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苏联的药品价格问题向来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方面当局必须对人民表示关怀、降低药价，另一方面又不愿因药品成本和售价的巨大差额蒙受损失。每逢重要公共节假日前夕，关于降价的争论总会热闹起来，例如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

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纪念活动也被赋予特殊含义：因为这是1964年11月克里姆林宫政变——推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同盟”上台——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新领导层需要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所以委托国家价格委员会草拟降低物价（包括药品）的提案。

此时国家早已在必需品的价格制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或许是1935年斯大林政府进行的巧妙操弄，当时情况明摆着：如果再不提高医务工作者薪资，卫生保健系统，尤其各省的卫生保健系统很快就要难以为继了。但预算一如既往地稀缺，因此决定把上涨的疾病防治费用转嫁给病人本身。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像是党和政府关怀劳动群众。1935年7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批准决议，规定：
“药品现行价格降低三倍，现价3卢布的处方费用下降至90戈比。将非处方药和药房商品的现价降低2-3倍。”

但又规定了：
“在保留医院、诊疗所、门诊部等机构向病人提供完全无偿之服务和药品救助的同时，由于已经大幅降价，停止免费送药上门”。

然而那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广大偏远地区从来就没有过药房，卫生所是贫困病人赖以获得药品的唯一机构。村民们纷纷写信，试图告诉领袖他们的生活和保健变得多么艰难。但因此节省的1.2亿卢布预算似乎更有用：7000万提高医务工作者薪水、2300万提高药剂师薪水。

1957年赫鲁晓夫耍的是另一套手段。在经济日益困难、国债注定违约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尽力为十月革命40周年献礼，并降低部分药品价格。苏联部长会议的一项决议指出：
“认为有必要从1957年8月1日起将苏联卫生部企业生产的下列药品现行零售价平均降低50.3%：安乃近、异戊巴比妥、生霉素、伐力多、维生素B12、谷氨酸、苯巴比妥、青霉素、黄体酮、链霉素、异烟肼和爱他唑尔”。

这样做意义何在？虽然一些药降价，连锁药房的销售指标却没变化，这就意味着为了完成计划，除了处方和必需药品外，药剂师不得不把一些没用的、昂贵的药千方百计卖给顾客。

接替赫鲁晓夫者别无选择，只能准备再次降低药价，否则就会有人说遭罢黜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把人民照顾得更好，甚至成为反对者在权力斗争中的口实。可损失预算收入也是不愿意见到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的国家价格委员会副主席А.库兹涅佐夫1965年12月11日打报告给苏共中央说：
“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利润丰厚。例如氯霉素（10片）成本18戈比，零售价64戈比；安乃近（10片）成本8戈比，零售价45戈比”。

但他同时指出，较低的价格将促进药品销售：
“由于目前的药品零售价格，尤其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等有效制剂的价格，尽管对它们需求很多，却未能实现这些药品的扩大生产。预计药品产量的增长，尤其是启用一系列生产有效制剂的工厂和车间带来的高增长，将有可能使得经由连锁药房向居民销售之药品从1965年的4.65亿卢布增加到1970年的8.8亿卢布，涨幅90%”。
“有必要规定在五年内将药品零售价格至少降低20%…… 降低的药价使医疗机构能够增加药品采购量，并改善向居民提供的现代有效药物治疗”。

这些论据看起来很有分量，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1966年的讲话都提到包括药品在内的诸多商品降价的问题。这份赠予人民的礼物当然也有政治因素，新领导层的一些同志对职位安排心怀不满，以前领导苏联共青团中央的那些人——即所谓“团派”表现特别活跃，他们的领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А.Н.谢列平。如果拒绝降价，就会成为他们批评执政“三人同盟”的绝佳把柄。

眼瞅着十月革命周年纪念越来越近，必须把言语落实到行动上。1967年春苏共中央化学工业部、科学和教学部起草了《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决议草案，送交相关部委审议。

然而苏联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明确反对药品降价。1967年6月29日财政部第一副部长Ф.Н.马诺伊洛报告中央：
“苏共中央《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决议草案建议，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财政部、苏联国家计委下属的国家价格委员会、苏联卫生部和苏联药品工业部在一个月内制定并向苏联部长会议呈交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方案，意图将实行该措施的时间安排在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际。
根据苏联卫生部初步计算，参照药品产量和零售价降低8%水平，1967年药价下降总额可达3000万卢布，11-12月份约1400万卢布，1968年总额8800万卢布，这种程度的价格下降将导致国家预算资源的减少……
鉴于本年度和1968年国家财政资金紧张状态，苏联财政部请求推迟研究降低药品零售价格的问题”。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Н.К.巴伊巴科夫也持相似观点，他1967年6月14日报告称：
“苏联国家计委认为……关于在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前降低药价的问题，其目的是将个别药品降价30-40%，相当于药品总价平均下降8%。
目前约44%的药品和包扎用品由居民在零售店购得，56%在医院使用，以及为某些类别的门诊病人免费或折扣提供……
1968年国家预算因药价下降蒙受的损失将达8800万卢布，每年居民从中直接受益约4000万卢布。
在计算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际和1968-197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时，没有预见到药品零售价降低的因素。鉴于财政资源严重短缺，通过增加国家开支来实行这些措施可能并不适宜。”

决议草案作者——也就是上述两个苏共中央部门的头头В.М.布舒耶夫和С.П.特拉佩兹尼科夫同样向上级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1967年8月14日他俩建议，为了减轻预算损失，可以分阶段降低药价，又补充说：
“苏联部长会议不久前通过了一项发展医疗工业的重要方案。计划中的药品生产规模不仅能弥补售价上的损失，还能为预算提供大量进款。”

他俩还提到降低药价的显著社会意义。但国家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勃列日涅夫和亲密战友通过把“团派”分子调到各种无关紧要岗位上，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那么理所当然的，也就没再落实药品普遍降价措施。毕竟人人都知道，领导者仅仅在权力面临严峻威胁的时刻才会认真对待问题。

▢ 佚名

1969年滨海边疆区和中国接壤地区发生一次边境战争，即众所周知的“达曼斯基岛冲突”。其实自从进入1960年代，乌苏里江沿岸频繁发生大小斗争，要么拳打脚踢、要么暗放冷枪。边防军人数量不足，而且也不可能在漫长的针叶林遍布哨所…… 于是，苏联共产党边疆区委员会的某次会议上有人提议：“向边境地区全体居民发放武器”。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整个滨海边疆区各城市、村庄。

那年头的人们大都不爱在狭小家中久坐，楼院活动热火朝天。男的玩多米诺、打扑克，“臭知识分子”下棋，孩子们进行各种游戏：跳绳、跳房子、踢球、你追我赶…… 或者就围成一个圈坐着分享秘密。那么我们从何得知秘密呢？当然是躲藏凉亭外面偷听大人谈话啦。某一天我们又听说一条秘密，几个大人在谈论自动武器：

— 要是有了自动步枪，我第一个打死领导，谁让他扣我奖金。然后再去杀中国人。
— 我啊，我先把丈母娘打死！拖到楼院开枪。老婊子喝光我的血，中国人还没害我这么惨呢。
— 干脆上街哒哒哒算了！全杀光！

我回家告诉爸爸：大家都等着发枪杀人，中国人排第二。爸爸安慰我：“不要紧！不会发自动步枪的，哪有这种蠢货”。

达曼斯基岛参战双方用自动武器交火，直到苏军突然发射БМ-21“冰雹”多管火箭炮。之后苏中边界上再未出现如此规模的冲突。

延伸阅读：

达曼斯基岛冲突的情报交锋

苏联人民对核战争的恐惧

1978年一则流言搅得莫斯科市群情鼎沸：据说，商店有一种32戈比鲱鱼罐头装的是黑鱼子酱！消息传开，没几天这种罐头就下架了，执法机关对此开展行动，结果引发苏联第一次“万众瞩目”的腐败案调查。事实证明，苏联的鱼罐头不仅富含磷质，“油水”也不少，最终流进高层官员口袋……

从头谈起吧。整件事情源于一位退伍军人在“海洋”专卖店购得鲱鱼罐头，回家打开食用，装的居然是黑鱼子酱！这位老兵是个有原则的人，立即返回商店说明情况，要求退换他购买的“正品”。这一幕被现场顾客瞧见，纷纷抢购同款鲱鱼罐头，希望自己也有好运气。

退伍军人买回家的罐头本不该出现在货架，实乃一种非法运输鱼子酱走私出口的狡猾手段。苏联时代第一桩高调侦办的腐败案由此拉开大幕，被人们称作“鱼案”，因为发生在“海洋”专卖店，故又称“海洋案”。

1970年代中期，苏联最高层意识到公民肉类消费意愿和购买能力的增速超过了畜牧业供应能力，所以做了个挺有意思的决定：尝试改变群众对鱼类的口味偏好，毕竟捕捞鱼货比饲养牲畜容易嘛。肉不够，鱼来凑。

早在1932年，当时主管食品工业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就在公共餐饮机构推行“吃鱼日”，可惜效果不彰，1937年苏联人均鱼类消费量仅5.6千克，甚至少于1913年（6.3千克）。1976年10月26日苏共中央重拾老同志旧办法，宣布每周四为“吃鱼日”，并制定详细计划落实。苏联渔业部长亚历山大·阿基莫维奇·伊什科夫自从1940年代末以来长期担任该职，信誓旦旦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保证一定能为苏联公民足量提供全种类海产品。他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因为1960年代的时候社会上曾对他指指点点，说他超额完成捕捞计划，破坏伏尔加河。

苏联渔业确实发展迅速，捕捞量持续增加，伊什科夫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尤其原来归商业部的鱼货经销权现在转移到伊什科夫的部门。部长去西班牙考察的时候，受欧洲现代化鱼类商店启发，希望将大店面、靓装潢、开放货架、落地冰柜、活鱼玻璃箱也复制到苏联。结果他成功了：苏联建立起“海洋”专卖店网络，以其先进的设备、丰富的货源和热情的服务态度广受顾客好评。苏联公民渐渐认可鱼制食品——味道不赖，比起禽畜肉也不贵。“海洋”连锁店运转良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表示满意，准备再颁给伊什科夫部长一枚勋章。

岂料阴差阳错，竟发生黑鱼子酱冒充鲱鱼的丑闻。

与此同时，克格勃收到友邦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通报：两位苏联高层人士正在该国活动，他们出手阔绰，对购买珠宝兴趣浓厚。其中一人是“海洋”贸易生产公司总经理叶菲姆·菲德尔曼，另一位是“海洋”某门店经理弗拉基米尔·费什曼。逮捕后审讯查明菲德尔曼和费什曼计划移民以色列，悄悄将大笔苏联卢布转换成珠宝首饰，其数额之巨根本不可能是诚实劳动所得。

如上所述，渔业部在产品销售方面被授予很大权柄，伊什科夫部长的副手：弗拉基米尔·雷托夫（绰号“水手长”）是监督“海洋”连锁店的人。伊什科夫部长关心业务发展，特别规定可将捕捞量的0.1%（不合规格之小鱼）作为多余部分报废。下面人迅速发现有空子可钻，开始把出售“多余部分”变成一门生意。另外，“海洋”门店允许报废10%的冷冻鱼，因为储存时间太久没人要了。该规定的用意是避免货架出现品相不佳的鱼，但实际情况却变成工作人员“假报废”稀缺品种的鱼，走后门私卖。“海洋”门店有自己的小吃部和餐厅，“假报废”的鱼货正好拿来做菜。“海洋”还售卖冷冻半成品，这在当时苏联属于新鲜景，同样便于偷奸耍滑。

而那罐被退伍军人买到的鲱鱼罐头完全是个失误，意外暴露了从鱼类加工厂到莫斯科的黑/红鱼子酱地下输送线。弗拉基米尔·费什曼在同事们中间有着“鱼子酱之王”的名号，他甚至把非法业务扩展至境外。利润当然是惊人的，费什曼心知肚明自己无法永远躲藏阴影里，所以准备逃往以色列。

调查人员侦办“渔业黑手党”阴谋过程中明显感到权贵阻挠。幸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大力撑腰，才使侦查工作进行下去。一个约120人组成的专案组顺利接触到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雷托夫，此人刚开始颇为自信，甚至表现得厚颜无耻，但下属的口供证明他犯的事儿十分严重。当他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何种严厉惩罚，“水手长”终于交代了。

雷托夫的供述解释了全部怀疑：一张由诡计、贪腐和各种财务欺诈编织成的大网笼罩着整个苏联渔业部，即便“海洋”的极个别门店经理想洁身自好，很快就会有人让他明白什么叫“规矩”——他任职的店将连续数星期收不到可销售的货品，导致这个集体完不成计划、拿不满奖金。经理本人不得不亲自怀揣信封去告饶，第二天满载最新鲜鱼货的卡车准时抵达店外。

调查组确信：如果没有比副部长更高级的官员参与，就不可能酿成涉及几十万卢布的大案。审视的目光开始瞄向伊什科夫部长及一些党内高干。此时巨大的“休止符”从天而降，连全能的安德罗波夫也无力抵抗。亚历山大·伊什科夫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排下悄悄退休，弗拉基米尔·雷托夫成了本案主谋，最高法院判处其死刑，1982年执行枪决。菲德尔曼、费什曼分别获刑十二年。克格勃顺藤摸瓜，又牵出“索契-克拉斯诺达尔案”，起诉1500人，5000多干部被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逮捕索契市执委会主席，霍斯廷斯基区执委会主席拘押期间自杀，格连吉克市委第一书记负案失踪（至今生死不明），格连吉克市餐饮部门负责人别尔塔·博罗德金娜枪毙……

“鱼案”重创了国营“海洋”连锁店，1980年代不复往日辉煌，渐渐消失于历史中。1990年统计年苏联人均海产品消费量20.4千克，但这个数字受到怀疑。

延伸阅读：

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纳斯里丁诺娃贪腐案

调查表

供1991年6月12日投票用

您是否希望我们的城市恢复原本名称

— 圣彼得堡 —

是 否

保留一个回答，划掉另一个。

————————————————

本次调查根据1991年4月30日第21届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第7次会议25号决议进行

1991年6月12日列宁格勒市举行市长选举的同时开展一项“问卷调查”（地方政府无权发起全民投票），54%的参加者赞成本市恢复历史名称：圣彼得堡。

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会议速记记录保存着与会者关于问卷问题的六种措辞版本：

第1种措辞（Ю.克拉夫佐夫）：请居民从下表中选择他们想要的城市名称：列宁格勒、彼得堡、彼得格勒、圣彼得堡。

第2种措辞（С.巴索夫）：只提供一个选项：圣彼得堡，同时软化口吻，不写“……您是否希望……”，改为“……您认为是否可以……”。

第3种措辞（А. 阿尼金）：同意只写“圣彼得堡”，但要上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译注：1993年12月解散），这样人民就不会认为更名决定已成事实。而且问题措辞要写：“恢复城市诞生时的名称”。

第4种措辞（В.扎罗夫）：“您认为是否有必要恢复……之名”，并建议在问卷表中加入最初的“圣彼得堡”。

第5种措辞（А.科瓦廖夫）：“您是否希望我们的城市恢复原本名称圣彼得堡”

第6种措辞（Н.斯米尔诺夫）：建议如下：首先如果城市改名，则保留列宁格勒州名称，不要求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非直属企业改名；其次问卷调查应当在希望改名者自愿捐款的条件下进行。

与会者投票表决，А.科瓦廖夫的建议得票最多——201票。

▢ 伊戈尔·舍甫丘克

乌克兰克格勃1954年成立，隶属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跟内务部是两套班子。但克格勃的前身可以上溯到1918年，即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创建的肃反委员会（“契卡”）。该机构多次更名，任务始终如一：全面掌控国民生活，识别并镇压政权之敌。

“契卡”对党负责。然而1930年代党的高级干部无力影响契卡（译注：惟斯大林除外）。1953年斯大林死后，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活动受党控制。

乌克兰克格勃成立后主要关注三种人。第一：广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包括所谓“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ОУН)成员及获释劳改犯、地下活动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信徒等。
第二：犹太人。战后苏联充斥着“犹太复国主义威胁论”，虽然强调绝大多数犹太人是好的，只有“复国主义者”是坏的，但国安部门几乎把复国主义团体全部成员都登记在册。尤其克格勃报告经常提及切尔诺夫策的犹太人，我想原因可能是那里邻近罗马尼亚边界，某些人认为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亲以色列、曾向他们卖过军火。另外，基辅每年举行娘子谷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活动，克格勃特务严防民众携带亲以色列口号的花圈、标语，随时报告有无类似六芒星的图案。
第三：新教教徒，有许多这些人举行非法祷告仪式、散发被禁作品的报告。

阿富汗战争开始后，大学生群体受到密切关注。1980-1981年波兰兴起抗议浪潮，团结工会建立，克格勃把进入乌克兰的波兰人也视为一种威胁。同时开始留意工人积极分子，监听、记录其对话。而此前工人阶级一直被认为是政权的支柱。

总之，克格勃一旦盯上某个人就会对他立案调查。如果该人身边有眼线，那正好随时监视，否则招募几个。每项行动各有暗语名称，比如“МН措施”代表外围监视，“Д措施”代表秘密搜查…… 若窃听电话、拆阅信件、偷拍住所等手段达不到预期效果，克格勃还会“钓鱼执法”：派人假扮外国间谍接触目标，故意提出各种问题，要求对方传递机密，然后暗示说你已经犯罪了，不合作没好果子吃！

1960-1970年代冷战最“热”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可以因为乘火车拍摄田野、电线的照片或驾车驶入保密地区而被捕，这些行为被认为是窥探苏联的经济情况。先拘留，再拍照登记，最终驱逐出境。后来对外国人的监视变得愈发严格。另一方面，国安部门又竭力给在苏联采访的外国记者造成好印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大量外国记者涌入乌克兰，他们不信官方通报，试图找普通民众谈话。可他们恐怕没想到，凡在火车站、码头之类地方愿意聊两句的基辅市民全是便衣特务。克格勃后来报称：他们的行动小组营造了国内形势的客观印象。搞得好像基辅人面对老外都满嘴扯淡一样。

战后的乌克兰约有5万名秘密国安人员。1980年特务数为58154，同年还雇佣了75000个苏联平民和26个外国人。换句话说，苏维埃乌克兰每850人就有一个特务。至于“编外人员”和“眼线”，他们无需签什么保密协议，也不使用化名。只要时不时地跟特务见个面，透露点儿信息，双方关系没太多约束。这些人确切数量不详，估计几万。

社会各界人士都得配合国安部门工作，他们本人或许对克格勃没兴趣，但克格勃对他们有兴趣，所以会被要求去赢取某个人的信任。同外国人有联系者属于重点关注对象。每个创作集体或运动团体都有暗藏的侦察员或特务，克格勃大网无所不盖。招募人文学科学者特别积极，因为这些人里头持不同政见的太多。技术知识分子由于公派出国、接触外国科学家之故也被着重关照，国安部门怕他们会被外国同行拐跑。

琢磨人是克格勃的长项，揣测某甲喜欢什么，观察某乙生活缺什么。日夜思考论文答辩的研究生肯定关心科研前程，倒卖欧美爵士乐唱片的小贩子最看重的是别被民警和共青团员巡防队抓住。合作吧，合作就能实现心愿。但是不准碰党委书记级别以上的人。

阅读近年解密档案，我发现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的故事值得一提。此人当时在现已关闭的基辅市“第2兵工厂”工作，三个朝鲜实习生跟他接触，打听苏联不外销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后来三人招募了普什卡尔，让他拍摄军事秘密文件多年，送到莫斯科交给使馆人员。又让普什卡尔盗窃无线电部件。除现金酬劳外，朝鲜方面还用人参酒和干人参做答谢，号称包治百病——正好他爱喝酒，母亲健康不佳。此案是苏联国安部门查获的第一起朝鲜间谍窃密案，众所周知该国与苏联关系友善。

克格勃档案多数时候只写化名，留心他们的活动就不怕改名。比如一个案件中“瑙莫夫”消失了，“伊万诺夫”出现了，根据行动可知俩人实为一人。由此我追踪到莫斯科大学力学研究所现任所长、科学博士、一大堆奖项获得者尤里·奥库涅夫曾在基辅为克格勃工作过。写信约他见面，人家不理我。

我还在档案中看过一些人的姓名，但他们不是特务而是证人和怀疑对象。某个案件提到画家列斯·波德维扬斯基，早年他练过空手道。曾有一段时间空手道运动普及率激增，大批人报班学习，但很多教练不具备正式身份，不交税，也无法监控。克格勃害怕民众学会空手道对抗政府，就散播谣言说练这玩意儿能一拳把人打死。教练们被指控组织“教派”，某位知名大师出庭受审时邀请波德维扬斯基作证，但他没露面。

作家、诗人弗拉基米尔·索秀拉之妻玛丽亚早在1941年就被国安机关招募，1949年因泄露机密（吹嘘自己身份）被捕。现在发现她出卖过一个年轻的“班杰拉分子”尼古拉·加尔彼，此人拜访索秀拉时大谈乌克兰独立。

1970年代某个基辅人举报邻居，说邻居行为可疑，跟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开车出门去向不明。案卷指出这俩人曾在公寓的一个房间爆发争执。事情就此结束。

乌克兰安全局档案中还包括乌克兰克格勃向共和国高层汇报的其他材料，内容多种多样：政治事件、逮捕异议者、大规模骚乱、著名外国人入境、党员被威胁和杀害、克格勃工作人员的事故、反苏传单、流行病、军队单位发生枪击等。这些事儿从不见报道，因此形同一部非公开编年史。

而从详细记录下来的窃听录音稿中可以得知许多日常事务。例如人们谈论上哪儿能买到毛线帽，或别列兹尼基不卖啤酒了，得跨过第聂伯河去佩切尔斯克。

1990年莫斯科下达密令：烧毁业务案卷。虽有被烧毁的文件清单，却也被处理掉了。我的一位同事找到了“销毁已销毁文件清单的记录”。

延伸阅读：

苏联的“战略忽悠局”

1970年，三十二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继续在基辅“第2兵工厂”担任无线电设备调校员。下班回到第聂伯河左岸别列兹尼亚基区的家里陪伴父母和年幼儿子（离婚无妻），闲暇喜欢摄影、钓鱼，曾不止一次因非法垂钓遭罚款。

当时厂里安排他跟三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派来的见习人员金泽汉、崔德利、丁圣基（音译）一起工作，三人正在基辅军校培训，学习苏联援助朝鲜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工友们只知道他们仨的姓氏，金俄语最流利，充当翻译。没多久三人就和普什卡尔交上朋友，时常邀请他和各位同事下馆子吃饭，播放朝鲜电影。

随着交情日深，朝鲜人开始到普什卡尔家做客，赠送人参等礼物，比如给普什卡尔的参酒和给他抱恙母亲的参膏，号称能治百病。普什卡尔工作能力强，酒瘾也大，而且在厂里有着“唯利是图”、“乱搞男女关系”的恶名，喜欢进口商品，极少参加车间公共活动。朝鲜人不会不知道这些，每每把他灌醉后进行严肃对话。

1971年2月朝鲜人见习期满，到普什卡尔家饮酒庆祝，赠送金笔、人参酒。席间金和崔表示此次见习太短了，他们仍有事情没做完，希望能复制工厂档案室存放的2K8“方阵”反坦克导弹系统图纸（绝密材料，外国人无权接触）。目前尚不清楚普什卡尔是否理解这一要求的实质，也不清楚他是否犹豫过，反正他不仅同意，还提出给图纸拍照。于是朝鲜人送他一部瑞士产“特熙纳”微型照相机，请他把胶卷送到莫斯科（并留旅费25卢布），往朝鲜使馆打电话找“尼古拉”，自称“基辅的斯拉瓦”。但普什卡尔没用这部相机，午休时间进档案室带出密件，回家用自己的“泽尼特”拍照，然后送回工厂。档案室保密员当然违反了规定，但她觉得熟人同事进进出出没什么大不了。

朝鲜驻外间谍机构给普什卡尔的代号叫“老乡”。“老乡”直到1971年底才把胶卷送往莫斯科——在另两位朝鲜间谍“朴”和“洪”携带崔的信、各种礼物外加500卢布登门拜访之后。接下来几年普什卡尔的朝鲜联络人和任务多次变化，除图纸外还被要求提供零件和仪器。1972年朝鲜人吩咐普什卡尔盗取他无权接触的防空系统图纸，他只好求助技术检查科的朋友根纳季·瑙莫夫。普什卡尔带领联络人去瑙莫夫家，由于家人都在，联络人必须在厕所、厨房或阳台悄悄跟瑙莫夫谈话。瑙莫夫对此拿捏不定，询问普什卡尔，普什卡尔说“那些二百五愿意为这种区区小事付很多钱”，最终瑙莫夫同意与朝鲜人合作。

后来的案卷显示，根纳季·瑙莫夫不是一个人行动：他早在1971年12月就被克格勃招募为线人监视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克格勃怀疑朝鲜见习人员从事非法情报活动，秘密搜查其宿舍，发现了普什卡尔的相片及写有他姓名的纸。同时奔萨方面情报称基辅一家保密工厂的某个工程师正向朝鲜间谍传递材料。克格勃判断此人即普什卡尔，开始安排人监视。据说瑙莫夫在被克格勃招募之前已经对普什卡尔起了疑：他警觉地注意到普什卡尔曾炫耀朝鲜人赠送的“特熙纳”相机，日常消费也忽然阔绰起来。此外，普什卡尔的车间主任和另几位同事也暗中帮克格勃盯梢。

克格勃考虑了逮捕普什卡尔的各种方案，包括强迫他成为双重间谍的方案。但1975年1月发生的一桩意外导致逮捕推迟：普什卡尔携儿子再次前往莫斯科，察觉自己被跟踪，但他并不确定究竟是身份暴露，还是因为醉醺醺坐飞机的时候大喊大叫惹了麻烦，总之他注意到有个灰衣人开着同一辆黑色“伏尔加”多次出现。于是取消本次接头。

瑙莫夫告诉克格勃，普什卡尔被吓坏了，犹豫着要不要结束跟朝鲜人的合作。然后他冷静下来，仍不敢主动联系，朝鲜人也没找他。普什卡尔申请去民主德国工作未获准，1977年离开兵工厂到一家木材厂上班。1978年克格勃决定将该案归档，原因似乎是无法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材料提起刑事指控。同年普什卡尔继续跟朝鲜人见面，克格勃不知情。

1979年底情况突变。当时在莫斯科领导朝鲜驻苏情报机构的助理武官玄基谢（音译）指派代理人去基辅见普什卡尔，交付一张朝鲜方面所需物资的清单，包括“中子弹防护材料、视距800米的夜视仪器和激光测距仪”。该代理人已被克格勃控制，于是玄被驱逐出境，另一个克格勃线人（代号“卡恰洛夫”）飞去基辅，在医院探望肠道手术后的普什卡尔，交付清单并用隐藏式麦克风记录二人谈话内容。

克格勃迅速行动，把案子“合法化”，也就是“编造克格勃如何侦知这一切，绝口不提多年来的起伏”，以便刑事立案。根纳季·瑙莫夫提交给克格勃一份正式说明，其中描述前同事普什卡尔怎样怎样跟朝鲜间谍合作，特别强调自己是读了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秘密战线》一书才决定举报的。

1980年10月30日普什卡尔被民警逮捕（理由是公共场合骂粗话），接着克格勃官员出场，吓唬他说朝鲜联络人已尽数落网，坦白是唯一出路！普什卡尔信以为真，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用“愚蠢和怯懦”解释自己罪行，表示之所以拖到今天仅仅为了让儿子完成学业。

1981年7月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出庭受审，认罪忏悔并请求宽大处理。法院判决其“以间谍活动形式叛国”罪名成立，处十年严管劳改。之后在“彼尔姆-36”劳改营当电工，服刑中亡故。据同样监禁在该劳改营的持不同政见者奥列西·舍甫琴科介绍，死因大概是急性胃溃疡或肠道出血。“第2兵工厂”试图追回普什卡尔盗取的零件价值535卢布65戈比，劳改营机关答复称不可能追索款项，因为“该犯已死亡”。

▢ 弗拉基米尔·奥利尼克

很难在地图上寻找一个完全没有乌克兰裔居民的国家。换句话说，乌克兰是全世界人口流散最多的国家之一。据最保守估计，生活在前苏联疆域内（乌克兰除外）的部分或完全属于乌克兰族的人口约600万-1000万，500多万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南北美洲、非洲、西欧和东欧。在这些多民族聚居之地中，乌克兰裔侨民多半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征：语言、习惯、文化、宗教信仰和日常传统。只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乌克兰人被外语环境同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北美、南美诸国和俄罗斯联邦。

大部分乌克兰侨民生活在俄罗斯联邦（据各种统计约200万-500万），摩尔多瓦（及外德涅斯特）40多万，哈萨克斯坦约40万，白俄罗斯约16万，波罗的海国家约10万…… 1990年代初马加丹州乌克兰裔占总人口16%，亚马尔-涅涅茨民族区（今称涅涅茨自治区）约18%，基希讷乌市约14%，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州约17%。俄联邦秋明州现在还生活着20多万乌克兰人。更早年代，1926年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什马科夫卡地区67%人口是乌克兰裔，切尔尼戈夫70%、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加里宁地区75%，北高加索的乌克兰人总数3106852。但今天大多数有乌克兰血统的俄罗斯公民并不愿意承认，人口普查时自报“俄罗斯人”，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库班、远东和西伯利亚及俄罗斯各个大城市。

放眼遥远美国，根据美国学者估算的非官方数字，那里约有200万乌克兰裔，几乎占全国人口1%。加拿大有约120万乌克兰裔，次于英裔（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法裔、德裔和意大利裔，排名第五位。

移民海外是许多国家历史上的固有现象，乌克兰亦不例外。那么，究竟哪些原因促使一代代乌克兰农民、小市民和手艺人背井离乡，去往他们认为更合适的地方追寻更好的生活？动机当然很多，往往相辅相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因素，即贫穷驱使人们远走高飞。

乌克兰人大规模飘洋过海（主要航向北美和南美）始于19世纪下半叶，最早走的一批人多出自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乡土（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外喀尔巴阡）。如前所言，耕地不足和农村生活水平下滑是产生大规模移民的主要因素，而美洲广阔的土地、有利的发展前景和政府对外来者的物质支持使其成为乌克兰人首选目标。

1870年几十个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人率先到宾夕法尼亚州煤矿打工，加利西亚的农民和列姆科夫希纳的穷人紧随其后。慢慢地，乌克兰东部人口也逐渐抵达（虽然数量少很多）。1880年代巴西和阿根廷是最具吸引力的移民目标国，1890年代中期美国和加拿大最受青睐，其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群岛和太平洋、远东其他地区。乌克兰历史学家亚罗斯拉夫·格里恰克说：“1890-1900年78000人迁出加利西亚，到20世纪头十年已有22.4万余人离开这个国家。粗略估计1890-1913年间走出去的人数相当于新增人口三分之一”。

随着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对移民表现出兴趣，运输公司千方百计宣传新大陆创业的好处。乌克兰西部地区约有5000名代理人招募移民，广泛派发明信片介绍大洋彼岸幸福生活。由于这些代理人招募一个成人可得5美元酬劳、招募一个儿童可得2美元（这笔钱19世纪末不算少），所以他们绞尽脑汁、鼓舌如簧，力求拉来更多易受影响者。

本地热心人也对移民浪潮起了推波助澜作用。1895年利沃夫中等师范学校教授约西普·奥列西基夫在“启蒙”协会的资助下赴加拿大考察，回国写成两本宣传册：《自由之地》、《移民事宜》。这两本书和作者声望（译注：此人是农学家）成为鼓励移民加拿大的有利手段，亚罗斯拉夫·格里恰克说：出国“突然成了件大好事。美洲移民和欧洲季节工人把大部分收入节省下来寄回家，结果加利西亚的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有了钱，开始拿钱购买主要财富——土地。这些土地通常是波兰地主的，徭役制度废除后他们无法适应新的经营方式”。

19世纪末-1920年25.61万乌克兰人进入美国，其中23.5万出自奥匈帝国境内，其余出自俄罗斯帝国境内（沃利尼亚省、波多利亚省、基辅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和赫尔松省）。同时期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走出4.73万人去巴西，1.5万人去阿根廷。按照加拿大学者彼得·克拉夫丘克的说法，1895-1914年间仅东加利西亚的移民数就超过30.2万人。而俄帝国境内乌克兰人较少去美洲的原因是帝国政府鼓励他们开发“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南部、东部地区。

19世纪曾有些乌克兰人迁居库班。只是这种迁居具有周期性，取决于年景收成。1868年《基辅人报》写道：“说起当地歉收（指波尔塔瓦省普里卢基），农民和哥萨克心中的移民愿望是如此强烈，到了朝思暮想的程度。县里许多村子全员表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根据自己条件推选几个办事机灵的人，凑钱派他们去考察适宜迁居之地，主要是高加索地区，两年前由于高加索总督的邀请已经过去了若干家庭。他们向亲戚朋友介绍自己在大自然慷慨馈赠的地方过着怎样的自由生活。而且不仅普里卢基县有移民愿望，其他县和省亦然…… 离开的热情十分高涨，以至于许多富裕哥萨克和小市民情愿变卖自家产业搬去高加索…… ‘别人上哪儿我上哪儿’。”

移民在新地方建立定居点时会沿用他们家乡的名称。库班生活着许多扎波罗热哥萨克后代，因此村镇就叫卡涅夫斯卡亚、克里木斯卡亚、波尔塔夫斯卡亚、乌曼斯卡亚、巴图林斯卡亚、别列赞斯卡亚等。1868年4月20日颁布新法，规定人们无须申请军事当局和镇公社批准即可在库班军域内定居及获取财产，于是迁入者愈众。据1897年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结果，高加索地区生活着130.55万乌克兰人（根据语言统计，未考虑民族自我认同和籍贯起源），分布在北高加索、库班州、斯塔夫罗波尔省和捷列克州。

早年俄国沙皇命令开发伏尔加河下游的埃利通盐湖（译注：伊凡雷帝时代此处已有规模采盐业），乌克兰跑出来的“楚马科夫”（逃亡农奴）就被“聘请”为这方面专家，1747年起他们把从这里开采的沉积盐贩运至伏尔加河流域城市。关于此事，1889年《萨拉托夫档案委员会丛刊》第3期写道：“萨拉托夫省各乡主要是18世纪末逃出乌克兰和沃伦地主家的农奴后人居住。他们开荒获得土地，1795年被国家统一管理后人均分给15俄亩土地，每头牛亦得此数。之所以分地，是因为他们负责将盐从埃利通湖运至萨拉托夫（酬劳每普特13戈比），再运往卡米辛（7戈比）。无牛之人则在湖边采盐（每普特3戈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20年代盐运停止，将迁入者视同其他官家农民，而大俄罗斯人开始在附近定居，只按人头分地”。

于是盐运路线上出现了乌克兰人建立的自由民大村庄：波克罗夫斯克（恩格斯市）、尼古拉耶夫卡（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克拉斯尼科夫卡等。1797年来自十五个自由民大村庄的人在埃利通湖盐场劳作，乌克兰人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共建立六十多个定居点，人口约20.05万。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移民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乌克兰人大幅增长。据乌克兰研究者叶莲娜·科瓦利丘克估算，1895-1897年仅从乌克兰九省迁往西伯利亚长期居住的就达16.1万人，其中2.25万后来因各种缘故返回故乡。另据1910-1917年征税人口调查，在西伯利亚的乌克兰人多达47.23万，其中37.59万在西部地区（托博尔斯克省、托木斯克省），约占总人口5.7%。

起初，有意在帝国无人区定居的移民们实实在在获得了好处。比如免税2-3年（视地区而定），达到征兵年龄的人免服兵役2-3年，并有权获得前往移居地的路费减免、贷款和白白分配的土地。

1882年6月1日俄罗斯帝国议会通过关于组织移民迁居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的决议，规定十年内从帝国南部省份迁移2500个家庭（每年250户）到远东。同时指派敖德萨临时总督约瑟夫·罗梅科-古尔科采办粮食、种苗、农具、建材等移民所需物品。又成立了由阿穆尔边疆区学会创始人费奥多尔·布瑟主持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安置移民生活。

为此算了一笔细账：“从敖德萨迁移250个家庭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假定每户5人，每人花费60卢布，则共需75000卢布。购买燕麦250俄石（译注：1俄石散货约210升）、豌豆125俄石、小麦500俄石、黍米150俄石外加菜园种子（全部用于播种）约需10000卢布。供应移民抵达后最初一年半的食品：每人每月面粉1.5普特共33750普特，谷物10普特共5625普特，外加盐，总额75000卢布。置办农具如生铁器皿、大镰刀、弯镰刀预计拨款10000卢布。购买木工和细木工器械以便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移民建造仓库需款10000卢布。为移民建造住宅（每户1000卢布）需拨款25000卢布。此外还为移民准备马车轮子2000个、磨坊磨石40个及鞋靴和衣裳。因此，250个家庭的总花费需要17.5万-20万卢布”。

此外，政府还给每个移民家庭无偿提供役牛和15俄亩土地。小东西亦在考虑之列：“每户各样铁器5普特，钢片20普特，大镰刀5个、弯镰刀5个、斧头3个、刨子2个、凿子2个、门环1个、炉门1个等”。决议起草者客观评估了迁移途中的艰险，坦率指出无可避免的人命损失：“考虑到大部分移民系妇女尤其儿童组成，难以承受旅途辛苦，可以说能够抵达新环境的家庭将不超过200个。所以，每个移民家庭将要耗费公款1000卢布”。应当指出的是，政府每年20万卢布的移民预算当时足够在西南三省购买4000俄亩耕地。

1883年以前从乌克兰出发进入远东的移民必然要经过西伯利亚，或者乘火车、或者赶大车、或者步行。许多人受不了西伯利亚的低温和坎坷颠沛，转身返家去也。1883年敖德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南线海路开通，移民们多了一项选择。1890年《基辅人报》通讯员如此描述坐船迁居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痛苦：“来自切尔尼戈夫省和波尔塔瓦省的967名移民搭乘内政部地方自治局租用的法国‘坎通号’轮船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们从敖德萨出发时共1027人，途中亡故63人，出生3人。死者包括患麻疹不治的未满五岁儿童，这种情况是由于船舱过度拥挤、卫生条件恶劣所致。甚至眼下仍有移民在临时营地内死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夭折了40多个小孩。过往经验表明，轮船航行如此遥远距离（10000多海里）耗时42-45天，穿越不同气候地区——尤其不健康的红海，载着大批人员而没有大的损失是做不到的。而轮船本身虽然拥有载客设备，但在目前条件下无法满足太多卫生要求。比如移民们抱怨缺水。轮船很难使用蒸馏淡水装置供应足额饮水（每人每天1-2升，其中1.5升开水），而众所周知，一个家庭，尤其在这样的旅途中，吃着腌牛肉，这点儿水量根本不够。部分乘坐‘坎通号’抵达的移民已经萌生返回俄罗斯的愿望，许多人考虑到贷款不敢退缩。今年迁居滨海边疆州的移民合计2240人，包括30户曾经住在列瓦河谷的库班农民”。

1905年始自车里雅宾斯克、终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奔赴远东的移民们转而使用火车。据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奥多尔·扎斯塔夫宁估算：1906-1917年间约10.26万乌克兰人进入滨海地区，6.42万人进入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分别占这两个地区移民总数的61.2%和49.8%。乌克兰人在新疆域建立定居点，依照传统沿用家乡名称，一直保留到今天：阿尔希波夫卡、别廖佐夫卡、格里博夫卡、伊万诺夫卡、罗姆内、彼得罗巴甫洛夫卡、切尔尼戈夫卡、斯拉维扬卡、康斯坦丁诺夫卡、波克罗夫卡、卡缅卡……

既然寻求新生活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很快就不得不停止向移民提供福利。但帝国并未放弃开垦生荒地的愿望。1890年7月底《切尔尼戈夫省公报》刊载：“切尔尼戈夫省长宣谕本省居民，内政部将于1891年迁移500个农民和哥萨克到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自愿移民者必须拥有：无论年龄每人100卢布从敖德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旅费，每户600卢布在当地购置家当，每件行李1卢布8戈比运费。移民申请可写信或通过地方长官提交省长，将会获得有关移民情况的最详细信息，也可口头告知移民愿望。申请书应使用普通纸张书写，无须支付印花税。1890年11月1日之后将不再受理申请。所有迁移款项及必备家当不迟于1890年12月1日办妥，1891年2月1日之前决定移民的人必须做好出发准备”。

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乌克兰人民又面临一项挑战：“垦殖存量”移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7月30日决议指出：移民措施最主要的任务是迁出乌克兰人口过多地区居民到远东、萨哈林、西伯利亚和卡累利阿-摩尔曼斯克边疆区。该计划打算在1925-1931年迁移17.7万个乌克兰家庭。由于各种原因计划被延迟15年，文件也不再提“家庭”，改为“人”。1926-1940年288.5万乌克兰人被重新安置到远东、北高加索、南乌拉尔、伏尔加河地区及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期221464人被从白俄罗斯、高尔基州、西部州、伊万诺沃州和中央黑土州重新安置到乌克兰。

1930-1931年集体化过程中，6.3万户富裕农民（即所谓富农和富农狗腿子）被国家最高当局未经审判强制迁移到乌拉尔、西伯利亚东部西部、远东和雅库特地区。

乌克兰战后时期可说是第二次“全民移民”，相当一部分乌克兰人并非出于自愿生活在异乡，而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人被迫变成“特殊定居者”。自二战结束至1952年仅乌克兰西部领土就有203662人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带，其中包括“地下民族主义匪帮”成员家属、“通匪者”（包括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及家属182543人，富农及家属12135人，耶和华教派成员及家属8984人。

19世纪-20世纪初的移民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1921-1922、1932-1933、1946-1947年大饥荒，强制集体化时期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斯大林大镇压，纳粹分子入侵，大屠杀，驱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乌克兰起义军及家属出境，驱逐波兰人、德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意大利人、最终驱逐乌克兰人出境，建设社会主义移民，开发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处女地、撂荒地、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等，深刻改变了乌克兰的民族构成。被驱逐者大部分被迁入的俄罗斯人取代，这对人口状况产生了根本影响，余波至今仍能感受得到。

关于1939-1940年冬季战争人们已讨论许多，但某些细节很少被提及，比如苏联公文所谓的“人员政治道德情况”。这个词语是部队各种报告、汇报之必备项目，通常写做：“部队政治道德情况优秀”。如果写“健康”，意思是有所动摇，“基本令人满意”暗示更糟了，万一写“政治道德情况受挫”，那就代表出了大麻烦。套话之后往往跟着具体事例，圆滑而刻板的提法叫：“与此相伴的是……”、“揭露出……事实”、“继续发生……现象”，都属于负面信息。

这样一来，战争期间НКВД特别处人员的汇报和特别报告（仅解密一小部分）其实无法全面展现红军战士在前线的“政治道德情况”。

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主任、国家安全少校阿列克谢·西德涅夫1939年12月1日报告称，早在战争开始当天（11月30日）的一次进攻战中，“第90步兵师非党员战士米哈伊洛夫抛弃步枪，企图跑到敌人一方”。真不可思议，强大的炮火准备似乎摧毁一切，红军发起胜利冲锋，“敌人撤退、撤退、再撤退”，而红军战士米哈伊洛夫居然想投奔退却之敌！毫无疑问，“米哈伊洛夫被捕。案件调查结束，移交军事法庭”。该米哈伊洛夫还算幸运，虽然他“企图投敌”，却“仅”判十年监禁。战争初期“试图组织一群战士投降敌人”的另外两名红军战士都被枪毙了。
同一份报告还提到，90步兵师战士伊万诺夫因声称“苏联打不倒芬兰”被送交军事法庭。

所以从战争刚开始，特别处的密件里就充满了关于红军官兵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报告。比如：
“今年12月24日第19步兵军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独立第1铁道修理营营长К.（……）调查证实了К.的反革命活动（……）该人已于今年12月26日被19步兵军法庭判处极刑”。
“逮捕了从事反革命煽动的：第123步兵师战士库兹涅佐夫，1907年出生；第24军炮兵团战士普兹京，1901年出生”。
“第10步兵军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在战友中间进行反革命煽动的第113步兵师679步兵团战士叶夫多基莫夫和同属该师的伊万诺夫，以及138步兵师295炮兵团希日尼亚克”。
“第43步兵师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进行反革命煽动的第43步兵师181步兵团战士努里洛夫”。
“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结束了对第70步兵师战士普罗霍洛夫案件的调查工作，他是从事反革命煽动的逃兵”。
“1910年出生的普列什科夫因进行反革命煽动被判决有罪”……

并且特别处人员报告显示此类危险的“反革命煽动”快速增加，例如：
“第2防空军189高炮师医士福姆金对一群医务工作者说：红军部队越过芬兰边境，不就是咱国家往芬兰派了一支讨伐队嘛”。
红军战士基奇金“对一群战士说：卡普别尔舍伊克的枪炮声很可能不是芬兰打的而是我们打的，从而引起战争。芬兰不想打仗，我国政府要为战争负全责。芬兰被迫采取防卫措施，我们则努力征服芬兰”。

国家安全少校西德涅夫1939年12月9日的报告称，第56步兵师184步兵团战士库拉科夫“对政治指导员利西奇金说：你吊死那么多芬兰农民，烧毁村庄，但现在无所谓了，芬兰人会找你算账的”。之后：“利西奇金派人送库拉科夫去司令部，途中库拉科夫企图逃跑，被押送人员击毙”。
报告接着写道：“第142步兵师同样存在类似言论，该师266榴弹炮团战士瓦西里耶夫当众表示：我们的部队砸烂芬兰人民的安宁，焚烧工厂和农舍。我们自己把战争强加给芬兰，这将是世界大战的开始。等着瞧我们的和平政策吧”。第46榴弹炮团战士科瓦连科说：“我们跑来解放芬兰人，人家过的比我们好啊”。

其他特别处工作人员也记录了不少战士的这种“个人宣言”：“我们嘴上说‘不要别人的土地’，可芬兰没攻击我们，我们倒打过来了”；“错的是我们不是芬兰。我们为什么来打他们，咱自己的土地够多了。我们过了20年不担惊受怕的日子，如今害怕了”。

列宁格勒军区НКВД特别处人员1940年1月7日的报告记载：
“苏联攻打芬兰的目的是吞并芬兰，借此实现自己的侵略政策”（第52步兵师战士托奇洛夫）；
“芬兰人民不愿意得解放，所以芬兰人跟随本国军队撤走了”（第52步兵师战士扎列茨基）；
“我国政府想着解放芬兰人，但这些人不要我们解放，走一路烧一路”（第14步兵师35步兵团1营副参谋长基里尔洛夫）；
“我们为何来这儿受冻？我们为什么需要森林和沼泽，难道自己土地不够多？保护芬兰人，自家的田还没耕种呢！我们扔下那么多没收割的粮食，让全家挨饿”（第650步兵团战士索费尔京）；
“我们最先攻进芬兰。我不想作战，打起来我就把枪扔掉”（第52步兵师112步兵团战士塔拉岑科夫）
“我们为什么而战？据说是为了解放芬兰人民，可打了这么多仗，一个芬兰人都没见着。我认为我国政府才是修茨科尔，因为它嘲弄人民”（138步兵师768步兵团机枪手西罗诺夫）；
（译注：“修茨科尔”指的是1917-1944年芬兰的资产阶级和富农武装组织）

但意见最尖锐的要数第43步兵师162炮兵团1营战士尼科年科，他说：“跟芬兰开战之前就应该枪毙苏联政府，因为它正在把苏联人民带上绝路”。
毫无疑问，立即“命令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马上逮捕西罗诺夫和尼科年科”。

继续看士兵们的怨言：
“为什么要打芬兰，为什么我们必须控制卡累利阿地峡……”（100步兵师某无名战士）；
“芬兰人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攻打他们。如果我参加了什么队伍就要被打，那我加入芬兰好了，他们是自卫啊……”（战士阿尔谢尼耶夫，“非党员、集体农民出身”）
“我不想给侵略军当兵，希望早点儿放我回家。只要春天一到，咱们都走不出芬兰沼泽地，全完蛋”（第90步兵师301榴弹炮团战士彼得连科当众发言）；
235榴弹炮团战士斯捷潘诺夫“看见阵亡的红军战士尸体后”，当众说：“我不能像这些人一样被杀掉。宁肯跑去芬兰那边”。早先他当众表示：“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打仗，想要的已经拿到手了，没必要继续打下去了”。

对此，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主任老生常谈写道：“作战部队政治道德情况总体令人满意，但也在分队和个别战士身上发现了反苏表现的事实”。比如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2级国家安全政委戈格利泽引用第2探照灯团战士普罗斯库林的言论：“咱这样吃败仗，红军战士们将来会把自己的长官全杀干净，就跟二月革命一样”。

国家安全局斯捷潘采夫上尉1940年1月24日报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第7科：
“个别红军战士存在反苏言论和威胁伤害指挥人员的情况。例如战士西多连科、卡舍夫斯基和布贞科在战友中说：党领导了一通，国家缺粮、少肉甚至没火柴。波兰以前的日子比被苏维埃政权解放之后更好。西乌克兰刚脱下枷锁，又被套上了。党喊口号讲什么‘消除战争’，自己却发动战争夺取土地。莫上前线，走到自己国境线就停步吧。不要相信政治指导员和指挥员说咱国家很富裕，他们都是骗子”。
战士波热格·斯捷潘扎维利说：“撵我们去送死，我们不需要保卫苏维埃政权”。战士切尔尼亚克·尼古拉耶夫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我在苏维埃政权下活得很惨，我来解放的那些人却比我过得好，所以何必解放他们”。排长梅利尼科夫命令切尔尼亚克停止发表反苏言论，切尔尼亚克说：“下次再打仗我就划开你喉咙，找个树林藏起来”。战士梅利尼克说：“家里饿死人，我们在这儿保卫谁啊”？农民出身的残疾逃兵博雅尔斯基说：“我们从波兰来芬兰打仗，这边人很多，所以驱赶我们杀他们”。排长提出批评，博雅尔斯基说：“上了战场你第一个挨枪子儿”。
报告强调：“其他一些红军战士亦有类似反苏言论”。

西德涅夫少校1940年1月24日另一份报告称：“我们注意到工农红军部队中反苏分子的反革命性质言论，以及对上级提出人身威胁、不愿在工农红军服役。第50步兵师独立侦察营战士谢尔巴科夫说：我想杀死发动战争的人……等到了春天，会再次向某人伸出援手，所以我们要一直战斗”。“伴随着部队军人政治道德情况健康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工农红军个别部队的不稳定分子反苏和恐怖言论的罕见案例”。
“非党员、集体农民出身”的第90步兵师173步兵团4连战士托尔连科在战士谢尔盖耶夫面前针对即将攻击敌人筑垒地域一事表示：“只要芬兰兵不朝我开枪，我也不朝他们开枪”。谢尔盖耶夫反驳说即使芬兰兵不开枪军官也会开枪，所以要打败他们，托尔连科答：“怎么样都没用，反正我们都得完蛋。芬兰方面的伤亡比我们少，打起来的时候最好躺倒装死”。谢尔盖耶夫继续解释说我们应该把芬兰人民从白色芬兰匪帮手里解放出来，因此要服从指挥员命令，托尔连科说：“轮不到咱们解放他们，让他们打死我好了，我不会射击的。但是子弹也可能击中发号施令的指挥员”。
该团7连“非党员”战士沃罗比约夫在战士马斯洛夫面前表示：“只要我还活着，我就非得杀掉某个指挥员不可”。沃罗比约夫同班长祖耶夫发生争论，说：“很快你们都要参加战斗，亲爱的，到时候你们就活不长啦”。

调动部队支援芬兰前线的一些军区同样形势不好。1939年12月基辅特别军区特别处主任米赫耶夫向上级报告：“某些部队存在不良情绪的事实”。之后米赫耶夫再次报告称派往芬兰前线的部队“反苏言论、擅自脱队、违反纪律的情况急剧增加”。在另一份报告中米赫耶夫指出：“存在个别军人发表负面言论、怯懦畏缩、临阵脱逃、自伤自残的情况，以及渗透进工农红军的反苏分子的活动表现”。例如第11骑兵团低级指挥员阿达缅科声称：“喝吧，同志们，伏特加喝到醉，就不派我们去芬兰啦”。该团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想被军事法庭审判，那就不用去芬兰送命了”。
第96步兵团战士康斯坦丁·马丁纽克说：“为了解放事业打下西乌克兰，过狗日子，如今又让我们去芬兰，不战死不算完啊”。又说：“谁要保卫你们的苏维埃政权，这个苏维埃政权如今比尼古拉年间差远了。资产阶级制度下士兵甚至农民的生活好得多，现在不是在军队服役，是在监狱服刑。我们解放了乌克兰人民，却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生不如死，自己为了这个解放活的像狗，等解放了芬兰啊，还不如狗呢……”
米赫耶夫报告：“马丁纽克的反苏言论已记录在案。第87步兵师特别处正向军事检察机关提出将马丁纽克送交军事法庭的问题”。

即使冬季战争停火后，此类“行伍怪话”仍未噤声。1940年3月22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向伏罗希洛夫、梅利尼克汇报：“在个别军人中间存在不健康的反苏言论”。战士多夫加利说：“战争结束是好事儿，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是侵略者，它奉行的是侵略性政策。咱国家人多，一个红军战士的命只值30戈比，所以我们被赶来送死”。
第150步兵师108汽车大队电影放映员加夫里洛夫说：“最后我们放弃了战斗，因为发动战争的是苏联不是芬兰。我国政府开战是个错误，他们失算了”。
第17摩步师战士费多托夫说：“芬兰人民抗击红军是他们的权利，是为了保卫自家财产。我们去打芬兰人，等于剥夺人家权利”。
241炮兵团战士涅米罗夫说：“苏联的政策就是：一只手签协议、另一只手撕烂，对芬兰即是如此”。

最后，1940年3月16日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报告的一句话简直神来之笔：“苏联和芬兰签署和平协议后，前线个别地段出现两军拜把子、搞联欢的情况”。

官方数据显示冬季战争期间有843名军职人员被依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58-10条定罪。正如历史学家基里尔·亚历山德罗夫指出：此数字既不包括1940年3月13日之前立案、战争结束后判决的人员，也未包括红海军人员，更没包括依据《刑法典》第58条其他款定罪的军人。亚历山德罗夫估计，在105天战争中有不少于1100名红军战士基于政治原因被定罪，仅因“反革命煽动”和各种“反革命活动”受惩罚的军职人员总数可能高达1500名。雄辩地说明相当一部分红军战士对这场战争和斯大林政府的态度。

延伸阅读：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1930年2月15日斯大林收到一份标明“绝密”的翻译件，内容是苏联情报部门获取的德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弗利茨·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一封私信。斯大林要求将这份含有敏锐外交官的尖锐评价的文件归入他私人文件收藏：

（1930年1月4日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Ф.冯·特瓦尔多夫斯基致柏林经济学家、政论家В.特罗赫茨的信）

衷心感谢您上月17日的来信和圣诞礼物，我们非常愉快地全吃了。首先说圣诞节，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能够欢度圣诞的家庭不足100户，真是非常奇怪的感觉。对于全俄人民而言这就是个灰色的平常日子。这些宣传人员，对大众精神有深刻了解的人，却对节日的意义所知甚少，简直令人惊讶。只是一味工作、工作、提高产量之类。（注：下划线系斯大林所加）每个人都沉迷于虚幻的统计资料、不切实际的百分比数字等日常琐碎，却忘了除本职工作之外生活中还应当有其他内容。

我读过托洛茨基的书，觉得很有意思。只是最关键的地方没搞清楚，为什么托洛茨基在1924年，也就是他执掌红军、据说深受爱戴的时候，没有凭借手中巨大权力对斯大林采取行动，未作抵抗就撤退了？我找到的原因如下：托洛茨基归根到底只是个文学家，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而同时期的斯大林是个有决心的行动派，知道自己要什么。托洛茨基是大作家。但他不管怎样都无法否认，斯大林——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已经攫取了全部权力，并且是有史以来最绝对的独裁者。他就是有这方面必需的品质。仅仅耍弄阴谋诡计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每个独裁者最终都以某种方式攫取到权力。依我看，用道德尺度衡量这个问题实属无谓，尤其跟托洛茨基这种人物相比，根本不一回事。

斯大林是个孤注一掷的人，是个拥有钢铁神经、强大意志力和可怕连贯性的人。

以后他的政策能不能成功，没人说得准；眼下的情况甚至显得十分模糊；但这个人重要的长处在于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还认为，他最终会毁灭俄罗斯（注：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写：“哈哈哈”），可这毕竟就是大多数独裁者的本质，为了实现自己内心认为的全世界幸福，不惜牺牲本国前途。

我认为社会主义竞赛是危险的，因为它造成了——或许不是在实际意义上，但至少是在象征意义上——俄罗斯人和外国工人在某些工厂、工作组的某种联系。我不是说这会严重削弱资本主义企业的产量；但举例来讲，“洛伊纳” (Leuna)工厂的一些工人就对这里化学托拉斯的前景很感兴趣。

目前俄罗斯遭遇了金属严重短缺。生产跟不上规定进度，正在扰乱整个五年计划。所以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困难无法消除，俄罗斯人该怎么办？能否通过某种额外追加的限制来维持五年计划微调机制的运转？能否宽限企业七年而非五年时间？抑或是整件事彻底陷入无望绝境？本地报纸连篇累牍刊登对未能实现预期数字、对品质低劣和缺乏组织的批评。各大委员会巡视全国，无情辞退那些甚至有功劳的党员干部。

我无法想象，由此引起的担心能够对增产起什么积极作用。总之，这里到处都在为社会主义春播做准备。各家报纸接连几周发表文章对春播提出建议和指导。这无疑是表明人们正怀着极大忧虑看待农业生产的一个迹象。

过去几个月苏联在外交方面非常成功：得到了英国承认，工党政府极其天真地指望借助俄罗斯市场来应对国内失业问题；跟土耳其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同中国的冲突以全胜告终。（注：1929年苏联重拾中东铁路所有权和运营权）

这些成功使得这里充满傲慢自大，要不是我感觉十分好笑，可真没法忍啊。

我盼着能在1月底或2月到柏林住几天，见你一面……

（注：1932年5月冯·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莫斯科遇刺受重伤，袭击被归咎于波兰。康复后他继续在德国驻苏使馆工作到1935年）

▢ 斯坦尼斯拉夫·查利克

苏联时代城市平民改善自家居住条件只有一种办法：跟别人交换寓所。其间暗箱操作、非法经纪人和私下付款屡见不鲜。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基辅，市执委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古谢夫奉命做介绍，时间两分半 （!），包括翻译。

主席是这么说的：“总统先生，现在基辅每天新建80套住宅，一年25000”。

寥寥数语令外宾印象深刻，尼克松当天在玛丽亚宫（马林斯基宫）举办的政府招待会上随口引用了这个数字。

如果我们去查阅1970年代基辅市官方材料，将看到一幅貌似兴旺的景象：城市住房平方米数逐年增加。比如1970年基辅可用住房2120万平米、1971年2240万、1972年2360万、1973年2480万、1974年2610万、1975年2720万…… 那么根据官方数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每年新增约120万平米住宅。但实际上公寓短缺十分严重，新建速度远远落后于需求增长——这一点就连苏联自己的宣传部门也承认，但他们认为跟“腐朽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代表工农利益的先进国家的公寓是免费提供的。

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骄傲的理由怪可疑。毕竟建设免费分配的住房属于赔钱方案，而国家预算投入社会规划方面从来不算慷慨。因此建成的住房面积比市民需求的少百倍，许多人排队苦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领到政府吹嘘的免费住房。

请想象一下：你是个1970年代的基辅人，有一天需要改变居住条件——比如搬出父母家，到离单位近些的地方生活。但不可能卖掉旧房另买一套！因为房子是国家的，不归居住者拥有，你们属于租户、房客。

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另一套机制：交换而非买卖住房。市苏维埃执委会专门成立了经济核算制机构：住房交换局，局里有大文件柜，你可以在值班检查员协助下寻找合适公寓。那么理论上讲，你只要去到火车站街7号（就在火车站旁边），请那位经济核算魔法师打开柜子拿出秘藏地址卡，然后找到心仪的公寓，跟现任住户好好商量商量，乔迁之喜就近在眼前啦……吗？

可惜，现实生活要复杂得多。

首先，面见检查员并不容易，办公室外排大队，因为挨个看地址是很缓慢的，你可能等待数小时都进不去门。其次，查阅地址卡收费1卢布（这笔钱足够坐无轨电车上下班半个月）。第三，该部门并未包含全部可交换公寓，最具吸引力的房源由于某种缘故未列入其中。

所以跑一趟“黑市”更管用，它就位于交换局外头（后来转移到地铁“大学”站后面的植物园广场）。你在这里会遇见同样有意交换住宅的人，想问什么当场问清，还可顺便了解他是否对你家感兴趣。一两个钟头谈十几位，大大提高找房效率。

那怎么知道谁需要什么？很简单，人们在胸前举个纸板，写明自己意向。比如“3 = 2 + 1”，意思是这人想把三室一厅换成二室一厅加一室一厅（两套），所以会注意寻找有没有举“2 + 1 = 3”的。然而找房算术有时候也奇怪：常有人举着“1 + 1 = 3”的纸板。小学生见了拽拽妈妈袖子说：“叔叔写错啦，我们去告诉他让他改！”小朋友不知道，“叔叔”打算用两套一室一厅换一套三室一厅。有额外付费，但不能写明，因为是违法的。

公寓幸运女神只对精力充沛之人展露微笑。如果你真想改变住房条件，每星期至少到“黑市”站2、3次，有时持续好几年。常客们互相都认识，记得谁寻找什么，碰巧了就推荐一下。而那边那位看起来精明的男士是中间人，当年叫掮客（苏联解体后叫经纪人）。掮客们大多是科研机构拿半薪的兼职人员充当，所以有空出来在“黑市”帮人找房。全职的干不了这活儿：任何公民连续四个月或半年不工作，警察可以将其列为“寄生虫”——属于刑事罪名。

与公办中介机构不同，掮客提供的房源信息颇具优势和吸引力。为此你得付一大笔钱，相当于该人在科研机构工资的3-4倍。然而不能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刑法》规定“私营企业主活动和商业中介”最高判五年并没收财产。所以掮客们很小心，尽量只跟熟面孔合作。

无论如何，你总算跟“黑市”上真正管点儿用的人搭上话了。咨询住房信息一般先问问在市中心还是在坡地？1970年代的市中心通常指赫雷夏蒂克街、利沃夫广场、胜利广场一带以及佩切尔西基区。如果想从坡地搬到市中心，你或者接受较小的面积（譬如3 + 1 = 3），或者加钱（数额好商量）。

如果邻里关系没矛盾，再问问楼层。底层最不受欢迎（不像今天），因为公寓大多无阳台，夏天恐怕有人翻窗入室。顶层亦然——漏不完的水，找不完的房管处。

继续问：砖砌房还是预制板房？后者评价不高，1970年代初基辅曾流传一种说法，称预制板房住户更容易生病，水汽不能充分蒸发，聚集起来释放有害物质。很难讲这话有几分依据，但事实是这种房子的墙壁往往潮湿，因为是用松香（松脂）抹混凝土板之间接缝。混凝土本身品质也差，发行量颇大的《基辅晚报》曾写过一篇小品文，轰动半座城。

而我们今天选房注重户型：客厅几平方？卧室几平方？布局怎样？外阳台内阳台？有独立淋浴房吗？集中供暖或烧锅炉？诸如此类。

所以当年找到心仪的住房难归难，终究有机会。可是你看中房子的现任房客未必看中你的房子。为了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你又开始帮人家找房。一通忙活下来，换套房子往往要涉及5、6个环节（听说基辅曾出过涉及10个环节的宏大交换，叹为观止！），可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中途生变，或发现了更优选，那么交换告吹……

假使一切顺利，各方达成一致，你以为就能搬了吗？慢来。现在最主要的是征得房屋所有者——“国家”——之同意。每个地区都有住房登记和分配部门，负责该部门的检查员就是你接下来必须面对的命运仲裁者。检查员将核查准备交换的两套住房是否等值：首先为了杜绝私下支付非法款项，其次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个大家庭故意搬进较小住房，人均面积不足6平米，从而立即进入排队名单要求分房子。总之，只要检查员不签字，你之前的努力统统无效。

除交换外，改善居住条件的另一途径是加入住房建筑合作社。说合作社成员“盖合作社”或“盖房子”，并非指他们一砖一瓦自己动手，而是指住房建筑合作社实际帮他们盖。1973年热门电视剧《大课间》带火了这个词：“你老盯着我干嘛？” “你又想干嘛？盖合作社啊？”

如果你蠢蠢欲动打算参加合作社，请谨记门槛不低。比如基辅鲁萨诺夫卡区一栋九层板房公寓，三楼的两居室花费1800卢布，八楼的三居室2000卢布。社会平均月工资144卢布。首付款只占房屋造价40%，其余60%属于国家贷款（译注：几乎无息），住房建筑合作社成员还款期25年。那么以前述八楼41平米三居室为例，每月需还贷32卢布。很贵啊，毕竟类似的国有公寓租金仅一半左右。

早在1960年代，当基辅第一批合作建房户喜气洋洋乔迁新居后，他们的亲戚朋友仿佛大梦初醒。城市一派繁荣景象。自此你也想入社的话，就必须贿赂理事会成员，数额相当于住房首付款50%。

1979年基辅拥有36个住房建筑合作社，名称大多根据主管部门设立，比如“国家计委工作人员”、“艺术学”、“苏联科学”、“心脏病专家”、“邮电工作人员”、“1路公共汽车”、“大学”、“动力工程师”、“飞行员”。

不过在苏联社会条件下，公民自掏腰包造房并非解决居住问题的万灵药。毕竟住房建筑合作社不是你想加入就能入，只接受“急需者”——人均面积小于6平米的家庭（1975年放宽至7.5平米）。此外为避免社会贫富分化，合作住房有面积限制（每人不超过13.65平米），房间数量不得多于家庭人数。所以就算合作社成员再有钱，也不能买下相邻的两套房变成一套大房。

合作房屋和国有房屋一样，条件谈妥也能交换。“黑市”上诞生了新概念：“未偿付合作房”，就是说拿国有房屋换合作房屋（通常户型较佳）的人将承担25年还贷义务。

合作住房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继承，国有住房不行。后者住户如果死了，家里又没有其他登记居住者，那么国家收回再分配。很多老人的子女和孙辈不惜代价保住房子，实现的方式包括：
第一：用两套住房（自己的和父母的）换取一套共同的。这个法子的缺点是寻找合适房源可能耗时太久，新房装修加搬家不可避免要一笔大开支。
第二：家庭内部交换，比如奶奶（一室一厅）跟孙子换，而孙子跟父母同住。这个法子的优点是实际上每个人都留在原地，只改一改户口登记，而且不产生装修及搬家费用。

总而言之，最后种种的焦虑、手续、感受和在官员办公室的踱步都成为过去式。你终于拿到交换许可证和新住房证，必须抓紧时间：许可证有效期为签发之日起10天，须在期限内提交给新居住地房管处。搬家期限为一个月。

搬家同样不简单。一般来讲分两次，易碎物品如餐具、茶具、玻璃器皿、瓶装果酱、自制罐头等物品打出租车运走，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就借人家车拉。家具、书籍、行李箱等杂物用厢式货车。倘若东西少，还有一种货运出租车。叫这些车请找弗拉基米尔街29号基辅运输代理处，每车基础费用2卢布，按里程加价（每千米25戈比）。而搬家最大花销是装卸费，取决于家具和重物件数、楼内有无电梯及搬家工的胃口。

随着别列兹尼亚基区、奥博隆区、维诺格拉达尔区的成片新建住宅大规模入住，搬家量急增，政府又开设专门的家庭用品运输机构。1979年基辅有八个这种机构，分别负责若干市区。

1995年乌克兰实行住房商品化，从此人们都买卖房子，再没交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