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2月，伊尔库茨克省的高尔察克政府垮台。新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受到社会各阶层热烈欢迎，许多农民误信宣传，指望新政府取消苛税和拉壮丁。然而后者各项政策却令他们饱尝失望之苦涩。

布尔什维克政权稳固之后立即开始生产资料公有化，对各种经济活动实行全面控制。他们向农民摊派义务劳动，大规模动员1899-1900年出生的男子入伍以对抗波兰军和弗兰格尔军。

总的来说，那一年伊尔库茨克省征收粮食300万普特（总产量680万普特）、土豆22万普特，干草1150万普特（《伊尔库茨克苏联共产党组织纪事》第2卷第1册），相当于剥夺农民一半口粮，令他们背上沉重负担。摊派、征收期间布尔什维克干部的管理混乱更让农民深感愤怒，因为征收过后没给他们留下生活所必需，拿走的粮食也由于储藏不善腐烂变质。

随着1920年秋收开始和随之而来的新一轮粮食征收运动，农民们最后一丝耐性耗尽，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起义。这次起义比之前全省反抗高尔察克的游击战争规模更大。

巴拉甘斯基县、切列姆霍夫斯基县首举义旗。10月21日夜晚切列姆霍夫斯基县原帝俄哥萨克军少尉叶尔马科夫和民兵队长瓦西里耶夫带领农民起事，追随者约500。由地方民兵组成的红色支队和红军官兵约470人前往镇压，交战后大部分起义者逃入蒙古境内。

巴拉甘斯基县起义运动蔓延更广，覆盖叶夫谢耶夫斯基乡、吉洪诺夫斯基乡、奥辛斯基乡、新乌金斯基乡和安加尔斯基地区等，参与人数多达2000。这些地方的起义主要由旧军队士官领导，目的是反对强制征兵入伍，比如叶夫谢夫斯基乡的起义领袖德米特里·帕甫洛维奇·顿斯科伊（1891-1923）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奥辛斯基乡起义领袖切尔诺夫兄弟等。红军第5师第35特别支队投入镇压，利用组织优势击溃起义队伍，幸存者被迫退守森林。

1920年10-11月的起义被挫败后，伊尔库斯科省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运动掉以轻心，误以为这些人不再构成任何威胁，于是把军队主力从起义地点撤出。1921年1-2月，除少量内卫部队和地方武装外，所有正规军都已撤离巴拉甘斯基县。布尔什维克的草率决定给了起义者喘息之机，得以从打击中恢复元气，静待冬去春来。巴拉甘斯基县的小股游击力量逐渐在才能出众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身边团结壮大。

1921年1月底巴拉甘斯基县联合起义队伍在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和参谋长维克多·切尔诺夫领导下再次活动。因为意识到无法跟装备精良的红军大部队正面抗衡，于是改变策略化整为零，组成15-20人的小分队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初次作战大获成功，1月30日顿斯科伊带队在沙曼卡山袭击了伊尔库茨克市出来的内卫部队，将之全歼并补充武器弹药等。顿斯科伊随后返回叶夫谢耶沃地区，多次袭击那里的小型征粮队。

1921年3月，随着国内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政府废除余粮征集制改收粮食税(Продналог，即实物税)。但这并未减少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感，认为粮食税额过高。同时，农民也不觉得自由贸易就是真正的解脱，因为他们虽然可以自由售粮，但市场上没什么可买的东西。种种原因之下，起义运动继续蓬勃发展，6月份到达顶峰，约20支起义队伍遍布全省，总数1000余名，以20-150人的小分队发动游击。

红军发现击败这些起义者变得困难了，因为他们几乎人人骑马，来去如风，凭借机动优势轻松甩脱红军步兵。所以，起义队伍越来越多地大胆接触红军部队。1921年4月18日，约120名起义者主动进攻特莫雷村西拉耶夫的骑兵分队，试图在后者中引起恐慌，协同潜入红军后方的小分队夹击扫射其阵地。后来120旅一部赶来支援，起义者被迫撤退。

除与红军交火外，起义者还频频攻打居民点，折磨、杀死共产党员和同情苏维埃政权者。显然，布尔什维克的农村政策，以及充斥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劣迹斑斑的“流氓无产者”，招致起义者强烈愤慨。他们在各村庄发展眼线监视共产党员，记下剥削农民者姓名，一旦进村就搜尽杀绝。

此外，起义者还致力于破坏苏维埃政权经济基础，比如号召农民抗税、驱散政府从农民手中征集的马车等。地方当局不得不承认这些行动可能干扰博代宾斯基县、基连斯基县的物资供应。起义者也袭击粮食收购点或合作社商店，抢夺食品和日用工业品据为己有。某些行动则是颠覆性的，比如破坏铁轨、电报线，攻击运输弹药的军车等。常有起义者伪装成共产党员或红军士兵进行暗杀，例如1921年6月就有人假扮戴着红星领章的战士，杀死一名党员并将其党证示众。

起义队伍拥有各种武器，像俄产莫辛-纳甘步枪和仿制款法国绍沙轻机枪等。但并不是每个起义者都配枪，军火一直短缺。

如前所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是伊尔库茨克省起义队伍当中最有权威的领袖，手下人马最多，活动范围除巴拉甘斯基县也远至本省其他地区。他的队伍号称“保护劳动权利农民起义队”，徽章图形是镰刀和宝剑，等级严格：分为第1师、第2师，各师又分多个骑兵连，设司令部统一指挥。

一些起义者希望找蒙古的罗曼·冯·温甘伦-施特恩贝格男爵(Ром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фон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原帝俄陆军中将)做靠山。“保护劳动权利农民起义队”1921年春季派代表到蒙古国与男爵接洽，之后事实上向其臣服，因为4月份起义队伍接到男爵命令把小部队整编成大部队。但需要指出的是，起义者仍然不信任“白军”军官，证据是“白军”军官从未在起义队伍里担任指挥职务。

如果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农民起义很可能瘫痪全省的农村共产主义工作，甚至切断中央同地方的联系。意识到这一点，布尔什维克高层着手发动坚决彻底打击。1921年9月组织省军事政治会议，成立特别委员会抄没起义者及其同情者全部家产。所有协助起义的人都被抓捕，交革命司令部巡回法庭审判，起义者家庭成员则被大规模扣作人质。同时，宣称对一切参与起义的人进行大赦。

1921年9月红军各单位奉命尽快消灭起义者，为此调动了用于国内平叛的“特种任务部队”。其结果是1921年10月全省起义队伍被打散，民众也慑于政府高压不敢援助起义者。尽管如此，却一时无法完全扑灭起义力量，因为现行政策实际起着火上浇油之效。终于布尔什维克做出重大让步：1923-1924年减税，消除了农民的强烈不满情绪。

1921年12月维克多·切尔诺夫在伊尔库茨克市获取假证件时被捕并枪决，1922年3月另一位起义领袖瓦西里耶夫也被俘，1923年11月特米特里·顿斯科伊战死。余者一直抵抗到1926年。

伊尔库茨克省大规模起义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直接参与者最多时4000余人，几乎波及省内各个县。尽管最终失败，却迫使布尔什维克正视农村意见，延迟推行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直到斯大林年间，政府才凭着“集体化”和“没收生产手段及土地”两件法宝彻底压制农民自由。

（本文资料来源：国立伊尔库茨克州现代史档案馆）

延伸阅读：

1919年农民反布尔什维克的“袷袢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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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因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进程起着关键影响。德军统帅部之所以敢于进行闪电战，一大法宝是机械化兵团集中使用，另一法宝则是大规模航空兵支援地面部队。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在一定的准备期内积累足够数量军火和燃油、润滑油，再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1940年德国自采石油130万吨，进口230万吨，其中150万吨购自罗马尼亚。虽然德军地面部队使用的汽油基本是合成汽油（用煤和褐煤人工制成），但德国确有能力生产高辛烷值合成汽油，比如战斗机就烧辛烷值87-90的航空汽油，战争后期更是用上了辛烷值98的。只有海军舰队一直使用石油提炼的燃油。

苏联的燃油、滑油供应早在战前就出现严重困难。战争爆发后整个航空工业亟需全面整顿，1939年9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改造现有及新建飞机工厂》的决议，要求短时间内改造九座旧工厂、建设九座新工厂。按照这些计划，国家开始组装现代化军用飞机，包括Як-1、МиГ-3、ЛаГГ-3战斗机和Ил-2攻击机等，它们都需求优质高辛烷值汽油。从1939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苏联制造各种军机17745架，其中3719架是新型号。

1940年全国炼油厂加工2941.4万吨原油，出产88.36万吨航空汽油、347.67万吨车用汽油、560万吨煤油、127.4万吨石脑油、145.9万吨柴油、41.32万吨船用重油、980万吨锅炉重油，以及146.9万吨各类润滑油。然而在这88.36万吨航空汽油中，绝大部分是辛烷值较低的（70-74），仅可供国产旧型号军机如И-15、И-153、И-16战斗机和ТБ-1、ТБ-3、ДБ-А轰炸机使用。至于新式飞机如Як-1、Як-3、МиГ-3、ЛаГГ-3、Ил-2、Ил-4、Пе-2、Ер-2、Су-2等需要的Б-78航空汽油，只够满足4%！即便这些新式苏联飞机装满最好的苏联汽油，也明显落后于使用90号汽油的德国飞机。

1940年12月，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员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在工农红军最高领导层会议上表示：“通常每年……飞行任务最多的季节，也就是从7月或6月开始，汽油供应停止，部队处于油料紧缺状态，不得不减少升空…… 没有汽油的话，就没办法飞行。到了10月份汽油供应恢复正常，但天气条件变得不佳，经常下雨。为了建立一支能在复杂条件下完成战斗任务的强大空中力量，必须解决汽油短缺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1940年红军各军兵种消耗燃料总量仅110万吨。燃料供应管理局局长П. В.科托夫中将1941年5月报告称：“从1940年开始，红军所需燃滑油料的供应量出现较大下降。国防人民委员部每个月都未收到足额燃滑油料…… 与1940年同期相比，1941年上半年政府分配量严重降低，即：汽车拖拉机燃料1940年满足80.4%，1941年仅满足61.6%；航空汽油1940年满足78.2%，1941年仅满足66.2%。总体来看，1941年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列比例来满足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日常供应：汽车拖拉机燃料45%-75%，航空汽油91%…… 与其他型号燃滑油料相比，Б-78航空汽油、柴油和柴油机油的供应量极低。”

截至1940年7月1日，国防人民委员部可动员燃滑油料储备共286928吨。同年7月26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命令在1941年5月1日前将此数字增加4.3倍，实现1236446吨燃滑油料储备，但收效甚微。由于航空燃料短缺，1941年空军指挥层注意到现代化战机射击训练水平很差，飞行时间仅12小时（德国空军飞行训练时间200-400小时）。同时本已十分匮乏的燃料供应也在不断减少，比如为补充可动员储备，1941年6月16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缩减工农红军空军高辛烷值汽油消耗》的决议。

所以，说苏联在航空汽油供应方面出现“严重”困难都算是温和的讲法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一大原因是苏联炼油厂工艺落后，产品结构以深色石油产品为主。而政策导向方面的问题，造成浅色石油产品不足20%，使得苏联国民经济部门和军队所需的燃滑油料供应不稳定。

另外从战略上看，苏联石油工业分布位置也十分脆弱，主要集中在远离国家中心的两个地方：阿普歇伦半岛和格罗兹尼。举个例子，巴库“И. В.斯大林”炼油厂1940年生产了38.38万吨Б-78、Б-74和Б-70航空汽油，占全苏航空燃料总产量43.4%，但高辛烷值Б-78的年产量不足10%。

根据194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石油裂化能力应增加到60万吨，异辛烷产量8.7万吨，烷基苯产量6.5万吨。完成乌法炼油厂第三、第四期建设，莫斯科炼油厂第三、第四期建设与赫尔松炼油厂第二期建设，并在塞兹兰、阿穆尔河畔共青城、沃罗涅日、莫洛托夫、阿尔马维尔、克拉斯诺沃茨克和布古鲁斯兰新建炼油企业。另计划在巴库和格罗兹尼新建石油热重整和硫酸烷基化项目，以及斯大林格勒的裂化设备制造厂。

此外还要在国内建立8个工厂使用氢化工艺从硬煤和褐煤中合成汽油，计划年产量20万吨，分别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切列姆霍沃、莫斯科和伊瓦诺沃州、科雷马、布里亚特、格多夫与塞兹兰。实现这些方案需要很长时间，可战争中的国家等不起。

按照曾在红军油料供应部任职的瓦西里·尼基京上校的说法，1941年苏联石油工业“……只能满足国防人民委员部航空汽油需求的26.6%、柴油的67.5%、航空润滑油的11.1%”。

战争爆发之初红军油料供应部拥有247个常设油库和基地，总容量65.3万立方米，90%位于西部边境军区。开战一个月损失73处（合计容量17.1万立方米），之后三个月又损失16万吨常备燃料和30万吨可动员储备，仅成功疏散区区6万吨。所以苏联空军不得不在油料稀缺的窘境下抗敌作战。

1943年苏联石油产量较1941年下降45.5%，为1798万吨，那么顺理成章地，航空/车用汽油和柴油也应该随之减少。但奇怪的是，按照官方说法，1943年苏联武装力量前线进攻行动（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第聂伯河战役）期间获得了充足的燃滑油料保障！此矛盾现象后来在《1941-1945 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简史》中提及（尽管没有任何解释）：“……出现了看似奇怪的一幕：1943年全国产量减少，但前线飞行员、坦克兵和卡车司机却得到大量燃料。”

答案其实很简单：苏联政府不愿公开承认《租借法案》的重要地位，尤其通过该途径获得的高辛烷值汽油和炼油添加剂。正是这些物资使苏联空军最终夺取了空中优势。

1942年8月6日国防委员会讨论“关于保障1942年8月石油开采和石油产品生产”的问题，决定削减11.5%的航空汽油生产计划（11.57万吨），包括6.5万吨Б-78汽油和5.05万吨Б-70汽油。国防委员会明确指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石油工业人民委员（谢金同志和雷巴克同志）至今仍没掌握催化重整工艺，结果造成目前改装的催化重整（设备）未产出一吨Б-78航空汽油。”

国防委员会决议内容证明了国内航空汽油生产特别困难，必须用美国添加剂改善供应：“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自1942年9月起每月为巴库和格罗兹尼炼油厂进口6千吨异辛烷和烷基苯，1942年底前为哈巴罗夫斯克厂进口6千吨。”

决议进一步要求：“责成石油工业人民委员（谢金）在巴库、格罗兹尼和哈巴罗夫斯克厂接收异辛烷和烷基苯，用催化重整法和Б-70汽油保障Б-78汽油生产。允许石油工业人民委员在异辛烷和烷基苯延迟交付的情况下，使用巴库厂和格罗兹尼厂的重整设备每月临时生产2万吨Б-74航空汽油以代替相同数量的Б-78。红军油料供应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接收这种汽油供应。”

随着战事进展，高加索面临沦陷威胁。1942年9月3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拆除格罗兹尼炼油厂》的决议，立即对前线航空燃料供应造成显著影响。所以9月22日国防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千方百计在中部、东部和亚洲北部炼油厂加速提高航空汽油、车用汽油、甲苯和润滑油生产》的决议。而为全面落实之前做出的关于燃料问题的决议，1942年10月1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委托Л.П.贝利亚监督并向石油工业人民委员提供日常协助》的决议，这就意味着此后整个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以及生产现场工人和工程技术专家的一切活动，都在国家安全头目贝利亚监视之下。

可惜，就算顶着“法办”的沉重压力，苏联石油工作者仍难保证高辛烷值燃料的必要增长。1942年苏联开采石油2198.8万吨，比上一年减少33.3%。相应地，1941年苏联生产了126.9万吨各型航空汽油，1942年仅生产91.2万吨。同时期美国的航空汽油昼夜产量高达12.6万桶（包括7.9万桶辛烷值100的），约合20000吨。也就是说从数量上看，苏联全年航空汽油产量仅相当于美国一个半月产量；而从质量上看，美国约63%的航空汽油辛烷值高于99。

高辛烷值汽油能给军用航空器带来巨大战术和技术优势。比如美国飞机烧辛烷值100的燃料，起飞滑跑距离可缩短33.3%，爬升至1英里高度时间减少40%，炸弹载荷增加20%-30%。1940年不列颠空战期间，高辛烷汽油表现出明显优越性，使用100号汽油的英国“喷火”战斗机压制了使用90号汽油的德国“梅塞施密特-109”战斗机，迫使希特勒放弃后续登陆计划。

从1940年6月到10月底，美国出售了价值9200万美元的战略物资支援苏联（以黄金和矿石结算）。其中航空汽油共计156335短吨（1短吨等于907千克），包括99号航空汽油25185短吨、87-99号130729短吨、87号421短吨。

1941年9月底美、英、苏三国代表组成的莫斯科会议在苏联首都召开，期间除其他问题外，着重讨论了向苏联供应石油产品尤其高辛烷值汽油的问题。会上斯大林亲自对美国代表指出，提供高辛烷值航空汽油属于当务之急，苏联航空兵迫切需要这种燃料。10月1日美国代表威廉·哈里曼、英国代表威廉·艾特肯和苏联代表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签署第一（莫斯科）议定书，美英承诺未来9个月交付苏联3600架飞机、4500辆坦克、几十万吨各类设备、原材料、食品等，特别条约规定每月供应20000吨高辛烷值航空汽油、高辛烷值改进剂、润滑油、润滑脂等。苏联以军工原料作为回报。

1941年3月11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10月30日罗斯福通知斯大林，苏联将获得10亿美元无息贷款用于支付武器和原材料。11月1日援助物资装船启航，因第一阶段协议有效期9个月，也就是要交付18万吨高品质油料——这个数字基本达成了。

1943年3月16日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确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1943年7月1日至1944年7月30日接收美国物资申请》的决议，其中“石油产品”总量定为36万吨，平均每月3万吨。查阅美国官方编纂的《美国向苏联提供战争援助的报告，1941.6.22-1945.9.20》，有助于理解盟友燃料供应对苏联保家卫国战争的重要意义。数据显示，通过《租借法案》和商业计划从美国获得的航空汽油总量是：高于99号590434短吨，87-99号122415短吨，87号190690短吨。此外，《租借法案》框架内英联邦国家转交高辛烷值航空汽油587698吨，其中含99号572979吨、87-99号14719吨。

综上所述，盟国提供给苏联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换算成公制约1197587吨，其中含高于99号的558428吨。这对苏联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翻开瓦西里·尼基京上校著《前线燃料》一书可知：“战争期间红军消耗航空汽油超过4000481吨，其中包括2000998吨高辛烷值汽油。”

《租借法案》所提供高辛烷值改进剂的作用甚至更加重要。1943年4月-1945年5月苏联本土使用这些添加剂生产了战争所需（供应前线和补充油库）高辛烷值燃料的53%。

文章最后我们可以说，来自美国的包括高辛烷值航空汽油和添加剂在内的各种援助，是使苏德战争天平逐渐向苏联倾斜的重要砝码。毕竟，如果不掌握空中优势，地面作战将十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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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俄罗斯帝国诞生过一位才华出众的化学家，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伊帕季耶夫（1867-1952）。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他在彼得堡设立研究化学武器及防护方法的专门实验室。十月革命后同意与新政府合作，创建并积极领导了几个重要的化学研究中心，列宁称他是“我国化学工业领袖”。1929-1930年伊帕季耶夫感觉处境不妙，多位同事、朋友和学生卷入“工业党”冤案被逮捕、定罪、枪决，自己曾在帝俄炮兵服役的“黑历史”如一柄高悬头顶的利剑。1930年6月伊帕季耶夫偕妻子去慕尼黑参加国际能源大会，决定不返回苏联，侨居美国。

伊帕季耶夫在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担任化学教授，同助手、学生一起为有机合成、石油提炼和催化剂等领域做出许多贡献。他最重要的发明无疑是催化裂化反应，大大提高了石油炼制汽油效率。另一项发明：高辛烷值汽油的有效生产方法影响更加深远。

弗拉基米尔·伊帕季耶夫1939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40年荣获美国化学学会最高奖：威拉德·吉布斯奖。一生持有200多项专利，发表300多篇论文，被称为美国石化奠基人之一。如果没有他，现代生活肯定是另一番面貌。

1936年12月苏联科学院决定开除伊帕季耶夫。

1937年1月苏联政府剥夺伊帕季耶夫公民身份。

1990年3月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决定，恢复（及追认）包括弗拉基米尔·伊帕季耶夫在内的一批科学家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延伸阅读：

卫国战争前夕苏联军火残次严重

卫国战争初期红军无线电通讯状况

三个人一杆枪

军工厂制造缺陷产品的特别报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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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公开出版的关于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文献汗牛充栋，包括信件和日记，其中一些构成了研究那段岁月的史料基础。

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人习惯写日记。今天我们就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上尉、第371“斯大林”工厂副厂长（分管招聘和解雇）费奥多尔·博布罗夫（1898-1959）1942年的部分日记摘抄如下：

1942年4月5日
早餐吃了顿好的。白天去警察局交印章，说好定做一枚新圆章。回家点着炉子。去邮局，给妈妈寄钱1000卢布。去找娜迪亚，给她白面包和200（克）面粉。去办公室。晚上从人民委员部领到烟熏香肠和咸肥猪肉块。
（注：上文的“妈妈”指的是他妻子，娜迪亚可能是姊妹。）

1942年4月6日
把分来的人介绍给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接待访客。今天大楼被猛烈炮击，19车间挨了1到3发，党委办公楼挨了2发。被打穿，1人死亡。鲁多梅托夫和叶列梅耶夫巡查厂区。晚上住办公室。吃了晚饭。

1942年4月7日
早饭难吃。接待访客。去办公室，午饭也不好吃。写信给НКВ（装备人民委员部）。晚上回家吃顿丰盛晚餐。喝茶喝牛奶。

1942年4月8日
早晨送走访客。自己吃了顿好早饭。去局里，找齐鲁尔交报告。明确了在我职权范围内可以给予一个允许在厂里工作的人证明材料。接待访客。给妈妈写信。领到НКВ发的糖、饼干和罐头。晚餐自己吃得好。

1942年4月9日
早晨研究靶场人员分配问题。奉命写信给НКВ副人民委员谈关于 […] 接待访客的问题。去局里，接到任务4月10号突击搜查工厂。给妈妈写信。找科什金谈寄钱问题，星期一可以寄出。晚饭不赖。读报。睡得香。

1942年4月10日
早餐吃得好，洋葱、卷心菜和黄油小米粥，喝了咖啡。派人去靶场。接待访客。组织突击搜查小组。找3车间、4车间干部进行准备工作。不顺利，干部们不露面，不懂岗位专业。

1942年4月11日
巡查各车间、各部门和全部房间、防空洞。抓到5个人在厂里闲着根本没事儿干。查出许多脏污，打扫太糟糕了。接待访客。晚上去澡堂好好洗了洗，吃晚饭。到娜迪亚家过夜，早晨把她送去舒瓦洛沃。
（注：舒瓦洛沃是列宁格勒北部的别墅区，博布罗夫岳母在当地有二居室住宅。）

1942年4月12日
早餐丰盛。为人民委员写电报，中午在25车间吃了顿好饭，晚上去电报局，但电报发不成。

1942年4月13日
早餐吃得好，去电报局发人民委员的电报。回家看看，一切如常。白天开会谈借款问题。我检查围墙，发现状况极差，缺少大门，一些位置既没栅栏也没保卫，随便什么人都能窜进来。晚上审阅借款文件。吃了晚饭，读信。

1942年4月14日
早晨跟厂长开会，之后吃了顿好早餐。接待工人及家属。晚区委开会谈借款问题。没什么重要的。布置任务让我写一份人在哪儿的报告。晚饭吃得好。

1942年4月15日
检查在岗工人花名册。汇报厂长。宣读两份关于旷工者的命令，吃了一顿好饭，审完借款文件。接待访客。党委开会谈借款，进展不顺利，因为根本没时间去车间和部门做工作。大家都不知情

1942年4月16日
早晨布置任务，统计多少人死亡、失踪和未经允许撤退。没资料。接待访客，吃早饭，给彼得格勒委员会打电话……

1942年4月17日
早晨送走访客。早饭吃得好。派人去杰维亚特基诺办借款单据的事，没办成，因为休息日。晚上到扎尔科夫斯基区兵役局……去局里。拿……材料和鲱鱼。喝奶茶，吃香肠等。

1942年4月22日
访客全部送走。到19车间研究厂区保卫问题。签保留证。去市兵役局开会，提出分配120人参军。在马克林大街遇猛烈炮击。派机要通信员给妈妈寄钱1000卢布。与贝特曼谈食品联合厂问题。整理信件。布置任务给市委挑选材料。安排19车间保卫力量。

1942年4月23日
送走访客。海军要的人挑选完毕……下令对旷工和脱岗者进行审判。给妈妈发电报。

1942年4月24日
派齐甘科夫和鲁布廖夫斯基赴拉多加查人。审阅分配去参军者名单。接待访客……发生空袭，瓦西里岛被轰炸，击中我们的公寓，我家玻璃全碎，吊灯完蛋。晚上到局里，要求我向消防部门和保卫部门报告。

1942年4月25日
接待访客。与总工程师一起审查不适合留用的人员……回家，屋里很冷，所有东西都坏了……

1942年4月26日
找车间主任研究派人参军的问题。听齐甘科夫和鲁布廖夫斯基汇报拉多加之行……回家堵死窗口，翻阅值班表和保卫出勤表……

1942年4月28日
晚上跟车间主任谈工作。买烟丝400克，96卢布。给车间主任和副主任发额外食品券，未发全。

1942年5月2日
早晨巡视厂区。接待访客。挑几个人干保卫。天黑后在厂里兜圈。感觉不舒服。吃阿司匹林，上床但睡不着。起来吃了点儿好吃的。

1942年5月3日
早上有空袭警报。8点出发去舒瓦洛沃。他们那边不错，一切都好。拿了面包、鱼和稻米、香肠。然后回家。去找朱可夫。5月1号相见甚欢。回厂。躺下睡觉。很累，从布洛欣公园步行过来的。

1942年5月7号
早晨接待访客。回旧房子，发现一个文件柜，内有举报材料等各种文件。交尼基丁去整理……

1942年5月11日
早晨接待访客。白天陪乌兹别克斯坦代表下车间，然后饮茶。晚上开党委会，讨论党委致市党委人事部报告。干部培训问题。5月份105人，还需要200人……
（注：共和国党中央书记科坎巴耶夫率领的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为列宁格勒保卫者送来68车皮”五一节礼物“，包括坚果7车皮、葡萄酒7车皮、苹果干8车皮、糖果2车皮等。）

1942年5月15日
从早上开始忙着送人去区兵役局，但由于武装部组织不力和车间主任的散漫态度，只送去了少量义务兵役人员。我们要继续反对自由主义态度。编写劳动力申请表。

1942年5月16日
指示阿库洛夫14点之前把昨天没出现的人一个不落送去区兵役局……晚上在贝特曼家喝茶。

1942年5月17日
吃早饭，喝茶。白天检查送人去区兵役局的情况。进电影院看电影。晚上到朱可夫家和卓尔季科夫家，然后回自己家。读信。

1942年5月18日
早晨在家。去邮局给妈妈寄钱2000卢布。去НКВД办公室。检查送人参军情况，毫无进展……

1942年5月19日
早上去厂里，全天访客不断。准备了一个包裹寄给妈妈……

1942年5月23日
接待访客……晚上去电影院。

1942年6月8日
早晨打理菜园。白天奉苏联国家计委之命到”涅瓦“厂、”卡纳特“厂谈干部问题……晚上种甜菜和黄瓜。

1942年6月11日
早晨打理菜园。接待访客。去局里找科什金。晚上种各类蔬菜。

1942年6月15日
早晨和利夫西泽到“中央铸造厂”谈干部问题。别无他事。准备报告。晚上在菜园……

1942年6月21日
早晨洗澡刮胡子。白天开庆祝大会，吃午饭。晚上回家，房间像谷仓一样。爆炸把胶合板全掀了，唯一没碎的玻璃也碎了，房顶破了。没法再住，需要换公寓。

1942年8月6日
联共（布）市委工作委员会开始工作，一直到8月12号。查明了可怕的景象。工委会调查25人，包括生病者，只有2人在家，其余的要么死了要么自己跑了。必须把我们的干部叫回工厂。

1942年9月21日
在部门忙了一整天。晚上在菜园收甜菜和萝卜，拔卷心菜2棵。枯苗烂叶扔掉不少。

1942年9月30日
早晨运卷心菜，白天准备报告。晚上到娜迪亚家。

1942年10月8日
派人去蔬菜仓库。蔬菜库存看起来井井有条，实际损耗很多。大量不能吃的。

1942年11月7日
早晨检查车间。淋浴间洗澡，刮脸。午餐有伏特加。晚餐吃鱼子酱和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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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理解博布罗夫上尉日记的内容，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数字。不同研究者估算，侵略者封锁列宁格勒共造成60万-150万平民死亡，其中仅3%死于炮击、轰炸，其余97%死于长期营养不良。当食品耗尽，人们不得不用油渣、墙纸糨糊、皮带和皮靴充饥。街头死尸横七竖八，行路者司空见惯。列宁格勒统计部门资料显示，1942年3月该市死亡98970人、4月79700人、5月53180人。

令人惊讶的是，博布罗夫这本日记与另一本著名日记：12岁女学生塔妮娅·萨维切娃的围城日记在时间段上重合。后者日记现存9页，6页记录了亲人饿死的确切情况——母亲、祖母、姐姐、哥哥和两位叔叔。塔妮娅本人因多种疾病折磨死于1944年7月1日。传说她的日记曾作为证据在纽伦堡审判时展示，但那样的话原件似乎应该保存在德国而非俄罗斯。

今天看来，这两份日记都有资格成为“历史法庭”的证据，因为两者之间的联系比乍看起来要多。博布罗夫上尉家住瓦西里岛四街5号，塔妮娅·萨维切娃家住瓦西里岛二街13/6号。塔妮娅记下哥哥列昂尼德死于1942年3月17日、瓦夏叔叔死于4月13日、廖沙叔叔死于5月10日、母亲死于5月13日；费奥多尔·博布罗夫则无一日不饱餐，多次给妻子寄钱。博布罗夫和萨维切娃的住处斜对着，二人肯定曾擦肩而过（但未必认识）。

延伸阅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一个基辅女人的战时日记

妮娜·康德拉坚科回忆战时岁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戈尔拉乔夫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情况的报告
（1950年12月15日）

一、1950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第13兵团在云山、熙川地区歼灭南朝鲜第2军的进攻战役。
根据第13兵团司令员开始时的决心，为歼灭南朝鲜第2军，集中了4个军（第39、第40、第38和第42军，共12 个师）。诸军实施了穿插合围。兵力平均部署在整个战线上。没有组织第二战役梯队。
经过4天激战，向正东和东北方向进攻的第39军和40军向前推进了25公里，在进攻过程中为追剿后退之敌，两军转角90折而向南进攻。向西南方向进攻的第38军，击退了南朝鲜第8步兵师，向前推进了50公里。第42军改变了先前的决定，以主力攻咸州，仅以步125师一个师的兵力向西南方向进攻。
在战斗过程中，敌使南第2军摆脱第13兵团的攻击并向南撤退，同时又把美第1骑兵师调往这一方向以对第39、第40军右翼实施攻击，这也是第39和第40两军折而向南的原因之一。
在进攻过程中，第13兵团司令作出了消灭清川江以北美军主力的决定。为此又使用了4个军（第66、39、40和38军，共12个步兵师）。这次兵力平均摆在整个战线上，没组织突击集团。3个军对飞虎山（Хакусен）实施围攻。在迂回左翼进攻的只有第38军（3个师）。这次战役没有组织第二梯队。
在7天的进攻战斗中，集群迂回部队向前推进20公里，几次把敌人压向清川江以南。敌猜透第13兵团指挥部的意图，把部队撤出战斗，退到南东方向调整部署，并于11月7日转入进攻。

二、1950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第13兵团歼灭安州地区美军部队的进攻战役
依据敌之行动特点，第13兵团司令员制定了两个行动方案。他决定歼灭安州地区的美军进攻部队。但部队部署仍和11月24日战斗过程中的部署一样。4个军（66、39、40和38军）向不同的方向进攻（似乎是穿插分割），目的是在清川江以北粉碎这些军的南面之敌，只以左翼第42军一个军（3个师）对敌之右翼实施迂回突击，前出到安州地区敌之后方。
按照中国最高指挥部的命令，4个军（66、39、40和38军）折而向东，因此实施进攻推迟了一昼夜。但在实施转向之后，兵力仍平均分布在整个战线上。
根据新的决定，右翼3个军（50、66、39军）推迟了一昼夜转入进攻，实施正面突击，目的是牵制敌人，不让它撤退到清川江以南。左翼3个军实施迂回突击，任务是前出到美军主力部队之后。
部队布阵纵深不大，没有第二战役梯队。
在6天的进攻战斗中，第13兵团的部队歼灭了美第2步兵师、南朝鲜第2军（第7、第8步兵师）主力；几乎全歼土耳其旅；重创美第24、第25步兵师和第1骑兵师、南朝鲜第1步兵师和英国第27步兵旅。但没有达到战役的主要目的——聚歼美主要集团。敌摆脱了第13兵团的进攻部队，后撤到平壤方向，然后又撤回三八线以后。

三、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第9兵团歼灭美第1海军陆战师和第7步兵师的战役
第9兵团司令员作出决定，以两个军之兵力（第20军和第27军，共8个师）对下碣隅里、古土里地区之敌实施包围突击，然后歼灭之。为对敌实施直接突击（敌第1海军陆战师和第7步兵师）只使用了5个师；3个师从南面和东北面保障战役的实施。
第26军（4个步兵师）留作预备队，但在战斗过程中被用来歼灭被围之敌。
在这一持续13昼夜的战役中，中国部队行动不坚决，在敌可能外来打击方向兵力部署稀薄。
第26军在战役之初未被用来向咸州突击以控制此地并前出到在东海岸活动的敌之集团之后。敌遭到重创，尽管如此，还是于12月10日冲破包围退到咸州。

总的结论：
一、在上述3次战役中，兵力和装备沿全线平均部署，没组织突击集团，各军都是在独立的方向上实施突击，在敌之薄弱环节没实施强大突击。
二、第13兵团在两次战役中没组织第二战役梯队，结果第一梯队取得的战果没得到发展，战役没达到目的。
三、部队行动不坚决，尤其是正面进攻部队。这使敌人有机可乘，毫无阻力地后撤并重新部署。
四、第13兵团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在敌最危急时刻——其主要兵力在横渡清川江之时，停止了进攻，当时以40、38 和42军之兵力很容易包抄敌人。
五、第9兵团之第20和第27军，在合围敌人后，行动迟缓而不坚决。留作预备队的第26军未被用来对咸州方向实施突击以建立外合围圈。

上校戈尔拉乔夫
1950年12月15日

经过勃列日涅夫时代长约二十年的“停滞期”，1982年上台接班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意识到苏联人民普遍工作热情不高。旷工者数量达到临界水平，总书记身边人回忆他对工作时间“大批闲人徘徊莫斯科街头”深感愤怒。尝试经济转型的同时，新一届政府再次拾起惯用的克格勃式压制手段（译注：安德罗波夫曾任克格勃主席），尽管力度不如柯西金时期。

1970年代苏联劳动生产率持续下滑。据现代经济学家估算1976-1980年国家物质生产增长率每年仅1%（官方数字4.3%），低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企事业单位主管人员放任默许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使许多人更加轻视自己职责。

经济增速减缓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同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对苏联的生存构成“威胁”。1970年代末甚至一些潜在对手的军事装备也部分超过苏联。

1977年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宪法）第十四条规定：“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及其成果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国家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结合起来，鼓励革新和创造性的工作态度，以促使劳动成为每一个苏联人的生活第一需要。”
第四十条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即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并按其工作数量与质量获得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数额的劳动报酬的权利，包括根据其志愿、才能、职业训练、教育程度并在考虑到社会需要情况下选择职业及工种的权利。”
第六十条规定：“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苏联公民的义务和荣誉，是在他所选择的有益于社会的活动领域从事诚实的劳动，遵守劳动纪律。脱离有益于社会的劳动，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不相容的。”

所以，理论上每个有劳动能力的苏联人都有法定义务参加工作。在此之外的人基本属于：

1.社会边缘人（酗酒者、流浪者、罪犯等）

2.罗姆人（吉普赛人）

3.影子经济参与者（妓女、家庭手工业者、投机倒把分子等）

4.无工作意愿的普通人，通常依靠有合法收入的亲戚接济过活。

值得注意的是，以现代观点来看，所谓“家庭手工业”者及体制外文艺工作者并不能算做“无业游民”，但当时不这样认为。比如著名摇滚乐手维克多·崔，也找了一份锅炉工的“正式工作”以免触法。

198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提出“加快经济增速”的问题。动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加强劳动纪律，深知国内实际情况的安德罗波夫直言：“人民太自由散漫了”。虽然早在1980年10月苏共中央就下发过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工作、加强劳动纪律的两个文件，但1983年8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联合做出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决议具有里程碑意义（详见下文）。

警察和民众纠察队迅速响应，开始在工作时间上街寻找旷工者与“寄生虫”（无业者），着重搜索百货商店、小餐馆、各种娱乐场所甚至澡堂、教堂。他们会突然要求电影院中止放映，挨个检查观众证件并询问“为什么不上班”。但人民群众也有充分理由对答，比如出来购买某种紧俏商品，此种商品正好在当前时段投放货架——已婚妇女们讲这话尤其理直气壮。

可想而知，大规模运动式检查难免导致意外情况，例如逃课的学生也被“抓获”，校长不得不赶往警察局替他们家长做一番解释。各种报刊连篇累牍进行“反寄生虫”宣传，可没几个人拿正眼看——空洞的共产主义口号喊了几十年，官办印刷物早已失去公信力。

安德罗波夫时代，劳动纪律变得更加严格：现在无故离开岗位三小时就算旷工，违纪或醉酒上班的人将被调到低薪岗位三个月或更久。突击检查中被扣留者的名单交给单位负责人，由他们决定怎样处分，但惩罚措施并不十分严厉：扣奖金、缩短假期、训诫谈话等。屡次违反劳动纪律则构成解雇开除的理由。此外，还对那些“不能维护工作场所劳动纪律”的领导干部进行处理。一番运动下来，虽然出现不少“过火”之处，终归收到了积极效果：官方宣布一年内物质生产量增加6%。

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继任者嘴上说要延续这一路线，实际停止了满大街抓闲人的做法——可能是因为旷工者都躲藏家中，不愿冒险出现在公共场所。据一些政治分析家称，“安德罗波夫搜捕”令相当数量民众对苏联政府的负面观感更加恶化，一定程度上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创造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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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决议

1983年7月28日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指出，千方百计加强劳动纪律是顺利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高国民经济效益、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基础、提高群众劳动和政治积极性、改善民主制度的重要条件。

在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导下，苏共中央全会、全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各部委和机关、工会和共青团组织正通过一定的工作加强劳动纪律、减少国民经济中的人员流动。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工作正直、勤恳，对确保生产、运输、服务行业正常秩序表现出深厚热情，这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如果这些工作每天都能有目的性地进行，且广大职工都能参与其中，必将取得良好效果。

当前条件下，劳动集体和劳动者本人在加强劳动纪律方面的作用日渐提高。苏联通过的《劳动集体法》为积极影响每个劳动者工作、奖励先进分子、打击违反纪律的行为提供了新手段。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工业、建筑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非生产性行业中工时的损失仍然巨大，各地劳动资源未被合理利用，人员流动减少缓慢。部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职员劳动不积极，不重视集体利益，旷工、迟到、酗酒，经常无正当理由从一个企业换到另一个企业。游手好闲者、旷工者和为了多挣钱频繁换工作者往往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的工资及各项福利跟那些勤恳工作之人无异。在与这种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力量、苏联的法律和纪律处分措施未得到充分使用。职工大会、同志审判会的作用在这些情况中仍然不强。劳动纪律情况受到那些导致工人和职员脱离工作岗位的社会事件的负面影响。

部委和机关、生产业务领导干部没有为独立企业、建筑工地、集体农庄与国有农场的正常高效工作创造必要的组织和经济条件。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生产组织方面的缺陷导致停工、突击作业和加班，以至完不成计划任务和责任，对纪律造成负面影响并最终拖累了劳动生产率增速。

有事实表明，一些部委、机关、行政部门、科学机构、计划和设计机构的个别人员纪律性不强、工作安排不清、工时利用不充分。

一些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接受、默许低水平的劳动纪律，隐瞒管理不善的事实，未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来引导生产秩序。

凡此种种皆证明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未被充分利用的潜力。使这股潜力服务于社会，是最紧迫的经济和社会政治任务。

我们党和国家各项活动的最高目标和中心意义，从来都是并将继续是劳动者的福祉。完成党提出的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的基础，乃是人民勤恳工作，秩序和组织严明。

苏共中央全会11月（1982年）和6月（1983年）做出的，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坚决反对任何违反党、国家和劳动纪律的行为的指示，以及加强这方面群众政治、教育工作的指示，得到苏联人民广泛拥护。劳动者建议强化对旷工、迟到等违纪行为的责任，更加严格问责那些疏于组织工作、不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方法的干部。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决定：

1.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苏联各部委和机关、各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党组织、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应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劳动纪律，增进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单位与团体的组织性和秩序，以保证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

要教育全体劳动者发自内心深刻理解自己的公民义务——自觉地、勤恳地为祖国利益而劳动。避免使这项重要政治工作沦为短期运动，坚决在每个劳动集体中形成高要求、严责任的氛围。

在广泛运用物质和精神奖励表彰忘我劳动的同时，有必要坚决铲除对违反劳动和生产纪律者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做法，有效运用社会舆论影响和现行法律规定来实现这一目标。破坏劳动纪律的行为必须被视为逃避苏联宪法规定的勤奋劳动的义务。

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不仅意味着严格遵守劳动集体内部规章、秩序，还意味着对本职工作的自觉性、创造性态度，保证高质量、有成效地利用工作时间。

2.苏联各部委和机关、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应强化企业、团体、机构及其下属部门领导对劳动纪律状况和人员流动的责任。对于未采取措施增强纪律和秩序、未减少人员流动、未可靠统计工时浪费的领导干部，剥夺其主要工作成果和社会主义竞赛成果的奖金，并使其承担纪律或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领导干部无力保证其职责范围内适当劳动纪律的，视为失职。

3.把增强劳动集体作用和有效行使赋予他们的权利作为提高和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工作的最重要方向。由此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人格正是在劳动集体中形成和锻炼的。在当前条件下，发展生产队这种集体劳动形式，为整个集体和每个劳动者的创造性能量与劳动积极性提供有利条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劳动集体、生产队、区段、农场和车间应经常讨论劳动纪律问题、加强纪律的措施及旷工等违纪行为，以便对违纪者施加适当的社会影响，并向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按现行法律法规追究这些人责任的问题。

苏联各部委和机关、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党和工会委员会、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应创造必要条件，便于劳动集体行使《苏联劳动集体法》规定的保障劳动纪律的权力。

4.认定：在工作时间内，无正当理由以各种会议、代表大会和研讨会、体育竞赛、业余文艺活动、集体游览分散工人和职员精力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联盟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执委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各部委和机关、生产业务领导干部应依据现行法律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管理。

5.为了提高对勤恳尽责、成绩优秀的老职工(Ветеран труда)的道德表彰，有必要规定工人和职员不是在退休之际领取“老职工”奖章，而是在达到享受退休金或养老保障金年龄时领取。

6.报纸和刊物编辑部、苏联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发行委员会、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苏联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应系统性报道为加强劳动纪律、减少人员流动、提高工时利用、改善劳动组织和生产秩序而开展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广泛宣传劳动集体的正面经验。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坚信，党组织、工会、共青团、苏维埃和经济组织、企业劳动集体等部门和机构必将千方百计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苏共中央总书记
尤里·安德罗波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古拉·吉洪诺夫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斯捷潘·沙拉耶夫

延伸阅读：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关于在军校接收培训中国工人的办法

（1930年6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

I. 鉴于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实际是从过去工农红军军校为中国国民党军队培训指挥人员继承下来的一套方法（训练周期长、学习体系偏重正规军科目；基本通过翻译进行教学等），不能符合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未来中国共产党员在苏联的军事训练遵照下列原则：

а) 工农红军军校的所有中国人一律在入学当年毕业并移交中共。

б) 军事训练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游击队实用人才（指挥员、颠覆人员、爆破人员、无线电员、军械技师）。

в) 培训课程期限不超过9个月。

г) 学员数量不多于50人，只招收有实战经验的游击队员，以及党龄长、革命经历丰富的中共党员或中国共青团团员，工人和农民需占绝大多数。

д) 交流应当主要由中国人以中国话进行。

е) 挑选少数几名（4-5）成绩最优秀、本领最突出者留在苏联继续深造军事技能，以备将来担任中国红军指挥员，或成为培训中共学员的教官。

II. 同中国代表团共同研究为在中国主要革命暴动地区建立游击队指挥员学校提供必要协助的问题。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支援巴解组织恐怖活动致勃列日涅夫报告
（1974年4月23日）

绝密
特别卷宗
莫斯科市

致勃列日涅夫同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68年起一直保持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政治局委员、外事部领导人瓦迪亚·哈达德的秘密接触。

在今年4月举行的同克格勃驻黎巴嫩头目的会晤时，瓦迪亚·哈达德以秘密交谈的方式阐述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恐怖破坏活动的前景纲领，该纲领主要总结如下：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特殊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效率。从这一点出发，该组织恐怖破坏活动的主要方针是：
——继续以阿拉伯各国的“石油战”为特殊手段反对支持以色列的帝国主义势力；
——在第三国实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的行动以获取关于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和打算的情报；
——在以色列领土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对其固定资本属于以色列、英国、比利时和西德公司的金刚石托拉斯采取破坏活动。

与此相适应，现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对一系列特殊行动进行准备，其中包括打击世界各地区（沙特阿拉伯、波斯湾、香港等）的大油库，消灭油船和超级油轮，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驻伊朗、希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代表采取行动，袭击特拉维夫金刚石中心大楼等等。

哈达德请求我们援助他的组织以便获得进行单独破坏性作业所需要的几种特殊技术手段。

哈达德在同我们合作和请求援助时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对恐怖（主义）原则上持否定态度，没有对我们提出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这方面活动有关的问题。

同哈达德关系的性质使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外事部的活动，对他施加有利于苏联的影响，同时还能利用他的组织的力量保守必要秘密的情况下采取对我们有利的积极措施。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定期会晤时总体上肯定瓦迪亚·哈达德关于给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援助（特别资金）的请求是适宜的。至于涉及提供援助的具体问题，那么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只有在分别考虑苏联利益并防止给我国安全带来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

请审批。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签字）

（文件上方批示：“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格列奇科、葛罗米柯同志报告”）

（本文引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1局第9处致尼古拉·叶若夫《关于农村恐怖分子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第5号报告，1938年8月27日

根据8月1日-27日的报告，农村地区发生多宗反苏活动：纵火焚烧庄稼和集体农庄财产（12宗）、杀人（1宗）、杀人未遂（3宗）、企图投毒杀害集体农庄庄员（1宗）、破坏收割机（3宗）、大规模毒害集体农庄牲畜（1宗）、号召停缴公粮（1宗）。

伊万诺沃州，戈罗霍韦茨地区米舒科沃村，集体农庄主席瓦西里·卡扎诺夫和庄员谢尔盖·卡扎诺夫因阶级仇恨被杀。凶手是另一庄员К.С.基塔耶夫，持猎枪向两位受害者头部射击，其本人也在过程中受重伤，第二天死亡。侦查进行中。

乌克兰共和国，切尔尼戈夫州切尔尼戈夫地区“新乌克兰”集体农庄，前马赫诺匪帮分子希利缅科及同伙图谋杀害集体农庄主席捷尔切夫。这些人已被逮捕，侦查进行中。

斯大林州，克列缅丘格地区“加里宁”集体农庄的一台联合收割机在作业时受损，撞上了蓄意插入地面的铁棍。斯大林州戈尔洛夫地区“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一台联合收割机撞上蓄意抛弃的铁丝卷受损。尼古拉耶夫州“舍甫琴科”国营农场联合收割机操作员卡普里亚（富农之子）在越冬小麦根部放火，烧毁32公顷，已逮捕。

格鲁吉亚共和国，苏卡里村被逐出集体农庄的扎格尼泽出于阶级仇恨持刀重伤集体农庄组长扎里什维利。扎格尼泽被捕，侦查进行中。
巴格达德地区集体农庄庄员罗米泽1937年因伤害庄员被捕，他出于阶级报复持刀重伤农庄主席哈扎拉则。罗米泽本人及敌视集体农庄建设的同伙戈洛泽米泽、莫纳里什维利已抓获。

亚美尼亚共和国，红村地区陶朱尔村集体农庄庄员安巴尔楚姆·巴尔塔尼扬是反革命叛乱-恐怖青年组织成员，出于阶级仇恨蓄谋毒害其他庄员，在饮用水源投放砷球。庄员们及时发现砷球，阻止了投毒行为。巴尔塔尼扬和其他同伙被捕。

列宁格勒州，佩斯托沃地区萨米提诺村62岁富农朱拉弗列娃为实施阶级报复，纵火焚烧集体农庄仓库和干草棚，造成84公担干草损失。朱拉弗列娃已被捕。
赤卫队地区大扎莫斯季耶村斯捷潘·基里亚宁无固定职业的儿子因反苏活动被镇压，于是纵火焚烧揭发者：赤卫队区农机站拖拉机手佩尼奥宁家，烧毁房屋两间。斯捷潘·基里亚宁已抓获。

奥廖尔州，韦尔霍维耶地区戈德科夫斯基村苏维埃辖区内一片25公顷的森林被烧。纵火者是前富农伊利亚·波尼亚季赫，作案目的是破坏集体农庄森林及毗连的15公顷黑麦田。伊利亚·波尼亚季赫已被捕。
茹科夫区“社会主义黎明”集体农庄一座亚麻仓库被烧，经济损失2千卢布。纵火者是15岁集体农庄少年热鲁杰夫，受其父亲和另一庄员库利科夫指使实施犯罪。此二人已逮捕。
卡拉切夫地区霍波夫卡村生产合作社主席、勋章获得者卡尔塔舍夫家被烧。纵火嫌疑人是集体农庄庄员、前中农安德烈·卡卢任、米哈伊尔·卡卢任和德米特里·提塔索夫，因卡尔塔舍夫揭发了他们在集体农庄的罪行，曾威胁要杀死他。此三人全部被捕。
阿廖什科夫地区日利诺村的一场火灾焚毁了新收割的粮食，包括：66公顷黑麦、48公顷燕麦、19公顷大麦和15公顷三叶草。此外，一个脱粒棚、一台内燃机、两部脱粒机、两部簸谷机和一部亚麻收割机也受损。纵火嫌犯：住在被镇压亲戚家的司机恰佩利尼科夫、前富农科斯特里奇金和集体农庄庄员、反苏者卢卡申已被捕。侦查进行中。

斯大林格勒州，今年8月13日阿列克谢耶夫地区“伏龙芝”集体农庄牧场的45头奶牛突然同时发病，症状为体温下降、躁动不安、抽搐、呻吟和流涎。这些病牛中一头死亡，其余的在现场采用传统手段：灌喂牛奶得以救活。后对放牧区进行彻底检查，拾获一个包含不明粉末的报纸卷。现已查明，奶牛大规模发病系阿列克谢耶夫地区颠覆-破坏组织成员、兽医士维克多·索洛马京所为，他在放牧区抛撒砷酸钠粉末，导致畜群中毒。侦查进行中，索洛马京已被捕。

内务人民委员部第1局第9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少校加托夫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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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联国安官员、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莫卓欣查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及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文件，得出1936-1946年苏联安全部门抓获各国“间谍”之人数统计。

其中，1936年共抓获3669名“间谍”，包括：意大利人1275、日本人1013、德国人596、拉脱维亚人129、芬兰人125、爱沙尼亚人66、英国人42、其他国家人423。

1937年共抓获93890人，增长25倍！员工在领导督促下努力工作取得更大成绩并不奇怪，但谁又能做出如此惊人的“突破”呢？具体来说，波兰人位居第一，高达45302名（相当于满员三个师），之后是日本人18341、德国人11868、拉脱维亚人7371、罗马尼亚人4031、芬兰人1658、希腊人1291、爱沙尼亚人1206、伊朗人135、英国人532、保加利亚人111、中国人15，其他国家人432。

1938年共抓获171149人，绝对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达到历史最高峰，比“平静的”1936年增加了46倍！波兰人再次蝉联“冠军”：56663，日本人34565、德国人27432，弹丸之国拉脱维亚也派出了“间谍师”：11490人，伊朗人5859、芬兰人5804、英国人5459、爱沙尼亚人5401、希腊人2171、保加利亚人1061、中国人2178（较去年翻了145倍）、其他国家人9273。

也就是说，1937-1938年即有26.5万余人因“间谍罪”被逮捕。

1939年苏联反情报工作业绩急速下滑，“仅”抓获2860人。波兰一如既往地“派遣间谍”赴苏自投罗网：600人，德国终于位居第二：159人，之后是拉脱维亚人63、罗马尼亚人53、芬兰人39、伊朗人30、法国人11、以及1个孤单的意大利人，其他国家527。

1940年数字再次翻番，显然安全部门总结去年经验教训，从失败中获得启示。共抓获4760人，波兰虽已沦陷，仍旧顽强派出976个“间谍”，之后是罗马尼亚人788、德国人587、日本人364、拉脱维亚人322、芬兰人218、英国人103、法国人24、意大利人2、其他国家1375！

1941年是苏联反情报很奇怪的一年，总共记录抓捕2800人，比战争爆发前显著下降。波兰人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第一名你恐怕无论如何想不到——阿富汗（908人）！德国人屈居第二：557、意大利人328、罗马尼亚人125、伊朗人75、芬兰人67，美国间谍被单独列出：39人、同样亡国的法国人81人、日本人15……但其他国家合计6450人，跟2800人总数不符，贝利亚的工作肯定在什么地方出了纰漏。

1942年开始把“间谍”和“叛徒”合并统计，其中“纯”敌方情报人员6869名，德国人占绝对多数：6087，日本人334、芬兰人37、罗马尼亚人34、伊朗人31、英国人18、波兰人17、其他国家人252。去年的冠军阿富汗去哪儿了？费解啊……

1943年抓获6787名，德国人6383、波兰人140、日本人85、土耳其人和罗马尼亚人27、英国人20、阿富汗人19、意大利人2、法国人1、其他国家人53。美国人空白——还不是因为《租借法案》。

1944年抓捕4419名，德国人3515、罗马尼亚人625、波兰人61（又来了！）、芬兰人45、英国人30、阿富汗人23、日本人19、意大利人6、美国人5、其他国家37。

1945年大战结束，反情报工作恢复平静，共抓获1842名，德国人1146、罗马尼亚人336、日本人67、芬兰人64、中国人63、英国人46、波兰人19、美国人17、阿富汗人9、土耳其人7、法国人4、意大利人1、其他国家50。

1946年抓捕4316名，德国人2616、日本人814、英国人288、美国人212（《租借法案》退出历史），波兰人照旧出现，可怎么还有1个梵蒂冈人呢？此外，“南朝鲜其他侦察机关”条目下也有34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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