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3日-3月5日联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全会，开启又一轮规模空前的大镇压。虽然苏联检察院成功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政治审判秀”，但国家领导人始终让检察机关在揭露“人民公敌”方面屈居第二，内务人民委员部才是主力。1935-1939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安德烈·维辛斯基积极参与、配合斯大林迫害无辜，作风果断、凶猛，人送外号“亚瓜列维奇”（译注：“美洲豹”），后世对他多有抨击。这种负面评价当然是有根据的，不过历史上的维辛斯基也有着另一面。

1936年12月11日苏联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出席一次普普通通的侦查员代表培训会，发表了一番颇不寻常的讲话。那个时候高级官员公开评议下级工作司空见惯，尤其考虑到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所以总检察长在会上对检察机关侦查员提意见是很正常的，但维辛斯基指出，在座各位应当从新的、经济的角度看待工作中的错误：
“我们有很大比例的案件未经开庭审理就被法院退回补充侦查或彻底中止诉讼。此类案件数量高于理想水平。在涉及严重犯罪、可能被判处严厉刑罚的案件中，因这样或那样原因被法院退回的竟达45%。有些同志不考虑这意味什么，不明白这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宝贵的元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资本：人力，造成了最大的破坏。许多人由于被起诉和频繁监禁白白脱离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有很多人因为被传唤出庭作证，浪费大量时间。某些情况下侦查员痴迷专家鉴定：为一点小事就传唤专家到庭，导致一名宝贵的专家扔下手头重要工作，这也很常见。”

维辛斯基举了侦查工作低劣的例子，指出不允许歪曲案件事实和伪造证据。又谈了不少关于侦查员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事实。他说：
“到现在还时不时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没地方处置，就送交司法机关，如果司法机关也处理不了，就扔给侦查员。结果这些侦查员干出来的事情，真让人替他们脸红”。

总检察长举了个具体事例，强调案卷中存在的文法错误和逻辑谬误：
“一位侦查员起草了这样的文件：‘此处有一具无名女性户体。请求进行解剖，查明怀孕和其他暴力致死迹象’等等。显然，按照这位侦查员的观点，怀孕也算暴力致死的一种迹象。勘查笔记如下：‘1936年10月13日西部州中布达地区人民侦查员戈里布诺夫（记住这个姓）等人踏足户体（“尸体”写成“户体”）被发现地点，当着见证人的面进行查验及确定（“确定”首字母大写）。在莫斯科至基辅（“基辅”全小写）铁路线和中布达市土路之间。在距离铁路1.5千米的树林。在土路西边1千米。在西部铁路格洛詹科会让站东边1千米。在核桃树丛附近躺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女性，被外套和头巾覆盖，她南边有乌克兰文印刷的报纸碎片。户体旁边有不明显的人类鞋印。户体周围再没见其他痕迹。查看户体：无名女性大概22-23岁。头朝东北脚朝西南脸朝下，趴着。两腿伸直交叉（一腿压一腿）。左臂在头下弯曲。右臂在侧面弯曲（怎么弯的侦查员未写）。双手曾抓握泥土和草，是死亡之初乱抓地面所致（为何是死亡之初而非抵抗过程中）。双手有凹痕（擦伤）。黑色头发凌乱，发中有一个女式头饰和两个别针。户体盖着褐色呢绒女外套，衣领黑旧衬里磨损，头蒙着羊毛头巾，头下粘着钢灰色新鲜蘑菇，外套口袋内装两条白手帕和新鲜橡子…… 脚穿黄色旧高跟鞋，黑色丝袜，又穿黄色毛线衫。然后穿奶罩（估计指胸罩），内衣是纸色小衫，下穿白布内裤。脖子有带血凹痕。然后用一块手帕勒着，后面打两个结紧紧绑住。胸前有蓝色斑点，看似旧痕迹，无法预定。有金牙，闭着眼，张着嘴。户体已送往医院调查。’（签名）侦查员某某，见证人某某。”

维辛斯基强调，此类侦查案卷是业务能力低劣的极端表现：
“你们会说：这样的案子太罕见，根本凤毛麟角。当然，这种材料并不经常遇到，但遇到一份就足以令我们敲响警钟。”

苏联总检察长的讲话发表在报上，成了下属们的行动指南，开始揭发各级不合格检查干部。地区检察员В.梅斯洛夫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组织工作的若干问题》的简讯，指出：
“尽管我们的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普遍成长，仍无法满足已经提高的要求。当一个中心大城市的检察员分不清上诉和发回重审的区别；当另一位同志听人谈论莎士比亚，声称他1933年似乎根据八七法‘办过’这个案子——多么像悲哀的笑话啊。”
（译注：八七法即1932年8月7日颁布的所谓“三穗法”，亦称“五穗法”，首次引入“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之概念，开始在农村地区设岗防范、打击“偷粮”行为）

苏联检察院的В.扎伊采夫撰文提到地区、市、州和共和国检察干部的人员素质：
“过去我们已经有了对检察员/侦查员工作进行鉴定的经验。但应该直白地说：这套经验在绝大多数边疆区、州和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比如，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检察员努尔扎诺夫同志提交对人民侦查员”Н. Н”的鉴定意见，说该人的特点是：“政治水平低，但阶级性纯粹”。
你是不是以为努尔扎诺夫同志会推荐该人去学习或直接以知识欠缺为由解职？错了——努尔扎诺夫的结论是：“宜晋升为地区检察员”。

奥伊罗特自治州检察员戈尔贝格同志提交对本州某区检察员的鉴定意见：
“联共（布）州委因长期酗酒和损害检察院声誉为由将Н. Н同志解除职务……Н. Н同志的主要缺点是喝酒无度，若非这一点，他完全能够胜任区检察员。如果Н. Н同志今后不再酗酒，可让他做侦查员；考察一段时间，如果Н. Н同志彻底改正错误，那么还可以做回区检察员职务。否则他未来再酗酒的话，肯定会被开除党籍并撵出司法系统”。

哈卡斯自治州检察员扎罗夫同志的一份鉴定意见：
“……该人熟悉检察工作，但头脑笨拙，推一下动一下，不守纪律，缺乏主动性，在哈卡斯自治州内不受尊敬。作为富农的儿子，应当立即把他调离哈卡斯州派往其他边疆地区”。
按照扎罗夫同志的观点，似乎这位多次被开除党籍的富农之子如果调往其他地区就会受人尊敬，所以建议把他赶快从哈卡斯州打发出去。

继续说回维辛斯基。总检察长不仅批评手下不合格的检察员，还在一次培训会上出人意料谈论法院在通过斯大林主义新宪法方面的重要性。此前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有些法官爱对细枝末节问题吹毛求疵，阻碍检察员惩罚违反苏联法律的人。但这一次，总检察长的口风似乎突然转向：
“有些人总认为，法院的判决很糟糕，判错了，没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做出正确决定。这种观点不对。关于法院工作上的种种缺陷，不要忘记，是侦查限制了法院工作，那么，一条普遍的、绝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法院工作好不好取决于侦查，整个司法系统好不好取决于法院”。

维辛斯基接下来讲的更惊人，直接涉及部下的政治态度：
“某些人认为，客观性似乎是资产阶级偏见，是不问政治的、超阶级的，追求客观性就等于‘抛弃阶级斗争、阶级政治’。这不对。按我们的理解，客观性并不抵触我们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利益和使命。相反，客观性有助于我们准确反映现实……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侦查员满怀政治热情客观工作。这话什么意思？首先，如果一个侦查员不尊重事实，忽略事实、歪曲事实，像人家说的，‘将就将就’（在座各位有不少‘将就’高手，请原谅），会使人怀疑侦查材料的可靠性”。

1936年12月15日苏联总检察长第777号令体现了维辛斯基的上述观点，该命令要求传达到全国检察人员：
“别科夫斯基地区执委会（萨拉托夫边疆区）屡次要求区检察员泽尔纳科夫同志对一些人提出非法起诉，例如：
1) 区执委会认为纳雷什金村火灾是阶级敌人对本村积极分子突击手佐尔科夫的进攻，希望检察院立即逮捕罪犯并组织公开审判。但泽尔纳科夫同志拒绝这一非法要求，查明佐尔科夫早年是诵经士，不是什么积极分子、突击手，火灾系其本人为了骗保自行纵火；
2) 一个9岁男孩向区执委会主席叶夫图申科乘坐的汽车投掷石块。叶夫图申科认为系恐怖活动，要求检察院立即组织对该9岁男孩的公开审判。泽尔纳科夫同志未执行这一非法要求。
泽尔纳科夫同志无视区领导的一系列非法要求，被后者视为反对区领导，九月份两次把泽尔纳科夫开除出党。党命令将此案提交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局，其决定已发表在1936年12月13日《真理报》。
由于注意到泽尔纳科夫同志特殊的坚定性、连续性和顽强毅力，以及他对自己在社会主义法制斗争中身为检察人员的职责的正确理解，特奖励他两个月工资，并以苏联检察院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

1937年3月2日维辛斯基参加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发言也体现了他的这种观点：
“不断感觉到，侦查机关在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足之处。如果细看那些没有引起我们这么多关注的案件，就会发现不足之处比比皆是。在我看来，这属于内务部门侦查工作和我们检察机关工作的一种基本缺陷，首先就是把侦查建立在被告口供之上的倾向。
我们的侦查员很少关注客观证据、实物证据，更别提专业鉴定了…… 但我重复一遍，实践中大多数情况的侦查工作主要追求获得被告本人供词。如果整个案件仅建立在被告的有罪供述上，将会带来相当大危险。倘若这种案件开庭审理，被告当场翻供收回自己以前供词，那么案子就可能败诉。这种情形下我们等于被彻底缴械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材料来支撑被告的坦白交代，完全没办法反驳他的翻供”。

维辛斯基接着举例说明内务部门侦查员的工作方式：
“我需要指出的是，内务部门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优秀的，能够理解并正确完成我党交付的任务。但这些人身边还有些人至今不理解党对他的要求，做不好工作。这方面有几个例子。我手边这份材料是1936年12月19日的审讯笔录摘要，来自黑海舰队军事检察员沃伊捷克同志。
这份摘要显示了某些内务部门工作人员是怎么审讯的。提问：‘卑鄙谎言根本蒙不了谁。你知道这件事，就像你也知道马被毒死了’。答：‘我听说有人要偷东西，不知道偷了什么’。问：‘你的回答纯属打自己脸。你是不是脸皮厚的都没感觉了’。答：‘没，没感觉……’（台下笑声）。这算什么审讯？这算什么侦查？这叫什么事儿？就为了听被告说句：‘对，我有感觉’，等开了庭，被告反悔说：‘不，我没感觉’，检察员可怎么办呢？（台下笑声）”

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听了无言反驳：
“维辛斯基同志刚才讲的都对，我还可以补充更惊人的事实。很遗憾，我们下级机关的情况很不好。有出色的人，但也有低能的人。这方面不仅我们有罪，侦查机关的罪同样不少。应该加以纠正，我们也会进行纠正”。

维辛斯基讲话的核心意思是，如果一起政治案件除了被告口供没有别的证据，压根就不该起诉和开庭。否则不仅欠考虑，而且跟刚刚通过的斯大林宪法相违背。而以当时的检察员和侦查员实际素质，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得到纠正。于是维辛斯基推动斯大林及身边人绕开检察院和法院进行镇压，也就是通过“三人小组”和“二人小组”。

如此一来，苏联总检察长巧妙摆脱了大量极不愉快的工作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他可以替自己辩称：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检察干部参加“三人小组”，依职权有责任监督内务部门侦查，他们大多数时候“未看到”任何明显违法活动。后来开始对政治镇压受害者进行平反，罪责首先落在内务机关头上。所以啊，那阵子的苏联检察员们真该感谢“老谋深算”的安德烈·维辛斯基。

附录：

安德烈·维辛斯基致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函

1939.5.31
秘密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Л.П.贝利亚同志：

最近，每次特别会议审议的案件数量均在200-300件之间。因此，平均每个案件的审理时间不超过一分钟。这当然无法保证我们在处理案件时不出错，即使这些案件在提交审议前已由特别会议秘书处和检察官进行过初步审查。

我认为有必要请您增加特别会议的召开频率，每次开会审议较少案件，并延长每次会议的审议时间。

A. 维辛斯基

（俄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目录8131.案卷143.39页）

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生前是苏联持不同政见群体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居住莫斯科（1980年被驱逐到高尔基市），却是全国异议人士的榜样（亦是克格勃的眼中钉）。许多人从各地给院士寄信、打电话、呈送手稿、咨询意见，所以萨哈罗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解体后这些文件存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库，记者摘抄整理了其中部分内容，并试着同院士的回忆录进行对比。

1971年12月，五十岁的安德烈·萨哈罗夫飞往基辅。这年他已经是苏联科学界超级巨星（32岁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年轻院士、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但这年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萨哈罗夫1950年代曾参与制造氢弹，后来反对核武器试验，最终成为苏联制度的坚定而审慎的批评者。他撰写揭露苏联侵犯人权的文章和小册子，公开呼吁冷战各方沟通对话，并在法庭内外为政治犯辩护。

此次基辅之行的原因是乌克兰诗人、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利·卢皮诺斯的审判即将开庭。早先他已经因“反苏”罪名被判刑十年，在劳改营健康严重受损。这一回他又因为在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朗诵诗：“我见过，母亲如何饱受凌辱……”而被捕，“母亲”显然是指苏联制度下的乌克兰。

萨哈罗夫前往基辅声援卢皮诺斯并监督审判是否公正，陪他一起来的是同行（核物理学家）兼未婚妻叶莲娜·邦纳，二人相识不久——也是在法庭上遇见的。《回忆录》提到俩人入住宾馆时发生的怪事：“前台安排我们睡在不同楼层，因为我们护照上没写结婚，而苏联的宾馆在道德方面把关把得可紧。尾随我们身后那人，想必是个克格勃分子，试图提出抗议——应该为功勋科学家行个方便。当然，这样也方便他监视我们，只是不能明说罢了。”

12月16日萨哈罗夫和邦纳在宾馆跟当地的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列昂尼德·皮柳什（打电话通报卢皮诺斯案件的人）、伊万·斯韦特利奇内碰面，四人共同前往基辅州法院。“应援团”（更别说是莫斯科名人）现身法庭绝非克格勃所乐见，被告可能因此拒绝认罪，案子也会引来更多关注。法庭上的“正确气氛”通常是由共青团员旁听者提供的，他们将齐声谴责被告。结果法院宣布当天庭审取消。
乌克兰克格勃向共和国党中央汇报：“为了预防卢皮诺斯刑事案件审理期间可能出现的过激行为，以审判长生病为借口延期开庭”。然而萨哈罗夫回忆，他们有人看见“生病的”法官在照常上班。

既然庭审取消，萨哈罗夫和邦纳当天飞回莫斯科，三周后再度赴基辅询问审判何时恢复，这天是二人登记结婚次日。结果事实证明大家都被耍了，不会再有什么审判——12月底法院已经宣布卢皮诺斯是“精神病患者”，押送特种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卢皮诺斯沦为苏联惩罚性精神病学众多受害者之一，所谓“治疗”实乃报复异议者的手段。

事已至此，萨哈罗夫和邦纳借宿基辅著名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家，此人也因持有“非法出版物”和结交“叛徒”被克格勃长期监视。公寓很可能遭窃听，因为克格勃档案记录了萨哈罗夫和涅克拉索夫的对话，院士强调他打算为争取卢皮诺斯获释而斗争。

卢皮诺斯“被治疗”期间医疗委员会多次提出让他出院，屡遭法院拒绝，辗转多个精神病院，直到1983年才重获自由。

卢皮诺斯案审结后不久（1972年1月）列昂尼德·皮柳什和伊万·斯韦特利奇内也被捕，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浪潮开始了！包括诗人瓦西里·斯图斯和编辑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沃尔在内的几十人受到当局“反苏煽动和宣传”的指控。皮柳什经不公开审判押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精神病院（萨哈罗夫称其为最恶劣病院之一，卢皮诺斯也在里头住过）关了几年，强迫他大剂量服用氟哌啶醇，1976年获释后移民法国。斯韦特利奇内在严管劳改营服刑7年、流放5年，1983年返回基辅生活。维克多·涅克拉索夫被屡次逮捕屡次释放，又被作家联盟开除，遂于1974年偕妻飞往苏黎世，后定居巴黎。

但当局不敢把萨哈罗夫关监狱，也不敢让他“被精神病”。起初忌惮他的科学成就和院士头衔，后来世界级声誉和诺贝尔奖更令政府感觉棘手。于是克格勃发起抹黑行动，无休止纠缠、骚扰萨哈罗夫两口子。

1973年萨哈罗夫接受瑞典记者采访，批评苏联体制方方面面。他的话被世界各国媒体引用，而苏联政府的回应是：安排塔斯社发评论进行对外宣传、安排《文学报》刊文《诽谤的提供者》进行对内宣传。同时苏联克格勃领导向各共和国发出指令：给院士“写信”。

组织”热心公民”给团体或个人寄信是当年克格勃的常用伎俩之一。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件属于对外行动，比如白宫陆续收到几千封抗议美国外交政策的苏联来信，写信者很可能是听命于克格勃的工农出身大学生，也不排除是克格勃员工自己所写。理论上此类行动应该能起到点儿针对性作用——动摇收件者士气、散播怀疑种子、游说改弦更张等，但很难讲究竟产生过多大效果，尽管克格勃偶尔会把成绩算在自己头上并向党中央邀功。

关于“写信行动”的档案同样保存至今。乌克兰克格勃报告上级：“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为了对萨哈罗夫形成正面影响，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了一些共和国公民给他的地址寄信，对他在‘采访’中表达的观点表示否定态度”。

《回忆录》提到有时每天竟收到十通这种信件，其中不乏威胁。比如1974年一封打字匿名信恶狠狠地说：
“如果你不停止（你的活动），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跟你想的一样，我们先从扬克列维奇下手——老的小的一窝端。（落款）俄罗斯基督教党中央”。

所谓“老的和小的”是指叶莲娜·邦纳的女婿叶菲姆·扬克列维奇（译注：邦纳跟前夫生的女儿塔季扬娜·伊万诺芙娜嫁叶菲姆）与他儿子马特维（也就是院士老两口的外孙），当时只有15个月大。萨哈罗夫谈论这封匿名信说：“毫无疑问，此等强盗恫吓肯定出自克格勃”。

萨哈罗夫还认为拦截朋友和同志来信、塞入血腥恐怖照片（信封原样未变）也是克格勃特务所为：“圣诞问候信里装着车祸、开颅手术、猴脑插入电极的照片，一两天收到几十通”。

但另一方面，真正声援支持的信件很可能到不了院士信箱。1973年乌克兰克格勃截获两封信，第一封发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亲爱的萨哈罗夫院士，我，亚历山大·希波夫，钦佩您的行为。我国很少有人能够如实说出真相。大多数人要么在被动期待中保持沉默，要么因恐惧噤口不言”。第二封自称克里米亚大学生代表，曰：“我们和大多数克里米亚人与您同在”。
克格勃分子当然会搜寻这两封信的作者。

1975年院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为争取苏联的人权、裁军和促进所有国家之间合作上做出的努力”。这件事大概是对苏联“反萨哈罗夫宣传”的最沉重一击。萨哈罗夫回忆，当他得知获奖消息回家，“走在楼梯间就听见电话铃响——有熟人和陌生人的祝贺，有莫斯科和其他苏联城市的祝贺，还有许多来自国外的祝贺……外国记者也纷纷打来电话”。

在这些致贺电的人之中，乌克兰克格勃专门点名正在被强制治疗的列昂尼德·皮柳什之妻塔季扬娜·日特尼科娃，以及曾来过基辅并跟日特尼科娃保持联系的莫斯科异议人士塔季扬娜·霍多罗维奇。档案显示她俩没拨通院士电话，于是发祝贺电报。

当时的情况正如莫斯科艺术家鲍里斯·阿马兰托夫所言：“萨哈罗夫获奖激发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全苏持不同政见者都被来自奥斯陆的好消息鼓舞，克格勃报告：“……个别敌对分子对萨哈罗夫获奖表达赞同，视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胜利，是他们继续开展反苏活动而不受惩罚的重要动因，纷纷向萨哈罗夫致以声援”。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密友：被克格勃监视的基辅工程师奥列格·拉平说“如今没人敢动萨哈罗夫”，假如禁止他出国领奖，“全世界都要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然而院士终究未获批准出席颁奖典礼，理由是他掌握机密太多。叶莲娜·邦纳代表他去了奥斯陆。

乌克兰政治犯米哈伊尔·戈伦不仅欢迎萨哈罗夫获奖，甚至“散布政治谣言”，说“克尔德什院士辞去苏联科学院院长职务，因为国家要求他开除萨哈罗夫”。关于这个问题，反对派和科学界各种说法满天飞。领导苏联科学院十四年的姆斯季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克尔德什的确拒绝留任，但原因不是萨哈罗夫而是其本人健康不佳。许多书刊都曾提到：虽然克尔德什1973年公开谴责过萨哈罗夫院士，但当政府施压要求开除萨哈罗夫的时候，克尔德什却站出来为他辩护，亲自面见安德罗波夫说好话。
如果读者愿意相信，有个小故事可以分享：据说克尔德什召集少数几位大科学家开会讨论要不要驱逐萨哈罗夫。物理化学家尼古拉·谢苗诺夫指出从无开除科学院院士的先例，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反驳称有先例——希特勒就把爱因斯坦撵出普鲁士科学院。这句话促使克尔德什下定决心保留萨哈罗夫的院士席位。即使这次小规模会议真的发生过，谢苗诺夫和卡皮察的表述也是不准确的（或许他俩故意声援萨哈罗夫亦未可知）：苏联不止一次以“人民公敌”为由驱逐院士，爱因斯坦则是1933年主动放弃普鲁士科学院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成员资格。

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政治犯叶夫根尼·切列德尼琴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把萨哈罗夫变成了“圣徒”，现在全世界都会听他说话。为克格勃效力的语言学家康德拉特·斯托查克估计萨哈罗夫获奖“会促进持不同政见者数量增长，使得对党和代表大会制度冷漠的人数增加，或者隐藏他们的敌对情绪”。

苏联政府应对萨哈罗夫获奖的手段与他们应对其他类似事件一样——操纵新闻界发起宣传。安德烈·萨哈罗夫回忆：“1973年的情况（瑞典记者采访）重演，出现了许多‘揭穿’我活动的文章，对我进行讽刺和嘲笑，还把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说成是敌意的、挑衅性的举动”。

克格勃再次担起寄发“愤怒公民”来信的重任，这次不仅针对萨哈罗夫本人，还瞄准了远在奥斯陆的诺奖委员会。乌克兰克格勃报告：“为了向全世界揭露萨哈罗夫是个狂热反苏分子，以及诺贝尔奖委员会挑衅、仇视苏联行动的本来面目，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应当组织共和国工人代表、知名科学家和文艺界人士向该委员会及苏联科学院（为开除萨哈罗夫事）寄送抗议信，同时通过可能的国外新闻机构公布这些材料”。

至于大多数苏联普通人的态度，克格勃保证：“共和国劳动人民愤怒谴责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敌视我国的行动，认为等于给叛国贼发酬金，乃是对诚实人民的亵渎，目的在于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煽动境外反苏运动、激励境内反苏分子”。报告援引哈尔科夫师范学院高级讲师А.沙拉波夫对某特务讲的话作为“劳动人民谴责敌视行动”的证据：“一个抛弃科学、诋毁祖国、拥护智利法西斯政权暴行的人，不配获奖”。

萨哈罗夫“拥护智利法西斯政权暴行”是对他最常见的指责之一。1973年秋天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政变，患癌症的诗人巴伯罗·聂鲁达被抄家及软禁。萨哈罗夫、诗人亚历山大·加利奇和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向智利军政府发出呼吁，替聂鲁达辩护，文中委婉、克制地表示：“这位伟人的骤然死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你所宣称的智利复兴和团结的时代蒙上阴影”。苏联党媒断章取义，把这句话说成同情智利军政府。

克格勃又引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Я.布卡特尼科夫的言论：“西方反对派给了萨哈罗夫诺贝尔奖，因为他替他们工作反对我们，把各种渣滓、异类、缓和的敌人全都聚集到他旗下，而所有进步人士都在与之作斗争。这个叛徒在桌上吃我们面包，在桌下拉屎”。
基辅工程师В. 列夫琴科觉得萨哈罗夫获奖毫不令人惊讶，他认为这是一种“老旧的反共策略”，目的是保护该院士不受“国家制裁”，并将其与另两位被政府厌恶的获奖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克格勃文件显示似乎连外国人也加入谴责大合唱，尤其在乌克兰留学的非洲和南美洲学生，比如哥斯达黎加人鲁道夫·奥班多·阿库诺就将萨哈罗夫称为“著名极端主义分子”。

总而言之，文件提到的“受访者”们齐声表示太便宜萨哈罗夫了，应该剥夺其公民权、遣送出国（比照索尔仁尼琴的待遇）或逮捕入狱。艺术学家尤里·瓦尔瓦列茨基说：“我不懂我国政府的立场，简直是在‘娇惯’他，虽然大家都清楚他是个敌人，不应该住莫斯科而应该住西伯利亚”。敖德萨工程师Н.图尼茨基感叹：“捷尔任斯基若在，必能让这些人学会怎么尊重我们，令混蛋们个个不敢乱张口”。

1980年1月萨哈罗夫被剥夺全部苏联奖章和头衔（院士除外），流放到外国人禁入的城市高尔基（下诺夫哥罗德）。克格勃及时汇报群众对此事观感，称这是该异议人士接受采访、发表声明的报应，谁让他谴责苏联对阿富汗开战、呼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克格勃报告各界人士“积极讨论”政府的决定，包括在工作场所公开发言。比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电力机车厂电工Б.黎孙说：“剥夺萨哈罗夫全部奖项是对他的最后警告。现在西方的有组织宣传将围绕这件事唾沫星子横飞。然而，应苏联人民多次请求而采取的这一措施将对资产阶级蛊惑人心的阴谋给予必要回击。车间工人们议论、赞成我国政府决定就是铁证。”
切尔诺夫策市少先队员和中学生宫女负责人Л.图列夫斯卡娅也表示，希望把萨哈罗夫“当作罪犯”押送偏远地方，他就听不见海外的“敌对声音”了。
罗夫诺市文化部门检查员В.萨宗京相信，萨哈罗夫早就应该“作为中情局间谍”抓进监狱。他补充说：“无需什么证据。这人给谁打工明摆着呢”。

虽然政府宣称流放萨哈罗夫与莫斯科奥运会无关，但许多反对人士坚信这是奥运会开幕前“清理社会”的重要一步。克格勃报告了乌克兰诗人、政治犯瓦西里·斯图斯的意见（称其为“民族主义分子，服刑后返回基辅市，无业”），说他在同伙圈子里扬言：“政府对萨哈罗夫的行动是暂时性的。奥运会后如果他表现老实，就会被送回去”。几个月后斯图萨本人再次被捕，判处十年劳改，1985年绝食死于劳改营囚室。

被流放高尔基市的萨哈罗夫表现并不“老实”，他和叶莲娜·邦纳在当地居住七年，三次绝食抗议，争取到出国看病的权利。直到改革年间才被允许搬回莫斯科——1986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通知这一消息。64岁的萨哈罗夫在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担任首席研究员，又活了三载，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提出苏联新《宪法》草案。1989年12月14日夜晚心脏骤停逝世，至死未能拿回自己的奖章和荣誉。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1900年生于喀山省莱舍夫斯基县阿尔韦迪诺村一户受洗鞑靼人家庭。幼年失怙，15岁进厂做工。1918年自愿参加红军，先后与高尔察克军、邓尼金军交战，内战结束留在部队。1922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25年结婚并收养一名孤儿。

1939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授少校军衔，任步兵42师44团团长。参加了1939-1940年冬季战争，战后该团移防白俄罗斯西部，1941年5月起驻扎布列斯特要塞。

德军重兵围攻要塞，加夫里洛夫率领约400人据守待援。6月29日夜晚要塞东部被重炮炸毁，少校和12名幸存者携带四挺机枪顽强抵抗，最终被德军打散。7月23日加夫里洛夫独自一人伤重被俘，治疗他的医生介绍：该人全身军装破旧，瘦骨嶙峋，胡子拉碴，满脸灰土，处于昏迷状态，体力极其虚弱，甚至难以做吞咽动作。德军士兵说加夫里洛夫被俘前一刻仍然勉力投掷手榴弹、持手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

之后加夫里洛夫关押于哈默尔堡战俘营、拉斯文布吕克集中营，1945年5月被解放该地的红军救出。

加夫里洛夫进入远东的“过滤营”，审查工作1946年6月结束。未发现他同纳粹合作的证据，所谓“自愿投降”无法证实。决定以“丢失党员证”为由开除党籍，剥夺军衔和“工农红军二十年”纪念奖章。

重获自由的加夫里洛夫返回鞑靼自治共和国，受到老乡带着疑虑的欢迎。因为有过被俘经历，不允许他在集体农庄工作，只好到区中心谋了份陶器厂的差事。一年后加夫里洛夫搬到克拉斯诺达尔，同样因前战俘身份碰壁，起初只能干杂工，后经朋友介绍在克拉斯诺达尔仪表厂当发货员。

加夫里洛夫在当地遇见一位同样命运艰难的失去家庭的妇女，遂成半路夫妻，住在市郊的半地穴土坯房内。附近生活着许多当过战俘或进过集中营的退役军人，他们尽力团结起来互帮互助。加夫里洛夫的第二次婚姻无子女，认为发妻叶卡捷琳娜·格里戈利耶娃和养子早就死了。

1955年电台播出《寻找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系列节目，节目作者：作家谢尔盖·斯米尔诺夫1957年出版了《布列斯特要塞》一书，加夫里洛夫很快家喻户晓。党籍、军衔恢复，发还奖章。1956年布列斯特要塞幸存者重聚首，一位当地妇女透露了加夫里洛夫原来家庭的遭遇。这才得知第一任妻子和养子未死，两人1941年7月被德军安置营收容，营内人数众多德军无力看管，叶卡捷琳娜和尼古拉伺机逃出，栖身偏远村庄，之后尼古拉参加游击队。1952年叶卡捷琳娜瘫痪，1956年进入残疾人之家。国家安全部门发现尼古拉在军队服现役。彼得·加夫里洛夫把叶卡捷琳娜接到克拉斯诺达尔，可惜她只活了几个月，1956年12月逝世，葬当地公墓，具体位置今已不详，死前未见养子最后一面。

1957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授予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加夫里洛夫开始在全国各地旅行，积极从事社会活动，访问单位、学校，接受代表团、电影制作人和记者采访，撰写回忆录。从1968年直到生命结束一直住在克拉斯诺达尔市光明街（1980年改名加夫里洛夫街）的新建三居室公寓。

1979年1月26日加夫里洛夫去世，遵照其遗嘱以军礼安葬在布列斯特卫戍部队纪念公墓，与早年的战友们永远相伴。

延伸阅读：

被上级枪杀的战斗英雄斯捷潘·谢德赫少校

空军元帅谢尔盖·胡佳科夫身份之谜

□尼古拉·伊甫柳什金
《克格勃：昨天、今天、明天》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莫斯科，1994年

克格勃从1978年开始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大规模指控义务兵从事“间谍活动”。我本人的案件是这长串案件的第一个…… 正因如此，我将试着以亲身经历来说明他们炮制此类案件的套路和手段。

我1976年应征入伍。当时正在莫斯科汽车和道路学院上夜校，被他们直接拉去军队，分配在乌克兰巴甫洛格勒附近的一个训练单位。部队隶属战略火箭兵，训练单位自然是秘密的，军中术语叫保密通信。

但该单位实际并不保什么密，都是编出来吓唬人的。他们告诉我们，士兵之间必须互相监视，必须密切留意在本单位工作的平民的全部言谈。每次开会总要再强调一遍，说是巴甫洛格勒（很小的乌克兰小镇）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潜伏着一个老盖世太保，1945年该部队在此驻扎，老特务三天两头翻垃圾堆寻找情报，传送给美国中情局——纯属鬼话。

鬼话之二说：某美国外交官驾驶苏联牌照汽车进入巴甫洛格勒，借助某种设备窃取训练单位电子情报。士兵们津津乐道这类话题，越传越离谱，上上下下被一种“防谍反谍”热情笼罩着。

我们学习使用各种秘密设备，全都签了保密协议，按通常理解就是接近所谓国家机密的人。在这支部队服役的兵大多来自乌拉尔地区偏远市镇，也有莫斯科的。大家心知肚明：克格勃会从这些操作特种通信器材的人里面挑选将来退伍后到克格勃工作的人。

今天我和朋友们谈起过去，很难肯定地讲当年在吸烟室发生的指控我和我战友犯罪的谈话（写在档案材料里）是否因为我们学习的设备有可能是所谓外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目标？

我强调：“所谓”外国情报机构，因为没见哪份材料明确指出是哪国机构。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任何人，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无法确定这次谈话究竟真正发生过还是克格勃胡编的。但参与谈话的有12个人（档案所载），12个人一致点头表示“对，很可能感兴趣”。在反间谍狂热形势下这种谈话不无可能。

所以克格勃开始搜集我的、我亲密战友的、和另一位跟我们同单位的小伙子的材料。我们仨都是莫斯科人。其中一人被克格勃指控在军中招募窃取情报的同伙，于是有了上述谈话。谈话结束不久我生病住院，出院回单位没几天，三个人被调动到三个地方。

我被分到文尼察，在战略火箭兵某导弹基地指挥所上班。发射按钮跟我的岗位一墙之隔，也就说战略核导弹总控制系统在我身边。我天生好奇心重，对万事都感兴趣：导弹什么型号？它们怎么飞行的？这套系统怎么组成的？为什么放这儿？您看，这就是个18、19岁大男孩的正常兴趣。我没办法甘做“螺丝钉”，我需要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后果。

我跟那俩战友通信，互相交换家信中透露的各种情况，保持着温暖、亲密的同志关系。年轻人相处爱开玩笑，我不否认我们都不喜欢当兵，讨厌这种环境，讨厌营区的氛围。比如去了司令部的战友给我写信，引用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某黑人男士携带20千克废纸入境苏联，人家问他：“拿这么多废纸干嘛呀？”黑人答：“干嘛？我听说你们苏联20千克废纸换一个白女人啊？”如果你还记得，这里指的是威尔基·柯林斯代表作《白衣女人》。（译注：苏联有废纸换新书的做法）

于是我给该战友回信：“萨沙，你与其整天忙些文书工作，不如攒够20千克废纸也换个白女人”。克格勃读了信，认为我怂恿战友利用在导弹部队司令部工作的职务便利搜集机密材料。我可没瞎编，档案里写着呢。荒谬吧？但的确发生了。

那么，本人“搜集”的机密材料有哪些呢？首先，我有权接触国家绝密，也就是保密通信设备的密钥数字，通过自动控制系统每天更换；还能接触一系列重要的、绝密的文件——都属于我的工作范围。第二，任何一个兵在基地各处行走看到的东西我也看到了：比如右边有个发射井，左边也有个发射井，它们的编号是什么。另外，军官们普遍慵懒，习惯受人伺候，即使导弹部队军官也不比别人更聪明更有能力。值夜班相当无聊，又对自己的职责缺乏足够认识，有些事情我能做他们懒得做，就吩咐我跑腿代劳。

所以，在军官的允许下我熟知这个导弹团的几乎全部文件。他们会递给我文件说：“读一遍，如果有演习的话你就照着做”。可能有人不知道秘密文件怎么保存的，是这样：存放于密码保险柜内，用值班军官的个人印章密封，钥匙随身带。即使我再怎么想窃密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打开保险柜。就这样，我慢慢熟悉了密码表、作战手册等被认为关系重大的文件。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思，替上级研究这个系统，实际做了导弹团值班军官的工作，什么都看了，什么都学了，知道它怎么运行了。在我被捕之前从没哪个军官认为不妥，大家觉得很平常，还建议我继续当兵，考个专科学校或军校完成学业。

时光荏苒，就在两年服役期满退伍前夕，我因违反着装规定被团长抓住，罚关禁闭室7天。那天是11月15号，进了禁闭室，他们递过来逮捕通知书，我一看写着11月13日，就说：“对不起，今天15号！你们是不是12号决定逮捕我今天才来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奇怪了，部队特别处（译注：国家安全部门派驻军队的机关）领导正好也在屋里，他（而不是押我过来的团首长）解释说刚才给我的是他们的工资单。我仍然不懂工资单跟我关禁闭有什么干系。之后他们修改了日期，锁上牢门，告诉我：“不要紧，等等吧，会再来找你的”。

一天后我被带往特别处，让我回答有哪些朋友，我就详细写了在单位内外跟谁接触过。问话的人态度很友好，甚至可以说是善意的，对我讲：“说实话，我们知道你对导弹技术很感兴趣，也掌握不少关于导弹部队的信息。我们想弄明白你对这些东西的了解程度和记忆程度。如果不困难的话，我们就不打扰你，给你一个房间和纸笔，请尽量把你掌握的知识系统地写一写”。

我问：“这是为什么？”答曰：“我们就是感兴趣而已。我们发现你知道的不少，所以很好奇你怎么学会的，毕竟没人教过你”。我说：“那好吧”。认认真真写了大概40页纸，相当详细，完全没有戒心，把自己对曾经服役的文尼察导弹基地的了解，以及所知的苏联战略火箭力量的一般性情况都写了。然后戏剧性时刻来了，向我宣布：“对于一个仅仅感兴趣的人而言，你知道的太多了。你是搜集情报出卖的人”。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源起。同我保持通信的两位战友被拖下水，20千克废纸的玩笑定性为企图推动、怂恿同志搜集导弹部队秘密情报，厌烦当兵生活的抱怨也成了“罪证”。往来信件我都留着，我就没有烧信的习惯。克格勃用红铅笔在这些信上画线，标出符合他们认为的带“暗示性”的句子，在档案里列为：“怂恿搜集情报的暗语”。我当然理解不了。我说：“伙计们，太荒谬了吧！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明白这很荒谬，可单位里知道你掌握机密信息的人太多了。我们的组织也是官僚主义。给你张纸，你把掌握的都写下来，然后给你个正式警告——填个表（他们给我看了表格）签个字就完了。你就可以回家去”。文尼察部队特别处主任斯捷普林少将说：“我以国安人员身份和共产党员身份向你保证，签了字什么都不会发生”。

那时候我才20岁啊！我同意了，说：“行吧。你们知道我什么都没干。我签字让这一切结束吧”。又说：“好，我承认搜集了情报”。之后我再没多说，搜集情报出卖给哪个国家之类的压根没人关心。岂知我松口配合竟留下后患。

过了几天苏联克格勃侦查员出现，说：“现在需要你填表，我们是个官僚组织，他们应该把这些交给我们，也确实交了。再配合一下就都结束了”。我老老实实填完表，被带到文尼察登上军用飞机，客舱除了五个侦查员和我再没别人。下飞机到库宾卡，又到克格勃列福尔托沃看守所。走进侦查员办公室，他说：“别急，这就放你。现在找检察院把手续办完”。

桌上有一部市话，我说：“听着，今天12月27号了，我本应该11月退役的。请允许我给父母打个电话，毕竟快俩月没联系了，我得告诉他们我在莫斯科”。他说：“急什么呀？等会儿你就可以回家，我们送你”。接着拿出用回形针固定的两页纸：“看一下签个字”。

我完全没怀疑在跟正人君子打交道，看都没看直接签字递给他，说：“谢谢你，可以走了吗？”他说：“让你看一下！”我掀开纸说：“看什么？都签字了还要怎样，我以为我们的君子协定是我签字你放我走”。他说：“不，不，读一遍”。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是一份期限两个月的逮捕决定，我已经被列为间谍活动嫌疑犯。

现在所有这些文件，和我的自愿供述，都有法律效力了。侦查员平静地把《刑法》递给我，说：“你看，我们是个非常强大的组织。第64条可判枪决。没人能阻止我们，永远没有，我们想做什么就能做到。如果你拒绝认罪的话，我有你的供述，40页纸，保证你被极刑处理”。

那好，按我当时的想法，既然人家划下游戏规则，我惟有服从。我认罪了，竭尽全力让案情显得荒唐，而且我相信我成功了。我被正式指控替一个外国情报机构（未指明哪国）从事间谍活动，利用1978年退役到两年后奥运会开幕这段时间将搜集到的一些情报传递给外国特务。所有这些都写入案卷。

克格勃甚至不愿杜撰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版本，对他们来说东拼西凑盖个章就够了，足以提交法院。

开庭当天只有陪审员、检察员、辩护人和我们几个，再就是扛肩章的、穿便衣的。我父母在门外不准进。庭审持续一星期，直到宣读判决书，法官念道：“……鉴于上述情况，判决如下……”的时候，才宣布“让父母进来！”意思是亲耳听听孩子判多少年。所以，二老除了眼睁睁看我1981年进劳改营之外，什么事都不知道，只知道判了我六年。

我在劳改营陆续遇见新抓获的“外国间谍”，原来我是头一个。事实证明我们这些人的案子是同一批侦查员办的。本人的案卷多达24册，他们把能挖的都挖出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没人会仔细审读这些东西，没人会在这24本厚重案卷里寻找真相。三小时的庭审录像、四十个侦查员——我打包票绝对是四十个，我直到进了劳改营才想明白。

劳改营里我认识了比我晚进来的“间谍”，互相对比侦查员的姓名，意识到这四十个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编造此类案件。我遇见的难友说：“我们听过你的姓氏”。一个小伙子在牢房瞪大眼睛对我说：“我知道你这人”。我问：“哪儿听的？什么地方？”他说：“我在部队的时候听他们宣读命令，抓获一名中情局间谍”。我说：“谢谢啦！”最后发现别人也听过他的姓名。这样的“间谍”我前后结识五位，指控他们什么？

萨沙·芬克尔施特恩在北方舰队基建工程营当兵，是北方舰队唯一的犹太人。某天他喝多了回营房（基建工程营管得松，而且他还剩两个月退伍），开始念叨醉话：“我受够你们这些人啦！等老子退了役，老子到处说！”正巧被一个军官听到。萨沙·芬克尔施特恩确实喝醉了，第二天就被关禁闭，对他立案侦查，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意图向西方情报机构传递信息。

施泰曼也是犹太人，在海军当准尉，谎称自己有个兄弟去了美国。侦查发现他实际没有海外关系，仍指控他意图离开军队后将某些情报传递给并不存在的美国兄弟，由后者转交中情局。

瓦季姆·西蒙诺夫是列宁格勒小伙儿，指控他在某个展览会上认识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休·哈莫顿，并记下对方工作电话。一位同事翻瓦季姆笔记本，问这个号码是谁的，他说：“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的”。就这么点儿事儿，足以令他被捕，判处间谍罪。

办我案子的侦查员切尔内什如今在克格勃高级学校教书（译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捷尔任斯基”高级学校，1992年改称俄联邦安全局学院）。办过我的案子、早先也办过纳坦·夏兰斯基案的侦查部门头头现在是俄罗斯安全部（译注：1992年1月成立，1993年12月改制为俄联邦安全局）侦查局头头。我见过的侦查员之一奥列格·斯塔尔采夫去年3月从德国回来，他在当地的工作是监视苏联/俄罗斯驻军，另一位奥列日科上尉仍在德国做相同工作。由于我的案子，他们都顺利获得职衔和晋升。

去年我才平反，但不得不从头经历一遍，配合他们重新调查，再次自己证明没干那些莫须有的事情。这就是克格勃。他们煞费苦心重审我的案子，但仅限于我，我要求平反全部士兵他们不理会，直到今天还没这么做，也不肯这么做。他们不想提起自己以前编造的假案，只想让大家都忘掉。

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文明的国家，首先要建立文明的安全部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亚罗斯拉夫·巴什塔昨天发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90%的旧职员已被解雇。俄罗斯的情况可不是这样，那些人依然享受高官厚禄，掌握巨大特权，根本不怕追究。

至于前克格勃将军，我说的是奥列格·卡卢金（译注：出席会议），他夸夸其谈，却从不指名道姓，满嘴空话。虽然1981年列宁格勒间谍案发生的时候他是克格勃列宁格勒分局头目，理应了解此事。但实际情况或许这样：克格勃乃是分工严密的组织，擅长保守秘密，如果他们允许某个人公开讲话，讲的必不是我们真正想知道的。

附：

尼古拉·伊甫柳什金小传

1958年7月28日生于莫斯科市，大学学历。1976年11月应征入伍，1978年12月27日在乌克兰文尼察市被捕，指控他为一个未指明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同案犯：战士А.博金、А.尤里耶夫）。曾在列福尔托沃看守所拘押。1979年8月8日依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56-1条判决有罪，处剥夺自由6年，其中前2年在监狱服刑。1979年9月-1980年12月关押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奇斯托波尔监狱，1981年1月-1983年1月关押在彼尔姆州波罗温卡村第37号严管劳改营，1983年2月-1984年12月回到奇斯托波尔监狱。因“恶意挑战劳改管理机关合法要求及违反改造程序”，1984年9月4日奇斯托波尔法院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188-3条判处他2年10个月监禁。押送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严管劳改营（伐木）。1986年1月23日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决定取消奇斯托波尔法院1984年9月4日的判决。1986年2月25日释放出狱，到弗拉基米尔居住，在拖拉机厂上班。1987年回莫斯科生活，在“沃伊柯夫”铸铁厂工作，继续莫斯科汽车和道路学院夜校学习。

– 什么叫低调？
– 打赢战争、开垦荒地、复兴国家，之后二十年对此绝口不提！
（勃列日涅夫时代笑话）

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名下著作的印数以百万计，强行冠以文学之名，列入教学大纲，共青团员和党员必须阅读并摘抄要点。可到了八十年代末又被成批搬出书店，当作废纸销毁。即使是从电影、文字、长辈口中间接了解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年轻人，多半也听说过封面作者为“勃列日涅夫”的几本回忆录。但这些苏联宣传丰碑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呢？

估计只有最天真、最幼稚的苏联公民才会相信：大名鼎鼎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性接吻爱好者、各种勋章获得者就是他回忆录的实际撰写者。拥护“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之人可能会提出总书记公务繁忙、日理万机，无暇亲自动笔，不得不寻求“捉刀人”协助，毕竟连文豪大仲马不也曾找人代笔吗？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则通过创作嘲讽勃列日涅夫及其“文学作品”的笑话、双关谐语和民谣来抖机灵、找乐子。在所谓“停滞时期”，开这种玩笑肯定比斯大林时期更安全，但也不排除会被有关部门盯上。

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当局不再试图掩盖“勃列日涅夫三部曲”——《小地》、《复兴》和《处女地》——出自他人之手的事实。现存政治局档案和直接参与者的回忆都表明这三本书的作者另有其人。

塔斯社（苏联通讯社）原社长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后来写道：“这本书是历史文献。列昂尼德·伊里奇虽没动笔写这本书，但书是用他自己的话语写的，来自他政治秘书的工作日记。曾经有人问我，《小地》是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写的？我说不是他写的，但他是作者，由擅长文字的人基于他的话语进行文学加工而成。勃列日涅夫并不以行文见长……”

目前普遍认可的说法：《小地》出自苏联著名评论员阿尔卡季·萨赫宁，他曾在《消息报》、《真理报》和《共青团真理报》工作；《复兴》出自评论员、作家、剧作家阿纳托利·阿格拉诺夫斯基；《处女地》出自《真理报》记者亚历山大·穆尔津。穆尔津本人证实这种说法，苏联解体后他对公众分享了关于创作“三部曲”的详细回忆。

据穆尔津说，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出书是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和后来的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想法，也是政治局设法提高领袖民间威望和受欢迎程度工作的一部分。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因为年届七十的勃列日涅夫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逐步恶化，在人民眼中渐渐沦为漫画式人物，成为各种笑料、戏言的主角。

但显然他俩过于乐观，没想到最后帮了倒忙——谁会相信一个说话含糊、常常搞不清自己在哪、身边发生什么的老病之人突然创作力大爆发，一下子写出三本书？

穆尔津说为这个项目召集了一批苏联顶尖记者，根据各人长项分配任务。他本人是农业课题专家，参加《处女地》小组，这本书讲述苏联国民经济领域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开垦生荒地的故事，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虽然形式上只要求大记者们“帮助收集材料”，保证勃列日涅夫日后会亲自撰写或口授回忆录，但从头到尾他们都是在党委领导的警惕目光下代笔写出一字一句。

亚历山大·穆尔津回忆：“这工作很无聊也很复杂，我自己到处寻找当年的垦荒者、地委书记、国营农场经理和哈萨克各部长、各领导，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勃列日涅夫的飞行员、他坐火车视察生荒地时端茶送饭的女服务员等。可毕竟年头久了，各种胡说八道日积月累，叙述中夹杂着吹捧和公然的谎话……”

但“勃列日涅夫回忆录”系列并未就此告终，《工厂喇叭声中的生活》、《祖国情怀》、《摩尔达维亚之春》、《航天的十月》、《关于共产党员的话》之类续作甚至在“署名作者”逝世后依然被收入《回忆录合集》。它们真正的执笔者至今未知，惟《航天的十月》例外——出自弗拉基米尔·古巴廖夫之手。此人跟那些公开自嘲的“同事”们不一样，他是以诚心诚意的态度来做这件事。古巴廖夫本身擅长航天和宇宙探索方面题材，所以被委托撰写总书记回忆录之一，介绍苏联航天成就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核子航天竞赛。

古巴廖夫后来写道：“我很高兴参与这部分工作。关键是我意识到：出现了一个能够如实、公开描述我国航天员和在此领域工作的人的绝佳机会……我以为审查机构不敢删改本书，因为它被冠以威严的、全能的Л. И.勃列日涅夫之名……”

然而天不随人愿。《航天的十月》写完呈送党中央，打算勃列日涅夫寿辰时出版。古巴廖夫得知以总书记助手为代表的“党内高层”已经读过他的书稿并予以放行，于是他相信自己忠实完成了党交办的任务，静待《航天的十月》付梓。岂知勃列日涅夫突然辞世，原计划全乱套了。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本来就对书稿中涉及国防和该领域顶尖专家活动的“机密内容”持反对意见，遂进行全面编辑，大幅度删除了上述内容。最终面世的这本“回忆录”仍然是个阉割版。古巴廖夫说：“删节是机械式的，甚至带着几分怨恨……”

由于外部干扰，书稿描述的一些时间和事件变得不准确，甚至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谬误。当这本书真正作者的姓名大白于天下后，古巴廖夫不得不忍受来自同行的讥刺和嘲笑，虽然他当初并没写错。

亚历山大·穆尔津声称总书记没读过“自己的”回忆录（儿按：此言存疑，本文题图即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上签名），既没见过、也不知晓替自己代笔的是什么人。跟他直接沟通的从来都是党内助手。唯一的例外是《共青团真理报》某工作人员，姓名不详，长时间在他身边陪伴、观察。为什么安排这么个人？因为党内高层的出书计划没想就此止步，已经开始筹备创作下一部“勃列日涅夫回忆录”，题目是《在总书记岗位上》。然而总书记的亡故、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及改革，就像盘旋在苏联国家上空的幽灵，阻挠了他们计划的实施。

那么给勃列日涅夫当捉刀人的报酬有多少？亚历山大·穆尔津说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亲口许诺过金钱补助，可惜未兑现。列昂尼德·伊里奇作为“三部曲”的署名作者，于1979年获得列宁（文学）奖。所以如果按照穆尔津的说法，真正的执笔者没拿到任何金钱、特权住宅或小汽车以酬谢他们“溜须拍马”的成绩。后来亚历山大·穆尔津“因长期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并祝贺其50岁生日”获颁“人民友谊勋章”，阿尔卡季·萨赫宁获颁“十月革命勋章”，他们觉得，这些勋章也算是对他们完成创造性工作的一种奖励。

安德烈·叶廖缅科 （1892-1970），苏联英雄（1944），苏联元帅（1955）。时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

12月1日，新西伯利亚

我从利沃夫出发经莫斯科到新西伯利亚，11月18-20日在首都短暂停留。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接待我，我向他们汇报关于军区（译注：1946年5月原利沃夫军区并入喀尔巴阡军区，叶廖缅科1945年7月31日-1946年10月25日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部队操练和打击盗匪活动等情况。

我报告说：
1) 整个夏季和秋季军区部队未进行战斗训练，而是参与打击盗匪活动。部分（50支）部队目前仍在执行作战任务，也就是跟盗匪打仗。
相当数量的官兵中断训练：
а)1945年8月1日-1945年12月31日24080人中断训练；
б)1946年1月-4月：72340人；
в)1946年5月1日-9月：616人；
1945年8月1日-1946年9月1日合计97036人。

这就是那段时间我们做的事。反倒批评我们未充分进行战斗训练。可笑啊。整个乌克兰西部地区匪患肆虐，天天杀害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打死我们的军人，而我们应该搞战斗训练？
而且，中央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没有基于战争经验制定的真正计划，所以不做也没什么坏处。

2) 我向他们汇报的第二件事是组织问题。部队和军区司令部在组织和措施方面做了庞杂的工作，包括解散部队、整编部队、转移部队去其他军区、从战时状态过渡到和平新时期、按照新计划驻扎及部署部队等。

到1946年8月总共解散1950支部队；仅军官就解职30000名。转移511支独立部队到其他军区。119支部队按照新定员定额重新整编。
此外，军区还做了大量工作，从辖区各部队接收203446匹马、3940头奶牛转交国民经济部门。军区机关腾出来89099匹马移送国民经济部门。
这一切麻烦可不少。

被遣返回国者和前战俘也折腾了好一阵子。我们送走820985人。

我去接管利沃夫军区司令部、把原先两个军区合并为喀尔巴阡军区的时候，大小军官800人。等旧军区的人员陆续抵达利沃夫，无宿舍者多达1500名。而且不仅利沃夫市一个地方这样。

于是我们努力重建被毁的营房，否则没地方驻扎部队。
截至1946年9月1日我们投入406000个工日(человеко-дней)、10450个机械日。部队在修建营房上花了大力气，当时到处都没营房，只能平地新盖。训练场、靶场也得造。

截至5月8日，已经做了以下工作：
第8集团军：建设营房/帐篷、帆布司令部、厨房、食堂、小屋、大棚总计1900处，投入78458个工日；
13集团军：建设各种建筑：窝棚、帐篷、厨房、食堂等各种房屋1562处，投入45690个工日；
38集团军：新建营区7处，各种住房1314处，投入60000个工日；
73步兵军（旧编制已撤销）：建设营房投入10000个工日。

除花费大量工作构筑营房、建造训练设施外，还必须做更多工作铺设永久通信线路。置办电报杆42500根，新建通信线路553千米，又改造、修复许多旧线路。

如此算下来，喀尔巴阡军区部队在总务工作方面投入8337580个工日、33855个机械日。基于此向华西列夫斯基和布尔加宁作了汇报。我强调我们的主要精力用在组织问题上，而且完成得很好。这是我们首先办的事。

我们办的第二件事是为官兵们建设宿舍、营房，这方面需要大量时间与人力。

全年办的第三件事是打击盗匪活动。

以上就是我们投入精力、物力的地方，总之把这个军区整顿的井井有条：营房盖起了，官兵有地方住了，盗匪活动基本扫清，部队准备开始训练。

看来一切都按部就班往前走，而我被解除喀尔巴阡军区指挥权，派往西伯利亚军区。我询问布尔加宁同志这里面原因是什么？布尔加宁同志告诉我原因不在军区上，是别的问题，不便明讲，但我猜得到。

这里不能不写一件不近人情的事。我们全家从利沃夫乘坐公务车厢奔赴新西伯利亚，我把自家东西装进货车车厢，挂在另一列货运火车上。起初一切顺利，军区军事交通部门负责运输。
当一节装着家什，一节装着汽车的两个车厢进站后，司令部军事交通局长要求车厢返回莫斯科。返回命令是布尔加宁同志提议赫鲁晓夫同志下达的。
车厢到了莫斯科，他们翻出所有东西大搜查。不知他们想找什么，最后只拿走两辆车，一辆是捷克斯洛伐克送我的，另一辆是公车。
赫鲁晓夫命令别洛科斯科夫上校和两位军官搜车，后者是布尔加宁派的人。
必须指出，除了居住的城市，我在任何地方没有房子，搬家的时候各种破烂都得带走，毕竟我有个大家庭。搜查我的物品就等于搜查我的住所。这是毫无道理的行为，没有别的词形容。
三年后车发还给我，已经拆成废铁了。
（儿按：此段或是日后补记）

还想多写几句关于喀尔巴阡军区的话。

当我们接收利沃夫军区人员跟喀尔巴阡军区合并的时候，弥漫的不道德现象随之而来。个别将军和军官丧失党性，丧失国家和军队的责任感、荣誉感，为一己之私抛弃指挥员的良心，损害国家养肥自己：他们侵占公物、倒卖国家财产和战利品，进行各种阴谋和交易。

举例为证。

280步兵师原师长利亚申科少将卖汽车获利30200卢布，又卖了两部摩托车、两头母牛、一头牛犊和猪；还把14辆小轿车、4辆卡车私下送给各种组织。此人喝酒喝坏脑子，所以做出这等事。

原参谋长希罗博科夫少将非法盗卖小轿车。

48步兵军原军长格列奇金中将为满足私欲，从琴斯托霍瓦（译注：波兰南方城市）带回12台缝纫机、6辆自行车、2部摩托车、3架钢琴和装满各种玩意儿的载重三吨的卡车2辆。格列奇金同志在利沃夫市有多处私宅，自己住一处，其他的住亲戚，都有战士站岗。

原第3近卫骑兵军团司令奥斯利科夫斯基中将（译注：1945年苏联英雄）挥霍大量贵重物品和战利品。他手下军团和师都未保留缴获物品清单。根据不完全资料，他们私分大牛417头，没办任何手续就分给各级军官了。奥斯利科夫斯基同志本人家里养着26头母牛。

奥斯利科夫斯基同志还逃避国家登记，私藏150辆汽车，发给民间人士。

奥斯利科夫斯基耍阴谋诡计，找乌克兰食品工业要了300吨糖浆，说是用来养牛，实际转手卖给投机倒把分子，令国家损失400万卢布。

克伦博夫斯基厂送他1500千克白糖做酬谢，在奥斯利科夫斯基同志身边小圈子内部私分，最大份额当然归他自己。奥斯利科夫斯基同志政治上愚盲、骗术上高明。奉他的命令从德国调来450个战俘（骑兵军团重新部署期间），跟我们自己的骑兵一起在无人看守的营房同吃同住。这些人像奴隶一样干活，无任何登记手续。事后检查，发现跑了200个。

骑兵军团曾向不属于他们的外人颁发奖励，这些人根本无资格领奖。这项犯罪事实也被揭露了。

奥斯利科夫斯基同志还有很多别的花招。他被免职，送到国防部长面前听候发落，遇上大麻烦——检察机关对他立案调查。但跟他有同样问题的布琼尼同志保护了他。
（儿按：尼古拉·奥斯利科夫斯基中将1946年8月免职，1947年6月出任“谢苗·布琼尼骑兵高级军官学校”校长，1953年4月退休，给多个电影制片厂当军事顾问。1971年逝世，葬新圣女公墓）

原185炮兵团坎恰维利上校盖自家房子，找了40名现役军人和工兵帮忙。他还养着牛、开着车，派六个兵长期伺候。

利沃夫军区此类案例不胜枚举。原因在于司令员波波夫同志和军事委员会巴特拉科夫同志喝酒的时间多于办公。俩人都爱贪杯，天天酒不离身。

短时间内利沃夫军区挥霍、私卖了一万多辆车，绝非偶然。

该军区部队打架斗殴现象司空见惯。例如5月9日280步兵师和边防98分队的战士在留波姆市干架，军官也参与，甚至动用武器。

6月2日，22坦克师、279歼击航空兵师和边防277团的军人在卢茨克市爆发冲突。

这是我第三次接手М.М.波波夫同志的部队。第一次是红旗第1独立军（记在1941年日记）。

第二次是接手波波夫同志的波罗的海第2方面军，该部队当时已无力进攻（14次行动失败）。波波夫被免职，大将降为上将。

我们接收利沃夫军区部队并入喀尔巴阡军区，其状态简直难以置信。我惊讶的是：负重要责任的人怎么能对委托给他的任务如此漠不关心呢……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宣传机器和镇压机器开足马力攻击索尔仁尼琴。大作家不退缩，反而向政府施压，要求出版他的著作、允许他跟西方同行联系。1960年代末的克格勃仍然认为可以“从道德上摧毁”索尔仁尼琴，开始散布关于他的谰言。

国安部门针对三种类型的公民使用三种话术：告诉思想开放的人索尔仁尼琴“当过盖世太保”，告诉乡土派作家索尔仁尼琴本姓“索尔仁尼采”，又告诉不关心政治的人索尔仁尼琴“患精神分裂症”。

但“抹黑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索尔仁尼琴的声望在社会各界与日俱增。另外，克格勃怀疑这位作家身边正在形成反苏组织。因写书诽谤持不同政见者而名声不佳的亲政府学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译注：炮兵元帅尼古拉·雅科夫列夫之子，传闻1952年投奔美国大使馆无果）回忆说，他有一次跟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谈话，后者遗憾表示“我们放任索尔仁尼琴建立强大的反苏阵线”。

安德罗波夫相信这个“反苏阵线”由“弗拉索夫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希特勒残渣余孽和刑满释放人员组成，总数几万甚或十几万”。这股力量是克格勃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们是当时真正能够威胁到苏联的力量。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足为虑，国安部门在1960年代末已经学会对付他们——或者隔绝孤立，或者施恩邀买（吸收进体制内）。

至于索尔仁尼琴是否计划建立这样的组织，今天还说不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克格勃转而认为解决“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唯一方案是杀掉他。

1971年夏天索尔仁尼琴到俄罗斯南部进行怀旧之旅，突发严重皮肤病。二十年后他才得知，当时造成大面积皮损的原因不是什么过敏，而是蓖麻毒素——1992年原罗斯托夫州克格勃分局退休中校鲍里斯·伊万诺夫承认他参与了秘密毒杀索尔仁尼琴的行动。他介绍说从莫斯科抵达新切尔卡斯克的“上级”连同几名当地特务在食品店接近“行动目标”，顺利注射蓖麻毒素。索尔仁尼琴年轻时曾战胜癌症，这幅好身板也扛过了此次中毒。

1992年晚些时候，国安机关答复《绝密报》关于暗杀索尔仁尼琴事件的书面问询，称：
“А.И.索尔仁尼琴（代号‘蜘蛛’）不在业务登记册上，涉及他的105卷档案已于1990年6月3日销毁，因为该案已无现实意义，不具备业务价值和历史价值”。

大作家中毒幸存，带病给安德罗波夫主席写公开信。但信的内容不是声讨这次未遂暗杀（他当时尚不了解真相），而是一队便衣特务在他位于纳罗-福明斯基地区圣诞村的乡下小屋殴打、拘留他的工程师朋友亚历山大·戈尔洛夫。

戈尔洛夫先被多人群殴，又受威胁要他签字保证闭嘴。戈尔洛夫拒绝了。这事儿发生在1971年8月12日，索尔仁尼琴得知后大怒，因为当初是他邀请戈尔洛夫去小屋短住的。很快公开信被西方电台广而告之：“部长公民（安德罗波夫），我要求你公开全部袭击者的姓名，对他们进行刑事处罚并向全社会解释。否则我只能认为你是幕后主谋”。

克格勃试图掩盖真相洗清自己，声称是一队警察跑到别人乡村小屋搞抢劫。安德罗波夫报告苏共中央：“将对索尔仁尼琴声明，所谓克格勃参与此事是他本人的臆想，整件事纯属刑事犯罪。为了消除对我们的不利后果，我们建议指示苏联内务部承认‘警察抢劫’的说法”。

时任内务部长晓洛科夫火冒三丈：居然想把“叶若夫-贝利亚式”的肮脏政治案件甩给警员背锅？说不定安德罗波夫和晓洛科夫之间的矛盾就是从此埋下的种子。不管怎样，晓洛科夫终究救过索尔仁尼琴的命，比如1971年冬-1972年春有人在茹科夫卡警告索尔仁尼琴务必提防致命车祸，这位“善人”正是晓洛科夫部长的女儿伊琳娜。

1971年秋晓洛科夫亲自给苏共中央秘书处打报告，反对克格勃行事手段。晓洛科夫认为索尔仁尼琴很有才华，不该远远推开。与其追踪迫害，不如施以“怀柔手段”：在苏联出版他的作品，那么西方对他的兴趣就会降低。内务部长甚至建议“抓紧时间为索尔仁尼琴提供莫斯科市内住所，登记户口”，给他列宁奖，给他发钱，让他平生头一回活得“像个人样”。晓洛科夫认为索尔仁尼琴不仅虚荣心重，而且贪财，每月2000-3000卢布足矣收买。万一这样还不“驯服”，就把他送出国，但绝不可以流放或监禁，否则会跟西方闹僵。

有点出乎意料，勃列日涅夫赞成晓洛科夫意见——当时苏联正在对美搞“缓和”，犯不着为个作家被国际社会视为“斯大林二世”。

安德罗波夫当然不会轻易罢休，但也不再考虑“肉体消灭”，重新开始“道德摧毁”。1973年8月4日索尔仁尼琴的打字员之一、退休老太太叶卡捷琳娜·沃罗尼扬斯卡娅在列宁格勒被捕，扛不住120小时连续审讯，供出《古拉格群岛》手稿副本的位置。8月9号她获释回家，推测23号18点上吊“自杀”，索尔仁尼琴的照片立在屋内，周围摆满蜡烛。克格勃对外宣称沃罗尼扬斯卡娅“留下遗书”怪罪索尔仁尼琴连累自己，但索尔仁尼琴坚信是克格勃杀人灭口，9月2日决定在西方印刷出版《古拉格群岛》。

再后来政治局讨论驱逐索尔仁尼琴事宜，只有勃列日涅夫、晓洛科夫和安德罗波夫赞同（安德罗波夫提议驱逐到伊拉克或黎巴嫩），其他委员都建议直接监禁，或作为最后手段流放北方寒地（柯西金提出流放到上扬斯克）。最终讨论的结果，决定驱逐索尔仁尼琴到联邦德国（维利·勃兰特总理发出邀请），又从那儿去的瑞士。

索尔仁尼琴侨居瑞士期间，安德罗波夫在他身边编织密实情报网，打算利用作家的名望发动信息战：贿赂西方媒体、培养传声筒等。这些情况本文就不展开谈了。

1897年暹罗国王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出访欧洲，行程包括俄帝国。尼古拉二世皇帝在圣彼得堡热情招待，建议泰王送一个儿子到俄罗斯学习。结果拉玛五世的第40个孩子：查克拉邦王子得到这个机会，进入贵族子弟军官学校接受军事教育，1908年授上校军衔。这期间，他于1904年结识了美丽的俄罗斯少女叶卡捷琳娜。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德斯尼茨卡娅1886年生于卢茨克。父亲是当地法院院长、贵族，1888年突然去世；母亲玛丽亚是波兰裔工程师之女，1903年去世。父母双亡后，叶卡捷琳娜随亲哥哥住在圣彼得堡，修完了慈悲姐妹会（译注：护士）的课程，前往远东日俄战争前线服务。查克拉邦每天寄一封信，请求她早日回归。当叶卡捷琳娜终于带着三枚勋章（据说包括圣乔治十字勋章）返回圣彼得堡，迎来了意外惊喜：查克拉邦的求婚。

两个年轻人的婚礼在君士坦丁堡举行，那里允许不同宗教的人结合。另有资料称查克拉邦婚前受洗皈依东正教，后又恢复佛教信仰。暹罗王室起初对这段姻缘很冷淡，因为按照惯例国王子女应该在统治阶级内部通婚。查克拉邦因此失去继承权，到一所军校当校长。1908年3月叶卡捷琳娜诞下一子，取名“楚拉”。由于她温顺、隐忍的性格，学习泰语、尊重习俗，努力取悦婆婆，暹罗王室对他们家的态度渐渐转暖。查克拉邦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后来创立暹罗空军。

1910年拉玛五世驾崩，瓦栖拉兀即位（拉玛六世）。瓦栖拉兀膝下无子，指定弟弟查克拉邦为王位继承人。

1919年叶卡捷琳娜和查克拉邦婚姻破裂，原因是查克拉邦违背早先“一夫一妻”的承诺，有意娶外甥女差瓦立为妃。叶卡捷琳娜抗议无效，被迫孤身离开暹罗，由于革命和内战无法回老家，于是前往上海，嫁给美国人哈里·斯通，远赴巴黎定居，直到1960年逝世。

查克拉邦1920年因肺炎病逝，年仅37岁。他和叶卡捷琳娜的独子楚拉长大后到英国求学、结婚、定居，成为一名历史学家，1963年死于癌症。

另外，叶卡捷琳娜的亲哥哥伊万·伊万诺维奇·德斯尼茨基1912年出任俄帝国驻北京使团秘书。俄国内战期间在“白军”部队服役，后流亡中国，1922年7月逝世。

1849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讨论、涉嫌反帝制活动，由死刑改判苦役。多年后他的侄子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遭遇相似命运，只因不受苏联“待见”就被投入斯大林的劳改营。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63年生人，父亲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建筑家）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一辈子只见过伯伯两次：2岁一次、13岁一次。

1888年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学系毕业，1890年到内政部中央统计委员会工作。他参加过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被派往突厥斯坦登记游牧民族，积累了丰富经验。1893年安德烈成为俄罗斯地理学会正式成员，1903年开始担任学会秘书十三载，组织、领导多次科考活动，负责编辑学报和其他刊物。1906-1917年兼职国民教育部工作，为学校编撰地理课本等教学资料。因贡献突出，授予五品文官(статский советник)职衔、二级“圣安娜”勋章。

十月革命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频繁调动工作，陆续在统计部门、农业部门、矿业部门、铁路等处供职。1925年7月到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上班，整理研究各种珍贵历史文献。此期间他投入大量精力出版父亲的回忆录，这本书后来成为他“一生最大的遗产”。1930年11月安德烈被卷入所长谢尔盖·普拉托诺夫院士的所谓“学院案”（译注：政治构陷案，1967年案件平反），被捕。

该案涉案人员被指控“反革命”、“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帝制”，所谓“罪证”是文学研究所收藏有大量尼古拉二世年间的档案、文件，包括末代俄皇退位诏书副本。虽然安德烈跟“主犯”之一叶夫根尼·塔尔列院士私交不深，却被着重关照，处没收全部财产、十年劳改，押送索洛维茨基特种监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参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

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他的孙子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求见刚卸任不久的教育人民委员、苏联科学院院士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表示自己无法直接影响案件，但可以向米哈伊尔·加里宁反映情况，因为后者有权要求重新调查。几乎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学院案”的态度也出现缓和。最终在卢那察尔斯基和加里宁的运作下，1931年5月1日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突然身穿囚服返回家中。此后他在水文研究所上班，1933年9月13日逝世。终身未婚，葬圣彼得堡“斯摩棱斯克”东正教公墓。

汗帕夏·努拉季洛维奇·努拉季洛夫（1924-1942），工农红军车臣族机枪手、机枪排长，苏联英雄。伟大卫国战争中歼敌920余名，消灭7个敌机枪班组，俘虏12人，被称为最优秀的苏联机枪手。

汗帕夏·努拉季洛夫1924年生于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亚雷克苏-奥赫村一个车臣族务农家庭，排行老三。1926年父亲努拉季尔去世，次年母亲吉扎鲁去世，三兄弟成为孤儿，1930年搬到邻村亲戚家寄住。

同年长兄浑卡尔帕夏意识到亲戚家负担太重，外出独自谋生。1936年二哥穆赫塔尔帕夏与汗帕夏到哈萨维尤托夫斯基地区格罗兹尼-马哈奇卡拉输油基地找活儿干，住进泵站宿舍。穆赫塔尔帕夏在油库工作，汗帕夏饲养牛马。

1938年穆赫塔尔帕夏应征入伍，年少的汗帕夏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排。油库工人建议他找村苏维埃开假证明虚报两岁年纪，于是实际14岁的汗帕夏成了“16岁”青年注油工，后做基地司机助手。

穆赫塔尔帕夏参加苏芬冬季战争负重伤，住院休养数月，1940年秋复员。汗帕夏视二哥为榜样也想参军，却因年龄不够多次遭拒，经过软磨硬泡终于报名成功。由于他自幼迷恋电影《恰帕耶夫》，想当骑兵，1940年10月23日如愿分配到比萨拉比亚的第3“科托夫”骑兵师34骑兵团做马拉机枪驭手。伟大卫国战争爆发，34骑兵团立即投入前线抗敌，汗帕夏·努拉季洛夫表现坚决、勇敢又机智，在乌克兰及第聂伯河地区经受了战火洗礼。

1941年12月第3“科托夫”骑兵师改称第5近卫骑兵师，汗帕夏·努拉季洛夫开始担任机枪排长。在乌克兰扎哈罗夫卡村的战斗中负伤独自坚守阵地，操作机枪歼敌120人、俘虏7人，阻止德军攻势。1942年1月收复托尔斯泰村战斗中汗帕夏推着机枪且射且进，为步兵开路，消灭敌军50人、摧毁4个机枪班组，立功授予“红旗”勋章、中士军衔。2月份争夺库尔斯克州希格雷居民点的战斗中，汗帕夏同大部队分离，手臂受伤，仍坚守机枪不停射击，消灭德军达200人。1942年春季攻打拜拉克村战斗结束后，骑兵连长亲自点算了300名死于汗帕夏·努拉季洛夫枪下的德国兵，因这一壮举再次荣获“红旗”勋章。

1942年9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汗帕夏指挥机枪排在斯大林格勒州绥拉菲摩维奇城外奋勇作战，负重伤不下火线，消灭敌军250人、机枪两挺。9月12日顿河左岸临近斯大林格勒的著名220高地爆发激战，德军出动大量坦克冲击苏联阵地。汗帕夏的机枪响个不停，切断了敌步兵与坦克的联系。忽然一发坦克炮弹爆炸，将汗帕夏中士和机枪掀翻。虽被救下阵地，却在送医途中不幸死亡。布卡诺夫斯卡亚镇中心广场举行葬礼泪别这位刚满18岁的车臣英雄。

1942年10月21日前线报纸《红军报》发表一篇缅怀努拉季洛夫的文章，其中说：
“我们祖国的无畏骑士，高加索的不朽英雄，太阳之子，鹰中之鹰，共青团员机枪手汗帕夏·努拉季洛夫…… 用他的机枪击毙920名德军、消灭7个敌机枪班组、俘虏法西斯分子12人”。

1943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汗帕夏·努拉季洛夫“苏联英雄”称号、金星勋章和列宁勋章，但误称其阿塞拜疆族。2017年，其金星勋章和苏联英雄证书、列宁勋章和两枚红旗勋章被格罗兹尼市“艾哈迈德·卡德罗夫荣誉纪念馆”永久收藏展出。

1944年苏联发行了纪念他的邮票，车臣和达吉斯坦的许多文教机构、企业和街道（包括车臣国家剧院）以他姓名命名，马马耶夫岗有汗帕夏的纪念石板、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景画有其身影，2018年5月9日花岗岩基座全身铜像在格罗兹尼市中心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