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死后苏中关系快速恶化。1955年新疆省改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北京开始遏制当地的民族主义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1940年代投身民族解放的斗士受镇压，维吾尔人大批迁入苏联。最后一波移民潮出现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

记者采访了几位移民及移民后代，听他们讲述当初如何以及为何背井离乡。

塔什波拉特·阿姆拉耶夫，生于巩留县，67岁

1959年我们从中国去哈萨克斯坦。我忘了什么月份，只记得抵达第二天就下雪。父母生了13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妹妹，其他孩子死于天花等疾病。

我家在中国住的地方是巩留县中心，距离伊宁100公里。父母都是农民，种麦子为生。前院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养牛的基本是哈萨克人，父亲和一个哈萨克家庭关系很好，他们是我们的租客。他们有牛，我们有果园和田地。日子过的还算殷实，盖了两间房，每间都是多居室的。果园有杏树、苹果树。后院有马厩，后来被人民政府改造成公共食堂。

我家不远有个巴扎，熙熙攘攘十分热闹，羊肉串、烤包子香气扑鼻。渐渐形势变了，办公社了。

大概1958年吧，中国共产党禁止人民在家做饭，只准吃食堂。自己家做买卖、做工也被禁止，比如他们不许我奶奶干针线活。巴扎空空荡荡，就像隔离期间似的。成年人一律下地务农，我们这些小孩进幼儿园。父母天黑才回来，爷爷奶奶看家。

我家住进两位个头不高的汉人政治领导，身量差不多。他俩允许我奶奶夜里点着煤油灯缝衣服。有一回我在幼儿园感觉无聊，就约了别的孩子跑出去逛巴扎，结果根本不见人影。

每天吃完晚饭，汉人官员召集村民开会，歌颂毛泽东。我全家都去，我坐父亲腿上，听着赞扬伟大舵手的话睡着，然后在家醒来。父亲告诉我这种会开三小时，众人深夜才回家，次日早晨一切从头开始——公社食堂吃早饭，下地劳动，收工吃晚饭，歌颂毛泽东，睡觉……

舵手命令消灭一切害虫，免得它们偷吃粮食、传播疾病。家家户户准备苍蝇拍，死苍蝇装入火柴盒，交到清真寺。我家干这个活儿的就是我，拿着一盒又一盒苍蝇往清真寺跑，清真寺有个文员，用小本本记录哪家交了多少盒苍蝇。12-14岁的大孩子打鸟、杀狗，也交到清真寺。

公社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抓捕维吾尔族起义人士，宣布他们是人民公敌，关进监狱。我父亲算是1944年伊宁事变（译注：“三区革命”）参加者，那时候他兼职做“阿尔巴克什”，赶大车往来城镇之间替富人运货。有一次在伊宁巧遇贾尼巴图尔（译注：贾尼·玛玛特巴基耶夫，事变领导人之一），自愿帮助他。父亲虽没扛枪打仗，但运送过起义军伤员，害怕因这段经历遭迫害，决定搬家去哈萨克斯坦。

父母收拾行李的时候，汉人已经住进我家了。父亲想把能带走的都带走：几张矮桌——虽然一张就够用、几个柜子、旅行箱、皮毯子、宗教书籍等。这个可怜人自己把东西统统装上车，我坐在小山似的行李最顶端，就这样前往伊宁。我还记得全村人追着我们跑，边哭边道别。

因为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们在伊宁停留三天。接着从伊宁赶赴中苏边境，我仍然记得中国边防军人怎样检查证件、打开拦路竿。我们过了桥（伊犁河），老人们大声欢呼。再后来走过一个苏联哨所，扎尔肯特就像某种隔离区。安排我们住简易房，立刻拉去冲澡，查验护照，3、4天后我们到了阿拉木图的“东方之光”集体农场。我父亲和母亲先后在奶牛场找了工作，又贷款买地（译注：原文如此）。祖父当伊玛目，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我满了上学年龄，第二年才入校，因为刚开始不会俄语呀。

2007年我和老伴去伊宁探亲。留在中国的亲戚说我们走后压迫愈发严重，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肆意打人，我的大表哥被十五个红卫兵当街围殴，成了瘸腿。

我仍然思念故乡，一直没能回去看看，一直说等将来有机会。如今我不知道机会是否还能等来。假如维吾尔族真的独立了，我要回去住到死。首先我生在那儿，其次我从小听说我的族人多次尝试夺回自己土地，屡战屡败，甚至苏联军队也帮着中国镇压我们。我父亲曾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他弟弟，就是我叔叔，组织过维吾尔族青年运动，因此被汉人扔进矿山劳动，忍饥挨饿没水喝。

塔什波拉特在哈萨克斯坦读完十年级，参军入伍，从事机床木匠、无轨电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等工作。膝下两个儿子、八个孙辈。

贾法尔（化名），65岁，生于伊宁

我妈妈家本来住在阿拉木图州乡村，务农为生，外祖父应该挺有钱的。强制集体化开始后外祖父进了监狱，将要遣送西伯利亚。外祖父设法联系他妻子，就是我外祖母，说他要被送走了。于是外祖母召集孩子们宣布搬家。这大概是1930年代末的事。

听妈妈讲，临走那天故意点燃煤油灯，假装全家在屋内吃饭的样子，摸黑悄悄跑了。那时候远近亲戚都聚居一个大公社，妈妈的舅舅帮她们逃走。

外祖父的朋友把他救出监狱，带到集合地点，赶大车直奔中国方向。那年月边境线只是名义上存在，并无巡逻队。走桥过河，对岸就是中国。我舅是共青团员，随身携带余粮征集表，进村收缴百姓粮食要用到这个东西。舅舅出示表格，声称去征集对面维吾尔人的余粮运回，人家抬手放行。于是在中国住下，开始生活。我妈家就是这样到的中国。我爸怎么去的不记得了。他也是哈萨克斯坦的，我看他护照写着生于阿拉木图州扎尔肯特市——以前叫潘菲洛夫市。

所以我父母虽然生在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是中国长大的。他俩1954或1955年在属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市结婚，我本人生于伊宁。后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宣布愿意去苏联的人可以报名登记，他们首先找的就是那些跟苏联有关系的人。

我妈妈的一位兄长当兽医，经常去阿尔泰和蒙古出差。给蒙古人医羊的时候，一包茶叶换一头羊，所以总牵着五六头羊回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被抓了，严刑拷问出境干什么。所以大舅被迫害算是逃离中国的动机之一。妈妈在学校教植物学，爸爸先是在学校上班，然后调到市政府。他可能看文件得知正在进行大清洗，遂决定快跑。

爸爸托关系找了即将出国的人，请他把我们全家登记为亲属带出去。填表的时候他用了祖先姓氏。妈妈的父母用自己本姓走，父亲用另一个姓，妈妈怕途中搞混，也用了父亲那个姓。就这样我们坐上去苏联的长途车，1958年进入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儿按：文革1966年开始，叙述人记忆有误。考虑大舅的职业，或是反右期间受冲击）

我们起先暂住阿拉木图。说实话我对那段日子没印象了。一年半之后叔伯接我们去吉尔吉斯，我记得田野和小麦，因为爸爸在集体农庄工作。我在当地村校读一年级，全家又搬去伏龙芝（译注：比什凯克），我在那儿大学毕业。

爸爸说他在中国当过数学教员。我清楚记得小学时候经常把算术题从俄语翻成维吾尔语，告诉他条件是什么，他就讲解给我听。我们全家都说维吾尔语，搬家后父母只好自学日常俄语。

我们很庆幸来到这个共和国，因为吉尔吉斯语接近维吾尔语，父母同当地居民交流无障碍。妈妈特别喜欢一支歌叫《十八岁》，边唱边流泪，感怀青春年华。我们也庆幸逃出中国，改革期间一些远房亲戚从中国来探望，哭着念叨：“真倒霉。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

移民远赴他乡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女。自愿迁移的人明白到了新地方要当二等公民，毕竟文化不一样，观念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我家搬到伏龙芝后爸爸去建筑工地干活，砖头掉落砸伤脚，他甚至不知道可以请带薪病假住院治疗。爸爸一个月没工作，我们失去收入，妈妈三天两头上亲戚家讨面包。当然，他俩在这儿没挣着什么，料定会粗衣淡饭，但他俩读过书，知道孩子可以有更美好未来。

坦率地说，我很感激二老当年不畏艰难，抛下中国的旧生活毅然离开。其他亲戚是1970年代末非法偷渡逃走的，幸运者得以穿越边境。

古丽娜拉·哈姆拉耶娃，58岁，生于扎格斯台

本人1962年生于新疆扎格斯台村，次年全家迁往哈萨克斯坦。小时候父母常说起在中国的生活，言辞沉痛，妈妈总是哭。

听爸妈讲，他们逃离中国的原因是维吾尔人和整个穆斯林群体遭遇种族灭绝。父母都是识字之人，但他俩像其他维吾尔人一样没工作，只能下田种地。妈妈说人人都在公社食堂吃饭，家中不许开伙。后来妈妈在食堂当厨师，爸爸给她打下手，整天吃玉米面、土豆和米饭，食物单调又匮乏。

妈妈告诉我，谁想吃饭必须打死20只苍蝇用火柴盒送来，那么五口之家就要100只。工间不准休息，汉人命令捕捉麻雀，防止麻雀啄粮食。一个人每天至少上交麻雀一只，久而久之死鸟太多开始发臭。于是改为不杀死麻雀，砍下爪子交差。

共产党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维吾尔人无暇顾及自由和土地，每日只为三餐劳碌。父母和亲戚们受不了虐待决定逃离，但不是人人都走的成，我祖父、祖母和几个叔伯姑姨留在当地。他们后来说，我们走后中国共产党反复盘问他们，说我家是“两面派”，认为我父母企图反华。拒绝招供的坐牢受刑，尤其男人挨打最厉害，脖颈、手、脚带着沉重镣铐。男亲戚出狱时遍体鳞伤，已经病入骨髓，失去劳动能力。还有很多死在牢里的。

搬家到了哈萨克斯坦，定居在阿拉木图州维吾尔地区提戈尔门村，爸妈牧羊为生。生活在哈萨克人中间，我很快学会哈萨克语，但上学是在维吾尔人学校。我们平常不区分谁是哈萨克人、谁是维吾尔人，同吃同住关系很好，但妈妈动不动就哭，她说挂念新疆的老爹老娘。

1990年代和我妈妈回去探亲，外祖父母早已离世，只见到孙辈。那时候他们的生活仍然很简单，自己下地种粮，汉人不准他们做其他工作。2016年最后一次去新疆，亲戚不让我戴头巾逛街，说：“否则你走后他们会抓我们进监狱的”。从那之后我再没联络他们，不知是生是死。

鲁斯兰·艾萨罗夫，37岁

我祖母图拉罕·艾萨罗娃1935年生于扎格斯台村，家中孩子五个，两兄弟两姊妹。她父母务农养牛为生。祖母20岁结婚，三月份办的婚礼，夏天就和丈夫忙搬家，没带任何重东西，手拎行李轻装出发。

1949年共产党建政，所有人都被强行集体化，先是华中地区，然后推及各省。我祖父目睹1950-1951年汉人士兵开进他们村，把最富裕的维吾尔人拖到田野枪毙。

1959年祖母的妈妈和她儿子也到了哈萨克斯坦，家族其他人决定留在中国。他们一部分坐马车走，一部分乘船过伊犁河。哈萨克斯坦的区委工作人员把他们安排在阿雷斯（土尔克斯坦州），大概是不希望维吾尔人全住在阿拉木图州，但那个地方十分炎热干旱。祖母曾说夏季酷暑难当，白天不敢出门耕作。于是她和祖父去了阿拉木图，因为那边有其他维吾尔族人可以互相关照。祖父母开始种小麦，两人不懂俄语或哈萨克语，难以适应新生活。

祖母回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始于城市，恐慌和流言散播到乡村，人人自危，做父母的都想尽快安排子女结婚，自己去谋活路。祖母至今不忘那种感觉——明天就要有人来夺走你的房屋和土地。所以移民给了她一个机会过好日子。

我妈妈那边的祖先是富商，家里养着仆役。可惜他们去世太早，我不知道更详细情况。只听说外祖父被汉人派去矿井工作。

新世纪初祖母去中国看外甥，回来说新疆维吾尔人的生活更糟糕了。当时她一个外甥关在监狱，我问：“他犯了什么罪坐牢？”祖母说，党认为谁有罪谁就抓谁，无需解释什么。现在彻底联系不上那边亲戚了。当我们告诉祖母新疆的消息，她说年轻时候如果没走的话，不知能否活下来。

延伸阅读：

苏联政府对罗姆人的斗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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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3日国防委员会决定组建“第1独立女子志愿步兵旅”。这支部队相比战争年代声名鹊起的女子航空团鲜为人知，其倡议者：共青团员、两枚勋章获得者、近卫军军需少校维拉·克雷洛娃命途多舛。

一封举报信

1941年6月21日，战争爆发前一天，联共（布）新西伯利亚州委通过了《共青团员В.П.克雷洛娃同志关于鞑靼斯基地区事态的声明》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新西伯利亚州全权代表格里申同志检查确认，共青团员В.П.克雷洛娃同志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叙述的情况完全属实”。

女教师维拉·克雷洛娃给领袖写的信不太遵守俄文文法，她要反映什么事呢？

“我是共青团员，今年20岁，在新西伯利亚州鞑靼斯克市第2保育院教育科当副科长。

我区党组织领导正在犯政治错误，需要立即纠正，使我们伟大的全党走上正确道路。我不知道我们地区的人为什么身为党员却装聋作哑。

我向您简单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不大的地区发生了什么。我区（鞑靼斯基）几千头牛死亡。牛的大量死亡是管理不善所致。以前和现在都有饲料，只不过潮湿霉烂了，而且这些属于集体农庄的饲料放在车站，急需立即运往集体农庄，但当每天死牛不是几十头而是近千头的时候，这时候人们才起来从市里找运输工具向集体农庄运饲料。不光一个村死牛，也不光一个集体农庄死牛，鞑靼斯基全区都在死牛。防止死牛是可以的也是完全可以的。从最小的村子克拉斯诺亚尔卡到鞑靼斯克市，主路上满是死牛，堵塞了集体农庄和村庄的通道。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路上死牛遍布。这些死牛本该掩埋，但不知为什么人人袖手旁观。为什么区党委默不作声不建议坏领导改正错误。41.5.14我和第1保育院院长、区团委书记视察鞑靼斯基地区揭露出（注：原文如此）这种丑恶现象。集体农庄和村民情绪很差。我们跟他们座谈。他们直接说有人在苏联这个狭窄的地方广泛进行反苏活动。

除了牛的问题，这里的机器也不适合播种。不仅种地的牛糟蹋了，机器维修也停了。各种农具如拖拉机、犁铧之类都在农机站检修，但他们的修法是，拖拉机手开着下田，又得返回重修一遍。队长们拿不到好拖拉机，但他们的上级强迫他们相信拖拉机维修率百分之百。可如果以布尔什维克的身份说话，就像国家要求我们的，拖拉机和别的机器并没修好，即使修过也是破坏分子修的，他们想阻挠播种，已经得逞。今天是41年5月26，但播种工作尚未结束，即使播种了也是用坏机器干的。播种被破坏了。此外面包房一片混乱，面包标准也是。”

谈完农业，克雷洛娃接着反映她工作的保育院的问题：

“除了党的领导干部的这些丑行，国家教养儿童也不理想。保育院院长库雷舍娃是党员。共青团区委书记滕辛同志收集了她的材料，材料是在保育院工作的共青团员们提供的。材料交给区党委第一书记古尔扎同志，可他不调查、不澄清，不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办事，反而掩盖事实，辞退揭露种种弊病的共青团员们。提交区党委的材料绝对真实，我个人敢以共青团员身份担保。以布尔什维克方式了解和确认情况的同志们都知道以下事实：偷窃保育院食品、瓦解劳动纪律、在孩子们中间进行煽动，和最关键的——非苏维埃教养儿童。库雷舍娃有党证，但没受过任何处分，实际上达尔楚克大尉证明她早就被开除党籍，她丈夫是上过法庭的人民公敌。我亲自找过古尔扎，请他以共产党员身份谈话，他竟然如此答复我向您汇报的所有这些反苏问题——‘出去！黄毛丫头乳臭未干，党的工作轮不到你管。’之后他口头指示开除我，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又禁止共青团区委书记检查儿童教养情况，不仅禁止他去保育院，甚至不准他打电话。区党委对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却因为某种缘故置若罔闻，维护反苏利益。我写这封信的动机是纯粹的、坦率的，我认为这不仅是共青团员的责任，也是每个苏联公民的责任。”

保育院黑幕

克雷洛娃举报信的风格、内容跟1937年党中央和НКВД收到的几千份举报信大同小异，不知为何引起斯大林重点关注，责成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А.А.安德烈耶夫（他也是出身新西伯利亚州的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代表）调查鞑靼斯基地区情况。新西伯利亚州党委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做出决议：

“据不完全数据，鞑靼斯基地区1941年前五个月死亡：马匹——1988、牛只——4722、绵羊——8055、猪——351。牲畜死亡原因是饲料缺乏，多个集体农庄的饲料被挪用，收到的7200公担油粕仅投喂了3000公担。倒毙牲畜尸体出于挑衅目的被堆放在大路两旁直到最近。区农机站拖拉机维修工作恶劣，四个农机站有三个未完成春季拖拉机维修任务。春播工作受到干扰。”

第二保育院的可怕内幕也被揭开：

“现已查明，地区教育局副局长、联共（布）预备党员什洛莫夫道德败坏，伙同鞑靼斯基地区第二保育院院长、联共（布）党员、全文盲者库雷舍娃把保育院变成了儿童放荡之地和淫窟，地区负责干部和部队指挥员都来光顾。库雷舍娃还长期挪用喂养儿童的食品。”

早先克雷洛娃不仅向鞑靼斯基地区领导写信举报，还向新西伯利亚州党委反映情况，都没引起重视：

“克雷洛娃同志把该问题反映给当时在鞑靼斯基地区的联共（布）州委书记索科洛夫同志，但索科洛夫同志不仅未当场采取任何措施，过后亦未向州党委汇报。”

州委决定：

“1.建议州检察长鲁缅采夫同志紧急调查集体农庄公有牲畜灭失及鞑靼斯基第二保育院违法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2.由于А.В.古尔扎同志默许本地区公有牲畜灭失、未采取措施制止在道路上抛撒死畜的挑衅行为，以及回应共青团员克雷洛娃同志声明时的不诚实表现，免除其联共（布）区委书记职务。

3.鞑靼斯基地区地政科副科长В.Г.柯尔帕希科娃同志放任集体农庄牲畜灭失，管理农业工作失败，免除其职务。

4.由于把鞑靼斯基第二保育院变成淫窟并组织保育院儿童发表挑衅性言论反对任命新院长，免除库雷舍娃的保育院院长职务，开除联共（布）党籍，送交法庭审判。

5.联共（布）州委书记Л.К.索科洛夫身在鞑靼斯基地区，明知克雷洛娃同志反映的丑恶行为，不但未采取任何措施，甚至不告知联共（布）州委书记，予以通报批评处分。

6.免除鞑靼斯基地区教育处副处长П.С.什洛莫夫的职务，撤销其联共（布）预备党员资格。

7.第二保育院免除克雷洛娃同志保育院教育科副科长职务的命令不正确，予以撤销。

责成州国民教育局副局长雅科夫列娃同志和联共（布）鞑靼斯基区委限期二十天内为克雷洛娃同志安排学校教师工作。”

岂料次日战争爆发，哪还顾得上执行州委决议？古尔扎从事党务工作前是国安人员，并未失去党籍，而且被认为仍然是个负责任的干部。

阵前杀敌

于是维拉·克雷洛娃奔赴前线，做了相当于中尉衔的助理军医，1941年8月调入步兵107师586团。九月份该师官兵在叶利尼亚攻势中表现英勇，被授予“近卫步兵第5师”荣誉称号。

1941年11月28日西方面军司令员格尔奥基·朱可夫命令授予军医维拉·克雷洛娃等立功军人“红旗”勋章。授勋申请写得磕磕绊绊不通顺：

“克雷洛娃同志八月份到团工作，在为指战员提供医疗帮助方面表现出自己是最佳医务工作者之一，她还积极参加战士和指挥员中间的党群工作。41.10.13我团在安德烈耶夫斯克-佩索奇纳亚地区作战，随即被围，许多指挥员因伤掉队，克雷洛娃同志率领失去联络的辎重队，携带104辆四轮马车、250匹马、586名战士和36名初级、中级指挥员，外加49名伤员，全副武装突出包围圈。”

1942年《共青团真理报》采访克雷洛娃，讲述了关于那次突围的更多细节：

“十月份维拉·彼得洛芙娜所在部队陷入包围。卫生连连长负伤，军医克雷洛娃接替他职务，率领连队随团向东边莫斯科转移，路途艰难，夜晚穿行林间小道和泥沼。部队在А.村附近遭遇德军伏击，机枪扫射。前一天维拉·彼得洛芙娜被流弹打中受轻伤，正乘坐辎重队马车前进。

枪声一响，政委快速跑到辎重队通知克雷洛娃：‘连长，拆掉马车、疏散人员。我们单兵作战自行突围。’

克雷洛娃问：‘移动药房也拆吗？’

不知为何她此时最惋惜的是不得不打碎药瓶。或许她记挂这些玻璃瓶的原因是她要补足团的药品配置。

但政委再也无法回答。他被冲锋枪打死，扑倒在地。

克雷洛娃跳下马车，拉紧缰绳。卫生员、伤员搬运工和驭手们都看着她，她是连长，要等她发令。一些胆小鬼跑向森林。维拉·彼得洛芙娜自己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骑上马的。

她朝着逃兵大喊：‘你们去哪？跟我来，打德国人！’勇敢之人紧随其后。那些原本怯懦的在姑娘面前感觉羞愧，纷纷跟着勇敢者走了。

这个艰苦的夜晚，维拉·克雷洛娃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几个绝望的战士围拢到她身边，既保护她又协助她。

德军经不住打击，开始撤离。

克雷洛娃说：然后我呼唤战士佩图宁，让他带头战斗，别让德军靠近道路。就在我转移辎重队的时候，德国人醒悟过来，又发起进攻。此时我们的炮兵到了，大炮和迫击炮迅速就位开火。而我们听见自己的炮响，都欢呼着冲向德军。有些骑马，有些步行，风卷残云势不可挡。打死他们多少人啊，太可怕了！我们好多还是伤员呢。”

文章还透露了维拉·克雷洛娃短暂被俘之经过：

“她骑马冲得太快，稀里糊涂误把德国人认作自己人。一个德国军官抓住缰绳，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德国兵拽下马。维拉·彼得洛芙娜脑袋挨了一枪托，失去知觉。好在舒尔巴诺夫离得不远，操起冲锋枪击毙军官、士兵。等克雷洛娃睁开眼，一切都结束了，舒尔巴诺夫搀着连长上车，进了森林。”

很难讲这篇战地采访有多少符合实际，又有多少是为了鼓舞前线、后方士气之虚构。反正文章描写的战斗比申请授勋报告写得多。《共青团真理报》称维拉·克雷洛娃带领自己部队两星期打三仗，冲破敌人包围，10月19日抵达谢尔普霍夫。又介绍她曾在阿列克辛市郊和尤赫诺夫市郊负伤，1942年1月在孔德罗沃攻防战中表现突出：

“进攻孔德罗沃期间她随一个滑雪营迂回德军后方，发动钳形攻势把他们挤到城外。那是一条穿越雪堆、白茫茫田野、冻河、沼泽的艰难行军路，但姑娘顽强跟上战士们的脚步。С.村一役，维拉·克雷洛娃痛失团长。她说：我刚从团部出来，见副官牵一匹空马飞跑。我问他团长呢？他说团长死了。我说：你撒谎！他说：是真的，刚刚被打死了，不可能把他拖下战场。”

克雷洛娃说她孤身跑进雪地寻找团长布雷宁少校，帮他包扎伤口拖回树林，遗憾没救活。

之后她再次负伤，治疗后归队。与《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谈话的时候，克雷洛娃胸前除了1941年11月的“红旗”勋章，还挂着一枚“劳动红旗”勋章，但不是因战功授予的。原来，194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授予身在前线的维拉·克雷洛娃“劳动红旗”勋章，表彰其鞑靼斯基地区共青团员女教师的工作。另外由于某种原因，她还获得了“农业杰出成绩”奖。

名声大噪

今日很少人记得，几乎每一位战争期间担任前线记者的苏联作家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有人主要写水兵，有人主要写飞行员和游击队员，还有人写自己熟悉的指挥员麾下部队。

女作家Л.Н.谢伊福琳娜1920年代声名鹊起，战争开始后她着力描写红军新组建的近卫部队和舍身杀敌的年轻英雄。所以，当她读到关于共青团员兼近卫军官维拉·克雷洛娃的报道，认为她很适合做新书女主角。谢伊福琳娜约见克雷洛娃详谈，1942年10月17日给写信斯大林：

“衷心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怀着激动心情写信给您。毕竟直接向您发出个人呼吁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我国任何公民心潮澎湃。我要提一个多少冒昧的请求，请允许我向您和斯大林时代的人民表达满腔热枕。但这封信不是为我自己而写。

1941年女共青团员维拉·彼得洛芙娜·克雷洛娃从西伯利亚给您写信。她发现了一些非法行为，甚至包括直接破坏。由于她勇敢的警觉，这位姑娘遭到坏同志的迫害。您命令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同志到新西伯利亚调查此案，克雷洛娃因而获平反，并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原文如此）。安德烈耶夫同志1941年6月20日抵达新西伯利亚，6月22日莫洛托夫同志在电台用激动的声音通报法西斯入侵的消息。于是克雷洛娃替自己争取了第二份荣誉——自愿奔赴前线。

这位姑娘在西伯利亚是区教育处视察员，但之前毕业于顿巴斯中等医科学校。她以助理军医身份走上战场，从战争之初就一直在战斗——何等残酷的战斗啊！姑娘刚满21岁，已是近卫军大尉，因最近一次负伤第三次获奖。数一数，她身负四处弹痕，战场上痊愈的不计在内。至今她精确击毙德军近千，被她救助的、拖下战场的我军战士大约不少于此数，许多人都听说过军医维拉·克雷洛娃。师长和政委牺牲后，她率领师残余人员突出包围圈。短短一封信说不尽斯大林世代的这位奇女子。我正在撰写关于她的书——分别给孩子和大人看。”

作家、宣传家添油加醋描述克雷洛娃的事迹本不足为奇。但为了让自己的书被出版社快速认可并大量印行，需要得到国内读者赞同，至少要赞同女主角。于是谢伊福琳娜请求领袖：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曾在高尔基剧院当面称赞我写的《维里涅娅》，又在瓦赫坦戈夫剧院贵客登记簿留下您对这部剧的评语，令我的写作生涯终生受用。但对我而言，这位新涌现的女英雄、21岁近卫军大尉，比‘维里涅娅’更亲切。青年女英雄有个心愿：今生能够面见您一次。请满足她吧，斯大林同志。这是我大胆的请求。您在她个人命运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您是她灵魂的工程师。受此殊荣，她将怀着您活生生的形象重返战场。我再次请求您原谅我就此事向您发出的个人呼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话直说最可靠。所以我斗胆直接向您提出热切请求，维拉·彼得洛芙娜目前住在莫斯科大都会宾馆332房间”。

组建部队

看来，克雷洛娃不仅请谢伊福琳娜写信转告心愿，还拜托高官朋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А.А.安德烈耶夫促成她跟斯大林会面。克雷洛娃大尉求见最高统帅的理由很充分：提议组建女子步兵部队。1941年9月8日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成立女子航空团，1942年3月开始征召女共青团员参加防空兵，4月安排女性逐步替换通信部队男兵，5月海军接收女性服役。克雷洛娃用自身经历证明了女步兵在战斗和指挥方面不比男性差。

不过这项提议并非首创。1917年玛丽亚·波奇卡列娃组建女子突击营，主要目的在于鼓舞二月革命后前线俄军的低落士气。虽然波奇卡列娃的试验昙花一现，但到了1942年红军损失惨重、斯大林格勒岌岌可危之际，建立女子步兵部队的想法被认为是及时且必要的。

1942年10月24日深夜斯大林接见安德烈耶夫和克雷洛娃，他们仨的部分谈话由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作陪。于是国防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奉命筹备组建女子步兵部队。

一周后，1942年10月31日别利亚科夫少将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Н.А.米哈伊洛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与А.А.安德烈耶夫共同商讨的国防委员会《关于组建独立女子步兵旅》草案，最高统帅审阅后仅修改拟组建部队名称。1942年11月3日决议通过。

不测风云

尽管女子步兵旅的选拔标准十分严格，教育程度、政治背景、家庭出身经过重重审视。但待遇很差，训练繁重，三餐单调，住房恶劣，甚至有扒火车去邻镇洗澡丧命轮下的。一些学员苦中作乐，把部队缩写ОЖЗСП解释为：“哦女人你何必来此”。

历史学家В.И.彼得拉科娃2013年博士论文指出，女性编入步兵旅后问题层出不穷：
“指挥员经常违反军纪，加之学员有时无法忍受道德和心理压力，导致从1942年12月起该旅逃兵现象频发”。

种种乱象之下这支部队实际无法遂行作战任务，但上级似乎认为加强训练就可以改正过来。与此同时，副旅长克雷洛娃少校继续沉浸荣光中。作家谢伊福琳娜写给孩子看的书已经由国家儿童文学出版社发行，写给大人看的正奋笔创作。采访克雷洛娃的记者无不钦佩她的英雄气概、漂亮大辫子、勋章和伤疤。报道越来越多，描述跟着走样。比如《共青团真理报》介绍克雷洛娃战前是十年制中学地理老师，而谢伊福琳娜则称克雷洛娃是区教育处视察员。新书描述孔德罗沃市战斗细节，卫生连连长克雷洛娃赫然成了空降营副营长，营长阵亡后她带领官兵发起冲锋，“同时肉搏三个德国兵”，圆满完成收复城市的任务！

另外，克雷洛娃短暂被俘受苦的经历也被扭曲，似乎引起个别人对“忠诚”的议论。克雷洛娃觉得自己和领袖的私交足以抵御任何飞来横祸，可惜她想错了。

此人1943年具体遭遇什么，如今只能一点点拼凑。但所有已知细节共同指向以下情况：库尔斯克会战前夕，上级准备调动女子步兵旅上前线，配发了新军服和口粮。克雷洛娃对这样做的合理性表示怀疑，说万一女战士被俘将使国家蒙羞，希特勒的宣传机构肯定大做文章诋毁红军太虚弱，竟派女人上前线。

众所周知告密比音速快，国安机关立刻掌握克雷洛娃言论。闹了半天，原来这女人故意欺骗上级，说服领袖建立根本无力作战的部队啊？如此一来，逮捕就是必然的了。此外战友还多次投诉她酗酒、财务欺诈、跟下属谈恋爱等，甚至怀疑她被俘投敌、暗通德国。1943年11月НКВД逮捕克雷洛娃，1944年4月НКВД特别会议判处她劳改营服刑三年。亲属透露克雷洛娃1951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世，享年31岁。另有说法称遭枪决。死后未平反。

克雷洛娃被捕也连累了作家谢伊福琳娜。她的书中止出版，自1920年代之后的首部重要作品永远停留在草稿阶段。谢伊福琳娜陷入严重创作危机，至死没缓过劲儿来。

1943年10月29日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陆军上将安东诺夫向莫斯科军区各部队首长传达命令：

“国防人民委员会命令：
1.驻扎在奥恰科沃的女子志愿步兵旅，限11月20日之前就地移交给НКВД部队。
报告执行情况”。

随后该旅调往斯摩棱斯克州并入后卫部队，女兵们继续在哨所执勤，执行查验证件、围剿匪帮和破坏者、缉拿逃兵、保护重要设施等任务，期间偶有战死和自杀者。1944年7月31日女子支援步兵旅解散，多数人回原籍，少数人编入其他部队。

延伸阅读：

一个基辅女人的战时日记

略论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酗酒问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阿纳托利·希克曼
（历史学家，作家，教师）

我的祖父莫利斯从美国移民苏联。我母亲原本的未婚夫死于伟大卫国战争。这两件事使得侥幸复员回家的帕维尔·莫利索维奇·希克曼建立了除户主美国出身之外一概平平无奇的莫斯科家庭。多年来，政府官员阅读本人填写的各种调查表，看到我父亲出生地一栏（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总会提出白痴问题：“他怎么生在那儿？”我解释说他父母住那儿。之后提问者沉默深思，好像他们理解并知道了一切似的。

怎样成为苏联人

与我父亲不同，我祖父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出生地不在美国。他家本是波兰某小镇贫穷犹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这位油漆工半饥半饱的日子随着他面临被征入俄皇军队而改变，1913年偕年轻妻子奔赴加拿大，辗转进入美国，最终定居纽约。

当现实变得虚幻，人就会重新评价过去。1920年代美国新公民的生活同苏联社会主义神话般进步相比似乎太不公平，亟待改变——虽然莫利斯家的条件较之许多东欧移民还算不错了。祖父当年是熟练机械师，祖母伊达教德语，起码吃穿不愁，业余时间叫上俩孩子：保罗和诺玛一起用意地绪语写故事，发表在犹太人报纸《自由之晨》儿童专栏。

这些豆腐块文章被剪下来仔仔细细粘成一大册，视如传家宝小心珍藏。参加社会主义集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斗士，前路虽然困难重重，却充满光明和意义。

1929年纽约“黑色星期四”之后，千百万同莫利斯一样“给老板打工”的人深陷大萧条，成了被遗弃者。他不愿靠妻子工资养活坐等好事发生，听说世界唯一的苏维埃国家不仅不存在失业，而且招聘外国专业人才。美国共产党员伊达劝说无党派丈夫只有去苏联才有未来、孩子才能接受高等教育。

1931年莫利斯带儿子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的班轮，船上的美国公民大部分是东欧裔。次年夏天伊达带女儿探望父子俩，得知头年一起乘船的美国人无一人留在顿巴斯郊外的“沙赫杰尔”国营谷物农场。大家用各种语言说着同一句话：“在这个国家活不下去”。而莫利斯同一位密友发生了持续毕生的争论：“几百万人能在这儿活，就你个金枝玉叶不能！”所以希克曼家留了下来，1933年12月莫利斯被农业人民委员调动到当时的伊万诺沃州、今天的弗拉基米尔州巴夫列内镇担任技术检查员，之后当拖拉机机器修配厂技检科主任。同年又抵达70位美国专家，虽然第二年只剩7位，但莫利斯总算有几个聊天的人。工作和家务占据全部时间，他住在一间有火炉、没自来水的小屋，伊达在区中心科利丘吉诺当老师住宿舍，星期天跟丈夫见面，不过两口子不后悔。保罗和诺玛则在莫斯科外语学院附属速成中学继续念书。天下无数父母喜欢把未完成的心愿托付孩子身上，这个自学成才的人实现了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梦。1936年全家获得苏联公民身份。

历史怎样开启

从小我就听说祖父被捕下落不明。八岁那年我和亲戚在莫斯科火车站见到七年劳改释放归来的诺玛姨妈，她那件女式棉袄惊得我至今记忆犹新。1974年本人上夜大，学院教授口出狂言曰：“随便哪个梅毒患者都宣称自己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牺牲品”，我当即“针锋相对”回敬：“这样的梅毒患者咱国家有多少？”虽然如此，又过了很久我才真正体悟阴森历史的骇人本质。姨妈诺玛·希克曼是她家活得最长的，九十年代初返回美国，我在她公寓顶柜翻出父亲那本破旧的《韦氏词典》，里面夹着一摞对祖母伊达和父亲查询祖父莫利斯·希克曼信件的回复，包括：“无资料”、“未列入登记”、“未居住”、“本单位声明，你应就此事联系警察机关”、“《真理报》不刊登寻亲启事”……

这些敷衍答复冷淡无情之处在于，其实问题的准确答案就明摆在那里。1990年7月24日寄给诺玛·莫利索芙娜·希克曼的一封信写道：“多年之后，苏联克格勃弗拉基米尔州机关今天才可以告知您父亲的真实命运……”

这封信有一点错误——写错了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逮捕日期；还有一通谎言——伊达·格里戈利耶芙娜1979年死于莫斯科，从未领到丈夫的平反证明。但这些并不是最令人惊讶之处。

假设莫利斯确实犯下指控他的罪，当局就没必要遮遮掩掩，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1956年官方已承认“无犯罪”，他的亲属却继续被蒙蔽所折磨。

怎样成为或不成为间谍

身为技检科主任，也算是检查员（技术熟练但未经过专门培训），莫利斯·希克曼不肯接收未故障拖拉机，虽然这些拖拉机几天后必然要返回修配厂。他毕竟不是真正苏联人，不明白“干工作”和“完成计划”之间的微妙区别。

1938年1月15日地区报《科利丘吉诺之声》刊登关于农业领域破坏活动的消息：“在巴夫列内拖拉机机器修配厂……个别员工明显在从事破坏活动。例如某科瓦廖夫和希克曼为了阻挠修理工作进度，拒绝发动机和其他机器上完全可用的零件。修配厂厂长克里沃舍因同志纵容这些‘不可或缺’的工人”。

赶巧的是，被点名之人没能第一时间阅读这篇揭露报道。1月15日那天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正在莫斯科出席儿子案件的庭审。

此人因缺乏警惕性被共青团除名，跟同班同学合住一个寝室，又被当局宣布为人民公敌。他本可以低调生活，但保罗——已经被护照发证机关改名叫“帕维尔”——1937年12月31日深夜打砸商店橱窗玻璃，坐等警察来抓。他拒绝律师，上法庭自我辩护，称自己行为的动机是失去奖学金无法生活，而且找不到工作——单位一看他是“美国人”就不要他。遂得出结论：既不让他劳动，那就批准他去美国吧，过什么日子都认了。莫利斯·希克曼发表简短但有说服力的陈述，请法庭考虑帕维尔来苏联的时候“语言不通”，跟着大人受尽颠沛；自己情愿陪儿子到服刑地。结果帕维尔被判缓刑、赔偿橱窗玻璃，当庭释放。

好不容易忙完官司，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得知地区报的文章已经太迟了，我本人也是多年后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报刊室查阅到的。然而这区区几句话标志着祖父“案件”的开始。1月15日文章见报，1月21日修配厂“个别员工”落网。

办案人员允许他给家属写几句话，这张带编号的纸订在他女儿诺玛·希克曼的侦查案卷内，一面写着不通顺俄文：“我不知为什么被抓。别担心。钱我放在衣柜外衣。文章我都带走了。保重身体。好好活着找到38.1.21抓我的原因。”另一面用希伯来文写：“别跑，别找。我和乌克兰人都被抓。我们去科利丘吉诺。保罗的判决对我没好处”。

这些就是我祖父留在人间的最后话语，其他手写的、带他签名的皆不是出自他本人，从而证明尤里·特尼扬诺夫所言非虚：“文件像人一样会撒谎”。

我曾在联邦安全局档案馆阅览室翻看“撒谎文件”：写错名字的逮捕令、狗屁不通的审讯口供、“坦率而全面”的被告认罪——其遣词用句令人毫不怀疑作者身份（“我，希克曼，是在……活动的反革命破坏集团积极成员”），还有起诉书以及“三人小组”的枪毙决定和关于执行1938年10月4日判决的材料。大规模杀人的各项手续都齐全了。另一个信封单独装着逮捕两年前刚发的苏联国内护照。

21日他还不知为何被捕，六天后已招供从事破坏活动，关押两个月承认充当美国间谍。在声明侦查终结的1938年4月2日笔录上，有他艰难写下的扭曲签名。

我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对我祖父做了什么，生生把一桩“案子”塑造成一串案子：殴打？剥夺睡眠？辱骂？或对他妻儿表示同情怜悯？案卷没记载，就像只字不提那本珍贵的剪报册——“都是我们写的”。

世界飞快变化，记忆迅速消退。“今天不可能确定М.Б.希克曼的准确埋葬地点”。

伊达·希克曼1938年2月8日因涉嫌反苏和间谍活动被捕，1939年2月19日释放，认为“没有审判她的理由”。翻阅她的侦查案卷，“理由”并不难找。她同事作证说：课间休息时学生朝领袖相片扔抹布，“她未出面制止”；她比较美国和苏联的教师生活，不赞成后者；她在某次开会时宣称“НКВД机关同样会犯错”；他丈夫最终承认了破坏和间谍活动。既然“三人小组”还没废除，又何须庭审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被释放绝不是办案人员失误或天降奇迹。1938年斯大林授权拉夫连季·贝利亚搜集尼古拉·叶若夫的黑材料，取而代之接任内务人民委员。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贝利亚上台必不肯留用叶若夫的“旧人”，开始清洗НКВД，复审一些案件。于是出现了1939年“逆流”。跟我祖父同案被捕的乌克兰人（也是“美国人”）已经枪决，但报纸点名的另一位工程师科瓦廖夫活着放出来了。伊达·希克曼就像大多数大恐怖幸存者一样搞不清状况，认为若非恶棍斯大林掌国，共产主义早已胜利，更不会有那么多人蒙冤受屈。她一度住在哈萨克斯坦，距离女儿诺玛劳改的地方不远，后来住莫斯科，直到生命尽头仍盼着被杀多年的丈夫忽然推门回家。

联邦安全局怎样纠正历史“错误”

诺玛姨妈走在莫斯科街头，往往吸引人盯着瞧。严寒天气她也不戴帽子，因为劳改的时候她从不在长官面前脱帽表露女人身份。她到了美国住波士顿，冬天不太冷。她的英语、俄语和意第绪语专业、流利，桃李遍布大西洋两岸。她迈步轻快、敏捷，不容易跟上，在莫斯科地铁通道好似一阵风。82岁那年她拿着深蓝色美国护照飞回俄罗斯查阅自己的侦查案卷。

双亲被捕后当局要求她断绝关系，她不仅没答应，还不听别人劝阻，在共青团开会时表示父母被宣告无罪的那天迟早会来到！于是她被逐出共青团，理由是“勾结人民公敌，不信任НКВД”，但允许完成学业。十一年后她因叛国坐牢，在给身边人看的日记中她写道：“我不愿生活在我父亲无辜受难的国家”。侦讯、特别会议、刑期、押解、杰兹卡兹甘（她从这里写信给母亲说别等她），无路可走了……

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礼貌客气地说：“日记的问题尚未解决。但，看来能够顺利解决…… 也许，明天就能…… 我个人认为应当返还。在此期间您可以先了解您的案子”……

我曾在多个档案馆工作过，但还是头一次陪诺玛进档案馆。她在空荡荡的房间阅读本人案卷，时而埋怨时而低语着停下来说：“这不是真的！”接着对我解释些已经真相大白的事。虽然苏联时代她就彻底平反了，但作为一位享有充分权利的、过着曾遭摧残却功成名遂生活的美国公民，仍试图说服那位肯定不在人世的侦查员一些事情。

几天后我用公文包拎回联邦安全局返还她的日记本，也就是50年前作为物证从她手中没收并保存至今的日记本。她之前留给客气的联邦安全局员工一张写着案卷目录的纸，请他代为复印。他虽然同意了，却是在诺玛飞回美国之后。我心里明白，如果要帮诺玛实现心愿，那就得立刻行动。于是我询问这位彬彬有礼的员工要怎样才能查阅我祖父祖母的案卷，他说诺玛必须给我书面委托。太荒谬了，我没再多言。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家接到电话，通知我可以复印，但部分文件禁止复印。

没拿什么书面委托，提交普通申请而已。几天后档案馆喊我去看亲属案卷。女员工交给我一个公文夹，里面是我感兴趣的文件，但其中一部分用纸包裹，写明：“49-64页不提供”。女员工面带礼貌微笑告诉我这是联邦安全局弗拉基米尔州机关的决定，如有任何意见可找他们讨说法。

“纪念”协会的朋友很早以前设法给过诺玛一些案卷材料副本，诺玛复印了从波士顿寄给我，这部分文件也在公文夹内。我对女员工说，不提供给我的那几页，不仅不涉及今日俄罗斯的秘密，甚至没有苏联的秘密。这不是假设，我知晓其内容。

— 您已经看过这个案子了吗？
— 没。但我有美国寄来的手写副本。如果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对此有任何意见，可以找我讨说法。

我当然没找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要什么“说法”。我能猜到为什么那几页材料对我保密。那上面盖着“秘密”或“苏密”章子，虽然是1955年的，但无所谓，这几页显然是表明指控之荒谬的铁证，叫人读了不得不“感谢”其作者。我和我的美国姨妈共同面对的是任何苏联俄罗斯公民都心知肚明的禁忌，好比阿夏·波卢宁（译注：名演员，擅长小丑）口头禅：“不能啊！”

这种“不能啊”，就像把捷尔任斯基纪念碑送回原址的企图一样，可以简单解释为愚蠢或惰政，阴魂不散、绕梁千日。然而，此起彼伏的“大国复兴”呼声令人不由自主假设并想起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之问：“开始之结束又当如何开始？”(Где начало того конца которым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чало)

怎样以及何人为“大国”付账

普通的俄罗斯人，只要稍微熟悉各级国家机关活动和我国立法实践，肯定知道无论他财富如何，实际一无所有。即便属于个人名下的住房，他拥有的只是天花板到地板的空间。一觉醒来银行账户就可以被归零，“床垫下”藏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可以被宣布为赃款。他可以被随随便便剥夺自由、健康和性命，但他自幼坚信自己生活在大国。

“大国”概念使得多数公民心怀玄乎自豪感。В.达尔（译注：语言学家）定义“大”这个词：“超过普通尺度”。例如，彼得一世推行触及社会方方面面之改革，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帝国，跻身欧洲列强之一。这些改革的代价，以人命衡量相当于人口七分之一。历史学家兼作家纳坦·埃德尔曼讲的更形象：“于彼得年间而言，这就仿佛我国今天突然没了4000万人！”同时活下来的人要缴纳三倍税款，却并未变得更自由更快乐。其他不“大”的国，照样建立舰队、工厂，照样办报纸甚至刮胡须……事实是，我国统治者“希望奴隶自觉自愿做奴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语）。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国空前伟大，经由屠戮几百万人“超过普通尺度”——根据现在的资料其数如此，几乎没什么意义。

至于当代政治、经济、宗教和其他领域的行为，我对30年前一桩事件的进展感到震惊。事件被称为“苏中武装冲突”，争夺的土地中国叫“珍宝岛”、我们叫“达曼斯基岛”，1969年我方在此阵亡58人、负伤94人。30年后，显然这个小岛不属于我们，闹了半天问题原来该让外交官而非军队出面解决（译注：指1991年俄罗斯承认该岛归属中国）。谈不上谁对谁错，因为互不相干的两拨临时工交接权力，惟国家之棺早已朽矣。

如果今天的联邦安全局老板懂事理，应该明白既然他心甘情愿坐这个位子，不能不对自己前任的决定负责。一个无辜女人失去亲爱的父亲，在斯大林劳改营服刑七年，失去家庭和为人母的幸福…… 既然她想复印自己案卷，既然整份材料都摆在眼前了，怎么就不能把那几张愚蠢的文件一并提供呢？至少可以略微抚平她的伤痛、照亮她残缺的生活。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从上到下没有哪个当官的对任何事、任何人负责。首先因为他身居高位，或者因为他也在执行上级命令。然后来了另一个人，或自愿或非自愿赦免他的前任，“清清白白”开始履职。这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情况，至今没什么改变。读者，你们想没想过：“谁是我国的主人？”

随手援引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速记记录的几句话。2000年8月22日普京同“库尔斯克号”潜艇水兵家属面谈：

“妇女：我儿子在北方舰队当兵15年！吃不上喝不上，没钱给小孩买东西。只有死了才给我们家挣回一套房子！为什么？应该多照顾活人啊！普京：我本不想谈这些，但既然您提出来了。在我担任总统的100天里，我准备好了回答。剩下15年我准备好和您坐一条板凳问别人这个问题”。

看到了吧，这番回答果然是一个前任被革命推翻后，从水暖钳工荣登总统宝座之人所能说出来的。

遗憾的是我国绝非独一无二。俄罗斯之外亦有别的此类“大国”。但本人不愿生活在大国，更希望住在为人民服务的正常之国，在那里变化的法律不会把公民抛在身后，政治家不仅为了升官发财而步入政途。

当政府忙于自我完善和自我保护的时候，那些坚信老子天下第一之人的数量正飞速增长。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坐公交坐地铁，要么模仿广告、要么互相模仿，边走边喝各种饮料，喝完甩手丢掉。他们满嘴跑火车，喷吐唾沫星子标记身边空间，不念叨脏话就言不成句。他们在楼梯间放尿，在电梯呕吐，在休息的地方留下一堆垃圾。他们开车奋不顾身，人行横道有人也不减速。为了证明他们确实天下第一，“比特察”小批发市场围墙上明晃晃大剌剌写着：“你好我的莫斯科！你好世界最佳首都！”

开始和结束怎样相结合

我父亲的生活称不上幸福。梦想成为工程师的他就读莫斯科外语学院，因为这是唯一不会因语言问题阻碍学习的院校。1940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应征入伍工农红军。自1942年夏天在列宁格勒前线作战，两年后负重伤，治疗康复调动到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当老师。1949年“反世界主义运动”（译注：夹杂反犹太的群众政治运动），父亲被单位开除，无法在全国任何城市重新任教，失去了靠自己专业养家糊口的可能。他拿着红色文凭和保障其公民劳动权的《宪法》到教育部上访，人家告诉他是有这个权利，但宪法没规定可不可以在城市或军事院校工作。好歹在我国辽阔大地上给他提供了三个可选择的就业地点，父亲伸手指着第一个地点，于是到了诺夫哥罗德州柳贝京斯基地区科马罗沃村当英语老师。直到“伟大领袖”去世，父亲才得以返回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他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每天在打字机旁久坐10-12个小时，各种俄英专业词典堆成小山，不知疲倦翻查他那本《韦氏》。这项虽然寂寞但能养活全家的工作的壮丽尾声是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小地》译成英文。然而，帕维尔·希克曼终生没机会出国，他死于63岁生日前夕，就在我姐姐儿子出生前几天，娃娃也叫帕维尔。

这个娃娃如今长大了，改名保罗，随我姐姐和我们的老母亲一起住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姐姐决定出国的原因是不愿独生儿子被拉去从军，在那个地方，欺凌、出阵等各种情况皆有可能。人活着难免有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应当分等级。保罗上了大学，将来时机合适的话，他也会像我姐姐一样回俄罗斯——以游客身份。

于是，在我祖父和父亲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班轮六十五年后，幸存的家庭成员全部重返或移民美国。

只有我还留在古老的“新俄罗斯”，因为我很想住在家里。但那些令人极端反胃的熟悉面孔兴高采烈地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陈词滥调。结束又当如何开始……

莫利斯·希克曼是在我出生之前十年遇害的。但，既然2000年我这个52岁的孙子读着永远45岁祖父的“案子”，没让他的经历隐入历史，那么这一切肯定有某种意义存焉。

（儿按：阿纳托利·希克曼2008年因健康问题退休，2016年移民美国，2022年入籍）

延伸阅读：

法国裁缝投奔苏联却身陷古拉格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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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芙根尼娅·利茨

奥莉佳·利沃芙娜·斯利奥斯贝格的生活原本幸福美满。她生于萨马拉富裕犹太人家庭，父母同为裁缝，收入颇丰，毕竟萨马拉的上流贵妇几乎都是母亲顾客。城内曾经发生反犹暴动，母亲向顾客之一：省长夫人诉苦，暴动分子就被警察驱散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实施歧视性的“犹太人配额”，限制犹太青年上大学，俄罗斯亦不例外，但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未受影响，从私立中学毕业，191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后来全家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移居莫斯科。

1928年，芳龄二十六岁的奥莉佳和尤德尔·卢维莫维奇·扎克海姆喜结连理。此人虽出身虔诚家庭，但坚信共产主义，利用自己对《圣经》的充分掌握来宣传科学无神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学生时代就被请去莫斯科大学宣讲政治常识。尤德尔很快成为两个教研室的副教授，十年后人们忽然发现这位优秀科学家居然没有大学文凭——误会迅速纠正了，他通过论文答辩后被立即授予博士学位。

扎克海姆参加了一个研究医学史的科学小组，投入大量精力。1936年初该达尔文主义小组被定性为“恐怖组织”，扎克海姆被捕。契卡分子旋即扑向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皮革工业总局上班的奥莉佳，先把她扔进卢比扬卡监狱，又移送布提尔卡监狱。她在大牢苦等起诉，而这正是刽子手的伎俩：置人于疑惧之中慢慢煎熬。此期间奥莉佳亲眼目睹狱友们接二连三蒙受冤案，听闻丈夫被杀噩耗。

奥莉佳在牢里结识热妮娅·戈茨曼，二人后来成为毕生挚友。热妮娅·戈茨曼的丈夫叫伊万·菲利普琴科，诗人，是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妹妹）的学生，所以像乌里扬诺夫家的人一样，他也对斯大林态度轻蔑。但热妮娅当年是党员、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自认有义务报告丈夫对领袖的每句评论。于是“愿他消失”这句话就被曲解为图谋刺杀斯大林，热妮娅既是案犯之妻，难逃身陷囹圄。即便如此，热妮娅仍寻求斯大林庇护，成天写信鸣冤。尽管她未在“暗杀口供”上签字，菲利普琴科到底遭枪决了（1937年3月）。

最后奥莉佳终于被起诉，据说她可能听过斯大林老婆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身亡而非官称“死于阑尾炎”的传言，但未报告。奇怪的是，审判时这项案由被改为“准备暗杀卡冈诺维奇”。奥莉佳回忆录写道：“起诉书措辞胡言乱语，说我丈夫的大学同学穆拉托夫告诉某个莫连科，他把我招募进了暗杀卡冈诺维奇的恐怖组织，而且我‘能够听到’我丈夫和穆拉托夫1935年12月5日的谈话内容”。奥莉佳当庭发表一通优秀自辩，指出：“什么叫‘斯利奥斯贝格能够听到谈话’？本来能听到，但实际未听到。总不能因为某人‘能够听到’什么就杀了吧！”而且请求法庭考虑她6岁儿子和4岁女儿年幼从轻发落，可惜于事无补。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因“参与阴谋”的罪名被判处在严管劳改营服刑八年、剥夺权利四年。

判决后囚犯们押送索洛维茨基劳改营，包括奥莉佳、热妮娅在内的五名“狱中女友”被关在一处。她们制定了一套日常起居程序，避免自己陷入绝望、沦丧人性。每天从起床做操开始，然后有计划地阅读、学习语言甚至数学，无论精神和身体都比那些昏昏沉沉的囚徒更佳。怎奈好景不长，1937年底劳改营换了上司，禁止女犯体育锻炼、唱歌甚至大声谈话。奥莉佳回忆：最痛苦的折磨是剥夺书籍，图书室的书被拿去擦屁股，“当我们在厕所看见最喜欢的书撕成单页，感觉特别难受。有一次我拿到半张海涅，另一次拿到托尔斯泰《哥萨克人》片段”。

奥莉佳说：“我开始琢磨听到的每个故事，牢记看到的身边一切。我可以保证，这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新内容。日子变得更有意义了”。不久女犯们又转移到喀山和苏兹达尔，最后抵达马加丹。她们在马加丹劳改营获得工作机会——诚然刚开始经历过无所事事的铁窗岁月，感觉有点活儿干似乎挺好的，随即得知工作内容是挥铲清理冻土，而且规章制度惨无人道，热情瞬间消退。某个当官的盯上奥莉佳，让她做情妇，回报是安排办公室职位，奥莉佳拒绝了。再后来奥莉佳调动到相对轻松合理的农场工作，劳动再次成为她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奥莉佳回忆录的宝贵之处就缘于这些经历，包括其中记载了“古拉格”系统骇人听闻的性别歧视：“随便哪个狱卒都来欺辱我们，我们只有忍受，他们可以深夜闯入宿舍，命令衣衫不整的女人站成一排，借着搜查的理由翻动我们床铺、内衣，阅读信件、日记。不知什么原因，女澡堂有男工在服务”。此外，劳改营管理者厚颜无耻，竟然组织女囚卖淫。

自打奥莉佳入狱，父母一直为争取女儿获释四处奔走，问过检察院、找过加里宁的接访室。母亲态度尤其坚决，以致被当局威胁逐出莫斯科。不过最终等来好消息，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收到电报：“1940年6月3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第某某某号裁定，你已完全恢复名誉。顺祝幸福”。奥莉佳喜出望外，期盼着早日跟父母、子女见面，总算能对孩子解释妈妈的去向了。然而夏去秋来，另一个饥饿寒冷的冬季降临科雷马，奥莉佳每天同狱友劳作，释放遥遥无期。

一封新电报解释了一切——暗杀卡冈诺维奇的罪名确实撤销，但仍有“余罪”。妈妈通知她：“苏联检察员抗诉最高法院的裁定，案件二审时你由于未举报丈夫被判八年监禁。鼓起勇气吧”。于是奥莉佳振作精神回电：“我挺得住。还有三年四个月，我能坚持。四十个月，能坚持。我保证，妈妈。你等我吧。挺得住”。

1944年4月底奥莉佳终于走出劳改营：“我如期释放。其他人一直熬到1947年。妈妈的奔波免我三年苦楚”。但这并不算真正自由，因为不仅不允许奥莉佳回莫斯科跟子女团聚，还要求她“永远”在科雷马定居。分她一间宿舍，派到仓库当会计，随即又让她去亚戈德内村夜校教文学。

夜校学员都是НКВД职工，基本目不识丁。1944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有一次上课奥莉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普希金诗歌。

“某学员起立提问：
—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德国人的看法？
这问题令我惊讶，我说：
— 我讲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咱们的导师啊！”

第二天有人告发奥莉佳上课号召学习德国人。所幸校长是正人君子，提醒她注意防备。之前短暂工作过的那间仓库的经理尼古拉·阿达莫夫提出一条出路：俩人结婚，改冠夫姓就容易从亚戈德内村消失了。奥莉佳同意这个方案，之后通过当雷达工程师的娘家兄弟米哈伊尔找关系，获批暂时离开科雷马“到莫斯科探亲14天”。短短两星期转眼即逝，奥莉佳舍不得孩子和年迈爹娘，决定非法滞留莫斯科。于是阿达莫夫也成了首都一隅的“黑户”。偶有访客登门，她就藏身衣柜躲避，直到1949年行迹暴露被抓。盲眼老父哭着发誓女儿只是短期来访，岂料竟成终身永诀——奥莉佳从此再没见过双亲。

昔日重演，同一个布提尔卡监狱，同一个105号牢房。但不同的是囚徒：除了“二进宫”，还有“小朋友”，镇压青年一代的浪潮正在袭来。奥莉佳深情回忆第二段铁窗岁月，说自己这个久经关押的中年妇女，设法成了跟女儿同龄的年轻狱友、“人民公敌家属”的精神支柱：“我努力引领她们，让她们看到即便经历最可怕的科雷马劳改营依然有可能保留人性。我在黑暗监狱给她们带来微弱灯火，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好的事情”。

这次判决比较宽松：不进劳改营，只需流放卡拉干达。奥莉佳在流放地的服务社裁缝棉袄、棉背心，很快担任工作队长，彻底重振了之前不挣钱的亏本事业。卡拉干达这个地方的难友多是曾经的“囚徒”，后来出了若干位人权活动家，其中最优秀者，如亚历山大·叶赛宁-沃尔平、瓦莲京娜和尤里·艾亨瓦尔德夫妻等人成了奥莉佳的好朋友。尼古拉·阿达莫夫虽然没犯什么罪，甘愿跑来陪伴妻子流放，莫斯科的子女利用假期探望妈妈。奥莉佳总算过上一点正常生活。

可惜微小的幸福也难长久。尼古拉·阿达莫夫不肯一辈子装聋作哑，经常在工作和私下场合跟人谈论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政策的恐怖、镇压和酷刑。他内心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认为这是唯一能做到的抗争手段。1951年5月阿达莫夫被捕，审讯期间全力鼓动、游说侦查员，导致后者害怕自己遭牵连变成“人民公敌”，因为他听说过这种计谋。尼古拉·阿达莫夫获刑十年，1955年患严重结核病提前释放，1957年平反恢复名誉。

就在最艰难的这段时期——尼古拉入狱、无休止的排队和等候亲属接济——奥莉佳在艾亨瓦尔德家结识了温情的优秀诗人“艾姆卡·曼德尔”（笔名），这个青年认为与其等着被当局流放卡拉干达，不如自己先去。奥莉佳给他提供住所，事实上扮演养母角色。通过关爱别人，自己也回归了生活。日后瑙姆·科尔扎文（真名）为奥莉佳回忆录第一版所撰序言写道：“凡有人处必有苦难。她从人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看待一切，仅此而已”。

1954年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的终身流放判决撤销，她重返莫斯科开始筹备写回忆录。1955年获平反恢复名誉，已故前夫尤德尔·扎克海姆也被追认平反。1991年12月奥莉佳·利沃芙娜与世长辞，享年89岁，安葬新顿斯科伊公墓第二任丈夫身边。两周之后苏联解体。

延伸阅读:

法国裁缝投奔苏联却深陷古拉格

“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情况通报

公民А.А.米哈伊洛夫关于“А.П.多夫任科”电影制片厂导演С.И.帕拉扎诺夫发表政治有害言论一事致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声明书，米哈伊洛夫坐火车偶遇帕拉扎诺夫。

А.А.米哈伊洛夫的声明附后

附件：3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签名）：В.尼基琴科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克格勃：

1967年1月22日本人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市前往基辅市。车厢旅伴是公民С.И.帕拉扎诺夫。如平常一样，我俩开始“旅途闲话”。

公民С.И.帕拉扎诺夫自我介绍（我没主动问他）是“多夫任科”电影制片厂导演，拍过电影《远祖的阴影》(“Тени забытых предков”)。

他在谈话中公开表示我国制度不好，电影革新者们受钳制：导演喜欢的影片没机会公映，而艺术应该是无党派的，他很乐意到国外（法国）播放几部他喜欢的电影，他在那些地方感觉自由，只要找到制片人、再办下出国签证就行。又说：他的电影在苏联有放映时限，但是在国外（巴黎、纽约等）拿过7个金奖，并且在巴黎的大银幕上映约一年半时间。听说巴黎的观众要求见一见导演，结果苏联有关部门弄了个他的替身去巴黎露面。

他接着说：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全面准确反映社会发展，所以马克思是错的。我问他为什么对陌生人如此坦诚，他回答：我看你顺眼，因为你长得有点像已故导演萨夫琴科（译注：伊戈尔·萨夫琴科，1906-1950，帕拉扎诺夫的导师）。

他告诉我，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已在法国付梓。我问为什么在那儿出版不在国内出版，他回答基辅的出版社拒稿。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找乌克兰党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他反问：何必？现在他们跑来巴结他，说他的作品在法国出版后，其中几篇刊登在乌克兰的两本杂志上了。

他接着告诉我，别人指责他是乌克兰民族独立分子（因为他拍的电影），他儿子在乌克兰念书的时候受到基辅大学表扬、肯定。

下车分别之际他告诉我他家电话号码，万一我找不到旅馆，可去他那儿借宿。

同一天，1月23号，我办完一些事情并在旅馆安顿好，夜里22-23:30左右从旅馆给他打电话，因为跟我合住的几位同志尖锐批评他的影片。他坚持要我立即登门拜访。他就住在我旅馆不远的地方（列宁格勒街）。我到了之后，他迎接我说：“你不害怕来找我吗？毕竟我家和我本人都被当局监视”。我说我既不怕神也不怕鬼。

当晚他家有七八个人在场，包括一位女士，据介绍是乌克兰某位有前途艺术家的妻子。另几位是亚美尼亚人，还有一位要么是乌克兰人要么是犹太人，此人耳语告诉我帕拉扎诺夫是高加索犹太人。公寓两个房间，摆满宗教用品（圣像、圣器、教堂长凳之类）。谈话内容跟火车上一样，但我光听不说，他们极力想吸引我参加讨论。

不久艺术家和妻子离开了（我不方便问人家姓名，也没人告诉我）。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我又重提我俩之前的话题。他再次对我重复车厢里讲的话，但有差别，而且更谨慎了。我的印象是他对自己讲过的话感到懊悔。顺便提一下，他留了一位客人过夜（据说此人从埃里温来、摄影师、无处可去等等）。我警告他如果再说这种话就揍他。他显得很害怕，说他不该挨揍……

除上述之外，他还告诉我他是梅毒患者、鸡奸者。我说：虽然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但很令人厌恶。出门时他又说公寓被监视，来的每个人都被登记或拘留——我没注意这些。

临别时他表示自己要离开基辅市去埃里温，在那儿拍一部新电影，剧本前几天通过了。

第二天我打电话找他，他又邀请我去，但不像第一次那么坚决，说今天会来很多漂亮女人。

我借口身体不适，拒绝了，另外他不抽烟不喝酒。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而且他朋友们喝伏特加的时候他确实没喝。

А.А.米哈伊洛夫

67.2.6

延伸阅读：

克格勃迫害索尔仁尼琴的尝试

克格勃怎样纠缠萨哈罗夫院士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奥克萨娜·宝琳娜

在布列斯特东郊有一座花园环绕、精心维护的两层白石私宅，明显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板楼。宽敞的厨房、写字间和带家庭图书馆的会客室位于下层，莉莉安和尼古拉·普罗科波维奇住在里面。尼古拉骄傲地说：“自己盖的，虽然花了很长时间逐渐完工，但是比住高楼好多了”。莉莉安点头同意：“我父亲在法国也有两层小楼，在波兰还有两栋。爸爸过去可有钱了”。

莉莉安-让·莫尼特1946年生于勃艮第小城镇埃里蒙库尔，父亲叫米哈伊尔·莫尼特，母亲叫雅妮娜——都是白俄罗斯移民。莉莉安说：“我妈妈出身布列斯特州扎拉加村，爸爸是格罗德诺州卡采维奇村的。1920年代他在波兰军队当兵，然后去了法国，因为人人都想寻找更好的生活。他在法国一住20年。父亲是个优秀的裁缝，手艺高超，回头客很多。后来故乡呼唤他回去，他是家中老幺，姐姐、哥哥都在白俄罗斯。他给每个人准备了礼物，入境的时候全没收了。一切行李和礼物都没了”。

— 除了您父亲老家的亲戚，还有其他原因促使他返乡吗？

— 他曾打算到波兰生活，之前在那边购置两栋两层小楼，但战后他确信这些房产已经毁于战火了。那阵子苏联的宣传十分美妙，许诺金山银山。他就问，如果去苏联，生活条件有在法国一半好吗？
人家答复他：“瞧您说的，乌斯季诺维奇，好得多啊！”
他说，战争年代法国每个儿童每月能得到两或三千克白糖、面粉和谷物，成人只有一千克。这可是打仗的时候啊！所以他想：作为胜利国，那边人民的生活肯定更好。就因为误信这种宣传他回来了，后悔终生。以前他常说：“法国人都挺开心的，面带笑容，并不是苏联媒体反复讲的遍地乞丐。没有叫花子”。这就是为什么他不爱看苏联报纸，他说：“都是些假话，都是些谎言”。他就这么被蒙骗了，而且不光是他。

— 您全家怎样从法国搬到苏联的？

— 我们是1947夏天坐火车离开的。长路漫漫，爸爸记得我在火车上学会走路。然后我们到达平斯克（译注：白俄罗斯南部边境城市），全体人员下车，分给我们房间——五个人一个房间。所有行李都被没收，全拿走了。爸爸本想来这儿也开个裁缝铺，他以为这边能比法国更好，所以带了不少裁好的料子。我记得我们有一张大桌台，布料成捆成卷。他在桌上缝衣服，料子都是高档的，各种颜色。结果统统没收了。

— 爸爸有没有对您说过，他什么时候意识到被苏联的宣传员骗了？

— 他刚到平斯克就知道了。他看见衣着简陋的妇女打扫车站，立刻就全明白了。一夜白了头。

— 他是否想过离开苏联？

— 他试过。甚至有一份迁移和遣返回国部门的通知书，说“我们不能签发出国通行证，因为这是警方事务”。估计他没去找过警察，没意义。

— 他是在那个时候决定穿越国境的吗？

— 条件难以忍受。他本想在家做裁缝，但东西都被没收了。又找不着工作，所以他感觉别无出路。他认为如果能够越过边界，就可以把全家接去。他就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这样梦想的。他以前住在自由国度，不知道苏联有铁幕。1948年10月他和几个人试图穿越白俄罗斯-波兰国界，都被抓住，严刑拷问。1949年夏天判刑十年，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

— 送去哪儿了？他怎么描述劳改营的？

— 送去北方，科米。他在那边的生产车间工作，缝制劳动手套、棉袄和帽子。他还给劳改营各位领导的老婆缝衣服，这大概是他活下来的原因吧。他说有一次晚饭人家给他一条大面包，不可能藏在枕头下面，会被偷，所以他吃光面包之前不敢睡觉。
还有一次他亲眼看见警卫拽着一个半死之人，那人哭喊：“我还活着！”警卫说：“大夫比你明白”。直接把他拖进大坑了。他讲的就是这些：在哪儿工作、怎么挨饿、怎么白白死掉。许多许多科学家、知识分子冤死在那儿。他非常遗憾，说：“好人白死了”。而且完全不受惩罚。不过他很少谈细节，因为很难记住。

— 您小时候知道父亲在古拉格吗？

— 不知道，我听说爸爸在西伯利亚，仅此而已。妈妈没工夫告诉我任何事，她全力忙生活。但我记得其他苏联小孩不允许跟我一块儿玩，因为我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我从墙缝后面看院子，甚至不准我站在门口，打发我：“回家去吧”。高尔基街拐角住着上校家，如果他家姑娘突然跑出来找我，保姆就会很生气。隔壁住着带俩孩子的官员，我不能从他家栅栏往里看。还记得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在街上跑，有个男的看见我手腕的金链子，问我：“你手上什么东西闪闪亮”？我高兴地伸出手炫耀，他当场把金链子摘走了。我才三岁，还带着法国的手链。这事儿怎么记住的？这么清楚，甚至记得我站在高尔基街人行道的位置——就在我家住的房间外面。

— 您还记得房间什么样吗？

— 是个大房间，柜子隔开。我和妈妈、哥哥、姐姐住半边，租户住另半边。他们也有三四个人。共用一个炉灶烧饭。基本上除了铁床、床头柜和妈妈的缝纫机，再没别的什么了。我们的经济收入就是把一半房间租出去，妈妈缝衣服。妈妈不能出门工作，因为她是政治犯老婆。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熬过来的。全靠妈妈给军官妻子们做衣服。她是个好裁缝，没黑没白工作，节日前尤其忙。我家很穷。姐姐上医学院纯属偶然，因为邻居家女儿落榜了。哥哥擅长音乐，所以去了布列斯特音乐学院。有一次他的鞋磨破了，没法上课。于是旷课好几天，校长自己掏钱帮他买双新鞋。

— 您哥哥姐姐说没说过法国生活？您什么时候知道全家从法国来的？

— 大概是我上学那会儿吧，但根本没人谈这件事。我哥哥雷诺1934年出生，姐姐埃丝特莉亚1935年，比我大得多，会讲法语，经常用法语聊天，所以我不了解他们。我跟他俩沟通不多。我甚至不记得有过家庭午餐或晚餐。父亲从古拉格回来才开始对我讲法国的事情，他告诉我法国多么美好，人人善良、快乐，每天夜晚街头总有音乐，大家跳舞、唱歌。他十分后悔返回苏联。一直懊恼自己被骗了。他也不指望再回法国，因为明知是不可能的。而且让我永远别考虑回法国，太危险。甚至我丈夫都不准去法国旅游——岳父还活着呢。然而又能怎样？这就是命啊。所以青年人一定要关心政治，一定要。爸爸在法国生活舒适，对政治不关心不了解，对苏联也不了解。我上学的时候没人知道我在哪儿出生。后来斯大林死了，社会更加自由。可即使我工作后也没人知道我在哪儿出生。我没告诉过任何人。直到我55岁那年，人家偶然在我上班的学校发现了。我一点儿也不高兴，我毕生都在隐藏这件事，因为害怕。这种恐惧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

— 您记得父亲什么时候从古拉格回来吗？

— 记得，斯大林死了以后1954年放出来的，所以他服刑六年而不是十年。我记得斯大林死后妈妈在红旗上缝了这么宽一条黑纱，镇上别人家都没有。倒不是哀悼斯大林，而是恐惧和盼望爸爸早释放。我从小到大一直有这种恐惧，至今害怕所有人，尤其怕警察。就这么战战兢兢长大了。妈妈总是早晨六点第一个去投票，她以为如果最先投票父亲就能早放出来。
斯大林死后不久，一个出狱的人到邻居家做客。不知什么心理，他们告诉我那是我爸爸，我直接搂住人家脖子，他说：“孩儿啊，你爸爸也快回来了”。这要么是邻居，要么是我哥哥姐姐恶作剧。而我撒开腿拼命跑过去！干嘛糊弄我？至今不明白。后来爸爸真的回来了，他们反而找不到我了。我不敢信。我根本不想看到他，以为又是骗局。所以他回家的时候我躲了好久没相认。
1959年爸爸平反。他又开始工作，成了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荣获各种证书、表扬信、奖状。再后来他退休，拿80卢布养老金。退休之后人们依然来找他，请他帮着缝衣服——我记得有个邻居任何价钱都接受。因为爸爸是专业人员！可惜他1980年第三次心脏病发作死了。

— 您从未去过法国？

— 当然没去过。怎么去啊？说起来我挺害怕的。我也没这能力，跟旅游团？那要一大笔钱。我没赚这么多。而且人家肯定去巴黎，去大城市。我只想去我出生的地方。我曾梦见在受洗的教堂祷告。不知道我能不能去那儿。我总得学法语，对吧？

— 您觉得自己身份是？

— 我？我是白俄罗斯人。我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受教育，我的丈夫、儿子、孙子孙女都在这儿。我现在当然是白俄罗斯人。怎么能是法国人呢？虽然知道我出生地的人基于某种原因都把我看作法国女人。就让他们这样想吧，我乐意。大儿子已经去过几次法国，非常开心。小儿子也向往去一次。有梦想挺好，哪怕温暖人的灵魂。这些法国照片，它们已经……对，72年了。看这质量。

尼古拉拿出一本大相册，里面是旧档案：莫尼特家在法国和苏联的照片、莉莉安的出生证、她父亲在古拉格的照片、他的犯罪记录、平反通知及各种文件。莉莉安指着照片说：“我还留着妈妈这个胸针，她从法国带来的，这是她唯一一件珠宝。妈妈很善良，人人都对她很好。她1957年癌症去世，许多人来参加葬礼。我当时10岁。这枚胸针是我对她和她法国生活的唯一记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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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27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设立“劳动英雄”奖。该奖项不仅是荣誉头衔，既有实打实的一万东德马克现金，还能优先分配住房、优先排队买车等。麦穗、圆规、铁锤、月桂叶图案的金星奖章每年授予最多50人，包括车工、织布工、科学院院士及政治局委员…… 而他们共同学习的对象，乃是1948年一个班次超额采煤387%、人称“德国斯达汉诺夫”的煤矿工人阿道夫·亨内克。

阿道夫·亨内克1905年生于矿工家庭，父母双亡后由叔叔抚养长大。魏玛经济危机期间继承父业，二战后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48年Lugau-Oelsnitzer煤田开采量低于去年，当地官员力图证明自己治下也能产生“斯达汉诺夫式”劳动者。他们起初选中青年采煤工弗朗兹·弗朗尼克，可小伙子断然拒绝破纪录工作，唯恐被同事们视为“工贼”。官员们转而要求阿道夫·亨内克担此重任，虽然无论其年龄（43岁）、外貌（秃顶）和名字（容易联想起希特勒）都不理想，却也没别的办法了。

刚开始亨内克也不想答应（考虑别人的观感），但最后宣布准备好冲击工作纪录。1948年10月13日他在两名德国统一社会党员及一名工会代表的陪同下进入矿井，在事先挑选的作业区十三个小时采煤24.4立方米（标准6.3立方米），超额387%。赢得奖品1.5千克脂肪、三盒香烟、一瓶白兰地、50马克外加一束鲜花。工友的仇恨紧跟而来：亨内克搬去东柏林做官之前他家窗玻璃多次被砸，单位配的车轮胎也被划破…… 此中原因很简单，就像苏联诸位“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以及各工业领域破纪录者一样，他们的成绩给了上级提高劳动定额的理由，工人实际待遇却并未随之提高。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大多数普通工人消极懒散，不肯效仿亨内克、斯达汉诺夫、拖拉机手帕莎·安格林娜、炼钢工人马卡尔·马扎伊、火车司机彼得·克里沃诺斯等如今已被人们淡忘的破纪录者那样努力奋斗。普通工人的工作条件完全不同，较之专门提供给破纪录者的条件简直天差地别。比如斯达汉诺夫平日只挥舞风镐工作，有一回派他去干支柱工和运煤工，导致整个班组瘫痪。

亨内克1948年创纪录的那个矿场，从掌子面往外运煤、运石的老旧传送带频频故障，特意为亨内克安装了崭新的，又额外安排几个人协助铲煤（采煤工一般自己铲煤或互相铲煤）。而且作业位置是亨内克自己选择的最容易操作的区域。甚至有传言称，下井前一天矿工们曾在掌子面的几个位置进行钻孔准备，便于亨内克更快、更轻松使用风镐——但很可能只是传言而已。

1949年阿道夫·亨内克获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级国家奖，奖金十万马克。1950年当选人民议会议员，后成为国家计委部门负责人，长期担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64年获卡尔·马克思勋章（译注：相当于苏联“列宁勋章”）。1975年逝世。

从1949年开始，每年10月13日被定为东德国家纪念日：“积极分子日”。曾经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类似节日，都有纪录创造者，宣传机构都把他们树为榜样。例如波兰有矿工文森特·普斯特罗夫斯基、匈牙利有车工伊姆雷·姆什卡，后者1949年超额完成计划2000%，据说使用最好的车床、配备五名助手。伊姆雷享受了几年荣耀，终究难以忍受同事白眼，萌生退意。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义，伊姆雷失踪，传说逃往西方某国，要么丹麦要么比利时，在那儿继续干车工，后因“工作不力”遭解雇。

今天这些人几乎都被遗忘。大家忘了织布女工露易丝·埃尔米什，1950年代曾号召全国学习她的工作方法；忘了精纺女工弗里达·霍考夫，她的口号“今天我们怎样工作，明天我们怎样生活！”曾高悬每个车间…… 俱往矣，低效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对“超额完成计划”的病态迷恋同样消失于历史深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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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23日-3月5日联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全会，开启又一轮规模空前的大镇压。虽然苏联检察院成功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政治审判秀”，但国家领导人始终让检察机关在揭露“人民公敌”方面屈居第二，内务人民委员部才是主力。1935-1939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安德烈·维辛斯基积极参与、配合斯大林迫害无辜，作风果断、凶猛，人送外号“亚瓜列维奇”（译注：“美洲豹”），后世对他多有抨击。这种负面评价当然是有根据的，不过历史上的维辛斯基也有着另一面。

1936年12月11日苏联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出席一次普普通通的侦查员代表培训会，发表了一番颇不寻常的讲话。那个时候高级官员公开评议下级工作司空见惯，尤其考虑到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所以总检察长在会上对检察机关侦查员提意见是很正常的，但维辛斯基指出，在座各位应当从新的、经济的角度看待工作中的错误：
“我们有很大比例的案件未经开庭审理就被法院退回补充侦查或彻底中止诉讼。此类案件数量高于理想水平。在涉及严重犯罪、可能被判处严厉刑罚的案件中，因这样或那样原因被法院退回的竟达45%。有些同志不考虑这意味什么，不明白这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宝贵的元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资本：人力，造成了最大的破坏。许多人由于被起诉和频繁监禁白白脱离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有很多人因为被传唤出庭作证，浪费大量时间。某些情况下侦查员痴迷专家鉴定：为一点小事就传唤专家到庭，导致一名宝贵的专家扔下手头重要工作，这也很常见。”

维辛斯基举了侦查工作低劣的例子，指出不允许歪曲案件事实和伪造证据。又谈了不少关于侦查员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事实。他说：
“到现在还时不时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没地方处置，就送交司法机关，如果司法机关也处理不了，就扔给侦查员。结果这些侦查员干出来的事情，真让人替他们脸红”。

总检察长举了个具体事例，强调案卷中存在的文法错误和逻辑谬误：
“一位侦查员起草了这样的文件：‘此处有一具无名女性户体。请求进行解剖，查明怀孕和其他暴力致死迹象’等等。显然，按照这位侦查员的观点，怀孕也算暴力致死的一种迹象。勘查笔记如下：‘1936年10月13日西部州中布达地区人民侦查员戈里布诺夫（记住这个姓）等人踏足户体（“尸体”写成“户体”）被发现地点，当着见证人的面进行查验及确定（“确定”首字母大写）。在莫斯科至基辅（“基辅”全小写）铁路线和中布达市土路之间。在距离铁路1.5千米的树林。在土路西边1千米。在西部铁路格洛詹科会让站东边1千米。在核桃树丛附近躺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女性，被外套和头巾覆盖，她南边有乌克兰文印刷的报纸碎片。户体旁边有不明显的人类鞋印。户体周围再没见其他痕迹。查看户体：无名女性大概22-23岁。头朝东北脚朝西南脸朝下，趴着。两腿伸直交叉（一腿压一腿）。左臂在头下弯曲。右臂在侧面弯曲（怎么弯的侦查员未写）。双手曾抓握泥土和草，是死亡之初乱抓地面所致（为何是死亡之初而非抵抗过程中）。双手有凹痕（擦伤）。黑色头发凌乱，发中有一个女式头饰和两个别针。户体盖着褐色呢绒女外套，衣领黑旧衬里磨损，头蒙着羊毛头巾，头下粘着钢灰色新鲜蘑菇，外套口袋内装两条白手帕和新鲜橡子…… 脚穿黄色旧高跟鞋，黑色丝袜，又穿黄色毛线衫。然后穿奶罩（估计指胸罩），内衣是纸色小衫，下穿白布内裤。脖子有带血凹痕。然后用一块手帕勒着，后面打两个结紧紧绑住。胸前有蓝色斑点，看似旧痕迹，无法预定。有金牙，闭着眼，张着嘴。户体已送往医院调查。’（签名）侦查员某某，见证人某某。”

维辛斯基强调，此类侦查案卷是业务能力低劣的极端表现：
“你们会说：这样的案子太罕见，根本凤毛麟角。当然，这种材料并不经常遇到，但遇到一份就足以令我们敲响警钟。”

苏联总检察长的讲话发表在报上，成了下属们的行动指南，开始揭发各级不合格检查干部。地区检察员В.梅斯洛夫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组织工作的若干问题》的简讯，指出：
“尽管我们的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普遍成长，仍无法满足已经提高的要求。当一个中心大城市的检察员分不清上诉和发回重审的区别；当另一位同志听人谈论莎士比亚，声称他1933年似乎根据八七法‘办过’这个案子——多么像悲哀的笑话啊。”
（译注：‘八七法’即1932年8月7日颁布的所谓“三穗法”，亦称“五穗法”，首次引入“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之概念，开始在农村地区设岗防范、打击“偷粮”行为）

苏联检察院的В.扎伊采夫撰文提到地区、市、州和共和国检察干部的人员素质：
“过去我们已经有了对检察员/侦查员工作进行鉴定的经验。但应该直白地说：这套经验在绝大多数边疆区、州和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比如，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检察员努尔扎诺夫同志提交对人民侦查员”Н. Н”的鉴定意见，说该人的特点是：“政治水平底，但阶级性纯粹”。
你是不是以为努尔扎诺夫同志会推荐该人去学习或直接以知识欠缺为由解职？错了——努尔扎诺夫的结论是：“宜晋升为地区检察员”。

奥伊罗特自治州检察员戈尔贝格同志提交对本州某区检察员的鉴定意见：
“联共（布）州委因长期酗酒和损害检察院声誉为由将Н. Н同志解除职务…… Н. Н同志的主要缺点是喝酒无度，若非这一点，他完全能够胜任区检察员。如果Н. Н同志今后不再酗酒，可让他做侦查员；考察一段时间，如果Н. Н同志彻底改正错误，那么还可以做回区检察员职务。否则他未来再酗酒的话，肯定会被开除党籍并撵出司法系统”。

哈卡斯自治州检察员扎罗夫同志的一份鉴定意见：
“……该人熟悉检察工作，但头脑笨拙，推一下动一下，不守纪律，缺乏主动性，在哈卡斯自治州内不受尊敬。作为富农的儿子，应当立即把他调离哈卡斯州派往其他边疆地区”。
按照扎罗夫同志的观点，似乎这位多次被开除党籍的富农之子如果调往其他地区就会受人尊敬，所以建议把他赶快从哈卡斯州打发出去。

继续说回维辛斯基。总检察长不仅批评手下不合格的检察员，还在一次培训会上出人意料谈论法院在通过斯大林主义新宪法方面的重要性。此前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有些法官爱对细枝末节问题吹毛求疵，阻碍检察员惩罚违反苏联法律的人。但这一次，总检察长的口风似乎突然转向：
“有些人总认为，法院的判决很糟糕，判错了，没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做出正确决定。这种观点不对。关于法院工作上的种种缺陷，不要忘记，是侦查限制了法院工作，那么，一条普遍的、绝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法院工作好不好取决于侦查，整个司法系统好不好取决于法院”。

维辛斯基接下来讲的更惊人，直接涉及部下的政治态度：
“某些人认为，客观性似乎是资产阶级偏见，是不问政治的、超阶级的，追求客观性就等于‘抛弃阶级斗争、阶级政治’。这不对。按我们的理解，客观性并不抵触我们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利益和使命。相反，客观性有助于我们准确反映现实……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侦查员满怀政治热情客观工作。这话什么意思？首先，如果一个侦查员不尊重事实，忽略事实、歪曲事实，像人家说的，‘将就将就’（在座各位有不少‘将就’高手，请原谅），会使人怀疑侦查材料的可靠性”。

1936年12月15日苏联总检察长第777号令体现了维辛斯基的上述观点，该命令要求传达到全国检察人员：
“别科夫斯基地区执委会（萨拉托夫边疆区）屡次要求区检察员泽尔纳科夫同志对一些人提出非法起诉，例如：
1) 区执委会认为纳雷什金村火灾是阶级敌人对本村积极分子突击手佐尔科夫的进攻，希望检察院立即逮捕罪犯并组织公开审判。但泽尔纳科夫同志拒绝这一非法要求，查明佐尔科夫早年是诵经士，不是什么积极分子、突击手，火灾系其本人为了骗保自行纵火；
2) 一个9岁男孩向区执委会主席叶夫图申科乘坐的汽车投掷石块。叶夫图申科认为系恐怖活动，要求检察院立即组织对该9岁男孩的公开审判。泽尔纳科夫同志未执行这一非法要求。
泽尔纳科夫同志无视区领导的一系列非法要求，被后者视为反对区领导，九月份两次把泽尔纳科夫开除出党。党命令将此案提交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局，其决定已发表在1936年12月13日《真理报》。
由于注意到泽尔纳科夫同志特殊的坚定性、连续性和顽强毅力，以及他对自己在社会主义法制斗争中身为检察人员的职责的正确理解，特奖励他两个月工资，并以苏联检察院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

1937年3月2日维辛斯基参加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发言也体现了他的这种观点：
“不断感觉到，侦查机关在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足之处。如果细看那些没有引起我们这么多关注的案件，就会发现不足之处比比皆是。在我看来，这属于内务部门侦查工作和我们检察机关工作的一种基本缺陷，首先就是把侦查建立在被告口供之上的倾向。
我们的侦查员很少关注客观证据、实物证据，更别提专业鉴定了…… 但我重复一遍，实践中大多数情况的侦查工作主要追求获得被告本人供词。如果整个案件仅建立在被告的有罪供述上，将会带来相当大危险。倘若这种案件开庭审理，被告当场翻供收回自己以前供词，那么案子就可能败诉。这种情形下我们等于被彻底缴械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材料来支撑被告的坦白交代，完全没办法反驳他的翻供”。

维辛斯基接着举例说明内务部门侦查员的工作方式：
“我需要指出的是，内务部门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优秀的，能够理解并正确完成我党交付的任务。但这些人身边还有些人至今不理解党对他的要求，做不好工作。这方面有几个例子。我手边这份材料是1936年12月19日的审讯笔录摘要，来自黑海舰队军事检察员沃伊捷克同志。
这份摘要显示了某些内务部门工作人员是怎么审讯的。提问：‘卑鄙谎言根本蒙不了谁。你知道这件事，就像你也知道马被毒死了’。答：‘我听说有人要偷东西，不知道偷了什么’。问：‘你的回答纯属打自己脸。你是不是脸皮厚的都没感觉了’。答：‘没，没感觉……’（笑声）。这算什么审讯？这算什么侦查？这叫什么事儿？就为了听被告说句：‘对，我有感觉’，等开了庭，被告反悔说：‘不，我没感觉’，检察员可怎么办呢？（笑声）”

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听了无言反驳：
“维辛斯基同志刚才讲的都对，我还可以补充更惊人的事实。很遗憾，我们下级机关的情况很不好。有出色的人，但也有低能的人。这方面不仅我们有罪，侦查机关的罪同样不少。应该加以纠正，我们也会进行纠正”。

维辛斯基讲话的核心意思是，如果一起政治案件除了被告口供没有别的证据，压根就不该起诉和开庭。否则不仅欠考虑，而且跟刚通过的斯大林主义宪法相违背。而以当时的检察员和侦查员实际素质，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得到纠正。于是维辛斯基推动斯大林及身边人绕开检察院和法院进行镇压，也就是通过“三人小组”和“二人小组”。

如此一来，苏联总检察长巧妙摆脱了大量极不愉快的工作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他可以替自己辩称：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检察干部参加“三人小组”，依职权有责任监督内务部门侦查，他们大多数时候“未看到”任何明显违法活动。后来开始对政治镇压受害者进行平反，罪责首先落在内务机关头上。所以啊，那阵子的苏联检察员们真该感谢“老谋深算”的安德烈·维辛斯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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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生前是苏联持不同政见群体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居住莫斯科（1980年被驱逐到高尔基市），却是全国异议人士的榜样（亦是克格勃的眼中钉）。许多人从各地给院士寄信、打电话、呈送手稿、咨询意见，所以萨哈罗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解体后这些文件存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库，记者摘抄整理了其中部分内容，并试着同院士的回忆录进行对比。

1971年12月，五十岁的安德烈·萨哈罗夫飞往基辅。这年他已经是苏联科学界超级巨星（32岁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年轻院士、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但这年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萨哈罗夫1950年代曾参与制造氢弹，后来反对核武器试验，最终成为苏联制度的坚定而审慎的批评者。他撰写揭露苏联侵犯人权的文章和小册子，公开呼吁冷战各方沟通对话，并在法庭内外为政治犯辩护。

此次基辅之行的原因是乌克兰诗人、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利·卢皮诺斯的审判即将开庭。早先他已经因“反苏”罪名被判刑十年，在劳改营健康严重受损。这一回他又因为在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朗诵诗：“我见过，母亲如何饱受凌辱……”而被捕，“母亲”显然是指苏联制度下的乌克兰。

萨哈罗夫前往基辅声援卢皮诺斯并监督审判是否公正，陪他一起来的是同行（核物理学家）兼未婚妻叶莲娜·邦纳，二人相识不久——也是在法庭上遇见的。《回忆录》提到俩人入住宾馆时发生的怪事：“前台安排我们睡在不同楼层，因为我们护照上没写结婚，而苏联的宾馆在道德方面把关把得可紧。尾随我们身后那人，想必是个克格勃分子，试图提出抗议——应该为功勋科学家行个方便。当然，这样也方便他监视我们，只是不能明说罢了。”

12月16日萨哈罗夫和邦纳在宾馆跟当地的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列昂尼德·皮柳什（打电话通报卢皮诺斯案件的人）、伊万·斯韦特利奇内碰面，四人共同前往基辅州法院。“应援团”（更别说是莫斯科名人）现身法庭绝非克格勃所乐见，被告可能因此拒绝认罪，案子也会引来更多关注。法庭上的“正确气氛”通常是由共青团员旁听者提供的，他们将齐声谴责被告。结果法院宣布当天庭审取消。
乌克兰克格勃向共和国党中央汇报：“为了预防卢皮诺斯刑事案件审理期间可能出现的过激行为，以审判长生病为借口延期开庭”。然而萨哈罗夫回忆，他们有人看见“生病的”法官在照常上班。

既然庭审取消，萨哈罗夫和邦纳当天飞回莫斯科，三周后再度赴基辅询问审判何时恢复，这天是二人登记结婚次日。结果事实证明大家都被耍了，不会再有什么审判——12月底法院已经宣布卢皮诺斯是“精神病患者”，押送特种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卢皮诺斯沦为苏联惩罚性精神病学众多受害者之一，所谓“治疗”实乃报复异议者的手段。

事已至此，萨哈罗夫和邦纳借宿基辅著名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家，此人也因持有“非法出版物”和结交“叛徒”被克格勃长期监视。公寓很可能遭窃听，因为克格勃档案记录了萨哈罗夫和涅克拉索夫的对话，院士强调他打算为争取卢皮诺斯获释而斗争。

卢皮诺斯“被治疗”期间医疗委员会多次提出让他出院，屡遭法院拒绝，辗转多个精神病院，直到1983年才重获自由。

卢皮诺斯案审结后不久（1972年1月）列昂尼德·皮柳什和伊万·斯韦特利奇内也被捕，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浪潮开始了！包括诗人瓦西里·斯图斯和编辑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沃尔在内的几十人受到当局“反苏煽动和宣传”的指控。皮柳什经不公开审判押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精神病院（萨哈罗夫称其为最恶劣病院之一，卢皮诺斯也在里头住过）关了几年，强迫他大剂量服用氟哌啶醇，1976年获释后移民法国。斯韦特利奇内在严管劳改营服刑7年、流放5年，1983年返回基辅生活。维克多·涅克拉索夫被屡次逮捕屡次释放，又被作家联盟开除，遂于1974年偕妻飞往苏黎世，后定居巴黎。

但当局不敢把萨哈罗夫关监狱，也不敢让他“被精神病”。起初忌惮他的科学成就和院士头衔，后来世界级声誉和诺贝尔奖更令政府感觉棘手。于是克格勃发起抹黑行动，无休止纠缠、骚扰萨哈罗夫两口子。

1973年萨哈罗夫接受瑞典记者采访，批评苏联体制方方面面。他的话被世界各国媒体引用，而苏联政府的回应是：安排塔斯社发评论进行对外宣传、安排《文学报》刊文《诽谤的提供者》进行对内宣传。同时苏联克格勃领导向各共和国发出指令：给院士“写信”。

组织”热心公民”给团体或个人寄信是当年克格勃的常用伎俩之一。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件属于对外行动，比如白宫陆续收到几千封抗议美国外交政策的苏联来信，写信者很可能是听命于克格勃的工农出身大学生，也不排除是克格勃员工自己所写。理论上此类行动应该能起到点儿针对性作用——动摇收件者士气、散播怀疑种子、游说改弦更张等，但很难讲究竟产生过多大效果，尽管克格勃偶尔会把成绩算在自己头上并向党中央邀功。

关于“写信行动”的档案同样保存至今。乌克兰克格勃报告上级：“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为了对萨哈罗夫形成正面影响，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了一些共和国公民给他的地址寄信，对他在‘采访’中表达的观点表示否定态度”。

《回忆录》提到有时每天竟收到十通这种信件，其中不乏威胁。比如1974年一封打字匿名信恶狠狠地说：
“如果你不停止（你的活动），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跟你想的一样，我们先从扬克列维奇下手——老的小的一窝端。（落款）俄罗斯基督教党中央”。

所谓“老的和小的”是指叶莲娜·邦纳的女婿叶菲姆·扬克列维奇（译注：邦纳跟前夫生的女儿塔季扬娜·伊万诺芙娜嫁叶菲姆）与他儿子马特维（也就是院士老两口的外孙），当时只有15个月大。萨哈罗夫谈论这封匿名信说：“毫无疑问，此等强盗恫吓肯定出自克格勃”。

萨哈罗夫还认为拦截朋友和同志来信、塞入血腥恐怖照片（信封原样未变）也是克格勃特务所为：“圣诞问候信里装着车祸、开颅手术、猴脑插入电极的照片，一两天收到几十通”。

但另一方面，真正声援支持的信件很可能到不了院士信箱。1973年乌克兰克格勃截获两封信，第一封发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亲爱的萨哈罗夫院士，我，亚历山大·希波夫，钦佩您的行为。我国很少有人能够如实说出真相。大多数人要么在被动期待中保持沉默，要么因恐惧噤口不言”。第二封自称克里米亚大学生代表，曰：“我们和大多数克里米亚人与您同在”。
克格勃分子当然会搜寻这两封信的作者。

1975年院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为争取苏联的人权、裁军和促进所有国家之间合作上做出的努力”。这件事大概是对苏联“反萨哈罗夫宣传”的最沉重一击。萨哈罗夫回忆，当他得知获奖消息回家，“走在楼梯间就听见电话铃响——有熟人和陌生人的祝贺，有莫斯科和其他苏联城市的祝贺，还有许多来自国外的祝贺……外国记者也纷纷打来电话”。

在这些致贺电的人之中，乌克兰克格勃专门点名正在被强制治疗的列昂尼德·皮柳什之妻塔季扬娜·日特尼科娃，以及曾来过基辅并跟日特尼科娃保持联系的莫斯科异议人士塔季扬娜·霍多罗维奇。档案显示她俩没拨通院士电话，于是发祝贺电报。

当时的情况正如莫斯科艺术家鲍里斯·阿马兰托夫所言：“萨哈罗夫获奖激发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全苏持不同政见者都被来自奥斯陆的好消息鼓舞，克格勃报告：“……个别敌对分子对萨哈罗夫获奖表达赞同，视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胜利，是他们继续开展反苏活动而不受惩罚的重要动因，纷纷向萨哈罗夫致以声援”。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密友：被克格勃监视的基辅工程师奥列格·拉平说“如今没人敢动萨哈罗夫”，假如禁止他出国领奖，“全世界都要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然而院士终究未获批准出席颁奖典礼，理由是他掌握机密太多。叶莲娜·邦纳代表他去了奥斯陆。

乌克兰政治犯米哈伊尔·戈伦不仅欢迎萨哈罗夫获奖，甚至“散布政治谣言”，说“克尔德什院士辞去苏联科学院院长职务，因为国家要求他开除萨哈罗夫”。关于这个问题，反对派和科学界各种说法满天飞。领导苏联科学院十四年的姆斯季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克尔德什的确拒绝留任，但原因不是萨哈罗夫而是其本人健康不佳。许多书刊都曾提到：虽然克尔德什1973年公开谴责过萨哈罗夫院士，但当政府施压要求开除萨哈罗夫的时候，克尔德什却站出来为他辩护，亲自面见安德罗波夫说好话。
如果读者愿意相信，有个小故事可以分享：据说克尔德什召集少数几位大科学家开会讨论要不要驱逐萨哈罗夫。物理化学家尼古拉·谢苗诺夫指出从无开除科学院院士的先例，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反驳称有先例——希特勒就把爱因斯坦撵出普鲁士科学院。这句话促使克尔德什下定决心保留萨哈罗夫的院士席位。即使这次小规模会议真的发生过，谢苗诺夫和卡皮察的表述也是不准确的（或许他俩故意声援萨哈罗夫亦未可知）：苏联不止一次以“人民公敌”为由驱逐院士，爱因斯坦则是1933年主动放弃普鲁士科学院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成员资格。

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政治犯叶夫根尼·切列德尼琴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把萨哈罗夫变成了“圣徒”，现在全世界都会听他说话。为克格勃效力的语言学家康德拉特·斯托查克估计萨哈罗夫获奖“会促进持不同政见者数量增长，使得对党和代表大会制度冷漠的人数增加，或者隐藏他们的敌对情绪”。

苏联政府应对萨哈罗夫获奖的手段与他们应对其他类似事件一样——操纵新闻界发起宣传。安德烈·萨哈罗夫回忆：“1973年的情况（瑞典记者采访）重演，出现了许多‘揭穿’我活动的文章，对我进行讽刺和嘲笑，还把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说成是敌意的、挑衅性的举动”。

克格勃再次担起寄发“愤怒公民”来信的重任，这次不仅针对萨哈罗夫本人，还瞄准了远在奥斯陆的诺奖委员会。乌克兰克格勃报告：“为了向全世界揭露萨哈罗夫是个狂热反苏分子，以及诺贝尔奖委员会挑衅、仇视苏联行动的本来面目，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应当组织共和国工人代表、知名科学家和文艺界人士向该委员会及苏联科学院（为开除萨哈罗夫事）寄送抗议信，同时通过可能的国外新闻机构公布这些材料”。

至于大多数苏联普通人的态度，克格勃保证：“共和国劳动人民愤怒谴责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敌视我国的行动，认为等于给叛国贼发酬金，乃是对诚实人民的亵渎，目的在于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煽动境外反苏运动、激励境内反苏分子”。报告援引哈尔科夫师范学院高级讲师А.沙拉波夫对某特务讲的话作为“劳动人民谴责敌视行动”的证据：“一个抛弃科学、诋毁祖国、拥护智利法西斯政权暴行的人，不配获奖”。

萨哈罗夫“拥护智利法西斯政权暴行”是对他最常见的指责之一。1973年秋天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政变，患癌症的诗人巴伯罗·聂鲁达被抄家及软禁。萨哈罗夫、诗人亚历山大·加利奇和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向智利军政府发出呼吁，替聂鲁达辩护，文中委婉、克制地表示：“这位伟人的骤然死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你所宣称的智利复兴和团结的时代蒙上阴影”。苏联党媒断章取义，把这句话说成同情智利军政府。

克格勃又引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Я.布卡特尼科夫的言论：“西方反对派给了萨哈罗夫诺贝尔奖，因为他替他们工作反对我们，把各种渣滓、异类、缓和的敌人全都聚集到他旗下，而所有进步人士都在与之作斗争。这个叛徒在桌上吃我们面包，在桌下拉屎”。
基辅工程师В. 列夫琴科觉得萨哈罗夫获奖毫不令人惊讶，他认为这是一种“老旧的反共策略”，目的是保护该院士不受“国家制裁”，并将其与另两位被政府厌恶的获奖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克格勃文件显示似乎连外国人也加入谴责大合唱，尤其在乌克兰留学的非洲和南美洲学生，比如哥斯达黎加人鲁道夫·奥班多·阿库诺就将萨哈罗夫称为“著名极端主义分子”。

总而言之，文件提到的“受访者”们齐声表示太便宜萨哈罗夫了，应该剥夺其公民权、遣送出国（比照索尔仁尼琴的待遇）或逮捕入狱。艺术学家尤里·瓦尔瓦列茨基说：“我不懂我国政府的立场，简直是在‘娇惯’他，虽然大家都清楚他是个敌人，不应该住莫斯科而应该住西伯利亚”。敖德萨工程师Н.图尼茨基感叹：“捷尔任斯基若在，必能让这些人学会怎么尊重我们，令混蛋们个个不敢乱张口”。

1980年1月萨哈罗夫被剥夺全部苏联奖章和头衔（院士除外），流放到外国人禁入的城市高尔基（下诺夫哥罗德）。克格勃及时汇报群众对此事观感，称这是该异议人士接受采访、发表声明的报应，谁让他谴责苏联对阿富汗开战、呼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克格勃报告各界人士“积极讨论”政府的决定，包括在工作场所公开发言。比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电力机车厂电工Б.黎孙说：“剥夺萨哈罗夫全部奖项是对他的最后警告。现在西方的有组织宣传将围绕这件事唾沫星子横飞。然而，应苏联人民多次请求而采取的这一措施将对资产阶级蛊惑人心的阴谋给予必要回击。车间工人们议论、赞成我国政府决定就是铁证。”
切尔诺夫策市少先队员和中学生宫女负责人Л.图列夫斯卡娅也表示，希望把萨哈罗夫“当作罪犯”押送偏远地方，他就听不见海外的“敌对声音”了。
罗夫诺市文化部门检查员В.萨宗京相信，萨哈罗夫早就应该“作为中情局间谍”抓进监狱。他补充说：“无需什么证据。这人给谁打工明摆着呢”。

虽然政府宣称流放萨哈罗夫与莫斯科奥运会无关，但许多反对人士坚信这是奥运会开幕前“清理社会”的重要一步。克格勃报告了乌克兰诗人、政治犯瓦西里·斯图斯的意见（称其为“民族主义分子，服刑后返回基辅市，无业”），说他在同伙圈子里扬言：“政府对萨哈罗夫的行动是暂时性的。奥运会后如果他表现老实，就会被送回去”。几个月后斯图萨本人再次被捕，判处十年劳改，1985年绝食死于劳改营囚室。

被流放高尔基市的萨哈罗夫表现并不“老实”，他和叶莲娜·邦纳在当地居住七年，三次绝食抗议，争取到出国看病的权利。直到改革年间才被允许搬回莫斯科——1986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通知这一消息。64岁的萨哈罗夫在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担任首席研究员，又活了三载，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提出苏联新《宪法》草案。1989年12月14日夜晚心脏骤停逝世，至死未能拿回自己的奖章和荣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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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1900年生于喀山省莱舍夫斯基县阿尔韦迪诺村一户受洗鞑靼人家庭。幼年失怙，15岁进厂做工。1918年自愿参加红军，先后与高尔察克军、邓尼金军交战，内战结束留在部队。1922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25年结婚并收养一名孤儿。

1939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授少校军衔，任步兵42师44团团长。参加了1939-1940年冬季战争，战后该团移防白俄罗斯西部，1941年5月起驻扎布列斯特要塞。

德军重兵围攻要塞，加夫里洛夫率领约400人据守待援。6月29日夜晚要塞东部被重炮炸毁，少校和12名幸存者携带四挺机枪顽强抵抗，最终被德军打散。7月23日加夫里洛夫独自一人伤重被俘，治疗他的医生介绍：该人全身军装破旧，瘦骨嶙峋，胡子拉碴，满脸灰土，处于昏迷状态，体力极其虚弱，甚至难以做吞咽动作。德军士兵说加夫里洛夫被俘前一刻仍然勉力投掷手榴弹、持手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

之后加夫里洛夫关押于哈默尔堡战俘营、拉斯文布吕克集中营，1945年5月被解放该地的红军救出。

加夫里洛夫进入远东的“过滤营”，审查工作1946年6月结束。未发现他同纳粹合作的证据，所谓“自愿投降”无法证实。决定以“丢失党员证”为由开除党籍，剥夺军衔和“工农红军二十年”纪念奖章。

重获自由的加夫里洛夫返回鞑靼自治共和国，受到老乡带着疑虑的欢迎。因为有过被俘经历，不允许他在集体农庄工作，只好到区中心谋了份陶器厂的差事。一年后加夫里洛夫搬到克拉斯诺达尔，同样因前战俘身份碰壁，起初只能干杂工，后经朋友介绍在克拉斯诺达尔仪表厂当发货员。

加夫里洛夫在当地遇见一位同样命运艰难的失去家庭的妇女，遂成半路夫妻，住在市郊的半地穴土坯房内。附近生活着许多当过战俘或进过集中营的退役军人，他们尽力团结起来互帮互助。加夫里洛夫的第二次婚姻无子女，认为发妻叶卡捷琳娜·格里戈利耶娃和养子早就死了。

1955年电台播出《寻找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系列节目，节目作者：作家谢尔盖·斯米尔诺夫1957年出版了《布列斯特要塞》一书，加夫里洛夫很快家喻户晓。党籍、军衔恢复，发还奖章。1956年布列斯特要塞幸存者重聚首，一位当地妇女透露了加夫里洛夫原来家庭的遭遇。这才得知第一任妻子和养子未死，两人1941年7月被德军安置营收容，营内人数众多德军无力看管，叶卡捷琳娜和尼古拉伺机逃出，栖身偏远村庄，之后尼古拉参加游击队。1952年叶卡捷琳娜瘫痪，1956年进入残疾人之家。国家安全部门发现尼古拉在军队服现役。彼得·加夫里洛夫把叶卡捷琳娜接到克拉斯诺达尔，可惜她只活了几个月，1956年12月逝世，葬当地公墓，具体位置今已不详，死前未见养子最后一面。

1957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授予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加夫里洛夫开始在全国各地旅行，积极从事社会活动，访问单位、学校，接受代表团、电影制作人和记者采访，撰写回忆录。从1968年直到生命结束一直住在克拉斯诺达尔市光明街（1980年改名加夫里洛夫街）的新建三居室公寓。

1979年1月26日加夫里洛夫去世，遵照其遗嘱以军礼安葬在布列斯特卫戍部队纪念公墓，与早年的战友们永远相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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