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3日国防委员会决定组建“第1独立女子志愿步兵旅”。这支部队相比战争年代声名鹊起的女子航空团鲜为人知，其倡议者：共青团员、两枚勋章获得者、近卫军军需少校维拉·克雷洛娃命途多舛。

一封举报信

1941年6月21日，战争爆发前一天，联共（布）新西伯利亚州委通过了《共青团员В.П.克雷洛娃同志关于鞑靼斯基地区事态的声明》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新西伯利亚州全权代表格里申同志检查确认，共青团员В.П.克雷洛娃同志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叙述的情况完全属实”。

女教师维拉·克雷洛娃给领袖写的信不太遵守俄文文法，她要反映什么事呢？

“我是共青团员，今年20岁，在新西伯利亚州鞑靼斯克市第2保育院教育科当副科长。

我区党组织领导正在犯政治错误，需要立即纠正，使我们伟大的全党走上正确道路。我不知道我们地区的人为什么身为党员却装聋作哑。

我向您简单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不大的地区发生了什么。我区（鞑靼斯基）几千头牛死亡。牛的大量死亡是管理不善所致。以前和现在都有饲料，只不过潮湿霉烂了，而且这些属于集体农庄的饲料放在车站，急需立即运往集体农庄，但当每天死牛不是几十头而是近千头的时候，这时候人们才起来从市里找运输工具向集体农庄运饲料。不光一个村死牛，也不光一个集体农庄死牛，鞑靼斯基全区都在死牛。防止死牛是可以的也是完全可以的。从最小的村子克拉斯诺亚尔卡到鞑靼斯克市，主路上满是死牛，堵塞了集体农庄和村庄的通道。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路上死牛遍布。这些死牛本该掩埋，但不知为什么人人袖手旁观。为什么区党委默不作声不建议坏领导改正错误。41.5.14我和第1保育院院长、区团委书记视察鞑靼斯基地区揭露出（注：原文如此）这种丑恶现象。集体农庄和村民情绪很差。我们跟他们座谈。他们直接说有人在苏联这个狭窄的地方广泛进行反苏活动。

除了牛的问题，这里的机器也不适合播种。不仅种地的牛糟蹋了，机器维修也停了。各种农具如拖拉机、犁铧之类都在农机站检修，但他们的修法是，拖拉机手开着下田，又得返回重修一遍。队长们拿不到好拖拉机，但他们的上级强迫他们相信拖拉机维修率百分之百。可如果以布尔什维克的身份说话，就像国家要求我们的，拖拉机和别的机器并没修好，即使修过也是破坏分子修的，他们想阻挠播种，已经得逞。今天是41年5月26，但播种工作尚未结束，即使播种了也是用坏机器干的。播种被破坏了。此外面包房一片混乱，面包标准也是。”

谈完农业，克雷洛娃接着反映她工作的保育院的问题：

“除了党的领导干部的这些丑行，国家教养儿童也不理想。保育院院长库雷舍娃是党员。共青团区委书记滕辛同志收集了她的材料，材料是在保育院工作的共青团员们提供的。材料交给区党委第一书记古尔扎同志，可他不调查、不澄清，不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办事，反而掩盖事实，辞退揭露种种弊病的共青团员们。提交区党委的材料绝对真实，我个人敢以共青团员身份担保。以布尔什维克方式了解和确认情况的同志们都知道以下事实：偷窃保育院食品、瓦解劳动纪律、在孩子们中间进行煽动，和最关键的——非苏维埃教养儿童。库雷舍娃有党证，但没受过任何处分，实际上达尔楚克大尉证明她早就被开除党籍，她丈夫是上过法庭的人民公敌。我亲自找过古尔扎，请他以共产党员身份谈话，他竟然如此答复我向您汇报的所有这些反苏问题——‘出去！黄毛丫头乳臭未干，党的工作轮不到你管。’之后他口头指示开除我，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又禁止共青团区委书记检查儿童教养情况，不仅禁止他去保育院，甚至不准他打电话。区党委对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却因为某种缘故置若罔闻，维护反苏利益。我写这封信的动机是纯粹的、坦率的，我认为这不仅是共青团员的责任，也是每个苏联公民的责任。”

保育院黑幕

克雷洛娃举报信的风格、内容跟1937年党中央和НКВД收到的几千份举报信大同小异，不知为何引起斯大林重点关注，责成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А.А.安德烈耶夫（他也是出身新西伯利亚州的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代表）调查鞑靼斯基地区情况。新西伯利亚州党委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做出决议：

“据不完全数据，鞑靼斯基地区1941年前五个月死亡：马匹——1988、牛只——4722、绵羊——8055、猪——351。牲畜死亡原因是饲料缺乏，多个集体农庄的饲料被挪用，收到的7200公担油粕仅投喂了3000公担。倒毙牲畜尸体出于挑衅目的被堆放在大路两旁直到最近。区农机站拖拉机维修工作恶劣，四个农机站有三个未完成春季拖拉机维修任务。春播工作受到干扰。”

第二保育院的可怕内幕也被揭开：

“现已查明，地区教育局副局长、联共（布）预备党员什洛莫夫道德败坏，伙同鞑靼斯基地区第二保育院院长、联共（布）党员、全文盲者库雷舍娃把保育院变成了儿童放荡之地和淫窟，地区负责干部和部队指挥员都来光顾。库雷舍娃还长期挪用喂养儿童的食品。”

早先克雷洛娃不仅向鞑靼斯基地区领导写信举报，还向新西伯利亚州党委反映情况，都没引起重视：

“克雷洛娃同志把该问题反映给当时在鞑靼斯基地区的联共（布）州委书记索科洛夫同志，但索科洛夫同志不仅未当场采取任何措施，过后亦未向州党委汇报。”

州委决定：

“1.建议州检察长鲁缅采夫同志紧急调查集体农庄公有牲畜灭失及鞑靼斯基第二保育院违法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2.由于А.В.古尔扎同志默许本地区公有牲畜灭失、未采取措施制止在道路上抛撒死畜的挑衅行为，以及回应共青团员克雷洛娃同志声明时的不诚实表现，免除其联共（布）区委书记职务。

3.鞑靼斯基地区地政科副科长В.Г.柯尔帕希科娃同志放任集体农庄牲畜灭失，管理农业工作失败，免除其职务。

4.由于把鞑靼斯基第二保育院变成淫窟并组织保育院儿童发表挑衅性言论反对任命新院长，免除库雷舍娃的保育院院长职务，开除联共（布）党籍，送交法庭审判。

5.联共（布）州委书记Л.К.索科洛夫身在鞑靼斯基地区，明知克雷洛娃同志反映的丑恶行为，不但未采取任何措施，甚至不告知联共（布）州委书记，予以通报批评处分。

6.免除鞑靼斯基地区教育处副处长П.С.什洛莫夫的职务，撤销其联共（布）预备党员资格。

7.第二保育院免除克雷洛娃同志保育院教育科副科长职务的命令不正确，予以撤销。

责成州国民教育局副局长雅科夫列娃同志和联共（布）鞑靼斯基区委限期二十天内为克雷洛娃同志安排学校教师工作。”

岂料次日战争爆发，哪还顾得上执行州委决议？古尔扎从事党务工作前是国安人员，并未失去党籍，而且被认为仍然是个负责任的干部。

阵前杀敌

于是维拉·克雷洛娃奔赴前线，做了相当于中尉衔的助理军医，1941年8月调入步兵107师586团。九月份该师官兵在叶利尼亚攻势中表现英勇，被授予“近卫步兵第5师”荣誉称号。

1941年11月28日西方面军司令员格尔奥基·朱可夫命令授予军医维拉·克雷洛娃等立功军人“红旗”勋章。授勋申请写得磕磕绊绊不通顺：

“克雷洛娃同志八月份到团工作，在为指战员提供医疗帮助方面表现出自己是最佳医务工作者之一，她还积极参加战士和指挥员中间的党群工作。41.10.13我团在安德烈耶夫斯克-佩索奇纳亚地区作战，随即被围，许多指挥员因伤掉队，克雷洛娃同志率领失去联络的辎重队，携带104辆四轮马车、250匹马、586名战士和36名初级、中级指挥员，外加49名伤员，全副武装突出包围圈。”

1942年《共青团真理报》采访克雷洛娃，讲述了关于那次突围的更多细节：

“十月份维拉·彼得洛芙娜所在部队陷入包围。卫生连连长负伤，军医克雷洛娃接替他职务，率领连队随团向东边莫斯科转移，路途艰难，夜晚穿行林间小道和泥沼。部队在А.村附近遭遇德军伏击，机枪扫射。前一天维拉·彼得洛芙娜被流弹打中受轻伤，正乘坐辎重队马车前进。

枪声一响，政委快速跑到辎重队通知克雷洛娃：‘连长，拆掉马车、疏散人员。我们单兵作战自行突围。’

克雷洛娃问：‘移动药房也拆吗？’

不知为何她此时最惋惜的是不得不打碎药瓶。或许她记挂这些玻璃瓶的原因是她要补足团的药品配置。

但政委再也无法回答。他被冲锋枪打死，扑倒在地。

克雷洛娃跳下马车，拉紧缰绳。卫生员、伤员搬运工和驭手们都看着她，她是连长，要等她发令。一些胆小鬼跑向森林。维拉·彼得洛芙娜自己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骑上马的。

她朝着逃兵大喊：‘你们去哪？跟我来，打德国人！’勇敢之人紧随其后。那些原本怯懦的在姑娘面前感觉羞愧，纷纷跟着勇敢者走了。

这个艰苦的夜晚，维拉·克雷洛娃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几个绝望的战士围拢到她身边，既保护她又协助她。

德军经不住打击，开始撤离。

克雷洛娃说：然后我呼唤战士佩图宁，让他带头战斗，别让德军靠近道路。就在我转移辎重队的时候，德国人醒悟过来，又发起进攻。此时我们的炮兵到了，大炮和迫击炮迅速就位开火。而我们听见自己的炮响，都欢呼着冲向德军。有些骑马，有些步行，风卷残云势不可挡。打死他们多少人啊，太可怕了！我们好多还是伤员呢。”

文章还透露了维拉·克雷洛娃短暂被俘之经过：

“她骑马冲得太快，稀里糊涂误把德国人认作自己人。一个德国军官抓住缰绳，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德国兵拽下马。维拉·彼得洛芙娜脑袋挨了一枪托，失去知觉。好在舒尔巴诺夫离得不远，操起冲锋枪击毙军官、士兵。等克雷洛娃睁开眼，一切都结束了，舒尔巴诺夫搀着连长上车，进了森林。”

很难讲这篇战地采访有多少符合实际，又有多少是为了鼓舞前线、后方士气之虚构。反正文章描写的战斗比申请授勋报告写得多。《共青团真理报》称维拉·克雷洛娃带领自己部队两星期打三仗，冲破敌人包围，10月19日抵达谢尔普霍夫。又介绍她曾在阿列克辛市郊和尤赫诺夫市郊负伤，1942年1月在孔德罗沃攻防战中表现突出：

“进攻孔德罗沃期间她随一个滑雪营迂回德军后方，发动钳形攻势把他们挤到城外。那是一条穿越雪堆、白茫茫田野、冻河、沼泽的艰难行军路，但姑娘顽强跟上战士们的脚步。С.村一役，维拉·克雷洛娃痛失团长。她说：我刚从团部出来，见副官牵一匹空马飞跑。我问他团长呢？他说团长死了。我说：你撒谎！他说：是真的，刚刚被打死了，不可能把他拖下战场。”

克雷洛娃说她孤身跑进雪地寻找团长布雷宁少校，帮他包扎伤口拖回树林，遗憾没救活。

之后她再次负伤，治疗后归队。与《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谈话的时候，克雷洛娃胸前除了1941年11月的“红旗”勋章，还挂着一枚“劳动红旗”勋章，但不是因战功授予的。原来，194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授予身在前线的维拉·克雷洛娃“劳动红旗”勋章，表彰其鞑靼斯基地区共青团员女教师的工作。另外由于某种原因，她还获得了“农业杰出成绩”奖。

名声大噪

今日很少人记得，几乎每一位战争期间担任前线记者的苏联作家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有人主要写水兵，有人主要写飞行员和游击队员，还有人写自己熟悉的指挥员麾下部队。

女作家Л.Н.谢伊福琳娜1920年代声名鹊起，战争开始后她着力描写红军新组建的近卫部队和舍身杀敌的年轻英雄。所以，当她读到关于共青团员兼近卫军官维拉·克雷洛娃的报道，认为她很适合做新书女主角。谢伊福琳娜约见克雷洛娃详谈，1942年10月17日给写信斯大林：

“衷心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怀着激动心情写信给您。毕竟直接向您发出个人呼吁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我国任何公民心潮澎湃。我要提一个多少冒昧的请求，请允许我向您和斯大林时代的人民表达满腔热枕。但这封信不是为我自己而写。

1941年女共青团员维拉·彼得洛芙娜·克雷洛娃从西伯利亚给您写信。她发现了一些非法行为，甚至包括直接破坏。由于她勇敢的警觉，这位姑娘遭到坏同志的迫害。您命令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同志到新西伯利亚调查此案，克雷洛娃因而获平反，并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原文如此）。安德烈耶夫同志1941年6月20日抵达新西伯利亚，6月22日莫洛托夫同志在电台用激动的声音通报法西斯入侵的消息。于是克雷洛娃替自己争取了第二份荣誉——自愿奔赴前线。

这位姑娘在西伯利亚是区教育处视察员，但之前毕业于顿巴斯中等医科学校。她以助理军医身份走上战场，从战争之初就一直在战斗——何等残酷的战斗啊！姑娘刚满21岁，已是近卫军大尉，因最近一次负伤第三次获奖。数一数，她身负四处弹痕，战场上痊愈的不计在内。至今她精确击毙德军近千，被她救助的、拖下战场的我军战士大约不少于此数，许多人都听说过军医维拉·克雷洛娃。师长和政委牺牲后，她率领师残余人员突出包围圈。短短一封信说不尽斯大林世代的这位奇女子。我正在撰写关于她的书——分别给孩子和大人看。”

作家、宣传家添油加醋描述克雷洛娃的事迹本不足为奇。但为了让自己的书被出版社快速认可并大量印行，需要得到国内读者赞同，至少要赞同女主角。于是谢伊福琳娜请求领袖：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曾在高尔基剧院当面称赞我写的《维里涅娅》，又在瓦赫坦戈夫剧院贵客登记簿留下您对这部剧的评语，令我的写作生涯终生受用。但对我而言，这位新涌现的女英雄、21岁近卫军大尉，比‘维里涅娅’更亲切。青年女英雄有个心愿：今生能够面见您一次。请满足她吧，斯大林同志。这是我大胆的请求。您在她个人命运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您是她灵魂的工程师。受此殊荣，她将怀着您活生生的形象重返战场。我再次请求您原谅我就此事向您发出的个人呼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话直说最可靠。所以我斗胆直接向您提出热切请求，维拉·彼得洛芙娜目前住在莫斯科大都会宾馆332房间”。

组建部队

看来，克雷洛娃不仅请谢伊福琳娜写信转告心愿，还拜托高官朋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А.А.安德烈耶夫促成她跟斯大林会面。克雷洛娃大尉求见最高统帅的理由很充分：提议组建女子步兵部队。1941年9月8日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成立女子航空团，1942年3月开始征召女共青团员参加防空兵，4月安排女性逐步替换通信部队男兵，5月海军接收女性服役。克雷洛娃用自身经历证明了女步兵在战斗和指挥方面不比男性差。

不过这项提议并非首创。1917年玛丽亚·波奇卡列娃组建女子突击营，主要目的在于鼓舞二月革命后前线俄军的低落士气。虽然波奇卡列娃的试验昙花一现，但到了1942年红军损失惨重、斯大林格勒岌岌可危之际，建立女子步兵部队的想法被认为是及时且必要的。

1942年10月24日深夜斯大林接见安德烈耶夫和克雷洛娃，他们仨的部分谈话由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作陪。于是国防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奉命筹备组建女子步兵部队。

一周后，1942年10月31日别利亚科夫少将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Н.А.米哈伊洛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与А.А.安德烈耶夫共同商讨的国防委员会《关于组建独立女子步兵旅》草案，最高统帅审阅后仅修改拟组建部队名称。1942年11月3日决议通过。

不测风云

尽管女子步兵旅的选拔标准十分严格，教育程度、政治背景、家庭出身经过重重审视。但待遇很差，训练繁重，三餐单调，住房恶劣，甚至有扒火车去邻镇洗澡丧命轮下的。一些学员苦中作乐，把部队缩写ОЖЗСП解释为：“哦女人你何必来此”。

历史学家В.И.彼得拉科娃2013年博士论文指出，女性编入步兵旅后问题层出不穷：
“指挥员经常违反军纪，加之学员有时无法忍受道德和心理压力，导致从1942年12月起该旅逃兵现象频发”。

种种乱象之下这支部队实际无法遂行作战任务，但上级似乎认为加强训练就可以改正过来。与此同时，副旅长克雷洛娃少校继续沉浸荣光中。作家谢伊福琳娜写给孩子看的书已经由国家儿童文学出版社发行，写给大人看的正奋笔创作。采访克雷洛娃的记者无不钦佩她的英雄气概、漂亮大辫子、勋章和伤疤。报道越来越多，描述跟着走样。比如《共青团真理报》介绍克雷洛娃战前是十年制中学地理老师，而谢伊福琳娜则称克雷洛娃是区教育处视察员。新书描述孔德罗沃市战斗细节，卫生连连长克雷洛娃赫然成了空降营副营长，营长阵亡后她带领官兵发起冲锋，“同时肉搏三个德国兵”，圆满完成收复城市的任务！

另外，克雷洛娃短暂被俘受苦的经历也被扭曲，似乎引起个别人对“忠诚”的议论。克雷洛娃觉得自己和领袖的私交足以抵御任何飞来横祸，可惜她想错了。

此人1943年具体遭遇什么，如今只能一点点拼凑。但所有已知细节共同指向以下情况：库尔斯克会战前夕，上级准备调动女子步兵旅上前线，配发了新军服和口粮。克雷洛娃对这样做的合理性表示怀疑，说万一女战士被俘将使国家蒙羞，希特勒的宣传机构肯定大做文章诋毁红军太虚弱，竟派女人上前线。

众所周知告密比音速快，国安机关立刻掌握克雷洛娃言论。闹了半天，原来这女人故意欺骗上级，说服领袖建立根本无力作战的部队啊？如此一来，逮捕就是必然的了。此外战友还多次投诉她酗酒、财务欺诈、跟下属谈恋爱等，甚至怀疑她被俘投敌、暗通德国。1943年11月НКВД逮捕克雷洛娃，1944年4月НКВД特别会议判处她劳改营服刑三年。亲属透露克雷洛娃1951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世，享年31岁。另有说法称遭枪决。死后未平反。

克雷洛娃被捕也连累了作家谢伊福琳娜。她的书中止出版，自1920年代之后的首部重要作品永远停留在草稿阶段。谢伊福琳娜陷入严重创作危机，至死没缓过劲儿来。

1943年10月29日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陆军上将安东诺夫向莫斯科军区各部队首长传达命令：

“国防人民委员会命令：
1.驻扎在奥恰科沃的女子志愿步兵旅，限11月20日之前就地移交给НКВД部队。
报告执行情况”。

随后该旅调往斯摩棱斯克州并入后卫部队，女兵们继续在哨所执勤，执行查验证件、围剿匪帮和破坏者、缉拿逃兵、保护重要设施等任务，期间偶有战死和自杀者。1944年7月31日女子支援步兵旅解散，多数人回原籍，少数人编入其他部队。

延伸阅读：

一个基辅女人的战时日记

略论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酗酒问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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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神甫、政论家、历史作家尼古拉·萨夫琴科毕业于彼得堡理工大学工程控制论系。他完全利用公开材料，借助数学方法证明，如果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组织供应方式，饥馁死亡者将会减少很多。

尼古拉·萨夫琴科分析文献研究城市供应情况，估算1941年夏季的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未沦陷地区储存了多少食品。他试图厘清“致命大封锁”期间食物是怎样在不同人群间进行分配的，是否有可能挽救几十万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数字。

萨夫琴科：
我父母是大封锁幸存者，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只有一个叔伯参战负重伤，大封锁开始当天下葬。其他叔、舅和姨们几乎都熬过来了。我从小听亲戚们谈论围城岁月，所以这件事一直萦绕心头。我认为列宁格勒被围期间最严肃、最紧要的问题是食品供应问题。虽然许多数据仍待公开，但战后这么多年官方出版大量材料，各种数字被学界引用讨论，社会渐渐知道了当时居民的供应标准，工人、职员、被赡养者和儿童某些月份领取的配给票证数量，以及登记的死亡人数。然后开始出现每日食品消耗量的信息，这样就进入了可以用普遍数学规律把全部数据联系起来的阶段，从而呈现出更完整的画面。我相信我的文章已经达到这个目的，其中没有杜撰的数字，一切都基于已在学界流通的官方材料。此外，苏联时代已经出版过若干历史著作，解体后亦然——例如各个时期市内各种食品的存量，是极具价值的信息。

记者：
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萨夫琴科：
我想首先应该谈谈围城的象征，也就是著名的“125克”。实际连这个数字也被大大美化过了，无法反映惨剧的真正样貌。对被围困者而言125克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饥饿的尺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制作面包除了用面粉还要用水，标准面包含水率32%，但1941年12月的“围城面包”含水率提高到68%——超出规定两倍多。此外还掺入大量热值为零的纤维素，掺了纤维素的面包一望即知。各个时期的官定面包配方我都计算过，如果减去水、25%的纤维素、3克盐和约18%油粕，那么1941年12月的125克面包仅含50克面粉，约两小勺，仅此而已。

记：
您的文章详细强调了纤维素，写道：尽管经过清洗，仍有残留的硫和亚硫酸、白垩和亚硫酸盐，令面包食用者中毒，破坏了他们的肠道菌群……

萨：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列宁格勒有很多手段养活市民，但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围城之初列宁格勒方面军有六万余匹马，多数活到封锁结束。而人民纷纷倒毙，官方承认63.2万，但若算上疏散过程中死亡的和未统计到的，应该80多万人。其他数字我认为没有历史根据。所以，人死了几十万，马却吃油粕、麸皮幸存，这些东西如果发给市民，可以煮粥糊口，热量只比小麦或燕麦低三分之一。当时平均五个战士一匹马，甚至波罗的海舰队也有上千匹。我研究过兽医褒奖名单——凡获奖的都是成功防止军马死亡的。除油粕和麸皮外，饲喂军马的骨粉也可以做肉汤。而且市郊还有许多牛，官方统计1941年列宁格勒州包括马匹在内的私人牲畜总头数约120万。另一方面，相当于列宁格勒州三分之一面积的拉多加湖对岸地区未沦陷，那里的牲畜属于“列宁格勒饮食业管理总局”。可这些牲畜并未送进城里，反而往东疏散了。

目前已知面包、谷物和稻米之库存，但列宁格勒饮食业管理总局的供给能力问题暂未充分调查。传统观点认为：城市被封锁，跨拉多加湖物资运输能力有限，所以人民饿死。其实面包够吃，油粕和麸皮也够吃（后者通常较少被提及），外加蔬菜。曾有研究给出数字：1941年9月市内储存蔬菜约8万吨，包括卷心菜、甜菜、胡萝卜、饲料甜菜和土豆。如果把这些分发给遭围困的居民和战士，那么从九月份到1942年新年平均每人每天可吃200克，终究强于125克吧。可实际上蔬菜怎么分配的呢？4万吨供应部队，4万吨供应地方——但不是人人凭票领取，而是进入了企业和某些机关的食堂供少数“精英”食用。

总之，我的研究使我们得以详细了解列宁格勒大封锁期间的所谓特供食品数量。政府公布了每日食品开销的文件，不难算出每天凭票购买每种食物要花多少钱。结果发现，任何地方食品的实际购买价格一律比凭票供应的价格高20-45%。溢价如此之大，印证了被围困市民家喻户晓的秘密：市内一大批人享受特供。我们知道食物的总消耗量，也知道票证的发放量，计算结果甚至显示出特供比例的逐月变化。困守列宁格勒的约280万平民中有30万-50万特权者，就连1941年12月-1942年1月最艰难时期也有。他们包括党员和大企业、大机关职工，既领取微薄的食品票，又配发充足食物，无一人饿死。

我能理解市政当局选择优待部分人，但我要明确指出：市内拥有足够多食物，本可以不让任何人饿死。而且当局以这种方式分配食物，导致吃特供者获得的食物五倍于被赡养者、儿童和普通职员。

据统计，仅三分之一票证是250克面包的“工人票”，其余都是125克。硬性规定前线绝不允许短缺肉、油、糖和面包，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兵员约66万，按照给养标准吃肉饼、肉汤。

我曾分析列宁格勒方面军军需部的表彰令和勋章，许多是发给保障有力的单位或个人。1942年1月遵照斯大林命令不仅提高部队给养，还组建了军需仓库。也就是说，城内饿殍遍地的时候仓库堆满了供方面军消耗20天的粮食、油和肉，从未减少，1月中旬更增加到30天……

记：
这是否意味着有可能养活所有人？

萨：
我要说的是，为了养活被围的战士和平民不让一个人饿死，每天需要1500吨食物。从1941年封锁开始到1942年1月1日，平均每天供应330吨，也就是五分之一。当时列宁格勒人靠五分之四的旧库存和五分之一的外来物资活着，某些品类十分之九是旧库存。易言之，“生命之路”几乎没起什么作用——这话很刺耳，但是事实。列宁格勒有各型汽车几万辆，往来冰面运输的约2000辆，仅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且利用效率不高。

记：
是不是汽油不够用？

萨：
够用。跨越拉多加湖的铁路罐车一天就能运输1500吨汽油，从奥西诺维茨基港到科博纳或日哈列沃，卡车慢速行驶一个来回需要三个小时、19升汽油。1500吨汽油足够保障这些（载重）一吨半卡车了。话虽如此，但很不幸，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就算有寒冷和汽油问题，急需赶过拉多加湖的马群却没赶过去。列宁格勒挨饿的时候，附近沃尔霍夫方面军马匹每天吃的燕麦相当于全市人吃的小麦。当然基层军官不能自作主张，所以要问司令部：为什么沃尔霍夫方面军需要7万匹马？这些马能不能送进城拯救人命？马吃的燕麦也该供给人吃。但这些燕麦装车拉到列宁格勒仓库喂马，运量多少、库存多少都有相关材料，一直在增加。

再者，当时列宁格勒州谷物种植面积广。1940年冬普降瑞雪，粮食收割量大且收割及时，源源不断补充国家物资储备。米高扬儿子回忆录有个著名片段：日丹诺夫说列宁格勒粮仓已满，别再运啦。令人惊讶的是，他不知道并不是莫斯科把粮食运进被封锁的列宁格勒，而是从夏末已经爆满的本州粮仓向外输送。粮食一去无回，因为有命令——不给敌人留一克面包。列宁格勒三分之一未被占领，这里不是指面积，是就农业地区人口而言，约17万吨粮食交付国家，数量庞大。

现代人阅读围城历史，会把列宁格勒想象成无力自保的城市，自己种不出粮食，莫斯科应该支援却不支援。但事实不是这样。和平年代列宁格勒州的口粮一半靠自产，1941年从沦陷区运出粮食，所以它不仅能保障本州和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市，还能交付国家。在市苏维埃执委会领导下，列宁格勒州的粮食被运往大后方。直到12月底仅仅经水路运入2.3万吨，封冻后又经“生命之路”运来1.2万吨。飞机不拉面包，只空运高热量食物——专供特权阶层的五千吨熏制食品和浓缩食品。如果考虑到输出粮食的数量，其实是足以养活军民的。至于运输手段，一艘大型驳船加两艘中型驳船每日运力1.5万吨，可惜两天才发一次船。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各类小型船只和拉多加区舰队的军舰。但运输问题对于市政当局从来不是问题。我重复一遍：当局知道市内有8万吨蔬菜、几万匹马和家畜，以及国家储备。我们知道库存物品的总价值和品名，从而算出1941年9月约有500万瓶葵花籽油、1000万听半公斤装肉/鱼罐头和5000吨糖。

记：
那么如此可怕的饥荒究竟因何发生呢？

萨：
政府当时不注重养活平民，他们的任务毫无疑问是维持部队。顺便说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围攻列宁格勒的纳粹和芬兰士兵的人数，是城内吃军粮的战士和水手的一半。这听起来很刺耳，但事实如此。此外1941年10月红军战士的给养标准高于德国和芬兰兵，换句话说，城内平民忍饥挨饿的时候，部队每天消耗的食物两倍于围城敌军。

德米特里·巴甫洛夫负责围城期间物资供应，1942年1月担任红军食品供应局局长，他在书中明确而直率地指出红军给养标准高于纳粹军队和全世界其他任何军队。诚然1941年11月起标准被削减，列宁格勒方面军官兵吃得比纳粹少了，但次年2月份完全恢复到原本水平。

一些大封锁幸存者回忆部队曾进城分发食物，一些官兵也记得自己背包装着罐头和土豆，而周围的人陆续死掉。当然了，二线部队也有吃不饱的现象，我研究过列宁格勒方面军后方部队最低伙食单：早餐是加一勺葵花籽油的一小盘稀粥、两块面包、一杯加一勺糖的茶，午餐是半盆五花肉汤、少量通心粉、一小块肉饼、两块面包，晚餐跟早餐一样。最艰苦的时候儿童、被赡养者和职员领取125克面包，正如我之前讲的，面粉含量仅50克，但二线部队有肉饼、肉汤。

记：
那么如果政府在食物分配上公平一点，就不会发生大规模死亡了吗？

萨：
当然！毫无疑问。要知道城内有66万官兵，以及30-50万吃特供者，等于100万人饮食正常，250万人不正常。好好安排就不会饿死人了，但政府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的行为在其他城市亦然：敖德萨疏散的时候居民吃不饱，部队食物足够。也就是说，列宁格勒1941年冬-1942年的情况跟苏联疏散的每个前线城市几乎一样。

普遍的规则是：运走所有粮食，优先保障部队和特权阶层，面临沦陷威胁的其余人他们不关心。众所周知1941年10月斯大林认真考虑过交出列宁格勒，当然他不愿这样，但我们今天知道曾为此进行谈判，斯大林害怕列宁格勒方面军投降，重蹈基辅被围和勒热夫-维亚泽姆斯基被围之覆辙。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实用主义的、冷酷无情的、习惯性的，我们不必大惊小怪。12月1日面包告罄，军事委员会甚至讨论要不要在列宁格勒停止分配面包——结果的确这样做了。而他们讨论的时候，市内仍有20天军需给养，有一万多吨油粕和麸皮勉强果腹，有足够的肉骨粉煮汤，还有蔬菜和土豆，但这些都是为前线和特供保留的，管供应的人领了勋章升了职。市内有军犬大队，整个封锁期间饲料够吃，大队长由于养狗立功被授予奖章。还有一间НКВД的训犬学校，也保障饲料。

记：
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想到牺牲动物挽救大人、小孩？

萨：
高级干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基层人员只能奉命行事，他们本身就是吃官饭的，也亲眼目睹了饿死大批人的惨象。负责列宁格勒供应工作的巴甫洛夫同志获提拔，管理整个红军的补给，他写的书首次披露官方数字，如实反映了列宁格勒被围期间的供应情况。这些数字虽不足以构成数学模型，但随着数字越来越多，最终有可能解开这庞大方程组。当然，我们仍需获取新数据、新材料，情况会愈发明朗，但目前总体情况已经显而易见。主要结论如下：列宁格勒市本有可能通过拉多加湖小部分湖面输入粮食、在冰面上驱赶牲畜，但没这样做，因为没有相应命令，上级也没有这种意图。罹难者被英雄化了——同样出于政府的利益。这项研究的每一句话都不是贬低列宁格勒普通民众的壮举，相反，更彰显他们忠诚、不认命、孤立无助、承受牺牲的姿态。

尼古拉·萨夫琴科其他文章的结论更加严厉，指斥政府：“以牺牲大多数居民利益为代价，维持‘特权阶层’的高热量膳食标准。在绝不否认侵略者对列宁格勒平民死亡负责的大前提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А.А.日丹诺夫领导的市政当局再分配食物的方式导致被围困城市人口大量死亡”。

延伸阅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绝密

苏联一级国家安全委员

В.Н.梅尔库洛夫同志

莫斯科市

特别报告

关于武器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106“莫洛托夫”工厂弹药生产情况。

现查明武器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106厂地雷和航空炸弹生产形势严峻。

该厂经年累月未完成地雷生产计划，大批量制造缺陷地雷，然而厂领导在呈送人民委员部和党组织的正式报告中掩盖实情，提供了100%完成计划的假消息。

比如，今年11个月呈送武器人民委员部的报告显示该厂完成生产计划如下：120㎜地雷261300枚，航空炸弹(АО-25)55000枚。

实际截至今年12月1日，也就是超过11个月，该厂只生产了不到17700枚地雷、5000枚航空炸弹。

此外，交付军代表的243600枚地雷中，超过100000枚（相当于4个月的生产计划）被拒收并退回工厂消除缺陷。

以货币计算，截至今年11月1日该厂缺陷产品合计3220000卢布——不包括11月被退回的100000枚地雷。

导致该厂陷入此种困难境地的主要原因是：
1.厂长特列季亚科夫和总工程师皮扬科夫监督弹药制造不力。他们不愿对大批量生产缺陷产品的危险信号作出反应，无视品质追求数量。
2.由于维修工作不充分、不及时长达一年半，导致机床设备磨损。工作上使用的是磨损的、需要修理的器械、夹具、金属模和芯盒。
3.技术检验科对弹药生产疏于检查。厂领导和车间主任无视技检科的要求。
4.哄骗武器人民委员部弹药军代表预付款，之后为抵补预付款不得不搞突击生产，结果造出大量有缺陷的不合格弹药。

工厂生产的不合格弹药直接始于铸造车间。

铸造车间经常收不到废铁、废钢，虽屡次询问人民委员部，仍无废钢运来，而人民委员部供应缴获废钢的承诺始终未兑现。

个别月份（今年八月）铸造车间废品率高达44%。

铸造车间运转不灵导致工厂其他车间停工和业务不良。

不合格的地雷外壳从铸造车间（绕过技检科检查点）运至机械加工车间。由于机械车间设备磨损、工具低劣，产品缺陷（螺纹错位、起爆筒在地雷壳体悬空、稳定面偏心）数量大增。

工厂总机械师佩雷尔森未采取措施修理设备。由于8月-9月未修理机床，4号机械车间工作混乱，废品率100%。

十一月份4号机械车间加工地雷外壳24878个，4687个不合格。

机械车间的残次品影响了5号装配车间的工作以及向军代表交付成品。

厂领导非但不打击缺陷，反而放任自流，组织突击生产，不顾品质追求产量。

军代表罗扎诺夫眼见该厂大量生产不合格品、厂领导不采取果断措施消除缺陷，遂写信向边区检察长举报大量不合格地雷被该厂放行。军代表过问之后，№106厂领导仍不加强产品控制和打击缺陷，未采取任何果断措施，因此事实上助长了残次品的生产。

技检科的合理要求被无视。

例如，5号车间主任格列柯夫和阿尔丘辛未经技检科同意包装了2000枚航空炸弹，这些航弹油漆尚未晾干。技检科提出反对，说按照技术规范这些航弹不能这样包装，并拒绝交付军代表，于是二人指示搬到外面的成品仓库去。尽管存在明显缺陷，厂长特列季亚科夫仍然与军代表巴拉诺夫谈判让他接收这批炸弹。只是在技检科的坚持下，这批在工厂存放3个月的炸弹重新除锈、涂漆，经技检科签字验收后交付军代表。

该阿尔丘辛还曾自行撇开技检科向军代表交付过两批航弹。技检科要求排除某些缺陷，但车间主任拒绝，而军代表巴拉诺夫同意接收。

今年十一月，2号车间主任罗曼诺夫使用不合格模具冲压航弹稳定翼锥体，造成1500个锥体存在缺陷。虽然技检科提出警告且拒绝验收，车间主任却认为适合进一步加工，将缺陷产品发往13号车间。

厂领导对技检科施加的压力和车间主任对技检科的无视，导致技检科工作人员严重放松了品质控制，该厂生产的大批缺陷产品被交付给军代表，继而运送给弹药整装厂和部队单位。

1944年11月弹药人民委员部№637整装厂针对№106厂地雷产品提出投诉，指出50000枚地雷存在不适合进行整装的缺陷。№637厂调查发现№106厂地雷主要存在：外壳切口和火帽对不准；火帽在外壳上悬空；外壳定心加厚位置减薄；壳壁厚度不均；外壳生锈等其他不能接受的重大问题。

检查№106厂交付军代表的56000枚地雷，同样发现上述缺陷。因此该厂制造并交付军代表的106000枚地雷已退回工厂，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排除缺陷。

在收到№637厂关于50000枚地雷的投诉后，№106厂领导本应得出必要结论并加强本厂技术检验工作，确保严格遵守技术流程防止产生残次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柴油机维修之故，今年11月10日-11日暂停向4号机械车间供应模压地雷外壳所需的空气。总工程师皮扬科夫不等柴油机维修结束，指示4号机械车间主任苏哈诺夫临时将模压排除在制造工序之外，径直让地雷外壳进入下一步加工。苏哈诺夫绕过技检科检查点，遵照总工程师的指示开始下一步加工。然而11月11日技检科对地雷外壳进行气压测试时发现，4000个走完制造工序的地雷外壳竟有1000个残次品，存在壳体扭曲等问题。

№106“莫洛托夫”厂的系统性缺陷，还交织着欺瞒、蒙骗武器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由于九月份生产计划未完成，特列季亚科夫厂长9月25日打电报给武器人民委员部诺索夫斯基同志（译注：时任武器人民委员部炮兵局局长纳乌姆·诺夫索夫斯基），声称因本厂自月初缺少黏土砖和废钢之故，九月生产计划无法足额完成。他在这份电报中请求将九月份生产计划延期至10月9日。

事实上黏土砖和废钢月初时已经在厂内了，而且数量充足。

该厂九月份地雷生产计划30000枚，最后仅完成17000枚。但区军事工程师波萨什科夫签字认可完成25000枚，特列季亚科夫更谎报人民委员部称九月份30000枚地雷生产计划100%完成。

武器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也为欺骗性报告出了力。

例如，1944年10月14日武器人民委员部收到局长诺维科夫电报，声称九月份政府最终接收№106厂产品如下：大炮 (ОБ-25)——50门，地雷——30000枚，航空炸弹(АО-24)——5000枚。诺维科夫建议特列季亚科夫据此向人民委员部提交报告，后者照办。

1944年11月12日副人民委员米尔扎哈诺夫同志发电报给特列季亚科夫，称十月份政府接收№106厂大炮 (ОБ-25)共65门，建议他据此提交报告。该厂十月份实际生产70门炮，但特列季亚科夫按照米哈尔扎诺夫同志的意思报称仅生产65门。

在人民委员部批准及未批准的情况下长期伪造报告的结果是，该厂未被发现的未交付订货达地雷17700枚、航弹5000枚。

尤其是，该厂制造一门炮需花费1600个工时或更少，但提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却说制造一门炮(ОБ-25)需要1786个工时。这误导了人民委员部制定的该厂月度生产计划，向国家隐瞒了制造大炮的真实能力。

综上所述，以厂长特列季亚科夫、总工程师皮扬科夫、总机械师佩雷尔森和总设计师希里亚耶夫为代表的№106“莫洛托夫”厂领导层的反国家行为，在1944年令国家遭受几百万卢布物质损失，令前线缺少125000余枚地雷和航空炸弹。自然，这一切也影响到工人经济状况，因为事到如今工厂陷入了无钱给工人发薪的窘境。

已将情况通报联共（布）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办完手续后将追究有罪者刑事责任。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局临时代局长、二级国家安全委员 С.戈格利泽
1944年12月18日

批示：
“乌斯季诺夫同志会同基尔皮奇尼科夫同志和鲍利索夫同志。研究一下，理出头绪，惩罚责任人并报告结果。Л.贝利亚 45.1.2”

（译注：乌斯季诺夫时任武器人民委员，基尔皮奇尼科夫是国家计委副主席，鲍利索夫分管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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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Л.П.贝利亚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局临时代局长戈格利泽同志关于武器人民委员部№106工厂弹药生产不正常情况的特别报告，现汇报如下：

戈格利泽同志信中提到的№106厂1944年度120㎜地雷计划未完成、生产有缺陷地雷及其他问题已得到证实。

采取以下措施整顿武器人民委员部№106工厂和红军总军械局的工作：

1.解除№106工厂厂长特列季亚科夫同志的领导职务；
2.给予总工程师皮扬科夫同志严重训诫和警告；
3.厂技检科主任解除职务；
4.区军事工程师波萨什科夫上校降职，调任高尔基市军代表；
5.重新检查早先被拒收的全部120㎜地雷外壳并送去整装，发现缺陷率约6.5%；
6.已派遣武器人民委员部专家（冶金学家、技术部门负责人和人民委员部调度员）到厂提供技术协助并改善其经济活动；
7.重新修订工艺流程，重新安排外壳生产线。更换了检查-测量器具。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106厂今年1月、2月的表现开始好转。弹药生产计划得以完成，生产品质有所改善。

В.里亚比科夫
Н.鲍利索夫
П.基尔皮奇尼科夫

（儿按：本文所称武器人民委员部№106厂即哈巴罗夫斯克市“莫洛托夫”国立机械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制造反坦克炮、迫击炮、地雷和航空炸弹。战后多次改名，自1959年起生产船用柴油机和柴油发电机。1992年改制为“达利柴油机”公司，2004年宣布破产）

延伸阅读：

卫国战争前夕苏联军火残次严重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39年秋苏联军队轻松夺取波兰东部，紧接着换穿波兰军大衣开赴波芬边境，把那里的工农从“芬兰白匪”手中解放出来。斯大林希望苏联恢复1917年之前俄罗斯帝国的版图。1939年11月29日列宁格勒军区下发命令称：“我们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去芬兰，而是作为芬兰人民的朋友解放他们脱离地主和资本家压迫。我们此行不是反对芬兰人民，乃是反对迫害芬兰人民、挑唆对苏战争的卡扬德-埃克诺政府。”

苏联出动士兵42万余、飞机2500架、坦克2300辆、各种火炮约2900门，芬兰只有25万正规军、270架飞机、64辆坦克御敌。12月2日战争第三天，《列宁格勒真理报》刊文称：“人们情不自禁地欣赏着用最新式狙击步枪和闪亮的自动轻机枪武装起来的红军豪迈战斗员。两个世界的军队正面交锋。红军最爱和平、最英勇、最强壮，配备最先进的武器，芬兰政府卖身投靠资本家，强迫军队放枪放炮。而这些枪炮，说实在的，都是些破烂旧货。”

卡累利阿地峡滴水成冰，坦克集群渡过谢斯特拉河，每次停车休息政治指导员都会放一张新唱片鼓舞士气。声情并茂的男高音歌咏秋天阳光，人人都相信这次交兵将速战速决。一线部队获得了关于瑞典边境线的详细指示，以免不小心侵犯瑞典领土。

但事情从刚开始就偏离计划。红军官兵夺取拉亚约基火车站，却没多少平民出来欢迎他们。指导员的唱片放了一张又一张，可是歌中描写的芬兰美女在哪儿？大部分芬兰妇女都参加抵抗组织“洛塔斯瓦德”了。苏联士兵深感不解：“我们要解救的人呢？芬兰人的生活比我国集体农民好得多”。于是把能找到的老百姓统统聚拢，遣送苏联卡累利阿地区伐木。

随着逐渐深入芬兰境内，遭遇的抵抗越来越强。白天几千个战士死于毫无意义的进攻，伤员躺卧雪地活活冻死。天黑芬兰狙击兵从树林精确射击，令红军夜不能寐。指导员的唱片机被炮弹炸碎，歌声戛然而止。

12月的索穆萨尔米战役芬兰军击毁、烧毁239辆苏联坦克，重挫第44步兵师和163步兵师。见此惨败，一位红军坦克兵害怕上级找借口枪毙自己，索性举手投降。历史没有记下这位坦克兵的名字，他只是1938年初冬斯大林派出的几十万人之一。但记者在芬兰档案馆找到一份致芬兰政府请愿信，可以推测出自此人之手：“部长先生！求求您了！不要送我回苏联！我的灵魂在芬兰人民面前无罪，别让我灭亡！我愿意工作挣一块面包。尼基弗尔·顾巴列维奇”。

延伸阅读：

红军战士口中的冬季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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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安德柳申科

“三次大战”和“千口棺材”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义务向国家领导层汇报民众对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看法。1979年12月末——即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国安部门集纳民间反应的第一份报告已呈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案头。次年1月份又连续提交三份相关报告。

这些报告照例以官话套话起头，介绍大部分人对当局开战决定的正面观感：“……乌克兰劳动者持续关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事件发展进程，完全拥护、赞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积极友好立场，认为有助于稳定该国局势，表示对四月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以及在ДРА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译注：1978年4月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穆罕默德·达乌德·汗总统，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ДРА)）

随后是特务和线人四处搜集到的群众看法具体例子（注明身份）。

首先，今人谈及出兵阿富汗常用的一个理由：“我们不打美国人也会打”，早在当年就已经出现了。其次，罗列那些不赞同军事行动之人的言论。

开战之初，一些人担心自己或亲戚将不得不去遥远的异国“捍卫社会主义成果”。还有人猜测美国将会攻打伊朗（刚刚发生过反西方的伊斯兰革命）进行报复，从而导致苏联和美国交战。

另一些人则疑惑派兵出境怎么能够帮助实现和平，为什么干预远方的、莫名其妙的冲突，以及苏联何必花费大量资源和精力支援穷国。

罗夫诺州居民Ф.丘赫直截了当表示：“苏联乱管闲事，毫不怜惜自己的兵。这次又要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一样了。我们的部队要在阿富汗长期驻扎，我们的许多战士会死”。

乌曼市民族主义者娜杰日达·苏洛夫采娃也把出兵阿富汗同“捷克事件”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等量齐观（她支持索尔仁尼琴，早被当局盯上），一名克格勃“业务信源”（特务或线人）明确指出苏洛夫采娃收听外国电台广播后发表了“政治有害”言论。切尔卡瑟州卡涅夫市某厂钳工Я.麦罗博达也听过“敌台”的阿富汗事件报道，他跟同事聊天抱怨苏联媒体基本没怎么报道这件事，反而西方广播讲得详细。同时，该麦罗博达支持出兵。

无论支持或反对，大家都相信这将破坏半年后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

基辅市民К.弗里德曼被克格勃称作“活跃极端分子”（他是申请移民以色列被拒绝的犹太人），他将侵略阿富汗同1939年占领波兰相比较，认为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着战争进行，逐渐出现苏军大批伤亡的传言。1980年3月罗夫诺市五十四岁男子М.乌里扬宁告诉朋友：装殓士兵遗体的17口棺材运到他当司机的本地机场，又说这些人都白死了。

两名切尔尼戈夫市民：退休老头И.拉祖莫夫斯基和教师Б.别列佐夫斯基告诉克格勃线人：“听说大约一千个阵亡士兵的棺材从阿富汗运到莫斯科”。看报告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怒从心头起，在此二人姓名下划线，又在空白处批注“这些内奸呢？”显然，领导要求“采取措施”了。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但俩人未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很可能“预防性谈话”而已。

不过，预防性谈话和官方警告也未必管用。比如日托米尔州的德米特里·马祖尔，克格勃自从1960年代末就知道他是持不同政见者，尤其他曾屡次反对乌克兰的“俄罗斯化”和镇压“布拉格之春”。1980年当局收到马祖尔同村人十几封举报信，控诉此人说“苏联对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援助是侵略行动”，并怂恿交谈者去听西方电台。遂派员搜查马祖尔家，除发现其他“罪证”外，另有一封写给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伊琳娜·卡里涅茨的信，信中谴责阿富汗战争，声称苏联士兵中间存在恐慌情绪。
同年马祖尔因“反苏煽动和宣传”被判处6年劳改+5年流放。

“美好的新年礼物”

国安部门对留苏的阿富汗学生同样密切监视。战争爆发时约有九百名来自亚洲各国学生在乌克兰的大学、军校和警察学院读书。

根据克格勃说法，大部分阿富汗人对祖国事态的观点跟苏联人民一样，也就是振奋和赞成。基辅大学法赫德·帕尔瓦兹形容12月27日推翻哈菲祖拉·阿明总统是苏联人民的“美好新年礼物”，哈尔科夫阿富汗同乡会会长、研究生乌布杜尔·夏尔认为，如果革命是苏联协助进行的，那就一切正常。
但也有人谴责苏联向他们国家派兵，例如伏罗希洛夫格勒（译注：卢甘斯克）机械制造学院留学生穆罕默德·尤努斯·霍卡米。他最终因“成绩不良”被开除，为了声援他，24个阿富汗学生同时旷课一天。

国安部门还关注阿富汗侨民内部政见之争。有支持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哈利卡派”和“帕查马派”，也有支持被苏联特种部队击毙的前总统哈菲祖拉·阿明总统的一派，各执一词吵闹不休。有时候吵不出结果，对立双方干脆抡拳头解决问题。例如1980年4月“哈利卡派”和“帕查马派”在敖德萨工学院宿舍大打出手，8月份阿明支持者和被阿明干掉的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支持者在基辅州一处保健营发生混战。

暗中反对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公民不能走上街头公开批评政府发动战争，所以人们采取隐蔽手段：匿名传单、写信、墙壁涂鸦等，呼吁从阿富汗撤军。做这些事的人不一定出于政治动机，不一定就是明确反苏，有些人只是害怕被动员上前线或发生全面大战。但他们都明白后果——异议者会被克格勃追捕，万一被揭发举报就要锒铛入狱。

情报显示，针对阿富汗战争的匿名抗议在1980年春季达到顶峰。

四月份胡斯特市百货商场经理拿着试衣间拾获的传单到克格勃办公室报案，该匿名作者写道：“诸位！如果你们爱惜自己儿子、丈夫的性命，以及我国士兵的性命，就不要让他们被派去阿富汗送死。他们的生死取决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起来反对政府吧。重印这传单。我们不想为别的人土地而死。我们要斗争！”
不久又在利沃夫发车途径胡斯特的火车厢内发现类似传单，调查乘客确定了作者身份：利沃夫女青年Я.萨甘。该女子承认在工作场所听到阿富汗苏军伤亡惨重的流言，促使她撰写这些传单。她男朋友也在苏军服役（所以坐车去胡斯特探望），因而担心他的命运。国安人员放走萨甘，但对她展开暗中侦查，希望找到“可能的教唆者”。

一星期后基辅有轨电车上再次发现传单，“自称所谓言论自由团体，诽谤我国内政、外交政策，声称似乎有阵亡苏联军人的棺材从阿富汗运来，并呼吁定期收听外国广播节目”。

赫梅利尼茨基州铁路职工整理邮件时发现匿名明信片，准备寄给苏联主要报纸之一：《劳动报》编辑部，写着：“抵制奥运会！自由阿富汗！卡特总统光荣可敬”。克格勃原文引用上述内容，指出作者还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进行恶毒攻击”（克格勃官话，所谓“领导人之一”代指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有人试图把反对阿富汗战争的信传出国去，克格勃曾截获一封从卢茨克寄往美国之音电台编辑部的信。1980年12月又查获一封基辅寄往本市地址的信件，作者自称20岁长子死在阿富汗：“我二儿子16岁了，等待他的是什么？波兰？不行！不能让他们把我孩子变成讨伐队员”。这里要提一下，当时波兰团结工会的抗议运动如火如荼，许多人坚信苏联即将重演12年前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戏码。
两封信分别号召人们到无名烈士墓举行示威抗议，据说时间定在1月1日。克格勃瞪大眼睛加强邮政检查，协同警方做好准备驱散抗议。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有匿名的也有不匿名的，切尔卡瑟居民列昂尼德·马雷舍夫就不打算隐藏自己身份。他向苏联党和政府、大报编辑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著名反战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寄送“诽谤信”，反对阿富汗战争。1981年4月马雷舍夫因“反苏”罪名被起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表示同意。法院如何判决，我们不得而知。

一小撮喜欢搞恶作剧的人利用民间惧怕大战的心理胡作非为。1980年1月份某晚，文尼察州两个村庄、一座火车站的无线广播三次报警：“注意！注意！公民们，防空警报。大家快进防空洞。阿富汗发生战争。美国进入苏联国界了”。尽管已是深夜，仍有部分人听见警报，把大家吓得不轻。警察和克格勃迅速锁定嫌犯，原来是俩小年轻，一个从敖德萨来探望父母，另一个是本地人。二人供述只想找点儿乐子，没别的意思。于是罚款70卢布、预防性谈话，结案。

赫尔松州新卡霍夫卡某工厂厕所（对，克格勃也管厕所）涂鸦作者同样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该人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同志们破坏机床呀，别上班啦，抢商店抢银行，因为你们的弟兄死在阿富汗”。签名：“鹰”。

坟墓诗篇

1980年4月，罗夫诺州乌克兰卡村民Б.帕纳修克携带写有“意识形态有害诗作”的笔记本到克格勃办公室报案，笔记本是从当地学校14岁学生Г.舍甫佐夫手里没收的。案卷记载：这首题为《儿子》的诗献给同村青年维克多·克利梅克，2月份刚在阿富汗牺牲。国安人员总结诗的内容：“……向死者母亲Е.А.克利梅克（1936年生，党外人士，幼儿园主任）表示哀悼，并对苏联军队驻扎阿富汗的合理性提出怀疑”。

克格勃搜寻诗作者无果，但查明一个月前有个匿名人把这株“毒草”寄给死者母亲。她姊妹把诗拿走，然后她儿子让那个14岁学生抄写。克格勃对两名妇女进行了预防性谈话，并采取措施“防止涉阿富汗事件挑衅性流言传播”。

若干年后，乌克兰阿富汗战争老兵联盟奥斯特罗日斯基分会会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科普丘克得知这份解密材料，当即指出姓氏错误：牺牲士兵真名叫维克多·克里玛克（不是“克利梅克”）。普罗科普丘克不知道诗的事情，但通过村民联系上了死者母亲叶卡捷琳娜·克里玛克，她仍然住在村里以她亡儿命名的街道。

从小认识克里玛克的乌克兰卡村民弗拉基米尔·科尔尼丘克介绍：“当年那事儿轰动全村，我自己在阿富汗当兵呢，辗转听说了。维嘉下葬的时候念了这首诗，交还叶卡捷琳娜，然后又让学校的孩子们齐声朗读。克格勃来找她，她撒谎不知道谁写的”。

事过境迁，叶卡捷琳娜·克里玛克同意揭晓作者身份，原来是邻村亲戚伊万·米列夫斯基。那些年她把乌克兰语手写的两张信纸妥善收藏，至今视若珍宝，借此怀念儿子。

克格勃没掌握的情况是：同年3月叶卡捷琳娜又发现两首内容类似的诗（确实不知谁写的），一首留在儿子坟墓上，一首扔进她家院子。

复活，归来

克格勃文件还记载了一桩“埋活人”的案子。1980年6月昆都士省作战行动期间，一辆运载苏联士兵的越野车过河翻覆（但克格勃文件描述略有不同，说是装甲运兵车坠河），10人死亡（或称8人）。其中一名士兵毁容，经辨认，判定为赫梅利尼茨基州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的列兵米哈伊尔·沃伊沃达。
把遗体运回他老家卢奇卡村，交给母亲办后事。锌板棺材未开，只有个半透明小窗口，很难看清棺内面目。葬礼同日举行，村民们纷纷来送米哈伊尔·沃伊沃达最后一程。

九天后沃伊沃达所在部队的一名准尉进入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兵役局，传达惊人消息：工作上出了差错，米哈伊尔还活着，正在阿富汗治疗。原来翻车后他负伤了，被河水冲到下游几公里岸边，侥幸未死。

再后来，利沃夫州斯特雷市的科斯季夫老两口五雷轰顶，因为“沃伊沃达”棺材里装的是他们家儿子塔拉斯！这口棺材深夜挖出，悄悄运到斯特雷市二次下葬。

为什么这件事引起克格勃关注？文件称：国安部门将会同兵役局和“社会人士”，努力防范塔拉斯·科斯季夫葬礼上出现“负面表现”。他们显然担心战士父母和其他市民的怒火：国家不仅送人去死，还不让烈士安息。

米哈伊尔·沃伊沃达复员回乡，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阿富汗老兵联盟分会长弗拉基米尔·杜德科说他一直住在村里，偶尔出席战友纪念活动。当地参战老兵编撰的纪念册也提到沃伊沃达的故事，克格勃文件中缺失的细节就来源于此。

尘埃未定

可以看出，克格勃文件提到阿富汗战争主要集中在1980年，之后越来越少。自从1981年国安部门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邻国波兰民主运动的余波。

克格勃官员在《提高政治警惕性》讲座时收到的问题清单，能够反映苏联公民最关心哪些社会政治问题（勃列日涅夫时代和安德罗波夫时代国安部门多次向中央提交此类材料）。例如1982年上半年的清单只有一项两个问题涉及阿富汗战争：“我国军队还要在阿富汗驻扎多久？真的死了很多苏联士兵吗？”（来自乌克兰四个地区），同时却有关于波兰事件的五个问题、关于黎巴嫩战争的四个问题。

1984年的乌克兰克格勃报告几乎没出现阿富汗战争内容，这年是苏军最艰难的一年（官方承认牺牲2343人）。但原因或许不是民众不再关心战争，而是克格勃撰写报告的形式有了变化——此时期的报告更简洁，民间情绪的信息更少。

到了改革年代，涉及阿富汗战况的内容又稍有增加。

1985年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收到关于乌克兰兵役部门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兵役局领导受贿犯罪事（共查获73起），一些行贿者的目的是“避免被派驻阿富汗服役”。

阿富汗人杀伤苏军士兵的办法之一是设置诡雷，包括在常见日用品上动手脚。1986年某阿富汗人携带打火机进入苏联，送给他的熟人：辛菲罗波尔工人Л.克列谢尔斯基（善意礼赠）。后者回家拿打火机点火，忽然爆炸，重伤送医抢救，同屋的兄弟也挂彩。

至于进口货物夹带反苏传单、标语更是老生常谈，此乃外国人抨击阿富汗战争的手段。1986年12月苏梅州发现从波兰入境的包装布上写有“粗野侮辱中央领导之一（可能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脏话，涉及我国向阿富汗提供的国际援助”。

同年卢茨克市国安部门查明：当地一些参战老兵“发表不成熟的政治见解，曲解我们给予阿富汗国际援助的本质，声称苏联军人对该国平民实施了‘暴行’”。12月底开战纪念日前夕，这些“政治不成熟”老兵计划到市中心集会，再走去烈士陵园向阵亡战友献花。克格勃必须确保他们的行动不出现“反社会表现”。

目前解密的克格勃文件最后一次提到抗议阿富汗战争的“诽谤性材料”是1987年4月，查获170份相关传单（反战、民族主义、声援乌克兰政治犯），又在禁止通行指示牌上发现涂写了“阿富汗”字样，克格勃认为很可能系外国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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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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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НКВД内卫部队第11步兵师接到37集团军司令部命令，要求消灭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切列克峡谷的土匪叛乱，理由是盘踞在地区中心穆霍尔（切列克巴尔卡尔斯基河左岸）的匪帮夺取了一门高射炮并杀死多名战士。于是11步兵师展开清剿行动，导致1500平民遇害。事件主要发生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切列克地区五个村庄：格拉舍沃村、萨乌图村、上巴尔卡利亚村、上切格特村、昆尤姆村。

事件背景

8月7日：由于德军在苏联南部的攻势，包括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在内的北高加索部分地区宣布戒严。

8月9日：德军占领皮亚季戈尔斯克，导致战线移动至巴克桑河岸。

10月25日：德军猛攻纳尔奇克，突破37集团军防线。

10月28日：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全境沦陷，37集团军退路被切断。

11月1日-17日：37集团军残余部队突围，撤退到上巴尔卡利亚村附近时遭遇切列克地区多个武装匪帮拦截。这些匪帮的头目包括Б.И.塔巴克索耶夫、И.М.赞季希耶夫（上巴尔卡利亚村苏维埃前主席）、Н.Л.阿斯马诺夫、М.Ш.察克斯夫、К.3.库奇尤科夫、А.К.马图耶夫等人。一些匪帮联合起来，组成了由Я.Д.詹古扎罗夫领导的多达200人的大型匪帮，该人曾投靠德军，获德国军官衔，指挥部就在上巴尔卡利亚村。来自纳尔奇克的红军前上校马哈拉泽统管匪帮全局，他也曾投靠德军。

11月21日：37集团军一支小分队和匪帮发生短暂交火，双方无人员损失。但联共（布）切列克地区委员会和区执委会联合办公的苏维埃之家被烧毁，切列克地区所有党政机构停止活动。

11月22-24日：红军逃兵及当地人组成的匪帮和集团军残部在切列克峡谷交火，匪帮夺取一门高射炮，杀死炮组成员。37集团军司令部因此命令消灭上巴尔卡利亚匪帮。НКВД第11步兵师师长Е.И.希金向部队下达第20号战斗命令称：“……а)消灭位于上巴尔卡利亚的匪帮。使用最坚决手段铲除这个匪帮。在必要情况下对匪徒及同伙采取最坚决措施，包括当场枪毙、烧毁其房屋和财产……”

11月24日：部队在蓝湖和上巴尔卡利亚之间的道路打死五人，逮捕另外五名平民。

11月25日：前一天被捕的五人在医院附近被枪决，所有部队脱离峡谷。11步兵师师长Е.И.希金命令部队：“……对匪帮及同伙开展最坚决斗争，当场消灭匪帮及同伙，彻底焚烧建筑物及其财产，摧毁一切可供匪帮复活的土壤。任何情况下即使对间接的帮凶也不准表现怜悯……”

事件可能过程

11月27日夜晚-28日：第11步兵师派出Ф.Д.纳金大尉指挥的152人分队，在游击队员护送下进入切列克峡谷开始剿匪。该分队兵分两路：30人先去格拉舍沃村再去上切格特村，纳金率领其余人直奔萨乌图村。于是萨乌图村被占领，积极协助匪帮的村民被消灭。天亮后分队包围封锁萨乌图村。之后几天点名统计发现，该村310人被杀，包括150名未满16岁的儿童。

11月28日：打下萨乌图村的纳金分队转移到300米外的上切格特村。几个侥幸逃出萨乌图村的人把夜晚发生的事情告知附近村庄，于是下巴尔卡利亚、中巴尔卡利亚和上巴尔卡利亚村的一些居民进山准备抵抗。纳金大尉报告希金师长：“战斗从昨晚23点开始，42年11月28日5点扫平萨乌图村，部分匪徒逃出萨乌图溜进上巴尔卡利亚。尸体共计1200人。1)上巴尔卡利亚村敌军估计有150个附敌分子。武器包括重机枪、手提机枪和一门炮，攻打上巴尔卡利亚的尝试受挫。2)据附敌分子说，穆霍尔有80个德国冲锋枪手、200个武装匪徒，也有炮。16点收到穆霍尔敌军送来的最后通牒，我一并发给你们。敌人的计划是使用一切手段控制通往胶合板厂的道路，该计划是我们侦察确定的。我部牺牲战士2人，负伤5人。我决定占领通往胶合板厂的道路及3150高地。占领了萨尔图村环形防御阵地。等待进一步指示。有报告说从兹尔吉村到什坎特村的人全体造反。”

11月30日：纳金分队夺取上巴尔卡利亚村、昆尤姆村。纳金再次报告：“42年11月30日5点控制了上巴尔卡利亚和昆尤姆。我们一天之内消灭了居民和建筑……炸毁弹药库一座。打死300人。42年11月27日至42年11月30日摧毁上巴尔卡利亚、萨尔图、昆尤姆、上切格特和格拉舍沃五个居民点，焚烧前三个。歼灭1500人。凭借附敌分子的协助消灭匪徒90人、能够携带武器者400人（男性），其余是妇女儿童。大炮夺回……”

12月1日：射杀平民停止。希金师长回复纳金大尉：“您的报告收悉。接下来的任务是继续扫清居民点，首先是穆霍尔……采取措施侦察中巴尔卡利亚到热姆塔拉的道路，匪徒似乎从那边联络德国人。立即设法清理尸体，为此要利用当地人的力量。如果人手够用的话把大炮拖出来，如果不够就留在自己身边等待有利时机……”

12月3日：37集团军司令员П.М.科兹洛夫命令希金确定真实情况，查明被杀死的匪帮合作者身份。一种观点认为他觉得“1500”这个数字太大，肯定有冤死的。希金命令НКВД分队不要去招惹跟匪帮无涉的本地人。

12月4日：沙乌尔达特村附近约40名匪徒同纳金分队交火，但未受损失即撤退。

12月5日：匪徒逮捕5名游击队员，指责他们是杀人帮凶，一名匪徒杀死5人为亲戚报仇。

12月7日：科兹洛夫再次下令，要求联系驻扎在山口的1157步兵团的一个连，让他们协同纳金分队把中巴尔卡利亚村从匪徒手里解放出来。

12月14日：НКВД第11步兵师解散，官兵奉命编入近卫第2师。

事后调查

战后北高加索军区军事检察院响应遇害者亲属的申请，委托特别重大案件调查员亚历山大·莫克利茨基进行调查，确认未抵抗的格拉舍沃村63人被杀。而且他发现切列克峡谷行动结束后军队曾展开内部调查，认为纳金大尉“非法射击……超过63名平民，包括儿童……”。由于Ф.Д.纳金1943年1月初身亡，此案终结。所以亚历山大·莫克利茨基请亲属代表将情况“转告全体相关人员”——也就是当年被НКВД分队打死的村民遗属。

1990年代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研究了关于切列克峡谷事件的材料，承认约700平民遇害，其中367人有名有姓（包括150个儿童）；519间房屋焚毁。最高苏维埃委员会在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发现，“特别部队指挥官”Ф.Д.纳金“因功”获颁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的时间恰恰是切列克峡谷行动的时间。1992年委员会将这起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委员会成员之一：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农业大学副教授鲍里斯·捷穆库耶夫根据调查材料撰写文章向报社投稿，但编辑认为“暂时不宜发表”，2007年才公诸于世。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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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2年前线情况时，“三个人一杆枪”是很常见的说法。这段时期的НКВД报告显示情况确实如此，三个师一个团的例子表明他们几乎什么都缺：枪支、大炮、弹药、汽车、服装、通讯设备。而他们拥有的武器多属“战利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旧货。

НКВД关于这三师一团的报告当然无法反映1941年夏、秋前线全貌。边防部队装备相对充实，但他们已被击溃，极少数幸运者冲出包围圈寻找大部队，往往空着两只手。本文涉及的师组建于1941年夏季，引用内容摘自根据俄联邦安全局解密档案编纂的《莫斯科会战中的国家安全》。

之一
预备役方面军特别处处长、国家安全委员别里亚诺夫关于32集团军第7师战斗准备情况的报告，不早于1941年8月12日：

8月6日-7日步兵师占据了皮亚特尼察-沃洛斯卡火车站以西30千米位置的新防线。全体人员在驻扎期间主要从事土木作业，因此没有进行战斗训练。这些人服役一个月以来（译注：32集团军1941年7月16日组建）只粗略进行过首次射击训练。

该师使用镗扩身管的1896年型号法国炮，以适应国产76㎜炮弹（译注：可能指M1897式75㎜野战炮）。该炮瞄具简陋，无法快速瞄准静止目标，亦完全不适于射击移动目标。尽管存在这种缺点，却一炮难求，师现有七门。

该师装备了三十四门37㎜“博福斯”炮（瑞典造），对付中型坦克用处不大。

目前该师第20团急需获得：步枪1220支、手提机枪25支、内衣1850套、棉袄（代替军大衣）1850件。

由于只有16辆ЗИС-5卡车，迫使师司令部分两次拉运大炮。有必要使卡车增加到至少250-270辆（虽然规定数量360辆）。

电话通信是该师的瓶颈。只有30千米单线电缆。同时缺少55个双筒望远镜。

鉴于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关于技术学校和高等院校大学生一律派遣至军校的命令，该师最优秀的450个人（通信兵、侦查员、炮组成员等）将离开部队。
（译注：第7步兵师兵员主要来自莫斯科鲍曼区的一百多家企业、研究所和技校）

之二
关于32集团军第8步兵师战斗准备情况的报告，1941年8月10日：

该师人员主要来自包括莫斯科市克拉斯诺普雷斯涅区及莫斯科州诺金斯克地区、克林地区、科洛姆纳地区的工人和职员。

该师目前缺员2187人，即缺编23%。

该师眼下亟需弹药，缺少：手提机枪162支、45㎜炮30门、“纳甘”转轮手枪125支、45㎜炮弹10.8万发、76㎜炮弹3432发。

炮兵营装备152㎜“臼炮”八门，由于本身的缺损和推拉机构故障不适合实弹射击。营缺少光学瞄具八台，只有三个故障的炮兵罗盘。规定配备的四台炮队镜根本没有。

师司令部人员的武器是“纳甘”转轮手枪，无子弹。

全部列兵只有约1800人进行过首次射击训练。

军大衣短缺10000件，指挥人员靴子短缺250双。

汽车运输是该师的瓶颈。现有296辆汽车仅203辆正常运行。无备用维修零件。

面包和其他食品同样存在短缺。

之三：
35集团军特别处代理处长、国家安全中尉萨佐诺夫同志关于第4民兵步兵师准备情况的报告：

1905年之前出生的人员和超过50-55岁的人员占该师70%。缺员1427人。

该师使用外国造武器（“勒贝尔”和“毛瑟”步枪、“勃朗宁”和“毛瑟”重机枪、手提机枪、波兰式手榴弹等）

炮兵营装备76㎜炮四门，无移动装置、操纵装置和炮弹。独立45㎜反坦克炮营除步枪以外无任何武器。

该师短缺：转轮手枪或手枪275支、双筒望远镜140个、炮兵罗盘817个、45㎜炮弹8323发、45㎜穿甲弹2160发、76㎜杀伤弹2196发，手榴弹5320个。

除大型非军用铁锹以外没有挖掘战壕的工具。没有野战厨房。

该师现有49辆汽车（规定311辆）。49辆中的40%故障，在车库进行修复。60%的汽车轮胎老旧，眼下许多车胎已严重磨损。

该师还缺乏技术通信手段，仅有的六台”РБ”无线电无法工作。因此只能使用人力送信。

之四
致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关于小雅罗斯拉夫韦茨筑垒地区部队情况的特别报告，1941年10月12日：

关于43、33集团军部队在尤赫诺夫方向恐慌性逃跑，10月5日НКВД特别处管理局派出8名业务人员和50名НКВД高级学校学生组成行动小组，由国家安全大尉维诺格拉多夫同志指挥，着手建立秩序并找出恐慌原因。第649炮兵团情况如下：

该团干部充足。人员有组织、有经验。然而这个团的物资装备不足。

52㎜榴弹炮规定配备6门、只有2门。122㎜炮规定6门、只有1门。ДП机枪规定18支、仅有6支。“马克沁”重机枪规定100挺、仅有10挺。步枪规定950支、仅有394支。

炮队镜规定19台、现有5台。电话设备规定60台、只有15台。电话电缆规定150千米、只有10千米。5ОК型无线电台应有4台、无一可用。6ПК型无线电台应有20台、无一可用。

……

附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

“……拿我来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是经常出入斯大林圈子的人物，还是政府成员。难道说我能想到，就在战争的头几天，我们竟然会连步枪和机枪都不够用吗？这是最起码的道理：即使沙皇在准备同德国打仗之前也要储备大量的步枪，他也只是到了1915年或者1916年才感到步枪不够用，可我们在战争的第二天，步枪和机枪都不够用了……
……我不知道斯大林在战前是否知道这个情况，大概也不知道。但伏罗希洛夫不会不知道。假如他不知道军队的装备状况，不知道一旦爆发战争，军队的后备力量、弹药、炮兵和步兵武器的储备状况，那作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他还能知道些什么呢？！……本应发动全党，立即动员工业为战争服务，指定一批工厂，加紧生产火炮、步枪、自动武器、高射机枪、反坦克武器和弹药……可是没有这么做，所以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们实际上没有机枪，没有对空掩护武器，连步枪也没有。”（《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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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39-1940年冬季战争人们已讨论许多，但某些细节很少被提及，比如苏联公文所谓的“人员政治道德情况”。这个词语是部队各种报告、汇报之必备项目，通常写做：“部队政治道德情况优秀”。如果写“健康”，意思是有所动摇，“基本令人满意”暗示更糟了，万一写“政治道德情况受挫”，那就代表出了大麻烦。套话之后往往跟着具体事例，圆滑而刻板的提法叫：“与此相伴的是……”、“揭露出……事实”、“继续发生……现象”，都属于负面信息。

这样一来，战争期间НКВД特别处人员的汇报和特别报告（仅解密一小部分）其实无法全面展现红军战士在前线的“政治道德情况”。

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主任、国家安全少校阿列克谢·西德涅夫1939年12月1日报告称，早在战争开始当天（11月30日）的一次进攻战中，“第90步兵师非党员战士米哈伊洛夫抛弃步枪，企图跑到敌人一方”。真不可思议，强大的炮火准备似乎摧毁一切，红军发起胜利冲锋，“敌人撤退、撤退、再撤退”，而红军战士米哈伊洛夫居然想投奔退却之敌！毫无疑问，“米哈伊洛夫被捕。案件调查结束，移交军事法庭”。该米哈伊洛夫还算幸运，虽然他“企图投敌”，却“仅”判十年监禁。战争初期“试图组织一群战士投降敌人”的另外两名红军战士都被枪毙了。
同一份报告还提到，90步兵师战士伊万诺夫因声称“苏联打不倒芬兰”被送交军事法庭。

所以从战争刚开始，特别处的密件里就充满了关于红军官兵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报告。比如：
“今年12月24日第19步兵军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独立第1铁道修理营营长К.（……）调查证实了К.的反革命活动（……）该人已于今年12月26日被19步兵军法庭判处极刑”。
“逮捕了从事反革命煽动的：第123步兵师战士库兹涅佐夫，1907年出生；第24军炮兵团战士普兹京，1901年出生”。
“第10步兵军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在战友中间进行反革命煽动的第113步兵师679步兵团战士叶夫多基莫夫和同属该师的伊万诺夫，以及138步兵师295炮兵团希日尼亚克”。
“第43步兵师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进行反革命煽动的第43步兵师181步兵团战士努里洛夫”。
“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结束了对第70步兵师战士普罗霍洛夫案件的调查工作，他是从事反革命煽动的逃兵”。
“1910年出生的普列什科夫因进行反革命煽动被判决有罪”……

并且特别处人员报告显示此类危险的“反革命煽动”快速增加，例如：
“第2防空军189高炮师医士福姆金对一群医务工作者说：红军部队越过芬兰边境，不就是咱国家往芬兰派了一支讨伐队嘛”。
红军战士基奇金“对一群战士说：卡普别尔舍伊克的枪炮声很可能不是芬兰打的而是我们打的，从而引起战争。芬兰不想打仗，我国政府要为战争负全责。芬兰被迫采取防卫措施，我们则努力征服芬兰”。

国家安全少校西德涅夫1939年12月9日的报告称，第56步兵师184步兵团战士库拉科夫“对政治指导员利西奇金说：你吊死那么多芬兰农民，烧毁村庄，但现在无所谓了，芬兰人会找你算账的”。之后：“利西奇金派人送库拉科夫去司令部，途中库拉科夫企图逃跑，被押送人员击毙”。
报告接着写道：“第142步兵师同样存在类似言论，该师266榴弹炮团战士瓦西里耶夫当众表示：我们的部队砸烂芬兰人民的安宁，焚烧工厂和农舍。我们自己把战争强加给芬兰，这将是世界大战的开始。等着瞧我们的和平政策吧”。第46榴弹炮团战士科瓦连科说：“我们跑来解放芬兰人，人家过的比我们好啊”。

其他特别处工作人员也记录了不少战士的这种“个人宣言”：“我们嘴上说‘不要别人的土地’，可芬兰没攻击我们，我们倒打过来了”；“错的是我们不是芬兰。我们为什么来打他们，咱自己的土地够多了。我们过了20年不担惊受怕的日子，如今害怕了”。

列宁格勒军区НКВД特别处人员1940年1月7日的报告记载：
“苏联攻打芬兰的目的是吞并芬兰，借此实现自己的侵略政策”（第52步兵师战士托奇洛夫）；
“芬兰人民不愿意得解放，所以芬兰人跟随本国军队撤走了”（第52步兵师战士扎列茨基）；
“我国政府想着解放芬兰人，但这些人不要我们解放，走一路烧一路”（第14步兵师35步兵团1营副参谋长基里尔洛夫）；
“我们为何来这儿受冻？我们为什么需要森林和沼泽，难道自己土地不够多？保护芬兰人，自家的田还没耕种呢！我们扔下那么多没收割的粮食，让全家挨饿”（第650步兵团战士索费尔京）；
“我们最先攻进芬兰。我不想作战，打起来我就把枪扔掉”（第52步兵师112步兵团战士塔拉岑科夫）
“我们为什么而战？据说是为了解放芬兰人民，可打了这么多仗，一个芬兰人都没见着。我认为我国政府才是修茨科尔，因为它嘲弄人民”（138步兵师768步兵团机枪手西罗诺夫）；
（译注：“修茨科尔”指的是1917-1944年芬兰的资产阶级和富农武装组织）

但意见最尖锐的要数第43步兵师162炮兵团1营战士尼科年科，他说：“跟芬兰开战之前就应该枪毙苏联政府，因为它正在把苏联人民带上绝路”。
毫无疑问，立即“命令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马上逮捕西罗诺夫和尼科年科”。

继续看士兵们的怨言：
“为什么要打芬兰，为什么我们必须控制卡累利阿地峡……”（100步兵师某无名战士）；
“芬兰人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攻打他们。如果我参加了什么队伍就要被打，那我加入芬兰好了，他们是自卫啊……”（战士阿尔谢尼耶夫，“非党员、集体农民出身”）
“我不想给侵略军当兵，希望早点儿放我回家。只要春天一到，咱们都走不出芬兰沼泽地，全完蛋”（第90步兵师301榴弹炮团战士彼得连科当众发言）；
235榴弹炮团战士斯捷潘诺夫“看见阵亡的红军战士尸体后”，当众说：“我不能像这些人一样被杀掉。宁肯跑去芬兰那边”。早先他当众表示：“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打仗，想要的已经拿到手了，没必要继续打下去了”。

对此，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主任老生常谈写道：“作战部队政治道德情况总体令人满意，但也在分队和个别战士身上发现了反苏表现的事实”。比如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2级国家安全政委戈格利泽引用第2探照灯团战士普罗斯库林的言论：“咱这样吃败仗，红军战士们将来会把自己的长官全杀干净，就跟二月革命一样”。

国家安全局斯捷潘采夫上尉1940年1月24日报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第7科：
“个别红军战士存在反苏言论和威胁伤害指挥人员的情况。例如战士西多连科、卡舍夫斯基和布贞科在战友中说：党领导了一通，国家缺粮、少肉甚至没火柴。波兰以前的日子比被苏维埃政权解放之后更好。西乌克兰刚脱下枷锁，又被套上了。党喊口号讲什么‘消除战争’，自己却发动战争夺取土地。莫上前线，走到自己国境线就停步吧。不要相信政治指导员和指挥员说咱国家很富裕，他们都是骗子”。
战士波热格·斯捷潘扎维利说：“撵我们去送死，我们不需要保卫苏维埃政权”。战士切尔尼亚克·尼古拉耶夫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我在苏维埃政权下活得很惨，我来解放的那些人却比我过得好，所以何必解放他们”。排长梅利尼科夫命令切尔尼亚克停止发表反苏言论，切尔尼亚克说：“下次再打仗我就划开你喉咙，找个树林藏起来”。战士梅利尼克说：“家里饿死人，我们在这儿保卫谁啊”？农民出身的残疾逃兵博雅尔斯基说：“我们从波兰来芬兰打仗，这边人很多，所以驱赶我们杀他们”。排长提出批评，博雅尔斯基说：“上了战场你第一个挨枪子儿”。
报告强调：“其他一些红军战士亦有类似反苏言论”。

西德涅夫少校1940年1月24日另一份报告称：“我们注意到工农红军部队中反苏分子的反革命性质言论，以及对上级提出人身威胁、不愿在工农红军服役。第50步兵师独立侦察营战士谢尔巴科夫说：我想杀死发动战争的人……等到了春天，会再次向某人伸出援手，所以我们要一直战斗”。“伴随着部队军人政治道德情况健康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工农红军个别部队的不稳定分子反苏和恐怖言论的罕见案例”。
“非党员、集体农民出身”的第90步兵师173步兵团4连战士托尔连科在战士谢尔盖耶夫面前针对即将攻击敌人筑垒地域一事表示：“只要芬兰兵不朝我开枪，我也不朝他们开枪”。谢尔盖耶夫反驳说即使芬兰兵不开枪军官也会开枪，所以要打败他们，托尔连科答：“怎么样都没用，反正我们都得完蛋。芬兰方面的伤亡比我们少，打起来的时候最好躺倒装死”。谢尔盖耶夫继续解释说我们应该把芬兰人民从白色芬兰匪帮手里解放出来，因此要服从指挥员命令，托尔连科说：“轮不到咱们解放他们，让他们打死我好了，我不会射击的。但是子弹也可能击中发号施令的指挥员”。
该团7连“非党员”战士沃罗比约夫在战士马斯洛夫面前表示：“只要我还活着，我就非得杀掉某个指挥员不可”。沃罗比约夫同班长祖耶夫发生争论，说：“很快你们都要参加战斗，亲爱的，到时候你们就活不长啦”。

调动部队支援芬兰前线的一些军区同样形势不好。1939年12月基辅特别军区特别处主任米赫耶夫向上级报告：“某些部队存在不良情绪的事实”。之后米赫耶夫再次报告称派往芬兰前线的部队“反苏言论、擅自脱队、违反纪律的情况急剧增加”。在另一份报告中米赫耶夫指出：“存在个别军人发表负面言论、怯懦畏缩、临阵脱逃、自伤自残的情况，以及渗透进工农红军的反苏分子的活动表现”。例如第11骑兵团低级指挥员阿达缅科声称：“喝吧，同志们，伏特加喝到醉，就不派我们去芬兰啦”。该团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想被军事法庭审判，那就不用去芬兰送命了”。
第96步兵团战士康斯坦丁·马丁纽克说：“为了解放事业打下西乌克兰，过狗日子，如今又让我们去芬兰，不战死不算完啊”。又说：“谁要保卫你们的苏维埃政权，这个苏维埃政权如今比尼古拉年间差远了。资产阶级制度下士兵甚至农民的生活好得多，现在不是在军队服役，是在监狱服刑。我们解放了乌克兰人民，却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生不如死，自己为了这个解放活的像狗，等解放了芬兰啊，还不如狗呢……”
米赫耶夫报告：“马丁纽克的反苏言论已记录在案。第87步兵师特别处正向军事检察机关提出将马丁纽克送交军事法庭的问题”。

即使冬季战争停火后，此类“行伍怪话”仍未噤声。1940年3月22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向伏罗希洛夫、梅利尼克汇报：“在个别军人中间存在不健康的反苏言论”。战士多夫加利说：“战争结束是好事儿，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是侵略者，它奉行的是侵略性政策。咱国家人多，一个红军战士的命只值30戈比，所以我们被赶来送死”。
第150步兵师108汽车大队电影放映员加夫里洛夫说：“最后我们放弃了战斗，因为发动战争的是苏联不是芬兰。我国政府开战是个错误，他们失算了”。
第17摩步师战士费多托夫说：“芬兰人民抗击红军是他们的权利，是为了保卫自家财产。我们去打芬兰人，等于剥夺人家权利”。
241炮兵团战士涅米罗夫说：“苏联的政策就是：一只手签协议、另一只手撕烂，对芬兰即是如此”。

最后，1940年3月16日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报告的一句话简直神来之笔：“苏联和芬兰签署和平协议后，前线个别地段出现两军拜把子、搞联欢的情况”。

官方数据显示冬季战争期间有843名军职人员被依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58-10条定罪。正如历史学家基里尔·亚历山德罗夫指出：此数字既不包括1940年3月13日之前立案、战争结束后判决的人员，也未包括红海军人员，更没包括依据《刑法典》第58条其他款定罪的军人。亚历山德罗夫估计，在105天战争中有不少于1100名红军战士基于政治原因被定罪，仅因“反革命煽动”和各种“反革命活动”受惩罚的军职人员总数可能高达1500名。雄辩地说明相当一部分红军战士对这场战争和斯大林政府的态度。

延伸阅读：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Реввоенсовет)制定的1933-1938年工农红军发展计划要求国内无线电工业“进一步发展通信设备，为包括步兵连、骑兵连、炮兵、飞机、坦克在内的各军兵种提供无线电台”。但遗憾的是，该计划并未如期实现。

苏联无线电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飞机、坦克的制造速度。截至1939年1月1日红军拥有21000辆坦克、7700架飞机，战争爆发时已扩充到25700辆、18700架，而各型无线电台仅37400部。考虑到不仅坦克、飞机安装无线电，步兵、骑兵和炮兵也有需求，显然是不够的。为了履行上级计划，就必须新建工厂并为无线电工业提供现代化生产设备。然而实际仅在弗里亚季诺建设了一座工厂（译注：“电子管”厂），其车间使用购自美国RCA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进口设备，这些进口设备的另一部分则安装在列宁格勒“斯维特兰纳”厂。但他们的产品无法足额供应军队。

于是苏联跟一些国家签订采购急需无线电设备的合同，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例如1940年2月11日苏德之间的一份经济协议约定：1941年5月之前德国应向苏联销售价值46.2万帝国马克的各类无线电设备，占苏联无线电进口总额之54%。然而即使“海外购”也难以令红军摆脱“无线电饥荒”。以莫斯科军区为例，1940年1月1日统计583架飞机仅43架装有无线电台，坦克连只有连长的指挥车配备无线电台。到战争爆发之日，无线电只能保障总参谋部30%的通信，守边境的西部特别军区27%，基辅特别军区30%。

多年之后我们阅读档案得知这些数据。但在当时——1939年3月，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出席联共（布）十八大，报告部队通信情况时却说：
“由于大批量装备现代化通信设备，通信兵规模扩大了37%。开始采用工作范围更大的无线电台…… 通信部队机动性增强，现在几乎完全摩托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红军通信情况的自满情绪仅限军队高层，一些基层指挥员已经意识到无线电通信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在各部队更广泛配备无线电台的重要性。

1940年4月苏芬战争结束，联共（布）中央召集高级指挥员开会，有人敲响了第一声“警钟”。芬兰前线战绩最好的师之一：步兵70师师长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起身讲话，直言部队指挥中潜藏的缺陷：
“所有命令都是通过电话公开传达的。军司令库罗奇金给我打电话问：快说，您的指挥部在哪？我只好请求以书面形式报告而非电话里明讲……”

斯大林当即提问：
— 为什么不用电台？
基尔波诺斯答：
— 如果部队移动到无线电范围之外，连接就会中断。
列席者有人插话：
— 我就不信任电台。

基尔波诺斯继续说：
“我必须报告关于通信的情况，人民委员同志，我们师有线通信良好，无线电台很差。他们反映，首先，不爱用，其次，我们对这方面掌握不足。是的，不喜欢用的原因是对无线电台不了解，我们应该学习”。

一个月后，1940年5月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向谢苗·铁木辛哥元帅移交工作期间，听取了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制定出一份关于现阶段红军情况的决议。关于通信组织方面文件指出：
“9.通信部队现在装备了许多过时的电话/电报设备和无线电台。新型无线电的推广工作极其缓慢、规模不够。部队几乎所有类型的通信设备都缺乏保障。
通信部队的一大问题是缺少高效的、保密的设备。
落后的通信设备和混乱的通信组织，导致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行动期间，以及同白芬兰军作战期间部队缺少稳定的、不间断的通信”。

这之后又过了八个月，部队通信情况未见实质性改观，而欧洲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这就要求领导层采取更多措施增强部队实力、巩固苏联安全，尤其要解决在苏芬战争中暴露出来的红军训练和战斗力方面的严重不足。

1940年12月底莫斯科召开红军最高级指挥员及政工干部会议，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首长、各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员、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成员，以及一些军长、师长共270余人出席。按照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指示，会上准备了28份关于军事理论和实践中最迫切问题的报告。
尼古拉·加皮奇少将是唯一出席的通信部队代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的报告被认为不紧要，所以就等着有人顺便指出红军现存的通信问题。但这个时候人们对通信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仍未充分了解，加皮奇本人也还没完全明白作战行动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武器火力。虽然从理论上讲火力几乎可以被无限放大，可它并不是战斗力的决定因素。如果不能运用高质量的通信来指挥、调动部队，就谈不上军事组织的有效性。

卫国战争前很多年红军一直依赖有线通信，无线电台扮演次要角色。然而在全面战争条件下，战场上兵员、火炮、坦克和车辆严重饱和，再想建立有线通信是非常困难的。相当一部分线路必须埋于地下，避免被敌军炮击和空袭切断。

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在会上表示：
“由于技术装备的大量应用，管理部队变得更加复杂，但无线电通信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又使各级指挥员有充分机会对手中部队进行持续、果断地指挥”。
总参谋部情报部（格鲁乌）部长菲利普·格利科夫中将说得更明确：
“关于指挥手段我想强调，参考西方国家尤其德国的经验，我军必须果断转到普遍无线电化的路子上。我们应该把无线电而非有线通信作为发展通信的重点，要为部队配备便携式无线电台”。
会开到最后，甚至未列在出席名单上的航空兵少将、红军空军副总监察长季莫菲·赫柳金也起立发言说：
“地面指挥部和航空兵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意义重大。无论空中指挥员还是地面指挥员都应当拥有。通信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没实现。现代化通信必然是、也的确是无线电。这是最主要的”。

此时距离伟大卫国战争还有半年，国内无线电生产企业为数不多，其中仅5家是大工厂。这么短的时间够做什么呢？

战争终于爆发了。一些敌军飞机搭载特种设备和炸弹专门破坏苏联通信设施与线路，像蝙蝠一样在电话/电报主干线上空盘旋。个别敌机炸完不走，继续滞空监视，阻止地面恢复重建工作，甚至追击落单的通信兵。电报/电话通信频繁中断，给部队指挥造成极大困难。

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曾这样描述战争第一天：
“很快值班人员报告通信中断。无论莫斯科、基辅还是卢茨克都无应答…… 到了十点钟我们终于短暂接通卢茨克，军总部一名工作人员着急地说通信频繁中断，他不知道前线情况。几乎同一时间传来基辅被德军轰炸的消息。随即线路再次被破坏。无法联系军区司令部，6月22日一整天没有他们的命令…… 我们只好自己搜集各种信息…… 但这也付出了高昂代价：许多参谋军官执行任务时牺牲”。
2002年再版的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军人的天职》恢复了以前被删节的部分，描述德军怎样破坏苏联通信线路：
“他们（敌人）使用小型航空炸弹，这种炸弹外壳带杆子用来破坏电话线，杆子接触电线瞬间就爆炸。这种小炸弹从飞机上成批投放。另外，还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破坏分子破坏通信线路，说不定在战前就开始动手了”。

1961出版的伊万·费久宁斯基将军回忆录《在警报中醒来》写道：
“敌人的飞机和破坏小队打掉了通信节点和线路。总部没有足够的无线电台，我们也不习惯使用它们…… 传达命令的人要么迟到、要么干脆来不了…… 跟友邻部队总是缺乏联络，而且往往没人愿意去建立联络。敌人利用这一点，渗透到后方打我们的指挥部……”。

苏联西部是德军主攻方向，情势特别艰苦。红军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3、第4、第10和第13）共44个师、1个空降团和21个航空团，在第一时间被切断了前指与后方司令部的联系，花费好久才恢复，第3集团军一度完全失联。6月22日中午第3集团军司令员报告说仅有的三部无线电台两部已遭毁坏，第三部故障。西部方面军总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在明斯克请求莫斯科支援三部无线电台，后者答应派飞机，但始终没送到。所以不能跟部队保持畅通联络，指挥员不知道他们在哪、战况如何。

由于这些破坏，前沿空军指挥部跟航空师司令部，以及后者跟团部之间的有线通信于6月21日23点被切断，每个机场只能各自为战。

但对通信产生负面影响的不仅是线路和无线电台的缺乏或被毁。在战争最初阶段极其艰苦、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许多指挥员并不总是知道怎样运用手中无线电设备调兵遣将。许多部队和单位出现了后来臭名昭著的“无线电恐惧病”，误以为敌军准确炮击、轰炸指挥部的原因是无线电台在这里工作。所以这些部队的电台要么不开机，要么被安置在距离指挥部很远的地方。

时任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将军后来回忆：
“薄弱环节之一是跟前线、尤其西部前线的通信，非常不稳定。由于通信频繁中断，我们并不总能掌握全部必要的细节。前线司令部也抱怨与各部队之间的联络不畅通。所以，即使我们建立了联系，也无从得知关于部队状态的足够情况。”

红军在战前缺乏或者说低估了无线电的作用，结果付出惨重代价，这也是苏联在战争初期遭受挫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架设的线路因空袭或破坏活动被毁、军用无线电台只在固定位置工作，以及对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运用无线电通信的方法缺少研究，共同导致了开战之初指挥部跟部队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

红军指挥层对这个问题迅速做出反应。1941年7月23日国防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改进红军通信工作》的特别命令，指出：
“指挥部队不力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信组织工作不合格，主要是忽视了无线电通信这一最可靠的通信方式”。命令要求“各部队、各单位指挥员和政委要负起个人责任，迅速保证充分运用无线电设备指挥部队……”。

下达命令的同时开始寻找责任人，而且找到了。

1941年7月22苏联最高法院宣判：原西部方面军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弗拉基米尔·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通信兵少将安德烈·格里戈利耶夫和原第4集团军军长亚历山大·科罗布科夫少将“表现怯懦、失职，未经许可放弃阵地，导致部队崩溃”等罪行，判处他们死刑。本文不探讨这种严厉判决公正与否——1956、1957年四人先后平反，只看前线通信主官被指控的内容。

1941年7月28日国防人民委员部№0250号命令称：
“……原西部方面军通信部长А.Т.格里戈利耶夫有能力在方面军司令部与作战部队和兵团之间建立畅通联络，却表现出惊慌失措和构成犯罪的无所作为，未能运用无线电通信手段，造成从战争第一天开始对部队的指挥就中断了”。

由此可见，当时最高领导层对于军事通信技术装备，尤其无线电通信的实际情况仍然知之甚少。

上述宣判同一天（7月22日）莫斯科举行由集团军级军法官瓦西里·乌尔里希主持的军事委员会闭门审判会议，红军通信部长尼古拉·加皮奇少将被解除职务。8月8日逮捕。此人担任该职务仅一年，这么短时间不可能解决通信组织工作积累多年的、对各部队、兵团及其指挥部战斗准备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全部问题和缺陷。

卫国战争头几个星期，各方面对通信工作怨声载道。尼古拉·加皮奇被认定是造成此种灾难性局面的罪魁祸首。起诉书指控他：
“于1940年8月-1941年8月担任红军通信部部长期间，犯罪性地领导部门工作，没有为军队提供必要数量的通信设备，给指挥部队造成了困难。他领导的通信部在同德国开战的第一个月未能满足前线需要，未能与前线建立畅通联络”。

加皮奇案调查持续了11年之久。除了所谓“犯罪性领导部门工作”外，还指控他参加“军事法西斯集团”，内战期间“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等。1952年军事委员会判处他十年劳改，剥夺军衔，发配伊尔库茨克州伐木。1953年7月获得平反，恢复军籍、军衔。

总而言之，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几个小时之内，敌人摧毁了大量民用、军用通信节点及线路，使得指挥部队极为困难。通信中断意味着团与师、师与集团军、集团军与总参谋部之间无法沟通，个别部队和兵团在混乱迷茫中行动，导致人员和装备不合理的高损失。

但是，不仅指挥员获取信息、调遣部队要求良好通信，地面、空中和海上的战斗同样需要。毕竟陆战可以拉电话线，可以派通信员跑腿递送文件，坦克、飞机、军舰呢？总不能在它们之间架线、派人吧，所以需要无线电台。

按照通信兵元帅伊万·佩列瑟普金的说法，战争开始时工业部门为军队提供了约35种无线电设备（其他资料称约20种）。但其中大多数由于工作不可靠或别的缺点（功率小、尺寸大、沉重），不受军队欢迎。

各兵种通用的5-АК型车载无线电台，电报模式下的工作半径是静止时50千米、移动时30千米，电话模式下15-25千米。战前列装部队的还有РБ、РРУ等型号无线电台。最常见的坦克用71-TK无线电台1933年开始使用，电报模式静止时50千米，移动时30千米，电话模式15千米。1941年开始有了9-Р（静止25千米，移动18千米）、10-Р、РСНК坦克电台。有线通信则使用УНА-Ф-31、УНА-И-31电话机。1941年7月，也就是列宁格勒被围前一个多月，科济茨基无线电厂制造了少量更先进的“北方”型坦克电台，之后该厂疏散到东部大后方，1941年12月开始恢复生产。

通信手段落后是机械化兵团的主要弱点之一。同1939年的模范军团一样，71-ТК坦克电台和5-АК车载电台一直是主力。这些设备过去就不足以指挥坦克兵团，更别提坦克数量几乎翻倍的新式兵团了。举例来说，第14机械化兵团拥有534辆坦克，6月23日发起反攻的时候竟只靠一台5-АК传达命令，有线通信为零，战斗两天损失惨重。

Ю.И.穆欣、С.С.巴察诺夫合著《战争与我们》也提到这种尴尬状况：比如一场战斗开始前，坦克连连长上半身探出舱口挥舞小旗发信号，意思是“跟我行动”。如果攻击受挫，坦克停止，连长必须再次探出身体，冒着被敌人瞄准的风险再次挥舞小旗下达命令。

除无线电设备欠缺外，另一个问题是部分指挥型坦克的天线安装在炮塔外围，样子像扶手，一看就知其用途。这在卫国战争前的局部冲突中已经造成指挥坦克损失率高于普通坦克，德军自然懂得优先射击它们。德国坦克早先也装过这种“扶手型”天线，发现损失增加后改为不那么显眼的鞭状天线。

再来看航空兵。1940年几个代表团访问德国，参观了军工厂，签署了进口武器样品的协议。代表团之一获准进入航空厂，他们下单购买德国军用飞机样品，运回苏联的空军科研所试飞，供航空专家研究熟悉其性能。对这些样品（Bf-109E、Bf-110、Ju-88、Do-215）测试后发现，德国军机如果不安装无线电台、无线电罗盘、盲降系统等先进设备的话就无法保证其作战效能。参与测试的工程师鲍里斯·切尔托克后来回忆：
“全部飞机都配备有武器、最新式飞行导航设备，以及超短波/短波无线电台…… 开启机载无线电台后，我们对飞机之间的通信可靠性深信不疑。而我国飞机在服役期间，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实现互相之间或同地面的无线电对话”。

于是军队开始强制要求在飞机上安装无线电设备，但这项任务难以完成，因为战争前夕国内无线电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最新型战机，例如米格-3、雅克-1、拉格-3或者根本没安装无线电，或者即使小部分安装了（出厂时平均15架安装1架），却由于发动机点火系统等各种来源的频繁干扰造成飞行员实际无法使用无线电。尽管明文规定“从1941年1月开始量产的每架雅克-1都必须配备РСИ-4无线电台”，但仍有约1000架该型号飞机下线时未安装任何无线电台。那些准备安装在飞机上的电台技术规格落后，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自己也承认：
“工厂制造的无线电台很重（51千克），品质很差，运行时不可靠，不能提供堪用的无线电收发性能”。

由于缺乏机组之间以及同地面的通信手段，大大削弱了机群机动、航向引导、寻找目标、组织进行集体空战等的灵活性。德军飞行员指出1941年俄罗斯没有从地面与战斗机进行无线电联络的装备。苏联战斗机指挥员在空中使用视觉信号下命令，因为僚机没装电台。

三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波克雷什金曾说：
“我们这些飞行员深刻了解无线电在战斗中的作用。我在前线屡屡感觉遗憾的是，战争头两年我军飞机很少有无线电台。我们在空中变得像哑巴，唯一的‘沟通’方式是摇晃翅膀。如果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在必要时刻喊话警告战友注意危险，那将赢得多少次胜利啊”。

19世纪末亚历山大·波波夫发明出无线电收发装置，首先就是同俄国海军合作进行的岸舰试验。此后各国海军一直是无线电大客户，因为战舰、潜艇和海军航空兵飞机在远离陆地的公海执行任务，必须有可靠手段监视敌人并随时通报基地指挥部。1920年代中期苏联决定彻底更新舰队的通信设备，拆除老旧换新款，委任无线电专家阿克塞尔·贝格负责此事。1926-1928年列宁格勒“科济茨基”厂开始生产舰载无线电台，战争爆发后这家代号210的企业仍然是无线电设备主要制造商。随着新舰艇下水，海岸防空和舰队防空能力增强，对各类无线电器材的需求也同步增长，先后共七家企业参与生产（210厂、208厂、203厂、197厂、193厂、321厂、320厂）。但他们的产能仍不足以满足海军。

1941年6月苏联西部三个舰队（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拥有3艘战列舰、7艘轻巡洋舰、42艘驱逐舰、145艘潜艇、16艘巡逻艇、72艘扫雷舰、130艘鱼雷艇。远东的太平洋舰队有9艘驱逐舰、73艘潜艇、8艘巡逻艇、8艘扫雷舰和139艘鱼雷艇。这些军舰战前广泛安装了“无线电报站”(РТС)，战列舰无线电操作员32人、巡洋舰22人、驱逐舰10人、潜艇7人。尽管无线电工业逐年提高对海军供货量，却一贯未能完成年度计划。战前海军的无线电通信手段好于空军和地面部队，惟操作员短缺，仅满足定员的40-45%。

总而言之，为消除工农红军无线电领域存在的缺陷，必须举全国之力采取紧急措施来发展无线电工业。除疏散到东部大后方的工厂外又另建新厂，至战争胜利时数量几乎翻倍。科学团体也在寻找方法用简单设备替代更复杂的设备，比如向公民征集无线电零件组装电台、把机载电台改造为坦克电台等。

这些措施起到了效果。1941年6月22日-12月31日期间部队只接收56000套各类无线电设备，1942年提高到275000套、1943年495000套、1944年487000套，至战争结束合计1514000套。如此一来，无线电台足够安装在全部坦克、飞机上（胜利时红军拥有86100辆坦克、115600架飞机）。一个步兵师在战争之初仅使用22部电台，战争结束时已有130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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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尔命令无情镇压被占领国家的解放运动并处决俘虏
最高统帅部 1941年9月16日

自从开展对苏维埃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来，整个德国占领区都出现了共产主义反抗活动。这些活动的特点各不相同，有宣传演讲、有针对德军个别军人的阴谋、也有公开叛乱和有组织游击作战。

已经确定这是一场由莫斯科统一部署的大规模活动……

元首已命令在各地采取果断措施，以期最短时间镇压这种活动。只有采取伟大民族扩张统治史上一贯被证明有效的方式，才能恢复秩序和安宁。

为将不满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必须从一开始就采取最坚决有力的手段加强占领机关的权威，预防叛乱活动进一步蔓延。

必须注意到，有关国家人员的生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无任何价值，惟有通过特别残酷之手段方能收到震慑效果。凡一名德军战士被杀，必须集中处决50-100个共产党员以抵偿。执行死刑的方式应当有利于增强震慑力度。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原文是德文）

师长关于焚烧村庄并枪决帮助游击队的村民的布告
1941年11月28日

乌克兰的农民们！

最近几天德国军队消灭了多个匪帮，其成员已被枪毙，头目处以绞刑。

经查明，这些匪帮曾获得民众协助。因此采取了以下措施：

1) 焚毁巴拉诺夫卡村，
2) 焚毁奥布霍夫卡村，枪毙居民，
3) 在各村庄处决大批联络人。

你们也想要这种结局吗？

谁跟匪帮有联系，给他们提供住所、饮食，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或对其藏身处知情不报，一律受死刑惩处。而且把自己全家、全村也拖累了。

考虑到这一点，任何爱自己家庭、希望在自己土地上安生工作的人，都应该立即向最近的部队或警察通报匪帮的位置。

在乌克兰的战斗已经结束。谁再打下去谁就是土匪。凡提供关于匪帮头目和政委的消息使其被抓获的，将给予最高1万卢布奖赏。你们，乌克兰人，要和我们携起手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制度、压迫和奴役。

（波尔塔瓦州国家档案馆，原文是乌克兰文）

凯特尔授权部队采取任何手段打击游击队员和协助他们的民众的命令
最高统帅部，1942年12月16日，秘密

元首掌握了一些材料，表明参与打击匪帮的德军个别人员后来因其战斗行为被起诉。

因此元首命令：

1.敌人利用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战斗人员组成狂热匪帮，实施暴力不惜代价。现在，“做或不做”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这种斗争无关士兵的骑士精神，也无关日内瓦公约。

如果在东部和巴尔干地区不以最残酷的手段打击匪帮，那么现有的力量将很快被证明不足以应对这场瘟疫。因此部队有权力也有义务在这场斗争中不受限制地采取任何手段，包括对妇女和儿童，只要能够夺取胜利。

任何软弱表现都是对德国人民和前线士兵的犯罪，他们亲身承受着土匪袭击的后果，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土匪及其同伙可以逃脱惩罚。

上述原则应构成《在东部打击匪帮条令》的基础。

2.凡参加打击匪帮作战的德国人，不得因其打击匪帮和同伙的行为承担纪律和法律责任。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原文是德文）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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