各种颜色（蓝、黄、深红）的“吉斯”只在“莫斯科”宾馆、大剧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地铁站附近趴活。这些舒适的豪华轿车载着艺术家和上等人观众，稳稳驶向首都的精英公寓或郊外特权疗养院。

不曾读过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书信的苏联人是幸运的，否则他们压根无法想象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演员以及苏联的作家和剧作家们战前过着何种生活。这位著名女演员乐滋滋地描述她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时怎样享受人生。奥莉加经常到巴尔维哈（译注：莫斯科州度假胜地，有旧庄园、城堡）度假治疗，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瓦西里·卡恰洛夫等人战前也多次到访这个地方，但只有奥莉加留下了生动的、甚至可说是津津有味的描写。

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1936年7月24日写给玛丽亚·契诃娃（译注：契诃夫胞妹）的信说：“疗养院规模宏大，我的房间赏心悦目，松树在窗前摇曳沙沙作响，森林环绕，百花齐放……菜肴是一流的，供应鳟鱼、铁钎子烤肉、各种馅饼——我加糖精吃。面包几乎不碰，一天两块糖”。

奥莉加说自己“几乎不碰面包”，现代读者可能要皱眉。今天的营养学家建议我们“每天摄入100克黑面包”，可在战前，面包并不是胃口大开美食家丰盛餐桌的点缀，而是几百万人果腹的主食。极少数“不碰面包”之人照样活得好好的，因为他们有鳟鱼、烤肉外加“各种馅饼”。

令人惊讶的是，战争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依旧不改她的战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1945年4月苏军正准备攻打泽洛高地，大后方莫斯科的糖、谷物和油脂实行票证供应，工人每天800克面包、职员600克、被抚养者400克。而奥莉加身在巴尔维哈，七点钟起床。她写道：“八点钟女按摩师来给我的身体做舒适按压。十点半吃早餐：两盘小菜，奶油咖啡搭配优质黑面包和黄油…… 可选的美食琳琅满目：打泡奶油大馅饼、果冻、汤羹、各式熟肉、鳕鱼、各种精致素菜……他们每天给我送菜单让我自己点。你看，我活得像地主婆”。

但这位“地主婆”的收入可能无法与电影明星及流行歌手柳博芙·奥尔洛娃、克拉夫季娅·舒利任科、利季娅·鲁斯兰诺娃相提并论。战前鲁斯兰诺娃正处于声望顶峰，穿金带银，喜欢收藏钻石、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珍珠…… 是啊，人民歌手没有珍珠怎么行呢？她和第三任丈夫：著名幽默演员米哈伊尔·加尔卡维收集古玩、圣像和俄国画家名作，两人位于拉弗卢申斯基巷的住宅俨然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分廊。

“为了官爷们”

所以渐渐地，在斯大林和战友们宣称的“平等”与表演性俭朴之下，斯大林的苏联变成了等级社会，普通人、低收入者、无特权者和新贵之间形成虽非正式但众目昭彰的分化。此处我们只谈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自由民”，如果算上数百万没有国内护照的集体农民，以及“古拉格”系统关押的囚徒，那么苏联的真实状况离着平等何止十万八千里。

苏联顶级精英、党政领导、军队和经济部门高级干部小心翼翼藏富扮低调，不仅对苏联人民，如果可能的话也对外国人装样子。1935年4月23日美国大使馆办招待会，尼古拉·布哈林身穿旧款长大衣，卡尔·拉狄克（译注：共产主义宣传家、外交官）“穿着某种野外服装”，教育人民委员安德烈·布勃诺夫“穿迷彩服”光临——看来是指军便服和马裤。伊万·别尔谢涅夫、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和亚历山大·泰罗夫（译注：三人都是演员兼导演）穿燕尾服、黑色礼服，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全套黑西装。他们的女伴：索菲娅·吉阿钦托娃、吉娜伊达·莱赫、阿丽西娅·科宁、叶莲娜·布尔加科娃自然穿着她们最好的晚礼服。

尽管如此，纸永远包不住火。

安德烈·纪德感叹：苏联正变得愈发“资产阶级化”，而政府对此持认可、鼓励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共产主义兄弟情谊越来越远：“那些身为或自以为‘当权者’的人面对‘手下’、劳工、女清洁工、保姆等表现出的蔑视或至少是冷淡，怎能不让人心生反感”。

罗曼·罗兰没有试图深入了解苏联社会，却也关注到不平等现象，尤其坐小车在莫斯科郊外行驶的时候。他提请人们注意农民小木屋与“领导及其贵客和受宠作家”大别墅的天壤之别：“在环绕莫斯科的这一地区，分散建着许多别墅，可它们并未标在地图上，这些别墅或者是专为政府首脑建的，或者是留给首脑的客人的，或者是分配给有成就的作家的。用硬石铺就的宽敞林荫道修建了好几条，人们会问这路到底通向何方呢？有人会告诉你：“从莫斯科通向别墅”。在这条路上，隔不远就站一个警察，再不然他们就躲在树林里担任警戒。有一座疗养院，整座建筑都是白色的，在林中勾勒出它那美丽的轮廓。我问这是为谁建的，人们答道：“是为政府的高官哩”。我接着问，那么石油大亨祖巴洛夫那戒备森严的广阔领地如今被派何用场，人们答道：“那儿现在已为高官建了别墅，成了他们的疗养地”。在路上，我们与鲍里斯·皮里尼亚克的车迎面相遇，他像其他作家一样在郊外有自己的别墅……我们在路上还碰到了许多农夫和工人，他们向我们投来忧郁的目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竟然向我们挥起了拳头……”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斯大林生活待遇管窥

---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61年初，一名擅自离开军营的战士意外引发一场大规模骚乱。市民和执法机构在街头对抗，导致1人身亡、39人受伤……

1961年1月15号星期日，克拉斯诺达尔市郊某部队列兵瓦西里·格林擅自外出。此人平素行为不检，自觉不可能找军官请下假来，决定悄悄进城吃喝一顿。但身上没钱，于是从仓库“借”出几套军装（新皮靴和带护耳的帽子很好卖），打算换一桌酒菜。

格林趁人不注意溜出营房，赶在午饭前抵达克拉斯诺达尔集市。他在这里被一支军人巡逻队拦住检查，挣扎逃脱时“借”的东西从大衣里面掉落出来。巡逻队长立刻明白怎么回事，命令将格林押往警备司令部核实身份、继续审查。

格林眼见大祸临头——到了警备司令部肯定要关禁闭好几天，于是朝着围观群众大呼小叫，说自己“无辜被捕”，只不过出来买点儿吃的，就要被他们关监狱！热心市民闻听此言把他们团团包围，要求巡逻队放人，格林趁乱挣脱，躲在一堆空箱子后面。民间纠察队员再次将他抓获，准备先送警务室再去警备司令部。

也算格林运气好，一个前科人员尤里·布亚宁扯着嗓子激化事态，说士兵被警察殴打，为他出头的一个女孩则被纠察队员”揍了”。顿时群情激愤，大家猛扑过去，推搡拥挤中布亚宁所指的那个纠察队员严重受伤，不得不入院治疗。为了安抚人群，巡逻队试图让一个人冒充格林释放掉，却被眼尖的群众戳穿。

后来调查指出，当时是星期日午后，围观人群里面颇有些醉酒的。这些头脑不清醒者之一是哥萨克人尼古拉·奥斯特鲁赫，他声称应该去警备司令部表明态度——惩办欺负人的人。其他人酒酣耳热纷纷附和。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有关部门再次审问该哥萨克，他推说那天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

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150个愤怒群众受到奥斯特鲁赫号召，并肩走向警备司令部所在的红色街，沿途向遇见的每个人宣扬他们要为正义而战。其中有些人没有完全按照自己希望或想象的方式得到赫鲁晓夫政府对待，比如前苏军少校尼古拉·马雷舍夫由于赫鲁晓夫裁军而被转为预备役，在建筑工地干活谋生。还有一个人是周边村民，捕鱼进城售卖，却被纠察队员以“非法交易”的名义没收。工厂工人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也加入进来。闲散人员和社会边缘人不被允许自行其是，平素受了不少压力，今天正好出口恶气。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被生活和政府连番折腾的人们越聚越多，当游行队伍下午三点半来到警备司令部门前时，已经扩大到1000多名。如果说真正喝醉的人无非叫骂一番，出出汗就回家，那么另一些人就表现得更激动，大声呼吁冲进司令部营救被拘押的士兵格林。另外，很多人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记忆犹新，所以出现各种反政府口号不足为奇，比如：“咱们要干得比匈牙利好！”。

众所周知，石块是无产阶级简便易得之武器。人群先朝司令部窗户投掷碎石，随即冲入楼内。警备司令部属于保密军事建筑，当一些腿快之人逼近存放秘密文件的办公室甚至军械库的时候，卫兵果断鸣枪警告。很可惜，虽然警告射击枪口朝上，但室内环境令子弹路径无法预测：一颗弹头被天花板反弹，正好击中九年级（一说十年级）学生弗拉基米尔·萨韦利耶夫头顶，当场死亡。人群被迫后退，把萨韦利耶夫的尸体放在沙发上，像抬棺似的高高举起，血淋淋的上衣用长棍挑着仿佛一面旗，唱着革命歌曲走向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委员会。

骚乱之初的煽动者如布亚宁、奥斯特鲁赫等此时早已不知所踪，人数再次扩大至数千，自发产生了新“领队”。在这热血沸腾的队伍中，首次出现明确反共口号如：“驱逐共产党人，为国伸张公义！”。走近边区委员会大楼时，又齐声唱《华沙工人进行曲》：“仇恨的风在头上咆哮怒吼，黑暗势力对我们下毒手。快团结起来和敌人决一死战，也不必问有什么在前头……”

当游行队伍终于抵达目的地，至少3000人聚集在边区委员会楼前广场。克拉斯诺达尔记者弗拉基米尔·鲁诺夫日后回忆：“人群到达党的边区委员会，人们爬上电线杆叫骂…… 看起来就像一部革命电影…… 很快广场上跑来许多军人身姿、光头锃亮、身穿工人服装的小伙子。其中一位走到我面前，牙缝后面吐出几个字：‘趁没死赶紧走’。我立刻明白这些人绝非普通工人。正如参与此次事件的侦查人员后来告诉我的，他们受命观察和维持秩序，但没发武器……”

说是维持秩序，实际无力维持。片刻即有人攻入委员会大楼，掠夺办公用品，砸烂拖不动带不走的东西。值班工作人员吓得跳二楼逃生，摔断腿被救护车送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有几个人跑进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格奥尔基·沃罗比约夫办公室，拿起转盘电话打给克里姆林宫，指名道姓叫赫鲁晓夫接听。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接这个电话，但莫斯科已经知道事态严重，军队、城市和边疆区内务部门及克格勃人员被运到委员会大楼，便衣特务暗中识别记录参加骚乱者。随着夜幕降临，众人三三两两散去，传单张贴在市内各处，控诉“苏联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和同伙的废话”，传单作者是原苏军军官弗拉基米尔·戈尔洛帕诺夫，他也被裁军裁掉了。

次日（1月16号），克拉斯诺达尔市委第一书记亚历山大·卡恰诺夫从莫斯科飞回市内，希望亲自听取证人证言。部分群众再次聚集起来，当卡恰诺夫现身警备司令部阳台呼吁遵守秩序的时候，石块朝他飞去。书记奇迹般未受伤，撤回屋内躲避。群众最终自行离开，避免了流血事件发生。

1961年1月底克拉斯诺达尔市内展开大抓捕，但仅仅指控了少数最积极的骚乱者。两人被判处枪决，其他人3-5年监禁。后来又对一些判决进行重审。

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内务部）部长瓦季姆·季库诺夫坐镇克拉斯诺达尔清理执法队伍、查找责任人，结果内务总局局长、副局长、检察院侦查部门和其他一些部门的负责人被免职。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27年一个名叫鲍里斯·贡科-戈尔昆的诈骗犯被捕，很快就消失得仿佛从没有过这号人物。此人骗术并不高超，却给政府声誉带来严重损害，因为他既冒充“列宁秘书”，又假扮ОГП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首长。而检察机关案卷材料对他的另一些行为则讳莫如深。

“全俄肃反委员会干部”

1935年6月26日，苏联总检察长А. Я.维辛斯基向联共（布）中央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叶若夫报告，针对一起奇怪案件的侦查业已完成：

“苏联检察院已经结束对骗子鲍里斯·巴甫洛维奇·贡科-戈尔昆（又名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案件的侦查。
侦查发现，贡科-戈尔昆持伪造党员证及其他文件，自1907年以来一直冒充党员，并以‘老布尔什维克’和‘内战英雄’的身份在苏联各地招摇撞骗，诈取大笔补贴、各种福利、疗养证和介绍信等。
虽然1920-1927年期间贡科-戈尔昆多次因欺诈被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却都成功逃脱，并凭借伪造文件屡屡冒充‘老布尔什维克’和‘内战英雄’。1926年8月31日贡科-戈尔昆甚至设法申请到个人退休金。此外，贡科-戈尔昆还从一些机关处领取了预支’退休金’，在呈交这些机关的申请中，贡科-戈尔昆自称列宁同志秘书、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等身份”。

维辛斯基报告中提到，狡猾的贡科-戈尔昆甚至轻易瞒过了警觉的“契卡”：

“1926年12月17日ОГПУ委员会认定贡科-戈尔昆患精神疾病（后来发现是装病），把他送进精神病院，1927年2月逃出，继续行骗。
1927年他在全联盟冶金联合企业谋得差事，预支837卢布出差费，携款潜逃。”

他第二次企图蒙骗ОГПУ失败，维辛斯基报告称：

“1927年9月9日他在基辅被捕，再次送进精神病院治疗。ОГПУ委员会随即判处他3年劳改，但贡科-戈尔昆再次脱逃并躲藏起来。”

两次失手之后，以骗为生的贡科-戈尔昆行踪愈发诡秘，变得很难抓：

“1929年8月贡科-戈尔昆到新舒罗夫斯基水泥厂上班，担任业务主任，贪污1500卢布潜逃。
1932年贡科-戈尔昆使用假文件在哈尔科夫取得一套带家具的终身住房，并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授予红旗勋章。这套住房被他以4000卢布价格出售。
1933-1934年期间，贡科-戈尔昆多次使用欺诈手段从莫斯科、图阿普谢、阿斯特拉罕、索契等城市的不同部门骗得疗养休假证和现金补贴。
1933年底他被新西伯利亚电力联合企业聘为总工程师，1934年2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当经理，1934年5月被卡西莫夫斯基地区任命为地区工程师等”。

贡科-戈尔昆的骗局之所以成功，部分可以归因于革命后混乱局势和新兴社会风尚，在这种大背景下他并不算多么显眼。但1929年党内高层的激烈争吵平息之后，国家领导人着手建立社会秩序，尤其缉拿罪犯和任命干部方面。可奇怪的是，贡科-戈尔昆在这段时期仍继续骗得职位和物质利益。维辛斯基报告亦未明言贡科-戈尔昆为什么突然事败被捕，难道中央领导对此早有察觉吗？

“一套证书”

1937年谢尔布斯基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所长Ц. М.法因贝格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贡科-戈尔昆被捕后法因贝格对他进行检查，称其为“患者С”，认为该人能够行骗多年的原因是伪装成苏联精英阶层要人：

“С.在他的圈子里号称‘门路大王’。案情明确，С.扮演的角色既是供应者也是需求者。他在各个机关都有熟人，清楚知道可以从哪里获得稀缺物资，以及追求稀缺物资的人能拿出什么做交换”。

总的来看，稀罕货是用高级优待权和必要文件换取的：

“С.拥有一整套证明文书。他在事业开始之初就骗取了红旗勋章。他有赤卫队员证、红色游击队员证，光荣共青团员证，最高级内部合作社（译注：特供商店）出入证，剧院通行证，免费乘坐火车、轮船证，免费乘坐城市轨道交通和公交线路证。С.领取个人退休金”。

有些时候贡科-戈尔昆又表现得很高调：

“他冒充ОГПУ高级首长，身穿带菱形章的军服招摇过市。另一些场合他以列宁格勒州检察干部的身份活动。有一回他穿着带菱形章和红旗勋章的军服出现在克里米亚，吓唬一个疗养区的负责人，威胁要以无秩序为由逮捕所有人，接着他前往‘马桑德拉’酒庄的葡萄酒仓库，安排运送五百瓶珍稀昂贵的非卖品葡萄酒到莫斯科，然后离开。于是这五百瓶酒按照成本价装车发往莫斯科”。

然而耍花招攫取五百瓶专供国家领导人享用的红酒并不是压垮贡科-戈尔昆的最后一根稻草，“门路之王”也有摸不着门路的时候，难免令他的主顾大失所望：

“在他面前——正如证人所描述的——没有进不去的门。随着‘顾客’越来越多，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С.被抓获，根据1932年8月7日法律起诉”。

“八七法”的严厉惩罚甚至包括死刑，贡科-戈尔昆企图装疯保命。法因贝格写道：

“受试对象的状态在研究所开会讨论之前一切正常。自从对他宣布他精神正常、将被送回监狱的那一刻起，立刻有了相当激烈的反应。他惊惶、哭泣，不停找机会跟医生谈话，极度紧张、慌乱，说自己会被枪毙，说他们‘来了’、‘要走’。不听医生讲话，翻来覆去念叨同一件事，在病房坐立不安。后来送回劳动改造机关，他仍是这种状态，明显变瘦，开始抠抓旧伤疤，形成不愈合的大伤口。他不再照顾自己，满身污秽，抗拒一切，最后不回答任何问题。这样一来他又被送回研究所，行为表现如故，不回答问题，不停走来走去。他持续抠抓伤口，体力消耗殆尽。每当试图把他转移去什么地方总会拼命抵抗”。

“揭发自己和别人”

不过当他的同伙被判刑处理之后，贡科-戈尔昆就换了一幅嘴脸：

“受试对象进入塔甘斯基监狱，随着案情渐渐明朗（其他刑事被告每人获刑5年），他的状况也慢慢好转。开始专心劳动，干活出色，很快被提拔做组长，行为积极活跃，能够自我照顾。最后С.出庭聆讯。法院审理期间受试对象举止平静，交代了一切必要信息。他未表现出任何精神紊乱迹象，审讯中从未啼哭。回答问题干脆利索，供述诚恳，揭发自己和别人，一直强调自己句句真话。实际上他做的很多勾当都没有特别的利益，只因喜欢炫耀、喜欢显示自己能力。尽管审讯过程中需要引用大量材料，但事实证明他是个条理性强、记忆力好的人”。

贡科-戈尔昆显然打算用认罪、忏悔换取从轻发落，可他在侦查期间透露的某些情况被认为属于加重情节。维辛斯基报告指出：

“这些年间贡科·戈尔昆走遍苏联各城市，多次以领养名义从孤儿院带走女童，奸污后再送回孤儿院。
例如，1927年他从新罗西斯克孤儿院带走10岁的叶莲娜·伊萨耶娃，1929年奸污。
1932年以同样方式从孤儿院带走14岁的娜斯佳和12岁的塔塔尔族女童阿比别奸污。
1934年从奥伦堡孤儿院带走14岁的妮娜·加采娃，同年奸污。诸如此类。
贡科-戈尔昆在口供中承认了奸污儿童的事实和自己的冒险经历。
法医精神学家鉴定贡科-戈尔昆精神正常。
根据1932年8月7日法律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刑法典154条之规定，起诉贡科-戈尔昆一案由我本人提交РСФСР最高法院特别庭不公开审理。检察员已接到指示坚决要求判处贡科-戈尔昆枪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57年，曾经被斯大林强制驱逐流放的车臣人民和印古什人民恢复正常生活后，在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普里戈罗德内地区首次发生了奥塞梯人和从哈萨克斯坦归来的印古什人的冲突。自那时起两个族群之间矛盾不断。1972-1973年印古什人开始倾向让普里戈罗德内地区并入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形势变得愈发紧张。苏联领导层对高加索民族问题疏于关注，大大加剧了局势恶化。

1981年10月21日，纳兹兰地区普利耶沃村出租车司机卡孜别克·贾格罗耶夫被身份不明凶手杀害。苏联内务部奥尔忠尼启则高级指挥员学校代理校长纳巴托夫上校预判该人葬礼可能演变为骚乱，命令全体人员和设备进入全面备战状态。10月24日葬礼举行，当约一千多人的送葬队伍走向墓地，几位妇女开始呼吁把棺材抬到共和国州委大楼。她们的话产生了影响，送葬队伍改变方向朝着奥尔忠尼启则市（弗拉季高加索）进发。苏联内务部人员出面阻拦，但因为妇女儿童走在最前，无法使用武力，结果被冲开。另几处路障同样被破坏，部分军校学员和警察受到人身攻击，葬礼队伍逐渐扩大至三千人。见情况逐渐失控，警察局领导命令学员和民警撤回奥尔忠尼启则。正在休假的内卫军学校校长伊万诺夫少将被紧急召回。事件迅速报告给苏联内务部中央机关。

下午三点半左右约四千人聚集市中心，挤满了州委及共和国部长会议所在地：自由广场。装殓贾格罗耶夫尸体的棺材停在大理石讲台上。最活跃的示威者们走到州委门前，呼吁第一书记比拉尔·卡巴罗耶夫出面谈话，要求把印古什族人至少从普里戈罗德内地区驱逐出去，最好彻底逐出共和国。卡巴罗耶夫拒不露面，人群被激怒。虽然自由广场周边已被军校学员封锁，但大量奥尔忠尼启则市民，尤其市中心的年轻人仍继续赶来加入示威。

随后情况突然恶化，被封锁的示威人群开始冲击州委大楼。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内务部特种排勉强把比拉尔·卡巴罗耶夫从楼内救出。双方战斗时一名军校学员被人扔下二楼身亡。卡巴罗耶夫尝试安抚人群无效，不得不返回楼内筑垒坚守。与此同时人群还开始攻击学员警戒线，朝他们扔石头、抡棍子、拳打脚踢，女人们用指甲抓挠学员头脸。学员被迫撤回校舍进行防御，骚乱者突破未果，继续丢石头砸窗。学员发射“稠李”催泪瓦斯罐，反被对方掷回窗内。

伊万诺夫少将命令发放枪支，军校的军官和准尉领到武器，机枪手和装甲车驻扎校内警戒，二年级、三年级学员被从集体农庄召回。10月25日凌晨1:15军校同时出动两个营加两个连，将骚乱人群逼退到市文化公园深处，干净利落地肃清广场。2点钟格罗兹尼警卫团第1摩托化营赶到，随后奥尔忠尼启则诸兵种联合高级指挥员学校、奥尔忠尼启则防空导弹学校、北高加索军区摩托化分队、内卫军部队、警察独立摩托化大队、皮亚季戈尔斯克警备司令部、第54警卫师特种部队、捷尔任斯基师特种连（“勇士”部队），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和预备役军人先后开进城市。中央派遣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尤里·丘尔巴诺夫（译注：勃列日涅夫女婿）率领的几位将军和苏联副总检察长巴热诺夫等人坐镇奥尔忠尼启则指挥。

10月25日-26日又有六千多人猛打猛冲进入自由广场。这些人手持棍棒、石块、钢筋等简易武器，不仅企图冲击州委和军校，还想破坏拘留所、共和国话剧院、检查点、共和国银行、“弗拉季高加索”宾馆和“十月”电影院。内务部门使用水炮等特种手段进行镇压，装甲运兵车被骚乱者的燃烧瓶点燃。

10月26日夜间骚乱基本平息。内卫军、警察和克格勃进行大规模搜捕，之后三天抓获约800人。

根据官方资料，此次奥尔忠尼启则市骚乱造成1人身亡，328名军人不同程度受伤，其中226人是内卫军学校学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37年2月23日-3月5日联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全会，开启又一轮规模空前的大镇压。虽然苏联检察院成功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政治审判秀”，但国家领导人始终让检察机关在揭露“人民公敌”方面屈居第二，内务人民委员部才是主力。1935-1939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安德烈·维辛斯基积极参与、配合斯大林迫害无辜，作风果断、凶猛，人送外号“亚瓜列维奇”（译注：“美洲豹”），后世对他多有抨击。这种负面评价当然是有根据的，不过历史上的维辛斯基也有着另一面。

1936年12月11日苏联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出席一次普普通通的侦查员代表培训会，发表了一番颇不寻常的讲话。那个时候高级官员公开评议下级工作司空见惯，尤其考虑到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所以总检察长在会上对检察机关侦查员提意见是很正常的，但维辛斯基指出，在座各位应当从新的、经济的角度看待工作中的错误：
“我们有很大比例的案件未经开庭审理就被法院退回补充侦查或彻底中止诉讼。此类案件数量高于理想水平。在涉及严重犯罪、可能被判处严厉刑罚的案件中，因这样或那样原因被法院退回的竟达45%。有些同志不考虑这意味什么，不明白这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宝贵的元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资本：人力，造成了最大的破坏。许多人由于被起诉和频繁监禁白白脱离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有很多人因为被传唤出庭作证，浪费大量时间。某些情况下侦查员痴迷专家鉴定：为一点小事就传唤专家到庭，导致一名宝贵的专家扔下手头重要工作，这也很常见。”

维辛斯基举了侦查工作低劣的例子，指出不允许歪曲案件事实和伪造证据。又谈了不少关于侦查员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事实。他说：
“到现在还时不时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没地方处置，就送交司法机关，如果司法机关也处理不了，就扔给侦查员。结果这些侦查员干出来的事情，真让人替他们脸红”。

总检察长举了个具体事例，强调案卷中存在的文法错误和逻辑谬误：
“一位侦查员起草了这样的文件：‘此处有一具无名女性户体。请求进行解剖，查明怀孕和其他暴力致死迹象’等等。显然，按照这位侦查员的观点，怀孕也算暴力致死的一种迹象。勘查笔记如下：‘1936年10月13日西部州中布达地区人民侦查员戈里布诺夫（记住这个姓）等人踏足户体（“尸体”写成“户体”）被发现地点，当着见证人的面进行查验及确定（“确定”首字母大写）。在莫斯科至基辅（“基辅”全小写）铁路线和中布达市土路之间。在距离铁路1.5千米的树林。在土路西边1千米。在西部铁路格洛詹科会让站东边1千米。在核桃树丛附近躺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女性，被外套和头巾覆盖，她南边有乌克兰文印刷的报纸碎片。户体旁边有不明显的人类鞋印。户体周围再没见其他痕迹。查看户体：无名女性大概22-23岁。头朝东北脚朝西南脸朝下，趴着。两腿伸直交叉（一腿压一腿）。左臂在头下弯曲。右臂在侧面弯曲（怎么弯的侦查员未写）。双手曾抓握泥土和草，是死亡之初乱抓地面所致（为何是死亡之初而非抵抗过程中）。双手有凹痕（擦伤）。黑色头发凌乱，发中有一个女式头饰和两个别针。户体盖着褐色呢绒女外套，衣领黑旧衬里磨损，头蒙着羊毛头巾，头下粘着钢灰色新鲜蘑菇，外套口袋内装两条白手帕和新鲜橡子…… 脚穿黄色旧高跟鞋，黑色丝袜，又穿黄色毛线衫。然后穿奶罩（估计指胸罩），内衣是纸色小衫，下穿白布内裤。脖子有带血凹痕。然后用一块手帕勒着，后面打两个结紧紧绑住。胸前有蓝色斑点，看似旧痕迹，无法预定。有金牙，闭着眼，张着嘴。户体已送往医院调查。’（签名）侦查员某某，见证人某某。”

维辛斯基强调，此类侦查案卷是业务能力低劣的极端表现：
“你们会说：这样的案子太罕见，根本凤毛麟角。当然，这种材料并不经常遇到，但遇到一份就足以令我们敲响警钟。”

苏联总检察长的讲话发表在报上，成了下属们的行动指南，开始揭发各级不合格检查干部。地区检察员В.梅斯洛夫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组织工作的若干问题》的简讯，指出：
“尽管我们的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普遍成长，仍无法满足已经提高的要求。当一个中心大城市的检察员分不清上诉和发回重审的区别；当另一位同志听人谈论莎士比亚，声称他1933年似乎根据八七法‘办过’这个案子——多么像悲哀的笑话啊。”
（译注：八七法即1932年8月7日颁布的所谓“三穗法”，亦称“五穗法”，首次引入“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之概念，开始在农村地区设岗防范、打击“偷粮”行为）

苏联检察院的В.扎伊采夫撰文提到地区、市、州和共和国检察干部的人员素质：
“过去我们已经有了对检察员/侦查员工作进行鉴定的经验。但应该直白地说：这套经验在绝大多数边疆区、州和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比如，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检察员努尔扎诺夫同志提交对人民侦查员”Н. Н”的鉴定意见，说该人的特点是：“政治水平低，但阶级性纯粹”。
你是不是以为努尔扎诺夫同志会推荐该人去学习或直接以知识欠缺为由解职？错了——努尔扎诺夫的结论是：“宜晋升为地区检察员”。

奥伊罗特自治州检察员戈尔贝格同志提交对本州某区检察员的鉴定意见：
“联共（布）州委因长期酗酒和损害检察院声誉为由将Н. Н同志解除职务……Н. Н同志的主要缺点是喝酒无度，若非这一点，他完全能够胜任区检察员。如果Н. Н同志今后不再酗酒，可让他做侦查员；考察一段时间，如果Н. Н同志彻底改正错误，那么还可以做回区检察员职务。否则他未来再酗酒的话，肯定会被开除党籍并撵出司法系统”。

哈卡斯自治州检察员扎罗夫同志的一份鉴定意见：
“……该人熟悉检察工作，但头脑笨拙，推一下动一下，不守纪律，缺乏主动性，在哈卡斯自治州内不受尊敬。作为富农的儿子，应当立即把他调离哈卡斯州派往其他边疆地区”。
按照扎罗夫同志的观点，似乎这位多次被开除党籍的富农之子如果调往其他地区就会受人尊敬，所以建议把他赶快从哈卡斯州打发出去。

继续说回维辛斯基。总检察长不仅批评手下不合格的检察员，还在一次培训会上出人意料谈论法院在通过斯大林主义新宪法方面的重要性。此前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有些法官爱对细枝末节问题吹毛求疵，阻碍检察员惩罚违反苏联法律的人。但这一次，总检察长的口风似乎突然转向：
“有些人总认为，法院的判决很糟糕，判错了，没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做出正确决定。这种观点不对。关于法院工作上的种种缺陷，不要忘记，是侦查限制了法院工作，那么，一条普遍的、绝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法院工作好不好取决于侦查，整个司法系统好不好取决于法院”。

维辛斯基接下来讲的更惊人，直接涉及部下的政治态度：
“某些人认为，客观性似乎是资产阶级偏见，是不问政治的、超阶级的，追求客观性就等于‘抛弃阶级斗争、阶级政治’。这不对。按我们的理解，客观性并不抵触我们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利益和使命。相反，客观性有助于我们准确反映现实……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侦查员满怀政治热情客观工作。这话什么意思？首先，如果一个侦查员不尊重事实，忽略事实、歪曲事实，像人家说的，‘将就将就’（在座各位有不少‘将就’高手，请原谅），会使人怀疑侦查材料的可靠性”。

1936年12月15日苏联总检察长第777号令体现了维辛斯基的上述观点，该命令要求传达到全国检察人员：
“别科夫斯基地区执委会（萨拉托夫边疆区）屡次要求区检察员泽尔纳科夫同志对一些人提出非法起诉，例如：
1) 区执委会认为纳雷什金村火灾是阶级敌人对本村积极分子突击手佐尔科夫的进攻，希望检察院立即逮捕罪犯并组织公开审判。但泽尔纳科夫同志拒绝这一非法要求，查明佐尔科夫早年是诵经士，不是什么积极分子、突击手，火灾系其本人为了骗保自行纵火；
2) 一个9岁男孩向区执委会主席叶夫图申科乘坐的汽车投掷石块。叶夫图申科认为系恐怖活动，要求检察院立即组织对该9岁男孩的公开审判。泽尔纳科夫同志未执行这一非法要求。
泽尔纳科夫同志无视区领导的一系列非法要求，被后者视为反对区领导，九月份两次把泽尔纳科夫开除出党。党命令将此案提交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局，其决定已发表在1936年12月13日《真理报》。
由于注意到泽尔纳科夫同志特殊的坚定性、连续性和顽强毅力，以及他对自己在社会主义法制斗争中身为检察人员的职责的正确理解，特奖励他两个月工资，并以苏联检察院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

1937年3月2日维辛斯基参加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发言也体现了他的这种观点：
“不断感觉到，侦查机关在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足之处。如果细看那些没有引起我们这么多关注的案件，就会发现不足之处比比皆是。在我看来，这属于内务部门侦查工作和我们检察机关工作的一种基本缺陷，首先就是把侦查建立在被告口供之上的倾向。
我们的侦查员很少关注客观证据、实物证据，更别提专业鉴定了…… 但我重复一遍，实践中大多数情况的侦查工作主要追求获得被告本人供词。如果整个案件仅建立在被告的有罪供述上，将会带来相当大危险。倘若这种案件开庭审理，被告当场翻供收回自己以前供词，那么案子就可能败诉。这种情形下我们等于被彻底缴械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材料来支撑被告的坦白交代，完全没办法反驳他的翻供”。

维辛斯基接着举例说明内务部门侦查员的工作方式：
“我需要指出的是，内务部门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优秀的，能够理解并正确完成我党交付的任务。但这些人身边还有些人至今不理解党对他的要求，做不好工作。这方面有几个例子。我手边这份材料是1936年12月19日的审讯笔录摘要，来自黑海舰队军事检察员沃伊捷克同志。
这份摘要显示了某些内务部门工作人员是怎么审讯的。提问：‘卑鄙谎言根本蒙不了谁。你知道这件事，就像你也知道马被毒死了’。答：‘我听说有人要偷东西，不知道偷了什么’。问：‘你的回答纯属打自己脸。你是不是脸皮厚的都没感觉了’。答：‘没，没感觉……’（台下笑声）。这算什么审讯？这算什么侦查？这叫什么事儿？就为了听被告说句：‘对，我有感觉’，等开了庭，被告反悔说：‘不，我没感觉’，检察员可怎么办呢？（台下笑声）”

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听了无言反驳：
“维辛斯基同志刚才讲的都对，我还可以补充更惊人的事实。很遗憾，我们下级机关的情况很不好。有出色的人，但也有低能的人。这方面不仅我们有罪，侦查机关的罪同样不少。应该加以纠正，我们也会进行纠正”。

维辛斯基讲话的核心意思是，如果一起政治案件除了被告口供没有别的证据，压根就不该起诉和开庭。否则不仅欠考虑，而且跟刚刚通过的斯大林宪法相违背。而以当时的检察员和侦查员实际素质，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得到纠正。于是维辛斯基推动斯大林及身边人绕开检察院和法院进行镇压，也就是通过“三人小组”和“二人小组”。

如此一来，苏联总检察长巧妙摆脱了大量极不愉快的工作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他可以替自己辩称：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检察干部参加“三人小组”，依职权有责任监督内务部门侦查，他们大多数时候“未看到”任何明显违法活动。后来开始对政治镇压受害者进行平反，罪责首先落在内务机关头上。所以啊，那阵子的苏联检察员们真该感谢“老谋深算”的安德烈·维辛斯基。

附录：

安德烈·维辛斯基致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函

1939.5.31
秘密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Л.П.贝利亚同志：

最近，每次特别会议审议的案件数量均在200-300件之间。因此，平均每个案件的审理时间不超过一分钟。这当然无法保证我们在处理案件时不出错，即使这些案件在提交审议前已由特别会议秘书处和检察官进行过初步审查。

我认为有必要请您增加特别会议的召开频率，每次开会审议较少案件，并延长每次会议的审议时间。

A. 维辛斯基

（俄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目录8131.案卷143.39页）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68年9月27日早晨，库尔斯克火车站前广场突然响起枪声。起初人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随即有人中弹仆地，方才惊觉凶手从暗处射击无辜群众。此次事件造成13人死亡，是苏联最血腥的大规模杀人案之一。

维克多·科尔舒诺夫和尤里·苏罗夫采夫是苏联内卫军驻库尔斯克7527部队军人，科尔舒诺夫是列兵，苏罗夫采夫是上等兵(ефрейтор)。虽然后者军衔高，但在二人的关系中前者是毫无疑问的“大哥”。

事实上，苏罗夫采夫有心理问题，表现为情绪波动大、幼稚、亢奋、无力独自解决问题，不适合当兵。但他仍然在经历过精神崩溃入院治疗后进入内务部队。此前曾求学，却因表现不良被学院开除。另外早年他父亲犯抢劫罪被判刑。

21岁的科尔舒诺夫则完全相反。他自幼就是个难对付的孩子，生性残忍好斗。父亲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做过伪警察，因此判刑25年，母亲独自拉扯儿子费尽心血。科尔舒诺夫当兵前也曾在高等专科学校念书，期间偶尔大声表露自杀念头，1966年因品行不端被开除，10月份入伍分配至7527部队。

科尔舒诺夫进入军营如鱼得水，很快掌握刺刀格斗和步枪射击，打靶永远第一名，评为所在部队最佳射手。他平日无违纪行为，出身前几周被授予“苏军模范”胸章(Отличник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该章颁发给在战斗训练、政治学习中成绩卓著及严守军纪的基层军人，虽不同于军功章和荣誉奖章，也不是随便哪个兵都能获得的。但他的扭曲性格丝毫未改，战友们纷纷躲着走，遂跟有心理问题的苏罗夫采夫交上朋友。二人相处时认为“赖活着不如好死”，幻想劫持飞机、杀掉驾驶员，飞去喜欢的任何地方。

总之，1968年枪击案发生时苏罗夫采夫刚服役一年，科尔舒诺夫不满两年。

1968年9月中旬科尔舒诺夫收到恋爱对象来信。这是他头回谈女朋友，中途曾有一段相当长的、说不清的停顿。姑娘写信告知她已决定和别人成家，婚礼即将举办，谁也拦不住改不了。

科尔舒诺夫深受刺激，酝酿已久的自杀念头重新炽烈起来。但他缺少勇气断然自裁，终于在打靶场上精神崩溃。当时他手持自动步枪，听一位军官对他说了句什么话，骤然歇斯底里，威胁杀光上级和战友再自杀。所幸旁人夺下他手中武器，强制入院治疗。科尔舒诺夫出院后找到苏罗夫采夫约定结束生命，但之前必须干一件惊天动地大事，比如攻打市内某个政府部门。苏罗夫采夫表示同意，开始着手准备。

二人等待几天，等到科尔舒诺夫9月25日深夜在连队站哨的时机。如此只剩一个障碍：连勤务兵。科尔舒诺夫友善建议勤务兵去睡觉，他自己照管一切就行。勤务兵不知有诈，回屋休息了。二人潜入军械库，盗取预先藏好的手枪、两支АК-47步枪（锯断枪托）和240发子弹，神不知鬼不觉溜出营房。

二人搭顺路车到库尔斯克市中心，并无具体行动计划。最初设想攻打市委大楼，但那栋建筑很大，凭两个人无法控制，而且警察局就在背面，成功机会渺茫。此外还得找个隐蔽地方等天亮，拎着两个大皮箱可不容易。故临时决定到火车站街1号公寓楼藏身，因为他们认识其中某户家人。

两人找到这间位于四楼的二居室公寓，按门铃。此时屋内有8个人，包括66岁户主叶芙多基娅、大女儿塔玛拉（38岁）、小女儿瓦莲京娜和丈夫阿纳托利及四个孩子，外加留宿的亲戚。叶芙多基娅起身开门，应声而倒。接着科尔舒诺夫拿枕头当消声器连续开枪，紧随其后的苏罗夫洛夫用铸铁熨斗猛砸，又杀死四个人，只留塔玛拉和她的两个孩子（7岁、9岁）。逃兵告诉塔玛拉他们是“复仇者”，塔玛拉苦苦哀求饶小孩一命，二人表示如果买回伏特加来就照办，于是塔玛拉上街买酒。

虽然科尔舒诺夫顶着枕头开枪，但集体公寓内墙隔音效果不好，惊醒了个别人，包括清洁女工玛丽亚。玛丽亚狐疑地打电话报警称有人开枪，值班警察更怀疑，说会不会是摩托车从楼外经过，睡梦中听错了？毕竟谁也想不到1968年的库尔斯克市中心能有人开枪，何况警局暂不知道有士兵携枪逃出军营。

塔玛拉买酒途中偶遇一位地段警察，出于担心和恐惧没说话。等最近的商店开门买完伏特加回家一看：两个小孩已被枪和熨斗杀害了。塔玛拉悲痛欲绝，挥拳扑向凶手，反被殴打、强奸。塔玛拉试图自杀，被逃兵阻止关进厕所，又把尸体也拖进去。科尔舒诺夫和苏罗夫采夫干完这些，开始看电视、喝酒。

他俩连喝一昼夜，酒喝完苏罗夫采夫又跑出去买。9月27日早晨二人决定从窗口向下射击，因为这个位置对着火车站站前广场，往来旅客、行人一览无余，真是绝佳“活靶子”。晨八时许科尔舒诺夫在窗边选定位置，瞄准开枪。此时广场上群众不少，郊区开来的通勤火车已经抵达。“最佳射手”的短点射十分精准，他在靶场拿冠军，今天第一次有机会实际运用。科尔舒诺夫扣动扳机前叫苏罗夫采夫拧开收音机，并让他一起射击。

刚开始匆匆忙忙的人群没察觉奇怪声响，随着一些人栽倒，恍然大悟有人朝他们开枪。战争结束才二十几年，广场上就有退伍老兵，他们很快判明子弹射来方向，指挥大家进候车厅躲避。

枪响个不停，公寓楼住户再次报警称四楼某户出事儿了。8点15分一辆囚车驶入广场，车内押着四名准备移交莫斯科的囚犯。科尔舒诺夫和苏罗夫采夫立即瞄准射击，打死一个19岁囚犯。驾驶员以为碰上劫囚事件，迅速开车钻小巷。随后赶来的急救车亦遭射击，所幸无人伤亡。

大批警察闻讯奔向公寓楼。当年没有专门训练的防暴警察，更没有反恐部队，只能靠普通民警打击武装匪徒。他们在驻军协助下封锁站前广场和附近楼院，指挥部设在一处公寓内。几个警察走到二居室门口，逃兵听见脚步对着木门盲射，差点儿打中。

案情立即报给内务局，内务局上报市委、州委和州克格勃。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闻讯，要求活捉枪手送交军事法庭。

市警察局长抵达现场，试图与逃兵谈判，然而很快就被闹糊涂了。通常而言犯罪分子劫持人质总有某种目的，或者索取钱财，或者提出要求。而这俩逃兵不一样，他们既提不出什么要求，似乎也说不清自己要什么、为何这么做。由于不了解对方意图，警察暂时无计可施。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逃兵变得愈发激动，扬言杀死包括儿童在内全部人质。这时候警察根本不知道住户早已死得只剩一名妇女，被迫取消了钻墙孔灌入“稠李”催泪瓦斯的方案。

几乎与此同时7527部队官兵赶来，他们先借助一辆装甲运兵车疏散伤员，用车身做掩体，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州治安局谢尔盖·施马吉洛夫少将走到二居室门旁谈判，无结果——逃兵仍然不提要求。十点左右7527部队副指挥员接手谈判，他和警察不同，知道自己对付的是什么人。所以无视强硬坚决的科尔舒诺夫，直接跟意志动摇、易受影响的苏罗夫采夫对话。这一招果然有效，尤里·苏罗夫采夫已经醒悟自己闯下大祸，情绪极其低落。

科尔舒诺夫下定决心求死，可他对世界满怀仇恨，死前必须多拉几个垫背。而苏罗夫采夫完全是听信“大哥”怂恿盲从作案，当他渐渐明白过来，终于陷入狂乱状态。门外指挥员及时察觉，开始用职权施压，通过扩音器催促投降。科尔舒诺夫不为所动，苏罗夫采夫则叫喊自己管不了战友。指挥员随即要求军衔高的苏罗夫采夫命令科尔舒诺夫缴械，科尔舒诺夫怒火中烧，明确拒绝，但终归不敢向苏罗夫采夫开枪。于是指挥员要求苏罗夫采夫击毙违抗命令的科尔舒诺夫！

片刻听闻一阵枪响。警察等候10分钟破门而入，见科尔舒诺夫身中23枪，苏罗夫采夫瘫坐墙边抽泣无抵抗。至于屋内究竟发生什么，有三种版本：1.科尔舒诺夫自杀，叫苏罗夫采夫补枪；2.科尔舒诺夫不敢自杀，叫苏罗夫采夫杀自己；3.苏罗夫采夫击毙同伙。无论怎样，持续两个小时的屠杀结束了。

大量居民听说凶手一死一落网，聚集警戒线外高呼“处决强盗”。警察怕苏罗夫采夫被愤怒群众揍死，给他身穿警服、冒充负伤警员带离现场。审讯期间苏罗夫采夫爽快招供了全部情况。

枪击共造成13人死亡、11人不同程度受伤。1968年11月军事法庭判处尤里·苏罗夫采夫极刑，不准上诉，并赔偿幸存者塔玛拉552卢布。他在狱中不停祷告，请求宽大。1970年5月被执行枪决。

由于这种血腥而无动机的暴力犯罪当年十分罕见，人们难以相信两个苏军士兵仅仅为了“逃跑”就实施一场大屠杀。社会流传各种猜测，说他俩真正目的在于“解救囚犯”——这当然不是事实。尽管政府对案件严加保密，但“美国之音”得知消息做了简短报道，却误称两名逃兵是“抗议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见者”。

延伸阅读：

1970年季托夫卡军营枪击案

1987年士兵枪杀八名战友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诗人、作家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乌欣活跃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他1924年生于弗拉基米尔省弗拉基米尔县阿列皮诺村（今弗拉基米尔州索宾斯基地区）农民家庭，是第十个孩子（老幺）。
俄罗斯农村始终是索洛乌欣文学作品的主题。苏共中央刊物《共产主义》杂志1982年第二期登载了对索洛乌欣的严厉批评，指责他“跟上帝调情”。索洛乌欣是最早公开提出重新思考列宁在俄罗斯历史中形象的人之一。“改革”年代流行一种观点，谓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属于“歪曲列宁理论”，而索洛乌欣针锋相对指出：那其实是列宁政策的必然延续。

以下段落摘自他1976年散文集《最后的阶梯（同时代人的自白）》：

农民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变成今天这样？大家自己心里都清楚，我们的集体农庄一片狼藉，庄稼收成很少，冬天用树枝子(веточный корм)喂牛，牛就站在齐膝深屎尿里，人都跑进城了，没跑的终日烂醉……

复活节那天我决定去教堂，去叶洛霍沃大教堂。复活节夜晚教堂附近总是噪杂吵嚷如巴别塔底：大客车围成圈，警察拉警戒线，共青团小组、纠察队——尽一切手段阻拦年轻人进教堂。而在每座教堂周围，都有十座这种大教堂无法容纳的人群。

您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是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的兴盛处。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这难道不是俄罗斯妇女的耻辱吗，这难道不丢脸吗！俄罗斯曾经遍地羊皮，如今我国女人为了求购一件保加利亚或加拿大的所谓熟羊皮大衣，不惜支付离谱价钱，一件上千卢布。这可是俄罗斯——毛皮之国。亚洲人来莫斯科排好几天队，买地毯带回地毯之乡中亚。

您知道吗，莫斯科的供应多多少少算体面了，其他几个大城市也差不多。奥廖尔人、库尔斯克人、坦波夫人、沃罗涅日人、弗拉基米尔人、喀山人、沃洛格达人到莫斯科采购，用网兜装着香肠、肉、鸡、蛋、奶渣、荞麦粒，有时甚至白面包回家。您知道吗，距离莫斯科50千米的地方买不着香肠和肉。更别提一个文明国家所应有的三十、四十种花样香肠了。就算在莫斯科您也买不着美味肠、熏肠、布伦瑞克肠等各式香肠，专为“有名有姓”之人服务的内部供应店除外。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个谁说的：“人民和党团结一心”。
您知道吗，有的城市整月不卖肉，油和奶经常断货。人家告诉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委凭票发给病人和儿童牛奶。这可是西伯利亚，曾经泡在黄油里的地方。（还有两件小事。我朋友热尼亚·马利采夫1976年4月在叶列茨肉类市场亲眼目睹他们以每千克17戈比的价钱卖牛骨，天天如此。除了这些骨头，叶列茨不销售任何肉。我本人在纳尔奇克市见到如下场景：大型肉品商店，镀锌板柜台干干净净，顾客不见踪影，售货员闲得翻书。店内除了猪蹄一概全无，在这个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城市，形同羞辱人。）
沃罗涅日人、奥廖尔人去莫斯科搬运香肠、鸡肉、鸡蛋。又托我买牛舌、买小牛肉，6卢布1千克的话就不要了。想想这价钱，再想想如今工资。您看看农村的国营店、村办商店，瞧瞧卖的都是些什么。这就是人民的幸福吗？这就是忍受煎熬折磨所换得的吗？

您打算做晚饭，心里想着：要么买两块牛里脊、小牛肉、牛肝、牛舌、牛肚，要么买猪蹄、猪肉、乳猪、鸡杂、火鸡、牛乳房、兔子。结果您进进出出二十间商店，只见一级牛肉和二级牛肉，且是冰冻的，或者一级、二级羊肉，最可能的情况是：光有牛腰子。这就是您的全部选项了。活在莫斯科您就偷着乐吧，外埠岂有这等好事。
您打算买蘑菇（我国森林盛产蘑菇），心里想着买哪种好呢：卷边乳菇、绒毛乳菇、丑乳菇、乳牛肝菌、红菇、鸡油菌、白菇、桦蘑、香菇，或者买块松露，或者买瓶酸腌凯撒菇？您连问一百间商店，要么根本没蘑菇，要么只有一种今天刚好进货的蘑菇。最可能的情况是：只卖酸腌牛肝菌。
唉，别考虑吃的啦。去花店吧。人家今天只卖菊花，虽然您很想要兰花、玫瑰、报春花、风信子、石竹花、鸢尾花、郁金香。您不能这样高要求，您正经历花卉短缺呢。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而这种专为“贵人”开的店，这些“小白桦”，难道不是天天打老百姓脸吗？同样的伏特加，为什么卖50卢布而不是4.12卢布？为什么搞得那么高级那么纯净？为什么店里一切东西都比外头贵至少五倍？而且，为什么这种商店有的国内其他商店没有呢？这也是为了劳动者利益吗？

全体国民，除了高级领导，都被屈辱的、难以忍受的排长队困住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已持续约六十年。不仅商品短缺，精神上也受损害。一位经济学家曾告诉我，即使到今天我国消费领域仍存在故意的“剪刀差”，即需求大于供给。这不仅是个商业问题，也是政策问题。毕竟求大于供的情况下顾客无从挑选，任何破烂货、残次品总归有人买。但最要紧的是，排长队的人不再是完整的人，他沦为忍气吞声、低三下四的“半人”，忘了尊严，忘记自己是个自由、自尊的人。

莫斯科有个泳池，名字就叫“莫斯科”泳池。没错，广大劳动群众是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原址上游泳。但泳池边的小木屋怎么回事？知情者叫它“木房子”，是个专门的芬兰浴室，有地毯和捷克啤酒，前厅还有壁炉。来吧，随便什么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都进来享受吧，可惜人家只招待少数人。这类人还有特别汽车、特供食品（所谓“黄米”）、公家别墅、特权疗养院（第4局）（译注：指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为党的最高层干部服务，今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之前身）、特殊门诊部和医院、特级多房间优质住宅、内部影片、免排队买电影票的入场券、专门保留的火车票，以及一拨就通、免着急上火的服务电话，不用像我们打“09”的时候永远占线忙音。这算哪门子平等啊？

— 但是人民有休假的权利，有去疗养院和休养所(Дом отдыха)的权利。
— 我本想告诉你：这些休养所一个房间睡四个人，闲极无聊沿着公园小路乱走，喝点儿酒，钻进灌木丛寻开心，在所谓“群众文化工作者”带领下合唱《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跳麻袋。但我想说另一个问题。著名的工会工作者В. В.波尔托拉诺夫曾对我讲，我国每年仅2%的工人和职员能够踏入疗养院、休养所。就是说，一个工人如果老实排号不走后门的话，五十年才有一次疗养休假机会，而且别忘了集体农民压根不在这2%范围内。所以真正享受这套福利的人微乎其微。

社会主义竞赛最荒谬可笑的情况：警察部门为了减少发案率，对某些违法犯罪行为不登记、不立案、不处理，采取纵容和隐匿的态度。

此外，我跟一些厂子的工人聊过…… 他们憎恨那些比自己工作卖力好几倍的同事。此中缘由很简单，就是生产指标。比方说本来一个班次制造一百个零件，工资4卢布。如果其中某人造出三百个零件，并且证明现用的机床具备这个能力，那么生产指标将立即翻三番。从此每个人都必须挥汗如雨制造三百个零件，而工资却没增加，更别说翻三番了。革新者和突击手无非在第一天能拿到产量翻三番的额外奖励，之后他们也得完成增长了的指标。所以这种“定额”制度本质上是保守的，悖谬之处在于其目的不是发展和繁荣，而是隐藏生产潜力。
同样道理，生产主管也对用新工艺取代旧工艺，或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兴趣寡淡。既然冲压制造老式勺子既能完成计划又对他有利（拿奖金），干嘛花时间研发新式勺子、完不成计划、拿不到奖金呢。何况没有哪个工人会因为新工艺取代了旧工艺而收入增加。所以何苦费时费力去冒险呢？冲压制造老式勺子岂非更安全吗？
库存过多怎么办？已经滞销好几个月了。但愿能从某个地方获知我国每年积压多少产品……

诚然，如今中等教育尤其高等教育惠及民众的程度远远超过革命前。但当年办教育注重实效，而非在宣传上大哄大嗡。农艺师、工程师、桥梁和船舶建设者、医生和教授都是根据需要培养的，不是为了统计报表好看，也不是为了追求持文凭的人数。
那时候教出来一个农艺师，他就是农艺师；教出来一个兽医，他就做兽医。现在大量女青年从农艺专业和畜牧专业毕了业，报表交上去，实际分配到集体农庄无所事事，随便干个什么职务，每月领区区九十卢布工资。

以前我在《星火》杂志做记者的时候，某个拥有四万九千工人、七千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型冶金厂厂长对我讲：如果他自己说了算，宁可每10-15位工程师里头只保留1位真才实学的。倘若给这个人开1000甚至2000卢布月薪，而不是现在的150卢布，你让他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但即使从生产效益上考虑，也不会允许厂长这样处置工程师们。他们已经培训出来了，已经拿到文凭了，总得有地方就业吧。于是塞给各生产企业，收入比工人少，整天混日子，在工人面前毫无权威，东戳一下西戳一下，实际成了企业躯体的寄生虫。您可能会问他们究竟干些什么？请看：“社会学家采访了某大型机床制造厂领导，发现该厂每月开56次业务问题会、15次特别问题会”。等于说每月开会70多次。而且厂领导肯定少算了，减去周末的话平均每天开三次会。每次开会连到齐带解散至少一小时，多则两小时，纯属浪费光阴。这是我从1975年10月《鳄鱼》杂志上读到的。
这种情况遍及我国整个经济部门，都是些平庸、平淡的半吊子，因为我们的教育似大水漫灌，不努力追求高度和深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延伸阅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生前是苏联持不同政见群体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居住莫斯科（1980年被驱逐到高尔基市），却是全国异议人士的榜样（亦是克格勃的眼中钉）。许多人从各地给院士寄信、打电话、呈送手稿、咨询意见，所以萨哈罗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解体后这些文件存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库，记者摘抄整理了其中部分内容，并试着同院士的回忆录进行对比。

1971年12月，五十岁的安德烈·萨哈罗夫飞往基辅。这年他已经是苏联科学界超级巨星（32岁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年轻院士、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但这年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萨哈罗夫1950年代曾参与制造氢弹，后来反对核武器试验，最终成为苏联制度的坚定而审慎的批评者。他撰写揭露苏联侵犯人权的文章和小册子，公开呼吁冷战各方沟通对话，并在法庭内外为政治犯辩护。

此次基辅之行的原因是乌克兰诗人、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利·卢皮诺斯的审判即将开庭。早先他已经因“反苏”罪名被判刑十年，在劳改营健康严重受损。这一回他又因为在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朗诵诗：“我见过，母亲如何饱受凌辱……”而被捕，“母亲”显然是指苏联制度下的乌克兰。

萨哈罗夫前往基辅声援卢皮诺斯并监督审判是否公正，陪他一起来的是同行（核物理学家）兼未婚妻叶莲娜·邦纳，二人相识不久——也是在法庭上遇见的。《回忆录》提到俩人入住宾馆时发生的怪事：“前台安排我们睡在不同楼层，因为我们护照上没写结婚，而苏联的宾馆在道德方面把关把得可紧。尾随我们身后那人，想必是个克格勃分子，试图提出抗议——应该为功勋科学家行个方便。当然，这样也方便他监视我们，只是不能明说罢了。”

12月16日萨哈罗夫和邦纳在宾馆跟当地的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列昂尼德·皮柳什（打电话通报卢皮诺斯案件的人）、伊万·斯韦特利奇内碰面，四人共同前往基辅州法院。“应援团”（更别说是莫斯科名人）现身法庭绝非克格勃所乐见，被告可能因此拒绝认罪，案子也会引来更多关注。法庭上的“正确气氛”通常是由共青团员旁听者提供的，他们将齐声谴责被告。结果法院宣布当天庭审取消。
乌克兰克格勃向共和国党中央汇报：“为了预防卢皮诺斯刑事案件审理期间可能出现的过激行为，以审判长生病为借口延期开庭”。然而萨哈罗夫回忆，他们有人看见“生病的”法官在照常上班。

既然庭审取消，萨哈罗夫和邦纳当天飞回莫斯科，三周后再度赴基辅询问审判何时恢复，这天是二人登记结婚次日。结果事实证明大家都被耍了，不会再有什么审判——12月底法院已经宣布卢皮诺斯是“精神病患者”，押送特种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卢皮诺斯沦为苏联惩罚性精神病学众多受害者之一，所谓“治疗”实乃报复异议者的手段。

事已至此，萨哈罗夫和邦纳借宿基辅著名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家，此人也因持有“非法出版物”和结交“叛徒”被克格勃长期监视。公寓很可能遭窃听，因为克格勃档案记录了萨哈罗夫和涅克拉索夫的对话，院士强调他打算为争取卢皮诺斯获释而斗争。

卢皮诺斯“被治疗”期间医疗委员会多次提出让他出院，屡遭法院拒绝，辗转多个精神病院，直到1983年才重获自由。

卢皮诺斯案审结后不久（1972年1月）列昂尼德·皮柳什和伊万·斯韦特利奇内也被捕，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浪潮开始了！包括诗人瓦西里·斯图斯和编辑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沃尔在内的几十人受到当局“反苏煽动和宣传”的指控。皮柳什经不公开审判押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精神病院（萨哈罗夫称其为最恶劣病院之一，卢皮诺斯也在里头住过）关了几年，强迫他大剂量服用氟哌啶醇，1976年获释后移民法国。斯韦特利奇内在严管劳改营服刑7年、流放5年，1983年返回基辅生活。维克多·涅克拉索夫被屡次逮捕屡次释放，又被作家联盟开除，遂于1974年偕妻飞往苏黎世，后定居巴黎。

但当局不敢把萨哈罗夫关监狱，也不敢让他“被精神病”。起初忌惮他的科学成就和院士头衔，后来世界级声誉和诺贝尔奖更令政府感觉棘手。于是克格勃发起抹黑行动，无休止纠缠、骚扰萨哈罗夫两口子。

1973年萨哈罗夫接受瑞典记者采访，批评苏联体制方方面面。他的话被世界各国媒体引用，而苏联政府的回应是：安排塔斯社发评论进行对外宣传、安排《文学报》刊文《诽谤的提供者》进行对内宣传。同时苏联克格勃领导向各共和国发出指令：给院士“写信”。

组织”热心公民”给团体或个人寄信是当年克格勃的常用伎俩之一。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件属于对外行动，比如白宫陆续收到几千封抗议美国外交政策的苏联来信，写信者很可能是听命于克格勃的工农出身大学生，也不排除是克格勃员工自己所写。理论上此类行动应该能起到点儿针对性作用——动摇收件者士气、散播怀疑种子、游说改弦更张等，但很难讲究竟产生过多大效果，尽管克格勃偶尔会把成绩算在自己头上并向党中央邀功。

关于“写信行动”的档案同样保存至今。乌克兰克格勃报告上级：“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为了对萨哈罗夫形成正面影响，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了一些共和国公民给他的地址寄信，对他在‘采访’中表达的观点表示否定态度”。

《回忆录》提到有时每天竟收到十通这种信件，其中不乏威胁。比如1974年一封打字匿名信恶狠狠地说：
“如果你不停止（你的活动），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跟你想的一样，我们先从扬克列维奇下手——老的小的一窝端。（落款）俄罗斯基督教党中央”。

所谓“老的和小的”是指叶莲娜·邦纳的女婿叶菲姆·扬克列维奇（译注：邦纳跟前夫生的女儿塔季扬娜·伊万诺芙娜嫁叶菲姆）与他儿子马特维（也就是院士老两口的外孙），当时只有15个月大。萨哈罗夫谈论这封匿名信说：“毫无疑问，此等强盗恫吓肯定出自克格勃”。

萨哈罗夫还认为拦截朋友和同志来信、塞入血腥恐怖照片（信封原样未变）也是克格勃特务所为：“圣诞问候信里装着车祸、开颅手术、猴脑插入电极的照片，一两天收到几十通”。

但另一方面，真正声援支持的信件很可能到不了院士信箱。1973年乌克兰克格勃截获两封信，第一封发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亲爱的萨哈罗夫院士，我，亚历山大·希波夫，钦佩您的行为。我国很少有人能够如实说出真相。大多数人要么在被动期待中保持沉默，要么因恐惧噤口不言”。第二封自称克里米亚大学生代表，曰：“我们和大多数克里米亚人与您同在”。
克格勃分子当然会搜寻这两封信的作者。

1975年院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为争取苏联的人权、裁军和促进所有国家之间合作上做出的努力”。这件事大概是对苏联“反萨哈罗夫宣传”的最沉重一击。萨哈罗夫回忆，当他得知获奖消息回家，“走在楼梯间就听见电话铃响——有熟人和陌生人的祝贺，有莫斯科和其他苏联城市的祝贺，还有许多来自国外的祝贺……外国记者也纷纷打来电话”。

在这些致贺电的人之中，乌克兰克格勃专门点名正在被强制治疗的列昂尼德·皮柳什之妻塔季扬娜·日特尼科娃，以及曾来过基辅并跟日特尼科娃保持联系的莫斯科异议人士塔季扬娜·霍多罗维奇。档案显示她俩没拨通院士电话，于是发祝贺电报。

当时的情况正如莫斯科艺术家鲍里斯·阿马兰托夫所言：“萨哈罗夫获奖激发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全苏持不同政见者都被来自奥斯陆的好消息鼓舞，克格勃报告：“……个别敌对分子对萨哈罗夫获奖表达赞同，视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胜利，是他们继续开展反苏活动而不受惩罚的重要动因，纷纷向萨哈罗夫致以声援”。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密友：被克格勃监视的基辅工程师奥列格·拉平说“如今没人敢动萨哈罗夫”，假如禁止他出国领奖，“全世界都要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然而院士终究未获批准出席颁奖典礼，理由是他掌握机密太多。叶莲娜·邦纳代表他去了奥斯陆。

乌克兰政治犯米哈伊尔·戈伦不仅欢迎萨哈罗夫获奖，甚至“散布政治谣言”，说“克尔德什院士辞去苏联科学院院长职务，因为国家要求他开除萨哈罗夫”。关于这个问题，反对派和科学界各种说法满天飞。领导苏联科学院十四年的姆斯季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克尔德什的确拒绝留任，但原因不是萨哈罗夫而是其本人健康不佳。许多书刊都曾提到：虽然克尔德什1973年公开谴责过萨哈罗夫院士，但当政府施压要求开除萨哈罗夫的时候，克尔德什却站出来为他辩护，亲自面见安德罗波夫说好话。
如果读者愿意相信，有个小故事可以分享：据说克尔德什召集少数几位大科学家开会讨论要不要驱逐萨哈罗夫。物理化学家尼古拉·谢苗诺夫指出从无开除科学院院士的先例，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反驳称有先例——希特勒就把爱因斯坦撵出普鲁士科学院。这句话促使克尔德什下定决心保留萨哈罗夫的院士席位。即使这次小规模会议真的发生过，谢苗诺夫和卡皮察的表述也是不准确的（或许他俩故意声援萨哈罗夫亦未可知）：苏联不止一次以“人民公敌”为由驱逐院士，爱因斯坦则是1933年主动放弃普鲁士科学院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成员资格。

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政治犯叶夫根尼·切列德尼琴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把萨哈罗夫变成了“圣徒”，现在全世界都会听他说话。为克格勃效力的语言学家康德拉特·斯托查克估计萨哈罗夫获奖“会促进持不同政见者数量增长，使得对党和代表大会制度冷漠的人数增加，或者隐藏他们的敌对情绪”。

苏联政府应对萨哈罗夫获奖的手段与他们应对其他类似事件一样——操纵新闻界发起宣传。安德烈·萨哈罗夫回忆：“1973年的情况（瑞典记者采访）重演，出现了许多‘揭穿’我活动的文章，对我进行讽刺和嘲笑，还把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说成是敌意的、挑衅性的举动”。

克格勃再次担起寄发“愤怒公民”来信的重任，这次不仅针对萨哈罗夫本人，还瞄准了远在奥斯陆的诺奖委员会。乌克兰克格勃报告：“为了向全世界揭露萨哈罗夫是个狂热反苏分子，以及诺贝尔奖委员会挑衅、仇视苏联行动的本来面目，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应当组织共和国工人代表、知名科学家和文艺界人士向该委员会及苏联科学院（为开除萨哈罗夫事）寄送抗议信，同时通过可能的国外新闻机构公布这些材料”。

至于大多数苏联普通人的态度，克格勃保证：“共和国劳动人民愤怒谴责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敌视我国的行动，认为等于给叛国贼发酬金，乃是对诚实人民的亵渎，目的在于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煽动境外反苏运动、激励境内反苏分子”。报告援引哈尔科夫师范学院高级讲师А.沙拉波夫对某特务讲的话作为“劳动人民谴责敌视行动”的证据：“一个抛弃科学、诋毁祖国、拥护智利法西斯政权暴行的人，不配获奖”。

萨哈罗夫“拥护智利法西斯政权暴行”是对他最常见的指责之一。1973年秋天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政变，患癌症的诗人巴伯罗·聂鲁达被抄家及软禁。萨哈罗夫、诗人亚历山大·加利奇和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向智利军政府发出呼吁，替聂鲁达辩护，文中委婉、克制地表示：“这位伟人的骤然死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你所宣称的智利复兴和团结的时代蒙上阴影”。苏联党媒断章取义，把这句话说成同情智利军政府。

克格勃又引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Я.布卡特尼科夫的言论：“西方反对派给了萨哈罗夫诺贝尔奖，因为他替他们工作反对我们，把各种渣滓、异类、缓和的敌人全都聚集到他旗下，而所有进步人士都在与之作斗争。这个叛徒在桌上吃我们面包，在桌下拉屎”。
基辅工程师В. 列夫琴科觉得萨哈罗夫获奖毫不令人惊讶，他认为这是一种“老旧的反共策略”，目的是保护该院士不受“国家制裁”，并将其与另两位被政府厌恶的获奖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克格勃文件显示似乎连外国人也加入谴责大合唱，尤其在乌克兰留学的非洲和南美洲学生，比如哥斯达黎加人鲁道夫·奥班多·阿库诺就将萨哈罗夫称为“著名极端主义分子”。

总而言之，文件提到的“受访者”们齐声表示太便宜萨哈罗夫了，应该剥夺其公民权、遣送出国（比照索尔仁尼琴的待遇）或逮捕入狱。艺术学家尤里·瓦尔瓦列茨基说：“我不懂我国政府的立场，简直是在‘娇惯’他，虽然大家都清楚他是个敌人，不应该住莫斯科而应该住西伯利亚”。敖德萨工程师Н.图尼茨基感叹：“捷尔任斯基若在，必能让这些人学会怎么尊重我们，令混蛋们个个不敢乱张口”。

1980年1月萨哈罗夫被剥夺全部苏联奖章和头衔（院士除外），流放到外国人禁入的城市高尔基（下诺夫哥罗德）。克格勃及时汇报群众对此事观感，称这是该异议人士接受采访、发表声明的报应，谁让他谴责苏联对阿富汗开战、呼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克格勃报告各界人士“积极讨论”政府的决定，包括在工作场所公开发言。比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电力机车厂电工Б.黎孙说：“剥夺萨哈罗夫全部奖项是对他的最后警告。现在西方的有组织宣传将围绕这件事唾沫星子横飞。然而，应苏联人民多次请求而采取的这一措施将对资产阶级蛊惑人心的阴谋给予必要回击。车间工人们议论、赞成我国政府决定就是铁证。”
切尔诺夫策市少先队员和中学生宫女负责人Л.图列夫斯卡娅也表示，希望把萨哈罗夫“当作罪犯”押送偏远地方，他就听不见海外的“敌对声音”了。
罗夫诺市文化部门检查员В.萨宗京相信，萨哈罗夫早就应该“作为中情局间谍”抓进监狱。他补充说：“无需什么证据。这人给谁打工明摆着呢”。

虽然政府宣称流放萨哈罗夫与莫斯科奥运会无关，但许多反对人士坚信这是奥运会开幕前“清理社会”的重要一步。克格勃报告了乌克兰诗人、政治犯瓦西里·斯图斯的意见（称其为“民族主义分子，服刑后返回基辅市，无业”），说他在同伙圈子里扬言：“政府对萨哈罗夫的行动是暂时性的。奥运会后如果他表现老实，就会被送回去”。几个月后斯图萨本人再次被捕，判处十年劳改，1985年绝食死于劳改营囚室。

被流放高尔基市的萨哈罗夫表现并不“老实”，他和叶莲娜·邦纳在当地居住七年，三次绝食抗议，争取到出国看病的权利。直到改革年间才被允许搬回莫斯科——1986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通知这一消息。64岁的萨哈罗夫在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担任首席研究员，又活了三载，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提出苏联新《宪法》草案。1989年12月14日夜晚心脏骤停逝世，至死未能拿回自己的奖章和荣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1900年生于喀山省莱舍夫斯基县阿尔韦迪诺村一户受洗鞑靼人家庭。幼年失怙，15岁进厂做工。1918年自愿参加红军，先后与高尔察克军、邓尼金军交战，内战结束留在部队。1922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25年结婚并收养一名孤儿。

1939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授少校军衔，任步兵42师44团团长。参加了1939-1940年冬季战争，战后该团移防白俄罗斯西部，1941年5月起驻扎布列斯特要塞。

德军重兵围攻要塞，加夫里洛夫率领约400人据守待援。6月29日夜晚要塞东部被重炮炸毁，少校和12名幸存者携带四挺机枪顽强抵抗，最终被德军打散。7月23日加夫里洛夫独自一人伤重被俘，治疗他的医生介绍：该人全身军装破旧，瘦骨嶙峋，胡子拉碴，满脸灰土，处于昏迷状态，体力极其虚弱，甚至难以做吞咽动作。德军士兵说加夫里洛夫被俘前一刻仍然勉力投掷手榴弹、持手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

之后加夫里洛夫关押于哈默尔堡战俘营、拉斯文布吕克集中营，1945年5月被解放该地的红军救出。

加夫里洛夫进入远东的“过滤营”，审查工作1946年6月结束。未发现他同纳粹合作的证据，所谓“自愿投降”无法证实。决定以“丢失党员证”为由开除党籍，剥夺军衔和“工农红军二十年”纪念奖章。

重获自由的加夫里洛夫返回鞑靼自治共和国，受到老乡带着疑虑的欢迎。因为有过被俘经历，不允许他在集体农庄工作，只好到区中心谋了份陶器厂的差事。一年后加夫里洛夫搬到克拉斯诺达尔，同样因前战俘身份碰壁，起初只能干杂工，后经朋友介绍在克拉斯诺达尔仪表厂当发货员。

加夫里洛夫在当地遇见一位同样命运艰难的失去家庭的妇女，遂成半路夫妻，住在市郊的半地穴土坯房内。附近生活着许多当过战俘或进过集中营的退役军人，他们尽力团结起来互帮互助。加夫里洛夫的第二次婚姻无子女，认为发妻叶卡捷琳娜·格里戈利耶娃和养子早就死了。

1955年电台播出《寻找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系列节目，节目作者：作家谢尔盖·斯米尔诺夫1957年出版了《布列斯特要塞》一书，加夫里洛夫很快家喻户晓。党籍、军衔恢复，发还奖章。1956年布列斯特要塞幸存者重聚首，一位当地妇女透露了加夫里洛夫原来家庭的遭遇。这才得知第一任妻子和养子未死，两人1941年7月被德军安置营收容，营内人数众多德军无力看管，叶卡捷琳娜和尼古拉伺机逃出，栖身偏远村庄，之后尼古拉参加游击队。1952年叶卡捷琳娜瘫痪，1956年进入残疾人之家。国家安全部门发现尼古拉在军队服现役。彼得·加夫里洛夫把叶卡捷琳娜接到克拉斯诺达尔，可惜她只活了几个月，1956年12月逝世，葬当地公墓，具体位置今已不详，死前未见养子最后一面。

1957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授予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加夫里洛夫开始在全国各地旅行，积极从事社会活动，访问单位、学校，接受代表团、电影制作人和记者采访，撰写回忆录。从1968年直到生命结束一直住在克拉斯诺达尔市光明街（1980年改名加夫里洛夫街）的新建三居室公寓。

1979年1月26日加夫里洛夫去世，遵照其遗嘱以军礼安葬在布列斯特卫戍部队纪念公墓，与早年的战友们永远相伴。

延伸阅读：

被上级枪杀的战斗英雄斯捷潘·谢德赫少校

空军元帅谢尔盖·胡佳科夫身份之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