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坦尼斯拉夫·查利克

苏联时代城市平民改善自家居住条件只有一种办法：跟别人交换寓所。其间暗箱操作、非法经纪人和私下付款屡见不鲜。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基辅，市执委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古谢夫奉命做介绍，时间两分半 （!），包括翻译。

主席是这么说的：“总统先生，现在基辅每天新建80套住宅，一年25000”。

寥寥数语令外宾印象深刻，尼克松当天在玛丽亚宫（马林斯基宫）举办的政府招待会上随口引用了这个数字。

如果我们去查阅1970年代基辅市官方材料，将看到一幅貌似兴旺的景象：城市住房平方米数逐年增加。比如1970年基辅可用住房2120万平米、1971年2240万、1972年2360万、1973年2480万、1974年2610万、1975年2720万…… 那么根据官方数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每年新增约120万平米住宅。但实际上公寓短缺十分严重，新建速度远远落后于需求增长——这一点就连苏联自己的宣传部门也承认，但他们认为跟“腐朽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代表工农利益的先进国家的公寓是免费提供的。

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骄傲的理由怪可疑。毕竟建设免费分配的住房属于赔钱方案，而国家预算投入社会规划方面从来不算慷慨。因此建成的住房面积比市民需求的少百倍，许多人排队苦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领到政府吹嘘的免费住房。

请想象一下：你是个1970年代的基辅人，有一天需要改变居住条件——比如搬出父母家，到离单位近些的地方生活。但不可能卖掉旧房另买一套！因为房子是国家的，不归居住者拥有，你们属于租户、房客。

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另一套机制：交换而非买卖住房。市苏维埃执委会专门成立了经济核算制机构：住房交换局，局里有大文件柜，你可以在值班检查员协助下寻找合适公寓。那么理论上讲，你只要去到火车站街7号（就在火车站旁边），请那位经济核算魔法师打开柜子拿出秘藏地址卡，然后找到心仪的公寓，跟现任住户好好商量商量，乔迁之喜就近在眼前啦……吗？

可惜，现实生活要复杂得多。

首先，面见检查员并不容易，办公室外排大队，因为挨个看地址是很缓慢的，你可能等待数小时都进不去门。其次，查阅地址卡收费1卢布（这笔钱足够坐无轨电车上下班半个月）。第三，该部门并未包含全部可交换公寓，最具吸引力的房源由于某种缘故未列入其中。

所以跑一趟“黑市”更管用，它就位于交换局外头（后来转移到地铁“大学”站后面的植物园广场）。你在这里会遇见同样有意交换住宅的人，想问什么当场问清，还可顺便了解他是否对你家感兴趣。一两个钟头谈十几位，大大提高找房效率。

那怎么知道谁需要什么？很简单，人们在胸前举个纸板，写明自己意向。比如“3 = 2 + 1”，意思是这人想把三室一厅换成二室一厅加一室一厅（两套），所以会注意寻找有没有举“2 + 1 = 3”的。然而找房算术有时候也奇怪：常有人举着“1 + 1 = 3”的纸板。小学生见了拽拽妈妈袖子说：“叔叔写错啦，我们去告诉他让他改！”小朋友不知道，“叔叔”打算用两套一室一厅换一套三室一厅。有额外付费，但不能写明，因为是违法的。

公寓幸运女神只对精力充沛之人展露微笑。如果你真想改变住房条件，每星期至少到“黑市”站2、3次，有时持续好几年。常客们互相都认识，记得谁寻找什么，碰巧了就推荐一下。而那边那位看起来精明的男士是中间人，当年叫掮客（苏联解体后叫经纪人）。掮客们大多是科研机构拿半薪的兼职人员充当，所以有空出来在“黑市”帮人找房。全职的干不了这活儿：任何公民连续四个月或半年不工作，警察可以将其列为“寄生虫”——属于刑事罪名。

与公办中介机构不同，掮客提供的房源信息颇具优势和吸引力。为此你得付一大笔钱，相当于该人在科研机构工资的3-4倍。然而不能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刑法》规定“私营企业主活动和商业中介”最高判五年并没收财产。所以掮客们很小心，尽量只跟熟面孔合作。

无论如何，你总算跟“黑市”上真正管点儿用的人搭上话了。咨询住房信息一般先问问在市中心还是在坡地？1970年代的市中心通常指赫雷夏蒂克街、利沃夫广场、胜利广场一带以及佩切尔西基区。如果想从坡地搬到市中心，你或者接受较小的面积（譬如3 + 1 = 3），或者加钱（数额好商量）。

如果邻里关系没矛盾，再问问楼层。底层最不受欢迎（不像今天），因为公寓大多无阳台，夏天恐怕有人翻窗入室。顶层亦然——漏不完的水，找不完的房管处。

继续问：砖砌房还是预制板房？后者评价不高，1970年代初基辅曾流传一种说法，称预制板房住户更容易生病，水汽不能充分蒸发，聚集起来释放有害物质。很难讲这话有几分依据，但事实是这种房子的墙壁往往潮湿，因为是用松香（松脂）抹混凝土板之间接缝。混凝土本身品质也差，发行量颇大的《基辅晚报》曾写过一篇小品文，轰动半座城。

而我们今天选房注重户型：客厅几平方？卧室几平方？布局怎样？外阳台内阳台？有独立淋浴房吗？集中供暖或烧锅炉？诸如此类。

所以当年找到心仪的住房难归难，终究有机会。可是你看中房子的现任房客未必看中你的房子。为了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你又开始帮人家找房。一通忙活下来，换套房子往往要涉及5、6个环节（听说基辅曾出过涉及10个环节的宏大交换，叹为观止！），可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中途生变，或发现了更优选，那么交换告吹……

假使一切顺利，各方达成一致，你以为就能搬了吗？慢来。现在最主要的是征得房屋所有者——“国家”——之同意。每个地区都有住房登记和分配部门，负责该部门的检查员就是你接下来必须面对的命运仲裁者。检查员将核查准备交换的两套住房是否等值：首先为了杜绝私下支付非法款项，其次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个大家庭故意搬进较小住房，人均面积不足6平米，从而立即进入排队名单要求分房子。总之，只要检查员不签字，你之前的努力统统无效。

除交换外，改善居住条件的另一途径是加入住房建筑合作社。说合作社成员“盖合作社”或“盖房子”，并非指他们一砖一瓦自己动手，而是指住房建筑合作社实际帮他们盖。1973年热门电视剧《大课间》带火了这个词：“你老盯着我干嘛？” “你又想干嘛？盖合作社啊？”

如果你蠢蠢欲动打算参加合作社，请谨记门槛不低。比如基辅鲁萨诺夫卡区一栋九层板房公寓，三楼的两居室花费1800卢布，八楼的三居室2000卢布。社会平均月工资144卢布。首付款只占房屋造价40%，其余60%属于国家贷款（译注：几乎无息），住房建筑合作社成员还款期25年。那么以前述八楼41平米三居室为例，每月需还贷32卢布。很贵啊，毕竟类似的国有公寓租金仅一半左右。

早在1960年代，当基辅第一批合作建房户喜气洋洋乔迁新居后，他们的亲戚朋友仿佛大梦初醒。城市一派繁荣景象。自此你也想入社的话，就必须贿赂理事会成员，数额相当于住房首付款50%。

1979年基辅拥有36个住房建筑合作社，名称大多根据主管部门设立，比如“国家计委工作人员”、“艺术学”、“苏联科学”、“心脏病专家”、“邮电工作人员”、“1路公共汽车”、“大学”、“动力工程师”、“飞行员”。

不过在苏联社会条件下，公民自掏腰包造房并非解决居住问题的万灵药。毕竟住房建筑合作社不是你想加入就能入，只接受“急需者”——人均面积小于6平米的家庭（1975年放宽至7.5平米）。此外为避免社会贫富分化，合作住房有面积限制（每人不超过13.65平米），房间数量不得多于家庭人数。所以就算合作社成员再有钱，也不能买下相邻的两套房变成一套大房。

合作房屋和国有房屋一样，条件谈妥也能交换。“黑市”上诞生了新概念：“未偿付合作房”，就是说拿国有房屋换合作房屋（通常户型较佳）的人将承担25年还贷义务。

合作住房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继承，国有住房不行。后者住户如果死了，家里又没有其他登记居住者，那么国家收回再分配。很多老人的子女和孙辈不惜代价保住房子，实现的方式包括：
第一：用两套住房（自己的和父母的）换取一套共同的。这个法子的缺点是寻找合适房源可能耗时太久，新房装修加搬家不可避免要一笔大开支。
第二：家庭内部交换，比如奶奶（一室一厅）跟孙子换，而孙子跟父母同住。这个法子的优点是实际上每个人都留在原地，只改一改户口登记，而且不产生装修及搬家费用。

总而言之，最后种种的焦虑、手续、感受和在官员办公室的踱步都成为过去式。你终于拿到交换许可证和新住房证，必须抓紧时间：许可证有效期为签发之日起10天，须在期限内提交给新居住地房管处。搬家期限为一个月。

搬家同样不简单。一般来讲分两次，易碎物品如餐具、茶具、玻璃器皿、瓶装果酱、自制罐头等物品打出租车运走，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就借人家车拉。家具、书籍、行李箱等杂物用厢式货车。倘若东西少，还有一种货运出租车。叫这些车请找弗拉基米尔街29号基辅运输代理处，每车基础费用2卢布，按里程加价（每千米25戈比）。而搬家最大花销是装卸费，取决于家具和重物件数、楼内有无电梯及搬家工的胃口。

随着别列兹尼亚基区、奥博隆区、维诺格拉达尔区的成片新建住宅大规模入住，搬家量急增，政府又开设专门的家庭用品运输机构。1979年基辅有八个这种机构，分别负责若干市区。

1995年乌克兰实行住房商品化，从此人们都买卖房子，再没交换的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秘密

1970年2月2日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证据证明，个别外国人把含有淫秽内容的书籍和插图杂志带入苏联。这些出版物或被分发给苏联公民，或故意遗留在宾馆。

比如，今年1月24日-27日一群澳大利亚中学生以游客身份抵达莫斯科。在其中一些人的宾馆房间发现他们企图向苏联公民散发的彩色淫秽杂志若干。宾馆经理为此事向“马特曼”旅行社负责人提出抗议。后者承认两名中学生持有淫秽出版物并道歉。

早些时候意大利商人加西亚·托里切罗在宾馆房间留下带彩色照片的淫秽杂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边境和海关管控，防止外国人携带印刷品入境苏联，并消除苏联公民互相传播违禁书刊的现象。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谢尔盖·别利亚科夫

普遍平等恐怕是人类最难实现的梦想。我们早已飞上太空，很快将重返月球甚至踏足火星。鼠疫和霍乱已不成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冠状病毒和艾滋病毒未来将被控制。稳坐家中跟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朋友对话何其轻松惬意，环球旅行也不再是伟大冒险，成了度假休闲。也许人类终有一天能够把自己分分秒秒传送至地球任何角落。除了普遍平等，万事皆有可能。

新精英阶层

人在“平等”的名义下死亡和被杀，但就算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不存在平等，新经济政策时期及后来更是如此。市井庸人即便不明白其中道理也发觉：“普通的仆役，派头倒像政委！”小说家尤里·奥列沙写道：“我给一家大报写诗体小品文，每篇稿酬相当于养路工人一个月薪水。有时一天写两篇”。当时是1920年代，1930年代他就很少动笔了，依然有钱在“国民”餐厅一坐一整天，甚至管自己叫“国民大公”。

讽刺作家、剧作家维克多·阿尔多夫也喜欢“国民”和“大都会”。有一次，正在受穷的列夫·古米廖夫偕老婆去列宁格勒拜访阿尔多夫，被维克多·叶菲莫维奇叫了出租车带往餐厅吃饭。文学评论家艾玛·戈什坦因回忆录写道：“阿尔多夫家给他（列夫·古米廖夫）留下的印象，用他自己话说：贵族上流气派。那里只有光芒四射的女性：比如维罗妮卡·波隆斯卡娅（译注：女演员），或最高检察长的女儿，或伊利夫（译注：犹太裔作家兼记者）的妻子……妮娜·安东诺夫娜（阿尔多夫之妻）的沙发床上方挂着钟情于她的著名诗人的相片，比如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 而古米廖夫就坐她脚边”。

暂时不清楚艾玛·戈什坦因所谓“最高检察长女儿”是谁。苏联没这头衔，只有总检察长，1936年担任此职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只有一个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女儿季娜伊达，不到30岁。如果阿尔多夫家的真是她，那就证明1930年代名媛玛露西亚· 塔拉先科（伊利夫之妻）能够跟苏联最高级干部之一：维辛斯基的女儿平起平坐。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译注：苏联早期著名作家，1938年逝世）月收入3200卢布，十倍于普通劳动工人（当然得缴税：1200卢布）。这种水平的薪金按照苏联标准算得上“男爵”了，可如此成功富有的莫斯科人依然没法跟格鲁吉亚作家相提并论。“万民慈父”故乡的作家月收入20000-30000卢布，高到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莫斯科也不是绝对没有这种富翁，尤其剧作家群体。据说尼古拉·波戈金一个月挣四万，他的作品《拿枪的人》在全国几乎所有剧院上演，1938年还被改编为电影。

比起波戈金、维什涅夫斯基、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之辈，从西欧返回苏联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她不是作家联盟会员，直到1941年才被“分配”到国立文学出版社。她的诗集几乎没出版过，靠着翻译维持生活。茨维塔耶娃自己估算，1940年1月15日-6月15日的翻译和编辑酬劳为3840卢布，平均每月768卢布。这个数三倍于医生工资，两倍于大部分熟练工（“斯达汉诺夫式”除外）。如果茨维塔耶娃不在翻译上精益求精，她还能收入更多：“我终日忙碌，但由于每首四行诗——波德莱尔或弗兰科——我至少要译出四个版本，所以每天最多只能写20行（草稿80行），而别的译者（实话实说！）每天200行甚至400行清稿（此处茨维塔耶娃用了斜体字）”。事实的确如此，“别的译者”月入7000-14000甚至更高。

那个年代演员的收入超过作家、诗人。米哈伊尔·左琴科出过一册薄薄的短篇小说，得2000卢布。当时颇受欢迎的演员弗拉基米尔·亨金拿去登台朗诵，仅三场演出就挣到2000卢布。而且作家所得税率比演艺人员更高。“灰色收入”就更别提了——有个笑话：旁人问亨金参加没参加过“灰色”演出，他大惊：“还有别的演出吗？！”
（译注：“灰色演出”也有“左派演出”之意，亨金的意思是难道允许“右派”演出吗？）

有句夸赞人的话叫“穿得像女演员”。成为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首席演员，当上莫斯科大剧院或列宁格勒“基洛夫”剧院（马林斯基剧院）主角、独唱，乃是苏联人能够梦想的职业天花板之一。作家和演艺人员之外，运动员也属于苏联社会精英一分子，主要是效力于顶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们。足球早在战前就是苏联职业运动之一，至少”А”级（最高级）联盟如此。足球史学家阿克塞尔·瓦尔塔尼扬曾发现一份有意思的档案：1941年2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夫·梅赫利斯签署命令，规定“红军中央俱乐部和志愿体育协会主队”的足球运动员、教练、按摩师（梅赫利斯同志不知为何忘了队医）的工资水平。根据规定，高级教练工资1200-1500卢布，一级球员（10人）1200卢布，二级球员（12人）1200卢布，三级球员800卢布。这种工资很丰厚了。即便三级球员（可能是替补）的月薪也是新入职工程师的两倍。但苏联最优秀球员未必欢迎梅赫利斯的工资规定，因为他们有机会挣更多钱：“……打一场灰色比赛每人拿500卢布，实实在在”。

时髦如在巴黎

挣钱多还不够，得会花钱——享受一掷千金的快感。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但苏联国内漂亮衣裳和日用消费品远远不能满足高档需求，有钱难寻好料子。外国人到了苏联，想买点儿特产回家真犯愁。比如法国诗人安德烈·纪德甚至在莫斯科买不着带回巴黎送朋友的纪念品，他说：“商品，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劣质货。甚至让人联想，是不是故意把纺织品、日用品等东西造得尽可能无吸引力，好让人们仅仅出于需求而非喜爱去购买”。

纪德访苏同一年也就是1936年，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到苏联领取他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俄文版稿酬。翻译娜塔莉随行，二人闲逛列宁格勒购物。塞利纳说他哪怕在利比亚和喀麦隆也不敢把这种东西卖给客人：“……简直没法下手啊。我说苏联商品是‘无用的垃圾’，绝非夸大其辞。我和娜塔莉把他们商业街的店铺全走遍了，这辈子没见过的大粪也敢摆出来卖。想在此地穿衣打扮，必须是天才。他们的纺织品纯属粗制滥造，线头都没缝好……”

塞利纳是个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人士，经常被指责亲法西斯，所以他或许不是最可信的来源。但有意思的是，塞利纳的观察不仅跟立场客观的纪德部分吻合，也跟亲苏的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吻合。后者试图向世人介绍苏联民生光亮面，但也被莫斯科人简陋粗劣的服装所震惊：“……对于第一次造访莫斯科的人来说，市民的打扮似乎相当难看。的确，你能够买到必需品……但舒适性阙如。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想要穿得好、穿得有品味，必须付出极大努力，且永远无法完全达成目标”。

这就是当时极少数人有资格享受的国外旅行为什么如此重要和珍贵的原因。伊利亚·伊利夫第一次到巴黎，给老婆买了外套、裙子、四块面纱、鳄皮手袋、镯子、帽插羽毛、两条腰带（皮革和橡胶）、一盒香粉、两盒胭脂外加两个黑色睫毛膏。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也在巴黎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花两小时挑选）、鞋和衣料。

1935年7月1日，在纪念室内剧院成立20周年晚会上，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身穿巴黎时装和皮大衣闪亮登场，引起轰动。出国旅行是置办令大家羡慕的行头的宝贵机会，尽管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新巴黎巡演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嘴上说：“法郎不经花……好东西都很贵”，仍然豪掷1075法郎给自己置办外套、两顶帽子、若干内衣。莫斯科的女演员们还喜欢抢购虽不耐用但十分奢华的金银线头巾——用特殊真丝绸缎和金属线缝制。

1930年代俄罗斯的企业家经营尚未被摧毁净尽。私人裁缝如同私人医生一样受重视，昂贵稀缺的面料被委托给她们裁剪。号称“俄罗斯可可·香奈儿”的娜杰日达·拉玛诺娃（译注：时装设计师、戏装设计师）1940年仍健在，革命前她曾为皇后亲姐伊丽莎白·费奥多萝芙娜女大公服务，客户包括富商妻女和实业家、糖厂老板的情妇。如今她已年老，继续为首都特权剧院的女演员和外交官妻子们提供时装。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也是二十、三十年代拉玛诺娃工作室常客，1936年她夸耀说：“我做了件新大衣，非常漂亮雅致，拉玛诺娃缝的，而且很轻”。剧院赴远东巡演，拉玛诺娃为女演员们裁制各种颜色绉绸裙子：索菲娅·皮利亚夫斯卡娅穿浅黄色、奥莉加·拉布金娜穿粉红色…… 亚历山德拉·利亚明娜、叶莲娜·叶菲莫娃也为莫斯科高尔基剧院女演员们缝制贵得出名的衣裙，还有瓦尔瓦拉·丹尼林娜——战后她成为莫斯科收费最高的裁缝，客户包括柳博芙·奥尔洛娃和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

餐厅

莫斯科高级餐饮的水准曾经胜过服装。茨维塔耶娃1941年春写道：“我们吃得好，莫斯科应有尽有……”。战前，人们在莫斯科的商店甚至可以买到罗克福尔干酪、卡芒贝尔软酪和林堡奶酪，更不用说螃蟹、新鲜鲟鱼、熏鱼、熟猪肉、香肠和“美妙的熏脂肪”——也就是茨维塔耶娃口中的“培根”。这些美味诚然很贵，就像首都的高级餐厅一样，仅少数人能够消费。举个例子，在“国家”餐厅吃顿四道菜的正餐不低于13卢布，三道菜的不低于11卢布。饶是如此，这些餐厅从来门庭若市。瓦季姆·科津（译注：男高音歌手、作曲家）在“大都会”餐厅吃早饭很轻松，可到了夜晚，即使他这个明星有时也得跟别人拼桌。作家阿纳托利·雷巴科夫妹妹赖莎曾回忆：“各色人等齐聚好饭店：什么工程师、科学家、演员，多多少少都有点钱，身边当然跟着漂亮妞儿……”

战前莫斯科每个高级餐厅都以自己的菜单、装修、传统和音乐扬名。尤里·纳吉宾（译注：作家、编剧）是一位大鉴赏家、“生活享受家”，他回忆说“国家”餐厅的苹果派和奶油咖啡最出名，“大都会”的布里欧面包和油炸圈最出名，位于艺术剧院巷的“艺术”餐厅炸麻花和可可饮料最出名。这个名单其实还可以扩充下去。

1940年5月7日高尔基街“阿拉戈维”餐厅开业，标志着格鲁吉亚美食逐渐超越法餐和俄罗斯本土菜肴。浇汁肉丁与长馅饼慢慢淡出人们视线变成书籍插图，“萨茨维”、“恰霍赫比利”、“查纳基”、库帕特肠等取而代之。“萨沃伊”、“大都会”、“国家”的旧荣耀在新星“阿拉戈维”面前黯然失色，后者一步步登上莫斯科最贵最著名餐厅宝座。不过在战争前夕，格鲁吉亚美餐和高加索食俗才刚刚进入首都市场，莫斯科的名老餐馆仍然保留着所谓“耐普曼气派”（译注：指新经济政策时期暴发户派头）甚至十月革命前风貌。比如彼得罗夫斯基街2号“极光”餐厅招牌菜是俄式薄煎饼和全城最棒的露馅饼，“大都会”的招牌菜是鸡肉、鹧鸪肉加黑鱼子酱沙拉，而且他家的招牌冰淇淋配有巧克力酱和烤扁桃仁。

逢年过节期间，餐厅还会办一些主题节目。如1940年11月18日-1940年元旦这段时间“大都会”装扮成了“俄罗斯木版画风格”，举行“奇妙开心夜”，邀请茨冈合唱团在红色大堂表演，之后来的是“奥尔洛夫”茨冈人歌舞团。“萨沃伊”餐厅毫不示弱，雇佣“卡尔捷茨基”茨冈人歌舞团吸引食客。走进“国家”的人白天听着沙龙乐团进餐，夜晚欣赏著名的亚历山大·茨法斯曼爵士乐队。说实话，现场音乐和舞蹈彼时属于高级餐厅之必备。“萨沃伊”的“音乐和舞蹈之夜”持续到半夜，“国家”到凌晨四点，“大都会”也要到三点钟，而夏天在凉台上能一直跳到东方既白。

那年月苏联作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内部餐厅，服务优良，收费相对便宜。用常客尤里·奥列沙（译注：小说家、编剧）的话说，这种地方“一顿饭的价格就像‘国家’的衣帽架那么高”。正如《大师和玛格丽特》所写，菜单有烤羊肉串、小鲈鱼、银锅烧鲟鱼，以及“虾颈肉和新鲜鱼子酱”、“热那亚式烤鹌鹑”、“鸫鸟肉片汤”乃至松露。别惊讶，松露无须从法国、意大利进口，供应莫斯科顶级餐馆的白松露产自伊万诺沃州和莫斯科州地界，多在亚历山德罗夫、扎戈尔斯克周边。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妻子说他更喜欢“大都会”，但也光顾作家餐厅：“一顿不错的晚餐：鱼子酱、鲜黄瓜、榛鸡——主要是吃得开心。饭后米沙和鲍里斯·罗伯托维奇找别列津斯基打台球，米沙赢了。然后我们遇见米哈尔科夫两口子，跟他们和艾尔雷吉斯坦（译注：苏联国歌词作者之一）饮咖啡……总之，美妙的夜晚”。

小汽车和疗养院

私家车在苏联算奢侈品，就连人民委员和司令员们也坐公务车。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首席演员米哈伊尔·加博维奇有自己的小车，莫斯科音乐厅明星瓦莲京娜·托卡尔斯卡娅也有——这个女人魅力四射、衣着光鲜，“托卡尔斯卡娅是战前莫斯科最富有女演员”的神话竟流传至今。

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不仅有车还自己驾驶。1936年的一天他开着敞篷车从列宁格勒送安娜·阿赫玛托娃去莫斯科，行至加里宁市（译注：特维尔）附近忽然抛锚。集体农民迅速围过来，险些把这位苏联老爷打死。一名农妇恨恨嚷道：“看不出来吗？她是个贵族婆娘……”

甚至乘坐出租车也是某种社会地位标志。苏联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经济”、“舒适”、“商务”、“特级”或“豪华”的概念，但已经有了相当正式的出租车等级划分，比如М牌轿车 (ГАЗ-М-1)比“吉斯”便宜。出租车司机不去工人宿舍区拉客，更不服务首都边缘的无产阶级，涂成各种颜色（蓝、黄、深红）的“吉斯”只在“莫斯科”宾馆、大剧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地铁站附近趴活。这些舒适的豪华轿车载着艺术家和上等人观众，稳稳驶向首都的精英公寓或郊外特权疗养院。

不曾读过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书信的苏联人是幸运的，否则他们压根无法想象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演员以及苏联的作家和剧作家们战前过着何种生活。这位著名女演员乐滋滋地描述她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时怎样享受人生。奥莉加经常到巴尔维哈（译注：莫斯科州度假胜地，有旧庄园、城堡）度假治疗，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瓦西里·卡恰洛夫等人战前也多次到访这个地方，但只有奥莉加留下了生动的、甚至可说是津津有味的描写。

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1936年7月24日写给玛丽亚·契诃娃（译注：契诃夫胞妹）的信说：“疗养院规模宏大，我的房间赏心悦目，松树在窗前摇曳沙沙作响，森林环绕，百花齐放……菜肴是一流的，供应鳟鱼、铁钎子烤肉、各种馅饼——我加糖精吃。面包几乎不碰，一天两块糖”。

奥莉加说自己“几乎不碰面包”，现代读者可能要皱眉。今天的营养学家建议我们“每天摄入100克黑面包”，可在战前，面包并不是胃口大开美食家丰盛餐桌的点缀，而是几百万人果腹的主食。极少数“不碰面包”之人照样活得好好的，因为他们有鳟鱼、烤肉外加“各种馅饼”。

令人惊讶的是，战争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依旧不改她的战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1945年4月苏军正准备攻打泽洛高地，大后方莫斯科的糖、谷物和油脂实行票证供应，工人每天800克面包、职员600克、被抚养者400克。而奥莉加身在巴尔维哈，七点钟起床。她写道：“八点钟女按摩师来给我的身体做舒适按压。十点半吃早餐：两盘小菜，奶油咖啡搭配优质黑面包和黄油…… 可选的美食琳琅满目：打泡奶油大馅饼、果冻、汤羹、各式熟肉、鳕鱼、各种精致素菜……他们每天给我送菜单让我自己点。你看，我活得像地主婆”。

但这位“地主婆”的收入可能无法与电影明星及流行歌手柳博芙·奥尔洛娃、克拉夫季娅·舒利任科、利季娅·鲁斯兰诺娃相提并论。战前鲁斯兰诺娃正处于声望顶峰，穿金带银，喜欢收藏钻石、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珍珠…… 是啊，人民歌手没有珍珠怎么行呢？她和第三任丈夫：著名幽默演员米哈伊尔·加尔卡维收集古玩、圣像和俄国画家名作，两人位于拉弗卢申斯基巷的住宅俨然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分廊。

“为了官爷们”

所以渐渐地，在斯大林和战友们宣称的“平等”与表演性俭朴之下，斯大林的苏联变成了等级社会，普通人、低收入者、无特权者和新贵之间形成虽非正式但众目昭彰的分化。此处我们只谈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自由民”，如果算上数百万没有国内护照的集体农民，以及“古拉格”系统关押的囚徒，那么苏联的真实状况离着平等何止十万八千里。

苏联顶级精英、党政领导、军队和经济部门高级干部小心翼翼藏富扮低调，不仅对苏联人民，如果可能的话也对外国人装样子。1935年4月23日美国大使馆办招待会，尼古拉·布哈林身穿旧款长大衣，卡尔·拉狄克（译注：共产主义宣传家、外交官）“穿着某种野外服装”，教育人民委员安德烈·布勃诺夫“穿迷彩服”光临——看来是指军便服和马裤。伊万·别尔谢涅夫、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和亚历山大·泰罗夫（译注：三人都是演员兼导演）穿燕尾服、黑色礼服，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全套黑西装。他们的女伴：索菲娅·吉阿钦托娃、吉娜伊达·莱赫、阿丽西娅·科宁、叶莲娜·布尔加科娃自然穿着她们最好的晚礼服。

尽管如此，纸永远包不住火。

安德烈·纪德感叹：苏联正变得愈发“资产阶级化”，而政府对此持认可、鼓励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共产主义兄弟情谊越来越远：“那些身为或自以为‘当权者’的人面对‘手下’、劳工、女清洁工、保姆等表现出的蔑视或至少是冷淡，怎能不让人心生反感”。

罗曼·罗兰没有试图深入了解苏联社会，却也关注到不平等现象，尤其坐小车在莫斯科郊外行驶的时候。他提请人们注意农民小木屋与“领导及其贵客和受宠作家”大别墅的天壤之别：“在环绕莫斯科的这一地区，分散建着许多别墅，可它们并未标在地图上，这些别墅或者是专为政府首脑建的，或者是留给首脑的客人的，或者是分配给有成就的作家的。用硬石铺就的宽敞林荫道修建了好几条，人们会问这路到底通向何方呢？有人会告诉你：“从莫斯科通向别墅”。在这条路上，隔不远就站一个警察，再不然他们就躲在树林里担任警戒。有一座疗养院，整座建筑都是白色的，在林中勾勒出它那美丽的轮廓。我问这是为谁建的，人们答道：“是为政府的高官哩”。我接着问，那么石油大亨祖巴洛夫那戒备森严的广阔领地如今被派何用场，人们答道：“那儿现在已为高官建了别墅，成了他们的疗养地”。在路上，我们与鲍里斯·皮里尼亚克的车迎面相遇，他像其他作家一样在郊外有自己的别墅……我们在路上还碰到了许多农夫和工人，他们向我们投来忧郁的目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竟然向我们挥起了拳头……”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斯大林生活待遇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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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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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参加过基辅保卫战的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摩托化步兵团通信连长、敌后游击队队长、苏联英雄（1944）彼得·布莱科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反映乌克兰农村现状和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某些情况。之后布莱科被捕，出庭受审，剥夺称号和军功章。

第一封信（1945.7.20）：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曾在以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科夫帕克少将命名的乌克兰第1游击师担任3团团长。

我从后方摧毁了可恶的法西斯，我为尽快打败希特勒德国付出全部力量和本领。由于我的勇敢，除获得许多政府嘉奖之外，1943年5月又授予我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由于我参加喀尔巴阡突袭，1943年10月授予我列宁勋章。这些勋章到了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大概被束之高阁，只是对我保证下一次命令就发给我，但“下一次”出现多次，至今什么都没拿到手。1944年授予我二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1944年9月师部替我申请最高奖励：第二枚“金星”奖章，后来听说未获批准，代之以一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

战争年间承诺信誓旦旦，一旦打完仗却只剩空谈。而且不仅我自己，我们部队上百名值得高度褒扬的战士和军官都没拿到奖励。

也许我的想法不正确，但我认为：如果一个同志理当获勋，那么无论他是继续作战或被派往其他地方工作都不应改变这一点。

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处理政府嘉奖的方式是：如果某人三次、四次获勋，则拒绝发放下一枚勋章（无论他立下何等军功），理由是过去的奖励已经够多。在我看来，发食品配给卡可以这样做，但授勋只能根据功绩而非需要。眼下不少战士和军官从各地写信询问为什么没拿到嘉奖？乌克兰第1游击师的授奖材料都在联共（布）乌克兰中央Н.С.赫鲁晓夫处，但至今没个结果。我曾就此问题给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科夫帕克、斯特罗卡奇（译注：季莫菲·斯特罗卡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将）和Н.С.赫鲁晓夫写信，不知何故渺无回音。

我想问，应得的军功章到底还有没有？

所以我找您，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打扰了请原谅。

第二封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打扰了请见谅，但我要给您写一封不长的信。

我休假一个月，去了乌克兰，回到家乡切尔尼戈夫州巴图林地区米特琴基村我年迈的妈妈家。

途中我顺路拜访了并肩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同志们，参观了苏梅州的科诺托普地区、克罗列韦茨地区。我想向您简单谈谈集体农庄的真实生活和领导干部的工作。

米特琴基村原本是地区最大、文化水平最高的村庄之一。战前，虽然村领导、地区领导把好东西都吃喝光了，可日子挺富裕。集体农民劳动日报酬实发2-3千克粮食，但能挣5-7千克。确实，集体农庄管理者从未发过现金报酬，想必他们手头紧吧。尽管集体农民都知道自己的领导胡吃海喝、挥霍集体财产，只顾个人私利，却仍然为有粮食果腹而高兴，不辞辛劳工作着。

而现在令我惊讶的是，农民们不愿在集体农庄干活了。小组长催促大家每天劳动12个小时，但没几个人听他的。

每个集体农民都给自己找一块地，在这块地或自家菜园子种各种东西：黑麦、小麦、大麦、黍子之类。收获了就在家脱壳、晾晒。

集体农民们都在问，集体农庄什么时候解散？

记得战前，每个能干活的人黎明跑到集体农庄，恳求小组长给他分配工作，甚至让后者觉得很难办。所有的集体农民，包括我自己，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

我想了很久，得出结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管理不善。

春天农忙，集体农民缺少口粮，除了少数人（后面我会具体说是哪些人）之外，农民们甚至没有土豆吃，更别提油脂了。他们每天下田不是耕作，而是找那些埋着腐烂土豆的坑坑，刨出来剁碎，做成土豆粉。

而且农民们告诉我，1944年庄稼长势并不差，但打下来的少，没组织起来收割。只够交售国家征购和其他的，种子都没留足。劳动日报酬200克——仅限本村“古比雪夫”集体农庄，别的集体农庄颗粒无有。

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找了很多农民谈话，参加了村苏维埃的、集体农庄的各种会议，感觉一片茫然。我问自己：村庄和地区的规章制度究竟怎么啦？

村干部不顾念集体农庄，不考虑人民和国家，光想着他们自己。想着自己怎么吃饱喝足，怎么巴结上级。

村积极分子以前是附敌分子，过去服务德国人，现在服务苏维埃政权。他们有粮吃、有酒喝，啥都不缺。他们出席各种会议，管理集体农庄，有权制定和宣布决定，只不过自己不执行，就算执行也是做做样子。他们在酒桌上跟村领导、地区领导套近乎，得到后者大力撑腰。

1944年集体农庄未向糖厂交售甜菜，扔在大田过了冬，然后拿来做自酿酒，等于半数被盗。谁盗的？首先就是“积极分子”。村里受贿成风，比如村医基塞尔同志，你不给他一只鸡、半升酒，他不给你包手指。

丈夫在红军服役的女集体农民，带着3、4个孩子，为了下田割秸秆取暖，必须送给小组长1升伏特加、若干下酒菜，她若拿不出这些，就全家挨冻吧。或者深更半夜带绳子下田偷秸秆，或者偷挖甜菜回来自酿酒满足小组长、割草喂小组长的马，或者挨冻，或者因盗窃受审判。

米特琴基村成了本地区伏特加供应中心（注：原文如此）。

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部的地区部门着手打击，他们派人进村没收伏特加，从那些被认为给小组长酿过酒的人手里夺走酒具，转交常务酿酒者——“积极分子”。所以伏特加源源不断流入本地区。领导干部和以前的亲德分子推杯换盏，保护他们高枕无忧。

问集体农民：为什么不愿在集体农庄工作？他们回答：“我们为什么去干活？我们得不到任何回报。他们会把一切都喝光”。

村领导、地区领导无视广大前线红军战士家属的呼声，不关心她们的疾苦。更糟的是，都不肯跟她们好好谈谈。饱受战火蹂躏的集体农民至今住房不足。

存在严重违反人民委员会(СНК)决议、尤其1944年关于合同采购牛群的决议的情况。

本地区盗窃国家财产现象猖獗。不久前巴图林的乳脂厂耍阴谋诡计，盗卖黄油、奶酪等制品。

凡应该供应本地区集体农民、残废人和教师的各种商品货物，都莫名其妙失踪了，就算运进村庄也会瞬间消失，根本到不了普通庄员手中。

村庄和整个地区钳制批评，农民们瑟瑟发抖，会上谁也不谈缺点，尤其不敢提庄员和领导者的疏忽过错。最近已没人乐意去开会了，说：“反正不听我们的”。

早年的村领导奔赴战场，如今从前线回来，看到这些不公不义，试图写信向地区领导举报，却很快被送回红军，哪管他身有残疾，要不就撵到西乌克兰，免得干扰“现任领导”继续“忙工作”。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奥特基达奇和伊万·叶夫缅诺维奇·叶尔莫雷琴科就遭遇了这种事。其他人瞧在眼里，愈发不敢说话。也有人向上级写举报信，甚至有投书中央的，但信压根没送出去，区里对此心知肚明，显然他们那儿也有果戈里的邮政局长。反正写信之人倒霉。

今年2月我提笔给联共（布）乌克兰党中央书记科罗特琴科同志（译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杰米扬·科罗特琴科）写信反映，他许诺派代表调查。代表是派了，但看来只下到巴图林，而且是悄悄到的，除监察委员会书记以外谁都不知情。既然没去最基层，所谓检查自然没导致什么变化，惟区执委会主席古泽耶夫被免职，事后有人好言劝他：“你最好走掉，否则连累大家”。

苏梅州的科诺托普地区、克罗列韦茨地区亦有类似情况，但最大不同在于：这两个区的监察委员会书记Ф. Е.卡纳韦茨同志和Ф. Д.马秋申科同志（原科夫帕克部队指挥员）都是诚实、公正的工作者，全心全意为国为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身为地区主官，敢于同不公不义作斗争，驱逐见利忘义的奸人，既从普通集体农民也从前线战士里面培养领导干部，考察监督他们。人民认为公平正义比天大，所以态度完全不一样，甘愿下力气劳动。

但不幸的是在乌克兰这种领导少之又少，利欲熏心者居多。这些人什么样呢？

这些人被战争吓破胆，一直躲在远东的某个地方，等着“叔叔们”打跑德国人，给他们个温暖小窝重新生活。他们终于等来这一天，能够放开手脚贪求无厌了，通过掠夺和欺压集体农民换取苏维埃政权的赏识，吃光喝尽国家财产和公款，叫嚷着：“我们不是干部！”，甚至因成功欺骗政府受嘉奖。而且很多时候，这些躲在后方早已丧失党性的人很容易跟那些在乌克兰被占领期间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勾肩搭背。他们狼狈为奸，敌视前线战士，也就是游击队员。他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覆灭，因此对我们怀着仇恨和警惕。

如果有人肢体残疾返乡，这些人觉得他比自己更有才干、更诚实、更坚强，就会毫不犹豫把他送回前线免得碍事，或者想方设法吸引他参加团伙。

巴图林地区的领导干部：联共（布）乌克兰监察委员会、区执委会、区兵役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区部门、国家安全部地区部门等机关充斥着一群脱离群众及群众利益的人，他们为所欲为。

以上就是乌克兰许多地区的秩序。我不明白联共（布）切尔尼戈夫州委为什么知情纵容。

我在这里指出的只占现实百分之一，整体情况难以充分描写。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讲出所有细节来向您展示一幅真实画卷。

会见了在乌克兰其他地方工作的许多游击队员后，我敢说乌克兰其他各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结论：

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异己分子、腐朽分子趁着战乱混进党和苏维埃机关。而他们得逞的原因可能是缺乏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所谓“干部”死死压制人民的自由言论，利用战争在后方胡作非为（结果证明他们手段高——更准确地说，擅长欺骗政府）。

那么，怎样纠正这种迟早会让我国人民和我国经济付出高昂代价的病态现象？答案是：我们需要做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人们参加卫国战争的积极性进行审查。需要清洗乌克兰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把躲在大后方坐享胜利果实的德国走狗、懦夫和惊慌失措者清理出去。应该提拔那些经受过战火历练的新人。越快越好。

1948年9月（或10月）彼得·布莱科被捕，案件由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重大案件侦察组长米哈伊尔·留明主管。留明倒台后得知：抓彼得·布莱科的目的是搜集针对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的黑材料。总之，1949年5月布莱科被判处10年劳改（后减刑5年）、剥夺一切军功章。1953年平反恢复名誉，证章发还。1960年转入预备役，在高尔基文学院深造毕业，生前发表十余部描写战争的著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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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诗人、作家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乌欣活跃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他1924年生于弗拉基米尔省弗拉基米尔县阿列皮诺村（今弗拉基米尔州索宾斯基地区）农民家庭，是第十个孩子（老幺）。
俄罗斯农村始终是索洛乌欣文学作品的主题。苏共中央刊物《共产主义》杂志1982年第二期登载了对索洛乌欣的严厉批评，指责他“跟上帝调情”。索洛乌欣是最早公开提出重新思考列宁在俄罗斯历史中形象的人之一。“改革”年代流行一种观点，谓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属于“歪曲列宁理论”，而索洛乌欣针锋相对指出：那其实是列宁政策的必然延续。

以下段落摘自他1976年散文集《最后的阶梯（同时代人的自白）》：

农民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变成今天这样？大家自己心里都清楚，我们的集体农庄一片狼藉，庄稼收成很少，冬天用树枝子(веточный корм)喂牛，牛就站在齐膝深屎尿里，人都跑进城了，没跑的终日烂醉……

复活节那天我决定去教堂，去叶洛霍沃大教堂。复活节夜晚教堂附近总是噪杂吵嚷如巴别塔底：大客车围成圈，警察拉警戒线，共青团小组、纠察队——尽一切手段阻拦年轻人进教堂。而在每座教堂周围，都有十座这种大教堂无法容纳的人群。

您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是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的兴盛处。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这难道不是俄罗斯妇女的耻辱吗，这难道不丢脸吗！俄罗斯曾经遍地羊皮，如今我国女人为了求购一件保加利亚或加拿大的所谓熟羊皮大衣，不惜支付离谱价钱，一件上千卢布。这可是俄罗斯——毛皮之国。亚洲人来莫斯科排好几天队，买地毯带回地毯之乡中亚。

您知道吗，莫斯科的供应多多少少算体面了，其他几个大城市也差不多。奥廖尔人、库尔斯克人、坦波夫人、沃罗涅日人、弗拉基米尔人、喀山人、沃洛格达人到莫斯科采购，用网兜装着香肠、肉、鸡、蛋、奶渣、荞麦粒，有时甚至白面包回家。您知道吗，距离莫斯科50千米的地方买不着香肠和肉。更别提一个文明国家所应有的三十、四十种花样香肠了。就算在莫斯科您也买不着美味肠、熏肠、布伦瑞克肠等各式香肠，专为“有名有姓”之人服务的内部供应店除外。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个谁说的：“人民和党团结一心”。
您知道吗，有的城市整月不卖肉，油和奶经常断货。人家告诉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委凭票发给病人和儿童牛奶。这可是西伯利亚，曾经泡在黄油里的地方。（还有两件小事。我朋友热尼亚·马利采夫1976年4月在叶列茨肉类市场亲眼目睹他们以每千克17戈比的价钱卖牛骨，天天如此。除了这些骨头，叶列茨不销售任何肉。我本人在纳尔奇克市见到如下场景：大型肉品商店，镀锌板柜台干干净净，顾客不见踪影，售货员闲得翻书。店内除了猪蹄一概全无，在这个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城市，形同羞辱人。）
沃罗涅日人、奥廖尔人去莫斯科搬运香肠、鸡肉、鸡蛋。又托我买牛舌、买小牛肉，6卢布1千克的话就不要了。想想这价钱，再想想如今工资。您看看农村的国营店、村办商店，瞧瞧卖的都是些什么。这就是人民的幸福吗？这就是忍受煎熬折磨所换得的吗？

您打算做晚饭，心里想着：要么买两块牛里脊、小牛肉、牛肝、牛舌、牛肚，要么买猪蹄、猪肉、乳猪、鸡杂、火鸡、牛乳房、兔子。结果您进进出出二十间商店，只见一级牛肉和二级牛肉，且是冰冻的，或者一级、二级羊肉，最可能的情况是：光有牛腰子。这就是您的全部选项了。活在莫斯科您就偷着乐吧，外埠岂有这等好事。
您打算买蘑菇（我国森林盛产蘑菇），心里想着买哪种好呢：卷边乳菇、绒毛乳菇、丑乳菇、乳牛肝菌、红菇、鸡油菌、白菇、桦蘑、香菇，或者买块松露，或者买瓶酸腌凯撒菇？您连问一百间商店，要么根本没蘑菇，要么只有一种今天刚好进货的蘑菇。最可能的情况是：只卖酸腌牛肝菌。
唉，别考虑吃的啦。去花店吧。人家今天只卖菊花，虽然您很想要兰花、玫瑰、报春花、风信子、石竹花、鸢尾花、郁金香。您不能这样高要求，您正经历花卉短缺呢。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而这种专为“贵人”开的店，这些“小白桦”，难道不是天天打老百姓脸吗？同样的伏特加，为什么卖50卢布而不是4.12卢布？为什么搞得那么高级那么纯净？为什么店里一切东西都比外头贵至少五倍？而且，为什么这种商店有的国内其他商店没有呢？这也是为了劳动者利益吗？

全体国民，除了高级领导，都被屈辱的、难以忍受的排长队困住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已持续约六十年。不仅商品短缺，精神上也受损害。一位经济学家曾告诉我，即使到今天我国消费领域仍存在故意的“剪刀差”，即需求大于供给。这不仅是个商业问题，也是政策问题。毕竟求大于供的情况下顾客无从挑选，任何破烂货、残次品总归有人买。但最要紧的是，排长队的人不再是完整的人，他沦为忍气吞声、低三下四的“半人”，忘了尊严，忘记自己是个自由、自尊的人。

莫斯科有个泳池，名字就叫“莫斯科”泳池。没错，广大劳动群众是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原址上游泳。但泳池边的小木屋怎么回事？知情者叫它“木房子”，是个专门的芬兰浴室，有地毯和捷克啤酒，前厅还有壁炉。来吧，随便什么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都进来享受吧，可惜人家只招待少数人。这类人还有特别汽车、特供食品（所谓“黄米”）、公家别墅、特权疗养院（第4局）（译注：指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为党的最高层干部服务，今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之前身）、特殊门诊部和医院、特级多房间优质住宅、内部影片、免排队买电影票的入场券、专门保留的火车票，以及一拨就通、免着急上火的服务电话，不用像我们打“09”的时候永远占线忙音。这算哪门子平等啊？

— 但是人民有休假的权利，有去疗养院和休养所(Дом отдыха)的权利。
— 我本想告诉你：这些休养所一个房间睡四个人，闲极无聊沿着公园小路乱走，喝点儿酒，钻进灌木丛寻开心，在所谓“群众文化工作者”带领下合唱《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跳麻袋。但我想说另一个问题。著名的工会工作者В. В.波尔托拉诺夫曾对我讲，我国每年仅2%的工人和职员能够踏入疗养院、休养所。就是说，一个工人如果老实排号不走后门的话，五十年才有一次疗养休假机会，而且别忘了集体农民压根不在这2%范围内。所以真正享受这套福利的人微乎其微。

社会主义竞赛最荒谬可笑的情况：警察部门为了减少发案率，对某些违法犯罪行为不登记、不立案、不处理，采取纵容和隐匿的态度。

此外，我跟一些厂子的工人聊过…… 他们憎恨那些比自己工作卖力好几倍的同事。此中缘由很简单，就是生产指标。比方说本来一个班次制造一百个零件，工资4卢布。如果其中某人造出三百个零件，并且证明现用的机床具备这个能力，那么生产指标将立即翻三番。从此每个人都必须挥汗如雨制造三百个零件，而工资却没增加，更别说翻三番了。革新者和突击手无非在第一天能拿到产量翻三番的额外奖励，之后他们也得完成增长了的指标。所以这种“定额”制度本质上是保守的，悖谬之处在于其目的不是发展和繁荣，而是隐藏生产潜力。
同样道理，生产主管也对用新工艺取代旧工艺，或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兴趣寡淡。既然冲压制造老式勺子既能完成计划又对他有利（拿奖金），干嘛花时间研发新式勺子、完不成计划、拿不到奖金呢。何况没有哪个工人会因为新工艺取代了旧工艺而收入增加。所以何苦费时费力去冒险呢？冲压制造老式勺子岂非更安全吗？
库存过多怎么办？已经滞销好几个月了。但愿能从某个地方获知我国每年积压多少产品……

诚然，如今中等教育尤其高等教育惠及民众的程度远远超过革命前。但当年办教育注重实效，而非在宣传上大哄大嗡。农艺师、工程师、桥梁和船舶建设者、医生和教授都是根据需要培养的，不是为了统计报表好看，也不是为了追求持文凭的人数。
那时候教出来一个农艺师，他就是农艺师；教出来一个兽医，他就做兽医。现在大量女青年从农艺专业和畜牧专业毕了业，报表交上去，实际分配到集体农庄无所事事，随便干个什么职务，每月领区区九十卢布工资。

以前我在《星火》杂志做记者的时候，某个拥有四万九千工人、七千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型冶金厂厂长对我讲：如果他自己说了算，宁可每10-15位工程师里头只保留1位真才实学的。倘若给这个人开1000甚至2000卢布月薪，而不是现在的150卢布，你让他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但即使从生产效益上考虑，也不会允许厂长这样处置工程师们。他们已经培训出来了，已经拿到文凭了，总得有地方就业吧。于是塞给各生产企业，收入比工人少，整天混日子，在工人面前毫无权威，东戳一下西戳一下，实际成了企业躯体的寄生虫。您可能会问他们究竟干些什么？请看：“社会学家采访了某大型机床制造厂领导，发现该厂每月开56次业务问题会、15次特别问题会”。等于说每月开会70多次。而且厂领导肯定少算了，减去周末的话平均每天开三次会。每次开会连到齐带解散至少一小时，多则两小时，纯属浪费光阴。这是我从1975年10月《鳄鱼》杂志上读到的。
这种情况遍及我国整个经济部门，都是些平庸、平淡的半吊子，因为我们的教育似大水漫灌，不努力追求高度和深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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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盲目恋苏之人常说“苏联没有乞丐”。但历史资料显示，直到1960年代乞讨现象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是许多人糊口的唯一方式。

国内战争导致平民赤贫化，工业产值下降到1913年水平的20%。余粮征集政策断绝了农民进城卖粮之路，1921-1922年饥荒夺去约500万条人命。全国几百万营养不良的儿童嗷嗷待哺，但布尔什维克当局似乎更关心世界革命大势。

打击富农的行动和强制推广集体化造成第二轮贫民/饥民浪潮，1931-1933年大饥荒惨不忍睹，农民被迫食草甚至食人。1933年4月基辅州委开会通过秘密决议，“为减轻基辅市的负担，不允许无家可归者、流浪儿和乞丐在市内活动”，禁止无特别通行证的人员进入这座苏联第三大城市。当局断绝道路，市郊50千米范围内停售一切车船票，派警察封锁火车站，每晚搜查门洞、阁楼和地下室。

那时候的许多材料保存至今。比如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1935年2月份报告伟大领袖：“近期发现莫斯科多个地区行乞现象成倍增加……莫斯科街头年复一年出现的乞丐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首都而言越来越无法容忍”。但最令雅罗斯拉夫斯基恼火的还不是叫花子招摇过市有碍社会主义观瞻，而是这些饥民喜欢聚集大使馆周边，因为富裕的外国人比本国同胞更慷慨。这种行为无异于进行“反苏宣传”，损害了国家形象。雅罗斯拉夫斯基总结说：“依我看，消灭这种丑恶现象的时机已到”，建议斯大林大规模围捕乞丐，之后再“采取具体措施”。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被转给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他提交斯大林的报告承认情况确实令人惊讶：“1934年莫斯科抓获乞丐12848人，其中男性4399人、女性4515人、儿童3934人。1935年一月抓获702人，二月抓获893人”。国安头子注意到游走首都大街求施舍的基本是来自乌克兰和苏联西部各州的农民，并表示围捕手段是徒然的，因为近期已经有1.4万人通过这种方式被逐出莫斯科，可他们又设法回来了。所以雅戈达建议应该将乞丐们押送至哈萨克斯坦的特别安置点——肯定无法从那么远的地方返回美丽的莫斯科。

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出现第三轮行乞浪潮。正如叶莲娜·祖布科娃教授所言：“人民赤贫化，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孤儿数不胜数，残废退伍兵成群结队——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大规模乞讨现象复苏的土壤”。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大批集体农民再次涌入城市，因为被战火反复蹂躏的、人手短缺的集体农庄生活艰难。比如科斯特罗马州“为自由劳动”集体农庄仅剩18个劳动力，包括1名男性、7名女性和2名青少年，显然不能正常耕种土地。再者，外省人民甚至到了战后第七年仍在忍饥挨饿，比如1952年梁赞州地方党组织书记捷基纳向斯大林求助：“现在是十月份，可我们无法获得黑面包，没有黄油或植物油。商店没肉、没谷物、没糖。我请求派委员会过来追究该对此负责的人。毕竟饱汉不知饿汉饥。”同一时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集体农民每年仅食用13千克肉类，远低于医学上建议的维持健康的最低数量，再外加220克鱼类。

于是为了生活，农民们纷纷到城市行乞。以下案例很有说明意义：195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市抓获来自卡卢加州的乞丐数百人，调查发现当地六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定期到首都求施舍，甚至带着因此辍学的孩子。其中不仅包括普通农民，还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养牛场和乳品农场负责人的老婆。报告谓集体农民“为了个人致富”进城乞讨，这话部分正确，乞讨确实成了一门工作，比土里刨食强得多——但不要忘记1953年一些地方的集体农民劳动日报酬只有现金13戈比、粮食500克、干草3.5千克，还得缴税。因此集体农庄不愿沦为别人累赘的老人、病人、残疾人自己走去养老院或进城为丐。

1954年苏联内务部呈交中央的秘密报告称：尽管采取了防止和消除乞讨的措施，此类现象仍然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城市屡见不鲜。1951年下半年城市、铁路和水运部门的警察抓获乞丐逾10.7万人、1952年15.6万人、1953年18.6万人。被抓获的人当中，战争和劳动伤残者占70%，“临时因贫行乞者”（集体农民）占20%，职业乞丐仅10%（其中3%是健全人）。

虽然因保卫祖国而身体伤残的人能领取养老金，但这点钱在物资全面匮乏、黑市繁荣昌盛的大背景下很难过日子。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健全男性退伍回家，缺胳膊断腿之人怎么在劳动市场上跟他们竞争？战争中失明的莫斯科人麦德维杰夫在电车内乞讨被抓，交“人民法院”(Народный суд)审判，他当场表示560卢布养不活妻子和四个孩子，而自己在盲人协会所属企业工资甚少，还不如行乞呢。

面对实际情况，当局决定动用镇压手段。1951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秘密决议《关于消除莫斯科和莫斯科州乞讨现象以及加强对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进行打击的措施》，规定身体健全的乞丐流放偏远地区五年，无劳动能力者托付亲属扶养或由残疾人之家收容。驱逐当然很简单，收容却遭遇困难——本应在1952年竣工的35处残疾人之家和集体宿舍至1954年初只建成4处。于是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克鲁格洛夫报告中央：因为没地方安置，警察被迫释放绝大多数抓到的乞丐。他在提议采取更严厉惩罚措施（传唤乞丐亲属、延长拘留调查期限）的同时，也希望加速福利机构建设、增加残疾人和孤老补助金额、允许铁路部门免费运送乞丐返乡等。

经过各方努力，尤其赫鲁晓夫总书记的推动，1956年10月通过了苏联国家养老金立法，规定工人和职员、军人、天生残疾或因公致残者、失去家庭顶梁柱而生活无着者等人群享受国家养老金。八年后这项制度终于惠及农民，同时为参战老兵提供福利。大城市街头的乞丐渐渐消失，解体前后再次变得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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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苏联内务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预防和消除乞讨的报告》

1954.02.20

秘密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М.马林科夫同志
Н.С.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报告，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乞讨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现象仍然在苏联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继续发生。

在1951年7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打击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的措施》命令有效期内，城市、铁路和水运部门被警察拘留的乞丐人数为：

1951年下半年：107766人
1952年：156817人
1953年：182342人

在被拘留的乞丐中，70%是战争和劳动致残者，20%是陷入暂时贫困者，10%是职业乞丐——其中3%是身体健康的公民。

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全国乞丐的实际人数，因为其中许多人被警察多次拘留。例如，列宁格勒市有2160名乞丐被拘留过5次、100多人被拘留过30次，高尔基市有1060人被拘留两次以上，斯大林纳巴德市有1060人被拘留两次以上。

社会保障机构和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对预防和消除乞讨现象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未能做好将乞讨者安置于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雇佣他们、以及为他们提供养老金和教养监护的工作。

例如，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罗斯托夫被拘留的乞丐中，只有不超过2%-3%的人被雇佣并被安置于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

乞丐安置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足够数量的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及盲残人寄宿学校，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7月19日№2590-1264c号决议之规定，这些设施的建设进度极其缓慢，专门划拨的资金每年都用不完。原定1952年竣工的35所残疾人宿舍和寄宿学校，截至1954年1月1日仅建成4所。

因此警察机关不得不释放绝大多数被捕的乞丐。

一些行乞的残疾人和老人拒绝被送往残疾人之家，已经被安置的残疾人和老人往往擅自离开、继续行乞，使得打击乞讨活动更加复杂困难。

目前还没有关于将这些人强制留置在残疾人之家的法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打击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的措施》命令规定，将从事乞讨、逃避有利于社会的劳动、过寄生生活的人，以及没有固定职业和居住地的流浪者送往苏联偏远地区的特殊安置点，强制参加劳动。

然而，警察机关不能在消除赤贫的斗争中广泛运用该命令，因为大多数乞讨者是残疾人和老年人，不属于该命令的适用范围。另外，调查和核实这些人的材料需要长时间拘留，但对此并无法律规定。

由于上述原因，行乞之人仍然很多，某些地方有增无减。

从1951年到1953年，苏联政府、РСФСР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发布了一系列旨在预防和消除乞讨的决议。然而地方上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

在这方面最好采取额外措施来预防和消除乞讨。

苏联内务部认为有必要规定以下措施：

1.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下设立反乞讨委员会，成员包括执委会副主席、社会保障和卫生部门负责人、警察机关负责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及检察官。

赋予委员会以下职责：为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劳动和生活安排，提请人民法院(Народный суд)剥夺强迫儿童乞讨者的监护权，传唤从事乞讨人员的亲属出席委员会会议。

委员会有权决定将长期从事乞讨、无劳动能力且不服从社会感化的人员强制安置于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

2.在1954年内完成1951年7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2590–1264с号决议规定的РСФСР境内残疾人宿舍和寄宿学校的建设任务。

同时责成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在1954-1955年建设足够数量的老年人和残疾人之家。

3.为了防止不愿意住在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者擅自离开，从而剥夺他们行乞的机会，应将现有的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的一部分改造为实行特殊制度的封闭式收容所。

4.责成社会保障机关在10天内为被警方拘留并关押在收容/分流设施的乞丐做出适当安排。

责成执委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各州、各边疆区和共和国中心开设乞丐收容/分流设施。

5.经检察官批准，允许警察机关将根据1951年7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打击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的措施》命令抓捕的人关押在审前拘留所，期限为调查和核实所需的时间，但最长不超过30天。

6.赋予市执委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社会保障机构权力，根据无劳动能力乞讨者被拘留的地点分配他们进残疾人和老年人之家，而不考虑其居住地在何处。

7.责成地方执委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发布规定：追究公民放任其有法律义务供养之人乞讨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以及官员允许乞丐在市场、商店、食堂、小吃店、茶馆、电影院、铁路、水路和城市交通等公共场所行乞应承担的行政责任。

8.修订现行养老金法规，提高养老金标准。

规定：向自幼残疾或因事故致残的人士，以及无其他生活来源的单身老人发放养老金。

9.授权苏联交通部将因贫困而被领土和运输部门警察机关拘留的暂时陷入物质困难之人免费送回其长期居住地。

1953年12月，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由A.M.普扎诺夫同志、А.Л.杰多夫同志、С.Н.克鲁格洛夫同志、Р.А.鲁坚科同志、К.П.戈尔舍宁同志和Н.А.穆拉维约娃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全面审议了全国乞讨现象的状况，制定了为预防和消除乞讨现象所需的具体措施。

РСФСР部长会议目前正在落实委员会建议的各项提案。

苏联内务部长（签名）С.克鲁格洛夫
警察总局局长（签名）Н.斯达汉诺夫

（俄罗斯国家当代历史档案馆 全宗5.目录30.案卷78.41页）

附录2：

《Е.А.福尔采娃致Н.С.赫鲁晓夫关于莫斯科市同赤贫现象作斗争的措施的报告》

1954.04.10

Н.С.赫鲁晓夫同志

莫斯科的行乞人数最近有所增加。6个月来莫斯科警察局共拘留了约3500名乞讨者，其中包括554名莫斯科市居民，其余来自卡卢加州、莫斯科州和其他州，还有一些人无固定住所。

在所有被拘留者中，约1000人已被送往长期居住地，54名曾被多次拘留者的案件正在调查中。

社会保障机构已将255人安置在残疾人之家、医院和监护人的监管之下，并向赤贫者提供物质援助和就业。

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城市街道和公共场所每天仍会出现乞丐。

检查发现，妇女携带年幼孩子乞讨的情况很多。例如今年4月7日被拘留的34名妇女有13人携带小孩，其中3名是集体农民；4月8日被拘留的12名妇女有5人是集体农民。从事乞讨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和残疾人，其中许多人逃避就业援助和残疾人之家的引导。

目前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警察和社会保障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加强与赤贫作斗争的力度。

苏共莫斯科市委对这些措施的实施进行日常监督。

莫斯科市委书记（签名）Е.福尔采娃

（俄罗斯国家当代历史档案馆 全宗5.目录30.案卷78.92页）

延伸阅读：

赤贫的胜利者：卫国战争后的苏联伤残军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命令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 145

1968年8月24日

内容：

关于实施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规定。

莫斯科，1968

命令
苏联部长会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1968年

内容：
№145 关于实施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规定。

№ 145 1968年8月24日 莫斯科市

公布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薪酬委员会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1968年7月1日№ 186/П-14《关于批准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工人及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同等食品》的决议。

命令：

1. 苏联部长会议、自治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各边疆区、各州国家安全委员局、处，克格勃边防区军首长、部队指挥员，培训机构负责人，企业、机关和组织领导，管理局首长，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独立克格勃局处：根据苏联卫生部制定的供应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医学指示，以及向在劳动条件有害之岗位、车间、地段等各部门工作的工人和职员免费供应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规定，与地方工会委员会协商，制定有资格领取牛奶或其他同类食品的劳动条件有害工种、工人和职员名单。

2.免费供应牛奶的开支来源：

克格勃机关——依照克格勃预算第1条之规定（额外类型货币工资）；

克格勃部队——依照部队预算第8条之规定；

培训机构——依照预算第11条”и”款之规定；

依靠财政维持运转的医疗、科学研究和其他部门及组织——依照国家预算相应开支；

实行经济核算制及未列入预算的企业和单位——来自商品产品、建筑安装工程或服务收费。

苏联部长会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А.马雷金少将

▢ 阿纳托利·哈马耶夫

我是一个曾在苏联食堂吃了多年饭的人。起初作为大学生吃学校食堂，上班当了普通工程师吃单位食堂，最后到各地出差考察苏联经济——吃全国的食堂。今天打算写写我印象中苏联的食堂什么样子。

本人第一次亲身体验“非家庭餐厨”是在部队食堂，简直太可怕。第二道菜是煮大麦米，汤里飘着油脂块，糖渍水果暗褐色，茶淡而无味。我在部队减重15千克，其他跟我一样吃战士灶的伙伴也都迅速掉肉。军队里唯一像点样的吃食是白面包加少许黄油和两个鸡蛋当早餐，很单调，第二道菜几乎不放调料，味同嚼蜡且不健康。军官在另一间食堂用餐，干部灶当然好得多了。按照规定，值班人员应该在大食堂开饭前过来检查食物，但这个程序纯属应付公差，伙房给他单做一份，跟战士们的不一样。比方说吧，军官吃的粥用黄油调味，搁大肉块，战士的粥只有油脂块，偶尔见小肉丁。晚餐永远鱼肉配大麦米粥或黏糊糊粘成一坨的意大利面。后来我开始大学生涯，渐渐了解地方上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在电影、书刊、宣传画里，苏联人喜欢把公共餐饮视为社会主义的福祉和伟大成就来介绍，那副图景总是：苏联公民端坐铺白布的桌旁，翻看美味健康菜单点餐，享受优质可口佳肴！但实际上，苏联的公共餐饮业相当恶劣。

正如苏联几乎整个劳动领域，那些从事公共餐饮的人毫不在乎自身服务水准，毕竟苏联没有私营企业，也就是说缺少同行竞争。国家垄断了餐饮系统，甭管你乐意不乐意，只能走进5号食堂解决午饭问题。当年没多少替代选项，那么基于上述原因，一家餐饮机构不会由于饭菜质量低下突然流失客人、面临倒闭。导致公共餐饮恶劣的第二大原因在于普遍性贫穷和匮乏，各行各业充斥各种形式的腐败。凡有机会参与任何资源（食物、鞋子、衣服、燃料、建材等）分配的人十之八九监守自盗、从中渔利，罕有例外。

由于这种小偷小摸横行，本该美味可口的饭菜沦为勉强下咽的糟糠。例如半肉半素的“肉馅”、稀释到“酸牛奶程度”的酸奶油、“视条件”放或不放茶叶的茶水之类。我上大学那会儿通常来不及在宿舍吃早饭，第一节、第二节课中间跑去小吃部买个模样难看的露馅小圆饼充饥，售价15戈比，搞不清里头什么肉。大三、大四我就不吃露馅小圆饼了，买另一种糕饼，名字忘记，22戈比，消费得起，味道挺好。上午课全部结束，我就去大学地下室的学生食堂吃午饭，那儿永远排队。花75-80戈比能吃两道菜，搭配沙拉和糖渍水果。花90戈比或1卢布可吃甜蛋糕。一杯酸奶油1卢布20戈比，半杯有时候卖1卢比10戈比。酸奶油+甜蛋糕属于最高级、最令人满意的学生午餐了。

汤类有红菜汤、咸黄瓜肉汤、豌豆汤和加了稻米或面条的牛奶汤，似乎还有一种细面条和肉丸子汤。红菜汤特别难喝，压根比不上小时候妈妈在家做的。我记得豌豆汤还算可以接受。
我的第二道菜通常是煎肉饼(котлета)，什么肉不记得，口感跟烧牛肉有点儿像。多年后我出差到维尔纽斯、里加，第一次见识了人家餐厅的肉食什么水平。几乎整个苏联的煎肉饼都是油腻的碎面包干混合30-40%碎肉，蒜味浓烈。据当年的食堂工作人员介绍，每当肉馅开始变质，就加入大量蒜末掩盖异味。还有一种煎肉排(шницель)，同肉饼的区别之处在于形状更扁、售价更贵，穷学生领到助学金才会去吃，毕竟不是人人肯多花25戈比。食堂也有饺子，比肉饼贵10戈比，莫名唤起我对自家饺子的思念之情，虽然跟妈妈包的相比有云泥之别。

鱼糜制作的炸鱼排不知何故味道发苦，能吃出细碎的鱼骨。配菜一般是各种粥、通心粉和土豆泥。粥往往被熬成凝胶状，通心粉端出来也是这副形象。土豆泥令人倒胃口，经常是“带眼的”，也就是土豆皮没削干净，谁肯买有黑点点的土豆泥啊。
对了，我忘了提，苏联人煮稻米不可反复加热，否则品质最好的米也会碎裂如浆糊。

再说沙拉。苏联市面没多少高品质新鲜蔬菜，做不出什么好沙拉。我记得有一种醋拌卷心菜沙拉还可以。手头宽裕的时候买一份“苏式奥利维耶”(оливье)，对学生而言很高级了，满满一碗熟土豆、甜菜和绿豌豆，大量蛋黄酱，滋味丰富。还有一种熟甜菜、土豆、腌黄瓜、胡萝卜和洋葱拌的大杂烩，淋上植物油和醋，广受欢迎。至于新鲜黄瓜沙拉或番茄沙拉，非常非常少见。茶叶用大锅煮，长柄勺舀进杯子，咖啡也照此办理，当时一种用菊苣粉做的“代咖啡”十分流行。可想而知，你喝进嘴的茶和咖啡都被水严重稀释了。

糖渍苹果或糖渍其他干果不缺。间歇性供应甜点，酥皮点心、果酱馅饼之类，馋学生见了一扫而空。

大四、大五我在某研究所实习，那儿有个职工内部食堂，饭菜品质属于正常水平。虽然选择不多，但远胜大学生食堂。土豆泥就是土豆泥该有的样子，通心粉颗粒分明不黏糊。我记得在研究所吃“海军通心粉”很高兴，因为有碎肉末。小面包、小蛋糕也是现烤现卖的，味道佳。

毕业后正式参加工作，我千方百计避免在食堂吃饭。腰包有钱了下馆子，来一盘“塔巴卡鸡”，贵则贵矣，美味可口。饭店的菜单应该说不差，但我记得总想点基辅鸡，也很好吃。我在摩尔多维亚尝过玉米糊糊（“马马利加”），在立陶宛尝过“齐柏林奈”（译注：土豆内塞肉馅、奶酪馅，因形似齐柏林飞艇得名），虽是人家的“国菜”，我却不喜欢，印象不深。在格鲁吉亚吃了苏联最顶级佳肴——烤羊肉串，贵的要死，但肉质天然。七十年代末到阿拉木图部队单位出差，顺便喝羊肉汤，很满意。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也躲开食堂，去马雅科夫斯基广场的“北京饭店”，跟讽刺剧院一街之隔，当年午餐时段大厅供应简餐。饭菜好，价钱更“好”，不过对于工程师和办公室职员来说不算什么…… 工人群体或许感觉头沉。

总而言之，就像前面讲的，苏联公共食堂菜式稀少、品质低下，比起今天的正规餐厅何啻霄壤。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出租马车”一直是古代俄罗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工具。圣彼得堡建城之初，马车夫们聚居在今天利戈夫斯基大街、大斯摩棱斯基大街等位置的棚户区，邻近主干道。从事出租马车这一行必须遵守严格规定，违者将受鞭打或流放服苦役。18世纪上半叶行业规章修订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705年。从1739年开始设立专职人员监督出租马车运营情况，限制夏季时速不超过10俄里、冬季12俄里。

1783年开始把规章条文写在《出租马车运营证》上，连同号牌发给马车夫。号牌上有该车夫所属警察分局的编号及其本人编号，必须佩戴在外衣显眼位置。至18世纪末这种号牌发放了5000多个。1883年彼得堡已有带轮出租马车1万辆、雪橇马车16000辆，组建了从业者行会。一般来讲出租马车分三等：低档的“瓦涅克”（1匹马、硬座，脏乎乎但廉价）、中档的“戈卢布奇科夫”（2匹马，更干净体面）和高档的“利哈切”（豪华款）。用现代出租车业的行话来说，这就是以收费“过滤”乘客，“利哈切”马车夫只拉那些富裕慷慨的客人，同时服务水平力求最高。此外还有一种“罗莫维科夫”（大车），光运货不载客。

出租马车夫通常8点钟出工，运营16到19个小时，部分人干夜班。车厂老板一般雇佣40-80名车夫，其中包括夜班的。马匹跑一天歇一天，车夫却没有固定休息日，睡在专门盖的宿舍，往往和衣而卧以备半夜忽然有人叫车。他们的大部分收入交给车厂老板，并为住宿、损坏的马具和马车修理单独付费。

1899年1月1日圣彼得堡市议会表决通过出租马车收费标准，分为白天价（15分钟20戈比、1小时60戈比）和夜间价（0-7点15分钟30戈比、1小时90戈比），从火车站、剧院和娱乐休闲场所叫车加收15戈比“趴活费”。但很少有人执行官方价，大多口头约定。20世纪初出现了里程计价器，固定于马车座椅，用小红旗标示。

火车站、大旅店和十字路口有出租马车停车场。按照市长的要求，使用纯种马和漂亮车的车夫被派驻一流旅店（米哈伊洛夫斯基街“欧罗巴”旅馆、兹纳缅斯基广场“大北方”旅馆等）、高级餐厅和俱乐部拉活。当时最大的停车场位于圣以撒广场蓝桥和喀山大教堂之间，今格里博耶多夫运河附近。如果马车夫在规定区域外停车、鲁莽驾驶或故意低速驾驶，可以进行罚款。

马车夫白天工间会到所谓的“大车店”休息、吃饭并喂马。彼得堡有几百家这种客栈，通常挂块牌子上写“马多槽足”以示地方够大。客栈院内可容纳20-40匹马，放置料槽投喂干草、燕麦，车夫们也可在此拎水擦洗马车。花园街和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中间的“凤凰”客栈特别受欢迎，有两个出入口：客商走正门，马车夫走院门，后者主要在此等待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夜场落幕。利戈夫斯基大街以前叫利戈夫斯基街，位于涅瓦大街和支流运河之间，当时属于马车夫聚集区，有旅店、客栈、酒馆、茶室、面包房等服务设施，还有自己的澡堂，每周开门三次。在此区域居住、经营的基本是卡卢加省外来人。一些小店伙计甚至扮演着“熟客银行家”的角色，因为马车夫不愿把收入交给车厂老板，所以委托信得过的店伙计保管，请他们给农村亲戚寄钱、代买生活必需品，有时赊账吃饭。

“前进吧，奋勉者！”——此言出自俄罗斯大作家安东·契诃夫之口，他1890年曾到叶卡捷琳堡参观。在契诃夫之前，访问这座大城市的外国人和俄罗斯人很少在旅行笔记中提及城市马车夫。此类文学作品写的基本是陪伴旅人克服乌拉尔山区艰难险阻的那种长途车夫，因为当时道路条件恶劣，行程漫漫，旅人有足够时间观察研究车夫的性格，使他们成为文章主角。

城市车夫就这样被文化人有意无意忽视了。但叶卡捷琳堡自古以来存在这一行，毕竟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帝国尤其乌拉尔地区严重依赖畜力运输，无论客运货运总归马车唱主角。城际往返属于驿站车夫和赶大车的业务，城内交通则是出租车夫的天下。

长期以来叶卡捷琳堡市内出租马车数量受制于市民财富程度。贫民坐不起，富人（不仅商贾和官员，甚至小市民阶层）自家养着车夫和马车。美国人乔治·肯南1885年到访，看见叶卡捷琳堡街头“精致的私人马车和出租马车，车夫身着制服……”

叶卡捷琳堡几乎每一处大宅院都有马厩和车库，居民们坐车出行既为办正事也为找乐子——尤其冬天。严寒时节大众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拉长雪橇，上面坐满浑身毛茸茸、眉眼笑嘻嘻的乘客，催动骏马从主街道尽头出发，沿着大路急速奔跑，接着转入本市通往上伊谢季工厂的林荫路，抵达工厂再折返，沿途不忘光顾饮酒场所。

可供叶卡捷琳堡人挑选的马车类型不少，有报纸为证。1880年7月16日《叶卡捷琳堡周报》刊登广告：“出售旅行用弹簧马车，请到瓦斯涅佐夫斯基街波尔科夫宅询问马车夫彼得”。数月前该报另一则广告称：“出售下列物品：三辆旅行用四轮马车、一辆市内四轮马车、一辆带蓬轻便马车和丝绒地毯，请找大教堂旁边哈利托诺夫宅”。1892年的广告说：“叶卡捷琳堡市郊切尔尼亚捷夫别墅出售轿式雪橇、普通雪橇、四座马车和四轮轻便马车”。

俄罗斯帝国城市居民区的马车运输业由市议会管理，1892年朝廷授权议会对马车运输业、马车类型、城市公共马车和其他社会马车做出强制性规定，并对使用马匹牵引的车辆设置定价。1900年的一部法律授予地方自治机关对载人马车业做出强制性规定的权力，并为在城市外居民点运营的载人马车设置定价。市议会可以从本市经营的马车业利润中酌定征收特别税。1887年颁布了马车税则：每匹拉车马每年征税不超过10卢布，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协商确定每个城市最高税额及免税例外。

我们来看帝国末期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新西伯利亚）的载人出租马车收费标准：
1.一小时路程40戈比，超过两小时每小时加收30戈比，不足一小时的按一小时计算。
2.从码头和火车站雇车不计算小时收费，而是根据目的地。
3.在码头和火车站之间移动的乘客，1人或2人携带手提箱的，收费75戈比。
4.从车站区雇车到火车站：30戈比；从火车站到中心区：50戈比；从卡缅卡区到苏尊区：40戈比。
5.从码头到中心区：50戈比；从卡缅卡河码头到苏尊街：40戈比；从码头到车站区：60戈比。
6.从卡缅卡河畔车站区到苏尊街：75戈比，继续走：1卢布；从中心区到苏尊街：40戈比，再往前走：75戈比。
7.从新广场雇车到中心区：29戈比，到车站区：30戈比，到扎卡缅斯基区：40戈比。
8.在同一个市区内移动：20戈比。
9.从卡缅卡出发到面包干厂：1卢布50戈比；从中心区出发：1卢布20戈比；从车站区：1卢布。
10.中心区到火车站区：30戈比；扎卡缅斯基区到苏尊街：30戈比。
11.沿着会堂和学校间的铁路线走：30戈比，再向前到叶利佐夫卡：加收10戈比。
12.从苏尊街到酒类专卖店及东侧毗邻街区：加收15戈比。
13.除上列位置外，抵达终点要求继续前进及一般出城：自行协商。
14.下列情况一点五倍收费：
а) 4月1日到9月1日：晚10点到晨4点；9月1日到4月1日：晚10点到晨5点。
б) 公共假期：复活节3天、圣诞节3天、圣三一日、谢肉节最后一日。
в) 每年4月1日到5月1日、9月1日到10月15日道路泥泞时期；此外确实出现道路泥泞应收一点五倍车费时，经地方行政机关核实，在本地报纸刊文公布并通知队长。
15.使用带油灯照明之弹簧车厢的马车夫深夜运营，另加收四分之一车费。

再来看比斯克市出租马车价目表：
白天每小时：35戈比。
单程，即从雇车地点到市内车站：20戈比。
从库兹涅茨基载客到卡赞卡的城市边缘或反方向：25戈比。
晚12点后载客每小时45戈比，单程25戈比。
冬季夜晚前往河对岸城区40戈比，白天30戈比。
对于多人同乘或出城，双方自行协商车费。
复活节三天、圣诞节和新年，马车夫一点五倍收费。
谢肉节期间市内乘车游玩：双驾马车每小时1卢布20戈比，单驾马车70戈比。
（上述价格信息摘自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鄂毕河两岸与巴尔瑙尔市，1912-1913》统计资料）

20世纪初有个二十岁梁赞农民瓦西里到首都谋生，起初也是从最差的低档马车做起。他渐渐摸出门路，学会法语、意大利语、英语短句招徕乘客，跟人家探讨时政和文学话题，还会背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乘客们无不感觉惊奇，许多人特地找来坐他车。瓦西里的生意迅速红火，换了良马、好车，甚至印了烫金边的名片，车厢内总放着几本书。

一些城市的警察局规定马车夫有义务免费将重病、伤残或醉酒乘客送达目的地，必要时协助警察抓捕犯罪分子。
偏远的伊尔库茨克市直到1836年9月才出现第一批出租马车，明令禁止搭载儿童、老人、醉汉和不讲俄语的人，违者最高罚款25卢布。此外还要求马车夫遵守着装规定、保持仪容整洁，善待马匹，持牌上岗。驾驶时禁止嗑瓜子、乱喊叫、唱歌、打下流手势，一律靠右行驶，不准超车，除特殊情况外禁止随地停车，酒后上岗罚款15卢布。乘客雇车时不能对着马脸挥手，不能大声调笑、咳嗽或打喷嚏，以免惊吓马匹发生危险。

莫斯科出租马车行业出现较早，据说1645年有从业者二千人，1775年五千人、1838年八千人、1895年一万九千人。车夫年龄限制18-65岁，多数是底层百姓，也就是进城务工农民。当局要求他们挂车牌、穿制服、打扫车厢，不准酒驾。随着有轨电车和汽车的兴起，城市出租马车越来越不好干，1930年代这个行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延伸阅读：

伏尔加河纤夫的真实待遇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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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至今，总有人哀嚎“人民失去了怎样的国家”。本文简单摘录互联网上一些只言片语，希望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请注意，个别回忆描述听起来像都市传说，这自然是难免的。

“……黑海度假结束，我们坐车回家。大巴车半路坏了不能前进，司机一检查，发现连接燃油装置的某根橡胶波纹管破了。于是套上几个安全套，凑合着跑完剩下300公里……”

“……我父母离开拉脱维亚，到科加雷姆市住了几年。我妈原来是专职教钢琴的老师，结果派她去挥舞铲子卸水泥……”

“……35戈比的圆珠笔不能用来写字，但可以在墙上凿个洞，把螺丝钉拧进去……”

“……9年级和10年级之间的暑假棒极了，去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交流旅行。幸运名单提前一年公布，大家想方设法挤掉别人、换上自己，没人相信你这么渴望去布拉格仅仅是为了看建筑。犹太男生女生从开始就没列入名单，这事儿不必明说，也不用讨论。当同学们从布拉格回来，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色胶底运动鞋，鞋面印着捷克斯洛伐克三色旗……”

“……你们还记得吗，八十年代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学校食堂出现带吸管的纸盒果汁、新西兰黄油和色彩鲜艳的芬兰果酱。包装盒都留下了，试图让它们焕发第二次生命……”

“……最酷的跑鞋是‘苏联阿迪达斯’，因为总跟礼服正装搭配着穿……”

“……本市最酷的商店是二手寄卖店，因为那里有一台进口双卡带录音机……”

“……食用熏香肠，宜利刀薄切，务求片片如纸同，能随轻风入云中。因为您下回再看见这东西，已经是半年后了……”

“……您是否曾在电影院门口被共青团员巡逻队检查日记本？”

“……新年夜强打精神熬着不睡觉，就为了凌晨3点收看‘外国节目’，比如东德电视台、玛丽莱·罗多维奇、卡雷尔·戈特和意大利歌曲……”

“……那时候认为‘麦当劳’属于高级餐厅……”

“……9月1日，我带着封面印有‘奥林匹克-84’图样的日记本走进学校。这个图样是按照‘国际旅行社’宾馆垃圾桶内寻获的一个可口可乐罐体图案不精确描摹复制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牙科仍然使用19世纪的某些技术。举个例子，补牙的充填料是1885年某位德国人发明的，成分完全相同。一旦投入量产，他们没什么理由改变。还有绳索传动的低转速钻牙机，你见过这东西吗？砒霜‘杀神经’止痛术呢？也是19世纪产物，而最糟糕的是根本不止痛……”

“……还有手表，自然是‘火箭’表的外壳加‘胜利’表的机芯。六十年代末父亲把自己手表传给儿子，属于全社会司空见惯的做法……”

“……有个狡黠的幼儿园女老师，带孩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偶尔会领上3、4个娃娃去附近食品店买那些按人头限购的东西……”

“……很多东西在1980年奥运会之前消失了，甚至黄油。于是所谓的‘面包片黄油’闪亮登场，主要原料是水……”

“……莫斯科郊外有一家机械制造厂，还有水泥厂和钢筋混凝土构件厂。白班结束，也就是下午四点之后，几乎每一丛灌木底下皆坐着工人。到了夜里九点，他们或被老婆揪出、或自己手脚并用爬出。这些无产阶级的宿舍除了桌子、柜子再没什么像样家具，最高级的文化用品乃是退伍军人纪念相册。从1985年起家家户户门口飘出劣酒味儿，因为都在酿私酒呢……”

“……1975年我妈在莫斯科生下我妹，她讲的经历我永远不忘：首先他们把她衣裤剥光，再用生锈的剃刀刮毛，而且床上没铺床单……”

“……粘飞机模型要用到二氯乙烷溶剂。我记得我爸破口大骂，说二氯乙烷在他们研究所是当作有毒物品保管的，居然做成胶水卖给小孩子。他说的对，这种物质通过吸入、口服或皮肤接触可能损害肝、肾、肺和神经系统……”

“……1987年，一个小男孩的玩具枪包括М-16А1、巴拉贝鲁姆P-08手枪和伯莱塔92F手枪，都是父母从国外买的。但这些高级玩具没什么用，因为无论如何不可拿出家门。傻瓜都知道楼下那帮小混蛋要么直接抢走要么扔树上：‘少跟我臭显摆，我没有你凭什么有’……”

“……当年我在学校拥有绝对的瑰宝——铝制小手枪，是我拿100张口香糖包装纸换的。这玩意儿的确没啥用，但来自同学的艳羡和尊敬却是顶级的……”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有人送我爸爸一个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我爸从来是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于是连续两年给打火机注油、换火石，直到最后用裂了……”

“……1986年列宁格勒‘伏龙芝’百货商店，我被乐器柜台孤零零摆着的一个乌克兰铃鼓惊到了……”

“……冬天一些妇女（包括小姑娘甚至男人）不用安全卫生的唇膏，而用‘貂牌’凡士林硬膏涂嘴唇……”

“……想起这事儿我就打哆嗦：乌拉尔某城市的小吃店，出售颜色像淡茶水的液体，女服务员认为这就是浓咖啡……”

“……我奶奶至今留着一些苏联时代买的储备物资。当我看到1981年生产的像石头一样梆梆硬的一袋盐，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勃列日涅夫时代自行车价格相对低廉（就这样也得攒钱），但备用零件总是短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气门嘴难弄，引得个别人做贼。比如你把自行车停在面包店外1分钟，出来就发现气门嘴被拧走了……”

“……六岁那年冬天我妈领我去门诊部。从外头进来一个女人，可能是被到处缺货惹烦了吧，竟提出想买我身上穿的儿童皮袄……”

“……不久前奶奶对我说：你别把小块肥皂都扔了，应该拿旧的化纤袜子装好继续用……”

“……法国著名演员热拉尔·菲利普严重冒犯了全体苏联妇女的尊严。这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临走前跑到商店买买买，回去就在巴黎举办苏联女式内衣展。法国人对苏联内衣的款式、颜色和面料感觉不可思议，大姑娘小媳妇看见苏联纺织工人的奇思妙想，被逗得嗤嗤笑：淡蓝和粉红的衬裤仿佛退了色，长棉袜的花色和质感活像瓦楞纸板……”

“……条纹阔腿裤特时髦特流行！用窗帘缝的……”

“……某个认识的叔叔到阿拉斯加办事，花12美元买了双美国产儿童冬靴。但大人禁止我穿去学校，只能出门做客穿，因为在学校会被瞬间偷走……”

“……领退休金的老军人住着拐杖排‘优先队’，也就是跟普通排队者平行，颤颤巍巍一个挨着一个。这事儿我可忘不了……”

“……每天上完8小时的班，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你想想看，现在的时尚杂志《女职工》当年会刊登怎样用丈夫旧衬衫给孩子做衣服的建议——这不是笑话……”

“……1978年莫斯科，百货商店开业，我特意早去免得排队。顾客越聚越多，大门一开蜂拥往里挤，某位男士的手指被门边的装饰格栅卡住了，随即被旁人撞倒，手指断裂……”

“……我忘了具体什么情况，反正有个卖肉的欠我爸爸不少。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吃肉不成问题……”

“……为了去拍护照相片，问邻居借‘阿迪达斯’运动服穿。这是真事儿，不是编的段子……”

“……日本磁带的包装膜留着不扔。用刀尖仔仔细细从侧面划开，做成取放磁带的‘小抽屉’，或者就把普通的苏联磁带插进去，反正一眼瞧不出来……”

“……学院发食物‘餐包’，既有稀缺商品，也有大麦米这种没人要的玩意儿。起码八十年代的彼得堡是如此……”

“……我们大学附近（1989年前后）有个店‘投放’波兰化妆品……正门紧闭，顾客涌到后门抢购，深冬12月大排长队……后来传出消息说不卖了，店主把货藏起来给二道贩子留着呢……哎呀，那种愤恨，冻在脸颊的泪珠，还有屈辱感，简直了。这事儿千真万确，天寒地冻站5个小时，我的脚都快冻坏了，就为买几管口红，可能还买别的……”

“……我爸酒量不行，但逢着节日还是愿意喝点儿。小摊买两杯克瓦斯，却不能走远躲开那些醉汉，女售货员会喊：‘站窗前让我看见你们’，生怕把杯子给拿跑了……”

“……我妈以前在食堂工作，七十年代的时候她给我讲过一位从集体农场往城里运牛奶的送货员如何被警察抓现行的故事。这伙计停车在路边，每桶牛奶倒出些来，再往里掺水稀释，随地捡个木棍搅拌……”

“……格鲁吉亚和克拉斯诺达尔的茶叶分等级，最差的二级搀着碎草木屑，‘特级’则是‘本土茶’和印度或锡兰茶的混合品……”

“……商店摆着桦树汁罐头，巴掌长短的腌黄瓜和腌菜。没肉。集市上有肉，但比商店贵好几倍。售货员先把骨头拿出来卖，骨头卖光了才卖肉……”

“……我曾经买回一个写着‘午餐’的罐头，用土豆、圆葱和大蒜炒了，很好吃。第二天人家告诉我这是喂猫的鸡肉罐头。但确实好吃啊！比如今俄罗斯的那些给人吃的肉罐头更好！”（摘自开战斗机叛逃日本又定居美国的维克多·别连科的回忆录）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有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

“……进入罗斯托夫，找到汽车宿营地……领回床单——这件事我得专门讲讲——感觉不但没洗净，而且潮乎乎的。展开一看，我们都惊得心悦诚服：床单有个大窟窿，但是他们折叠的特别巧妙，你去领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

“……莫斯科‘索科利尼基’体育场举行苏联-加拿大青年冰球赛，结果以悲剧收场。加拿大人出于好意派发口香糖，不料引起争抢踩踏，21人身亡……”

“……拿旧裤衩或旧汗衫做月经带，剪成几个长条形缝在一起。使用后洗净（煮沸），晾干……”

“……秋季为了保持足部干燥，先往脚上套塑料袋，再穿靴子。当然，塑料袋是洗过晾干重复使用的……”

“……有一回堂兄从远东来做客，捎给我家一箱橙子。我们把橙子拿到外面像球似的滚来滚去，直到有人指出这是水果……”

“……厕纸永远供不应求，所以但凡看见哪儿排队一定要挤进去。而且大家都尽可能多买（限购），十卷、二十卷用绳穿起来，手里拎、脖上挂……”

“……你去买土豆，发现小得像豌豆，偶尔还有烂的，而且摆成一排不准拣选。刚想动手，女售货员立即尖叫：‘挨着拿，不让挑！’去的晚了，牛奶只有别人买剩下的，要么漏了要么涨袋了，你拿起其中还算像样的，小心翼翼捧回家……”

“……我记得一位朋友的的故事，她是萨哈林人。那个地方常有从日本漂来的各种垃圾冲上海岸，当地人就收集起来，倒不是卖废品，而是取用其中可‘回收’的东西——小盒子、小罐罐之类，以及日本旧鞋……他们把鞋面、鞋帮切掉，只留鞋底，再自制上半部分粘牢。据说人人都穿这种‘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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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苏联便捷指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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