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赫尔曼·皮亚托夫年轻时代在乌兹别克斯坦学医，撰文回忆自己参加集体采棉的经历：

“或许医生做不成，肯定要当采棉工！”
——塔什干医学院学生名言，1983年

说起采摘棉花，我印象最深刻的不仅是无偿的、奴隶般的苦役劳动，还有名唤“女子卫生室”的一种“设施”。

请想象一下：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的饥饿草原上，平行排列着四座长条形简易木房。木房一侧是土路，路后有棉田，另一侧也是棉田。棉田和木房之间的一小块空地，是我们这些被强制参加采棉的医学生的“生活空间”。

这里放着几个储水罐、几个烧水大锅，再远些靠近棉田的地方，就是写着“女子卫生室”的设施——别误解了，不是厕所！该设施仅用于卫生程序，不解决排泄需要。

设施由四根凸板组成，你知道什么是“凸板”吗？就是把一根原木锯成方木之后，带着树皮的半圆形废料。这四根有小缺口的凸板约一人多高，垂直插入地面，就像木柱一样，中间可容纳人站立。

四根凸板外侧绷着粗麻布，但不是完全包裹，因为麻布要么一开始就没发够，要么被偷了。总之，宽度约60厘米——垂到地没意义，下面是脚；扯到顶也无必要，脸不怕看。大概从膝盖到腋窝那么个范围吧。

我们的女同学就在该设施内进行“卫生程序”，说白了就是洗澡。

这下你肯定明白了吧？继续想象：你是塔什干医学院一年级女生，在400个同学众目睽睽之下（每座木房住100人）走进仅20米开外的该设施进行“卫生程序”，也就是洗干净自己。如果有人经过，上面看到你的脸，下面看到你的小腿和脚。而且麻布只围三面，另一面留作出入口，对着田地方向，因为大家假设那边不会有“观众”。

我如今很希望当年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拍下这段历史。八十年代有照相机，但不知是否有同学带着。我当然不是说拍女学生洗澡，是拍那个“设施”，那个臊得我千方百计绕行的设施。毕竟如果你对孙辈讲起这件事，空口无凭的人家未必信。

厕所什么样？没厕所，只有露天挖的几条“沟”，上无片瓦、四面大敞，所以仅限夜间使用。白天都下田解决，400位大学生“脱裤施肥”两个半月。

宿舍高低床也是用凸板打的，女生睡下层，男生睡上层。女生想尽各种办法隔出一个私密空间，男的无所谓。从家背来褥子铺上。床单亦自带，父母来探望才换洗，否则一条床单用到底。

洗澡两星期一次，少数人用水舀子冲身，多数人用脏乎乎的浴盆。

早晨6点起床。半小时洗漱吃饭，再15分钟或半小时集合走路下地。7点钟太阳升起，进入棉田一干一整天（12小时），直到棉花堆成山。暮色四合，百人一队走回宿舍。队长和统计员是正常解剖学系的青年讲师。

大学生采棉任务量每人每天60千克。对于从未干过这活儿的城市大一新生来说任务太重，即便他身体强壮，最多摘到40千克；女生25-30千克。未完成“定量”的惩罚是把你揪到“总部”，四个队的队长、统计员，外加班级主任、系副主任和党小组长，围着你大叫大骂施加压力。吓得女生哭啼啼，边往外走边嚎啕。施压的主要手段是威胁开除——这可不是空话，因为你刚上课一个多月，半分之差就能被别人取而代之。

对于我这种没什么后台的人，开除是很可怕的：进医学院本就不易，靠自己难以办到。苏联时代的中亚共和国及哈萨克，没门路、不使钱的话休想跻身医学院。我和其他平民子弟多亏苏联总检察院查办了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暂时肃清各部门腐败纠葛，考学这才变得相对容易起来。否则，你要么有亲戚是学院领导或招生委员会领导，要么行贿——10000苏联卢布换毕业后100卢布月薪。相当于今天的400万。

所以总而言之，采棉“不够数”真不是小事情，许多同学因此陷入抑郁。但无论如何，60千克对于新手太不现实了。此中问题在于没经过长期锻炼的人背部肌肉无法适应12小时弯腰劳动。照片里的棉花都在人腰部高度，伸手可得。但实际上手工摘的是联合采收机够不到的低矮不标准植株，我们必须弯腰-直立-再弯腰-再直立……反反复复12小时！

更糟糕的活儿是“捡漏”：“净捡”或“高捡”即收集采收机遗漏的棉花，行走距离相同，所得甚少，40千克也难。“脏捡”或“底捡”则是拾起掉落地面的棉桃，混杂着残枝断叶。但“脏捡”的定额却是“净捡”两倍：120千克。

总之，经过第一学年两个半月“战斗洗礼”，第二年我终于达成每天供应国家60千克净棉的任务，这也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即便积累了经验，我也只能在未被采收机“席卷”的棉田完成60千克。那么分配到已经机摘过的棉田怎么办呢？我们就“打游击”，溜去其他正进行“第一次采摘”的棉田，有时要走3、4千米。上午先攒够40千克背回，下午再不慌不忙摘20千克。

文章开头我为什么说这是奴隶般的苦役？

首先，这项劳动是强制性的！不准拒绝，否则开除。即使生病也逃不掉，如果真病了，他们会让你在地区医院躺过整个摘棉季，这样领导就好汇报说：“全体学生一律下田”。我们全系只有一个女生——她是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的女儿——不用采棉，其余人全得去。某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儿子去了，副校长的儿子去了，有各种“后台关系”的人也都去了。还有个小伙子糖尿病，一天打三次胰岛素，照去不误。

其次，劳动十分艰苦，要求你挑战极限！否则如果是自由人，就该根据个人能力参加工作，按劳取酬，多劳多得。

第三，劳动违反规定！无视所谓“八小时工作”的一切规章制度，从日出到日落。哪个队白天没干够数，天黑后用拖拉机灯照着继续干。无休息日！

第四，这种劳动几乎无报酬！虽然严格来说每采摘1千克应得若干戈比，但这些钱通常还不够扣除的伙食费。

挣口吃的！奴隶劳动只为挣口吃的！而我们不光挣不下买饭钱，甚至倒欠他们的！那是不是我们三餐大吃黑鱼子酱，就像今日某些怀念苏联的人那样？非也。

我们的早饭是方面包、10克黄油、茶和糖。茶总有股柴油味儿，虽然是烧劈柴煮的，可容器不干净，茶水表面漂着一层“油花”。那些收到家里包裹的同学可以额外吃点儿奶酪、香肠、果酱和糖块，如果他们父母能搞到的话。大多数人没这好条件。

午餐和晚餐是某种介于头道菜和二道菜之间的食物，煮大米或煮面条，加入用植物油、番茄酱和烤肉熬制的酱汁调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每个有机会偷吃的人吃完以后剩下的东西。植物油很可怕，让我反酸烧心。

另外，虽然我们出大力工作，燃烧很多卡路里，胃口却不好——因为许多人接触棉花脱叶剂罹患中毒性肝炎。脱叶磷是一种有机磷化合物，与用作化学武器的有机磷毒剂同属一类。使用联合采收机采棉，喷洒脱叶磷是必须步骤，但有时喷洒过后叶片不脱落，采收机无法工作，就派我们去。叶片被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包裹着，我们就用这双手吃饭，因为野外没条件及时洗手。田间饮用水不够喝，学生渴急了就喝沟渠的灌溉水，于是中毒性肝炎基础上又得了贾第虫病。

毕业之后好几年我的肝脏和胆囊总感觉不对劲。

如果你在棉田生了病，除非体温超过38.5℃才允许留在宿舍休息，否则就请轻伤不下火线吧。本人病过一次，要么是病毒感染要么着凉受寒，早晨下田劳动，吃过午饭状态相当不好，几乎无法站立。从农田到宿舍区区几千米路，我走回去后差点儿摔下床。体温39.5℃，意识模糊。

一望无垠的棉田仿佛监狱，虽没有铁丝网、没有持枪警卫，但你无论如何不会逃跑——被开除的威胁迫使人留下干活。就连当爹娘的也发现了棉田跟监狱或集中营的相似处。有些父母大清早来看孩子，正遇见排着队往地里走，很惊讶：“一百个17、18岁的学生，没人说话、开玩笑，皱着眉头苦着脸（起太早）沉默不语。像囚犯似的！”

我们真的笑不出来：每天夜里沾枕就睡，早晨睡醒整个后背从骶骨到脖颈酸痛！我也不例外，下田干活我得花好几分钟弯腰。

写到这里，估计很多苏联时代曾经下乡帮农的人该提出反对意见了，但不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而是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而且他们的回忆没那么糟糕。我用一句话回答：

不错，苏联各地不一样！

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些高加索共和国，行政行为合法性比俄罗斯、乌克兰等少十倍。布尔什维克所谓“俄罗斯帝国民族边缘地区，除一般的资本主义压迫外，还增加了地方的、民族的剥削者压迫”之论述在此适用。这话绝对正确，只不过还得加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状语。我故意把这俩词放在引号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版封建主义、奴隶劳动、无公民权，以及屈辱。

我们这些城里孩子，上了大学才领略到棉田奴隶劳动的“妙处”。而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环路之外，小学生也要下地帮农，而且一年两次：秋天采摘、春天除草。因此他们没多少时间学习，外省来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他们在完全不会俄语的情况下进入医学院，第一学期就用俄语给他们授课，大部分人在课堂和讨论上听不懂任何内容。然后他们就都成了医生！但咱们今天不谈民族共和国专家水平低下的话题。

再说说奴隶制。

大学生、中小学生不光在棉田当奴工。比如第一学年后我们还到“建筑施工队”干了半年。诚然不远，就在塔什干的一个区帮忙建学校。后来我们某位同学——检察长之子——把这事儿对他爸讲了，我们才拿到工资。我个人的薪水是：5卢布！作为我从事混凝土工作一个半月的报酬！夏天40℃高温，我在烈日炙烤下每天把10-15吨砂浆铲进水泥搅拌机。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心里从未感觉气愤或要求什么！我们早已习惯共产主义政权的做派，无视个人需求，强迫我们义务劳动，甚至没想过“争取权利”！

的确，苏联其他共和国也派人去刨土豆、收蔬菜，也不问个人意见、无视个人需求。党说：“干！”共青团员说：“是！”尽管他们生活条件可能舒适些，饮食丰富些，但劳动仍然是强迫性的，所以还是奴工。古罗马和废奴前美国的庄园主人也有给奴隶好吃好住的，却不能说他们的奴隶是自由人。

所以，倘若你们谁十分怀念苏联，何不去乌兹别克斯坦采棉花体验体验呢？那儿一向缺人手。苏联解体之后很久，“自由、民主”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中小学生依然下田采棉，直到2016年秋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停止有组织使用童工的做法。希望有人告诉我今天的情况，拍照片放上社交网络，我很乐意拜读。别拖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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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安组织曾经开会讨论乌兹别克斯坦童工问题，乌兹别克代表信誓旦旦保证绝无这种事。于是当场出示田间儿童干活的照片。此后乌兹别克禁止在农田拍照或摄像。
莫斯科女居民玛琳娜·科兹洛娃出生成长于苏联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2015年她撰文回忆了自己童年时代下田采棉花的经历：

“每年9月初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所谓的‘采棉运动’，不仅农民，公务员、大学生和中小学生都要下田。虽然明面上说不强迫后者参与这种年复一年的劳动，但接到‘上级命令’的政府雇员或私营公司雇员多不能免。这种动员城市居民参加农业生产的做法从苏联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但很难将其称为‘苏联的可悲遗产’，反而更令人联想到奴隶时代。”

我从乌兹别克的一个门户网站读到以上文字，可见35年来这种情况并无改变。依然使用免费劳力手工采收棉花，包括童工，跟我小时候一样。

本人生于乌兹别克一个小镇的公务员家庭，棉花一直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春季4、5月份，全体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参加棉田锄草。夏季，农用飞机从头顶飞过为棉花授粉。由于镇子不大，我家距离棉田不过300米，所以也会受影响。

秋季的棉田人声鼎沸。九月初棉花成熟，从这一刻起非城市居民的生活完全围着它转。必须指出，大城市居民的待遇跟我们很不一样：中小学生基本不动员，大学生参加短期采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仅周末下田。而在小镇和乡村，根本没人把你当娃娃对待，“人人采棉”这句话绝不只是说说而已。

我母亲是一所俄语学校的校长，所以负责安排本校包干区域内的采棉计划。通常情况下，8-10年级的学生夜里就睡在田边的所谓野战营地，一次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每周放假一天，回家洗澡换换衣服。老师跟他们同住，只有那些有小孩的或单亲母亲才被允许夜晚回家。

4-7年级学生白天下田，大卡车早晨送、傍晚接。9点开工，18点收工，午休吃饭1小时，顶着烈日和大雨，同样每周放假一天。10岁的孩子啊！

会做饭的人最幸运，因为有机会参加伙食组，免于下田劳动。老师领着学生用柴火烧大锅，做好后也不是集中用餐，而是派拉人的卡车送至地头。饭通常是浓汤，放了肉和大量蔬菜，这些在9月份的乌兹别克斯坦很常见。我记得我们都又饿又累，以至于天天吃同样的东西还觉得是美味佳肴。

我妈妈很少在棉田过夜，因为她的职责之一是每天到地区指挥部汇报本校采棉量。

我爸秋天也经常下田，但要过夜，毕竟男的不享受任何照顾，所以妈妈只好带我去指挥部。指挥部工作晚10点开始，那时白天收的棉花都已打包过磅，拍电报汇报上一级。如果完成了本日计划，我和妈妈11点就能回家上床。如果未完成，妈妈就要去主席面前挨训，我躺在墙角某个吱吱作响的椅子上睡觉。第二天9点再次爬上卡车。

每个人——即使10岁小孩——都有每周采棉定量。对于六年级以下学生，家庭成员可以帮你完成此定量，比如提前一星期完成就能歇息一星期。六年级以后视同大人，应该懂得全校计划未完成的后果，万一连续下雨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为人人。所有人每天晚间守在电视前，乌兹别克国家电视台定时播放各州执行计划的百分比。如果你的州完成了计划，意味着自由和解脱。

我曾设想这些事发生在我孩子身上，或者今天的自己身上——当年的老师们差不多我这个岁数——越想越感觉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候，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一切理所当然，毕竟身边所有人都这样生活。

直到后来才明白并非“所有人”。12岁那年妈妈升官了，全家搬到大城市居住，距离出生的小镇仅20千米。我赫然发现这地方简直像另一个国家，学童不用采棉花，我的许多同学甚至一次都没采过。而工人和职员仅需周末下田劳动。20千米，天壤之别。

时隔几十载，我仍然记得他们给田地授粉的化学剂飘到身上的气味，仍然记得手被坚硬木箱磨破血肉淋漓的痛楚。我忘不了脱掉采棉围裙（一种带兜围裙，挂在身前边采边放）称重、得知自己完成本日定量、终于可以躺在树荫下喘口气的那种强烈幸福感。

但这一切可能从没发生在我身上，可能全是我的想象，因为天堂般的苏联绝不会有儿童奴工。

从早忙到晚，棉花堆得像小雪山。我和女同学很想跳上去体验体验身处云端的感觉，但不可以。棉花是白色的金子。

延伸阅读：

医学生参加强制采棉的一段经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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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政治处关于中央黑土州企业职工供应情况的特别报告

1933年7月17日
秘密

6月份中央黑土州大多数工厂尤其中小型工厂面包供应量减少，食堂膳食水平降低。建筑工人的供应情况不能令人满意。

在沃罗涅日，整个6月份每天都有300-400人从凌晨3点开始排队买面包。6月25日有人在排队妇女中间发表反苏宣传如下：“你们天天出来排队，你们的丈夫在工厂饿着肚子干活。难道他们忘了怎么向政府要求改善自己生活。跟他们说，叫他们别上班啦，这样政府才会给你们面包”。

由于食品短缺，最近注意到工人包括党员发表反苏宣传和负面言论的情况：

“我们都快饿死了，却有整火车的所谓过剩粮食运往外国。这不是苏维埃政权，是强盗。工人和农民给这个政权干活干不完，他们对工人讨债讨不完，对农民征粮颗粒不留。应该组织起来抵抗这种抢劫”。（“自由雄鹰”厂）（译注：利佩茨克冶金厂）

“折磨死我们了，应该叫全体工人联名给莫斯科写信。说不定中央委员会能够出手惩治这些蛇鼠一窝的恶棍。只要工人们罢工，很快就会有人来关注”。（瑟尔斯基矿场17号井）

“最好来场战争，咱们趁乱杀光这些恶棍，生活就会变好。战争也不会久，最多两个月，如今全体工人和农民都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利佩茨克建筑企业季节工）

“苏联光说德国法西斯恐怖，自己的工人却瘪着肚子劳作，吃垃圾活命。人人都乐意让希特勒掌权，但不乐意如今这般挨饿”。（阿尔任斯基制呢厂机械精纺车间工长）

“以前我们为自由、为过上美好生活而战斗。现在却喂我们吃泔水。究竟要忍耐到哪天？我们除了像内战时期那样战斗之外，别无他法了”。（旧奥斯科尔，建筑工地）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政治处第6科副科长 拉斯卡奇科夫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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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政府会以牵强附会的理由把人送入特种精神病院，炮制出毫无根据的“诊断”，再对患者进行“煞费苦心”的所谓“治疗”。现为媒体主编、记者的精神病学家、医学副博士彼得·卡缅琴科作为亲历者，为我们揭开了苏联“惩罚性精神病学”的一角：

学界弃儿

1983年全联盟神经病及精神病学会自愿退出世界精神病协会(WPA)。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在维也纳召开的下一届国际大会上就会被人家耻辱地逐出了。

时任克格勃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就此事向苏共中央报告称：“敌方情报机关准备在1983年奥地利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上实施新一轮反苏行动”。

WPA将苏联同行排斥在外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一个调查滥用精神病学的国际委员会的结论，该委员会收集了大量“苏联出于政治目的系统性滥用精神病学”的证据。而苏联自己直到1988年才承认利用精神病学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当年1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给予精神病学救治的条件和方法的规定》，旨在取缔基于政治动机使用精神病学对公民施加法外迫害的现象。该《规定》是苏联历史上第一部规范精神病医疗服务的官方条例。

但在此之前一切都听部门指令，这些指令不登报刊载，外界无从得知。

1988年《规定》通过后，原由苏联内务部管辖的11所特种精神病院转隶苏联卫生部，另5所关门停业。77.6万名公民被从“精神病人登记册”上删除，次年又删除了约100万。同时修改精神病院收容、治疗患者的条例。

本人（投身新闻出版界之前）曾在精神病学领域工作十年半，其中六年（1982-1988）在莫斯科第15市立临床精神病院做精神科大夫。先声明：我从未专门研究过苏联滥用精神病学的问题，所以下面只讲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

从精神病院到建设岗位

苏联年间，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比现在容易得多。对人进行治疗不需要本人同意。

正常情况下，准患者先到精神神经病防治所(ПНД)治疗，然后独自或由亲属陪同到精神病院住院。这个转诊过程需要医生开具《初诊书》和住院必要性理由。

接诊室的值班大夫对患者进行评估，出具《入院诊断》，根据患者病情程度、以及对本人和他人的危险性评定为“严重”或“普通”。若发现自杀倾向，则标注“自杀”。然后带患者洗澡、理发（如果需要）、换病号服，送至病房。病房按性别分男女，进一步细分为“急症”、“疗养”、“老年”（顾名思义）和“少年”病房。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精神病院设有“酒精科”，收治慢性酒精中毒者。这类人也会被送去劳动医疗防治疗养所(ЛТП)，强制治疗酒精中毒的同时强制参加劳动，比如”ЗИЛ”汽车厂。后来精神病院的“酒精科”一律转到专门的成瘾性戒断医院。但在此之前，我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市立15院“酒精科”（100张床位）主任呢。

为了把某个人合法送去ЛТП，必须满足下列条件：诊断为慢性酒精中毒2期或3期，2-3个疗程无效，被醒酒所收容，警局出具的申请书和工作单位的劣迹评定。然而警察厌恶游手好闲的酒鬼，常常不跟任何人商量就直接把他们扔进ЛТП。我这个大学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却要确定一群大男人的命运，只好尽力凭良心办事：劝说、治疗、弥合、打马虎眼……

确实没治的顽固酒鬼最后终究进了ЛТП，乖乖加入发达社会主义建设大军。可他们能干什么呢？有些接受劳动医疗防治的人一出来就迅速崩溃了。

假钱和政委之手

所以，大多数患者是自愿住院的，但也有强制收治的。对于已经登记注册的暴力型患者，可以呼叫精神病院出车接：值班大夫开单、护工用约束带捆绑，以最快速度送院。警察局、醒酒所和国家机关都有权呼叫精神病院接人，特殊情况下病人被径直带到值班的精神病医生面前，由他亲自开住院单。

如此一来，精神病院实际收容了许多外埠人：流浪的、告状的、突发奇想的、讨说法的，多数被从街头、火车站和国家机关接待室直接送来。

1985年春的某一天我正在值班，文化部接待室送来一位衣衫不整的男子，手里拎着塞满旧报纸的皮箱。他是科斯特罗马州人士，来莫斯科递交自己用旧报纸制作的胜利40周年纪念碑全尺寸设计稿。据他说纪念碑高约100米。

在护工监视下，我请这位民间艺术家展示纪念碑设计稿的局部。大约半小时后，诊室里出现一尊摇晃、歪斜的奇怪纸质结构。男子说这就是“政委之手”的样子，紧紧攥着被纳粹分子射杀的党员的党证。

必须承认，我缺乏空间想象力，所以没本事欣赏这尊造像的优点——运气欠佳的艺术家进了“急症”病房，祖国纪念碑艺术很可能因此失去潜在的杰作。

还有一次，警员逮捕送来一名“恶意造假币者”。这个倒霉蛋把报纸仔仔细细裁成长方形，圆珠笔写上“鲍里斯的卢布”，买东西付款时被抓。虽然他拒不认罪，但还是要接受治疗。

苏联游民在哪里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联的街头看不到流浪者？很简单：警察会把外埠人集中送到市立精神病院值班室。流浪者洗个澡，暂时收入病房，医生想办法问明他从哪来、受了什么委屈。等攒够一批再统一送他们回老家。

到了老家医院，有亲戚找亲戚，没亲戚进当地精神病院。编个诊断出来根本不是问题。有没有脑震荡？有！那就写：“慢性酒精中毒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

不肯住院的直接“绑来”——用宽条粗帆布捆扎。我印象里从没见过给人穿拘束衣的。到了病房，暴力倾向者在观察室打屁股针镇静，一般是氯丙嗪（2ml肌注），必要时用华夫格毛巾固定在床上，双臂双腿绑于床架，安全又牢靠。

观察室8-12张床，护工24小时值班，女观察室当然是女护工。市立15院的女护工传统上来自谢尔普霍夫，因为医院靠近卡希拉公路，从那边儿招人相对方便。这些五六十岁妇女身强力壮，训练有素、勇敢果断，可以闪电般击倒并捆绑暴力患者。病人进了病房门一锁，命运完全取决于大夫的专业技能和道德良心。

苏联精神病院收治的患者绝大多数存在明确指征，到今天也要承认这一点。包括各种因素导致的急性、慢性精神病：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精神变态、反应性精神病、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癫痫、各类先天及后天痴呆等…… 这些人如果到今天的医院，按照现行标准进行诊断，也是要收治的。可惜，当时不光有这些人。

观其行迹，查其心境

我当大夫那几年的精神病学实践基本在女性青少年病房。很大，一百张床，占据两层楼。“三个半”医生负责，也就是每人要管30位患者。

患者都是14-18岁有各种精神病态的女孩子。由于国内其他地方没有专门的青少年精神病机构，所以最难治的全送来首都了。患者多自然任务重，有时超额收治110-120人。好在工作人员业务熟练，药品不缺。社会主义一体化的作用于此体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制药业十分发达，足以向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提供足够数量的高品质药物。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青少年只是由于反社会行为就被送来。逃学、离家出走、饮酒、性交、反抗警察等都被认为是“该关疯人院”的充分理由。

那些往往来自不正常家庭的青少年可能仅仅因为晚九点后在单元门口、儿童广场或凉亭结伴同坐，或因举止无礼、地段警看不顺眼就被逮捕。先带到居住地警察局儿童室登记，接着办拘留，再叫父母来问话。多次警告之后，负责青少年事务的专员联络ПНД，送孩子进医院。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没进成人病房而是到了我们这儿，其实是件好事。

只要一个青少年“反社会分子”被照例送到医院做检查、被诊断患病（医生不可能写一份无诊断的含糊病历），那么警察就不再对这个“疯子”负任何责任，同时提高自己的业绩。

可医生怎么处置他们？一方面，是精神变态儿童、性乱交小流氓、女酒鬼和吵闹鬼。另一方面，那些实际被强制拖来的孩子，是安静忧郁的宅家少女、低能的精神分裂、患严重神经性厌食症的女优等生、恶性癫痫患者和一心求死的癔症患者…… 结果低级别医务人员和病人自己会把这些人根据“行为”和“心态”分作两类。对前者而言住院是一种惩罚，后者则需治疗甚至挽救。

在拥挤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把二者完全隔离。“行为有病”的会跑去欺负“心态有病”的，躲着工作人员辱骂嘲笑她们，抢东西，甚至动手打。早晨查房，“安静房间”的病号多半有点鼻青脸肿。不用说，患者、家属包括工作人员都不乐意发生这种事。我们不得不采取惩罚措施。

索佛新交叉

企图逃跑、攻击病友、偷窃和在病房吸烟属于最严重的违规。对于轻微违规，惩罚可能是剥夺散步时间或延迟出院，但多数时候这样做没什么用。就连父母、老师和警察在“外头”都没法子管制他们。何况真正的患者和工作人员也该受到保护。

最有效的行为矫正手段是“索佛新”——桃油溶解的无菌硫磺注射液。这种热疗法药物在苏联原本针对精神分裂症和梅毒，肌肉注射会导致明显发热效应，体温急剧升高，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精神类药品更好吸收。不过，它更多地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在临床应用。

虽然它不会对健康的身体造成实质损害，但40℃以下发烧和注射部位剧痛足以令不良少女记忆深刻。她们被告知索佛新是住院治疗的重要环节。打过这种药之后，该上厕所上厕所，该进食堂进食堂，再无意愿和力气违反管理制度。

注射位置通常在一侧臀部，偶尔在双臀或肩胛骨下方。还有所谓“索佛新交叉”：同时在双臀和两侧肩胛骨四点注射。我们病房从没用过，但我知道成人“急症”病房有用作惩罚手段。

我见过最恶劣的做法是在没有矫正器(корректор)的情况下联合使用索佛新与氟哌啶醇。索佛新导致发烧和注射部位剧痛，氟哌啶醇引发肌肉抽搐，真是地狱般的体验！而这正是我行医初期短暂干过的男性“急症”病房主任惩罚患者的方式。

一个疗程的索佛新之后，女患者行为彻底改观：信誓旦旦向父母、警察、老师、医生保证做全世界最好、最听话的人，考试拿满分，永不来医院。这番经历对许多人来说刻骨铭心，有助她们在“外头”举止得体，至少不被抓住。

“教她们吧！娶她们吧…… 每个都得治！”

无论患者是因为“行为”或“心态”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替她们感到遗憾，竭尽所能施以援手。但做到这一点有时并不容易。

有一次我安排了若干人9月1日之前出院，好让她们准时开学。否则难免要补很多课，更容易出现旷课。上午开会，我们戏称为“房顶工碰头会”，医院的主任医生得知将有许多人出院，大发雷霆——因为他之前曾遇过这种情况。发火的原因是今年夏天医院未完成床位日计划，所以禁止任何人出院。我告诉他孩子们需要上学，主任医生面红耳赤，跳脚尖叫：“教她们吧！娶她们吧…… 每个都得治！”

但我终究放她们走了，有些人已进入康复休假阶段，有些人根本没病，只是被假病案困住，再不让出院就形同犯罪了。

对于那些没病的患者，如何写诊断是个大问题。如上所述，当务之急是把病案存档、下出院诊断。此外，为了统计需要，还得按照官方的精神疾病分类法进行编码。

不存在“精神健康”这一说，做这行的原则是“来人就要下诊断”。我既要想办法让这些人不被列入精神病人登记册，又要避免自己被抓住。

比如下面这个案例。某17岁女生十年级毕业后的暑假在法院做助理文员，同事们不友好，屡屡欺负她。某日女生再次被训斥，情绪失控，因为是最后下班的人，正好放火焚烧案卷。虽然她登时后悔，奋力扑救，可惜无济于事。结果，一个歇斯底里、灰头脏脸的“疯丫头”进了疯人院。

这女生挺可爱，我能理解她遭遇的麻烦。最后我写了既难以据此追究刑事责任、也无法送她去精神神经病防治所的诊断：“一个有行为和情绪偏差的青少年的急性应激反应”。我甚至找不到适当的分类代码。此类情况真不少。

克格勃分处和告密医生

1980年代初西方人权组织不断指责苏联精神病医生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其结果是全联盟神经病及精神病学会被世界精神病协会除名（虽然我们提前退了）。这些指控几分真实、几分宣传，我不知道。

关于这个问题，我能告诉大家的是，市立15院一号楼四层有“克格勃分处”。至少医院同事是这么叫的。虽然名义上属于15医院，但地位特殊，普通大夫无权入内。即便夜间查房的时候，值班医生也是站在第一道铁门和第二道铁门之间做记录。有人说那里头是治疗精神错乱国安官员的地方，究竟关没关异议分子我也不清楚。

改革之后从可靠渠道得知，市立15院几乎每个科室都有克格勃线人，他们定期汇报与世隔绝的医院门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医院的头头是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因为这份工作他经常得到公费出国机会。

女良心犯

说起来我也见过一次持不同政见者。1984或1985年，具体记不太清，进来一位叫娜斯佳的16岁少女，姓什么忘了。警察在她母亲陪同下把她送入病房。

在他们看来，娜斯佳最近一年的行为很不像话。她在学校频频找老师辩论，声称苏联是灾祸帝国，苏联体制是法西斯集中营，国家领导人是白痴。拿到国内护照，她直接在上面画纳粹党标志，涂写脏话，要求警察局逮捕她，或者干脆作为人民公敌关进监狱。

值班警员打电话叫她妈妈把这个“持不同政见者”领回家好生管教。从此娜斯佳就不上学了，跑到阿尔巴特街混社会，头不梳脸不洗浑身邋遢，在家熬夜不睡觉，自称嬉皮士。只吃纸盒装的速食汤，拒绝妈妈做的饭，偷偷带东西出门，说有克格勃监视她，还用剃刀划手。母亲最后实在无奈，找到ПНД，在警察协助下送娜斯佳进医院。

娜斯佳在病房情绪激动，侵略性强，言语粗暴，乱扔用过的护垫，说自己“被克格勃下令关在疯人院”，全院职工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声言自己多么多么憎恨苏联…… 诸如此类。

问娜斯佳为什么只吃盒装汤，她说“妈妈做饭的时候，自己脑子里会涌出不好的念头，所以才不吃她做的饭”。很显然这姑娘病了，需要接受治疗，我迅速制定治疗方案。

探视时间来了几个熟人要求见她，我就给他们解释娜斯佳得了什么病，严重程度怎样。几天后“自由电台”播出消息，说一名“良心犯”被莫斯科市立15精神病院强制关押，并在克格勃授意下被注射了强效精神药物。而我本人则被形容为惩罚性精神病学的代表。

再后来不知是谁说动了娜斯佳妈妈，反正她坚决要求女儿立即出院。很遗憾事情变成这样。以上就是我实际经历的惩罚性精神病学。

后记

最后我必须为自己这辈子相当一段时间所从事的职业辩护几句。苏联精神病学一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为犯罪或惩罚手段，我认为这至少是不公正的。

人们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和道德去评判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的人和事。我们当今社会认为的许多可怕的、反常的事情在苏联年间稀松平常，反之亦然——我们当今坦然接受的许多事情在那时被视为极不道德、无法容忍的。

我很幸运，曾经与许多优秀的专家、卓越的同事一起工作，我怀着崇敬之心想念他们，成千上万病人经他们治疗恢复健康。但很不幸，确实有其他案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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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全国上下组织筹备1980年夏季奥运会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 会（克格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时任克格勃主席是后来的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其任务不仅要确保安全、杜绝隐患，更要向数千来宾展示一幅完美的、坚不可摧的画卷。

国安部门提前几年就开始为奥运会做准备，近年解密的乌克兰克格勃档案揭示了苏联政府当时担心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基辅是承担第22届夏季奥运会赛事的第三重要城市，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足球预选赛四分之一决赛将在这里进行。另外，奥运火炬传递将途径从切尔诺夫策到哈尔科夫的6个州。

1977年3月，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前三年，乌克兰克格勃内部成立了负责此事的专门工作组，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亲自任组长，定期向乌克兰党中央汇报工作。翻看现存于乌克兰安全局档案馆的费多尔丘克1978年9月-1980年6月之间撰写的六份“奥运文件”，第一份文件开宗明义指出工作的主要方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业务渠道获取的材料表明，敌方情报机关和国外反苏组织正在计划和准备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各种破坏活动。”

乌克兰克格勃确定了三大“风险群体”，也就是国安部门认为有可能干扰苏联体育盛事的人：1、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恢复乌克兰历史上的独立地位，或至少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保持更多独立性；2、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主要追求苏联犹太人移民海外的权利；3、“教派分子”，被禁止的新教教派代表（如“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主要为教友们争取信仰自由。

这三大群体在苏联都有人被打成政治犯，奥运会可能成为吸引世界关注这一问题的平台。同时克格勃坚信三大群体背后站着北约国家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他们可以派遣自己的特工和骨干人员来苏进行“破坏活动”。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在一份文件中写道：“特别是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驻巴黎负责人普里默尔正在法国犹太人、尤其在苏联犹太侨民中间，挑选能在奥运会期间出于挑衅目的为所谓‘良心犯’和被苏联禁止离境者发言辩护的人”。

虽然外国活动分子（真实的或想象的）几乎无法组织什么像样的活动，但克格勃对一切有可能政治化奥运会的企图都保持警惕：海报和口号、旗帜（以色列国旗或乌克兰蓝黄旗）、公开言论、静坐抗议等。另外安全部门还预计外国活动分子将作为奥运代表团成员合法入境，随身带来“有害”材料——书籍、报纸、传单之类。上述克格勃文件甚至指出一项名曰“莫斯科-80”的特别行动，称宗教团体计划将50万册书刊运进苏联：“教权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国家福音’的领导人制定了名为‘莫斯科-80’的行动，准备了约50万册用苏联各族人民语言撰写的宗教宣传品，通过他们的特使以奥运会旅游团为掩护带入我国”。

其实，国际体育赛事出现此类和平表达并不罕见，例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苏联对阵民主德国的足球赛上，乌克兰裔加拿大人达尼洛·米迦尔突然进入场地，打出蓝黄旗、跳民族舞。

如果换作其他场合，抗议者无非拘留而已，他们的诉求不会被（苏联媒体）广泛传播。但奥运赛场不同，几千个记者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警察抓人的录像和照片肯定比抗议行为本身更吸睛。

文件指出：“……НТС领导建议每个行李箱装书30本、小册子150份，衣服口袋也塞几份。当被苏联海关人员查获时乘机把事情闹大，拉上同伴抗议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并要求查看没收他们随身物品的法律依据。跟随此类团体的记者、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摄影记者应记录此类‘风波’，以挑动西方的反苏宣传”。

不仅文宣

然而，如果你相信克格勃的预判，那么海报和传单远非“敌人”的全部手段：“尤其严重的是关于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破坏和其他特别危险极端主义行为的报告。联邦德国和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图谋培训恐怖分子，计划派遣他们在奥运会期间以游客身份进入苏联实施极端主义行动”。

据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在谋划“恐怖袭击”。文件指出涉事的是一个叫“乌克兰青年联盟”的、跟“班德拉派”关系密切的青年爱国体育组织，其成员在美国和欧洲的训练营接受恐怖行动培训。

乌克兰历史学家根纳季·伊万努申科在伦敦长期从事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档案收集工作，跟当年侨居西方的活动家多有交流，没发现该组织沾染恐怖主义的确实证据。他强调，那时候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不具备进行此类活动的手段和资源，克格勃所谓的“营地”只是乌克兰青年聚会处，并未培训武装人员。另外，伊万努申科也没见到任何文件表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当真重视过莫斯科奥运会，遑论派员参与。

但无论如何，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劫持以色列运动员的悲惨先例殷鉴不远，令人们不得不担心莫斯科奥运会万一出事怎么办。这就是克格勃内部决定组建反恐分队（“阿尔法”小组）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巴勒斯坦，克格勃文件称：“业务收集的情报显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层已经决定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不准在苏联领土发动恐怖袭击”。

克格勃通过42名驻外特务和另外49个留学生信息源探听计划中的外国行动。6月份海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之一：“梅利尼科夫派”的两个人（可能是特务）被确定与克格勃有联系，“通过他们查明了赴苏联参加奥运会的外籍乌克兰裔敌对行为人，并将旨在限制1980年奥运会期间民族主义者破坏行为的虚假信息传递给了民族主义中心”。

据克格勃说，奥运会之前半年共有44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密使、35名“宗教宣传中心”密使访问乌克兰，其中10人被驱逐出境，69人被正式警告。预计抵达基辅出席比赛的外国来宾约8000名，因此组织者决定看台上每三排部署“社会代表”（共青团员、民间纠察队员等1200人）和民警（120人）就坐，以便“及时发现并制止外国人的可能举动”。13名编外克格勃人员及626名特务负责控制外国来宾，并设法在他们的住处（36个涉外设施）探听消息。

至于奥运会的恐怖主义威胁，文件坦言这类袭击更可能由苏联居民而非外国人发动。

近些年苏联情报机关掌握了一些声称要刺杀国家领导人的家伙，虽然大多数只是嘴上喊喊而已，但乌克兰境内登记在册的有12人。还对253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做了工作，具体细节不详，可能是奥运会期间把他们隔离在精神病院。

克格勃协同民警联合开展“军械库行动”，1980年收缴火器29支，子弹近4000发，炸药11千克、手榴弹13颗、爆炸装置10个，逮捕持有上述物品者38人。

白采尔科维市一个姓克拉夫琴科的人联系当地部队某军人，索要装满子弹的手枪和军礼服，自称他和朋友计划在奥运会期间“制造混乱”，唤起当局对工人问题的关注。该军人是克格勃线人，把整件事汇报上级。克拉夫琴科之后的遭遇不得而知，但克格勃揽下了预防危险发生的功劳。

波兰女子达努拉·利尔动身去利沃夫，波兰边防军在她行李中发现50枚毒气弹。该女子解释称她的波兰朋友伊万尼茨基托她把东西捎到利沃夫。“据说毒气弹是供乌克兰某些组织成员在奥运会期间使用”。不知此事如何告终。

奥运会开幕前几天，匈牙利边防军在奥地利边境拦截一辆联邦德国公民驾驶的准备前往苏联的汽车。车内查获带光学瞄准镜的步枪及爆炸子弹，备用油箱内发现俄文、匈牙利文宗教书籍。此事发生后，乌克兰边境沿线的克格勃单位加强了对从西部入境车辆的检查力度。

整条火炬传递路线、中央体育场、运动员和代表团住所、基辅各战略设施都是克格勃的保护对象。费多尔丘克文件包含了负责各项工作“办公室”的职员人数：整个共和国2500人，基辅市1100人（首都警员9700人），接待外宾最多的“罗斯”宾馆竟有379名克格勃及内务部人员驻守。从1979年开始，被挑选参加奥运会安保的国安人员就开始在基辅和哈尔科夫负责各项国际比赛和苏联人民运动会的保卫工作，作为预演锻炼他们的技能。

禁止一批，关押一批

“奥运会促使政府释放政治犯”的愿景终究破灭了。相反，1979年出现新一轮搜查、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浪潮，1980年春达到顶峰。乌克兰境内，瓦西里·斯图斯、斯捷潘·赫马拉、尤里·利特温、奥列西·舍甫琴科、格奥尔基·普里霍季科等人属于重点关注对象。当局目的很简单：使这些活跃异议分子在奥运期间远离国际视线。被逮捕者自己当然明白为什么在这个特殊时刻再次遭受特殊待遇，暂时自由的人则被严密监视并进行预防性谈话。

新教徒也被打击：“为压制教派分子积极性、遏制他们的激进活动，基辅市检察院刑事科搜查了15名活动头目和浸信会分裂者权威。在搜查过程中，捣毁了非法的‘信徒’出版社三个装订作坊、一个所谓‘排字车间’，没收约1500份思想意识有害及宗教宣传材料”。

61岁基辅女市民克拉芙基娅·德米特里辛娜与女儿合住规划拆除的陋室，一直想申请新房。她之前从未被克格勃关注，直到某次气急失言，声称将邀请奥运外宾到自己家参观居住条件。对德米特里辛娜进行了预防性谈话，她保证不邀请任何人来家。

对付构成潜在威胁的外国人，采取“拒之门外”的办法，不让麻烦鬼入境。早在1979年3月，乌克兰克格勃就制订了300多名有意出席奥运会、怀疑“与敌方情报机关和意识形态中心有联系”的外国人名单，其中148人被禁止进入苏联。到1980年6月奥运会前夕，这个数字显著增加：“在进行预定侦查行动中，发现359名有意在奥运会期间进入苏联的外国人可能会参加敌人策划的间谍-破坏活动，对他们的入境情况进行控制。对于有严重劣迹的2888名外国人，建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禁止他们在此期间入境苏联”。文件此处措辞含糊不清，看不出被“控制入境”的359人跟被“建议禁止入境”的2888人有什么区别。

截至1980年2月，参赛国申报的13600名代表队及辅助人员已被苏联国安机关逐个审查筛选，545人“由于安全原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乌克兰克格勃文件中，涉及奥运火炬传递和基辅足球赛的内容可能是最无聊的部分。一句话概括：完全顺利，压根没人尝试抗议或其他“反社会行为”。

幻想的威胁

奥运会终于盛大开幕啦。克格勃继续绷紧神经工作，发现37名入境外宾“涉嫌与敌方情报机关、犹太复国主义和宗教中心有勾结”。此外，“苏联特色”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外国人在“不适宜地点”摄影：莫斯科民警抓获三名法国人在高尔基街对着旧房子和垃圾箱拍照！仨游客被正式警告，相机胶卷被悄悄曝光，然后释放。

伊迪斯·雷切尔于奥运会开幕当天从伦敦飞往基辅，携带18份俄文、英文和希伯来文“犹太复国主义”书籍和手册，以及60个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标志”大卫之星徽章。该女子解释说这些东西是伦敦犹太教堂托付她捎给苏联犹太拉比的，她并不知道携带了“违禁品”。

法国妇女克洛德·雷恩行李箱内有一本《莫斯科反导览》，克格勃认为这是一本“声称我国对外国人进行‘全面监视’的书，对‘国际旅行社’公司和克格勃机关的业务进行粗暴污蔑”。《莫斯科反导览》的作者是俄罗斯侨民作家、自由电台记者德米特里·萨维茨基，2019年去世。

奥运会期间，从入境乌克兰的外宾手中合计没收1880份“反苏、污蔑、宗教宣传和色情材料”，以及183个大卫之星图案。

克格勃援引乌克兰人民和外宾对奥运会的观感，谈起基辅承办的赛事几乎都是热情洋溢的。莫斯科举行的开幕式被视为苏联体制的大胜、美国卡特政府的大败——因为卡特总统在国际上呼吁抵制本届奥运会。

只有极少数西班牙和哥斯达黎加运动员对密不透风的监视和规模空前的安保表达不满，西班牙人曼努埃尔·苏尼加说：“保护我们的人比西伯利亚还多”。克格勃文件则称：“为了促使外国人对苏联现实形成客观看法，通过业务手段对其施加正面影响，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政治上有利的采访并刊登见报”。

那么，顺利举办的第22届奥运会能否算作克格勃专业能力的证明？从某些方面看也许能。然而上述文件体现的克格勃工作多数不是细致侦查和巧妙分析，而是高射炮打蚊子（逮捕异见人士）。何况对比奥运前和奥运中编写的文件可以看出，潜在威胁的规模从一开始就被高估夸大了。

延伸阅读：

克格勃报告：莫斯科奥运会前驱逐一批人出境

关于针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敌对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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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致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请求发行食品票证的信：

“由于食品供应方面存在的困难，苏联不少州和地区采取了凭票证供应肉、油、蛋 、香肠等食品的做法，这些票证由住宅公用事业处或房产管理局（所）按月发放。
恳请开会研究讨论在我们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也施行这种制度。
请将结果告知我们全体职工，并书面通知“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工会委员会。”

（共67个签名）

1978年11月24日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就矿职工要求发行食品票证问题致“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总工程师Б.Б.普罗塔索夫的信：

“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区执委会向您转交“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的集体申请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发行食品票证。区执委会建议您找申请信的作者谈话，解释清楚实行票证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产量不足和居民购买力提升之故，长期没有肉类销售。为了拥有丰富的此类产品，需要改善对国营农场的支援以获取更多农产品。同时应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公共食堂之肉类及奶制品，响应工人供应处的申请为他们调拨交通工具。

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

1979年1月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关于请求发行食品票证致彼尔姆州领导的信：

“苏联共产党州委书记Б.В.科诺普廖夫同志
工会州委主席В.И.别古申同志
州执委会商业主席：

我们恳请州各位领导结合劳动者肉、油、蛋等食品保障方面出现的困难，解决凭票证供应食品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向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的领导提出申请，现将他们的答复随信交给你们。我们认为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敷衍了事的官样文章，因为许多苏联城市已经有了凭票证供应稀缺食品的制度。我们要求在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也实行这种制度。

至于信中所言我们应当帮助国营农场收割庄稼的问题，答复如下：我们每年都对国营农场提供协助，前去收割干草、谷物和土豆。1978年地区的《维舍拉报》多次发表文章表扬矿工们在国营农场的工作。”

劳动者签名（共1234人）

1980年2月22日别列兹尼基市化工厂职员、工人致《红星报》、《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我们是化工厂总实验室职工，经常去“森林”国营农场支援农业生产。1980年2月21日我们到该农场第三分部：沃洛金卡缅村分选土豆，途径牛棚，惊讶发现外表破旧无人打理，走进棚内，一副惨状赫然映入眼帘。饥饿的母牛站在齐膝深粪尿中，活的直接从死的尸体上踏过，数了数共有四头死牛，两头腐臭了。尤其令我们愤慨的是，一头产犊母牛的犊子已冻硬了，而它自己也处于死亡边缘，饥饿虚弱到无法站立，甚至乳房都冻结在地面。我们把随身带的面包全部投喂，又去小卖部买，当然这也不够。又铲了牛棚的饲料（青贮饲料和干草）来喂，母牛见了这点儿吃的，简直要跳出围栏拼命。同国营农场工人谈话得知，这些饲料原准备吃到2月25日，因为24日是选举日，开农机的人都会喝醉，饲料运不来。牛无人照料的原因则是，负责牲口的是个女酒鬼，被从别列兹尼基市撵出来，跑到这儿找了份“差事”。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种情况也能解决。我们可以指定这个牛棚跟工厂结对子，把食堂的残羹剩饭给牛吃。这样一来或许就不会出现城市商店黄油缺货、乳制品不足的问题了。奶牛遭殃的地方距离城市30分钟车程，如果喂饱、照顾它们，它们就会报以黄油、奶渣和鲜奶。

见信请采取具体措施并答复我们。

1980年2月22日

鲁多伊、谢里科娃、瓦西耶娃、马特维耶娃、科罗别伊尼科娃、叶若娃、加尔楚什京娜、克罗波娃、科洛季、尤迪乔娃、沃季诺娃、福米纳、阿波罗诺娃、加比杜林娜、伊萨科娃、舍尔斯托比托娃、索特尼科娃、舒姆科娃、谢缅丘克、马什科娃、基姆、济甘辛娜、科热夫尼科娃、洛日金娜、米罗诺娃、乌索姆托娃、托卡列夫斯基”

1980年3月丘索沃伊市女居民关于食品和基本生活品供应乱象致《真理报》编辑部的匿名信：

你好，亲爱的《真理报》！

我想请你们帮个大忙：帮我寻求真理。告诉我这个笨脑筋的女人，我究竟生活在哪种制度、什么社会。大家都讲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可我不信。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赋予人自由和富裕的社会。确实有人过得挺好，但不是每个人。我一整月买不到肥皂，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粗洗衣皂，香皂更别提了，这算哪门子富裕？我有三个孩子，老大8岁，老小9个月，我怎么给他们洗澡、洗尿布？请帮帮我，除非全国就我自己这样。而且不仅没肥皂，也没有洗衣粉和牙膏。我没多少东西喂小家伙，因为买不到碎麦米，也无黄油可煮粥。牙膏、牙刷都没卖的。2年没吃肉，最近我们每人凭票买了0.5千克，这是一年一次的供应。另一回我们凭票买了鸡肉，半只鸡俩人分。就连骨头都不常卖，一旦上货了也买不着，因为每人限购2千克，我排队排35位轮不到。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如何养家养孩子？今天在市场遇着投机倒把分子卖1卢布一块的洗衣皂，买不起。时至今日和平了三十年，这些东西都哪儿去了？没鱼，什么无须鳕鱼、比目鱼、大西洋鳕鱼都短缺，偶尔有明太鱼，也是很少啦。巧克力根本不存在。面粉断货。劳驾解释一下是只有我们城市这个样，还是其他地方也这样？我排长队给家里买回1千克香肠，多了不卖。市党委完全漠视民情，群众口口声声叫他们“白宫”。当然人家用不着操心，毕竟共产党员吃特供餐厅，天黑了才营业，免得引人注目。就连市委看大门的也过得挺好，能往家带4根熏肠和炼乳。这批人眼里看不见贫苦，直接坐小车进餐厅，想吃啥吃啥，可平民百姓呢？请解释解释我们城市的情况吧，这些乱象我们忍无可忍了。食品缺，基本生活用品缺，商店唯独伏特加酒敞开供应，男人全成了酒鬼，上班也拎着瓶子，顿顿不落。

香肠每周销售一次，工人们排着队买；伏特加天天卖不光，所以除了喝酒还能吃什么干什么？流氓坏蛋充斥街头，谋杀、强奸、夺人衣物，警察无法破案，他们自己胆怯了。我没时间继续写，也不能落款签名。那就匿名信吧，只是我再难保持沉默。就算为真理我也不能坐牢，我有孩子。恳请你们，采取措施，帮帮我们彼尔姆州丘索沃伊市。

1980年4月11日彼尔姆州执委会商业管理局副局长И.Н.沃尔科夫关于检查丘索沃伊市商业情况致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的信：

针对《真理报》编辑部收到的诉苦信提出的问题，对丘索沃伊市国营商店食品销售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时发现有下列商品在售：5种通心粉制品，1-2种谷物，1级面粉和馅饼面粉，3种油：植物油、猪油和骨脂油（译注：从猪、牛之长骨、海绵骨提取的混合动物脂肪，形似融化的黄油），散装奶，酸奶油，立陶宛干酪，蔬菜罐头，3公升罐装蔬菜汤，酸腌卷心菜，咸黄瓜肉汤，酸黄瓜，西红柿，3公升罐装果汁饮料。新鲜土豆、甜菜根、盐腌西红柿及黄瓜有货。

糖果点心类：5-6种硬糖，1-2种蜜糖饼干，4-5种酥饼干，华夫饼干。鱼类：非洲鳕鱼，冰鲜沙丁鱼，罐装及散装斑点莎瑙鱼，五香小沙丁鱼，“旅行者早餐”牌鱼罐头。

每天有5-6间商店（共27间商店）出售香肠制品，平均日销量1.5-1.8吨。1977年2月开始施行凭票证向居民销售肉类的制度。

根据资源情况制定畜肉和家禽售价。

1979年库存肉类453吨，向居民销售240吨，供应战争残疾者和糖尿病患者60吨，供应社会福利部门153吨。今年1月-2月受肉类限额80吨影响，每人每月凭票购买0.5千克，共售出70吨。

1979年库存动物油337吨，向居民销售265吨。今年1月因货源匮乏未销售黄油。2月-3月限额37吨，售出20吨，每人每月凭票购买200克。

检查发现洗衣粉和牙膏无销售，但该商品第一季度储备已全部售罄。

责成主管贸易的市商业局局长Л.И.博扬京娜同志增加代售猪油的商店数量，确保不间断销售“小孩”牌混合奶粉、大米和鱼罐头，加强面包的质量控制。

管理局副局长И.Н.沃尔科夫

（译注：丘索沃伊市位于彼尔姆州东南，1979年人口56447人。）

1980年8月彼尔姆市“捷尔任斯基”机械厂工人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敬爱的编辑部！
彼尔姆“捷尔任斯基”厂的工人向你们致信。贵报写道暑假来临，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苦难来临，且年年如此。去年我们就想写这封信，后又觉得可能会有变化，尤其党做出决议后，可如今情况更糟糕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彼尔姆歪曲了帮助集体农庄采购饲料、收割庄稼这件事的本质。六月底厂里派许多人去集体农庄，每25位工人去一个，一直帮助到11月10号。但一个人不可能在集体农庄连着干4个月，充其量1个月，那就是说实际要去5、6个人。但你得知道，很多人基于健康状况无法前往，或者家里有孩子、老人需要照料等，因此所有的不幸都落在我们青年、中年肩上。即使快退休的也得去，却只拿50%工资，帮集体农庄干活都赚不够买面包的钱（一小撮人确实赚够了）。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集体农庄并不需要我们派出这么多人手。派人的事务工组长和主席直接说了算，宁可多派不肯少派，因为通常是不能补派的，集体农庄领导一旦跟不上计划就抱怨缺人，可明明有人闲着没活儿干。

今年情况依旧如此。而我们苦恼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工人不愿去集体农庄的原因在于：集体农庄领导变得蛮横无理，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安置情况，到了那儿待遇竟不如牲口。村里住房不够，就打发我们睡条件很差的房子，既无收音机也无电灯。街上放个公用炉子烧饭。没地方晾晒鞋和衣裤。他们甚至叫我们住没窗的房子，男女混宿，拉个床单当隔断。

总之我们过得就像石器时代原始人。贵报文章描述别的地方宿舍如何如何、食堂如何如何、供应如何如何，我们是不信的。我们大部分人挣钱很少，甚至欠着债，因为我们不采购饲料，而是做打扫畜栏、拉运粪肥之类，帮那些闲人干活儿。

州里也有保障工作、住房、餐食的集体农庄，但数量太少，奥尔金斯基地区就没有这种好农庄。你们可能会说应该多帮助，少叫苦，但有时连续几天没面包吃，我们不认为这种情况下还必须去帮助。虽然我们给你们写信，其实没指望你们做什么，因为这些事对你们而言太不真实了。我们理解（集体农庄）需要支援，但很快就会失去耐心再不去了，因为去了挣不着钱，白白损失工厂上班的工资。

最后讲几句帮农的事吧。我们秋天去郊区的集体农庄收土豆，人家自己都忘记时候到了该收。再说说被帮助者的行为，我们帮他们干活，他们不给我们送水，连个装水的桶都要不来。田野广阔不见一棵树，想生火却没劈柴，下雨必须赶快跑，否则淋一天。听说在乌克兰，帮农的人甚至有牛奶喝，我们却饮水不足。这些话若是30年前公开讲，可能会被判到遥远的地方，我们不相信今天还这样，这也是写这封信的唯一原因，但愿只是个别地区的问题吧。

谨启
全体职工，（代笔）科纳科夫”

1981年12月彼尔姆市专业设计与工艺局职工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81年11月，根据彼尔姆市苏维埃执委会的决定，企业职工、市各级单位职工和彼尔姆工学院学生被集体派往市果品蔬菜贸易组织基地采收蔬菜。我们是彼尔姆专业设计与工艺局的职工，分配在波利尼萨温斯基卷心菜储藏库工作。我们所有人对仓库几十吨、几百吨卷心菜腐烂、而市内商店无菜可卖这一事实深感愤慨。我们不得不把腐烂的卷心菜清出仓库，在院中堆积如小山。我们认为，那些负责妥善保管农业收成的人应当承担苏联法律所规定的最严厉惩罚。（因为）国家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上百人的劳动成果被毁。

究竟谁对此负责呢？

诺尔金、苏博京娜、马尔科芙斯卡娅、费多谢耶夫、库兹涅佐夫（共16人签名）”

1982年1月5日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书记В.А.科济奥罗夫关于“彼尔姆果蔬”联合公司仓库卷心菜腐坏的情况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通知贵报，经审查彼尔姆专业设计与工艺局职工关于“彼尔姆果蔬”联合公司仓库卷心菜腐坏的联名信，证实了信中反映的部分情况。目前材料已递交州党委协助调查，以便将重大过失责任人绳之以法。所采取的措施容后补充通知。联名信作者已于1981年12月31日获得州委商业和生活服务部指导员Б.А.鲍尔琴科同志口头答复。

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书记В.А.科济奥罗夫”

（彼尔姆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延伸阅读：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近期苏共中央收到大量关于城市和工人新村粮食、糖、食油、肉类等必需食品供应不满意的群众来信。

以下是部分信件摘抄。

格罗兹尼市各企业、机关41名工人和职员联名致Н.С.赫鲁晓夫的信：
“亲爱的、最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来自格罗兹尼各企业、家住本市不同地方的工人，想向您提出关于面包、糖、油、肉等食品贸易中最无法容忍情况的集体控诉。目前在市内或工人新村购买1千克面包需排队2、3、4个小时。食堂和小吃部每人限购300克面包或半个长条白面包，吃不饱也不能再要，他们说出售面包执行严格配额，却无人解释配额究竟如何。商店每1个月或2个月供应一次糖和黄油，因此几百人排长队，边排队边争吵、打架也就毫不为奇了。结果就是，假如一位工人不能排队3、4个小时买面包，除了在食堂耗个45-60分钟别无他法，糖和黄油什么味儿都快忘了。不久前苏共格罗兹尼州委审议了本市面包等食品的贸易问题，但从那之后情况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日益恶化。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呼吁您——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采取适当措施处理那些对食品尤其面包贸易有严重过错者，因为目前的局面根本无法容忍。战争年代和战后几年我们做好了准备承受一切困难，但眼下在我们看来已有充分条件满足工人和职员的需求，为他们提供足额面包及至少50%的糖、油等副食品。我们每天孜孜不倦工作，我们供职的企业一贯完成国家计划，所以我们有权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对我们的关心和着想……”

莫洛托夫州巴甫洛夫斯克市石油机器制造厂工人、苏共党员Л.И.索罗多夫尼科夫同志来信说：
“在这里我请求你们着手干预居民食品供应的问题，如肉类、香肠、罐头、糖果、白糖、饼干、蜜糖饼和动植物油，以及服装如毡靴、皮靴、儿童鞋等…… 我们巴甫洛夫斯克距离地区中心120公里，商店除了茶叶和38卢布的糖果几乎什么副食品都没有，夏天进货的白糖也少得可怜。面粉每年只卖3次：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工人合作社，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商店根本不卖黄油，香肠也完全没有…… 商业机构努力采购更多工人们需要的商品，如毡靴、皮靴、透花纱、绵绸、毛料子、缝纫机等，想了各种办法，但进入零售环节供工人购买的非常少。我家7口人，估计将来更多，老婆是党员，以前在工厂铸造车间，现在不能上班了，二等残废，肺结核病，最小的儿子两岁半也有病——妈妈传染的，她们都需要营养，主要是脂肪等，但商店买不到，除了私人市场：黄油每千克50卢布，肉20-25卢布。天气越来越冷，我全家都没有毡靴，因为商店不卖，私人市场一双250-300卢布的买不起…… 我决定请求你们解决这些商品问题，惩治违反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的人，并采取措施……”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科特拉斯市工人、党员扎米亚京同志来信说：
“我迫不得已给你们写信，提出向科特拉斯市民供应食品和基本必需品的问题。过去十年尤其1955年生活物资保障情况非常糟糕。商店有卖品质很差的鳕鱼，而且往往连续几个月断货，鲱鱼也有。至于肉类每年销售不超过5-7次，品质不佳，工人难买，因为要排队5小时，如果你和妻子是双职工，下班赶来早已卖光。市场的牛肉24-27卢布一千克，猪肉27-30卢布，工人阶层难以负担。黄油每年供应三次：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总要排队2、3个钟头才能买着…… 话既说到这儿，工人和家属买个面包都要排队5小时，其他东西更别提了，而市领导却对城市居民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漠不关心。至于其他生活物资供给如成衣、鞋靴、外套，不敢奢望，我本人度过了战后10年光阴，现在全家7口，买不上1米毛料子……”

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沃特金斯克市工人Н.С.巴尔明来信说：
“一年多以来我们沃特金斯克一直缺少面粉、糖、油等基本食品。比如1953-1954年商店每个月都卖糖，每次几乎卖一星期，而今年5月1日至今只在1-3个商店销售了3次，每次还不足1天。本市居民被迫前往其他城市甚至邻州（如莫洛托夫州）买糖。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倒是不缺吃的，我们市民去那里买1千克糖或面粉却要排队一整天。街坊邻居和工友同事之间聊的尽是去伊热夫斯克等城市买食品过节的话题…… 另外市民中还流传着关于食品短缺现状的不健康言论…… 在厂党代会总结改选大会上，沃特金斯克市委第一书记被问到关于我市食品短缺的问题，他的回答令现场代表们哄堂大笑，全对他的说法不满意。请问，如果共产党员都不能得到清楚明确答案的话，又怎么向广大党外人士答复解释呢？”

加里宁格勒州维索科夫斯基地区扎戈尔斯科耶七年制中学工会组长А.Ф.彼得罗夫同志来信说：
“扎戈尔斯科耶工会小组指派我向党中央写信如下：农村居民尤其农村知识分子的供应非常糟糕。教师工资不足以喂饱全家，也不够到维索科夫斯基地区莫特科夫斯基农村消费合作社商店购买日用工业品。老师们至今仍要远赴莫斯科或列宁格勒采购糖、砂糖、谷物和面粉，但教学期间除了节假日哪有时间去呢？学校曾对上级提出保障食堂必需食品的请求，如石沉大海。区党委和区消费联合社很清楚全区居民供应情况，可就是不采取行动。加里宁州消费联合社同样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做的只是在节日：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供应白面粉及糖果点心之类副食品，平常没有。这对吗？强烈呼吁党中央指示我们地区的贸易机构为教师与学生提供必需食品……”

基洛夫州“基林铁建”托拉斯第10建筑队工会主席罗曼诺夫同志来信说：
“应第10建筑队工会及广大职工的委托，特此请求协助解决建筑队工人食品及日用工业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州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掌握建筑工区工人工业用品尤其食品短缺的实际情况，却至今未采取措施任其恶化。建筑队工会及行政部门多次亲自向纳戈尔斯基森工局工人供应处提出申请，约见了基洛夫州党委代表、林业与合金工会州委代表及“基林铁建”托拉斯负责人，毫无改观…… 现提供工人供应处公共饮食保障方面的一组数据协助判断：8月19日到10月5日，一百五十名工人、职员及家属从纳戈尔斯基森工局工人供应处供应站获得各类食品如下：肉和肉罐头153千克、蔬菜（卷心菜、黄瓜）432千克、食用油144千克、白糖100千克、硬糖103千克、各色面食280千克。上述食品主要进入食堂，不在食堂吃饭的工人家属只能到食堂商店购买200克人造奶油、谷类和1-2千克蔬菜，一个半月里没买到过1克肉和糖。工人中间正在滋生不满情绪，部分人拒绝上班，部分人劳动合同期未满自行离职。过去3、4个月未经批准脱离岗位者16名，多数是青年……”

科斯特罗马州谢克沙姆斯基林业局局长М.В.亚季科夫同志来信说：
“赫鲁晓夫同志，冒昧向您写一封短信，告知您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目前对我们工人的食品供应十分糟糕，我手下300名工人，只供应200千克面包。这些人单身未婚者极少，几乎每家都有3、4甚至8口，所以每天至少需要500-600千克面包喂饱900多张嘴，可我们只有200千克。兄弟单位的情况基本类似，1955年秋每天200千克，更何况没有谷物或糖。工人天天质问我为什么没面包、没糖、没谷物，我哑口无言不知该说什么。11月7日放假，工人们连1克糖都没有，没有任何过节的东西。赫鲁晓夫同志，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完成计划呢？每天十几个女人抱着孩子找我哭诉，说她们在家没面包吃，丈夫从森林收工回来都没法开晚饭。我不知道谁该对此负责，区委表示这就是极限了。赫鲁晓夫同志，这封信绝对属实，我相信说实话只会起好的作用。”

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的Н.И.阿诺索夫来信说：
“我们塞米巴拉金斯克市频繁出现面包短缺，尤其进入10月以来面包店大排长队，从凌晨4点开始排。面包店早晨8点上班，11点就售罄关门了。而且大部分面包掺了黑麦，口感不好。人们为买面包不得不中途脱岗或迟到，因为准点下班以后什么也买不着。商店的白糖从节日到假期之间供应，无其他甜食，饼干时有时无。比如1955年10月25日之后长时间不卖白糖和糖果，即使卖白糖也每人限购0.9千克，照样排长队。油的情况同样不好，黄油几乎见不着……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不仅成年人吃不上维持健康的食物，连给小孩买吃的都难……”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下塔吉尔市奥西波夫致Н.С.赫鲁晓夫的信：
“如您所知，下塔吉尔是个大城市，但这座大型工业城市却秩序混乱。在塔吉尔，尤其乌拉尔车辆制造厂新村，商店出现长时间排队买黑面包的情况，白面包就不用说了。长长的队伍连站几个小时还不一定能买到，肉、糖、油、奶更加渺茫。为了获得这些食物，说得客气点儿，跟打仗差不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苏联人习惯了困难，十分理解并且有办法应对这些困难，但当事情愈发丑恶离谱到不属于困难而是其他情况的时候，当人民群众无法及时买一块黑面包、下了班排队两三个小时却空手回家的时候，简直太过分了…… 下塔吉尔地方政府对商业和居民供应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反应迟钝或根本不重视，所以局面不但没变好反而更糟了……”

新西伯利亚市基里亚科娃、希维亚科娃、舒姆罗、雅科夫列娃的联名信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首先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日向您表示祝贺。大伙讨论了很久，决定写信告诉您一件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商业方面至今情况糟糕。您或许不同意这一点，毕竟跟西方签了贸易协议，我们看报纸有所了解，也很高兴与邻国的关系改善。但国内贸易怎样，谁来关注呢？我们住新西伯利亚市，食品店几个月不卖油，糖、白面包和其他面包无影踪。乳制品如鲜奶、酸奶油、奶渣等通常很少见。肉、鱼、蔬菜、水果、面粉和谷类也是零星出售，一旦听说开始卖什么了，排队若干小时就一定能买到吗？买不着洗衣皂只好用香皂，但贵得多啊。日用工业品的情况同样好不到哪儿去。冬天快来了想买毡靴，但没货也不会有货。儿童暖衣、皮大衣也没卖的。而夏天买不到凉鞋、拖鞋，鞋的尺码也不全，应该生产更多常见尺码的。至于网状纱、床罩、贴身内衣等只能去旧货摊花高价买。苏联成立38年了，很遗憾我国贸易系统至今仍如此混乱。倘若我们这儿的物资供应像莫斯科、列宁格勒那样该多好啊。而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假如这封信有说得不对之处或者您想答复，请通过《消息报》发表。”

新西伯利亚市转送党员M.Е.马什塔科娃同志的信说：
“最近三年（1953-1955），由于党和苏维埃贸易管理工作的恶化，西伯利亚各城市大部分劳动者的物资水平急剧下降，主要表现在食品部门。尽管国家屡次降低基本日用品和食品价格，但食品售价仍比国家定价高5-6倍，导致工人和职员等直接生产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部分劳动者物质福利降低。国营商店完全没有鱼，肉很少且瘦得让人不想买，白糖和面包制品销售长期中断，几乎见不着糖果制品，水果无论干的或新鲜的根本没有，蔬菜也绝无出售。由于上述情况人们抱怨连连，说：‘我们的钱都进了投机倒把商贩和集体农民腰包，估计很快会出现财政困难，因为钱都藏花盆了’。”

喀山市转送634工厂女工人М.罗曼诺娃致Н.С. 赫鲁晓夫的信说：
“我想让您知道喀山市的商店缺少食品，货架空空如也。如果您来我们这儿的食品店，只能买茶叶、咖啡和玉米片，这就是全部了，谷物制品、肉、白糖、糖果、食油、鱼类、饼干、蜜糖饼甚至贵的35-40卢布一千克的糖果都完全没货，更别提便宜的了。我不明白如今食品状况怎么会这样…… 无论您何时来，若正巧看见我们拎着什么东西，可别以为是免费发的，那都是商店里花钱买的。若您站在柜台前被汹涌人群挤得无法脱身，那只是因为东西紧俏才来这么多人……”

鄂木斯克州转送纳济瓦耶夫斯基发电厂工人列昂诺夫、安德烈耶夫斯基、利森科的信：
“我们经历了长时间的（约一年多）严重食品短缺。首先面包店排队极长，工人们整宿等待。对于那些第二天上早班的尤其困难，如果家中无闲人代劳那就更难了。这段时期白糖、谷类、食油都未敞开供应，偶有销售也被那些不从事有益于社会劳动的人买走了，工人是买不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曾向苏共区委反应，叫我们上区执委会商业局，那儿的人表示有限额，超过限额即不能增加面包烘焙量。今年春天我们致信《真理报》，编辑部回信称已将我们的信转交鄂木斯克州党委秘书处，但我们未收到答复，之后亦未改善。我们认为当前情况极其无法容忍，因此恳请你们予以协助，至少提供够吃的面包……”

由于供应不足，一些信件表达了有怨气、不健康的观点。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转交比金斯基地区Н.А.巴尔通格的信：
“当村镇商店10月31日宣布将因为收购土豆而暂停供应白糖时，村劳动者对地方当局的举动甚至政府本身深感不满，因为村民的主食是面包和糖，而且长期限量供应，买面包须凌晨3、4点排队，买糖从半夜排队，谷类一个月出售一次，廉价卷烟无货，马合烟也无货。曾为了糖的问题找过市委，人家的答复就好像我们什么都不懂似的……”

车里雅宾斯克州索斯诺夫斯基地区安装工人А.А.戈卢别夫的信：
“今天11月7号，我4点起床出门排队，9点半买到面包，寒风中站了5个多小时。排队的时候我想了很多…… 先简单介绍自己，我是俄罗斯人，1920年生，安装工，受过初级教育，爱自己的祖国，希望她真正繁荣幸福。我们苏联的很多实际情况令我很不满意。今天是伟大的十月革命38周年纪念，苏联共产党领导我们富裕而辽阔的国家将近四十年了。集体农庄成立了这么多年，本应将我国农业发展到难以企及的高度。但如果集体农庄无法产出足够国内消费的粮食，其基础大概不太牢固。自集体农庄建立以来我国一直缺粮，至今仍缺。无论颁布多少决议、命令、指示，要求我们的集体农庄提高农产品产量，竟都无济于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事业进展不顺利，为什么我们（工人和农民）在苏联的生活在物质意义上比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更差？我国人民勤劳，物产丰富，看来错在你们自身，也就是中央和以主席为首的苏联部长会议——你们治国无方，快四十年了没让人民过上理应享受的好日子。错的是您，赫鲁晓夫同志，是您造成我为了块面包寒风中排队5小时…… 请原谅我不礼貌的言辞，请相信我给您的公开信是出于真诚心愿，愿我们苏联各方面能够越来越好……”

喀山市Н.罗曼诺夫来信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这个工人给您写信，保证句句属实。或许信永远到不了您手，但我仍然希望它能帮助我国主管部门看到真实情况。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报纸和电台说我们什么都不缺，甚至有富余，其实商店除了螃蟹罐头什么好吃的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喀山就连黑面包都不够，更别提白面包了…… 战争结束10年，按说生活该恢复到战前水平，可惜不然，甚至不如战前。以我目前的经济水平足够在1927-1929年买栋房子，可现在都没法在商店买面包、糖、土豆和肉…… 请您更加详尽了解群众需求，改善我们的生活。人民信任自己的政府，但食品供应情况很糟，我们都想生活的更好，也理应生活的更好；不能光莫斯科的商店有琳琅满目食品，喀山也该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本应吃饱喝足、衣衫体面，但我所见的并非这样，我家四口人都工作，挣3000卢布，仍感觉日子紧巴。我想请您鞭策一下我们慢性子的州党委书记穆拉托夫同志，另外如果可以的话，请您通过电台如实告知各项困难。相信未来将会更好，二十大上您清理了旧摊子、计划了新生活，我们自己也能逐步实现最好的结果……”

古比雪夫州新古比雪夫斯克火车站第4通信段工人Н.И.尤尔科夫来信说：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原谅我的坦率和焦虑，我想得到问题答案。我们为捍卫和平的成绩而高兴，为我国工业、建筑业、文化事业的进步，尤其农业大发展、粮食产量增加而高兴——反正电台和报纸这么说。可这都是宣传，实际情况怎样呢？还不是活一天算一天，有时就这一天都难熬。我代表不了所有人，可我敢断言，别的劳动者无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子生活（面包白水）。说说我自己吧，本人15岁参加工作，劳动了22年，一向成绩优秀，但多年来所见的只有贫困，尤其最近几年工人几乎拿不到仅够糊口的工资。我们听到、读到的宣传说我国食品全面丰富，农产品各项指标超额完成计划，那么这些东西在哪儿呢？为什么商店货架空了3年（当然酒不缺）。工人们无处购买谷物、肉类、油、糖、面食之类吃的，甚至面包都不够。要何去何从，往后怎么活？…… 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生活的真相，我觉得政府不掌握下面真实情况…… 我明白当官的会因为这封坦率的信追究我，但我不怕，因为这些都是实情，我也不愿帮着宣传掩盖实情……”

其他城市、州和共和国亦有类似内容来信。

苏共中央总务部信访局主任（签名：谢布雷金）
1955年11月24日

延伸阅读：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上）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共中央收到若干信件，指出食品消费品供应恶化导致劳动者物质福利下降。部分摘录如下：

新切尔卡斯克市费奥多西诺娃来信说：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再也无法对我们苏联人民面临的艰难境况保持沉默。人民诚实认真地投入全部精力到工作和学习，却没什么吃的东西恢复元气。商店空得很。我们挣的钱都给了投机商人，仍然活得半饥半饱。儿童和青年已经8个月未见白糖、奶油了，只有面包。这确实不算饥荒，但一代人不可能光吃面包健康成长。蔬菜、谷物全都没有。我知道国家现在困难着，粮食歉收，集体农庄不理想，国际局势紧张，可在各种建设项目和军人退休金上也挥霍了不少钱。人民有衣穿是要感谢党和政府，但食品供应到了危险边缘也是事实。我们的新切尔卡斯克工学院组织1200名大学生查体，发现250人有肺部病灶。孩子们苦啊，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被剥夺了。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写这封信的不是什么心怀恶意的敌人，而是一个苏联妇女，一个母亲、劳动者、党员。我边写边流泪，因为养不好孩子令我心如刀绞，因为大学生每天忍饥挨饿15、16个小时坚持上课。技校助学金140卢布，学院300卢布，拿着钱却买不来吃的。”

莫斯科市地方党组织1927年老党员О.Н.瓦西里耶娃同志来信说：
“近三十年来我全心全意信奉我们党的全部决定、全部措施，从无丝毫怀疑，而且尽己所能协助其实现。那么我现在担心什么？我是出身舒亚（译注：可能指伊万诺沃州舒亚市）的女工，一直跟家乡有联系，那个地区未被战火波及，战前集市上摆满各种农产品，现在却空空荡荡。肉卖30-35卢布，牛奶一升6、7卢布，诸如此类。这是怎么了？依我看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党的干部。近些年，按照惯例，党的机关干部多是不了解本地情况的外地人，很少接触群众。”

39017部队转送军人А.М.叶罗申的信：
“当我得到探亲假的时候，我像只小鸟一样坐快车飞奔回家探望父母和家人。大家相见甚欢，毕竟我三年没回去了。但父母却沒能力设宴庆祝，尽管他俩很想这样做。我父亲是个受尊敬的熟练粉刷工，挣钱不比别人少，甚至高于一些人。我母亲患病不能劳动，两个妹妹未成年。为什么父亲养不起这样一个家？要知道他是个急公好义的人，不喝酒，我母亲也从不乱花钱，可以说他们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我们国家，虽然我没仔细算过，大概人均45普特（译注：1普特约16千克）粮食，还不包括处女地。请问这些宝贵的粮食到哪儿去了？月收入再怎么精打细算都不够正常生活的。工人是我们的主要成分，肩负生产重任。承担了这么多辛劳的人民，却没过上苏联人应得的生活。以我邻居为例，他是个强壮的、技术出色的钳工，挣1000卢布养两个孩子，从不看电影，因为他知道任何不必要的开支都会影响一日三餐。我是跟他谈过的。显然如今的生活比1950年更艰难了。我这次回家探亲，进商店买不着小白面包，听说还不光我们谢尔巴科夫（译注：可能指雅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缺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原谅我这封不寻常的信，身为共青团员我不能闭着嘴不讲实话。”

莫斯科市Н.克拉西洛夫给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信：
“我想通过这封信与您分享我对我国普通人的想法。我受过中等教育，自认对党的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各种问题足够了解，同时作为一个爱国者我也完全支持这些政策。但既然决定写信，就想谈谈我国生活中为数甚多的缺点和不足。让我们睁大眼睛仔细看一看、评估一番吧。应该说我国大部分群众的生活仍很艰难。以我为例，家里日子尚可，每月预算2000卢布，按照当前物价这是维持中等程度生活的最低数字了。但我们国家只有少数人能达到这个水平，许多人的月度预算是500-600卢布，宽裕点儿的1000卢布。想象一下现如今600卢布过的日子吧。我们的人民经历了太多，现在该为他们创造正常生活条件了。而实际上，生活幸福的、有保障的人偏偏不是那些直接创造一切财富的人。苏联人民曾经饱满的热情不知何故消退了。每个人孜孜以求用各种办法赚钱，其他一概抛诸脑后。近几年政府成员访问了我国不少地方，这开了好头。应该继续这种实践，去亲眼看看群众生活，多走访那些特别困难地区，查明其原因并促使其改善。”

列宁格勒348厂工人П.И.季莫申致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信：
“您的历次讲话充满了慈父般的关怀与温暖的家常话。我们工人尤其爱听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严厉斥责某些基层领导。唉，这种人又有多少被斥责过呢。现在我想以自己为例谈一谈，我是普通工人，五级起重工，每个月好的时候挣800卢布。大女儿16岁，小女儿4岁，一个儿子9个月，还有一个儿子跟苏联军队一样大（译注：指1946年出生）。也就是说我要抚养四个人，自己排第五。这种家庭的父亲没能力给孩子提供任何他们喜爱的东西。800卢布工资扣除房租、所得税、还债、工会费之后，五个人每天吃饭钱平均4-5卢布。此外，我们还要穿衣穿鞋，衣服鞋子都不便宜。理解了上述数字的人可以断言：这家五口人很难甚至无法靠工资生活，但仍要活下去。唉，我们就是这么过的。”

弗拉基米尔州穆罗姆市工人塔尔哈诺夫、科尔涅耶夫来信说：
“居住在穆罗姆市及附近地区工人阶级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难。我们的困难是什么？我们记得战后那段时间黑面包吃得饱，而如今想买2千克面包必须早晨7点开始排队三小时。从报刊上写的来看，情况越来越奇怪了，我们生产的东西明明比刚打完仗那会儿更多，但它们都去哪儿了以至于什么都买不着？直说吧，你们作为执政者如果无力保障工人的面包，那就重新发行食品配给证，好让我们免于饿死。”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的信：
“目前乌里扬诺夫斯克市食品供应情况不佳。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日下降中。广播和报纸说每年的产量高于前一年，但我们的日子却相反：每年都比前一年惨。这可以通过举例说明：1952年一桶土豆售价3-4卢布，1953年7卢布，1954年涨到10卢布。1952年商店除了黄油也有植物油，1953年就只有人造黄油和牛油，1954年这两样东西变成偶尔供应，现今干脆什么油都没啦。不仅食品稀缺，工业品也缺，商店空空如也。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被资本主义包围，时刻准备对付他们的挑衅，但尽管如此，总该有点最低生活水平啊。如果每天下班回了家，整晚东跑西颠买吃的，次日一大早再去上班，就别怪人们对生活发怨言了。所以我们首先求助您，请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伸手救救我们。”

来自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信：
“战争结束十年了，战时的生活倒比现在还好些，最近尤其明显，每家食品店外总有千把人排队等候那可怜的半千克糖或油。集市东西非常贵，普通苏联人去一趟集市就没了一个月薪水，所以唯有那些月收入三千以上或掌握公款的人才逛得起。您自然很难了解平民百姓的生活并做出正确决策，但您应当多加了解，因为群众的精气神高于一切，当前紧张时期更应达到其应有的高度。部队同样士气低落，军官薪金不够花，总是欠债，因为物价高昂且商店没什么可买的。听一听人们排队时的言论吧，我们这些基层老党员臊得无地自容。”

来自弗拉基米尔州亚历山德罗夫市的信：
“我们请求您过问一下亚历山德罗夫市劳动者的生活。战争结束十年了，所有报纸、杂志、文学作品连篇累牍谈论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相比战前飞跃提高之类。但抬起眼来瞧瞧实际情况怎样？我们平民百姓觉得，您要么不知道真实情况，要么知之甚少，毕竟我国党和经济领导人从来都爱夸大现实、报喜不报忧。像我们祖国这种国家，和平时期食品供应原本不该成为问题。真无法相信国家竟然这么穷，城市主要劳动群众的生活竟然这么难，商业组织即市国营商店竟然这么惨淡。我市商店无任何动物油存货，植物油紧俏，糖偶尔上架，卷烟为零，不见肉类，甚至面包都不多。衣裤鞋帽等在亚历山德罗夫也没什么可选的。劳动者们不得不把节假日用于往返莫斯科购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工人平均工资同战前基本持平——400-500卢布每月，物价则不然：比如战前白糖一千克4卢布30戈比，现在11卢布；饼干4卢布20戈比，现在9-14卢布；战前300-400卢布就能购置一身中档男装，现在则须800-1000卢布。要么多掏钱，要么就找投机倒把分子买。自从商店供应吃紧，集市的物价也水涨船高，战前你花6-9卢布能买一千克最好的羊肉，现在25-30卢布了。每个共产党员面对工人只会空话连篇，听了叫人难过。依我们看，有人正在伤害劳动者、在他们中间制造不满。”

其他州亦有类似内容来信。

苏共中央总务部信访局主任（签名：卡巴什京）
1955年4月25日

延伸阅读：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下）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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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尼古拉·瓦尔谢戈夫

也许有些人记得（或编造？）这样一个故事。话说1970年代，某工厂用自己的食堂做实验：撤除收银员，摆个收款盘，让打饭的人自行算钱、自觉付费，比如放下1卢布，拿走23戈比找零。起初一切顺利，可月底的时候发现食堂亏钱了。组织者对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水准深感失望。之后忽有一天，盘中惊现巨款，超过上月赤字。原来那一天是工厂发薪日，众人不但补足了自己之前欠的饭费，甚至多给了。

依我看，这也只是苏联童话之一，除非有人能够具体指证此事究竟发生在哪儿、对谁做的实验。

本人1973年参加工作，在机务段，上班第二天放在更衣室的新工作服被盗。1980年代我在”ЗИЛ”汽车厂，整车他们都有办法偷走，更不用提那些小零件比如稀缺的火花塞了。干这事儿的人不以为耻，口号是“我们没偷，我们拿回欠我们的待遇”。莫斯科的开架自选商店偶尔抓获偷香肠的人，就连疗养院也要把饮水桶的水杯用链子拴牢。因此我不信工厂职工会付清欠款。而且，这个故事恰恰显示出工人工资可怜到何种程度，诚实之人吃顿午饭的钱居然都不够。既窘迫至此，不偷怎么办呢？何况食堂员工本身也做贼，缺斤短两、造假账，掺水稀释酸奶油。倘若上述实验真的大获成功，为何不在全苏联推广先进经验呢？

说实在的，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实验最终失败？原因就在于只有当绝大多数人具备了高度社会责任感时，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出现。而实际上这种人凤毛麟角。所以就不该歪曲历史真相，对当代年轻人扯谎苏联时代的人更道德、更正派。

我不能说什么叫诚实，但如今这代人远比苏联那代人更有文化修养。以前如果您去机关部门办事，往往被粗鲁对待甚至被辱骂。您恭立肥胖女官员面前唯唯诺诺、无比卑微，仿佛您的出现破坏了她一天好心情。

如果一个苏联人穿越到今天，进机关部门办事，迎面走来一位清爽整洁的姑娘微笑说“您好，请问怎么帮您？”——他多半以为这姑娘精神不正常，吓得倒退三步。

罢了，就让苏联的美丽童话和诚实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事迹四处流传吧。童话人人爱听，只是别迷信。

延伸阅读：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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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技能脑力劳动者和低技能体力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差距悬殊。

清洁工（“女事务员”）、托儿所和幼儿园女护理员工资210卢布，有轨电车售票员、站台检票员、洗衣女工、看门人280-310卢布，而行政管理人员、教授职称者、作家、名演员、设计师、高级军官收入15000卢布甚至更多。差距竟达1:72或1:48。也就是说，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成员、共产主义建设者，即那些从事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的群体，尽管很重要、很有用、很宝贵，却比其他人富裕72倍或48倍。何况这些“其他人”为数更多。

即使考虑大型企业熟练工人全额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后的工资（800-1700卢布），也仅相当于高技术专家薪酬的十八分之一。

当然，我不是在谈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也不是要抛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之基本公式，但应保证工资差异约在1:5或1:4区间内（即一些人的收入不低于400-500卢布，另一些人不高于2000卢布）。此处特指固定工资，不包括井下矿工的计件工资，那些人多劳多得，哪怕收入再高也不应受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学校的清洁女工薪酬210卢布，州国民教育局学校的300卢布，航空技术学校的400卢布，农学院的410卢布（1954年4月）。同工不同酬究竟为何？
类似例子：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女护理员工资210卢布，儿童之家的310卢布。（译注：苏联的“儿童之家”是抚养三岁以下无父母幼童的孤儿院）

尽管出台了系统性降低商品价格的政策，大部分人生活仍属不易。一个收入200-300卢布的家庭日子很难过，无力给孩子买牛奶、黄油、苹果，衣裤破破烂烂，买不起毡靴和冬装，更别提看电影、看话剧。

所以这样的家庭能在国营商店买570卢布一米的厚呢子做件大衣吗？！便宜的57-60卢布一米的呢子通常没货，即使有，对这种家庭而言也偏贵了。

清洁工、洗衣工能花400-500卢布给自己换新装，能买得起1500-2000卢布一件的大衣吗？

这样的家庭吃黑面包和土豆度日，购买的糖远远满足不了正常需求，还得省出钱来买柴火，给上学的孩子买书、买课本和练习册。

与此同时，另一些家庭身穿卡拉库尔羔羊皮或海狗皮袄，用绸缎、薄天鹅绒、风衣呢、波士顿呢打扮自己，在豪华餐厅一掷千金，购置汽车、摩托车、收音机，雇女佣，看戏长踞一等座。

当前出现了某种对立，虽非社会秩序的对立，但终究是对立。前述两种家庭互不往来，纵然接触也是贫家妇被富家主雇了去洗衣服、擦地板、锯柴火，即所谓“黑骨头和白骨头”的接触。

高收入家庭的主妇通常不工作也不持家，低收入家庭的女人既要上班挣钱又要打理家务。贫家妇女活到60岁自称“纽拉”或“达莎”，无父名；富家千金19、20岁的时候人人都知道她芳名叫“瓦列里娅·阿尔卡季耶芙娜”、“莉拉·伊万诺芙娜”或“玛丽亚·彼得洛芙娜”。

贫家小孩（尤其兄弟姊妹多的）大多成长缓慢、面黄肌瘦，衣衫破旧，没什么玩具。

瓦连京·奥维契金在他的文章《论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报》1954年7月31日第91期）中提出：每年都将没经过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提名斯大林奖不合适的问题，他建议5年评奖一次以减少公款开支，确保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客观更严格的评价。该文还谈到有必要重新思考版权的某些问题，如稿酬数额与过高的版税。例如一部多少还算成功的作品的作者可以通过再版获得金钱（当他们多次出版自己作品损害他人利益时总要耍些“手段”），就能把自己家布置得富丽堂皇，买各种古董家具，进门如同走进博物馆。

理应严格规定此类收入，设置每年最高限额。瓦连京·奥维契金把这种作家的收入称作公共资金管理不善。我们不能容忍某些人有机会想怎么奢侈就怎么奢侈、想获得什么就能获得什么，而仍有相当数量家庭（这话就该大声大胆地讲出来）面带菜色、步履维艰，缺乏基本用品——比如应季服装。

富人家、穷人家都有孩子。每个孩子都有权利且应该能够享受快乐童年！倘若我们客观上还未给全体苏联人提供真正丰富的物质幸福，那就必须对现行的分配做一番严肃调整。

我国应该把低薪劳动者——清洁工、护理员、洗衣工、看门人——的工资从210-300卢布提高到400-500卢布，重新审核高薪专家的收入，限定最高工资2000卢布（特殊情况2500-3000卢布）。这个数绰绰有余！这样做将是公平的，脑力劳动者不至于感觉委屈，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肯定明白同甘共苦的含义。社会不能没有清洁工、护理员、洗衣工和看门人，也不能坐视他们极低的生活水平。他们没受过多少教育不是他们的错，但以目前工资他们的子女也没法接受充分教育。当然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简单的体力劳动终归需要人去从事。我重复一遍，有觉悟的苏联人不会因自己过高的工资（以目前标准）被降低而抱屈负气，医生拿600-700卢布、教师拿700-900卢布足够生活了（他们的工作也是有创造性的）。

摘自《真理报》编辑部收到的“现行工资制度在实践中的缺陷及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群众来信
1954.11.05

写信者：Г.Н.涅日丹诺夫，1917年生，伟大卫国战争残疾军人，图书管理员（莫洛托夫市（彼尔姆市）布尔什维主义街35号）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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